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6-9-15 10:46:00 字数：12831
地点：北京大学三教105室
举办单位：北京大学湖湘文化研究会
主讲人：姚国华
各位同学，晚上好！
非常感谢湖湘文化研究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已经是第四次站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了。这次的宣传效果是最好的，刚开始时，人非常少，值得庆幸的是，后来，人慢慢多了起来。这次，我会在北京不同的高校做一次巡回系列演讲，今天在北大的题目是“百年中国的脑震荡”，话题可能稍微沉重一些，思想性较为深入，但它涉及到我整个思想脉络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话说得情绪化一些，我认为，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整个思想界，包括那些思想大师们的思考，包括今天学者们的主流思维，都可能存在一个大的思维陷阱。我把这种思维叫做“脑震荡思维”。我将从三个概念入手阐释这种思维的特征。在拙著《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中，我提到了，在当代中国人使用的那些最基本的观念之中，都包含着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思想陷阱。这种陷阱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迈进。可能有些概念是最为基本的，是绝大多数人不会怀疑的，它们却恰恰是陷阱。我认为，今天中国的所有问题，都与这些概念上的陷阱有关系。
我今天只讲三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封建”。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关于中国历史的描述，如果离开封建一词，可能无法述说了。（笑声）我们把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定位为传统的封建社会。但是，封建一词，说白了，是一个简单的常识性错误。直到前几年，我国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才把这个错误揭露了出来：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使用封建一词时，在99.9％的情况下是错误的。这样一个关键词，究竟错在哪里呢？很简单。封建，在汉语之中，甚至在西方用语中，它都是指“封土地、建诸侯”。秦始皇废除井田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这个行动就是废除封建制度。也就是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封建制度就灭亡了。但是，我们的教科书，那个我们背不好就考不上高中更不用说考大学的教科书，（笑声）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秦始皇建立了封建制。
而事实的真相是：秦始皇就消灭了中国的封建制度。这是个历史的简单常识，但是几十年以来，99.9％的中国人在使用封建一词时，从来没有意识到用错了。而且，这不止是一个用词错误的问题，如果是这样，那好办，我们约定俗桑飧龃视镉辛诵碌暮澹昧硗獾拇视锎嫠木珊濉Ｎ侍馐牵庋桓龉丶实挠么恚澈笫撬嘉绞降拇砦蟆６坏┫萑胝庵执砦笾校颐堑乃悸肪兔挥邪旆ǚ怼?/P>
这种错误是哪里来的呢？其实，中央集权制度和封建制度本来是一个对立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从秦始皇时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状况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层面看，都不是封建主义，而更加接近西方的资本主义。如果说，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制度与西方制度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与其说像西方的封建社会，不如说像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家想想，在中国，地主的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地主可以雇工，有钱人可以开钱庄等等，这些都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极其接近。而事实上，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从明清开始萌芽，恰恰相反，从秦始皇甚至更早，中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就萌芽了，而中国的工商业也一直非常发达。
为什么要说两千多年来，我国处于封建社会呢？错误来自于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中国人被西方人打败了，而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打败的，我们被打晕了。刚开始，我们是被西方的枪炮打败的，后来，我们被西方的整个体系打败了，中国的文明找不到坐标，看不清方向。十九世纪末，中国的整个文明体系崩溃了，于是开始重新寻找方位的历程。这就好比，一个人被强大的东西撞成了脑震荡，自己不知道方向了，没有时间了，没有空间了，传统的文明体系和坐标系全部垮掉了。这时，中国发现，只能跟着眼前那个还在活动着的强大力量行走，这种状态就是脑震荡。我们看过电影，战争中，有人被炮声震慑后，失去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这时，怎么办呢？他还有平面的感觉能力，要让他获得思想的坐标，只能让他模仿眼前正常人的活动。这就是脑震荡。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被西方人全面打败之后，开始相信，整个世界有着一元进化的方向，有着单一进步的套路。西方人在这条路上，走得比中国人快，走到了前进的这种发展程度。而全人类的文明都会沿着这种上升的趋势前进，只不过不同的民族，处于文明上升链条上的不同点上。中国人在这里，西方人在中国人前面，而比我们更落后的柬埔寨人在中国人的后面，而中国的少数民族鄂伦春在更后面。（笑声）也就是说，不同的民族沿着同一个方向，只不过在方向的不同点上，在往前发展。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初期，有一种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力非常之大。胡适之的名字就体现了当时思潮的倾向。适之这个名字，是胡适根据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理念取的。当时，进化论在中国的影响太大了。中国人被打晕了，要找到自身挨打的原因，避免再次挨打，怎么办呢？有一种解释告诉我们，中国人挨打是因为中国落后，要不挨打，怎么办呢？赶快沿着那条道路前进，赶上西方。这种想法，一下子让中国人看到了希望，中国人想往前追。这时，中国人就给自己找到了一种定位，但是，这种定位建立在历史一元化发展的逻辑之上，它相信，每一个民族都会沿着同一个方向进化。这种进化论思想，依据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从那以后，我们就有了这些观念：历史是进步的，时代是前进的，社会是发展的，而且向上的趋势是唯一的方向。
这种观念，实际上就把西方人走过的道路，看作全人类必然会经历的道路，西方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我们的今天是什么呢？按照这种逻辑，我们的今天当然就是西方人的昨天。西方人的昨天是封建社会，自然而然，两千多年来，中国不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处在封建社会。我们说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这不是从经验出发，不是从事实出发，不是从中国的境况出发，而是从一种简单的逻辑出发：西方人的昨天是我们的今天，昨天西方人处于封建社会，那么，我们两千年来也是处于封建社会。人在脑震荡的状况下，完全丧失了记忆，丧失了时空观，丧失了自我坐标，于是，封建，这样一个毫无道理的观念，支配了中国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这种逻辑的背后，又强化了我们相信的那个原因：人类历史沿着同一方向往前发展。当然，今天，稍微有点生物学知识的人都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对达尔文的一种误解。达尔文主义根本不认同生命的进化有一个统一的方向。生物学科学告诉我们，人类进化呈现出一种树状的发展逻辑，根本不存在说：人是最高级的，类人猿低一级，猩猩再低一级，接下来是猴子，一般的哺乳动物再低一级，依次往前，是爬行动物，小虫子。按照这种逻辑，就会产生出一种可怕的推理：我们今天是人，昨天是类人猿，昨天的昨天是猩猩；猩猩不服气，它说自己今天是猩猩，明天可以进化成猿，后天就变成人了；猴子也不甘示弱，它说不久它的尾巴就会掉，变成猩猩，再往前进步，总有一天会变成人；老鼠也不甘心一辈子做老鼠，将来它也要做动物中的佼佼者，做猴子，最后进化成人；甚至，连一头猪都不甘心任人宰割，有朝一日，它也要变成人。（笑声）稍微有点生物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所讲的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终极的、最高级的进化状态，可是呢，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一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却告诉我们：人类发展有一个同一的方向，有一个终极的状态。而且，我们知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种发展逻辑，一种完全在斯大林时代杜撰出来的理论，一种根本不是马克思原意的东西，支配了我们今天的思维。封建这个词语上的错误，不在于词语自身的错误，关键在于，词语背后所强化的逻辑：它告诉我们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有一个单一的坐标系，它以现代西方的标准为标准，说到底，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
第二个词语，也是我们时常在使用的，而且，不认为它是错误的，这就是“启蒙”。其实，启蒙背后，也有一种思维的陷阱。如果说，封建一词背后的陷阱，只要经人一点化，大家就能意会的话，那么，启蒙一词背后的陷阱，显得更加隐晦。包括我刚才谈到的李慎之先生，虽然他指出了封建一词的错误，但是，他同时也认为，中国人需要启蒙。
启蒙一词与封建一词中，有一些极其类似的东西，其陷阱也颇为相似。法国人、英国人观念中的启蒙，与汉语中启蒙一词的意思，非常接近，它们都指：人处在一种阴暗的角落里，要获得光明，走向文明，由愚昧走向开化，这就叫做启蒙。这好比一座房子，黑漆漆的，我们把窗户打开，让光线照射进来，这些光线象征着聪明、才智、文明、先进与智慧，它们照耀了我们黑暗的心灵。但是呢，法国人首创启蒙一词时，在他们的意识当中，启蒙所运用的智慧，并不是外面的世界给予他们的，不是外部文明光芒的造化。也许，诸如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会羡慕古老中国的文明之光，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法国文化自身就是黑暗的，要等待东方文明的改造。待会儿，后面我会细致分析。
十八世纪，法国许多搞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认同中国是文明之国，东方人太了不起。伏尔泰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当我们欧洲人还在亚平宁的森林里游荡的时候，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东方的文明古国已经进化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中国皇帝把辽阔的东方，统治得井井有条。中国像一个家庭那样和谐有序、充满仁爱，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就在中国皇帝那里。皇帝对待他的臣民，就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仁慈。在法国许多启蒙思想家的观念中，启蒙的源头是东方的光明，中国人的光明照耀了西方。但实际上，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年法国人启蒙的时候，当英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也都向往中国的时候，他们的向往与我们今天对西方的向往，期盼着由西方文明启蒙中国，是有根本不同的。不同在哪里呢？欧洲人当年向往的东方，是一个难以企及的东方，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所以，他们的
东方，很大程度上，是自己脑中构想的东方，是自己想象的东方，而不是真实的东方。由于实际的东方，离他们太遥远了，所以，他们只能发挥自己的思想，杜撰一个东方。这就好比你在一瞬间看上一位美貌的姑娘，此后你却没法见到她，却经常回想她，甚至在梦中见到她，但是，你心中的她，与真实的她相差越来越大了。正因为有距离，你的想象才能自由，你才能让自身充满主观能动性，这样一来，你期盼的偶像，与真实存在的她，是两回事情。
回到启蒙问题的探讨上，西方人崇尚东方，以为是在用中国文明改造西方文化时，实际上，他们是自己在改造自己。那也就是说，真实的启蒙运动，不是西方人借助外面的光芒来照耀自身，而恰恰相反，他们是在自我觉醒。在其他的讲座场合，我曾经谈到过，西方文化的源头，更多的是，古希腊的哲学、犹太人的信仰、基督教的文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都是西方人的一种自然状态的萌发。西方人真实的启蒙，并不是用外面的光明来照射他们，而是用自己的光芒照耀自己，用自己内心智慧的觉醒来改变自己。
可见，启蒙一词的原义，并不是我们表面所理解的那样。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照德语中启蒙一词的含义。它与英语、法语、汉语中启蒙的意思不一样。在德语中，启蒙指的是自我成长发育和自我进步的过程。这可谓是更加真切地表达了启蒙的本义。但是呢，当今，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启蒙是：中国人的现状是蒙昧的，急切需要用外面的光芒在改造自己。说穿了，如今很多知识分子鼓吹的启蒙，就是要以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改造中国人。这种启蒙，是一厢情愿的倾向，是将所谓先进的思想灌输我们的大脑，让我们走向光明，这种启蒙，与西方原创的启蒙完全是两码事。在这种情况下，人变成了所谓的光明的奴隶，受它支配，人在所谓的光明面前，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被改造的对象。这种启蒙的指导思想，可能恰恰造成了今天中国的许多被动、挨打和平庸。中国人越来越缺乏创造力，越来越丧失个性，越来越没有了主动能力，越来越将自身活力崩溃。“启蒙”观念上的陷阱，可能是根源之一。
好，我继续讲第三个词语，“现代化”。恐怕，更是极少有人怀疑，现代化一词背后，也有一个陷阱。不过，这个词语背后的陷阱，是很明显的。稍微有些汉语语感的同学，都应该知道，什么叫“化”呢？它指的是不是某种东西，却要变成某种东西。那么，现代化就意味着，中国人如今并不现代，中国还处在古代，在座的各位，2004年4月4日的这群北大学子，不是现代人，是古代人。（笑声）现在的中国人不算是现代人，只能算是古代人，古老的中国人要走向现代化，这就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混乱。我们所说的“现代化”概念，与所说的“封建”一词，它们依赖的时空观是一致的。即二者认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处于的现在才能算作现在，他们有权说：我处于现代，而中国人的现代，只相当于他们的古代。这种思维，导致我们中国人不得不把自己的时间坐标取消。
引申一下，我认为，二十世纪，人类思想领域内有一个极其具有戏剧性的对比。是什么呢？上个世纪初，也就是1905年，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场革命可以简单概括为：自然科学范畴内时间观念的革命，即打破统一的、绝对的、一元的时间坐标，转化为多元的、每一物质体系都有独立坐标系的时间坐标。这就意味着，时间成为一个相对性的坐标。时间不可能脱离物质体系而存在，不存在一个绝对、唯一的坐标系。爱因斯坦引导了绝对时空观向相对时空观的改变。可是，同样是在二十世纪，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在社会科学范畴，却有恰恰相反的转化。起初，大部分社会学者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立的时间坐标，每一民族有不同的历史纪年方式，如太阴历、格里高里历、黄历等。而逐渐地呢，演化成统一的、一元化的、绝对的时间坐标。当二十世
纪最后一天到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为此而惋惜；当二十一世纪的太阳第一次升起的时候，全世界的人们都觉得与众不同。这时，我要发问了，这一天与其他天，真的不一样吗？其实没什么不同的，只不过是西方纪年法的偶然设置，造成了这一天的特殊。这种时观，使得全世界人民都追逐着同一个时空，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对时空观完全相反。曾经有个小伙子问爱因斯坦，说他的相对论太抽象太深奥了，爱因斯坦打了个通俗而有趣的比方：如果你面对一位罗嗦不停、说话含糊不清的老奶奶时，这时，一分钟好比一个小时；如果你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时，一小时好比一分钟那么短暂。这就是相对。它告诉我们，时间是以每个主体的不同状态来决定的，不同主体之间不存在一个绝对同一的时间观念。可是，二十世纪末期开始，我们却在社会生活领域建构了唯一的时空坐标。这就是“现代化”概念的来源。
关于这一点，有人说得更加激进一些，比如台湾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名叫王小波，我跟他有过一次对话。我谈起了以上三个词语背后的错乱，王教授赞同我的很多观点，不过，对于启蒙一词，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封建一词，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强加给中国人的；而现代化一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强加给全世界的。（笑声）这句话，我当时听起来，就觉得很有意思。后来，我查阅了一下，发现他的说法还真有一些事实根据。当年，共产国际的东方执行部，为了让朝鲜、中国、越南等国家跟着他走，就说：社会是发展的，是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成长起来的，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西方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比你高级，而我们苏联，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到了社会主义阶段，你看着办吧，到底是跟着西方走还是跟着我们走？
