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上等货。
又“竹壳枕货”。从云南购入，每两价一至五六角。烟味浓郁，但来源困难。由广东省禁烟局每月搭配供应各区，有时三成上等烟土，搭七成中等烟土。有时四成上等烟土，搭六成中等烟土。
（3）金山装。
又叫“锡条货”（外形像牙膏，薄锡包装）。由香港走私而来。有三钱三分装和一两装两种。每两价12 至13 元，而且要用名贵的人参水熬制。只有官僚、富商、地主吸食得起，一般烟民不敢问津。
（4）陈福记。
有新、老陈福记之分。都用薄黄铜制成扁形盒，有一两装、二两装、三两装三种。老陈福记盒面印有双狮商标，故又叫老陈福记狮唛。新陈福记盒面光滑，无装饰图样。老陈福记由广州湾陈学谈的三友公司制造，新陈福记由广州湾戴朝恩、袁学伟的福记公司制造。两种陈福记烟土每两价四五元，销路很畅。
（5）波斯货。
也叫波斯烟土。从伊朗采购，每两只花五六角钱。在广东抛售，每两1，2 元至1.3 元，可得一倍利。烟味比贵州、广西烟土浓厚，价钱较低，一般烟民乐于吸食，有时供不应求。
第九区各售吸所，每天销售烟膏十二三两到20 两。每隔三四天到专门熬制烟膏的区土膏店领膏一次。区土膏店煎膏时，如煎广西和贵州烟土，要掺30％的烟料。如煎云南烟土，要掺40％甚至一半烟料。掺烟料，实际是掺假。其中有香港运进的“波斯料”及猪皮膏。波斯料每两2 角，颜色跟烟屎差不多。猪皮膏价钱跟波斯膏一样。这种烟料不能掺入烟土同煎，只能充入煎好后的洋膏。当时第九区的土膏店每月承销烟土定额为3 万两，加入烟料以三成计算，即9000 两，连烟土共3.9 万两。每两烟土1.2 元，每两烟料2 角，成本合计3.78 万元。每两烟膏价4.5 元，3.9 万两即值12.285 万元。除去40％的烟税，每月可获纯利5 万多元。
而售吸所从土膏店领回烟膏以后，还要再掺入猪皮膏或波斯膏三成左右。另外，售吸所每销售100 两膏，可收回40 两烟灰，每两烟灰价3 元。售吸所每月将烟灰收集起来，卖给区土膏店时，常常掺入二三成波斯料。一处售吸所，一个月若销300 两烟膏，施展种种手法，大约可获利近千元。区土膏店和售吸所，你糊弄他，他糊弄你；最后被糊弄者是鸦片吸食者。这些舞弊现象还是在区禁烟专员和县禁烟委员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呢，有时甚至是“专员”、“委员”跟土膏店、售吸所串通作弊。
广东省各售吸所招徕生意的一个“高招”，是雇用下等妓女或私娼招待烟客，广东人称这类妓女、私娼为“烟花”。广州市的花地和芳村，海南岛海口市的白沙区和竹林村，琼东县的嘉积市，海康县的南门外，高州的梅菉市，电白县的水东市，阳江县的织菉市，台山县的新昌市，曲江县的东西河坝，汕头市的郊区，饶平县的黄岗市等地，都有烟花。大的售吸所用四五名，小的用二三名。
烟馆要向“禁烟”机关交两种税，一为销售税，一为红灯税。销售税就是出售熟膏（供烟民回家吸）所交的税。红灯税，是指烟馆内点着红灯供人吸烟所交的税。出售每两熟膏应交的销售税，是出售每两生烟应交税的一倍。红灯税按床位计算，每张床点一盏红灯，每月应交税是每个烟民每月应交税的一倍。生烟税和烟民税并不固定，因而烟馆销售税和红灯税也是经常变动的。
瘾君子。
染上鸦片烟瘾的，有男女老幼（婴），有各行各业的人们。
穷苦的劳动者受鸦片毒害的，也为数甚众。他们因抽大烟，不仅耗尽了仅有的、可怜的一点钱财，而且耗干了自己的精力。
四川瘾民有多少。
解放前，吸鸦片在四川很是普遍。有烟瘾的人不用说了，就是跟鸦片无缘的人，家中也必备灯盘和烟膏，为的是随时招待来客。用鸦片待客，就像给客人沏茶递纸烟一样，是一种起码的礼节。如不摆灯盘，不烧鸦片，会被认为是怠慢客人。
四川吸食鸦片成风，还可以从两首打油诗得到说明。30 年代，重庆白象街住着一名律师，名叫吴学礼。不仅他自己吸鸦片，而且他的妻子，他的父亲、母亲，他的舅子，都吸鸦片。一家五口，无一例外。每天上午11 点，全家人仍高卧不起。有位小学校长叫刘锡安，与他同院，见此情景，诗兴大发，口占打油诗两首。一曰：“律师吴学礼，日高犹未起。川膏与云膏，一天几两几？”一云：“一家五个人，个个点烟灯。神仙吹玉笛，香雾帐中腾。”像吴学礼家人人抽大烟这样的事，在四川并不罕见。
四川有一些地主、资本家，就怕子弟嫖和赌，而不怕子弟抽鸦片。因出去嫖会把身体糟蹋了，赌会把家财输光了。抽鸦片虽然也耗费钱财，但他们确信，像他们那样大户人家，不会因抽鸦片抽穷了。例如：重庆有个有名的地主叫胡敬六，家住绣壁街550 号，每年可收7000 担租子。他仅有一子，名叫胡静云。胡敬六很溺爱这个独子，为把儿子圈在家里，便怂恿他抽鸦片，还请族人、亲戚出面，引诱自己的儿子抽鸦片。胡敬六以为，染上烟癖，就不会出去嫖和赌了，他的家业也就守住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儿子始终没有上瘾。为此，胡敬六还老大不高兴，认为：胡静云是不肖之子。重庆还有一个叫杨少武的人，他跟人谈过，自己幼小时，父亲千方百计要他抽鸦片，甚至许愿说，谁引诱他儿子抽鸦片，并且成瘾，他将重重答谢。四川瘾民有多少呢？民国时期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的文件曾公布过一个数字。1917 年至1934 年，四川由军阀分防割据时期，该省瘾民约占全省总人口的1／19。当时四川省人口有六千几百万，按这个比例计算，全省瘾民至少有310 万。这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而不是夸大了的数字。本书《前言》引用《盛京日报》的材料说，1930 年时，四川有瘾民4000 万。
机关里抽大烟。
国民党政府从下级机关到高级机关，官员、职员抽大烟的不少。有的衙门以内就摆着灯盘，当官的竟堂而皇之地在衙署内烧烟。
有个叫徐剑秋的人，曾当过四川省理番县县长。他终日一榻横陈，连公文也要吩咐人捧到烟榻前阅看、处理。靖化县有一名县长叫刘绍绪，人称他当县长时，靖化县府有12 支枪，除他本人是老枪外，15 名职员中，有11 人是瘾客。
四川省各机关因公务人员抽大烟的多，上午11 点还没有人上班。有一段时间，四川曾发起准时上班运动，规定上午8 时上班，12 时下班，下午2 时到6 时办公，要求公务人员不要迟到早退。但不过是会上喊喊而已，公务人员的积习是难以改变的。1937 年，四川省政府规定各机关公务人员出具不吸鸦片的保证书，但高级官员不在此例。1938 年，四川省府又对各机关公务人员是否抽烟进行了一次大检查。重庆区检验大员是全国禁烟委员会委员、70多岁的褚慧生。他亲自带领两名医生，一个机关一个机关地检查。每到一处，便坐在办公桌前，让两名医生分站两旁，秘书一人执笔记录。机关职员排成单行，缓步走向办公桌前，一名医生察看职员脸色，看是否带有“烟容”（抽鸦片者面孔黛黑）。另一名医生检查职员瞳孔，看是否放大。根据医生检查，判断这个职员是否吸鸦片，并把结论在名册上注明。如被怀疑吸烟，该职员所在机关便要将其送戒烟医院，作进一步检查。但这不过是演戏而已。己不正焉能正人？高级官员吸烟，又怎样去号召低级官员戒烟？低级官员烟瘾很深，又怎能给公务人员做禁烟表率？
曾任国民党重庆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主管四川禁烟的杨永泰，家中就常点着烟灯。一次，有人去找他，他摆着烟盘，点着烟灯，躺在榻上，边吸边对人说：“烟有百害，吸上了瘾，就等于废人。但利害是相循的，最坏的事，亦有好处可取。烟的功用，有几个字，就是：‘却小病，伴寂寞，助思考。’人患伤风咳嗽小疾病时，吸几口烟，立时可愈，比服药还见效一些。当无聊时，感觉苦闷，尤其是风雨之夕，故人不来，一榻横陈，挑灯作伴，有无穷乐趣。要用脑筋，研究问题，如思想滞湿，吸一点烟，神经受着刺激，立即心花怒发，左右逢源，可助思维。这是烟的功用，不过功用很小，害处太大，我们应该把它禁绝。”杨永泰口称鸦片“功用很小”，“烟有百害”，实际着力渲染的是一榻横陈的“无穷乐趣”。禁烟大员对鸦片这样欣赏、这样嗜好，“禁绝”云云，不过是骗骗人而已。
《中国黑幕大观》一书曾揭露过这样一件事：某省警察厅长某某，自上任后，办理禁烟，雷厉风行，不遗余力，据说瘾民们畏之如虎，无不躲到他乡去吸烟。有一个绅士，到省城有事，烟瘾大发，涕泗横流，找不到过烟瘾的所在。他找到一位朋友，口称“救命”。朋友大惊，忙问何事。绅士诉说了无处过烟瘾之苦，朋友说：“这事不难，但要守口如瓶。”绅士被朋友领到一个地方，只见墙高屋峻，声势煊赫。到了门口，绅士惊问：“这不是某机关的后门吗？”朋友急忙制止说：“叫你不要作声，你怎么又开口了？”绅士缄默不语。进到里面，茶几、烟榻都用红木制做，烟具精良，仆人侍候很周到。才抽了几口烟，就觉得烟味醇馥，远非一般烟膏可比。吸毕，朋友掏出银币五枚。当他们刚要出门时，警察厅长某某亦昂然步入，登榻吸烟。绅士和朋友出了门，朋友告诫绅士：“你千万不要张扬出去。你若讲出去，定于你大为不利。”警察厅长某某之流，一边喊着“禁烟”，一边大吸其烟，真是绝妙讽刺。
青少年成老枪。
《民国春秋》杂志1987 年第4 期封三，刊登了一组题为《罂粟遍地种，烟馆随处见——民国时期丑恶社会现象之一》的照片。其中有一幅的文字说明是：“青年女子也成了老枪。”照片上，两个剪着齐耳短发，眉清目秀，大约十七八岁的女子，手执烟枪，斜躺在一张烟榻上，如痴如醉地吸着鸦片。今天的读者看到此景此情，对这两个深受鸦片毒害而不能自拔的女瘾客，一方面会“怒其不争”，另一方面，恐怕会多少表示同情，因为她们也是旧社会的受害者。
徐铸成《报海忆旧》一书中讲到了一件事，更是触目惊心。
解放前湖北省教育厅有一位姓向的视学，一次去鄂西最大的一个县城视察。上午9 点早过，这个县城还沉睡未醒，一片寂静。若不是有一名更夫，一面敲着锣，一面穿街过巷呼叫“9 点敲过了，该起床了！”这个县城简直如同死了一般。而这个更夫，也不断打着呵欠，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姓向的视学去视察县城最大的中学，学生、教师9 点半才懒洋洋地踱进教室。因为省城来人视察的关系，只得强打精神，但他们仍然呵欠连天。姓向的视学检查完学生的上课，又去巡视学员的宿舍。只见每张床铺都铺着白色的新被单，显然校方对他前来视察，早有准备。走近一张床仔细一看，发现被单上有焦洞。掀起床单一角，原来床下藏着一副烟盘。又查了几张床，差不多都有这套家伙。负责管理学生宿舍的舍监先生很是尴尬，讪讪地说：“这是多年留下的恶习，我们正在设法劝戒。”这哪里是学堂，简直成了烟馆。省教育厅视学来视察尚且如此，平日抽鸦片更是要抽得昏天黑地。
遁迹上海过烟瘾浙江绍兴有一个姓陈的瘾客，家颇富赡。因家乡严禁吸食鸦片，一经查获，有可能倾家荡产，于是偷偷去了上海，栖身于三马路某客栈45 号。他在客栈畅怀大吸，觉得自由自在。时间一久，客栈中人都知道他是富家子弟，为吸烟而来。｛ewc MVIMAGE，MVIMAGE， ！09800420＿0276＿1。bmp｝一天，客栈来了一个客人，住44 号，与姓陈的青年为毗邻。此人举止阔绰，而与姓陈的青年有同样嗜好。他从口袋里摸出10 元钞票两张，托茶房代购精良烟具一副。烟具买来后，他打开西式皮箱，取出精铜烟盒，开始点灯吸烟，发出一阵阵“飕飕”的声响。三四天以后，因嗜好相同，姓陈的青年便跟他熟识。这个客人自称是江苏昆山人，40 岁，姓蒋。父亲曾任四川观察，饶于资财。自己染上烟瘾，不便在家吸食，特地来到上海。此行无他，专为过烟瘾而来。姓陈的青年一听，觉得彼此景况相同，于是跟44 号客人更加亲昵。44 号客人烟瘾颇大，每天须烧烟膏1 两左右。有时邀姓陈的青年同榻而吸，姓陈的青年觉得烟味浓厚，与市场上出售的一般烟膏大不相同。他想，自己每天烧四五钱烟膏，就要花费5 元，44 号客人量这么大，烟这么好，一天起码得开销10 元。他怀着好奇心询问44 号客人，所吸烟膏价格几何，回答说：“每天3 元足够抽了。”姓陈的青年笑了起来。表示不相信。44 号客人说：“像这样的好烟膏，若从一般烟商手中购买，每两起码20 元以上。我所以能买到价廉物美的烟膏，是因为别有秘密购烟地点。”姓陈的青年向他打听这个秘密购烟地点，他笑而不答。姓陈青年一再询问，他才说：“本来不便泄露，因你我彼此至好，所以破例告诉你。然而老兄万不可再泄露他人，因此烟膏一旦售罄，我等便须吸市面上卖的普通烟。白克路有一个公馆，是前清一名中丞的别墅。这个官员烟量极大，家中储有大量烟膏。前年夏天，他患鼓胀病去世。别墅中现只有一个30 多岁的姨太太，和几名仆人、女佣、厨师、花匠居住。地下室藏的烟膏交给女佣掌管，由她成批出售。妇道人家，不知外界烟土昂贵到如此地步，故每两仅售3 元。只是妇人胆小，不敢轻易卖与人。非有稳实可靠如老弟者，决不让其登门问价。而且有一个规矩，每次售出，至少须600 元以上。若零星拆卖，她是不愿意的。别墅大厅后有小室两间，备有全副极精致烟具，并陈列烟膏多种，任人尝试、畅吸。”姓陈的青年听了这番话，心里想：这样的便宜货，别说600 元，就是6000 元亦不嫌多。而且在上海居住的绍兴人，吸烟者很多。一转手，可获厚利。因而催促44 号客人带他前往。44 号客人答应一两天以后一定带他去。
