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
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
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
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光禄大夫无。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
绶，大夫、博士、御史、谒者、郎无。其仆射、御史治书尚符玺者，有印绶。比二
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成帝阳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绥和元年，长、相皆
黑绶。哀帝建平二年，复黄绶。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三万二百八十五人。
(发帖时间:2003:8:19 21:31:23)
---muyuan
(4): 初，周文欲行《周官》，命苏绰专掌其事。未几而绰卒，乃令辩成之。于是依《周礼》建六官，革汉、魏之法。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六卿之外，置太师、太傅、太保各一人，是曰三孤。时未建东宫，其太子官员，改创未毕。寻又改典命为大司礼，置中大夫。自兹厥后，世有损益。武成元年，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保定四年，改宗伯为纳言，礼部为司宗，大司礼为礼部，大司乐为乐部。五年，左右武伯各置大夫一人。以建德元年，改置宿卫官员。二年，省六府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为官之长，士贰之。是岁，又增改东宫官员。三年，初置太子谏议大夫，员四人，文学十人。皇弟、皇子友，员各二人，学士六人。四年，又改置宿卫官员。其司武、司卫之类，皆后所增改。太子正宫尹之属，亦后所创置。而典章散灭，弗可复知。宣帝嗣位，事不师古，官员班品，随情变革。至如初置四辅官，及六府诸司复置中大夫，并御正、内史增置上大夫等，则今载于外史。余则
朝出夕改，莫能详录。
于时，虽行《周礼》，内外众职，又兼用秦、汉等官，今略举其名号及命数，附之于左。其纪传内更有余官而于此不载者，亦史之阙文也。
柱国、大将军，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国、上大将军也。正九命。
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建德四年改为开府仪同大将军，仍增上开府仪同大将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建德四年改为仪同大将军，仍增上仪同大将军；雍州牧。九命。
骠骑大将军、右光禄大夫，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户三万以上州刺史。正八命。
征东、征南、征西、征北等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中军、镇军、抚军等将军，左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户二万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八命。
平东、平西、平南、平北等将军，右银青光禄大夫；前、右、左、后等将军，左银青光禄大夫；帅都督；柱国大将军府长史、司马、司录；户一万以上州刺史。
正七命。
冠军将军、太中大夫；辅国将军、中散大夫；都督；户五千以上州刺史；户一万五千以上郡守。七命。
镇远将军、谏议大夫；建忠将军、诚议大夫；别将；开府长史、司马、司录；户不满五千以下州刺史；户一万以上郡守。正六命。
中坚将军、右中郎将；宁朔将军、左中郎将；仪同府、正八命州长史，司马，司录；户五千以上郡守；大呼药。六命。
宁远将军、右员外常侍；扬烈将军、左员外常侍；统军；骠骑车骑将军府、八命州长史，司马，司录；柱国大将军府中郎、掾、属；户一千以上郡守；长安、万年县令。正五命。
伏波将军、奉车都尉；轻车将军、奉骑都尉；四征中镇抚将军府、正七命州长史，司马，司录；开府府中郎、掾、属；户不满一千以下郡守；户七千以上县令；正八命州呼药。五命。
宣威将军、武贲给事；明威将军、冗从给事；仪同府中郎、掾、属；柱国大将军府列曹参军；四平前左右后将军府、七命州长史，司马，司录；正八命州别驾；户四千以上县令；八命州呼药。正四命。
襄威将军、给事中；厉威将军、奉朝请；军主；开府列曹参军；冠军辅国将军府、正六命州长史，司马，司录；正七命州别驾；正八命州中从事；七命郡丞；户二千以上县令；正七命州呼药。四命。
威烈将军、右员外侍郎；讨寇将军、左员外侍郎；幢主；仪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参军；柱国大将军府参军；镇远建忠中坚宁朔将军府长史，司马；正六命州别驾；正七命州中从事；正六命郡丞；户五百以上县令；七命州呼药。正三命。
荡寇将军、武骑常侍；荡难将军、武骑侍郎；开府参军，骠骑车骑将军府、八命州列曹参军，宁远扬烈伏波轻车将军府长史；正六命州中从事，六命郡丞；户不满五百以下县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药。三命。
殄寇将军、强弩司马；殄难将军、积弩司马；四征中镇抚将军府、正七命州列曹参军；正五命郡丞。正二命。
扫寇将军、武骑司马；扫难将军、武威司马；四平前右左后将军府、七命州列曹参军；五命郡丞；戍副。二命。
旷野将军、殿中司马；横野将军、员外司马；冠军辅国将军府、正六命州列曹参军。正一命。
武威将军、淮海都尉；武邪将军、山林都尉；镇远建忠中坚宁朔宁远扬烈伏波轻车将军府列曹参军。一命。
周制：封郡县五等爵者，皆加开国；授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者，并加使持节、大都督；其开府又加骠骑大将军、侍中；其仪同又加车骑大将军、散骑常侍；其授总管、刺史，则加使持节、诸军事。以此为常。大象元年，诏总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节，余悉罢之。辩所制定之后，又有改革。今粗附之云。辩弟光。
《北史·卢辩传》
(发帖时间:2003:8:19 21:31:50)
---muyuan
(5): 看得头都大了
顶一个
(发帖时间:2003:8:19 22:27:22)
---confusionism
(6): 现在玩三国9总为名将们的官爵头痛，现在看了这个，更是痛不欲生！
(发帖时间:2003:8:20 14:55:24)
---PICCOLO
(7): 资料非常翔实，摘下来认真学习.
(发帖时间:2003:8:20 17:04:21)
---吟游诗人
千古之谜——传国玉玺
更新时间2006-8-29 12:32:00 字数：10261
千古之谜——传国玉玺
【 原创:国胜 2004-12-10 23:00 】
传国玺又称传国玉玺、传国宝，秦以后历代帝王相传的玉玺，为秦始皇所作，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李斯所写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国玺贯穿中国历史长达1500多年，忽隐忽现，秦以后历代帝王争以得玺为符应。确为天下所共传宝，国之重器。
说起传国玺就要提到和氏璧。
春秋时，楚国人卞和在山中得一璞玉，献给厉王。王使玉工辨识，说是石头，以欺君罪断卞和左足。后武王即位，卞和又献玉，仍以欺君罪再断右足。公元前690年，文王即位，卞和抱玉哭于荆山下。文王派人问他，他说：“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文王使人剖璞，果得宝玉，因称和氏璧。
楚威王时，相国昭阳灭越有功，威王将和氏璧赏赐于他。不久，昭阳在水渊畔宴宾客赏壁，是时有人云渊中有大鱼，众人离室至渊边，回席后发现和氏璧失踪，怀疑为门人张仪所窃，拘张仪遍审无果。张仪一气之下，离楚入魏，再入秦，秦惠文君十年，拜为秦相，游说诸国服从秦国，以使节入楚，瓦解齐楚联盟。后楚败，秦取楚汉中之地。
战国时，赵惠文王从太监缨贤处得楚和氏璧，秦昭王得知，“遗书赵王，愿以十五城请易壁”，其时秦强赵弱，惠文王恐给了壁得不到城，蔺相如自愿奉壁前往。至秦国，献壁后，见秦王无意偿城，当廷力争，设法取回原壁，送回赵国。
公元前228年，秦王嬴政破赵，得和氏璧。
嬴政一统天下，称始皇帝。命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咸阳玉工孙寿将和氏璧磨平，雕琢为玺，即为传国玺。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帝过洞庭湖口，时风浪骤起，龙舟将倾，帝将玺抛入湖中，祈神镇浪，传国玺就此第一次失踪。，三十六年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将此传国玺奉上。
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率军入咸阳至霸上，秦王子婴降于轵道，奉上始皇玺。秦亡，刘邦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玺，世世传受，号曰“汉传国玺”，一记为“汉传国宝”。
西汉末公元8年，外戚王莽篡权，时孺子刘婴年幼未立，玺藏于长乐宫王莽的姑母孝元太后处。王莽派其弟舜前去索要，太后大骂：“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无奈，掷玺于地，摔坏一角，王莽令工匠用黄金补上。
公元23年十月，王莽兵败被杀，校尉公宾就得传国玺，赶至宛，献于汉更始帝刘玄。
公元25年，赤眉军杀刘玄，立刘盆子。后刘盆子兵败宜阳，将传国玺拱手奉于东汉光武帝刘秀。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少帝光熹元年公元189年八月，袁绍入宫诛杀宦官，段珪携帝出北宫避难，玉玺失踪。