跟着人家走也可以，但是跟着我们走，你就可以跳跃一级。中国一想，既然可以跳一级，我们当然跟着共产国际走呀。（笑声）于是，我们把自身定位为封建社会，在苏联老大哥的带领下，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迈进。关于现代化这个词语，有这么回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有个亚洲基金会，目前仍然存在，它支助了一次第三世界的大会。大会会场位于韩国的汉城，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化问题。从这次会议以后，现代化一词，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同。亚洲基金会的后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当时的意图是在文化上领导世界潮流，怎么领导呢？当年，西班牙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伊比利亚化；英国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英吉利化；荷兰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尼德兰化；法国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法兰西化；德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德意志化。后来，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强国，美国人没有太大的底气说，让全世界都美国化。美国的主流虽然是西方文化，但他毕竟是个大杂烩。所以，他干脆选择了一个表面上具有普遍性的词语，不叫美国化，叫现代化。现代化一词，就是这么来的，说穿了，它的背后就是美国化。我们的学者，对于现代化，做了那么多的研究，制造了那么多的标准，其实都是人为想象出来的，美国人引领世界潮流的基本根基就是现代化。
以胡适之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们，领先接受了现代化这个词语，再将它跟启蒙一词相结合，于是，中国人在无声间接受、模仿并学习西方人当时的状态，迫切希望与西方接轨。今天，我们没有更多时间去探讨，现代化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哪些陷阱。简要得说呢，全球化的潮流，是非平等的，非公正的，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你越是跟着人家走，你越是陷入人家的话语系统的支配之中。
现代化一词，同样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强调的单一逻辑，基于对达尔文主义的彻底误解。封建、启蒙和现代化三个词语，其使用的误区，都在于，我们中国人在这一百多年以来，都处于时间错乱的状态。什么叫做时间错乱呢？说得简单一点：我们的历史记忆模糊了，我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时间坐标了，我们只知道跟着别人走了。这样一种状况，我把它叫做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
西方哲学界的一个重要人物，康德，他的思想中，有过对人类知识的解析。我们的知识结构是如何构成的呢？康德有一个十分经典的描述。他认为，我们人类的知识，既不简单地都是从经验中而来，也不完全是先验的，而是先验和经验两者结合的产物。纯粹的经验，不可能成为知识；纯粹的先验，同样不可能产生知识。在经验和先验中，康德涉及到对时间和空间的描述。他说，当我们经验性地去感受作为对象的物质世界时，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先验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而这个先验的时空坐标，是知识发生的前提。
康德进一步认为，原因、结果、可能性这类概念，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它们都是先验的产物。时间和空间，也是一样，物质世界中没有，只存在于每个人的思想中间。说得更明了些，人，才会意识到时间和空间，客观的对象上，是不存在时空的。人的时空坐标，正如笛卡儿的坐标系，加上混沌的经验被纳入，才有了我们的记忆、感觉和印象。将记忆、感觉和印象等，用我们的概念体系进一步加工，才形成了我们的理性知识。康德告诉我们，人类的思想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个人的时空坐标，个人先天的概念模式。当然，二十世纪时，皮亚杰的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康德所谓的个人时空坐标，不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而是在个人的思想孕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尽管这对康德的理论有所修正，但是，它仍然没有否定康德的一个前提：我们人类的知识并不简单只是经验，而是包含着先验的因素，先验的表现之一就在于个人的时空观念。
中国人的时间、空间概念丧失了，这意味着，我们丧失了独立进行思考的能力。我们只能简单地照搬、套用西方人的概念体系、历史观点和时空坐标。一个彻底丧失了自我时空观念的民族，当然就是一个彻底脑震荡了的民族。中国这一百多年来，几乎没有真正的思想家。我有另外一个话题，讲犹太人和中国人的比较，那时，我们会发现，中国和犹太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但是，当中国人面对犹太人时，有一点是需要我们集体自卑的。那就是，这一百多年来，犹太人在任何一个领域内，都有最杰出的人物，都有引领潮流的人物，而中国几乎没有一个这样的人，也许除了毛泽东。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主义、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思想、没有一个中国人研制的科学成果，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全世界说：跟着我来！我是最先进的。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和思想大师，也只能在
中国的范围内被人们广泛认同，他对于世界潮流来说，几乎没什么影响。也许，在中国人中，引领过世界潮流，只有昙花一现的毛泽东。
中国作为如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在世界思想的海洋中却丧失了声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人集体处于一种脑震荡状态之中。中国人的独立思索能力消失了，按照康德的话来讲，中国人不可能是有思想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今天，每当我们谈到某种重要思想时，都把它看作一种既定的模式，而不自省式地去剖析它。今天，中国也没有科学了，中国的科学是照搬西方的传统科学知识，我们以为这种知识就是科学，其实不是。思想不是thought，而是thinking。Thought是结果，既定的状态，thinking才是过程，活跃的状态。这个问题深入下去，会引出我的许多思考结果。其中有一点，我认为，中国今天的科学完全死亡了。中国许多经济学家们所构想的崛起之路，其实只是头脑不清醒的人的幻梦。中国许多社会学家和改革者高喊着宪政改革，其实同样是处于脑震荡的状态，根本不
知道自己处在何时何地。（掌声）谢谢大家。
中国的教育就更惨了。前不久，一位思想非常激进的学者说，中国的教育部，干脆应该取消。因为教育这个词语，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教育意味着，某个主体高高在上站在那里，把所谓的真理、思想和知识灌输给大家。这种教育是害人的。真正的教育，应该尊重受教育者，受教育者也是主体，他们自我成长。而我们的教育呢，似乎是把所谓光明的、先进的、正确的东西，灌输到空白的、愚昧的、无知的、麻木的头脑中，也就是普遍中国人概念中的启蒙。这种教育无疑是糟糕的。（掌声）上面那位激进的思想家说，教育部应该改成学习部。活到老，学到老嘛。但是呢，后来发现，中国就没有几个干净的词语，学习这个词语，更加糟糕，比教育还糟糕。（笑声）为什么呢？学，本来就是效仿的意思，即有一种现成的结论、模式、楷范摆在面前，我去照搬它、模仿它、运用它，这就是学习。
习，只不过是练习，让你照搬和运用的时候，更为娴熟。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是在这种学习的观念和行动中延续的。这种学习，造成了中国文明的稳定，也造成了文明的停滞不前，丧失自身的活力和创造力。中国人几乎只知道学习，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一直学到中学、大学，学到博士，取得博士后学位，还有学到老，我们却没有想到，这种学习，是有问题的，它的后面蕴藏着巨大的陷阱，我们完全成了所谓真理、结论、模式、教科书的奴隶，我们成为被动的客体。一百多年来，这种模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我们由学习老祖宗转向学习西方人，我们以跟国际接轨为目标，说到底，别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种思维模式，把我们与生俱来的创造力、生命冲动、自主性、想象力都抹煞了。这种状态，造成了今天我们中国所有的死板和平庸。西方人就不学习了吗？他
们也学习。但是，他们既在learn，又在study。Study不等于我们概念中的学习，它指的是，在没有现成的结论、原理和答案的前提下，去寻找规则、公式、规律等，它更多的是一种探索、研究和发现。而我们中国人缺少的就是这根弦。如果这种状态不改变，中国谈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在太过荒诞，只有思想处于脑震荡状态的人，才会提起这种不切实际的口号。（掌声）其实，我们中国的学习，是与另外一件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什么东西呢？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都以为知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有比知识和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想象。推而广之，这种想象，包含着人的想象力、创造力、激情、生命冲动、革命精神、主观能动性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恰恰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东西。而今天大部分的中国人，忘记了的正是这些，我们的教育，停留在学习知识的阶段上，把人与生俱来的可贵东西给断送了，而被动接受别人既定下来的文明。
中国社会里，如今有太多的领域，完全陷入了将别人现存的东西当作楷模的泥坑中。我们经常引以为豪的某些东西，其实是我们的耻辱，大家有没有想过呢？比如说，我们认为长城伟大，因为据说长城是人类在太空中可以肉眼看得到的景观。我的著作《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中已经谈到，这种说法是荒唐的。后来，一位读者给我来信，问我为什么能在杨利伟登上太空之前就识别了这种说法的荒谬。（笑声）原因很简单，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经过简捷的科学探测，我们就会发现真相。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自欺欺人呢？因为我们总是停留在这样一种思维：洋人说我们的某某东西伟大，那就是真正的伟大。洋人的赞扬，才能增添我们的骄傲感。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另外的名胜古迹上。大家知道，西安有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何谓“第八大奇迹”呢？有这么一回事。当年，法国的总理也就是如今的总统希拉克，来中国访问时，中国领导带他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当时，兵马俑刚刚被发掘出来，中国人感到很骄傲，固然要借此机会，向法国人炫耀一下。面对如此壮观的景象，希拉克也被镇住了，崩地一下，他就冒出一句话来：“这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但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为什么呀？他的说法，跟两千多年前中国一位使者出使夜郎国时引来夜郎王的说法极为相似。夜郎王问使者从哪里来，问他的国家和夜郎国相比，哪个更大。他可谓狂妄自大透顶了，于是，产生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我们笑夜郎王，笑了两千年。假如现在的中国人还是两千年前的中国人的话，中国人就会笑希拉
克，笑上两千年。希拉克说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是用西方人狭隘的眼光在观望世界。在古希腊时期，一位旅行家在地中海沿岸发现了七处值得观赏的地方，把它们称作“世界七大奇迹”。这七大奇迹，如果与文明古老的中国奇迹相比，简直无法起眼。但是，此后，每当西方人发现了另外的什么奇迹时，就随口说一句，这是世界第八大奇迹。站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土地上，面对壮丽奇特的中华遗迹，希拉克意识到了，他犯了类似于夜郎自大的错误，他马上改口：“哦，不不不，要我看的话，这简直是世界第一。”其实呢，希拉克根本不必改口，因为站在他面前的中国人，是完全丧失了自我时空坐标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这些地方官员们，认为秦始皇兵马俑已经排上“等外级”了，已经很了不起呀。（掌声）从此，世界第八大奇迹，作为兵马俑的代称，广为流传。西安最显眼的宣传条幅上写着：“欢迎来到拥有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西安！”这哪里是什么荣耀，这简直是一种耻辱啊！（掌声）还有什么湖北的三峡工程、四川的三星堆等，也都在争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等外级”称誉。
我们被西方人式的单一坐标套住了头脑，而这种坐标根本不具备任何普适性，我们为什么要拽住它，用它来定位自身和自身的文化财富呢？我们实在是脑震荡有些厉害啊。前面我们谈到过，当年西方人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以东方文明为楷模，但是，这种楷模地理上离他们太过遥远，几乎是在不可企业的另一个世界，获取楷模的原型太过困难，于是，他们只能任凭自己的经验想象一种“东方文明”，这实际上是创造了。比如，《图兰朵》中设想的中国宫廷，与实际的中国宫廷，没有多少关系；《一千零一夜》中构想的中国，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西方人把中国的四大发明拿过去，运用自己的理论科学，做了一番彻底的改造，使得它们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对于这一点，鲁迅说得更明白：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中国人用它来烧冥币，西方人却用来搞宗教改革。如此的事例，太多太多
。中国的东西，一到西方，就被西方人用创造力变成了另有意义的东西。可是，今天的中国人在接受和模仿西方时，觉得太容易了，太舒服了，太风光了。有谁出国了，生活在洋人的世界里，有谁做了洋人的弟子，他一回国，就会受到众人的瞩目，就有了话语权力，他能与洋人平起平坐，谈笑风生，便自视有水平，有资历。这种思维，其实就是一种脑震荡思维。（掌声）
再比如说，体育竞赛上，我们用西方人现成的规则，与西方人较量，我们在很多项目的技巧上的确可以超过西方人，我们得到的冠军荣誉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中国人却很难有一种游戏、一种规则、一种玩法，让西方接受，我们只能在西方人既定的游戏规则基础上，
在技巧上追逐人家。在其他一些技术方面，我们也能追赶上西方。比如说世贸大厦垮掉了，中国人可以建造很多座世贸大厦，并且超过原有的。但是请问，这是真正的超过吗？不是。我们只能在有形的表象上、在西方人的模式控制中，超过人家，在实质性的理论、原则方面，我们无法超越。从技术上讲，再盖出一座比原先的世贸大厦高一倍的高楼，都是可能的，但是，没有一个美国人还会干这种傻事，因为这种高楼无论从经济价值还是舒适度上讲，都是不划算的。美国那些营造高楼的公司，都搬到哪里了呢？搬到了亚太地区。
台北有高楼，高雄有高楼，香港有高楼，马兰西亚有高楼，新加坡有高楼，北京有高楼，上海有高楼。而且，大家暗暗较量，要盖成世界名列前茅的高楼。为什么要这样竞争呀？因为我们的独立思维方式彻底崩溃了，而我们想要长大，想要在别人的模式中往前冲，我们只能按照别人的看得见的指标去争个不休。这种竞争没有任何文化意义，只有数字意义。包括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争GDP，玩数字游戏；许多人拼命追逐，想要打破吉尼斯大全的记录。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囿于传统的思维错误。我们既抹煞了西方文明的灵魂，无法理解其精髓，又看不见自身文明的灵魂，我们只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跑，这无疑是一种脑震荡的病态。
还有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其中包含着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据说这个数字还来源于中纪委。中国每年用于政府官员出国考察的金额达到三百亿美元。这三百亿美元当然不会包括个人的资金，全是公费的。三百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超过中国今天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的总和。我们知道，当年，哥伦布历尽艰辛，自以为到达东方，其实只不过是个虚假的东方；马可波罗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东方，体验到元朝的面貌。他们回到西方后，都将自身借助的文化力量发挥出来，使之更加强大。而今天呢，中国有这么多的官员，轻易就到达西方。他们所获得的是西方最精确的知识，他们毫不走样地接受西方的现代文明，而这种模仿，只不过能得到一些僵硬的、失去灵魂的东西。总之，如今的中国人，正处于一种丧失了独立的思维能力和时空坐标的脑震荡状态。