第三天晚饭后，两人过足烟瘾，雇来一辆马车。临行，44 号客人问姓陈的青年带了多少钱，姓陈的青年告诉他，带的钞票、庄票足够了。44 号客人微微颔首。上了车，过了泥城桥，天已漆黑，下着微雨。姓陈的青年坐在车中，只觉屡屡转弯。过了很长时间，车子在密林旁一幢白洋房前停了下来。两人下、车，走进别墅。屋内陈设华丽，器具精美。一名20 余岁的仆人将他们引至大厅后，那里果然有小屋两间。烟盘中罗列各色烟膏佳品。电灯光的的，使人目炫。茶几上排着四只小白瓷缸，上面都贴着红纸条，分别写着：“白皮公班膏”、“别直参汁公班膏”、“公班马谛和合膏”、“公班清膏”。定价每两均3 元，44 号客人说：“这些都可以尽量试吸，不费半文。”姓陈的青年大喜，两人对榻吸了起来。刚吸完一筒，姓陈的青年顿觉天旋地转，渐渐失去知觉。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吴淞口外崇明沙滩上。再看看身上，原来穿的衣服被剥去，换上了破旧肮脏的衣裤。随身钞票、庄票、金表等物均沓无踪迹。他只得恳求路过此地的渔船船主，将他带回上海。找到客栈，方知外出己三天。询问客栈老板，44 号客人何在，答道，那个自称姓蒋的住客，两日前已手提皮箱他去。
姓陈的绍兴青年，躲到上海吸鸦片，自以为到了自由世界。那知由于他涉世未深，又贪图便宜，结果上了大当。破财不说，险些送了性命。这件事，记载在钱可生《上海黑幕汇编》一书中。
“鸦片军队”。
民国时期，不但军队贩鸦片普遍，而且吸鸦片普遍。阎锡山部下的士兵，都备有两支枪，一支是打仗用的钢枪，一支是抽鸦片的烟枪。打仗如遇阴雨天，烟枪点不着火，士兵过不了烟瘾，就精神委顿，要吃败仗。士兵抽鸦片是国民党当局头疼的一个问题。蒋介石为解决这个问题，曾借来高级官员脑袋一颗，但并无多大效果。1944 年，蒋介石召开黄山会议，检查各战区对日作战屡屡败北的原因。出席者有参谋总长何应钦以下，军事委员会所属各部部长，各战区司令长官，各总司令，及沦陷区省政府主席。贺国光担任会议秘书长。八天会议，自始至终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头四天，由各战区司令长官报告打败仗之经过。后四天，查找失败原因及补救办法。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报告共九点。讲到最后一点时，他说：“兵的体质太差，四川所送去新兵，甚至有烟瘾，尚未戒除。”蒋介石听了，立即吩咐侍卫长俞济时，打电话通知兵役署长程泽润即刻前来。程泽润到后，蒋介石顿着足将他骂了一通。随后，命军统局负责人，注意社会上关于兵役问题反映。黄山会议散场后一个多星期，重庆警察局将中签的壮丁500 余人，送到兵役署所属壮丁验收处。验收处的人知道黄山会议期间兵役署长程泽润受到严厉指责，所以这次验收壮丁，格外小心谨慎，就怕有过失。该处派医生将重庆警察局送来的壮丁逐一检查，发现5 人染有烟癖。这5 人之中，还有一人曾在3 个月前，顶替别的中签的壮丁来到壮丁验收处，后潜逃，这次被认出、查实。壮丁验收处将其严刑拷打，打得他遍体鳞伤。适有军统局特务从门外经过，听到了被打壮丁的惨叫之声。他在电话中将此事告知侍卫长俞济时，俞济时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叫俞济时打电话，通知总参谋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军法总监何成浚、军令部长徐永昌、办公厅主任贺国光，还有兵役署长程泽润，到曹家岩蒋介石公馆会齐，然后一同到壮丁验收处查看。果然见所有壮丁，都面黄肌瘦，一副烟容。蒋介石当即命令军法总监何成浚，派人把兵役署长程泽润押到军法总监部关起来，等候办罪。蒋介石面带怒容，偕何应钦等人向军委会走去，径自上了楼，走进自己办公室。军法总监部的中将军法官余廷襄承办这个案件，他拟的处置办法，是将程泽润撤职，判徒刑三年。报告送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拿起蓝铅笔，改为“枪毙”。在行刑之前，程泽润要求给他纸笔，书写遗言。他的遗言，后附在案卷末，约有400 多字，最后两句是：“各战区屡打败仗，未必是我一人的罪。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我一人判处死刑？”
吸鸦片祸害。
鸦片亦称“阿片”。为棕色或黑色干膏状块，有特殊臭气。含吗啡约10％，用作药物，有镇痛、止咳、止泻等疗效。但长期应用，容易成瘾，而一旦成瘾，就难以戒除。吸入、吞服、注射过量鸦片，或鸦片中提炼的吗啡，或吗啡的衍生物海洛英等，会引起中毒。急性中毒的病人先有短暂舒适感，渐渐地目眩头晕，昏昏欲睡，瞳孔缩小，呼吸缓慢，严重者昏迷不醒，甚至呼吸困难而死亡。
解放前，吞服鸦片自杀的事，报纸时有披露。《申报》1931 年4 月1 日刊登《寓客吞烟自尽》一文，文章说：“前日晚上，有自称山西人之徐怜吾，年约三十余岁，独自一人，至法大马路宝兴里东首某旅馆开房间借宿。不知因何刺激，。。吞服生烟土自杀。追昨日上午，茶房叩门，。。撬开房门入内，。。已气绝身死，口吐狼藉。。”那个时代，旅馆内，树林中，草丛里，河滩上，经常发现尸体，有男有女，还有年轻姑娘。他们或者为生活所迫，或者受了某种刺激，而吞服大量鸦片，中毒身亡。翻阅当年报刊，轻易就能找到这类材料。
染上鸦片瘾的人，会因长期吸食鸦片而发生慢性中毒，造成性格变化，精神萎靡不振和营养不良。四十七八岁以上的人，恐怕很多都见到过解放前的烟鬼，他们衣冠不整，瘦骨嶙峋，靸着鞋子，有气没力，瘾发时呵欠流涕，坐立不安。他们反应极迟钝，有的即使遇到火警，也要吸几口鸦片，才夺门而出。
特别是吸了掺假的烟膏，中毒就更深。轻者一天天消瘦，胃纳锐减，四肢麻木无力，重者肚痛，周身大汗，医治无效，葬送性命。而烟膏一般都掺假，所以中毒身亡的人不知凡几。
旧时广西容县一带财主常用这样的话告诫子弟不要抽大烟：“针头小的烟斗眼，可以把大水牛抽进去，也可以把几百亩田地吸了进去。”很多财主都懂得，抽鸦片会倾家荡产。
解放前抽大烟的有富人，也有穷人。富人们把抽大烟当作消遣解闷的一种手段，当作寻欢作乐的一种方式，就像山珍海味、娇妻美妾一样不可缺少。他们很讲究烟土质量，嫌“新土”有火气，不够醇，要吸陈年“老土”。所用烟具非常考究：紫檀嵌花的大烟盘，套上白铜打的小烟盘；烟灯的灯台，白铜钻花的还看不上眼，要景泰蓝或金银空花的；灯罩要用清水厚玻璃磨成；烟枪要饱要陈，最好是百年烟枪，并有象牙、玉石翡翠作底口；烟斗要空，要老，要用“彰鹿”、“咏香”名斗。许多阔老家里都备有三五套精致的烟具，并辟有抽大烟的密室。富家子弟因抽大烟成为破落户的，不在少数。穷人吸鸦片往往是为生活所迫。拉黄包车的、抬滑竿的、拉纤的、搬运工，等等，劳动强度大，每天劳作10 多小时，终年不得休息。且饮食粗劣，不得温饱，身体赢弱，体力不支。为消除疲劳，振作精神，他们常常在劳动之时或之余吸几口鸦片。一旦上了瘾，不吸鸦片就无法干活，而越吸鸦片身体越消瘦，精力就越不支，生活就越困苦。另外，解放前的医疗条件极差。比如贵州，全省只有一所设备不全的医院，总共才10 多张病床。除此之外，私人诊所也只有寥寥几家。一般人生了病，是住不进医院的，为减轻病痛，他们不得不经常求助于鸦片。因鸦片有麻醉、镇痛和收敛的作用，对一些小病有一定疗效。但这无异“饮鸩止渴”，表面上治了病，骨子里中了毒。吸烟者一个个成了形容枯槁之人，并且因抽烟而耗尽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钱财。
四川金阳县派来乡唐家营盘，1944 年时共有10 几户人家，有劳动能力的人无一例外地全部吸食鸦片。每天上午10 点钟左右才有气没力地上工，干了不到4 小时，就疲惫不堪，支持不住，只得收工回家。安科乡的苦齐阿达家，8 口人中有6 个吸鸦片，不到两年，180 斤包谷种面积的土地，以及16家娃子（农奴）都卖光了。安科乡的苦斯呷家，有3 人吸鸦片，不但将18斤包谷种面积的土地及4 家娃子卖掉，连自己的儿子也卖给了别人。四川有个女孩，年仅10 岁，其母无钱过烟瘾，以25 元价格将她卖给了一个姓黄的地主为婢。重庆十八梯轿铺巷，有个十七八岁的女青年，其母吸烟，无钱过瘾，将其逼迫致死。街坊愤愤不平，要求警察分局惩办其母，警察巡官当着众人说：“这类的事，很是寻常，无从办起。”在他们看来，因吸烟逼死子女的事，实在司空见惯，不必大呼小叫。
劳动者用血汗挣来的家业，地主、豪绅、富商等聚敛的钱财，化成了镣绕的鸦片烟雾。鸦片，将很多穷人和一些富人，赶到了乞丐的行列。
禁烟黑幕。
国民党军政人员，有的“雷厉风行”地禁烟，有的或明或暗反对禁烟。
但如果认为国民党军政人员在鸦片问题上分成了禁烟派和反对禁烟派，那就错了。高喊禁烟的，往往就是反对禁烟，或是借禁烟渔利的。欲明真相，请看下文。
“烟是军队经济命脉”
鸦片为什么禁不了？因为官僚、军阀不想禁。而不想禁，主要原因又在于他们不肯放弃鸦片税这笔巨大的收入。
1943 年，杨若瑜被刘文辉委任为四川芦山县县长。上任前，杨若瑜先去拜见了省保安处长王靖宇，想从他那里讨点为政的“诀窍”。王靖字很关切地对杨说：“别的没有什么，只是禁烟的问题，要把它拿稳，须要去好好向主席请示。”杨若瑜根据王靖字的指点，去拜见了省主席刘文辉。在谈了一些有关县政方面的问题后，便着重提出“禁烟”之事，向刘文辉请示，该如何办理。本来，关于禁烟，法令条文很明确，照章办理就是了。实际上，制定法令的人，并不希望下面的人完全照法令办事，而要他们“随机处置”。这就要下面的人揣摩、领会上峰在法令之外的真实意图。杨若瑜经人指点，懂得了这个奥妙。但刘文辉只是含糊其词他说了两句，另外，叫他动身前去找下伍参谋长（培英）。杨一听，知道有些话不便由省主席之口说出，而得由伍培英代达。果然杨若瑜见到伍培英时，伍直截了当地说：“关于烟的问题，这是有关本军经济命脉的问题，杨县长到芦山后，要慎重处理。公文上当然是要严厉的，这就要你善于应付了。”这就是说，禁烟是要喊的，但不能真干，以致伤了“本军经济命脉”；禁烟，公文上“严厉”就行了，具体办理，只需“应付”、“应付”。
杨若瑜摸到了刘文辉的意图之后，就走马上任了。那时。烟苗已破土而出，省府严禁种烟的公文一道又一道下达。杨若瑜采取了“空雷不雨”的办法来应付。
上任后不几天，杨若瑜就召开了县行政会议，特别强调禁烟问题的严重性，和省府在年内禁绝鸦片的决心。警告乡镇长们不可意存侥幸，以身试法。尤其是种烟，为法令所绝对不容许。如有发现，须立即铲除，否则拿乡镇长是问，他杨若瑜认法不认人。杨若瑜态度严肃，语气坚决，弄得乡镇长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隔不几天，杨若瑜就带队出巡。一到乡公所，便召集乡保长和地方绅士训话，口气之严厉，超过了县行政会议上之讲话。乡保长们连声“是是”，表示一定遵命。训话后，乡长摆开丰盛的筵席。杨若瑜带去的士兵和所有的人伕，都一律就坐。杨若瑜坐在客厅里，由该乡几个头面人物恭陪。席间，谈笑风生，话题无非是当地风物。杨若瑜又“垂询”一些地方民情，表示他作为本县父母官，很是关心民瘼。吃喝了半天，乡公所大门都没有跨出一步，杨县长就坐上轿子，闭起眼睛回城去了。如此这般地跑了10 来天，一天一个乡，算是巡视完毕。各乡种烟多少，真实情况如何，连问都没有问一声。
巡视完毕，在县里休息了几天，又陆续收到川康边防总指挥部严令铲烟的公文。杨若瑜照抄照转，立即用公文严令各乡镇，迅即、彻底查铲烟苗。并命秘书将自己上任后如何重视禁政，如何亲自带队挨乡挨镇督促铲烟，写成报告，呈报省府和总指挥部。不几天，总指挥部再次下达催铲烟苗的公文，杨若瑜也再次严饬各乡镇立即将烟苗铲尽，并说明将再度出巡复查。同时手令各乡镇长，在他复查时，绝对禁止铺张招待。当时杨若瑜的考虑是：奉到上级关于禁烟公文，毫无反应，不向下面传达，不采取一些动作，不虚张一点声势，一旦被上面知道了，就要担当“玩忽禁政”的罪名。而下去巡查，又怕乡镇长们兴师动众地把当地绅士召集来，请他发表关于“严肃禁烟”的宏论。这一套千篇一律、心口不一的高论发表多了，有损于他的威信。故他这次挨乡出巡，轻车简从，只带几名武装人员，并事先通知严禁铺张招待。他到一个乡，乡镇长就在路旁迎候，把他请到乡长的家里。不像上回那样，接到乡公所，召集保长和绅士们听训话了。乡长们的家，都宽敞舒适，早已陈设一新。乡镇长把杨若瑜安顿好后，借故走开，由杨的秘书或杨带来的科长陪杨闲坐聊夭，翻翻小说。快到吃饭时间，乡长才露面。说是吃便饭，其实比办筵席还讲究。大家都心照不宣，绝口不提铲烟的事。玩了半天，杨若瑜便坐轿回城。就这样，接连搞了10 多天复查，末了，又命秘书起草报告，向上峰汇报他是如何严肃、认真地进行了铲烟复查的。
杨若瑜挨乡作客，游山玩水，轻松愉快。对上面，他有两个报告可以交待。杨若瑜自认为他很好地贯彻了“善于应付”的指示。
