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传记
歌 德 传
第一章 故乡与童年
１７４９年８月２８日，歌德出生于莱因河畔的名城法兰克福市。第二天，这个被救活的婴儿在受洗时起名为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法兰克福是当时名存实亡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直辖市，一向是皇帝加冕的地方，商业和交通发达。虽然人口只有３万人，但是与当时的罗马、巴黎、伦敦或维也纳等欧洲名城相比，做一个法兰克福人仍然足够体面。这是因为，第一，它不属于任何封建小邦而被独立管辖，政治地位比较特殊，居民中市民阶级意识较强；第二，它长期是南北德意志商品的集散地，大街小巷布满了来自德意志各地的行商及荷兰、法国、意大利等地的外国商人。商品丰富、市场繁荣，当地商业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因而比较高。但由于缺乏远见，新兴的手工业生产方式并未得到迅速的推广。贵州统治家族的鼠目寸光和顽固不化，使法兰克福的社会矛盾包括市民和议会的矛盾、贵族和手工业主与被圈禁在犹太区的犹太市民及平民阶层的矛盾，一直很尖锐。１６１２—１６１４年蜜糕工人菲特米尔曾领导法兰克福市民发动反对议会的专横歌德传 ３的暴动。暴动虽然最终被镇压，但其社会的内在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
小歌德属于当地的特权家族。他父亲约翰卡斯帕尔歌德的先祖是图宾根的手工业者，本人曾学过法律，作过律师，在帝国政府、雷根斯堡议会及维也纳帝国枢密院任过职，１４１年回到故乡法兰克福，１７４８年与颇有名望的市长特克斯托尔的女儿——卡塔琳娜伊丽莎白特克斯托尔结婚，担任了皇家顾问。这样一来，根据当地的规则，他已不可能再在本地政府任职，而只能赋闲在家，靠食利为生。歌德自传《诗与真》曾记载了他的抑郁不得志。他一生中唯一重大的事件是赴意大利旅行，在后来写成的游记中，流露出他向往真正的生活，想要有所作为的心情。不过，他父亲由于常置身事外，倒养成了一种比法兰克福人更优雅和自由的生活观念，对小歌德发生的影响。
他母亲卡塔琳娜伊丽莎白歌德则出身于书香和官宦之家。与生活严肃、知识丰富、热爱艺术但有点古板的丈夫不同，她精明活泼，有丰富的想象力，热爱生活，善讲故事。她一共生了６个孩子，可只有歌德和１９７０年出生的妹妹科内利娅长大成人，因而在歌德的记忆中，她对孩子们有点溺爱过甚。
小歌德在叫做“牡鹿沟”（Ｈｉｒｓｃｈｇｒａｂｅｎ）街的一歌德传 ４所老旧宽敞的房子里长大。二楼的“花园室”是他最喜欢呆的屋子。在这里他常常眺望远方，浮想联翩。夏天他做完功课，就不厌足地观赏日落，等待暴风雨的来临。透过窗户，他从那里看见邻人在花园散步，料理花木，孩子们在那儿玩耍，游侣们寻欢作乐，又听见九柱戏所用的木球滚着和柱子倒下来的声音。这一切都引起这个世界的小观察者的一种孤寂之感，令他产生一种茫然的憧憬。
小歌德的教育主要由父亲来负责，只有书法、图画、音乐等少数课程请过教师。应该说，知识渊博的父亲是个称职的教师，他在当时德国一流的科堡高级中学打下的语文和其他课目基础相当扎实。尽管歌德天资非凡，他仍教导儿子要勤勉、坚忍和反复练习。就这样，歌德很快学会了读和写，通晓了父亲和其他教师所授的功课，对韵文和诗歌的兴趣也由于读了当代德国诗人的著作而加强起来。他开始广泛涉猎当时的文学名著和通俗故事，像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英国作家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及德国作家施纳贝尔的《斐尔逊堡岛》等一些想象丰富的著作都为他所喜爱。除了读书和练习写作，小歌德还经常在法兰克福各处自由自在地漫步，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生意盎然的世界逐渐在他面前展开：城市的建筑、市场、工厂甚至坟场，无言地讲述着它那悠久的历史；歌德传 ５帝王加冕的故事和“吹笛者法庭”的仪式生动地展示着其独特的风情。祖先的风俗、习惯和思想通过德的观察和学习而渐渐深入心灵。
学习之余，小歌德有时也会想起祖母的宽敞的屋子，那里曾是他做游戏的好地方。圣诞夜的一次木偶戏演出成为她最后的遗赠，不久她就病故了。同在外祖父的住所成为另一个有趣的去处，尤其是屋后的花园。他喜欢看外祖父闲适而勤勉地护理和栽培花木，喜欢看他有条不紊地处理公务。正是在这里，他获得了城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最初印象，也感染了一种“道德病”，一种自命不凡 、追求时髦和夸夸其谈的极力想摹仿贵族、在贵族生活习惯中寻求范例的倾向。不过在小歌德身上，此时还仅限于把祖父想象为贵族，为他作为市长的光荣洋洋得意而已。
１７５６年８月２８日，以普鲁士、英国为一方，以奥地利、俄国、法国为另一方的争夺中欧霸权的普奥之战——“七年战争”爆发，法兰克福人分成“弗利茨派”和“反弗利茨派”分别是支持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或者维也纳宫廷。歌德家也成为这世界的缩影：父亲和外祖父站在对立的立场上，使得亲戚间的龃龉通过这一渠道发泄了出来。他们争论、吵闹，继而默不作声，中断了来往。随着战事的进展，７岁的歌德渐渐倾向于普鲁士，渐渐为弗里德里希王的伟大歌德传 ６人格所感动。这其实正是“弗利茨派”背后隐藏的对德意志民族兴盛和对社会解放者“德意志英雄”出现的渴望。歌德此时为这一思想所主导，也为他一生的基本思想埋下了伏笔，从葛兹到浮士德可以视为这一思想的诗意表现。由于公众对普鲁士王的不同态度，歌德开始对公众的正义怀疑起来。他这时还不知道世上有党派，而他自己也属于一个党派。他只是感到自己崇拜的英雄为人们所污蔑，而这些人中偏偏还有一些平日的行为出类拔萃的上流人物。因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歌德始终对公众的意见持漠视和批判的态度。
１５９年初，和奥地利结盟的法国军队占领了城市。当地的军政长官多伦伯爵借居在歌德家。从他身上，少年歌德感受到全新的精神，把他看成了伟大的法国文化的代表，引发了对法国文化的兴趣。多伦伯爵相貌严峻，举止凝重可敬，平素以正直、清廉和品行高尚而自负，也愿意严以律已地与房主人友好相处。尽管小歌德与他很合得来，父亲却因为思想、政治立场不同而不愿意与“敌人”委屈求全。在普鲁士军进攻法兰克福的一次战斗失利后，闷闷不乐的父亲与兴高采烈的伯爵终于发生激烈的冲突。结果父亲被监管了起来。虽然很快伯爵原谅了冒犯，但以后他把时间却多消磨在画的鉴赏上面，多少显得有点意兴萧瑟了。歌德传 ７不过歌德对法国文化的热情却很高，他常常拿着外祖父送的免票到剧院去看法国戏，并因此轻而易举地学会了从未学过的法语，对拉辛、狄德罗、莫里哀、高乃依等人的剧作进行了钻研或观摩。随着对戏剧的着迷，他越来越想弄清演戏的内幕。这事由于他结识了一个名叫德洛奈斯的小演员而显得轻而易举。通过舞台上下、幕前幕后的观察，他逐渐洞悉了戏剧效果的制造方法，也发现了戏院内的习俗或恶习中真实的人性。这些经历促使歌德开始了最早的戏剧活动——包括创作剧本和演出。
多伦伯爵搬走以后，为了防止法军再征用房子，父亲把顶楼租给了自己的朋友——秘书室主任莫利兹一家。莫利兹的兄弟公使馆参赞因此成为家中常客。他喜欢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人，教给了歌德一些数学和图画知识。歌德还开始学弹钢琴，但他更爱做一些探索自然界奥秘的科学小实验。在学英语的时候，歌德为了增加学习兴趣，便虚构了一篇讲六七个兄弟姊妹的小说：他们彼此相隔很远，散处四方，常常分别通信报告自己的情况和心情。老大哥用漂亮的法文汇报旅行中的各种见闻和故事；妹妹用闺阁体时而答复他时而答复别的兄弟；一个兄弟研究神学，用拉丁文写信还附有希腊文的附言；一个兄弟在汉堡做店员，用英文写信；一个兄弟在马赛，自然用法文；用意大歌德传 ８利文的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音乐家；最小的弟弟活泼可爱，但他却使用一种令人绝望的语言——犹太人讲的德语。为了使小说逼真，歌德又认真学习了人物居留地方的地理、风俗和人情世态。这样，他很快知道了自己在学识和创作技巧上缺乏什么，而得以不断拓宽知识面。为了写好犹太人的德语，歌德认为懂希伯来文可不行。在本市中学校长阿布勒喜特的帮助下，他竟真的攻克了希伯来文 ，从而转入对《圣经》、对神话学、对游牧民族的历史及原始生活的深入研究，增长了历史和宗教知识。
