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特豪斯太太首先告诉我，他们下次会议中将要讨论的事情（他们早已开过一次会了，我是后来才被选进委员会的）。“他们将要讨论数数字。”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我称为整数的东西。他们什么东西都有个与众不同的名字，于是打从一开始，我就有麻烦了。
她告诉我，其他委员通常是怎样评核新课本的。他们每种书都拿很多样本，送给自己区域的老师以及行政人员，然后搜集大家对这些书本的意见。由于我不认识什么中小学老师或行政人员，再加上我觉得自己就可以判断课本到底好还是不好，因此我决定自己来看所有的书。另一方面，在我那区，有些人预期会被邀请参与评书工作以及提供意见。怀特豪斯太太提议将这些人的意见跟她的报告一起送上去，好让他们觉得舒服点，那样我也不用担心他们的不满和抱怨。他们对这个作法确实很满意，我也没惹什么麻烦。
评审书籍火山爆发
几天之后，负责课本收发的职员打电话给我说：“费曼先生，我们已准备好把书送过来给你了，一共是 300磅重的书。”我吓了一大跳。
“没关系，费曼先生，我们会找人来帮你看书。”
我搞不懂你怎么能那么做：要不就自己看，要不就不看呀，怎么能找人代你看书？我在地下室书房里弄了个书柜，专门用来放这些课本（书叠起来有17英尺高），逐本逐本地看，准备下次开会时讨论。我们将会从小学课本开始讨论。
这个工程非常浩大，我全天候待在地下室里，全力以赴。后来我太太说，这段时间她好像活在一座火山顶上一般。安静一阵之后，突然会“隆隆隆隆！！！”——地下室的“火山”又大爆发了。
火山爆发的原因是那些书都太糟了。它们全都是败絮其中，急就章印出来的。有时候他们想力求严谨些，却用了些“差不多”正确的例子（像用路上车子来介绍“集”的观念），然而其实那牵涉到许多蛮奥妙的想法。此外，定义不够精确，所有东西都有点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他们根本不够聪明，而且不知道什么叫“严谨”。他们都在骗人，都在教一些连自己也搞不懂的东西；而事实上，这些东西对那些小孩来说，学来也没什么用。
我很清楚他们的意图。那时候，自从苏联发射了斯波尼克（Sputnik）人造卫星之后， 很多人觉得我们科技落后了，于是就请数学家提供意见，看怎样用些有趣、近代的数学观念来教数学。原先的目的，是要使那些觉得数学枯燥无味的学生提高兴趣。
让我举个例子：他们讨论数字的不同进位法——五进法、六进位制等——介绍各种可能。如果学生已经明白十进位的话，那么讨论其他进位法还说得过去，这可让他脑袋轻松一下。可是在这些课本里，他们把这转变成每个小孩都要学会的进位法！于是就出现了这类令人望而生畏的习题：“把这些以７为基底的数字改写为以５为基底的数字”。把数字从一种进位制转换到另一种进位制，是完完全全没用的事情。如果你会转换，也许还蛮好玩的；如果不会，没关系，因为那一点也代表不了什么。
总之，我在看这些书——所有这些书，居然没有一本提到算术在科学上的应用。如果它们真提及算术的任何应用，他们举的例子也不过是买邮票之类。大多数的时候，它们讨论的都是些抽象的新数学废话。
简直没希望
最后我看到一本书上说：“数学在科学上的用途有多方面。我们举一个天文学的例子，天文学是星球的科学。”翻过一页，它说：“红色星球的温度为四千度、黄色星球的温度是五千度……”——到目前为止，还好。继续看下去：“绿色星球的温度是七千度、蓝色星球的温度为一万度，而紫色星球的温度为……（一个很大的数字）。”事实上，根本没有绿色或紫色的星球，但关于其他星球的数据大致上还算正确。这算是含混过关的正确，但麻烦已出现了！所有事情的毛病都一样：都是由不晓得自己在说些什么鬼话的人写出来的，因此里头总会有些小错误，总是会有错误！我真不明白，用这些书来教育小孩怎么可能教得好？我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可是这些书差劲透了，全糟透了！
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对这本书比较满意，因为这是第一本举例说明算术应用在科学上的书。当我读到星球温度的部分时，我是有点不高兴；但我不是非常不高兴，因为至少它大致上是对了——作者只不过是举错例子而已。可是接下来是习题部分。它说：“约翰和他父亲在室外观测星体。约翰看到两颗蓝色星球和一颗红色星球。他父亲则看到一颗绿色星球、一颗紫色星球和两颗黄色星球。那么约翰和他父亲看到的星球的温度，一共是多少？”——太恐怖了，我简直暴跳如雷！
星球的温度只不过是一个例子。事实上，类似情形不断发生，不断出现许许多多不堪的荒谬。把两颗星球的温度加起来，是完全没道理的！从来没有人会这样做，除了也许可以计算星球的平均温度值，但绝对不是要求得所有星球的总温度！这真离谱！整件事的目的，只不过是引导学生练习加法而已，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情形就好像你在读书，偶尔句子会出现几个错误，但突然有一整个句子都印反了。那些数学课本就是那个样子，简直没希望！