隔了个把月，已经到了1943 年年底，杨若瑜突然接到总指挥部一件训令，大意是说，总指挥部接到军事委员会蒋介石电令，对总指挥部的一份报告严加斥责。因总指挥部在报告中说一三六师师长刘元琮（刘文辉之侄）已率领部队把烟苗铲除，而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得到的情报，刘元琮实则并未带队去铲烟。军委会限令铲尽烟苗，“如再发现一株一苗，对有关人员，决予严行究办”。总指挥部前已一再严令芦山县县长查铲，今再次命令芦山县县长限期铲尽烟苗呈报。“如再发现一株一苗，定予依法严办，决不宽贷”。看了公文，杨若瑜大吃一惊。省府和总指挥部，那是自己人，他们讲发现烟苗要依法追究责任，不过是公文上冠冕堂皇的词句，是不算数的。这回是军委会下了文，语气这么严厉，把刘文辉的侄子都点出来了。万一刘文辉抗不住，他肯定不会办他的侄子，而要拿个把县长开刀。杨若瑜顿时觉得，当这个县长倒霉透了。他在惊恐之余，学着总指挥部对付军委会的办法，嘱咐秘书起草公文，严令各乡镇长“限期肃清呈报”，并须交出查铲保证书。杨若瑜想：“我且先把公文上的脚步站稳，万一认真要查究时，我也可以往下推。”杨若瑜把总指挥部的公文拿出来反复琢磨，感到语气从未有过这样严峻。执行吧，烟土是“本军的经济命脉”，伍参谋长是这么说的，事实也是这么一回事。铲了烟苗，伤了本军的经济命脉，刘文辉不要怪罪吗？如若不铲，军委会再给总指挥部施加压力，怎么办？总指挥部不会牺牲一两个县长来搪塞吗？烟苗铲不行，不铲也不行。铲和不铲都有性命之虞。杨若瑜进退失据，决定到雅安去面见刘文辉，探探他本人的口气。杨在公馆见到刘，问到：中央来电这样严厉，究竟该怎么办？刘文辉说：“赶快铲呀！咋个你还没有动手？快回去铲！”刘文辉态度认真，语气肯定，但杨若瑜还是觉得把不准，临走时又吞吞吐吐地请示：“主席。。铲烟的问题。。”刘文辉大声回答说：“铲！铲！铲！怎么你还没有听清楚吗？”刘站起来送杨时，又重复说：“怎么你还没有听清楚吗？铲！铲！铲！”一边说，一边还打着手势，好像拿着铲子在铲烟。
走出刘公馆，杨若瑜又去见总指挥部参谋长张伯言，证实一下省府和总指挥部是否确实下了铲烟决心。张伯言反问杨若瑜：“你去见主席，他是咋个向你说的？”杨把刘文辉的话复述了一遍。“对啊！回去快铲啊！”张伯言说道。听张也这么说，杨感到心里踏实了，决定回去铲。
要各乡乡长去铲，他们是不会干的。要铲，必须县长亲自带队下去督促。经过一番研究，杨若瑜选定凤禾乡作为铲烟突破口。该乡乡长杨步月小学教员出身，是一介书生；乡里武力薄弱，比较好对付。凤禾又在芦雅交通线上，铲烟影响大。于是杨若瑜调集了200 多名武装人员，浩浩荡荡地开到了凤禾。杨若瑜立即命令杨乡长抽调几十个民工，在乡公所对面不远处开始铲烟。杨若瑜见民工已动起手来，很是高兴。在田塍上，坐在椅子上，跟秘书一边抽烟，一边聊起天来。坐了好一会，抬头一看，几十个人才铲了很小一块地方。只见民工把锄头举得很高，就是落下很慢。杨若瑜命乡长催民工快铲，尽管乡长和保长大声叱骂，不停催促，但速度并不见加快。这时，卫兵递上一封信，说是金连长差专人送来。杨若瑜拆开一看，信中写的是：这里有金连长种的烟，请杨县长手下留情。。杨当即沉下脸来，把信撕得粉碎，扔在地上，说道：“不管什么人的，一概给我铲光！”乡保长见金连长说情都不中用，只得继续铲。
过了一会儿，四周山上突然枪声大作。县长秘书吓得瘫在地上。杨若瑜虽然吃惊不小，但仍强作镇定，因为他知道，这时刻是万万慌乱不得的，越慌越出事。要是他被几声枪响吓软了，便威风扫地，以后就无法统治全县。于是他把心一横，站起身来，叫中队长传达命令，县里下来的武装人员，一律站在原来地方，不许妄动，不许擅自还枪。同时叫杨乡长继续督促铲烟。山上枪声响了一阵，也就停止了。又铲了半个钟头，黄昏已近，杨若瑜便下令收工。
晚上睡在乡公所里，杨若瑜在床上越想越害怕：再硬干下去，必定激出事变，被打死在这里才冤枉呢！就是不死，刘文辉也会斥责他不会处事，惹是生非。第二天早饭后，杨若瑜就借口部队人多，地方供应困难，把铲烟责任交给杨乡长，自己带队回城了。
杨若瑜在凤禾总共不过铲了10 几块地，就得罪了很多人。回县不几天，到雅安向刘文辉庆贺50 大寿，在彩棚里，省训团的处长金搏九就挖苦他说：“究竟青年县长，大大不同，所到之处，一律肃清。”杨见到刘文辉，他绝口不提铲烟，就像从来没有过这回事一样。杨后悔不已，怪自己胆量太小，听了几句话就坐不住了。有了这次教训，决心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坚决不铲烟。
可是过了不久，杨若瑜听说成都行辕要派出禁烟考查团，考察地点之一便是芦山县。杨若瑜平静没几天的心情，复又紧张起来。考查团是要实地巡查的，比不得来公文，可以虚与委蛇。考查团又是国民党中央所派，很可能是要借禁烟问题，找跟“中央”貌合神离的刘文辉的碴。考查团发现遍地烟苗，必定据实呈报。而“包庇种烟”，罪莫大矣，是要处死刑的。刘文辉即使抗着不执行，杨若瑜也得被撤职。丢官以后，他在四川就待不下去了。想到此，杨若瑜心烦意乱。他跑到雅安去见伍参谋长。伍说：“这次考查团来，你不好应付，自有总部的刘参议（刘敦礼）应付的。”杨又去见禁烟督理处副处长杜履谦。杜说：“有郑少成一道，会帮你打招呼的。”原来考查团由成都行辕、禁烟执行总监部、禁烟督理处、川康边防总指挥部、西康省政府各派一人组成。行辕派的人任团长。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和禁烟督理处分别派刘敦礼、郑少成参加，这两个人都是刘文辉的人。杨若瑜又打听到，刘文辉发下话来，考查团到，送点钱就得了。
杨若瑜赶回芦山，作起准备来。他决定在考查团必经之路两旁，把烟铲掉。因为这点表面文章都不做，到时就难怪考查团打官腔了。考查团从雅安到天全以后，杨若瑜不断派人打听考查团由天全到芦山的路线。他得到准确情报，考查团由天全经芦山施延乡到芦山县城。这条路很短，要蒙过考查团员们的眼睛是很容易的。杨若瑜把施延乡乡长召来，对他说，这次考查团非比一般，是“中央”派的。弄得不好，他们会扣办乡长的，施延乡乡长一听，先就给吓住了。杨若瑜又说：为照顾你的困难，眼下不要求你将全乡烟苗铲绝，但初步必须做到将路旁烟苗铲尽，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乡长一听，县长这么体恤下情，还能不照办吗？第二天，杨若瑜就带队到施延乡督铲。有个保长不卖力，杨当即命令将其拘押回府，听候处置。其他保长不敢怠慢，总算把短短一段路两旁收拾干净。过了两天，考查团来到芦山，杨若瑜率部属在城门洞口欢迎，将他们接到县府。除了召开一次大会，请考查团训话以外，就安排他们吃、喝、玩。杨全力以赴，殷勤招待，唯恐不周。开头姓王的考查团长还打官腔，第四天早上，总指挥部派来的刘参议悄悄对杨说；“已经一枪下马，不用担心了。”原来刘敦礼到雅安从伍参谋长那里弄到一小箱钞票（400 万），当天早上送到王团长房里，请他对禁烟问题，马虎了事。王团长起先还说：“敦哥，你不能陷我于不义！”经刘一再劝说，王团长便顺水推舟收下了钱。从此，就词色温和。考查团又在县府住了两天，没有到下面去看一眼，就到宝兴去了。后来，考查团上报的公文，将芦山县说得最好，禁烟完全没有问题。芦山县府招待考查团共用去了20 多万元。杨若瑜当然不会自己掏腰包，他摊派40 万元到各乡。只有施延乡不派，因该乡铲了些烟苗，已付出了代价。各乡乡长对杨很是感佩，乐于交纳本乡承担的费用。农民银行本是鸦片银行。
1933 年，蒋介石大规模“剿共”，军费开支浩繁，越来越感到财政拮据。为了开辟“财源”，蒋介石决定把全国巨额特税划归南昌行营直接掌握，有关特税的一切收入、支出，财政部无权过问。
同年夏天，在南昌行营成立了十省禁烟督察处，专管豫、鄂、赣、皖、闽、湘、苏、浙、陕、甘等省特税收入。督察处分支机构，很快遍布全国。该处直接按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之命行事，不受国民党中央各院部和各省当局的牵掣。禁烟督察处的口号是：“两年禁毒，六年禁烟。”声称要在六年之内将鸦片禁绝。实际上是打着禁烟旗号，改鸦片私收私运为统收、统运，实行鸦片专卖，从中搜括钱财。督察处下设会计处和监察处，会计处的会计长和监察处的监察，都由蒋介石亲自指定。会计长黄为材，就是蒋介石的军需处长，特税的一切收解手续都由其办理。
1933 年秋，蒋介石派人到汉口，号召官商合资成立农民银行。规定当地25 家土膏行，每家投资2 万元，另由政府拨款50 万元，作为资金。但是只有4 家土膏行被逼出了钱，其他21 家确实榨不出油来。经由当时督察处长李子宽向蒋介石请示，决定改为先由督察处拨款成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蒋介石在上海搞交易所时的朋友郭外峰被委任为农行总经理。农民银行成立后，全国所有特税收入，均须全部向农民银行交纳。当时每担烟土抽特税200 元，外加附加费10％。全国最大监狱武昌监狱，就是用附加税的一部分（每年不下一二十万元）修成的。农民银行不但收特税，还对鸦片烟商开展抵押、贷款、折现种种业务。烟商如一时无力交税，或周转不灵，可以现货向农民银行抵借，押款额照市价六至八折计算，利率月息一分以上。2至3 月不赎，即将押货拍卖。农民银行靠鸦片起家，财力越来越雄厚，不久即成为全国四大银行（中国、中央、交通、农民）之一。农行资金，没有一元钱不是来自烟土，人们不称这家银行为“农民银行”，而是称它为鸦片银行。因为它确实不是为扶助农民和农业而办，跟“农”字毫不搭界，是盗用了“农”字。
农民银行每年所收特税二三千万元，主要充作“剿共”军费。军情紧急时，催款急如星火，款子不足，就由监察处召集土膏行店摊派借垫，由监察处担保，以后在特税项下扣还。再不足，就由农民银行动用各土膏行店申请执照时交纳的保证金。农行收存的这种保证金高达几千万元，每年可收一笔可观的利息。
蒋介石对各省军阀的补助费，也来自农行所收特税。如每月补助湖南军费30 万元，广东四路军总部10 万元，广西近20 万元。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甘肃的特税，都有一定的截留，这实际上也是对地方军阀的补助。这些帐，只有督察处长和会计处长心中有数。因为票据是会计处长签发的，然后由督察处长报行营核销。
蒋介石的私人应酬，一般也都从农行所收特税中开支。每逢过年过节，蒋往往要给老上司、老朋友送钱，一封私人函电，就可以提取10 万、8 万。由督察处送致。其中有两个人，每次馈赠几乎都是少不了的。一是许崇智，蒋曾在他手下当过参谋长。每次给许崇智送款子，蒋都是派李鸿基去。李曾当过许的军需处长，跟蒋是同事。另一个人是杜月笙，蒋介石跟他关系密切，不同寻常。逢到年节，蒋总要送钱犒赏杜月笙手下的大小流氓。每次都由李鸿基出面，托上海办事处主任吴志刚转交。农民银行实际上成了蒋介石的私人银行。
烟禁愈严，烟祸愈烈。
旧社会有一句俗话叫做“私盐越禁越好贩”。旧社会还有一句俗话，叫做“私烟越禁越好卖”。
禁烟越是喊得凶、查得紧、罚得重，私种、私贩越是猖獗，烟土生意越是兴旺，“烟官”越是可以借禁烟渔利，“禁政”的弊端越是严重。私种、私贩烟者就怕烟官不贪，不怕烟官索贿。烟官受了贿，私种、私贩烟土就有了护符。
不少烟官本来就是贪赃奸吏。他们的官位或是用钱买来，或是通过关系得到。据《中国黑幕大观》透露，“禁烟狂热之时”，某些省份公开出卖禁烟局长官职。按油水多少标价，上等大洋2000 元，中等1000 元，下等500元。公然收受，不顾廉耻。有些人买得禁烟局长后，便出卖禁烟调查员的职位。根据地段的“肥瘠”，定价钱多寡。“以金钱买得差缺，安得不以金钱为目的？”所以烟官们一上台，唯此为大的事情便是千方百计捞钱。
好多烟官，本身就是大烟商，或出身鸦片世家，故利用鸦片发财，对他们来说，是熟门熟路。如上海禁烟督察处长郑寿芝，为上海鸦片巨商郑氏后代。因潮州烟商在上海势力衰微，郑寿芝便转而在上海交易所进行投机活动。1933 年，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以禁烟为名，实行全国鸦片专卖的“禁烟督察”计划时，郑寿芝曾参与策划。军事委员会禁烟督察处成立后，杨永泰将郑寿芝安插到上海禁烟督察处。郑到任后，将一帮潮州烟商拉入禁烟督察处。上海禁烟督察处下设采办商12 家，多由过去法租界12 家潮州土行老板负责；上海华界各街道分设土膏行、土膏店和售吸所，其中不少由潮州烟商掌管。督察处规定，各个土膏店和售吸所每承销10 两烟土，必须上交烟灰（可供再次吸用，或掺入烟土吸用）4 两。所以有人说：“所谓禁烟督察处是一个刻毒老辣的鸦片烟商大集团”。再如广西梧州禁烟督察局，有一任局长叫陆炎，是个烟帮头子。曾是桂系首领之一的黄绍竑回忆说：“用烟帮头子做禁烟督察局局长，岂不是对‘禁烟’的讽刺？的确那时中国各地的所谓‘禁烟’措施都是对禁烟的讽刺，有几个当禁烟局长的人是不抽大烟的呢？更没有一个人不是借着禁烟为名而筹经费充腰包的。”据说陆炎在禁烟督察局长任内得了港币50 多万元（一说10 多万元）。白崇禧将陆炎扣起来，要他交出这50 万港币。陆炎不交，且口气很硬，白崇禧下不了台，于是以“谋叛有证”的罪名，将陆炎处决。
