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笑这些豪门大族，王公贵族，到了这等时候，仍丝毫不以大汉社稷为意，只想着个人家门的荣辱。这样的国家，既然糜烂若斯，还留他作甚？”李玮想到这里，自己也被这大逆不道的想法吓了一跳，是啊，无论是老师朱俊也好，王符王剪也好，或者是过去的自己也好，都是站在拯救大汉的角度上来考虑天下的兴亡。但天下，岂是一家一姓的天下，秦失天下，而天下英雄共逐之。四百年的大汉，也正是在旧王朝破灭的硝烟中建立起来的。如此说来，为了天下百姓，即使大汉真的被新朝新代所取代，那也算是寿终正寝，怨不得别人。
有了这层想法，李玮就开始在心中暗暗考量当今英雄，门阀士大夫中确实有一些人才，但那些人锦衣玉食，又如何了解民间的疾苦？寒门士虽然英雄辈出，但根基太薄，似乎短期内难成大气。思来想去，似乎只有镇守一方的大将才有逐鹿天下的本事，而这些大将之中，似乎又以豹子李弘最为适合。首先，他曾流落为鲜卑人奴隶，九死一生逃回大汉，一定知道民间贫苦，没有士大夫的习气，第二，他屡立军功，升迁之快在大汉也属首例，并有雄兵数万，如果再能镇守一方，可谓本钱雄厚，第三，他运气似乎极佳，古来成大事者，一来自身努力，二来往往得天独厚，如本朝高祖，古之晋文，齐桓盖莫如是。“这岂不就是帝王之运？”李玮被自己这想法所鼓舞，“若我可托身于其下，将来不但救民于水火，或可封侯拜相，一展所长，岂不远好过在这苦寒之地为一小吏？”
果如李玮所想，豹子李弘敢作敢为，不但抓了数千贪官污吏，还不尊君命，把三千颗人头全部砍了了事，并把其家人充做营妓，一时血流成河，朝野大哗。谢明也写信评价李弘“凶狠残暴，未服教化，虎狼之辈也。矫枉过正，不知进退，自寻死路耳”李玮看了极为不屑，非常人行非常事，这些蛀虫留着浪费米粮，还往往有脱身的门路，为免以后再祸害百姓，全部杀了才是最彻底的法子，豹子现在手握大军，只要不轻易放权，朝中那帮人又能把他如何了？
正当天下士人都以为豹子难逃此劫时候，西凉叛贼竟然又重整了军势，死灰复燃，而且韩遂剪除了异己，并得到六月惊雷等羌族豪强的支持，兵力似乎比以前更强。于是杀豹的论调无疾而终，豹子毫发无损的领兵出征，而世家豪门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翼城又一次陷入战争的泥潭中，之前忙乱的景象重现。不过这次满天神佛没有再眷顾翼城，叛贼的十万大军终于在不久之后兵临城下，军势绵延数里，杀声震天，一些箭支甚至已经射到了太守府内。官军不久之后也在附近集结，但人数只有叛军的一半，而且缺少了最精锐的风云铁骑，形势不容乐观。
十天后，战事果然不利，傅燮苦守之下，决定主动出击，为官军争取时间。司马华雄集结了一千五百名士卒，由傅燮亲自领军，与叛军玉石俱焚。太守府中的官吏也有不少自愿从军出城，整个太守府空空如也，李玮却无意行此必死之事，只是独自端坐于治所中看书。忽然见杨会一身戎装，急匆匆的跑了进来：“仲渊，我有一事相求，你务必答应我。”
李玮讶道：“子明，你这打扮。。。。。。莫非是要出城迎敌？使君不是把公子托付给你照顾了吗？”
“正是如此，但我决意随大人赴死，所以不能受命了，我打算把公子转托于你。”杨会抓住李玮的肩膀道，“虽然我们相识日短，而你平日又不欲多言，但我深知你是君子，必定会完成我的托付，我只问你，你打算把公子交于何人门下。”
李玮微一思忖，便道：“安定王剪，可为明师。”
杨会感激得一点头，也不多话，推门去了。李玮望着他瘦小的背影，心中莫名的一痛：“大汉呀大汉，你还要多少如此忠贞的热血男儿为你付出生命呢？这一切都值得么？”
杨会走后不久，李玮便带了傅燮之子傅干，与一些百姓一起躲入事先挖好的地道之中避难。听着上面隐约传来的战鼓声，铁蹄声，喊杀声，闻着地道内另人窒息的空气，李玮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的可怕和自己的无助，大业，爱人，一切的一切随着生命的消逝而离自己越来越远。正在自怜自艾的时候，忽然听得轰得一声巨响，李玮本能的把傅干压在身下，接着似乎被巨力一撞，整个人就失去了知觉。
“喂，你醒了吗，要不要喝水？”李玮模糊中听到人声，艰难的睁看了眼睛，只见身在一个大帐中，一个士卒装扮的老者正在低头看着他，“小伙子运气真不错，你们躲藏的那条地道被震塌了，你却正好扑倒在一个大洞中，只受了皮肉伤，不过若大军再晚些进城，你和那个少年估计也要被活活闷死了。”
李玮转头看见一旁的傅干安然沉睡，似无大恙，心中一定，忽然想到老者“大军”之言，忙问道：“你们是谁的队伍，大战谁赢了？”
“呵呵，这里是河北军的伤兵营。”老者自豪的笑道“天下哪有能胜过我家豹帅的人？当然是我们赢了。西凉这帮兔崽子凶是凶，不过比我们河北人还是差点。”
“啊，你是豹子的军士，老人家，请帮我通传一声，这位公子是傅燮傅使君的公子，是傅使君临终前托付给我照顾的，在下是汉阳郡掾吏祭酒李玮，我要见李弘李中郎。”
老者也是一惊，忙跑了出去，李玮忽然感到紧张万分，老天似乎忽然眷顾了自己，不单是劫后余生，还得到了立刻见到豹子李弘的机会，那他的所梦寐以求的天命，是不是就在眼前了呢？他拯救天下万民的志向，是不是从此就可以实现了？他接下去的道路究竟又会怎样呢？
诸生传全文终
转贴：东汉和帝后盐铁不再官府专卖
更新时间2006-5-1 15:26:00 字数：6961
论坛上hunanstone书友有一个帖子，关于东汉盐铁的事，诸位书友可以看一看。
以下摘自罗庆康先生的<汉代专卖制度研究>:表明和帝以后盐铁已非官府专卖.
Z、东汉时期
(一)、东汉初年盐铁仍是官营
东汉窜帝无和元年(公本84年)前的59年中，盐铁制度是
官营还是民营，⑧或是“官营民营并行”④呢7我认为是官营。
虽然，东汉初盐铁业官营元明确记载，但说明这‘—的期是官营的零星史料不少。如‘后汉书·杜诗列传》云，涅武七年(公无31年)，杜诗为南阳太守， “善于计略，省爱民没，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这是杜诗在担任南阳太守时利用水为动力，①发明了水排鼓风，来冶铸铁农具，百姓买买方便多了。因此，南阳尊称他为“杜母”。这属官营无疑。南阳属汉代五大经济区之一的“三河地区”，是中原地R重镇，故能代表一般。
盐铁宫营的表现不仅中原地区有，边远地区亦有c
先看西北边地，如崔定的《政论》栽； “旧时永平、建初
之际……(西北)边民……皆作私兵，不肯用官器“。所谓“官器”，当然是官营手工作坊所冶铸的产品，边民应该买用，但却“不肯用”，原因是官营铁器已不“牢劲精利”，而是“刀车悉钝”。②似此乃官营专卖。
再看南部边境，如建武韧，任延为九宾太守， “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⑤试问： “铸作田器”者是政府，还是九真百姓? 《东观汉记》载， “九真俗烧草种田”，不知牛饼。任延要教民星辟，解决不“杂交队”的问题，非推广中原地区冶踌之法，非官家“铸作田器”不可。还有一个补证，就是《后汉书·任延列传》 “集解”引惠棕云： “华娇书云，教民以牛耕，置吏巡行。“看来，冶铸田器与教民牛耕均是在官吏监督下进行的。因此，九真边地也是官营铁业。
上述史料说明，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边境，盐铁业都是宫营专实。同时，从官方采取的一些措施看，也能证明这一点。
l是3C盐作为百宫俸禄。建武初，宋弘为司空， “常受俸得盐致干斜(此条姚本作“末弘为司空，尝受俸得盐“)，遣诸生迎取上河，令粱之。盐贱，诸生不集，弘怒，使追，及其贱，悉果卖，不与民争利“。①如果不是盐专卖，哪来如许之盐作为薪俸?如果不是官营，也没有必要派官吏去上河“迎取”。其意是宫家担任远销。二是象汉武帝一样，用铁盆作为控制盐户制盐的手段。煮盐铁贫是煮盐的主要生产工具，盐专卖时，允许国家手工业作坊制作，盐户煮盐先要从宫家领取铁益。汉武帝时期的“官与牢益”就是如此。 《隶释，中有建武、水平时的汉铁这铭文收录，②是最好证明文就记载东汉初年盐铁官营确同事实。三是下掘进行山禁。即不允许人民随意入山开矿，须经铁官批准。木理四年(公元129年)二月戊戌，颅帝“诣以民个di凿石，发泄藏气，救有司检察所当禁绝，如建武、水平故事“。⑧虽然说的是顾帝时事，但是东汉韧年盐铁业官营的又一条补证。不过，私营盐铁的情况是有的，但为政策所不允许。建武中，卫枫为桂阳阳太守， “未阳县出铁石，它郡民庶常依因聚会，私为冶镑，遂沼来亡命，多致奸盗“，因此，卫枫马上禁止，“上起铁官，罢斥私铸”，这样，官家的财政收入大增，“岁所增入500系万”。①同时，来阳县在西汉并无铁官，东汉初却新设了铁官，实行盐铁官营。还有，建武初，第五伦“自以为久宦不达，遂将家属客河东，变名娃，自称王伯齐，裁盐往来太原、—L党，所过钒为粪除而去，陌上号为道士，亲友故人莫知其处“。eA口果政府允许私运私锅，第五伦也用不着将家属送至河东作客，自己也不会改名换姓叫什么“壬伯齐”、 “道士”了。所以，郑徐《通志》卷六十二引和帝罢禁沼文作“孝武柏收盐铁之别以奉师旅之费，中兴以来犹未能革“，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东汉初年必须实行官营呢2一、如果不实行官营，会引起社会不安。如豪强在束阳县冶铸， “沼来亡命，多致好盗“，故非官铸不可。事实也是这样，卫枫罢斥私铸后， “郡内清理”。二、军费开支大，如果能官营盐铁，也可以弥补亏空。东汉是在长期战乱之后建立起来的；6n之建国之后，既要消除割据势力，如公孙述、隗嚣等，又要镇压因“度田”引起的叛乱，即“郡园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杀害长吏“。⑥外族也乘机骚扰， “自中兴以来，匈奴末宾“；④入民起义屡起，如交耻女子征侧反叛。如此等等，均须大虽财政开支，如果实行盐铁宫营专卖，能“以备不虞“。同时，东汉实行尚书台创， “虽置三公，事归台阁“，⑦进一行加强了中央集权。完全有力量通过行政手段，控制盐铁生产与远销，以解决国家财政窘迫问题。话得讲回来，东汉初期虽然官营专类盐铁，但实届抓得不紧。一方面是因为氏期战乱之后，百废待举。来不及整顿，就被一些贪官污吏及豪强地主钻了空子。如建武初，建忠侯彭宛见“北州破散而渔阳差完，有盐铁官，宠转以贸谷．积珍宝，益富强“。②另一方面，煮铸盐铁之地乃边远山区，乐汉政府还无法顾及。如未阳县系今湖南南部偏僻山区，距桂阳郡治“或且于里”；东汉初发现有铁之后，邻郡豪强招；来亡命、好盗私铸谋利。直到卫讽担任桂阳太守之后，才新没铁官，收归官营。
