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的门徒是不是这种感觉呢？在他们那里，甘地的主义又贯彻得怎样呢？并且，经过他们解释之后，传达到民众中去，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在泰戈尔游历欧洲数年之后，于１９２１年８月回到印度的时候，看见印度人的心思改变。不禁惊愕。在他回印度之前，他早已由他从欧洲所寄给他在印度的朋友的一批信中，表示出他的焦虑。这一批信，有好些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甘地和泰戈尔两人都是哲人，都互相敬仰，可是他俩中间的裂痕，就像一个哲学者和一个信徒，一个圣保罗和一个柏拉图中间的裂痕一样，他们的驳论，是重要的，因为在一方面是一种想创造一个新人类的宗教的　“信仰和仁爱”；而另一方面是一个想于同情和了解之中，把全人类的气息都联合起来的生而自由和清明广博的“智慧”。甘地传　 ７４
泰戈尔常常把甘地视为圣人，他也常常很虔敬地道及他。当人们提到将托尔斯泰与甘地作比照时，泰戈尔说　：“我现在才知道我更知道甘地。甘地的精神比托尔斯泰的更为光明和炫耀。在甘地一方面，一切都是自然的，谦逊、简单和纯洁，他一切的争斗，都是为了他的宗教的真诚做出的牺牲。但是在托尔斯泰方面，则一切都是用傲慢反抗傲慢，用怨恨反抗怨恨，用情欲反抗情欲。在托尔斯泰看来，一切都是暴动的；就是他的不暴动的主义，也是暴动的。”　在１９２１年４月１０日，泰戈尔在伦敦所写的信有这么一句话：“我们感谢甘地，因为他给印度一个机会，证明了她对于人的神圣的精神的信仰，还是仍然存在。”　他对甘地的运动，曾发表过怀疑的言论，但是当他离开法国回到印度的时候，他仍然诚挚地用种种方法去帮助甘地。直至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发表宣言，才宣布他们两人正式破裂。泰戈尔在《诉之于真理》一文的开端还是赞颂了甘地。而且他的这种赞颂的言辞还是在一般称赞中最美丽的。
甘地对泰戈尔的态度是很诚爱的，即使在他们不和睦的时候，也没有变更。人们觉得甘地很不愿意和泰戈尔辩驳，他的朋友有的在他面前背述泰戈尔私下说的话，甘地总是制止他们说话，并说他应当如何感激泰戈尔，和如何辜负了泰戈尔。
甘地传　 ７５
在１９２２年２月９日，甘地在发表的文中叙述了他和泰戈尔的长久的友谊，他是泰戈尔在圣提尼克丹家的常客，他也把泰戈尔的家视为他的隐休之所。当他在英国的时候，他的儿子都住在那里。但是他俩中间的裂痕不可避免地更加深刻了。从１９２０年泰戈尔对甘地以其盈余之爱和信念去从事政治的时候，开始已表示不满。甘地涉身于政治舞台，是不是他欣然愿意做的事，长期没有定论。但是当提拉克逝世的时候，印度便没有政治的领袖，而不能不有一人补上去。
这正如甘地所说的：
“假如我像是参加政治了，这便是单纯地因为今天的政治盘绕着我们，正如大蛇盘身一样，无论我们如何挣扎，终是解脱不了的，但是我还要和蛇争斗……我正在设法使宗教参入于政治。”
但是泰戈尔仍然对甘地抱有遗憾。他在１９２０年９月７日所写的文章中曾说　：“我们需要麻哈德麻甘地所代表的道德的力量，而在这世界上，只有他能代表这一力量。这种贵重的宝库，负有以‘灵火使死人复活’的使命，可惜它竟投弃于脆弱的政治的航船上，任冲碰激昂的情欲之波不绝地打击，这真是印度的极大的不幸。徒把精神上的财富，用于抽象上的道德真理所认为无价值的问题，诚是应当惋惜的。我甘地传　 ７６们如把道德上的力量变为武力　，则我们更是犯罪了。”
这就是泰戈尔对于人们喝采的不合作运动，和因般遮布屠杀及托着哈利发的事而鼓动起来的暴动所持的态度。他害怕这运动的效果，会使那易受刺激的民众，因一时气愤而发起攻击。他要求人民都忘记复仇。他幻想着不可能的报复。他要他们把不可恢复的，都忘记了，而聚精会神地为印度建成一个新的灵魂。他虽然敬仰甘地的主义，和他的牺牲精神，但是他恨不合作运动中有“不”字的成分。按照他的天性，他对于一切有“不”字的事物，都抱着避开的态度。
结果甘地回答说　：“铲除的工作，正与接纳的一般重要。人类的进化包含这两者的总和。”　优婆尼沙昙的末一字是一个“不”字，它的作者对于印度教徒的定义是“不是这个”。印度已经失去了说　“不”的权力，甘地把它恢复回来。芟艾杂草是和播种子一般重要的。
但是泰戈尔显然不相信铲除的工作。在他诗的沉思的生命中，他满足于现实的事物，而只以它们的和谐为快。在他的美丽诗句中，他说明了他的意见，但都离开了现实的生活。他的字句，好像纳塔拉阁剧中的跳舞一般。他说他想使他的精神，和当时布满于全国的空气协调，但是他不能做到，因为不管他自己的意思如何，他心中总有一种反抗的精神隐隐不灭。他甘地传　 ７７说　：“在失望的黑暗中，我看见一个微笑，听见一个声音说道：‘你的地位在世界之海的海滩上，和儿童们一块儿游戏，在那里，我也和你同伴。’”他用诗歌来作剧，并发明新的音节，“继续地发出他的和谐的声音，有如儿童们在阳光之下跳舞　，并带着笑声不见了。”一切的事物，在他看起来，都是快乐的，花和叶都纯粹是并未停止过的音节。上帝自己，便是一个最高的术士，他和时间玩弄，播星球和行星于表现的湍流之上，并以充满着迷梦的纸舟，投入到时光的河里去。“当我请求他允许我作他的门徒，并让我将我几种发明的玩物放入他所欣赏的舟中的时候，他只是微笑。我便跟着他走，挽住了他的衣袖。”　在这里，泰戈尔觉得他还在他自己的位置上　。“但是当我在群众之中，四面受挤的时候，我是在何处呢？谁能了解我所听见的声音呢？假如我听见歌声，我的嗓子必能连着它的音节而合唱，因为我是一个歌者。但是在群众的狂慢的喧呼中，我的声音已丧失了，我也晕眩了。在不合作运动的喧闹中，他想求出一种音节，但是不能求得，因此，他便对自己说　：“假如我不能跟你的同胞在他们的历史中的一个最为危险的时期一同前进，你要提防着说：‘他们是错的，而你是对的。’而如果一旦离开你的队伍，走回诗人的处所，就得预备接受讥笑和群众的谩骂。”
甘地传　 ７８
泰戈尔是又一个哥德，一个印度的哥德，巴卡斯也是这样说。就此看来，好像泰戈尔已经就此决定了。他与不合作的运动告别，因为他含有否决的成分，他退回到他自己的创造迷宫中。但是他还不只是止于退出。他说，命运决定他一定要驾驶他的小船以反抗时代潮流。在这时候，他不只是一个“诗人　”，他还是亚洲派往欧洲的精神上的大使。他刚从欧洲回来，在那里，他请欧洲人民和他合作，在圣提尼克丹地方建一个世界大学。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定数，在世界这一边，他正在宣讲东方和西方合作，而同时在世界那一边，却有人正在作不合作运动的宣传。
因此，不合作运动对他来说是双重的损失，一方是他的工作　，而一方则是他的生命的观念。他说　：“我相信东方和西方的真团结。”
不合作运动和他的思想相冲突，因为他的脑力，他的丰富的智慧都受到世界一切文化的滋养。他说：“人类一切最伟大的东西，都属于我。”　“至大无边的人格，有如优婆尼沙昙中所说的名词，只能由全人类的宏大和谐中生出。我的祷词是盼望印度代表世界一切民族的合作，为了印度的幸福，合则为真理，分则为罪恶。合的意思，是包含和了解一切，因此，它不能由‘不’中求得。我们现在想把西方的精神和我们的精神分开，这的确是一种精神上自杀的尝试……甘地传　 ７９当今的时代是西得势，这是因为西方负有完成一种使命的责任。我们东方的人，应当跟着他们学。我们遗憾的，自然是我们已失去了珍重我们自己文化的能力，因而不知道如何使西方的文化走上正当的轨道。但是如果因此便说我们和西方合作是不对的，那便无异于促进了地方主义最污劣的形式，说明了智能上的缺乏。这是一个世界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能由于与其他国家分开而能使自己得救的。要得救，便是大家都得救，如果不然，只有同归于毁灭。”
换句话说，泰戈尔的拒绝西方文化，也如哥德在１８１３年的拒绝法国文化一样。甘地主义，并不是真的在东方和西方中间建起了一堵高墙，可是泰戈尔知道印度的国家主义一旦被鼓动起来，必定有人把它这样解释。泰戈尔怕那种排斥外来文化的精神发展起来，当他的学生在不合作运动初起时来请他忠告。他便对他们说出了他的怀疑和焦虑。学生罢课是为的什么呢？他问道　：“学生要牺牲为的是什么？并不是为求得一个更完满的教育，而是为求得一个无教育。”在沙德希第一次运动的时候，有一群少年学生告诉他假如他命令他们的话，他们便可立即离校。当他回绝他们的要求时，他们都很激怒地离开了他，并对他的爱国心发生了怀疑。
