谁在下地狱谁在上天堂
如果用时间的尺度来考察历史，当以百年为单位时，只能窥探到历史的兴衰更替；当以千年为单位时，很多的兴衰浮沉只不过是过往云烟；当以万年为单位时，人类所有的成就、失败和痛苦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当以亿年、亿万年为单位时，人类的一切行为活动都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点，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当以十年为单位来度量人类历史时，它相对于漫漫历史长河来说简直就是无法留意的一瞬。
然而，当把十年放在一个人的一生来度量时，它又是一个重大而漫长的阶段。十年足可以让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长成青涩的少年，又可以让一个青涩少年长成豪情满怀的青年……十年一剑，十年一梦……十年可以改变很多人和事，十年也可以考察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演绎及变迁。
十年的时间足够短，短到可以三言两语、盖棺定论；十年的时间也足够长，长到可以长篇大论、娓娓道来。人类都有逢“十”纪念的习惯。到2010年，21世纪前十年已经走完。“新世纪、新十年”，当一个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时光结束时，人们足可以对此做一个完整的梳理与总结。
自从踏进千禧年以来，人类的生活发生了很多改变。2009年末，在新世纪十年行将结束之际，美联社评选出了近十年来改变人类生活的50件事物。如手机，逾85%美国人使用手机，人们以手机短信沟通，电邮已不再流行；如“Google”，网络搜索已成为人类大脑功能的一部分，想起什么，搜一搜便有答案；如应用软件，这已不是苹果公司的专用名词，它应用于像笔记本电脑等整个十年来的新科技产品……
十年前互联网还没有风生水起，一些今日忙碌奔波的IT界人物还闲得发慌，整天往模板单调的BBS上灌水。今天人们已经可以手机上网，博客遍地开花，微博一往无前，网络购物前景无限，网民力量也所向披靡。
在十年前跨世纪的时候，很多人会问：“这是一个充满新奇科技的世纪吗？”现在，绝大部分都是你我能感同身受得到的，科技让人类的生活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
人类历史最近的这个十年呈现的最大特征就是高速和改变，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价值观的急剧改变，信息化、全球化、商业化主导着一切。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生存和商业方式，不仅使得全球化内卷化的速度和深度都有所加快，而且还改变了17世纪以来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叙述。受众产生知识，在日益抹平表面链接鸿沟的时候又形成新的社区化和部落化，以搜索和云计算为代表的技术，不仅在形成新的场域，也使得公共空间面临了多层的分化。”《开始的结束：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刘晖，《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1月4日。从改变个体生活开始，向消费模式的转变蔓延，这个类似于“雪崩”的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的反应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激烈而持续地进行着。
当然，相对于那些能感同身受到的生活变化外，发生在这十年间的全球性大事件则更为突出和显眼，它们时时占据着人们的视线，冲击着人类的心灵。在十年前跨世纪的时候，一些人也会问道：“这是一个充满新的灾难和冲突的世纪吗？”现在的事实似乎也正是如此。
自从进入21世纪后，这个世界就不太平。十年间，战争和军事冲突不断，如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俄格冲突以及黎巴嫩战争、加沙冲突等；十年间，恐怖袭击不断发生，“9·11恐怖袭击”的“余孽”至今乃至未来都会持续，另外还有如印尼巴厘岛爆炸、马德里火车站爆炸、别斯兰人质事件、伦敦地铁爆炸等典型恐怖事件；十年间，各种危机事件层出不穷，如以朝鲜和伊朗核问题引发的外交危机，以“非典”、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以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等；十年间，自然灾害频繁多发，如印度洋大海啸、伊朗巴姆古城大地震、卡特里娜飓风、中国汶川大地震等。
回顾过去的十年，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往往又是很残酷的十年。在全球范围内，战争冲突、恐怖袭击、疾病瘟疫、自然灾害等这些戕害因素，似乎仍然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主题，人们的安全感没有加强，相反觉得危机却越来越多。
在十年前跨世纪的时候，当时由于对完结了的20世纪充满各种见解和评价，尤其对先后两次世界大战和各国革命造成的人类历史争论不断，人们在享受20世纪后期的科技进步和战后几十年的和平以后，普遍希望21世纪的开头不要像20世纪的开头那样希望后面紧跟着失望。如今，21世纪的头十年已经走完，人类的一些美好希望正在变成现实，而“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惊人地相似”，在这十年间，一些不和谐的冲突因素仍然让人感到深深的担忧。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谈到21世纪的头十年与20世纪的头十年对比时，不禁忧心忡忡地有一种“政权末日”感：“彼时，正在崛起的是美国、德国、俄罗斯和日本；如今，则是中国和印度；彼时，爆发了布尔战争；如今，是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马丁·沃尔夫，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FT中文网，2009年12月28日。英国《独立报》则直接以“毁灭的十年”、“漂移的十年”作为对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评价。
十年前，当新世纪的钟声敲响时，人们都怀着美好的愿望，对世界的未来充满憧憬，但这十年间似乎并不美好，那么多战争，那么多灾难，人们甚至觉得危机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在2009年末，总结“21世纪前十年”的得失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媒体必做的选题。“史上最糟的十年”、“地狱十年”、“消失的十年”——这是美国《时代》周刊对21世纪前十年所作的概括总结。
的确，对美国来说，过去十年确实糟糕透顶：新世纪伊始，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所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以及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导致美国国力减弱，让全球政治经济版图重新洗牌。
对于美国在这十年的表现，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这十年是一个“大零蛋”：就业零增长，收入零增长，股市零增长。十年后的今天，虽然暂时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但已有评论断言，21世纪第一个十年是美国国力由盛转衰的开始。《时代》周刊评论认为，对美国人来说，本世纪的头十年可能是二战以后最沮丧、最失意的十年，美国梦开始变得暗淡。
在世界各国媒体对“21世纪前十年”的得失总结中，《印度时报》几乎是世界媒体中最乐观的。其评论文章认为，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是印度让世界走进来，那么21世纪头十年则是印度在世界舞台上的亮相派对。
从《印度时报》和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盛一衰”的对比中，可以洞悉在21世纪前十年间，世界格局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美国国力由盛转衰，而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使得全球经济实力的定位已从西方转向了东方和南方。
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金砖四国”首次举行峰会；八国集团首次同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和埃及等六个发展中大国发表应对全球挑战的共同宣言；由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组成的20国集团首次被确认为事实上的全球经济治理决策机制，取代8国集团成为永久性国际经济协作组织；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首次联手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重申“一致立场”。
新世纪十年，世界在经历剧烈的变革和调整，新兴崛起的经济体集团，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的格局，其影响辐射到国际政治和国际安全的各个领域。
进入新世纪后，世界多极化出现了一波高潮，在这波多极化的高潮中，大国之间的合作、制衡越来越多。多极化的结果是大国间的相互制约在增加，所以21世纪的前十年是一个世界格局关系的战略转换期——世界多极化加速，大国关系的调整加深，大国的合作面在扩大。
在国际格局的转换和调整过程中，“尽管在拆台和补台之间会有利益纠葛，但共治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已经是大势所趋”《专家点评全球新世纪10年风云》，黄海霞，《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1月4日。。也因此，在21世纪的前十年间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尽管冲突和灾难不断，但所幸的是，“世界没有犯下与20世纪头十年后同样重大的错误”——大国之间没有发生直接武装冲突，世界性的战争得以避免，世界的总体框架还算稳定。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翻过，在无法确定的世界大历史中，它的印象和意义都无法描述，不能简单地以“地狱时代”或者“镀金年代”来做一概括，对于过去而言它仅仅只是一段继承和发展，对未来而言也只是一种开启和预示。正如俄罗斯专家诺维克夫用“成长的命运”来概括俄罗斯过去十年一样：这段命运与之前的经历相关，也可能会影响下面的一切，命运本身是无法简单评价，但一切都在成长中。《美刊用“地狱10年”为本国21世纪头十年定调》，《环球时报》，2009年12月30日。
地球上第二大重要国家
在21世纪前十年的世界格局关系调整转换中，对于全球权力体系的变革，最为显现的事实是亚洲的崛起或者说“中国世纪”的开端。
在十年前跨入21世纪时，联想到20世纪初的中国，没有人会问：“21世纪对于中国人来说，还会以一个屈辱的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开头吗？”——这是一个伪问题，是一个不可能的问题，因此也就不会存在这样的谬问。但既然对比到两个世纪开头时的中国，就不得不联想到20世纪初（头十年）的中国是个什么状况。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在北京城疯狂地烧杀抢掠。次日凌晨，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和亲信仆臣，仓皇逃往西安。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呢，在一家国外历史网站上有这样的记载：“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西太后——逝世，享年72岁。1861年到1908年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都在慈禧太后的统治下，其间发生很多令人心痛的历史事件。慈禧太后还为了娱乐挪用海军的费用建造颐和园，扩建圆明园。这使得海军最终没能抵挡住外国侵略者的入侵。”
清朝统治犹如累卵、农民运动接连爆发、外国势力不断入侵，20世纪初的中国可谓是处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但是一百年后，21世纪初（头十年）的中国又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对于21世纪前十年的中国，一些国外媒体尤其是美国主流媒体似乎比中国人更关心，它们在2009年末的时候曾给予过一些特别的关注。2009年11月，美国《新闻周刊》刊发文章称，新世纪十年以来，“中国崛起”是全球最重大的事件：影响这个十年的实际上是许多相当不同的事件，一个不那么危险、不那么耸人听闻，却在长远看来重要得多的事件就是中国的崛起。
这篇文章分析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还是一个十足的第三世界国家，每天的人均收入不到1美元；而在21世纪的前十年中，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大约10%的速度增长，累计起来，这使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4.8万亿美元。中国工业化的速度是西方的3倍，欧洲用一百年实现的成就，中国只用一代人的时间就实现了。在应对这样大规模的转变时，真正令人吃惊的是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不管以什么为标准，中国成就的规模都是非凡的，这个十年真正的大事就是中国从第三世界国家崛起为地球上第二大重要国家。
另外，美国一家媒体研究机构的分析显示，“中国崛起为经济超级大国”成为十年来全球阅读量最大的新闻，在网络上的受关注度超过第2名400％，超过了伊拉克战争、9·11恐怖袭击等热门新闻，成为十年来最受关注的新闻事件。
而在2010年初的一些大型网络论坛上，英国《泰晤士报》的两幅漫画也成了热帖，漫画的主角都是“中国龙”：一幅描述的是一百多年前，“八国联军”瓜分中国的惨状，“中国龙”匍匐在地，掌断尾折，鳞开肉裂，纵然怒目喷火也只能任人宰割；另一幅是当今的“中国龙”，被画成一派顶天立地、翻江蹈海的气势，世界发达国家和一些大国似乎都不被放在“龙眼”里。虽然最新的“中国龙”表达有“中国威胁论”的意味，但两幅漫画形成强烈对比，还是让中国人感慨万分。
在21世纪前十年间，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尽管一直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这十年来中国一直呈现一种持续快速的增长态势。
中国经济保持着全球最快的增长速度，经济实力几乎呈几何级数迅猛增长。十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突破10万亿（2002年）、20万亿（2006年）、30万亿（2008年）元人民币大关，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这十年的最后一年——2009年，尽管中国经济只实现了“保八”（GDP增长率为8％）的增长目标，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达到50%，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这是二战以来全球首次出现的经济格局。《新世纪新千年首个“中国十年”献辞》，黄庭满，新华网，2010年1月4日。
2009年12月26日，有着世界上时速最快列车的中国武广（武汉—广州）高铁正式运行。这辆挂着“和谐号”标志的列车正是时下中国的一个绝佳隐喻。自从跨进21世纪后，中国这列东方快车载着13亿乘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呼啸着一路闯进对此毫无准备的世界舞台。
这个速度让中国自己都感到惊奇：2000年中国GDP总额约为1万多亿美元，世界排名第六位，人均GDP约为856美元；2008年中国GDP约为4万多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三位，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
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辐射到政治和安全等其他领域。中国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在世界格局和全球治理中都拥有了不可缺少的话语权，在这十年间，中国走到了世界舞台的最前沿。中国工业品在全世界销售，中国工人在全世界打工，中国汉语在全世界被人学习，中国士兵出现在全球维和的行列里……无论是维护地区稳定还是解救经济危机，无论是防扩散问题还是气候变化问题，中国的态度开始发挥影响力。当中国突然出现在全球体系之中时，世界似乎还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
如果说新兴大国的崛起是这十年来世界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那么中国在其中则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十年前中国正在争取加入世贸组织，还不知道可否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如今中国已经在G20会议上一言九鼎，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出演主角。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举凡重要的“演出”，中国几乎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听中国怎么说”已成为一种常态。“中国正在经历角色转换，从融入国际体系、接受国际规则到现在成为国际规则的倡导者、制定者和主导者。”《专家点评全球新世纪10年风云》，黄海霞，《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1月4日。
21世纪的前十年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全方位崛起的十年。一个在一百年前任人欺凌的民族，如今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正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地球上第二大重要国家”。新世纪头十年，中国不断向世界证明，这个历史上的传统大国将再一次走向崛起与复兴。
对中国这个国家及其人民来说，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十年。尽管有人觉得“我一听到神圣光荣这样的字眼就觉得害臊”，而且一些韬光养晦者也觉得每当提及“大国崛起”这样的“大话”时，总觉得脸上有一种“羞臊”的感觉。但当提及这十年的中国历史时，人们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想起这些“宏大”的字眼——过去的十年是如此的灿烂，特别是对于沉默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华民族来说，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光荣与梦想，也从来没有像这十年那样得到如此般地光大和绽放。
21世纪前十年作为中国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不仅迅猛发展成为地球上第二大重要国家，而且近代以来志士仁人提出的三峡梦、飞天梦、奥运梦、小康梦等所谓的“中国梦”，在这十年中都基本得到了实现和光大。
当然，在这些光荣与梦想的背后，也有许多迷茫和失望。十年里，中国贫富在迅速分化，差距不断拉大，迷茫在空气里弥漫，欲望和绝望在一起翻腾。
中国国内媒体《南方周末》在总结过去十年的中国时，用了许多众口一词的“没想到”——没想到农民也能领社保了、没想到国企又成了香饽饽、没想到考公务员比考北大清华还难、没想到怪病这么多污染这么重、没想到卖烤红薯的也在打手机、没想到左邻右舍都开上了车、没想到外汇储备能到两万亿、没想到中国经济这么快就成了世界第三……其实，大部分的没想到都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没想到中国崛起得这么快；另一类是没想到从“国强”到“民富”还有这么长的路要走。
爱尔兰《星期日商业邮报》在总结中国过去十年时选择了“变”作为关键词，其评论文章用乐观的语气写道：对中国及其13亿国民来说，过去十年是曾经自豪的中国在经历多年的臣服和屈辱后终于再站起来的十年……在经历十年空前成功和增长后，这个国家洋溢着自信。
确实，在21世纪前十年间，中国及其这个国家的每个公民都在经历着成长和变化。其中既有轰轰烈烈、彪炳史册的大事件，又有波澜不惊、平淡从容的百姓琐事。本书记录的就是在这十年间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在追求“光荣与梦想”、“崛起与复兴”过程中的大事件与大人物以及琐碎事和平凡人。
本书勾画了从1999—2009年间，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思想、体育、科技以及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全景式立体画卷。其中不仅交代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也讲述了一些“鸡毛蒜皮”琐事的具体经过。
全书分十章记述中国在这十年间的大局与大事，透析若干特别人物和事件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背景、意义，清晰地再现了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变革的脉络。
全书总体分为两大部分，上半部分主要叙写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光荣与梦想，突出表现中国在这十年中所取得的成就。主要包括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两岸融合、中国“入世”、“三农”问题、北京奥运会、载人航天、改革开放30周年等内容。
下半部分主要叙写人民的光荣与梦想，重点展现个体的命运特征，突出表现中国在这十年中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要包括文艺、法制、经济生活、天灾人祸等方面内容，如“选秀风潮”、“维权事件”、“讨薪惨剧”、“上学就业”、“安全事故”、“非典疫情”、“汶川大地震”等内容。
