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结局只在隐喻里才能找到，因为背景已经转换到没有时间概念的天国。也许只要说奥雷利亚诺同上帝谈话，上帝对宗教分歧丝毫不感兴趣，以致把他当成了胡安·德·帕诺尼亚。那件事也许暗示神的思想有点混乱。更正确地说，在天国里，奥雷利亚诺知道对于深不可测的神来说，他和胡安·德·帕诺尼亚（正统和异端，憎恨者和被憎恨者，告发者和受害者）构成了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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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和女俘的故事
《诗歌集》（巴里出版社，1942年）一书第两百七十八页上，克罗齐①简化了历史学家“助祭”巴勃罗②用拉丁文写的一篇文字，叙述了德罗图夫特的命运，并提到了他的墓志铭；这些文字使我特别感动，后来我明白了其中原因。德罗图夫特是个伦巴第武士，围攻拉文纳③时，他抛弃了原先的战友们，在保卫他曾经攻打的城市时阵亡。拉文纳人把他埋葬在一座庙宇里，树了碑，在墓志铭里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他虽然抛弃了亲人，我们仍对他爱敬”）以及他们对那个野蛮人凶恶的外表和憨厚善良的内心反差的印象：
①克罗齐（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西方美学界最有影响的作家，著有《美学要素》、《精神哲学》等。
②巴勃罗（720？—799？），伦巴第历史学家。
③拉文纳，意大利北部城市。
虎背熊腰，虬髯拳曲，
容貌吓人，却有仁慈的心！①
①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四十五章也引用了这两行诗。——原注
这就是为保卫罗马而死的野蛮人德罗图夫特的命运的故事，或者是“助祭”巴勃罗所能查考到的有关他生平的断简残篇。我甚至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究竟是6世纪中叶伦巴族人横扫意大利平原之时，还是8世纪拉文纳投降之前。我们不妨把时间定在6世纪中叶（因为本文毕竟不是历史记载）。
让我们想像一下德罗图夫特永恒的形象①，不是作为个人的德罗图夫特，因为作为个人，他无疑是独一无二而且深不可测的，而是想像传统根据他和许多像他一样的人而塑造出来的普遍典型，传统是遗忘和记忆的产物。战争使他从多瑙河和易北河畔穿过蛮荒的丛林和沼泽来到意大利，他可能不知道自己会来到南方，也不知道会同罗马人打仗。也许他信奉的是主张圣子的荣耀反映了圣父荣耀的阿里派，但是更合适的是把他想像成崇拜大地之母赫莎的信徒。赫莎的蒙面偶像供在大车上，由母牛、战神或者雷神像拉着从一座茅屋到另一座茅屋，那些偶像是粗糙的木雕，用手织布裹着，缀有许多钱币和镯子。他久爱小说野猪和野牛都难以进入的莽林；他白皮肤，勇敢而淳朴，忠于他的首领和部族，但不忠于宇宙。战争把他带到拉文纳，他在这里看到了从未见过的东西，或者没有充分看到的东西。他看到了白天，意大利柏树和大理石。他看到了多种多样但不混乱的整体；看到一个城市，一个由塑像、庙宇、花园、住房、台阶、瓶状饰、柱头、整齐而开阔的空间所组成的整体。但是那些建筑物都没有给他以瑰丽的印象（我了解这一点）；他当时的感受就像我们今天看到一台复杂的机器一样，我们不了解机器的用途，但从它的设计中看到了不同凡响的智慧。也许他只要看到一座上面镌有难以理解的永恒的罗马文字的拱门就会有那种感受。突然间，城市的启示使他眼花缭乱，得到了新生。他知道他在城市里会像一条狗，或者一个孩子，根本不会理解它，但他也知道它的重要性超过他崇拜的神和信仰，以及日尔曼所有的沼泽地。德罗图夫特便抛弃了他的战友，倒戈为拉文纳战斗。他丧了命，墓碑上刻着他看不懂的文字：
①原文为拉丁文。
他虽然抛弃了亲人，我们仍对他爱敬，
拉文纳家乡将把他永远铭记。
他不是叛徒（叛徒不会博得如此虔敬的墓志铭）；他得到天启，皈依了正教。几代人过去了，指责他改换门庭的伦巴族人像他一样行事，成了意大利的伦巴第人，他家族的某个人——阿尔迪吉尔——的后代也许繁衍了阿尔吉耶里族的但丁……德罗图夫特的行动引起许多猜测；我的猜测是最简单的；如果不像事实那么真实，至少很有象征意义。
我在克罗齐的书里看到的武士的故事使我异常激动，觉得重新找到了我的某些想法，只是形式不同。我飞快地想到那些蒙古骑手，他们要把中国沦为无边无际的牧场，却在他们渴望摧毁的城市里老去；但这不是我寻找的回忆。后来我找到了；是我从已经去世的英国籍祖母那里听来的故事。
1872年，我的祖父博尔赫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西北和圣菲边境担任司令。司令部设在胡宁；西面是由一座座相隔四五里格的小堡垒组成的边防带；再远去便是当时称作潘帕草原的内地。有一次，我的祖母带着惊异而自嘲的口吻说，作为英国妇女，她竟然流落到世界的这个尽头；在场的人说她并不是唯一的英国女人，几个月后，人们把一个慢慢穿过广场的印第安女人指点给她看。那个女人披着两条红色的斗篷，光着脚；金黄色的头发从中间分梳。一个士兵上前对她说，有另一个英国女人想同她谈谈。那女人同意了；毫不畏惧但不无疑虑地走进了司令部。她古铜色的脸上涂着一道道可怕的颜料，眼睛却是英国人称之为浅灰的蓝色。她的身体像鹿一样轻捷，双手瘦而有力。她久爱小说内地的荒漠，在她看来这里的一切——门、墙、家具——都显得很小。
两个女人一下子觉得像姊妹那般亲近，她们远离自己亲爱的岛国，来到这个难以置信的地方。我的祖母提了一些问题；对方艰难地回答，说话时寻找字眼，一再重复，仿佛尝到了旧时吃过的东西那么惊奇。她十五年来没有说过母语，一时很难恢复。她说她是约克郡人，父母移居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一次土著人突然袭击时双双身亡，她被印第安人掳走，如今是一个酋长的妻子，已经为他生了两个孩子，酋长很勇敢。她讲的是粗鄙的英语，夹杂了阿劳科或者潘帕的土语，从她的话里可以依稀看到艰难异常的生活：用马革缝制的帐篷，烧的是干马粪，吃的是烟熏火燎的兽肉和动物的生内脏。拂晓时悄悄行进；裸身的骑手袭击牲口圈，尖叫怪嚷，战斗，掳掠庄园的牲口，一夫多妻，乌烟瘴气，巫术。一个英国女子竟然沦落到这种野蛮的环境。出于怜悯和吃惊，我的祖母劝她不要回去了，并且发誓要保护她，赎回她的孩子。对方说她很幸福，当晚就返回荒漠。过了不久，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死于1874年的革命；那时，我的祖母或许在另一个也被这片毫不容情的大陆挟持和改变了的女人身上看到自己命运的可怕的反影……
以前，那个金黄色头发的印第安女人每年都要到胡宁或者拉瓦列堡垒的杂货铺去买些零碎东西和烟酒；自从同我祖母谈话以后，再也不来了。然而，她们还是照了一次面。我祖母去打猎；低洼地附近的一座茅屋里，有个男人在宰羊。仿佛在梦中似的，那个印第安女人骑马经过。她翻身下马，伏在地上喝那还是热的羊血。我不知道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还是故意斗气的表示。
女俘的遭遇和德罗图夫特的遭遇，两者时间相隔一千三百年，空间相隔一个大洋。如今两个人都不在人世。那个献身保卫拉文纳的野蛮人的形象和那个选择荒漠、终老他乡的欧洲女人的形象看来似乎格格不入。然而，两人都为一种隐秘的激情，一种比理智更深沉的激情所驱使，两人都顺从了他们无法解释的那种激情。我讲的两个故事也许只是一个故事。对于上帝来说，这枚钱币的正反面是一模一样的。
献给乌尔里克·冯·屈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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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小传
（1829——1874）
我寻找自己的真实面貌，
世界形成之前它已形成。
叶芝：《扭曲的星》①
①叶芝（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爱尔兰民族文学倡导人之一。
1829年2月6日，遭受拉瓦列①穷追猛打的起义军撤离了南方，打算去投奔洛佩斯②的部队。离开佩尔加米诺③还有三四里格时，他们在一座不知名的庄园停歇；拂晓时分，有一个人做了可怕的恶梦，他狂呼乱叫，惊醒了幽暗的棚屋里同他一起睡觉的女人。谁都不知道他梦到了什么，可是次日四点钟，苏亚雷斯④的骑兵打垮了起义军，一口气追了九里格，直到阴森森的针茅地，做恶梦的男人被一把经历过秘鲁和巴西战争的马刀劈破脑袋，死于沟壑。那个女人名叫伊西多拉·克鲁斯；她后来生的儿子便取名塔德奥·伊西多罗。
①拉瓦列（1797—1841），阿根廷将军，曾在圣马丁麾下在智利和秘鲁作战，1828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他维护中央集权，与联邦主义的罗萨斯作战，被打败。
②洛佩斯（1786—1838），阿根廷军人，曾任圣菲省长，支持联邦主义，与罗萨斯结盟。
③佩尔加米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巴拉那河畔城市。
④苏亚雷斯（1781—1868），乌拉圭独立运动领袖，后任蒙得维的亚共和国临时总统。