越是有利的事，烟官们越要去钻。烟商们就利用这一点，用“包袱”、“熟性”（贿赂）将其击中。有个姓梁的人，于1937 年任广东省琼山县查禁委员。他才到海口市，就有几批曾开办过烟馆的商人找到旅馆，向梁请求承办琼山全县的鸦片售吸所。并对梁暗示，只要梁点个头，他们会送“熟性”的。有些烟商每月愿出“熟性”800 元。有些商人表示，仅承办海口市和府城两处售吸所，每月可给“熟性”600 元，承办县内其他各市售吸所，“熟性”另给。还有的商人说，只要县查禁委员与他们合作（实即做他们的后台），由他们承办售吸所，赚得的利润，可与县查禁委员平分。姓梁的人经过考虑，决定交由土膏店的商人承办，并就“熟性”当面议定两点（给区查禁委员的“熟性”另有规定）：1。每月头三日内，承办售吸所的商人必须送给查禁委员800 元，不得借故拖延。这是定期“熟性”。2。土膏店每煎一次烟膏（每月至少要煎7 次），必须送查禁委员“茶水费”50 元，另送纯净烟膏（不掺烟料）一茶杯（约3 两），供查禁委员“应酬宾客”之用。送过“茶水费”等，可免查禁委员到场监督、检验煎膏，土膏店掺假就方便了。当时琼山县查禁委员每月可捞到1000 多元。而台山县查禁委员黄开成捞的就更多了。他串通烟商舞弊，包庇、纵容烟商出售红丸，每月可得3000 多元钱。
有些大烟官不是几百元、几千元钱所能买通的，得下大本钱。而一旦买通，那作用非小小烟官可比。有一次，国民党中央禁烟总办黄天民到成都，四川的大烟商曾俊臣向他请求，四川的烟商受上海、湖北、广东、贵州烟帮的压制、排挤，请他给四川烟商以扶持，让他们在进出口税方面享受跟上海、湖北、贵州等地烟商同等的待遇。（四川烟土出川，每担纳出口税300 元；进入湖北，又须交纳进口税1020 元。而贵州烟土运出黔省，每担出口税仅100 元；入湖北境，进口税实际只800 元。因而成本比川土低得多。）因“手续”没有到堂，黄天民打官腔，不给四川烟商照顾。又有一次，黄天民在汉口故意刁难曾俊臣。曾俊臣在汉口积压鸦片两万多担，销路被汉口帮压住。他玩了一个手法，以每担1400 元到1700 元的价格，买进600 担货，把行市造动起来。等烟价升到2000 多元时，便以2300 元一担的高价，把存货一齐抛出。而正当曾俊臣出手买货、行市上涨时，黄天民以中央禁烟总办名义通知各银行不要对曾俊臣做押款，在资金上卡曾俊臣脖子。曾俊臣跟黄天民打了两次交道，深感不打通他这一关，烟土生意是不会顺顺当当的。正好有一个机会，可以巴结黄天民。曾俊臣要从重庆调100 万元到宜昌，向湖北税局交纳进口税。这笔款子如汇到宜昌，每千元要交40 元汇水。湖北的税局收到这笔款子，通过农民银行平过调成都，上交国库，不用交贴水。曾俊臣发现在不同的地方交税款，大有文章可做。于是便去找黄天民，要求将交湖北的100 万元税款，改在重庆交纳，汇水可以照付。黄天民叫曾俊臣写个报告。曾俊臣说：“公事上怎好说汇水的事呢？”暗示黄天民汇水是不打算交给税局的。黄天民一听就明白了曾的用意，同意曾俊臣不用写报告。曾俊臣开了一张两万元的支票给黄天民，也不向黄要收条。黄天民将支票装入荷包，连忙招呼下面给曾俊臣办好纳税手续。从此，黄天民对曾俊臣不但不打官腔，还很讲交情，处处给以关照。曾俊臣在这笔交易中实际还赚了两万元汇水，沾了大光。
销毁“烟土”。
私贩烟土一经被警察局、所查获，私贩者就要受到罚款、拘押、徒刑等轻重不等的处罚，所有烟土，都要没收，存入官库，定期销毁。警察局、所的帐簿上记得清清楚楚，几月几日到几月几日，缴获烟土几斤几两几钱几分，可谓锱铢不漏。警察局、所声言，烟土积到一定数量，就要择日当众销毁。销毁烟土的这一天，观者如堵。地方官绅亲临现场监督销烟。销烟地点都选在空旷之地。一箱箱、一包包烟土堆积得很高。一声令下，便有专人点起一把火，顿时烈焰熊熊。瘾民们见烟土堆积，起先为之垂涎尺许，继而见火光中烟土化成灰烬，又为之惋惜不已。
烧毕，人群散去后，复有一批瘾民聚拢来，在余烬中搜寻剔刮，想收集一点鸦片烟灰。抓起一把剩灰嗅一嗅，毫无烟土气息。
记者曾就此事向警察局的某科员打听，某科员起初不肯吐露实情。一再询问，他才笑着说：“被烧的哪里有什么真烟真土！大凡警察所、局员役，无不熟谙掉包之术。所有查获烟土，到了警察所、局，每经一道手，必定去掉真烟土若干。例如查获烟土10 两，原经手之侦探警士，要拿去2／10，剩下的交给看门的长警。长警又拿去2／10，剩下的交给警佐。警佐又去掉2／10，将其余部分交警长。警长官高权重，独享4／10 的烟土。10 两烟土，分量一毫不差，但都成了赝品。”记者不解地问：“销烟之时，众目睽睽，难道不怕被人识破吗？”某科员说：“虽然是赝品，却能以假充真。看颜色，显然是烟土。称分量，明明是几斤几两几钱几分，跟帐簿所记数量相符。至于假烟土，大多是用益母膏冒充。药铺里卖的益母膏，粗粗看起来，跟烟土无异，但跟烟土价值相去甚远。所以，警察局、所销毁烟土，不过空有其名，销毁益母膏，才是事实。”
拘留所里过烟瘾。
凡有烟瘾者，一听说拘留所，无不毛骨惊然，畏为地狱。一般人认为拘留所管理严密，一经入内，不但不能吞云吐雾，而且即便戒烟药（内含有鸦片成份，多少可以过下瘾）亦无从得食。然而据知道内情者透露，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中国黑幕大观》一书载，某年春天，有一个烟瘾很深的人（烟鬼甲），有事从外地来南京。身怀烟泡数枚，在南京火车站被警察搜获。因其“违犯烟禁”，被扭送警察署，关入拘留所。才过了几小时，烟鬼甲就呵欠连连，涕泪交流，坐又不稳，眠又不安。他悲叹道：“今晚看来没命了！”旁边有一个人斜眼看了他一眼，笑了起来。烟鬼甲见那人烟容满面，顿时板起面孔说：“你也嗜好这东西，有什么值得笑的呢？”那人（烟鬼乙）说：“先生大概是头一回吃官司吧，无怪乎这样。”烟鬼甲是个机警的人，听烟鬼乙话中有话，便附在烟鬼乙耳边问道：“我的烟瘾很深，您有救急的办法，我将终身感激。”烟鬼乙格格大笑，说道：“天下无难事，只要七钱三。您不见我仍然精神抖擞吗？”烟鬼甲心领神会，随即掏出5 元钞票交给烟鬼乙，说：“拜托，拜托。”烟鬼乙取钞票在手，大声招呼：“茶房，买点心！”茶房应声而至。烟鬼乙摸出铜角子10 余枚，夹在钞票中，低声说：“。。药。。药。。”茶房点头而去。当时，拘留所监管人员正虎视眈眈地注视这间拘留室。不一会儿功夫，茶房回来了。手里托着大饼一叠，请监管人员检查毕，送入拘留室。烟鬼乙将每块大饼掰开，每块饼中都藏有戒烟药一包，取完药回头对烟鬼甲说：“怎么样？”烟鬼甲大喜，急不可待地将戒烟药接过来，吞了下去。顿时，呵欠不作，鼻涕与眼泪尽退，精神为之大振。他这才知道，拘留所也不是那么可怕，不也是照样可以过烟瘾吗？
温建刚之死。
国民党政府实行禁烟，有时似乎雷厉风行，要拉几个人出来枪毙。其中不仅有一般的毒品制造者和私贩者，还有包庇、参与毒品制造和私贩的相当级别的官员。但这些官员的被处决，与其说是因为鸦片问题，不如说是因为在政治斗争中失势。温建刚之死就是一例。
温建刚是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经常代表吴铁城与各方交接，并不时代表杜月签对一些暂时失意的官僚军阀问寒嘘暖，馈赠钱物。在上海滩有相当势力。
1930 年左右，四川军阀及烟商在重庆、宜昌一带开设吗啡加工厂，高薪聘任日本人为技师。这些加工厂，只能制成黄吗啡（俗称“粗坯”）。1000两烟土，大约可提炼100 两黄吗啡。黄吗啡提炼出来后，运到上海，经过再度加工，才能制成“白货”（普通吗啡）。上海南市有一家全上海最大的吗啡制炼厂，由原潮州土行会计、苏州人华清泉牵线，潮州人郑芹初出贤，温建刚撑腰，开办起来的。而温建刚所以敢于入伙，是得到了吴铁城的同意和杜月笙的支持。吴铁城特地为温建刚制造毒品一事，向各有关方面疏通，并取得蒋介石默许。温建刚见关节都已打通，便有恃无恐地干了起来。
温建刚等人的上海南市吗啡厂，重金聘用了高级技术人员，购置了最新技术设备，炼制出上等的白吗啡。产品销路很畅，很快获得暴利。温建刚踌躇满志，得意非凡，连陈果夫也不放在眼里。陈果夫追求上海名妓“小林黛玉”，没有达到目的，温建刚居然敢跟小林黛玉串通起来，在大庭广众之中叫陈果夫丢尽脸面。陈果夫愤怒已极，派人调查搜集温建刚的材料，掌握了温建刚参与开设吗啡炼制厂的详情，立即报告蒋介石蒋对温建刚制造毒品一事，虽曾默许，但因陈果夫控告，也不得不派人调查。调查人员找到吴铁城，吴声称他绝不知情，是温建刚一人私自所为，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调查人员找温建刚本人谈话，温态度傲慢，不屑回答调查人员的提问。他大声说道：“这事不必问我，你们回南京去问‘老头子’（指蒋介石）好了！”使得调查人员很难堪，他们当然要向蒋介石如实汇报。蒋本来并不想办温建刚，但听调查人员汇报说，温建刚口吐狂言，把他也牵扯上了，于是大为震怒，马上下令把温建刚押到南京，交军法处议处。因怕温在南京说出实情，不几天又把他转解南昌行营。当时一般人猜测，温建刚到南昌监禁一个时期，还是会被释放的。在那边放出来，目标小，不易招来非议。可是陈果夫紧迫不舍，收集并抛出了温建刚又一批材料。并且利用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接连失败后的温怒心情，对温建刚一再攻击。蒋介石终于下令将温建刚在南昌处决。
温建刚被拘捕时，吴铁城赶紧把上海南市的吗啡厂查封，将老板郑芹初和两个伙计关押。华清泉事先得到风声，溜掉了。郑芹初被解到汉口行营，郑家上下用钱，买通了行营军法处。温建刚一死，行营军法处将全部罪过往死者身上一推了事。郑芹初和两个伙计得到开释，贩毒所括来的钱财，因这场官司而用得精光。
新鸦片战争。
历史书上记载有两次鸦片战争，都是帝国主义国家跟清政府之间的战争。在这两次鸦片战争之外，历史上还有所谓新鸦片战争。那是什么样的战争呢？
齐卢之战。
1924 年爆发的齐卢之战，是由鸦片烟问题引起的。“齐”即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他是直系主要人物之一。“卢”即卢永祥，皖系主要人物之一，任浙江督军，上海护军使。
齐燮元占着江苏这块膏腴之地，还垂涎着卢永祥管辖的上海。上海的税收和鸦片烟土的收入令他眼馋。特别是，外国鸦片经常大批运沪销售，并且运销内地各省，卢永祥从中抽取了巨额税金。据卢永祥手下知道内情的人讲，光是由印度运进上海的鸦片，其税收就足够养三个师的军队。卢永样在上海不光对外国烟商和中国买办抽取重税，还派人直接到印度采办烟土，运到上海、浙江等地销售。直接经营鸦片，比向烟商征税牟利更丰。当时上海宪兵司令马鸿烈等人，都参与了这项活动。他们将所得款项大部用于购买军械，一部分在承办人和高级军政人员中瓜分，他们每个人部分得几十万元。齐燮元也想发这个横财。他想从卢永祥手中夺走上海这块肥肉。
1924 年9 月3 日拂晓前，齐军向卢军正式开火。连续40 天，两军始终胶着在上海附近黄渡、浏河一带。战场广及数十里，每天都有成百士兵和居民中流弹或死或伤。双方谁也吃不掉谁。
孙传芳的卷入战争，使战局迅速出现变化。孙传芳由福建率军进入浙江，使卢永祥腹背受敌。甫自嘉兴、平湖、湖州，北至黄渡、浏河，战线长达100多公里，仗打得十分激烈。孙传芳猛攻嘉兴、湖州一线。沪宁线上的张允明（吴佩孚派来）、朱熙则绕过浏河，直扑吴淞。卢香亭也从嘉兴以南进逼上海。卢永祥处于孙传芳、齐燮元等人的钳形攻势之下，虽有皖奉两系为其后盾，但毕竟远水不救近火。卢永祥走投无路，岌岌可危，被迫于1924 年10月13 日通电下野。第二天晚上，孙传芳、张允明等进入上海。孙传芳、齐燮元等人经过协商，推出张允明为上海护军使。孙传芳则得到了浙江的地盘，又收编了卢永样的大约五个师的军队。战争是由齐燮元挑起的，他损兵折将，付出巨大代价，但他所垂涎的上海始终没有到手。
当然，齐卢战争除了鸦片问题这个原因外，还有其政治上的背景，卢永祥联合奉系，一贯反对直系。直系的曹锟、吴佩孚早就想拔掉卢永样这颗钉子。他们计划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浙江、上海，再集中力量对付奉系。便借口卢永祥“招降纳叛”（接纳臧致平、杨化昭等部），兴师问罪，命令江苏齐燮元、福建孙传芳夹击浙江、上海。齐卢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并且以处于不利地位的卢永祥的下台而告终。通过战争，军阀之间重新爪分了鸦片利润。
滇桂战争。
1920 年以前，云、贵两省都归唐继尧统治。两省出产的烟土，北路经四川、鄂西、湘西行销长江流域各省，南路经广西分销珠江流域，并运销海外。在1915 年的护国战争中，滇军一部进入四川，云、贵烟土销路更畅，唐继尧鸦片收入更大。唐继尧以云南一个穷省，在1920 年以前能连年扩军用兵，主要就是靠的鸦片烟的收入。