献帝时，董卓作乱。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长沙太守孙坚率军攻入洛阳，兵士见宫中一井晨有五彩云气，遂使人入井，得传国玺，孙坚将玺秘藏于妻吴氏处。后袁术拘孙坚妻，夺玺。袁术死后，荆州刺史徐璆携玺至许昌，时曹操挟汉献帝在此，至此，传国玺又归汉室。
公元220年，献帝延康元年冬十月乙卯，曹丕篡权，逼献帝禅让，汉亡。曹丕使人在传国玺肩部刻下八个隶字“大魏受汉传国之玺”。
公元265年，司马炎同样篡权，称晋武帝，传国玺归晋。
公元311年，前赵刘聪虏晋怀帝司马炽，玺归前赵。
公元329年，后赵石勒灭前赵，得玺，在右侧加刻“天命石氏”。
公元350年，冉闵杀后赵皇帝石鉴，得传国玺，建立冉魏政权；不久，前燕慕容儁灭冉魏，宣称已获传国玺，改元“元玺”，实际上冉魏乞求东晋军救援时，传国玺在冉闵部将蒋干手中，被东晋征西将军谢尚骗走，并以三百精骑连夜送至首都建康，献给晋穆帝，传国玺重归晋朝司马家。
公元420年，刘裕废东晋恭帝自立为帝，国号宋，史称刘宋；在南朝，传国玺历经了宋，齐，梁，陈的更迭。
公元581年，杨坚建立隋朝。公元589年，陈朝灭亡，隋一统中国，传国玺入了隋宫。
公元618年三月，隋炀帝杨广被宇文化及杀于江都，萧后与遗腹子政道携传国玺遁入漠北突厥，号为隋王。五月，恭帝杨侑禅位，李渊称帝，是为唐高祖，改国号唐，隋亡。
唐初，太宗李世民因没有传国玺，遂刻受命玄玺，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以及八方“神宝”“受命宝”之类的玉玺聊以自慰。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靖率军讨伐突厥；三月，俘其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同年，萧后与杨政道返归中原，传国玺归于李唐。
唐末，天下大乱，公元907年，朱全忠废唐哀帝李祝，夺传国玺，建后梁。
公元923年，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玺也随着到了后唐。
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塘带契丹军攻至洛阳，末帝李从珂怀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
公元951年，郭威建后周，遍寻传国玺不着，无奈于广顺年间刻了“皇帝承天受命之宝”、“皇帝神宝”两方印玺，后，赵匡胤受禅，传此二宝，改朝为大宋，又制“大宋受命之宝”。至太宗，又别制“承天受命之宝”。真宗即位，作皇帝受命宝，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宝”。
哲宗绍圣三年，咸阳县民段义得古玉印，“色绿如蓝，温润而泽、背璃纽盘”，自言于河南乡刘银村修舍，掘地得之，绍圣五年，经当朝十三名学士官员依据前朝的遗迹，多方考证，最终确认为始皇帝所制的传国玺。哲宗大喜，号为“天授传国受命宝”，改元元符。
徽宗时，用于阗大玉制为受命宝，文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篆以虫鱼，制作之工，几于秦玺。
公元1126年，靖康之乱后，徽钦二帝被掠，传国玺也被大金国掠走，不知所踪。
公元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去世，在大都传国玺忽现于市，伯颜命人购得，玺入大元。伯颜曾将元帝国从各处收缴来的历代印玺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建康称帝，建大明。大元朝廷逃往蒙古草原。
明朝初，明太祖遣徐达入漠北，追击遁逃的蒙古朝廷，以期得到传国玺，这是历史上最后的有关传国玺的记载，最终还是空手而返。
至此，经历了一千五百多年风风雨雨的传国玺就此湮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另：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汉书”文曰“昊天之命皇帝寿昌”。两者不同，一般指第一种说法。
另：北宋哲宗时所得的传国玺当时便有人怀疑是章惇、蔡京造假的。
明清两代也时有假玺出现。明孝宗曾获过所谓的传国玺，孝宗皇帝当时就认为是假的；清初时，宫内藏有三十九方各色御玺，其中一方被认为是秦制传国玺，公元1746年，经乾隆皇帝钦定，证实是仿刻赝品。1924年11月，末代皇帝博仪被逐出宫时，张壁、鹿钟麟等人仍在追索着传国玉玺。
“辽史”记为“大魏受汉传国之宝”，我以为应该是“大魏受汉传国之玺”，唐武则天时改“玺”为“宝”，应该是那时代改的。
“宋史”记：“宝。秦制，天子有六玺，又有传国玺，历代因之。唐改为宝，其制有八。五代乱离，或多亡失。”又：“魏本纪”中曾记录在一座毁坏的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
补充：（天子六玺）
天子六玺：文曰“皇帝行玺”，封常行诏敕则用之。“皇帝之玺”，赐诸王书
则用之。“皇帝信玺”，下铜兽符，发诸州征镇兵，下竹使符，拜代征召诸州刺史，
则用之。并白玉为之，方一寸二分，螭兽钮。“天子行玺”，封拜外国则用之。
“天子之玺”，赐诸外国书则用之。“天子信玺”，发兵外国，若征召外国，及有
事鬼神，则用之。并黄金为之，方一寸二分，螭兽钮。又有传国玺，白玉为之，方
四寸，螭兽钮，上交五蟠螭，隐起鸟篆书。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凡八字。
在六玺外，唯封禅以封石函。又有督摄万机印一钮，以木为之，长一尺二寸，广二
寸五分。背上为鼻钮，钮长九寸，厚一寸，广七分。腹下隐起篆书为“督摄万机”，
凡四字。此印常在内，唯以印籍缝。用则左户郎中、度支尚书奏取，印讫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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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创:国胜 2004-12-10 23:06 】
“和氏璧”传递1600余年，实为举世所罕见。历代许多学者都想搞清其面目，并作了艰辛探索。1921年，地质学家章鸿钊在《石雅》中分析，它应是一种珍稀的具有碧绿、洁白闪光的拉长石。2001年，在“中国观赏石博览会”上，展出地质学家、宝玉石和观赏石专家袁奎荣以变彩拉长石复制的“和氏璧”（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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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创:国胜 2004-12-10 23:08 】
上图是魏玺——受天之命 皇帝寿昌
下图是元符所得玺——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疑是后世伪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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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创:国胜 2004-12-10 23:18 】
谈谈我自己的几点想法
有一种观点认为传国玉玺不是和氏璧改制的，这种观点认为：
“我在这里仅是提示读者，自有玉璧以来，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玉璧更加规范，更薄，一般小玉璧在0．3厘米~0．4厘米，大的在0．4厘米~0．6厘米。从考古资料中看，一般国玺是正方形，更高一些。其下部分厚度在2厘米以上，上部分多雕刻成龙纽或龟纽，纽的尺寸是下部分的一倍或数倍。可见，和氏璧是无法改制成玉玺的，更不用说是传国玉玺了，因为它的体积更大。所以说，和氏璧改制成传国玉玺之说纯属讹传。”
不过我个人不太同意这个观点，和氏璧所称的璧可能与普通的玉璧不太一样，可能体积和厚度都很大，才显出了它的珍贵，若是普通的玉璧，秦王又怎么会提出用十五座城池向赵国交换呢？（后来的故事就是“完璧归赵”这一成语的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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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创:国胜 2004-12-10 23:27 】
我的第二个观点
“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塘带契丹军攻至洛阳，末帝李从珂怀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这是有据可查的关于传国玉玺的最后记录，其后的传国玉玺都未被证实是真的。成语“玉石俱焚”可能就是来源于此。我个人认为传国玉玺不太可能葬身火海。我查询了有关资料，玉石的熔点大约是1700度左右，比金的熔点（1063度）还高。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何况是玉石呢？当时李从珂自焚之物估计应以木材为主，木材的燃烧有可能达到这么高的熔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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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创:国胜 2004-12-10 23:48 】
顺便谈谈根据我看过的一些资料谈谈宋朝的玉玺（元符）的真伪与所终
宋朝的这个玉玺，虽然最终不知所终，但是在档案中留下了当时的印章，就是我上面贴的第二个图，从这个印章上看，与史书中记载的“饰以龙凤鸟鱼，乃虫书鸟迹之法”，即所谓的“龙蚓鸟鱼”相吻合。传国玉玺是和氏璧改制，产于楚国，因此一致认为该玉是蓝田玉，这与史书中记载的宋玺“玉玺玉色正青，玉质坚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也是相符合的。