我的目的不是复述他的历史。在组成他一生的日日夜夜中，只有一个夜晚使我感兴趣；除了有助于说明那一夜而非谈不可的事情以外，别的我就不谈了。他的事迹已经载入一部煌煌名著①；也就是说，一部包罗万象、适合于所有人的书（《哥林多前书》②九章二十二节），因为它的内容经得起几乎无穷无尽的重复、解释、或歪曲。不少人评论塔德奥·伊西多罗的经历，总是突出平原对他性格形成的影响，然而像他那样的高乔人也有在巴拉那河畔的莽林和东部绵亘的高原上度过一生的。他确实生活在一个单调的蛮荒世界。他在1874年死于出血性天花之前，从没有见过山、汽气灯或者作坊，也没有见过城市的模样。1849年，他随同弗朗西斯科·哈维尔·阿塞韦多商号一批赶牲口的伙计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别人都进城倾囊作乐；克鲁斯却顾虑重重，待在牲口圈附近的小客栈里，寸步不离。他待了好多天，沉默寡言，席地而卧，喝喝马黛茶，天一亮就起身，晚祷时入睡。他知道城市与他毫不相干，这种想法既非言传，更非意会。有个雇工喝得醉醺醺的，拿他来开玩笑。克鲁斯没有回嘴，但是在回去的路上，晚上大家围着篝火，那人还没完没了地取笑他。在这以前，克鲁斯没有怨恨，甚至没有不快的表示，那时候却一匕首把他捅翻在地。克鲁斯只得逃亡，在一片沼泽地里藏身。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察哈鸟的惊叫使他明白警察已经包围了他。他抽刀在树枝上试试是否锋利；然后解掉靴子上的马刺，免得徒步格斗时碍脚。他宁愿拼搏，不愿束手就缚。他前臂、肩膀和左手多处受伤；但也重创了那帮警察当中最勇敢的人。伤口流出的血顺着他手指直淌，但他愈战愈勇；向明时，他失血过多，头晕目眩，被缴了械。那些年里，当兵是惩罚罪犯的一种方式：克鲁斯被充军到北部边境的一个小城堡。他以兵士身份参加了内战；有时候为保卫自己的家乡而战，有时候又站在敌对一面。1856年1月23日，军士长欧塞比奥·拉普里达率领三十名白人士兵在卡尔多索渴湖地区同两百个印第安人打了一仗。克鲁斯是三十人之一，战斗中受了矛伤。
①指阿根廷诗人埃尔南德斯（183—1886）的长诗《马丁·菲耶罗》及其续篇《马丁·菲耶罗的归来》。
②《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的大意是：在软弱的人面前，我将像他们一样软弱，以便争取他们；在任何人面前，我将像任何人一样，以便用各种方法拯救他们之中一部分人。
在他英勇然而默默无闻的经历中有许多空白。1868年前后，我们听说他又在佩尔加米诺：已经结婚或者有个女人同居，生了一个儿子，买了一小块地。1869年，他被任命为乡间警察巡官。他已经弃旧图新；那一时期，他也许觉得很幸福，尽管内心深处并不如此。（一个至关紧要、光彩夺目的夜晚在冥冥中等着他：那一晚他终于看清了自己的面貌，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当然，那一晚断送了他的前程；说得更确切些，不是一晚，而是那晚的一个片刻、一个行动，因为行动是我们的象征。）任何命运，不论如何漫长复杂，实际上只反映于一个瞬间：人们大彻大悟自己究竟是谁的瞬间。据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①从阿基里斯②的神话故事里看到自己辉煌战功的反映；瑞典的查尔斯十二世③则在亚历山大的事迹里看到他自己的战功反映。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不识字，当然不是从书本上获得这个知识；他是在一场混战和一个人身上看清自己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①亚历山大（前356一前323），马其顿国王，曾征服希腊、埃及、波斯和巴比伦古国，威震亚非二洲。
②阿基里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描写他在特洛伊战争中英勇无敌，使希腊联军转败为胜。
③查尔斯十二世（168—1718），瑞典国王，穷兵黩武，1700年远征哥本哈根，打败丹麦，1703年在纳尔瓦打败俄罗斯，在基索夫打败波兰，后为彼得大帝所败，1709年逃亡土耳其。
1870年6月底，他奉命追捕一个害了两条人命的坏人。逃犯原是贝尼托·马查多上校指挥的南方边境部队的一名逃兵；一次酗酒闹事中在妓院里杀了一个混血儿；另一次杀了罗哈斯区的一个居民；缉捕令还说明那人久爱小说红渴湖。四十年前，起义军就在那个地方结集举事，结果委尸荒野，供鹰犬撕食；曼努埃尔·梅萨也久爱小说那个地方，后来在胜利广场上被处决，鼓声雷动，以淹没他愤怒的呼喊；生下克鲁斯的那个陌生人也久爱小说红渴湖，后来被一把经历过秘鲁和巴西战争的马刀劈破脑袋，死于沟壑。克鲁斯已经忘了那个地方的名字；如今他隐约感到一种难以解释的躁动，又认出了它……遭到士兵追逐的罪犯骑着马来回长途奔突，迷人耳目；但是7月12日晚上还是被包围了。他藏匿在一片针茅地里。四周黢黑，伸手不见五指；克鲁斯和他手下的人下了马，蹑手蹑脚向灌木丛逼近，在黑影幢幢的深处，逃犯也许在睡觉，也许埋伏着准备袭击。一只察哈鸟叫了起来；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觉得他早已经历过这种情景。逃犯从藏身之处出来拼命。克鲁斯影影绰绰看到他那副吓人的模样，一头长发和灰色的胡子几乎把脸完全遮住。由于明显的原因，我不再描述那次搏斗①。我只消说克鲁斯手下好几个人被逃犯刺成重伤或者杀死。克鲁斯在黑暗中搏斗（他的身体在黑暗中搏斗）时，他心里开始明白过来。他明白命运没有好坏之分，但是人们应该遵照内心的呼唤行事。他明白臂章和制服如今对他已是束缚。他明白自己的本性应是独来独往的狼，而不是合群的狗；他明白对方就是他自己n恣肆狂放的平原上天色已亮，克鲁斯把军帽扔到地上，大喊着说他决不允许以众敌寡，杀掉一个勇敢的人，他转身和逃兵马丁·菲耶罗一起，同士兵们打了起来。
①长诗《马丁·菲耶罗》中对这次搏斗已有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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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玛·宗兹
1922年1月14日，埃玛·宗兹从塔布赫一洛文泰尔纺织厂放工回家，发现门厅地上有封信，是从巴西寄来的，她立刻就想到大概她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乍一看，邮票和信封都不熟悉，陌生的字体更使她忐忑不安。一页信纸上潦潦草草写了十来行大字；说是梅尔先生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本月3日在巴吉医院去世。写信通知她的是里奥格朗德的一个姓费因或者法因的人，和她父亲同住一个房间，但并不知道收信人是死者的女儿。
信纸从埃玛手里掉了下来。她最初的反应是胃里难受，两腿发软；随后有一种模糊的内疚和不真实感，她身上发凉，心里发怵；接着的想法是希望这一天赶快过去。可是她明白这种想法是没有用的，因为普天之下她父亲的死是她唯一关心的大事，现在如此，以后也是如此。她捡起信，走进自己的房间。她偷偷地把信藏在抽屉里，仿佛已经知道以后将要发生的事。这件事她也许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她已经拿定了主意。
天色黑了下来，那天埃玛没干别的，一直为曼纽尔·梅尔的自杀吞声饮泣。在过去幸福的日子里，曼纽尔·梅尔不用现在这个名字，他叫伊曼纽尔·宗兹。埃玛想起以前在瓜勒圭附近一个别墅里避暑的情景，想起（说得更确切一些是试图回忆）她母亲的模样，想起他们在拉努斯的被强制拍卖掉的小住宅，想起一扇窗上的菱形黄色玻璃，想起判刑书、羞辱，想起那些把报上“出纳盗用公款”的消息剪下寄来的匿名信，想起（这件事她永远不会忘记）最后一晚她父亲赌咒发誓地说盗用公款的是洛文泰尔。洛文泰尔，艾伦·洛文泰尔，以前是工厂的经理，现在是老板之一。这个秘密埃玛从1916年起保守到现在，对谁都没有说过，连她最好的朋友埃尔莎·厄斯坦都不知道。也许她认为说出来也没人相信，何必自找没趣，也许认为这个秘密是她同远在异乡的父亲之间的一条纽带。洛文泰尔不了解她知道这个秘密。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埃玛·宗兹却从中得到一种强者的感觉。
埃玛当晚没有睡着，长方形的窗口露出熹微晨光的时候，她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已考虑成熟。那天的时间长得仿佛没完没了，但她做得同平日毫无二致。厂里传说要罢工；埃玛还是一贯的态度，表示反对一切暴力行动。六点下班，她和埃尔莎到一个有健身房和游泳池的妇女俱乐部去。她们登记加入，埃玛自报姓名时重说了一遍，把字母一个个地拼出来；核对时，人家在她罕见的姓上开了一些庸俗的玩笑，她敷衍了两句。她同埃尔莎和克朗夫斯姐妹中最小的一个讨论星期天下午去哪家电影院。话题又转到了男朋友，谁也不指望埃玛在这个问题上会插嘴。4月份她就满十九岁了，但是男人们仍旧使她产生一种几乎是病态的恐惧心理……回家后，她做了一个木薯淀粉汤和一些蔬菜，早早地吃了晚饭，上床便睡。事件发生的前一天，15日，星期五，就这样忙忙碌碌、平平淡淡地过去了。
星期六，她急躁地醒来。是急躁，不是不安。还有一种终于等到了那一天，松了一口气的奇特的感觉。她不需要策划想像了，再过几小时就可以直截了当地采取行动。她在《新闻报》上看到，从瑞典马尔默来的北极星号轮船今晚在三号码头启旋。她打电话给洛文泰尔，暗示说她有一些关于罢工的消息想告诉他，不能让别的工人知道，答应傍晚去办公室找他。她说话声音颤抖，很符合告密者的身份。那天上午没有什么别的事值得一提。埃玛工作到十二点，跟埃尔莎和帕尔拉·克朗夫斯谈妥了星期天上街的安排。午饭后她躺在床上，合着眼，把已经安排好的计划重温一遍。她认为计划的最后阶段没有第一阶段那么可怕，她一定能尝到胜利和伸张正义的乐趣。突然间，她惊慌地从床上起来，跑到五斗柜前，拉开抽屉。法团的信在米尔顿·西尔斯①的照片下面，是她前天晚上藏起来的。肯定不会有人发现，她又看了一遍，然后把它撕了。
①米尔顿·西尔斯（1882—1932），美国电影演员，曾主演《沉默的情人》、《天涯海角》、《爱情与魔鬼》等数十部影片。