1920 年，滇军在四川的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回军云南，驱逐唐继尧。唐被迫于次年2 月通电辞职，逃往香港。反顾拥唐的人去广西另谋发展，同年，唐继尧将在广西柳州的滇军3000 余人，编为四个军，分两路杀回云南。又收买了滇南的大土匪吴学显，从云南里应外合。顾品珍在路南县天生关鹅毛寨被击毙。1922 年3 月，唐继尧重返昆明，再主滇政。拥顾反唐的人如杨希闵、杨池生、杨如轩、范石生、蒋光亮等人撤离云南，开往两广。云南政坛风云变幻，炮火时起时落，滇军进进出出，都跟鸦片问题有关。搞不到鸦片，或搞到鸦片找不到出路，军队都不能主存、所以要在云南争地盘，还要力谋向外发展。
唐继尧在云南站住脚以后，就想乘旧桂系崩溃，新桂系尚未起来，两广局面纷乱之机，向两广扩张，建立霸业，为云南烟土向南打开销路。那时川军强大起来，唐不敢也无力向四川发展，唯有把注意力集中于两广，于是借讨伐驻在两广的滇军之名，挑起滇桂战争。
1924 年底，唐继尧率6 万余滇、黔军队（号称10 万），分三路东下。
第一路由唐继尧的胞弟唐继虞任总指挥，主攻广西柳州。第二路以龙云为总指挥，以南宁为攻击目标。第三路总指挥为胡若愚，经另一条路线会攻南宁。唐继尧的部队人数虽众，但所经之地多丛山峻岭，道路崎岖，人烟稀少，数万大军殊难齐头并进。同时，滇军携带鸦片很多，以烟代饷，还有好些烟商带着烟土随军，沿途售烟，行军速度极慢。据说唐继虞即携有烟土数百万两，在途等待上海、武汉等地烟商来贩运。这使广西方面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率领的桂军可以从容部署，以逸待劳。
5 月16 日，李宗仁指挥桂军向占据昆仑关的龙云部队发起进攻，龙云军队弃关逃跑，桂军遂合围南宁。龙云悬重赏，遴选敢死队，出城突击桂军。有个十八九岁的小军官谭浩澄受命为敢死队总指挥，率健卒千余人，每人发烟土20 两，烟足饭饱，一声呐喊，冲出城来。黄绍竑指挥桂军，在城外大河两岸跟谭浩澄捉迷藏，把谭引得团团转，终于将谭击毙。滇军缩入城内，不敢妄动。此时柳州告急，黄绍竑、白崇禧分别率军赶往柳州前线，在柳州附近的沙埔跟滇军展开了激战。此役双方参战都在万人以上。滇军背水为阵。在桂军一再冲杀之下，滇军被逼向河边。浮桥被炸，无法渡河。溺死的、被击毙的共六七百人。血战一日，滇军死伤、被俘4000 余人。沙埔之役，桂军将唐继虞的主力一举歼灭。白崇禧向李宗仁报捷的电文说：“现唐部所存部队，只有警卫军千余人，及由柳（州）败溃之吴学显部千余人，合共沈鸿英部，最多不过四千余人。。。现时（广西）长安空虚，（滇军）进退维谷，我军日内即向长安方面攻击前进，扫清残敌。。。滇军辎重烟土三百余担均在长安，无路可逃，夺获甚易。。。”桂军也时时没有忘记烟土。鸦片烟土在这场战争中，始终在起着作用。
6 月底，唐继虞经桂、黔边境退回云南。困守南宁孤城的龙云，也于7月7 日弃城而走。滇桂战争至此结束。
在滇桂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桂军几乎全军断炊。而久困南宁的滇军见胜利无望，不能把烟土顺利带到广州卖高价、发大财，便跟南宁的烟商勾结，从桂军包围的薄弱点，偷运出烟土20 多万两。很可能是滇军买通了桂军某些下级军官，并缴纳了保护放行费，但桂军上级翻了脸，把滇军的这批烟土统统没收。黄绍竑得到桂军关于截获滇军20 万两烟土的报告，大叫起来：“天无绝人之路！”这批烟土，决定了滇桂战争的最后结局，奠定了桂军胜利的基础。数十年以后，黄绍竑在回忆文章中谈到鸦片与军阀战争的关系时说：“全国各省数十年来的军阀战争，可以说没有哪一方面与鸦片没有关系。”
第五部分 娼
民国娼妓概况。
娼妓，从辞义来讲，娼，专指经营卖淫行业的人，即俗语所谓“龟公”、龟婆”之类；妓，原指“女乐”，后专指被迫出卖肉体的妇女。娼妓制度在我国已延续几千年，民国时期仍兴盛不衰。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由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遂使一批批走投无路的妇女被迫卖淫；由于列强入侵，租界成为藏污纳垢之地，对卖淫之风起着示范和保护作用；更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统治，大批党政要员以妓院作为“销金窟”、“娱乐场”，并把征收“花捐”作为重要财源之一，遂使卖淫公开化、合法化。于是，清末以来，娼妓之业日兴，卖淫之风日炽。从繁华都市到乡间城镇，从东南沿海到边远省份，到处是艳帜高张，妓院林立。一位国民党大员甚至说：“没有娼妓还成什么城市！”真个是：“无妓不成市”了。
北京的“八大胡同”。
北京前门外韩家潭一带，是解放前北京妓院密集的地区，俗称“八大胡同”，主要有韩家潭、百顺胡同、石头胡同、小李纱帽胡同、朱家胡同、朱茅胡同、博兴胡同、王广福斜街等处。到解放初北京市封闭妓院时，妓女总数达1316 名。年龄最小的13 岁，最大的52 岁。其中半数以上是18 岁至25岁的青年妇女。接客最早的从9 岁开始，有的“混事”达20 年之久。北京妓院共分四等：一、二等妓院内陈设豪华，妓女比较年轻漂亮。为了哄骗妓女多接客、多挣钱，领家、老鸨对她们多用软的手腕，给她们吃好穿好些，打骂也少些。可一旦年老色衰，门前冷落，悲惨命运便立刻降临。三、四等妓院，房屋摆设较差，妓女长相也较一般，年龄也大些。领家、老鸨常用毒打等手段，逼她们接客挣钱。在封闭的224 家妓院中，头等的只有21 家，绝大多数属三、四等。妓女和妓院的关系有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卖给领家和妓院，挣的钱都归老板，其中有的有一定年限，有的则终身失去自由。另一种是“自混”的，即没有写卖身契的妓女，她们一般不遭毒打，但挣的钱老板要批帐，妓女所得极少。三、四等妓院妓女最苦，白天黑夜都要接客，挨鞭子、跪搓板、饿肚子是家常便饭。领家打她们时，口里还念叨：“妓女是摇钱树，不打不落钱。”此外，北京还有一种“土娼”，大都隐蔽于胡同深处，门前挂有“某某某寓”四字招牌，仿佛寻常寓所，但内行人自能识得标帜，大体是窗户上密贴剪纸，进门左边或右边，设一方桌，壁上贴有大红神马，上书“某某正神”，神马左右，设金花一对，前面供一香炉。桌旁或设椅座，或设条凳，有一手持短竹烟杆的中年妇女或老妪，坐在那里。若有人过其门而向里张望，那妇女或老妪就会笑容可掬地迎上来，招呼道：“来玩耍！”这便是土娼的鸨母。
土娼有三类，一类是鸨母的女儿或媳妇，此辈既无家产，又无正当营业，生计日绌，遂出卖肉体，任人玩弄，博几吊微利以糊口。二类是住家妓，门前无特别标帜，家中无鸨母管束，平日搽脂抹粉，坐立门前做手工，身边多有小儿女。有经过她面前向她注目者，她便对小儿女道：“你的爷爷来了！”说罢，向来人嫣然一笑，频送秋波。倘是好色之徒，尽可昂然而入，出几个造孽钱，便可同圆鸳鸯梦了。第三类是仿女学生装束，携一小婢或老妪，流连于市场，游玩于公园。如有人对她注目，便启其樱桃小口，对婢或妪道：“我喝水去。”抽身先行，婢或妪在后。来者若果垂涎其姿色，便向婢或妪问明住址，约好时间，届时而往，无论昼夜，听客所为，当然银钱是不可少的。
南京的秦淮妓院。
提起秦淮妓女，人们大约总会想起《桃花扇》李香君的故事。李香君为明末名妓之一，娇小玲珑，人呼为“香扇坠”，侠而慧，识贤奸，与侯方域有白首之盟，劝侯方域不要接近权奸。后来因抗拒权贵，血溅桃花。清孔尚任撰《桃花扇》，写的就是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故事。于此也可见明代秦淮妓女之盛。
明初建都南京，曾建花月、春风等十四楼为官妓之所，由国家教坊司管理。明太祖对待犯罪大臣，除本人服刑外，其妻、女及婢女一律打入教坊司，所以明代妓女，不少出自仕宦之家。明朝永乐之后，妓风日盛，妓院日增。秦河两岸，河房林立，珠帘点翠，庭院飘香。客至，门环半启，珠箔低垂，假母肃迎，丫环伴艳而出，广筵长席，日费千金。春夏之交，河心游艇，最宜避暑，清歌一曲，倩影摇摇。堕足其间者，一旦裘敝金尽，每每落得薄幸下场，甚至沦为乞丐。
入清以后，明代妓院渐成废圃。昔日盛况，已成黄花。太平天国败后，曾国藩到过夫子庙，提出筹办花船以兴市。于是市容恢复繁荣，妓院亦随之兴盛。有客游夫子庙曾题诗一首：“茶蘼开罢绽红榴，底事秦淮作盛游。两岸河房添好景，石栏杆外竞龙舟。”
入民国后，行禁娼令，妓女一变而为歌女，来源分苏帮、扬帮、本帮三类。苏帮居首，过往客大都腰缠巨资，场面堂皇，挥霍亦大，扬帮、本帮难与匹敌。北伐定都南京，随着政治转移，经济上也大大活跃了南京市场，夫子庙也更加热闹。不少歌妓放弃琵琶，改操皮黄，应运而生的叫戏茶厅。华灯初上，歌妓盛装登场，按次轮唱，可以点戏，另收点费。这样，妓女公开露面，易为听客熟知，可免嫖客上门问津之劳。当时，名牌竞起，各树艳帜，陆艳秋、曹俊佩、陈怡红、王熙春号称“秦淮四小名妓”。
妓风之坏，以汪伪时期为最。妓寓集中在三处：钓鱼巷，稍高级一点；东关头一带次之；最差的有三条巷子：白塔巷、高家巷和管家巷。入夜，跨过白鹭桥就有一批带客婆娘前来引路，送进娼家，即升堂入室，看货拍板，当场成交，先前的那种“艺术气氛”，已不见一丝踪影了。
秦淮一带，名妓住所叫“香巢”，进出都是衣冠人物，寻欢作乐，一掷千金。每逢农历新春，妓院大门贴上“日进斗金”四个大字，大放鞭炮，通宵达旦，叫做“接财神”。活财神到了，无非是花天酒地，任情挥霍，终至倾家荡产，流落街头。而一般妓女白天鸠形垢面，入夜则粉装打扮，倚门卖笑，三天不开张，老鸨打骂即至。待到年老色衰，无人问津，死运就来临了。上海的野鸡。
上海繁华，甲于全国。妓分长三、么二、野鸡三等。最上等为长三，因每叫一局需银三元，故以此名。次之为么二，意为出局需付银币二元。如要留宿，则要付银币六元，故有“六跌倒”之说，意即给六块大洋，就可使其身体倒下，任人玩弄。若论人数之众，地盘之广，则首推野鸡。
上海野鸡来源甚杂，以苏州、扬州稍占多数。野鸡妓院大者蓄“鸡”10余人，小者三五人。其中又分套人、包帐、伙计、自家身四种。将身体卖与妓院者为套人，以身抵押、期满后仍得恢复自由者为包帐，因负债而由妓院老板贷银偿还者为伙计，自家身则一切均属自由，他人不得干涉。此四种野鸡之中，伙计的待遇较套人、包帐为优。除正帐，即所得茶会及夜度资等，与老板四六或三七分成，其余小费，即嫖客额外赠送的银钱或首饰，老板不得沾手。套人及包帐则不然，无论是正帐或小费，凡有所得，一律交与老板，即使一时隐匿，终必被搜索而去。且每日晚均须外出接客，非重病不得休养。营业发达时，每晚接客竟有三四人之多。
野鸡又有住家及普通之分。住家野鸡通常是熟客自己上门，晚间无须出外接客。倘是生客，则须由熟客介绍，否则不得其门而入。普通野鸡是须出门接客的，或于日落后到热闹马路兜圈子，得客就相随而归；或则立于街头巷口，见有相当之人，即娇声喊道：“来呵，来呵！”甚或动手拖拉。倘若夜深人静，仍然无人光顾，老鸨就要迁怒于野鸡，高坐堂屋，痛加鞭挞，哀泣之声响彻邻舍，惨不可闻。施刑已毕，鸨母必严加训诫：“若向客人诉苦，立刻要你的命！”还有些未成年妓女，也被强令接客。春风一度，每每数月不能举步。
上海乃是帮匪流氓之辈丛生之地，凡野鸡妓院要能立足，必须在帮会流氓或军警头目中，找到一个有权势、有面子的后台以作护符。若有乱人闹事，后台可派人弹压：在途拉客有违禁令，例须拘入捕房，罚款后才能获释，但若有了大牌头做后台，则又作别论。
广州的“老举寨”。
广东人称妓女为“老举”，故妓院得名为“。老举寨”。最豪华的一类，称为“大寨”；其次为半私明（俗称半掩门）；下等的为二四寨、打炮寨等。清末，老举寨多集中于谷埠一地。当时，广州尚未有碾米厂，各乡谷米，多用船运至广州，集中在谷埠停泊，故此地商贾云集，妓院亦生意兴隆。当时，谷埠的大寨都是极豪华的大舫。后来几经变迁，各大寨陆续弃舟登岸，一部分设妓寨于东堤沿江一带的“鬼楼”内，一部分在陈塘另树一帜，建立了八间大寨，成了花街柳巷、温柔堕落之乡。每当夜幕低垂、路灯微亮之时，莅临陈塘“开筵坐花，飞觞醉月”的人物，便乘汽车连翩而至。拉开车门，扑落一群衣冠楚楚的嫖客，多属军阀、官僚、豪绅、巨贾、状师讼棍之流。这时在巷口鹄候迎客的妓院龟爪立即欢腾起来，一面趋前恭迎，一面引喉高唱：“某官人到，某公子到，某酒家、某妓院准备款接贵客光临！”一站又一站接声播送，由巷口掠过妓院和民居，直达花筵酒家。于是一队队嫖客在这种声势和气氛中鱼贯而入闾巷，抵达各自预定的酒家。沿途，隐藏于纱窗帘栊间偷窥嫖客的一双双眼睛，放射出流萤般的“冷光”，当时曾有人低吟：“花街红粉女，争看绿衣郎”，足见当时妓业之盛。
花筵酒家，不同于一般酒家。开筵坐花，飞觞醉月，花笺发出，妓女徐来，乃花筵酒家所独具的引人之处。开筵时间到，主队人招呼饮友入席。随见一云鬓花颜的歌妓来到饮厅，展开乐器，自弹自唱。接着，应召的妓群连翩而来，各自对号坐于饮客身后。于是，群客举杯欢迎，众妓举杯回礼。红袖添酒，饮客衔杯，呢喃燕语，不知何辞。经过一番热哄之后，侑酒的妓女便举杯告辞，秋波送媚，笑声吃吃而去。客则饮食谈笑自娱，直至杯盘狼藉而散。其中一些嫖客在席间曾与妓女相约者，便挽着一二好友转移阵地，到妓院香巢“打茶围”。