空白书也有分数？
然后，我参加第一次会议。其他委员给某些书打了分数，他们也想看看我的评分；而我打的分数跟他们的，经常差异很大。他们便问：“你为什么给那本书那样低的分数？”
我就回答说，那本书的问题出在某某页的这个和那个——我全做了笔记。他们立刻发现我是个大金矿：我能够详细告诉他们每本书的优缺点，我打的分数全都有根有据的。
我也反问他们，为什么他们把这本书的分数打得那么高，他们会说：“让我们先听听你对某某书的看法。”我总是问不出他们为什么那样评分。相反地，他们不断地问我的想法。
谈到其中一本书时，他们又问我的想法了。这本书是一套３本的其中一本，属于辅助教材，由同一家公司出版。
我说：“收发部的人没送这本书给我，但其余两本很不错。”
另外还有人问同样的问题：“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
“我说过，他们没送这本书给我，因此我还没什么可说的。”
收发部的人刚好在那儿，他说：“对不起，这件事我可以解释清楚。我没给你送这本书的原因，是这本书还没编好。依照规定，他们必须在某某天之前把书送到我们那里，而那位出版商的书要晚好几天才能好，因此他们先把封面送过来，里面都是白纸。他们附了一封道歉信，希望３本书都能被列入考虑，虽然说第三本会晚一点才出书。”
最后发现，居然还有一些委员给这本空白的假书打上了分数！而由于这本书有人评分，他们难以置信这会是本空白的书。事实上，这本不存在的书得到的分数，比另外两本的分数还要高一点点呢。
我相信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原因在于制度以及作业流程上出了问题：当你把书送到这些人手上之后，由于他们都很忙、或者漫不经心，“反正这本书一定有许多人会看，不差我一个。”然后随便给它填个分数——至少是某些人，不是全部人都这样。当你收到各委员的报告时，你也不会晓得：为什么这本书收回来的报告比其他书收到的报告少——换句话说，也许某本书收回来10份报告，但这本书只有6 个人写了报告——于是你把有报告的分数平均，而没有考虑那些没有回来的报告，结果还得到一个合理的数字。这个把什么都取其平均值的方法，就会忽略了有些书只有封皮、内里什么都没有的事实！
我这个理论，是在看到课程委员会发生的情形而想到的。以那本空白书为例，每10人中有6 人交回报告，而在其他的书来说，10人中有8、9人交报告。当他们就 6个数字取平均时，这跟其他从8、9个数字求得的平均值没什么两样。当然，发现自己给那本书打分数的时候，他们都很尴尬，但这却让我信心略增。原来其他委员花了很多工夫在书籍送审以及报告回收之上，并且参加书商举办的说明会——在自己还没亲自看那本书之前，就听别人宣扬书的内容；整个委员会中，大概只有我读完所有的书，而且是除了撷取书本身提供的信息之外，完全没去听取其他信息的人。
像我那样仔细评核课本，相对于搜集很多漫不经心的报告来取平均值，是两种极端的作法。这让我想起一个很有名的老谜题：中国皇帝高高在上，平民百姓都无缘得见。好了，现在的问题是，皇帝的鼻子有多长？于是有人走遍全中国，问了千千万万的人：大家认为皇帝鼻子有多长，再取其中平均值；而由于他平均了这么多人的数字，大家就相信这答案很“准确”了。但这是什么烂方法嘛，当你搜集很多从没仔细看过样本的人的意见，再好的平均值也没法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
流程也出问题
一开始时，我们都不能谈论课本的价钱。他们只告诉我们可以挑多少本书，因此我们挑选出来的课本中，有很多都是辅助教材，这是因为每本新课本都有缺点。最严重的失败，是那些“新数学”教科书：它们不提东西学了有什么用处，习题也不够多。不错，这些书都没有以卖邮票为例子，它们反而谈太多抽象的数字概念、太少现实世界中的应用。学生应该学些什么？加、减、乘或除吗？我们便推荐一些相关的书作为课外读物——每班一二种。经过许多讨论之后，我们挑选出来的课本，都能互补长短，相辅相成的。
可是，当我们把这些辛苦得来的推荐书单提报教育局，他们却说：可用经费没有预期中那么多，我们必须重新检讨，把书本的价钱考虑在内，进行删减。这样一来，原本四平八稳的课程完全被破坏掉了。我们原本设计的重点，是老师可以从中找到各种例子。但现在我们再也没法安排出一个良好的课程来。再经过加州上议院预算委员的审查后，这些课程被删得更惨，简直糟透了！后来他们讨论这个问题时，曾经请我在州议员面前列席备询，但我拒绝了；那时候，我已为这些事情跟别人争辩太多，觉得疲乏万分。
我觉得，我们已把结果提交教育局，接下来像提报州政府等工作，都应该由他们去处理了。但这在法理上来说，虽是完全正确，但就政治运作层面来说，却大错特错了。也许我不应该那么快便放弃，但花了那么多工夫，经过那么多的讨论，才拟出一个还不错的课程，到头来却被删改，那是十分令人沮丧的事！如果把作业流程倒过来做，即从书本的价钱开始考量，再买你买得起的书，那么整件事便可能改观，不必浪费那么多的力气。
