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传记
甘 地 传
第一章青少年时代
一个瘦瘦的脸孔，两个大而凸出的黑眼珠，头上戴一顶白色的小帽，身上穿一套白色的粗布衣，赤着两足。这就是少年时代的甘地。他食的是饭和果实，饮的单是清水。他在地板上睡觉——睡得很少，只是不停地工作。他的躯体，他好像是绝不留意它。他并没有什么惊人的奇相——除了他有一种“无穷的忍耐和无穷的爱”的表情。当皮尔逊在南非洲遇见他的时候，他便不加思虑地想到阿栖栖的圣法兰西斯。他有一种差不多和孩童一般的天真。他对人的态度是仁慈和虔敬，就是对待敌人的时候，也是如此。并且他又有一颗毫无污点的诚心。他的谦逊和不敢臆断的态度使他有时好像是一个怯弱和无决断力的人。可是，你能觉得他有一股不可屈服的精神。他不做妥协的事，他从未想掩藏过失。如果他错了，他并不怕承认他的错误。权术，他是不晓得的。他回避以口才动人，或者说，他从未想及这件事。他自然而然地，避开专为歌颂他而组成的民众团体 。说得文雅一点，“他是烦厌那赞颂他的民众 ”。他不信任“多数”的人，他怕群众的暴政和无所顾忌的情感。惟有在“少数”的人甘地传 ３之中，他才觉得舒适，而在他独自静思以倾听其内心独白的时候，他才得到最大的快感。
这个人，便是那鼓起了３亿人民的革命，摇动了英帝国的根基，和把过去２０００年所积聚的最强的宗教原动力引入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人。
他的全名是甘地摩罕达斯卡蓝成德。在１８６８年１０月２日，他生于印度西北部的一个半独立省，在奥曼海岸的一个城邑，叫做坡班达尔，一名叫做“白城”。他所出生的宗族 ，本是一个勇敢和活泼的宗族。族中的特性，崇尚实际，又具有商业的技能，从亚丁以至三给巴尔的一切贸易，都是该族的人创设经营的。后来这族中的人因为内争而分为两派。甘地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人民的领袖，都因为他们的独立精神而受窘迫。他们都因受迫害而逃亡，他们的生命，都在危险中度过。甘地的家庭，颇称富裕，属于社会中的农民阶级，然而不是超等的种姓。他的双亲都是印度教中耆那派的信徒。这一派的教门，承认亚喜米沙以不杀害生物为其基本的教义。这条教义，便是甘地所要胜利地传布全世界的主义。耆那教徒相信走向神台的道路，是爱而不是智。甘地的父亲平素甚为慷慨，不以财富和物质上的价值为重，所以他把他的家财，几乎全数用于慈善事业，并没有留什么东西给他的家人。甘地的母亲是个甚为虔敬神的妇人，类似圣依利甘地传 ４甘地的家中，罗摩衍那是逐日宣读的。他的第一个教师是一位印度教人，他教他背诵维士努在后日，甘地懊悔自己未能做一个更高深的圣斯克里特的学者。他对英国教育的抱怨，有一条便是说它使土人失去了他们自己的语言的宝库。可是甘地仍是一位高深的印度经典学生，虽然他只是读吠陀和优婆尼沙昙的译本。
在他小时候，他曾经过一回严重的宗教危机。看厌了印度教人有时执行的拜神礼节，他便变为——或者他想他自己已变为——一个无神论者。因为要证明宗教对他并没有价值，他和几位朋友甚至于食肉，这是教徒亵渎神最利害的举动。因此，甘地便害上了噤口和脱疽的毛病，差不多绝了他的生命。他在８岁订婚，在１２岁结婚。在１９岁，他被送到英国伦敦大学的法学院去完成他的学业。在他离开印度以前，他的母亲命他立３个耆那教的誓：戒酒、戒肉、戒色。
他在１８８８年９月抵伦敦，起初几个月，飘游不定，花费了许多时光和金钱想使自己成为一个英国人。随后，他又做苦工，严格地规范自己的生活。有几位朋友送他一部圣经，但是他还未达到能够明了它的时候，他第一次觉察到了巴格哇季达的美丽处，而倾心于它。这便是那已经被放逐的印度人所寻求的光明，它恢复了甘地的信仰。他觉得他自己只有从印度教中才能得救。
甘地传 ５
在１８９１年他回归印度。这一次回归家很忧闷，因为他的母亲刚逝世，而在他回归以前并不知道这个消息。回家后没有多久，他便在孟买的最高法院中当律师，过了几年，他觉得这种职业是不道德的，因而便把它放弃。但是在他当律师的时候，他常常对他的主顾说定，假如中途他觉得他所辩护的案件是不公道的，他有权利可以把它放弃。
在这期间内，他遇到了好些决定他前途和使命的人物。其中有２人对他的影响最大，一位是“孟买的无冠之王”达达海巴尔斯；一位是哥黑尔教授。哥黑尔是印度的主要的政治家之一，他是提倡改良教育的第一人，而达达海巴尔斯，依甘地所说，却是印度国民运动的真正的创始者。这两位都具有最深的学识和智慧，而同时又是绝等的朴素和和蔼。为了磨练甘地的青年的锐气，在１８９２年，达达海教甘地以亚喜米沙的第一种真正的原则，教他实行英雄式的忍耐主义——假如这两个字眼能够缀合在一起的话——于政治生活，这就是说要用爱来征服恶魔，而不是用恶魔来征服恶魔 。“亚喜米沙 ”，是印度给世界带来的最主要的消息。
这两位先锋后来被青年们所遗忘。他们的政治理想已经落后，而他们开路的功绩，也被否认。可是，甘地常知道他们的功劳，而真诚地景仰他们，特别是甘地传 ６景仰哥黑尔。他对于哥黑尔差不多有一种极深的和宗教上的爱恋。他常常说哥黑尔和达达海这两个人是“年青的印度”所应当尊敬的。
甘地的活动可以分为二个时期：一是从１８９３至１９１４，活动的地方是在南非洲；一是从１９１４至１９２２，在印度。
甘地在南非洲活动了２０余年，而对欧洲并未加以任何特别的注意。这种事实，常为一些政治领袖、历史家、思想家、和信仰家提供攻击他的证据。因为甘地的心力，组成了一部灵魂的歌曲，这部歌曲，有需求和牺牲的“紧张性”和“永久性 ”。这在当时那个时代没有可以和它比拟的，而且它最后的胜利，也是无可比拟的。
在１８９０年至１８９１年之间，有１５万印度的侨民移居南非洲，他们中大多数住在纳塔耳。白种人恨他们的移住，而政府又用种种方法阻止亚洲人移居和强迫已经移居在非洲的人离开，用以激发白人仇恨亚洲人的心。印度人在非洲的生活已无法支持。他们既负着极繁重的税，而又受种种严酷的警察法规所约束，并且产业和身体，都可随便受掠夺和捣毁，丝毫没有保障，这些事，都是在“白人”的文明之下所出现的。
在１８９３年，甘地因为一宗重要的案件被请到甘地传 ７比勒陀利亚去。他对于南非洲的情形，并不熟悉，但是他刚到了那边，便遇见了很多可以表示的经验。甘地本是一个印度贵族，在欧洲和在英国都受过很优厚的待遇，他把白人当作他的自然的朋友。可是忽然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受侮辱的人。在纳塔尔，特别是在荷属的脱兰斯瓦尔地方，甘地从旅馆和车上被拉出来，几回受辱，挨打。假如不是他已订定了留住南非洲一年的契约，他一定立刻跑回印度。在这１２个月中，他磨练了自制的本事，但仍然盼望契约满期，使他可以回归印度去。可是在他最终将离开的时候，他晓得南非洲的政府正预备通过一条决议案，剥夺印度人的选举权。在非洲的印度人完全没有组织，很散漫，所以一点儿也没有法子自卫，只得坐以待毙。他们没有领袖，没有人可为领导。甘地觉得保卫他们是他的责任，他觉得离开他们是错误。这般一无所有的印度人的存亡，便是他自己的存亡。他决计将身献给他们，而仍留住非洲。
接着便开始了一场悲壮的战争，一方是精神的，另一方是政府的权力和暴力。这时候甘地是一位律师，所以第一步便是要寻找法律上的依据，证明排斥亚人条例的不合法。虽然有很恶毒的敌人，他终能取得胜利。他请人签了很多要求书，在纳塔尔组织了一个印度国民大会，并组成了一个印度人教育团体。没有几甘地传 ８时，他又创立了一家报馆，名为印度民意，用英文和三种印度语言出版。在约翰勒斯堡，他的业务非常发达，有如在圣法兰西斯，但是，他把它舍弃了，用以与“贫穷”为伍。他捐弃了一切的亲友关系，用以与被压迫的印人相处，和分担他们的患难。在１９０４年，他在德尔班左近的腓尼斯按照托尔斯泰的方法建立了一个农村。他召集他的同胞，给他们土地，并使他们立一个“贫穷”的誓。他自己却做那最卑下的工作。
一年又一年，这个静默的农村继续反抗政府。它从城市里面吸引了很多人民，慢慢地开始进行一种像宗教式的罢工。对于这种举动，暴力，一切的暴力，都是非法的，有如罗马帝国的暴力，对着初期基督教徒的信仰一般。可是这初期的基督教徒之中必定没有几个能像甘地一样实行“爱”与“恕”的主义，以至当压迫他的人有危险时反而救助他们。无论何时，假如南非的政府陷入危难，甘地一定会停止印度人不参政的运动。在１８９９年，当波耳战争爆发的时候，他组织一队印度人的护伤队，加倍奋勇地在前敌服务。当１９０４年约翰勒斯堡发生大瘟疫的时候，甘地组建了一个医院。在１９０８年纳塔尔的土人反叛时，甘地组织了一个救护队支持他们，并且亲身督领。
但是这些纯无私利的服务并不能解除白人的仇恨。甘地传 ９甘地常常被捕和被囚。在他受政府为他在战争中的服务而致谢之后，隔了不久，他便受一群群众所鞭打，以至于以为他已死了才离开。在这以后，他又被捕并徒刑和做苦工。但是没有一种侮辱或压迫会使甘地放弃他的理想、他的信仰。反因为他的患难而更为坚强。他对于在南非遇的暴力的唯一回答是出版了一本小而著名的书，名为《印度自主》 。这书在１９０８年出版，后来成了英雄化的“爱”的福音。
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１４年是他最艰难的时期。虽然在非洲有一部分智慧最为发达和心胸最为宽大的英国人反对他，然而南非政府终于在１９０６年急速地公布了新的亚洲法。因此，甘地大规模地组织了“不抵抗”的运动。
在１９０６年９月，有一回大的示威运动在约翰勒斯堡举行。印度人都庄严地为不抵抗宣誓。在非洲的中国人也和印度人联合。其他亚洲人无论是属于何种族何宗教何支派，无论是富的或是贫的，都同样充满着激昂的精神。亚洲人成千地被投入监狱，监狱住满了便投入矿坑。但是对于这些被压迫者，主帅斯末资将军称为“良心所指使的反抗者 ”，监狱好像是一个快乐的所在。甘地有三回被投入狱中，其他的人也有的成了“牺牲者 ”。这运动继续发展。在１９１３年，便从脱兰斯瓦尔传至纳塔尔。大规模的罢工，激甘地传 １０烈的民众大会，相继发生。成群的印度人在脱兰斯瓦尔的街道游行。因此，非洲和亚洲的舆论都受到激动，而全印度的人民为之愤怒。印度总督哈定伯爵因为舆论所迫，终于对南非洲政府提出抗议。
不屈不挠的斗争赢得了胜利。那最仇恨印度人的斯末资将军在１９０９年说他永远不取消迫害印度人的法则，而五年后，在１９１４年，终于承认他乐意把它取消了。政府所指派的委员会，从各方面赞助甘地。在１９１４年，政府通过一条法规，取消每人应纳３金镑的人头税，同时准许愿意移居成为“自由的工人”的一切印度人，都可在纳塔尔居住。经过了２０年的牺牲，“不抵抗”运动终于胜利。
当甘地回到印度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做领袖的声望。
二十世纪初，印度的独立运动已渐次发展。３０年前，是英国人休谟与韦德明威廉男爵组成了一个印度国民大会。维多利亚的自由党给这国会一个印章，并想使印度的要求和英国的主权要求凝合为一体。可是在这时候，日本战胜俄国，唤醒了亚洲民族的崛起，因而印度的爱国者便暗恨寇仁公爵的挑拨。在国会中，有一部分人便组织了一个激进党，他的激进的国家主义和全国一般的情感相响应。可是到１９１４年大战发生的时候，立宪派仍在哥黑尔的领导下。哥黑尔虽甘地传 １１然相信并忠于英国，可是他是一个印度的伟大的爱国者。