“打茶围”，起因于花筵间妓女对饮客的私约。饮客如约而至，妓即迎入香闺，献茶奉烟，款待殷勤，嫖客即以30 元港币压于碟底，叫碟底钱。于是，即与妓女缩坐一隅，喃喃燕语。片刻，便向鸨母交纳外游费，外出租用一辆汽车，环市兜风。途中，自然免不了上演一番狂热丑剧。
“打茶围”外，还有所谓“煀房”。“煀”字何义，已难确考。总之是嫖客向鸨母交足了钱，妓女接客度宿。中午前后，煀房的嫖客约同友好三数人，适时来到香闺，交费后，妓女便春风满面，殷勤待客。随开麻将一局，供客消遣。也会设鸦片烟局于卧榻，供嫖客抽吸，以壮神气。晚宴上，妓亦入席，红袖浅斟劝客畅饮。入夜，陪客告辞，妓女含笑送出，道声“后会有期，再见”而别，嫖客独留，欢度良宵。其中也有嫖客遭受意外的，因在紧要关头，妓女勒索，相持不下，妓即愤离香巢，一去不返。嫖客只好孤枕独眠，天明离开妓院。妓院中人称该妓叫“走鸡”，该客叫做“吃了独睡丸”。以上是“大寨”概况，至于二四寨和打炮寨等低级妓院，可就寒酸了。
一般以中下层社会的嫖客为营业对象，没有花筵酒家那样的排场，一经付钱即可与妓女发生性关系，因此妓女们日夜均须接客。有些妓女在一昼夜中，被迫接客达二三十人之多。到这些妓寨去的嫖客，俗称“捐灯笼底”，因为这些妓寨门前都悬有一个敬神的大灯笼，进门时须从灯笼下经过。妓女日夜并排坐在妓寨当门大厅的板凳上，任嫖客挑选，称为“坐灯”。嫖客去“捐灯笼底”时，往往先挨家挨户看去，相中了哪一个寨的哪一个妓女，然后入门上楼，对“客嫂”说明看中了谁，“客嫂”于是凭栏高呼：“某某，有客叫！”妓女便应声来到嫖客房间，以下便一切如常，不必细表。
界首镇的“书寓”。
界首镇是豫皖北部交界处的一个小镇，自不可与京沪宁穗同日而语。我们所以书它一笔，乃是为了让读者了解此类小城镇的娼妓概况。
界首的妓女分江苏班与河南班，来自江苏沦陷区和豫东黄泛区。按摆设、穿戴、容貌，又分甲、乙、丙三等。妓院有个美名，叫“书寓”，如“同乐书寓”、“会友书寓”、“天香书寓”等等。1942 年夏以前，界首挂牌的妓女就有1000 多人。后因生活贫困，大批流亡到外埠，但到抗战末期，仍有明娼355 人，其中甲、乙等妓女共258 人。
“书寓”里有“上盘子”、“出条子”、“住局”等项目。“上盘子”
就是每日下午4 时至夜晚12 时，嫖客到“书寓”内挑选妓女，选上哪一个，就在那个妓女房间里端上盘子。盘内有香烟、瓜子、糖果，另有茶水招待嫖客。妓女则陪嫖客谈笑，供其玩弄。“上盘子”有时是几个嫖客同去，但其中只有一个为主的可以动手玩弄妓女，其他同去的为“朋友”，只能与妓女谈笑，不能动手。一个嫖客在一个“书寓”里，只许挑一个妓女，不能挑第二个。同去的“朋友”可以在“书寓”里挑选其他妓女，但不能选“朋友”嫖过的妓女，这是为防争风吃醋而立下的“寓规”。“出条子”是嫖客招妓女到旅社去，陪其谈笑、饮乐，叫做“时条”；叫妓女到外面去同床过夜，叫“夜条”。嫖客在“书寓”里与妓女同床过夜，叫“住局”。丙等“书寓”为了多作生意，还有“关门”与“拉铺”的规定，白天嫖客与妓女在“书寓”中临时关门苟合一次，叫“关门”；白天与妓女临时同床一小时，叫“拉铺”。每天自下午4 时起，妓女们便艳装浓抹，鹄立街头，莺声燕语，招引嫖客。“书寓”内则吹奏弹拉，歌声四起，深夜还灯明如昼。
“书寓”里都供佛像，每天给佛爷烧香叩头，求佛爷保佑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如果哪一天有某个妓女未“上盘”也无“住局”，第二天早上拜佛时，全体妓女都得跪搓板，这叫“满堂警”，老板的目的是在妓女之间制造矛盾，迫使她们不顾一切去拉客。生意好了，个个都“高朋满座”，也得罚跪，这叫“满堂红”。老板的理由是生意所以如此兴隆，是因为“闺女们”对嫖客过份殷勤，“不打不成材，天生的贱骨头”。这样，上客少了要罚“满堂警”，上客多了要罚“满堂红”，弄得“闺女”们时刻提心吊胆，横竖都逃不了挨罚。
边远内地的花花世界。
沿海繁华之地，自有温柔堕落之乡；边远内地的情况又当如何呢？虽然比不上沿海都市的发达，但却也不甘寂寞，且有一定的规模和特色。
就说大西南的广西吧，娼妓业也可谓历史悠久。早在光绪年间，梧州就有了公娼。当地人把向娼妓征税，称为“花捐”；在妓院饮宴，称为“吃花酒”；出榜品评妓女的高下，称为“花榜”；称妓院为烟花场，妓女为“一盆花”，性病为“花柳病”。总而言之，这些边远地区别有一番“花花世界”。民国时期，梧州公娼营业地区，是在五显码头河下一带。妓女分为两种，一种称“老举”，一种称“琵琶仔”。“老举”年岁较长，一般在16 岁以上，除应酒局外，并应大局（陪宿）。“琵琶仔”则是15 岁以下的小女孩，因年龄小，只应酒局。到了适当年龄，鸨母必为之觅一“恩客”叫首次大局，此恩客必大花其钱，请客，打首饰，制衣履，首次大局之后，“琵琶仔”即成“老举”了。
“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娼妓业也很发达。清末，凡娼妓住宅，于门牌上加“备查”二字，故有“备查馆”之称。民国期间，妓院集中在秀水塘一带营业，称“特别区”。民国21 年改称特察里，内中酒楼林立，每一鸨母，领有若干妓女，自成一家，每一妓女，独有一房。
民国五六年间，桂林始有“堂班”。“堂班”是妓院的另一派别，由湖南发展而来。每一鸨母，率领若干妓女，自成一班，为某某堂，赁大公馆，自有乐师厨师为嫖客服务。每一妓女，各有一房，陈设华丽，嫖客专为某妓女捧场，则在她房内摆酒，如大闹阔气，则在厅堂摆酒。堂班常故意抬高身价，只陪酒唱曲，不伴宿，如要伴宿，则要求客人“铺堂”。铺堂客人在事前言定送鸨母现金若干，送妓女金珠首饰若干，请客若干席，诸事办齐，至期大张筵席，这一闹非花数百元不可。大约在民国十四五年，城内堂班也一律迁往特别区营业。
大西南如此，大西北亦然。姑以宁夏为例。民国初年，宁夏银川开始有了妓女。民国6 年，余鼎铭任宁夏知县任内，在新华街七真观（今新华照相馆）对面的空地上，修建了一所妓女院，名曰“平康里”，周围建起了一些配套设施如饭馆、戏院等，新华街从此热闹起来。民国20 年左右，由私人在七真观东面空地上修了一个大四合院，专住下等妓女，名曰“大乐院”。随后，由京、津、沪流来的人贩子，拐骗穷乡僻壤的贫女，又在平康里西边一带租用民房，开设“江苏书寓”、“萃华班”，称之为头等班子；午康里为二等窑子；“大院”则为三等。银川妓女之多，达300 余人。
马鸿逵统治时期，为了标榜其施行“仁政”，曾下令“禁妓”，把银川市的四大妓院统统封闭，将300 多名妓女集中起来，由警察看管。并将妓女分等论价，头等300 大洋，二等200 大洋，三等100 大洋，按“从良”处理，任人挑选。挑中者，一手交钱，一手领人。老鸨则处以罚金，多则2000，少则1000，名曰“赎罪钱”。可是，公开的妓院没有了，暗娼却活跃起来。马鸿逵又下令警察局征暗娼捐，名曰“上捐”。凡上捐纳税者，则不加干涉。于是，妓风未能禁绝，马鸿逵却因此捞了一笔巨款。
租界的淫窟。
民国时期，许多都市妓风日盛，一个重要原因，是受了租界的影响与保护。藏污纳垢的租界，到处是荒淫和堕落。天津租界的淫窟，便是一个缩影。在天津强占租界的，有九国之多。其中妓风最盛的是法租界、日租界。
法国对祖界的经营，力求使之成为巴黎式的花花世界。初期，法租界当局在三义里及大庆里开辟娼寅区，设妓院百余家，并划定大庆里妓院专门接待中国嫖客，三义里妓院专门接待外国兵。当时，驻在天津的外国乒，除日本兵外，法、美、英、意的兵卒都来此寻欢取乐，他们惯于酗酒斗殴，打骂妓女，有时嫖后还下给钱。由于各国兵卒经常在此发生斗殴纠纷，租界工部局穷于应付，于1926 年取消娼素区，妓院有的被驱入日租界富贵胡同，有的迁到美国兵营附近，分别流为暗娼。但这样一来，租界当局就减少了一大笔收入。为了弥补这笔损失，法租界后来又出现了变相妓院——“饭店小姐”。起因是上海有些妓女来此营生，一时无落脚之地，便在法租界国民饭店暂时往下，并以某“小姐”名义登记于旅客簿上。起初未敢公开做生意，不久便露出妓女真面目。此风一开，旅馆顿时生意兴旺，旅馆老板因此大发其财。所以，宁肯拒正式旅客于门外，也要把房间留给妓女。一时间，法租界的国民、交通、惠中、北辰、颐和园、中国等各旅馆都住满妓女。后来陆续建造的世界、巴黎、孚中、伦敦等饭店，也都成为妓女天下。据统计，至1943年10 月，法租界领取执照的此等妓女已达2667 人。初期，“饭店小姐”自抬身价，很讲“派头”和“排场”。但后来妓女越聚越多，都抢着做生意，就同妓院的妓女没有什么两样了。
随着日本势力在天津扩张，日本妓女陆续来天津。日租界当局特划出曙街（今嫩江路）一带为“游廊地”，作为日本妓院及酒店开设之地。后因日本妓女日增，又扩展到浪速街（今四平道）、松岛街（今哈密道）、蓬莱街（今沈阳道）。中国人开设的妓院多分布在旭街两侧。根据1936 年的统计，日租界内领有营业执照的妓院达200 余家，正式上捐的妓女（包括中、日等国籍）达千人以上。1936 年的妓女征税总额为25392 元。这是公开的纳税，至于巡捕、宪兵、特务向妓院的勒索，则无从计算。此外，日租界还有大量的暗娼。
沙俄在天津开辟祖界以后，为了扩大税收，在西区邻近车站的项家胡同，准许一些地痞流氓开设烟馆、赌局和妓院等，美其名曰“开心胡同”。车站附近有些旅店，如俄国饭店、迎宾楼旅馆等，在俄国人纵容下，不但设有淫窟，而且实施拐骗，被你为“野鸡旅馆”。民国时期，白俄妓女在天津卖淫者仍不在少数。在谦德庄一带还有低级的白俄娟窑，在小白楼和今南昌路一带还有不少白俄暗娼。
娼妓之来源。
社会固然有自甘堕落、沦为娼妓的，但那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是逼迫为妓：或为生活所迫，走投无路，卖进了妓院；或为人口贩子所拐，卖给了妓院老板。下面就介绍旧社会妓女的主要来源。
贫穷为娼因家庭贫穷，无以为生，被父母兄嫂卖与妓院。
北京的1300 多名妓女中，绝大部分是贫苦农民的女儿，三轮车工人的妻子，有的是由于灾荒年月无法维持生活被卖给妓院的，有的是因连年战乱流离失所被抛入火坑的。如刘某某，原来家在东北，全家死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之下，只有她孤身一人幸存下来，后来被童养的婆家卖掉。又如张某某，父亲给地主扛长工，9 岁那年，家里无法生活，把她卖给外村当童养媳，因她公公押宝输了钱，把她卖给另一家地主当丫头，又经两次转手卖给妓院。其他地方妓女的情形多有类似。1931 年，淮河中下游大雨连月，两岸多成泽国，劳苦人民挣扎于死亡线上，这灾祸年月却成了少数恶棍们发财致富的良机。他们有的乘船向汪洋中的人们高喊：“一块钱一条命！”有的向濒于死亡的父母低价或无价地骗购少女。这伙人明开饭店，暗地里于扬州等地骗购妇女，到上海、蚌埠等地开设妓院，大发横财。那些被迫卖身的妇女各自都有悲惨遭遇。如蚌埠华昌街妓院张某，原是怀远人，书香门第出身，读过10 年私塾，能吟诗作对。其兄由于吸鸦片兼嫖赌而把家私败尽，赊欠无法偿还，就暗将他的妹妹卖给华昌街有名的“大斗子”老鸨。交人那天，其兄骗她说：斗奶奶家需要请一位内管帐，你能写会算，特来请你。张女士不知是假，随之来蚌。进入妓院以后，“大斗子”将其卖身字据出示在面前，张女士如晴天霹雳，大哭大闹，既而卧床装病，不肯接客，但挡不住龟头的威逼，老鸨的利诱，最终不得不沦为妓女。
妓院老鸨骗买穷苦人家的女儿，其中有一部分是未成年的幼女，老鸨就先收为养女，花一番教习训练的功夫。特别是其中容貌娟好者，更是悉心加以培养。这倒不是这些鸨母心地慈善，而是指望这些幼女长成之后，成为她的摇钱树。广州的“大寨”一般都很注重对雏妓直至“老举”的训练，训练内容可用四字概括：“猜、饮、唱、靓”。猜，就是手谈（猜拳），口呼与出指灵活配合，诡变莫测；饮，就是饮酒。有道是，自古佳人都爱酒，从无名士不工诗。作为妓女也须学饮，以备在花筵上代客猜拳，代客饮酒，能饮善猜，可博客欢；唱，就是歌唱弹奏，学好才能成为艺妓；靓，就是容色鲜妍，仪态潇洒，谈吐风雅，笑可倾城。此外，兼学一点诗、书、画，就有望成为名妓了。上述各项，大都由有才艺的“寮口嫂”任教，有时也礼聘专家训导。其教习方法，不外“言传身教”。比如：寮口嫂在妓院内集合受训练的妓众，学习美容术，先是要求各自细匀铅黄，对镜梳妆，做到：浓抹轻描，眉如新月，发可鉴影，衣服穿戴，适应燕瘦环肥（“燕”指汉代赵飞燕，“环”指唐代杨玉环，她们是一瘦一肥的美人）。所谓“三分姿色七分妆”，各尽其妙。然后，寮口嫂“传经布道”说：姐妹们，大家已扮得“云想衣裳花想容”了，但是还要练习举止潇洒，媚态迷人！随即以身作则，对言笑举止作出示范，如莲步轻移，秋波回盼，眉目传情，极尽“巧笑情兮美目盼兮”之态。要妓众尤而效之，她则从旁指点，试使脾睨（斜着媚眼儿看人），从而指出，病在外毗（眼眶子），要有喜意的明眸善睐，不要有怒意的眦视。又试使笑，指出，病在左颐，因美好的笑容，要放开心怀配合，才能现出轻快的巧笑。演习完毕，寮口嫂针对妓女的种种反应，勉以“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要她们各自揽镜，坚持娴习。这样，经过悉心训导，当她们长到二八年华，便成为婷婷玉立、工弹善唱的妙龄歌女。老鸨于是以奇货可居，引诱富商权贵厚资赎出，或以特殊高价令其接客。训练妓女，实在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拐卖为娼。