在１９２１年的春季，当印度开始抵制英国学校甘地传　 ８０的时候，泰戈尔在伦敦已见过一次知识界爱国主义的挑拨行动。当他的朋友披尔逊教授讲课没有结束时，有几个印度学生便发出错误的国家主义宣言。泰戈尔非常生气，在他给圣提尼克丹的管理处处长的信中，他责骂这种不忍耐的精神，并把他的责任，归咎在不合作运动上，甘地对于这点回答说　：“我并不想把我的住房四边都围起来，也并不想把我的窗户都堵塞起来。我要各方面的文化都尽其所能地在我屋里传播……但是我不要任何文化吹走了我的脚跟……我所主张的，并不是一种监狱的宗教。它完全有地方容纳上帝所创造的最微小的东西。但是它是反抗种族、颜色，或宗教的傲慢的证据。”
接着甘地便说出了他对于英国文学教育的怀疑，因为它在建造人格上并没有贡献，他说，这是一种阉割印度青年的教育。他一面对他说过分的话表示抱歉，一面说他的态度，并不偏狭——泰戈尔所暗指的偏狭。
这都是些冠冕堂皇的话，但还不足以使泰戈尔释疑。泰戈尔并不怀疑甘地，可是他怕甘地的信徒。在他由欧洲回归印度初和他的人民接触时，他便害怕人民对于麻哈德麻甘地话的迷信。他看见心灵的专制的危机已渐渐迫近，在１９２１年１０月的《现代评论》上他发表了一篇真的宣言，诉诸真理便是他反抗这种盲从的呼声。他这回的反抗特别地强硬，因为开甘地传　 ８１端他对甘地写了一篇很美丽的颂词。在叙述１９０７年及１９０８年印度初次的独立运动后，接着他便说当时的政治领袖都是受一种书呆子的理想所感动，而模仿柏克、格拉斯敦、马志尼及加里波的教人的模样，他们的主张，也惟有那受过训练的人才能懂得。简单说来，他们在主张一种英国式的理想。但是麻哈德麻甘地出来了！他停止在千万个穷人的门楹上，并如他们一样地穿着。他用他们自己的口对他们说话。这便是后来的真理，而不单是从书本上摘录出来的话。麻哈德麻的名字——印度人称呼他的名字，也的确是他的真名。因为除他之外，还有谁像他那样觉得和人民应该亲密呢？觉得他们是他自己的血肉呢？隐藏着的灵的力量，已应着甘地的号召而怒发，因为他使真理成了一种切实而可见的东西。在数千年前，当释迦牟尼使人们明了慈悲和仁爱应在人们中间实现的时候，印度也曾响应他的号召而焕发出了新的伟大。无论商业或军事的征服，都不能像它这样堂皇地传播开去。因为，惟有爱才是真理。
但是泰戈尔的腔调就此而改变。赞颂的话也就此终结。卑亵的言词便接着出现。当泰戈尔在欧洲和远渡海洋的时候，他感觉到了印度复活的震动。他受其刺激而充满着呼吸这新的自由的希望，进而回到了自己的祖母。但是他到了祖国，便觉得扫兴了。他觉得甘地传　 ８２有一种压迫的空气存在于人民之上。他说　：“好像有一种外压的力压着他们，研磨他们，并使他们众口同声地按照一种口腔说话。无论在何处，我都觉得文化和理智的威权应当退位，而让盲从去施威。灵魂的真自由，也就这样简简单单地被表面自由的口号势力所压倒。”
人们知道了泰戈尔的疑虑和他的声诉。这都是各时代所通有的事。在新的基督教发轫之初，破碎的旧世界称为最有自由意志的人，也曾这样疑虑和声诉。就连人们自己，当逢一种盲然信从某种社会或国家的理想潮流时，也觉得有同样的疑虑在心中鼓励。泰戈尔的反抗，是自由灵魂对于时代信仰的反抗，因为这种信仰对于少数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是最高的自由，而对于其所领导的民众，则无非是另一种桎梏而已。
泰戈尔所抨击的目标，远非民众的狂热所能了解的。在这盲从的民众之上，它涉及到了麻哈德麻本身。不论甘地如何伟大，他所从事的事业，是否是超过一个人的能力所能单独负担的呢？像印度这么大的事业，当然不好依赖一个单独的领袖意志来主使。麻哈德麻虽是爱和真理的领袖，但是要谋得自主却是一种非常繁重的事　。“路途纷乱和难于开拓。情感和热心虽然是必需的，但是科学和思想也是免不了的。全国的心灵上的力量都应做出贡献。经济家应该筹划实际的解甘地传　 ８３决方法，教育家应从事于训练，政治家应为之考虑，而劳动者则从事于工作……无论何种求知的欲望都应得到自由而不受抑阻。无论何种压力，不管它是公开的或是隐藏的，都不应当存在于智慧之上。……在过去，在原始的森林中，我们的先圣于其完善的观察中，招集了一切真理的追求者……为什么愿引导我们起事的圣人，不会有同样的号召呢？”但是甘地到这时发出的惟一命令只是　：“纺织！”　泰戈尔问道　：“这是否是一种新的创造的时代福音呢？假如大的机器在欧洲成为一种危险，小的机器能不能给我们一种更大的危险呢？”不单是一国中的力量应当彼此合作，各国的力量也应当合作。他说　：“印度的觉醒和世界的觉醒是相连结的。无论任何国家，如果它想将自己关闭起来，便是违反了新时代的精神。”　接着，泰戈尔叙述了几个他在欧洲所遇见的人——那些解开国家主义的桎梏来服从人类的人——那些成了世界人民中受压迫的少数人，他把他们列在圣尼亚森斯中，圣尼亚森斯是指那一班在自己的灵魂中已实现人类大同的人，是一班舍弃自己生命来使人类为一个整体的人。
泰戈尔说　：“印度是否应该独自背诵那些消极的理论，永久固定在他人的罪过之上，以仇恨为基础以求得自主呢？当天刚黎明小鸟觉醒的时候，它不单只想得食；它的两翼，禁不住天空的招呼而飞舞，它的甘地传　 ８４咽喉，充满了欢迎白日的可爱的歌声。一种新的慈爱发出它的声音。我们要让印度自由去回应。在黎明的时候，我们的第一责任是要记住那混然为一、不分阶段或色采的他，记住那由于其所具有的各种力量，按照必须的限度，赐予各个阶段和一切阶段的需求的他。我们请向这个给我们以智慧的他祷告，请他使我们都彼此了解，联合为一。”
泰戈尔美丽的词句，好像是一首光辉的诗，在一切人类的争夺之上，建造了一个平均的世界。人们唯一可批评他的，只可惜他所设置的水平线太高了，反隐没了线底下的种种不平。从长远的观点看，泰戈尔是对的。小鸟的诗人，如鹰的天鹨——海涅这样称呼一位乐者，眼看着时代的崩溃而歌唱。他在永远的时光中生存。可是现在的要求是紧迫的，每一个人不单是要求立即进行补救，而且还为之呼唤要求。那缺乏诗人的清高，或是为仁慈救世而舍弃它的甘地，因为这个缘故，他视答复泰戈尔的问题为一种儿戏。
在答复泰戈尔的问话中，甘地的言词较以前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情调。在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１３日的《印度青年》上，他这篇动人的答复发表了。甘地感谢那“伟大的逻卒　”，因他警告印度，使她避免陷入前面的陷坑。他也和泰戈尔一样同意，说最重要的是在维持一种自由的精神。他说：
甘地传　 ８５
“我们应当不让我们的理智屈服于任何人的操纵。对于爱的盲然的屈服，常要比受专制的压迫而屈服更为有害。如果屈服于凶暴，还有希望；倘如是屈服于爱，则完全没有什么希望了。”
泰戈尔是一个逻卒，他警告前面有固执、疏忽、褊狭、愚蠢和怠慢种种仇敌。但是甘地不觉得他的疑虑是合理的，麻哈德麻常依靠的是理智。印度并不会盲从。假如全国都决定要采用纺织机，这也不过是经过一番详细的考虑后的选择。泰戈尔所说的是忍耐，而他自己则满足于美丽的诗歌。但是还有战争呢？请他放下他的七弦琴吧！请他等战争过后再唱吧！当房屋失火的时候住房的人都应当出来提水扑火哩。
《伟大的逻卒》是甘地回答泰戈尔的文章题目。他说：
“当他四周的人都饥馁濒绝的时候，惟一的职业应许我做的，便是给他们以粮食。印度是一间遭火的房子。她正因饥饿而濒绝，因为她没有工作可赖以得食。库尔拿正在挨饿，那割让的区域也正接连地在度过第四个饥荒年。奥理萨是每年都有一度饥馑。印度是日濒于穷困了。她四肢的血脉已差不多要停止流动了，假如我们仍不看顾她，则她一定会完全瓦解……
“对于这样无工作而饥饿的人民，惟一的可接纳的方式是上帝主持的，只有给他们工作和应许发给他甘地传　 ８６们足够买食物的工资。上帝创造人来工作以求食，并说，那不工作而就食的，是偷窃。我们应当考虑到在今日那千万个挨饿濒临死亡，比禽兽还不如的人。饥饿便是使印度提起纺织机的理由。