印度国会赞成自主，可是究竟将用何种形式实行自治，会员中尚无一致的意见。有的主张和英国合作；有的主张驱逐英人；有的主张采用属国的制度，如加拿大一般；有的则主张应鼓动印度独立，模仿新兴的日本。甘地建议采用的办法，与其说是政治的，毋宁说是宗教的，然而比其他的任何方法都为激进。它的原则可在印度自主一书中寻得。但是这种解决的方法，是以南非洲的情形为依据的。甘地知道不变更它，必不适于印度的情况。他并且知道因为他到非洲去的缘故，而不熟悉印度的情形，他决定研究印度的情况。
要考察印度实际的状况，甘地答应在一年内不参加主要的政治工作。在这时候，甘地对英国并没有敌意。反之，当１９１４年大战发生的时候，他反而到伦敦去组织印度护伤队。如他在１９２１年所写的一封信中所说的，他诚实地相信他自己是大英帝国的一个国民。在１９２０年所发表的一封“给驻印度的英国侨民”的信中，他又反复说及他这种态度。他说，在过去２９年的政治生活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忠诚地服务于政府。他为英国而冒了４次奇险，直至１９１９年，他仍诚挚地相信和政府合作。但是现在他不能再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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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感的变化，并不只甘地一人。在１９１４年，印度都被那种称为“为公理而战”的虚伪理想所诱惑。英国政府，为的是要印度的帮助。英国政府知道印度盼望自治，因而说 ：“印度的自治之允许要看印度对于大战的态度如何而定。” 在１９１７年的８月，聪明的印度政府，对印度应承将有一个直接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因此进行协商，并在１９１８年的７月，印度总督查姆斯福特公爵和蒙德鸠君在一篇拟定改良印度宪法的正式报告上签了字。在１９１８年的初春，同盟国的军队正处在一个最危急的时期。在４月２日，路易乔治再度致告全印度人民的请求书，而在这月末，战事会议在德利开会的时候也暗示印度独立的时光已经近了。全印度一心一意地信托，而甘地也答应英国政府，尽忠为英国效劳。印度共派出了９８１ ５万士兵，作了极重大的牺牲。他很信托地等候着那已经应允了的报偿。
这场大梦的醒悟是很恐怖的。在１９１８年的冬季，危险已经过去了，而印度服役的功绩也就忘记了。在签了停战公约之后，政府觉得不必再做假了。它不但不如它所应许的给印度以自由，而且反而剥夺了所有的一切自由。政府的立法院在德里开会，在会中所提出的劳力条例，对于这个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忠诚的国家，予以不信託的侮辱。制定这种条例的目的，甘地传 １３在于确定地实行战时印度防卫条例、组织秘密侦缉队、言论检查处，及其他压迫。全印度的愤怒一致爆发，革命由此开始。甘地成了革命的首领。
在这事发生之前，甘地热心于社会改良，特别是用心于农民的状况。在开剌、古茶拉特、松班兰和贝哈尔，差不多没有人留意到，他已把他不久将要用于“为国争斗的武器”试验成功。这种武器便是一种主动的情感的不抵抗意志。这种意志，甘地称它为“沙特雅格拉哈”。
直至１９１９年，甘地还没有参与印度国民运动的主要工作。在１９１６年，柏桑特亚尼夫人加入国民运动，可是不久，那些最急进的人便走在他前面，并在伟大的印度的领袖提拉克的指导下集合。提拉克是一个具有非凡能力的人，他有如一柄三片合成的剑！一是强健的脑力，一是坚决的志气，一是高尚的品格。他的智慧较甘地的更为精锐，或者说，他受东方文化的滋养，比甘地更为深实。他是一位博学的人，一位数学家，他牺牲了一切个人的欲望，以服侍国家。他和甘地一样，自己不想出名，只是盼望他的理想成功，使他可以退出政治，回去作研究科学的工作。在他生存的日子，他是印度唯一的领袖。谁敢说假如他不是在１９２０年不幸逝世，则将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假如提拉克不死，那么甘地一方面崇敬他的才力，一甘地传 １４方面在方法和政策上又会与之相左，最终一定会成为一位在运动中的宗教首领。在这样的两重领导之下，印度是应当如何堂皇地前进！因为提拉克能操纵实际上的策略，而甘地则能管辖精神上的力量。但是命运常常与人意相违。这不但是提拉克的不幸，也是印度及甘地的不幸。甘地的内心的盼望和他的天赋，比较适合作少数道德高尚者的首领。他一定乐意让提拉克作“多数人”的领袖，因为他对于“多数人”从来就没有信心。但是提拉克则不然。他是信任多数的，他是一位天生的数学家和策略家，所以他相信数目。他天生有德模克拉西的性格，他善于直截了当地斗争。他就是一位政治家，把一切宗教的理论都抹在一边，而不顾它。他说政治并不是为沙哈斯——圣人的。这位严肃的科学家愿为爱国而牺牲真理。像他那么爽直诚实、人格完美的人，也毫无疑问地说在政治上一切都是公正的。或者可以说提拉克对于政治的观念，有些和莫斯科的狄克推多相像。甘地的理想就不是这样。提拉克和甘地的讨论使他们的见解的不同都表现出来。在两个一样诚实的人中间，自然免不了有不可调解的冲突，因为他们的方法都以他们的信仰为依据，而他们的信仰又是互相敌对的。他们俩互相尊敬互相景仰。但是假如要决定真理与自由那一件应当为先，则甘地必以真理为先，不但先于自由，而且是先于他的国家，甘地传 １５而提拉克却把他的国家放在一切之上。甘地觉得不论他对他的国家的爱如何大，他对他的理想和宗教的信仰——由于真理而表明的信仰一定更大。
当甘地加入政治漩涡为反对劳力条例而成为首领的时候，他纯粹被一种使国家避免战祸的希望所驱使。革命终于要发生，他知道没有法子可以避免它。因此，唯一的问题便是在于把它导入不暴动的途径。
甘地的主义是有如一间两层不同的伟大的建筑物。在下层是那坚固的地基，是宗教的地基。在这大而不可动摇的地基上，建立了政治和社会的运动。这上部的建筑，却不是与地基相连的理想的建筑物，而是在当时情形下，只是一种完善的构造。
换句话说，甘地的天性是宗教的，他的主义的要点也是宗教的。他为政治的首领是因为时代的需要。因为其他的首领已经死亡，环境使他不得不驾驶这只大船渡过这狂风巨浪，使他不得不把他的主义表现在实际的政治运动中。这种发展是很有趣的，但是这建筑物的最重要部分乃是那深而坚固的地基。唯有这地基才经久耐用，别的建筑都是暂时的，都是预备在过渡时期中应用的。因此，我们应当明白这地基建造的原则，因为这才是甘地的思想的真正表现。甘地每天从这深深的地基中吸取勇气和力量，以从事地面的建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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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信仰他的人民的宗教—印度教。但是他不是一位学者，他也不会拘泥于经文的解释。他也不是一位盲从者，毫无思虑地接纳他的宗教的一切的传说。他的宗教应当满足他的理智。并和他的良心的旨意相符合。
“我不愿使宗教为一种偶像，也不愿用它的圣洁的名称来宽饶罪恶。” 他在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７日这样说。
“我对于印度教的经典的信仰，并不是字字句句都要接受它。不论何种解释，无论它是多么深奥，假如它和理智或道德相违背，那么我必定不愿受它的拘束。” 在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２７日，他又进一步这么说。
他也不是把印度教当成唯一的宗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点 。“我不相信吠陀是独一无二的经典。我相信圣经，回回教的可兰经，圣奥维斯他（波斯国）的古经，都是和吠陀一般的受天所感而发出的福音……印度教并不是特派的宗教。在它里面尚有很多地方可以容纳对于世界上一切先知的崇拜……印度教告诉我们各自以钦敬承认唯一的上帝为正法，所以它和其他一切的宗教都可得到生命的平和。”
一切的宗教都像是很多不同的道路，通向同一个目标。一切的宗教都是以相同的心灵上的法则为基础。甘地传 １７
他看到错误和罪恶经过了很多年代缓缓地潜入宗教里面，他把它们都指出来了。他又接着说 ：“要明白我对于印度教的感觉，最好把我对于我的妻子的感觉来作一个比喻。在这世界上，实在是没有一个妇人能像她那样感动我。这并不是因为她没有过失，我敢说她的过失比我知道我自己的还要多。但是那种‘不可分离的团结’的感觉，仍然存在。可是虽然如此，我仍然觉得印度教的一切过失和限制。没有一件事比得上季达经中的乐诗或是土拉斯达写的罗摩衍那的冒险故事更能使我得意。印度教的经典，我晓得的，可说唯有这两本书重要。我知道在今天一切印度神座里，尚有罪恶继续存在，但是它们虽然隋落，我仍然爱惜它们。从头到尾，我是一个改良家。但是我的热诚从未曾使我排斥印度教中任何重要的事物。”
那么什么是甘地所信仰的重要的事物呢？在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６日写的文章中，甘地说明了他对于印度教的观念。
他说：他相信吠陀、优婆尼沙昙、普兰那和一切称为印度经典的书。因此，他相信圣灵的降临和重生。
他相信“种姓法的训练 ”，这样的“相信 ”，乃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吠陀式”的意思，所谓“严格意义上的吠陀式”与现在所说的“普通和大概的意思“未必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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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相信“牛”的保护。这“保护”二字的意思，比一般的意思更为广阔，他并不反对偶像崇拜，凡是读甘地的“信经”读到这里便停止了的西方人，无论是谁，都容易感觉到他所启示的那种“心的状态”和一般人的大不相同，而且这种“状态”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离得很远，因为缺乏共同的尺度，所以无法和我们的理想作比较。但是假如他再读下去，他将读到下列叙述，读到一种比较和印度人相熟的辞句：
“我深信印度的俗语，这俗语说：凡是不求达于完全的‘真理’和‘自制 ’，并没有舍弃一切的财产的，都不是真正明白沙斯脱拉斯的人。” 沙斯脱拉斯是教训印度教人的圣典。
在这里，印度教人的话便和福音中的话相连接了。甘地也知道他们的相同。在１９２０年，有一位英国的宣教士问甘地，哪本书对他的影响最大，甘地回答说 ：“《新约》”。１９２０年２月２５日，甘地又说：“还有鲁斯钦和托尔斯泰。”
甘地的伦理宗教最后一句话是从《新约》中摘录出来的。他说他的消极的抵抗主义，乃是在１８９３年读完了耶稣登山宝训后才得到的暗示。当那宣教士很骇异地问他：他真的从印度经典中没有得到同样的消息的时候，甘地回答说：他从他所敬重的巴格哇季达经中寻得他的勇气，消极的不抵抗主义的秘诀则是甘地传 １９从《新约》中明白的。他说：当他发现这样的暗示的时候，也不禁心中大乐，而当他证实季达经也是有同样的训示的时候，他更是乐不可支了。甘地并说托尔斯泰的“天国在我们的内心”的理想，也使他将他自己的信仰变为实际的主义。