旧社会有一种专门拐卖妇女的人口贩子，用种种奸诈手段，将妇女拐卖给妓院。比如，旧上海专操此业者，号曰“白蚂蚁”。凡由外埠拐来上海的妇女，均由上海的“白蚂蚁”视其年龄相貌，转卖与各等妓院，从中获取二成佣金，名曰“黄头钱”。“白蚂蚁”与妓院老鸨大半相识，老鸨“进货”均事先委托白蚂蚁为之物色。“货”到后即带往妓院，任老鸨挑选，选走后交价付钱。用这种方法造成的野鸡，不可胜数。这种情况，各地都大同小异，只是名称不同罢了。至于如何拐骗，又如何贩卖，其中黑幕，可谓怵目惊心，这里讲一个阿巧被拐的故事。
阿巧，苏州乡下人，父母早亡，为舅氏抚养。长成，舅氏将她许配给同村王姓，但其人既麻且蠢，阿巧当然不乐意。对镜自照，常叹息道：“以我这样的姿容，虽不足配富贵人家，也可嫁一白面书生，怎么就配给一个麻皮呢！”心中不胜怅恨。后来，在一邻妇帮助下，逃到上海做女佣去了。一年之后，被舅氏找到，责令其回乡完婚。阿巧不从，再次逃出。时值午夜，无处安身，遂投宿一小客栈。天刚明，即匆匆而出，想找一个僻远之处暂且栖身。正行间，忽有一少年自后而来。衣履整洁，相貌楚楚，操苏州口音问道：“你昨天不是投宿在那小客栈的吗？我也是昨天从苏州来访友，时间晚了，也投宿在那个客栈。你现在要到何处去？”阿巧支吾不能应，少年道：“你我同乡，义当相助，告诉我有什么关系呢？”阿巧见其态度诚恳，又是同乡，乃将逃婚之事一一如实相告。少年道：“既如此，我的朋友处尽可安身。以姑娘的相貌，足可配一俊秀之人，何必去嫁一麻皮！”当下，阿巧随那少年前行，曲曲折折地走了里把路，来到一处住所，屋虽旧而宽敞，四周也没有多少住家。阿巧随少年进去，见有五六个男人正在聚赌，心知有异，欲返身出门，少年喝道：“既来此，还有你的自由吗？”举拳要打，阿巧哀求乃免。少年又恶狠狠地说：“你敢不听我的命令乱叫，立刻死在我的拳下！”阿巧不得已，俯首听命，随少年登楼入室，室中空无所有、少年将阿巧推进去，反锁大门而去。阿巧乃席地而位，悔之不及，泪枯心碎，倚壁而卧。忽听隔壁亦有啜泣之声，透过板缝，窥见一30 余岁的妇人，旁边尚有四个小孩，手足都用细铁练锁着，嘴巴被棉絮塞住。心想，这个妇人与我一样命苦，她还带着四个孩子，孩子父亲怎么不来寻找呢”？正寻思间，门开了。一妇人端了一盆饭进来叫阿巧吃。阿巧不敢违抗，边哭边吃。那妇人又搜索阿巧的包裹，得四块银洋，大喜而去。
到了晚上，那少年又骗得一个20 余岁的丽人进来。丽人衣着入时，珠光宝气，入室见状，惊呼受骗。少年急用手掩住她的口鼻，道：“你再敢喊叫，立刻送你上西天！”丽人初尤反抗，经不住少年拳足交加，只得求饶。少年又命她将衣裙首饰全部脱下，交那送饭的妇人带走。少年又诫道：“这里规矩，待人甚宽，如不犯过，决不施刑。并将你们一一妥为安排，务使你们丰衣足食，超过从前的日子。但关于到这里来的事情，不得吐露只字，违者立死，决不宽容！”言毕，锁门而去。入夜，少年抱一毯一被来，搂着丽人与阿巧在楼板上睡觉，二人见时时有人在门外巡逻，拒之无益，只得任其糟蹋。天明，少年起身笑道：“这下你们二人如愿以偿了吧！”对丽人道：“你嫌你的男人老，我可谓年轻吗？”又对阿巧道：“你嫌弃你的麻皮男人，我的面貌可算俊俏吗？”少年言罢，狂笑而去。
两个女人见室中无人，互相谈起被拐情由。阿巧如实告知对方，也得知丽人被拐原委。原来，她幼年曾被拐过，至今不知父母何在。后来稍稍懂事，便做了人家婢女。年十七，主人纳她为妾。但主人已是迟暮之人，须眉皆白，虽甚宠她，她心里却总想嫁得了个年轻的美男子。正在此时，便遇上这个拐子。二人相识月余，昨天约她出去看马戏，借机幽会。她信以为真，故辗转设法，盛妆而来，谁知落难至此！二人且泣且诉，无计可施。
次日，少年又来。命丽人认作他的妻子，阿巧则为其妾，并各领隔壁的两个小儿，皆认之为子，隔壁的中年妇女，装饰为女仆。并命各人皆操苏州话，叫四个小孩分别认丽人、阿巧为母，认他为父，稍有不遵，则鞭抽拳打。如此三日，各人及小儿对自己的新角色均己习熟。少年便吩咐预备启行，盛饰以待。入夜，分乘两辆马车登上轮船。三日三夜，抵达一地，下船登岸，岸上已有车守候，把她们送到一个幽暗偏僻的住所，室中已有一些妇女小儿，也是拐来待售的。少年恫吓道：“今天将为你们谋好位置，人家问你来历，只可说家中贫苦，因而出卖，若涉它事，立死不赦！”说毕，拿出利刃架在各人颈子上，令一一发誓。至第三天，一个40 余岁的妇人带了丽人等女子离去，叫她们蓬头垢面，装做穷苦的样子，步行里许，至一大宅，入门曲曲折折走了许久，来到客厅之上。主人及主妇端坐中间，向她们察看再三，又详细询问来历，各人都按预先教给她们的回答。主人与主妇相商许久，就把丽人买下了。其余的仍回密室。就这样，两天之中，卖了四个小儿，两个妇人。次日，那少年拐匪又带着阿巧及两小儿乘火车离去，一日一夜抵站下车，至一闹市，便有一妇人前来将阿巧带至一宅，粉红黛绿者十余辈争来探视，心知到了妓院。老鸨前来，教阿巧以接客之法，阿巧见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只得俯首承教。应客半年，遇一客，听口音知是苏州人，异乡相逢，殷殷情重，阿巧便以前情相告，请求援助。那客人果念同乡之情，也有些神通，设法使妇孺救济会出面以重金赎回。方知此地乃沈阳日租界某街某妓院，前一站乃是天津。可惜阿巧无从说出拐匪巢穴的具体地址，无从追究。但她这番经历却得以在报端披露，社会哗然。
边远内地，山峦起伏，交通闭塞，地瘠民贫，更是一些拐匪出没的场所。有个布商钱某，四川乡下人。常往来于川贵交界一带，见该地人易于诱惑，便舍其本业，而以引拐妇女、转卖妓院为务。此地风俗，凡男女过客，当寒冬季节则围炉共暖，男女交谈，不以为怪。钱某遂乘机对妇女大谈川中风俗人情如何好，待妇女如何忠爱，平时足不出户，坐享安乐，不像此地妇女终日劳苦不休。妇女中无知者受其欺骗被拐卖者，不下数十人。仁怀县先农镇有个农家女，年约二八，颇有姿色，已许配邻家之子。一日出外，适遇钱某，钱某一见顿生歹心，便假装成一杂货商，到女家卖货。该女是父母独生女儿，视若掌上明珠。凡有所求，父母总是尽量满足。当日见杂货商，便想买点装饰品为作嫁之用。钱某便以贱价售与，使女得点小便宜。过了两天，钱某又来，农家女以其价廉，买的东西更多。三番两次，便与钱某熟识了。钱某探知姑娘将作新娘，一日，持珠宝等物来到，对姑娘道：“我今天带来最好的货物。”女闻言急忙去看，果见珠玉满箧，光彩夺目，注视许久，叹道：“可惜我无此福分，家中无钱，买不起这等宝物。”钱某乘机进言：“姑娘不必忧虑。以姑娘才貌，嫁与一个乡下佬，真是鲜花插到牛粪上！我有一言奉告姑娘，现在民国成立，婚姻自由。如果姑娘所配不称心，尽可自己重新选择，而不必受父母束缚。我这次来实不相瞒，是受了重庆某少爷之托。少爷因妻貌丑，想重新择配。姑娘如中意，则一对玉人，既富且贵，享福不尽。姑娘如有此心，就把宝物留作聘礼。”这番天花乱坠的胡吹，说得姑娘怦然心动，便道：“你说得也不错，但父母哪里许我离家？”钱某道：“你若先禀知父母，事情就麻烦了。不如同我先到重庆，看看那位少爷的家业人品。姑娘如当意，然后论婚，否则将宝珠退还。只是事不宜迟，明天就走，不能让人知道，珠宝就留在姑娘身边吧。”姑娘闻言有理，约定五更密行，是夜竟夕不寐，鸡声三唱，即怀珠宝而出，钱某已在外等候。二人同赴先农镇，此后或轿或船，不三日已抵重庆，在一旅馆住下。钱某先到某妓院密议，以五百金将女卖与妓院。然后骗姑娘说：“昨天我已面见少爷，约定今日到他家见面。”女含笑答应，当即雇车直至某妓院。鸨母迎入，女见院中陈设精美，与自己家相比，天壤之别，心中甚喜。鸨母问其姓名籍贯，一一答复。鸨母又引女至一室，精美异常。姑娘屡屡想见钱某，但不见踪影，心中甚疑，便问鸨母。鸨母怒道：“此处是妓院，钱老板已把你卖给我了，早晚你得听我的话，免得皮肉受苦。”姑娘闻言大惊，方知受钱某之骗，然而悔已无及。就这样，一个乡间小家碧玉沦落为妓女了。
引诱为娼。
本为良家妇女，被坏人诱之以小利，动之以情欲，遂失足落水，自愿参加妓院为娼。旧社会有所谓“拉皮条”者，就是专门诱骗良家妇女卖淫的人。旧上海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无锡有个少妇周某，貌美而工于女红，丈夫在上海一家烟纸铺当店员，月薪甚微，入不敷出，就把妻子带到上海做针线手工，多少可以挣几个钱，略资津贴，赁了一家阁楼住了下来。恰好，她的邻居王婆是一家“台基”的主人。
“台基”是引诱良家妇女闭门卖淫的非正式妓院。熟识王婆的人，都称她为“皮条公司买办”，她也不以为怪，久而久之，则以“皮条买办”自居。一日，王婆猛然一见邻家妇人的美貌，便自思道：如此美人，倘能被我拉来，一生吃、着不愁了。恰好，她的老主顾、某洋货店老板唐某，一日到王婆家来，一见周妇，惊为奇遇。便对王婆道：“我嫖的女人不少了，但从未见过这样美貌的，但看她那副冷若冰霜的样子，怎样才能弄到手呢？”王婆道：“我吃这碗饭数十年了，无论侯门贵眷，巨阀千金，一经老娘法力，无不俯首听命。区区一小家妇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且看老娘手段！”
不久，上海腥红热盛行，死者成千上万，周妇之夫，亦遭此劫。她，既痛孤凤失偶之悲，复叹举目无亲之苦，呼天喊地，痛不欲生。然而，王婆心中暗喜道：老娘发财的机会到了！她自告奋勇去“雪中送炭”，里外张罗，还设法弄来一口棺木，帮助周妇将丧事料理完毕。加之再三抚慰，使周妇之视王婆，如同恩人。于是，王婆开始施行她的诡计了。她每隔几天便送邻居一份礼物，或赠鲜鱼，或馈蜜桔，周妇愧无以报，心甚不安。王婆总是这样解释：“其实并不破费我什么钱，都是我侄儿唐某送给我的。他是某洋货店老板，每星期都来看我，来必带一大堆东西。我送你的，只是借花献佛罢了。”周妇叹息道：“老太照顾我，无异于父母。只是目下房金日用，处处花钱，我虽省吃俭用，还是入不敷出，怎么办呢？”王婆道：“娘子独立支持门户，实在不易。我家还有余屋，倒不如迁到我那里去，二人合起炉灶，比分伙省钱。而且既不寂寞，又可彼此照应。周妇一听此言，感激不尽。不数日，两家便合成一处。王婆又道：“为了免得旁人说闲话，我们可扮成亲戚，你以后喊我舅母吧。”周妇亦欣然同意。
此时，唐某开始到王婆家走动了。起初十日一至，后则三五日一至。因是王婆的“侄儿”，都是一家人，周妇也不再回避了。一日，为王婆清明祭祖之日，唐某应召而来。酒半酣，周某偶问及唐某家庭状况，唐某默然不应，几乎汪然出涕。王婆见状，对周妇道：“你出言不慎，伤他的心了。我侄儿前年娶妻，美而贤惠，不幸去年时瘟流行中身亡，我侄儿悲痛欲绝，饮食不思，至今犹未续娶。我久想给他找一个德貌兼备的女子，物色一年多，没有一个中意的。”言毕，目视周妇，周妇慌忙低下头来，两颊微红，又知昔日丈夫的丧葬费也是间接收之于唐某，遂把一颗感激王婆之心逐渐移到了唐某身上，感激而生爱慕，不由得拿一双杏眼向唐某发送无线电波。王婆见此情景，推说上街买点水果，将门反锁而去，唐某效西门庆故事，扑上前来，周妇也就成了潘金莲了。
唐某家中妻妾俱在，并无情爱可言，不过猎其艳色。不久，秋扇见弃，周妇就完全成了王婆的掌中之物，干起了卖身糊口的勾当。
堕落为娼。
有些妇女为妓，既非因贫穷所迫，亦非为拐匪所卖，大抵为淫风所腐蚀，为淫媒所迷惑，为淫棍所勾引，一旦落水，便自甘堕落，成为娼妓。
上海某巨商有个儿媳，姿色媚人而秉性放荡。丈夫却酷嗜鸦片，身体羸弱，于是她就到外面寻欢作乐。成夭里在剧院游乐场厮混，搔首弄姿，眉目传情，每至一处，总是吸引一群游蜂浪蝶，与姘夫幽会于旅馆，彻夜不归乃家常便饭。回家则对丈夫谎称住某亲友家中，或是说回苏州看望父母去了。起初，她丈夫见她日夕外出，还以为她素喜赌博，也无力约束，只得听其自由。后来她与拆白党毛某勾搭成奸，借某小客栈为临时洞房，全夜不归几成惯例。外界风言风语，也稍稍传入其夫耳鼓，他便翻检衣箱，搜得数张照片。除与毛某合影的一张外，其余都是风流少年肖像，背后都标有姓名，不是“某卿爱存”，即是“某某持赠”。这才恍然大悟，遂不动声色，乃伪造其娘家拍来一份电报：“母病甚危，速来苏”。待他妻子回来，交其阅看，并另作一信，托她带回，向岳母问候。实际上是休书一封，里面附有男女合影照片一张，作为证据。另有银票三千金，作为离婚之后的赡养费。其妻不知底细，便于次日带一女仆乘车返苏，见她母亲正在料理家务，毫无病容，知事不妙，便将电报之事及丈夫手书隐匿不提。入夜将书信拆开一读，知事原委，不禁大为惊讶。但转念一想，既然尚有三千金在，足可打发一些时日。于是写了一封信寄与姘夫毛某，言明始末，并嘱他在上海租赁一小套住房，约定会面日期地点。数日后抵沪，与毛某携手并肩，居然成了临时夫妇了。两月之后，因二人挥霍无度，三千金已去大半。毛某知其所剩不多，不能久恋，便使出其“拆白”惯伎，用甜言蜜语哄骗该妇道：“如此坐吃山空，决非长久之计。听一个朋友说，有家洋行要招买办，薪金甚丰，但要先垫款3000 元。想把你的余款借来一用，事成之后，我们就可以有一笔固定收入，生计不愁了。”该妇究系没有见过多大世面的女流，遂将所余之款，和盘托出。毛某钱既到手，一去不返。该妇方知受骗，后悔不及，只得靠典衣当物度日。一二月后，衣物当尽，便故态复萌，到各游乐场所大展其勾引手段，魔力不减当初。春风一度，收费数元，起居服饰，比昔日更为阔绰。于是富商之媳，完全堕落为住家野鸡了。