“诗人应为明白而生存，并且还要教我们照他的做。他向我们叙述那可爱的景致：在天亮时，小鸟向着天空飞舞，并唱着赞美的诗歌的景致。这飞鸣的鸟，无非是已经得到了它们的粮食，而鼓起安息已久的两翼，这两翼中的血脉，已从前夜便充实了新的血液了。但是我也曾看见那缺乏能力的鸟，要想设法使它振翅鼓翼尚不可能，那么哪还有气力歌唱呢？在印度的天空下，那譬如小鸟的人，在他觉醒的时候，已比他假装着安息的时候更为瘦弱。在千万的人们看起来，生命已是一种永远的苦楚。我已知道要用加比尔中一首诗歌来安慰那卧疾呻吟的人是不可能的呵。
“给他们工作，使他们可靠地得到食物！我是不须依靠工作以求食的，为什么也应纺织呢？或者有人要这样问，我能不劳而食，是因为我吃的是那些不属于我的。我是以劫夺同胞来生活的。请你详细考究你袋中金圆的来源，你便要晓得我所写的真理了。无论何人，都应纺织。请泰戈尔也如他人一样地纺织。请他将自己的洋服焚毁了，这是今天的责任。明天的事，上帝自然会去照顾的。如季达经里面说的　：“依着正甘地传　 ８７道做去！”
这是多么黑暗和悲惨的景致！在这里我们眼见世界的苦楚在做艺术梦之前已经发展了。他说　：“我敢断绝我的生命么！”　谁不与甘地的情感产生共鸣，共同为社会担忧呢？
可是，在甘地那些倨傲和激烈的答辩中，也的确有使泰戈尔疑惧的地方：譬如他只教人跟从，而不让他说话，便可为例。服从沙德希的法条，而不让你议论；沙德希的第一种命令便是纺织！他好像是这样说的。
在人们的战争中，无疑的，纪律的确是一种责任。可是很不幸的便是那授予执行纪律的权柄的领袖，有时却是脑根不大发达。他们为实现理想而制定的纪律，认为就是理想的本身。纪律用它的严厉来诱惑他们，因为他们惟有在窄小的道路上才感得愉快。他们把沙德希视为主要的，不是视为达到目的的方法，而是目的本身。在他们的眼中，沙德希好像已经得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有一位甘地的信徒叫做卡勒尔加尔的，他在亚马达巴得的沙特雅格拉哈学校中当教授，可算是和甘地最为接近的人。他写了一本《沙德希的福音　》，甘地为他写作的序文，在序文中甘地明确认许，这本小书，是专对一般街上的人宣传的。论卡氏本人，也可说是在直接从沙德希的本源得到了教训的甘地传　 ８８一人。他说“上帝不时现身于地上以救世人，他的现身不一定要成为人形……他可以表现出一种抽象的主义，或是一种提拔世界的理想……他的最末的现身便是在沙德希的福音之中。”
他知道，假如沙德希被单一地解释为抵制外货，则他所说的话，只能被人付之一笑，沙德希是“一种将使世界免除战争和仇恨及解放人类的大教义。”　抵制外货不过是实行其中一部分罢了。它的精髓可见于印度教经典中：
“你自己宗教的达摩——就是说，你自己宗教的定数，虽然不完全，但也是最好的了。如果你完成不属于你的达摩，则一定常有危险发生。惟有做指定的本分内的工作，才能得到快乐。”
沙德希的根本信条是从对上帝的信仰中发展出来的　。“上帝永远在筹备着世界的快乐。他把每个人放在最适合的环境中。一个人的工作和他的志愿，应该适合于他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不能任意选择我们的文化，正如不能任意选择我们的诞生、家族和国家一般。我们应当接受上帝所赐予的；我们应当接受世俗传下来的风俗习惯和教义，好像它们是出于上帝所说的，并把信从它们当作一种严正的责任。反抗礼俗，就是犯罪。”
从这种前提出发，一国的人民，应当保护自己，甘地传　 ８９不和外国往来。他说：
“沙德希的信徒，永远不把改良世界的责任放在自己身上，因为他相信世界是被动的，并常常跟着上帝所排定的法则走……我们应当不盼望任何国家的人民，为他国的人民预备他们所需要的物品，就是为慈善的缘故也不应当，并且假如这事是可能的，也是宁可没有……沙德希的真信徒，并不忘记任何人都是他的兄弟，但是他的本分是在完成他的环境所规定给他的工作。我们应当服从我们的祖国，正如我们应当在我们出生的时代，做拯救我们自己的工作一样。我们的灵魂的解放，必须从宗教和我们自己的文化中求得。”
可是，如果一个国家要利用种种机会来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是否可以允许？这的确是不可以的。要发展印度的工业，这仅仅是一种无价值的奢望罢了！而且真的这样做，便是教百姓犯他们的达摩了。无论是输出自己的产品，或是输入外人的产品，都是罪过。“因为改良主义是和沙德希的精神冲突的。”　按照逻辑推论起来，这种学说的结论，便是输出一国的思想也和输出货物一样是有罪过的，这的确令欧洲的人要惊奇了。假如印度在历史上曾受过痛苦的屈服，这是因为祖先和埃及、罗马通商所积下来的罪过，而且这种罪过，又是代代相衍下来。任何国家，或是任何阶级，都应当尽忠于它的本职，生存在自己的资源中，甘地传　 ９０并遵从自己的习俗。他继续说：
“我们应当防止和那些风俗习惯与我们不同的人发生亲密的关系。我们应当不和那些理想和我们不同的人混杂……各个人都是一条小流，各个国家都是一条大河。他们都应当澄清明洁地跟着自己的河道流去，直至流入了‘拯救’之海，才相混和。”
这是卡勒尔加尔的国家主义的凯歌，是最狭义和最纯粹的国家主义的凯歌。老住在屋子里，关起了四面的门，不变更什么，什么都保持原状，什么也不输出，什么也不买入，只是提高和清洁自己的身体和灵魂！这真是中世纪的僧人的福音！像甘地那么豁达的人，也把他自己的名字和这种福音发生联结起来了！
可是在这本福音中，也有很伟大和美丽的话。不要报复　，“过去的让它过去；过去的不可挽回来。它属于永远的时光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挽回来反对它。不要用报复的手段来责罚以往的不公平和过失。请让已死的过去埋葬它自己的尸体，只在这生存着的现实中做事，心在里面，上帝在前头。”
这部书，从头到尾，都充满着一种冰河里的寒洁的气味。
泰戈尔的迷惑若从这种反动的国家主义的迷梦上解释，便可得到它的原委。这种反叛时代潮流，把自由的灵魂囚入笼中，并焚毁一切和西欧连接的桥梁的甘地传　 ９１信徒，当然是要把他斥退的。可是实在说起来，甘地的主义一点也没有那种意思。这点可以从他答复泰戈尔的文章中表现出来。他说　：“沙德希是一种传播给世界的消息。”　这样，世界还是存在的，甘地并没有忽略它，而且也未曾反对改良主义。他说　：“不合作运动不是针对英国或西欧人的反抗。我们的不合作运动是针对物质文明和因物质文明而产生的贪婪和侵略弱者的反抗。”　换句话说，便是反抗西欧的误点，因此，西欧也将因此而得益　。“我们的不合作运动是我们自己中间的一种休退。”　一种暂时的休退以使印度能把自己的力量集合起来，然后才将它奉献给人类，为人类服务　。“印度应当先学习生存，然后才能为人道而牺牲生命。”　甘地并不禁止和欧洲合作，不过他要欧洲顺从他为人类设立的理想后，才能够合作。
泰戈尔对这种文章特别易受刺激，因为甘地在设立各自的学校时，已有一种竞争发生，而这种竞争，是他们两人都想设法消除的。在１９２２年２月９日，甘地在《印度青年》上发表一篇文章埋怨一位记者错引了他的话，使人觉得他对他们所说的话，好像是批评泰戈尔的学校一般。甘地阐述了他对泰戈尔的学校的敬意，并有点滑稽地说假如他要决定那一个学校为更好的话，他一定选泰戈尔的学校而不选自己办的学校，因为两个学校比较起来，泰戈尔的学校从创办历甘地传　 ９２史上或智慧上都可说是大哥。但是甘地说　：“请泰戈尔信徒们留心甘地那所学校的发展！”
甘地的真主主义比他所认许的福音里面所叙述的要广泛得多，仁慈得多，普遍得多。可是为什么甘地把他的名借给这本福音呢？为什么他让他的宏大的理想囚禁在一个印度神权国的狭小的囹圄之中呢？要提防的是信徒们，他们愈纯净，便愈有毒害。这时人们呼吁应该保护甘地，使那些只懂得他一部分理想的朋友，不至于损坏他！在把他的理想写成教条的时候，他们常破坏它的和谐，而这和谐正是他的生存灵魂的真正的福音。