历史重演
然而，让我决定辞掉委员会工作的原因，是第二年讨论科学教科书的经验。起先我想，也许科学书的情况会不一样，于是我仔细看了几本。
历史重演了：有些东西粗看很不错，事实上却令人发指。例如，有一本书列了４张图：第１张是一个上满发条的玩具，第２张是一辆汽车，再来是一个小孩骑脚踏车等等。在每张图片下面，它问：“是什么使它运作？”
我想：“我知道他们的用意了，他们想讨论机械、弹簧如何运作；讨论化学、介绍汽车机器的原理；以及生物学方面，肌肉如何作用。”
这是我爸爸会跟我谈的一类题目：“是什么使得它动？每样东西之所以会动，皆因为太阳在照射。”然后好玩的部分来了，我们会继续讨论下去：
“不，玩具动的原因是发条上紧了，”我会说。
“发条为什么会上紧了？”他又会问。
“我把它转紧的。”
“你为什么能动？”
“因为我吃东西。”
“太阳在照射，食物才长出来。因此由于太阳照射，这些东西才会动。”那样我就会明白，物体的运动只不过是太阳能量的转换而已。
翻到下一页，课本的答案是——关于上了发条的玩具——“能量使它动。”至于在脚踏车上的小孩，“能量使它动。”每个图的答案都是“能量使它动。”
那根本毫无意义可言。随便说，用“瓦卡力斯”代替能量的位置。那么“瓦卡力斯使它动”就成了我们的新定律了，这句话没包含半点知识在内。学生什么也没学到，它只不过是个字而已！
他们应该做的是让学生看看玩具的内部，看看里头的发条，学学齿轮，不要管什么“能量”了。往后，当这小孩明白玩具到底如何运作，他们就可以讨论较为普遍的能量定律了。
事实上，甚至连“能量使它动”这句话也不对。因为如果它停下来，你也可以说“能量使它停下来。”书里说的其实是指“浓缩状态”的能量被转化为“稀释状态”，这是个很深奥的问题呢。在这些例子中，能量不会增加或减少，它只会从一种形态转变到另一种形态。当物件停止时，能量就转变为热，回归混沌之中。
可是每本书都同一个样子，它们说的都是些毫无用处、错乱不堪、模棱两可、混淆不清、似是而非的东西。我无法想像有谁能从这些课本学到任何科学——因为它们教的根本不是科学！
看到这些科学课本有着数学课本的同样毛病之后，我的火山又爆发了。看了那么多的数学课本却只有无力感之后，我实在无法再忍受另一年的痛楚，于是辞职了。
后来我听说那本“能量使它动”的书被委员会挑中，将呈教育局，便决定再作最后尝试。委员会每次开会，公众都可以参与评论，于是我也在会中挺身而出，说出为什么我觉得那本书不好。
接替我委员位置的人说：“某某飞机公司的65个工程师都投了赞成票呢！”
我毫不怀疑那家公司有一些很好的工程师，但65个工程师的意见是范围很广的意见——其中也一定有些学艺不精的家伙！于是再一次，又沦落到替皇帝鼻子取平均值或者是替空白书打分数的问题。如果先由这家公司决定哪些工程师较为优秀，由他们来评书，效果一定更好。我不敢说我比65个人都聪明，但跟平均65个人比，我当然赢定了！
他无法理解我的论点，教育局后来通过使用那本书。
当我还在委员会时，我要到旧金山参加好几次会议。第一次会议后回到洛杉矶，我跑到委员会那里领回我的车马费。
“一共是多少钱，费曼先生？”
“晤，就是来回洛杉矶、旧金山的机票，加上我不在时，车子停在机场的停车费吧。”
“你有没有保留机票？”
我刚好保留着机票。
“停车费的收据呢？”
“没有，但我一共花了两块三毛五美元。”
“但我们必须看收据。”
“我刚告诉过你那是多少钱。如果你不相信我，为什么你还让我告诉你那些课本是好书或是坏书？”
结果是一场争辩。很不幸，我太习惯在私人公司或大学里向一般的正常人演讲授课了。我太习惯的是：“花费一共是多少？”“多少多少。”“请你点收，费曼先生。”
当下我决定，从此不再给他们任何收据。
开完第二次会，他们又问我拿机票和收据。
“我没有留。”
“你不能老这样，费曼先生。”
“当我接受委员会的职位时，你们告诉我会负担所有花费。”
“但我们预期你会提供收据，以证明你花的钱。”
“我没有什么东西来证明，但你知道我住在洛杉矶而我到这些地方开会。你以为我用什么鬼方法到这些地方？”
他们不肯示弱，我也不肯。我觉得当你处在那种处境之下，而选择了不后退的话，不成功就得成仁了。因此我很甘心，始终都没有领回我的车马费。
这是我经常玩的游戏之一。他们想要收据？我一张收据也不要给他们。那么你就拿不到钱了。好，那么我就不拿这笔钱。他们不相信我？见他的鬼吧，他们不必付我钱。当然这是很荒谬的！我也知道这是政府作风，那么去他的政府吧！我觉得人应该把人当人看待。而直到我被当人看待之前，我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瓜葛！他们觉得难受吗？我也觉得难受呀！就那样算了吧。我知道他们在“保护纳税人”，但请看看在下面的例子中，纳税人到底受到怎么样的保护。
经过冗长的讨论后，有两本书一直还是无法定论，它们得票都很接近；于是我们把决定权留给教育局。现在他们已将价钱也考虑在内了，而由于两本书不相上下，教育局决定公开招标，价低者得。有人提出问题：“学校将会在平常的时间收到书，还是可以早一点在开学前就收到书呢？”