但是由于史书上始终没提到汉献帝时曹氏在传国玉玺肩部加刻的“大魏受汉传国玉玺”8个字和公元329年后赵石勒加印玉玺侧壁的“天命石氏”4个字。尤其是没提到被王太后摔掉的后来用黄金镶补的那一块。呵呵，那不真成了“有眼不识金镶玉”了吗？何况这个玺是蔡京那个奸贼献给皇帝的，所以后人多半认为它是假的。
关于这块玉玺的所终，我看过两种观点，一种是转贴的那篇文章中谈到的“靖康之乱后，徽钦二帝被掠，传国玺也被大金国掠走，不知所踪。”另外一种说法是这块玺一直传到宋末，陆秀夫抱着小皇帝和玉玺一起跳崖了，这个历史上称为“崖门失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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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创:国胜 2004-12-11 00:01 】
假如这块玉玺在未来的某一天出世，将是中国无与伦比的一件文物
这块玉玺不但见证了大半个中国历史，而且给后市留下了很多成语和俗语：
除了上面提到的完璧归赵、玉石俱焚、有眼不识金镶玉外，还有价值连城、将相和、怀璧其罪等等。
纵观中国历史，能与传国玉玺相媲美的文物只有九鼎了，但那九个鼎是肯定不可能再存在的了，一个是传说中它的失踪比传国玉玺早两千多年，真是落在泗水里这几千年也腐蚀完了，二是究竟九鼎是历史还是传说至今都没有定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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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创:国胜 2004-12-11 11:19 】
我觉得真正的传国玉玺绝不会是复制品那个样子，复制品太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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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创:韩于水 2004-12-13 01:10 】
哪天我找到了就不炒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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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创:大唐中兴 2004-12-14 09:42 】
呵呵，国胜对考古也很感兴趣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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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创:飞越天涯 2004-12-14 11:30 】
转自：山水夕虹 大话三国研究院 http://yancen.eee.cc
《三国演义》中，有一件东西影响了历史和人物命运，它就是中国封建皇室世代相传的宝物、最高权力的象征——传国玉玺。
在三国中，这个皇室至宝似乎刻上了不祥的诅咒，凡是与它有关联的人下场都不好。请看，十常侍之乱中，这个国宝神秘失踪。后来孙坚发现了它，却隐匿不报欲携回江东，在事情泄露后甚至不惜发下毒誓，结果竟真的应验，在３７岁时死于乱箭之下。其子孙策，保管此玺一段后将其献给袁术，以此为抵押借兵，然而他也未能逃脱２０多岁就早夭的命运；得到此宝的袁术称帝不成，兵败时呕血数升而死；后来此宝归于曹操，他虽没过早夭亡，但一直受到神秘的头痛病的困扰，最终死于此病；后来的曹丕等，也未有长寿者。
这些人的遭遇是偶然的吗？他们竟与开掘埃及古代法老陵墓的那些考古学家的命运惊人地相似。
根据我对古今中外这类事的研究，我的结论是惊人的、大胆的又是有充分科学根据的：传国玉玺是一块有强烈放射性的玉石。其实，石头等物质有大小不等的放射性对现代人来说已是常识。专家就告诫，宝石戒指、房屋装修用的石材等，都应该经过放射性检测，否则是不安全的。我国已有房屋装修引发白血病的报道。但传国玉玺的特殊性是，不是使人得白血病，而是使人头脑失常甚至发疯，并由此导致一系列悲惨事件。
说到这，就不能不从传国玉玺的来历说起。《三国演义》借书中人物程普之口，详细讲了它的故事。这个国宝的前身是一块玉，但包在普通的石头中。楚国人卞和根据所谓凤凰栖于其上发现了它，两次将它献给君王，却落得个欺君之罪，先后被砍掉了两条腿。新国君即位后，他捧着这块石头泣血痛哭，新国君派人剖开此石，才发现了这块宝玉，所以被称为和氏玉。卞和显然已被这块有放射性的石头搞疯了，到了溜须不要命的地步。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丞相李斯用此玉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恒昌”八个字，制成了皇帝专用的印章即玺，准备代代相传。然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久便死去，秦二世更是短命之君。持有玉玺的汉代皇上也呈一代不如一代之势，既不寿也不昌，其不良影响不言自明。
我们再看看孙坚发现它的情景：汉宫一口井中竟发出“五色毫光”，打捞后发现一名宫女，已死亡数日却尸身不坏，就在她身上找到了这块玉玺。显然，如果不是其放射性导致水分子变化发光、尸身不坏，再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释。孙坚拿到玉玺后，整个性情都变了，从一个十分豪爽的英雄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小人，其智谋、大义等消失无踪；他的儿子孙策，年轻轻的也脾气暴躁，竟如同项羽一般得了个“小霸王”的绰号。本来胸无大志的袁术，拿到玉玺就做起皇帝梦来了，而他本可以坐享平安许多年的。得到玉玺的曹操，其作为也远不如前期，变得十分平庸。
还可以提出的一个证明是，在传国玉玺存在的年代，开国皇帝都英明且寿命不短，这显然是他们打下天下后半道才拥有那块害人石，所以受其影响小。而他们的皇子皇孙，则一代不如一代，昏庸又短寿，是从小就接触玉玺的缘故。到了玉玺已永远失去的清代，皇帝如康熙、乾隆还有老妖精慈禧，都活到了帝王中罕见的高寿。
以上的“蒙证”如您不信，那么就请设法找到那块已丢失数百年的玉玺，用专测放射性的盖革计数器测一测。它要是不发出“咯咯”的响声，您来砸我“大话三国研究院”的牌子。
最后再说一句，一个权力的象征物都如此使人疯狂，使人丧失理智，权力本身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些削尖了脑袋想当官的人，对此可要深长思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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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创:飞越天涯 2004-12-14 11:34 】
另:有文称传国玉玺东晋前就已失落
版权所有，2002年11月
（部分记载未经考证）
中国人用印信来表示信用，始于周朝。到了秦朝，才有玺和印之分，皇帝用的印叫玺，臣民所用只能称为印。
根据汉代的记载，皇帝有六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六玺的用途都不同，由符节令丞掌管。然而，传国玉玺不在这六玺之内，因为这个玉玺是用来代表正统的，所谓“真命天子”必须拥有这个玉玺，否则只能是草鸡大王而非真龙天子。
历史前移，我们从春秋时代说起。春秋时的楚国有个采石的人叫卞和，一天他在荆山（今湖北南漳县）采石，看见一只风凰栖落在一块青石上。“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卞和认定这块石头是个宝贝，便将它献给楚厉王。
但是玉工没有识辨出来，就以为它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厉王大怒，命人砍掉了卞和的左脚。
楚武王即位，卞和又去献宝，仍被认成是普通的石头，又以欺君之罪被砍去右脚。
再往后，武王的儿子文王做了国君，卞和还想去献宝，可他失去双脚无法行走，于是抱玉大哭，哭宝玉不为人识。文王派人去问他，他说：“我并不为失去双脚而伤心，我伤心的是明明是宝玉却被说成是石头，明明是忠诚的臣民却被说成是骗子。”
文王便命人将石头剖开，果然是一块洁白无瑕、光润晶莹的宝玉，由良工雕琢成璧。因此璧是卞和所献，便取名“和氏璧”。更神奇的是这块宝玉“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据记载，这和氏璧置于暗处，自然发光；置于座间，冬月则暖，可以代炉；夏月则凉，蚊蝇不入；还能却尘埃、辟邪魅。
无价之宝和氏璧归楚文王后，被视为国宝，在楚国历代国君手里相传了370多年。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交往，往往以玉为使臣信物，而玉中极品和氏璧更是国家的象征。战国时期，七雄争霸，各诸侯国都想把这块稀世之宝据为己有。
和氏璧的第一次失踪是在四百年后。楚威王将此璧赏赐给了有功的相国昭阳。昭阳某日请客时，出璧让各宾客观赏，席散时却不翼而飞，虽经多方搜查也毫无下落。楚相昭阳因宴会偶失此璧，怀疑为张仪所偷，把张仪打了个半死，张仪因此入秦，凭三寸不烂之舌瓦解了六国的“连横”，玩六国于股掌之间，为日后强横大秦的铁骑踏平六国扫平了障碍。其实昭阳实在是冤枉了张仪。
五十多年后，这和氏璧不知怎么的竟流到了赵国，出现在赵国太监缨贤的手中，赵惠文王便据为己有。此时，秦国势力已十分强大，当时在位的秦昭襄王得知和氏璧在赵国，便说要用十五城来交换璧。赵王孱弱，只好派蔺相如出使秦国，上演了完璧归赵的故事。