在歌德如饥似渴地钻研古代神话、历史和宗教的同时，诗神也频频降临。他迫切地感到需要一种能把人的散漫的生活、支离破碎的学业进行集中的精神，需要找到一种能调和所学到的历史和寓言、神话和宗教的矛盾的形式。虽然以前他像他那个阶层的孩子一样写过即兴诗、散文和戏剧，但他现在写的是关于约瑟的散文体叙事诗。他在约瑟——一个满怀希望、自命不凡的青年身上 ，寄托了自己的英雄梦 。这种对《圣经》故事的改写，说明他从历史、现实遍寻理想的德意志英雄而不得，只好到东方神话中去寻找素材，企图通过个人的智慧、才能和冒险为自己和他人谋求幸福的少年雄心。
歌德初期的创作得到了父亲的鼓励，但并无多少歌德传 ９特别惊人之处。那时资产阶级上层的子弟学习押韵和使用抒情词汇，仅仅是多种活动的一种。歌德的处女作所显示的宏伟和壮丽的气魄，不过是隐约的天才之光。此外，他练习击剑、骑马，结交富有教益的年长朋友，观看木偶戏浮士德博士。丰富多彩的生活，梦幻一样的奇遇，伴随着他的少年生涯，光阴似箭而过。
小歌德现在长大了，在生活中要体现自己的意志。他不仅按照自己的爱好穿着打扮，而且结交了一些趣味相投、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做游戏、聚会、探讨诗歌艺术、甚至恶作剧，歌德感到既有趣又开心。他已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很自然地爱上了一个叫葛丽卿的姑娘。她出身于市民阶层，寄居在他的一个朋友家。不幸的是哥德不久卷进了他的一些朋友的欺诈案里，当他的冤情大白之时，他却发现了与葛丽卿关系的真相：她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小弟弟。于是甜美的初恋一瞬间化为悲伤。他理智地中断了与葛丽卿等人的关系，通过研究各派哲学、练习绘画和远足旅行来治疗失恋的痛苦。除了周围的朋友，思想上的孪生子、性格有点难以捉摸的妹妹利内利娅也是一个好伴。他们一起游园、划船，过着似乎无忧无虑的日子。
以歌德而言，少年时期他始终以要干出非凡的事业自期，渴望得到装饰诗人的桂冠。这似乎表现了歌德后来益显突出的摇摆于“天才”和“庸人”之间的歌德传 １０人格矛盾。尽管他与平民阶层交往，但最终还是服从了法兰克福的社会成规。１７６３年“七年战争”结束后，歌德亲身经历了一次加冕典礼。１７６４年春，约瑟夫二世在继承父亲弗利茨一世的帝位之前在旧城被加冕为罗马一德意志皇帝。诸侯和主教们济济一堂，１５岁的歌德从豪华的服饰 、 庄重的礼仪中感到了“一种兼有政治和宗教庆典”的无限魅力。其实，帝国旧日的光彩的批判者眼中早已显得残破和黯淡了。权力的光彩眩花了歌德的眼睛。
早在歌德学习的初期，父亲就从儿子超人的天资和早熟的智能中看到天才的灵光，迫不及待地期望他快进大学。现在歌德已受到了很好的基础教育，父亲决定把他送进莱比锡大学学法律。其实歌德不想重复父亲的道路，他更喜欢语言学、历史学和美术，渴望进１７３７年新创办的歌廷根大学。但父亲坚持己见，歌德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９月底，歌德满怀新的憧憬，和书商弗莱舍尔一起前往莱比锡城。
歌德传 １１
第二章 浪迹莱比锡
从１７６５年１０月到１７６８年８月，歌德在普雷塞河畔的的莱比锡城呆了３年。
刚到莱比锡，歌德就感到它与法兰克福不同。熙熙攘攘的集市、高大的建筑给人庄严的印象，它不像法兰克福那样令人回到古代去，而是仿佛在显示一个新的、显示了繁荣的商业活动和巨大财富的时代。或许这种法国风尚更合雄心勃勃的歌德的心意。他很快就对不同于法兰克福的市民气的的忧雅风格一见倾心，在扔掉家里带来的老式样服装后，便开始着手改变自己的南德方言。
摆脱故乡和父亲使歌德获得了轻松和自由。他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精神上追求个性化的表现。虽然他蓄谋已久的抛弃法学而改专业的计划受挫，但他对新生活仍然充满热情。入学３个星期后他给家里写信：
今天我开始听课。听什么课？——这还用问？法学概论、法学史、优帝法典以及法黄前７章和后７章的专题研究。这些足够了，其余的以忘记为好。……伯麦教授的政治史、欧内斯蒂的西塞罗的关于演说家歌德传 １２的对话，讲得并不好。下星期要上哲学和数学……我在这儿颇出风头！——但没到招摇的程度。我也不想这样——我要有点办法才能自如地应付这种繁忙的生活。这阵子聚会、音乐会、喜剧、请客、晚宴、乘车旅行等活动真不少。哈，真有意思。好是好，但也真费钱。……（１７６５年１０月１日）
在别人眼里，歌德似乎是个纨绔子弟。他身着奇装异服、自信而傲慢、谈吐机智泼辣、似乎对一切都感兴趣或怀着不满，常常出没于当地上流社会的沙龙。谁都不会想到这一切背后隐含着歌德对榜样和人格的孜孜探求。歌德很快感到，改换装束和语调进入莱比锡的上流社会，并不能使他获得期待已久的学问和智能方面的进步，大学里的课程多是老生常谈。以法律学而论，教授所讲授的正是歌德从父亲那里已学到的。初进大学的新鲜感很快消失了。歌德不久找到了新的学习和进修方法：广泛地接触莱比锡的科学和艺术界人士。
最先是伯麦教授，历史和宪法学者，也是宏大廷顾问官。正是他打消了歌德蓄谋改专业的想法。他对语言、文献学等一切带有文艺气味的东西都表示憎恶，尤其憎恶歌德崇敬的格勒特。他对歌德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倒是他对近代文学和诗歌的厌恶，消极地影响歌德传 １３了歌德的趣味。不过在当时的莱比锡大学，几乎没有一个喜欢当时琐细、柔弱、平凡的罗珂珂式的抒情诗，连闻名全国的文坛领袖格勒特也不例外。
格勒特是哲学和文学教授，他的作品不仅是当时文学的范例，而且奠定了后来德国道德的文化基础。但他只喜欢散文，认为诗歌是一种不自然的额外负担。他的讲课非常受学生欢迎，他以一种微哑而沉郁的声调传达他的优美的灵魂、纯洁的意志以及对于公众幸福的关心，当时很能打动人，不过这种影响似乎不能长久。随着嘲笑者的出现，格勒特的权威与他的柔弱的文风一起渐渐受到歌德的怀疑。
１７６６年４月，歌德与从法兰克福到了莱比锡的朋友施洛塞尔一起拜访了德国伟大的启蒙者、诗人高特舍德教授。不过这位诗学和修辞学教授的品性风度却令来访者吃了一惊，当他们被仆人带到客厅时，接着发生了以下一幕：
突然间高特舍德，一个魁梧的汉子，披着红缎衬里的绿缎睡衣，从对门走了进来。他头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戴。很快，仆人托着一副垂及肘部的长假发从侧门跳进来采取补救措施，战战兢兢地把头饰交给主人。高特舍德毫无不快地用左手从仆人手中接过假发敏捷地戴上，同时用胖胖的左手赏给那可怜虫一记耳光。仆人转身退出门口，活像喜剧里的场面。然后歌德传 １４这个著名的老前辈十分郑重地请我们坐下，温文尔雅地和我们作了一次长谈……（《诗与真》）
歌德对高特舍德的批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他们已感到和这位老前辈的理性主义思想的隔膜。相反，对他的论敌，后来开一代新风的文艺理论家莱辛的著作却衷心喜爱。不过，当莱辛本人于１７６８年来到莱比锡时，尽管歌德明白其在德国文学上的地位，但年青的天才的孤芳自赏和自惭形秽相混杂的骄矜性格却使他避开了会见，从而永远失去了再见的机缘。
然而，平心而论，歌德此时还不能说完全理解莱辛，更不能说理解由莱辛发现的莎士比亚。他这时所倾心的还是维兰特的诗歌，那种轻如绒毛的“罗珂珂式”风格，那种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自娱又娱人的创作态度，那种对高尚思想的冷嘲热讽以及“二丑式”的向读者讨俏的手段，都使他着迷。他创作了许多优雅而浅显的诗歌，歌咏田园格调的爱情，轻松地使用格律。但他后来又蔑视这些诗，阻止妹妹将它们传播。
大学生活已经完全熟悉了，课堂生活和书本知识不能使歌德满足。幸亏周围找到了几个志同道合者。除了后来成为歌德妹夫的施洛塞尔，法兰克福的朋友霍恩于１７６６年也到了莱比锡。不过给歌德影响最大的是一位叫伯里施的宫廷教师，他比他们略早来到莱比锡，经格勒特介绍充当某伯爵公子的私人教师，歌德传 １５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精通现代语言和各国文学，具有相当的艺术趣味，常常对当代作品施以嘻笑怒骂式的无情评论，歌德对于他们的微薄信仰因而被彻底粉碎了。不过他对歌德的才华却非常赏识，常常以他的高超的书法抄写歌德的诗作。这些趣味相投的战友相互讨论、辩难，对现实、艺术的批判怀疑态度促使歌德进一步寻求真理，探索诗歌的新的表现手法，追求理想的人格。