改变这种脑震荡的状态，唯一的出路，可能是回到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甚至毛泽东的某种思维中去。中国人必须重建自己内心世界的信念，一场改变中国人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清理中国人心灵世界的文化运动，才是改变现状的正确抉择。在我的著作中，我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我既不赞同现在的所谓左派，又不赞同右派，我反对接轨的思维，我不认为实行政治改革是发展中国的灵丹妙药。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像西方曾经的那样，来一次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或者像德国那样，来一次大学运动。大学运动，上个世纪的中国曾经昙花一现地进行过，比如蔡元培的北大建设、西南联大的大学重建。中国人必须在自己的内部，建立一个文化中心，一个文化特区。我第一次站在贵校的讲坛上时，讲到了二十一世纪大学运动的主题，当时我就强调了，中国应该建设文化
特区，而不是仅仅搞经济特区，文化立国是我们的最终出路。
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经学与周礼
更新时间2006-9-15 10:53:00 字数：8406
什么叫‘经学’？_
经学 分为今文经学 和 古文经学
我国最后一个今文经学大师是康有为
我国最后一个古文经学大师是章太炎
今文经学
经学学派之一。与‘古文经学‘相对。始自西汉初。今文诸经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汉武帝采纳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的建议，罢黜诸子百家传记博士，只立五经博士，定儒于一尊，今文经学特别是《春秋公羊》学盛极一时。今文诸经在汉代均置博士，势力很大。今文经学中又支分派别，东汉的十四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诗》有鲁、齐、韩三家，《礼》有大小戴二家，《春秋公羊》有严、颜二家。今文经学主张通经致用，结合现实阐发经书中微言大义，如汉代的今文经学往往为当时政治、经济、法律作论证。汉以后日益衰微。18世纪中晚期常州学派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等探讨西汉今文经学，其后魏源、龚自珍以经术讥切时政，有推动了今文经学的发展。清末廖平、皮锡瑞、康有为等大力提倡今文经学，并为戊戌变法作舆论准备。今文经学以孔子为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为‘受命‘‘素王‘，主张‘托古改制‘，认为六经皆孔子制作。其特点是注重‘微言大义‘，结合现实阐发经义，具有较丰富的哲学、政治思想，其不足是附会经义，甚至神化孔子和经学。
古文经学
经学中研究古文经籍的学术流派。与“今文经学”相对。古文经，指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起来，至汉代前期，相继发现，如景帝时，河间献王以重金在民间征集所得古文经书，以及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古文经籍。诸王等先后献给朝廷，藏于秘府。今文经，则指汉初由老儒背诵，口耳相传的经文与解释，由弟子用当时的隶书（今文）记录下来的经典。至哀帝时，刘歆领校秘书，发现古文经不但文字与当时立于学官的博士本有异，而且有的博士本定为今文经。他指责今文经为秦代焚书之余，残阙不全。基于此，刘歆请立古文经《毛诗》、《左传》、逸《礼》于学官。因遭到太常博士群起反对，刘歆离开京都。西汉末，王莽欲篡权，提出“王田”的主张，要将土地收归国有，利用《周礼》关于井田制的说法，以为现论依据。《周礼》属古文经，古文经学地位因得以提高。平帝时，立五个古文博士，以与今文经学对抗。东汉初，刘秀利用谶语巩固政权，即位后，倡今文，废古文。谶纬之风影响了东汉经学的今古两派。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压倒今文经学，著名古文经学大师如大卫宏、贾逵、马融、许慎等，以学术取高官。或有门弟子几千人，势力极盛。古文经学斥责今文经学附会谶纬的妖妄，强调文字训诂对于治经的重要性。为了准确解释儒家经书，古文经学者对文字、音韵、训诂作了精深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撰为著述，如齐歆认为“六书”是汉字造字的基本法则，扬雄著《方言》，许慎著《说文解字》等，皆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性，至今仍为理解古代文化典籍的钥匙，受到学者的重视。至东汉末，儒学大师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宗，兼采今文之说，综合两派，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唐代，太宗诏使国子祭酒孔颖达统一异说纷纭的南北经说，撰定《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使明经取学者屏弃今古文的门户之见，自出亲意，宋人抛开旧注，直接往经文中寻求义理，敢于怀疑和独立思考，遂成为“宋学”。明代经学衰弱，少有建树。直至清代，乾嘉学者所用方法，称为“汉学”、“朴学”，无论吴派、皖派、扬州学派，皆与古文经学为近。惟常州学派上承汉代的今文经学，依据《公羊传》及董仲舒、何休等人著作，借阐发孔子“微言大义”表达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态度，影响及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思想家。古人以后，经学今古文之争遂告结束。然作为不同的治学方法与对待古代思想文化典籍的不同态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影响并未结束。
“经史子集”是我国古代读书人对经典的分类法。
“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如《四书五经》、《六经》、《十三书》、《白虎通》等。
“史”是指历史典籍，如《史书》、《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
“子”是指春秋战国以来诸子之学，如《荀子》、《老子》、《庄子》、《论衡》等。
“集”是指古代诗文词赋的著作，分为总集、选集、别集，如《乐府诗集》、《古诗集》、《全唐诗》、《古文观止》等。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六
说到中国的礼仪文化，不能不提到《周礼》、《仪礼》和《礼记》，即通常所说的‘三礼‘。《三礼》是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
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纲领--《周礼》
西汉的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一部名为《周官》，作者佚名。原书当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冬官篇已亡，汉儒取性质与之相似的《考工记》补其缺。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并更名为《周礼》。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
一、聚讼千年的学术公案
《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周礼》六官的分工大致为：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献中实属罕见。《周礼》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而尤其宝贵。
《周礼》面世之初，不知什么原因，连一些身份很高的儒者都没见到就被藏入秘府，从此无人知晓。直到汉成帝时，刘向、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的文献，才重又发现此书，并加以著录。刘歆十分推崇此书，认为出自周公手作，是‘周公致太平之迹‘。东汉初，刘歆的门人杜子春传授《周礼》之学，郑众、贾逵、马融等鸿儒皆仰承其说，一时注家蜂起，歆学大盛。
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一部著作，却无法确定它是哪朝哪代的典制。此书名为《周官》，刘歆说是西周的官制，但书中没有直接的证明。更为麻烦的是，西汉立于学官的《易》、《诗》、《书》、《仪礼》、《春秋》等儒家经典，都有师承关系可考，《汉书》的《艺文志》、《儒林传》都有明确的记载，无可置喙。而《周礼》在西汉突然被发现，没有授受端绪可寻，而且先秦文献也没有提到此书，所以，其真伪和成书年代问题成为聚讼千年的一大公案。历代学者为此进行了旷代持久的争论，至少形成了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古代名家大儒，以及近代的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钱玄同、郭沫若、徐复观、杜国庠、杨向奎等著名学者都介入了这场讨论，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作为主流派的意见，古今判若两途。古代学者大多宗刘歆、郑玄之说，认为是周公之典。清代著名学者孙诒让认为，《周礼》一书，是自黄帝、颛顼以来的典制，‘斟酌损益，因袭积累，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咸稡于是‘（《周礼正义序》），是五帝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经世大法的集粹。古代学者以五帝、三代为圣明之世、至治之极，其后则是衰世。周公是五帝三代的集大成者，古人将《周礼》的著作权归于周公是十分自然的事。
近代学者大多反对古人的这种历史观。从文献来看，比较集中地记载先秦官制有《尚书》的《周官》篇和《荀子》的《王制》篇，《周官》已经亡佚。最初曾有人认为，《周礼》原名《周官》，应当就是《尚书》的《周官》篇。但是，《尚书》二十八篇，每篇不过一、二千字，而《周礼》有四万余字，完全不象是其中的一篇。《荀子·王制》所记官制，大体可以反映战国后期列国官制的发达程度，但是总共只有七十多个官名，约为《周礼》的五分之一，而且没有《周礼》那样的六官体系。《春秋》、《左传》、《国语》中有不少东周职官记载，但没有一国的官制与《周礼》相同。从西周到西汉的每一个时期都可以找到若干与《周礼》相同的官名，但谁也无法指认出与《周礼》职官体系一致的王朝或侯国。
近代学者在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上辅之以古文字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研究等手段，对《周礼》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周礼》成书年代偏晚，约作于战国后期。持其它意见的学者也不少，彼此争论很激烈。争论的实质，是对于古代社会的认识，即《周礼》所描述的是怎样一种性质的社会？它的发展水平究竟与西周、春秋、战国、秦、西汉的千年历史中的哪一段相当？由于涉及的问题太复杂，《周礼》的成书年代问题至今没有定论。
二、理想化的国家典制
《周礼》展示了一个完善的国家典制，国中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富于哲理。三读之后，令人顿生‘治天下如指之掌中‘的感觉。例如，国家的行政规划有以下表述：
国都。《周礼》国都地点的选择，是通过‘土圭‘来确定的。《周礼·大宗伯》云：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
土圭是一种测日影长短的工具。所谓‘测土深‘，是通过测量土圭显示的日影长短，求得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也就是‘地中‘。夏至之日，此地土圭的影长为一尺五寸。之所以作如此选择，是因为‘地中‘是天地、四时、风雨、阴阳的交会之处，也就是宇宙间阴阳冲和的中心。
九畿。
《周礼》以土圭测日影，在地中建王城，既是哲学寓意的需要，也是‘体国经野‘的需要。王者划分国野和野外之地，都以王城为中心。如方千里的王畿，就是以王城为中心建立的。王畿之外有所谓‘九畿‘。《周礼·夏官·大司马》云：
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可知九畿的分布，是以方千里的王畿为中心，其四外的五千里之地，依次划分为侯畿、甸畿、男畿、采畿、卫畿、蛮畿、夷畿、镇畿、蕃畿等九层，大小相套，依次迭远。相邻之畿的间隔都是五百里。《尚书》中确有侯、甸、男、卫、采等外服的名称，却没有如此类似于同心圆的分布。
居民组织。《周礼》的居民组织有两类：国都之外的四郊之地称为乡，郊外之地称为遂。乡之下细分为州、党、族、闾、比等五级行政组织。遂之下细分为邻、里、酂、鄙、县等五级行政组织。根据地官的《大司徒》、《遂人》等记载，乡、遂的民户构成分别为：
一比：5家 一邻：5家
一闾：25家 一里：25家
一族：100家 一酂：100家
一党：500家 一鄙：500家
一州：2500家 一县：2500家
一乡：12500家 一遂：12500家
乡、遂各级组织的编制极其整齐。此外，乡和遂的数量都是六个。六乡、六遂的居民数似乎恰好相合，既无不足，也无羡余。如有天灾人祸，民户之数发生变化，无法满足以上要求时当如何处理？《周礼》未曾提及。
农田规划 《周礼》对于‘野‘的农田的规划，也是整齐划一。《地官·遂人》云：
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
这里记载了两个系统，一是农田系统，二是沟洫系统。农田以‘夫‘为基本单位，一夫受田百亩。夫田与夫田之间有称为‘遂‘的水渠，遂上有称为‘径‘的道路。每十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沟‘的水渠，沟上有称为‘畛‘的道路。每百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洫‘的水渠，洫上有称为‘涂‘的道路。每千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浍‘的水渠，浍上有称为‘道‘的道路。每万夫之田之间，有称为‘川‘的水渠，川上有称为‘路‘的道路。如此通达于王畿。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沟洫、道路系统有严格的丈尺规定。据郑玄的注，遂，宽、深各二尺；沟，宽、深各四尺；洫，宽、深各八尺；浍，宽二寻、深二仞。沟洫上的道路的宽度，径可以让牛马通过，畛可以让大车（车轨宽六尺）通过，涂可以让一辆乘车（车轨宽八尺）通过，道可以让两辆乘车通过，路可以让三辆乘车通过。
仅就以上数例，就不难发现《周礼》的制度有相当的理想化的成分。将国都建在‘地中‘，其理论色彩十分鲜明，实际上是无法操作的。整齐划一的九畿制度、居民组织、沟洫道路系统，遑论古代中国，就是移山填海的大跃进时代也没有实现过。因此，我们说《周礼》是理想国的蓝图。
三、以人法天的思想内核
《周礼》作者的立意，并非要实录某朝某代的典制，而是要为千秋万世立法则。作者希冀透过此书表达自己对社会、对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全书的谋篇布局，无不受此左右。
儒家认为，人和社会都不过是自然精神的复制品。战国时期，阴阳五行思想勃兴，学术界盛行以人法天之风，讲求人与自然的联系，主张社会组织仿效自然法则，因而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说。《周礼》作者正是‘以人法天‘思想的积极奉行者。
《周礼》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冬官等六篇为间架。天、地、春、夏、秋、冬即天地四方六合，就是古人所说的宇宙。《周礼》六官即六卿，根据作者的安排，每卿统领六十官职。所以，六卿的职官总数为三百六十。众所周知，三百六十正是周天的度数。《周礼》原名《周官》，此书名缘何而起，前人曾有许多猜测。依笔者之见，所谓《周官》，其实就是‘周天之官‘的意思。作者以‘周官‘为书名，暗含了该书的宇宙框架和周天度数的布局，以及‘以人法天‘的原则。其后，刘歆将《周官》更名为《周礼》，虽然有抬高其地位的用心，但却是歪曲了作者的本意。
在儒家的传统理念中，阴、阳是最基本的一对哲学范畴，天下万物，非阴即阳。《周礼》作者将这一本属于思想领域的概念，充分运用到了政治机制的层面。《周礼》中的阴阳，几乎无处不在。《天官·内小臣》说政令有阳令、阴令；《天官·内宰》说礼仪有阳礼、阴礼；《地官·牧人》说祭祀有阳祀、阴祀等等。王城中‘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布局，也是阴阳思想的体现。南为阳，故天子南面听朝；北为阴，故王后北面治市。左为阳，是人道之所向，故祖庙在左；右为阴，是地道之所尊，故社稷在右。如前所述，《周礼》王城的选址也是在阴阳之中。所以，钱穆先生说，《周礼》‘把整个宇宙，全部人生，都阴阳配偶化了‘（《周官著作时代考》）。
战国又是五行思想盛行的时代。阴、阳二气相互摩荡，产生金、木、水、火、土五行。世间万事万物，都得纳入以五行作为间架的体系，如东南西北中等五方，宫商角徵羽等五声，青赤白黑黄等五色，酸苦辛咸甘等五味，等等。五行思想在《周礼》中也得到了重要体现。在《周礼》的国家重大祭祀中，地官奉牛牲、春官奉鸡牲、夏官奉羊牲、秋官奉犬牲、冬官奉豕牲。众所周知，在五行体系中，鸡为木畜，羊为火畜、犬为金畜、豕为水畜、牛为土畜。《周礼》五官所奉五牲，与五行思想中五畜与五方的对应关系完全一致，具有明显的五行象类的思想。与此相呼应，地官有‘牛人‘一职，春官有‘鸡人‘一职，夏官有‘羊人‘一职，秋官有‘犬人‘一职，冬官有‘犬人‘一职。
综上所述，《周礼》是一部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的蓝图。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周礼》中没有先秦礼制的素地。恰恰相反，作者对前代的史料作了很多吸收，但不是简单移用，而是按照其哲学理念进行某些改造，然后与作者创新的材料糅合，构成新的体系。
蕴涵于《周礼》内部的思想体系，有着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诸家本各为畛域，《易》家言阴阳而不及五行，《洪范》言五行而不及阴阳；儒家讳论法治，法家讥谈儒学。阴阳与五行，经由邹衍方始结合；儒与法，经由荀子才相交融。儒、法、阴阳、五行的结合，肇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周礼》以儒家思想为主干，融合法、阴阳、五行诸家，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点。其精致的程度，超过《吕氏春秋》，因而其成书年代有可能在《吕氏春秋》之后，而晚至西汉初。
五、学术与治术兼包
《周礼》一书，体大思精，学术与治术无所不包，因而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后儒叹为‘非圣贤不能作‘，诚非无稽之谈。
所谓‘学术‘，是说该书从来就是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汉代经籍，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的称为‘今文经‘，用六国古文书写的称为‘古文经‘。汉初在孔子府宅的夹壁中发现的文献，以及在民间征得的文献大多是古文经，而立于学官的都是今文经。今文经与古文经的记载不尽一致，因而双方时有争论。汉代古文学以《周礼》为大宗，今文学以《礼记·王制》为大宗。为此，《周礼》每每成为论战中的焦点，加之它传授端绪不明，屡屡受到今文学家的诘难，如著名经师何休就贬之为‘六国阴谋之书‘；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则指斥它出于王莽篡汉时刘歆的伪造。相反，褒之者如刘歆、郑玄等则誉之为‘周公之典‘。