六十一年后秦灭赵。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和氏璧自然也就归秦始皇所有了。李斯《谏逐客书》有“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的句子，“随和之宝”即指“随侯之珠”与“和氏璧”两物，说明和氏璧已入始皇之手。秦王统一中国，自称“始皇帝”，秦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命良工将此玉琢为玺，玉工孙寿将宰相李斯书写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鸟虫形篆字刻在和氏璧上，作为皇帝的玉印。这样，和氏璧就成了“国玺”。
秦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视天下，船至洞庭湖，忽然风浪大作，有人献策丢宝镇浪，便将传国玉玺丢入湖中。说来也怪，洞庭湖竟立即风平浪静。
八年后，秦始皇巡狩到华阴，有人持玺挡道，奉还秦始皇曰：“持此还祖龙。”（皇帝称“真龙天子”，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故而称“祖龙”）始皇帝使人收下玉玺，该人即化作一阵清风而去。
不久，秦始皇东巡时病倒于途中，据《史记·秦本记》，秦始皇“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即以此玺为天子之权的象征传给扶苏。始皇死后，赵高利用和氏璧篡权，玉玺传给二世胡亥。
刘邦率兵攻入咸阳时，秦王子婴杀死赵高，把璧献给刘邦。刘邦入咸阴，子婴“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和氏璧成了天下的象征，类于“九鼎”。
刘邦建立汉朝，并把秦玉玺作为汉朝的国印，从他起，将玉玺一代一代传了下去。自此，和氏璧成为“传国玺”。刘邦之后，传了九代皇帝。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当时的皇帝刘婴仅两岁，传国玺由王莽的姑母汉孝元太后代管。王莽命大臣王舜向孝元太后索取传国玉玺，孝元太后身为汉朝的皇太后倒心向着汉室，被逼不过，一怒之下将此镇国之宝掷于地上（《汉书·元后传》），据说摔坏了玺纽的一角，后来王莽用黄金镶补，但无济于事，还是留下了缺痕。东汉光武帝刘秀打败了王莽，夺回传国玉玺，此玺又成了汉家天下的象征。
到了东汉末年，战乱纷起，群雄逐鹿，汉少帝夜出北宫避难，仓促间未带此玺，返宫后发现玉玺已不知去向。不久，董卓之乱，各路诸侯纷纷起兵。长沙太守孙坚攻入洛阳，见城南甄官井中隐隐冒五色彩光，使人下井打捞。捞起一宫女服装的尸体，显见那尸体已经有很长时间，却未腐烂，尸首项下带一锦囊。取开看时，内有朱红小匣，用金锁锁着。打开里面有一玉玺：方圆四寸，上镌五龙交纽；旁缺一角，以黄金镶之；上有篆文八字云：“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孙坚意外地得到玉玺，《三国演义》有“匿玉玺孙坚背盟”一回即此谓。孙送给袁术，袁败后归汉献帝。
然后曹丕废汉自立，从汉献帝手中接过了传国玺，并自作聪明地在玉玺一侧刻了一行小字：“魏受汉传国之玺”。
只过了四十五年，这颗玉玺又传到了司马炎的手中。司马炎倒没有再在上面刻上什么“晋受魏传国之玺”的字样。要是都像曹丕这么刻下去，后来抢得皇位的皇帝们恐怕就没地方去刻字了。
五胡乱华，玉玺由南朝承袭。
不过，后来的皇帝们不管这颗玉玺上有没有地方供他们刻字，以纪念抢了人家的江山，都得再去另刻一颗玺了，因为这颗用和氏璧刻的传国玉玺传传传丢了！
这颗玉玺由魏、西晋相传，经前赵、后赵，又落入前秦苻坚之手。后苻坚为其部将姚苌俘获，姚要他交出玉玺，苻坚说已送给东晋了，玉玺在这时可能已经丢了。
姚自己要当皇帝，觉得不能没有传国玺，于是在他建立后秦国时，就伪造了一颗“传国玺”。他这一招启发了所有想当皇帝的朋友，与此同时，后燕慕容垂也伪造了一颗。东晋司马家族素以正统自居，见此情形，也连忙伪造一颗，却把文字刻错了，成了“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他们还顺便编造了一则故事，称这颗假玉玺是冉闵的部将蒋干送来的。
后秦的那颗“传国玺”在刘裕灭后秦后被带回了建康（今南京），东晋王朝知道它是假的，就销毁了它。东晋的那颗后来流入北齐。因为后燕的那颗在亡国后已辗转落入北周，北周灭北齐后，又将东晋假造的那颗“皇帝寿昌”玺毁了。于是，三颗假玺只剩当初后燕慕容垂制的那颗，假到此时也就算是真的了。
这颗玉玺经北周、隋，隋灭，隋炀帝杨广皇后萧氏携玺及部分皇室人员流亡突厥。唐贞观四年，萧后携玺归唐。
唐末，玉玺为后梁朱温所得，传于后唐。一直传到五代的后唐。后唐末帝李从珂为石敬瑭围困自焚后，这颗玉玺也下落不明了。
后晋时北辽大举入侵，多次抢掠，传国玉玺至此不见载于文献。
北宋赵匡胤以后的皇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印章，而且不止一颗，但却没了传国的玉玺。虽然后来的王朝也多有声称发现传国玉玺的，但那都是都是民间伪造仿刻之作，为了证明自己“受命于天”而编造出来骗人骗己的，官吏借此以讨好皇帝罢了。
宋绍圣年间，咸阳获一方“色绿如蓝，温润而泽”、“背璃纽盘”的玉印，经当朝十三名学士官员的考证，认为是真秦制传国玺。明孝宗皇帝也曾获过所谓的传国玺，孝宗皇帝认为是假的而没有用它。
清初时，故宫藏有御望三十九方，其中一方被人称为传国玺。而公元1746年，经乾隆皇帝钦定，证实是一块赝品。直到1924年11月，末代皇帝博仪被逐出宫时，警察总监张壁和鹿钟磷等人仍在追索这块镶金王玺。
这块传了几千年的宝玉，它到底藏到了什么地方呢？！！
青梅煮酒 → 董卓进京述论
更新时间2006-8-29 12:33:00 字数：17391
董卓进京述论
作者：陈勇
东汉末年董卓进京，剥夺了何太后作为帝国最高决策者的地位，并将代少帝继统的献帝，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汉魏之际皇权嬗替的进程，由此而发轫。
黄山《后汉书集解校补》在比较了董卓、曹操时期宰相制度异同后指出：“（曹操）使大权归于一己，固自以为优于卓，实则甘心为卓所为而已。”黄山拘泥于名教，对于一切动摇汉室基业之举，统统加以否定，其立场并不足取，但他揭示了董卓、曹操政治上的继承关系，见识又有过人之处。
本文试图澄清董卓进京的基本史实，进而重新认识汉魏之际历史剧变的背景。
一、废少立献与迫何太后归政
（一）有关废少立献的两处疑点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废少立献，一时震惊朝野。董卓此举用心何在？由于旧史所述疑点颇多，而显得扑朔迷离。
《后汉书董卓传》：“中常侍段圭等劫少帝及陈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闻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见卓将兵卒至，恐怖涕泣。卓与言，不能辞对；与陈留王语，遂及祸乱之事。卓以王为贤，且为董太后所养，卓自以与太后同族，有废立意。”以上范晔记叙董卓废少立献之缘起，十分可疑，有待于深入辨析。
其一，董卓废少立献的前提，据范书本传说是选贤。其时少帝年十七，陈留王仅九岁，相形之下，后者更加缺乏执政的能力和经验。重要的是在群臣看来：少帝“富于春秋，行无失德；”〔1〕“未有不善宣闻天下。”〔2〕《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所载废少之策，谓“帝天资轻佻，威仪不恪，在丧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秽发闻”云云，与士大夫所言差异甚大，可信都是董卓强加的不实之辞。
再者，少帝一行人连夜出逃，突然与凉州羌胡兵相遇，其张皇失措本来是正常的反应；陈留王即使确如史籍所述能够从容应答，也是由于年纪幼小，身陷险境而懵然无知。董卓仅仅凭藉其与少帝、陈留王的一次对话，就判定二人的贤愚，是令人费解的。另据《三国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董卓将步骑迎少帝于北芒坂下，“〔卓〕前见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黄门作乱乃尔，以取祸败，为负不小邪？’”我认为，这段记载可能更接近于事实。
少帝（确切地说是临朝的何太后）信用宦官，败坏朝纲，已为朝野所共见。由上引董卓在北芒初见少帝时的寥寥数语即可推知：他是抱着一种对少帝、太后批判的态度进京的。也就是说，其废黜少帝的动议，与少帝在万分恐惧之中能否流利“辞对”，实际上并无多少关系。
其二，董卓欲行废立的另一个因素，似乎是考虑到他与少帝、陈留王关系的亲疏。征诸史实，陈留王刘协确曾“为董太后所养”。但是，董太后籍贯在河间，其父即河间孝王刘开之孙、解渎亭侯刘苌；董卓则是陇西人，其父君雅官至颍川纶氏尉。可以说，董卓与董太后两个家族，在地域、官阀、婚配诸方面相去甚远。“卓自以与太后同族”，而选择陈留王继统，显得极为牵强。
那么，董卓废少立献的真正起因，究竟又是什么呢？
（二）废少立献是迫何太后归政的前奏
董卓废少立献的同时，还有另外一项大的举措，即迫使临朝的何太后归政。这两件事有着内在的联系，事实上，废少立献是为何太后归政所做的准备。
中平六年四月，灵帝死，少帝继位，何太后临朝。同年八月，太后兄何进谋诛宦官，反为宦官所杀。《后汉书何进传》：吴匡、袁术烧南宫，诸宦官“因将太后，天子……从复道走北宫”，以避兵锋。卢植于阁道窗下仰数宦官段圭，“段圭等惧，乃释太后，太后投阁得免。”董卓进京后意在独揽朝政，而何太后倖免于难，势必继续临朝，这自然又会约束董卓的权力，是董卓所不能容忍的。
董卓的目标在于逼迫何太后放弃临朝，但仅仅做到这一步，并不能完全排除其隐患。因为接替何太后权力的少帝，正是何太后所生，其得以登极，亦赖何氏之助。何太后归政之后，仍然可以通过少帝，对朝政发生影响，使董卓难于真正操纵皇权。更严重的是，董卓如果杀死何太后，又将同少帝结下深仇。董卓对少帝这个潜在的敌人，不得不有所防范。废黜少帝之事，大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董卓需要寻觅一位刘姓宗亲，取代少帝的位置。当时，少帝异母弟、陈留王刘协是最合适的人选。除了与灵帝血缘亲近的条件外，陈留王生母王美人当年正是何后鸩杀的。陈留王后来为灵帝母董太后收养，而董、何两位太后关系紧张，人们甚至怀疑董太后之死，是何太后及何进所害。陈留王终将与何太后产生隔阂。是不言而喻的。换言之，董卓严酷处置何太后，无须担心引起陈留王的敌对情绪。