不久，莱比锡的这一“先锋”集团就与守旧的文学权威和社会礼俗发生了冲突。起因是名作家克罗迪乌斯教授的剧作《梅顿》上演了，他们觉得主角的明哲、一本正经、善良很可笑，而克氏自己的创作实践与批评主张之间的不会合也令人恼火，于是歌德和霍恩、伯里施一起发表了模仿他的打油诗《致面包师汉德尔》。这下激起了轩然大波 。城里的名流觉得受到了攻击，联系到这个小集团平时的放浪、自负和目无尊长，他们迁怒于伯里施，逼他离开了莱比锡。幸好伯里施的学识和才能尚能得到另一些社会名流的爱敬，经过他们的推荐，他反而被“ 王侯中的凤凰”（温克尔曼语）德骚公爵聘为家庭教师。后来 ，这位歌德的第一个战友写了一部浪漫主义歌剧，编蓦了一部狩猎用语辞典，在自己的窗口栽植了天竺牡丹，临终时把歌德创作、自己抄写的３首颂诗带进了棺材。
歌德传 １６
失去像伯里施这样的朋友使歌德陷入混乱。伯里施长歌德１０岁，他曾尽力教给歌德待人接物的方法，抑制他的刚愎自用，使他严于律己。现在歌德再次处于放任的境地。幸好他结识莱比锡画院院长奥塞尔，那充沛的精力和多变的兴趣才算有了归宿。
奥塞尔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深刻地影响了莱比锡时期的歌德的人。歌德对他一见面就有好感。他温文尔雅，长着一副优雅的、女性般的脸庞，但对歌德的多种才华却充分领会。歌德先学了铜版画和木刻。当他教学时，仿佛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教师，而是一个走向艺术之途的向导。他总是笑容满面地注视着歌德从画转向诗歌。他指导歌德钻研温克尔曼的思想，培养歌德对于古希腊和罗马艺术的兴趣。这些健全而高尚的教育在歌德的内心深处埋下创造完美艺术的种子。莱辛１７６６年发表的《拉奥孔》对歌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以后还不断研究它，并在法兰克福的曼海姆博物馆，仔细考察了拉奥孔塑像。正是对莱辛著作的学习使歌德产生了实地观摩艺术作品的热情。１７６８年３月，他只身一人去了萨克森的大城市德累斯顿，住在一个鞋匠家里，每天在画廊的艺术珍品面前流连往返，意大利画派和荷兰画派的作品深深吸引了他。
那个鞋匠被歌德称为“身体力行的哲学家和不自觉的哲人 ”。他为人机智多趣，但他身上最引起歌德歌德传 １７注意的是他的生活态度，“他的态度始终如一 ，一切言行都像是从一个源头涌出来似的。他的无形的财产就是一种基于乐观的心境的健全的常识，他对于一成不变的传统的劳作怡然自得。不断地工作是他生活的第一件最必要的事，其余一切却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因而能够保持他的快乐。”（《诗与真》）
这个下层人的生活给歌德的启示，自然是相对于莱比锡的上流社会和市民生活而言的。歌德发现，要保持自己的快乐远比得到它困难。在莱比锡，他走街串巷，到戏院看戏，观摩美术，处处别树一帜，追求欢乐。他早就发现，各地的大学各有其特色并与地方风习密切相关。在莱比锡，没有耶拿和哈雷两地重视体力、娴习剑术的粗犷之风，相反却体现了法国式的殷勤礼让和重视仪容的文化。当施洛塞尔还在莱比锡时，歌德爱上了他们经常聚会的饭店老板的女儿小安妮特（即凯卿辛科普）。她年轻美丽、活泼可爱，歌德觉得值得长久视为他心中的女神而瓣香供奉。他为她献上一首首表示爱情的诗歌，狂热的追求既带来痛苦也带给他希望。看来歌德的美梦就要成真：她的双亲都很喜欢他，他也衷心喜爱她周围的一切，一心想成为她的丈夫。可歌德的一种以折磨爱人来寻乐趣的恶癖突然发作了，小安妮特的柔顺和纯洁无法阻止他的任性专恣，结果猜忌和争吵终于毁掉了他的爱情。歌德传 １８歌德虽然竭尽可能进行挽救，可已经太晚了。这一场爱情悲剧毁掉了他的健康和德性。
痛定思痛之后，歌德开始写作戏剧作品《情人的脾气》，通过它来反省自己的坏脾气 。剧中写了当她柔弱地由他尽情折磨时他相象和体会到的心情，并将它与另一对情人的圆满情境作对照。在剧作那天真朴素的风格中深深埋藏着一种沸腾似的迸发的激情，以及作者的沉痛的忏悔。
与安妮特分手后两个月，歌德因为咯血而病倒了。一连好几个星期卧床不起，半年之后危险期才过去。对他的精神生活具有决定意义的这场病，不仅由于未必合理的生活方式，而且是剧烈的内心活动的结果。当他看完１７６８年８月大学生和驻城兵士的武斗，９月，怀着由大学生复仇的壮举引起的激昂之情，拖着一身病体，由莱比锡动身回往法兰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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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故里病深
当歌德走进家门时，全家人都为他的病吃了一惊。他们亲切而心痛地欢迎他回来，小心翼翼地避而不问他的情况。
歌德自己也知道离家时的希望成了泡影，身心两方面的问题使他感到自己活像一个“海上的遭难者”。他需要安静和休息，但没过几天，家里显露的矛盾渐渐令他不安起来。
歌德父亲看到自己寄予厚望的儿子不是一个强壮、勤勉、奋发、有为的青年，而是一个精神和肉体都受了创伤的病夫，非常不痛快，他极力掩饰着自己的情绪，只是表示希望尽快治好病。只要他看到儿子忧郁的表现，就会万分恼火和感到痛苦。
不过，女儿的表现同样使他生气。自从歌德离家，他把自己好为人师的癖性全部施展到女儿身上。繁重的学习和功课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正常的社交和娱乐都被取消，很自然地招来她的怨恨，她对待父亲的冷酷态度连歌德都感到有点过分。但她对歌德的病却倾注了全副爱心来照看，她把时间几乎全部时间花在想方设法博他开心上，渐渐地，甚至受她影响的女友也歌德传 ２０这样对待歌了。
母亲依然是慈爱而性情开朗。她才３８岁，丈夫的心思多花在子女身上，很少顾及体贴自己的妻子。除了做家务，她便把时间花在与女伴们探讨宗教信仰上。这群妇女中的佼佼者是苏珊冯克勒敦堡女士。她体格柔弱，风度优雅、真挚、自然，她自己也有病，但却把病当作身体的一部分来忍受。她最爱好的庆题就是人能够通过反躬自省而获得道德的体验，这个话题经过她富有独创性的解释往主不同于别人的宗教信条。歌德后来创作的小说《威廉迈斯特》中插入的“一个美的心灵的自白”就本于她的谈话和信札。
我们知道，早在少年时代，里斯本地震造成的灾难就使他对灵魂和宗教起了疑问：为什么上帝不问善恶把人一律抛入死亡之海？在莱比锡，这个伏尔泰的信徒则关注于当时作家对宗教和圣经的批判。他曾跟朋友们讨论宗教教条思想僵化的关系。现在他的问题似乎在有个人色彩的虔信派教徒冯克勒敦堡这里看到了解决的一点希望。他们把宗教事务看成完全是个人的事，而不是由教会从外强加的神圣义务；他们的宽容思想、反教条的内容以及对个人道德责任的强调，既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积极影响，但又存在某种反启蒙的倾向，比如“内省”与理性主义的矛盾。这一切吸引着歌德去思考、讨论。
歌德传 ２１
歌德深深地沉入到虔信派戈弗里德 阿诺德的《基督教会与异端的历史》中去。异端思想家的好抗辩的精神和对自相矛盾之说的爱好给他留下好印象。他开始创造一种以新柏拉图主义作基础，有炼丹术、神秘主义、犹太神哲学“加盟”的自己的神学体系，旨在解决生命的动力——创造力的源头问题。
他认为，自从上帝从永劫中自生出来，生命便与多样性密不可分。首先它以“第二者”而呈现、再以“第三者”而显现自己。当神子和圣灵创造完毕，神体的循环也就完结，也就是说，上帝已不能再产生一个完全跟自己相类的神。不过，生命的动力既然是生生不息的，就必然会产生一个异于自身的“第四者”。它既与前三者一样是绝对的，但同时又为它们所包含、所限制。这个“第四者”就是魔鬼，生命的全部创造力便要托付给他——其余的一切存在都由此而派生出来。在这种不断的创造活动中，魔鬼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渊源，以为渊源在于自身。这样发生了他的第一次背叛上帝，也是第一次与上帝分离。其他则追随这个带来光明的魔鬼，与万物的本源相对立的生命不断地产生。在这种创造中，造物越是以自我为中心，便越是远离自己的本源。而不断的创造也就成为魔鬼不断背离上帝、积聚片面性的过程，因而它必然为此付出代价，失掉与神性同有的永生不朽的权利。此时，造歌德传 ２２物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等待再经永劫，等宇宙重新澄清之后再作新的创造；或者抓住目前，以创造的无穷性来补救自己的局限。而后者的实施只有依靠自己的意志，才能使生命的真实脉搏恢复过来。魔鬼自身无法摆脱这种影响，人类——恢复创造（魔性）与神性最初的结合的实体——也无法摆脱它。他既具有神性，其存在又受着限制，因此他必然成为最圆满和最不圆满、最幸福而又最不幸福的创造物，重演魔鬼的堕落，而部分不甘堕落者必然通过创造活动奋起自救。