得标出版商的代表站起来说：“我们很高兴你们接受我们投的标；我们一定在开学前就可以送书到学校。”
输掉的出版商也有代表在那里，他站起来说：“由于我们是根据比较晚的期限来投标，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再有一次机会，以较早的期限再投一次，因此我们也可以在开学之前出书。”
罗礼士先生问这第二家出版社的人：“如果你的书早一点送来，价钱是多少呢？”
那人说了个数字：居然较为便宜！
第一家的人站起来：“如果他更改他们的标，我也有权利更改我们的标！”——他的更加便宜了！
罗礼士问：“嗯，怎么会那样？早点拿到书价钱还更便宜？”
“不错，”一个人说：“我们可以利用一种平常不会用的印刷方法……”——解释为什么结果会比较便宜。
另一个人同意：“当你生产加快时，成本更便宜！”
那真是令人震惊。结果便宜了两百万美元！诺里斯被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弄的怒火中烧。
实际的情形，当然是交货期限提早，让这些人有借口重新投标。一般来说，当价钱不是考虑因素时，他们不必降低价钱，出版商想把价钱定在哪里都可以，降低价钱对于竞争并没有好处。他们竞争的诀窍，只是让课程委员会的人印象深刻而已。
台面下的动作
噢，顺带一提，每次委员会开会，总有出版商招待委员会的人，请委员吃午餐，介绍他们的书。我从来都没参加过。
现在一切都好像很明显了，但当时我还搞不清情况。有一天我收到“西联公司”寄来的包裹，里面是一些干果之类，还有一封信说：“祝感恩节快乐——巴米里奥与家人。”
这是长岛的一家人寄来的，但我从未听过他们的名字。看来有人要寄东西给朋友而搞错名字和地址了，我必须把事情弄清楚。我打电话到西联公司，找到寄包裹的人。
“哈罗，我叫费曼。我收到一个邮包……”
“噢，哈罗，费曼先生，我是巴米里奥。”他是那么的友善，让我以为我应该认识他！而我确实经常忘记很多人是谁。
于是我说，“对不起，巴米里奥先生，但我不大记得你是谁……”
原来他是其中一个出版商的代表，他们的书在我的审核名单内。
“我明白了。但这很容易让人误会。”
“这纯粹是我们家送给你们家的小礼物而已。”
“不错，但我正在审核你们的书，许多人可能会误解你的好意呢！”我那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但我假装是个百分之百的傻瓜。
另外有一次，某个出版商送了一个真皮的公事包给我，上面用烫金刻上我的名字。我于是说：“我不能收下，我在审核你们的书，你好像不明白这点！”
有一个在委员会待了很久的委员说：“我从来不接受那些礼物；那令我很生气，但这些事还是不断发生。”
我错过了一次大好时机。如果当时我脑筋动得够快，就会很好玩了。那次抵达旧金山的旅馆时，已经是晚上，会议在第二天举行，我便决定到市中心逛逛，吃点东西。刚从电梯出来，两个坐在旅馆会客厅的家伙跳起来说：“晚安，费曼先生。你要去哪里？要不要我们带你看看旧金山？”他们是一家出版商派来的，我完全不想跟他们搅和。
“我要出去吃些东西。”
“我们可以带你去吃晚餐。”
“不，我想自己一个人去。”
“这样吧，不管你想怎么样，我们都能帮得上忙。”
我忍不住要逗逗他们，说：“晤，我想出去找麻烦。”
“那我们也帮得上忙呢。”
“不，我会自己想办法。”然后我想：“错了！我应该任他们搞，把一切记录下来，好让加州州政府的人知道，这些出版商到底有多过分！”但等我目睹那两百万美元的差额之后，只有天晓得什么叫人情压力了！
第五部 笑闹中的真智慧
诺贝尔奖害人不浅
加拿大有个规模很大的物理学生协会，经常召开会议、发表论文等。有一次，温哥华分会想请我去和他们谈谈话。负责安排这次活动的女孩跟我的秘书联系好，没知会我就老远飞到洛杉矶来，直接走进我的办公室。她是个俏皮漂亮的金发女孩（这点对事情很有帮助，理论上不应该造成差别的，但事实上却有影响）。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温哥华的学生出钱促成了整件事情，他们在温哥华对我招待得很周到。于是，我知道要发表演讲，同时又享受到乐趣的秘诀了：等学生来邀请你。
在我得到诺贝尔奖之后几年，有一次，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物理社邀请我去演讲。我说：“我很乐意去，但我只想对物理社的学生演讲，因为——我不想太没礼貌——从过去经验，我知道会有麻烦。”
我告诉他们，过去我每年都到一所中学跟他们谈相对论之类的东西。但是拿了诺贝尔奖之后，我毫无心理准备地像往常一样跑到这所中学演讲，却有300 个学生挤在那里，结果一团混乱！
诺贝尔奖后遗症