如实叙述那天下午的事情相当困难，并且也许是不合适的。地狱的属性之一在于它的不真实，这一属性使它的可怖似乎有所减轻，但也可能加强。一件连当事人几乎都不相信自己会干出来的事情，怎么能使别人信以为真呢？埃玛·宗兹如今不愿回忆的、当时混淆不清的短暂的紊乱，怎么能讲得条理分明？埃玛住在里尼埃路阿尔马格罗附近，我们只知道那天下午她到港口去过。也许在一条声名狼藉的七月大街上，橱窗里的镜子把她反映得光怪陆离，霓虹灯把她辉照得五光十色，贪馋的眼光使她感到自己似乎一丝不挂，但是更合乎情理的猜测是，她开头在漫不经心的人群中徘徊，并没有引起注意……她走进两三家酒吧，看别的女人干那一行当有什么规矩，怎么谈交易。她终于碰到了北极星号上的船员。有一个很年轻，她怕自己会惹起他的怜惜温存；还有一个身材可能比她都矮，一副粗野的样于，她却认为合适，这一来，厌恶的心情就不至于打折扣了。那个矮男人带她进了一扇门，经过昏暗的门厅，转弯抹角地爬上楼梯，又是一个门厅（里面一扇窗上的菱形玻璃同他们以前在拉努斯的房子里的完全一样），穿过一条过道，又进了一扇门，把门关上了。严重事件是超越时间范畴的，可能因为过去和将来的联系给砍断了，也可能因为组成事件的各个部分之间似乎没有关联。
在时间以外的那个片刻，在那阵天昏地暗、百感交集的迷惘的混乱中，埃玛·宗兹有没有一闪念想到过促使她作出悲痛牺牲的死者？我猜测是想过的，想着的那一瞬间几乎毁了她那不惜一切的计划。她想到（不可能不想）她目前遭受的这种可怕的事情，她爸爸以前也对她妈妈干过。她想到这里，有点惊愕，但马上昏昏沉沉地把它抛在脑后。那个男人大概是瑞典人或者芬兰人，不会讲西班牙语。对他说来，埃玛无非是个工具；对埃玛说来，他也如此，只不过埃玛是供他泄欲的工具，他则是埃玛借以报仇雪恨的手段。
剩下埃玛一个人的时候，她没有立即睁开眼睛。床头柜上放着那个男人留下的钞票。埃玛支起上身，像先前撕信那样，把钞票撕了。毁掉钱币和扔掉面包一样是造孽的，埃玛立刻有点后悔。不过那样做是出于自尊，何况又在那一个日于……由于身体受到糟蹋而引起的悲哀和恶心淹没了恐惧。悲哀和恶心的感觉缠住她不放，但她还是慢慢地起来，穿好衣服。房间里一片灰暗，黄昏最后一抹光线也消失了。埃玛出去的时候，谁都不会看清她，她在街角搭上一辆往西开的无轨电车。按照预定的计划，她坐到最前排的位置上，以免有人看见她的脸。街上的行人和车辆没精打采地来来往往，并不了解她刚才的经历，她心里稍稍踏实一些。她经过的几个街区，房屋开始低矮，灯火也不那么明亮了，随看随忘，没有什么印象，最后在华纳斯街口下车。说来也怪，原先的疲乏竟变成了力量，因为这时候要求她全神贯注地实现目前冒险的细节，顾不上去想刚才和以后的事情。
艾伦·洛文泰尔在大家面前是个一本正经的人，只有少数几个亲密的朋友才知道他爱财如命。他单身住在工厂楼上。工厂在郊区，附近比较偏僻，因此他怕强盗；工厂院子里养了一条大狗，他书桌的抽屉里经常放着一枝手枪，这件事谁都知道。去年他的老婆突然死了（他老婆是高斯家族的，替他带来一笔可观的嫁妆），当时他也煞有介事地哭了几场，但真能使他动情的还是金钱。他暗自惭愧的是自己挣钱的本领不及守财的才能。他十分虔诚，认为自己和上帝订有一个秘密契约，只要他祷告忏悔，干了再缺德的事也不会受到惩罚。他秃头，肥胖，丧服未除，戴一副茶晶眼镜，留着黄胡子，站在窗前等女工埃玛·宗兹前来告密。
他看见埃玛推开他事先故意半掩着的铁栅门，穿过阴暗的院于。拴住的狗吠叫时，他看见埃玛绕了一个小圈子。埃玛的嘴唇微微动个不停，好像在低声祷告；她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洛文泰尔先生毙命前将要听到的那句话。
事情的发展同埃玛·宗兹预料的却不一样。打从昨天一清早开始，她在心目中预演了好多次：用手枪牢牢对准，逼那个卑鄙的家伙交代他卑鄙的罪行，然后说出自己大胆的策略，用这个策略让上帝的公理战胜人世的公理（她并不害怕，但是既然作为公理的工具，她不愿意受到处分）。最后，照着洛文泰尔胸口一枪，就决定了他的命运。然而事情的经过并不是这样的。
见了艾伦·洛文泰尔，埃玛固然急于替父亲报仇，但更急于惩治的是由于要报仇才蒙受的糟蹋。经过那一场穷凶极恶的凌辱之后，她非杀死洛文泰尔不可。此外，她没有时间来一套戏剧性的表演。她怯生生地坐着，讲了一些抱歉的话，像告密者那样要求洛文泰尔作出严守秘密的保证，透露了几个人的姓名，提到另外几个人，然后显得十分害怕的样子，住口说不下去了。她请洛文泰尔去弄杯水给她喝。洛文泰尔不太相信她竟会怕到这种程度，但还是摆出厚道的样子，到饭厅去替她取水。他回来时，埃玛已经从抽屉里取出那枝沉重的手枪。她扣了两下扳机。
那个肥硕的身体倒了下去，仿佛给枪声和硝烟打碎似的，盛着水的玻璃杯摔破了，那张脸带着惊讶和愤怒的神色对着埃玛，脸上那张嘴用西班牙语和意第绪语咒骂她。脏话骂个不停，埃玛不得不再补上一枪。拴在院子里的狗叫了起来，满口脏话的嘴里突然冒出一股鲜血，沾红了胡子和衣服。埃玛开始说出早已准备好的指控（“我是替我父亲报仇的，谁也惩处不了我……”），她没有把话说完，因为洛文泰尔先生已经断了气。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明白。
狗的吠叫提醒埃玛现在还不能休息。她把长沙发搞得乱糟糟的，解开尸体衣服的纽扣，取下溅有血点的眼镜，把它放在卡片柜上。然后，她拿起电话，重复说出已经练了许多次的话。出了一件想不到的事情……洛文泰尔先生借口要了解罢工的情况，把我叫了来……他强奸了我，我杀了他……
这件事确实难以想像，但是不容人们不信，因为事实俱在。埃玛·宗兹的声调、羞怒、憎恨都是千真万确的。她确实也受到了糟蹋；虚假的只是背景情况、时间和一两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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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特里昂的家
王后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阿斯特里昂。
阿波洛多罗：《图书馆》第三卷第一章
我知道人们指责我傲慢，还有说我孤僻和精神错乱的。这种指责（到了一定时候我自会惩罚他们）荒谬可笑。我确实足不出户，但是我家的门（数目多得无限①）日夜敞开，无论什么人或动物想进来都可以进来，这也是事实。这里找不到女人的美丽服饰和宫殿的豪华气派，只能找到寂静和凄凉。这幢房屋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某些人说埃及有一幢相似的房屋，他们是在撒谎。）甚至连诽谤我的人也承认房屋里没有一件家具。另一桩荒谬的事在于我，阿斯特里昂，是个囚徒。难道还要我重说一遍，这里没有哪一扇门是关着的，这里没有一把锁吗？此外，我有时傍晚上街；天黑前就回来了，因为平民百姓的脸使我看了害怕，那些脸像摊开的手掌一样平坦苍白。虽然太阳已经下山，但是一个小孩的孤苦无告的号哭和教民们粗俗的祷告说明他们认出了我。人们祈祷着，四散奔跑，匍匐在地；有的簇拥在牛角庙宇的柱座周围，有的把石块堆起来。我相信还有人藏在海里。我有一个当王后的母亲不是区区小事；我不能和平民百姓混在一起；尽管我生性谦逊，希望这么做。
①原书是“十四”，但有充分理由猜测，对阿斯特里昂说来，那个数量词代表“无限”。
事实上，我是绝无仅有的。我对一个人能和别人沟通信息不感兴趣；我像哲学家一样，认为通过文字艺术什么信息都传递不了。我是干大事的人，心里从不去想鸡毛蒜皮的、烦人的小事；我根本不去记一个字母和另一个字母之间的区别。我大大咧咧，对什么都不耐烦，所以没有读书识字。有时候我感到遗憾，因为白天黑夜时间太漫长，不好打发。
当然，我不缺少消遣。我像一头要发起攻击的小公羊那样，在石砌的回廊里奔跑，直至头晕眼花滚到地上为止。我躲在水箱的背阴处或者走廊拐角，独自玩捉迷藏。有时候我从屋顶平台摔下来，磕得头破血流。我随时随地都能假装熟睡，闭着眼睛打呼噜。（有时候真的睡着了，再睁眼时天色已黑。）但这许多游戏中，我最喜欢的是假扮另一个阿斯特里昂。我假装他来做客，我带他看看房屋。我毕恭毕敬对他说：现在我们回到先前的岔口，或者现在我们进另一个庭院，或者我早就说过你会喜欢小水沟的，或者现在你将看到一个积满泥沙的蓄水池，或者你还会看到一分为二的地下室。有时候我搞错了，我们俩高兴地大笑。
我非但想出这些游戏；并且对房屋进行过思考。房屋的所有部分重复了好几回，任何地方都是另一个地方。水箱、庭院、饮水槽、饲料槽不止一个；饲料槽、饮水槽、庭院、水箱各有十四个（也就是无限多）。房屋同世界一般大；更确切地说，就是世界。然而，我厌倦了有水箱的庭院和铺着灰石头的灰蒙蒙的回廊，便走到街上，看到了牛角庙宇和大海。开头有点莫名其妙，夜晚的景色忽然让我明白海洋和庙宇也有十四个之多（也就是无限多）。一切都重复好几回，十四回，但是世界上两桩事只此一回：上面，是错综复杂的太阳；下面，是阿斯特里昂。也许创造星星、太阳和大房屋的是我，可是我记不清楚了。
每九年有九个人走进这座房屋，让我帮他们解脱一切邪恶。我听到回廊尽头响起他们的脚步声或说话声，就欢欢喜喜地迎上前去。仪式几分钟就结束了。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而我手上没有沾一点血迹。他们待在倒下去的地方，那些尸体有助于区分回廊。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但我知道其中一个咽气时预言说我的救世主迟早会来的。从那时起，我不再因为孤独感到痛苦，因为我知道我的救世主还活着，终于会从尘埃中站起来。如果我能听到世界上所有的声音，肯定能听到我的救世主的脚步声。但愿他把我带到一个没有这许多回廊和这许多门的地方去。我的救世主会是什么模样？我寻思着。他是牛还是人？也许是一头长着人脸的公牛？也许和我一模一样？
早晨的阳光在青铜剑刃上闪闪发光。上面没有留下一丝血迹。
“你信吗？阿丽安娜？”提修斯①问道，“那个牛头怪根本没有进行自卫。”
①提修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王子，获知克里特王米诺斯强迫雅典人每年以童男童女各七名送给牛头怪享用，他靠米诺斯的女儿阿丽安娜给的一个线团进入牛头怪居住的迷宫，前去杀死了牛头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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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死亡