本书从1999年记录起，从发展周期来看，这一年中国的经济、社会都处于一个周期中的谷底位置，经过“交锋”、“归一”、“复苏”、“制衡”、“突破”，在2007年达到“高峰”后，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到2009年刚好走完一个完整的发展周期。本书在末尾部分总结各种发展教训，展望未来发展趋势，预示新的梦想又在召唤着未来。“创造”会让中国从低谷出发，又走向一个越发有希望的明天。
本书在一些事件的编排上并不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排列的，而是把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看作是一个庞大复杂的发展事物，按照各个事物所属的领域特性和类型来安排章节结构，从横向分门别类进行叙述。
同时，作为对这十年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梳理和总结，必然会涉及对古今中外历史上相关内容的对比和回忆，寻找到相关的历史印记和故事案例，以对照和印证今日之现实，所以本书特别设置了引论章节。引论部分主要包括美国梦与中国梦、中国“和”文化、“共和”的渊源及嬗变、中国的共和之路、中国的生命周期、新中国60年历史特征、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关系等内容。
细节往往蕴藏着最真实的力量。历史其实就是一连串瞬间镜头的组合，当人们追忆某一个时代的时候，在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常常是一个或若干个经典的画面。因此在每一类事件的叙述中，本书采用“讲述一个故事、列举一种现象、回忆一段历史、剖析一个背景、阐明一个道理、提出一个建议”的模式和方法展开叙述，运用新闻报道的特写手法，根据大量的报刊资料、采访材料和学术资料写成。
本书在大量现象描述中尽最大努力对问题进行事实认定和成因探寻以及背景分析，在分析问题后果的基础上，试图指出解决问题的一般性对策选择，尽量得出一个建设性的结论。这对了解这十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有一定参考价值。对于读者来说，此书是了解这十年中国历史的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对所有关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读者，都提供了一些思想资源和思考方法。
本书打造设置一个“中国梦”的概念和主题，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 转引21世纪前十年间中国的民生百态，勾连出各个具体的故事案例及论证说明。
面对前所未有的庞大而且复杂的十年中国经济、社会万象，一己之力显然势单力薄，因此本书选择以“实录”的形式来“叙述”这十年里众多大人物和大事件以及小人物和小细节，内容繁多，巨细混杂。但本书仍然只是这十年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正面和侧面，并不是全部，其中对于一些大事件也是往往几笔带过。
本书没有用传统的教科书或历史书的方式来写作，而是站在民间的角度，以真切而激越的心情来描绘这十年中国的成长、发展之路。新闻记者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者、观察者和思考者，全书体现出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道德良心和责任良知。因而，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弘扬主旋律的集合，也是记载中国一段历史的备忘录。全书把重心放在来自民间的百态上，关注普通人和老百姓的民情和民心，关注时代风尚和社会现象的变化。这本书的名字虽然叫“光荣与梦想”，但是内容里多数是反思，书中所叙有大篇幅的国家建设成就，但仍以指出中国的问题为多，这不是否认国家的进步，而恰恰是要企及更好的发展。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 列宁也曾说过：“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人民只有从过去的迷失中吸取教训，才能避免未来的悲剧重演。只有不断反思，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和不断改进。所谓以史为鉴，而历史就在人们希望的地方立足等待……就此而言，本书希望为每个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都提供一个回顾和反思的机会。
一转眼之间，一个世纪的十年已悄然走过。对许多人来说，除了年轮的日渐增长外，十年几乎是悄悄地滑过，很少有人留意宇宙中这短短的一瞬到底留下了什么。很多人都想从这十年的发展变化中回顾一下自己所亲身经历的历史，并且从历史的趋势中看到自己的未来和国家的命运与前途。
其实国家也如同一个机体完整的人，国土、子民等要素就好比其身上的器官或细胞，每一处器官或细胞发生异常，都会引起国家的不安。国家既要有系万民于一身的胸襟，也要有“一人不安，举国难欢”的心怀。国家也有表情、脉搏和心绪，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和跳动。跟人一样，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国家的表情、脉搏和心绪也会出现喜怒哀乐和轻重缓急。
本书所记述的每一个事件都能引起国家表情、脉搏和心绪的变化，就让我们一起来追忆这十年中国的历史，共同感受国家的表情变化、脉搏跳动和心绪动静吧！
作者
2010年1月
美国梦想：我有一个梦想
16世纪中期，欧洲殖民者在非洲大量掳掠黑人，把他们贩卖到美洲为奴隶，以弥补美洲的劳动力不足。这种惨无人道的奴隶贸易持续了大约三四百年时间，直到19世纪中后期，在1863年1月1日，当时的美国总统林肯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奴隶才在法律意义上获得自由。
但一百多年后，到了20世纪50、 60年代，美国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现象依然严重。美国黑人仍然是下等公民，挣扎在社会的底层，生活贫困，不能像白人一样享有人格自由和活动自由。
在这一时期，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民权运动。1955年12月1日，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位叫罗沙·帕克斯的黑人妇女在公共汽车上因拒绝给白人让座，被以蔑视“关于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法令”之罪逮捕。四天后，该市5万多名黑人组织起来，举行罢乘运动，抵制这种歧视性规定。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联邦地区法庭最终裁定，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违宪，最终予以取消。
领导这次著名的“蒙哥马利罢乘运动”的人叫马丁·路德·金，是美国民权运动领袖人物。1963年8月，马丁·路德·金又组织了美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自由进军”运动，率领20多万黑人向首都华盛顿进军，为全美国的黑人争取权利。在林肯纪念堂前，他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在演讲中，马丁·路德·金连用六个“我梦想有一天”，以诗一样的语言和热烈的情感，表达对自由、平等和幸福的渴望。
“朋友们，今天我要对你们说，尽管眼下困难重重，但我依然怀有一个梦。这个梦深深植根于美国梦之中。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冈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一个非正义和压迫的热浪逼人的荒漠之州，也会改造成为自由和公正的青青绿洲……”
马丁·路德·金在这次演讲中抒发了他作为一个黑人内心最热烈的梦想，呼吁种族平等、人格尊严。在这次著名的游行和演讲之后，迫于巨大压力，美国国会于1964年签署了民权法案，宣布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为非法政策，禁止在各行各业中存在种族歧视规定。同年，35岁的马丁·路德·金以“非暴力争取民族平等权利”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
尽管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运动取得不小成就，但黑人争取民权的现实道路仍然艰难，每一次进展都受到阻碍。虽然法律声称公民的权利已经平等，但在现实中存有偏见的白人仍然与法律背道而驰。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前往孟菲斯市领导工人罢工，在下榻的汽车旅馆里，被种族极端分子刺杀身亡。马丁·路德·金的遇害引发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黑人抗暴斗争浪潮，席卷了全美一百多个城市。
马丁·路德·金一生为黑人谋求平等权益，功绩卓著，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精神和事迹被载入美国史册，激励着人们为种族平等而奋斗。他那篇家喻户晓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让很多人难以释怀，成为一代代后人追寻自由、平等和幸福生活梦想的路灯。
若干年过去了，尽管美国社会还一直存在着种族和民权问题，非裔、拉丁裔和亚裔等在美国仍受歧视，但美国民权事业已取得了巨大进步。在20世纪末，美国社会已习惯了大量的黑人警察、黑人官员、黑人明星，成千上万的普通外裔人口进入了中产阶级，获得了医生、律师、银行家、科学家、经理等职业和地位。
越来越多的外裔人口踏上了马丁·路德·金和林肯的梦想旅程。在21世纪开始之际，2000年，鲍威尔成为美国第一个黑人国务卿；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这是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第一次迎来了一位非洲裔黑人总统，成为一个标准“美国梦”的新版本。奥巴马的胜选演说——“Yes we can（是的，我们能）”，无疑将“I have a dream（我有一个梦想）”具体化和形象化，让整个世界再次感受到“美国梦”的力量和希望。
事实上，在世界上多数人的眼里，美国是一个以梦想成真而著称的国家，是一个寄托了人们梦想的国度。“American Dream”这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名词，是世界上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追求的梦想。
在300年前，18世纪初，当一群英格兰移民乘坐“五月花”号帆船横穿大西洋来到北美洲的马里兰，想寻找一块清教徒能居住的净土时，从这个时候起，一个至今被奉为传奇的“梦”——“美国梦”就开始萌芽了。
18世纪来到美国的移民都是欧洲的弱势者，最典型的是英格兰的清教徒和德国的破产农民。由于早期美国土地广袤而人口稀少，移民都能获取大片肥沃的土地，当时拥有足够多的土地就意味着财富和成功；后来随着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西部发现金矿，一些人因掘金而一夜暴富，这波“淘金潮”推动了移民西进的浪潮，也为美国梦抹上了浓厚的“黄金色彩”。因此，早期的美国梦基本上就属于是“土地和黄金”的“美梦”。
另外，在早期移民者来到美国时，美国还处在殖民统治时期，移民者对政治平等要求格外强烈，并自发地开展了许多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于是“平等权利”也成了早期美国梦的一个重要内容。
不过，在早期美国梦中，移民者的大片土地是通过屠杀当地印第安人而获得的“无主之地”；高产农田的耕种者大多是从非洲掳掠来的黑奴；西进掘金的劳力是血泪交加的华人苦工。所以，早期的美国梦更多的是欧洲移民梦，是一场血淋淋的不义之梦。
到了19世纪下半叶，在美国南北战争前后，美国开始了工业化。外来移民更多地进入到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等新兴工业城市。从此，“美国梦”就有了新的内涵。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靠个人奋斗起家的工商业巨子，如依靠个人发明而创立通用电气公司的爱迪生，靠采掘石油起家的洛克菲勒，靠银行起家的摩根，靠发明汽车生产线起家的福特……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出身寒微，但通过勤奋终于创立了自己的庞大事业，成为传奇人物。
于是，在19世纪末以后的美国梦中，核心是依靠自己的奋斗而取得成功，这种靠个人智慧和奋斗而实现梦想的模式一直贯穿到美国梦当中，也成为美国梦的最核心内容和最普遍的解读。
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微软的比尔·盖茨、雅虎的杨致远等商界领袖人物，以及当时的国务卿鲍威尔、总统奥巴马等政治领袖人物成了美国梦的新偶像。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年纪轻轻就积累了庞大资产，走向了权力的巅峰。他们活生生的故事似乎表明，只要有智慧，肯奋斗，在美国就可以成功，就可以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
经过300年的不断酝酿，美国梦的前赴后继者们，不仅用勤奋、辛劳与智慧创造出眩人的个人财富和地位，而且用勇气、胆识与决心缔造起强大的国家和民族。因此，以“只要在这片土地上不懈奋斗，便能获得成功”为核心元素的“美国梦”，开始成为美利坚民族及其追慕者们的共同信仰。
美国梦想：最后的帝国
300年后，美国已成为全球最顶级的富饶强盛之邦，而美国梦并没有消逝，只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增添了许多不同的注解。而至于究竟什么是“美国梦”，一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一个公认的严格定义，更没有一个确定性的内容。不同的人对“美国梦”有不同的解读，有的人称之为自由和平等，有的人说就是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有的人甚至赤裸裸地说就是名望和财富……表面看来，美国梦似乎就是纽约的奢华时尚，好莱坞的星光璀璨，西雅图的不眠夜，佛罗里达的拉丁风情……而如果将这些内容综合起来，一般而言，对于个人来说，“美国梦”的根本性内容实际上就是“一种可以通过努力而达到梦想的平等、自由的环境和机会，是一种相信只要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致更好生活的理想”。
美国梦包含了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首先是国家提供了人人都能成功的机会，人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其次是成功取决于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而不是家世和背景。因此，“美国梦”的基本含义就是“凭借个人奋斗就能获得成功、赢得幸福”。
美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移民国家，其国民几乎来自世界各个角落。一些研究移民史的专家学者指出，不论古今中外，移民在各个社会中均属最活跃、最富于冒险精神的群体。这个以改善自身生活为目的的社会群体，往往表现出超常的适应力和杰出的创造力。美利坚民族的品格里充满着这种以“开拓边疆、不断进取、力图变革”为特征的移民精神，“这种精神既具有在开发新环境中形成的讲求实际的求实品格，又具有在离开家园时就怀有的那种闯荡新世界、寻求新生活的理想”《奥巴马能否再现另一个“美国梦”》，余志森，《解放日报》，2008年11月20日。，只要你有才干、肯奋斗、保持着理想，你就能成功，甚至可以问鼎最高权力。
当撇开个人，对于美国这个国家来说，长期以来，美国梦与其说代表着一种梦想，不如说这个梦想更多地意味着现实：富足、强大、霸权……
翻开不算长的美国历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迎来黄金发展年代。美国依靠良好的国民教育、先进的科学技术、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等因素一举成为当时世界上的新型大国。1894年，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美国历史新的转折点，无论是整体经济规模还是教育文化事业，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科技地位……美国都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强国，并由此开始主导世界。
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任时，曾在一次讲演中以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为例，声称“美国将成为人类最后唯一的帝国”。威加四海的“美利坚帝国”（American Empire）似乎已蔚然大观，继克林顿总统之后，美国总统布什2002年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表示，美国要做“山巅上的灯塔”。的确，克林顿和布什都说出了美国心中的一个国家梦，如果要问今天美国最大的国家梦想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建立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强大帝国和全世界的主导者”。
因而，在美国梦里，有美国式的奇迹，也有美国式的霸权。美国已经不自觉地认为，只有在美国的领导下，各个国家和各种文明才会和平共处，才能共享美国梦的幸福生活。
无论是对个人而言，还是对国家而言，在种种美国梦中，有些对人类是福音，有些则是噩耗。但无论如何，“美国梦”似乎梦必成真，总有挡不住的感觉。
美国梦背后的真正动力到底是什么？一些分析家认为就是对财富的渴求和追逐。美国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马修·沃肖尔曾指出：“对金钱的追求，是‘美国梦’中不变的成分。”“然而，恰恰是对财富的过度追逐，使‘美国梦’也在变味，逐步丧失了对世界各地人们的吸引力”。如果说早期的美国梦还提倡靠“诚实和勤奋”来致富，后来则是越来越热衷于寻求“快速致富”，经济的投机化、泡沫化使人们总是害怕自己的财富会突然消失。
在时代的变迁中，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霸权地位和独断专行也越来越肆无忌惮，使不少外国人一提及“美国”这个词就充满反感，美国梦对世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因此而削弱。
对于美国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光荣与梦想，20世纪中期《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及作家威廉·曼彻斯特曾做过一段忠实记录——《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这是美国的一部断代史，勾画了从1932年罗斯福总统上台前后，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任期内“水门事件”的四十年间美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全景式画卷。
这是一部场景宏大、又描写细腻的历史著作。作者对这四十年间美国历届政府从诞生到终结全过程中的两党纷争和内部分歧，对这一阶段全世界所经历的每一件大事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叙述，尤其是与美国有关联的事件给予了特别细致的刻画。
在这部实录中，从经济大萧条、总统竞选、二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爆炸、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肯尼迪遇刺身亡、尼克松“水门事件”，到美国人的精神风貌、社会时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再到演艺界的奇闻趣事、妇女的流行服装、青少年的时髦追求，甚至英语词汇的最新演变和人们的性观念都做了细致入微的讲述。对于每一位读者来说，阅读此书是从本质上深刻了解美国那一段历史的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
这部断代史基本上反映了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初爬出经济大危机的“谷底”后，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登上世界霸权宝座，然后又经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变故而急剧衰落的历史过程。
在全书的结尾处，作者写道：“在干预了国外冲突1/3世纪之后，美国人民再次转而内向，他们要在与世隔绝中寻求安慰，在孤立中寻求复兴。”这些话流
露出作者及美国人民对美国往昔盛世荣光的怀念、感慨，也包含了对未来梦想的寄托和展望。
而经过将近20年的“向内”复兴后，威廉·曼彻斯特及美国人民的那些寄托和展望在20世纪90年代再次变为现实，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美、苏两强争霸的世界格局结束，美国似乎成为世界的唯一主导者，“美国梦”再一次得到光大和提升。
但好景不长，进入21世纪后，美国又开始转而向“外”——充当世界警察，实施霸权政策。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加之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美国国力开始减弱。在21世纪前十年结束之际，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认为，21世纪的头十年可能是二战以后美国最沮丧、最失意的十年，“美国梦开始变得暗淡”。
追梦中国：百年中国梦
梦想是一种奇妙的东西，人一生的追求其实都是对梦想的追寻。梦想给予人们以方向和目标，赋予人们动力和能量，促使人们不断向前进步。历史上任何国家的崛起也离不开梦想的召唤，梦想之于个人可能会成为改变命运的动力，之于国家和社会则可能成为发展进步的源泉。梦想凝聚社会能量，推动社会发展，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人去奋斗。
梦想的含义是多方面的，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现状和需求来阐发。比如在政治上，人们能够拥有平等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有同等的地位和公民权；在经济上，人们能够获得同等致富机会和待遇水平，拥有平等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在文化上，能够得到尊重和理解，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自由等等，而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梦想归根结底就是要国家独立、繁荣、富强，人民幸福、自由、安康。