我有三四次这种受惊的经验，像个白痴一样，一时之间无法意会过来。当伯克利大学邀请我去做物理演讲时，我准备了一些颇为专门的题材，预期听众都是物理系学生。但是等我到达会场时，发现偌大的演讲厅里挤满了人！事实上我知道，懂得我演讲内容的人不可能挤得满一个演讲厅的！我的问题是，我总是希望能让听演讲的人开心，但是如果每个人再加上他们的兄弟姊妹都跑来听，我就没辙了，因为我不知道究竟来了些什么人！
学生明白我没法简简单单地跑到一家学校，跟物理社的学生演讲后，我说：“我们来想一个很沉闷的题目，取个很沉闷的教授名字，只有那些真正对物理有兴趣的学生才会来的，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听众，好不好？你们不要大做宣传。”
于是，校园里贴了几张海报：“华盛顿大学华伦教授将于5月17日下午3点于D102教室，发表质子结构的演讲。”
等我上台后，我说：“华伦教授临时有事没法来演讲，所以他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来谈谈这个题目。刚巧我对这个题目也稍微作过一些研究，所以我就来了。”简直是天衣无缝。
但是不知怎的，这个社团的辅导老师发现了我们玩的把戏，大发雷霆。他对学生说：“你们知道吗？如果大家知道费曼教授要来，很多人都会想来听他演讲。”
学生解释：“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那样做呀！”但是教授仍然大为光火，因为他事前对这个玩笑竟然毫无所悉。
知道那些学生碰上了这么多麻烦，我决定写信给那位教授，向他解释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要求他们依我的安排，否则我不肯演讲，是我叫学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说我很抱歉，请原谅我等等。这就是我得了那该死的奖之后，所要忍受的麻烦事！
去年阿拉斯加大学的学生邀请我去演讲，除了地方电视台的访问之外，整个过程都十分愉快。我不想接受采访，那没有什么意思。我来是要对物理系学生演讲，仅此而已，如果城里每个人都想知道我讲了些什么，学校报纸刊登报道就够了——我得了个诺贝尔奖，大家还是必须来采访我这个大人物的，对不对？
我有个很有钱的朋友，他提到这些捐钱设立奖金或赞助演讲的人时说，“小心观察，看看他们到底做过什么违背良心的事情，需要靠这来减轻罪恶感。”
我的朋友山德士（Matt sands）有一度想写一本叫《诺贝尔的另一个错误》的书。
可否不领奖？
有很多年，每逢诺贝尔奖揭晓的日子快到时，我也会注意一下谁可能得奖。但一段日子之后，我连诺贝尔奖“季节”到了也不知道。因此，我真是搞不懂为什么有人会在清晨3点半或4点钟打电话给我。
“费曼教授吗？”
“嘿！为什么这时候打电话来烦我？”
“我想你会很高兴知道你得了诺贝尔奖。”
“是，但我在睡觉！如果你等到早上再打来告诉我，不是更好吗？”我把电话挂断。
太太问：“那是谁呀？”
“他们说我得了诺贝尔奖。”
“唉，理查德，到底是谁呀？”我常开玩笑，所以她学聪明了，从不上当，但是这回被我逮着了。
电话又响了：“费曼教授，你有没有听说……”
极失望地说：“有。”
然后我开始想：“我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一切就此打住？我不要这些麻烦事！”第一件事是拔掉电话线，因为电话一通接一通进来。我想回去睡觉，但发觉再也睡不着了。
我下楼到书房去想：我要怎么办？也许我不要接受这个奖了。然后会发生什么事？也许根本不可能那样做。我把电话重新接好，电话铃声立刻响起，是《时代周刊》的记者。我告诉他：“听着，我有麻烦了，所以你不要公开下面这段话。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摆脱这些事情，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不去接受这个奖？”
他说：“先生，我恐怕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会比你乖乖领奖惹来更多麻烦。”显然如此。我们谈了十几二十分钟，内容还蛮精彩的，他后来也没有把这一段披露出来。
我向这位记者道谢，把电话挂断。电话立刻又响起，是报社记者。
“好的，你可以来我家，没关系，好的，好的……”
其中有一通电话是瑞典领事馆打来的，他打算在洛杉矶办一场招待会。
我觉得既然决定领奖，就得忍受这些麻烦了。
领事说：“列一张你想邀请的贵宾名单，我们也会列一张贵宾名单，然后我会到你的办公室去比对两张名单，看看有没有重复，然后再拟定邀请名单……”
青蛙仪式
于是我拟了一张名单，大约有８个人——住在我对街的邻居、我的艺术家朋友左赐恩等等。
领事带着他的名单来我的办公室：加州州长、这个长、那个长、石油大亨、某女演员——加起来有 300个人！不用说，两份名单一点都没重复！
然后，我开始有点紧张。一想到要和这些权贵显要会面，就害怕。
领事看到我在担心。“噢，别担心，”他说：“他们大多数都不会来。”