在《印度自主》一书中，甘地作了一个托尔斯泰的作品表，表中所列的大概６０种作品，都是他要介绍给他的信徒的。这６０种作品中，有《天国在你的内心》、《什么是艺术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甘地告诉杜克君说，托尔斯泰对他的影响很深，但是他竟不能对托尔斯泰的政治理想表示同意。在１９２１年有人问他对托尔斯泰的意见，甘地回答说 ：“我对他纯粹是一个终身感受其恩赐的敬仰他的人。”
甘地曾翻译了鲁斯钦和柏拉图，摘录了托洛，羡慕过马志尼和读过
卞盆特爱德华，简单说一句，就是他是熟识英美的最特殊的人。
假如欧洲的人认真细读甘地的作品，他断然不至于不了解甘地的主义，和他对于西欧的伟人的了解。单就甘地《信经》的字面上的解释，实在会使他骇异，而假如他浮浅地读过这两段文章，也实在是要使他觉得甘地的心理状态和我们常人相差太远。似乎在亚洲和欧洲的宗教理想中间，就有一面不可逾越的高墙。甘地传 ２０这两段文章，一是说到牛的保护，一是说到了种姓制度。关于甘地对于崇拜偶像的见解，并不用什么特别的考究就可把它说明。甘地说他对偶像并没有敬意，但是他相信偶像崇拜是人性中的一部分。由此，他已经很明显地把他的态度表明了。他把偶像的崇拜当作人类脆弱的头脑中所固有的特性，因为人们都是象征地追求者，因此都应当把人们的信仰物质化，然后才能真正地了解它。当甘地说他不反对崇拜偶像时，他的意思，也不过像人们认许教堂里面的礼节罢了。
甘地说“牛的保护”是印度教的中心事实。他把它看作“人类演进中的最奇特的现象 ”。因为他把牛当作仅“次于人类的世界”的表记，对牛的保护就是人和他的哑巴兄弟订立的同盟契约，它表明人与兽是同胞。照甘地的解释，人类由于学习、尊敬动物，已经提出了他的“种”的界限，而实现了人和一切生命的同化。
为什么在很多动物中，专选出牛来作为表记呢？这是因为在印度，牛是最亲近人类的，它是富裕的施舍者。它不单给人类以奶，而耕种又非有它不可。因此甘地在这温和的动物之中，看出了一种怜恤的诗意。
但是甘地对于牛的崇拜，并没有一种崇拜偶像的意思。有一些人只拘守崇拜牛的形式，而没有一种对这“上帝的哑的物类”表示怜恤的精神。甘地对这一甘地传 ２１般人的责骂，可说是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为利害的了。凡是明白甘地要人们对于他们的“哑巴兄弟”表示一种怜恤和同胞的精神的人，必定不骇异为什么甘地在他的信经中那么看重牛的保护。由此看起来，他说牛的保护是“婆罗门教给与世界的礼拜”的确是不会错的。《圣经》的箴言说“爱你之邻 ，有如爱己。” 甘地添加一句说 ：“每一个生物，都是你的邻。”
甘地对于种姓制度的信仰，更难被一个欧洲人或西方人所理解。好像与一切生物为兄弟的意思，更是闻所未闻的事情。或者应当说“今天的欧洲人或西方的思想”更为正确，因为在今天人们还相信某种限度的平等，谁能知道将来又是怎样呢？谁能知道经过了有德模
克拉西之名而无德模克拉西之实的演进后，人们受了它的思想熏陶，又要变成怎样的呢？甘地的种姓观念和人们平常所谓“种姓”的意思不同，因为他的种姓的分化，并不以社会高下等级为基础，而是以责任为基础。
甘地说 ：“遗传的规律是一种永远的规律，如果变更它，那么一定会产生纷乱。……种姓制度是一种人性的遗传。印度教不过是把它变成了一种科学。”
甘地相信四级分别的制度。第一种姓是婆罗门即知识和精神阶级；第二种姓是刹帝利，即军人政要阶甘地传 ２２级；第三种姓是吠奢，即工商阶级；第四种姓是首陀即劳力阶级。这样的分级并没有彼高此低的意思，不过是以职业划分而已 。“这样的分级为的是要限定责任，而不是要赐与特别的权利。”
他说 ：“如果自己希望一个优越的身分而派定他人一个卑下的身分，便和印度教的精神相违背。我等有生以来全属于上帝的创造，婆罗门用他的智识，刹帝利用他保卫的威力，吠奢用他商业的才能，而首陀则用他身体的气力。”
这并不是说一个婆罗门可以完全不用劳力，不过是说他的特殊处是在知识方面，而由于天赋和修炼的缘故，他适合于以知识教授他人。假如一个首陀要求得任何知识，也不能阻止他；不过他所最能服务的是他的体力，因此也不必羡慕别人能够服务的才能。倘若一个婆罗门说他因为有知识而站在较高的地位，那么他已经是堕落了，也不配说有知识了。种姓制度只不过是自制和经济与能力的保障而已。
这是和优婆尼沙昙相吻合的，因为当原初阶级因时代演进变为高傲的贵族时，印度的圣经表示出了它反对和不认许的态度。
因此，甘地的种姓制度是以责任为基础，而不是以权利为基础的。并且，还须记住。按照印度教的解释，因为转生的缘故，便可使种姓的利益互相平衡，甘地传 ２３因为在转生的时候，一个婆罗门一定会变为一个首陀，而首陀则一定会变为婆罗门，这样今世的欠缺在来世会得补报。
印度的种姓制度，以资格相等而不同级的人为对象，与印度教人对“不可接触”的人，或帕利亚人的态度，都没有关系。后来甘地为帕利亚人所发出了动情的呼吁。他的运动，着眼于被压迫阶级的利益，这是他的事业的最动人的地方。甘地认为帕利亚制度是印度教的污点，使真正的主义出现了一种卑恶的病端。他刻不容缓地想要把它除去。
他说 ：“我宁愿粉身碎骨而不愿舍弃了我的被压迫阶级的弟兄……我不愿再生于世，但是假如我必定要再生，则我来世愿作一个‘不可接触’的帕利亚人，以此分担强加于他们的悲痛、侮辱和危难，使我能竭力奋斗，使他们脱离不幸的苦海。”
因此，他进而收纳了一个“不可接触”的女子作为他的义女，他用一种亲爱的口吻向人叙述了这个７岁的小女孩在家中管理家务的状况。
甘地在他的印度教信条下树立了他的雄心和壮志。甘地还是一位温和可爱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但是，他比托尔斯泰主义更为基督教化，因为托尔斯泰作为基督教徒，与其说是禀其天性，还不如说是由于他的意志的力量使然。
甘地传 ２４
在责备西欧的文化上，他们俩是完全相同的，不过那时托尔斯泰的影响较大罢了。
自卢梭以后，西方文化已受到一些眼光远大的思想家的攻击。当亚洲初度觉醒知道自己的力量，而起来反抗西欧的侵略的时候，她只需在欧洲过去的史籍里寻觅，便可得到这种叫作有文化的侵略者的惊人的罪恶记载。甘地也知道这样做，在他的《印度自主》一书中，他列了一个书表，里面有很多由英国人所写的责骂西欧文化的书。这种作品为什么没有响应的呢？这是因为欧洲，自己正用种种骗人的主义和过去称作“为文化而战”的幌子的欺骗，贪污、暴虐、压迫、劫夺，吮其他民族的血液。等到她发起狂来，陷入了深渊，才赤裸裸地请亚洲和非洲人来审察她的毛病。
甘地在１９２０年９月８日说 ：“大战除了揭露统治欧洲文化的‘撒旦的本性’外，并没有表明什么。战胜的凭着道德的美名，把一切公众道德的教规都破坏了。无论怎么卑鄙的欺骗，也都说出来了。一切罪恶的动机，不是宗教的，也不是精神的，而很浓厚地含着物质的色彩……欧洲今天不过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实际上却是崇拜财神。”
在过去５年中，在日本和印度，都可找到与此相同的感觉重复地发表。凡是细心一点的领袖，不敢公开说出的，都在态度上表明了他们私下的信仰是这样。甘地传 ２５这并不是１９１８年皮立克描述的古希腊的军舞。
在１９１４年前，甘地早已看穿了西欧文化的真面目。当他在南非洲发起２０年运动的时候，欧洲文化已脱下了假面具给他看了。在１９０８年，在他的《印度自主》一书中，他开始以“大罪恶”称呼西方现代的文明。
甘地说，文明只是在名义上的文明而已。实际上，它和昔日的印度教所说的黑暗时代相符合。它已把物质上的安适视为生命的唯一目标。它咀啮了精神上的价值。它使欧洲发狂，使它只知崇拜金钱而阻止他们寻求和平或发展其固有的美德。西方的文明是弱者和劳动阶级的地狱。它吸吮了人类的原动力。但是这种“撒旦的文明”终必自己破坏自己。印度的真正的敌人是西欧的文明，英国人还不及它，因为就个人而论，他们并不恶，不过是受他们的文明所牵累罢了。甘地批评了那些想驱逐英人出境，自己发展印度，并按照西欧的标准来振兴本国文化的爱国者。他说，这有如“去虎而留虎之本性。” 印度的目标应为打倒西欧的文明。
在甘地审察西欧文明中，他特别地责骂下列三种人物：文官、医生和教员。
甘地反对教员，是很容易明了的，因为他们使印度人诅咒和藐视自己的语言，抛弃自己的意志，实际甘地传 ２６上可以说他们对他们所管辖的学生进行了一种对于国家的侮辱教育。除此之外，西欧的教员只晓得栽培智育，而忽略了品格的训练。他们还减损了身体的劳动力，并在这个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百分之十是工人的国家，传播纯粹的文化教育，的确是有罪的。
他认为文官的职业是不正当的。印度的官署都是不列颠统治的武器。一般说来，它们都是在印度人中间鼓动风波，加深彼此仇恨。他们是为那些最坏的本能的利己的侵略充当走卒。
关于医业人员，甘地承认他起初为他们感动，但是不久他便觉得他们也是不正经的了。这个缘故，为的是西方的医学只知治疗已经患了病的，而并不能设法除绝疾病的根源。这几乎一律都是罪恶。实际上，差不多可说西方的医学反而促进了罪恶的发生，因为它减少了许多危险，使人们可以随便满足自己的性欲和食欲。因此，它的贡献，无非是败坏人民的品格，而由于不能使他们依据灵魂和身体的规律，强健他们的性格，反而用“黑暗的神秘”的药方，使他们可以医治自己，而销磨了他们的意志力。为反对这种西方的假医学——甘地对它的批评时常有点过火。他创立了一种预防的医学。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健康之路径》，这是他积２０年经验后的果实。它是一篇医学的论文，而同时也是一篇道德的论文，因为按甘甘地传 ２７地的观点，“疾病是人们的行为的结果 ，而同时也是人们的思想的结果。” 他以为要创立一定的法则来防止疾病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因为一切的疾病都是同源的，比如说，都是由于忽略了健康的自然规律。身体是上帝的宫殿，人们应当使它洁净。甘地的见解，固然有其独特的意义，但是“治疗”的效力，已经证明有用的东西，他也有点过于固执地不肯承认它。他的道德上的观念也是极端严格的。他反对西方医学的主要的理由中还有一条是反对他们的活体解剖。他称这种解剖为“人类最黑暗的罪恶。” 特别是对于性的关系。在严厉上，甘地的主义与圣保罗相同。
甘地时代是一个钢铁的时代！钢铁机器已经成为一种惊人的偶像。甘地的最热烈的盼望便是印度没有机器的存在。甘地宁愿印度依赖着英国的市场，宁愿印度去买入从曼彻斯特所制出的原料，而不愿在印度创设如曼彻斯特一般的工厂。一个印度的煤油大王也终不过如一个欧洲的资本家。机器是一种奴役人们的大罪恶，而货币则成了一种毒物，也是一种性的罪恶。
可是印度的新进派都受到了现代思想感染，不免要问假如没有铁路、电车、或工业，印度究竟要变成什么样子的问题 ？甘地在 《印度自主》 中回答说 ：“那么在这些东西尚未发明之前，印度并不生存么？在过去数千年中，印度曾经单独地反抗了几度帝国的甘地传 ２８变迁。但是在数千年以前印度便已学会了自制的本事和求得快乐的学术。她已经不须学习他国了。她并不需要大城市的机器。她的昔时的荣华是创立在犁耙、织机及一种印度哲理之上的。印度应当回归她的昔日文化源头。不过当然这些不可能倏忽而至，但是要渐渐地归回去。因此，人们都应来帮助这种演进。”