任何一个国家及其人民都有一个强国富民的梦想，中国这个传统的大国及其人民也一直在努力奋斗着这个梦想。在如今全世界都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强大时，“中国梦”也就很自然地成了人们感兴趣的话题。
中国自古是一个大国，在近代以前的2000多年里，中国始终都是东方的独立富强国家，但是到了近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外来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击碎了天朝上国的美梦，国家渐渐走向衰落。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噩梦实在太多：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庚子赔款等这些噩梦自不待言；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等等，中国人民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些斗争和探索虽在一定的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却一次又一次地归于失败。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当时他首次提出了“欲使中国为世界最强之国，最富之国，又政治最良之国”的中国梦。但孙中山的中国梦未等成真，黑暗重新笼罩中国大地，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国内军阀割据混战持续不断，中国相继进入了十年国内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的大战乱时期。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中国都处在国家动乱和内部斗争的状态中，到1949年夏，三年解放战争结束后，中国从总体上才迎来和平时代。中国终于从内部斗争与抵抗外侮的艰苦磨难中迎来新生，中国人民开始追寻真正的独立、繁荣、富强的中国梦。
1956年11月，在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中国梦”，他说：“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尽管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出现过种种挫折和磨难，但中国朝着这一梦想迈开的脚步却坚实有力。前30年的艰苦奋斗，后30年的改革开放，都结出了累累硕果。一个初步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已屹立于世界东方，“小康社会”的理想不再遥不可及。经过新中国成立后60年的努力，尤其是在改革开放30年里，许许多多个人和企业，在给社会做贡献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梦想，他们奋斗成功的本身就是对“中国梦”的诠释。这使得中国人能够更加自信和从容地立足于世界去探寻自己的中国梦。
200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江泽民指出：“从二十世纪中叶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现在，中国也正以一个充满活力的崭新大国形象呈现在世界的面前，一个生机勃勃的复兴国家形象再次喷薄而出，中国梦变得越来越清晰可见。
2006年，中国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这一年恰逢孙中山诞辰140周年，而青藏铁路的最早倡导者和规划者就是孙中山先生，他的这一宏愿在21世纪之初终于变为现实。其实不光是青藏铁路，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设计的诸多梦想都变成了现实，而他的“欲使中国为世界最强之国，最富之国”的“中国梦”也正一步步得到实现。《纽约时报》前总编辑西默·托平曾多次来访中国，2008年10月，88岁的西默·托平再访中国时，从当年的南京解放谈起，老人称“新旧中国的变化看起来就像一部科幻小说”，“60年里，中国人已经实现了毛泽东那一辈人的梦想，即让中国重新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之一。”
自新中国建立之后，经过全体国人的奋斗努力，孙中山和毛泽东的中国梦正逐步得到实现，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得到全面地绽放和光大。
追梦中国：梦想照进现实
当然，中国的国家梦也包括了全体中国人的个人梦，中国梦是由无数的个人梦组成的，同时也构造着无数的个人梦。国家的强大是社会成长和公民发展的前提所在，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造就一个强大、统一和良好的国家主权。中国梦的实现还在于给每个社群、每个公民实现自己梦想的充裕空间，让公民追求和创造的冲动释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舞台，并让社群与公民的追求与国家追求保持和谐与统一。
所以，对于什么是“中国梦”，这其中包括了个人的中国梦和国家以及民族的中国梦两层含义。中国梦对许多渴望成功的个体公民来说，应该是指能够保证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奋斗精神，去争取美好幸福生活，实现个人价值和人生梦想的公平、公正的环境及条件。同“美国梦”一样，让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竞争的舞台，让每个人争取把自己能力发挥到极限，这也是中国梦最核心的价值。
中国梦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就是要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昌盛，而在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同时，也能为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中国梦也包含着外国人的追求，包括外国人在中国取得成功的愿望和梦想。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会用特定的、美好的词汇来形容自己的梦想。如美国人会用平等、自由、冒险、公平机会等来诠释美国梦；而中国人则会用和谐、和平、安康、富强等来描绘中国梦。
而与美国梦相比，中国梦的最大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中国梦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中国有13亿人口，中国的人口规模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大得多，而且从中国整体现代化进程来看，现在才刚刚开始，还处在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因此，中国的人口基数以及现代化的进展程度决定了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中国的成功者的规模将是史无前例的。
其次，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教育、环保等众多领域，这也决定了中国梦的范围和领域要比美国梦更加宽广。
另外，中国梦是与世界分享的。中国梦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同美国现如今的严格移民制度相比，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人可以做中国梦，而且可以使外国人也能够做中国梦。事实也正是这样，一批一批外国人士在中国发展中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显示了他们的人生价值。
最后，与崇尚个人奋斗、鼓励强者越强的美国梦相比，中国梦更加重视群体的感受。中国梦一方面鼓励强者越强，另一方面对落后者也不忽视，每个人凭借个人的能力去奋斗，但又不忘关怀与合作，以此将能产生一个更好的“大同”世界和“共和”时代。
尽管中国梦和美国梦对各自内容、特征以及实现方式有着不同的阐述，但对于幸福的追求却是包括中美两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和美国梦一样，从普通个人的角度出发，一个中国人的梦和一个美国人的梦是有相通的地方的，那就是对美好幸福生活以及个人价值的向往与追求；同时，美国梦相信只要坚持刻苦、勤奋、努力，就有实现梦想的一天，中国梦也相信个人的勤奋努力，这同样是中国梦的基础。智慧、勤奋与坚忍不拔是实现梦想的必要条件，社会的宽容与机制是实现梦想的大环境，就这一点而言，中国梦与美国梦都是相通的。
所以，在追求目标和实现方式上，中国梦与美国梦在本质上是接近的。事实上，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都可能如此，只要坚持努力，永不放弃，奋斗创新，梦想总会有成功实现的一天。
自进入21世纪后，中国步入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中国将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本上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人给自己设置的美好前景和梦想，这其中既包括了国家独立、繁荣、富强的中国梦，也包括了人民幸福、自由、安康的个人梦，这些前景和梦想正在被一步步具体化了的发展计划和举措变成现实。
中国能够体悟到中国梦的到来，世界也能够感受到中国梦的到来。中国人告别了噩梦时代，走进了张大美梦、制造光荣的时代。这是兑现梦想的时代，人人都可以，人人都有机会实现梦想。在成全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中国梦同时，也成全着这个国家每个公民的中国梦，还成全着世界公民的中国梦。
在中国人探求中国梦的征程上，21世纪前十年甚至二十年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历史上迄时为止最为辉煌和灿烂的时期，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光荣与梦想从来没有像这十年那样得到如此的呈现和绽放。“西部大开发”、“加入WTO”、“全面小康”、“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青藏铁路、三峡工程、神舟飞船、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这些都是中国人探求中国梦的成功见证。
美国记者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曾影响了一代中国新闻人。中国这几十年伟大的历史也应当孕育出一部同样的作品，而且，对一个正在崛起和复兴的国家来说，它更够得上“光荣与梦想”这样的题目。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充满机会和梦想的时代：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实力稳定而迅速的增强，无疑是值得骄傲的资本。和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相比，现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崭新而富有朝气。
历史上许多巨大的转折性变化，都是由微小的进步逐渐积累形成的。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在讲述宏大事件中应当从昨天的新闻热点细节说起——或许，这也是值得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特别记载的变化。而这样一部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不是某位作者一个人能够书写的，而是由全体中国人来写就的。
对国家而言，某一时期历史的伟大意义在于许多年后，一个中国人在表达其为什么热爱这个国家，为做一个中国人而骄傲时，会想起这一段历史的种种辉煌和磨难。任何成果越是得之不易，就越发让人珍视。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应该让未来的中国读者在读到今天的历史时，心底会自觉明白：我为什么要热爱和保卫这个伟大的国家……
在人生和国家的前进道路上，一个人的成功，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强盛，都离不开梦想的支撑、智慧的思考和勤奋的追索，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梦想照耀现实，现实滋养梦想；中国梦提升着中国，也感召着世界。让我们共同默祷“我有一个中国梦”，让我们衷心祝愿每一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中国梦！
〔导读提示〕
中国“和”文化思想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变？其本质是什么？在人类历史上，理想的国家和社会应该是一种什么状态？如何才能达到这种理想状态？中国“和”文化对此有何借鉴和参照意义？
“共和”政治思想的起源是什么？在西方社会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历程？其基本原则有哪些？中国的“共和”之梦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现实的？
和与共和：中国“和”文化辨析
2008年8月8日晚8点，被誉为中华民族百年梦想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开幕。在这场开幕式上，一个“和”字是其核心。当各种“和”字的图案不断变化出现时，展示了“和”在不同时代的演变，表现了中国汉字文化的源远流长，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和平”与“和谐”的向往与希望。奥运会开幕式之后，“和”成了最时髦的语言和流行字，被选为2008年度概括中国国情的汉字。
奥运会开幕式上精彩绝伦的演出，正是中国几千年来“和”文化思想的精髓和概括，表现了中国独特的“和”文化意义。
在中国文字中，关于“和”字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殷商甲骨文上。“和”源于“禾”，殷商甲骨卜辞上屡见卜禾的记载。“和”与“禾”在字意上是相联的，“和”字最原始字意就是“有饭吃”。
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和”衍生出“谐、合、调、协、顺”等多个同源词，形成了以“和”为中心的庞大词群。“和”还以图画、雕塑、戏剧等各种载体呈现，成为中国人哲学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中国“和”文化思想早在西周末年就萌生出来，约公元前七世纪，太史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合”思想。当时周幽王纵情逸乐，致使“王室多难”，大臣们预感到西周将亡。郑桓公郑伯时为幽王司徒，在与太史史伯纵论如何“成天下之大功”时，史伯言道：“商契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商契是商代的一个祖先，他能了解民情，“和合”施教，父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百姓和睦，皆得保养。而周幽王的问题就在于他不是以“和”的思想来治理国家，而是用“同”来专制。
中国思想史上从此便有了“和同之辩”，这标志着中国传统“和”文化思想正式发端。
“和同之辩”在战国时期得到进一步深化，在《左传》昭公二十年传中，有一段齐国大夫晏婴与齐景公的对话，晏婴提出了“和与同异”、“否可相济”的思想。晏婴把“和”的思想引用到政治上，他认为面对君主的意见，一个臣子不能因为君主的好恶而“附和”之，应该是君主认为可行的而其中有不可行的，臣子要指出它的不可行之处，而使其更加完善；君主认为不行而其中有可取之处的，臣子应指出其可行的方面而去掉不可行的部分，这就是“和”的政治思想。这个“和”在某种程度上就具有了一些现代政治文明的意味。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和”文化思想繁荣鼎盛期，此时期的诸子百家都提出了相应的“和”文化思想理念。
在儒家学派代表中，孔子将“和”的思想运用于人伦社会的道德修养中，在《论语》中就有“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观点。孔子把“和”与“同”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一个标志和尺度，以此来区分人，并进而倡导一种“中和”的思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儒家学派孟子把“和”文化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孟子观点中，“人和”是与“天时地利”相对应的，人不和的话，天时地利再好也不行。
儒家学派荀子也提出：“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的观点，认为“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
在儒家学说的其他作品里，关于“和”文化的思想亦很丰富。《尚书·尧典》在说到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应该怎样协调彼此关系时，提出了“协和万邦”的思想。《诗经》中有“亦有和羹，既戒既平”，从“和羹”即多样性的融合来讲“和”。
在《周易》中，“和”文化思想体现得更为突出，《乾·彖传》中提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意思是说，天道变化使得原有的人的关系和地位都发生了变革与冲突，这就需要各自端正其符合现实的性命，各正其位，各得其所。这样才能“保和太和”，只有“保和太和”，万物才能生长，万国才能安宁。后来的思想家把“保和太和”作为一种重要思想来弘扬。
在儒家思想学说中，“和”文化侧重于“治人”和“治国”，“和”更多地表现为处理人与人之间以及国与民之间关系的一种智慧。以儒学思想为基础形成的一整套教化、治国体系，将道德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利用道德的内在约束力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
除了儒家以外，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和墨家也都十分注重“和”文化思想的研究和应用。
道家不仅强调“和”的人际关系作用，而且还从生成本体上探寻“和”的作用。老子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从整个宇宙来分析事物的生成，三生万物，万物是阴阳“和成”的。
道家的另一代表庄子也指出：“夫明白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道家学派用“和”的思想开创了万物的本体论，确立了原始朴素的唯物史观。
墨家学派代表墨子认为“和”是治理个人、家庭、国家、社会关系的原理和原则，是其不分裂的聚合剂。
墨子认为国家、社会动乱的原因就在于“不相爱”，而“兼相爱”天下就能“和谐而治”。
先秦诸子百家的“和”文化思想的根本特质，就是强调“和”的协调整合功能，调解矛盾的各个方面，使之趋向动态平衡，从而实现囊括自然、人事为一体的“天人和合”境界。
秦朝统一中国之后，当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以后，其独断专制的做法是与“和”、“和合”精神不相符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和”文化思想只能以一种“潜流”的形式续存下来。
到了汉朝，统治者吸取秦王朝“任刑而不尚德”而被推翻的历史教训，提出“刑治”和“德治”并以德治为主的统治原则，如体现在民族关系上的“和亲”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兴起的自然（天道自然）与名教（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的论争中，玄学家郭象以“独化论”来消解二者的矛盾，实现名教与自然的致“和”；唐朝时期，盛唐的官府机构十分注重“和乐”的社会功用。
到了宋、明时期，“在宋明理学与心学中，‘和’思维通过道器、理气、心物的对立，然后在形而上的理性思辨或日常生活的良知体验中达到和解”《“易和哲学”论纲：社会和谐发展观的中国哲学理念》，漆思，《江海学刊》，2006年02期。。宋明理学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深重的历史责任感。北宋的张横渠提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在《正蒙·太和篇》中专门讲“和”的思想。南宋的朱熹在注释《周易》中，也发挥了“和合”的思想，在朱熹的理学中，讲到人是怎么来的时，他提出人实际上是“气和理的和合”。
在清朝时期，人们对“和”文化思想崇尚运用到皇宫大殿上，故宫三大殿就贯以“太和”、“中和”、“保和”的名字。
到了近现代，中国历次革命都试图要建立一个“共和政府”，“和”文化思想主要体现各民族、各阶层的民主平等与普遍和谐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实现了真正的“共和”。建国后中国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和”文化思想理念，在21世纪初提出了“和谐社会”与“和平崛起”的理念：对内寻求和谐，力求建立天地人伦和谐发展的空间；对外寻求和平，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顺着“和”的思维去认识和实践自然以及社会对象，形成了独特的“和”文化思想理念，并贯穿到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当中。
在儒家“和”文化思想的引领下，加之道家、墨家、理学等学派的补充以及后来各个时代学说的创造性发展，中国“和”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至少包含了这些内容：“天人合一、保合太和”的宇宙自然观；“和而不同、以他平他谓之和”的价值观；“以和为贵、和谐相处”的社会伦理观；“和平交往、协和万邦”的民族国家观等。