歌德的这样一种创世说以上帝的三位一体说为出发点 ， 把传统神话中的魔鬼改造为上帝创造生命的“总代理”，既反映了他的精神危机，也是他世界观根本改变的前奏。尽管这种魔鬼创世说仍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摇摆，但信仰与科学之间的矛盾却得以曲折地表现出来。论者一般认为，歌德特别强调人与上帝之间的冲突，因而把人作为叛逆者就包含了积极自主和自我负责的行为，这是歌德精神的主要脉络，也是从《普罗米修斯颂歌》到《浮士德》的歌德诗歌的主要特征。创世说对歌德的美学观点的巨大影响表现在促使他以后不断能动地把握那些伟大的人类形象，进而规定其诗歌的基本内容。
歌德的病还没有好，肉体的痛苦使他非常容易接受医生的影响。前面提到的神学体系中练丹术、神秘歌德传 ２３主义、犹太神哲学的内容，正是因研习内科医生推荐的炼丹术士帕拉赛尔苏斯、神秘主义者施韦顿波尔格等人的著作所致。冯克勒敦堡坚信肉体的救药与灵魂的救药之间存在联系，不断提供给歌德一些记载古代炼丹术遗产的书，歌德则以一种救知、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态度对待这些著作。他像古代炼丹术士那样做实验，用神秘的处方为自己看病。这些经验，为歌德以后写作浮士德的炼丹术（古代化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歌德的病不仅是肉体的，而且是精神的。沉缅于神秘主义和炼丹术并不能驱散在莱比锡时就患有的忧郁症。有一段时间，他的危机反而不断加深。在寂寞中，他将已被父亲小心地收集和装订起来的自己从莱比易寄回的家信重新检视，以进行反省和总结。莱比锡时期写的诗被自己无情地否定。除了伯里施誊抄的《情人的脾气》和《共谋罪犯》的稿本，他把包括诗歌、剧本、信件、论文在内的作品统统付之一炬。
《共谋罪犯》以莱辛的《明娜冯巴恩海姆》为范本，表现了伯里施和歌德在莱比锡受自以为是的上层人物迫害的遭遇。他非常讨厌他们的伪善和双重道德，把他们写进剧本使他非常高兴。同时他的创世说中的人性论也在剧本中有所反映——他既反对道德上的伪君子和阴谋家，也反对美学上的把人物分成善歌德传 ２４恶两大类的戏剧俗套。根据他的创世论，人应该像魔鬼那样兼有善恶两面，这种道德的辩证法完全符合他对于莱比锡社会观察。
创造性活动使歌德逐渐摆脱了精神的抑郁，莱比锡朋友的来信给他鼓舞。有时他也绘画，更多时间用来阅读。马尼里和伏尔泰、普罗彼尔茨和昆体良——古罗马的思想和诗歌与当代欧洲的最优秀作品吸引着他在广阔的天地里驰骋。当春天来临，歌德觉得健康已完全恢复，又一次感到了远方的召唤。１９岁的歌德就这样度过了一生中最黯淡、不幸的１年。歌德传 ２５
第四章 风起施特拉斯堡
１７７０年３月底，歌德启程去了施特拉斯堡。
在大教堂顶上的平台上，他久久眺望这壮丽的城市，以及在城外展开的森林、沃野、河流和山地，感到它像一张白纸一样展现着眼前，等待他去铭记未来生活的悲喜。他的内心滋生着蓬勃的朝气，准备创造不同于莱比锡的时的生活。
歌德知道，此时这里属于法国，自然比莱比锡的法国风尚味儿更地道。法国是当时欧洲的进步文化中心，或许这就是偏爱意大利的父亲为他作此选择的原因。歌德在鱼市场街往下来，结识了一些意气相投的饭局朋友，其中不少是大学生。他开始认真准备取得法学学位的计划，请了一位补习老师。由于这里的大学教育重实用而不像德国大学重探讨学理，９月，歌德轻而易举地通过了考试取得了博士应考者的资格。这使得对任何实际事务都不感兴趣的他获得了解放。同时，因为同歌德在一起吃饭的大学生多数是学医的，所以法学以外，他宁愿去听生理学和解剖学的课程。
歌德很快适应了施特拉斯堡的生活。结交朋友、学习骑马和跳舞、远足、锻炼身体，他为再次恢复莱歌德传 ２６比锡时期的幸福和自由而欣慰。半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既不工作，又不写诗，也不作画，除了社交技艺的精进，他花不少时间研究大教堂的建筑艺术，并从这座古老的哥特式建筑中发现德意志民族的艺术成就。在外国的领士上强化自己的爱国思想，这倒是他的一个收获。
其实，歌德最大的收获在于对人的观察和研究，他的眼光由于社会经验的增加和经历思想危机而更加敏锐和老到。首先是饭局中的人们吸引着他。“ 饭团主席”、法院书记官萨尔兹曼年已６０开外 ，但对与年轻人保持友谊和维持生活秩序却有特殊的爱好。正是这个知名人士，为他打开了此地不少家庭的大门。虔信派的容格（又名斯蒂林）则以其基于情感的健全的常识所产生的对于善、真和正义的热情，显示着与众不同。而弗朗茨勒泽虽然与容格一样家道贫寒，却没有他的宗教狂热。他性情朴实、正派，出语多含机锋，眼睛小而锐利，是个杰出的击剑手，决斗时常被邀请作仲裁和证人。歌德把他视为一种善良而坚定的性格的榜样，并高度评价他躬行的一个人对人对己的责任和立身行己的原则。《 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中那个常能可敬地屈身于人的勇士弗朗茨勒泽，就以他为模特而且使用了他的本名。此外，奥国大公主玛丽安东尼特１７７０年嫁给法国皇太子经歌德传 ２７由施特拉斯堡的盛大排场使他深感不安，他把基督的降临与尤物的来临作对照写了一首法文诗，批评当局斥逐不幸者的命令。
９月，歌德结识了来这里治疗眼病的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从此开始了一个对他们２人意义都不一般的新时期。
赫尔德现在是霍期泰因一奥伊廷王子的随从。他早年学医，后来改习神学和哲学，研究过康德和卢梭，卢梭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他前一年刚在法国会见了狄德罗，回国后接着会见了莱辛，此刻又遇到思想活跃、具有超人的热情和才华的歌德。对他而言，从启蒙运动到狂飚突进的思想准备已经就绪，一场新的文学运动就要展开。歌德则通过他感受到了新的奋斗方向，甘心作了这个仅比他大５岁的老师的学生。
两个人很快建立了理想的师友关系。赫尔德早已因他的《近代德国文学散论》和《批评的园地》而知名，歌德则为他坚持用历史眼光来观察世界并阐明文学的历史性本质的见解所折服
他一直在寻求具有批判精神和能提高他的思想和道德境界的朋友，而赫尔德的优良品性、广博的知识、深刻的洞察力以及对别人的弱点毫不迁就的尖锐性格足以使他成为此类朋友中最出色的。他向歌德讲解新美学和新伦理，讲解语言和诗歌的起源，讲授荷马和歌德传 ２８莎士比亚。歌德感到自己眼界大开，“ 在莱比锡，我习惯于一种循规蹈矩的生活；在法兰克福，我的德国文学基础知识毫无长进；而研讨那种种神秘宗教和炼金术甚至使我堕入黑暗。近几年广阔的文坛发生了什么事，我几乎茫然不知。”（《诗与真》） 现在，是赫尔德使他开了窍——赫尔德的影响如此之大，有时歌德甚至相信他的笔迹也有“ 魔力”，舍不得撕毁由他书写的小纸片或一个信封。
当然，赫尔德向歌德讲得最多的还是卢梭一心想把社会回复到自然状态的浪漫主义思想。他乐于钻研种种理论问题，老实不客气地以教师自居。色诺芬、柏拉图、莪相和民歌等形形色色的话题穿梭于他们的交谈中。歌德理解力既高，又善于摹仿，这些思想多为他用来理解自身的模糊的倾向。卢梭的思想——回复到自然状态成为歌德这一代人的坚定信念。自然而不是做作的美学；大众语而不是古典诗；理性主义让位于情感原则；人的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对民族题材的爱好，新文学运动的核心纲领就这样在他们二人的交流中形成了。他们从对启蒙运动的大胆否定开始了被诗人克林格尔称为“狂飚突进”的时代。