当然，所谓堕落为娼，也并非天性堕落，大抵是由于处身腐败的社会环境中，经诱惑而后堕落。堕落者再去诱惑他人，遂使他人也堕落下去，从而构成诱惑——堕落——再诱惑的循环圈。
上海某轮船副买办的女儿秀瑛沦为娼妓，走的就是一条诱惑——堕落的道路。秀瑛情窦初开之时，为一个荡子勾引，到某台基苟合一番，并且相约：以后若有“小本家”（台基主人的女儿）至秀瑛家，即表示荡子召唤秀瑛，应随之同来。此后，小本家宛如磁石，秀瑛成了软铁，磁石所至，软铁无不应手被吸。如此年余，后来小本家忽然不至。秀瑛耐不住了，乃自己跑到台基去查询。台基主人道：“郎君已另有所欢，你还不知道吗？”秀瑛闻言，饮泣而回。其实那荡子也来找过秀瑛，台主告诉他：“秀瑛已跟某公子相好，如胶似漆，早把你忘了。”那荡子也衔恨而去，便与秀瑛断绝关系。二人做梦也不知道，是台基主人用计把他们离间了。
数日之后，小本家又来到秀瑛处。秀瑛以为是那荡子回心转意了，随之急来。未见荡子，倒见着一个素不相识的美少年。台主笑道：“小姐面黄肌瘦，想必是没有一个可心的人儿陪伴吧。”又与那少年作淫乱之谈，津津有味，引得秀瑛情欲勃发，面如赤火。台主知计已成，便为二人撮合，如烈火干柴，一点即燃。原来，那少年乃是某当铺的小老板，素以渔色猎艳为事。有一次光临台基，适逢秀瑛与荡子在，一见秀瑛姿色，便垂涎三尺。但那二人正在卿卿我我之时，怎容他去插足？便请台主为淫媒，事成当报重酬。于是，台主设以上狡计，使秀瑛自投陷阱。
秀瑛与少年热火了两个多月，即抱秋扇见弃之悲。然而，秀瑛经过这番诱惑，淫荡更炽，后来便不问顾客为何人，一律实行“博爱主义”，成了卖淫娼妓。从中获取厚利的，还是那个拉人下水的台基主人。
形形色色的妓院。
旧中国的娼妓，不但人数众多，且妓院种类纷繁，形形色色，这里选择几种略加介绍。
“咸肉庄”。
即前面所提到的“台基”。是一种非正式妓院。其特点是没有固定妓女，而专事引诱良家妇女闭门卖淫。
设“咸肉庄”者，通常有男女两人同恶相济。一为鸨母，一为“鸨头”，鸨母经营于内， 头招呼于外。作头的，大都是探警、流氓头目、帮会首领居多，他们是咸肉庄的保护者，非如此不能立足于娼界。鸨母则是些广交游、善辞令、工吹拍的角色，她们每每衣着华丽，珠饰满头，不知者以为是大家宅眷，因此得以周旋于中下层社会各宅眷中间，畅行无阻。始则以阿姐阿妹相称，假作亲热；继则穿房入室，往来频繁；然后则大施其拉拢手段，今日看戏，明日游园，大凡马车费，西餐费，一切游资，一概由她包办。这样就渐渐混熟了。从此，二日一聚，三日一约，叉麻将，打扑克，你来我往，日益亲密。乘间，引来一班色狼。老鸨以风情动其欲，黄白摇其心的伎俩，使得那些良家女眷不知不觉地上其圈套，老鸨则从中大收其利：一是“拉马”，又叫“做媒”。比如，某嫖客垂涎某妇，苦干不得到手，乃清鸨妇为之引诱，答应事成之后，偿以媒金数十或数百元不等。
二是“门庄货”。比如某嫖客愿出钱若干，欲得一美而艳的良家女眷为一宵之欢，鸨妇立即至各家逐一唤来，任择其一。择定后，夜度资由鸨母与卖淫者分成。
其三是“借房间”。体面人家妇女与嫖客幽会，上客栈则既关脸面又怕失事，于是每每相约上咸肉庄，男女分前后门出入，既可避人耳目，时间又自由灵活，每次仅需破费房间费一二元，即可得苟合之乐。所以，在此间出入的妇女，良家居多。且有小家女子，未出嫁已频频来此，起初大都由鸨妇勾引，瞒过父母，后来渐习惯于作此神女生涯。
咸肉庄吸引嫖客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不仅为野鸳鸯秘密会合提供场所，且能代嫖客“办货”。入此门者，如没有所约之人，可以托鸨妇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女人，以满足其肉欲。咸肉庄每雇用一两个半老徐娘或幼年女儿作为房中招待，嫖客一到，即邀坐房中，鸨妇也忙来周旋。若是第一次光顾者，即询问有无目的物。如答以“没有”，则鸨妇即以买办自居，嫖客亦可讲明自己的要求。鸨妇便向其素相来往的各“货栈”提取“货物”。嫖客则在应邀前来的女眷中挑选其中意者，如不合意，须给以一定数额的车费遣其自去；如合意，则留下，只须报以银币三枚即可，由老鸨跟卖身者分成，这便是第一次交易的办法。
第一次交易后，若二人情投意合，就会订为老主顾，嗣后继续往来。可托老鸨为中间人，议定价格，约定日期，一般以每星期的次数来订价，永远以该处为交易所。
也有不定价格、不订日期的，随时令鸨妇代邀一人，酬报按第一次成交的标准。这个办法，卖淫者不甚欢迎，因为不是长久交易，容易“割尾放生”。卖主最欢迎的交易方式，则是不论定价格，只约定日期。每次只须酬老鸨以房间使用费，余则归卖主所有。卖主对于嫖客，可大灌其迷魂汤，说什么“两人如一人，不必在金钱上计较”，却要嫖客购置衣饰、钻戒、金镯之类，所费十倍百倍于论定价格。这是卖主的一种媚人之术，表面上是体恤嫖客，为其节省经费，实际上大施其敲竹杠手段。
咸肉庄最令人心惊的黑幕，则在于按顾客的指定，多方诱惑白璧无瑕的少女，使之失足落水，而老鸨则坐收其费。如有嫖客对意中人屡试勾引手段而不能得逞，或因门第高不易入手，只须对咸肉庄主告以意中人形象、地址，并给以“交际费”，又许事成之后酬以重金，则不论名门闺秀或小家碧玉，鸨妇必能按图索骥，施展其诱惑手段，最后竟大都成功。其奸诈狡狯，比起《水浒传》中为西门庆和潘金莲撮合的王婆来，毫不逊色。
小客栈。
旧社会初到上海的人，若干每日晚餐以后，漫步于东新桥和郑家木桥之间，就会听到马路两旁不断有人呼叫：“阿要房间！阿要房间！”不知内情的人以为是小客栈招徕住客的喊声，实际上是为荡子淫妇们“拉皮条”。上海滩上有一种“淌白野鸡”，便是专以小客栈为卖淫场所的。
这些小客栈一般有楼上楼下两层，楼下设铺10 来张，小似猪栏，每床仅供一人睡，名叫“高铺”、“搁铺”。一宿只需七八十文，一般是小本经纪、无业流氓到此投宿。投宿前须先付房钱，次日晨9 时即促令起身，毫不客气。因为此项客铺，不过是小客栈营业上的表面形式，其经营重点，却在二楼密室。其中铺陈清洁雅致，专供男女幽欢。嫖客淫娃或同时到，或先后至，由栈伙引入密室，送便桶，备热水，把门轻轻掩上。或一二小时，或三四点钟，或自宵达旦，待云消雨散，男女始散，栈伙殷勤相送，嘱君再来。
法租界有周记小客栈，则别开生面。周有一妻，徐娘半老，颇具丰韵。
有女方二八妙龄，杏脸桃腮，姿色动人，成了小客栈招揽主顾的标志。许多好色之徒，争投此栈问津。店伙如见单身客来，一登楼，便问：意中人在哪里？客人如答：没有，请店家代为物色一人，价钱稍贵一点，也不计较。店伙就会应声而出，先与周妻商量。周妻盛妆而往，如果嫖客满意，生意即便做成，夜合资为二枚大洋。嫖客如不满意，就把女儿招来，媚态百出，宛转动人，嫖客无不醉心倾倒，索价比其母亲高出一倍。嫖客有幸亲其芳泽，神魂飞荡，前度刘郎，无不重来。因而该栈生意发达，压倒诸栈。
当然，像这种以妻女招待嫖客的小客栈，毕竟是少数，一般营业则是代客物色野鸡。有一外乡人初至上海，傍晚偶过郑家木桥，闻呼“阿要房间”之声，贸然投宿，刚坐定，茶房满面堆笑问道：“今天天气严寒，客人独宿无伴，不嫌寂寞吗？”来客本是风月场中的行家，闻言会意，应道：“我也正嫌寂寞，但有什么办法呢？”茶房便附耳低语：“客人如有意，我当去叫一位‘人家人’来，面貌又俊俏，身材又苗条，一夜只须两块大洋。”来客一听“人家人”三字，淫心大动，略一点头，茶房便匆匆而去。片刻便叫来一艳妆美人，嫖客知是野鸡，不由分说，解衣就寝，不知东方之既白。
私窝子。
俗称住家野鸡。顾名思义，此类妓女的营业特点乃是住家卖淫。
她们每每轻妆淡抹，腰系长裙，经常在星明月朗的夜晚，踽踽独行，宛若良家女眷。有时在茶馆品茗，倚栏斜睨，妩媚动人。有时在剧场看戏，四顾流盼，卖弄风骚。如或有人迎着她的眼光看去，她必秋波送情，含笑相迎。如果迎上去与她交谈，则又作掩面含羞之态，转身而去，时而回眸一笑，意在诱人随之而去。及至其家，入其室，常常是珠帘微启，绛帐半垂，色色清幽，花香四溢，不知底细的人十之八九以为这是大家闺阀，哪里知道这等高雅去处，竟是卖淫的“私窝子”呢。
此时，住家野鸡对于上门嫖客的亲热举动往往是半迎半拒，并且声明：丈夫在轮船上做事，幸喜今日未回，或可一度良宵。嫖客喜不自胜，口袋里的钱当然不会吝啬了。这等野鸡，裤带上往往拴着数十个嫖客，今日你来，明日他往，他们彼此之间却各不相知。其独一无二的妙法，就是约日接客，挨次应酬。万一有时客与客竟不期而遇，也有办法，她必婉言声称：今日奴家丈夫刚刚回来，请改日再来。这样决不会发生事端。
住家野鸡虽没有上等妓院的排场，但所接嫖客，上中流社会居多。她们灌米汤、敲竹杠的手段，远胜于普通妓女。比如在梅毒盛行，嫖客对普通妓院望而生畏的时候，住家妓女就专学女学生装束，高髻革履，眼镜架于鼻梁，裙据掠于地面，手持皮包，臂挟书籍，在灯影星光之下步履轻盈，宛然一副女学生模样，干的却是招徕嫖客的勾当。还有的乔装成良家女眷，以欺远客。此辈均在二十一二岁，预先购买一个几个月的贫家小儿，冒充自己的孩子，她们外出兜揽生意时，自己在前面走，乳母抱小孩相随其后，陌生的嫖客很容易上其圈套。弄得梅毒染身，金钱飞去，方才醒悟，悔之已晚。
尼姑庵。
清末民初以后，有少数挂羊头卖狗肉的“名庵宝刹”，专供那班达官贵人、富商巨贾、贵介公子们游宴淫乐，成了变相的妓院。
历来，在封建礼教下削发为尼的怨女，一旦获得适当机会，发生某些“违犯清规”的行为，不足为怪。但这里所说的妓院式的尼姑庵，与尼姑私生活上的问题，根本不是一回事。它表面上虽然保存着尼姑庵的传统形式，和一些旧的制度，但一切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卖淫取利。庵主成了变相的鸨母、把头，妙尼成了庵主的摇钱树。所有的尼姑都按照进庵时的身份地位，以及卖淫活动中的作用，划分等级。贫困力弱的，被指派做奴仆式的苦工，诸如扫地添香、清粪倒尿、挑水种菜，服侍高级师姑等，并规定要用绳子把裤脚扎起来，所以称为“扎裤尼”。可作“摇钱树”的妙尼，则有财有势，可以养尊处优。庵里稍具姿色的尼姑，则被威逼利诱，成为变相妓女以应客。尼姑庵是怎样成为变相妓院的呢？主要有这样两个方面的条件：从内部条件来看。本来，尼姑庵和一般佛寺一样，主持人是按师徒关系，由前任师傅传给长徒的。后来，尼姑庵逐渐成了变相的职业单位，既要四出交结，招徐佛事，更要巴结一些贵妇，以巩固庵堂地位。这样一来，主持的实权就不再由长徒继承，而渐渐落到一些社会阅历较多、工于心计、善于应酬的尼姑手里。其中，有些本来就是妓女出身、经营丑业的，她们一旦成了主持人，就很容易将尼姑庵引向歧途。民国初年，广州某尼庵的师傅觉持，原名金赖，本是苏州、上海名妓，后来嫁给广州巨富周东生为妾，后周东生破产，逃离广州，她为保其私蓄，便挟其所有，跑到尼庵削发为尼。凭着她的财力和善于应对的手腕，很快成为庵中住持。于是，她就把妓院中学到的一套经营之道，移植于尼姑庵，遂使庵堂变成妓院。
从外部条件来看，当时一些有权势的达官贵人，在玩腻了公开妓院之余，渴望有某些特别场所来满足他们的淫乐；同时，也感到公开妓院流品复杂，不无拘束。加上当时一些官场人物玩尼姑的风气，已逐渐传播于社会，这样，妓院式的尼沽庵，就应时而生了，此风尤以广州为著，出现了所谓“七大名庵”。所谓“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庵不在大，有妙尼则名。
庵中妙尼从何而来的呢？其来源主要有这样几种：一是在育婴堂，孤儿院、贫穷人家，乃至人贩子手中，挑选面目姣好的女孩，或以收养为名，或用金钱收买，置于庵中，从小进行训练；二是生来“八字不好”、被父母从小送进庵堂的小孩，凡符合庵主条件的，即与父母隔离，由庵主本人或聘请专人予以训练；三是良家寡妇，庵主认为符合条件者，便诱骗其操此丑业。对于这样几种师姑，庵主总是悉心加以培养，不但教她们读佛经、道典等著作，且教以诗词歌赋，使她们具有大家风度，不落俗套。其中姣姣者，能文会赋，擅书画、音乐、棋艺，于是富商、贵人及所谓名士，日接于门，以一睹芳容为快。例如某尼庵名噪一时的妙尼大虾、细虾，就是由上面提到的庵主觉持物色、调教出来的。除自己身教言传外，还厚礼聘请名师授诗书画，使这两个妙尼能写蝇头小楷，能画几笔淹洒的国画。另一尼庵的名尼印月，也以擅画山水画驰名。有一天，印月清兴一挥，画了一幅山水画，却不甚满意，顺手搓成一团，掷入字纸篓，小沙尼、扎裤尼等争相拾起，装潢成轴，拿到市上去卖，竟为好事者高价争购而去，一时传为佳话，有些名庵和名尼，还以棋艺驰名，每能挫败她们的施主，并以此来吸引嫖客，高其声价。
名尼与名妓相比，前者是“出家人”，自命清高；后者则是纳花捐、公开卖淫的。但这种差别是表面的。名尼是表面清高秘密卖淫，她们必须见客和接客。见客就是按来客付资的丰薄，或接一奔，酬一画，厚者酬以诗，薄者留一茶，谈笑片刻而去。接客则是由庵主订价，出卖尼姑的肉体，与妓女就没有差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