实际上，甘地的精神，也和泰戈尔一样，不过是方法不同而已。甘地是一个从他的宗教和情感出发的世界主义者，而泰戈尔则是一个智慧上的世界主义者。甘地并不排斥任何人参与祷告和履行日常的职责，正如那第一班基督教徒不分别犹太人和异班人一样，同时都接受了同样的心灵上的规训。这正是甘地所想做的，而这也是他的狭小处。这种狭小，并不是说他的心，他的心和基督的心一样的宽大；他的狭小，只在于他的智慧上的偏狭精神。甘地是一位中世纪的世界主义者，人们一面尊敬他，而同时又一面明了和赞同泰戈尔。但是，还不止于此呢。在他身边的门徒，最少还染有一点他的伟大气质；但他的门徒的门徒呢？甘地传　 ９３甚而至于其他的人士和一般的民众呢？等到主义传到他们的耳朵里，已成了一种暗味和破碎的回声了，他们吸收不了什么真理。很不幸的是，他们所看得到的主义，不过是那主义的最粗和最物质化的形式，仿佛是一种主义教他们通过纺织期待自主的降临。这是一切程序中最消极的一种，这是原始未开化时的方法。泰戈尔看到这班宣传不暴动的信徒却自己暴动起来，甚至于甘地也不能绝对地不暴动，便不免有些惊愕。甘地说假如他觉得自己有仇恨英人的意思，则他一定会隐退而不问事，是因为一个人虽恨他的仇敌的行为，可是他一定要爱他的敌人　。“仇恨撒旦的主义，而爱惜撒旦本身。”　这样的区别，在平常的人似乎有点难于分得清楚。因而在每次国会开会的时候，领袖们尽管针对英国人的罪恶和奸险发生激烈的争论，而不提防在水闸上已积起了怨恨和愤怒的热潮，当甘地答复泰戈尔的友人安得鲁君说，他为什么于１９２１年８月在孟买焚毁贵重的物料时，他说　：“他要把对人的恶的情感移到对物上面去。”　他不知道民众的怒气正在兴起，而凭借本能的指示他们自然而然地想　，“第一是物，第二是人。”　他并没有预见在三个月内，在这样的孟买地方，人将成为杀人的刽子手。甘地太神圣了，他也太纯洁了。他并没有梦想到这些兽性隐伏在人民之中，一旦得到引发，而会暴发出来。泰戈尔甘地传　 ９４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当他们暴露欧洲的罪过，宣传不暴动，却同时在百姓中种下了不能不暴发的毒根，他已早料到他们所包围的危险。但是这种危险，他们并不觉得。他们的心，是相信没有恨意的。但是要领导人民的领袖，必定要懂得他人的心拍，而不单知道自己的心拍。要提防着群众！自己也要当心！一个甘地的心灵上的教规不能够抑制它。要它不至于走出轨道，是使它顺服领袖的严肃的教规，或许只有一条路了，这条路便是使他升为上帝的现身，正像那一般暗里盼望他作斯里克里斯拿，而照着斯里克里斯拿的样子画他的像一样。但是甘地的诚实和他的谦卑阻止他这样做。
因此，在这咆哮着的人海之上，只存在着最纯洁的人的声音，只存在着唯一的一人在上面计划。这声音能持续多久呢？于是成了庄严和悲切的期待！甘地传　 ９５
第三章印度人民的精神领袖
在１９２１年，不合作运动迅速发展。这年成了一个不安定与暴动的年头。甘地也不免震动。
敌意老早已经明显化了，在政府用残暴的压制方法来镇压不合作运动的时候，运动便暴发起来，而成了公开的革命。在马尔根、那西克、计里的、贝哈尔各处，都发生了暴动。在１９２１年的５月上旬，阿撒母地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茶园中有１２０００名工人停工，政府便召集廓尔喀的兵士去，但是没有攻击他们，因此，在孟加拉东部的铁路工人和轮船工人都组织起来实行了两个月罢工，以示反对。甘地用尽他的力量来使之平息。在５月，他曾和印度总督勒定伯爵作了一次很长的谈话。他同时也用他的力量来感化阿里的同胞，因为有人说是他们用挑动的演说词来激起暴动的。甘地还能够劝止他的回回教同胞在直接或间接上都不参与暴动。
可是不合作运动的威力，还是随着时日在增长。回回教中的一些激进份子尤其特别地无所顾忌。７月８日，在喀拉蚩的全印度哈利发会议重述回回教人的甘地传　 ９６说：或是帮助招募。再进一层，会议又对政府表示，如果政府对安哥拉首领的态度不变，则会议将宣告印度共和国的成立，并在国会于１２月开的会议上，提倡革命。在７月２８日，按新宪章选出来的第一次国会委员会在孟买开会，议决抵制将来印度的威尔斯王子，并宣告在９月３０日以前，开始实行抵制外国的原料，想办法推进和调节国内的纺织，开展戒酒运动，而不管政府对于酒商保护。可是这委员会总比哈利发会议中的回回教人稳健些，它反对革命的趋势，并反对抗逆政府，而只是主张更剧烈地为不暴动原则作宣传。
在８月间，摩普拉人发动革命，并延续了几个月之久，甘地决定要和毛拉拿穆罕阿里去加尔各答、马拉巴尔镇压这次革命，但是政府却把阿里和他的兄弟毛拉拿赛克的阿里及其他几个回回人的首领囚禁起来。这他们在哈利发的会议上曾赞同抗逆政府。阿里兄弟被囚禁的消息传出后，中央哈利发委员会便在德里开会，一致表决承认哈利发会议的表决案。印度各处，有无数的示威运动发生，表示民众的拥护。在１０月４日，甘地宣告他的运动是和回回教人的运动互相联结的。在一篇经过５０位全印度国会议员认许的宣言中，甘地宣告每一个印度的公民，都有发表他对不合作运动的意见的权利，并且说，无论任何印度人，不甘地传　 ９７论文职或武职人员，都不应在这个于道德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辱于印度的政府中服务。他以为和这样的政府断绝合作，是一种应尽的责任。在喀拉蚩地方，阿里兄弟受到审判，他俩和其他被囚禁的首领都被判两年的禁锢。
这种处分，使印度加倍地愤怒。全印度国会于１１月４日在德里承认甘地的宣言。该会遂令各省人民自己负起责任来宣告反抗政府并以拒绝纳税为发端。可是凡“反抗者”——即反抗政府的人，他们与革命者或叛乱者还有不同处，都应当先宣誓他绝对依从沙德希的程序，包括手工纺织，并宣誓永不暴动。换句话说，就是在甘地的指导之下，该委员会想将反抗政府的程序，与“服从纪律”和“牺牲自己”的主张联结起来。因为要使这种运动的大公无私的性质明显起见，委员会便先向“反抗者”声明不论是他们自己或是他们的家庭，都不能从委员会中得到钱财上的“帮助。”
在１１月１７日威尔斯王子抵孟买的时候，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已见成效。中等阶级和下等阶级都参与了抵制运动，但是富人、巴拉斯人、富商阶级和做官的都完全不顾这种运动。他们的态度不免激起了民众的愤怒，因而民众便乘着愤怒捣毁了富人的房屋，劫杀屋中的财物。这回的暴动，没有一定可告幸免，就甘地传　 ９８是妇女的房屋也同样遭难，有很多人彼此杀戮，也有很多人为此受伤。这便是唯一的一回暴动，在印度其他地区，都是按规守矩地实行哈尔多尔规则，停工没有事故发生。但是孟买的暴动便如箭穿心一般地伤害了甘地。当他听见暴动的消息时，他迅速地走到暴动发生的地点，并当民众欢呼欢迎他的时候，他愤怒地命令他们各归队伍，并立即命令他们解散。民众静默地听从他的话，可是才走开没有多远，又暴动起来。那最激进的分子好像是忽然从地下钻出来似的，两万多名愤怒的民众，一时服从他们的理智。可是这暴动还只是限于一定的区域，它所毁坏的还不及欧洲最微小的革命发动时毁坏程度的一半。但是甘地因此遂对孟买的人民和对不合作运动者作了很痛心的训诉，并宣告这样的事故可证明民众还有达到可反抗政府的程序。因此，他便中止发出反抗政府的命令。因为要担起他的信徒暴动的罪过，于每一周中，他作一次２４小时的宗教式的禁食。
在印度的欧洲侨民，对于孟买的暴动，虽然骇异，但是印度全国一致沉默的哈尔多尔，在他们看起来，更是严重。他们催促印度总督予以制止，因而各省便连续颁布了很多高压的法规。在１９０８年印度曾为防止那年的暴动而制定了一条对付无政府主义者和秘密团体的法律。在这时候，政府便引用这条法律来压甘地传　 ９９服全印度国会和哈利发会议所发起的义勇团。人民因为入团而被囚禁者数以千计，但是这不过是使更多的人民自动加入该团体，而受到省委员会的训练。同时，当威尔斯王子于１２月２４日巡视加尔各答的时候，该地方便于这天实行哈尔多尔。在那天威尔斯王子只见到了一个完全沉默和渺无人烟的城邑。
当印度国会在亚米达巴得开会的时候，全国各处都好像是冒着革命的黑烟，等候爆发为火焰。这个会议，有一股严重的空气，好像是法国１７８９年革命将终时的全体会议一般。会议中的主席，刚被囚禁。讨论时的言辞也极简单。该会重新宣告对不合作运动的信仰，并请全国人民都自动加入义勇队，并预备给政府囚禁。它又催促民众在各处组织民众大会，并在说明文的反抗较于武的反叛同样有效而更合于人道的意见之后，便建议当人民都晓得不暴动的真精神的时候，该会将立刻采纳反抗的步骤。为预料散会后会有许多会员被囚，该会便把全会的权柄，委在甘地一人身上，请他在实际上为狄克推多，并允许他自由选定他的继任者。这样甘地便受托为独断印度政策的首领。该会对于甘地的权柄，只给以一种限制，这种限制便是不准他变更全国的信条，在未得到该会委员会同意之前，不许和政府讲和。当时会中有一派人主张表决赞成暴动的议案，并在必要时宣告印度独立，但是那甘地传　 １００些信从甘地主张的多数激进分子，却把它否决了。