(二)、牵帝全面恢复盐铁专卖
章帝全面恢复盐铁专交，禁止私自煮铸，是在元和年间
(公元84—87年)，②废止1：章和二年(公元88年)，④前后最多不超过5年左右。
章帝为什么耍全面恢复盐铁专卖呢2一方面是“经用不足“。 e后汉书·朱阵列传》云； “(元和中)是时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所以，尚书张林提出： “又盐，食之急者，虽贵，人不得不须，官可自煮“。李贤等引《前书》作注： “因官器作煮盐。”①即实行盐专卖。另一方面为了抵御匈奴。和帝在章和二年夏四月戊寅沼曰： “昔孝武皇帝致诛胡越，故权收盐铁之利，②以奉师旅之费。自中兴以来，匈奴未宾，永平末年，复修征伐。先帝即位，务休力役，然犹深思远虑，安不忘危，探观旧典，复收盐铁，欲以防备不虞，宁安边境。“很显然，盐铁专卖是为了解决师旅之费。
为了表示对盐专类之重视，窜帝还于元和三年(公元明
年)擞八月乙丑， “幸安邑，观盐池”。安邑盐油乃指“河
东盐池“；规模不小， “麦51里，广7里，周116里”，是
当时重要的盐产地。座落在“今蒲州虞乡县西”。⑧
章帝时期实行盐铁专卖是经过一番激烈斗争的。建韧六年(公元81年)， “是时肃宗议复盐铁宫，④(大司农郑)众说以为不可。诣数切贵，至被安劲，众执之不移。帝不从。“元相中尚书张林主张盐铁专卖，章帝“有沼施行”，但朱晖以为“不可施行”，其理由是： “王制，天于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禄食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今……盐利归宫，则下人穷怨。“窜帝发怒，切责之， “挥等皆自系狱“。①就是在推行盐铁专卖后，也有人借故反对。如章和元年(公元87年)，而“奏罢盐官，以利百姓。”⑥这是郑众、朱晖等反对盐铁专卖的继续。
到章和二年，盐铁专卖宣布废止，这是有诸多原因的。一是吏治腐败，抓的不力。和帝在即位后沼中曰： “吏多不良，动失其侵，以违上意。先帝恨之，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②东汉王朝自和帝以后 U益衰落，无法大规律组织盐铁专卖。盐铁专卖是王权集中下的产物，如汉武帝统治时期，中央权力高度集中，能通过强制手段将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使用，动员中央到地方的官吏去组织生产与运销。东汉初期，光武、明帝、章帝实行台阁制，王权较为集中，能够勉强为之。但自和帝以后，地方豪强势力膨胀，庄园发展起来，逐步压倒了王枚，他们私自煮镑获利。因此，将权力下放到地方，让民煮铸，出征我为宜。三是长期斗争的结果。自昭帝盐铁会议之后，斗争一直在继续《元声也曾另盐铁官三免彦帝时期，郑众t朱晖竭力反对，实际上是盐铁会议的继续。
有人提出，彦帝建韧六年提出“议复”盐铁官营作何解释7我觉得，似乎在永平与建韧之间国家可能允许私人经营。前文引用的崔塞《政论》中提到!西北边民“皆作边兵，不肯用官器“就是例子。另外，尚书张林提出“官可自煮“，即有私营存在。如果此说能够成立，章奇提出议复盐铁一事就可解释清楚了.
(三)、自和帝始实行民营征税
东汉自和帝始，实行“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对
此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是“官营为主，私营为副”r①有的认为，东汉盐铁宫的职掌“既主持官营，又管理民营征收税金“。②我认为，东汉自和帝始，一直实行民营征税。
和帝即位后之沼讲得明白，章帝“遗戒郡国罢盐铁之
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宫“，根本不存在什么官营为主之迹
象。另外，我们从一些散见材料中也能看出这一点。为了论
述方便，不妨列举如T2
顺帝永建四年(公无129年)，尚书仆射虞
钢上疏： “雍州之域，展田谁上，义沃野千里，谷
．探殷实，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⑧
桓帝时，夏敌乃“自剪须变形，入林虑山中，
隐巨姓息，为冶家调。余突的发，形貌超瘁，积二、
三年，人无知者“。④
献帝时，刘度任幽利牧， “开上谷胡市之利，
通渔阳益铁之饶。民悦午牟，谷石三十“。⑥
上面所举史料，全届民营。龟兹盐勉，完全是交给民萤
获利。夏放为逃避党团之汛于林虑曲中作雇工二、三年，竟无人知晓。足见其“冶家”规模之大，届痛冶者之多。“冶家”应是富家大户，纯系为私人作坊经营。刘虞开通渔阳盐铁、使人民十分喜悦，这也是民营。
新近又拿起《华阳国志》阅读，其中不少史料，足以证
明此点。桓帝延嘉后，涪人张寿，“少给县远杨放为佐，放为
梁贼所得，寿求之。积六年，姑知其生存。乃安家盐井得30
万，市马5匹，往赎放“。①又东汉巴郡临江县“有盐官，
在监、涂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门亦家有盐井“。②又，东
汉汉安县“有盐并、鱼池以百数，家家有焉”。⑧这都是东
汉豪家私人煮盐的铁证。 ‘
少数民族地区则私自煮铸盐铁的现象长期存在，如汉山郡， “地节三年，夷人以立郡赋宜，宣帝刀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地有的士，煮以为盐……灵帝，复分蜀郡北部为汉山郡云“。看来，此地在两汉时均属私家开采。据史载，该处在两汉时，母系氏族残余仍然存在，加上气候条件恶劣， “土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冬则“入蜀为傀”，④夏天才返其故地。因此，很难进行管理，所以任其开采算了。
至于有的学者所列举的一些史料，以证明官营存在，我
们觉得有些失真。为了说明方便，现列出来，一并加以分
析之。 ‘
(1)《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在越福郡“定爷
县“条里云： “县在郡西，波泸水，宾冈撤白摩沙
夷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汉末夷皆
钢之，张是往争，夷帅狼本、架木王舅不肯服，最禽
挞杀之，厚赏赐，余类皆安，官迄有之，北沙河是。“
有的学者作为东汉中后期“官府经营”盐铁之例证。⑦确实，是官府经营，但不是东汉之事。因为《三国志·蜀书·张疑传，里记载得很清楚，刘后主建兴十四年(公元236年)后，张疑发现其地“出盐铁及漆，而夷激久白固食”，张轻便杀了作梗的男帅狼牟， “重申思信，遂获盐铁。器用思赡“。
(2)《华阳国志》卷一
郡临江县“有盐官，在监涂
门亦家有盐井。“
《巴志》载，东汉时，巴
：溪，一郡所仰。其豪
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东汉盐铁官既主持官营，又主持民营的“并存现象”。②其实，是反映东汉私营盐铁的例证，前面已经分桥过了。至于临江县“有盐宫”事，并不为奇。自东汉和帝废止盐铁专卖后，并没有撤销地方郡县盐铁宫，只不过是职掌有所变化而巳。盐铁专卖时，主持盐铁的生产与运销；停止专卖后，就只收税了。事实2l和帝以后，盐铁官依然存在。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秋七月，和帝“复置团郡故安铁官“⑧就是最好的说明。在《汉书·地理志》中琢郡下有铁宫，应置于故安县，中间废置了；直到永元十五年又予以恢复。这不是“并存”，而是单一的盐铁民营。确实，废止官营专卖以后，盐铁官依然存在。只不过东汉巳将权力下放到了郡县，因此盐铁官由郡县统管。即使是私营，仍要通过盐铁官批准，并按期交税才谁进行。我们可从山禁之严中看出来。前引的木建四年顺帝之沼曰， “凡民入山开采，命有司检察“，如果未获批准，应当禁绝。这是盐铁官的职掌之一。
自和帝即位后，确是民营征税。桓帝延嘉七年(公元 164年)，史朔迁河东太守，“被一切记书当举孝廉，56知多权贵请托，乃豫救断绝书属。中常侍候览果造诸生密书请之，并求假盐税“。①“集解”引沈钦韩注： “菜河东有两盐池，则后汉仍榷其税。“据此不但证明东汉桓帝时仍是民营征税，而且说明盐业行政与税务仍届郡县主管。否则，侯览也不会向太守借盐税，太守也不会有权拒绝。
(四)、使者“监卖”不是专卖
关于“监卖”制度作法怎样，又起于何时2这个问题值
得探讨。 《三国志·魏书·卫朗传》曰：
“关中f肢之地，顷遗荒乱，人民流人荆州者十万
余家，闻本么会宁，皆企望思扫。而J3者无以自jk，诗将
冬竟招怀，q为部曲。环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
一且变动，必有后忧。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散放，
宜如旧置使者监卖，口共立且市翠牛。若有归民，以供
给之。勤耕积粟，LJ半殖关中。运民闻之，必日夜竞还…
…免口白太祖。太祖从之，始遣揭者仆射盆盐官。“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恢复监卖制度的时间是在献帝建安
列年。至于创始的年代，史料元征。但从卫规结苟或之书
看， “自乱来敬故，宜如旧，置使者监卖”句，说明至少创于
“乱”之前。而“乱”，是指黄巾起义，这是封建正统史家对农
民起义的诬称，那就是说，监卖制度应于黄巾起义以前就已
有了。黄巾起义是在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爆发的，
就目前掌握的史料分析，中央派使者监卖盐业之制，似在延
嘉七年至光韧七年(公元164——184年)之间，①因为延嘉七
年以前，仍是大守统管盐铁业，派盐铁官收税，并将盐铁税
一部分上交给天于。即使有权的中常侍侯览个人窃书借河东
郡的盐税，也“积日不得通”。说明这个时期还不需要派
“使音”监督盐官，以保证朝廷的税收，