大约两年前（我找不到原信了），甘农从瓜莱瓜伊楚来信，说是给我寄来的一本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①长诗《往昔》也许是第一个西班牙文译本，并在附言中说，我可能还记得的堂佩德罗·达米安前几天夜里因肺充血去世。那人高热谵妄时仿佛又置身于血雨腥风的马索列尔战役；那个消息在我听来似乎是意料中事，并不感到突然，因为堂佩德罗十九或二十岁时就已在阿帕里西奥·萨拉维亚②麾下作战。1904年革命时，他在里奥内格罗或派桑杜一个庄园里当雇工；佩德罗是恩特雷里奥斯省瓜莱瓜伊楚地方的人，跟着朋友们从了军，像他们一样勇敢无知。他经历了一些混战和最后一次战役；1905年解甲归田，继续干他辛苦而卑微的农活。据我所知，他此后没有离开过本省。过去三十年，他是在离尼安开伊一两里格的一个非常偏僻的地点度过的；1942年一天下午，我在那荒凉的地方同他聊天（试图同他聊天）。他是个沉默寡言、想像力不多的人。他叙述的马索列尔战役仅限于杀喊声和凶猛；他临死的时刻仿佛又回到战场上并不使我感到奇怪……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达米安了，我想回忆他的模样；他本人的相貌已记不清了，我只记得甘农替他拍的一张照片。这件事并不奇怪，因为他本人我只在1942年年初见过一次，而他的照片却见过多次。甘农把那张照片寄给我；我不知放在什么地方，没有寻找。也不敢找。
①爱默生（1803—1882），美国思想家、散文作家、诗人，先验主义运动的代表。作品有《论文集》、《论文二集》、《代表人物》、《诗选》等。
②萨拉维亚（1855—1904），乌拉圭将军、政治家、白党领袖、1897与1904年乌拉圭民族主义革命倡导人。
第二件事是几个月后在蒙得维的亚发生的。那个恩特雷里奥斯人的高烧和临终前的痛苦使我灵机一动，认为可以就马索列尔的失败写一篇精彩的故事；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他写了一个便笺，介绍我去见指挥那次战役的迪奥尼西奥·塔巴雷斯上校。上校在一天晚饭后接见了我。他坐在天井里的一张帆布椅子上，杂乱无章而深情地回忆过去的时光。他谈到弹药供应不上，马匹疲惫不堪，士兵们浑身尘土，因得眼睛都睁不开，仿佛在迷宫中行军，萨拉维亚本来可以进入蒙得维的亚，但他没有进城，“因为高乔人见到城市就怕”，还谈到喉咙被割断的士兵的惨状，他叙述的内战情况在我听来不像是两支军队的冲突，反像是一个逃亡者的梦魔。他谈到伊列斯卡斯、图潘巴埃和马索列尔。他一件件事讲得如此生动，使我觉得这些事他讲过多次，他的话根本不需要回忆。他间歇时，我总算提到达米安的名字。
“达米安？佩德罗·达米安？”上校说。“他在我部下。是个塔佩土著，弟兄们管他叫做雇工。”他哈哈大笑，接着突然停住，假装或确实感到不快。
他换了一种口气说，战争像女人一样，对男人是个考验，在投入战斗之前，谁都说不上自己究竟是不是好汉。自以为是胆小鬼的人，可能很勇敢；自以为勇敢的人也可能是胆小鬼，那个可怜的达米安正是如此，他佩着白党的标志在酒店里进进出出，后来在马索列尔却成了脓包。有一次同酗酒的人枪战，他像是一条汉子，可是在战场上远不是那回事，战场上两军对阵，开始打炮，每个人都觉得五千个人联合起来要杀他一个。可怜的小土著，他一向赶羊药浴，突然给卷进了那场爱国战争……
塔巴雷斯的介绍使我荒唐地感到羞愧。我原指望的事情不是这样的。多年前一天下午我同老达米安谈话之后，不由自主地塑造了某种偶像；塔巴雷斯的说法把它打得粉碎。我突然领悟出达米安寡言少语、离群索居的原因；促使他这么做的不是谦虚，而是惭愧。我一再说服自己，一个被怯懦行为困扰的人要比一个单纯勇敢的人复杂得多，有趣得多，但无济于事。我认为高乔人马丁·菲耶罗给人的印象不如吉姆老爷或者拉佐莫夫①深刻。那固然不错，但是作为高乔人，达米安有责任要成为马丁·菲耶罗——尤其是在乌拉圭的高乔人面前。从塔巴雷斯的话和言外之意里我觉察到所谓阿蒂加斯②主义的粗犷气息：一种也许是无可置疑的意识，认为乌拉圭比我们的国家更重要，从而也更勇敢……我记得那晚我们万分热情地告了别。
①吉姆老爷和拉佐莫夫，分别是英国小说家康拉德的《吉姆老爷》和《在西方的眼睛下》中的人物。吉姆是水手，自认为是英雄，但在一次海难中弃船逃命，后引为终身耻辱，于是去东方一个小岛为土人做好事。拉佐莫夫是俄国学生，想当官员，出卖了暗杀显贵向他求助的同学霍尔丁，向当局告密，导致霍尔了被害。
②阿蒂加斯（1764—1850），乌拉圭将军，独立运动领袖，1815年以“保护者”称号领导乌拉圭东岸地带政府。
到了冬天，我那篇故事迟迟不能脱稿，还缺一两处情况，我不得不又去塔巴雷斯家拜访。同他一起的还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胡安·弗朗西斯科·阿马罗医生，派桑杜人，也参加过萨拉维亚领导的革命。话题自然谈到了马索列尔。阿马罗提到一些轶闻，然后仿佛自言自语地缓缓说：
“我记得我们在圣伊雷内庄园宿营，又有一些人赶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其中有一位法国兽医，战役前夕牺牲，还有一个恩特雷里奥斯的剪毛工，一个名叫佩德罗·达米安的小伙子。”
我粗鲁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已经知道了，”我说。“就是那个被枪弹吓破胆的阿根廷人。”
我住了嘴；他们两人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您错啦，先生，”阿马罗终于说。“佩德罗·达米安视死如归。那时候是下午四点来钟。红党的步兵占领了山头；我们的部队向山头持矛冲锋；达米安一马当先，大声呼喊，一颗子弹正中他前胸。他站在马蹬上，停止了呼吸，接着翻身落地，倒在乱马蹄下面。他当场身亡，马索列尔最后一次冲锋是踩在他身上过去的。他勇敢非凡，死时还不满二十岁。”
毫无疑问，他讲的是另一个达米安，我忽发奇想，问那土著当时喊的是什么。
“脏话，”上校说。“冲锋时都满口脏话。”
“可能是那样，”阿马罗说。“不过他也喊了乌尔基萨①万岁！”
①乌尔基萨（1801—1870），阿根廷将军、政治家，罗萨斯独裁时期任恩特雷里奥斯省长，1852年击败罗萨斯，1854—1860年间任总统。
我们都不做声。上校最后喃喃说：
“那不像是在马索列尔，倒像是一世纪前在卡甘查或印第亚穆埃塔①打仗。”
①1839年乌拉圭人在里韦拉将军率领下在卡甘查打败罗萨斯的阿根廷军队；1845年乌尔基萨的阿根廷军队在印第亚穆埃塔打败里韦拉的乌拉圭军队。
他大惑不解地说：
“我是那些部队的指挥官，但我敢发誓说，我第一次听说有一个叫达米安的士兵。”
我们无法让他想起当时情况。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因他的遗忘而产生的惊愕又重演一次。一天下午，在米切尔的英国书店的地下室，我正翻阅爱默生的赏心悦目的十一卷全集时，遇到了帕特里西奥·甘农。我问起他翻译的《往昔》。他说他根本没有翻译的计划，再说西班牙文学作品已经够沉闷的了，没有必要再把爱默生介绍过来。我提醒他，他给我的信里说是要寄一本西班牙文译本给我，并且还提到达米安去世的消息。他问我谁是达米安。我告诉了他，但他毫无印象。我惊骇地注意到，他听我谈这事时十分诧异，我便岔开话题，同他讨论攻击爱默生的人；作为诗人，爱默生要比坎坷终生的爱伦·坡更复杂、更老练，因而更独特。
还有些事实我应该提一提。4月份，我接到迪奥尼西奥·塔巴雷斯上校来信；他理清了头绪，如今清楚地记得那个在马索列尔带头冲锋的恩特雷里奥斯人，还记得当晚在山脚下掩埋了他部下的战士。7月份，我路过瓜莱瓜伊楚；没找到达米安住过的小屋，当地谁都记不起有这么一个人。我想向牧主迭戈·阿巴罗亚了解，因为他亲眼见到达米安阵亡；但是阿巴罗亚冬天前就已去世。我想回忆达米安的模样；几个月后，我翻阅照相本，发现我记忆中那张阴沉的脸竟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坦伯里克扮演奥赛罗的剧照。
于是我进行猜测。最简单、但也最不令人满意的设想是有两个达米安：一个是1946年在恩特雷里奥斯去世的懦夫；另一个是1904年在马索列尔牺牲的勇士。这个设想的缺点是没有解答真正的谜：塔巴雷斯上校的奇怪的反复无常的记忆，在很短的时间内怎么会忘掉那个复员的人的模样，甚至忘了名字。（我不同意，也不愿同意另一个更简单的猜测：那就是我在梦中见到第一个达米安。）还有一个更匪夷所思的超自然的猜测是乌尔里克·冯·库尔曼提出的。乌尔里克说，佩德罗·达米安战斗阵亡，他死时祈求上帝让他回到恩特雷里奥斯。上帝赐恩之前犹豫了一下，祈求恩典的人已经死去，好几个人亲眼看到他倒下。上帝不能改变过去的事，但能改变过去的形象，便把死亡的形象改成昏厥，恩特雷里奥斯人的影子回到了故土。他虽然回去了，但我们不能忘记他只是个影子。他孤零零地生活，没有老婆，没有朋友；他爱一切，具有一切，但仿佛是在玻璃的另一边隔得远远的；后来他“死了”，他那淡淡的形象也就消失，仿佛水消失在水中。这种猜测是错误的，然而使我得到真实的设想（我今天认为是真实的设想），既简单，又是前所未闻。我是在比埃尔·达米安厄的专著《论万能》里几乎奇迹般地发现那种设想的，《神曲·天国篇》第二十一歌里有两行诗句恰好谈到同一性的问题，引起我研究《论万能》的兴趣。比埃尔·达米安尼在那部专著的第五章里一反阿里斯多德和弗雷德加里奥·德·托尔的意见，声称上帝能实现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我研究了那些古老的神学讨论，开始领悟了堂佩德罗·达米安的悲剧性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达米安在马索列尔战场上表现怯懦，后半辈子决心洗清这一奇耻大辱。他回到恩特雷里奥斯；他从不欺侮人，不和人家动刀子，不寻找勇敢的名声，只在尼安开伊的田野上埋头苦干，同山林和野性未除的牲畜斗争。他一直在准备奇迹的出现，显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他暗暗思忖：如果命运给我带来另一次战役，我一定不辜负众望。四十年来，他暗暗等待，命运终于在他临终的时刻给他带来了战役。战役在谵妄中出现，但古希腊人早就说过，我们都是梦幻的影子。他垂死时战役重现，他表现英勇，率先作最后的冲锋，一颗子弹打中他前胸。于是，在1946年，由于长年的激情，佩德罗·达米安死于发生在1904年冬春之交的败北的马索列尔战役。