这些是甘地的基本论点，是一些极主要的论点，实际上他对欧洲科学的功绩持否定态度。这种中世纪的观念，自然容易在碰上人类知识如火山爆发一般时，而遭毁灭的危险。假如人们相信宇宙的精神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他也应当知道这个整体是由于很多不同的声音造成的，这些声音，都是各自唱他自己应唱的曲调。幼稚的西方被他自己的筹算所蒙蔽，而不能充分地看出他并没有常常引导着这支曲调。他自己的进步法则也一样受到了污染、退步和新兴的限制。人类文明的历史是好些种人的文明的历史，当在一种文明统治其他文明的时候，虽然有一种畸形的、混沌的、破碎的和完全停止的进步可以隐约看得出来，但是假如人们说一种伟大的文明统治他种文明是全人类的进步，那就完全错了。虽然甘地不赞成欧洲的科学，他却看出了“科学的功绩 ”。他佩服欧洲科学家无私的热情和牺牲精神，而常常说他们的自制力比印度教信徒伟大。但是虽然他这样钦佩他们，他却不赞同他有一种甘地传 ２９敌对的观念存在。
但是人们不必对西欧的进步的定义加以讨论，而只是记住了这定义是和甘地的信仰相冲突的，而我们应知道没有一种冲突会销磨他的信仰。如果“相信其他的事 ”，便是表明不晓得东方人心的作用了。如哥伯尼所说的 ：“在做一切的事情上，亚洲人比我们更为固执。假如必须的话，他们会等上好几个世纪的时光来完成他们的理想，并在这理想经过这么长久的时期后达到成功时，它仍然显得生机勃勃，而不会老弱不堪，甚至失落任何生气。” “好几个世纪”在印度人看起来并不算什么。甘地是预备在一年之内取得他的胜利。但是他也预备在几个世纪之内得到同样的胜利。他并不强迫“时间 ”。假如“时间”只允许他缓缓地进行必须做的工作，他仍然会按照“时间”的进程调节他的步伐。
因此，在他的革命运动中，假如甘地觉得印度还没有充分的准备来了解和实行他所要实施的社会改造，那么他一定会用他的主义来适应环境。他要等候适当的时机到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听他在１９２１年宣告下列的话时也就不惊愕了 ：“机器消灭了，我并不悲痛，而也不把它当成一种灾祸。但是现在我对于机器尚没有这样的计划。” 他又说 ：“完全的爱的法则是我的生存的法则。但是我并不是因为所介议的政甘地传 ３０治而宣传这条法则。我知道任何这样的尝试终是要失败的。如果要盼望一大群男人和女人立刻便服从这条法则，那便是不明了它的作用。” 他又说 ：“我并不是一个空想者。我自己以为我是一个实际的理想家。”
甘地从未命令人们做他们所不能做到的事。他总是令他们做他们所能做的。可是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她能做的范围甚广。一个惊人的国家，在她的多数权力，她的忍耐的气魄和她的深沉的灵魂上，都是惊人的。从最初的时候，甘地和印度便已订了一个协约，而且这个协约并不用什么语言来表白，他们彼此便已互相明了。甘地知道印度所能做的，而印度也预备做一切甘地所要吩咐的。
在甘地和印度中间，其首要的连结是绝对同意下列目标：实现国家的自主。要求政府和人民自主。自主，这个字在很古的吠陀经中就已经有了。但是甘地的“巴尔西”先生达达海引用它时，并使它成了政治上的术语。他说 ：“我知道自主是国家的目的，而‘不暴动’则否。”
他接着说 ：“我宁愿看到印度通过武力去获得自由，而不愿看到她受缚做外国侵略者的奴隶。” 这些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是令人骇异的。
但是他立刻改正了他自己说的话 ：“这是一种不可能的比喻，因为武力永远不能使印度自由。自主惟甘地传 ３１有由于灵的力量才可得到。这是印度的真武器，是爱和真理的不可屈服的武器。” 甘地用“沙特雅格拉哈“这个字来表达它 。“沙特雅格拉哈”的定义，是真理和爱的力量。当甘地宣讲这种福音而揭晓爱与真理的本性及它们隐藏的力量被人民知道时，他的天才便自己表现出来了。在“沙特雅格拉哈 ”一词中，“沙特雅”的意思是公平 ，“格拉哈”意思是尝试，合称起来便是 “一种公平的尝试”。甘地的追求在于不接受并坚决反对“不公平”。在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５日，甘地将其义进一步修订为“拥护真理及真理的力量。“他接着又说 ：“我也曾定其义为爱的力或是灵的力量。”
在南非洲，甘地用“沙特雅格拉哈”说明他的理想与消极的抵抗主义的差异。应当对这两种运动的差异加以特别的注意，因为没有一种事能够说明甘地的运动是消极的抵抗运动。这个不倦的战士，这个“反抗者”、“一个最轰烈的献身的人 ”，对于消极主义的恐怖，比其他任何人都大。他的运动的灵是“动的反抗”，这“反抗”所表现出来的途径，不是由于武力，而是由于爱、信仰和牺牲的动的力量。这种由于三种力合成的力量，就是他对“沙特雅格拉哈”这个字的解释。
凡是怯弱的人，不可能在甘地的旗帜之下隐藏他甘地传 ３２的怯懦！甘地会把他逐出印度社会之外。宁可用武力而不可畏怯！
他在１９２０年１１月说 ：“若唯一的选择是在‘怯懦’与‘暴力’之间，则我定劝人选择‘暴力’。“他又说 ：“我栽培那不杀人而就死的静默的勇气，但是假如一个人没有这种勇气，那我一定劝他杀人和被人所杀，而不可羞耻地从危险中逃开。因为如果他走开，他便是犯了‘心灵上的暴力’罪，他走开乃是因为当他杀人的时候，他没有不怕被人所杀的勇气。“他还说 ：“我宁愿冒千万暴力的危险而不愿使一个民族萎靡困顿。我愿印度用武力来保卫她的光荣，而不愿她畏怯地成为受侮辱的受害者。” 在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１日，甘地创立的阿斯兰学院确立规则时，有一条是“无畏” 。“精神”应当不畏帝王、国家、宗族、家庭、人、野兽和死。这也是因陀罗中的不暴动反抗的第四条件 。其他条件是 “贞洁”、“贫穷”和“真理”。 但是他也认为“不暴动”无限量地优于“暴力”；“宽恕”文明于“责罚” 。“宽恕”可以鼓励一个兵士前进 ，但是只有在有责罚的权力时，“不责罚”才是一种“宽恕 ”，如果一无所能而假冒宽大，那就毫无意义了。他说 ：“我不相信印度是一无所能的。三亿人民无须恐惧十万英国人。” 而且力量并不完全是从“肉体上的才力”暴发出来的，而是从一个甘地传 ３３“不可屈服的意志中喷发出来的。“不暴动”并不是说柔弱地屈服于作恶者的意志，而是竭尽个人的全心灵上的力量去反对那暴君的旨意。若在这条我们的生存的法则下工作，则一个人便可反对一个不公正的帝国威力，创立帝国倾倒后所要创立的地基，或者说是创立它的继承者。但这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代价就是受苦。这是一条伟大的法则。受苦是人类所以为人类的界线。它是一种永远的法则。做母亲的应当受苦，而后她的儿子才能生出。生命是从“死”中得来的，麦子生长的条件也是种子应当入地灭亡。没有一个国家的兴起不经过苦楚的陶冶……我们不能消灭这条受苦的法则，这是我们生存的一种免不了的条件。进步应以所经受的痛苦的量来测量。这痛苦愈纯洁，则进步也愈伟大。
１９２１年４月６日甘地又说 ：“我曾经冒险把昔日牺牲的法则、受苦的法则奉献给印度。那在暴动进行当中而发明不暴动法则的理希斯人的智慧和气力，比奈端和威林敦更为伟大。他们自己已经明白了兵器的功用，而能觉悟出它们的不可用处，并教这个困倦的世界说：得救并不由于武力，而是由于不暴动……不暴动的宗教并不是单为理希斯人而创造的，它是给予一般民众的。不暴动是我们人类的法则，正如暴动是禽兽的法则一般。人的尊严要求我们服从一种较高甘地传 ３４的法则，服从精神的力量……我要印度自己觉悟出自己的力量和威权来实行不暴动。我要印度认出她有一种不能消灭的魂魄，这种魂魄能上升到一切肉体的软弱之上，并能反抗全世界的肉体的团结。”
甘地高尚的虚荣——他对印度的高傲的爱——要求印度承认暴力是不足可取的，进而只预备去牺牲她自己 。“不暴动”便是她的尊号。假如她抛弃了它，她一定会堕落。甘地容忍不了这种思想。假如印度以暴动为其信条，那么他甚至不愿居住在印度。她将不能激起甘地任何尊荣。他的爱国心是遵循他的宗教原则的。他紧抱住印度有如赤子抱住母亲，因为他觉得祖国能给他所需要的精神上的滋养。假如她不能这样做，他便觉得他如一个孤儿，永远不能得到一个监护人。
在甘地入狱几个月前的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２７日，他答复了那些说他的行动不合逻辑的批评。批评他的人讥笑他在南非洲和在欧战中所给予英国政府的帮助。甘地的回答并不想避开这个辨难。他说他忠诚地相信他是帝国中的一个国民，而审判政府也不是他的事。他以为人人以为自己有权利可以批评政府是错的。他信托英国的智慧，并在可能的时候尽忠于它。政府的反常的举动已打破了他对它的信仰。让政府去负担它的报应吧！
甘地传 ３５
但是甘地并不疑惑印度的忍耐。在１９１９年的２月，他决定发起“沙特雅格拉哈”的运动，而这种运动的成效，已在１９１８年的土地革命中试验出来了。
这种运动并不全是政治的，因为，甘地到这时还是一个忠于政府者。当他胸中对于英国的忠诚尚有一丝信仰时，他仍然不放弃这种态度。直至１９２０年正月，他还提倡与帝国合作，虽然在那时的国家主义者激烈地批评他。在１９２１年４月６日，甘地的论辞都是由他的诚实的信仰感发出来的，在他开展反抗政府运动的第一年，他能诚实地对罕特伯爵表白他相信“沙特雅格拉哈”的信徒是最忠于宪法的。都是由于政府的胸怀不阔达，印度的心灵上的导师才被迫撕毁了他自己应受其拘束的尽忠的契约。因此，最初的“沙特雅格拉哈”运动是一种依循宪法而对政府进行的反抗，是一种可尊敬的迫切的改良运动。政府不该通过一条不公平的法律去限制这种运动 。“沙特雅格拉哈”的信徒是安分守法的人民，但是他们因为这条法律不公正，所以立意不服从它。假如他们的态度不能使政府相信撤回这条法律是必须的，则他们一定扩张其范围而至于不服从其他的法律，因而至于停止和政府合作。但是这样可以表明印度给与“沙特雅格拉哈”这词的意义和人们在西方给它的意义是如何不同！甘地传 ３６它竟含有这样超出宗教的英雄主义呵！
“沙特雅格拉哈”的信徒因为不准用武力来进行他们的运动，其意思是说敌人也是诚挚的，因为一件事由这方看起来以为是真的，由他人看起来也许是不真的，而武力则不能感服他人的信仰。因此他们必须单独依赖由他们的信仰产生出来的爱的力量，和他们甘愿自由快乐地接受苦楚和牺牲的意志。由这两件事，便组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宣传；凭借这种宣传，基督的十字架和他的几个门徒便能把罗马帝国征服。在１９２０年６月９日，甘地说 ：“暴力适足以降低那些使用它的人的品格。在战争开始时，同盟国归罪德国的行为，但是她们的暴力使她们也像德国了。” 此前于１９２０年３月９日甘地也曾说过 ：“最坚硬的纤维也要被爱的火所融化。如果它不融化，便是因为那火力不足。凡加入沙特雅格拉哈运动的人，必须应许不服从沙特雅格拉哈委员会宣告为不公平的法律，依循真理的途径，并对于敌人的生命身体财产不施用暴力。”
因为要特别突出“人民情愿为公理与自由的永久理想而牺牲自己”的宗教性质，甘地特将１９１９年４月６日，定为禁食祈祷日，并使全印度实行“哈尔多尔”作为其运动的开始。这是运动的第一步骤。
这第一步直接打入人民的心，而鼓起了他们内心甘地传 ３７的觉悟。这是第一次全印度一切阶级联合在同一理想之下。印度开始自立了。