东汉对盐官的职家有明确的规定， “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⑦之所以置中央使者对盐官实行监卖，无非是郡县保证不了上级的税收。东汉中后期盐铁税的关链在“民锅”这一环上，要掌握盐的销量、销价，从而征税。因此， “使者”的职掌似应如此。为什鸟郡县保证不了朝廷的税收，而必须派使者监卖呢7我认为有以下的原因：一是郡县盐铁官本身的问题。和帝即俭后之沼讲得很清楚，实行专卖后“以违土意”，其根源是“吏多不伊，“动失其使”。民营收税后，更治不见得会有所好久磁口卫朗所云，献帝建安韧年之所以恢伊使者“监卖制，也是因“乱来敬放”，管理不严，盐税保证不了上交。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郡县抓得不紧，不但盐米价格昂贵，而且人口也减少；反过来，则“盐米丰残，十倍于前”。①安帝时，虞切为武都太守， “始到，谷石干，盐石八干，见户万三干，视事三岁，米石八十，盐石四百。流人还归，郡户数万“。②说明在同一郡中，由于前后太守采取的措施不同，则效果差别很大。武都那在二三年之所以变化大，主要是因为虞销平定羌胡之后，采取倍道、开河、招抚流民等措施的结果。这样，郡县就能保证上缴朝廷税收，反之，象虞钥的前一任太守，就差远了，盐价很高人民买不起，当然就保证不了税收。二是桓灵党铜之祸以后，东汉政局不稳，王枚日衰，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因而各地酝酿着农民起义。直至光和七年，终于思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朝廷为了应付内外战争的需要，必须按刮民队因而中央派“使者”监督盐官，以加紧对盐铁税的征收，也有这个可能。
当然，献帝建安初恢复“监实”盐官之制，那是另有原因的。主要是对流民的安置问题。流民问题是历代统治者最赖手的问题。不但政府减少了赋役的对象，地主阶级减少了地租，因田地荒芜，而更重要的是流民聚集于Ib泽，以致酿成大的起义。关中人民十万亲家流入荆州后，又出现了“例流“的现象。可流民回本土后，不解决土地、耕牛、农具、种子等问题，依然是社会不安因素。而诸将又收之成为部曲，造成军阀势力脑肠严重威胁中央政权。为此，中央恢复“使者”监盐官，以保证税收的征取。以盐税“益市犁午，若有归民，以供给之“，达到“勘耕积栗，以丰殖关中”，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东汉时期北方少数民族骑兵和汉朝步兵介绍
更新时间2006-5-23 7:15:00 字数：5999
东汉时期北方少数民族骑兵和汉朝步兵介绍
作者：穆斯塔法
在文章的开始需要说明四点，第一：在这篇文章中，关于汉朝少数民族骑兵的资料大多取自匈奴骑兵。第二：在一场大规模的战斗中，完全的步兵编制很少见，而完全的骑兵编制更少见，所以大家在看着篇文章的时候，请注意。第三：因为时间关系，着篇文章中的很多地方是我直接摘抄的，所以并不属于原创。
在我们详细考察一下一支以骑兵为主的军队和一支以步兵为主的军队之前，有必要对骑兵与步兵进行分类，骑兵的分类，至少是分为马镫时代和无马镫时代，因为马镫能将骑兵与马匹很好的结合成为一个整体，使马镫时代骑兵的突击能力大大增强.在《马镫和封建主义——技术造就历史吗?》译文及评注中，有如下文字:‘马镫，除了由鞍鞯和驰驱所提供的前后两方的支撑之外，又加上了侧面的支撑，于是有效地把马和骑者溶合成为足以发挥前所未见的强力的一个单独的战斗单位。战士的手不再直接用于打击了，它只用来指导打击的方向。马镫就这样用马力代替了人力，无限量地加大了武士损害他的敌人的能力。‘为了在下文中便于叙述，暂不对骑兵进行更详细的分类，而步兵则可以非常简单的分为轻步兵和重步兵，如果再细分一点，可以分出一类中装步兵.而许多人也习惯将骑兵分为轻骑兵和重骑兵，如果按史书上把重骑兵定义为人马都披甲，那所谓的重骑兵就不在我们所讨论的范围了，因为东汉时期，开始在战马的胸部装上皮革制成的“当胸”，（这个在《三国志。鲍永传》里有记载）。到了三国时期，开始出现比较完善的马铠，但是当时这种装备非常的珍贵。曹操在《军策令》中说到袁绍有三百具马铠，然后伤心的说自己的军队连十具也没有。 到了官渡之战时期，袁绍上万骑兵部队加在一起还是只有几百具马铠，重骑兵的比率不过只占全部骑兵的百分之三。这时的马铠仍然用的是皮革甲片，长矛的正面狠命穿刺仍然可以洞穿护甲。
那么北方少数民族骑兵在当时又是什么样的装备呢？首先从战马来讲，匈奴马匹身体略矮，头部偏大，应属于蒙古马。蒙古马虽不十分高大，但体能充沛，耐力持久，行动迅速，非常适应高原环境，因此，蒙古马作为草原战马更较其他马种占有优势。这些优良的战马再配上先进的御马工具——马笼头和便于乘骑的马鞍，大大增强了匈奴军队的战斗能力。《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兵种“尽为甲骑”， 表明战马是匈奴军事的重要组成元素。“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充分显示了匈奴帝国强大的军事实力。
再从兵器上来讲，《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兵器“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考古发掘资料与此正相吻合。匈奴墓地发掘情况显示，兵器一般出土于男性墓葬中，以铜、铁、骨、木质地为主，主要有弓、箭镞、弩机、刀、剑、戈、矛、斧、流星锤等。 匈奴的弓多木质，上有华丽的装饰构件，其长可达1.3米。 匈奴箭镞形制多样，有铜、铁和骨三种质地，其中包括著名的发信号用的匈奴鸣镝。目前虽然还没有发现可确认的匈奴鸣镝，但我们可从稍晚的契丹族鸣镝得到启发。其他的作为兵器的匈奴箭镞出土数量众多，尤其是在外贝加尔南部、蒙古北部和中部地区出土的箭镞特征鲜明，散发着慑人的力量。看着它们至今依然锐利的前锋，再假以弩机或剽悍的神射手弯弓发射时的威力，人们仍能真切地感受到它们巨大的杀伤力和穿梭于刀光剑影中生命的脆弱。 匈奴刀剑多以铁制成，还有少量的铜刀。刀大多安装有木柄，分直背弧刃、弧背直刃、直背直刃等几种形制，刀鞘带有装饰物。匈奴短剑多发现于鄂尔多斯地区，具有较明显的鄂尔多斯式短剑的风格，双刃，柄末端常装饰有动物纹饰，有的为铃首或环首。长剑一般长1米左右，双刃，有的有柄，有的无柄，多锈蚀严重，难见其原来面目。匈奴墓葬中出土的斧、矛和戈应是对中原兵器的引进和借鉴。这些匈奴短兵器在辽阔的帝国疆域内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
最后从铠甲上看。在需要近身搏斗的冷兵器时代，士兵装备的坚实与否会极大地影响着军队整体的战斗力。匈奴人深谙此道，非常重视士兵的保护，他们不像中原士兵靠盾牌保护自己，而代之以更省劲、更坚固的盔甲来装备自身，形成“尽为甲骑”、机动灵活而又庞大的匈奴骑兵。出土的匈奴头盔继承了北方草原的传统，与北京昌平西周白浮木椁墓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南山根出土的东胡族青铜头盔形制相仿，匈奴的头盔仍为青铜质地，素面无沿，盔顶有方钮，两侧护耳下方有系穿带子的小洞，两面开口，佩戴可不分前后。从其形制看，我们可以了解匈奴头盔的系戴方式，同时也可体会到这样的头部防护在激烈的肉搏战中对士兵所起到的良好保护作用。匈奴铠甲比起头盔来更少见，高勒毛都M32出土的匈奴甲残片青铜制成，呈鱼鳞状密布，显得非常坚实。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利用匈奴青铜甲片复原了一件匈奴铠甲，尺寸约为65×50㎝，分前后两片，由众多的圆形青铜甲片组合而成。甲片之间原应用皮条连系，但皮条已腐朽，因此只剩下甲片。
那么说完了游牧骑兵，再来看看东汉步兵的装备。
铠甲，普通士兵是熟牛皮制成的护住前胸背部的皮甲；高级一点是鱼鳞铠，几千片铁片密密麻麻的，而且是汉代士兵的最好装备，因为铁黑色，所以又叫“玄甲”
说甲就不能不说盾，盾在当时更接近防御工事而不是兵器，盾小橹大，都是一东西，一般是木制，出土的漆盾记得两厘米厚。蒙皮铁盾太重，除了对抗骑兵的时候一般不用。小盾也有，叫做“钩镶”，据说是前面带有钩子的小盾，能锁拿敌人兵器，而且本身也有一定攻击力。不过使用要相当技术才可以。环首刀配合钩镶就是长兵器的克星。不过想来这种兵也不容易训练。 至于大盾，是先秦时吴地的比较有名，所以也叫“吴科”，屈原楚辞里有句“……操吴戈”有人认为就是“吴科”之误。
关于刀剑说，环首刀的环是缠布绑在胳膊上避免掉落的。越长环首刀越难使。出土文物显示孙吴士兵环首刀平均长度是70多CM。而蜀汉是120CM可见两国士兵战斗力和锻冶水平。长刀外还有随身短刀，因为贴大腿挂叫“拍髀”应该算是长匕首吧。
戟，三国的重头兵刃，长短都有，规格不同，步兵的一人高，骑兵的越长越厉害，不过也越不容易使。形制简单的戟就是一横一竖如“卜”形。三国出现“雄戟”横上翘，竖加了个弯钩。典韦死前发威使戟“一叉入 十余矛摧”就是用的这种雄戟。
矛槊，和戟长度差不多，就是一木棍插上各种头。最长的有三丈，用来破骑兵的。
弓弩，计量单位分斤（0。2228公斤），钧（三十斤），石（120斤 与普通度量衡不同）三级，一般弓用斤，弩用钧，石。一般弩是三十弦一弓，诸葛弩失传，残念。骑兵也有专用弩，实物已经出土。
至于剑当时基本不算兵器了，就是无聊文人装风雅的东西，也就是曹丕、鲁肃有钱有闲的才练。至于练好了好象也是门技术。
拋石装置，曹操在官渡之战使用一种拋石车，因拋石时声音很大，所以命名为‘霹雳车‘。为史书中最早有记载的拋石装置(资治通鉴：袁绍在营 中堆土成山，建立高楼，向曹营射箭，曹操建霹雳车，用巨石 攻高楼。)。其原理是利用杠杆原理拋石来攻击敌方城池或城防设施和人员。
如果一支以骑兵为主力和一支以步兵为主力的军队对抗，那么我们可以不难发现：
1，骑兵对步兵的最关键的优势：机动能力强，能迅速打击对手的弱点。可以在关键时刻做猛烈突袭插入敌阵的中心起到极大的破坏的作用。骑兵一般是主要的突击力量，骑兵从侧后突击敌人的阵势，配合正面主力的进攻。
2.骑兵有速度和力量以及高度的优势，马匹的重量和速度加强骑兵的冲击力和打击力，是非常强悍的突击力量，步兵在这方面明显劣势。
3.骑兵有气势和心理上的优势，居高临下看人让人有成就感和优越感，相反的则让人有自卑感和危机感.