“和”文化思想作为中国人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思维特质与思维范式，对中国文化、文明的生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长久以来，‘和’思维及其‘和谐融通’理念整合凝聚了中华民族组成一个文明礼仪之邦，维护了国家的民族和谐统一；生态上‘天人合一’，注重‘天时地利人和’；政治上德法并重，追求‘政通人和’；经济上厚生利物，注重生态循环；思想文化上兼容并蓄，‘和’解佛学、西学等外来文化，使‘中和’审美成为中国文化艺术的准则。”《“易和哲学”论纲：社会和谐发展观的中国哲学理念》，漆思，《江海学刊》，2006年02期。
“和”文化思想与思维方式也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心态。“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和睦和美”、“和平共处”等“贵和”思想深入百姓的日常生活。普通百姓也以“和”为贵，信守“平和”、“和气”、“和顺”、“和美”、“和平”、“和睦”、“和谐”，乃至造反也要贯之以“义和”，从而使“和”文化思想观念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和”铸就了中国的文化与文明，有研究者认为：“我们中国、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说到底，我们是从‘和’而来的。‘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和’构成了中国人核心价值。”《中国人从“和”而来——访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王心竹，《光明日报》，2000年2月21日。
中国“和”文化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文明风尚的养成、政德政风的淳化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直到今天，贯穿其中的精神理念仍然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和”成为处理各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准则。
小至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凡是“和”的，大多都在进步、发展；反之，则退步、滞后，甚至给国家、民族和人类带来灾难。许多事实都证明，世界上大多争执只要采取了“和”的谈判协商方式，就能够得以“和平”解决。
凡万事万物的产生与变化，都可以用“和”文化来化解、包容、理解。面对价值多元、矛盾复杂的当今世界，用“和”文化思维方式去解决、处理矛盾，都会得到比较圆满的结果。
当然，中国推崇“和”文化思想理念并不是否认或不承认个体的差异以及矛盾的对抗。差异和矛盾是绝对存在的，“和文化”思想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强调冲突的多元性和矛盾的多样性。也正是由于矛盾和差异不断产生，不断变革和斗争，才使得各类体之间的矛盾得以化解与“中和”，这也是“和”的不断升华过程。“和”的核心就是“和谐相处、和而不同”——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
在当代世界走向全球化的进程中，在多元文明冲突与融合的背景下，中国“和”文化能够契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因此，若要实现心灵、家庭、社会以及世界的安定、和谐、进步与发展，中国“和”文化是最应予以重视和发扬的文化。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时俱进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中国正在谋求建立一个和谐的心灵空间、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力求实现天地人伦的和谐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要正确认识、科学运用中国传统的“和”文化。
“和谐发展”理念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人类共同意识。全球化时代精神的召唤与中国的和谐发展理念，都要求创造性地发展和利用中国的“和”文化。中国的“和”文化也有着无穷的活力与魅力，它能够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提供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在人、自然、社会、自我等诸多关系中建构起文化桥梁，以开辟人类和谐发展的新境界。
在当今和未来的世界上，一个最为响亮、最有感召力和引导力的字就是“和”字！它的声音将响彻全球，它的光芒将沐浴寰宇。
和与共和：“共和”的渊源及嬗变
从功能效用上讲，中国“和”文化的目的就是让各种关系实现整体性的“和谐融通”，让各种类体达到一种“共生、共存、共享、共荣”的理想状态。这些功能、目的都离不开一个“共”字，这就涉及“和”文化的更广泛、更深刻的问题和意义了，那就是“共和”。
在中国历史上，“共和”的出现比“和”文化思想的萌生还要早。“共和”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在这一年，西周的第10代君王周厉王因暴政被民众起义赶走，周厉王出逃后，由大臣周定公和召穆公共同执政，采用共和为年号，共和纪年共持续了14年。
在周、召二公联合执政前，亦即周厉王在位期间，由于周厉王贪婪、暴虐，又严禁议政，国人对厉王不满，开始“谤王”，周厉王大怒，命士臣监视国人，有“谤”者格杀勿论。这使得民众不敢谈论国家政事，对厉王的怨恨不断增加。这时大臣召穆公进谏，劝阻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但厉王不听，最后致使民众暴乱，公元前841年，周厉王被迫出逃，大臣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开始了14年的“共和”执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周召共和”时代。
在“厉王止谤”的经验教训中，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思想来看，民众有口，让民众开口说话，就如疏通河流，人民心中思想才会表达出来，民情民意才能反映出来。堵住他们的嘴，还有几人拥护呢？让民众开口说话，听取民意，共同参政议政，这就是周、召二公号为“共和”的基础，这种主张反映出了分享管理公共事务的执政思维。
“民众说话，共同议政”。这种共和的政治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空前光大，一度出现了儒家、道家、法家等百家争鸣的盛况，各家都纷纷提出议政执政的思想和主张。但这种繁荣的景象却随着秦朝统一全国后建立起来的以高度中央集权制度为核心的封建专制制度而萎灭殆尽。在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里，共和的政治思想始终都难以得到光复。
虽然共和的政治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中泯灭消失了，但这种思想却在西方社会中迅速发展起来，且其内容比中国古代所谓的“说话议政”这种原始简单的共和政治思想要深刻得多。
在西方国家，“共和”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思想。现代社会一提到“和”字，一般首先想到的词都是代表共和政制的“共和”，即共和政体，这也是现代社会对“共和”赋予的最普遍诠释。
共和政治思想的国家公共性观念与西方社会早期国家的特殊形态有关，其理论和实践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时代。古希腊的斯巴达、雅典等城邦，还有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城市国家，都曾是著名的共和国。而最著名的古代共和国，则是公元前509年建立的罗马共和国。
城邦是早期共和政治的载体，它由部落演化而来。在这一演化过程中，原来基于血缘关系的部落成员转变为城邦的公民，血缘团体所特有的封闭和排外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也转移到城邦的公民团体身上。这种公民团体的独特性在于，对外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但对内而言，具有公民身份的人相互之间是平等的，城邦属于全体公民所有。
亚里士多德在论及城邦政体时认为，只有“为城邦全体公民谋利益”的政体才是正确政体，那些“只谋统治集团自己的利益”的政体形式是反常政体。
亚里士多德等早期思想家从探寻理想政体的角度，揭示了共和思想的基本判别标准。这一传统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中发展到顶峰。
从古希腊以及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共和政治思想被称为“古典共和主义”，思想家眼中最理想的政体是“混合均衡政体”。
混合政体思想在古希腊的政治思想中已被人们熟悉，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设计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相混合的政体形式，他认为切实可行的最好政体是将君主制的智慧和民主制的自由结合起来。柏拉图的这一思想对亚里士多德产生重要影响，亚里士多德把民主政体与寡头政体相混合的政体作为理想的政体。在他看来，适合于一般城邦的最优秀政体是共和政体，在其中，权力不专属于任何一方，各种因素通过混合而达到一种有益的平衡。
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进一步发展了混合政体理论，他认为所有纯粹的统治形式或简单的政体形式都会以特定的方式蜕化变质：君主制易蜕变为暴君制，贵族制易蜕变为寡头制，民主制易蜕变为暴民政体。而三种蜕变的政体又会被革命所推翻，代之以新型的政体。每一种政体都会走向败坏导致动荡，陷入一个取代另一个的循环之中。波利比阿认为罗马共和国之所以能够跳出这个被动的循环，是因为他们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因素相混合，使这三种因素得到精确的调整并处于恰好的状态。罗马共和国通过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进行统治管理，这些机构之间互相制约，互为补充，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避免了自发的衰败倾向。
古罗马政治哲学家西塞罗沿袭了波利比阿的思想，西塞罗认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这三种基本的简单国家政体每一种都包含固有的弱点。“混合政体的优点在于它的公平性和稳定性，因为它既包含三种基本国家政体的积极方面，即王政的智慧，贵族的权威和民众参与协商的可能，同时又不存在任何引起变更的始因，因为在这里每种因素都稳定地处于自己应有的地位。”《〈论共和国〉译者序》，王焕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2月。西塞罗曾对适度混合起来的政体称赞道：它融汇了“君主对臣民的父爱、贵族议政的智慧和人民对自由的渴望”。
到了中世纪（约公元476—1640年），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后的一千多年里，在世界范围内，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封建割据带来频繁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无尽的痛苦，中世纪被称作欧洲文明史上的“黑暗时代”。此时期的共和政治思想也被严重束缚打压，基本上为经院哲学所淹没。在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中，人们对于共和制度的认识和应用基本还是停留在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思想的一种延续。
到了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伴随古典人文精神的复苏，共和精神得以回归。在文艺复兴时期，共和思想的主要理论家有马基雅维利等先驱，马基雅维利认为，“混合政体（mixed constitution）”、“均衡政体（balanced constitution）”其实就是共和政体的代名词。
古典共和主义的精髓就在于“混合均衡政体”思想。在古典共和主义者看来，人类所能构建的最好的政体应当是同时兼具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者好处的混合均衡政体，即共和政体。其最大的优点在于把领导决断、精英统治和大众民主三者进行混合，由社会几个基本成分共同组成政府，从而兼顾国家各阶层的利益，做到尽可能的公正。
在古代，虽然共和政体名义上是所有公民共享的制度，但实际上多是贵族共和，在那些共和国里，只有贵族才有参政的权力。古典共和主义面对的一个惨痛的教训是：“许多古代的共和国在无休止的派系纷争中走向内乱、衰微和灭亡。古代的斯巴达共和国在存在了800年之后为马其顿征服，古罗马共和国最终也蜕变为罗马帝国，中世纪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小共和国更是昙花一现后不复存在。”《共和主义：从古典到现代的嬗变》，叶海涛，《江海学刊》，2006年04期。
文艺复兴过后，到了17、18世纪，共和主义思潮转移至英、美等国家。17世纪英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共和主义者，比如哈林顿、西德尼等人，他们把共和思想用作对抗王权思想的核心主张。继英国之后，18世纪末美国在革命和建国初期，共和主义的理念也起到了精神理据的作用。
17、18世纪也正是英、法、美等国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古典共和主义观念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变化。人民主权成了共和政体的一个重要原则，而共和也被看作是最能实现人民主权的政体形式。由洛克、孟德斯鸠、休谟等人对古典共和理论作出改造和发展，他们把基于特定阶级和集团利益的分权与制衡发展成为基于政府职能的分权与制衡，这种分权理论构成了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国家中普遍采纳的政府组织原则。在此过程中，共和主义者为共和政治理论加入了一些“现代”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与自由主义的联姻，实现了古典共和主义向自由共和主义的转变，亦即向现代共和主义的转变。
现代共和主义与古典共和主义区别开来的一个基本标志是混合均衡政体转化为分权均衡政体。混合均衡政体以阶级的划分和参与为基础，要求代表某个阶级的政府部门参与政府的一切职能；而分权均衡政体则以政府职能的划分为基础，强烈主张将各个政府部门限制在其适当的职能范围内，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被分配给三个不同的政府部门执掌。
现代共和主义相对于古典共和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就是普遍颁布宪法规定政府形式，在宪法中规定一系列基本人权，并由独立的司法机构监督政府遵守人权法案。
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共和主义曾被更强有力的自由主义和契约论的政治思想潮流淹没，共和主义思想一度沉寂多年。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现代共和政体发生了另一个革命性变化，那就是从非传统的贵族共和制转变为民主共和制。实际上，不仅古代共和国不是民主国家，现代共和国在诞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不是民主国家，而是贵族色彩淡化了的贵族共和国。在19世纪中叶，随着议会制改革、选举权的扩大，现代共和国开始从贵族色彩淡化了的贵族共和国向民主共和国转变。
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是共和主义的重要代表，她主张“自由宪政的共和主义”思想，认为“自由的深渊”需要有“宪政的制度”来弥补和制衡。
20世纪以后，西方共和思想的倾向性强调制衡原则对于维护共和制度的重要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政治理论的主要争论是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进行，而新的共和主义则力图超越它们的对立，试图开辟出第三条道路。在当代的政治思潮中，所谓的新共和主义影响正在扩大，被称作公民共和主义（civic republicanism）或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但有人认为这其实是对古典共和主义的回归，并无多少创新的内容。
从古代原始共和思想到古典共和主义，再到现代共和主义以及公民共和主义，共和政治思想的发展脉络表明，其基本原则是主张“公”、“共”与“和”。“公”即天下为公，共和政体是公平、公正的政体，公平、公正不一定要通过全体一致参与来达到，而是可以通过公平的代表来体现；“共”即把国家和政府视为不同的个人、集团、阶级的公有物，而非任何个人、集团、阶级的私有物，其权力是公有物，而不是私人的，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国家和政府应当为公共利益而努力，目的是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和”即用和平的方式参与和处理政治事务和政治纠纷，用和平而非暴政、以理性说服而非武力征服的方式解决政治歧见或取得权力，通过商议与妥协的方式解决彼此的利益和主张冲突。在这三者关系中，“公”是“共”与“和”的逻辑前提，“共”是“公”与“和”的政治保障，“和”是实现“公”与“共”的路径依赖。
共和主义新的发展方向将是共和与民主以及宪政的结合。“现代的共和只能是民主的、宪政的，共和理想的落实离不开宪政、民主的制度，而民主、宪政又不独立包含‘公’、‘共’、‘和’的共和理想。”“共和离不开民主、宪政，民主、宪政也离不开共和。”《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刘军宁，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2月。
共和政治思想作为基本价值在不同的文明历史阶段曾得到普遍接受。共和政治思想涉及的问题几乎涵盖了政治理论的各个方面，包括自由、平等、民主、自治、善和美德以及政治参与、协商对话、公民身份等等。共和政治思想的原则和主张在人类发展史上一直焕发着夺目的光芒，它的观念和思想弥久而愈新，将成为人类永恒的政治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选择。
共和中国：走向共和
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周召共和”萌发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共和”政治思想，但这种思想却始终没有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西方社会正处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城邦制度的繁荣时期，共和政治思想以城邦制度为载体开始萌生、发展。城邦制度下的社会是典型的财力社会和商业社会，这种社会主体需要广泛的平等竞争意识和健全的契约、法律约束，这使得城邦制度下的国家有了走向“共和”的可能。同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正处在春秋战国纷争时期，邦国制度让各诸侯国之间纷纷展开争霸斗争。此时期中国诸子百家争鸣的社会思想格局让中国也有了走向“共和”的可能，但邦国制度下的社会实质是一种权力社会、武力社会，归根结底要走向集权。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诸侯争霸的纷乱格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在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里，各个朝代都基本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当西方历经了古典共和主义、现代共和主义等各个政制繁荣时，中国却一直都处在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之下。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制其实无所谓好坏与优劣，衡量其是否有用的一个重要标准就在于它是否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以古希腊与古罗马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选择城邦制度，最终走向共和，与其当时的工商业社会及文明有很大关系。中国选择邦国制度，最终走向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与其当时的农耕社会及文明有极大关系，而且似乎只有这种政制才能更好地推动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之下，有利于封建国家及其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而且更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秦朝以后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经济社会的发展遥遥领先于西方国家，处于世界经济、文明的中心位置。
中国持续发展了两千多年的高度文明一直延续到17世纪初叶。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西方英、美、法等国相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却依然在封建社会道路上徜徉、徘徊。尽管中国在15世纪的明朝中后期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就其产生的时间来说并不太迟，但其发展缓慢。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封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严重束缚。到了清朝末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已经大距离地落后于西方的发展，一度繁荣的中国走向了衰落。