各地方都依从这一秩序。在德利不过有几处骚扰，甘地亲自出面平息了骚乱。但是政府却把他囚禁了，并押他回孟买。他被囚的消息传到般遮布，便激起了暴动。在阿木里昔尔地区有几间房屋被劫掠，也有几人遭受杀戮。在４月１１日的夜里，台爱将军带他的军队临近这个城，并把它占领了。这时各处还是很平静。４月１５日是印度一个大节日，有一个民众大会将在查里安哇拉巴格地方举行。聚会的民众极为和平，而且有很多妇女和孩子。在这天之前的夜间，台爱将军发出了一道禁止民众集会的命令，但是没有人晓得这件事。可是在隔天，台爱将军便带了他的机关枪到查里安哇拉巴格来，当场在未先警告的情况下，直接对着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枪开了１０分钟，等子弹打完了才停止。因为这地方的四周都围着高墙，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结果打死了约５００人至６００人，而受伤的不计其算。死的、伤的，过后都无人敢来照顾。在屠杀一通后，便立刻宣布戒严，般遮布地方充满了恐怖的空气。飞机对着无武装的民众抛掷炸弹，最体面的国民也被拽到法庭，备受酷刑，被迫屈膝匍匐在地，及受其他种种不可言状的侮辱。这好像是一阵狂风扫过英国的统治者，这好像是印度宣告的不暴甘地传 ３８动的法则竟激起了西欧的暴动的狂热。甘地看见流血受苦便在前面。但是他没有容许他的人民说他将领导他们选择一条平安的道路以达到胜利。他已先警告他们说这途径应受血的洗礼。查里安哇拉巴格不过是开始的第一个回合。他在１９２０年４月７日说 ：“我们应当镇静地准备好几千无辜的男人和女人被屠杀，而不只是一千半千之数；而后我们才能在这世界上得到一个非他国所能及的身份……因此，我们盼望凡一切有关的人都不灰心，而担起这个患难，把缢杀看作是生命的一回平常的事。”
因为军队的稽查严密，般遮布惨案的消息直等至几个月后才传出来。但是当它最终传播出来的时候，一种愤怒的波涛骤然在全印度涌起，就是英国人的舆论也不免表示惊愕。政府便命令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罕特伯爵为委员会主席。
在这时候，印度国民大会也组织了一个副委员会，与政府的委员会分头调查。如一般聪明的英国人所感觉到的，政府的政策是应当责罚那在阿木里昔尔屠杀的当事人。但是甘地并不要求这么多。在他的温和的要求之中，他并不要求责罚台爱将军和那些肇事的长官，虽然他责备他们，但并没有仇恨和报复的意思。一个人对于一个癫狂的人所做的事，当然没有什么恨意。但是他应当使他再也不能做恶。因此，甘地只求甘地传 ３９政府撤回台爱将军。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在调查的结果未公布以前，政府已通过一篇科罚条例以保护它所雇用的长官。台爱虽然被撤去他的军职，但他仍收到很多由私人所捐赠的酬金。
当印度正因般遮布的惨案沸腾未止的时候，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又发生了第二次冲突，这一回的冲突比上次更为利害，因为它发生的主因是政府背叛了它自己的庄严的许诺。政府的态度把印度对于“英国统治者的诚实”的信托毁得一丝不存，因而激起了重大的革命。
欧洲的大战使在印度的回民发生了一个很难解决的疑难。在这一方面他们是英帝国的国民，有尽忠于本国的义务；而在他方面则他们的教主是土耳其国皇，他们有服从教令的天职。他们决定，如果英国答应不攻击土耳其的主权，则他们当帮助英国。在印度的回回人以为土耳其人仍居住在欧洲的土耳其国土，而土耳其国皇所统辖的地方，不单是伊斯兰的圣地，而是如回回教中的士人所划定的，延伸到了亚拉伯全境，包含美索不达米、叙利亚和巴基斯坦的范围。
而且路易乔治和印度总督都曾庄严地应许过了。可是，当战事终结的时候，一切的誓言都已忘记。与土耳其的和约在１９１９年开始传播出来的时候，在印度的回教徒便开始骚动。他们的不满意终于暴发了甘地传 ４０哈利发运动。
这运动在１９１９年的１０月１７日发起，当天便有一起森严的和平示威运动发生。在一个月之后的１１月２４日，接着便是全印度哈利发大会在德里开会。甘地为大会的主席。用他敏锐的眼光观察，他知道这回的回回教人的骚动正可利用来使印度统一。要把印度的不同的民族联合起来，是一个最为困难的问题。英国人因为回、印两教的互相倾轧而常常坐收渔利，甚至从中挑拨。可是无论如何，终未设法使这两个彼此如小孩一般互相挑战的民族互相谅解。比如说，为要激怒回回教人起见，印度教人专在经过清真寺时唱歌，明知他们在这地方是应守静默的；而回回教人也自不甘落后讥诮印度教人拜牛。这两个民族不但彼此永远不相往来，不相嫁娶，不与共食，在两者中间永远只有恶意和仇视。英国政府便在这个绝对不能联合一致的民族间采用同一政策。因此，当甘地宣告印回的目标是一致的时候，英国政府就不免猝然惊觉了。在发表了豁达的见解，催促印度人尽他们的力量帮助回教徒实现他们的要求。他说：
“印度教人，帕尔西人，基督教徒，或犹太人，假如我们愿意有一个国家，则任何个人的利益即是全体的利益。因此，惟一所应考虑的，便是某一件事是否合于正理。”
甘地传 ４１
在阿木里昔尔的大屠杀中，回教人的血已经和印度教人的血混合了。现在这两个民族应当宣誓联盟——无条件地联盟。在印度中，清真教人是最先进和最勇敢的分子。他们在哈利发会议中最先宣告如果政府不采纳他们的要求，则他们一定拒绝与政府合作。甘地赞同这种议案，但是由他恐惧的天性，他不赞成在这时候提倡抵制英货，因为他以为抵制是一种薄弱或渴望报复的表示。在１９１９年的１２月末，回回教人又在阿木里昔尔召集第二次的哈利发会议，表决派代表赴欧洲向英国政府和最高理事会报告印度的态度，同时表决向印度总督呈递“哀的美敦书 ”，警告他如果解决的条件不完满，则必有事故发生。最终在１９２０年２月，又在孟买召开第三次哈利发会议，会议发表了一篇宣言，对于大不列颠的政策给予了猛烈的抨击。
甘地知道未来的飓风正在酝酿，但是他不但不设法使它实现，反而竭尽力量来消除暴力。
起初好像英国也知道这种危险。由于故意拖延退让，好像是正在尽力设法避免以前所取的态度。国会通过一篇以蒙塔鸠和查姆斯福特的报告为基础的印度改良条例，这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影响，比人民的要求更为有力。在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２４日，英皇发出了一篇圣谕，赞许这种条例，请人民和职官都甘地传 ４２尽力和政府合作，并催促印度总督赦免政治犯并请他实行一回大赦。甘地对于敌人的诚实，常常确信不疑，所以便把这种事件，解释为是英国将以较为公正的态度对待印度的默示，所以他请人民一致欢迎这种改良。他承认这种改良是不完满的，但是他说接受它们可以为达到更大的胜利创造条件。他催促人民会议无条件地接受它。在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辩论之后，印度国民大会才表决采纳他的见解。
但是不久便证明甘地的盼望是一种幻想。印度总督并不听国皇的诏谕，不但不释放政治犯，而且监狱之门好像是专为执行死刑而开的。这显然是证明政府所答应的改良只是一句空话了。
在这极端紧张的时候，又传布了１９２０年５月１４日订定的土耳其和约。印度总督发出了这一消息，承认他将使人民失望，并说如果是一定不可调和的话，则回回人可辞去他的职务。
接着便是官方发出了阿木里昔尔的屠杀的报告。这便是最末一回事了。
印度人民已经觉醒，一切和政府的连结都破裂了。
１９２０年５月２８日，哈利发会议在孟买集合，表决通过接纳甘地的不合作政策。这表决案在１９２０年６月３０日的阿拉哈巴的回回人大会上也一致表决追认。
甘地传 ４３
这时，甘地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印度总督，告诉他不合作运动将开始进行。他说明他为什么采用这种方法，他的理论，是很值得研究的，因为可以证明，到这时候甘地尚有避免和政府破裂的意思。在他的心中，他仍盼望可以用适合法律的方法来使政府改良他的策略 ：“唯一的途径在我开展不抵抗运动之前，便奋不顾身地与英国的统治者断绝一切的关系，或是在我对英国宪法的优越性尚有信仰时则设法纠正以往的错误，恢复我的信任。我对英国宪法的优越性，可说是尚未失去信任。所以因为我相信它的缘故，我才劝我的回回朋友撤回他们对于阁下的政府的帮助，并劝印度人也和他们合作。”
从此，这位帝国的高贵的国民，便开始藐视帝国的“盲目的荣耀”。
甘地传 ４４
第二章伯里西人与妇女解放运动
１９２０年７月２８日，甘地宣布他将在８月１日公布不合作运动，并将这天之前的一日，定为禁食祷告的日子，作为开展这种运动的准备。他所怕的，并不是政府的暴怒，而是人民不可驾驭的革命浪潮，所以他倾尽心力，以求维持印度人民当中的秩序和纪律。他宣告 ：“有效的不合作运动完全依赖于完密的组织。纷乱是由愤怒而生的，所以我们不应当暴动。就我们的情形而论，如果暴动，便是开倒车，并无谓地牺牲了无辜的生命。因此，驾于一切之上的还是秩序的维持。” 关于不合作运动的策略，甘地和不合作委员会远在两月之前已确定了几种方法：
１．辞去一切勋位和荣誉职衔；
２．不参与政府公债的募集；
３．律师停止执行任务，一切的讼争皆以私方的仲裁方法解决；
４．公立学校的学生和他们的父母，必须一致对这种学校予以抵制；
５．抵制官方的改良会议；
６．不参与政府的党派和其他公务机关的工作；甘地传 ４５
按辞意，“沙”谓自己，“德希”谓国家，联用即“国家独立”的意思。但是不合作运动者却常常对它加上一种狭义的解释，因而只含有“经济独立”的意思。
这种程序的相对部分，应当以一种能够对将来建设新印度有所促进的方案来完成它。这种程序规定了他们在第一步应做的事。在这里，应当敬仰他的审慎的智慧，因为他用和平的方法，挽回了印度革命的怒潮，这种方法，是欧洲的革命者从来所不用的。
他并不是图谋目前实行“文的反抗 ”，他知道“文的反抗”的意义。它的意义，他早就在多罗那边认识了，而在他的文章里面，也曾引用过多罗的话。关于“文的反抗”和不合作运动的区别，他很费心地作了阐明。他说，纯粹的不服从法律，并不算是“文的反抗” 。“文的反抗”是图谋反抗法律，破坏法律，惟有精选训练的人才能做到，而不合作运动则只是一种民众运动而已。他的意思，是要准备印度的群众，起来反抗法律，但是他们必要渐次经过训练，才可做到。但在目前，群众还没有训练成熟，所以在对他们的自信力尚未有确信之先，他不愿轻易放纵他们出来反抗法律。因此，他便提倡不合作运动，不合作运动的第一步工作，并不包含抗税运动。
在１９２０年的８月１日，甘地用他辞去勋爵的甘地传 ４６信，作为发起不合作运动的信号。这封辞去荣誉的信，是寄给印度总督的：
“我把下列的三种勋章归还给你：（一）王头金章系前任总督因我在南非洲所做的慈善工作而赐予我的；（二）苏鲁战章，因我在１９０６年为印度义勇救伤队的官职而赐予的；（三）波尔战章，因我在１８９９年至１９００年波尔战争中为印度义勇护伤队的副监督而赐予的。我这样做，心中并不是毫无苦衷的。”
甘地在叙述般遮布地方所发生的惨案和哈利发运动发生的起因之后，又接着说 ：“我对于这个一错再错，以袒护它的罪恶的政府，断不能再有什么尊敬和爱护……政府一定要有悔过的日子。因此，我起来提倡不合作运动，这运动是那一般要与政府断绝关系的人要实行的。而倘若没有暴动发生，则它将使政府收回它的成命并痛悔它的错误。”