4，步兵由于机动上的劣势一般是处于防守地位.一般无法主动进攻及追击，在追击作战中如果没有大量骑兵投入，难以取得很大的战果。
5，在丛林、山川以及攻城与守城作战时步兵又占有优势，骑兵在狭小的地带无法发挥其机动等优势。所以在我国南方水网密布地带，骑兵难以有所作为，同时，在西方的意大利半岛，伊里比亚半岛（现在的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巴尔干半岛（主要是以前的希腊，马其顿，色雷斯），大量的骑兵同样难以有用武之地，骑兵由于对地形条件的要求比较高，在很多地区不能发挥其战斗力，我想已经形成共识，在本文中就不详细探讨了。步兵的正面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但是在其侧面与后面则非常之薄弱，做个简单的模型，如果我军拥有步兵一万名，那么如果我们的正面拥有200人则侧面只有50人.
那么步兵的优势又在那里呢？
无论是对于重甲骑兵还是骑兵射手，步兵战胜他们的杀伤利器都在于强弓硬弩。因为在作战中，步兵缺乏战术机动能力，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只有比骑兵的机动更快同时必须是远程（因为为了形成战斗力，步兵必须保持严整的阵型），才能有效战胜骑兵，而这种武器的特征正是强弓硬弩所具备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对于强弓硬弩的态度，我们会很容易的发现，以轻骑兵为主力的蒙古人对于强弓硬弩愤恨之极，一怒之下，居然下令废除强弩的制造技术（呵呵，看到蒙古人这么豪爽的行为，我现在还想废了核武器呢！）；在欧洲中世纪，出于对于骑士地位的尊重，也曾下令禁止使用强弩，因为一个地位低下的农民就可以用一把强弩杀死一位勇敢的骑士！当然，仅仅凭借强弓硬弩是不能战胜骑兵的，还记得我们在上面的文章中提到的长达三丈的矛吗？四个经过短期训练的战士，在骑兵突击前，在自己的前方树起高3米，宽1.5米的橹，三个战士半跪在地上，用头和肩膀支撑橹（橹自己本身就有支架，用战士支撑是为了对抗骑兵的冲击）另外一个手持环首刀站在侧面，用以斩杀落马的骑兵，至于矛是通过橹中间的一个小孔透出的，末端插在地上用于支撑。那么是不是骑兵在冲击的时候面对的第一层阻力就是这些巨盾士兵呢？答案是否定的，在这些巨盾战士的前面还有一道木制拘马构成的防护线，而拘马前面还有宽2米，深1.5的壕沟，在壕沟前面还有大大小小内制锋利木刺的陷阱和鼠洞般大小的拌马。
OK，到了这里相信大家经过如此繁复的介绍，对于当时的骑、步兵都有了初步的认识，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后勤补给。
凡是军队出发，（怎样）在敌人那里得到粮食，是最要紧的事务了。运粮不但开销大，而且情况不容许走远路。有人曾经计算过，一个人背４０公升米，一个士兵自己带五天的干粮。一个民夫负担一个士兵的军粮开销，一次可以走18天；（４０公升米，1个人每天要吃１.３４公升米，两个人一起吃，18天就吃完了。）如果把回程算在里面，只能往前走九天。两个民夫负担一个士兵的军粮开销，可以走26天；（８０公升米，3个人每天吃４公升，8天以后一个民夫背的米吃完了，给他6天的粮食让他回去，后18天两个人每天吃２.６公升米加干粮）。如果把回程算在里面，只能往前走13天（前8天每天消耗４公升，后5天和回程中，每天吃２.６公升加干粮）.3个民夫负担1个士兵的军粮开销，一次可以走31天（１２０公升米，前6天半4个人每天吃５。３公升，然后减去一个民夫，给他4天的粮食，后面17天三个人每天吃４公升米，又减去一个民夫，给他9天的粮食；最后18天，两人每天吃２.６公升米加干粮）把回程算在里面，只能往前走16天（前6天半每天吃５。３公升米，中间7天每天吃４公升，后面11天和回程每天吃２。６公升加干粮）3个民夫负担1个士兵，已经到了极限了。如果出兵十万，辎重部队要占去三分之一，能真正参加战斗的士兵只有七万人，已经要用30万人运粮了，再要增加就难了。（途中回去的民夫要有士兵护送，因为运途中有死亡和生病的，人数会略有减少，而且所减掉的人数所少消耗的部分粮食，正好给护送士兵用）。运粮的时候每人背４０公升米，这是用总数来算的。其中队长不背米，管打柴和汲水的要减半，这些人的部分就要平摊在其他民夫身上。如果（途中）有死亡和生病的（民夫），他们所背的米，又要平摊，所以每人所背的量，常常要超过４０公升。所以军队里不能有人吃白饭，多一个吃白饭的，就要有两三个人为他负担军粮，还有可能会不够。如果用牲畜车辆来运粮，那么骆驼可以运２０１公升，马和骡子可运１００公升，驴子可运６７公升。比起人运来，虽然运得要多而消耗要少，但是（路上）不能按时喂养和照顾，牲畜很容易消瘦死亡，一头牲畜死了，那么就要连它所背的粮食一起扔掉，比起用人运粮来，好处和害处各居一半。骑兵就更多，因为还要加上战马的草料，在作战期间，战马是绝对不能放养吃粗料的，那么每匹马3斤/天的草料，兽医所需的补给，和马匹的给水（自己去算算费用吧，看了我写的这么多，也该劳动一下了）。
好了，本来打算把骑兵作战中的一般流程也写出来的，但现在忽然失去了写的热情（上面的文章连写带抄用了3个多小时，达到极限了），下次再说吧。
最近一直在追看猛子的《大汉帝国风云录》，记忆里面这还是本人第一次对一本小说如此关注。这篇文章也是特意为此书写的.所以除了除了猛子，谢绝其他人转稿，谢谢。
补充:长戟，汉代最主要的格斗长柄兵器，骑步都离不开它。而与长戟同样重要的，还有矛，都大量使用，也都已经
是钢铁制品了。 短柄兵器 是刀和剑，出土的钢剑中有的可长达124CM，刀是汉代开始兴起的，战国时期还未出现，
汉初时铁剑仍是主要短柄兵器，但刀出现后，就逐渐的把剑排挤出去了，成为广泛使用的兵器。 汉初的防具主要仍是
铠甲和盾牌。盾牌有木制、皮制和铁制，常见的样式为底缘齐平，上端由两重弧线组成葫芦形，中脊隆起的形状，大约
相当士兵的三分之一身高（50~60CM），后来在铁盾上再安装上上下两个利钩，就成了一种新型兵器--钩镶，可攻可
守。汉代的甲胄主要是“玄甲”，也就是铁铠 ，它逐渐完善并排挤了传统的皮甲，由甲片镶嵌而成，而当时所使用的
铠甲片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大型长条甲片（某出土的高23.4CM，宽4.4CM），也称甲札，其高度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变短；第二类甲片比第一类小得多，形状也更接近正方形（高4.6~5CM，宽2.7~3.4CM，重10克），一般下缘
较为平直，上缘两角成圆弧状；第三类，体型最小，更接近正方形，高不及4CM，宽不到2.5CM，这种甲片的另一种
样子是作成槐叶或柳叶形状。用上面三种甲片可编成两类铠甲，就是由大型长条甲札编成的札甲和用中小型甲片编成的
鱼鳞甲，另外札甲中又有无披膊和披膊之分，骑兵大多使用无披膊的。皮甲成为铁甲的配角，但仍作为重要的辅助性防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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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没有马鞍马镫吗？
更新时间2006-8-11 0:33:00 字数：7776
作品相关 汉朝没有马鞍马镫吗？
转贴自http://www.cqzg.cn春秋战国全球中文网2004-07-07
汉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其初步奠定了中国后世2000年的大致疆域，从此使“天下一统”的观念深入汉民族的内心深处，并且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对周边地区甚至远至中西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次使中国作为一个稳固强大的帝国登上世界历史的一级竞争舞台。汉朝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这一力量的最重要来源就是它能征善战的骑兵部队。而对于骑兵来讲非常重要的马具，其最关键的马鞍和马镫在两汉时代、尤其是西汉是否存在的问题也就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情。
对于这一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在考古中发现西汉马鞍和两汉马镫的实物和雕塑、绘画等方面的证据，传统观点是这样认为的：“西汉时，马鞍、马镫仍未出现，多少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⑴、“……（西汉）但马镫仍未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⑵而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及本文所说的“马鞍”并非指其广义上所含概的所有用于隔开人体和马背的物体，而是指其狭义，即两端上翘的“高桥马鞍”。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里就要对此进行一下粗浅的讨论。
马鞍和马镫是全套马具中继马嚼和缰绳之后最重要的发明。在没有鞍镫的时代，人们需要骑跨于裸马的背上，仅靠抓住缰绳或马鬃并用腿夹紧马腹使自己在马匹飞驰的时候不致摔落。但这种方式是很不可靠的，首先是长时间骑马容易疲劳，同时在奔跑的马背上也难以有效地使用弓箭，而在近战中，骑手无法随心所欲地使用刀剑和长矛，劈砍或刺杀落空、双方兵刃的撞击等都随时会令骑手从马上滑下。因此这一时期骑兵除速度占优外，其战斗力是远不如脚踏实地的步兵的，所以在骑兵到达目的地后，往往下马作为步兵投入战场，亚历山大时代的马其顿骑兵就是如此。
第一个革新（这只是一般性的看法，但其实际的发明顺序不一定是这样）是高桥马鞍的出现，马鞍两端从平坦转为高翘，限制了骑手身体的前后滑动趋势，提供了纵向的稳定性。第二个则是马镫的使用，它通过固定双脚提供横向稳定性，同时在马鞍的协助下将人和马结为一个整体，使骑兵利用马匹的速度进行正面冲击成为可能。西方学者这样评论进入欧洲的匈奴人携带的新装备：“马鞍是人与马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关键。匈奴人独特的马鞍引起了罗马人的惊奇。他们的马鞍不像罗马人的那样由裹住马肚子的皮革制成，匈奴人的马鞍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有一个两头高的木制托架。这样不论马怎么跑，骑士们都能稳稳地坐在马背上。……相反，罗马人笨拙的骑术使不少骑手经常在战斗中失去平衡，而从马上掉下来，这通常很危险，有时甚至是致命的。……除了马鞍，匈奴人还从亚洲带来了一项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欧洲人从未见过的马镫。为了防止腿在长距离的骑马后会疲劳，人们在马鞍上系上了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这样，脚就有了可踏的地方。……尽管当时这种马镫还不完善，但它给骑手们一种安全感，同时也能让他们在马上站起来向各个方向转身。由于有了木马鞍和马镫，匈奴骑手们能在骑马的过程中朝每个方向射箭。”⑶鞍镫的引进，在欧洲来讲是一件大事，正是它使骑兵取代步兵成为中世纪战争的主力，“一旦马镫成为8世纪的法兰克人通用之物，马匹不仅能用于迅速集中力量，并且也能用来作战了。速度可以转化为突击。”⑷“马镫使中世纪穿戴沉重的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⑸由此可见其重要的程度。
既然马鞍和马镫是以骑兵为主力的作战方式产生的前提，从中国古代骑兵运用的情况中就大致可以发现一些端倪了。可以认为，在中国至迟到秦代，马鞍和马镫仍未产生。作出这一判断不仅是由于始皇陵兵马俑中具有表现细致的马具，却惟独没有高桥马鞍与马镫（图1），而且还因为在兵马俑战阵的布局上，骑兵数量相对很少，且被布置在远离主阵的侧面角落里，这说明在秦代以前，骑兵的作用只是侦察、侧翼包抄、骚扰遮断、偷袭和追击，并不能成为作战主力，更不用提独立承担整个战役了。