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强盛的经济、军事实力，加紧对外扩张，也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840—1842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在外部，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八国联军在北京横冲直撞，“中法战争”让“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连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小国”日本也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强迫签订《马关条约》……而在国内，中国相继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战争烽火四处燃烧……中国完全处在了内外交困的岌岌可危状态。
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家、民族危局，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中叶这一百多年间，中国开始了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富强以及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共和为目标的奋斗之路。
在19世纪40年代，外国的坚船利炮在打开中国的大门同时，也惊醒了一批满怀爱国热忱和经世之志的人士。他们开始冲破传统的“贵华夏”、“贱夷狄”的思想藩篱，抛弃虚骄自大的陈腐观念，以新的眼光审视世界，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逐渐成为一股社会思潮。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朝政局犹如累卵。此时西学已较为广泛地传到中国，对中国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产生了猛烈的冲击。一些开明分子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发展了“师夷制夷”的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主张开始畅行。此时清政府的权力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一部分官绅认识到中国的新变局，主张学习西方“长技”，以自强求富，兴起了旨在推动王朝中兴的“洋务运动”。
由于经费不足、能源不济、国力羸弱、政策受限等原因，“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只能是“袭其皮毛”，无论怎样“竭蹶步趋”，也没能让中国富强起来。历经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后，洋务运动宣告失败。
洋务运动的失败让当时的“实业救国”、“技术强国”等计划和梦想破产，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对中西文化的体用关系进行深刻反思。他们发觉西方的富强之本在于“通民情、参民政”，“上下同心”，因此认为中国更需要一场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变革，一些先进分子进而提出改良政治、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要求。
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的推动，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政治改革的“戊戌变法”运动。“戊戌变法”希望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让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近代化道路。但由于变法运动触及到了当时权力阶层的根本利益，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随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囚禁，维新派遭到捕杀。历时仅103天的戊戌变法归于失败。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血腥镇压“戊戌变法”的两年后，在内外压力之下，连慈禧太后本人也意识到，不改革就没有出路。1901年初，被八国联军炮火赶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发布了一道变法上谕：“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清政府试图用“新政”来挽救其统治危机。
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同时，朝野掀起了一场“立宪运动”。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是一个在君权问题上充满矛盾的文件，它将立法、行政、司法大权归于君主，国民的权利只能来自君主的恩惠。1911年，清政府“皇族内阁”成立，骗局被彻底揭穿，“新政”、“立宪”运动破产。
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政”、“立宪”运动……这些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抑或暴力反抗，或者是温和改良的救亡计划，在中国都失去功效。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计划和行动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封建制度，要改变、拯救中国危状，必须进行一场剧烈的社会变革，更迭社会制度。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针对各种救亡图存计划的失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决心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的统治。
孙中山早年来到美国，受过西式教育，深受西方思想影响。1894年11月，在进步华侨的支持下，孙中山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创立兴中会。这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它以救国、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宗旨。
1905年8月，在兴中会等多个革命组织的基础上，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了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纲领，随后，孙中山又把这一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有明确政治纲领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同盟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在政治思想论战和发动武装起义方面进行了大量活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民主共和思想以及科学精神遭到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的强烈反对。于是，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政治思想上展开论战，论战围绕着三民主义纲领进行，即：要不要建立共和国，要不要用暴力推翻君主专制，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这场论战规模之大，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是空前的。
在发动思想论战的同时，革命派还连续发动和组织了萍浏醴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等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多因准备不足，单纯冒险，结果都归于失败。
从1910年起，群众性的抗捐、抗税、抗租和抢米风潮在全国各地不断爆发，以四川为中心的湘、鄂、川、粤四省掀起“保路运动”，形成了广泛的群众性反抗清政府统治的运动。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以后，同盟会领导人决定把革命的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之后在湖北武汉实现了当地革命组织的大联合。1911年10月10日深夜，武汉革命军分三路向清政府湖北督署发起猛攻，次日凌晨，革命军攻下督署。随即，革命军先后占领了汉阳、汉口，武汉三镇全部光复。
武昌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起义以来的第一次胜利，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全面爆发。武昌起义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随后清王室就像一座纸糊的房子，顷刻之间就塌陷了。短短的六周时间内，全国十几个省区相继宣布独立，清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为国家首都。1912年2月12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王朝灭亡，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宣统皇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中国古代由秦始皇开创的封建专制制度，随着大清王朝的轰然倒下而一起被埋葬，从此中国开始走向民主、共和。
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政府，在这场民主共和运动的高潮中，南京临时政府制定和颁布了许多进步指示、法令，特别是颁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宪法性文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公布了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民主自由权利，确立了“主权在民”和“权力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规定国家实行责任内阁制。
民国初期，南京临时政府的诸种做法让民主共和思想观念深入人心，诸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等人类政治文明的核心概念词汇被高喊出来，激发了在政治上趋于沉寂的国人对共和理想的热切关注。
尽管辛亥革命让中国告别了世界上历时最长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通向民主共和的道路依然艰难曲折。
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也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影响，使得当时很多人都曾把推翻帝制的希望寄托在北洋军阀袁世凯身上，立宪派和旧官僚也害怕革命的发展会危及自身的利益，希望袁世凯出面主持大局。同时革命派也希望避免内战，孙中山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时，也曾致电袁世凯，表示“虚位以待”。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至此，中国资产阶级开始向封建势力妥协，政权落入北洋军阀手中。
袁世凯就任总统后，拒绝把南京作为首都，而选择了其权力基地北京。同时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袁世凯竭力排斥革命党人。内阁组成后，北洋军阀掌握实权，开始独裁统治中国。
袁世凯的独裁遭到全国舆论谴责，对于袁世凯公然践踏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号召兴师讨伐。1913年夏，他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但由于袁世凯施展诱降伎俩，致使讨袁军内部生变，北洋军攻陷南京，“二次革命”失败。
1915年5月，袁世凯宣布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解散国会，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新约法”规定“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总统可无限期连任……1915年12月，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宣布复辟帝制，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自己为“洪宪皇帝”。
随即，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组织护国军展开“护国运动”。在举国人民反对下，袁世凯四面楚歌，众叛亲离，急怒交加，被迫于1916年3月宣布撤销帝制，三个月后忧惧而亡，仅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即告毙命。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各帝国主义国家乘机寻找自己在华的代理人，在中国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造成中国出现军阀混战割据的局面。军阀割据和混战在清王朝灭亡之后的三十多年间，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社会动荡不安，政局混乱不堪。
1917年5月，因权力争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黎元洪被迫电召安徽督军张勋入京调解。张勋以此为名，带领军队入京，经过一番秘密策划，张勋发动了复辟运动。1917年7月1日凌晨，张勋穿上清代的朝服朝冠，率领康有为等保皇派，拥12岁的溥仪登基。由于复辟不得人心，招致全国反对，全国掀起“讨逆运动”，握有军事大权的段祺瑞组成讨逆军赶跑张勋，掌握实权，张勋复辟失败。
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在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举起“护法运动”旗帜，联合西南军阀共同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此时南北军阀却互相妥协，串通一气，并排挤孙中山。1918年5月，护法运动失败。
最终的，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完全落到了北洋军阀官僚集团手中。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说，辛亥革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其后在中国发生的各种革命运动以及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都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归于失败，均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孙中山在1912年1月1日所提出的共和政治理想最终也未能实现。像以前所有王朝覆灭所经历的一样，清朝被推翻之后中国又进入另一个充满暴力和混乱的时期。
历史事实表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运动、旧式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种种方案，都不能在中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这些任务最终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肩上。
辛亥革命失败后，黑暗重新笼罩中国大地，此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国内军阀割据混战持续不断，中国相继进入了十年国内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的大战乱时期。到1949年夏，三年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国才从总体上迎来真正的“共和”时代。
从1912年清王朝的覆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都处在中华民国统治时期。“走出帝国，走向共和国；走出专制，走向民主。”这是中华民国的政治诉求。从名义和形式上来看，中华民国的政体属于共和政体，它不同于此前中国的君主王朝，是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而建立起来的共和国。
但是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大转变时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阶段。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局，风潮起伏跌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间充满着戏剧元素。民国时期的经济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繁、民不聊生……民主与君主、共和与专制、复辟与反复辟、战争与和平、攘外与安内、政党与内阁、南争与北攘……这样的时局让政府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管理，国家的统一只是形式上的。共和民主制的中华民国也只留下一个共和的躯壳，不仅没有得到共和民主的好结果，反而让中国陷入了混战的乱局，最后形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因此，中华民国时期的民主共和实际上是一个不存在的虚拟共和政体。
按照“和文化”的实质和广义的“共和”理解，“共和”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共和政体，它还包括广泛的“社会共和”，是各种类体的“共生、共存、共享、共荣”，这首先应该体现在国家和社会的和谐、和平与稳定状态上。而在中华民国时期，中国一直战乱不休，始终都处在动荡颠覆之中。所以，无论是从“政治共和”还是从“社会共和”来考量，中华民国都算不上是真正的“共和”。
共和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在这一百多年里，中国一直在探索“共和”之路，这种共和不仅包括政治上的“民主共和”，更多的还是在于社会生态上的“稳定与和平”。终于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才走上了真正的共和之路。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在致词的最后，毛泽东连呼了三个口号，其中之一就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对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其正式名称并没有被确定下来，中共中央、毛泽东一般习惯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在新政协筹备会起草各项文件的过程中，一些代表对这个原拟的国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如果国名太长，用时不用全称即得注明是简称；民主人士黄炎培等提出：“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对原拟的国名提出了第三种意见：“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随后通过组织讨论，在初步草案里，新的国名去掉了“民主”二字。
1949年9月22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董必武在报告中对国家名称的问题作了说明：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是因为“共和国”说明了中国的国体，“人民”二字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兼及“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能够最大程度地表达社会主义的国家属性。这个建议为政协全体会议所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为中国的国名。
1949年10月1日清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在昔日皇帝居住过的高墙深宫前的广场上，人们有的擎着红旗，有的提着灯笼，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下午3点，广场上的人流涌动起来，会场上爆发出一阵排山倒海的掌声。毛泽东穿着一套中山装，出现在主席台上，跟群众见面。30万人的目光一齐投向主席台。奏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后，毛泽东主席俯视着广场上沸腾的人群，用激动而略微颤抖的声音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啦！”
这一声庄严的宣告，使现场30万人一齐欢呼起来。这声音经过无线电广播的传播，使全中国人民的心一齐欢跃起来，全世界也都为之惊叹。接着，毛泽东主席亲自按动连通电动旗杆的电钮，新中国第一面国旗五星红旗徐徐上升，30万人一齐脱帽肃立，一齐抬头仰望……
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剥削压迫中国各族人民的专制统治，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从新中国成立前夕探索中国的国名来看，“共和”的政治含义“共和政体”也就是中国的政体，只不过中国的政体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而不是西方国家所采用的三权分立的议会制。