末了，甘地又添上了几句“盼望总督能秉公决断“的话，并说他要召集几位民众公认的领袖，来开一个会议，共同商量。
甘地的动作立刻便有影响。很多文官都跟着他辞了职位，学生也离了学校，官府和学校都是人去楼空。全印度国会于９月在加尔各答开特别会议，以大多数的票数表决，赞许甘地的主张。甘地和他的友人毛拉拿沙科特阿里同游全国，在各处都受到极热烈的欢迎。甘地传 ４７
在甘地的一生中，最能表现出他的领袖本领的，莫如在他从事运动的第一年。在这一年中，全国暴动的空气已蕴酿成熟，只要稍受煽动，立刻便可爆发，他要把它挡住并挽转。甘地惧怕和厌恶群众的暴动，比厌恶什么别的东西还要厉害。他以为群众的统治是印度最大的危机。他仇恨战争，但是他宁愿有战争而不愿有狂暴的群众暴动。他说 ：“假如印度必须用武力来夺得她的自由，那么，我们就用有秩序的武力即战争来夺得，而不用群众的革命。” 甘地对于一切的示威和群众大会，都表示厌恶，就是对为庆祝一些可欢庆的事情而开的集会，也莫不如此。因为在一个充满了喧闹和纷乱的群众运动中，极剧烈的暴动可以因无理的事情而暴发。因此，他再三主张保守严厉的纪律是必要的。他说 ：“从混沌的状态中，我们必须寻出秩序来，我们要引用公民的法律以代替群众的法律。“这个眼光明确的神奇人，他具有完善的意识。这种意识，是和那创立宗教式的制度以管束人们的灵魂的欧洲伟人相等的。凭借这种意识，他授给人们以引导群众大会和群众运动的详细规律。
他说 ：“一个大阻碍，便是我们不注重音乐，音乐便是节拍，便是秩序。很不幸的，在本国中，音乐是少数人的专利物，而从未普及全国……我要使大家正确地合唱国歌也会变成为强制性的行动。”
甘地传 ４８
甘地还有其他的建议。他说在组织大的民众运动的时候，应该不让未受训练而自动加入的人参加。做首领的，应当是一个最老练的人。自动参加的人，应当各怀一本普通纪律纲要。他们应当分散于群众之中，并熟悉传播命令的种种旗语和笛声。全国的信号应当规定，并在一定的时间内举行。群众应不准进火车站，并在大路上为路人和车马留路，不应当携带孩童到群众活动中去，等等。
换句话说，在甘地所领导的浩瀚的群众中，他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奏乐的领袖，
但是在这个群情愤怒，只要稍受鼓动，便可无意识地盲目暴动的时候，却有一派政治领袖，执意暴动。在印度有很多高尚的人，相信印度的独立，惟有暴动才可夺得。这一派人不明了甘地的主义，也不相信他在政治上的效力。他们要求暴动，要求直接的行动。甘地收到了很多同样的信，敦促他停止主张不暴动。更糟的，还有一些人含着讥笑的意思，说他的不暴动主义是一种假面具，并且说时候已经到了，这假面具应该丢在一边，而发出战争的暗号。甘地含愤地回答，并含愤地讨论所有的辩词。在连续的几篇美丽的文章中，他责骂用剑的主义，他否认印度的经典和古兰经有赞许暴动的话。在任何宗教的教义里面，都没有暴动的成分。耶稣是不抵抗主义的王子，季达经里面并甘地传 ４９没有讲说暴动，而是说我们应当完成我们的责任，就是连生命都牺牲了也值得。对此，至少是甘地有过这样的解释。因为人并没有创造的权柄，所以他就连那生存着的最小的动物，也没有权利去毁伤它。所以一个人对于任何人，都不应当仇恨，就是他是一个作恶的人，也是如此。但是这并不是教我们去纵容罪恶。譬如台爱将军，如果是卧疾，甘地必然会去看护他，可是倘如他自己的儿子无廉无耻地胡闹过日，他一定不会继续供给他。反过来，他还说 ：“因为我对他的爱，使我不得不断绝供给他一应的使用，虽然这或许要致他于死，也是无法的，”因为无论何人，都没有用武力来强迫他人做善的权利 ，“但是他有必要用离开他的方法来抵抗他，而不顾及这种方法的结果如何，假如他已悔过了，便应当开怀接纳他。”
当甘地约束暴动分子的时候，他同时也鼓励踌躇的人即速决定。对那疑惧不决的人，他鼓励他们说：“在这世界上，没有一种事是不用直接的动作而能成功的。我不用‘消极的抵抗’这个名词，因为它的意义并不完全……在南非洲，我们不是宣传了直接行动么？斯末资将军不是因为这种宣传那么剧烈而受感动么？耶稣和释迦所宣讲的比较大一点的教理是什么呢？是不是慈爱二字呢？可是释迦无所惧怕地领兵入敌营去制服一群高傲的僧人，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殿里逐出甘地传 ５０兑换金钱的人，并从天上降下灾祸于伪善者及法利赛人，可不都是直接的行动么？他们涤除污朽，一举一动之中，都表示出不能错误的仁慈和恩爱。”
甘地同时也请英国人放开量度。在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７日，他致信在印度的英国人，他用“亲爱的朋友”称呼英国人，并申明他曾经做过他们的忠实的朋友３０余年，但是因为政府的负约，才把他对政府的好意的信仰打消。他恳求他们对于政府负约的事，设法补救。他说他对英国人的勇敢和其他民族的勇敢精神，尚有信仰。他说 ：“在战场上的勇敢，印度人是不能做到的了，可是心灵上的勇敢，还有我们的份。不合作运动的意思，无非是要训练牺牲的精神，我希望由于一己的受苦，能够使你克服。”
在运动初期的四五个月中，甘地并不想由于不合作运动而使政府陷入瘫痪，他的意思是想要求确定基础，建立知识上、道德上和经济上都能独立的新印度。他用沙德希这个名词来表达印度经济独立的意思，这个意思只能是沙德希的狭义的、物质上的解释而已。
印度应当避免奢侈，应当受难而无怨。严厉的纪律是道德的必要的护卫，国家的健康和品性，都会因之而受益。甘地第一件要作的事，便是除去印度的酒毒。各地应有戒酒的团体组织，欧洲的酒一概抵制，酒商也都应当把卖酒的执照呈出。他在１９２１年３甘地传 ５３月２３日致商人的信中，他恳求他们停止售卖酒精，在１９２１年６月８日致稳健派诸人的信中，他恳求他们帮助他作成这件事，虽然在别的事上，意见不能一致。同时，他还提倡禁烟，禁其他麻醉品，及其他药料的运动。全印度都响应他的请求，拒酒的运动，如潮水般地遍地而起。这种热烈的运动，使甘地不得不反而设法禁止群众劫夺酒店里的货品，并强迫酒商关闭店门。他对群众说 ：“你们断不可用武力来强迫他人作善。”
但是要使印度戒酒，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要供给印度的生活必需的物品，那才是困难的事。假如印度不和英国合作，它要靠什么来养活呢？假如欧洲的产品断绝，印度的布要从何处得到呢？甘地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极为简单，而且表现出了他脑中的中世纪的思想。他的方法是：介绍纺织的轮机，并恢复印度的家庭纺织工业。
这种武断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自然要受到讥评。甘地自己也知道必定有很多人要笑他，但是他说，缝衣的机器可不用针么？纺织的轮机还没有失了它的功用呢！并且反过来说，在现在的时代，没有一种东西是比它重要的。纺织是全国所必需的，而且是千万饥饿的人民唯一的求生之路。但是人们应当考虑印度的情形，和甘地对于“查尔喀”的解释。甘地从未说甘地传 ５２除了最穷的人以外，纺织能够供给一个人的生存，但他说在农事休闭的几个月中，纺织可以作为一种辅助的工业。印度的问题，并非是学说上的，而是事实上的，是急在眉睫的。印度的人口，有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所以实际上每年有四个月无事。而且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正受着饥馑的压迫。中流的人，也都衣食不保。英国对于这种情形，曾采取何种补救的方法了呢？没有，一点儿也没有。不但没有，反而加重了印度的灾难。因为英国的工业，把本地的工业摧残净尽，并且吸收印度的源，每年使全国流出６０亿以上的卢比。印度种植的棉花，本是自己需用的，也被迫成千上万地输去日本，在那里加工成棉布后又输入印度，印度不得不出高价来买它。因此，印度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抵制这种破坏国内工商发达的外货，而为达到这个目的起见，一定要自己组织商店，供应自己的人民以工作和粮食。这种事，是应立刻办的。除了家庭纺织工业以外，便没有更急迫和经济的工业了。这样的计划，并不是要使工资较优的农夫放弃他的工作来从事纺织，而是要使那些无事的人，和那些不依靠工业来生活的妇女和儿童，以及其他每天有一部时间闲着的印度人，都利用闲着的时间来纺织。因此，甘地的训令是：“（一）抵制外货；（二 ）教授纺织的技艺（三）纯粹地消用手工织物。”
甘地传 ５３
甘地以不知疲倦的精神，为这种思想而奋斗。他说纺织是一切印度人的责任。他要贫穷的孩童每日纺织几小时，以代还他们的学费。他要一切的人，无论男人或妇女都每人每日至少作一小时的纺织，就算他是施舍一般。他把选择棉花和纺织物的方法，与其他一切纺织的精细技术，都详细写明。他确实地把如何购买手工织物的方法，指示给那些愿意购买的人，无论他是大家庭中的家长，或是学校中的学生。阐述了一个人要用极少数的资本，来开一间沙德希的铺子——一间专卖印度工业品的铺子——同时要赚百分之十的利润的方法等等。当他叙述印度一种纺织古乐时，他也似乎音乐化了。
甘地的魄力能把群众的情感燃烧起来。孟买的贵妇也愿从事纺织。印度教和回回教的妇女都愿意一律穿本国布，本国的布却成了时髦了。就连泰戈尔也赞美迦打或迦地这些手工织的印度布。说穿起来很有意思。四处来定货的，连续不断。有的还老远地从亚丁和俾路芝斯坦寄来。
但是沙德希的信徒却未免有点做得太过，因为他们连外国的原料也要抵制。甘地本来是再精明不过的人，在这点上，也就不免糊涂了。在１９２１年的８月，他下令把孟买的外国货都烧了，这就好象在萨佛那洛拉的时代，在佛罗伦萨地方，有很多美丽的传家甘地传 ５４的宝物，和珍贵的物料，积叠成堆，在群众的热情和欢呼之中，用火焰来把它燃烧一般。关于这件事，在印度的心胸阔达的英国人中，有一位泰戈尔的挚友安得鲁君给甘地一封信。他一方面表明他对甘地的敬仰的意思，而另一方面却表示把这很多宝贵的物品燃烧而不施舍给穷人，的确是可惜。他说他相信这种破坏的程序，会滋长群众的最坏的本能，而他对于这种以破坏为信条的国家主义的发起，不得不表示反对。他总觉得毁灭人类从劳苦中得来的果实，是罪恶的。他以前赞同甘地的运动，也变服迦打土布，但是现在他却怀疑这样继续下去是否正确。他对甘地的信仰，却因这焚烧布物的事而动摇了。
在安得鲁君的信发表于《印度青年》的时候，甘地说他一点也没有后悔。他并不是对于任何种族有什么恶感，也并不是要求把一切的外国货都焚烧了。他唯一的要求，不过是把有害印度的货物烧了罢了，无数的印度人，因被英国的工厂打击而破产，工厂夺了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成千成万地变成为下等流民和奴仆，使他们的妻子，都变成了娼妓。所以印度已早有仇恨英国人的趋势了。甘地并不想增加这种仇恨，他反而要使它变更其方向，由于仇视英国人，变为仇视英国货。购置英国货的印度人，其罪恶与售卖英货的英人相等。物料被焚烧，并不是表示对英国的仇恨，甘地传 ５５而是印度决心与过去分离的一种表现。这是一种裁去疣赘的必须的办法。假如把这种毒物施舍给穷人，那就错了，因为穷人也有廉耻的意识。
印度的经济生活，应当先摆脱了外国的压迫。但是第二步应做的，便是要解放思想，创造一个真正独立的印度精神。甘地要他的同胞都除去了欧洲文化的权威，而他自己的一桩最荣耀的功绩，也就是他奠定了一个真正的印度教育基础。