尽管如此，《周礼》依然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唐人为‘九经‘作疏，其中最好的一部就是贾公彦的《周礼疏》，受到朱熹的赞赏。清儒为‘十三经‘作新疏，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冠绝一世，至今无有出其右者。历代学者围绕《周礼》真伪等问题所作的种种考索，更是浩繁之至。
所谓治术，是说《周礼》作为一部治国纲领，成为历代政治家取法的楷模。古人言必称三代，三代之英在周。古人笃信《周礼》出自周公，书中完善的官制体系和丰富的治国思想，成为帝王、文人取之不尽的人文。
《周礼》的许多礼制，影响百代。如从隋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礼》的‘六官‘设置的。唐代将六部之名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等，也都是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而成。
又如‘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都城格局，成为历代帝王向往的楷模。但历朝都城，大都沿用前朝旧址，故其格局难以刷新。元始祖忽必烈建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乃以《周礼》为范本，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以后，明、清两朝不仅沿用不废，还仿照《周礼》，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今日的布局。朝鲜的汉城，同样有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乃是海外依仿《周礼》建都的典范。
《周礼》一书含有丰富的治国思想，《天官》概括为‘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等十大法则，并在地官、春官、夏官、秋官的叙官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详密严谨，宏纤毕贯，对于提升后世的行政管理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周礼》对官员、百姓，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辅的方针，不仅显示了相当成熟的政治思想，而且有着驾驭百官的管理技巧。管理府库财物的措施，严密细致，相互制约，体现了高超的运筹智慧。书中有许多至今犹有生命力的，可以借鉴的制度。
历史上每逢重大变革之际，多有把《周礼》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从中寻找变法或改革的思想武器者，如西汉的王莽改制、六朝的宇文周革典、北宋的王安石等，变法无不以《周礼》为圭臬。清末，外患内忧交逼，为挽救颓势，孙诒让作《周官政要》，证明《周礼》所蕴涵的治国之道不亚于西方。朝鲜时代后期的著名学者丁若镛（号茶山），曾撰作三十万言的《经世遗表》，主张用《周礼》改革朝鲜的政治制度。
任何一位空想家都不可能脱离现实来勾画理想国的蓝图，《周礼》也是如此，在理想化的框架之下，作者利用了大量历史材料加以填充。不过，作者在使用时往往根据需要作了加工和改造，这是读《周礼》时必须注意的，这也正是此书的复杂之处。
谶纬与《白虎通义》
更新时间2006-9-15 10:54:00 字数：12388
谶纬与《白虎通义》
书目提要
谶纬与《白虎通义》
一、谶纬的名义和起源
“谶”是神的预言，谶书是一种占验吉凶的书。先看下面的解释：《说文》：“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书曰谶。”（“有征验”以下十二字，段玉裁据《文选》中《鵩鸟赋》《魏都赋》注引补）《苍颌篇》云：“谶书，河洛书也。”（《文选》张衡《思玄赋》注引）《三苍》云：“谶，秘密书也，出河洛。”（玄应《一切经音义》卷9引）
据上列字书的解说可知谶书是一种神学迷信的征验书，是神的预言来示人以吉凶。汉初贾谊被贬谪到长沙，在一天日暮的时候有一对鵩鸟飞到他坐位的旁边，贾谊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作《鵩鸟赋》说：“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可见谶是一种占验之书，度就是数，“谶言其度”，译成现代语即占验书里说明的吉凶之数。这个“谶”字在《史记·贾生列传》里作“策”，谶、策同声，在《史记·赵世家》记秦穆公梦见到上帝那里去的事说：“秦谶于是出矣”。《史记·扁鹊列传》“谶”亦作“策”。这里的谶也是占梦书一类。所以《文选·幽通赋》李善注云：“遗谶，谓梦书也。”由此可见谶书就是古代卜筮占梦之类预卜吉凶的迷信策书。《隋书·经籍志》云：“汉末郎中郗萌集图纬谶杂占为五十篇，谓之《春秋灾异》”。可见谶纬、杂占是性质相同的书籍。
“纬”是什么呢？“纬”本是对“经”而言。《释名·释典艺》云：“纬，围也。反覆围绕以成经也。”苏舆说：“纬之为书，比傅于经，辗转牵合，以成其谊，今所传《易纬》、《诗纬》诸书，可得其大概，故云反覆围绕以成经。”（《释名疏证补》）由此可见纬书的产生是依傍经义，其实质是神学迷信、阴阳五行说与经义的结合。
“谶”与“纬”是否有区别呢？这个问题旧来即有异说，王鸣盛《蛾术编》云：“纬者经之纬也，亦称谶。”（卷2“谶纬”条）俞正燮《癸巳类稿》说：“纬固在谶，谶旧名也。”（卷14《纬书论》）顾颜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里说：
谶是预言，纬是对经而立的。……这两种在名称上好像不同，其实内容并没有什么大分别。实在说来，不过谶是先起之名，纬是后起的罢了。（第19章《谶纬的造作》）
以上这些都认为谶、纬是没有区别的。主张谶纬有区别的，在明朝有胡应磷、孙瑴（jué）。胡应鳞《四部正讹》上云：
世率以谶纬并论，二书虽相表里而实不同。纬之名所以配经，故自《六经》、《语》、《孝》而外，无复别出。《河图》、《洛书》等纬皆《易》也。谶之依附《六经》者，但《论语谶》八卷，余不概见，以为仅此一种，偶阅《隋经籍志》注附见十余家，乃知凡谶皆托古圣贤之名，其书与纬体迥别，盖其说尤诞妄，故隋禁之后永绝。
孙瑴《古微书》卷三十五《洛书纬》云：“今读其文大类谶词，岂《河图》主纬，《洛书》主谶耶？”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谶自谶，纬自纬，并非一类。《提要》《易》类六附录《易纬》案语云：
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史记·秦本纪》称卢生奏录图书之语是其始也。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史记·自序》引《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汉书·盖宽饶传》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注者均以为《易纬》之文是也。盖秦汉以来去圣日远，儒者推阐论说各自成书，与经原不相比附。……则谶与纬别，前人固已分析之。后人连类而讥，非其实也。右《乾凿度》等七书皆《易纬》之文，与图谶之荧惑民志，悖理伤教者不同。
由于《提要》是皇帝敕撰的书籍，自是以后，清代学者多沿《提要》之说，认为谶纬截然不同。其实，谶作为一种神的预言，早已有之；而用于解释“经”的传、记、说等等也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因此从本意上讲，二者是不同的。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大量的预言打着“圣人”的旗号出现，而用于解经的纬大量引用谶作为立论的根据时，谶和纬实际上也就合二而一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对谶纬的起源作一考察。
谶纬出于西汉之未。汉代通儒谓谶纬起于西汉哀帝、平帝的时候。他们对当时方士化的儒生造作谶纬的底细是知道的，所以才能做出这一论断。
桓谭说：“今诸巧慧小才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后汉书。桓谭传》）
《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上疏云：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木立名，其所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尚书》尧使鲧理洪水，九载绩用不成，鲧则殛死，禹乃嗣兴，而《春秋谶》云“共工理水”。凡谶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诗谶》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图中讫于成帝。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势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往者侍中贾逵摘谶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谶者，皆不能说。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千哀、平之际也。
张衡这里所提示的有几点值得注意的，一、张衡给谶书的定义是“立言于前，有征于后”。这是谶语的特点，但他忽视了“谶”是假托神灵的预言，而不是科学的预言。二、成哀之后，始有谶书流传。三、谶书虽托于孔子，但其中记有战国时的事，可见非孔子所作。又有汉时州郡、陵寝，足证谶书出于汉代，成帝、哀帝以后，才有谶纬流传。桓谭、张衡都是汉代通儒，他们距谶纬形成的时间很近，洞悉当时的情况，才能作出这样的论断。此后，有许多学者都赞同张衡之说。清代阎若璩也说：
尝思纬书萌于成帝，成于哀、平，逮东京尤炽。……案或问纬起哀平，子以为始成帝何也？余日：张衡言“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初亦不省所谓。读班书《李寻传》成帝元延中，寻说王根日：“五经六纬，尊术显士。”则知成帝朝已有纬名，衡言不妄。衡又言“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见尤洞然。（《尚书古文疏证》卷7)
阎若璩推阐张衡之说，认为成帝时已有纬名，而图谶成于哀平之际，是颇有见地的。谶纬出于汉代是有大量的事实根据的。
二、谶纬的定型和兴衰
如上所述，谶纬是汉代方士所造作，依傍经术的书籍。王莽时征通“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等“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汉书·王莽传上》）其中许多是方术之士，大量制造图谶，使零星的谶语，汇成篇籍。后汉光武帝刘秀应图谶兴起。《河图赤伏符》云：“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据《汉书，楚元王传》说刘歆于“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应劭注即引此谶为说。光武帝刘秀生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可见《赤伏符》的谶文在光武帝生前早已流传，所以刘歆才有改名应谶之事。所谓“四七之际火为主”。四七为二十八。光武帝刘秀于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起兵，汉高帝刘邦于前206年灭秦称汉王，由高帝灭秦至光武起兵正好228年，合于四七之数。《赤伏符》之谶可能出于汉成帝未年，成哀之际，此谶流传已广，所以才有刘歆改名应谶。光武帝取名秀是否也有应谶之意或属偶合，已难详考。
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兴起是利用了谶纬的。在王莽时；卜者王况为李焉作谶有“荆楚当兴，李氏为辅”（《汉书·王莽传下》）的话。刘秀的同乡李守“好星历谶记”，王莽时为宗卿师，他也造“汉当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语（见袁宏《后汉纪》卷一）。李守的儿子李通就利用这条谶语去鼓动刘秀起兵，后来刘秀以应《赤伏符》的谶语即皇帝位。光武帝因图谶兴起，即位以后，所以他崇信谶纬，并且利用谶纬来决定一些纷争和犹豫不决的事。光武帝于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宣布图谶于天下”，就是把图谶作为定本正式公开。这包含着两层意义。（1）在这以前，图谶可以各自造作；如上所述卜者王况可以为李焉作谶。又如公孙述据蜀与刘秀对立，就曾自造谶语，杂引谶记来同刘秀斗争。《后汉书·公孙述传》云；“述亦好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应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大守乙绝卯金也。……光武患之，与述书曰：‘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途高，君岂高之身那？’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这是一场刘秀与公孙述互相利用谶纬的神学斗争。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出在新莽之后谶纬已经广为流行，传播开来，并且种类很多，所以公孙述可以引“《春秋》为赤制”。据《后汉书》李贤注这是《尚书·考灵昭》之文。又引《录运法》《括地象》《援神契》等谶纬书，说明当时已是“纬候稠叠”。（《文心雕龙，正纬》）而各人对于谶纬的含义可以任意解释。所以公孙述引《考灵曜》之文就说《春秋》十二公，可见孔子为汉制法，只能传十二代。从高帝刘邦到平帝刘*
为十一代，加王莽所立孺子刘婴，正好十二代，以为汉运当终，这是公孙述的解释，他并在手掌上刻“公孙帝”三字以应谶。但刘秀则说“公孙”是指汉宣帝“公孙病已”而言，又驳斥他以掌文为瑞之说。“宣布图谶于天下”，就是把过去的“秘经”棗绝密的宗教神学文献公开出来，所以张衡说：“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汉书·张衡传》）李贤注说：“《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艺四九’，谓八十一篇也。”即指《河图》《洛书》这两类谶书凡四十五篇，合于五九之数。再加《七经纬》三十六篇，所谓“六艺四九”，两者加起来共八十一篇，这即是张衡说的“篇录已定”。以后凡再发现造作谶纬的，就成了“大逆不道”，要严加惩办。如汉明帝时，楚王英交通方士，造作图谶，被告发说有逆谋，判为“大逆不道”。结果楚王英自杀，牵连达一千多人（见《后汉书·光武十王传》），阜陵质王延和他的亲戚谢弇、韩光造作图谶，为人揭发，谢弇、韩光自杀，这一案件也株连很多人（同上）。（2）过去可以增益图书，私改谶记。如光武帝刘秀曾经命尹敏校订图谶。尹敏就说：“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后汉书·儒林·尹敏传》）刘秀迷信谶纬不听他的意见。后来尹敏就在谶书里增加了“君无口，为汉辅”（同上）一条谶语。结果被光武帝发现，尹敏说：“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同上）说明过去增损图书是很多的。“宣布图谶于天下”就是把谶纬写成定本，使谶纬定型化，此后凡有增损改易谶纬的也得治罪。这样就使谶纬书籍定型化，并且用政治和法律的权力来维持谶纬神学的尊严。
由于光武帝刘秀喜好图谶，加以提倡，后汉时研习谶纬形成一股风气。《后汉书·张衡传》说：“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东汉王朝，谶纬尊为“秘经”，号为“内学”，具有神学正宗的权威性。因之，汉明帝时，“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隋书·经籍志》）樊*
“以谶记正《五经》异说。”（《后汉书·樊*
传》自此以后，谶纬如日中天，盛极一时。凡是善于附会图谶的就能加官进爵，反对图谶的就会贬黜得罪。范蔚宗说：“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兔，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显贵，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后汉书·郑范陈贾传论》）在白虎观会议上引谶纬以释经，谶纬成为汉王朝的神学正宗。
图谶在魏晋以后，往往被历代野心家利用作为篡夺政权、改朝换代的工具。魏取代汉就造出“代汉者当途高”（《后汉书·袁术传》）的谶语。“当途高”就是古代宫殿的两观，名叫“象魏”。象征魏朝当兴。又造出“汉以魏，魏以征。”（《春秋·汉含孳》）“代汉者魏公子。”（《春秋·玉版谶》）“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易运期》）这些都是太史丞许芝引用溯纬证明曹魏当代汉为帝。晋宋迭兴，都有符谶之说。宋刘裕代晋即帝位，“大史令骆达陈天文符瑞数十条”。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玺书就说：“图谶祯瑞，皎然斯在。”（《宋书·武帝纪中》）南齐萧道成代宋称帝，史称他的“姓名骨体，及期运历数，并远应图谶，数十百条。”（《南齐书·高帝纪下》）萧衍代齐，太史令蒋道秀陈天文符谶六十四条。沈约对萧衍说：“《谶》云：行中水，作天子。”（《梁书·沈约传》）陶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梁书·处士传》）正因为图谶成为窃国篡权的工具，所以在夺权正位之后的帝王，他们都深知其中弊病，他玩弄过的花招，别人也会玩弄。为了防止再有人玩弄这一套，所以自汉以后，历代都严禁图谶。正如《汉书·扬雄传》说王莽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后，欲绝其原以神其事”。这正是王莽之后历代帝王野心家的故技。
后汉张衡是最早揭露谶纬之伪，并倡仪禁绝谶纬的。他说：“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后汉书·，张衡传》）这种建议在当时自然不会被采纳的。三国时，曹魏“科禁内学、兵书。”（《三国志·魏书·常林传》注引鱼豢《魏略》）凡谶纬诸书都须上缴，“匿不送官”的坐罪。晋武帝司马炎于泰始三年（267年）十二月“禁星气谶纬之学”（《晋书·武帝纪》）。前秦苻坚“禁老庄图谶之学”（《晋书。苻坚载记上》）。宁康三年（375年）“尚书郎王佩读谶，（苻）坚杀之，学谶者遂绝”（《资治通鉴》卷103）。南朝递禅，这些帝王既利用谶纬，即位之后又加禁绝。《隋书。经籍志》经部异说类叙说：宋大明（457一464年）中，始禁图谶。梁天监以后，又重其制。”梁武帝萧衍“禁畜谶纬”，阮孝绪“兼有其书”，有人劝他秘藏起来。孝绪曰：“昔刘德重淮南《秘要》，适为更生之祸，杜琼所谓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又有人向他求谶纬书，他说：“‘己所不欲，岂可嫁祸于人’，乃焚之。”（《南史·隐逸·阮孝绪传》）北魏拓跋氏严禁谶纬。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平真君五年（444年）诏：“私养师巫，藏挟谶记、阴阳、图纬、方技之书”，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止，“过期不出，师巫身死，主人门诛”（《魏书·世祖纪下》）。魏孝文帝拓跋宏大和九年（485年）诏：“图谶之兴，起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于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魏书·高祖纪上》）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时说：“河洛出革命之符，星辰表代终之象”；“朕应簶受图，君临海内”（《隋书·高帝纪上》）。隋朝初年王劭还对杨坚说：“《皇参持》《帝通纪》二篇陈大隋符命者，明皇道帝德，尽在隋也。”（《隋书·王劭传》）他是利用谶纬来表示天命所归，应运该作皇帝。可是当他的政权稍加巩固，就在开皇十二年（593年）下令“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隋书。高祖纪上》）“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隋书·经籍志》）