值得一提的是，董卓废少立献乃至逼何太后还政，又是以何太后的名义进行的〔3〕。按照东汉后期形成的制度， 从皇帝去世到幼帝亲政前的一段时期，临朝的皇太后在政治上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掌握包括选择皇位继承人等重大国事的最终决策权。何太后临朝听政业已昭示天下，董卓藉太后之策行废立之事，就获得了合法的名义。其后袁绍谋立刘虞为帝，遭到曹操的坚决反对，表明董卓的政敌们并未抓住任何抨击乃至颠覆献帝法统的口实。董卓假手何太后废少立献，在策略上是成功的。
实际上，董卓逼何太后还政，也是由太后本人向国民表态。前引《献帝起居注》所录策文又曰：“皇太后教无母仪，统政荒乱，”为何氏罪己之诏。而何太后丧失了权柄，就只能坐以待毙。《后汉书献帝纪》中平六年九月，“甲戌，即皇帝位。……迁皇太后于永安宫〔4〕。 丙子，董卓杀皇太后何氏。”值得注意的是，董卓迫不及待地除掉何太后，却迟迟未对少帝下手。这里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董卓进京之后，是把临朝的何太后而不是少帝，视为政治上主要的或最危险的对手，因而也是把何太后作为首先消灭的目标。
（三）废少立献与何太后归政的政治意义
东汉末叶日益加剧的政治危机，已经孕育了革新皇权的形势。《后汉书党锢传》序论曰：“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以往史家多引此言，概括“清议”运动发动的背景。余英时先生又谓东汉士大夫在与外戚宦官的冲突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起“群体之自觉”〔5〕。 但是如果进一步追究上述现象的根源，就不难发现：外戚、宦官得以在政治上肆虐，又是同皇权的支持分不开的。因此，尽管党人名士在如何对待当朝皇帝或皇太后的问题上，态度大相径庭，可是当他们自觉地与外戚、宦官划清界限时，实际上又表现出对皇权的独立性。我认为此种独立性，应该就是所谓“东汉士大夫之新自觉”的基本内涵，这也许可以算是对余说的一点补充。
《党锢传》谓牢修“诬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酿成党锢之狱。需要注意的是“诽讪朝廷”一句。朝廷在此应指皇帝，《后汉书王允传》“朝廷”一语下李贤注云：“朝廷谓天子也。”与此同义。范晔既言“诬告”，李膺等人之“诽讪朝廷”，大概是无中生有的罪名。但我们不能设想，党人名士面对“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的现状，一方面激烈批判宦官，另一方面却又丝毫不触及在位的皇帝和临朝的太后。
《后汉书逸民传》记录一则“汉阴老父”指责灵帝的故事。余英时先生推断，这是汉末社会上流行的看法，表明当时名教的君臣一伦已发生动摇〔6〕。余氏的主旨在于探讨魏晋君主观的源流，与本文无关。然而，这毕竟有助于我们认识汉末士大夫与皇权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观念的迁移。
前引《英雄记》谓董卓面斥少帝：“令常侍小黄门作乱乃尔，以取祸败，为负不小。”《献帝起居注》载废少立献之策，复谓何太后“统政荒乱”，其实是反映了董卓的意见。《后汉书袁绍传》载董卓述其废立之意曰：“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进而又严厉批评了已故的灵帝。
《续汉书祭祀志》曰：“初平中，相国董卓、左中郎将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不应为宗。”刘昭引《袁山松书》录此议颇详，谓章帝以后，“政事多衅，权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亲而已”，“故孝和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按即和、安、顺、桓四帝）之号，皆〔宜〕省去”。董卓否定穆宗以下诸帝，甚至废去其庙号，与党人名士之“诽讪朝廷”，正是一脉相承的。从这层意义上说，汉末清议运动又为董卓政权的崛起，做了舆论方面的准备。
早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 汉阳人阎忠就曾劝说手握强兵的皇甫嵩：“征冀方之士，动七州之众，”直捣洛阳，清除宦官，继而代汉称帝〔7〕。中平五年（公元188年），陈蕃之子陈逸等又说动冀州刺史王芬，趁灵帝“北巡河间旧宅”之机，以武力将其废黜〔8〕。 唐长孺先生指出：这两次密谋是个重要的朕兆，即少部分名士为挽救东汉的政治危机，已不惜行“非常之谋”，即使“冒易代废帝那种越出儒家道德规范的大风险”，也要一试〔9〕。 这是汉末士大夫群体在政治上的新动向。
不过，汉末的君主们虽已腐朽不堪，但要变革皇权却并非易事，至少并非党人名士力所能及。清议运动以失败而告终，阎忠、王芬的计划亦未获成功。
皇甫嵩否定了阎忠之议，理由是“人未忘主，天不佑逆。若虚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祸，孰与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论，所不敢闻”〔10〕。曹操则拒绝参与王芬之谋，认为“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11〕！上引《后汉书董卓传》：何进、袁绍“谋诛宦官”，私呼董卓诸将入朝，“以胁太后”，其目的也绝不是要攫取少帝、何太后的权力。
直到董卓进京，取代汉帝、太后执掌朝政，才真正摧毁了没落的旧皇权，为改朝换代准备了条件。我认为，这是董卓废少立献及迫何太后归政最重要的一项意义。
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为东汉中后期主要的政治弊病，这一点无须赘言。本文要说明的是：外戚、宦官势力在东汉社会中的生成、扩张，又与当时通行的皇太后临朝之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看到，自和帝朝起相继擅政的外戚，其身后各有同姓的太后作为凭藉。尽管何进兄弟在董卓进京前均已被杀，但是只要何太后继续临朝，就依然存在着外戚干政的危险。
另一方面，东汉时宦官介入国事，往往也是出于皇太后临朝的需要。《后汉书宦者传》有一段论者习用的文字：“邓后以女主临朝，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庭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可见皇太后与宦官之间，已结成相互依存的政治关系；即使宦官把持政治，会带来明显的消极作用，临朝的女主也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何进被杀一事进而说明，甚至在外戚与宦官形成对抗时，充当仲裁者的皇太后，也不会轻易抛弃宦官。
《何进传》称：袁绍等人在何进死后，“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死者二千余人”。使宦官集团遭到一次灭顶之灾。然而，何太后重新亲政，终归还要选用刑人。宦官势力又可能死灰复燃，再度染指政治权力。
董卓迫使何太后归政，东汉政局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外戚、宦官失去其赖以孳生、蕃衍的主要政治土壤。困扰社会多年的外戚、宦官专权之弊，终于得到了抑制。这是何太后归政的另一项重要意义。
二、关东、关西对立与并、凉武人合流
董卓及其凉州集团具有特殊的政治、地域、文化乃至民族背景，董卓政权的崛起及其短祚的命运，该政权内部各个阶层、各种势力的聚散分合，正是由此决定的。
（一）关东与关西的对立
关东与关西的对立，是董卓之乱的突出表象。而关东方面的代表人物，几乎均为党人名士，他们与董卓及凉州集团的矛盾，并不限于地域冲突的层面。董卓上台后大批进用党人名士，史家对此多有论列〔12〕。但党人名士却总是拒绝合作，有些甚至公开与董卓决裂。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值得探讨。首先我们可以断定：董卓对于当时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两个方面的严重破坏，是引起冲突的导火索。
董卓废少立献以及逼何太后归政的意义，上文已作分析。董卓得以成就此事的特殊条件，在于他不仅迅速控制了洛阳的军队，而且敢于突破名教观念的束缚。
众所周知，东汉党人名士尽管一再掀起反对宦官的政治浪潮，然而由于他们缺少兵权，所以当宦官势力大举进攻时，又只能束手就擒〔13〕。董卓虽然只带三千步骑进京，但他寻而兼并了何进兄弟及丁原部曲，“京都兵权唯在卓”矣〔14〕。《三国志袁绍传》注引《献帝春秋》，董卓倡议废立时称：“天下事岂不决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他军权在握，与党人名士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是大不相同的。
其次，党人名士一般具有较高的儒学造诣，因此也不免受到名教的羁绊。上文曾提到，东汉党人名士的“群体自觉”，本质上带有独立于皇权的意义，但这绝不是说，党人名士已看清更新皇权的必要性，至少多数人还缺乏这种认识
。
甚至连皇甫嵩、曹操一类人物，也囿于名教而不敢造次。皇甫嵩出身凉州将家，又追随党人名士，渐入清议之中。他在军事上一度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子郦就当面说：“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者，唯大人与董卓耳。”〔15〕可他拒绝了阎忠之谋，又束手就董卓之征〔16〕，一再丧失左右政局、改造皇权的机会。
曹操极力交结名士，并讨得许劭一流的评语，但“浊流”的身世，使其难于跻身名士行列。尽管如此，他先是反对王芬推翻灵帝，后来又反对袁绍拥立刘虞。甚至到了代汉的前夕，他依然表示：“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司马光评论此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17〕就是着眼于名教的制约。
我认为，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关东党人名士以及那些效仿他们的人物，都难于迈出夺取东汉皇权的关键一步。
《后汉书盖勋传》引宋枭语，谓“凉州寡于学术”，反映了汉末社会一般的看法。史籍记载董卓诸将在魏晋之际的活动，无一与儒学有关，可见此辈正是缺乏学术方面的素养。他们的文化面貌，与关东名士及同州的皇甫氏都是迥然而异的。