《神学总论》里否认上帝能使过去的事没有发生，但只字不提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那种关系极其庞大隐秘，并且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能取消一件遥远的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不取消目前。改变过去并不是改变一个事实；而是取消它有无穷倾向的后果。换一句话说；是创造两种包罗万象的历史。比如说，在第一种，佩德罗·达米安于1946年死在恩特雷里奥斯；在第二种，于1904年死在马索列尔。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历的历史，但取消前一种历史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产生了我提到的种种不连贯的情况。拿迪奥尼西奥·塔巴雷斯上校来说，他经历了各个阶段：最初他记得达米安是个胆小鬼；接着把他忘得一干二净；后来又回忆起他悲壮的牺牲。牧主阿巴罗亚的情况也足以证实；他死了，我知道，因为他对堂佩德罗·达米安的回忆太多。
至于我自己，我知道我没有冒相似的危险。我猜测到人们不得而知的过程，猜测到某种悖论；但是有些情况使那种可怕的特权有点逊色。首先，我不敢肯定写的是否都是真事。我怀疑我的故事里有些虚假的回忆。我怀疑佩德罗·达米安（如果真有其人的话）不一定叫佩德罗·达米安，我记忆中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有朝一日会想起他的故事是受到比埃尔·达米安层论点的启发。我在第一段里提到的诗集也有相似的原因，因为它涉及无可挽回的往昔。1951年。我认为自己创作了一篇异想天开的故事，却记载了一件真事；两千年前，始料不及的维吉尔认为自己宣告了一个人的诞生，却预言了神子的降临①
①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深得罗马皇帝屋大维（奥古斯都）尊重，维吉尔在他的诗里也不断歌颂奥古斯都的功绩。维吉尔早期的重要作品有牧歌十章，在第四章里，诗人庄严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歌颂一个婴儿的诞生将带来未来的黄金时代。从公元4世纪起，不少基督徒认为这是指耶稣基督的诞生，是对未来天国的预言。实际上，这个新诞生的婴儿可能是指生于公元前42年的马尔切鲁斯，是奥古斯都的妹妹屋大维亚的儿子，深为奥古斯都所宠爱，曾被认为是他的继承人。西方基督徒附会这个婴儿是耶稣基督显然不能成立，当时的罗马基督教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可怜的达米安！他二十岁时就被死亡带到一场可悲的、不知其所以然的战争和一次自家的战役中，但获得了他心想的东西，并且经过很长时间才得到，也许是他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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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安魂曲
虽然他必杀我，我仍对他信赖。
《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①
①《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为：“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辩明我所行的。”
我名叫奥托·迪特里希·林德。我的一个祖先，克里斯托夫·林德，在决定住恩道夫战役胜利的骑兵冲锋时阵亡。我的外曾祖父，乌尔里克·福克尔，于1870年底在马歇诺森林中被法兰西狙击手冷枪打死；我的父亲，迪特里希·林德上尉，在1914年围攻那慕尔和两年后横渡多秒河的行动中屡建功勋。①至于我，我将因严刑拷打和残杀无辜的罪名被枪决。审理过程公正合理；我一开头就承认自己有罪。明天，当监狱的钟敲响九点时，我将接受死刑处决；我想起先辈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我已接近他们的阴影，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我就是他们。
①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略去了他最显赫的祖先，神学家和希伯来语言文化学家约翰尼斯·福克尔（1799—1846），此人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应用于基督教神学，他翻译的某些伪经遭到宇斯坦伯格的指责，但博得西洛和格塞米纳斯的赞赏。——原编者注
审理期间（幸好时间不长）我缄口不语；当时为自己申辩会干扰判决，并且显得怯懦。现在情况起了变化；在处决的前夕，我可以无所畏惧地畅所欲言。我井不要求宽恕，因为我根本无罪，但我希望得到理解。能听我表白的人就能理解德国的历史和世界未来的历史。我知道像我这样的情况目前虽然骇人听闻，不出多久将是微不足道的。明天我将死去，但我是未来几代人的象征。
我于1908年出生在马林贝格。对音乐和玄学的两种爱好，如今几乎遗忘，曾使我勇敢地、甚至怀着幸福感面对许多不幸的岁月。我不能一一举出有惠于我的人，但有两个名字不能不提，那就是勃拉姆斯①和叔本华。我也涉猎诗歌；在那些名字中我还想添上另一个伟大的日耳曼语系的名字——威廉·莎士比亚。以前我对神学感兴趣，但是叔本华以直截了当的道理使我永远偏离了这门奇妙的学科（以及基督教信仰）；莎士比亚和勃拉姆斯的绚丽多彩的世界使我心醉神迷。那些高手的作品使别人击节叹赏、欣羡不已，也会使我这个可恶的人感到心灵的震撼。
①勃拉姆斯（183—1897），继贝多芬之后的德国杰出作曲家，作品有四部交响乐和许多协奏曲、浪漫曲、室内乐、安魂曲。
1927年前后，尼采和施本格勒①闯进了我的生活。18世纪的一位作家说过，谁都不愿向同时代的人借鉴；我为了摆脱我预感压抑的影响，写了一篇题为《与施本格勒商榷》的文章，指出作家称之为具有浮士德特征的无可争辩的巨著并不是歌德的驳杂的诗剧②，而是一首两千年前写的诗；《论自然》。尽管如此，我对那位历史上的哲学家，对他的彻底的日耳曼尚武精神仍作了公正的评价。1929年，我加入了纳粹党。
①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诗人。主要著作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查拉图斯特拉是古代波斯教的创始人，尼采借这个教主之口，说出自己的哲学思想，其中两个主要内容是“超人”和“万物永远还原”。尼采的思想从20世纪初以来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不满现实探求新路的人起过积极作用，但也被德国纳粹分子利用来散布法西斯观点。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西方的没落》，宣扬宿命论历史形态学，预言西方文化发展中将出现“借撒主义”。德国纳粹政府欢迎他的观点，但他反对迫害犹太人。
②别的国家像矿石或流星一样，自为自在地过着单纯的生活；德国是一面反映一切、包罗万象的镜子，是世界意识。歌德是那种世界范围的理解力的原型。我绝无非难他的意思，只是我看不出施本格勒论点中的浮士德式人物。——原注
我不想谈我在党内接受锻炼的年月。那些年月对我说来比许多别人要艰难得多，因为我虽然不乏勇气，但我缺少暴力的天赋。尽管这样，我明白我们处于一个新时代的边缘，这一时代，正如伊斯兰教或基督教创始时期，要求一批新人的出现。作为个别的人，我的同志们都使我厌恶；我试图说服自己，为了我们献身的崇高目的，我们并不是个别的人，但是说服不了。
神学家们断言，只要上帝的关怀离开我写字的右手一秒钟之久，这只手就顿时消失，仿佛被不发光的火焰烧掉一样。我却说谁都不能毫无理由地存在，毫无理由地喝一杯水或者掰开一个面包。每人的理由各各不同；我期待着那场考验我们信仰的无情的战争。我知道我将参加那场战争就够了。有时我担心英国和俄罗斯的怯懦会使我们失望。机遇或命运使我的未来完全改变：1939年3月1日傍晚，蒂尔西特①发生了骚乱，报上没有报导；在犹太教堂的后街，两颗枪弹穿过我的大腿，这条腿不得不锯掉②。几天后，我们的军队开进波希米尼；当汽笛齐鸣，宣布这一消息时，我正躺在医院里动弹不得，企图在叔本华的书里忘掉自己。一只硕大懒散的猫睡在窗槛上，正是我幻灭的命运的象征。
①蒂尔西特，俄罗斯涅曼河畔城市，后曾改名为苏维埃斯克。
②据说那次枪伤后果十分严重。——原编者注