不过，赫尔德还不能完全理解这场运动的社会基础，诗歌和美学的目标也是逐渐明确的。在他向歌德灌输这些内容之时，与歌德广泛而包容的美学性格也歌德传 ２９会发生一些矛盾。尤其是他那善于冷嘲热讽的厌世者脾气，竟逐渐破坏了歌德对于奥维德《变形记》的爱好。因此，当歌德开始酝酿体现“狂飚运动”的最初成果的作品时，采取这种保护措施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赫尔德面前，我小心翼翼地隐瞒对于某些题材的兴趣，这些题材，曾深深植根于我的心中，逐渐培养成熟而采取诗的形式。这就是《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和《浮士德》。葛兹的传记深深打动了我。在野蛮的乱世一个粗野而又善良的自助的英雄的形象引起我最深的共鸣。以浮士德为主角的木偶剧令我心潮起伏，难以平静。我曾涉猎各种各样的知识，而且早知这些知识空洞无用。我又在生活中对这些知识以种种方法来检验，结果反而更加不满和痛苦。我带着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的种种问题，在万籁俱寂之时加以吟味，聊以自娱但并未把它们写下来。我主要对赫尔德隐瞒的是我研究犹太教的神秘主义化学一事。因为我仍旧很喜欢秘密从事这种实验，以使它比我初接受时更加完善 。至于我所写的作品 ，则可能只将《共谋罪犯》拿给他看过，不过已记不得他对这剧有什么批评或鼓励了。（《诗与真》）
固然，赫尔德并非歌德创作的摧残者而主要是催生者。当他产生了遏止不住的创作冲动，赫尔德总是适时地予以鼓励。我们知道，歌德在莱比锡时期曾写歌德传 ３０了不少罗珂珂风格的诗歌，但诗人的独特性还没有真正表现出来。现在他感应着新的美学原则，在青春的爱情和明媚的春光中诗才迸发，写出了深为赫尔德赞许的真正属于歌德的抒情诗 《赛逊海姆组歌》。赛逊海姆是歌德远足旅行阿尔萨斯州途经的一个村庄，那里住着歌德的新恋人弗里德里克布里翁，可谓诗人的爱情田园。这一次体现他新的思想和美学原则的恋爱起因于赫尔德推荐给他的一本书：１８世纪英国作家高德史密斯的《威克菲牧师传》。 它描写一个新教牧师纯朴的田园生活，里面既有牧歌，又有合乎基督教教义的道德，充分地体现了卢梭回复到自然状态的社会和美学理想。自１７６７年在莱比锡出版德文译本，在狂飚突进运动期间及以后它始终受到读者的欢迎。
歌德自然也非常喜爱这部小说。１７７０年１０月他与熟悉风土民情的好友魏兰德结伴效游，途经赛逊海姆参加牧师家的假面舞会，眼中所见简直令他大吃一惊：这里分明就是书中描写的生活的再现。现实的理想与理想的现实一旦完美地结合，歌德心中马上腾起了爱的火焰，而弗里德里克，就成为这１年内照耀着他的一颗柔情脉脉的明星。
初见到她，歌德马上感到他的美的理想就体现在她身上 ：“她走着，看上去那么苗条，轻盈得像空气歌德传 ３１一样，两根盘在那个无比精妙的小脑袋上的浅褐色的大辫子把她的双肩衬托得那么纤弱。姑娘的那双快乐的蓝眼睛顾盼生辉、可爱而微低的鼻子像是自由而无牵无挂地呼吸着。她手臂上挂着草帽，我一见到她就很高兴 ， 一下子就感到了她的全部优雅和娇媚 。”（《诗与真》） 实际上 ，是弗里德里克那浑然天成的纯朴气质吸引了他。
相识之后他们不仅做有趣的游戏、弹琴、唱歌、跳舞，不仅在本地玩乐，还游览了莱茵河两岸的风景，参加大大小小的各种聚会。弗里德里克的美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表现得最充分，当她漫步田野时，唱出来的民歌非常动人；当她沿山间小径向上攀登时，她轻盈的体态仿佛与繁花处处的大地争妍。歌德感到，“ 和弗里德里克在一起，我感到无经幸福；我同她谈笑风生，心情舒畅，机智幽默，踌躇满志；而感情、尊重和依恋又使我的举止很有分寸。她也一样，坦率、开朗、热心、健谈。我们似乎只是为聚会而活着，只是为了对方而活着 。”（《诗与真》）回到城里后，他们仍频繁地通信。她以明快的语调叙述她的近况，以优美的文笔倾吐的她的心声，歌德则感到他的爱通过长途的笔谈才像盛开的花那样达到极点。他在施特拉斯堡所写的诗保存下来的有１８首，８首是献给弗里德里克的 ，其中《欢会与离别》《一条绘画的带子》被歌德传 ３２编入《歌德选集》。它以新鲜的诗体 、语言开创德国文学的新时代。
歌德的这些诗歌体现了新的美学和哲学。根据赫尔德的建议，他在远足时曾收集古老的民歌和童话故事。并以民族性的养分来滋养他自己的园地。他克服了罗珂珂式诗风的纤巧和缺乏真情实感，汲取民歌的精华，对自然界有真切的感受。如《五月之歌》中写道：
大地何嫣妍！
太阳何灿烂！
自然何雄丽，
照我心目间！
……
千种声欢愉，
都自深胸出。
大地哟太阳，
幸福哟欢乐！
歌德在恋爱的幸福中。不久，他与弗里德里克的爱情经受了一场特殊的考验。当弗里德里克和姐姐出现在施特拉斯堡，她们的一身村姑打扮与周围的法国式时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尽管她的完美表现一点也歌德传 ３３无于愧他的爱，但歌德却从此意识到自己的理想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他把自己的爱情比作黑夜中的炮弹，它有柔和明亮的光线，但落下时却会炸毁所落之所。他终于从弗里德里克身边跑开了：先是不再到她的家而只通信，最后竟断绝了来往。歌德始乱终弃的薄幸使弗里德里克的心灵深受创伤，她终生未嫁。
在这段时间里，“离别”的痛苦和道德上的事故使歌德变得深沉了。他似乎想借此解放自己的创造力。创造力——尤其是歌德式的创造力——乃是由魔鬼来推动，不仅需要自由，而且需要不断的刺激和自讨苦吃，里而既有浮士德，又有靡非斯陀。
１７７１年８月６日，歌德以论文《论立法者》——主张作为立法者的国家在建立宗教信仰的不同形式方面有超过教会和个人的绝对权利 —— 通过了答辩，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尽管这篇论文因没能依常例由学校出版而招致他父亲的不满，但歌德却满不在乎，对他来说，学业既已完成，多少可以回报父亲的苦心。他一心想的是继续沿着赫尔德指出的道路大步前进，创造新人生。１７７１年８月底，他从施特拉斯堡回到了故乡。
歌德传 ３４
第五章 狂飚滚滚卷红尘
歌德又出现在家里。与上次因病回家不同，这次他完成了学业，以承担巨大的文化责任自命，并且带着天才的风韵，看上去那么年轻和勇敢，对一切事物抱有热情。严厉的父亲因儿子完成他预定的走向仕途的第一步而心情愉快，整日对儿子的论文详加斟酌，准备出版事宜。最重要的是，他对儿子从事的文艺活动的态度有了改变。尽管母亲鉴于丈夫的严谨与儿子的狂放的倾向会发生冲突而作了防患于未然的安排，但家里气氛已一步步趋于宽松和缓和了。
２２岁生日那天，歌德递交了加入律师协会的申请，这就使父亲更加满意。
父亲不可能知道儿子对富足而枯燥乏味的家庭的真实感觉。歌德此刻正如精灵的海燕，渴望到精神的风雨中博击，渴望到自由的环境中一显身手，但法兰克福不过是一个“可以在里面舒适地孵雏的鸟巢”。为了积聚改造社会和思想的力量，歌德在寻求战友和追随者。
其实，他一回到故乡，就与那些分居各地的战友建立了联系，如施特拉斯堡的天才戏剧家雅各布米歌德传 ３５彻尔赖因霍尔德伦茨，达姆斯塔特的陆军参议约翰海因里希默尔克——他是１７７１年１２月经由施洛赛尔兄弟介绍而认识的。他极富理解力和才智，其他批判性和论战性的尖锐性格与赫尔德非常相像，因而起到了使歌德保持思想警惕和健全品性的作用。以后又认识了《哥廷根年刊诗集》的出版者海因里希克里斯蒂安博伊厄及“神林社”的社员们；法兰克福的平民之子、诗人和戏剧家弗里德里希马克西米里安克林格尔等等。他们（包括赫尔德）声气相通，互相鞭策和鼓励，成为“狂飚突进运动”的主流，默尔克编辑的《法兰克福学报》和１７７０年创刊的博伊厄的哥廷根《文艺年刊》成为他们发表作品的阵地和团结的纽带。
这样，歌德在施特拉斯堡时尚有点朦胧的庞大奋斗目标的轮廓已越来越清晰了。这就是，实现把德意志民族从几世纪以来的思想禁锢和文化枷锁中解放出来的理想。它植根于启蒙运动以来德国知识分子对民族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不自然状态的认识，也是包括高特舍德、莱辛、赫尔德、克洛普托克等最优秀知识分子重建进步而统一的德意志文化的梦想的反映。歌德深知新教教条中的蒙昧主义和高特舍德时期的时代错误造成的阻力，他后来在《诗与真》第１８卷回顾当时美学和思想上的两军对垒情况：
歌德传 ３６
即是在这些诗中诚意与傲慢战、自然与因袭战、才能与俗套战、天才与自己战、强健与柔弱战、未发挥的才干与已形成的平庸战，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一切的尝试看作一种前哨冲突，它是正式宣战的先声和大决战的前奏。因为如果精确地加以观察，这场战斗打了５０年还没有结束，还要一直打下去，只是换在更高的领域进行了。