《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献帝谓李傕“弗知臧否”。董卓的部将们大多也是如此，他们不具备参与清议的条件，以至在思想上无法同党人名士沟通。《后汉书董卓传》在记叙董卓擢拔党人名士一事后，紧接着说：“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董卓做这样的安排，一是“忍性矫情”以收拢人心，二是李傕之徒确实不能胜任素由名士垄断的高级文职。
我们看到，正是“寡于学术”的董卓诸将，进京之后不为名教所惑，果断废黜了少帝、何太后，开启代汉过程的第一步。然而，这是党人名士自己不敢做，又不允许别人做的事。他们和以董卓为首的凉州集团在政治上的分歧，是无可避免的。袁绍、卢植等人在废立问题上，先后与董卓发生激烈争执，就是有力的证明。
董卓以暴力夺权，又将暴力充斥于新朝。诸史谓董卓“以严刑胁众”，“人不自保”，“群僚内外莫能自固”〔18〕，显然已引起关东士大夫的反感和恐惧。至于董卓纵容军士在洛阳附近杀掳奸淫，社会的基本秩序荡然无存，更造成各阶层对其政权普遍的敌意。所以，尽管董卓获得了“讨灭宦竖”的名声〔19〕，尽管他用心笼络党人名士，党人名士最终还是要与他分道扬镳。
然而由于董卓集团的骨干分子多出自凉州，与中原党人名士一向存在地域的阻隔，双方政治、文化的冲突，又凸现为关东、关西对立的形式。总之，董卓统治关东，面临着复杂错综的矛盾。关东州郡举兵反对董卓，就是这些矛盾激化的结果。
（二）董卓集团的羌胡化倾向
以往人们评论董卓之乱，时常将其与羌胡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董卓以并州牧率兵进京，其麾下之兵是从凉州带到并州，再带到洛阳的〔20〕。这支军队民族成分复杂，其中的确搀杂了羌胡。《后汉书董卓传》中平六年卓上书云：“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由同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条，可知“湟中义从”乃是完全羌化的大月氏后裔。“秦胡”一词何义，学界众说纷纭，台湾学者邢义田释为胡化的汉人，是比较合理的〔21〕。不过，汉末凉州的胡化，实质上就是羌化或羌胡化。而羌化的胡（湟中义从）、羌化的汉（秦胡）与羌（即羌胡），当时并无清晰的界限。所以，董卓可以将所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一概称为“羌胡”；应劭可以说“董卓拥胡兵”〔22〕；蔡琰也可以认定“卓众来东下，……来众皆胡羌”了〔23〕。
董卓出身汉族，《三国志》、《后汉书》都有明确记载，皇甫规妻却斥之为“羌胡之种”，这大概是由于董卓颇染于羌胡之风的缘故。《三国志董卓传》：“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董卓少时所居之地毗邻羌中，他与羌帅频繁交往，不断接触羌胡习俗，难免受其影响甚至同化。
《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载杨琦之语：“〔李〕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李傕系北地人〔24〕，北地亦为“羌祸”殃及之域，故杨琦所谓“夷风”，主要应指羌胡之风。《献帝起居注》又谓董卓女婿牛辅帐下有“支胡赤儿”，《三国志董卓传》载赤儿素为牛辅“所厚”〔25〕。支胡即月氏胡，《后汉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条：“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牛辅选支胡赤儿等为亲兵，可信已习惯于其“略与羌同”的“被服饮食言语”。董卓翁婿的经历，绝非个别的现象。凉州诸将中“习于夷风”者，恐怕不在少数。否则，他们是难于同羌胡之兵长期共处的。
这样一来，在中原士大夫眼中，董卓集团在汉魏之际的
活动，尤其是他们进京后的暴行，就带有鲜明的羌胡烙印。
双方的矛盾，又增添了一层民族冲突的色彩。董卓试图在关
东立足，也变得愈加困难。
（三）凉州集团与并州集团
关东州郡与董卓兵戎相见时，吕布等并州武人，却选择了继续与董卓合作的立场。凉、并两大集团关系的演变，对汉末政局的转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后汉书董卓传》谓董卓进京之初，“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而并其众”，并、凉势力的合流由此而发端。我们知道，灵帝中平六年以董卓为并州牧，《三国志吕布传》记丁原由并州剌史改任骑都尉，当与此同时。丁原籍贯、家世未详，根据东汉时期官吏任职迴避制度，〔26〕可以断定丁原本非并州人。然而丁原的僚佐却是从当地征辟的，如《三国志吕布传》：“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骁武给并州。”同书《张扬传》：“云中人也。以武勇给并州，为武猛从事。”《张辽传》：“雁门马邑人也。……并州刺史丁原以辽武力过人，召为从事。”
丁原任骑都尉后移驻河内，据《后汉书公孙瓒传》注引《续汉书》，丁氏在河内至少有数千兵。《吕布传》又称：“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屯河内，以布为主簿，大见亲待。”丁原在并州，利用一些武力见长的僚佐，组建了强劲的武装。他离开并州时，又把这支军队带到河内。丁原对吕布“大见亲待”，是要借助他继续控制并州兵。何进“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丁原、董卓皆在其中〔27〕。他们依靠各自掌握的地方武装，同时获得了干预中枢的机会。
袁宏《后汉纪》于灵帝中平六年八月董卓迎少帝还宫一事下复载：“武猛都尉丁原将河内救何氏，拜执金吾。”由此事时间推测，丁原拜执金吾，应是董卓的安排。董卓虽然抢先一步进京，将少帝、太后挟持在手，占据了政治上的优势，但另据《三国志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又知他在军事上并不具备压倒丁原的实力。董卓急于发表丁原为执金吾，着意加以安抚，反而暴露出他对丁原及并州兵的戒备、畏惧之心。
丁原拥兵自重，对董卓构成肘腋之患。而董卓能否顺利铲除丁原，关键又在吕布。那么，吕布何以会背叛丁原而投靠董卓呢？如上所述，董卓进京时兵力有限，丁原凭藉并州之兵，足以与之抗衡。董卓采取欺骗手法：“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28〕吕布等并州将大概也被迷惑，一时慑服于凉州大军的威力。又《吕布传》谓卓“以布为骑都尉”。上文提到丁原在河内时任骑都尉，董卓擢吕布为骑都尉，大约是让他接管丁原旧部。我怀疑，这可能就是董卓引诱吕布倒戈的条件之一。
不过，吕布投靠董卓，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吕布、董卓所在的并、凉二州，东汉后期既是“羌患”蔓延的主要区域，又是对羌战争的主要战场。并州境内原本有许多内徙的匈奴人，后来又涌入大量羌胡。羌胡与汉人长期杂居，董卓及凉州将因而“习于夷风”，已见上述。吕布一班并州将，可信亦与之类似。《吕布传》谓董卓“甚爱信之，誓为父子”。他们同样“寡于学术”，而以骁武闻名乡里；最初又都担任低级军职，早年经历十分相近。董卓、吕布二人气味相投，并非偶然。
《后汉书》称“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除凉州将外，也应包括吕布等并州将。董卓政权中官员的高低、文武之别，同时又成为关东党人名士与凉、并武人集团的分野。《三国志孙坚传》注引《吴录》：王睿“以坚武官，言颇轻之。”琅邪王睿系大族名士，已不待言；孙坚的身分，按陈寅恪先生的说法，是“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29〕。他们的关系表明，汉末大姓名士对于武人阶层的态度，是相当轻蔑的。
孙坚、董卓处在敌对状态，李傕、吕布分属凉、并二州，但是他们又有共同的特点：即缺少学术声誉，而以武力着称。他们都属于社会地位不高的武人阶层。
概言之，并州武人集团追随董卓与关东党人名士对抗，最终取决于他们地域、文化、习俗及社会阶层的背景。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董卓政权的本质，是代表一批来自西北边州、深受羌胡影响的中下级武官的利益。
三、董卓迁都与王允之谋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挟献帝迁都。 据《三国志武帝纪》，关东联军方面的曹操，对此有一番评论：“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依曹氏之见：如果董卓高举献帝的旗号，分兵占据长安、洛阳，仍能与关东诸军抗衡。但是，董卓却执意放弃洛阳，退守关中，这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董卓入关不久，便出现王允之谋，董卓政权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此事的背景又是什么？
（一）董卓迁都的真实意图
《后汉书董卓传》曰：“初，灵帝末，黄巾余党郭太等复起西河白波谷，转寇太原，遂破河东，……号为白波贼，众十余万。卓遣中郎将牛辅击之，不能却。及闻东方兵起，惧，……欲徙都长安。”一些学者由此推断：董卓决策迁都，一是迫于关东兵的压力，二是担心白波军切断退路。我认为，这第二条理由是难于成立的。
《后汉书献帝纪》系白波军攻河东、牛辅击白波二事于中平六年十月；而关东州郡起兵反抗董卓、董卓杀弘农王二事，则在次年即初平元年正月。《献帝纪》载当月大事又有：“白波贼寇东郡”。白波军兴于白波谷，诸史皆谓谷在西河〔30〕，唯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标在河东，似不确。河东横亘于洛阳、长安之间，西河在其北部，东郡则在洛阳以东的兖州境内。董卓醞酿迁都时，白波军已经转战东郡，对于董卓西迁的路线，并不构成直接的威胁。