在英人的统治下，亚洲文化的余烬，只是游丝不断地在各大学和学院中保持其静止的状态。差不多经过４０余年，亚力加还是一个印回合办的大学，是一个在印度的回教文化中心，而加尔塞大学，为塞克文化中心，班拿勒斯大学，则为印度文化中心。但是这几个已陈旧的大学，都是依赖政府的，由政府供给维持的。甘地盼望要把这些大学改变为纯粹的亚洲文化中心。在１９２０年，他在亚米达巴得创立了古茶拉特国立大学。他的理想是团结印度。印度教徒的达摩法和回教徒的伊斯兰，便是两种宗教的柱石。他的宗旨是保存印度语言并用它作为全国革新的源泉。甘地秉着他最公平的态度， “觉得系统式的亚洲文化的研究，并不次于要研究欧洲的科学”。圣斯克利特、阿拉伯、波斯、巴利和马伽狄等处文化的宝库，都应加以搜索，以便发现民族力的源泉。这种理想，并不是单甘地传 ５６要滋育或重述古代的文化，而是要凭借过去的风俗和近代的经验，以造成一种新的文化，换句话说，就是要综合影响印度的生活，或受印度本土的精神所影响，而生存于印度的各种文化，为一种新文化。这种综合自然而然地是沙德希式的，而不是美洲式的，即是各种文化，都有它应有的地位，而不是以一种优胜的文化并吞其他一切的文化，因为以一种文化并吞其他文化，其结果只是一个“人为和强制”的统一，而不是趋向于“调和”。在国立大学中 ，一切印度的宗教都有课程，印度教人可以研究可兰经，而回教徒也可研究沙斯塔剌斯。简单一句话，就是他不相信在人类中没有什么事不可拿出来讨论的，而他所摒弃的，也只能是这种摒弃的精神。印度斯坦的语言，已定为必修的科目，因为是圣斯克利特、痕都及乌耳都的通语。校中不但由于研究的方法培养独立精神，而且特别注重职业的训练。
甘地盼望逐渐组织高等学校，使教育传播各乡镇，用以普及到一般的群众中去，所以……不久便可将受教育与未受教育的两种阶级的致命的裂痕弥合起来。并且因为儒雅的人都应受工艺的教育，而工农阶级，也应受文艺的训练，财富分配不均和社会哀怨的呼声，还可因而减少。
甘地反对欧洲的教育方法，因为只知一味发展智甘地传 ５７力，而藐视手工的训练，他要一切的学校，从小学至大学都编入手工的科目。他相信学童用纺织来代还学费，是一种最好的方法，因为他们由此可以学习做活，为独立生活做准备。至于进行心理的训练，甘地则一开始就非常注重。但是在学童未能正式受训练之前，应当预备一批合适的教员。
所以这种被甘地视为新教育基石的高等学校，也就是专为训练教员而设的。这种学校，并非是平常的学院或学堂，更适当一点，还是一种道院。
甘地在亚米达巴得的沙特雅格拉道院是他的师范学校，其中管束教员的规则，比管束学生的规则还多，并且教员都应作道院式的宣誓。在平常的宗教仪式中，这种宣誓，不过是纯粹的消极形式，在这种道院中，他们用一种积极的牺牲和博爱精神宣誓。他们宣誓包括了下列内容：
１．诚实的宣誓。平日不说谎，还不算是诚实。就是为国家的利益，也不应当说谎，这就是所谓诚实到底，就是因此而反对父母尊长，也是必须的。
２．戒杀的宣誓。一定要对自己认为不义的人，不加以
伤害、不加以恨怒，并反而爱他，才算够足。要反对专制和暴虐，可是不要伤害专制者或暴虐者，只是用爱来征服他；就是因反抗他的命令而致于受刑至甘地传 ５８死也是甘心的。
３．独身的宣誓。如果不是独身，以上二种宣誓便差不多不能遵守。不以羡慕的眼睛看着妇女，还是不足。凡是兽的嗜欲，都应根本铲除，使思想上也没有淫邪的意念。假使入院的教员已经结婚了，便应以他的妻为他终身的朋友，而保持一种纯洁的关系。
４．节制口味。食物应当节约，保守清洁。非必需的或是足以刺激性欲的，都不能吃。
５．不偷盗的宣誓。不偷平常被认为是他人的财产，还是不足，假如消费了多于自己份额的东西，就是偷盗。
６．不拥有财产的宣誓。不拥有多量的财产，还是不足，凡是我们的肉欲所不绝对必需的，都不应当拥有，并常常想及简化我们的生活。
除了这几种主要的宣誓内容以外，还有下列几条次要的规则：
１．“沙德希”。凡是带有欺骗的嫌疑的物品，都不用它。凡是制造的物品，也皆不用，因为工人在厂里受了无限的苦楚，而制造品是他们劳动的产品。外国的货物和经过复杂的机器所造成的货物，都应本着一种爱护真理的精神拒绝它，改用本国土织的粗布。
２．无畏。凡是怀着畏惧之心作事的人，都不能作为真理的信徒。真理的信徒应当不怕帝王，不怕民甘地传 ５９众，不怕宗族，不怕家庭，不怕盗贼，不怕凶匪，不怕猛兽和不怕死。一个真无畏的人才能拿出真理的力量或灵魂的力量来抵抗他人。
这些要点拟定后，甘地还注意到了其他必要的条件，其中有二条是针对教员提出的，（一）自己操持体力上的工作，以此为学生做出表率；（二）熟悉印度各种主要的语言。
道院的学生，从４岁以上便可入院，但是一经入院，便须修完全部的课程，约须十年的时间，才可出院。入院的都必须和父母及家庭分离，父母应放弃一切对于他们的权力，而他们也不准见他们的父母。他们穿的，是纯朴的布，吃的，是属于植物质的简单的食料。虽然他们每周有一天半可作个人自由创作的工作，可是没有放假休息的日子。每一年中，他们应花三个月徒步旅行印度。他们都应当学习印度和德拉维达的语言，英文则列为必修的第二国语。除此之外，他们还必须使自己熟识五种印度语言文字。包括熟悉乌耳都、孟加利、坦密耳、忒勒古和狄瓦尼基利语。他们同时也学习农事和纺织。宗教的空气，已透入这种教育的全部范围。当他们修完了一切课程的时候，他们可以任意决定留校或离校，倘若是留校，便应作上列种种的宣誓而升为教员。在求学中，学费是完全不需交的。
甘地传 ６０
从甘地的教育制度中，一方面可见他的运动的高尚精神，另一方面他把这种制度看作是他全部运动的主要基础。要建设一个新的印度，必须从印度的本土中造出一种纯洁和强健的新灵魂，而这种新灵魂，唯有依靠一班圣洁的信徒，像基督的信徒一样，才能够做到。甘地并不像欧洲的革命者，并不是一个创立法典的人，他是一个新的人格的建设者。
英国政府，正如其他的政府一样，在这种情形下，并未加以注意。起初它的态度，也只是轻视罢了。在１９２０年８月，印度总督查姆斯福特公爵说甘地这种运动是一切无意识计划中最无意识的东西，但是这冷然的态度，不久也就改变了。在１９２０年１１月，政府也稍微出现了些惊慌，颁发了一种恐吓和严厉的公告，警告人民说这次运动的首领所以还能安然不受拘束，也无非是因为他们没有宣传暴动的缘故，现在政府已经下令禁止，凡是越过这个范围，或是煽动革命及暴动的，都要缉拿查办。
这和平的界线，不久即被冲破，但是首肇其祸的却是政府。不合作的运动逐渐扩大，他的力量也渐次扩张。。在１２月之前，不暴动的不合作运动还被视为一种和平运动的尝试，政府还自以为等到印度国民大会于那哥普尔召开１２月份的会议时，不合作案可以被否决。但是事情并不如所预料的，不合作案不但没甘地传 ６１有被否认，而且国会反把它的意旨，定在了宪法的第一节中，文中明确规定“印度国会以合法、和平的方法，由印度人民求得自主、自治为宗旨。”
于是，国会追认９月非常会议所表决的不合作案，并进而扩充了不暴动的原则。大多数人以为要作一回共同和持久的运动，便应尽力把印度的一切力量都联合起来；因此国会不但令印度教人和回教人忠诚地合作，而且还催促有权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也都联合一致。除此而外，国会又从根本上修改宪法，实际上可算是组织了一个全印度的代表制度。在那哥普尔会议上，到会的代表有４７２６人，其中４６９人为回教人，６５人为塞克人，５人为帕尔西人，２人为“不可接触”者，４０７９人为印度教人，１０６人为妇女。
新定的宪法规定每５０００居民要选举出一个代表，全印度代表总数为６１７５人。国会每年聚会一次，会期定在圣诞节左右。国会另以其会员３５０人，组成国会委员会，凡国会的表决案及政策，都由该会执行；在国会闭会时间内，该会有与国会同等的权力。国委会再由其会员１５人组织执行委员会，它与国委会的关系，与内阁对国会的关系相同，国委会还有解散执行委员会的权力。
那哥普尔的国会，拟定了一个由各省议会委员会组成的级制政府以代表２１个行省，运用１２种语言，甘地传 ６２各村镇的委员会，都隶属于它的管辖。根据国会建议还组织了一个国家服务员组织，定名为国家服务团，它的经费，则由印度自主基金项支取。
凡是有四个安那（印度币名）的国民，无论男性或女性，如果他或她已经签认了宪法的信条，便有选举的权利。不论何人，凡是上２１岁而宣誓服从宪法第一条并赞同宪法正文及附则的，都为合格。
国会承认不合作运动在当时所采取的形式，不过是一种准备的步骤，将来一定有一个时候，可以做到完全的不合作，包括开展拒绝纳税运动。国会自己对于这种事实，也并未加以隐藏。这个“时候 ”，则要待将来决定。可是当时国会为着要筹备将来的运动起见，便不得不鼓励纺织并推进抵制英货运动。同时，国会又发出给学生父老和官吏的通告，请求他们更加热烈地参与不合作运动。凡是不赞成国会议案的，都不能称作政治上的活动。
国会的议决案，实际便含有在一个国家中再建一个国家的意思，即是建立一个真正的印度自治政府用以与英国政府相对抗。这是英国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也就不能不对付它了。在这种情形下，英国政府要不就开战，要不就议和，如果它愿意退让，而决定议和，那么，要求得一个和平的结果，是很容易的，因为国会已经宣告如果可能的话，它要向英国要求实现它的甘地传 ６３目的。倘使不然，便自己行动起来，不再考虑英国的意愿如何。英国决定用武力来压制，尽力搜求用武的种种口实。而这种可为借口的事，那里会没有呢。这就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甘地和国会虽然都主持不暴动的原则，可是在印度也免不了有几处暴动。这些暴动，实在和不合作运动没有多大关联，可是仍然停止不了。在阿拉哈巴诸省，有属于土地的暴动发生。这就是佃农起来反抗地主，因警察干涉，而出现了流血的惨剧。这事发生没有多久，塞克的阿克利运动暴发，本来这一运动是纯属宗教性的，也采用了不合作的方法，而因鼓动的结果，在１９２１年２月，有２００个塞克人被杀。凡是有良心的印度人，都不能把这些惨剧的责任归咎于甘地或他的信徒，但是政府却以此为一种好的机会。在１９２１年３月，政府便开始用武力来压制，以后更加严厉。政府的借口，是为保护印度的酒商，以避免受群众的伤害。欧洲文化和酒精携手，这回也不是头一次。自由组成的不合作社团都被解散。防害公安的集会，都被禁止。在几个省中，警察都授以全权行事，以压制这被称为革命和无政府主义的运动。印度人被捕的，数以千万计，有很多享有名望的印度人，也被逮捕收监，并受到种种不人道的待遇。这样的举动，自然要激起一般民众的愤慨，所以各处人民和警甘地传 ６４察发生冲突的事，几乎不绝于耳。有几处房屋被焚毁了，人也被伤害。当国会委员会于３月底在比札瓦达开会讨论“文的反抗”的时候，印度的情形便换了模样。凭着奇罕的预料和懦弱 ，“文的反抗”的提案终于被否决，它的理由是本国还未预备操用这两面快利的剑。反抗的事，将来总要实行，但是目前只可作人民和财政的调动。
这时，甘地为联合全印度开展运动，在继续活动，并加快了步伐。他用洛克斐勒的精神来号召帕尔西人——多少带有腐化色彩的富商，并号召印度教人和回教人，请他们合组一个坚固的同盟。印回两种关系，因彼此的偏见和疑惧，从来就互相仇恨，甘地却用尽心力来使他们和睦合作。他知道要使他们溶合是不可能的，所以便只能用友谊来使他们联络。
甘地与回回人毛拉拿穆罕阿里有很深的友谊，但是甘地说他两人都忠于他们的信仰。因此甘地还是不愿意把他的女儿嫁给阿里的儿子，也不愿意和他共饭。毛拉拿穆罕阿里也是这样。但是这对于他们彼此相爱相敬和相互帮助，并没有阻碍。