1954年秋，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诞生，它是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产生的，同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正式实施。
对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模式，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政制基本包含了这三层含义：人民代表大会是由经广泛的、平等的定期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所组成，人民有权监督、罢免代表；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定期选举或任命产生其他国家机关，并依法对其进行监督。
尽管中国宪法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人民作为国家权力集体所有者，不可能人人都直接行使权力，而必须选举代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国家权力。因此说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政制是一种代议民主共和制政体，同西方国家的代议民主共和制就政体形式而言，属于同一类型。
但同西方代议制相比较，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一种民主共和制政体，所依存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另外，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普遍的、平等的选举制，其组织和活动原则符合社会主义国家政体形式的基本要求。
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代议民主共和政体。它在共和的旗帜之下将民主政治作为追求的首要价值，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基础上创造共和政体的中国形式，创造出“政治共和”与“社会共和”高度统一的新型共和政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和”不仅仅体现在政治上的共和政体，还体现在广泛的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它广开了一个太平盛世时代，形成了各种类体的“共和”状态。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在经济建设、民主法制、科学技术、国防建设、民族团结、文化教育、对外交往等各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国家日益繁荣富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在中国当代史的探索和建设过程中，有人分析中国已经形成和具备了“三种特色传统”《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甘阳，《读书》，2007年06期。。一种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已形成的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主要表现就是注重人情、伦理关系，尤以“和”文化思想传统为代表；另一个传统则是共和国建国以后，毛泽东时期所形成的“平等”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过程；第三个传统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邓小平时期所形成的“自由”传统，这个传统基本上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包括诸如自由、权利等观念。这“三种特色传统”也就是“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和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的连续传统。
中国的这三种“特色传统”在进入21世纪后就集中表现为“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首先，“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和”文化思想；其次，“和谐社会”的目标“共同富裕”是毛泽东时期社会主义传统的核心追求；最后，共同富裕的目标又需要邓小平时期的市场机制来达成。“和谐社会”是这三种传统合力作用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形成的经验和所走的道路正是这三种传统逐渐合力的过程。
当然，中国的“共和”也汲取了西方的“共和”思想，比如代议民主制的共和政治思想。所以，在继承传统、汲取西学的基础上，中国走上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共和之路。
中国生命：中国的生命周期
古今中外，每一个国家的历史演进都会呈现出周期现象，历史运行中呈现出的某种规律性和看似偶然的巧合常常令人惊叹不已。美国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在研究西方霸权兴衰史时，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国家就像人一样，其生命存在着一个周期，从婴儿到生命力旺盛的青年时代，再到中年，然后逐渐老去，直至生命终结。金德尔伯格把这个观点称作“国家生命周期”。
把某一物象当作人一样来研究其生命周期的不仅仅限于国家这一个抽象体。1966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农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一种产品进入市场后，它的销售量和利润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呈现一个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的过程，就如同人的生命一样，由诞生、成长到成熟，最终走向衰亡。典型的产品生命周期一般分为试销期（或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
“国家生命周期论”和“产品生命周期论”表明，任何国家或产品尽管不是一个有机体，但它们都存在一个生命周期——有出生就会有死亡，有成长就会有下降，有加速就会有减速，有黄金期就会有衰落期。
“国家生命周期论”和“产品生命周期论”也适合中国历史的王朝循复。每个朝代都类似于一个生命有机体，在当时的生存、发展环境中，从奠定基业开始达到鼎盛时期，然后逐渐衰落，中间一般都要经过动荡、中兴、繁荣、鼎盛、衰落、瓦解等阶段，到最后被新的王朝取代。
在综合“人的生命周期”、“国家生命周期”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对“国家生命周期”理论也作出了权威研究，并概括出了“中国的国家生命周期”参见《国家生命周期与中国崛起》，胡鞍钢，《新华文摘》，2006年08期。。
胡鞍钢研究认为，“国家生命周期”就是“用生命周期来描述、认识和理解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轨迹”。这个周期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经济发展的准备期或准备成长期，其基本任务是为经济发展准备各类条件，如新制度建设、工业原始积累、技术引进、开发人力资本等；第二个阶段是经济迅速发展期或迅速成长期，即经济增长加速期，也称之为经济起飞，一个大国的经济起飞就是迅速崛起期；第三个阶段是经济强盛期，这是一个大国的鼎盛期，但此时期内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减缓；第四个阶段就是高峰期，同时也是相对缓慢发展期；第五个阶段就是国力衰落期（见图1）。
图1只有A国条件下的国家生命周期（五阶段说）
胡鞍钢采用了五个指标来计算、衡量和考察一个国家的生命周期。这五个指标是：一国的GDP占全世界总量的比重；一国的出口额占全世界总量的比重；一国的人力资源占全世界总量的比重；一国的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一国的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的比重。
依据中国的发展历史和以上五个指标，胡鞍钢分析和描述了中国的国家发展生命周期（见图2）。
图2中国的发展轨迹
从公元元年到1500年，中国既是世界人口大国，又是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当然这个经济是农业经济。这个时期是中国发展生命周期中的第一、二个阶段，即准备期和快速成长期。从1500年到182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但这一时期国家的发展出现了长期性的停滞。1500年之后，中国和西欧国家的人均GDP差距开始出现，1750年英国出现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从1750年之后中国和西欧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而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在农业文明、农业经济、农业社会的发展鼎盛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在国家生命周期中的第三个阶段，即强盛期和缓慢发展期。
1820—1840年以后中国农业社会逐步解体，进入到国家生命周期中的第四个时期，即衰退期，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949年。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将近33%，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占世界的30%以上。1870年中国出口占全世界总量比重的2.5%，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后来中国的出口迅速下降，到1950年跌至历史最低点。在1949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均GDP按照1990年的价格是439美元，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9%，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为什么中国会从强大中很快衰落下来？胡鞍钢分析认为，当世界已经进入工业社会时，中国却仍然是农业社会，这样势必就要衰落，除非向工业经济、工业社会转变。而在这样一个古老的、具有几千年农业传统文明的社会里，缺乏工业化和全球化条件下的创新动力，是导致中国迅速衰落的根本原因。
从1950年以后，中国才开始进入到现代国家生命周期的第一个阶段，即经济准备成长期。其间1952—195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9.2%，出现了经济起飞的趋势，是中国的第一个经济发展黄金时期，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50年的4.5%提高至1957年的5.5%。然而此后的“大跃进”中断了这一黄金发展期，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到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下降到4.9%。但在1950—1980年这一时期内，中国实现了工业化初期的目标，加速了工业化原始积累，初步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从1980年以后，中国进入到现代经济的起飞阶段。从国家生命周期来看，1980—2020年间，中国都处在现代国家生命周期中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经济起飞阶段和迅速崛起阶段，衡量国家生命周期的各项指标占世界总量比重都在不断提高。
从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堪称是世界的奇迹。中国打破了二战后日本创造的世界经济增长的纪录，经济增长率和高经济增长的时间都超过了日本。1978—2008年中国经济连续快速增长，国家财富积累大增，综合国力不断提升。30年里，中国GDP年均增长9.7%以上，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30年增长了近100倍，从2004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1978—2004年间，中国工业总产出增长了16.8倍，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11.2%；另外，中国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2005年中国内地总人口突破13亿；2007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中的地位在迅速上升，2009年12月末，中国社科院发布了2010年《国际形势黄皮书》，在综合国力排名中，中国排名世界第七。同时与美国之间的相对差距在明显缩小。1980年时中美两国的综合国力相对差距为4.75倍，到1990年减少到3.92倍，2003年进一步缩小为2.23倍。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也提高了全球经济增长潜力，进一步促进全球经济的扩张。1990—2002年期间，中国对世界新增GDP的贡献率为27%，而美国为21%，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发动机”。
据有关专家测算，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或接近世界人均水平，GDP占世界总量约1/5左右，贸易增长将超过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中国综合国力与美国的相对差距将由三倍缩小为两倍以内，成为在强大综合国力基础上具有主导能力的世界强国。
从202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现代国家发展生命周期中的第三阶段，即经济强盛期。这是一个大国的鼎盛时期，经济总量将不断增大，但是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减缓。
历史总是充满着神秘和奇迹，它似乎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着某种因果轮回的周期。有人在研究中国的历史过程中，发现中国历史大约每800年可分一段落，也就是一个历史周期，亦即每隔700年左右的时间就会出现一次历史的“大兴盛”。
公元前8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周公摄政时期，成为当时中华民族史上最强大的世纪；过了700年，公元前一世纪，西汉进入强盛时期，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强盛的国家，有句话叫做大汉尊威，汉人的说法也就是因为当时中国处于世界上最强大鼎盛时期而来的；再过700年，就是公元7世纪，这是唐朝的强盛时期，唐朝在当时是全世界的中央帝国，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这样的繁荣景象；又过700年，到了公元14世纪，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时代，明朝的枪支、弹药、造船技术都是当时世界第一，中国的综合国力在当时也是世界最强大的；再过700年，正好是公元21世纪，各种预测和迹象表明，中国将再次登上历史的鼎盛时期。
有预测认为，中国将在2040年左右GDP达到世界第一的位置，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另有研究认为，整个世界的现代文明演进是以两百年为单位，在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如史学家唐德刚所说，中国要完成向现代文明的转型，需要两百年的时间，这刚好也是在2040年左右。
对照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还有分析认为：18世纪和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英国的工业、政治和帝国的发展改变了整个世界；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最大的胜利，并开发出电话、汽车、电视、喷气式飞机、因特网等各种主要的新技术，改变了世界；21世纪则是中国的世纪，作为全球最多的人口国家，拥有无可比拟的市场规模、工业产品、世界贸易、债券价格……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改变全球供求关系的格局，中国将成为在强大综合国力基础上具有主导能力的世界强国。
2007年1月，美国《时代周刊》用《中国世纪》做标题，通过驻北京、曼谷、巴黎甚至包括非洲多个国家共12名记者的联合采访报道，为读者勾勒出一幅“中国世纪来临”的画面：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实力持续上升，海外投资和对全球天然资源的需求左右了世界经济，外交上也积极进取，而美国的相对力量则在下滑，因此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这组《中国世纪》的报道无不感慨地认为：闭上眼睛想想中国近两百年来的历史，你会觉得中国正目标明确地走在新时代；经过200多年的战争与动荡岁月，中国目前正处于二百年来前景最灿烂的时期，中华民族正在同未来约会。文章引用密歇根大学的一位学者的话说：“中国人都很谦虚，但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一点也不夸张。”新加坡资政、国际知名政治家李光耀在谈到中国的发展步伐时曾不断感叹，“时时令我惊愕”。他估计到2050年，中国就会赶上美国。世界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也认为，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的中心。
每800年一个轮回，世界风水轮流转。历史在冥冥中昭示着“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到来。
关于未来中国将如何跳出历史兴衰的周期率，走出国家生命周期的紧箍，走上一条持续的发展之路，这需要探索和研究的东西还很多很多，而在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一次谈话也许给出了其中的一个答案。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中国生命：十年一梦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1949—2009年，弹指挥间，沧桑巨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60年是一个甲子，也是一个重要循环周期的完成。一个甲子对于漫长的历史来说不算太长，但对一个人来说，要是到了这个年龄，也就是“花甲”之年了，也就走到了人生的后期了。2009年又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刚过30年，也还处在“30而立”的年纪。按照中国的元运说，比如“皇极经世”的说法，一元十二会三百六十运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一世就是三十年。按此说法，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两世，亦即前30年和后30年。
对于这两个30年，不少研究者认为：前30年中国走的是“政治、精神、平民”的路线，后30年走的是“经济、物质、精英”的路线。——前30年主要精力都放在政治上，平民路线使精英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为政权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一呼百应，众志成城；后30年的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让人性获得巨大解放，物质财富空前繁荣。概括地说就是，前30年收获的是政治、民心和精神财富，后30年收获的是经济、人性和物质财富。
在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时，关于后30年的讨论格外热烈，而前30年似乎被人们遗忘。这种划分和论述有“人为地割裂了新中国前30年和后30年的历史连续性”之嫌。而且在涉及这两个30年的讨论时，还往往隐含着把二者对立起来的倾向——一些讨论在强调中国经济改革高度成功的时候，总是隐含着一个对前30年的否定前提，似乎只有否定前30年才能够解释后30年的成功，这使得新中国前后30年的关系问题变得分外突出。
对于共和国60年的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和纵深向史观。无论从哪种角度，把前30年和后30年对立起来的论述都有失偏颇，而且难以真正解释共和国60年的整体历程。
其实，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在为“富民强国”梦想而奋斗的历史。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亿万人民群众团结拼搏，艰苦创业，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国家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富民强国”为主旨的“中国梦”正在从梦想变为现实。
60年一个甲子循环周期让中国的富民强国梦想变得清晰可见，而这一个大的周期和大的梦想却是由一个个阶段性的周期和梦想逐步完成和实现的。
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历史上的大目标和大周期往往也都是由阶段性目标和阶段性周期分步完成的。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认为，两党政治使美国历史每隔12年就出现一个阶段性周期，前后两个阶段性周期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地相互否定，而是在延续政策的前提下进行调整和纠正。如此往复循环，美国社会才得以沿着螺旋式轨迹不断提升。