在会议散后的几个礼拜中，全印度都布满了一种宗教化的热情。有２５０００名男人和女人都欣然就捕。在他们之后，还站着无数的民众乐意牺牲自己来证明他们对于印度运动的信仰。
甘地再度相信实行反抗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将在孟买省中的模范区城巴多利地方先行实行。在这个地方，人民大都晓得他的思想并信服他。在１９２２年２月９日，他给印度总督一封公开信中阐明了他的程序。那是一封温文尔雅而态度明朗的宣战书，甘地说他是不合作运动的首领，并声明他负起不合作运动的责任。巴多利将为第一个不暴动的分子起来对一个侵害言论、结社和出版自由的政府表示反抗。甘地限勒定伯爵于７天内声明变更政策。如果他不愿意或是不能做到的话，则他将宣布反抗的命令。
在同一天的《印度青年》报上，有一篇注解表示出了更显明的态度。假如印度总督不答复他，则反抗的命令一定要公布，即使是违反多数人的意思也在所不顾。
这信才刚发出去，便有一回比其他的暴动更为利害的事故发生。在哥拉克普尔的绰里绰拉地方，民众的游行刚才走过，有几个离开队伍的人在后边受到了警察的干预和侮辱。当民众乘怒攻击警察的时候，警甘地传　 １０１察便开枪反击，等到把子弹都打完了，便逃入坦拿的警察驻所里面躲避。民众没有法子，便放起火来烧坦拿，不论他们如何乞怜，都一概置之不理，因而好些警察便在里面烧死了。这事的起因在于警察，而不合作运动的义勇团又没有参加，那么甘地尽可声明他不负责任。但是他已成为印度的良心，他的同胞中任何一个人的罪过，都足以阻碍他的进行。他把印度全国人民的罪都负担起来。这回的暴动，使他恐怖并立刻停止了他方才所主张的反抗运动，这是第二次了。这一次的情形，又较孟买的暴动的情形更为复杂厉害，而他给印度总督爱迪美敦的信又刚在数天前发出，如果他把那封信收回来，无疑是表示他的行动不合逻辑而且可笑。甘地说　：“撒旦阻止它！”　他知道撒旦的声音是“虚荣　”，所以他竟不顾这虚荣而决定收回他的宣言。
因此，在１９２２年的２月６日，《印度青年》报上便有一篇最奇特的文章出现。这篇文章是甘地的认过书。他感谢上帝，因为上帝贬责他。他说：
“上帝对我的慈爱，是很浓厚的。他已经警告我三次，说印度尚未有一种诚实和不暴动的空气，不能实行反抗，因为唯有那种空气，才可认许我们的反抗，这种反抗，只有‘文’的一字足以形容它，而‘文’字的意义是温存、诚实、谦卑、聪慧、坚决和慈爱，甘地传　 １０２毫没有犯罪或憎恶的意味。第一回的警告是在１９１９年，正当罗拉德案的暴动初起的时候。亚米达巴得，维兰甫拉格和克达都走错了路途。我反身走回来，并称它是一回希马拉雅似的失算。我在上帝与人的面前，责备自己，并不单是停止群众的文的反抗，而且我自己的……第二次上帝乃由于孟买的事变给我一回可怖的警告。他使我自己亲眼看见……我宣告，我已决定停止将在巴多利地方实行的民众的反抗运动。这回的事，较之１９１９年的事必定要受更大的责罚。但是这只是使我好，并且我相信印度一定会因此而得益。因反抗运动的停止，印度正可表现出她是拥护真理和暴动的主义的。但是最痛苦的责罚仍是免不了的……上帝由于绰里绰拉的事很明显地说出了他的旨意……当印度自称为不暴动，并想通过暴动的方法达到自由的宝殿的时候，民众的暴动，就说是对于剧烈的刺激而发作，也是一种不祥之兆……我们想要采用不暴动的方法求自治，那么，我们一定要先表明我们能用不暴动的方法来镇压国中的暴动分子。因此，不暴动的不合作运动者惟有等到能管束印度的胡利冈——暴动分子时，才能够成功。”
甘地便于２月１１日在巴多利把他的怀疑和困难的缘故，告诉了国会的常务委员会。他们并不完全同意，可是甘地说　：“从来没有一个人和他一样地受同甘地传　 １０３僚们的谅解和宽恕。”
他们同情他的疑惧，并像他所请求的，应许暂停反抗命令并同时催促一切的组织都应培养一种不暴动的空气。他说：
“我晓得我这样猛烈地全盘推翻这进攻的程序，在政治上的策略看起来，是不对的，是无意识的，但从宗教上的立场上看起来，却是正当的。由于我个人的责罚和认过，印度全国必将得到利益。我所要求的唯一的效果是真理与和平。那些超过常人的权力，并非我所能得到的，而我也并不想要。我所有的能腐烂的肉体，也和那些最薄弱的兄弟们所有的一般，因此，我当然也免不了有过。我所能服务的，也必然有很多的限制，但是至于现在，上帝还要赐福于我。”　他又说：
“因为承认自己的过失有如是一把扫帚扫去了表面上的尘埃，使它清洁和明净，我因为我的认错，而觉得更有气力。并且我们的事业，也一定因后退而兴旺。没一个人，在他走错了正路后，仍然固执地前进，还能达到目的地。有人说，绰里绰拉的事不能影响巴多利……这一点我的确是相信。在我的意见中，以为巴多利的人民是印度中最和平的。但是在印度的版图上，多巴利不过是一小黑点而已。除非是其他部分都完全和它合作，否则它一定不会成功……如果有一厘甘地传　 １０４信石放入一罐牛奶中，那牛奶一定不能供作粮食。因此，绰里绰拉的致命的毒质，也使巴多利的文雅化为无用的了……绰里绰拉之可代表印度，也无异于巴多利。总而言之，它是一种激怒的象征。在文的反抗进行中，应该没有愤怒的存在。文的反抗是一种为沉默而就难的预备。它的效果虽是温和和不可骤然感觉的，然而的确是可惊的……绰里绰拉的悲剧是一种指示方向的手指。它指明如果不十分细心，印度便会容易误入歧途。假如我们不愿意从不暴动中生出暴动来，那么，很明显，我们便应该后退而重新创立一种和平的空气，并在我们不十分相信反抗运动进行后，虽有政府的挑拨，也一定没有暴动发生之前，我们就不该想开始进行文的反抗的步骤……请让反对我们的人因我们的责罚，即一般人所称呼的失败中得到荣耀吧。我们宁愿人说我们是怯弱的，而不愿因否认我们的誓言而干犯神灵。”　甘地还想赎回他人所流的血：
“我一定要清洁自身。我应当使我自己成为一种更合适的仪器，足以测量在我心灵四周的空气的最微小的变动。我的祷辞一定要有更深的真诚和谦逊。由我看起来，禁食是一种最可清洁我自己的方法。若为使真我更完全地表现出来，并为使个人的灵魂战胜他的肉欲而禁食，则禁食在个人的进化中，是一个最有力的因素。”
甘地传　 １０５
这几句话，铭刻着他对人民的一切的情感，也充分表现了他的神秘的力量！
甘地接连禁食五天。他不要他的同辈都跟着他这样做，他应当责罚他自己。他说　：“我所处的地位，正如一位大夫，已经收纳了一个危险的病症，而想不出法子来医治他一般。我只好剥夺我的职位。”　他的禁食，一面是为他自己的忏悔和责罚，一方面也是为责罚那说出他的名字来犯罪的绰里绰拉地方的暴动者。甘地虽然情愿自己受难，但他仍劝他们都应自动地向政府自首。因为他们已经伤害了他们所要服务的事业。他说：
“我愿意自己受种种屈辱、苦楚，永远的流刑，或至于死，以使不合作运动不至于暴动或不至于成为暴动的先驱。”　他又说：
“在人类的心灵上的进步史中，要找出几页像这样的伟大的举动是不可多得的。这样的举动，在心灵上的价值是无可比拟的，可是如果当作一回政治上的运动看起来，那会使人羞愧得很了。甘地自己也承认说　：“在政治上的策略看起来，是不对的，是无意识的。”　他把全国的力量都集聚起来，提心喘气地等着做成那已经规定了的动作。他举起了他的两手，想下动员的命令。可是在最后的一瞬，他竟放下了两手，并命令这架已经活动的机器停止运动。
甘地传　 １０６
因此，当国委会于１９２２年２月２４日在德里开会的时候，甘地的主张被否决。巴多利常务委员会在１１日所表决的议决案都不经讨论也不加追认。不合作运动者因而分裂成二个营垒，甘地主张在文的反抗施行之前，人民应该有更安全的准备，他并呈出了一种建设性的计划。但是有很多会员忍不了这么迟缓的独立运动，而反对停止文的反抗。他们说甘地的方法是阻止全国的热情。还有的提议要责罚常务委员会，并主张取消它的表决案。可是在会议结束时，甘地还是胜利了。但他自己，已难受得厉害，因为他晓得大多数激进份子都不是真诚地帮助他，他晓得那投票帮助他的人有不少背后说他是“狄克推多”。　他也彻底知道，他已不能反映全国的情感，并在１９２２年３月２日，凭借他大无畏的至诚说：