自汉以后，屡经乱离。谶纬魏晋以来，历代禁毁，丧失甚多。东晋元帝时，散骑常侍戴邈上表就说：“图谶无复孑遗于世。”（《宋书·礼志一》）又经南北朝隋朝的禁毁，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仅存十二部九十二卷。唐朝也禁止私家收藏图谶，并悬为禁令，著于法律，唐高宗时制定的《唐律疏义》规定私家不得藏有“天文、图书、谶书、兵书”，“违者徒二年”（卷9《职制》律）。疏议解释说：“图书者，河出图、洛出书是也。谶书者，先代圣贤所记，未来征祥之书。”可见对于河洛图谶是禁止的。但《唐律》规定“其纬候及《论语谶》不在禁限”。纬候指《七经纬》和《尚书·中候》，正因为有这一区别，所以经纬及《论语谶》才可以部分保存下来。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又重申“谶纬不经，蠹深于疑众，盖有国之禁，非私家所藏”。命令天下各州府查禁，“敕到十日内送官，本处长吏集众焚毁。”（《旧唐书·代宗纪》）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正月诏：“民间天象器物，谶候禁书，并纳所司焚之，匿不言者死。”（《宋史·真宗纪》）欧阳修《乞校正九经札子》谏议“悉取九经之疏，删去谶纬之文。”当时虽未见实行，但后来魏了翁撰《九经要义》则尽删谶纬之文。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禁“阴阳图谶等书”。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又重申“私藏天文图谶”的禁令，“有私习收匿者罪之”（《元史·世祖纪》）。明洪武六年（1373年）赵俶“请颁正定《十三经》于天下，屏《战国策》及阴阳谶卜诸书”（《明史·赵俶传》）。这是从魏晋到元明一千多年历代禁绝谶纬的概况。总的来说，自隋炀帝发使四出搜缴谶纬以后，谶纬已大量散失。唐以后幸存下来的多属零篇断简。谶纬到现在还能残存下来，（1）由于《唐律》明确规定《七经纬》及《论语谶》不在收缴之内，所以其余杂谶均已亡扶，而这几种尚可幸免。残存下来，这对以后禁谶颇有影响。如保存于《五经正义》、《文迭注》、《开元占经》以及各种类书中的谶纬均藉此得以幸存。（2）历代禁谶纬大都是指民间私藏的，而对皇家秘书不在此限。部分谶纬赖以流传，如清修《四库全书》就从明代《永乐大典》中辑出《易纬》等书。但皇家图书馆的藏书由于战乱，天灾人祸，改朝换代损失很大，存十一于千百就很幸运，流传到现在的，自然不会大多
三、《白虎通义》与谶纬
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召集诸儒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同异。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东汉立十四博士，《易》则施、孟、梁丘、京氏，《书》则欧阳，小夏侯三家，《诗》则鲁、齐、韩三家，《礼》则大小戴，《春秋》则《公羊》严、颜二家。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各家都有繁琐的章句，多者达数十、百万言。白虎观会议就是一次统一经义经说的会议。由汉章帝亲自裁决，做出结论。又命令班固将会议结论加以编辑，统一整理为《白虎通义》。《白虎通义》是皇帝钦定的经学教科书，在汉代具有很高的权威性。《白虎通义》以今文经学为主，但亦兼采古文经说，其中大量征引谶纬，因为谶纬在当时被尊为“秘经”、“内学”，认为是孔子的心传，微言大义所在，是儒学的精髓。所以说，谶纬里吸取了大量的今文经说，而《白虎通》里则吸取了大量的谶纬神学。
“天”是《白虎通义》里最高的神，他是具有意志及无上权威的“上帝”。故又称“皇天上帝”。（《白虎通义·三军篇》）他能作威作福，谴告惩戒君主。《白虎通义·灾变》篇说：
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援神契》曰：“行有点缺，气逆于天，情感变出，以戒人也”……《乐稽耀嘉》曰：“禹将受位，天意大变，迅风靡木，雷雨昼冥。”
谶纬中的“天”是至高无上的神，故引《孝经·援神契》为证。“天”是有意志的，称为“天意”，所以引《乐纬·稽耀嘉》为证。但是如果君主顺承天意，使阴阳和谐，万物有序，那么“天”（上帝）也会降符端以示嘉奖。《白虎通义·封禅篇》说：
德至天则斗极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则嘉禾生蓂英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八表则景星见，五纬顺轨德至鸟兽则凤凰翔，鸾鸟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见，白乌下。
这些都是根据谶纬，《孝经·援神契》说：“王者德至于天则斗极明，甘露降。德至于地，嘉禾生，蓂英起，秬鬯出。德至草木则朱草生。德至八表则景星见。德至鸟兽则凤凰翔，鸾鸟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鹿见，白乌下。”《白虎通》的文字完全相同，只是未标名引《援神契》而已。
《白虎通义》与纬书一样，以“天”（上帝）是至高无上，统理一切的。人间的帝王就是“天”的儿子，《白虎通义》说：“爵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爵篇》）这也是本于纬书，《周易·乾凿度上》云：“天子者继天理物，改正统一，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养万民，至尊之号也。”《春秋·感精符》也说：“人主……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后汉书·李固传》注引）关于天地万物的生成，《白虎通义》也吸取了《易纬》之说。《白虎遁义·天地篇》说：
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精者为二光，号者为五行。……故《乾凿度》云：“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白虎通义》根据《易纬·乾凿度》来讲夭地生成论，认为先有“太初”，这是气之始，然后有“太始”、“太素”。《白虎通义》同纬书一样，虽然也讲了不少“气”、“元气”，但在谶纬和《白虎通义》的哲学体系里“元气”或“气”都不是第一性的，而是由具有人格神的“天”、“地”所派生。“太素”为“质”之始，“太素”以前还有虚无寂寞的“太初”、“太始”两个阶段，《白虎通义》与《乾凿度》都是讲的由无生有的唯心主义体系。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发展而为谶纬神学，一直到《自虎通义》的哲学体系正是一脉相承的。
“人”是受天命而生的，《白虎通义》说：“天命己使生也。”（《寿命》）但具体构成人的则是阴阳五行之气。《白虎通义》根据纬书之说认为人的性情是受阴阳之气所决定的。《白虎通义·憎性篇》说：
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怀五性六情，……故《钩命决》曰：情生于阴，欲以时念也；性生于阳，以就理也。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
这说明人是由阴阳之气所构成。因为人的性情也来源于阴阳二气。性本子阳气，阳气温热和煦，流转运行，所以“性”主于仁爱亲和。“情”本于阴气，阴气寒冷凝聚，故“情”表现为贪欲敛财，以下引《钩命决》为证，宋均注说：“阳气主于流运，故仁；阴气主于积聚，故贪也。”“性阳情阴，《孝经·援神契》也是这样讲的，《援神契》云：“情者魂之使，性者魄之使。情生于阴，以计念；性生于阳，以理契。”（《太平御览》卷886引《白虎通义·性情篇》说：“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是也。”案《易纬·乾凿度》说：“八卦之序成立，则五气变形。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五常。”可见《白虎通义》均据纬书之说。
《白虎通义》中讲的伦理道德也是出自谶纬。封建道德的总纲领是“三纲”，这个思想导源于韩非，而由汉代大儒董仲舒正式提出。《韩非子·忠孝篇》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所谓“常道”就是纲，是不可变易的法则。董仲舒以儒学力中心为了维护汉王朝的统一的封建帝国，他吸取了法家、阴阳家各派的思想，熔为一炉。他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都是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但是阴道不能独立，必定得附属于阳，服从阳道。所以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都应该绝对服从，这是“天”之道，因此他正式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到了纬书和《白虎通义》里进一步加以发展。《白虎通义·三纲六纪篇》说：
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
君臣、父子、夫妇本是三对社会关系。董仲舒把这称为“三纲”。《礼纬·含文嘉》更确立了这三对关系中君、父、夫的主导地位。《白虎通义》根据《易·系辞》的“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互相配合，“故六人为三纲”，并且把三纲说成是“天地人之道”。（《三纲六纪》）证明这是永恒的法则，“纪”则是比“纲”低一级的道德标准。“三纲”说的提出确立了封建的君权、父权、夫权，它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总纲，其它的一些封建道德伦常都隶属于这三大总纲之下。所以苟悦说：“仁义之大体，在于三纲六纪。”（《汉纪·成帝纪》）三纲说由董仲舒提出，而其理论阐述和体系的完成则在纬书和《白虎通义》里。三纲说的实质是君尊臣卑，男尊女卑，在维护封建社会秩序上起着积极作用，所以为历代帝王和封建统治者所提倡。
《白虎通义》大量援据谶纬，明显的称引谶纬就达二十余处，至于“稽合图谶”，运用谶纬之说就更多了。例如《白虎通义·天地篇》说：“天者何也？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也。”案《春秋。说题辞》云：“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经纬。”（《尔雅·释天》疏引《天地篇》说：“地者易也，万物怀任，交易变化。”据《春秋·元命包》云：“地者易也，万物怀任，交易变化，含吐应节。”（《艺文类聚》卷6引）两相比较，可见《白虎通义》虽未明引谶纬而实际上是用纬书说。这类情况在《白虎通义》里是很普遍的。把《白虎通义》与谶纬作一对照，“百分之九十的内容出于谶纬”（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229页）。俄纬神学是东汉王朝的统治思想，它是代表“天”（上帝）的意志，因之其地位在五经之上。这点从《白虎通义》里可以看出。在《白虎通义》引证经典，凡有经有纬的，往往是先引谶纬，后引经书，例如：
《白虎通义·诛伐》：“冬至所以休兵，不举事，闭关，商旅不行何？此日阳气微弱，……扶助微气，成万物也。故《孝经谶》曰：‘夏至阴气始动，冬至阳气始萌’。《易》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
可见它先谶后经。《白虎通义》的宗教神学体系，直接出自谶纬。如讲社稷，见于《孝经·援神契》；讲五祀，见于《礼纬·含文嘉》；讲封禅，见于《孝经·钩命决》；而其核心则在论证君权神授说。它认为受命的帝王君主都是“圣人”，圣人都是“天”生的，所以每一个帝王的出世都有一系列神灵显示的预兆，帝王从诞生到登上皇帝的宝座都有不同凡响的神的启示和安排，这就是谶纬神学中的感生、异貌、受命、符瑞、封禅等一整套的神学仪范。所以说《白虎通义》中的神学体系和神学内容正是对谶纬神学的继承和肯定。
四、谶纬的辑佚和研究
谶纬秘魏晋以后屡遭禁绝，隋唐时已大量散失，《隋书·经籍志》著录谶纬尚有13部92种，到了新旧《唐书》仅存郑玄、宋均二家所注谶纬9部84种。到了宋末，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里唯存《易纬》8捉和《礼·含文嘉》一种，其余亡佚殆尽。所以到了元朝明朝才有人注意谶纬的选辑工作。到了清代辑佚书的工作就由六艺附庸，蔚为大国，成为古籍整理中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明清两代关于谶纬的辑佚有十余家，而以明代孙瑴的《古微书》为最早的一部。孙瑴系湖南华容人，字子双，号贲居子，一号双甫。《古微书》共36卷，所辑谶纬共63种。其特点是，对于所辑的谶纬篇目大抵都有解题，只有极少数未加解说。最大的缺点是所辑谶纬文字均不注出处，使人难于稽考核实：其次是对纬书的概念及纬书的范围不太明确，因此把讲五行灾异的《洪范五行伟》也辑入《尚书纬》中。《古微书》是明清以来谶纬辑佚的第一部著作，《四库提要》对其评价校高。
清代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易纬》八种。《易纬八种》现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四库全书》和《古经解汇函》本。
清代谶纬的辑佚，主要有下列五种书：
殷元正《集纬》
只有抄本流传，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均藏有此书抄本。上海抄录不全。《集纬》所收共133种，在谶纬辑本中算是种类最多的。
赵在翰《七纬》38卷
其特点是恪遵《四库提要》之说，严格区分谶纬，不仅河洛杂谶一概摈弃，连《论语谶》也不收入。对各种纬书，均按篇目分别辑录，每条佚文均注明出处，各纬叙目于每一纬名皆解说其命名旨意，是极谨严的一部辑佚书。
黄奭《汉学堂丛书》（1934年江都朱长圻又据甘泉黄氏原版补刊印和行称《黄氏逸书考》）
也沿袭《四库提要》之说区别谶纬，所辑均注出处，并将《清河郡本纬书》采入。《清河郡本纬书》今不可见，唯赖此书存其遗文，尤其值得珍视。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及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
马氏所辑谶纬详注出处，对每篇谶纬篇题有孙瑴解说者均加以援引，间亦自撰篇目叙录，较《古微书》已大胜一筹。王仁俊《续编》本马氏体例，加以续补，但精审不及马氏。
乔松年《纬捃》14卷 在孙瑴《古微书》基础上重辑。所辑谶纬总共131种，所辑佚文每条均注明出处，意在补孙书之遗漏，纠孙氏之违失。
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与中村璋八编辑《纬书集成》，于1964年印成油印本8册征询意见，经过加工修订，70年代以来，《重修纬书集成》正式出版。《重修纬书集成》是明清以来谶纬辑佚书的总结，也可以说是一部谶纬集大成的编纂。其特点是：（1）搜罗完备。它以《纬捃》为底本，参校了《说郛》、《古微书》、明杨乔岳《纬书》、林春溥《古书拾遗》、刘学宠《诸经纬遗》、殷元正《集纬》、赵在翰《七纬》、《玉函山房辑佚书》与《汉学堂丛书》等9种谶纬的辑佚书，并且还补充了中国、日本资料中为上列诸书所漏辑的谶纬佚文，可谓搜罗完备。（2）《重修纬书集成》对于所辑谶纬各条均注明“出典”，并作了些校核，于文字异同作了校勘记，载于各条之上便于参考。（3）《重修纬书集成》于每册末都有词目索引，便于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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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军事制度
更新时间2006-9-15 10:55:00 字数：6180
-- 中国古代的军事制度
中国古代的军事制度，可上溯至上古三代。从夏商周到春秋时期，军政不分，军制以车战为主，以‘师‘为作战单位。到了战国，随着战争方式由车战为主向步战为主的转变，军事领导体制产生了相应变化，普遍实行了将、相分权制度，统率军队的长官称将、将军、上将军、大将军。秦称大良造，秦王嬴政时又设国尉为武官之长，楚国武官之长称柱国、上柱国。
战国时期将以下的武官设置也比较完备了，赵国设左司马、都尉，齐国设司
马。秦、齐、楚设郎中，各诸侯国都普遍设都尉负责卫戍之职，秦国又有中尉一职，负责警卫国都。
战国时期，军队领导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各诸侯国都建立了统一的军队，国君成为军队的最高统帅。军权高度集中，国君独揽军队组建、调动、征伐的权限。‘虎符‘制度就是军权集中的主要体现。各国普遍实行征兵制，以郡县为单位征集兵员，男子服兵役的年龄，大约从15
岁到60岁。有些诸侯国采用招募、考选勇士的办法作为组建军队的一种方式，如魏国的‘武卒‘、齐国的‘技击‘、秦国的‘锐士‘等。这种招募兵员的方法可视为募兵制的开端。
战国时车兵的地位较之春秋时虽大为降低，但还是军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步兵替代车兵成为当时各国军队中的主力兵种。骑兵开始发展为独立的兵种，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建立强大的骑兵以来，各诸侯国均重视骑兵建设，骑兵遂成为军队中的重要兵种。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普遍建立了常备兵。为使军队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各国都普遍抓紧了对军队的严格训练，执行严肃的军纪。为此，各国都建立了军队中的赏罚制度。如秦国制定军功爵20级，规定不分贵*，按军功大小实行奖赏。《商君书·境内》称：‘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以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三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凡‘盈论‘
者，基本方法是按20等爵递升。士卒畏战退却，要处以黥、劓刑。总之，战国的军事法规，已相当完善，在维护战场纪律，军队内部连保制度，军营内部的警戒，各级军官的权限，战斗编组及军旗、徽章的使用，指挥号令的实施等方面，都有具体而严格的规定，表明当时的军事制度已经相当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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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谢旭
-- 发布时间：2005-7-12 16: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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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集权国家，此时创立的中央集权军事领导体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秦统一以后首创皇帝制，皇帝执掌全国最高的军事权力。全国各地军队的调发，将帅兵权的授予都必须以皇帝发给的虎符为信物。兵符以铜铸成虎形，背刻铭文，分为两半，一半留在皇帝手中，一半发给统兵将帅。任何军队的调发，须由皇帝所遣使臣持符验合，方能生效。