《三国志武帝纪》载：董卓将献帝迁往长安，他本人则“留屯洛阳”。袁绍诸军分据河内、酸枣等处。“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当时关东方面总兵力达十万以上〔31〕，却畏惧董卓而不敢出战，说明董卓军队的战斗力相当强大。另据同书《孙坚传》：“卓遣步骑数万人逆坚，”又知董卓的兵力已远远超过刚到洛阳时的三千步骑。该传注引《山阳公载记》录董卓语曰：“关东军数败矣，皆畏孤，无能为也。”并未把袁绍之辈放在眼里。既然如此，他何以又非要撤离洛阳不可呢？
此时董卓的军队大致由四部分人组成：一是跟随他进京的凉州兵；二是丁原旧部的并州兵；三是何进、何苗兄弟二府（大将军、车骑将军府）之兵；四是进京后陆续招纳、补充之兵。其中，董卓真正信赖的凉州兵仅三千人。
董卓所率凉州之兵，本来远不止三千。《后汉书董卓传》记中平二年（公元185年）董卓在凉州，“将兵三万讨先零羌”。 同书《皇甫嵩传》载中平五年董卓与皇甫嵩“各率二万”，共拒王国。又《董卓传》载灵帝“拜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董卓拒绝交出军权，“于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后汉纪》则谓卓“选五千骑，将自河津渡”。到他自河东入朝，“步骑不过三千”，兵力只有在凉州时的十分之一了。董卓就任并州牧之前上书，有“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数语〔32〕。这批凉州部曲既然如此留恋故主，何以最后又纷纷弃董卓而去呢？
由以上记载可知，董卓越往东走，跟随他的凉州兵就越少。这说明凉州兵不愿脱离本土，尤其不愿脱离关西。董卓上书谓其部下为“湟中义从及秦胡兵”。另据《后汉书段熲传》：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熲将“湟中义从”讨沈氐诸羌，“义从役久，恋旧乡，皆悉反叛。”我怀疑董卓进京时兵员锐减，也是由于凉州兵“恋旧乡”所致。离开董卓的凉州兵是否返回凉州，不得而知。但估计他们大多仍滞留在关陇一带。《三国志》董卓及贾诩传：董卓被杀，李傕诸将以“为董公报仇”为名，将其众自陕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长安，众十余万”。这十余万众之中，很可能就有与董卓“相狎弥久”，而又未曾随其进京的“大小士卒”。至少我们知道，董卓在关西的声望和影响，与在关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所以，董卓在面临关东诸军的压力时，自然会选择迁都长安的方案，期待重新以关陇为依托，实现与其凉州旧部的会合，从关中乃至凉州本土直接获得兵源。董卓到达长安之后，究竟补充了多少兵力，并无明确记载。诸史谓董卓经略关中，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33〕准备凭藉关中之兵，与关东势力分陕而治，他在洛阳那种“恐惧不宁”的心态一扫而光，其收关陇之兵为己所用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这又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董卓政权的地域性特征。
（二）王允之谋及其背景
董卓死于王允之谋。王允之谋的执行者是吕布等一批并州武士，此事进而导致并州与凉州人的血腥对抗。但王允之谋的基本背景，既不是并州与凉州人的地域冲突，也不是并州与凉州武将的权力争夺，而是党人名士与董卓政权矛盾的延续。
（1）党人名士入关意在追随献帝皇统
王允在政变成功后，告诫其党羽说：“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此话耐人寻味。众所周知，鼓动、领导关东州郡反对董卓的核心人物，即王允所谓“关东举义兵者”，大多为汉末党人名士。而王允其人，同样也是一位颇具影响的大名士。上引王允之言，就明确将起兵抗拒董卓的关东党人名士，称为自己的同类。
相反，王允对于参与密谋的并州人吕布，却有另外一种看法。《后汉书王允传》谓允“素轻布，以剑客遇之”，反映出二者人物层次的差别，以及由此造成的隔膜。这与王睿“以〔孙〕坚武官，言颇轻之”，情形非常相似。《三国志吕布传》又云：“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王允为实现其政变计划，暂时抛弃成见，殷勤接纳“州里壮健”吕布，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对吕布之流的评价。
王允之谋并非一起孤立的事件，在吕布刺杀董卓之前，长安朝廷中已多次出现针对董卓的密谋。据《后汉书》、《三国志》，先后参与其事者，有司徒王允、司空荀爽、卫尉张温、执金吾士孙瑞、侍中种辑、越骑校尉伍孚、司隶校尉黄琬、黄门侍郎荀攸、尚书郑泰、议郎何顒等多人。他们既是党人名士〔34〕，又是西京士大夫集团的中坚分子。问题在于，王允、荀爽等一批党人名士，在关东州郡起兵之后，何以未能加入“关东举义兵者”的阵营，而是跟着董卓跑到关西去了呢？
王允等党人名士入关的原因比较复杂，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决心追随献帝的皇统。上节已说明：废少立献虽系董卓所为，但献帝的名分一经确定，在士大夫们心中就难于动摇。诸史谓袁绍得以起兵冀州，又有赖于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这份伪造的文书言及“天子危逼，企望义兵”，正是借助献帝名义，号召关东州郡讨逆〔35〕。
曹操斥责袁绍等人拥立刘虞，已见前引。刘虞本人对称帝一事也是严辞拒绝，《后汉书》本传载其言曰：“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宜共戮力，尽心王室，”表达了继续翼戴献帝的心迹，与曹操可谓不谋而合。而且至曹操“将迎天子”之际，袁绍亦转念“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36〕由此可见，献帝在东汉末年特殊的政治地位，暂时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所以，只要董卓依旧维持献帝的皇统，就会有一批党人名士与之合作，至少能够继续留在其政权之中。我们的问题是，王允、荀爽等人既然同意与董卓一道入关，入关之后，何以又迫不及待地策划反对董卓的密谋呢？
（2）董卓“篡逆已兆”是王允密谋的重要背景
在王克、荀爽以及许多党人名士看来，董卓入关后对待献帝的态度，是有所变化的。《后汉书王允传》：允至长安，“见卓祸毒方深，篡逆已兆”，遂与黄琬等“谋共诛之”。所谓“篡逆已兆”，就是说发现了董卓篡夺皇位的征兆，这无疑是一项严重的指控。那么，董卓的“篡逆”，是否确有其事呢？
《袁绍传》载董卓提议废少立献时又表示：“刘氏种不足复遗。”胡三省评论此事，谓“卓意欲废汉自立”〔37〕。袁绍当时对董卓说：“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来久，”竭力为汉家法统辩护。我想袁绍并非无的放矢，他已看透董卓的野心，于是警告其不要觊觎神器。然而，董卓毕竟保留了一位刘姓的天子，所以我们尚未从更多的士大夫那里，听到袁绍这一类影射“篡逆”的议论。
我怀疑是董卓入关以后的某些做法，引起了西迁的党人名士的警觉和反感。本文第一节引述《续汉书》及《袁山松书》，谓董卓以“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为由，废除和、安、顺、桓四帝的尊号。灵帝的庙号，则未见史载，也许此前被董卓以同样的理由废除，抑或根本就未曾议定。汉末党人名士的清议运动，虽然表达了对当时腐败政治的不满，但直言批评东汉皇帝者却并不多见。董卓则不仅提出和帝以下诸帝“功德无殊，而有过差”，又公开贬去他们的庙号。这显然是一项非常之举，可能会被党人名士视为否定东汉皇统，乃至“废汉自立”的先兆。
《后汉书董卓传》：卓至长安，“遂僭拟车服，乘金华青盖，爪画两轓，时人号‘竿摩车’，言其服饰近天子也。”《三国志董卓传》注引《魏书》作“言其逼天子也。”《后汉纪》作“言逼上也。”据《续汉书舆服志》，此车应为皇太子所乘〔38〕。董卓在舆服方面的僭越行为，似不限于“竿摩车”一端，而且此事已招致朝野间普遍的非议〔39〕。
董卓西迁时又自尊为太师，号曰尚父，位在诸侯王上〔40〕。《史记齐太公世家》“师尚父”条裴駰引刘向《别录》曰：“师之，尚之，父之，故曰师尚父。”董卓以太公望吕尚自况，张扬出凌驾汉帝的气势。《三国志董卓传》谓迁都以后，“公卿见卓，谒拜车下，卓不为礼”。由董卓这类违反礼制的举动，可见其俨然是以王者自居的。《董卓传》又说他改变成规，“召呼三台尚书以下自诣卓府启事”，在制度上已明显超越宰相职责，严重地侵犯了皇权〔41〕。
《后汉书董卓传》又曰：“〔卓〕宗族内外，并居列位。其子孙虽在龆龀，男皆封侯，女为邑君。”这与迁都之前“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的局面，形成极大的反差。董卓强化其家族在长安政权中的权势，董氏子弟纷纷加官晋爵，地位之烜赫， 一时大有超越皇族之势。
凡此种种，均可能成为王允、荀爽等人的口实。党人名士们一旦确认董卓“篡逆已兆”，就会迅速行动起来，携手捍卫献帝法统与汉家社稷。在此形势下，反对董卓的密谋便接踵而至了。
董卓被杀后，李傕诸将反攻长安。城陷之时，吕布劝王允逃往关东，王允答曰：“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乱苟免，吾不忍之。努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42〕此所谓“关东诸公”，指起兵关东的党人名士。联系前引王允“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之言，可知当时分处关东、关西的党人名士，往往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所谓“勤以国家为念”，就是要为汉室效忠，他们甚至不惜“奉身以死之”。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关东方面的例子。就在熲川荀爽随献帝入关的同一年，即初平二年（公元191年），爽从子彧在东郡归附曹操。荀彧佐曹操创大业，“举贤用能，训卒厉兵，决机发策， 征伐四克，遂能以弱为强，化乱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43〕，堪称曹魏建国之元功，已为人所熟知。然而，据《三国志荀彧传》；“〔建安〕十七年，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咨彧。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彧〕以忧薨。”王夫之论此事云：“九锡之议兴， 而刘氏之宗社已沦，”〔44〕指明其为曹操“代汉自立”之第一步。荀彧事曹操二十余年，始终又“以国家为念”。《读通鉴论》卷九说：“则彧者，操之谋臣，至于篡逆而心怵焉其不宁，左挚右曳以亡其身。”又说他“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己。”荀彧与其叔父荀爽，以及参与反对董卓密谋的其他党人名士，当时虽然属于对立的营垒，但他们对待曹操、董卓“篡逆”之举的态度，却是如出一辙的。