能够为此提供佐证的是孙膑对骑兵作战的叙述：“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背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迎敌击后；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关津，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振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蓄，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之利也。”⑹可见这一时期骑兵担任的只是辅助任务，拥有鞍镫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历史记载中汉朝骑兵的作战情况又是如何呢？
文帝时，“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卬。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威侯赤为内使，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⑺可以看出，此时汉军的骑兵在单场战役中的参战规模和所占兵力比例明显增大，已经不再仅仅担任辅助作用了。
自武帝以后，骑兵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高阙。”⑻“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⑼“其明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乃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⑽“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余里，击匈奴，过屠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⑾“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出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⑿“秋，蝗。遣浚稽赵破奴二万骑出朔方击匈奴，不还。”⒀“夏五月，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与天山，斩首虏万余级。”⒁“四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七万人出朔方，因杼将军公孙敖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游击将军韩说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强弩都尉路博德步兵万余人与贰师会。”⒂“冬，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⒃在这些战例中，可以看到两个趋势。一是骑兵在总兵力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大，随着车兵的逐渐退出战场，骑步两兵种在数量上的比率关系从十万比数十万，上升到七万比十四万，骑兵明显已经取代步兵而成为战斗主力，相反步兵则下降到“踵军”即跟随在后助战的地位，致于只由骑兵独立参加的战役更是屡见不鲜。二是往往一次战役就长驱奔袭数百里乃至一两千里进行会战，长时间骑马带来的疲劳问题愈发突出，如果骑手不能以充沛的体力投入战斗，取得河西、漠北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没有鞍镫的情况下，这样的战役几乎无法想象。
另一方面，从具体的战斗方式上看，早在楚汉战争时期，“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⒄能够采用此种在敌阵之中冲突的战斗方式，说明骑者在马上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稳性，否则极易摔下。
西汉时期，弓箭是匈奴和汉军骑兵最重要的作战武器，它的使用受到马具的严重制约。没有马鞍的时候，在奔马上射箭极为困难，因为骑手一边要双腿使劲夹住马腹并保持平衡，一边还要双臂用力拉开弓并尽量使射出的箭命中目标，即便是自幼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这一作战方式也是非常低效且难于实行的，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停住马射箭或干脆下马发射；当高桥马鞍投入应用后，它给予骑手一个纵向的稳定作用，使其可以在飞驰时向前方射箭，但由于横向上无有效支撑，朝左右方向甚至转身向后射箭时仍然容易跌落，是很危险的，前面引用西方学者的评价中就可看出这一点。但是，在史料中却有这样的记载：“匈奴追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⒅这种转身后射的情况，说明此时应已有马鞍和马镫的使用。况且在汉代的史料中，除个别故意表示轻蔑汉军者外，从未见到有关匈奴下马作战的记录，假如没有鞍镫的应用，这不能不说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古代弓箭的使用还受到天气影响，弓弦如果被雨水浇湿，作用将会大减，而假若遇上严寒天气，威力也会严重下降。宋人就曾记载：“契丹将耶律逊宁号于越者，以数万骑入寇瀛州。都部署刘廷让与战于君子馆，会天大寒，我师不能彀弓矢，敌围廷让数重。”⒆而在著名的白登之围中，“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围高帝于白登。”⒇“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21)在如此寒冷的境况下，匈奴和汉军的弓箭很难说还会保持威力，双方一旦接阵就会爆发激烈的白刃战。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没有鞍镫的骑兵战斗力不可能赶得上步兵，如果匈奴下马迎击，也不会是历来擅长步战的汉军的对手，要阻止汉军突围便是件困难的事情，那么长达七天的轻松围困就变得难以解释了。更何况此战匈奴的兵力虽据《史记》所称有四十万，却很可能是个虚数，因为在《史记》中原本就提到冒顿时期的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22)，扣除留守草原的兵力，又何来如此之多的人马？再说纵使“四十万”之数是准确的，由于游牧民族参加出征的人数中经常要包括大量妇女、老人、儿童等非战斗人员，其真正的作战兵力也远不会有那么多，加上前面所述近战中的质量劣势，应付起汉军的突围来更加捉襟见肘了。既然如此，不惧戎马的刘邦为什么还迟迟不敢突围呢？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当时的匈奴骑兵已经装备了马鞍和马镫，对步兵具有强大的近战优势和冲击力，冒险突围只会导致全军覆没。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两汉史料中出现了“突骑”这一叫法：“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桡乱也”(23)“会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等将突骑来助击王郎”(24)“贼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骑王丰，下马授光武，光武抚其肩而上，顾笑谓耿弇曰：‘几为虏嗤。’”(25)对于《汉书》中“突骑”一词的含义，颜师古注为：“突骑，其言骁锐可用冲突敌人也。”(26)颜师古是唐人，其注释未必就能代表汉代“突骑”的真正意义，那么在汉代史料记载中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光武北击群贼，（吴）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27)“刘永将周建别招聚收集得十余万人，救广乐。汉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堕马伤膝，还营，建等遂连兵入城。”(28)可见至少在东汉初年，骑兵已经能够担当站在头排正面冲锋、“先登陷阵”的任务了，利用骑兵的冲击力冲垮敌阵、步兵随后跟进决定胜负的作战方式已经确立。如果说在同匈奴的近战中仅仅是用骑兵对抗骑兵，双方彼此处境相同，对骑手稳性的要求不一定很高的话，那么在此要面对的则是以步兵为主力的敌军，若想正面冲击其阵，只有同时装备了马鞍和马镫才有可能办到。
尽管有这么多的文献证据证明汉代鞍镫的存在，缺乏考古方面的实证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所发现的最早表现高桥马鞍的文物是东汉末年作品，如雷台汉墓出土的骑俑（图2）和鞍马彩绘木雕；而最早具备马镫的雕塑作品是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中的骑马乐俑（图3），因这批俑中有马镫者只是在马身左侧鞍下有一个三角型镫具，仅及小腿一半高，而右侧则没有，且骑者的脚也未踏于其中，所以被认为是马镫的雏形，即用于上马的器具；致于最早的实物双马镫，则是辽宁北票十六时期北燕冯素弗墓的鎏金铜裹木质马镫（图4）。但迄今为止，对于西汉和东汉初年的高桥马鞍及两汉马镫，却始终没有发现其实物和能够证明它们存在的艺术作品。
未发现不等于没有。既然通过史书可以推测出它们的存在，就应该从“为什么这些东西没有出现”的方面去思考。
鞍镫产生于东亚是肯定的，但它们的发明是否来自中原汉地呢？从需求促成发明的角度上讲，很难想象一个以稼穑为生的农耕民族会比终年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对此有更急切的需求。从而可以推断，最早发明鞍镫的荣誉更应该属于匈奴等北方民族。这样，寻找其实物证据为何不存的方向就应转向匈奴。
如前面所说，公元4世纪入侵欧洲的匈奴人使用木制的马鞍，而他们所使用的原始马镫也只不过是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由于无论是原来居住还是西迁途中经过的地域，多半是稀树草原和沙漠，缺乏树木，这必定会限制制作高桥马鞍的数量而仅供贵族和作战士兵使用；同时在需要将供应不足的木材用于制造马鞍和弓的情况下，也不大可能再改进制造木质马镫，致于主要用于打造武器的金属则更加缺乏，用其制造马镫更加不可能。因此4世纪时的软式原始马镫应与两汉时代的匈奴马镫无大差别。反观冯素弗墓的双马镫，已经是很成型的东西，自然不会是后世马镫的祖先。那么在此之前，必定经历过一个相当长阶段的原始状态。因为西方记载中匈奴的“绷带”状软式马镫已具备了后世马镫固定双脚的功能，因而与长沙西晋墓骑俑仅用于上马的单镫相比，它更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马镫的祖先，而上马用的镫具只不过是为真正的马镫提供了外型上改进的榜样而已，因双镫也有帮助上马的功能，所以在它改进之后单镫就被取代了。说到这里，一看便知，原始纯木质马鞍和用皮革、麻纤维制作的马镫（或者说只是一种“绑带”而已），甚至是后来使用木制而无金属外皮的马镫，都是极易腐朽而难于保存至今的，即使能够保留下来，那些外表仅仅是一条麻布、皮带的物品，要准确判断它们的用途也是难上加难。这就是为什么始终没有发现汉代马鞍尤其是马镫的原因。