我重新阅读了《附录与补遗》的第一卷，看到叔本华说一个人从出生的一刻起到死为止所能遭遇的一切都是由他本人事前决定的。因此，一切疏忽都经过深思熟虑，一切邂逅相遇都是事先约定，一切屈辱都是惩罚，一切失败都是神秘的胜利，一切死亡都是自尽。我们的不幸都是自找的想法是再好不过的宽慰；这种独特的神学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隐秘的旨意，奇妙地把我们同神混为一谈。我心想，是什么不为人知的意图使我找上那个傍晚，那些枪弹和那次截肢手术的呢？当然不是对战争的畏惧，这一点我很清楚；而是某些更深奥的东西。我终于自以为搞明白了。为一种宗教而死比终身弘扬它要简单得多；在以弗所与猛兽搏斗（不少默默无闻的殉道者这么做过）比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①要轻松一些；一个人始终不渝的时间远远多于一次行动。战役和光荣是不难的；拉斯科尔尼科夫②的事业比拿破仑的更为艰巨。1941年2月7日，我被任命为塔尔诺维茨③集中营的副主任。
①保罗，原名扫罗，早期反对基督教，皈依基督后积极宣扬基督教义，历尽磨难，于公元66年左右殉道，被罗马皇帝尼禄斩首。《圣经·新约》中《罗马书》、《哥林多书》、《加拉太书》、《提摩太书》、《腓利门书》、《希伯来书》等是保罗撰写的，保罗本人的事迹载于《圣经·新约》中《使徒行传》。
②拉斯科尔尼科夫，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881）名著《罪与罚》中的主人公。作者通过主人公犯罪心理的描写，揭露了资产阶级所谓“强有力的个性”的反道德本质和“超人”哲学的破产，说明人无法逃避内心的惩罚，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身。
③塔尔诺维茨，波兰卡托维兹省的城市，现名塔尔诺夫斯克山。
我并不喜欢这个职务；但是我克尽厥责，从不懈怠。懦夫在刀光剑影中露出真正面目；慈悲怜悯的人则在监狱和他人的痛苦中得到考验。纳粹主义本质上是道德问题，是弃旧图新，摆脱败坏的旧人成为新人的过程。在战场上长官的喝斥和士兵的杀喊声中，那种转变是稀松平常的事；在局促的囚室中情况就不一样，引人上当的恻隐之心往往用以前的温情来打动我们。我说怜悯不是没有理由的；查拉图斯特拉认为罪莫大于对出类拔萃的人表示怜悯。我承认当杰出的诗人大卫·耶路撒冷从勃雷斯劳转移到我们的集中营时，我几乎犯下那种罪孽。
这个人有五十岁。他身无长物，遭到迫害、否认和责骂，却把他的才能用于歌颂幸福。我记得艾伯特·塞格尔在《时间的诗》那部作品里把他同惠特曼①相提并论。这个比拟并不恰当；惠特曼以一种先期的、一般的甚至冷漠的方式歌颂宇宙；耶路撒冷却以细致的爱为每一件事物感到欢欣。他从不列举清单目录。我还能背诵那首名为《画虎大师杨子》的意味深长的诗篇的许多六音步诗行，仿佛一串串静悄悄的老虎横贯全诗。我也忘不了那首名为《罗森克兰茨对天使说》的独白，其中一个16世纪的伦敦高利贷者临死前还死乞白赖地为自己的过错辩护，并不怀疑他生活的隐秘理由是在一个债户（他只见过一面，已经记不清了）的心目中引起了夏洛克这个角色②的形象。大卫·耶路撒冷的眼神给人印象深刻，皮肤青黄，胡子几乎墨黑，尽管他属于那些邪恶可憎的北欧犹太人③，倒像是西班牙犹太人的后裔。我对他十分严厉；我不允许同情心和他的光荣使我软下心肠。多年来我弄懂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地狱的萌芽；一张脸、一句话、一个罗盘、一幅香烟广告，如果不能忘掉，就可能使人发狂。假如一个人念念不忘匈牙利地图的话，他岂不就成了疯子？我决定把那个原则应用于我们机构的纪律管理，终于……④1942年年底，耶路撒冷失去了理智；1943年3月五日，他自杀身亡⑤。
①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主要诗集《草叶集》于1855年初版，以后不断重版，每版都有新诗补充，第九版共收诗三百八十三首。惠特曼的诗不受传统格律束缚，确立了自由诗的地位，对美国和欧洲诗歌的发展很有影响。
②夏洛克，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中放高利贷的犹太人。
③北欧犹太人的原文是Ashkenazirn，区别于散居于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的犹太人Sefardi。Ashkenazim由Ashkenaz衍出，《圣经》译名为“亚实基拿”，是靠方舟躲过洪水的挪亚的后代，见《旧约·创世纪》十章三节及《历代志上》一章六节。
④此处不得不删去几行。——原编者注
⑤档案资料和塞格尔的作品中都找不到耶路撒冷这个名字。德国文学史上也没有记载。虽然如此，我并不认为这是个虚假的人物。根据奥托·迪特里希·林德的命令，塔尔诺维茨集中营折磨了许多犹太知识分子，包括女钢琴演奏家埃玛·罗森茨威格。“大卫·耶路撒冷”也许是好几个人的象征。文中说他于1943年3用1日去世；叙述此事的人于1939年3月1日在蒂尔西特受伤。——原编者注
我不知道耶路撒冷是否理解，如果是我毁灭了他，我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毁灭自己的恻隐之心。他在我眼里并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个犹太人；他已经成为我灵魂中那个可憎的区域的象征。我同他一起受苦，一起死去，在某种意义上同他一起消失；因此我心如铁石，毫不容情。
与此同时，一场顺利的战争的伟大的日日夜夜在我们身边展开。我们呼吸的空气中有一种近乎爱的感情。仿佛海洋突然就在近处，血液里有一种惊奇和兴奋。在那些年里，一切都不同；甚至梦的意境都不一样。（我也许从未完全幸福过，但众所周知，不幸需要失去的天堂。）人人都向往得到一个人所能获得的全部经验；人人都怕那无限的财富中有些许落空。但是我这一代人经历了一切，因为他们先得到了光荣，然后又遭到了失败。
1942年10月或门月，我的弟弟弗里德里克在埃及沙漠里，在阿拉曼第二次战役中阵亡；几个月后，一次空袭炸毁了我们老家的房屋；1943年年底，另一次空袭炸毁了我的实验室。在几大洲的围攻下，第三帝国正走向灭亡；它到处树敌，现在是干手所指，四面楚歌。当时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现在我认为我已懂得。我觉得我能喝干那杯苦酒，但是我在沉渣里尝到一种没有料到的滋味，神秘的、几近可怕的幸福的滋味。我试图寻找各种解释；但都不能使我满意。我想：失败使我高兴，因为我秘密地知道自己有罪，只有惩罚才能拯救我。我想：失败使我高兴，因为它是下场，而我已经非常疲倦。我想：失败使我高兴，因为它同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指责或痛惜一件孤零零的真正的事情是对整个世界的亵渎。我寻找种种理由，直到和真正的理由对上号。
据说人们生下来不是亚里士多德式，便是柏拉图式。这等于说，任何抽象性质的争辩都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论争的一个片断；古往今来，东南西北，姓名、方言、面孔可以改变，但主角是永远不变的。人民的历史也记载了隐秘的连续性。当阿尔米尼奥在沼泽地大败瓦罗的军团①时，他并不知道自己成了日耳曼帝国的先驱；翻译《圣经》的路德②没有料到他的目的是造成彻底消灭《圣经》的人民；1758年被一颗莫斯科人的枪弹杀死的克里斯托夫·林德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1914年的胜利作了准备；希特勒以为自己是为一个国家而奋斗，事实上他是为所有的国家，甚至为他所侵略和憎恶的国家而奋斗。他的自我也许不了解，但他的血液，他的意志知道这一点；世界由于犹太教，由于犹太教的毛病——对耶稣的信仰——而趋于死亡；我们用暴力和对剑的信仰来教导世界，那把剑如今在杀我们；我们好比那个建了一座迷宫结果自己困死在里面的巫师；也好比大卫，他审理一个隐掉名字的人，判了那人死刑，然后听到揭示：你就是那个人。不破不立，为了建立新秩序，必须摧毁许多东西；我们现在知道德国就是那些东西之一。我们付出了比我们生命更多的东西，我们付出了我们亲爱的国家的命运。让别人去诅咒、哭泣吧；我高兴的是我们的才干是完美无缺的。
①阿尔米尼奥，古代日耳曼人的首领，于公元9年在沼泽地设伏大败罗马奥古斯都皇帝的将军瓦罗率领的军团。
②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用了十二年时间把《圣经》译成德文，文字通俗明了，对德国语言的统一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一个毫不通融的时代如今笼罩着世界。造就这个时代的是我们，已经成为时代牺牲品的我们。让英国当锤子，我们当砧子又有何妨？重要的是让暴力占统治地位，不能让基督徒的奴颜媚骨的怯懦得势。如果胜利、不公平、幸福不是为德国所设，那就让别的国家去享受吧。让天堂存在下去吧，即使我们的去处是地狱也无所谓。
我用镜子照照脸以便知道自己是谁，知道再过几小时当我面对自己的下场时如何动作。我的肉体也许会害怕；我却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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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罗斯的探索①
①阿维罗斯（1126—1198），阿拉伯哲学家、法医学家，生于西班牙科尔多巴，评注亚里士多德著作，有唯物主义和泛神论思想，遭巴黎大学和梵蒂冈谴责。
他认为悲剧无非是赞美的艺术……
埃内斯特·勒南①：《阿维罗斯》，48（1861）
①勒南（182—1892），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著有《科学的未来》、《基督教起源史》、《耶稣传》等。