中央最高军事职官称太尉。统一前，太尉又称尉或国尉，地位次于大良造。大良造被撤消后，太尉升为武官之长，位列‘三公‘。太尉有统兵权，但无调兵权。国家发兵时，皇帝则指派将军统兵。中央集权的军事领导体制是与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相适应的。在郡、县、乡均有专职主管军政的职官，郡设郡尉，负责兵员征集、调遣和武器装备的制造、保管以及地方治安等；县设县尉，掌一县之军政；乡设游徼，管军政及治安。
秦朝的车兵依然在作战中担负着重要任务。进攻时，车兵冲锋陷阵，破坏敌军战斗队形；防御时，以战车布成阵垒，阻滞敌军的冲击。车兵的编制基本上沿袭战国时制度，一般可分为御手、乘车战士和车属步兵三部分。
步兵是秦军的主要兵种，称为‘材官‘。有轻装步兵与重装步兵之分。轻装步兵不穿铠甲，行动灵活，战时以弓弩杀伤远距离敌人。重装步兵身着铠甲，待与敌人接近时，以戈、矛、钺、殳等兵器与敌格斗。这种区分，是由武器装备和战斗需要决定的，在军制史上是一大进步。
秦军作战时多以车、步、骑诸兵种混合编队，协同战斗，既可发挥各种兵器特长，又能弥补各兵种的缺点。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情况看，在一个数千人组成的军阵中，有执矛持钺的步兵，有驾驭战车的车兵，也有策马而立的骑兵。诸兵种各司其职，默契配合。
秦朝实行普遍征兵制，凡适龄男子都必须在专门的名册登记，并开始服徭役，当时称此为‘
傅籍‘。‘傅籍‘年龄从17岁开始，至60岁为止(有爵位者止于56岁)。‘傅籍‘者一律服兵役二年，一年在本郡，一年去京师或边疆，统称‘正卒‘；每一成年男子，除二年兵役外，还需在本郡县服役一个月，担负修筑城垣、道路及运输等
任务，到期更换，故称‘更卒‘。这种全国性按年龄征发的普遍征兵制，对后代影响很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07-12 16:15:20编辑过]
-- 作者：谢旭
-- 发布时间：2005-7-12 16: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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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军事制度既继承了秦代制度又有创新。皇帝仍是最高军事统帅，他通过直接操纵的两大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控制全军。这两大机构是：由郎中令、卫尉、中尉等组成的中央警卫机构；由太尉、将军、将、尉等组成的全国最高军事行政机构。
中央警卫部队可分为宫廷警卫与京城警卫。宫廷警卫称南军，由郎中令(光禄勋)负责，卫尉统领；京城警卫称北军，由中尉(执金吾)负责，担任宫殿之外京城之内的日常警备。为有效地控制全军，皇帝在中央设置了以太尉为首的军事领导机构。太尉名义上是最高军事长官，但实际只负责军事行政，并无发兵、统兵之权。
汉武帝时，设置了大将军一职，逐渐取代太尉而执掌军权，甚至超越了丞相的权限。但武帝后时置时罢，其实际地位的高下也因人而异。
西汉地方行政体制是郡县制。长官称太守，次官称都尉，太守总管军民诸政，都尉分治军事。后者具体负责郡内一切军事行动，直接统率地方部队，权力很重。县级军事领导机构与郡级相类似，县令主管一切军政事务，县尉分管军事，职责主要是抓捕盗贼，负责境内警备，对于县令有一定的独立性。乡设游徼，乡以下有亭，设亭长，是地方军事的基层组织。
从汉武帝始，中央对降附或内属的少数民族，均设属国以处之。属国都尉是属国最高长官，以武职兼理民事，为汉代军事体制的又一特征。为加强对属国及边疆地区的军事控制，中央还派去一些临时的武官，称‘持节都护‘，如西域都护、护羌校尉等，地位相当于内地的太守，构成汉代一种独特的地方军事领导机构，同时也是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进行控制的特殊措施。
西汉兵役与劳役不分，统称‘徭役‘。成年男子均需服徭役，先是在本郡当一年‘车骑材官卒‘，即郡国兵，进行军事训练，获得必要的军事技能，然后回乡务农，成为国家的预备兵；以后再根据实际需要，或当一年‘戍卒‘，即在边防军服役一年，或当一年‘卫卒‘，即在京城警备部队服役。结束后每年还需在本地服劳役一月，称‘更卒‘，任务是修营垒、做烽燧、建宫室、陵墓，修河堤，运输等等。
汉武帝前，车、骑并重，之后，骑兵取代车兵，成为汉军的主力兵种。汉匈战争的几大战役，骑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中国古代骑兵完成了向战略军种的转变，成为战争的主力。
汉军的编制是部曲制，在领兵将军之下设部、曲、屯、队、什、伍的组织系统。部是汉军中的最高一级编制，部的主管军官称校尉，官秩同于太守，出征作战时受领兵将军指挥。曲隶属于部，长官叫军侯，地位相当于县令。屯置屯长，队设队率，什伍是军中最基层组织。这套军事组织体制常年设置，战时则由朝廷任命将军予以统帅，出征讨伐。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07-12 16:11:37编辑过]
-- 作者：谢旭
-- 发布时间：2005-7-12 16: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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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军事制度最有特点。盛唐的赫赫军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完善的、运行良好的军事体制。唐朝军权集中于中央，由皇帝亲自掌握。尚书省下辖的兵部，为国家日常军务统理机构，其长官为兵部尚书。贞观十年(636年)，对北朝以来的府兵制度进行重大调整：府兵为国家基本的常备军，平时隶属于十二卫和太子东宫六率，其中左右卫领60个军府，诸卫领40-50个军府，其余隶属东宫六率。每卫设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每率设率一人，副率二人。平时负责管理府兵轮番宿卫诸事，战时经皇帝任命，率领从各府调集的府兵出征。‘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新唐书·兵志》)重大军机要事由政事堂举行的宰相会议辅佐皇帝商决，兵部负责武官的考核、任免，军队的编制及轮换、甲仗、厩牧、图籍等事务。
府又称军府，是唐朝中期以前基本军事单位，其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构思向来为人们所称道。太宗时，军府又名折冲府，兵员达1200人为上府，1000人为中府，800人为下府。每府置长官折冲都尉一人，副长官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全国最多时共设634府，兵员达60万人，主要分布于作为政治中心的关中、陇右、中原等地。
府兵的来源，主要从自耕农和地主中挑选，也有贫民。按规定，三年一简，凡20岁以上成年男子，都是简选对象。简选标准以资财、材力、丁口三者为据，财产相当者取富，力量相当者取强，财、力均相当者取丁口多者。一经加入府兵，要到60岁方解除兵役。府兵本人免租庸调，但家人没有减免优待。盛唐以后，征战日多，赏赐多不兑现，军人社会地位下降，有财产者厌恶服役、特别是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破坏，军资无所依靠，府兵制逐渐为募兵制所替代。玄宗开元十年(722年)，开始大规模募兵。募兵已具有雇佣兵性质，兵员素质低下，战时一触即溃，平时横行市井。军费开支因募兵制的施行而转嫁于民间，使社会负担日重。募兵制度既是唐由盛转衰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尚武精神隳丧的根源。
盛唐时期，在边疆地区建立了节度使制度，统辖边境野战军队。其兵员已经职业化，且以骑兵为主，军力强盛。但极易于被长期握兵的将帅所利用，最后引发了安史之乱。
-- 作者：谢旭
-- 发布时间：2005-7-12 16: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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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皇帝直接掌握军队的建置、调动和指挥大权，其下兵权三分：枢密院为最高军政机关，负责战略决策、处理日常事务，招募、调遣军队，长官称枢密使。三衙分掌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力，其全名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各设都指挥使为长官，地位低于枢密院。枢密院与三衙分握发兵权和管兵权，互相牵制。帅臣尽管平时有所统辖部队，但战时由皇帝临时派遣，率兵出征，事定之后，兵归三衙。宋人自己说：‘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宋史·职官二》)这种制度对削弱唐藩镇割据以来的兵祸，保障社会安定确有贡献，但是同时也造成了互相掣肘、效率低下的弊端。
宋朝的军队有三种：禁兵、厢兵和乡兵，边境地区又有蕃兵。禁兵是国家的正规军，任务是守备京师，担任征战和屯戍边郡、地方的任务。厢兵是地方军队，实际上是一支专任劳役的队伍，它分属各州和某些中央机构，担负筑城、修路、运输等任务，多不训练。乡兵即民兵，是非正规的地方武装，但有些区域内的乡兵反而因保境卫土而有较强的战斗力。
宋朝的禁兵、厢兵都实行募兵制，‘亢健者‘选入禁兵，‘短弱者‘选入厢兵。应募后，家属可以随营，本人须黥面涅臂为标志，中途不得退役，实则终身服役。兵员空缺则从子弟中补选，如逃亡或犯罪，惩罚极重。每遇凶年饥岁，就大量招募破产农民，从而形成宋朝冗兵冗费的局面，而且往往收编盗贼为兵，在兵源缺乏时甚至罪犯也成为来源之一，军队的素质大为降低。
-- 作者：谢旭
-- 发布时间：2005-7-12 16: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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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军事制度颇具独创性。军队的编制采用卫所制。在皇帝独揽军政大权的基础上，全国各要地设立卫所。一州设所，数州设卫，一卫约有5600人。所分千户所与百户所，各隶千余人与百余人。全国的军队均按此制度编入卫所，每个卫所官兵又分别隶属于所在地方的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隶属于中央五军(中、左、右、前、后)都督府。都督府是最高军事机关，掌管全国的卫所军籍。但征讨、镇戍、训练等则听命于兵部。遇有战事，兵部奉皇帝旨意调军，任命领兵官，率领从卫所调发的军队出征。战争结束，领兵官归朝廷述职，军队散归各卫所。这种制度，保证了统军权与调军权的分离，防止大将专权作乱，保证皇帝与朝廷(中央)
对全国军队的控制。
明军分为京军、地方军、边兵三大部分。京军为全国军队的精锐，平时宿卫京师，战时为征战的主力。明成祖时，京军有72卫，并正式成立了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平时，五军营专习阵法，三千营主巡逻，神机营掌火器(图13)。地方军为各地的卫军，配置于内地各军事重镇。边兵配置于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九个军镇，称‘九边‘，各设总兵官管辖。另外还有民兵，为军籍之外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
卫所兵源来自世兵制，卫所军士和武官均为世袭，一入军籍，称为军户，属都督府管辖，不受地方行政长官的约束，父死子继，世代从军。他们社会地位低下，常常与罪犯为伍，素质低下，逃亡不断。因而，明中期以后又实行募兵制，召募士兵逐渐成为军队主力，但募兵制养兵耗费巨大，国库日绌，终致国力耗竭。
-- 作者：谢旭
-- 发布时间：2005-7-12 16: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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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中央设军机处，掌军政大事，承皇帝旨意办理。军队由八旗兵和绿营兵组成。八旗以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八种旗帜为标志。‘旗‘本为满族‘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兼有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职能。八旗各有旗主，皆为世袭。清太宗又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统一全国后，
八旗成为完全不事生产的军政组织，直属于国家而不再属于旗主，又分为京营八旗(由正黄、正白、镶黄三旗担任)和驻防八旗，后者分驻全国要冲，作为震慑地方的武力。绿营兵是参照明朝卫所制度召募的汉兵，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基础建制单位，有骑兵、步兵、守兵之分。将官由兵部选任，每省均有绿营数镇，主将称总兵，总兵之上设有提督，节制一省或数省各镇总兵，巡抚、总督又有统率提督之权力。
满洲八旗以骑射为长，在平川旷野冲锋陷阵本其所长；而汉军八旗善用火器，在围城攻坚和水上作战中屡建奇功。然而，因八旗兵为清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汗马功劳，故而清朝采取了优待满洲八旗的政策，在各方面均给予特殊照顾。八旗兵逐渐斗志消沉，自康熙平三藩之乱开始，八旗对绿营的依赖日益严重，其战略的主力地位也为绿营所取代。
中国古代军队的指挥与调遣
更新时间2006-9-15 10:55:00 字数：6536
中国古代军队的指挥与调遣
文章提交者：lfmwasp 加贴在 历史风云之中国史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
中国古代国家高度重视军事问题，从第一个统一全国的皇帝秦始皇开始，历代的政治体制都是在皇帝之下“三权分立”：行政权、军事权、监察权并列。正如元世祖忽必烈说的：中书省（最高行政机构）是我的左手，枢密院（最高军事机构）是我的右手，而御史台（最高监察机构）是我用来医治这两只手的。
即使是军事权直接归皇帝管辖，仍然不能使皇帝放心。因此还需要将军事的权力再加分解，让它处在重重的相互监视之下，即使是降低军事机器的运转效力也在所不惜。于是形成了历代复杂的军事指挥与调遣制度。其主要的原则大概有这样一些：
将战略决策权和军事指挥权分离，
将军队平时的组织训练权与战时指挥权分离，
将军队的人事权与军队的指挥权分离，
将战区的指挥权与作战部队的指挥权分离。
1、文武分途
中国直到春秋时期还处在部族国家阶段，各级贵族掌握政治权力。周天子以下的公、侯、伯、子、男各级贵族分封于各地组建国家，号为“诸侯”。周天子的朝廷有公、卿、大夫等贵族主持朝政，各个诸侯国的国君也依*卿、大夫等贵族执掌政务，分工有管军事的司马，管司法的司寇等，但这些贵族各自有封地、采邑，全都世袭职位，号为“世卿世禄”。
卿有上、中、下之分，大夫也有上、下之等，一般并没有明确的文、武官职分类，平时在朝处理政务，有些被天子或国君指定为执政，统揽全局；在战争时期一般卿受命为“帅”或“将”（都是指挥的意思）领军出战，据《公羊传》解释，如果领兵的贵族地位高、而且军队规模大，就称之为“帅”；如果领兵贵族地位高而军队规模不大，就称之为“将”。由于上卿经常领兵，因此也尊称为“将军”。临战时将、帅会分派大夫为“尉”、“御”、“右”等战术指挥职务。
战国时期原来的旧氏族贵族逐渐退出政治舞台，以原来的“士”为主体壮大起来的新贵族全面执掌各国政务。比如秦国实行二十等军功爵位制，建立起新贵族等级制度。这些新贵族并没有世袭地位，他们的贵族地位来源于他们对于国王的效忠与文治武功，他们的封地只是他们俸禄的补充，他们的爵位称号也与过去的不同。开始的时候他们也和过去的贵族一样，在朝执政，出朝领兵。
随着各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加强，新贵族向职业官僚转化。同时由于战争日益频繁，作战的规模和地域不断扩大，作战时间不断延长，作战形式日益复杂，而士兵成分也多样化，需要有专职的军官担任指挥。原来只是临时战地指挥员的“尉”逐渐成为专职的军官。
到战国末年，各国都建立职业军官体系：“尉”为武官的统称，指挥一“部”军队的为“部尉”或“校尉”，另外县有“县尉”，郡有“郡尉”，为当地的司令官；以上有“都尉”，可以指挥某一战区或战役方向；朝廷设立“国尉”（或尊称“太尉”），相当于军队的总司令，与丞相平级。秦国后来还设立卫戍京城的“中尉”，警卫宫廷的“卫尉”等专职武官官职。
虽然职业军官系统已经形成，但当时仍然保留以爵位表示级别的惯例，“将”主要是指战地指挥官。
比如商鞅是以“左庶长”的身份主持变法，这是当时秦国的第十级爵位称号。4年后他因主持变法有功被提升为“大良造”（第十六级爵位），并领军围攻魏国的安邑（今山西夏县）。公元前340年商鞅又被任命为“将”，领军进攻魏国。他设下圈套，骗过去的老朋友、魏国的将军公子卬到阵前来与他叙旧，活捉了公子卬，然后乘机大举进攻，打了个大胜仗。于是被封为最高爵位“列侯”，封商於地方15“邑”。
秦国名将白起，在公元前294年为左庶长，“將而击韩之新城”。获胜后爵位升至“左更”（第十二级爵位）。第二年又为“将”，指挥秦军与韩﹑魏两国联军在伊阙大战，斩首24万，还俘虏了联军统帅公孙喜，攻取5座城池。于是被任命为“国尉”。下一年爵位升至“大良造”，再次指挥进攻魏国，攻取大小61座城池。以后连年进攻魏、赵、楚国，迫使楚国迁都。秦国将楚国原都城郢改为南郡，封白起为列侯，号“武安君”。长平大战，白起又被秘密任命为“上将军”指挥最后决战。后来白起因与当时的丞相应侯范睢有矛盾，被免去官职与爵位，降为“士伍”（平民），最终被迫自杀。
又如赵国名将赵奢因在公元前269年的“閼与之役”中战胜秦军，被封为列侯，号“马服君”；另一个功臣许历为国尉，两人得以与廉颇、藺相如同位。
秦军军官出征时往往是以爵位来表示级别，如公元前260年，“左庶长”王齕进攻韩国上党。第二年秦国又使“五大夫”王陵攻赵国邯郸。
战国末年各国逐渐直接以武官的官职来表示级别，“将军”除了表示是战地指挥官的意思以外，也可以直接来表示级别。职业军官制度已经完全形成。
秦国自秦庄襄王即位（公元前249年）后派出作战的指挥官，都称将军，不再用爵位表示级别。公元前247年魏国召回避祸侨居赵国的信陵君魏无忌，以“上将军”名义指挥5国联军，大败秦将军蒙骜指挥的秦军。
秦王政发动全面征服六国的统一战争时，也不再将有战功的将军封侯、或赐予封地。公元前226年秦国打算灭楚国，因以数千人猛追燕太子丹而出名的勇将李信，宣称只要20万人就足以灭楚，秦王很高兴，结果第二年秦军在平與打了个大败仗，两个堡垒被攻破，7个都尉被杀。秦王只得亲自到老将军王翦隐居的地方去请他出任灭楚统帅。王翦要求配备60万大军，又向秦王请求“美田宅园池”，说：“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只好及時以请园池为子孙产业耳。”到了前线还5次派使者回都向秦王请求肥田美宅，做出一副只知道捞取实惠、没有野心的样子，以安秦王之心。
秦始皇征服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朝代。在秦朝政府机构中，文、武两个职业官僚系统已经完全形成。朝廷武官系统有与丞相、御史大夫并列为“三公”的太尉，有警卫宫廷门户的郎中令，有指挥宫廷卫兵的卫尉，有卫戍京城地区的中尉，有监督武官的护军都尉。有些带”尉”的官职则是文官，比如廷尉掌司法审判，主爵中尉掌爵位封赏，一直是文官官职。
在出征作战时则会任命大将军、上将军、将军、裨将军等表示级别的不同名号的指挥官。地方也采用文武分别的制度，郡尉、县尉分掌地方军队的指挥并负责地方的防卫与治安。在各地交通要道还设置关卡，派出“关都尉”进行守卫警戒。