“暴动的暗潮，故意的和非故意的，既然已经如此之汹涌勃起，那我所祈求的，不论从实际上或字义上解释起来，也无非是一回可怕的失败！我常常站在少数人的那一方面。在南非洲，我起来的时候众人一致拥护，到后来，只剩下６４人的少数份子，而这６４人，到后来只剩下１６人，可是到了终局，又恢复成为大多数。那最完美和最坚固的工作，都是由那少数的人做出来的……我晓得政府所怕的唯一的东西是好像在我指挥之下的大多数；他们并不甚晓得我怕之甘地传　 １０７大多数还要比他们厉害。我对这无思想的群众的敬仰，真是讨厌得了不得，假如他们敢放胆来批评我，那我更可以明了我自己的地位。有一位友人警告我不要利用我的‘狄克推多’，　我自己便开始推想究竟我是否已无意中为他人利用！我承认我自己现在对于它的恐怖，的确比以前更为厉害。我已经警告委员会中的朋友，说我是不可改变的了。每次人民犯了罪过，我将要继续为他们认罪。在这世界上，我只接收一种威权，这便是存于里面的　‘微音’。只有我一个人的少数，我仍谦逊地相信在这个无希望的少数中我仍然有勇气。这由我看起来，这正是我唯一的真正的地位。但是我是一个愁闷的人，并且是我所希望的——一个在今天较为聪慧的人。我看出我们的不暴动的主张只是一种皮毛之说。我们都是怒火中烧，而政府又再次地采取了不自觉的举动，在这火上加油。这样好像是政府巴不得这一片土地都充满了杀戮、放火和劫掠，以使自己再可独操权力来把她征服。
“因此，像这样看来，我们主张不暴动，也好像是因为我们不能暴动的缘故了。我们好像是各人心中都隐积着复仇的心愿，只等着时机发动了。这样的不暴动，是弱者不得已的不暴动，哪里能产生真正的自愿的不暴动呢？那么，我可不是作了一回无用的实验么？要是等到我们的怒气爆发的时候，各人都举起手甘地传　 １０８来反对他的同辈，无论男女老幼，都不能安宁，那竟成了一种什么景致？倘若我为避免这种灾祸来禁食以至于死，又有什么用处呢？请我们都开诚布公地说吧。假如我们想用武力来求得自主，我们现在便应放下不暴动的主张，而实际拿出我们的武力来。这样，才算是好男子，忠诚和干脆，而也没有人敢批评我们是虚伪的。倘若是不管我怎样地警告……大多数人不相信我们的目标，虽然他们一点也没有变更地接受了它，那么，我将请他们履行他们的责任。他们并不是既定要往反抗那条路上走，而是应当坐下来作安静的建设功夫，假如我们再不细心，我们也许会堕入我们所不知道有多深的河里去。”
甘地已知道在大多数人中，有很多人心中不赞同不暴动的主张，而只是把它看成是一种实行暴动的步聚来赞同它。他说他们温和地说要把不暴动推翻。甘地并不像泰戈尔一样，老早便看出了这种危险。但是他也有一个时候忽然地觉悟了，在这时候，他反对大多数人的态度，甚至比泰戈尔还来得粗鲁。
“因此，凡是不信这种教条的，便应该断然退出这个会议。”
甘地又转到说服那少数派上去，他说：
“爱国的精神要求忠诚和严格地依从不暴动的主义和真理，凡是不相信的，都应当退出这个会议。”甘地传　 １０９
在这样有力的言辞中，有一股很沉痛忧愁和慷慨豪侠的气概。这就是在客西马尼的一夜。甘地被捕就在旦夕。谁能知道在他的心中，他不把囚禁看成是一种解救呢？
甘地老早已经料到他要被捕了。自从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０日，一切的事就早安排好了。他自己也预备入狱。他写了一篇《假如我被捕了》的文章，以训令他的人民。在１９２２年３月９日，他被捕的空气又紧张起来的时候，他又写了一篇文章，里面也有预料可能发生的逮捕的话。他说他并不怕政府　。“政府虽专事涂戮以至流血成河，也不足以使我恐惧。”　他唯一所怕的事，便是恐怕人民听见他被捕的消息，而不能压制自己的愤怒。这是他所羞耻的　。“我愿人民都能维持完全的自制，而把我被捕的日子，看成是一个欢乐的日子。政府相信我是一切鼓动的灵魂，假如把我移出去，则一切将归于平静。因此，倘若我被捕了，剩下来的一件事便是要让它去测量民众的力量。请民众都保守完全的和平和安静。假如政府因为恐怕造成一番普遍的暴动，而不敢捕我，那便是我的耻辱，而不是我的喜乐或荣耀。”　请民众把全盘建设的程序实施出来。不要作示威运动，也不要和政府合作。法院和学校都要一律抵制。简单说一句，就是请人民都依循绝对的程序和训练，去实行不合作运动的程序。假甘地传　 １１０如人民都能这样做，他们必将胜利，倘若不能，则将有莫大的灾害。
当一切都筹备好的时候，甘地便从容退到了亚米达巴得邻近的萨刺巴马地学校，在他那些亲爱的信徒的环绕中，静默沉思，以等候警察的来到。他盼望入狱。在他离开的时候，印度必能以更大的力量实现她的目标。并且他又说监狱将给他一个安静的休息地，这或许是他所应得的。
在３月１０日夜，警察到了。在他们未到之先，便有消息传到学院。甘地已经预备好了，他便从容将身交给他们。在赴监狱的道上，他遇见了他一位回回教友人摩哈尼君从远道跑来和他作最后的拥抱　。《印度青年》的主笔班克拉也和他的主人一同受捕。甘地的妻子只能跟他到监狱的门口。
在３月１８日，礼拜六的下午，甘地的“伟大的庭讯”便在亚米达巴得的地方庭推事普鲁布斯菲之前执行。印度人们称那真是一次稀罕的尊荣和高贵的显示。推事和被告人互相争示侠义的礼节。在争斗之中，英吉利从未表现出如此宽大无私的胸怀。在那天，普鲁布斯菲推事替政府承认了很多过失和表示歉意。这经过记载在１９２２年３月２３日的《印度青年》上。
为什么政府到最后终于把甘地囚禁呢？为什么政府考虑了两年，并不动手，而专在甘地已把群众的运甘地传　 １１１动平息，并建立了防止暴动的唯一屏障的时候，才把他囚禁呢？这是否是反常的举动？抑或是它专要实行甘地所说的可怕的话　：“这样好像是政府巴不得这一片土地都充满了杀戮、放火和劫掠，以使自己得以独操权力来把她征服”呢？政府处在一个很困难的位置，它一方面敬仰甘地，而一方面又惧怕他。它本可以温和地对待甘地，但是甘地并不温和地对待它。甘地责骂暴动，可是他的不暴动比较任何暴动还来得激烈。在他停止文的反抗运动的同一天，或是在德利会议之前一天的２月２３日，他对大不列颠的权威写了一篇最富恫吓性的文章。贝根赫德伯爵并蒙塔鸠君发回了一封傲慢的电报，对印度无异是给了当头一棒。电报中说：
“假如印度对于我们的帝国的存在挑战，假如印度依着无所凭据的心理，以为我们正在考虑退却，因而阻止英国政府对于印度所必须履行的职务，和作种种要求，则印度这回的挑战，一定不能达到成功，因为她是对世界上最刚毅的民族挑战，这民族一定立刻再度鼓起它所有的气力和决心来对付它。”
甘地在暴怒之中，立即回答了这样的挑战：
“当不列颠的雄狮继续在我们面前摆舞它的沾血的爪牙的时候，那里能说到什么讲和呢？不列颠帝国建立在对物质上困弱的民族的有组织的侵略，并继续甘地传　 １１２为暴力在张扬，倘若世界上果有一个公正的神管理着宇宙，那么它一定不能生存……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使英国的人民知道从１９２０年所开始的战争，是一次要拚个最后的死活的战争，不论它将经历一月，一年，或是很多月，很多年。我唯有盼望并祷求上帝给印度以充分的谦卑和充分的力量，使她能维持不暴动直至终局。如果要我们对于这种傲慢的挑战表示屈服，那现在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甘地被告的缘故，便是因为他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话，和在其他两篇文章中所说的话。一篇是在１９２１年９月１９日发表的，一篇是在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１５日发表的，两篇文章，一是说阿里兄弟的被捕，一是答复勒定伯爵的演说。这两篇文章中都有同样的宣告说　：“作拚个最终的死活的争斗。我们要自主，我们要政府接纳民众的意志。我们并不请求宽赦，而也不盼望什么宽赦。”　宽赦在当时是战争时收容被虏的敌人的术语。因此，甘地被告的罪名便是　：“宣传内乱并煽动他人推翻政府。”　甘地自己作自己的辩护人。他对于告诉他的一切罪名，都不加辩护而宣告承认。
孟买的检察官斯特棱治曼声称两篇成为被告原因的文章，并不是分离的，而是这两年来以推翻政府为目的运动中的一部分。他摘录甘地的文章以证明他的甘地传　 １１３话。他对于甘地的品格的高尚，极为称许。他把孟买和绰里绰拉的流血，都归咎到甘地身上，要他负责，甘地宣传不暴动，固然是真的，但他同时也宣传叛逆。因此，他对于人民所作的暴动，应当负责。