除去这些，还有一些国外考古发现和国内存在争议的艺术作品。如上世纪初蒙古匈奴墓地的发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诺音乌拉山脉一座陵墓墓室中的随葬品，这座陵墓是1912年一位蒙古采金工程师偶然发现的，1924年对它进行了科学性发掘。……幸运的是发现了一只中国漆杯，上有两段铭文，因此得以确定六号墓的年代：公元一世纪初左右。事实上，这是匈奴单于乌珠留的墓。……主要的运输工具是备鞍的马匹。马勒、马嚼和马鞍类似于斯基泰时代阿尔泰地区的同类物件。马鞍通常由填以毛料的两块皮垫构成，不过少数马鞍配有一个木框，前后装有鞍头，并且配备马镫。配有马镫的马鞍象征了一大进步。”(29)乌珠留单于死于东汉初年，如果能够证实这真是乌珠留的墓，无疑是给汉代鞍镫的存在增加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另外据称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个贵霜（公元1~5世纪）铜壶，壶壁浮雕花纹上有两个手持长矛的骑马骑士，马上均有绳索状脚镫。(30)而云南石寨山发现的处于西汉时期的古滇文化青铜战争场面贮贝器的顶部，也有一个骑无鞍马者的鎏金塑像，其双脚拇趾套在鞍前垂下的绳圈中，起到马镫的作用（图5），虽然其形制决定了只能用于跣足民族，但它的存在至少说明马镫的早期形态应近乎于此，而不是由上马用具发展而来，同时也表明了高桥马鞍的发明不一定早于马镫。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中，有一头横卧的石牛，在其背部即有线刻的鞍镫，是欧亚大陆能见到的最早骑镫，但其制成年代受到怀疑，原因是有人认为其上骑镫系后人所刻。而证据确凿的反映西汉马鞍和两汉马镫的文艺作品一直都没能找到。鞍镫的实物不易保存是客观现实，可为何汉代的雕塑、绘画等艺术作品中也没有它们的影子？这个问题比较令人费解，但至少有一种解释可以初步说明其缘由，那就是审美方面的原因。在历史传统中，一件新物品投入应用后，经常可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在美学上被人们——尤其是艺术工匠——所接受，在此之前制作的很多作品都仍然会保留它出现前的样子，即艺术创作上的“惯性”。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中国晋代以后也不乏表现没有鞍镫或有鞍无镫之骑手和马匹的作品。比如图6中的持槊骑兵和图7的披铠骑士，皆无鞍镫的痕迹，而使用长槊的作战方式与加剧骑手不稳定性的重甲骑兵的产生，都是以鞍镫的使用为基础的。再如在唐朝，马镫的使用已经很普遍了，“昭陵六骏”身上的镫具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图8），但图9中的骑马队伍却都未装备马镫，如果说是平民百姓缺乏财力倒还罢了（其实一副马镫也不见得是什么很贵的东西），而这里却是堂堂王家的盛装出行，且其所行路程也不会很短，否则规模如此浩大、擎着众多旌旗就没有意义了，那为什么所有的人还都让双脚空垂在那里受累呢？这只能说明绘制这幅画的人无视马镫的存在，也许他是感觉不美观，或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但终归是未将其画上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中国，在西方中世纪以后的美术作品中，也往往出现忽视马鞍和马镫的倾向，如图10中的匈奴王阿提拉，既无马鞍又无马镫。众所周知，正是匈奴人的三棱椎箭、高桥马鞍和原始马镫打败了罗马人的大盾、投枪和短剑。此种“疏忽”如果不是故意的，很难说得通。这种东西方艺术创作中共有的“惯性”对鞍镫进入艺术作品起到了相当大的阻碍和迟滞作用。
通过对以上文献和考古文物的资料观察，可以看出，尽管至今为止尚没有实物和艺术作品来证明它们的存在，高桥马鞍和马镫这两项对骑兵来讲至关重要的发明，在两汉时代仍然应该是已经投入应用的。正是它们使匈奴成为草原霸主，也正是它们推动了汉帝国在政治、军事上的大幅度扩张，为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固帝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扩散到北亚和中亚奠定了基础。相信随着汉代考古的进一步发展，两汉时期的马鞍和马镫最终会揭开它们朦胧的面纱。
⑴《百卷本中国全史_中国秦汉军事史》史仲文胡晓林主编颜吾芟著人民出版社
⑵《中国古代兵制》黄水华商务印书馆出版
⑶《阿提拉的传奇——匈奴人入侵欧洲》[德]艾克_施米茨收于《斯芬克斯——历史的秘密》系列丛书[德]克里斯蒂安_胡夫主编
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英]迈克尔_霍华德
⑸《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⑹《通典》卷一四九
⑺《史记》卷十_孝文本纪
⑻、⑿《史记》卷一一一_卫将军骠骑列传
⑼、⑽、⑾、⒇、(22)《史记》卷一一○_匈奴列传
⒀、⒁、⒂《汉书》卷六_武帝纪
⒃《汉书》卷七_昭帝纪
⒄《史记》卷七_项羽本纪
⒅《史记》卷一○九_李将军列传
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_太宗
(21)《史记》卷八_高祖本纪
(23)、(26)《汉书》卷四九_爰盎晁错传
(24)、(25)《后汉书》卷一_光武帝纪
(27)、(28)《后汉书》卷一八_吴盖陈臧列传
(29)《中亚东部的游牧人》N_伊什詹茨收于《中亚文明史》第二卷雅诺什_哈尔马塔主编
(30)E.ErringtonandCribb，TheCrossroadofAisa，London:theAncientIndiaandIranTrust，1992，pp.163~164摘自《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林梅村著三联书店2000年3月出版
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
更新时间2006-8-29 10:51:00 字数：7239
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
作者：马强，陕西理工学院文化传播系副教授
汉末三国处于秦汉统一向魏晋南北朝分裂战乱的过渡期。东汉王朝在著名的黄巾农民大起义中开始走向瓦解，历史进人群雄角逐、割据鼎立的三国时代。关于东汉王朝的灭亡、三国局面的形成、对峙、终结原因及其三国政治军事的成败，多年来学术界已从政治、经济、思想、军事诸多方面多有讨论，给予了深入的研究。但任何历史活动都是发生在特定时期、特定地理环境和生态背景之下的，汉末三国历史也不例外。本文从历史地理角度对东汉的灭亡与三国时期的军事战争、民间宗教试作新的分析。
一、自然灾害与东汉王朝的危机
根据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所揭示的我国古代气候变迁波动状况，东汉三国处于三代以来第二个气候大波动期。东汉末年格外突出的生态突变现象是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与此同时，东汉也是历史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阶段，地震、风灾、雪灾、蝗灾记载异常增多。东汉恒、灵以后，异常地理现象突出，瘟疫频繁流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给本就盛行徽纬迷信的东汉社会带来日益严重的心理恐慌。黄巾农民暴动恰好利用自然灾害与社会恐慌乘机起事；其中瘟疫流行肆虐是导致黄巾民乱的导火线。
瘟疫虽主要作用于人体，为人群流行性强、社会危害性大的传染性疾病，实际上也是人地关系中生态失衡所致，与气候、水灾、早灾等生态变异背景有密切联系。汉末人们对此已有所认识。曹植《说疫气》即明确说流疫发生是因为“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因而也属于自然灾害范围。史载，汉顺帝永建四年，“六州大蝗，疫气流行”；恒帝元嘉元年春，“京师大疾疫，……九江、庐江大疫”；汉灵帝位在位期间先后发生五次大范围的疫病流行。疫病肆虐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如曹植《说疫气》中所描绘的惨状:“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黄巾以太平道秘密结众，即以救治疾病为号召。《三国志》卷八注引《典略》说:张角太平道“师持九节仗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钦之，得病则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而张鲁在汉中施行五斗米道的作法也是“加施静室，使病人处其中思其过”。汉末，成都平原也曾爆发瘟疫流行，天师道由此而在蜀地盛行开来。东晋葛洪《神仙传》说张道陵于蜀中创天师道原因也是所谓“先是蜀中魔鬼数万，白昼为市，擅行疾疫，生民久催其害”。张道陵入蜀后厉行法术，驱散群魔，“于是幽冥异域，人鬼殊途”。抛开其中宗教渲染的神秘成分，也反映了天师道在蜀中借治病传道的事实。正是在这疾疫异常流行、百姓生活水深火热的大背景下，张角等长期借治病驱魔为名在民间秘密组织结众，最后终于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旗帜，于公元184年，三十六方，同日起事，酿成了黄巾起义这场席卷全国的民众暴动风暴，从而也敲响了东汉王朝覆灭的丧钟。
二、地理环境与三国政治割据概说
地理环境在中国古代政治、军事格局形成中所起作用问题，已经开始引起历史学、古代文学及经济史学界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两个层面。其中区域自然地貌、地形因素及其区域社会心理及民众性格等对以战争为先导的古代历史进程在不同时空背景下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意义。地理环境因素对三国军事战争的制约以及政治对峙制衡的作用就表现得十分突出。黄巾起义，群雄并起而兼并争战，赤壁之战与定军山之战后很快出现魏、蜀、吴三个割据政权鼎立局面，实际上正是东汉中期以来中原、巴蜀、荆扬三大自然地理与文化区域的分异在军事战略地图上的体现。黄河流域、长江上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分别为曹操、刘备、孙权集团所控制，历史进人了著名的三国时代。三国局面的形成固然是汉末各军阀政治军事力量较量平衡使然，也与三方所在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东汉末年，全国最早形成割据的是巴蜀地区。蜀地偏居西南，四塞险固，北有秦岭、巴山屏护，东有巫山、峡江险阻，距全国政治中心京都洛阳山高路远，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经济富庶，供给充足，一旦天下动乱、中央控制地方力减弱，则往往容易出现坐险割据。早在两汉之际，公孙述就曾占据巴蜀之地，开了秦统一中国后割据蜀地的先河。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伊始，也是刘焉首先称雄成都，张鲁闭锁汉中，率先宣布与东汉王朝分裂。后来刘备、诸葛亮能以三方最弱之实力而与曹魏抗衡，演出六出祁山、北伐曹魏的英雄活剧，并且能使蜀汉政治在西南中国维持四十多年，与汉中、蜀中“四塞险固”这得天独厚的区位地势不无关系。诚如西晋张华评论蜀汉战略地理时说:“蜀汉之土与秦同域，南跨髻笮，北阻褒斜，西即限碍，隔以剑阁，穷险极峻，独守之国也。”