１７７１年，歌德在故乡作了《在莎士比亚节的讲演》后动手实施在施特拉斯堡时酝酿的计划：创作戏剧《欣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
葛兹是１６世纪德国的一个骑士，他一度参加农民起义，但最后背叛了农民。歌德根据１７３１年出版葛兹的自传提供的素材，将他写成了一个对诸侯作战、反封建、争自由的英雄。他于１７７１年底在妹妹的督促下完成初稿，曾征求默尔克和赫尔德的意见，结果默尔克很欣赏而赫尔德却提出了不客气的批评。１７７３年改写本出版，它无疑比初稿大大前进了一步，不仅人物性格更鲜明、戏剧效果更强烈，而且依照赫尔德的意见淘汰了过多的热情和虚构成分，“ 极力在其中添加历史的和国民性的内容”（《诗与真》）把重心从描写农民的自发斗争转向刻划葛兹的自救者形象上来。这出戏剧为歌德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歌德十分聪明地利用了题材。马克思在评论拉萨歌德传 ３７尔戏剧的“济金根辩论”时曾认为，在葛兹身上“以同样的形式表现出了骑士对皇帝和诸侯所作的悲剧性的反抗。因此，歌德选择他做主人公是正确的。”（见１８５年４月１９日信） 一个生当乱世的善良勇士自己代替法律和行政权来实现其理想而导致与可崇敬的君侯的矛盾，题材本身是具有足够的戏剧性和思想容量的，在歌德笔下，葛兹用个人的“自卫权”反对王权，他对被封建君主压迫的农民的同情，对爱人伊丽莎白表白的爱情以及同勒泽和济金根的纯真友谊，通通是新的时代精神的反映。作者把１６世纪的农民起义看作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继续，认为其根本问题正是正是１８世纪的时代课题——保留还是废除封建制度。因此，他用文艺贯穿了历史，把当时戏剧的思想提升到莱辛的高度。为了塑造好这个实质上的叛逆性的民族英雄，歌德把古代文献、个人体验和莎士比亚式借古喻今的手法熔于一炉，常常在其贵族的外表下隐含十足的的“狂飚精神”——对天才人物的礼赞和对个性解放或人类解放的向往。
在艺术上，歌德完全抛弃了为高特舍德所倡导的法国式的古典主义戏剧的“三一律”，而是人物众多，场面不断变换；口语化和个性化的语言替代了干巴巴的文风，使文学获得了新的表现生命。不过，歌德自己也感觉到，它的形式并不太适合演出。
歌德传 ３８
剧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青年们仿佛从中看到一面狂飚突进的大旗，指引着他们走向自由和风暴；老年人则反对其中对于暴力统治的歌颂；批评家们发表针锋相对的批评文章进行讨论；默尔克则另有奇谋，赞赏之余，力劝歌德自费出版以获得厚利，结果因有盗版书出差点把本钱赔光。
歌德又恢复了往日漫游的习惯，年青战友的夸奖使他既满足又空虚。他出入于社交界、骑马、击剑、滑冰，偶尔也略带负疚地想起弗里德里克。在城外野餐有时会碰见赫尔德的未婚妻，令他分外感念这位精神上的导师和诤友。如今他心中又在酝酿一个大的写作计划，在这种“歌德式”创造力的狂飚突进中，诗神缪斯和哈丽们——希腊神话中象征快乐优雅和美丽的三女神——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结合呢？
１７７２年５月２５日，在歌德加入当地律师协会的申请批准后不久，又获准进入韦茨拉尔德意志帝国最高法院深造。韦茨拉尔像法兰克福一样是帝国的直辖市，但景象却比它破败得多。不过城墙后面的一家饭店倒是个好去处，德国诸侯的外交使节常在这里聚会。他们大多是年轻人，每天围绕一个所谓“骑士之桌”用餐，歌德觉得自己过起了第３次大学生活。在这里，他遇到一个莱比锡时期的熟人，如今的不伦瑞克公使秘书、哲学家卡尔威廉耶路撒冷，但不歌德传 ３９久他就由于爱上自己朋友的妻子而失恋自杀。歌德还经他介绍结识了不来梅他的一个同事约翰克里斯蒂安莱斯特纳，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他的未婚妻——聪慧而贤淑的绿蒂布弗，并很快为她轻盈秀丽的体貌和纯良健全的性格所迷惑。他毫不掩饰地追求她，但她却理智地婉拒了这不符合她的习惯和教养的爱。当最后与她分手并被允许吻她时，歌德深深感到了对生活的厌恶。
这段经历和体验被歌德写成一部书信体小说——狂飚突进运动最大的成果之一 《少年维特之烦恼》。与《葛兹》的借古喻今不同 ，《维特》直接描写了当代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体现了狂飚突进运动的理想，呼出了一代青年反封建的心声。
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少年维特由于对社会失望而逃避到大自然和农村中去，纯朴的农民和天真的儿童使他感到一种新的希望。他爱上了一个叫绿蒂的姑娘，认为她体现了作为一个人的纯真本性，但绿蒂无法与他结合，国为她早已和别人订婚，这引起他巨大的痛苦。分手之后，他又把幸福寄托在当外交使团的官员上，但是，他憎恶封建的官场生活，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一场个人的灾祸使他落荒而去。他又回到绿蒂那里，这时绿蒂已决定嫁给别人，她不敢也不可能追随他那坚决而大胆的叛逆行为。维特感到自己歌德传 ４０对于人世的热情与鄙陋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其中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处处遭受打击和失败之后，他决定用结束生命来献身于自己的理想和保持内心的完整。死后的书桌摊着莱辛的《爱密丽亚迦绿蒂》，这正是一部描绘父亲杀死女儿而为“受害的道德报仇”的市民悲剧。
这部小说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到１８世纪末，它已被翻译成俄、英、法、意等１０多种语言出版，青年时代的拿破仑曾多次阅读这部小说。中文版由郭沫若翻译，１９９２年出版后，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小说通过维特对于绿蒂的不幸爱情和维特的社会经历，深刻地反映了德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揭露和批判了社会的腐朽和道德的虚伪；通过对维特突破一切束缚的叛逆的生活情感的描绘，表明了当时德国觉醒了的知识分子渴望从封建桎梏中挣脱出来的要求。它在世界范围内的青年中所引起的广泛共鸣，可能都基于相似的社会条件和所面临的相似的问题。
这部小说处处表现出狂飚突进运动的精神。郭沫若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把维特一歌德的思想概括为主情主义、泛神思想、对自然的赞美、对原始生活的景仰、对小儿的崇拜，其实指的是同一个内容。小说对于大自然的描绘、对于纯朴的农民和天真歌德传 ４１的儿童的赞美、对个人才智的颂扬、与周围环境发生的矛盾、以及感情充沛而略带感伤的调子，都反映着时代的风尚和卢梭的影响。
这些都是后话。对于歌德来说，小说的完成和出版不啻一次对于精神和情感危机、经济危机的自救行动，把实际生活转化为作品令他心情愉快，以稿费还清自费出版《葛兹》的债务也令他满意。但公众的反应毕竟有出人意料之处，热衷于索隐者有之，作道学的诅咒者有之，对维特的厌世观发生共鸣弃世者有之。文坛某位知名作家甚至写出《少年维特之喜悦》改悲剧结局为大团圆，成为歌德与朋友们的笑柄。歌德其实最关注朋友们的意见，因为从精神上说，他们都是维特的朋友，维特式的生活方式和苦闷，大量留存于他们的文稿、信札、日记之中，一方面是想冲破一切障碍和束缚的英雄气概（ 如歌德 《普罗米修斯颂歌》所表现的），一方面是循规蹈矩的市民道德 ，他们深深感到自己的牺牲，他们——维特们——当代的“钉在十字架上的普罗米修斯”（伦茨语）确实被钉上德国苦难的十字架。自由的生活何在？斯宾诺莎关于人格自由的自我实现的普通生存原则不正是他们的信念？最高尚的人所渴望的难道注定是镜中花水中月？在这一时期，歌德对来自敌对阵营的批评进行了回击，写下了诸如《布雷依长老》《破落村庄的年市节》《小丑歌德传 ４２的婚礼》等笑剧和讽刺作品，否定了旧的道德理想。而悲剧《克拉维果》则反映了歌德内心两种倾向的斗争，间接透露了他爱情生活中的纠纷和痛苦。