甘地并不是说印回通婚，或者合食是一种应被责罚的事，但是他说在现在却不能办到。要使印人和回人达到这种溶合的地步，最少还要一世纪。所以凡是求实际的政策，应当不牵涉到这一敏感的问题。他并甘地传 ６５不是反对这种改革。而是以为时候还没有到来，所以目前惟一的重要的事，便是使他们互相敬仰，彼此推诚相见。这一点，也可说明他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可是甘地致力于要做的，还是在要拯救印度的帕里亚人，他们是被压迫的阶级。帕里亚人是印度最底层的人民，他们受到卑视与压迫。在这压迫他们的污浊的社会中，甘地极力为他们呼吁的情感，和他的暴怒及悲哀的呼声，足以单独地创立他的不朽和荣誉。他这种对被压迫阶级的感情，从他小时已种下了根源，他记得他小时候有一个帕里亚人常到他家中来作苦工，人家告诉他说不能和他接触，如果和他接触，便非斋戒沐浴不能使自己清洁。他不明白其中的理由，而常常问他的父母这是什么意思。在学校的时候，他常常和这班不可接触的人接触，他的母亲告诉他说要免除这种不圣洁的接触所生的效果，只有去抚触一个回回教徒。在甘地看来，这是一种最不公平和最没理由的事。在１２岁的时候，他便立志要把这一种印度教徒的罪恶除去。他计划如何救出他的被抛弃的同胞。当他为他们的幸福而呼吁的时候，他表示出了他最公平坦白的心胸来。他说，如果有人能证明“不可接触”，证明卑视帕里亚而不敢与之接触，是一种宗教的信条，那他宁可抛弃他的宗教，宗教对甘地来说，不啻为其所有的一切！甚至生命。由此可见他如何重视他们的甘地传 ６６幸福了。在他看来，帕里亚的制度，已可使外国对印度所加的一切不公平的事变公平。他说 ：“假如印度已经成为英帝国的帕里亚，那就是公平的上帝所定给我们的公平的报应……在未请英国人洗去他们手中的血迹之前，印度教人是否应该先将自己手中的血迹洗净呢？‘不可接触’是我们的污辱，它使我们在南非洲，在东非洲，在加拿大都变为帕里亚人。印度教人一日以‘不可接触’为宗教中的一部分，印度的自治便一日不能求得。印度教人已先犯了罪，英国也不过是照她的样子做罢了。做人的第一个责任，便是保卫弱者及无依无靠者，并且不伤害任何人的情感。假如我们没有把我们对懦弱的同胞所做的罪恶清洗掉，那我们也无异于禽兽和野人了。”
甘地要印度的国会给帕里亚的同胞设立学校，并给他们打好水井，因为帕里亚人不能用公共的水井，但是一直没有实现。于是甘地意识到，与其袖手等待这班特殊阶级的人去改变他们的丑恶，还不如亲自到帕里亚人中间去，自己领起首领的责任，组织他们，和他们讨论关于他们的问题。告诉他们应当如何做？向英国政府声诉罢？还是投归英国政府处置呢？这不过是换了一重奴隶关系罢了。那么，抛弃了印度教罢？信奉基督教或清真教罢？假如印度教真的袒护“不可接触”这一制度，甘地也许就真的忠告他们这样做了。甘地传 ６７但是印度教并不袒护他 。“不可接触”不过是印度教徒中一种薄弱的疣赘，终于要被割除的。帕里亚人要为自卫而组织起来。自然而然，他们也可对印度教采取一种不合作的原则，大家断绝与印度教人往来。不想从一个像甘地那么爱国的人的嘴里，会说出这么勇敢的革命的忠告！但是困难的就是帕里亚人中没有领袖，不能自己组织起来。所以最好的，还是请他们联合参加大家的不合作运动，因为它的目的还适应于一切阶级的利益。真正的不合作是一种涤除罪污的宗教行动，所以凡是相信“不可接触”制度的人，都不可以参加。这样，甘地便把宗教、人道和爱国三者结合起来了。
当甘地第一回组织帕里亚人的时候，他也履行过一种庄严的礼节。在１９２１年４月１３日至１４日两天里，有一个被压迫阶级的大会在亚米达巴得召开。甘地任会议主席，并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最美丽的演说。他不但要求取消帕里亚的制度，而且催促那班不可接触的人——帕里亚人——趁此机会起来施展他们的本事。他说他盼望帕里亚人在新印度的社会中，做出伟大的贡献。他设法使他们有这样的自信心，并把他自己燃烧着的理想，灌输到他们中去，他说他在这被压迫阶级中，看到那些可以成功的潜伏着的力量。他相信在五个月内 ，“不可接触”的阶级一定会依靠自己甘地传 ６８的能力，取得他在印度民族中所应享有的地位。
甘地自身已乐得看见他的呼吁在人民的心中得到响应。有很多地方，被关押的帕里亚人都得到了释放。在甘地被捕之前一天，他作了一次演讲，叙述帕里亚运动的进步。婆罗门的弟子也都给予了赞助。高等阶级作了很多表示怜悯和慈爱伯里亚人的事。甘地自己讲过一个婆罗门的弟子的故事。说他是个不过１９岁的年青人，却自愿去作一个清道夫，以此与不可接触的人共同生活。在１９２１年４月末 ，“不可接触”的习惯已渐次消灭。在很多村庄中 ，“不可接触的人已可和印度教人杂居，并享受与他们同等的权利。可是也有一些地方，情形还是悲观的，特别是在马达拉斯，印度国会从这时起已把它列为讨论的事件。在１９２０年１２月间，那哥普尔会议表示，要废除不可接触的制度。
甘地以解放伯里亚人同样豪放的精神，从事于另一种伟大的事业，这种事业，就是妇女解放运动。性的问题，在印度是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因为它已受了一个普遍难堪和指导不得其法的肉欲的洗礼。童婚已使国民肉体上和道德上的能力都在萎缩。男性的脑中，只存有满足肉欲的心念，这对于女性的尊严不啻是一种侮辱。甘地发表了印度国家主义运动者对女性的鄙视和妇女的埋怨，他本人试图袒护女性。他说，甘地传 ６９她们反对的言词，正足以证实印度还有一种和“不可接触”的祸害相等的痛疮。但是妇女的问题，并不是纯粹的印度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这件事，也如他对帕里亚人一样，他盼望被压迫者自已行动起来，而不盼望压迫者解放她们。他告诉妇女们不要再把她们自身看成一种满足男性肉欲的物品，以求鼓起人家的敬仰。他要她们忘记她们的肉体，而投身到社会事业中去，不顾一切的危险，虽然因此有种种的效果发生，也只好为信仰而忍受苦楚。妇女们不但应当放弃一切的奢侈品和抛弃或焚毁外国的货物，而且必须分担男人的问题和艰辛。在加尔各答地区有很多上流的妇女都欣然就狱，这足以表明一种精神。妇女应当为应做的事业而和男人竞争，不应当依靠人家的怜悯生活。在需要牺牲的时节，往往是妇女的精神超过男子。所以妇女们都不用恐惧。就是最弱的人，也一定能保存她的光荣 。“凡是知道如何死的，必定永远没有恐惧。” 应当奉作信条。
甘地没有忘记那些堕落的女同胞。１９２１年７月１１日，８月１１日和２月１５日在安得哈拉和巴利萨尔省开会时与她们进行了广泛的对话，他很严正和简单地对她们说，她们也回答他，信赖他，并请求他的忠告。他设法为她们谋求一种正当的生活，他向她们建议。要她们从事纺织，她们都同意。假如大家甘地传 ７０一定给她们以赞助，则她们在隔天便可马上起工。于是，甘地转而又向印度的男人做鼓动，教他们尊敬女性。他说 ：“在罪恶之中博得胜负的，在我们的革命之中并没有他的地位。自主的意思是我们应当把每个印度的居民，都作弟兄姊妹一般来看待。在两性之中，女性并不是较弱的，而是较优的，较尊贵的，因为就是直到现在，她还是牺牲、忠诚、慈善、忍耐和智慧的实体。妇女的直觉，常常被证实为比男人的自作聪明更加智慧，更为正确。
在印度的妇女当中，从他自己的妻子论起，甘地常常得到聪明的帮助和了解。从她们中间，他得到了几个最得力的门徒。
在１９２１年，甘地的权力，已达到他的最高点，就其为道德上的领袖来说。他的权力，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何况又有几乎无所限制的政权，不期而遇地落到了他的手里。人民都把他当作圣人。他的画像，也都画作斯里克里斯拿的模样。但是在１９２１年６月份的印度青年报上，甘地还反对这种举动。在年终的时候，全印度的国会把斯里克里斯拿的权授给了甘地，并给他以指定其承继者的权柄。他成了印度政策的惟一操纵者。在这时候，如果他以为妥当的话，他真可以开始进行政治的革命，甚至于宗教的改造。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并不要求这样做。这是为甘地传 ７１了属于道德上的庄严呢？还是良心上的狐疑？或者是两种原因并有，也未可料。一个人的心，要由另一个人来了解他，并非容易。而要一个属于另一种族和文化的人来了解他，更加显得特别困难。那么，要捉摸一个像甘地的精神那么深沉纡曲的人，更是难了。在这动乱的年头，在这很多迷失的事都在印度发生的情境中，人们要断定究竟那舵手的手是否颤抖，是否常常坚定地驾驶时代的航船按照正确的方向前进，还真是难说得很。但是可以试着对这个“生存着的谜”的感觉加以说明。可以按照甘地这个伟人的宗教上的景仰及人们因他的真诚而感动的真诚，说出人们的感觉。
假如甘地的权大，他滥用这种权柄的危机也是一样的大。他的运动已经远到这步田地，只要略起微波，便可影响千万的人。所以要引导这艘时代的巨轮顺利前进，同时又要在变幻无常的大海中保持其镇定的状态，也就日见其难了。人们要想使那些浮动而并没有受到压迫的群众情感和那中和而远虑的理智互相调合，在当时甚至被认为是只有依靠超过人的力量才能解决的问题。甘地这温存而虔敬的舵夫，在这时祈祷和依赖上帝得到的回答，在风涛怒吼之中，已差不多消失了，哪里还想能传达给其他的人呢？
甘地非常坚定，他并没有被虚荣左右摇动的危险。没有一回赞颂他的事会使他转头，并且反而要使他受甘地传 ７２困，使他觉得不自然。在一般先知和主持神秘的人中，甘地可算是例外，因为他并没有看见异象，也并没有默示。他并不想使他自己相信他是受一种超过自然的力所指导的，他也并不想使他人这样相信他。他所有的，只是光辉四射的真诚。他的额际，永远是镇定和明晰。他的心，从没有虚荣。他也和其他的人一样，还是一个平凡的人，而并不是一个圣人。他不要人家称他为圣。可是，他的状态，已经证明他的确是印度人民心目中的圣人。
他说在现在的生活中，圣字应该被裁去。他多次地讲到 ：“我和其他良善的印度教人一般地祷告。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做上帝的使者。我并没有上帝意旨特别的暗示。我坚定地相信：上帝每天都对我们各人启示，但是我们都闭了耳朵，听不见他的声音……我并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是一个印度和人类的谦逊奴仆。我并没有重新创立一派的欲望，如果我想创一新派好让他人跟从，那便是太过分了。因为我并没有代表什么新的真理。我只想跟从并代表我所知的真理。但是我的确想做的，是在许多旧的真理之上，放射出了新的光明。”
就甘地的性格而言，他非常谦逊，并且极端正直。不管他是印度的爱国者，或是不合作运动的信徒，他始终不会心胸狭小。他不赞成专制，即使专制对他的甘地传 ７３事业有帮助，他也一样反对它。政府对人们的压迫，一定不能代之以不合作运动的压迫。他并不是要使他的国家富强起来，以便反抗其他的国家。他的爱国的热诚，并不局限在印度疆域内。他说 ：“在我看来，爱国和仁爱并没有分别。我爱国，因为我是人，并有人的情感。我的爱国心并不是排斥其他的。我并不想伤害英国或德国，以服事印度。在我的生命的计划中，帝国主义并没有它的地位。如果一个爱国者对于人道是冷然不关心的，那么。他也算不上是一个爱国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