这下可好，我从来没有安排过像这样的宴会：邀请的来宾是你预期不会来的人！我不要向任何人打躬作揖，让他们有幸受邀，同时又能拒邀，这真是太蠢了。
那天回家时，我觉得懊恼极了。我打电话到瑞典领事馆说：“我再想了一下，我就是没法忍受这个接待会。”
他很高兴，说：“你说得对极了。”我想他跟我殊途同归，他大概想的是“要为这呆子筹办宴会，真是麻烦透了。”结果每个人都很开心：没有人想来参加接待会，包括得奖的贵宾，主人更是乐得轻松了！
这段时间，我一直都有心理调适的困难。你知道，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亲一直对皇室和伪君子不以为然（他从事卖制服的生意，很清楚同样一个人。穿上制服和卸下制服有什么差别）。事实上，我一辈子都对这类事情冷嘲热讽，因此我有很强烈的感觉，我不可能泰然自若地走上台去觐见瑞典国王。我知道这很孩子气，但是我的成长经验就是如此，所以这会构成问题。
别人告诉我，瑞典有个规矩，就是领完奖以后，要从国王面前倒退着走回自己的位置，不能转身。于是我告诉自己：“好吧，看我修理他们！”于是我在楼梯练习倒退着跳上跳下，打算藉此显示他们的规矩有多荒谬。我心情恶劣的很！当然，这种行为十分幼稚可笑。
后来，我发现规矩改了，领完奖后可以转身，像个正常人一样走回自己的位置，鼻子朝正前方。
我又很高兴地发现，在瑞典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把皇家仪式当一回事。到了那儿我才发现，他们跟我站在同一阵线，例如，瑞典的学生会为每位诺贝尔奖得主举行一些很特别的“青蛙仪式”。
当你拿到那小小的青蛙后，你必须学青蛙叫。我年轻的时候，十分反文化。我父亲有很多好书，其中一本是由希腊名剧作家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所写的古典希腊剧《青蛙》：有一次，我翻了一下这本书，看到里面有只青蛙讲话。书里写的是：“布悦克——科耶克——科耶克——”我想：“青蛙不会这样叫的，这样形容青蛙真是奇怪！”于是我自己试着那样叫，试了几次之后，发现这跟青蛙的叫声确实很相似。
这很有用，后来在学生为诺贝尔奖得主举行的仪式中，我可以表演唯妙唯肖的青蛙叫声！而倒退着跳来跳去，在这时候也恰好派上用场。这部分我很喜欢，仪式也进行得十分顺利。
颁奖前的煎熬
尽管玩得很高兴，我却一直有心理障碍。我担心的是在国王的晚宴上要发表的谢词。他们颁给你诺贝尔奖的时候，同时也会给你几本厚厚的精装书，是有关过去诺贝尔奖的历史，里面记载了历任得奖人的致谢词，好像那是多了不得的一件事。于是你开始觉得谢词的内容有一点重要，因为会印在书上。我当时不了解的是，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听谢词的内容，更没有人会读它们！我当时完全不知所措了，我就是没办法只说“非常谢谢”的类似客套话。这样做很容易，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真相是，我并不真的想要这座诺贝尔奖，当我根本不想要拿奖时，我怎么还能说谢谢呢？
我太太说我紧张得不像样，成天为了演讲的内容忧心忡忡，但是我终于想到个法子可以让演讲内容听起来完美无缺，但同时也是我的由衷之言。相信台下的听众完全无法想像我为了准备这个演讲，经历了什么样的煎熬。
我的开场白是：对我而言，从科学研究的发现中所得到的乐趣，以及从别人可以利用我的研究成果等等，我已经得到了我的奖赏。我试图说明，我已经得到了我所期望的一切，因此，其余的事物相形之下，也就无足轻重，我真的已经得到了我的奖。
然后，我很快地说，我接到了成叠的信件，让我想起过去曾经认识的许多人，包括童年好友的来信，告诉我他们早上看到报纸刊登的消息时，跳起来大叫：“我认识这个人！他小时候常和我们一起玩！”这些信件表达了热情的支持与爱，我为此谢谢他们。
演讲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对于和皇室相处，我一直有些困难。在国王举办的晚宴上，我坐在一位公主的旁边，她曾经在美国上大学，因此我误以为她的心态会跟我一般。我以为她和别的年轻学生没什么两样，就谈到有关在晚宴之前国王和皇室其他成员必须站立很久、和所有的来宾握手的事。我说：“如果是在美国，我们会让这件事情更有效率，我们会发明一个握手机。”
“对，但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市场，”她不安地说，“皇室的人没那么多。”
“恰好相反，市场大得很。起初，只有国王会有一部握手机，而且我们可以免费送他。然后，其他人当然也会想拥有这种机器。问题来了，谁才被批准拥有握手机呢？当然，首相可以有一部，参议院议长也可以买一部，然后重要的资深议员也可以买；所以市场不断扩大。很快地，你不需要大排长龙等着和机器握手了，你送你的握手机去跟别人的握手机握手就可以了！”
诺贝尔也疯狂