歌德早就离开韦茨拉尔回到故乡，他是一个律师，更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儿子的出人头地使父亲的殷切期望有了依托，虽然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毕竟大愿未了，他认真地为儿子准备案件卷宗。这几年里，歌德接办了２８案件，多是替商人辩护。妹妹已经嫁给了朋友施洛塞尔，他以绘画来驱除内心的孤寂。１７７４年７月，他与虔信派朋友、人相学家拉特瓦尔及巴泽多从埃姆斯河前往半河和莱茵河游览。年底去了达母斯塔得，结识了一个年轻的贵妇人 、“神林社”成员、施托尔堡伯爵的妹妹奥古斯特，从此建立了牢固的通信联系，把她当知己，一切都不对她隐瞒。歌德既然以干出不凡业绩自期，内心遭受的磨又使他往往在女人身上追求一种情感的力量。
１７７５年，歌德又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庞大的创作计划无法完成，只能写出一些小玩意儿，而像《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穆罕默德》等作品只是写了一些片断。甚至他所写的信中常有遗漏的字母，用错的标点符号，他的身心似乎已经给自己弄得精疲力尽了。在写就的《初稿浮士德》中，歌德式的二重性分裂第１次体现为浮士德和靡非斯陀两位恶魔人物的歌德传 ４３形式，而且，尽管歌德的精神矛盾在他２５年后才真表现出来，但那种在无为与渴望行动之间的彷徨动摇已然成为危机的主要内容。尤其是，他疯狂地爱上了叫莉莉舍涅曼的姑娘，这一切对于他的精神发展似乎将具有某种意义。
这次爱情的主题既非弗里德里克的牺牲，也不是小安妮特的热情，更不是绿蒂的节制，而是美——一种轻浮而又令人心醉神迷、为之倾倒的美，它在歌德心中唤起的欢乐和痛苦、自由和束缚、理想和现实等矛盾是那样不可分割地扭结着。这位约２０岁的金发姑娘、身材苗条，既有钱又漂亮，似乎具有他在女人身上追求的所有东西——美丽、忠贞、个人精神的魅力，从而使我们２６岁的诗人走向另一种生活，走向当地富有的资产阶级社会圈子，走向一种双重身份的精神战争，走进个人关系和社交生活相错综的的《莉莉的花园》。
啊，为什么你把我无法抗拒地
拉进那豪华场面？
我这个好青年，在这荒凉寂寞的夜晚
难道不幸福美满？
我悄然躲进我的小屋，
栖身在月色之中，周围的月光阴森恐怖，歌德传 ４４
而我则睡意朦胧；
我于是梦见了纯粹欢乐的
充实的黄金时光，
你可爱的形象，
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胸膛。
难道我还是
你能使之留在烛光明亮的赌桌旁的人？
难道我还是
你能使之同我往往很讨厌的家伙对坐的人？
春天的鲜花吸引着我，
但不是在田地；
天使啊，你在哪里，哪里就有爱情与善意，
你在哪里，大自然也就在哪里。
这首名为《给贝林登》的诗反映了他与莉莉爱情关系中的基本矛盾：对她个人的爱和对她周围上流社会的浮华环境的厌恶和不信任。他曾给奥古斯特写人倾吐自己分裂的苦恼：他无法调和出入豪华上流场所、狂热追逐交际花的公子哥儿和劳动着、挣扎着、向广大的世界敞开胸怀、追求崇高理想的诗人这两反差巨大的自我。每当他置身于以莉莉为中心的社交活动，这种痛苦就更加强烈：发型漂亮的法兰克福议员子弟用嫉妒的眼光注视着客人们庸俗的打情骂俏，正是他歌德传 ４５的爱情生活的一幅生动写照。歌德深知与自己精神价值格格不入的环境终将毁掉他的爱情和美的理想，曾萌生了与她一起逃到美洲的念头。他与莉莉终于订婚了。为了澄清纷繁的心紊，不久他与施托尔堡兄弟一起同游瑞士，呼吸新鲜空气，结识新朋友，制定新计划，凭吊古迹，甚至到了意大利边境，但脖子上挂着的莉莉赠送的心形项链使他还是走回了家。爱情与束缚、自由与孤独，歌德的两个自我扭做一团。刚回到家乡，莉莉的魅力就完全征服了他。他给奥古斯特再次写信 ：“９月１８日……难道我这颗饱尝欢乐和痛苦的心终于获得了一个所能希翼的使人心醉神迷的幸福，而不再战栗，不再徘徊于天堂与地狱之间？今天吃完午饭我看到了莉莉……已经相对默然，没有一句话可谈。唉，多么想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要是她真的和我视同陌路，我可就失去了一切的希望……激浪！狂风！我被抛过来，抛过去，只有紧紧抓住舵轮，好使自己不至于搁浅。可还是搁浅了，我没有力量离开我的姑娘——今天我的心里重又充满了她……我觉得，庇荫已经从我心上消失、消失。”（《致施托尔堡女伯爵奥古斯特 ，１７７５年９月１９日》）美毕竟是脆弱的，环境终于断送了歌德平生最华彩的爱情乐章。
一天黄昏，歌德在家里与一个自称克涅别尔的魏歌德传 ４６玛宫庭的使者相识，此时年轻的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刚好途经这里愿与他结识。于是歌德到旅馆参见这位１８岁的君主，相互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歌德感到生活将给他新的机会和勇气使他战胜恋爱的痛苦。他写了一部描写一男二女的三角恋爱的剧本《施泰拉》以排遣苦闷，又动手写作１２年后才最后完成的剧本《哀格蒙特》。１７７５年１１月 ，歌德应魏玛公爵之邀前往人生的又一站。他何时再回法兰克福品味这滚滚狂飚、一抔红尘呢？
歌德传 ４７
第六章 魏玛“练政”
１７７５年１１月７日早晨，歌德首次来到魏玛城。这时的魏玛公国是德国许多封建小邦之一，人口不过１０万，首都居民仅６０００人，赫尔德称之为“介于村庄和宫城之间的地方 ”。这１年是魏玛公爵亲政的第１年，１７５８年他的父亲爱伦斯特君士坦丁公爵去世后，曾由母亲安娜阿玛利亚摄政１７年，气象已然不凡。他初掌国政，雄心勃勃地准备干出一番事业，尤其对于文学艺术极力奖掖，小小的魏玛后来竟成为德国文化的中心。初来乍到的歌德自然对此情况并非一无所知，他与青年公爵情投意合，因此希望利用一切机会影响他，通过他实现自己的社会改革计划，使自己的才能变为社会现实。这也曾是维特们的理想。１７７５年１１月，歌德给朋友写信，表达了初到魏玛的喜悦之情：
我的生活锋如雪橇向前飞快地滑行，悠然起伏，铃声悦耳。天知道为什么我还注定要经受这种磨炼。它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新的活力，而万事也将称心如意。（《致约翰娜法尔默》）
１７７６年１月２２日，他又给这个朋友去信：歌德传 ４８
如今我已完全陷入所有宫廷和政治纠纷之中，几乎不能自拔。我的处境够有利的了，魏玛和埃森纳赫公国一直是一个舞台，人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个人是怎样一跃而成为世界大人物的。但是，我并不急于求成，自由与满足将成为新制度的主要条件，尽管我比以往更能就地洞察当今君主统治的污秽不堪的一面。（《致约翰娜法尔默》）
歌德的这些话反映了他与环境的关系。一方面，他为君主所信任，获得了建功立业，改造社会的机会，能够参与专制政府的统治；另一方面，他与宫庭又存在种种矛盾，需要时时抛弃个人自由而作出妥协，这样又可能使他根本就无所作为。因此他需要找到一种理想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这也是所谓歌德的“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儿子、可敬的魏玛枢密顾问”之间的人格矛盾的现实心理基础。这种矛盾使得他既最迫切需要战友，又最容易引起战友的误解。幸好公爵对歌德的信任是强有力的，送给他郊外别墅；给他父母写信；不顾教会僧侣的反对，邀请赫尔德担任魏玛教区的主教。不久朋友伦茨和克林格尔也到了魏玛。
歌德很快以温文尔雅的举止和天才的魅力驱除了宫廷的敌意。在公爵母亲安娜阿玛利亚眼里，歌德歌德传 ４９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她在富蒂尔特有一个文艺沙龙，其领袖人物正是歌德在《神、英雄、维兰特》中批评过的维兰特，当时歌德不满维兰特贬低莎士比亚和古腊艺术，故作了讽刺诗予以讥嘲，也曾使之不快。但歌德“只为公仇，不涉私怨”的态度最终得到了他的谅解。如今相互见面，维兰特对歌德称赞备至，甚至在自己主办的《水星》杂志上发表《献给歌德的颂歌》。凭着维兰特的热情介绍和歌德的巧妙周旋，公爵家庭周围的人很快接纳了他。１７７６年６月，他以公爵私人顾问的身份作为枢密院参事正式参预国政。但在别人眼里，他不是随公爵出游，就是出席宫廷舞会，似乎跟一个弄臣差不多。