余论
董卓进京，彻底剥夺了汉帝、太后残余的权威，摧毁了腐朽衰落的旧皇权，使困扰东汉社会百年之久的宦官、外戚专权问题，初步得到了解决。董卓及其凉州武人集团，在东汉帝国崩离之际得以发挥关键作用。究其原因，似取决于他们特殊的地域、文化乃至民族背景。
余英时先生指出：东汉政府将羌人安置于帝国境内，造成了凉州等边疆地区汉人的“蛮夷化”〔45〕。余氏所谓“蛮夷化”，相当于本文讨论的“羌胡化”。而本文一个基本结论就是：包括董卓集团主要成员在内的凉州武人阶层，缺乏学术而擅长武力，明显带有“羌胡化”的倾向。
唯其如此，董卓在以强力手段颠覆东汉皇权的同时，又完全破坏了最基本的社会秩序。凉州秦胡兵肆虐于洛阳，在关东地区引起广泛的恐慌和敌意。董卓敢于行废立之事，敢于逼太后归政，敢于挟献帝迁都，敢于黜汉帝尊号，动摇东汉国本，开启代汉过程的第一步；却又无法长期立足关东，无法“移神器于己家”，完成代汉过程的第二步。他的活动，只是为曹操等关东势力开闢了道路。
曹操由讨董卓起家，实际上又继承了董卓的政治遗产。应劭称董卓“百官总已，号令自由”〔46〕；范晔则云：“自许都以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47〕董卓、曹操皆以宰相的身分，挟天子以令诸侯。黄山谓曹操“甘心为卓之所为”，正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陈寅恪先生将魏晋统治者曹、司马二氏，划分为“非儒家的寒族”与“儒家豪族”〔48〕。我想说明的是，曹操出身寒族，却周旋于党人名士之间，与儒家豪族人物，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精通兵家韬略，又留意于儒学名教。“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交替为用，相得益彰〔49〕。所以，曹操不仅得到非儒家寒族的支持，而且得到众多儒家豪族的支持，其政权具有比董卓政权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曹操在政治上的成就，也大大超过董卓。他利用虽无权威却仍为名义所在的汉天子，树立了足以威慑、统制北方的新皇权，进而为曹魏代汉奠定了基础。
最后附带指出，董卓代表凉州及西北边郡武人集团的利益，而在他执政期间，尤其是迁都关中之后，整个武人阶层的政治、社会地位，都有显着的提高。曹操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群雄逐鹿中原。在曹氏政权之下，武人阶层仍得以长盛不衰。此事影响所及，魏晋之际的大族名士，为获得政治上的发达，及维持家族的显贵地位，亦纷纷担任武职，追求军功，“儒家豪族”呈现令人瞩目的武人化倾向。司马氏灭蜀之役，邓艾、钟会二士争功。邓艾是寒族武人，钟会则为大族名士。至于河内司马懿，虽以文学起家，却又长年征战，凭借军功营作家门，最终取得代魏的资本，更是“儒家豪族”武人化的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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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据《后汉书董卓传》，董卓欲行废立，卢植表示异议， 遂有此言。
〔2〕
《三国志袁绍传》注引《献帝春秋》所载袁绍之语。
〔3〕
《后汉书董卓传》谓卓“集群僚于崇德前殿， 遂胁太后，策废少帝”。《集解》引王补曰：“此卓矫董太后策也。”其时董太后已死数月，且《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所载策文，又有“永乐太后（即董太后）暴崩，众论惑焉”之语，故为董卓所胁之太后，只能是何太后，而不是董太后。王说有误。
〔4〕
太后临朝居南宫，永安宫位于北宫的东北，靠近上东门处。参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论》二“东汉的都城（雒阳）”。
〔5〕〔6〕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六、七。
〔7〕
见《后汉书皇甫嵩传》、 《三国志贾诩传》注引《九州春秋》。
〔8〕
见《三国志武帝纪》及注引《九州春秋》。
〔9〕〔12〕
唐长儒：《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10〕
《后汉书皇甫嵩传》皇甫嵩语。
〔11〕
《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曹操语。
〔13〕
《后汉书窦武传》：武“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与宦官王甫之兵对峙阙下。而“营府素畏服中官，于是武军稍稍归甫。”窦武本人最终也被迫自杀。
〔14〕
《三国志董卓传》。
〔15〕
见《三国志皇甫嵩传》。
〔16〕
《后汉书皇甫嵩传》：初平元年（公元190年）， 董卓征嵩为城门校尉。长史梁衍劝嵩以所率三万精兵，迎接献帝，征讨董卓。“嵩不从，遂就征”。
〔17〕
《通鉴》卷六八建安二十四年“臣光曰”。
〔18〕
《后汉书》、《三国志》董卓传。又裴松之引《英雄记》云：“卓欲震威，侍御史扰龙宗诣卓白事，不解剑，立挝杀之，京师震动”。
〔19〕
《后汉书郑泰传》泰谓董卓“讨灭宦竖”云云，似为溢美之辞。但同书《董卓传》载梁衍劝说皇甫嵩与袁绍夹击董卓，复谓“汉室微弱，阉竖乱朝，董卓虽诛之，而不能尽忠于国”，乃是来自敌对一方的声音，可信程度颇高。据知世人已将袁绍等人“讨灭宦竖”之功，一并归在董氏名下。
〔20〕
《后汉书董卓传》：“灵帝寝疾，玺书拜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卓复上书言曰：‘……天恩误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乞将之北州，效力边垂。’于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
〔21〕
见邢义田《“秦胡”小议─读新出居延汉简札记》。
〔22〕
《御览》卷六九九引《风俗通义》。
〔23〕
蔡琰：《悲愤诗》。此诗真伪，史家历来有争论。今从郭沫若说，见郭氏《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
〔24〕
《三国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李傕，北地人。”
〔25〕
《三国志董卓传》谓牛辅有“素所厚友胡赤儿等五六人”，据《后汉书董卓传》注引《献帝纪》，“友胡”应为“支胡”之讹。
〔26〕
参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卷第十一章。
〔27〕
《后汉书何进传》：“遂西召前将军董卓屯关中上林苑，……使武猛都尉丁原烧孟津。”
〔28〕
《三国志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后汉书董卓传》文略同。
〔29〕〔48〕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一篇。
〔30〕
见《后汉书》灵帝纪、董卓传，及献帝纪注引薛莹《后汉书》。
〔31〕
《后汉书袁绍传》：袁绍诸将“众各数万”；《三国志武帝纪》：张邈诸军“兵十余万。”
〔32〕〔47〕
《后汉书董卓传》。
〔33〕
《后汉书》、《三国志》董卓传。
〔34〕
参见《后汉书》、《三国志》王允等人本传。
〔35〕
《后汉书袁绍传》：“桥瑁乃诈作三公移书，传驿州郡，说董卓罪恶，天子危逼，企望义兵，以释国难。”
〔36〕
见《后汉书袁绍传》。
〔37〕
《通鉴》卷五九中平六年八月胡注。
〔38〕
《续汉书舆服志》：“皇太子、皇子皆安车，朱班轮，青盖，剑拆华蚤，黑櫅文，画轓文輈，金涂五末。皇子为王，锡以乘之，故曰王青盖车。”
〔39〕
《后汉书蔡邕传》：邕谓董卓曰：“前春郊天，公奉引车驾，乘金华青盖，爪画两轓，远近以为非宜’。”可知西京士大夫对此，普遍是不满的。
〔40〕
《三国志》、《后汉书》董卓传及杭世骏引《虞荔鼎录》。
〔41〕
《通鉴》卷六○初平六年胡注曰：“三台：尚书台、御史台、符节台也。《晋书》曰：《汉官》：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是为三台。”我认为“三台”在此似指三台之率，即尚书令、御史中丞、谒者仆射。尚书令职掌，据《汉旧仪》作“主赞奏，封下书。”可知其本应直接面见皇帝，上传下达。董卓召呼尚书令诸官诣太师府启事，以天子地位自居，无疑是对皇权的僭越行为。
〔42〕
事具《后汉书王允传》。
〔43〕
《通鉴》卷六六建安十七年“臣光曰”。
〔44〕
《读通鉴论》卷九“献帝”之一。
〔45〕
说详《剑桥中国秦汉史》中译本第六章。
〔46〕
《续汉书五行志》刘昭注引《风俗通义》。
〔49〕
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荀彧别传》，荀彧曾与曹操反覆讨论名教的问题。荀彧不懈鼓吹礼学教化，固由“儒家豪族”之家世背景使然。而曹操当戎马倥偬、立功立事之际，于立德立言亦未敢忘怀。他仰慕虞舜之“教化征伐，并时而用”，光武之“投戈讲艺，息马论道”，醉心于“王道两济”的境界，与董卓乃至其他“非儒家的寒族”，又是有天壤之别的。
姚国华：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