邻座还有一位女士，是安排这次晚宴的负责人。女服务生来替我倒酒，我说：“不，谢谢，我不喝酒。”
这位女士说：“不，不，让她倒。”
“但是我不喝酒。”
她说：“没关系。你看，她有两个瓶子。我们知道88号来宾也不喝酒。”（88号坐在我后面）“两个瓶子看起来一模一样，但其中一瓶没有掺酒。”
“你怎么会知道？”我惊叹。
她微笑：“看看国王，他也不喝酒。”
她还告诉我他们那年碰到的种种困难。其中一个困难是，苏联大使该坐哪个位子？像这种晚宴的问题总是在于，谁要坐得比较靠近国王。诺贝尔奖得主的位子，通常要比外交使节团离国王近一点，外交官的位子就依他们驻瑞典时间的长短来决定。当时，美国大使驻瑞典的时间比苏联大使长，但是刚巧那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梭洛可夫（Mikhail Sho1okhov）是俄国人，苏联大使因为必须替梭洛可夫翻译，所以想坐在他的旁边。因此，问题就在于要怎么样才能让苏联大使坐得离国王近一点，而又不会冒犯到美国大使和其他的外交使节团成员。
她说：“你应该看看由此而引起的一场混战——信件来来去去，电话响个不停——最后我才获准安排苏联大使坐在梭洛可夫先生邻座。大家终于同意的安排，是当晚苏联大使不会正式代表苏联大使馆，而只是梭洛可夫先生的发翻译。”
晚饭后，我们走到另一个房间，大家三三两两交谈。有一位丹麦的某某公主在其中一桌，一群人围绕着她。我看到那桌有个空位，就坐下来。
她转头对我说：“噢！你是诺贝尔奖得主。你是做哪方面的研究？”
“物理。”我说。
“噢，没有人懂得任何关于物理的东西，所以我猜我们没办法谈物理。”
“刚好相反，”我回答：“有人懂得物理时，我们反而不能谈物理。没有人懂的东西才是我们可以谈论的事情。我们可以谈天气、社会问题、心理，我们可以谈国际金融——但是不能谈黄金买卖，因为大家都懂黄金买卖了——所以大家都可以谈的事情，正是没有人懂的事情！”
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办到的：他们有一种让脸上出现寒霜的方法，她正是个中高手！她立刻转过头去跟别人谈话了。
回归自我
过了一会儿，我明白他们的谈话完全把我排拒在外，便起身走开。坐在同一桌的日本大使起来跟着我。他说：“费曼教授，我想告诉你一些关于外交的事情。”他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提到有个日本年轻人进大学念国际关系，想要对国家有所贡献。大二的时候，他开始有些微痛苦，怀疑自己究竟在学什么。毕业后，开始在大使馆工作，更怀疑自己对外交有多少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没有人懂得关于国际关系的任何事情。想通了这个道理之后，他就有资格成为大使了！“所以，费曼教授，下次要举例说明每个人都在谈论大家都不懂的东西时，请把国际关系也列在名单里头！”
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我们就谈起来。我一直对于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如何有不同的发展，十分感兴趣。我告诉这位日本大使，我一直对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感兴趣：日本如何能这么快速地发展成这样现代化的世界强国呢？“日本人能够做到这地步，跟日本人性格或作风中的哪一面有关？”我问。
大使的回答深得我心。他说：“我不知道。我只能假设，但我不知道那正不正确。日本人相信他们只有一种出头的方式，就是让子女受更多的教育，比自己受的教育更多。对他们而言，脱离农夫的地位，成为知识分子是很重要的事。所以每个家庭里都勤于督促小孩，要在学校有良好的表现，努力上进，因为这种不断学习的倾向，外来的新观念会在教育体系中很快地散播，也许那是日本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整体而言，我的瑞典之行还算相当愉快。我没有立即回家，而到瑞士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CERN）去演讲。当我在同行面前出现时，身上还穿着国王晚宴中的那套西装。过去我从来不曾西装笔挺地发表演说。我的开场白是：“你知道吗？很滑稽，在瑞典的时候，我们坐在那儿讨论得了诺贝尔奖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改变。事实上改变已经出现了：我还蛮喜欢这套礼服的。”
大家都以嘘声回报。维斯可夫（Victor Weisskopf）跳起来把外套脱下，说：“演讲的时候不要穿西装！”