。曹操势力起于华北、山东，关东大部分地区平原广炭，地势平坦，适于骑兵进行奔袭歼灭战与集结兵团会战，加之黄河中下游平原是当时全国经济重心区和人口密度最大地区，这为曹操统一北方提供了良好的用兵军事舞台和兵源条件。因而经过官渡之战歼灭袁绍主力，曹操很快统一北方，称雄中原，占据当时天下九州中的充、豫、青、徐、冀、雍六州之地；有学者从政治地理学角度指出:曹操之所以很快统一北方中国，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原因外，“便是因为黄淮与海河平原是一个地域整体，无法予以分割。群雄争战的结果，只能是强者胜，不可能有较长时间处于分裂而不统一”，确实是颇有见地的。曹操集团在赤壁之战中却遭到空前的惨败，主要原因则在于战争发生地处于古云梦泽湖沼地带，又是长江中游血吸虫病流行区，这对以北方士兵为主体又长于骑兵平原作战的的曹军来说，是天然不利的地理条件，结果战争一开始，曹兵不习水战的弱点就暴露无遗，如周瑜据说“曹舍鞍马，仗舟揖，劼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败无疑，加之又很快感染瘟疫，损员惨重，曹操只好狼狈逃回北方，统一江南的曹字号战车也被迫叫停。孙吴南渡后定鼎建康(今南京)，军事战略一是凭借长江天险，北御曹魏；重兵驻扎三峡东口以据蜀汉；二是孙吴拥有荆、扬二州几乎江南中国的大部分为广裹后方，但长江仍是孙吴最重要的国防线。赤壁之战、夷陵之战都关系吴之存亡，两次重大战役孙吴皆以南方士兵习于水战，利用江面宽阔、汹涌澎湃的长江天险克敌致胜，化险为夷，确立了孙吴政权在江南站稳脚跟。从社会环境来说，东汉末年当北方地区陷人战乱、经济残破之时，西南巴蜀、东南江左相对平静，“人口与经济地位在全国范围内与北方相比有所上升，这种情况增强了与北方对峙的势力”，这也是促成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重要人文地理因素。
三、地理环境对三国历史的影响
地貌、地形因素的影响。地理环境对军事战争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历代军事家无不重视对地形的了解，《孙子兵法》中有《地形篇》专讲战争中地形在战役中的重要性，以及兵家如何在战前充分研究掌握地形制定战略。三国时期地形因素对战争制约最典型者要数魏蜀间对峙的秦岭。秦岭山脉高大险峻，横亘关中平原与汉中盆地之间，早在《山海经》中就称其为“天下之大阻”。战国时期的秦与蜀、巴、庸、楚的对峙，楚汉时刘邦与项羽的攻防进退，都曾利用了秦岭天险。三国时期，秦岭及其秦岭山间艰险的交通条件在三国魏、蜀战争中的军事地理作用尤其明显。秦岭对蜀、魏双方的军事作用恰好相反，一方面对曹操的统一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制约延缓作用，另一方面刘备、诸葛亮、姜维等则充分利用秦岭为天然屏障，不仅成功地阻击防御了曹魏西进入蜀，而且以汉中为基地，利用秦岭多条栈道声东击西，以弱国之兵连年不断北伐，有“六出祁山”、“九伐中原”之举。建安二十年与二十四年，曹操曾两度率兵西征蜀地北方重镇汉中，一是为征讨收降张鲁而来，一是为解决定军山之战夏侯渊败死残局而至。按照曹氏当时所拥有之兵力，一举西进攻下蜀地，将刘备集团扼杀于初创之时有很大可能。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曹操初次西进，收编张鲁、占领汉中时，“蜀中一日数警”，引起极大恐慌。但曹操最后却仅仅留下少量兵力守汉中，自己北撤回师关中；第二次经褒斜道征讨汉中，对攻打蜀汉似乎更无信心，最后留下“鸡肋”的感叹黯然退兵，最终放弃了汉中。仔细研究曹操两次西征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这位曾在中原逐鹿、屡败群雄的将军却并不适应山地作战，因而在汉中往往一筹莫展。第一次打张鲁，曹操走陈仓道，结果从散关至阳平(今勉县武侯镇)，一路行进艰难缓慢，且不断遭遇羌、氏土著武装的阻击，兵至汉中盆地西部边缘后，已经兵疲帅倦，本欲撤兵，只是因偶然的事变才乘乱攻下阳平，进入南郑，收降张鲁。第二次西进，在汉中与刘备对峙数月，苦苦无败刘计策，竟哀叹南郑为“天狱”而北撤，究其原因，仍然是极不适应秦巴山地的地形。不少学者认为，曹操放弃汉中，等于放弃了夺取蜀中的大好机会，因而统一西南大业难以实现。其中原由多归结为急于回许昌逼献帝篡权代汉，无心在汉中恋战。实际上如果从秦岭具体的自然地理与交通条件分析，就会发现此种见解并没有抓到问题的要害。可以说疏于对秦岭地理特点的了解，拙于山地作战，是曹操两次西征失败的主要原因。反过来说，假如曹操占领汉中后集重兵一举攻下蜀中成都平原，显然三国历史将会重新改写。历史上自关中攻打蜀地很
少有成功者，就在于长于平原作战的北人很难适应秦岭山地特殊的地形，在此往往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三国魏蜀争战的事实表明，秦巴山地的军事地理作用对于南北两个方向的战略进攻难度与效果是各不相同的。自南向北，秦岭是有效的天然掩体；自北向南，秦岭则往往是一大很难逾越的天然险阻。
当然，地理环境对战争的制约也是辩证的，秦岭天险一方面成功地屏护了汉中盆地与蜀中平原的安全，但同时也为诸葛亮北伐制造了粮草运输的致命困难。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六出祁山战役有四次是因为秦岭栈道交通艰难，粮草难继被迫退兵。即使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也在北伐实际中难以奏功。有些学者认为，诸葛亮北伐之所以屡屡失利，在于用兵过于谨慎，绕道迂回祁山进军，而否决魏延兵出子午谷的军事奇策。实际上乃不谙熟秦岭诸栈道地理交通路线实际状况而作的评论，且不说褒谷至子午道之间并无横向间道支线可循，子午道北口已经逼近长安郊区，曹魏一直有重兵防守，即使冒然出兵打出子午道，以蜀汉疲惫之师在魏军以逸待劳的防守下，也很难克敌致胜。而走祁山一线，地势较为平坦，陇西天水郡又是东汉以来著名的产麦区，当地杂居的氏、羌又向来与曹魏不和，可资利用，因此诸葛亮选择出兵祁山，自渭水上游向东推进，进逼关中，以求缓进取胜，不失为可行之策。当然这样一来，战争进程较为缓慢，很难短期见效。对诸葛亮来说，也实为两难选择。但无论如何，秦岭在蜀魏之间出现长达四十年之久对峙格局中作用甚大。实际上一直“具有直接而强有力的划界作用”，因之也就成为两国的天然军事分界线。
气候因素。历史地理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动乱与气候寒热波动有一定函数对应关系，也即历史上寒冷期易发生民族战争、疫病流行与社会动荡。而军事战争的发生和成败与气候因素无疑也有很大的关系，这在秦末陈胜、吴广农民暴动、明末陕北李自成农民起义以及法国拿破仑滑铁卢战争等历史战例中都是一再被印证了的。三国时期气候处于中国气候学史上东汉南北朝寒冷期，而且向来较为温暖的江南地区也常常出现严寒天气。黄初六年(225)十月，魏文帝曹丕南下广陵(扬州)视察水军演习，因淮河结冰受阻而返。《三国志·魏志》卷二《文帝纪》云:“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族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人江，乃引还”。此乃有史以来淮河历史第一次结冰的记录。《三国志·吴志》卷二载:孙权赤乌四年(241)春正月，江南地区“大雪平地深三尺，鸟兽死者大半”；孙吴太平二年(257)二月，建康一带也出现降雪“大寒”天气，致使孙亮下诏“大赦”(《三国志·吴志》卷三)。甚至在孙权嘉禾三年(234)，出现“九月朔，陨霜杀谷”的奇寒低温。南方如此，北方的寒冷自不待言。但三国时期的气候特征却并非完全干冷，是以寒湿交替状态出现的。在中国西南地区，寒冷期中降雨量并未减少而有增多趋势。三国时期寒冷多雨的气候对魏、蜀、吴间的战争成败也具有典型的影响。如曹操死后，曹魏继续发动对蜀汉进攻，建兴八年(230)，“司马懿由西城，张合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汉中”在丞相亮于城固赤阪严阵以待下，加之“大雨道绝”，结果“真等皆还”(《三国志·蜀志》卷三《后主》)，蜀汉的国家危机暂时得以解除。多年以后，曹魏方面还有人提及这次因阴雨导致的军事行动的失败:“昔子午之役，兵行数百里而值霖雨，桥阁破坏，后粮腐败，前军县(悬)乏”，因而被迫退师。此外在赤壁之战、钟亭之战中，曹操、刘备的失利均与气候不适有关。
三国时期的疾痊及影响。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发的高峰期，寒冷的气候，频繁的战争，常常引发瘟疫流行。而瘟疫反过来又对三国时期的宗教、军事、经济乃至社会心态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古代文献所记载的“瘟疫”、“疾疫”往往泛指流行性传染病，其致病机理、病种类别等至今尚不能完全考证清楚，但其作为一种对人类危害极大的自然灾害长期存在却是无疑的。三国时期战争频繁，疾疫也常相伴随，据有关文献资料统计，整个三国时代发生疾疫的次数多达二十二次，这对三国军事的胜败与人口的减耗关系甚大，这样也就相对延缓了战争进程。著名的赤壁大战，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曹军最后一败涂地，除了士兵不习水战外，军中爆发瘟疫是一大原因。《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载:刘备与曹操“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孙权晚年穷兵黩武，欲攻打珠崖(今海南岛)及夷州(今台湾)。名臣全琮劝谏，“权不听，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权深悔之”。结果两地没有攻下，吴军却损兵折将，大败而归；最典型的是，孙吴建兴二年(253)，诸葛恪领军二十万围攻曹魏合肥新城，连月不下，时值盛暑，军中爆发瘟疫，“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迫使诸葛恪无功而返。三国时期的战争之所以旷日持久且双方往往都难取胜，与这些频繁爆发的疾疫制约不无关系。
瘟疫对汉末三国宗教的盛行也有一定促进因果关系。汉末三国间，以巫师方士为主体的道教十分盛行。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环境因素考察，就会发现这一现象是以瘟疫流行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为社会背景的。前已论及，三国时期是秦汉以来自然灾害高发期，有文献记载的瘟疫次数高达二十二次之多。瘟疫导致的人口死亡并不亚于战争中的人口减少。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区的大瘟疫，著名的“建安七子”有四人因之染疾而死。后来魏文帝曹王回忆此事沉痛地说:“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三国末期发生于洛阳地区的流疫，竟然夺走该地区几乎多一半人的生命。《晋书·武帝纪》载，咸宁元年(275)十二月，“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瘟疫给时人造成的劫难惨状是触目惊心的，曹植在《说疫气》中说:“建安二十二年病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殖，或覆族而丧”。。这些由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灾难必然会对民众信仰与社会心理带来深刻变化。