甘地要求允许他发言。在这过去的几个礼拜中，他因徬徨歧路，莫辨是非所受的痛苦、忧虑、怀疑和智灵的交战已经确定了他所应走的道路，对人民所发生的影响等等，他都已豁然明晰。他已经把他灵魂的安静恢复了。他承认过去一切发生的事和将来应发生的，都是一种必然的事。他对这种事件的发生，固然抱憾，但这是他的责任所应做的。他和检察官表示同意。他应负的责任是应对一切的事件负责。他宣传叛逆的年代，还不只如被告的主辞中所述的年限。他负起了玛德拉斯的变故，绰里绰拉的“凶暴的罪过　”，和孟买的“癫狂的暴动”的责任。他说　：“那个有学问的检察官说我是一个已经受过充分教育，有充分经验和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应该明白我每一次举动的效果，这是十分对的。我知道我是与火为戏，我是冒着危险，并且，假如我被释放，我仍将这样做。今天早晨，我觉得倘若我没有把刚才所说的话说出来，那么我一定无法完成我的责任。
“我以前是要避免暴动，如今也仍然要避免暴动。不暴动是我的信仰中的第一条信条，而也是我的训示甘地传　 １１４中的最末一条教条。但是我应当作一番选择。我必定要降服一种我以为对我的国家不能修补损害的制度，或是甘冒人民在明了真理时奋起反抗的危险。我知道我的人民有时竟致于猖狂。这诚然使我深深地抱憾。因此，我特在此献身受刑，不是受轻微的刑，而是受最重的刑。我并不乞怜。我并不请求减轻我的罪名。我在这里承认我犯了一种从法律上讲是‘一件故意的罪过’，而在我则认为是　‘尽了一个公民的最高的责任’，我喜欢受最重的刑罚　。审判长，你唯一可走的路便是辞去你的职务，或者对我施以最严酷的刑罚。”
这一番有力的言词，使一种宗教上的精神所具有的疑虑，被一种政治领袖的义侠的坚决所均衡。因而在说完这一番话后，甘地便当众诵读了一篇对印度和英国民众的宣言。他说，他不是不对他们说明他何以由一个“坚强的忠臣和合作者”变为一个不妥协的反叛者和不合作者。自从１８９３年，他便从事政治生活。他指出他以印度人的身份在英国制度下所受的一切痛苦，经他继续不懈地再作２５年的尝试以使它改良。他坚决相信这不必把印度和英国分开，便可做到。所以到１９１９年，他仍是一个与政府的坚强的合作者。但是苛刻罪戾的事已经达到了印度人不堪忍受的程度，政府不但不修补前尤，而且又高升和赏赐它的犯罪的奴仆，好像是专要和印度的精神作对。政府自甘地传　 １１５己已使一切的症结更为紧张。因而甘地便断定就是政府现在立即建议他所希望的改良计划，也未必成为祸害。在印度的英国政府，是建立在侵略民众之上的，法律的创立都以扩张这种侵略为目的，法律的执行，都在故意地或非故意地为侵略者的利益而运用。一种机巧而有效的恐吓制度和一种有组织的武力炫耀已把印度人民阉去了事，并在他们中间造成了一种颠倒是非的习惯。印度已经因饥馑而濒临崩溃和堕落。有很多人说印度必将经过若干年，才能有完全自治的能力。英国对印度所施的灾害，比以前任何制度都大。因此，和罪恶不合作便是一种责任。甘地已履行他的责任了。但是在过去，不合作表示的形式是对作恶者施以暴动的刑罚，暴动便是最高的武器。甘地给了他的人民一种新的、可是不能被征服的武器。这武器便是不暴动。
接着是普鲁布斯菲特推事和甘地争相表演其侠义气节的争辩。推事说：
“甘地先生固然一方面因承认犯罪而使我易于着手采取措施，但是，还有一件事。如何处置以适当的刑罚，也是或者是一个在这国中作推事所能遇到的同等困难的事……在你的亿万同胞的心目中，你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一个伟大的领袖，这种事实，是不能否认的。就是那些政见和你不同的人，也把你看成是一个有高尚的理想、尊严、甚而有圣人般生活的人…甘地传　 １１６…但是按照我的责任，一定要把你当作一个受法律统治的人来审判你。你的行动，使任何政府都不能给你以自由，这在印度不诚挚地为你抱憾的人，实在是很少的。但是事实已成为过去。我现在只有依我所见到过的法律，设法权衡你的功过而定罪。”　于是推事很有礼貌地和甘地商酌他所应受的刑罚　。“我想把你和提拉克君并列，处以１２年的徒刑，而先折定为６年的监禁，你不以为不合理吧，”“假如在印度时势能使政府缩减你的年限而释放你，那没有一个人能比我更为欢快的了。”
甘地不让推事以礼貌把他制服。他说他的名字能与提拉克的名字相提并论，是他最可自夸的权利和尊容。单就处刑一项而论，他以为这是任何推事所能定的极轻的刑了。而对于讯问时的礼貌，他说也极其符合他的愿望。
《印度青年》主笔班克拉君在讯问中也按照甘地的模样，承认他所说的一切，并被判一年徒刑。
庭审宣告结束后。甘地的朋友都扑俯在他的足下哭泣。麻哈德麻含笑离开他们。萨拉巴马地的监狱门便在他的后面关闭了。
甘地夫人以一篇极美丽的消息将甘地所受的刑罚报告给印度人民，并请他们保守和平并静默地集中力量以实行甘地的建设程序。
甘地传　 １１７
甘地在萨拉巴马地的监狱中受到很好的待遇，但没有多久，便被移入一个不知名的监狱，然后再此由此移入与浦拿相邻近的约拉维达。根据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８日协和报上登的哈狄克君写的甘地在狱中一文，甘地在狱中也如常犯一般看待，并无什么特别的照顾，因而他的羸弱的体格，不免受到了折磨。文章中说：
“提到甘地的囚禁，安得鲁君告诉我说麻哈德麻在狱中甚为欢乐，他请他的朋友不要去见他。他正在清洁自己的身心，他祷告，并觉得这是按一种最有成效的方法在为印度服务。”
安得鲁君无意中说及在麻哈德麻入狱之后，甘地党在印度更加壮大了势力。印度以加倍的热诚相信甘地。她继续把他视为斯里克里斯拿的化身，斯里克里斯拿在生时，也是受过拘禁的。在监狱中，甘地防止他所恐怕的暴动，比他自由时还更为有效。
在甘地被囚之后，他的声音无法传达到外面去。他身在囚牢，好像是在坟墓中一般。但是从来坟墓并不能禁绝思想，所以甘地的灵魂仍然是印度的精神支柱　。“和平，不暴动，受苦　”，就是从狱中出来的唯一消息。这消息已经传播开去。从国家的一端传到另一端，到处都有这样的警告张贴。在３年前，假如甘地被禁，那么印度一定流血遍野。在１９２０年，单是一个他被囚禁的谣言就激起了民众的暴动。但是亚甘地传　 １１８米达巴得的处刑和甘地的受判却被宗教式的严肃地接受了。有千万个印度人，于恬静的欢乐中把他们自己献交了监狱的牢卒。不暴动和受苦——惊人的事件愈出愈奇，足以表明那神圣的话是如何地深入到了全国人民的精神中。
塞克人如大家所知道的一样，常被视为印度的最富战斗性的民族，在欧洲大战中，有很多塞克人在军队服务。在上一年，他们中间发生了内讧。这在欧洲人看来，它的起因是很微小的。在一次执行宗教盛典的时候，有一派塞克人名为阿开里斯的想要洁净圣所。这个圣所在一些名誉不好的看守人的看管中，他们拒绝把圣所交出。因为法律上的理由，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保护。因此，在１９２２年的８月便发生了革鲁开巴的屠杀。阿开里斯人采用不抵抗的主义。他们中有１０００人在圣所的左右驻扎，４０００人在离开十里地的阿木里昔尔的金庙中寄住。每日有１００个壮丁，很多是经历过战争的，从这金庙中出发。在未出发之前，他们宣誓说：在思想上，在动作上，从这里到革鲁开巴，或从那里失了知觉被抬回来，都真诚地信从不暴动的主义。在圣所驻扎的１０００人中间，每日也有２５人出发。在出发之前也作同样的宣誓。在离开圣所没有多远的小桥上，英国的警察带着铆了铁枪的木棒阻止他们示威。因此在那里每天都有一幕甘地传　 １１９可怖的恶剧发生，泰戈尔的朋友安得鲁君在他的阿开里的争斗一文中，很深刻地描写了这幕剧情。在他们的黑色头巾的周围，圈上了一圈细白花，很静默地走到警察的前面，差不多离开有一码远近的距离，便停止并无声无响的祷告。为了要赶他们离开，警察便用铁枪刺戮他们，直到流血晕倒才止。那稍站得住脚的，还继续祷告直至和其他的塞克人一样晕过去。安得鲁君并没有听见一声呼叫，也未曾看见他们的脸上露过一丝怒容。在附近有一群观众，他们的脸上呈现出一种痛苦的颜色，但仍是静默地祷告。安得鲁君说　：“我不能使我不想起十字架的形影。”　英国人在他们的报纸上记载这种情况，并表示骇异。这虽好像是他们所不能了解的，但是他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无意义的牺牲可以证明不合作不暴动的观念已渐渐得到人们的信从，并且般遮布的人民已完全相信这主义了。能看穿印度灵魂的安得鲁君说他在这里看到的，有如哥德在发尔米所见到的，是：“一个新世纪的黎明”。“一种受苦楚所磨炼得好像钢铁一般的新英雄主义，一种精神上的战争”。