我把礼服外套脱掉，松松领带，说：“在瑞典过了这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喜欢这玩意儿；但现在我回到这个世界、一切又正常了。谢谢你们帮我回复本来面目！”他们不要我改变，所以在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他们很快地就把瑞典对我的影响消除殆尽了。
当了“后备”名人
得到一笔奖金也很不错，我这才能买下海边的一幢房子。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如果没得到诺贝尔奖会更好，因为得奖以后，再没有人会在公开场合率直待你了。
在某种层面来说，这个奖会令人坐立不安；但有一次，我确实从中得到一点乐趣。得奖之后没多久，巴西政府邀我和温妮丝担任里约嘉年华会庆典的贵宾。我们欣然接受邀请，而且玩得很愉快。我们一支舞接着一支舞地跳个不停，又观赏了街上盛大的游行，队伍中著名的桑巴乐团演奏着美妙的节奏和音乐。报章杂志的摄影记者不停拍照：“看！美国教授和巴西小姐共舞。”
成为“名人”很好玩，但是我们显然是错误的名人，那一年没有人对贵宾大惊小怪。后来我才发现，我们受邀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最初是邀请著名的女明星珍娜露露布丽姬妲，但在嘉年华会展开前夕，她回绝了邀请。负责筹备嘉年华会的巴西观光部长有几位在物理研究中心工作的朋友，他们知道我曾经参加桑巴乐团表演。既然我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媒体上也有曝光，在一阵慌乱惶恐中，观光部长和他的朋友想出了让一位物理教授来取代珍娜露露布丽姬妲的疯狂点子！
不用说，这位观光部长因为那年嘉年华会办得太糟，丢掉了他在政府部门的饭碗！
第五部 笑闹中的真智慧
无心插柳变专家
拜亚丝（Nina Byers）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教授，大约在70年代初，她负起安排物理讨论会的责任。参加这个讨论会的，通常都是其他大学的物理学家，讨论的都是很专门的题目。但部分由于当时大环境使然，她觉得物理学家应该多接受一些文化薰陶，因此想安排这方面的演讲。由于洛杉矶很接近墨西哥，她想安排一场关于墨西哥古老文化的演讲，即讨论玛雅人（Mayan） 在数学及天文学上的发展。
她在周围寻找适合做这个演讲的教授，但在洛杉矶分校本身，居然找不到够资格的专家。她打电话到其他地方，也还没有找到。
于是她想起了布朗大学的奈吉包尔（Otto Neugebauger）教授。他是研究巴比伦数学的专家（当我在康奈尔，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教授时，有一年，奈吉包尔教授曾经做了一系列谈巴比伦人数学的演讲，统称为“传讯使者讲座”。他讲的精彩极了！翌年是奥本海默当讲者。记得当时我想：“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也能够来做这类演讲有多好！”多年之后，我拒绝了很多演讲邀请，而康奈尔却凑巧要请我当“传讯使者讲座”的主讲人。我当然无法拒绝，因为那是多年的心愿。于是我接受了威尔逊的邀请，到他家住了一个周末，讨论了许多想法。结果就是一系列的演讲，题目是“物理定律的特性”。）。她打电话给他，问他知不知道在西岸有谁能讲玛雅数学及天文学的题目。
“有！”他说。“我知道有一个合适人选——他的本行并非人类学或历史，他是业余的；但他很显然对这个题目知道很多。他叫费曼。”
她差点要跳楼了！她要推动的是替物理学家带来一点文化气息，但现在唯一的方法，居然是要请物理学家来演讲！
度蜜月的收获
我之所以会懂得一些玛雅数学，完全是因为跟我第二任太太玛丽露到墨西哥度蜜月时，陪她旅行太累而学来的。她对艺术史——特别是墨西哥的艺术史，很有兴趣。因此我们就到那里度蜜月，而我就陪着她在金字塔上爬上爬下。她介绍我看很多很有趣的事物，像某些图像和设计之间的关系，但在又湿又热的丛林中走了几天（及几夜）之后，我觉得筋疲力尽了。
在瓜地马拉一个鸟不生蛋的小镇里，我们走进一家博物馆；他们展示了一份满是奇怪符号、图片、线和点的文献。这是称为德瑞斯顿古抄本（Dresden Codex）的副本，由一个叫维拉哥它的人所复制的。这本古书是玛雅人写的书，在德瑞斯顿的博物馆里被发现。我知道那些线条和点都是数字。当我还只是个小孩子时，我父亲曾经带我去纽约参观世界博览会，他们在那里搭了一个仿建的玛雅庙宇。父亲告诉我，玛雅人怎么发明了“零”这个数字，以及其他很多很有趣的事情。瓜地马拉的博物馆也有贩卖古抄本的复制本，我也买了一份。在每页的左边是古书的复印，右边是简介以及用西班牙文翻译的部分内容。
我很喜欢解谜题及密码，因此当我看到那些线及点，就不禁想，“这可好玩了！”我把西班牙文部分盖起来，开始玩解开玛雅人线及点之谜的游戏。我留在旅馆内研究，而我太太则还是整天在金字塔上爬上爬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