阿布瓜利德·穆罕默德·伊本一阿赫马德·伊本一穆罕默德·伊本—拉什德（这一连串名字很长，中间还有本拉斯特、阿文里兹、阿本—拉萨德、菲利乌斯·罗萨迪斯，最后才到阿维罗斯，一口气念完要好长时间）正在撰写《毁灭之毁灭》的第十一章，以驳斥《哲学家之毁灭》的作者、波斯禁欲主义作家加扎利，他声称神只了解宇宙的普遍规律，该规律与整个物种有关，而不是与个体有关。他从右到左缓慢而稳健地书写着；三段论法的运作和大段文字的连结，并不妨碍他享受他所处的深宅大院的舒适氛围。天籁中有鸽子调情的咕哝声；远处的一个庭院传来喷泉的潺潺水声；阿维罗斯的祖先久爱小说阿拉伯沙漠，他打骨子里就喜欢不分昼夜的流水。下面是花园和菜圃；再往下是奔流的瓜达尔基维尔河，然后是可爱的科尔多巴城，像一台精巧复杂的仪器，但是明快的程度不亚于巴格达或者开罗。阿维罗斯还感到他周围的西班牙土地一直延伸到边界，固然显得空旷，但是每一件事物都实实在在、终古常新。
翎笔在纸面上移动，论据丝丝入扣，无可辩驳，然而一丝疑虑使阿维罗斯有点扫兴。引起疑虑的不是《毁灭》这部一时心血来潮而写的著作，而是他要向人们证实与这部诠释亚里士多德的煌煌巨著有关的哲学问题。作为哲学鼻祖，这个希腊人已被公认是能教导人们了解一切可知事物的人；像伊斯兰教的先哲们诠释《古兰经》那样，诠释他的著作便成了阿维罗斯的艰巨任务。一个阿拉伯医生专心致志地钻研比他早生一千四百年的人的思想，历史上没有比这更美妙动人的事情了；除了内在的困难以外，我们还应该了解，阿维罗斯不懂叙利亚文和希腊文，他是根据转译的译文工作的。昨夜，《诗学》一开头就有两个吃不准的词把他难住了。那两个词是“悲剧”和“喜剧”。几年前，他在《修辞学》的第三卷里见过，整个伊斯兰教界没有谁能揣摩出这两个词的意思。他翻遍了阿弗罗狄西亚的亚历山大所有卷帙，查阅了聂斯托利亚教派的胡耐因·伊本—伊萨克和阿布—巴萨尔·马塔的所有版本，都一无所获。这两个神秘的词在《诗学》里俯拾皆是；不可能避开。
阿维罗斯搁下翎笔。他寻思着（但没有很大把握）：我们寻找的东西往往就在手边。他收好《毁灭》，走到书架前，那上面排列着波斯书法家抄写的盲人阿本西达的多卷本《莫卡玛》。如果认为他没有看过这些卷帙，就未免可笑了。但是这些卷帙勾起了他重新翻阅的闲情逸致。一阵有节奏的呼喊声分散了他的注意。他从安有栅栏的阳台望去；下面狭窄的院子有几个光着膀子的小孩在泥地上玩耍。一个小孩站在另一个小孩的肩上，显然是装扮祷告报时人；他闭着眼睛，拖长声音喊道：真主以外无真主。充当人梯的小孩一动不动，假装是庙宇的尖塔；第三个小孩匍匐在地，权充教徒。这场游戏很快就结束了：大家争着当报时人，谁都不愿意做信徒或者尖塔。阿维罗斯听到他们在争吵，用的是粗俗的方言，也就是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平民们用的初学的西班牙语。他打开哈利尔的《基塔乌兰》，自豪地想道：全科尔多巴（甚至全安达卢西亚）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抄本了，这是埃米尔①雅库布·阿尔曼苏从丹吉尔捎给他的。这个港口的名字使他想起从摩洛哥回来的旅行家阿布卡西姆·阿萨里，此人回来的当天晚上和他一起在《古兰经》学者法拉赫的家里共进晚餐。阿布卡西姆说他到过中国大清帝国的国土；攻汗他的人以出于忌恨的特殊逻辑，一口咬定他从未到过中国；即使到过，肯定在中国的宇宙里亵渎了真主。仔细回忆那次聚会，不免要花好几个小时；阿维罗斯便匆匆拿起《毁灭》，继续写下去，直到傍晚。
①埃米尔，穆斯林国家的酋长、贵族、王公的尊称。
在法拉赫家里的那次谈话，从总督无与伦比的美德谈起，一直谈到他的弟弟埃米尔的贤操；后来在花园里话题转到了玫瑰。阿布卡西姆还没有看玫瑰就发誓说安达卢西亚的红玫瑰是盖世无双的。但是法拉赫不以为然；他说博学的伊本·库泰巴描述过印度斯坦的花园里有一种玫瑰品种优良，久开不败，艳红的花瓣上有字，写的是：真主之外无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徒。还说阿布卡西姆肯定见过那种玫瑰。阿布卡西姆惊讶地瞅了他一眼。假如他回说确实见过，大家理所当然会把他看做是信口开河的骗子；假如他否认，大家就会说他不信真主。于是他嘟囔着说，打开世上一切奥秘的钥匙掌握在真主手里，世上一切常绿或者凋谢的事物在真主的圣书里都有记载。这番话在《古兰经》的开头几章有案可查；博得了一片尊敬的喃喃声。阿布卡西姆为自己的能言善辩扬扬得意，正要说真主的作为是十全十美、无法探知的。阿维罗斯想起休谟①的一个仍有争议的论点，插嘴道：
①休谟（1711—1776），苏格兰怀疑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著有《有关人类知性的哲学论述》等。
“我宁愿猜测那是博学的伊本·库泰巴或者抄写员的笔误，而不认为世界上长有公开宣布信仰的玫瑰。”
“是啊，这是大实话，”阿布卡西姆说。
“某个旅行家，”诗人阿布达马立克说，“谈到一种树长出的果子竟是绿鸟。我觉得他的话比有字的玫瑰更可信。”
“这很可能是鸟羽毛的颜色引起的误会，”阿维罗斯说，“此外，果实和鸟都是自然界的事物，而文字却是艺术。从树叶到鸟比从玫瑰到文字容易得多。”
另一位客人激烈反对把文字说成是艺术，因为书籍之母《古兰经》的原件在混饨初开以前就有了，一直保存在天堂里。另一个客人说《古兰经》是一种实质，它的形式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动物，这一见解和主张《古兰经》有两面性的人的见解相似。法拉赫详尽地阐述了正统的学说。他说，《古兰经》好比慈悲，乃是真主的属性之一；抄在书上，挂在嘴边，记在心里；语言、符号、文字都是人类创造的，但《古兰经》是永恒不变的。诠释过《理想国》的阿维罗斯原可以指出书籍之母和柏拉图的模式有相似之处，但他说神学这门学问不是阿布卡西姆所能理解的。
别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敦请阿布卡西姆讲些奇事。当时和现在一样，世道凶险；大胆的人可以闯荡江湖，可怜的人逆来顺受。阿布卡西姆的记忆只反映了隐秘的怯懦。他有什么可讲的？再说，他们要他讲些奇迹，而奇迹根本不能言传：孟加拉的月亮和也门的月亮不一样，但描述所用的语言是一样的。阿布卡西姆考虑了片刻，拿腔拿调地开口说：
“到过许多地区和城市的人当然有许多值得一提的见闻。有一件事我只对土耳其国王说过。那发生在新卡兰（广州），也就是生命之河的入海口。”
法拉赫问那个城市是不是离长城很远，也就是伊斯坎达·卡拿因（马其顿的戴双角头盔的亚历山大）为了防御戈格和马戈格①入侵而修建的长城。
①马戈格，《圣经》提到过的小亚细亚古国。
“中间隔着大片沙漠，”阿布卡西姆不禁自命不凡地说。“驼队要走四十天才望见长城的烽火台，据说还要走四十天才能到达城下。我在新卡兰没有遇到一个亲眼看见过或者听说过长城的人。”
阿维罗斯突然感到一种对无限寥廓的空间的敬畏。他瞅着布局对称的花园；觉得自己衰老没用、不合时宜了。阿布卡西姆接着说：一天下午，新卡兰的穆斯林商人们把我带到一栋住着许多人的木头房屋去。那栋外面刷了油漆的房屋很难形容，其实只能算是一个大房间，里面一排排阁楼或者阳台叠床架屋。隔开的空间里，以及地上和屋顶平台上都有人吃吃喝喝。平台上的人有的敲鼓，有的弹琴，还有十五或二十个人（戴着大红颜色的面具）在祷告、歌唱和谈话。他们受囚禁之苦，但没有看到牢房；他们作骑马状，但没有看到马匹；他们在战斗，但手中握的是竹竿；他们倒下死去，随后又爬了起来。
“疯子们的把戏，”法拉赫说，“正常的人看不懂。”
“他们不疯，’”阿布卡西姆不得不加以解释，“一个商人告诉我说他们是在描述一段历史。”
谁也不明白，似乎谁也不想弄明白。阿布卡西姆不知所措，尴尬地向那些洗耳恭听的人作出解释：
“我们不妨设想，他们不是在讲而是在扮演故事。甚至是以弗所的睡觉的人的故事。我们看他们回屋就寝，祷告入睡，他们是睁着眼睛睡的，一面睡一面成长，三百零九年后苏醒过来。我们看他们向小贩买东西时付的是古代钱币，看他们在天堂里和狗一起醒来。那天下午，平台上的人向我们扮演的就是这些。”
“那些人说话吗？”法拉赫问道。
“当然说话啦，”阿布卡西姆为一场他几乎记不清的演出的真实性辩护，厌烦透了。“他们又说又唱，还滔滔不绝地演讲！”
“在那种情况下，”法拉赫说，“根本不需要二十个人。不论怎么复杂的事，有一个人就能说清楚。”
大家同意这个见解。他们赞扬阿拉伯语的优点；说它是真主用来指挥天使们的语言；接着又赞扬阿拉伯人的诗歌。阿布达马立克给予阿拉伯诗歌必要的赞扬之后，却说大马士革或科尔多巴的诗人们抓住田园形象和贝督因人的词汇不放，未免过时了。他说，浩浩荡荡的瓜达尔基维尔河近在眼前，却要去赞美一口井水，岂不可笑。他主张在比喻方面要创新；他说，当祖哈伊尔把命运比作一头瞎眼的骆驼时，人们赞叹不已，但是五个世纪的时光已把赞叹消磨殆尽。大家同意这种见解，虽然已听许多人说过许多遍。阿维罗斯默默不语。最后说话时仿佛在自言自语。
“我也曾支持过阿布达马立克的论点，”阿维罗斯说，“虽然不那么雄辩，道理是一样的。亚历山大城有人说过，只有犯过错误并且悔改的人，才不会再犯；我们不妨补充一句，为了避免错误，最好是有所认识。祖哈伊尔说，经历了八十年的痛苦和光荣之后，他多次看到命运像一头瞎眼的骆驼那样突然把人们踩得稀烂；阿布达马立克知道，那个比喻已经不能令人拍案叫绝。对于这种责难，有许多答复。第一，如果诗歌的目的在于使人惊奇，用来计算惊奇的时间就不是世纪，而是日子、小时、甚至分钟。第二，著名的诗人不应是创造者而是发现者。赞扬贝尔哈诗人伊本一沙拉夫时，人们一再指出，唯有他才能想到拂晓的星星像徐徐飘落的树叶那样的比喻；如果属实，只能证明这种形象不值一提。一个人所能提出的形象与任何人无关。世上的事物千千万万；任何事物都可以进行类比。把星星比作树叶是毫无根据的，同把它们比作鸟和鱼相差无几。与此相反，谁都不会想到，命运是强大而笨拙，单纯而冷漠无情的。谁都会产生这种短暂或者持久的想法，但是唯有祖哈伊尔把它写成了诗。谁表达的都不及他好。此外（这也许是我思考的实质），可以使城堡销蚀的时间，却使诗歌更为充实。祖哈伊尔当初在阿拉伯写诗时，是把老骆驼和命运两个形象加以对比；如今我们重提，是为了纪念祖哈伊尔，并把我们的悲痛和那个亡故的阿拉伯人加以混淆。那个形象原先的两项成分现在变成了四项。时间扩大了诗歌的范围，据我所知，有些诗歌谱了音乐已经广为流传。几年前，我在马拉喀什苦苦思念科尔多巴，不由得吟诵阿布杜拉曼在卢扎法的花园里对一株非洲棕榈的倾诉：
棕榈呵，你和我一样，
也是身在异乡……
这就是诗歌特有的好处；一个怀念东方的国王所说的话被流放非洲的我用来抒发我对西班牙的思念。