汉代基本沿袭秦制，仍然以“尉”作为武官统称，而明确文武官员以其每年的俸禄数量来表示级别。太尉（以后改称大司马）作为最高武官，列“三公”，年俸号为“万石”（实际4200斛）。三公以下的“九卿”，年俸号“中二千石”（实际2160斛），武官列为九卿的有光禄勋（郎中令改称）、卫尉。执金吾（中尉改称）虽然不列为九卿，但也是“中二千石”。这些朝廷最高级武官的主要副手称“丞”，一般有2人，级别为“千石”（实际960斛）。此外武帝时又设置城门、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级别略低，号“二千石”（实际1440斛）。地方郡尉级别相比“二千石”的郡守略低，为“比二千石”（实际1200斛）；县尉级别也低于县令（六百石），为“比六百石”（实际600斛）。
还有很多“尉”并不是真正的武官，除了从秦朝沿袭来的廷尉、主爵都尉等以外，汉武帝还设置“奉车都尉”掌管皇帝的车，“驸马都尉”掌管皇帝的马，“水衡都尉”掌管皇帝的园林，级别都为“比二千石”。有的从武官变为文官，比如汉武帝设置”司隶校尉”，原来是武官，负责侦缉、镇压京师地区重大政治犯罪，后来被禁止带兵，改为监督京师附近地区的监察官。
西汉时的“将军”称号仍然具有战地或某一方面军司令官的性质，还不算是武官的正式官称，因此级别并不固定。比如与匈奴作战时卫青作为全军统帅，号“大将军”；有的以战略方向为号，比如“贰师（西域有贰师城）将军”、“度辽将军”；有以所指挥部队为号的，比如“材官将军”、“楼船将军”、“骁骑将军”等等。
将军作为司令官有组织指挥所的权力，可以自行组织“幕府”（因为设置在军营帐篷中而得名），任命“司马”、“长史”等参谋人员。
以后将军长期设置，成为一种正式官职。东汉正式明确“大将军”为朝廷最高级官员，后来一般只用来封赏执掌朝政的外戚（皇后的亲属）。以下有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中军、四征、四镇、龙骧、典军、上军、辅国等等一系列将军称号，如果加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是可以建立正式衙门机构的意思）的名号，也与三公平级。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将军名号最滥的时期。曹魏在大将军下设“中领军将军”来统帅中央军集群，又将护军都尉改为护军将军，来主持武官的选拔委派。以后这两种级别最高的将军也逐渐增设。其他有左、右卫将军，骁骑将军、游击将军等。实行九品官制后，凡大将军或开府将军都列一品，骠骑、车骑、领军、护军等将军为二品，左、右卫以及前、后、左、右将军为三品，校尉为四品。在将军府担任参谋工作的长史、司马、主簿、参军等武官为五、六品。基本军官则仍然是以“尉”为名，最低的塞尉为九品。到了后来将军越封越多，晋代将军仅名号就有40种，而将军名号与所承担的指挥职务完全无关，甚至习惯上前、后、左、右将军是授予文官的称号，比如东晋时王羲之就是“右军将军”。而南梁的将军名号居然多达240种，在区分品级外又分成44班。北魏有60多号将军，都是用来“褒赏勋庸”，并没有军事指挥职权。
这一时期实际担任战区或方面军指挥职务的官职改称“都督”。起先这是一个全军总指挥职务，如公元216年曹*曾命令夏侯惇以大将军身份“督二十六军”，222年曹真以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以后越设越滥，一个州、一个郡大小的军区也设都督。晋代制度：以“都督诸军”、“都督中外”为全军指挥，“监诸军”为临时指挥，以下战区都督有“使持节”、“持节”、“假节”3个等级，“使持节”有权杀地方长官以下，“持节”有权杀无官位人，“假节”只能处死违反军令者。这种制度被以后南北朝各代继承，除了指挥朝廷直属军队的一些将军职称外，只有加了都督衔的将军才是真正的武官。北周又另设“行军总管”作为方面军指挥。
隋唐时期朝廷府兵12个卫各设正三品的大将军。以下各卫设将军，从三品；长史，从六品上；录事参军事，正八品上；以下另有参军、司阶、校尉、旅帅、队正、副队等大小军官。地方各府（隋朝称“骠骑”、“鹰扬”等府，唐朝称折冲府）设折冲都尉，按照军府上、中、下等，由正四品上至正五品下；副手为果毅都尉，从五品下至从六品下；下设别将，正七品下至从七品下；长史，正七品下至从七品下；兵曹参军，从八品下至从九品下。下属有校尉、旅帅、队正等低级军官。
这些是平时的武官，战时以亲王担任总指挥的称元帅，在战区内统管文武官员的，称总管。边境军区设置“节度使”，因为“受命之日，赐之旌节（代表皇帝的信物）”，得以有军事指挥的专断权力。下有大使、副使、判官等属官，指挥驻军。原来是由文臣担任的，在唐玄宗统治的后期逐步改为由武将专任。安史之乱后内地也普遍设置节度使，成为一种高级武官的职称。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正式级别。其级别要看节度使所挂的其他官职，比如早期节度使往往挂有尚书衔，那就是级别最高的官员了。后期的节度使有的挂中央军12卫大将军衔，有的挂太尉、或“中书门下同平章事”的宰相头衔，级别相当混乱。
出于唐末五代军阀割据、武夫专政的历史教训，宋朝统治者有意实行“以文压武”的政策，总的来说武官的实际级别大大降低。另外又实行“官”、“职”分离的制度，使得武官的级别与所任军职并没有必然联系。最高级别的武官仍然是“太尉”，但只有从二品，而且只是个荣誉称号，无论文武都可以封授。同时保留了前朝的种种将军、校尉名号，但只是作为武官的“赠典”，只有荣誉称号的意义，甚至有的号为“大将”，实际上只是个没有品级的官。
武官的级别以“某某使”（北宋后期改为某某大夫）来表示品级，如传统的称号：节度使（从二品）、承宣使（正四品）、观察使（正五品）、以及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均从五品），或者是宋代新创的内客省使（正五品）、四方馆使（正六品）等等，低级军官为“某某副使”。到北宋末将高级武官改为带有“武”字系列的“某某大夫”，低级军官改为“某某郎”。但都是虚衔，仅仅表示俸禄数额。
真正的最高军职为朝廷“三衙”长官，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的“都指挥使”，往往只挂有个四、五品的官衔。而且明确文官可以管辖武官，而武官绝不得管辖文官。在品级比自己高的文官面前，武官只好俯首听命。
辽、西夏、金、元几个少数民族皇朝统治时期，一般都在沿用中原皇朝种种武官名号同时，保持本部族的特色。比如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沿用了唐宋以来的都点检、都指挥使、种种将军名号，明确殿前都点检为正三品，都指挥使为从三品，以下的左、右卫将军等等各有品级.在各要害地设置统管军民的总管，正三品；或设军镇，设节度使，从三品。而部族军队则仍然以猛安、谋克来指挥。
元代最高军事统帅机构枢密院大多由武官来担任枢密使、副使，可以称之为最高级别武官，为从一品。指挥朝廷各卫的都指挥使、以及各地的蒙古军“万户”、都指挥使都为正三品，“千户”为正五品，“百户”为正七品。同时也沿袭前代将军、校尉之类的名号，作为武散官给武官加衔。
明朝以武立国，但接受宋代教训，没有采用以文抑武的政策，相反大幅度提高武官级别，而且明太祖朱元璋还明确规定文臣不得封公侯，最高只能封伯爵。设置最高军事机构为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都督府，每府左、右都督，都是正一品；副手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朝廷各卫的指挥使都是正三品，各省的军事长官都指挥使为正二品，要高于本省的行政长官布政使（从二品）。地方各卫的指挥使也是三品官，千户所的千户为正五品，百户所的百户为正六品，都远高于知县（正七品）。小说《金瓶梅》中恶霸西门庆后来弄到一个“千户”的军衔，县官见了他也要敬礼。这样明代成为历史上武官级别最高的朝代之一。
不过和历代一样，这套武官系列到了明中期后就运转不灵，朝廷陆续在各地设置“总兵”作为某一部队的总指挥，以下也不再按照原来的序列任命军官，而是另行委派参将、游击、守备等中级军官作为基层部队的指挥官。另行委派千总、把总之类名目的军官来组织指挥小部队。而在这些武官之上具有战区指挥权的却往往是朝廷派出的文官担任的“提督”、“总督”、“经略”。
清朝入关后，八旗兵军官序列相当高，各旗都统为从一品，各地驻防八旗的将军也是从一品（原为正一品，乾隆时期改为从一品）。具有指挥某城八旗全权的副都统，为正二品。以下有总管（正三品）、副总管（正五品）、城守尉（正三品）、防守尉（正四品）、参领和协领（从三品）。绿营兵军官序列则沿袭明末惯例，以提督（从一品）为最高级别军官，以下为总兵（正二品），副将（正三品），以及参将（正三品）、游击（从三品）、都司（正四品）、守备（正五品）等级别军官，基层军官“千总”（从六品），“把总”（正七品），级别也很高。
总的来说武官的级别与明代相当，但是比较注意协调与文官序列的地方行政官员的级别关系，一般尽量做到平级。也和明代一样，清朝统治者一般尽量避免委派武官为一个大的战区的指挥官，而是习惯于从朝廷派出文官来指挥战区或军区。
清初已形成惯例，几个省组成的大军区由挂朝廷右都御史衔的总督（从一品）来指挥，省军区则由挂朝廷兵部右侍郎衔的巡抚（正二品）来指挥。理论上而言，总督与提督平级，巡抚与总兵平级，但实际上这些武官见了总督、巡抚都要下跪行参见礼。即使在地方也是如此，把总见平级的知县，也不可平礼。
论诸葛亮的法家思想
更新时间2006-9-15 10:56:00 字数：8991
论诸葛亮的法家思想 热
论诸葛亮的法家思想
[ 作者：王彦俊 左峰 | 转贴自：武侯祠 | 点击数：269 | 更新时间：2004-11-27 | 文章录入：眼镜 ]
“晖晖若长庚，孤出照一方”。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法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一生法家思想的伟大实践，成果辉煌，为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为后人树立了光辉典范。本文试图从他法家思想的形成、后人罩在他身上非法家思想的画纱和他法家思想的伟大实践等方面提出讨论，求教方家指正。
一、诸葛亮法家思想的形成
诸葛亮法家思想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其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现择其重而论。
1、时代特征。东汉王朝是豪强地主垄断政权。统治者为维护本身利益，尊儒反法，大肄兼并土地，极度盘剥农民，促使阶级矛盾激化，公元184年“八州并发”黄巾农民起义，摧毁了东汉王朝统治基础，打击了豪强地主势力，荡涤了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污泥浊水，孔孟之道和谶纬神学被风扫残云，客观上为新一代法家人物茁壮兴起提供了适宜气候和土壤随黄巾起义失败，地主阶级内部急剧分化，派别斗争、路线斗争接踵出现，战争连锁爆发。公元189年东方州郡联兵讨伐董卓。而以袁绍、袁术、公孙瓒、陶谦、刘表、刘焉为代表的豪强地主官僚背人愿望，逆潮流而奉行孔孟之道，凭“内亲民事，外领兵马”，依家兵、部曲，割据一方，“家家欲为帝王”，连年混战，使全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黄河流域经济遭到空前破坏，“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莹相望”，“千里无鸡呜，白骨蔽平原”。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以曹操、刘备、孙坚、孙策为代表的中、小地主阶层人物，对农民的专政和豪强地主相一致，曾镇压过黄巾起义，但在地主阶级内部财产权利再分配上和豪强地主、州郡军阀的主张与要求根本不同。主张统一，反对分裂，要求重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主张法治，反对礼治，抑制豪强兼并，打击州郡军阀割据；主张“唯才是举”，反对“任人为亲”。他们与州郡军阀分道扬镳，强烈要求法家统一革新路线，革新东汉腐败政治，高举法家战斗旗帜，进行着统一中国的战争。结束了自西汉元帝以来儒家思想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局面。
2、出身特征。公元181年，诸葛亮生于琅邪阳都的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当时崇儒反法的东汉王朝已无力控制局势。天下动乱，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极其激烈，分裂割据趋势已基本形成。诸葛亮四岁(184)之年，黄巾起义，
汉灵帝组织保皇军镇压，屠杀义军，使繁华的中原大地沦为杀人屠场。
诸葛亮父亲诸葛硅曾任太山郡丞，不久去世。自188年诸葛亮由其叔父诸葛玄抚养。
家乡战乱峰火的恐怖，在诸葛亮幼小心灵中打上了深刻烙印，在其思想上渴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安宁的愿望犹为强烈。公元l94年，诸葛亮十四岁随叔父流寓豫章。195年诸葛玄丢官后带诸葛亮依附刘表于荆州。公元197年诸葛玄病故，十七岁的诸葛亮与其弟躬耕陇亩于南阳隆中，直至公元207年。颠沛流离、四处奔波避难谋生的少年诸葛亮，又经历了十年躬耕，面对此情此势，居危思安，要求祖国统一的法家思想由此而产生是在理中。
3、社会特征。东汉后期，南阳、襄阳一带是官僚、豪强的展集地。据载，从襄阳岘山以南至宜城百余里间，刺使、太守之类官僚有数十家。豪强势力兼并土地的矛盾十分尖锐，参加黄中起义的农民达数万人。公元190年，袁术唆使孙坚杀荆州刺史王，占据南阳。3月刘表继任荆州刺史，得到南郡小庐县土豪蒯越与襄阳土豪蔡瑁支持，入据襄阳，襄阳成为荆州地区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可刘表“外宽内忌，好谋无决”《刘表传》，喜欢空谈，不识“庶务”o境内“游子甚多”，“平居发调”，“人心不悦”
《诸葛亮传》。“博术儒术”、“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干数”《刘表传》。然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曹操胜袁绍后，统一北方的形势将近；孙权割据江东亦趋稳固。急剧变化的形势，激荡着荆襄志士仁人。颖川徐元直、后广元、汝南孟公威，博陵崔州平等，他们与诸葛亮“晨夜相从”，读书吟诗，谈古论今，评论天下大事，抒发自己的见解，游学傲社会调查，运用法家思想，分析现实，研究历史，寻找实现统一祖国远大政治报负的良策。他们耳闻目睹了董卓造乱、二袁等坚持儒家路线的败亡；黄巾农民起义的威力；曹操、孙策、孙权执行法家路线的胜利；由于豪强、州郡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人民深受饥苦的情景。因此，诸葛亮对当时的现实和人民渴望统一的愿望感受极深所以当他身居草庐，志在统一，成为当时“识时务”的俊杰。因而诸葛亮多年后在《又与群下教》中说“昔初交崔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徐元直，勤启‘诲”。在这些人帮助下，特别是他和不满刘权妁襄阳名士庞德公、司马德操过往甚密。这样，便在襄阳形成一支鄙视儒生的集团，他们认为儒生是“不识时务”的庸才，只有懂得时务的人才是人才。庞德公是这一集团的首领，很器重诸葛亮，称作“卧龙”称司马德操为“水镜”、庞统为“凤雏”。庞德公之子庞山民娶诸葛亮小姐姐为妻。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又是沔南名士，其妻“才堪相配他韵贤内助。这些密切的社会关系与他们对社会实践的调查研究以及他十年的躬耕实践，无不是诸葛亮法家思想的形成之因。
4、学习特征。诸葛亮法家思想的形成是和他青少年时代精读研究法家著作，博采众长分不开的。诸葛幼年时期，齐鲁文化的熏陶，法家人物管仲、乐毅是他们所崇拜的垂范。诸葛亮客居襄阳，隆中十三年，特别是隆中少年的躬耕中，他刻苦学习，阅读了许多政治、经济、军事书籍，精研了历代政治、经济和各学派的政治主张及思想观点，通过分析得出：“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
商长于札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诸葛亮集、论诸子》。他对先秦法家人物特别是管仲、申不害、韩非等人的著作，更是认真钻研，“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诸葛亮传》这些法家著作的学习对他的法家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从《诸葛亮传》载看，他学习不死读书，而是“观其大略”，抓住纲领，体会精要。反对抓住经典不放，寻章摘句，窜凿附会的烦锁考证而脱离现实的儒学之风。他从所读著作中吸取有益的思想和教训，作为观察社会现状和天下形势的借鉴。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树立了他远大的理想与政治报负，形成了他的实现国家统一的法家思想。诸葛亮的这一远大报负从他以后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诫外甥书》、《诫子书》、《又诫子书》、《与兄谨言子界书》、《与兄谨言子赡书》中，要求晚辈要有远大志向和奋斗目标可以明确看出。如《诫外甥书》
“夫志当存商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儿之志，燃揭然所存，侧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间，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灵趣，如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兔子下流也”。这段话，可说是诸葛亮青少年时代远大政治报负的自述。
由于以上四点重要原因，使诸葛亮法家思想逐步形成，因而207年刘备“三顾茅庐”时，他能在怪中对策中，为刘备精辟地分析了客观形势，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统一革新法家路线，先取荆州、益州，与曹操鼎立。然后和戒扶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而后再两路出兵，“北定中原”，以成霸业，重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此后，诸葛亮以自己的法家思想和路线，在中国历史上谱写出了光辉的政治、军事篇章。
二、揭去罩在诸葛亮身上的非法家思想外纱
人民群众出于对法家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的崇敬，经过长期创作，出现了诸葛亮的艺术形象。然在儒家思想成为地主阶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所产生的文学戏剧作品是为其政治服务的，特别是严重反法倾向的《三国演义》的出现，给诸葛亮身上蒙罩上了层层非法家思想的外纱，歪曲了诸葛亮本身的思想体系。
1、儒家思想的典范，这些作品把诸葛亮装扮成‘克已复札‘、‘忠贞报恩‘的忠臣。说蜀汉是‘严正统‘，曹魏是‘篡逆‘。刘备是‘圣君仁主‘，曹操是‘乱臣贼子‘。诸葛亮是‘兴灭继绝‘的‘正统‘代表。他死守‘士为知已者死‘的封建道德信条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天命思想。他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端坐四轮车，手摇羽毛扇，使鬼驱神，予决生死，未过先知，在他身上灌注上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和荒诞不堪的迷信思想。把诸葛亮作为儒家封建道德典范，特别是臣道的化身狂热歌颂。然诸葛亮果真终生是为了‘报知遇之恩‘吗?是为了继刘汉的‘绝世‘而鞠躬尽瘁吗‘?事实并非如此，诸葛亮和刘备的结合，固然不排除‘报恩‘因素，但主要是他俩对执行法家路线有一致性。刘各虽有统一天下、建立功业的报负，但他起事时，出身寒微，势力单薄，将只有关张二人，地无一席，前半生目睹曹操节节胜利、两袁失败之因。他本人东碰西撞，走投无路，怎能不考虑选择什么路线问题。诸葛亮生于乱世，志在统一。他亲眼看到两袁推行儒家路线而身取灭亡，刘表、刘璋行儒家割据路线．而芨芨可危。他以法家求实的思想出发，对当时形式势作了具体分析。刘备走投无路，诸葛亮胸却有胸成竹，所以草庐一席对诏，使刘备顿开茅塞。诸诸葛亮一出隆中，使刘备“如鱼得水”，他们先占荆州、益州，在贯彻执行逐步统一天下的这条法家路线的纽带下，使他俩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以后事实证明，执行诸葛亮这一正确路线，就便刘备转危为安，由小到大，成为鼎足三分的一国皇帝。所以他俩的结合是为了推行统一前进的法家路线，重建统一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并非“兴灭继绝”、已复礼”。