中国虽然不是两党制政治，没有政党轮替之制，但中国在国家发展过程中采取的“五年计划/规划”模式，使得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呈现出阶段性的周期特征。这个周期的时间并不是“5年”，也不是亚当斯的“12年”，而是有中国特色的“10年”。如果按“五年计划/规划”模式来考量，5年时间相对太短，很多的政策和计划都难以实现，阶段性周期特征也并不明显；另一方面，在中国政治换届方面，每届政府一般都会谋求两届连任，这也是为了保持政策和计划的连续性。十年的时间一般都会达成一个大的目标，阶段性周期特征也就会呈现出来。因此，亚当斯的“12年”阶段性周期在中国就变成了“10年”阶段性周期。
当然，中国每“10年”为一个阶段性周期前后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断裂和否定的，而是在延续和修正下继续前进，让中国社会得以不断发展和提升。
十年寒窗，十年一剑，十年一梦……中国人在做事时也常常用十年的时间来为自己制定一个中长期计划。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史，一般每隔十年的时间就会呈现出一个阶段性的周期特征，而其中又基本以逢“9”之年作为分水岭。从1949—2009年，中国每一个“十年梦想”及其阶段性周期特征都如下般呈现出来：
——1949—1959年：战争与和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开启了自身发展的历史新纪元，战争的硝烟渐次散去，从1840年开始的连续一百多年的战乱让中国人民饱受疾苦，此时终于盼来了和平的局面。但中国所面临的困难和考验丝毫不比之前少，战争的“内因外患”因素依然存在。
在国内，国民党残存在大陆的势力在不停地搞破坏活动，同时逃到台湾的国民党也在放言要伺机发动“反攻大陆”的战争，而且国内还有西藏等地没有被解放，“内战”随时都有可能打响。
在国际上，世界用狐疑的眼光看着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看社会主义的小草如何从这块贫瘠坚硬的大陆上挺立。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形势格外严峻，美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中国，除了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盘踞台湾与大陆对峙外，还扶持日本暗地与中国“较劲”。在1950—1953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抗美援朝战争”让中国又经历了战争的考验。
因此，稳定局势，肃清敌患，追歼残敌，备防备战成为1949—1959年间的一项重要工作。
当时中国经济、社会一片萧条，百废待兴，一方面要备防备战，另一方面还要利用已有的和平环境大力发展经济、社会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中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发展生产过程中，中国致力于逐步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统购统销”、“三大改造”、“没收官僚资本”、“控制物价飞涨”、“社会主义工业化”、“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农业集体化”……这些都是构成1949—1959年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那个时代的基本面相。
以1953年为界，在1949—1953年中国进行了急风暴雨般的“镇反”和“土改”运动，打击对象集中在国民党残余力量、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地主阶级方面，以此让中国的社会局势稳定下来。1953—1956年，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提前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建设了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在过去又没有的基础工业。
同时从1953年开始，中国的社会建设向纵深发展，特别是“肃反”运动以及“统购统销”等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系列新政策推出后，国家对社会的统合力度大大加强，通过城市中的“单位”和农村中的“人民公社”，最终建成了一个由国家掌控一切的超强新体制。
1949—1959年是中国经济全面、快速复苏时期，这一时期全国经济建设一片火热，财富迅速增加。可惜到了1958年，在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国家选择了过度干预，加强计划经济的控制，并搞起了“大跃进”，同时把民众的精力引向阶级斗争，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偏差，最后导致失控。国家经济发展被过“左”的危害拖累，并在未满10年之际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就发生重大转向，很快陷入困境。之后，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大饥荒”，让中国经济、社会遭受巨大损失，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时期。
——1959—1969年：艰难国运与雄健国民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开始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试图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然而从1959年开始，共和国在历史上遭遇了“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让中国人民遭遇了空前的困境。有媒体称，“三年大饥荒”可能是20世纪全球范围内的最大饥荒之一。
“三年大饥荒”过后，在经受了此前的“大跃进”时期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严重经济困难的挫折后，国家痛定思痛，从1962年开始进行国民经济调整，中国经济有了几年短暂的再度恢复，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让中国经济再度遭劫。
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经济、社会形势异常严峻，在国际上，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变本加厉，致使两国间的对立不断升级。此时更为紧张的是，一向友好的中苏关系开始破裂、恶化。1960年，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化，6月，苏联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所有技术协定，在一个月内撤走了所有的在华专家，贫困的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外援。而且在中苏边境出现紧张局势，1969年中国和苏联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
这一个十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一样，一直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威胁。除了已有的美国因素外，又增加了苏联的因素，世界两个大国同时向中国“发难”，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备受孤立。另外，在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进攻，中国被迫自卫还击；同年，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企图利用大陆的困难“反攻大陆”；1965年以后，美国不断扩大在越南的战争，对中国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1965—1968年，中国被迫“抗美援越”。
一系列严峻的事实，使得中国不得不把国家安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不得不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1960年后，这种重视的程度日益提高。此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三线建设”、“备战、备荒、为人民”等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个十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比第一个十年还要严峻，但是雄健的中国人民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还是取得了很多建设成就。武汉、包头两大钢铁基地，大庆、胜利两大油田基地，兰新、包兰两大铁路，原子弹、氢弹，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带有根本性变革的成就都是这一时期取得的。通过新中国成立后20年的努力，中国初步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
这一时期在中苏关系破裂、中美关系又不能实现缓和的情况下，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寻找到了新的战略支撑点，这就是联合第三世界，依托广大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同时借助西方阵营中与美国产生离心倾向的法国，建立自己的外交关系，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从而不再依附于苏联的世界地缘战略。这一时期也正是通过与美、苏两强的对抗，中国才真正成为国际上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取得了外交上的主动地位。这种不依附于任何人的真正的独立自主地位，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对外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
——1969—1979年：红与黑
1969—1979年，这十年中国的历史是围绕着一个大事件展开的，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除了要面对一些现实的战争因素外，在政治、思想领域内也一直在进行着一场看不见的“战争”。从20世纪50年代的“三反五反”、“整风运动”，到60年代的阶级斗争，经过不断升级的中苏论战，特别是经过“四清”运动后，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主要论点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此后，持续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
毛泽东在晚年的错误被林彪、江青等人利用，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让党、国家和人民在这场“红”与“黑”的斗争运动中蒙受巨大的损失。
“文革”期间，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生产破坏，人民生活困难，经济已近崩溃。在“文革”中，从上到下大批干部被打倒、被迫害，全国各地各界难以数计的人受到各种名目的牵连和迫害。自“文革”开始至1966年10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被指为“牛鬼蛇神”而从城市赶到农村的人数达39万7千多人。“文革”中，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均受到巨大破坏；迫害、诬陷、“批判”、“斗争”大行其道，新中国成立后树立起来的优良精神风尚遭到严重破坏；整个社会思想禁锢，政治气氛高压，在以“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中，人民群众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扭曲。
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难的斗争。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党和国家从危难中被挽救出来，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1976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里，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投入到各项建设工作中去，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逐步走向正常。党和国家也开始整顿“文革内乱”，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会议全面、认真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方针，指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落后的生产力不能适应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这次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发展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全新时期。
十年“文革”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有人说它是十年噩梦。这十年的历史是由血和泪写成的，它不仅给人留下伤口，更留下深刻的教训。人民只有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邓小平后来曾指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1979—1989年：老人与海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1979—1989年，这十年的中国历史是围绕着一个人物展开的，他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1977年，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长达十年的灰暗岁月，十年“文革”使得中国百姓的生活几乎没有得到改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干部群众忍无可忍，在这个关键时刻，73岁的邓小平挺身而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黄金发展期。尽管在头几年要打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显得非常困难，但经济发展很快成为奔跑的快马。1979—1984年间，零星的商品交易市场开始出现，但市场在整体经济中的作用十分有限，行政权力对经济行为的干预依然很强，非市场体制与关系仍然占据上风。从1985年开始，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市场制度开始出现，如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土地市场等。在这个阶段，等价交换、供求关系、公平竞争等市场原则开始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
在1979—1989年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经济特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商品经济”、“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市场调节”、“政企分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些关键字词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特征。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原来凭票供应的商品，很快供应充足，让中国人头痛了几千年的粮食供应难题得到缓解，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基本解决。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80年代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0.1%，仅次于非洲资源型国家博茨瓦纳。
20世纪80年代，彩电、冰箱、洗衣机这“三大件”快步向人们走来；这一时期，人们聊天听不到忌讳与掩饰，人与人之间更近了，人们的话题更广了，心气更高了；20世纪80年代，被推到了改革潮头的广大农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契机，得以解放生产力，成为其时中国最大的受益群体……
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民过上了好日子，而对于改革，邓小平曾经有个说法：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从个人角度讲，邓小平这样说有其道理，因为1975、 1978年这两个年份都是他复出掌舵之年。1975年，在毛泽东渐已失去工作能力的情况下，邓小平利用实际主政之机试图摆脱“文革”，但随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导致全国再度陷入混乱；1978年，邓小平在人心所向的气候下终于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使中国真正摆脱了“文革”。所谓“改革”，在其原始意义上就是摆脱“文革”。
有人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推翻封建帝制的孙中山，为中国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建立起新中国的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而挽救了社会主义的邓小平则为中国找到了一条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道路。
邓小平这位一生中曾“三起三落”的革命家、卓越领导人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就像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那个老人，在重压之下仍能保持优雅的风度，为追求真理和人民的幸福而坚持不懈，永不放弃，这种精神上的永远不可战胜者成了那句“人可以被毁灭，却不可以被打败”的真实写照。
——1989—1999年：动荡与嬗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开放战略决策，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航向。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此时市场经济的机制和规则还没有完全地、大规模地应用于经济、社会以及其他领域，这一时期的改革仍然带有明显的政府培育色彩。到1989年前后，应该是中国市场机制“更新换代”的转折契机，但此时遇到的国内外局势让中国又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之上。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掀起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1989年夏，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政治风波”。这场政治风波破坏了中国正常的社会秩序，扰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进程。
国内局势变得不稳定，此时的国际局势也令人堪忧。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东欧各国发生剧烈动荡，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东欧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使得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东欧剧变让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似乎已经变得不可扭转。1991年底，苏联突然解体，世界震惊。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让社会主义中国遭受到了空前的国际压力，而此时在中国国内，由于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亟待重组，新的社会矛盾不断出现。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大争论，让社会、思想界引起动荡。是继续向前走，还是拐一个弯向另一个方向走，甚至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经济、社会一时找不到方向。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在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口，再次以他特有的改革精神为中国指明了道路。“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坐在了南行列车上，纵观世界形势，思考中国未来，运筹大针方略……