印度人民，已经能忠诚地遵守麻哈德麻的精神。因为在甘地被囚的２０日前国委会在德利开会时议席上还有人反对甘地的话。而且这种反对的论调，国委会于１９２２年６月７日在勒克瑙再开会时，又再次甘地传　 １２０出现。甘地所提倡的忍耐、等候和静默的改造程序受到了这些人的激烈的批评，因而决议宣告文的反抗，并在会中选出了一个委员会以调查国内的情况并分析行文的反抗的时机是否成熟。这委员会旅行过全印度，并在秋间寄回了一篇失望的报告。不但文的反抗被宣告在现在是不可能的，而且又有一部分委员走入了极端保守的路，提议取消甘地的不合作方法并在政府的参事会中另组一个自主的党。换句话说，甘地的主义，一方面受到那班相信暴动的人攻击，而另一方面又受到那班稳健派人物的攻击。
可是，印度人不接纳委员会的报告。在１９２２年１２月末，印度国民会议开常年大会，宣告服从在拘禁中的领袖及他的不暴动主义，并以１７４０票对８９０票否决了参与政府的参事会。那些相信暴动的人，为数不多，也没有产生影响。该会闭会时并一致表决甘地所命令的政治上的怠工应继续进行。但是，那抵制英国原料的议决案，却因恐怕对欧洲的工人激起反感而被否决。但是哈利发的回回会议，常常较国会表现出更大的胆量，以大多数的票决赞成了抵制。
甘地运动虽然因甘地及他的最优越的信徒被囚，而有少数背教的人离开，可是在这一个无人领导的年头，不合作运动还是胜利地前进。在１９２２年后。英国的报纸对于这运动的发展表示出了惊奇和烦恼。甘地传　 １２１
在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１６日协和报上发表了瓦特孙的一篇文章，叙述了印度由于采取不暴动的抵抗而获得的利益。
这篇文章说印度国内的净利已大约减去７０亿元，而因为抵制英货的缘故，英国在一年中的损失，已达２０亿元。她说在他写那篇文章时，已有３万名印度人被禁，政府也因此扰乱不安。但是瓦特孙是一个热烈的甘地崇拜者，或者有一种不知不觉地夸大其辞的态度。他的证据像是没有这么乐观，牺牲精神已被那些富人和商人的自私自利的态度所阻碍，同时，因一时的热烈而放弃政府官职的人，也有好些回到了原工作岗位，可是大体上运动在前进。１９２３年２月１６日曼彻斯特护导周报这张以其知识自由主义闻名的报纸，组织了一个调查团，调查印度的状况。他们报告的结论是　：“虽然有一种不信任运动的趋势，可是不得不说大概的情形尚是严重的。”　一篇记载想证明甘地的策略已经不行，不合作运动必须改组。但是那文章又说不合作的精神仍然继续在发展。在各处都有不信任外国政府和热烈盼望消灭它的表示。在印度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民和大城市中的居民都同意这一点。农民受这运动的影响虽然很轻微，但是农村的状况已使他们不得不在短期内表示赞助。军队还好像没有受影响，但是新招的兵是从农村来，所以也或多或少地甘地传　 １２２受到了影响。在优秀的人中间，不合作运动常是很紧张的。这种人反对革命的方法，国内其他人并不同意。因此预言印度要经过十年之后，才能实行有效的文的反抗。但是在这时，各处的情况已经日趋严重。要想用监狱来恐吓印度人使他们停止行动已是不可能的了。他们现在并不怕监狱。更苛刻的法子应当被采用，但是如果采用，必然激发同仇敌忾。所以在目前只有一种解决的方法。英国自动地改良印度。英国应当召集一个印度的国民大会，在这个会中，凡印度一切的党派和实力都应派代表。甘地和他的门徒、印度皇子、欧洲资本家、回回教人、印度教人、帕尔西人、欧拉西亚人、基督徒和帕里亚人共同组成这个大会，起草自由印度的宪法，并划清这种自治的权限。这是防止帝国崩溃的唯一方法。印度和英国当局对于曼彻斯特护导周报的建议采取什么态度不得而知。可是人们很难相信甘地和他的不合作运动者会同意与欧洲和印度的资本家同席会议。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这就是：没有人敢再怀疑印度的自治权了。并且，没有一件事比英国在甘地运动发生后改变她对印度的态度更值得注意的。欧洲人已不再骂印度人，开始厚重地看待他们。在过去，政府对民众采用的方法就是暴力，可是现在无论什么人都说这是一种错误。从精神上和智慧上观察，印度已经得到胜利了。
甘地传　 １２３
倘若甘地的主义不是印度民族的最深和最久远的渴望的表现，那么印度对于甘的教义的信仰也是很薄弱的。
麻哈德麻甘地为他的人民做了一切。他称作亚喜米沙的不暴动主义已经刻入印度的精神。马哈维拉、释迦牟尼和维士努的仪礼已把它做成为千万个灵魂的实质！甘地不过是将它注入了一种英雄的血液罢了。他奔向那沉睡的灵魂的领地，唤醒了那些幻影和过去的气力，使人们感觉有甘地的存在，就有他们自己的存在。甘地已不单是一个名字，他是一个模范。他是他的人民的精神的化身。祝福这个全民化身的人，他的人民，已入了坟墓，也在他的身上复苏！但是这样的复活从来不是偶然发生的。
这消息传播到了印度的疆界外面，印度自己培养了它，但是献出了全国的伟大和牺牲。为着要给世界以新的生活。那么一个民族一定要付出牺牲。犹太人已为他们的救世主而牺牲，经历许多年代后，他们的思想中总有他的地位，可是当他流血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并不认识他。侥幸的是，印度已认识了她的救世主，人民都欢乐地走上了牺牲的道路以使他们自己获得自由。
但是像过去的基督教徒一样，他们并不全明白他们解放的真正意义。基督教徒，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甘地传　 １２４等候天国的到来。在印度，很多人的眼光只能看到自主的界限而已。虽然这种政治的目标在不久的将来便可达到。欧洲因战争和革命在流血，已经民穷财尽，而她的权威，在她先前所压迫的亚洲民族的心目中，也已一扫无余，一定不能长久在亚洲的土地上压迫已觉醒的民族。
这是当时给世界带来的伟大消息。
泰戈尔也曾重述过同样能感动人的话，因为在这引以为自豪的原则上，泰戈尔和甘地是相同的。泰戈尔说　：“我希望这牺牲的精神和受苦的志气将发扬……这就是真的自由。没有一件事物比它更加高尚，国家的独立也比它不上。欧洲对于武力和物质的财富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仰，因此，不论它如何呼吁和平或缩减军备，它的凶狠的呼声一定会更为响亮……我们在印度应当把什么是真理告诉世界。这真理不但是能使缩减军备成为一件可能的事，而且又可化它为力量。心灵上的力量比较肉体上的力量更加强大，这种事实，必须要有一个无兵力的民族才能证明。将来一定有一个时候，那些软弱和仁慈的人，将绝对不依靠军备，而证明温柔将要传受地上的一切。麻哈德麻甘地以他羸弱而没有物质和财富资助的身躯，证明了隐藏在受侮辱和穷困的印度民族心中的温柔和谦卑的‘不可征服的力量’，这是符合逻辑的　。印度的命运连结着甘地传　 １２５灵魂的力量，而不是连着肉体的力量，它应当把人类的历史抬高，把它从一个物质争斗的纷乱的山谷里，抬到一个精神战争的高原上。虽然我们可借用西欧的字眼来勉强表示我们的意思——自主，但是这还不完全是我们的直谛。我们的战争是一种精神上的战争，一种为人类的战争。我们应当把人类从作茧自缚中释放，我们将使他从国家的自私自利的组织中释放。我们应当告诉蝴蝶说：天空的自由优于丝茧的窒梏。在印度，我们并没有‘国家’这个字眼。若是从其他民族借用过来，则不适于我们的需要；因为我们应当和最高的神相连结，而我们的胜利，将是神的世界的胜利……假如我们能把不灭的精神权力展示给世界，因而藐视那些有权者，富有者和拥兵自重者，那么物质的宫殿必然会崩倒成墟。只有这样，人民才能寻得真的自主。我们被人们排斥的困苦的东方民族，正应当为人类去征服自由。”
甘地说　：“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与全世界相亲相爱的友谊。不暴动已经来到人间，并且要留住。它是世界上的和平的报告。”　在甘地的时代，世界的和平虽然还离得很远。但是甘地的贡献与呼吁代表了一种进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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