2、“神机妙算”的神仙、隐士。说诸葛亮这位隐士、“神仙”能“夜观天象”，子知“刘表不久人世，刘璋非立业之主，久后必为将军”。草船借箭的前三日就算定有大雾。他“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等等。事实上这是诸葛亮善于运用法家求实思想，观察社会现实和自然现实，调查研究，-并对客观形势，作具体分析研究总结而得出的结果。绝非是“神机妙算”、“未卜先知”。假若诸葛亮只是位“驾小舟旅于江湖之中，或访僧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乐琴棋于洞庭之内”的“隐士”，不是“商卧”，就是“闲游”，恐怕连益州在哪里?曹操是何许人也都不知道，岂能对当时形势和人物做出如此深刻的分析。
3、
“呼风唤雨”的道士竟然让一位杰出的法·家政治家、军事家身披道衣、跣足散发，沐浴斋；戒，焚香祷告，兴妖作法。“七星坛祭风”，“巧布八阵圈”、“驱六丁六甲扫荡浮云”、“五丈原禳星”，凡此等等，其实，赤壁之战有东南风是自然规律。陆逊不趁刘备大败而跟踪取川，是“魏兵袭其后也”，绝非“八阵图”的乱后吓退。“死诸葛走生仲达”是诸葛亮平时治军有方，战略战术灵活，使司马懿一时摸不着底细而不敢长驱直追，并非什么将星“似坠不坠”所致。
4、“英雄创造历史”的代表。说什么“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当诸葛亮登台后，总演主角，凡事都在他予料之中，他坐上四轮车，摇着羽毛扇，指向哪里，胜在哪里，似乎历史被诸葛亮指挥得团团转。但历史证明，如果没有东汉末年的黄巾农民大起义，就不可能摧毁儒术横行的东汉政权，就不可能开辟出一个推行法家路线的新时期。诸葛亮之所以有成功的军事政绩，是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他法家思想的启现，是他推行统一中国的法家路线的结果。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三、诸葛亮法家思想的伟大实践
诸葛亮自公元207年登上政治舞台后，在建立和巩固蜀汉政权中，使其法家思想得到了伟大实践，极力推行了统一祖国的法家政治路线，其成果辉煌。公元2o8年，他亲赴紫桑，说服孙权，孙刘联兵，以少胜多，赤壁一战，击败曹操。尔后助刘备趁胜“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公元221年使刘备正式建立蜀汉政权，与曹魏、孙吴鼎足抗衡。刘备死后，他“两和诸戒，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务农植谷，闭关息民”。“七擒七纵’孟获，平定南中。“军资所出，国民富绕”。“冶戒讲武，以侯大举”。自公元227年始，“奖串三军，兴师北上，五出祁山，八年伐魏。终因主客观原因所限，未能达到“北定中原”的总目标，
公元234年病发五丈原军中。“出归未捷身先死”，但他顺应历史潮流，在其法家思想的实践上，为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安宁、社会生产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l、 “内修政理”，以法治蜀。
诸葛亮在治蜀方针上采取了先秦法家“法住而国治”的思想。化为了革除刘焉父于推行儒家仁政而造成“文法羁糜互相承事，穗政不单，威刑太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答法正书》)的混乱状况，坚持“以法治蜀”的鲜明立场。“刑法峻惠”，严加抑制豪强兼并割据势力。当时法正劝诸葛亮应“缓刑驰禁”。诸葛亮严正回答，并明确宣布：“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思；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主要，于斯面薯”《答法正书》。有人讽刺他吝惜敖罪，他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治理国家要用“以刑德治臣”。因而在北伐中，蒋瑰认为正在用人，劝请葛亮不宜斩马谩，诸葛亮在《论斩马谩》中说：“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此说明诸葛把法治与统一紧密联系在一起，要实现统一，必须“以法治蜀”，“内修政理”。因此，他在政治上“刑不择贵”，组织上“务在举贤’；轻济上推行屯田，“务农植”，盐铁官营，他从各方面整顿法纪，革新政治，抑制豪强，有效地加强了蜀汉中央集权统治秩序。
2、
“科教严明，赏罚必信”。诸葛亮在《赏罚》中说：“禁令刑罚，所以成心”，“赏以兴功，罚以禁奸”。他认为法令刑罚是治国的重要工具，可震慑人心，劝善规恶。他说：“经常之法，
规矩之要”。如何掌握和发挥这一工兵作用，诸葛亮主张“有忠于国”(《与群下策》)反对“竖私枉公”(《兵要》)。他认为“赏罚不明，教令不常，
以私为公”，“人有二心，其国家危殆”(《赏罚》)，影响到国家的存亡。所以，诸葛亮在治政洽导中，‘开诫心，布公遭，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劲必戴”(《诸葛亮传》)，并建议刘禅要“陟罚撼否，不宜异同”，“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出也”《前出师表》。他“赏不逾时”，“刑不阿贵”。萱恢出使东吴有功，回国后“未满三日，辟为丞相府属，迂巴郡太守”
《萱恢传》。甫将军李严受刘备托孤之重，诸葛亮发现他两面三刀，破坏了北伐，即上表贬黜。他在《赏罚》中明确说：“赏罚不避怨仇，则齐桓褥省仲之力。诛罚不避亲戚，则周公有杀弟之名”。这是他对先秦法家“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3、
“以法治果”、“以武为计”，“以威武为政”。诸葛亮认为法治路线决定军队的一切，他在《整师》中悦：“若赏罚不明，法令不信，全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之师无叠于用”。他在《兵要》中说：“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玉，，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说明将帅的作用依赖于兵，更依赖于法。所以他在《论斩马谩》中强调：“孙、吴所以能胜天下者，用法明也”。阐明以法治军，可以无敌于天下。他在《斩断》中提出：“军法异等，过轻罚重．今不可以犯，犯令者斩”。他在军中“立旌旗以视其目，击全鼓以鸣其目，设斧铖以齐其心，陈教令以同其道，兴赏赐以劝共功，行诛伐以防共伪”。如街亭之失后，因王子有功，立即井迁。马谓有过，斩首示众。并上魏自贮，降职三等。以训职明法。由于他“法令明，赏罚信”。坚持法家路线，“以法治导’，“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故蜀军“赏罚肃而号令明”，“戎阵整齐”，“及其兵出入如宾、行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限如风”。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能克敌致胜。他“以法治军”妁军事路线是为其法家统一革新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他在孙武：“兵者，围之大事，死生之地，存已之遭”和孙膑：“以兵绳之”的基础上，在《治军》冲明确提出；“治军为政，谓治边境之事，
匡敌大乱之遭，以威武力政，诛暴讨遭，所以有国家安社稷之计”。他还说：“国以军为辅，群以臣为佐，辅强用国安，辅弱别国危”。所以在诸葛亮以法治军的伟大实践下，使军队成为保卫和巩固蜀汉政权的可靠工具，为贯彻诸葛亮法家统一革新路线起到坚强柱石作用。
4、“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先秦法家用人主张；“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诸葛亮总结历史经验，得出可靠结论：“桓公以管仲如霸，秦王以赵高丧国”。“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据这些有益经验，他认为：“治国之遭，务在举贤”。怎样才能举贤?他采用；“懊人择之，不自举；使法量功，不自度”
《兵要》的办法，依靠部下，通过评议，按法令来推荐。这样使“能者不可蔽，不能者不可饰，忘誉者不能进也”《兵要》。他以“民之五害”作为考察、升免官吏的标准。披如州书佐蒋琬，他认为是：“社稷之器”，特推荐提拔，魏国降将、天水冀人姜堆，‘思虑精密”，“深解兵意”，是“凉州上士也”，故破格重用。由于他以先秦法家用人路线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这样的组织路线为贯彻他的法家统一革新政治路线起了巨大作用。
5、盐铁官营，劝务农桑。诸葛亮在经济政策上吸取前汉法家人物的理财经验，实行盐秩官营，设置了司盐校尉和司全中郎将，专省炼铁煮盐，抑制豪强垄断盐铁生产，增加了蜀汉财政收入，仅盐业一项，“利入甚多，有裨国用”。同时，请葛亮极为重视农桑生产，提倡“劝务农桑”。他率先垂范，鼓励子孙家人耕种农桑，精心组织蜀国的种桑养蚕，织锦生产。形成了川西平原“栋宇相望，桑梓连接”，“技巧之宋，百室离房，机抒相和”的繁荣景象(《张膏传》)。使蜀汉“决敌之资，唯仰锦目”。并将蜀锦生产由成都平原推广到南中地区产品远销吴、魏，其收入是蜀汉军费支出的主要来源。“务农植谷”，“闭关息民”，“功分务穑，以举民财”是诸葛亮的一贯法家政蛤、军事主张。如在甫征中，“今士兵种蔓菁于山谷”，“以济军食”《刘禹锚嘉话录》。“命人教打中以伐刀耕”冯苏《滇考·诸葛亮武襄修南征》，使西南少数民族“渐去山林，徒治平地，建成邑，务农桑‘《同上》。在北伐中，“休士劝家”，“分兵屯田于渭滨”。为促进农业发展，他提倡兴修水利，特设堰官，派1200多人常驻成都堰区，组织、管理、修筑堵葛堰，以利灌溉。为促进文化交流和经济生产，改变“益州险寨”，交通不便，诸葛亮组织军民在川陕边界“凿石架空”，修复秦栈遭。在白水关至成都建驿站400余处。在越崔郡开山凿石，修筑了一条“石蹬崎岖”的山路。诸葛亮为限制豪强地主对农民过分压榨，“铸直反钱，平诸物价，今吏为官市”《刘巴传》，稳定农民，使农业得以发展。蜀汉经济，虽处连年战争，但在诸葛亮法家思想路线的实线下，成都平原仍显出“沟洫脉散，疆里绮蜡；黍稷油油，士稻莫荚“(左思《蜀都赋》)和“田畴辟，仓事实．器械利，蓄积饶”《诸葛亮传》的繁荣兴旺景象。
6、
“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诸葛亮为实现法家统一革新政治路线，针对西南、西北地区多汉、戎、夹杂居特点，他的法家思想在其民族政策上做出了伟大实践，一反儒家掠夺、屠杀、镇压之法．采取“西和”、“南抚”。雄护了蜀汉政权内部的安定团结，对外一致抗曹。这是先秦家法人物没有提出过的。如在平南中，除惩治镇压与蜀汉政权为敌曲首要分子外，对上层叛乱首领孟获也采取了“兵战”马“心战”相结合的策略，在武力威服同时，敦抬攻心，“七擒七纵”，经传投降，并任丞相府呻丞之职。对愿与蜀汉合作的上层人物，采取“即其渠帅而用之”的政策，选任为郡、县至中央官吏。使南中地区“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谕谏》。北伐中西和诸戎，联合羌胡，破格重用人之杰、天水姜维，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建立起一支以各族人民组成的抗曹联军，促进了蜀汉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各族人民的融合，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7、
“外结好孙权”，联吴抗曹。这是诸葛亮为实观其法家统一革新战线，在草庐中制订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能否坚持它，关系到蜀汉的胜利与发展。赤壁大战，孙刘败曹，使刘备趁胜“跨有荆、益”，能与曹、孙鼎立，是这一方针的胜利。蜀、吴联合抗曹虽是趋势的必然，但也存在着利害的冲突，集中表现在荆州之争上。蜀汉有荆州，可屏卫益州，直下江东，北向宛、洛。孙吴得荆州，可控长江中游，窥察蜀汉，直驱宛洛。故刘备取益州，孙权立即索取荆州，几乎酿成孙、刘大战。曹操平定汉中，刘备只得“与孙权连和”，以湘水分界。实践证明，孙刘解盟，必利曹操。然刘备取汉中，关羽轻率北攻曹魏，又不结好孙权，曹孙默契，“孙权袭杀关羽，取荆州”o刘备拒绝诸葛亮劝告执意伐吴，既失荆州，又失战略出路。给蜀汉以后的发展造成不可医治的创伤。刘备死后，诸葛亮先结好孙权，与吴形成“犄角之援”，北伐中孙权称帝，他派人致贺，奠定蜀、吴盟好，并派费“频频至吴”，巩固两国联盟，使诸葛亮南征北伐，“无顾江东之忧，河南之友，不得尽西，北之为利，亦已深矣”《绝盟好议》。从上蜀汉在联吴方针上的反复而后果不同，说明了诸葛亮这一战略策略方针的正确性。
“出师一表千载无，这比管乐遗有余”。从诸葛亮法家思想形成之因，后人罩在他身上非法家思想外纱和他的法家思想的伟大实践分析看，他在以法治蜀、治政、治军、治人、治财、治戎、治外交等方面，进行了伟大实践，做出了较大贡献，取得了辉煌成就，为后人做出了光辉典范。对此，历代法家．政治家、军事家都有充分的肯定。今天，在化改革、扩大开放、防腐反贪，大力发展生产力，振兴中华中，无疑有着十分现实的借鉴和裨益作用，应以发扬光大。
作者单位
王彦俊、天水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副馆长。
左峰、天水市文化出版局副局长、
天水三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岳飞 堕落的天使(一）
更新时间2006-9-15 10:59:00 字数：37541
2006年1月11日
［转贴］岳飞堕落的天使
岳飞与宋襄公（一）
邢卫华
岳飞是南宋时代的人，而宋襄公则是春秋时代的人，两人所处时代相差了一千七百多年，把他俩放在一起论，似乎有点不挨边。但历史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可参、可比性，尤其是两人所处均为战争频繁的时代，也许看了两人对战争的态度后，今人会在先人的战争观面前，对自己的战争观，多少有一点反省。
公元一一三零年七月，岳飞以收复建康（今南京）之功，被南宋大本营任命为今江苏通州、泰州镇守使，座镇泰州。时金为分裂打击南宋，建立了伪齐政权，并为了稳定这个傀儡，大举向南宋进攻。岳飞奉命救楚州（今江苏淮安），因兵力有限，被金兵阻击在承州（今江苏高邮）一线，苦战多日，虽屡取胜，终不敌强，楚州守臣赵立，镇抚使李彦先依次战死。岳飞退守泰州。
十一月，岳飞带领泰州百姓向江南撤退，金兵紧追不舍，途中数战，军中断粮，时部下要求向随行百姓及沿途村庄抢粮，岳飞面对战斗力的不断下降，于无奈中欲违背自己立下的“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治军誓言，可这时却有属下指着不远处刚刚被他们杀死的一片敌尸，提醒他那些不就是很好的食物么？于是，岳飞指挥士兵一拥而上，架锅点火，饱餐一顿。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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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岳飞嫡孙岳珂所著的《鄂国金佗稡编·卷第二十五·吁天辨诬卷之五·承楚辨》中，记得很清楚——
“先臣（即岳飞）还师保泰，虏骑二十万披城而阵。先臣独以扶伤饥羸之卒，贾其勇于累战之余，柴墟再捷，河流为丹。先臣率先士卒，身被两枪，犹乘胜逐北。虏既退遁入栅，先臣尽护数十万之生聚保柴墟……饷道无所从出。先臣乃刲尸继廪”
刲，音亏，割杀，割取；割者，分解。
廪，储存粮食的仓库，代指存粮。
可见，岳飞的那首著名的《满江红》中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并非只是畅叙豪情，而是真实经历的真实写照。
人吃人在南宋初年是个普遍现象，著名的抗金劲旅、令金兵闻风丧胆的“八字军”，也是靠着腌人肉坚持作战的。至于百姓相食，更是不胜言记，当时把人称作“两脚羊”，已和猪狗牛马完全没有分别了。
公元前六三八年，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去世后，儿子们争权内乱，以致桓公的尸体生了蛆都没人管。但桓公毕竟是个出色的政治家，早在十三年前就将准备让其继位的公子昭托付给了当时刚继宋国君位的年青的宋襄公。此时，宋襄公看到齐国内乱，于是遍邀诸侯为子昭定君位，以完成齐桓公的嘱托。虽最终只集合了三个小国的兵马，但却顺利的帮齐国稳定了局面。回来后，宋襄公为了天下能保持长久的安定，邀请齐、楚来宋协商诸侯会盟事宜，在去边城盂地会议前，宋国大臣都劝襄公带些兵马以防万一。襄公说：“我们会盟目的就是为了不再打仗，怎么自己倒带军队去呢？”结果在会上因不同意楚成王做盟主，竟被对方给强行绑了驾。后又因这次绑驾受到郑国的恶意羞辱引发战争，终与援郑楚军刀兵相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宋楚泓（hóng）水之战。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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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役所以著名，并不是因为它有多大的规模或展示了什么独特的战争艺术，而是来于宋襄公对战争的态度，及这态度引发的悲剧性结局。
宋是小国，与楚这样的大国交战本就处于劣势，若按战争原则，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就必需抓住对手的错误，或诱使、迫使对手出现错误，才能达到战役目的。所以，当楚军依仗人多势众，无视对岸严阵以待的宋军，大白天就敢乱哄哄渡河时，宋军主将就想趁其人马渡过一半时发起攻击，但宋襄公说：“仁义之师不击半渡之旅。”当楚军全部过河，正乱糟糟的整队排阵时，宋军主将又建议抓住这最后机会，但宋襄公说：“仁义之师不鼓不成列。”古人作战，击鼓为进，鸣金为退。等楚军完全准备停当，一鼓作气的以排山倒海之势打过来的时侯，战争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不仅宋襄公的卫队被全歼，连他自己也受了重伤，差点作了俘虏。从此之后，宋襄公就成了愚蠢的代名词。
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尽管宋襄公没有做过哪怕是一天名义上的盟主，反而为此丧师辱国，贻笑大方，但在《春秋》中，却备受孔子推崇，因此，他的名字才被列入了春秋五霸中，是紧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个霸主。
这是为什么？
宋襄公回国后，受到多方指责：一说他不该以小国之力争霸主；二说他不该受小辱而起刀兵；三说他不该以弱宋对强楚；四说他不该释半渡而不击；五说他不该放乌合而丧全师。但宋襄公却对这种种责怪不以为然，反驳众人道：转自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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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隘阻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不重伤”，就是在战场上不再伤害已经受了伤的人。“二毛”指两种颜色的毛发，“不擒二毛”，就是不俘虏头发、胡子花白的人。“君子”指谁？谁有这基本的人性就指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