邓小平南行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改革开放的重要谈话，指出了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国家稳定、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在邓小平有关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邓小平引导全党抛弃“姓资姓社”的争论，进而转向市场经济改革。自此，“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分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外贸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医疗、住房市场化改革”、“两个根本性转变”、“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非公有制经济”……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的特征。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行政色彩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内相对淡化，日渐成型的市场经济促使人们自觉地选择市场行为并付诸行动，新型企业家以及活跃于大城市的精英人才逐渐成长为社会重要的新兴力量。在此时期，人们看到改革已由政府的单一牵引转变为与市场的互相推动。其间市场原则开始席卷各个领域，大有成为统合社会生活甚至政治生活机制的最高意识。
市场的作用是无形的、巨大的，在市场意识的导向下，中国各个领域内都在发生变化。就拿企业改革来说，“下岗”这个词汇开始频繁出现，根据劳动部门公布的资料，1993年，全国下岗职工累计达300万人，此后逐年上升，到1997年突破1000万人，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也有百万工人相继下岗，其中纺织工人就有27万。过去那些拿着“铁饭碗”的衣食无忧者此时都得到市场上去自谋出路。
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动荡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世界进入一个和平发展时代，中国开始“韬光养晦”，埋头“干自己的事”，也就是经济建设这件事。近10年持之以恒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人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90年代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0.7%，名列世界榜首。世界见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构想给中国带来的全方位变化。
——1999—2009年：光荣与梦想
回首20世纪，整个人类都处在大变局之中，各种战争冲突、社会思潮的演变、竞争，影响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在20世纪的最后20多年，在世界的东方，中国进行了一场卓有成效的经济、社会变革，解放了思想的中国人焕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书写了那个世纪末最为精彩的一页。
进入21世纪后，在2009年，新中国迎来建国60周年。经过60年的发展建设，纵向看，中国已经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为一个总体小康的国家，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变为一个初步繁荣强盛的国家。横向看，中国已经从世界旧格局的抗争者成为新格局的积极参与者，从国际舞台的边缘走到镁光闪耀的中央。
1999—2009年这十年基本囊括了21世纪的前十年，这十年被视为中国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此时世界冷战已经结束多年，世界格局趋向多极化，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为各国所接受。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中国可以不再像以前那样，在发展国内经济、社会同时，还要更多地忧虑国际局势，中国终于可以一心一意谋求自己的发展了。
如果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的话，那么在21世纪的前十年，中国在不断出台经济政策的同时，还出台了更多的带有深层次社会、政治和思想意义的重大政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西部大开发”、“加入WTO”、“全面小康”、“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新型国家”……这些都成为1999—2009年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特征。
在经历了此前20年的“市场社会”的嬗变之后，在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同时，中国社会领域出现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生态恶化、思想危机等各种失衡问题也愈来愈烈。在1999—2009年这十年，政府力图通过再分配的政策制衡方式，尽力将对与人类生存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和市场化”改革，让全体人民分享改革的成果。
此前20年的经济惯性和21世纪出台的一系列新政策让中国经济在1999—2009年继续保持快速发展，GDP年均增长在10%左右，2002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到2006年又超过2000美元，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2004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2007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步，社会建设全面展开，港澳工作和对台工作进一步加强，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在这十年中，困扰中国历史多年的“三农”问题逐步得到缓解，中国飞船遨游太空，体育成绩不断突破，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让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光荣与梦想从来都没有得到如此般的呈现和绽放。经过这十年的创新和发展，中国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开启了一段新的奋斗征途。有人说这十年是中国历史上迄时为止最为灿烂的时期。
当然在这十年中，中国人民在追求光荣与梦想的过程中，也遭遇了“非典”疫情、四川汶川大地震、“藏独”、“疆独”等各种天灾人祸的冲击和影响。
这十年中的2008年，也恰逢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重大变化，集中表现在中国已实现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历史转变。中国人的“生存性”压力明显减弱，“发展性”压力却全面凸显。这个国家和人民要实现更多的光荣与梦想，将要面临着资源环境、体制机制、公共服务、公共治理等多方面的挑战。
——2009—2019年：责任与自由
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政府科学地规划出了三个阶段的奋斗目标：到2010年，使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到2020年，再翻一番，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此基础上，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21世纪的前十年已基本过去，第一阶段的奋斗目标也已实现。在下一个十年里，中国要达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目标，这个任务将异常艰巨。
虽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增长和快速发展为实现这一阶段的目标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但中国的综合实力仍然不够强大，国计民生还有诸多严峻问题尚待解决。百姓保障、地区差别、城乡差别、生态失衡等诸多的不平衡、不和谐隐患正把社会推向一种可能很危险的境地。消除这些失衡和隐患，实现“全面小康”，这需要中国承担起更多、更大的责任。
在承担起国内发展的责任同时，中国还需要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在国际上越来越被看作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随着中国的崛起，把中国视为理所当然的大国，并要求其承担必要的大国责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致吁求。在下一个十年里，中国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将会越来越大，将主要集中在能源、环境、人民币汇率、反恐、区域经济、朝鲜半岛以及亚太地区稳定等方面。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在下一个十年，中国都需要承担起巨大的国家责任。而“责任”这个词不仅仅是国家在考虑问题时首先要涉及的“关键词”，还是每一个中国国民需要时时铭记的关键字眼。在下一个十年，尤其是所谓的“80后”和“90后”，他们开始大规模地步入社会，走向工作岗位，这些曾被认为是“自我的”、“不负责任的”一代，需要担负起家庭、工作和社会等多方面的责任，那些“自了汉”的想法和做法都需要被彻底“修正”。
责任与自由相对，谈及其中的任何一方必然要涉及另一方。其实，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他们都是天生爱好自由，谁也不愿意承担过多的责任。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个性自由就得到空前解放，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继续加深，以及各种主张以“尊重个性、以人为本”的“复兴、启蒙”思潮的扩大，在下一个十年，关于自由的价值和理念会越来越被关注和放大。同样，在全球国际市场上，随着全球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理念的普及，自由思想也越来越被各国重视。因而“自由”也将同“责任”一样成为下一个十年中国及其国民要面对的关键词。
责任与自由，这两个似乎是不相容的概念，是一个国家和一个人在一切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两个部分。“自由意味着责任！”在一个更加自由时代到来的同时，也是一个责任增大的时代。在继续承载和创造前一个十年“光荣与梦想”的征程中，“责任与自由”将成为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社会以及个人在发展过程中要认真审视的课题。
国脉民命：国家的荣光、责任与希望
在跨入21世纪之后，中国以一个充满活力的崭新大国形象呈现在世界的面前。在2006年和2007年，中国中央电视台相继推出两部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一夜之间，“大国”、“崛起”、“复兴”这些词语铺天盖地地出现在中国人的眼里，这似乎从官方到民间都在向世界传递着一个强烈的信号，已经复苏的中国将再次崛起。
在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征程上，21世纪前十年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历史上迄时为止最为辉煌和灿烂的时期。无论是澳门回归、中国入世、飞船遨游太空，还是三峡工程、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庞大工程，抑或是在这十年中的三届奥运会上获得的不断突破，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大国，并不完全是以其“国土面积庞大，人口众多”著称了，而是正在用一个个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来向世界宣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
2008年8月8日至24日，被誉为“民族梦想”、“百年期盼”的北京奥运会成功举行，中国获得了迄时为止参加奥运会以来的最好成绩。北京奥运会不仅向世界展示了现代中国的精神风貌和卓越的体育竞技能力，也让世界见证了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北京奥运会成为一场庆典，庆祝中国既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也发展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间，来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各国首脑超过80名，为历届奥运会最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光荣与梦想，在那一刻达到了最高点。
对于21世纪的前十年，甚至包括接下来的二三十年，台湾作家李敖在大陆的一次演讲中说，这是“中国自汉唐以来所没有的一个盛世”；在2008年一次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论坛上，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也断言：“这三十年来的中国经过摸索，已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发展制度和模式”；另外还有人说，这几十年是中国正处于“二百年来前景最灿烂的时期”。
事实也似乎正在证明，中国正由积弱走向昌盛，正由封闭自守走向全面开放，正由追求温饱走向全面小康，中国的国家荣光也正得到空前的光大和绽放。
当然，在这十年间，在那些灿烂耀眼的国家荣光背后，在中国为实现国家梦想的奋斗道路上，还发生了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悲剧故事。“使馆事件”、“非典疫情”、“法轮功分子”、“藏独分子”、“四川汶川大地震”……各种天灾人祸、疾病瘟疫、安全事故，总给这个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痛殇。
国家发展乃是社会成长和公民发展的前提所在，国家发展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去拓展国家发展的空间，让国家结构得到改善，造就一个强大、统一和良好的国家主权。因此没有必要去怀疑在奥运会上勇夺金牌、在太空中乘船遨游等国家荣光的必要性和意义。一个国家的发展与未来，不是个人腰包鼓一点或者瘪一点一般简单。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在国家竞争和文明竞争的过程中要独立自主、稳定发展，就必须拥有强大的主权力量，这种主权力量正是要通过量力而行的国家荣光来实现的。那些国家与民族的“光荣与梦想”显示的是中国人探索追求的需求和冲动，是一个国家的青春梦想。
不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光荣与梦想又不仅仅是多得几块金牌，也不仅仅是飞船上天和随后展开的更复杂的太空探索……国家主权的强大、民族的强盛也不仅仅依赖于此。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光荣与梦想，还在于给每个社群、每个公民实现自己的光荣与梦想的充裕空间，并让公民的追求与国家追求保持和谐统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光荣与梦想，也还在于建立一整套健全的国家制度，来容纳不同社群与公民的创造与追求，让公民追求和创造的冲动得到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在国家与人民的荣耀、利益的关系视野里，人们总会想起20世纪苏联的兴衰历程。对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如何认识、处理一个国家、民族的光荣与梦想同人民的利益关系时，不少人都会拿苏联来说事。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在70年间使这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度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国家给了人民土地、面包、知识，还有国家的强大与荣耀……但是在1991年，虽然多数苏联人在全民公决时表态保留苏联，而当“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8·19事变”，为挽救苏联进行最后一搏时，多数人却未支持事变——在捍卫苏联的最后关头，人们没有付诸实际行动。
1991年底，苏联在历史的瞬间解体，苏联解体的原因何在？史学家见仁见智：帝国主义和平演变说、斯大林体制弊端说、戈尔巴乔夫叛徒葬送说……这其中有一种更深刻的解释是，“因为苏联不爱惜苏联人，所以苏联人就不需要苏联”。——俄罗斯科学院一位院士曾充满愧疚和负罪感地说：“将苏联送进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
在苏联建立初期，国家采用统一的行政命令计划，将人民的一切生产、生活行为纳入到整个国家建设框架中来。为了国家的发展，人民的愿望、兴趣只能纳入到国家战略的框架和指标内才能实现，于是产生了国家单一驱动力与人民愿望、兴趣和理想多样化之间的矛盾。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人民能够理解并支持国家政策，尽量压抑个人愿望，尽全力建设和巩固国家。但是二战以后，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强大，国家已经有条件扩大个人需要发展的空间，可苏联并未适时改革，未开辟出有益于发挥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社会渠道，民众仍然挤在被国家掌控的一条发展道路上，这对于兴趣和能力千差万别的个人而言，是空间和机会的不开放和不公平。
在行政统一的管理体制下，老百姓难以满足多层次个人需求，影响了生活的改善，而国家却超常开支，使老百姓承受的负担越来越沉重。其后果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苏共执政70多年间，苏联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苏共……逐渐失去民心。”②《苏联人为何不珍惜苏联》，黄立茀，《南风窗》，2008年8月。
在21世纪初俄罗斯的一项调查中，俄罗斯人在对苏联国家发展高度评价的同时，对苏联国家给予个人发展空间的评价却不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定的。“调查显示，多数接受调查者选择愿意生活的时代，不是国家迅速发展强大而个人发展空间受限制的斯大林时代，也不是国家各项成就斐然而个人发展空间平平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而是尽管国家发展存在着严重消极现象，但是个人发展空间得到认可的普京时代。”②超过一半的接受调查者尽管高度评价苏联国家取得的成就，却未选择愿意生活在苏联时代。
马克思曾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这个调查反映出，在和平与发展时期，人民其实是在用个人福祉作砝码，来衡量、评价国家，决定对国家的态度。换言之，人民不仅要“国强”，还要“民主”、“民富”。苏联的问题正在于，国家巩固强大以后漠视了人民自主发展的愿望，致使人民与国家产生了隔膜、疏离甚至对立。
苏联的经历表明，其解体并非苏联人“忘恩负义”抛弃苏联，而是“国富民穷”、“国强民弱”以及行政命令式体制的国家已经不为人民所珍惜。苏联的悲剧向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敲响警钟，只有时时刻刻珍视和努力实现人民的愿望与利益，国家才能得到人民的珍惜和需要，执政党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并长久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及其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探索出了一条与苏联及其执政党苏共不同的道路。这主要表现在于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不同，对历史文化传统的认知不同，对中华民族和人民愿望的深切理解和把握上的不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对内是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对外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所认知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是和为贵、和而不同，是讲信修睦、善待邻邦，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民族和人民愿望的深切理解，就是要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21世纪的走向无意挑战现存国际秩序》，郑必坚，《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1月22日。在处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关系时，中国共产党的做法是坚持“三个代表”，贯彻科学发展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在经济力量有了长足发展之后，中国大地上生长出了国家精神和公民精神，在明确了国家追求框架下，国家开始为人民创造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中国从1978年实施的改革开放，也正是从各个方面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创造个性发展空间和机会。
尽管中国政府及执政党在处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关系时有着良好的愿望和实绩，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也还不得不面临着某些程度上的“国富民穷”、“国强民弱”、“官强民弱”、“繁荣且不富裕”等这些不协调和不平衡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