歌德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刚来这儿没几天，不是就有人对他恶语中伤吗？但现在似乎远方的战友也对他疑虑重重，认为他——“狂飚突进”的旗的陷入了封建主义营垒。１７７６年６月１２日克林格尔不得不写信给朋友替歌德解释 ：“过去和现在，我在这儿每天都发现，关于歌德的事确实是没什么可议论的，事实上，……他忙于政务，并利用这个国家做事情——人们应该怎样来称呼他呢？在此，我想一并告知你，一切同我们所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特别是那些传闻纯属子虚，你切不可轻信，姑妄听之而已。歌德深受人们的爱戴，是国家的救主，而公爵也是个出歌德传 ５０类拔萃的人物。我们从瑞士和其他地方听来的所有消息没有一句实话…… ”（《克林格尔致Ｅ施来尔马赫》）事实上，歌德“ 治国安邦”（致默尔克信语）的计划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提他千方百计推荐战友出任要职，他自己介入国事的程度也日渐加深。
１７７６年６月，歌德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１７７９年，任军备和筑路大巨；１７８０年，任枢密顾问；１７８２年任会计长官，并被提升为贵族。在这段时间里，歌德俨然一名勤勉而干练的行政大员。他整顿奄奄一息的伊尔梅瑙矿山，使之恢复生产；管理交通，修筑道路，取得不凡成绩；任军备大臣时，肩负招募和装备新兵的重任。他还负责监督纺织品的生产，调查国内地质矿藏情况，组织木材贸易，改进消防制度。到他任会计长官，事实上已成为掌管整个宫廷财政和国家预算的财政大臣。歌德的足迹遍及整个国土，亲眼看到自己的思想化为现实，并通过这些繁忙的活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活动风格：由解决具体问题而至于社会制度完美性的思考，而至于决定完美制度的思想观念问题。这倦，他从对于这弹丸之国的繁重职责通向了国家管理这门艺术的桥梁。他学会了这门艺术。
歌德永远学不会的是，不以诗的观点而应以现实的眼光来看待政治。比如歌德发现，他的雄心勃勃的歌德传 ５１改革计划。用于改善行政管理是有效的，但更进一步的计划像皇室领地的分封、减免农民赋税等则成了不折不扣的乌托邦，而且越是推进阻力也越大。他渐渐怀疑对国家机构变革的可能性，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既不愿意无希望地为公国的统治者服务，也无力与其他人（尤其农民和平民）结成联盟推进改革。他常常深居简出，性格越来越孤僻和谨慎，越来越倾向于怀疑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内心生活。
其中一个症象是，歌德有意无意地在疏远自己的朋友们。狂飚突进运动的主将之一克洛普施托克就歌德与公爵的关系上的不当写信来开导，歌德不客气地回信反唇相讥，二人的关系从此破裂；和莱斯特纳一家的通信往来中止了；和施托尔堡伯爵夫人奥古斯特精神上的联系也告中断；伦茨和克林格尔，这两位少年时代的朋友，跟随歌德一起来魏玛，因为没有屈己事人的准备，后来又离他而去——前者后来因精神病终其一生，后者后来成为沙俄陆军中将和沙皇的朋友；对于歌德，连雅可比、拉特瓦尔、甚至默尔克都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想法。歌德常把自己的隐秘思想写给默尔克，但又禁止他写魏玛宫廷的一切。只有和赫尔德夫妇的关系有所发展，甚至成了这位好斗的师友的宫廷保护者。在魏玛的２０年中，歌德与顾涅虽尔的友谊日渐加深，与维兰特则处在一种君子之交的平淡歌德传 ５２和尊重之中。
１７７６年７月，导致歌德出走的恋人莉莉订婚的消息传到魏玛，歌德感到精神出奇的平静，过去对他已变得如此遥远。早在３月的莱比锡之行，他就与女歌唱家柯罗娜施勒特尔相识，她于年底来到魏玛。但对歌德的创作、思想和情感发生深远影响的是另一个女人，直到他１７８６年出走意大利，宫廷女官夏绿蒂冯施太因夫人始终是歌德生活中最亲密的伴侣。她与歌德爱情生活中出现的其他女性不同，无论热烈的小安妮特、深情款款的弗里德里克、还是理智的绿蒂或无比纤巧、体态轻盈的莉莉，她们都让歌德感到内在的压力，而这位比他年长的已婚美人并没有让他成为某个人的要求，因而更能激发他的创作想象力。歌德把自己的田园诗献给了她，而她成为他的两个女主人公的原型。
如果不是那不可抗拒的宿命
把我们俩的命运系到一起，
以致只有在你身上我才认识自己，
那我肯定早就会远走高飞，
走向辽阔的大地。
我的诗歌、理想、希望和要求
只向你、在你面前倾吐，
歌德传 ５３
我们的生活相依在一处
这是歌德写的献诗中的一首。歌德同时也在爱着和谐地把艺术和美结合起来的柯罗娜施勒特尔，这种关系反映在１７７９年写成的《伊菲格尼》中，女主人公的丰富的精神生活本于绿蒂的精神气质，而外貌则反映了柯罗娜的美。在公演时柯罗娜饰伊菲格尼，歌德饰奥雷斯特，克涅别尔饰找阿斯，会爵有时演皮拉德斯。有趣的是，伊菲格尼的形象反映了古典人道主义的理想，而她的原型施太因夫人却醋意大发，拒绝观看精彩的演出。
《伊菲格尼》是继莱辛《智者纳里》之后表现了彻底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力作，常被后人将它们与席勒的《堂卡洛斯》相提并论 ，也是歌德从“ 狂飚突进”时期的天才主义走向人道主义的一个标志。它本是歌德为庆祝公爵女儿受洗而作，里面无疑会具有歌德在魏玛从政的一些经验，因而它又被视为君主教育的一个教材。歌德有感于宫廷政治生活的绝望，把理想寄托在希腊罗马文化中，以为最要紧的是培养和完美人的个性。伊菲格尼正是体现这一理想的高贵女性，她以其纯洁无私、光明磊落的人格表现，感化了野蛮的托阿斯王，协助他革除野蛮风俗而建立人道和公正的原则。这种用感化代替斗争的思想，说明了歌德思歌德传 ５４想的变化。早在启蒙运动初期，就一直存在君主教育的“好皇帝”思想，尤其在专制制度下，君主的善恶与整个国家的前途密切相关。歌德确实想把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塑造为君主的榜样，但他的这部作品却注定不会成功。较之其他小国之君，公爵当然有其卓异之处，但由于婚姻不美满，他过于醉心于风流韵事、狩猎和饮酒作乐，对社会、国家的义务反而疏落萧散。在这种情形下，以朋友和教师自许的歌德又成了一名“谏议大夫”。１７８３年创作的《伊尔梅瑙》中充满屈原式的忠告：
让我忘记，就在我们这里，
许多造物也受到尘世的牵制，
农夫把种子播撒在薄薄的砂土
种的白菜却给野兽果腹，
矿工们在矿坑里为糊口而劳动，
猎人一咒骂，烧炭夫就要发抖。
这是要公爵爱民，体恤他们的痛苦，那么君主的本性如何？
他虽热爱真理，却也有癖性
使他容易陷于迷惘。
鲁莽的性格引起他高飞远行，
他不怕悬崖峭壁，不避羊肠小径；
歌德传 ５５
灾祸在身旁自伏，
使他隐入困苦。
于是令人痛苦的过分激动，
有力地驱使他东奔西跑，
他的行动表现出郁郁不乐，
但休息过后依然故我。
诗人道出对君主的殷切希望，
啊，君主，但愿你这国土的一隅
都成为你治世的楷模，
你早知身肩重任
逐步收敛那放纵的灵魂。
…………
不！请用男子坚定的手，把幸福种子
明智地、丰富地播进耕好的土地；
静待其成长：将来必有收成
造福于你和你的国人。
后来，歌德对公爵的作为完全失望，放弃任何进谏的活动，尤其是当他对公爵企图建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小国同盟反对奥地利、并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后尘冒险备战的劝阻失败以后。而今他只求能独自一人安安静静地思考和研究问题，不愿再“替德意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廷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 ”（恩歌德传 ５６格斯语）了。他希望退职 ，但公爵的挽留和加薪使公国议会议长歌德欲罢不能。为了摆脱过分的压力，他有时会突然出走，如１７７７年１２月的哈尔茨山之行。１７７８年８月５日他给默尔克去信谈了体会：
大约是去年１１月，我独自一人骑马带着旅行袋启程，途经施洛森、弗洛斯特和科特，直奔诺德豪森哈尔茨山农夫的栖身之所，再翻过韦尼戈罗德、戈斯拉尔到巍巍的哈尔茨山，……我克服了重重困难，我想是在１２月８日午后１时吧 ， 我伫立在布罗肯山峰……
有如兀鹰
在早晨的浓雾之上
展开柔软的翅膀
寻找猎物，
我的歌儿飘荡。
因为已有神灵
给每个人
拟定了路线，
幸运儿沿着它，
快步奔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