后来，阿维罗斯谈到伊斯兰教创立前蒙昧时代的最早的诗人们，他们已经运用沙漠的无穷无尽的语言阐述过种种事物。他为伊本一沙拉夫的空泛感到震惊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说古人和《古兰经》里早已涵盖了诗歌的全部内容，他申斥创新的野心是无知和狂妄。大家津津有味地听着，因为古老的东西得到了维护。
阿维罗斯回书房时，报时人在呼唤人们做晨祷。（女眷居住的后院里，黑发的女奴们欺侮了一个红发的女奴，不过他到了下午才知道。）关于那两个难解的词义，他若有所悟。他用稳健仔细的字体在书稿里加上如下的几行文字：亚里士图（亚里士多德）把歌颂的作品称为悲剧，把讽刺和谴责的作品称为喜剧。《古兰经》的篇章和寺院的圣器里随处都有精彩的悲剧和喜剧。
睡意袭来，他觉得有点冷。他解掉头巾，照照铜镜。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因为历史学家从没有描述过他的长相。我只知道他仿佛被没有发光的火焚烧似的，突然消失了，随之消失的是那座房屋，那处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喷泉，以及书籍，文稿，鸽子，许多黑头发的女奴，那个哆哆嗦嗦的红发女奴，法拉赫，阿布卡西姆，玫瑰树，也许还有瓜达尔基维尔河。
我在上面的故事里想叙述一次失败的过程。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位企图证明上帝存在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接着想到那些寻找点金石的炼金术士；又想到那些妄图三等分一个角和证明圆周是直线的数学家。最后，我认为更有诗意的是一个树立了目标，却不让自己去探索的、作茧自缚的人。我想起了阿维罗斯，他把自己幽禁在伊斯兰教的圈子里，怎么也弄不明白“悲剧”和“喜剧”两个词的意义。我记叙这件事的时候，忽然有一种伯顿①提到的神的感觉，那个神本想创造一头黄牛，却创造了一头水牛。我觉得自己遭到了作品的嘲弄。我认为那个丝毫不懂戏剧、却想了解剧本的阿维罗斯并不比我可笑，因为我只凭勒南、莱恩和阿辛·帕拉西奥斯②的片言只字竟然要揣摩出阿维罗斯的情况。写到最后一页时，我觉得我写的东西象征着正在写的人，也就是我自己；为了写故事，我必须成为那个人；为了成为那个人，我又必须写故事，如此循环不已。（一旦我不再信他的时候，“阿维罗斯”也就消失了。）
①伯顿（1821—1890），英国旅行家、作家，出版了有关非洲、印度、美洲的游记，以翻译《一千零一夜》著称。
②阿辛·帕拉西奥斯（1871—1944），西班牙教士、阿拉伯语言文学学者，著有《〈神曲〉中的穆斯林冥世学》、《但丁和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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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伊尔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扎伊尔是一种面值二十分的普通硬币。我那枚硬币一面有刀刻出来的NT两个字母和数字2，反面刻着年份1929。（18世纪末，印度的古吉拉特邦，一头老虎叫扎伊尔；爪哇的梭罗清真寺前有个盲人被信徒们用石块砸死；波斯的纳迪尔国王下令把一个星盘扔进海底；1892年前后，马赫迪的监狱里，鲁道夫·卡尔·冯斯拉廷抚摩用头巾撕下的布条包着的小罗盘；据佐膝伯格说，科尔多巴寺院的一千两百根大理石柱子中有一根的一条纹理叫扎伊尔；摩洛哥土得安的犹太人区里，有一口水井的井底叫扎伊尔。）今天是11月13日；6月7日凌晨，那枚扎伊尔到了我手里；今天的我已经不是当时的我了，但我还能记得，并且也许还能叙说发生的事情。我即使不那么完全，还是博尔赫斯。
6月6日，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去世。1930年左右，她的照片大量刊登在通俗杂志上；种种情况或许表明人们认为她长得很美，虽然并不是她所有的形象都支持这种假设。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更关注的是完善，而不是美貌。希伯来人和中国人把人类的全部规范都整理出来，汇编成文字；《米示纳》①记载说，星期六从清晨开始，裁缝外出便不能带针；《礼记》说，客人接受第一杯酒时应该神态庄重；接受第二杯时，应该表示尊敬和高兴。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的要求有相似之处，不过更加严格、她像孔子的门徒或者信守犹太教法典的人一样，每一件事都要做得完全正确，无可挑剔，但是她的努力更令人钦佩，更加生硬，因为她信奉的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巴黎或者好莱坞的新潮而转移的。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总是在正统的地点，正统的时间，以正统的气质显出正统的厌烦，然而厌烦、气质、时间、地点几乎立刻就会过时，（用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的话来说）完全是矫揉造作。她像福楼拜②一样追求绝对，但只是暂时的绝对。她洁身自好，然而内心不断地受到绝望的啮噬。她仿佛自我逃避似的，不断尝试改变自己的形象；她头发的颜色和发型变化多端是出了名的。她的音容笑貌和眼神顾盼也经常改变。从1932年起，她瘦了许多……战争使她思虑重重。德国人占领了巴黎，时装潮流由哪里领导呢？她始终不敢信任的一个外国佬居然以她的善意为好欺，卖给她一批圆柱形的帽子；第二年，听说巴黎根本没有出现过那种可笑的式样，其实算不上是帽子，只是异想天开的奇形怪状。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比利亚尔博士不得不迁居阿劳斯街，她女儿的肖像用在护肤霜和汽车的广告上。（她抹得厌烦的护扶霜和已经没有的汽车！）她知道她在艺术方面的发展需要机遇；便宁愿退下来。再说，同那些浅薄的黄毛丫头竞争让她伤心。阿劳斯街那套不祥的公寓房租也太高；6月7日，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时乖运蹇地死于南区。老实说，当时我也受大多数阿根廷人赶时髦的虚荣心理所驱动，爱上了她，她的去世使我流泪。或许读者已经猜到了。
①《米示纳》，犹太教法典的第一部分。
②福楼拜（1821—1880），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历史小说《萨朗波》、取材于宗教传说的《圣安东尼的诱惑》等，作品文字精练，是法国近世散文的典范。
守灵时，我发现死者在败坏的过程中恢复了先前的面貌。6月6日夜里某个混乱的时刻，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奇妙地成了二十年前的模样；骄傲、金钱、青春、自视甚高、缺少想像力、眼高手低和愚蠢探合在一起的神气又浮现在她脸上。我模模糊糊地想道；这张使我激动万分的脸上的任何一种神情，都不会比目前这样使我难以忘怀；既然有过第一次，但愿永远如此。我离开了僵卧在花丛中的、由于死亡而显出完美的蔑视神情的她。我出来时大概已是凌晨两点。外面那些意料之中的一排排低矮的平房和两层的楼房在寂静和黑暗里显得格外空灵。我满怀悲天们人的感觉，茫然走在街上。我看到智利街和塔夸里街拐角一家杂货铺还开着。不幸的是，铺子里有三个男人在玩纸牌。
所谓矛盾修饰法的修辞方法，是用一个貌似矛盾的性质形容词来修饰名词；相信神秘直觉的诺斯替教徒所说的暗光，炼金术士所说的黑太阳均属这一类。我见了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最后一面后到外面铺子里喝上一杯，也是一种矛盾修饰法；我不由自主地做了这种失礼而顺便的事。（有人在打纸牌的情景更增加了反差。）我要了一杯桔子酒；找钱时给了我那枚扎伊尔；我瞅了一下；走到街上，也许有点发烧。我想，任何钱币都是历史和神话中那些无休无止地闪闪发光的钱币的象征。我想到卡隆特①的银币；想到贝利萨里奥②乞讨的银币；犹大出卖耶稣得到的三十枚银币；名妓拉伊丝③的德拉克马；以弗所的长睡者④之一拿出的古币；《一千零一夜》里巫师的后来变成圆纸片的透亮的钱币；到处流浪的伊萨克·拉克登的用之不竭的迪纳里；菲尔杜西⑤退还了国王赏赐的六万银币，因为它们不是金的；阿哈布吩咐钉在船桅上的金盎司⑥；利厄波尔·布卢姆⑦的那枚不能翻转的弗洛林；以及在瓦伦附近暴露了逃亡的路易十六身份的那枚有头像的金路易。仿佛在梦中似的，我觉得钱币引起的这许多著名的联想虽然解释不清，但十分重要。我在街道和广场上走着，脚步愈来愈快，累得在一个拐角停下。我见到一溜老旧的铁栏杆；里面是康塞普西昂教堂的黑白两色细砖铺的院子。我不知不觉地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找给我那枚扎伊尔的杂货铺所在的街区。
①卡隆特，希腊神话中，地狱冥湖上运送亡灵的渡船夫，家属在死者嘴里放小银币贿赂船夫。
②贝利萨里奥（494—565），拜占廷王朝大将，被控阴谋弑君，家产没收。传说他给剜去双眼后，在君士坦丁堡行乞，袋子上写“请给可怜的老贝利萨里奥一枚小银币”。
③拉伊丝，古希腊两个同名的美貌绝伦的妓女，雄辩家德摩斯底尼曾指出虽然村伊丝要价一千德拉克马，狎客仍纷至沓来。
④公元249—251期间，罗马皇帝德西奥残酷迫害基督徒，以弗所有七个青年避入岩洞，长睡三百零九年，《古兰经》说一条名叫卡特米的狗始终守护他们。
⑤菲尔杜西（940—1020），波斯诗人，著有史诗《王书》，长六万行。
⑥阿哈布，美国作家梅尔维尔的长篇小说《白鲸》中的捕鲸船长，为报白鲸咬断他一条腿之仇，固执地追杀白鲸，把一枚金盎司钉在船桅上，奖励首先发现该鲸的水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