流行于汉末三国时期的天师道即以宣扬长生不死为号召，以镶灾疗病为聚众手段，对当时处于战乱、瘟疫水深火热中的平民百姓有极大吸引力。《三国志·魏书·张鲁传》载:“张鲁割据汉中施行五斗米道，“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张鲁传》裴注引《典略》也说:“初熹平中，妖贼大起，汉中有张修为太平道，张角为五斗米道，太平道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病或自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云不信道”。本文第一节引葛洪《神仙传》也已指出张道陵于蜀中大邑鹤鸣山创天师道主要也是利用蜀地疫病流行，以祛魔攘疾为号召吸引民众的。《天师道》经典《太平经》中多处强调生命健康、养气长寿、防治疫气等道理和方法，显然是针对当时民众惧怕疾病、消灾免祸的杜会心理有意而为。这也是早期天师传播盛行
的重要原因。三国以后，天师道一支沿汉水传至荆襄、江南，经过东晋葛洪等改造在江南广泛传播；一支由汉中传至关、陇，五胡十六国时势力甚炽。直到北魏寇谦之“整肃道教”后才在北方废止。
综上所述，三国时期的地理环境对三国政治、军事、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使三国历史进程深深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其中自然因素对区域社会政治、军事、宗教的成败消长有明显的制约力量。然而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地理环境的影响力，更不能说起了决定作用。比如同样的地理环境，为什么当年诸葛亮亲自布署、蜀汉军民坚守近半个世纪的汉中防线于蜀汉末期在钟会的进攻下很快瓦解，使魏军长驱直入灭亡蜀汉政权?同样的长江三峡水道，为什么刘备东征会兵败夷陵，而三国末期的王浚自成都顺江而下，却能势如破竹，冲出三峡，很快灭掉东吴?这充分说明地理环境对一个时代的政治、军事成败并不能起决定作用。历史进程中决定性因素仍然是人在政治、军事中的主观能动性。但同时，诚如布罗代尔所说，地理环境因素并非只是历史活动静止的舞台背景，也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参与力量，人在历史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也毕竟有其能量极限，甚至有时往往不能超越自然环境的制约。这或许也是从地理环境角度研究三国历史进程所得出的最大启示。
作者：马强，陕西理工学院文化传播系副教授
湖湘蛮夷书友提供的《营法》
更新时间2006-8-29 10:57:00 字数：8080
中国的打仗方式，每战不论攻守先立营寨，立足于不败之地，再可攻可守.不立营就开打，是欧式战法.按汉军打法，北疆大战一定会在阴山脚下立营，再攻要隘，匈奴来袭，当据营死守，可以减小伤亡
<<武经总要>>
军志曰：止则为营，行则为阵。言营、阵同制也。法云：阵中容阵，谓队伍布列，有广狭之制。欲其回转离合，无相夺伦。营中有营，谓部分次序，有疏密之法。欲其左右救援，不相奸乱。卒有外寇侵轶，皆坚壁全备，莫得而动也。苟非规模素定，其孰能与于此乎？故司马宣王观武侯营垒处所而叹曰：天下奇才！美其法制精妙也。昔卫青出塞，以武刚自环（盖今之车营也）；充国屯田，则校联不绝（盖今之木栅营也）。
○李靖(营)法
凡大将军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即分为七军。如或少，临时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以三分为奇兵）。
中军四千人，内取战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为一队），计五十六队。战兵内弩手四百人，弓手四百人，马军一千人，跳荡五百人，奇兵五百人。
左、右虞候各一军，每军各二千八百人，内各取战兵一千九百人（共计七十六队）。战兵内每军弩手三百人，弓手三百人，马军五百人，跳荡四百人，奇兵四百人。
左右两厢各二军，每军各二千六百人，内各取战兵一千八百五十人（共计一百四十八队）。弩手二百五十人，弓手三百人，马军五百人，跳荡四百人，奇兵四百人。
凡马步军，通计总当万四千人，共二百八十队当战，馀六千人守辎重。下营之时，以四千人为中营，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厢四军，共六总管，各一千人为营，六面援中军。六总管下，各更有两小营。每队幕五口。若在贼境，地狭，则四步下幕；若地土广阔，不在贼境，则五步下营。
凡五十人为一队，其队内兵士须结其心。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结为一小队。
又合三小队，得意者结为一中队。又合五中队，为一大队。馀少五人：押官一人，队头执旗一人，副队头一人，左右亻兼旗二人。即五十人。至于行立前却当队，并须自相依附。如三人队失一人者，九人队失小队二人者，临阵日仰押官、队头便斩。不救人，阵散计会队内少者，勘不救所由，斩。
每军大将一人（别奏八人，兼十六人），副二人（军务奏亻兼，减大将军半）。
右方营法图
法曰：诸逢平原广泽，无险可恃，即作方营。兵既有二万人，已分为七军，中军四千人，左右四军各二千六百人，虞候两军各二千八百人。左右军及左右虞候军别三营，六军都当十八营。中军作一大营。如其不在贼境内，田土宽平，每营中间使容一营。如地狭，则不得使容一营地。中一在中央，六军总管在四畔，象六出之花。军出日，右虞候引其前营，在中央右厢向南；左军虞候押后，在中营后左厢近北，结角。两军虞候相当，状同日月。若左虞候在前，即右虞候在后，诸军并却转。其左右两厢营在四面，各令依本营卓幕，得相统摄，急缓须相救援。若欲得放马，其外营幕即狭长布列，务取营里面宽广，不使街巷窄狭，营外仍置拓队效此。
（图Ａ）
月营法曰：凡地带半险，须作月营。其营单列，面平背险，而两翅向险，如月初生。每营相去疏密，及安置队伍准前法。其门则临时计之。至若兵马多少，幕次所设，此大约也。如有警急，畜牧并于营后安置。
一说安营之法与圆阵相侔，每一大营有四十子营，营各四十幕为一部。其一子营皆空，其内入开，开三迳。十二旗、十六鼓，左矛右戟，前盾后弩，旗鼓中央，大将之所。余法准上同。
○裴绪营法
凡兵师之营，拟于城郭、宫室，必须牢固，不可得而犯乱也。其古法多依九宫、六甲、太乙、天门、地户之法，皆为疑惑，不便于事。今则但取山川地形、利便水草，随其险易为之，御平则方列，围水则圆关，山路则盘回，川流则屈曲，务于适时便用耳。
法曰：凡下营，非贼境，地土宽平，即布大方阵。营内有一十七小营，中间相去使容一营。如在贼庭，即须窄狭，不得使容一营。其营四角编入，仿佛使圆（圆则易守）。其一十七小营，计一万七千人。古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令加四千五百人为奇伏扬备，则军中之手足，以应时用。其非正门，不得辄出入，犯者论如军律。
◎诸家军营九说
凡安营部分之法，已载前说。其周营须设界限，立藩蔽，以捍外寇，旧法有九种：大约军不久驻，则为立枪、栊枪、车营、拒马之类；若兵久驻，则用柴营、掘壕、城营、木栅之类。符参卿曰：左贼境宿，用枪营，行用方阵，惟大将度宜而处之。今御军者，皆可约此为制也。
○立枪营法
凡军不久驻，可立枪为营。枪头间架令均。黄昏擂鼓，各着不枪，鼓声绝，刺枪讫，兵士更不得出白绳，便断烟火。营外置约铺，其外更着一人伏听。营外有警，当铺不得高声，敲枪传过。四面即如有警，豫作提防。
○栊枪营法
凡栊枪为营者，其枪如鸦巢，栊幕外七尺。栊枪之外，造土壕一重。枪去幕七步。衣甲器械，每人一堆，如有警急，易著衣甲。车马在傍横排。
○柴营法
凡柴营，其柴须密排，不通人过。其间钉橛，仍着不压之。其车横排，须问间架均，急疾转车，便可为城（或作袍）。若久住，营中置一望竿。
○掘壕营法
凡掘壕立枪，则白绳取定。其壕底阔一丈二尺，深一丈，口阔一丈五尺。其土向里拍作土岸，高四尺五寸，令实，勿至摧塌。里面削成。其上通人行，立壕门。掘彻，即权施浮桥，急疾折去。当界二十步，置一战楼，以门扇及他板木权造。壕唇外掘陷马坑一重，阔二十五步。每坑鹿角枪三根，失头入火令坚。近壕布棘城一重，阔二十五步（凡布棘令坚，为营，其棘须鱼罗布之，令棘头平阔三十尺）。
○筑城营法
凡筑城为营，其城身高五尺，阔八尺；女墙高四尺，阔二尺。每百步置一战楼，五十步置一风炮一具，每三尺置连枷棒一具，每铺更板并架城内，去城五十步，卓幕。城中置望竿，高七十尺。城外置羊马城一重，其外掘壕一重，其外阔三步，立木栅一重，棚外更布棘城一重，棘外陷马坑一重。
○车营法
凡车营法，车每五十步一乘，每百步取一乘为战车，车中出战队。其车子营及外营横排，牛在当中，拒马枪在外，仍连车辕为左右厢和门。
○木棚法
凡木棚，因敌所逼，不及筑城垒；或因山河险势，多石少土，不任板筑，乃建木为棚，方圆高下，随事深埋，木根重复，弥缝其阙。内重短为阁道，外柱一重，长出四尺，为女墙，皆泥涂之。栅外掘壕一重，阔二丈，深一丈。木栅里，每百步造战楼一具，中置望楼，以远探望。
○绳营法
凡绳营所以援马，若入敌境，刍牧不给，即须寻择水草放牧；每人给绊马索一条，入夜则为绳营，以护畜产。其制：立枪为杠，凡两重，上系马索，连绊相续。马居营中布，官健牧人四面卫马，使不得逸出。营外复出更铺，夜则环营击更鼓为备。内外军士各守本界，不得过从交杂，即奸人无便以入。
○拒马营法
每人配鹿角马枪两枝，去前枪城三步布置，须首尾相系，鱼鳞布之，则牢固矣。
◎下营择地法
夫下营之法，择地为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泽，右有流泉，背山险，向平易，通达樵木，谓之四备。大约军之所居，就高去下，向阳背阴，养生处实，无以水火为虑。居山在阳，居水避卑。不居恶名，谓豆入牛口之类；不居无障塞，谓四通八达之道，受敌益多；不居深草，恐有潜袭，或被火烧；不居水冲，恐有涨溢，或彼决雍。不居无水及死水，恐渴饮致病；不居无出路，谓四面地溢，恐被围难解，及粮运阻绝。不居无草菜，恐军乏绝；不居下湿，恐人多疾病，军马不利。
不居废军故城久无人居者，急疾无固守；不居冢墓间，与鬼神共处。春夏宜居高，以防暴水；秋冬不居清涧深阜，虑有延潦。兵法亦曰：山中之高，谓之天柱；泽中之高，谓之地柱；高中之下，谓之天狱；下中之下，谓之地狱。斥卤之地，草木不生，谓之飞锋。故村墟落、荒城、古寨，谓之虚耗；川谷之口，乏水无草，谓之天灶；穹隆钅敖背，四面平坦，谓之沃焦（亦名龟背）；神祠社木，谓之天社；丘陵之上，大出之口，谓之死地；大山之端，谓之龙头。凡过此地，并去无留。常令我远之，敌近之，我迎之，敌背之，则此利而彼害矣。
◎缘营杂制法
凡兵马，每下营讫，营主即须干当四司官典、司兵及左右，令分头巡队，问兵士到否。如有未至，即差本吏主持畜产及水食。如逃走，即牒所在捕捉。
凡军下营讫，司骑及佐分行巡视马驴，有疾者医，有疮者剪剔传药，有伤者申送，量事决罚。
凡下营讫，司胄及佐即巡队检校兵甲器仗等。如有破绽损污，即须修葺磨砺。如其弃失，申上所由，便为案记，准法科决。
凡在营，司仓及佐监管兵士粮食，封贮点捻，勿令广费。
凡兵士，每下营讫，先令两队共掘一厕。
凡营垒既定，其自外屠沽贩卖人一切禁断，营内自交易即不禁。
凡营门，各配随近将校守把。杂色职掌，亦专配一门出入，不得交杂。仍令识认，以防奸细。
凡军中，皆令三人或五人为保同行，不得分散。递相觉察，不得与外人私语军事，及受外人财贿，犯者重罪同保。
凡陷没人投来，当别差主务，勿使随军，恐为备用。
◎警备法
凡军营下定，常须防御。于营外去幕二十步列队仗，如临阵对寇法，昼夜严警。纵缝雨雪，并抽队官，并不得离队。每营留马五匹，并鞍勒放饲，防有警急，立要驰告。
凡都营警备之外，每军必别设兵候一曲，量抽战士三五十人，于当军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设外铺。每铺给鼓三面，自随。如夜中有贼犯大营，其外铺看贼与大营交战，即从后鸣鼓大叫，以击贼后，乘得机便，必当克捷。
凡军营下定，夜则别置外探，每营以折冲、果毅迭作蕃次。每面四人，每人领马五骑，于营四面，去营十里外游奕，以备非常。如有警急，驰报军中。或令马军至一更时举火相应，贼见火号，不敢偷营。
凡军营遇夜，又于贼来要路以探骑为暗铺，各持新炬藏火，递相应接。仍于路左草中伏人，或于高木遥望。如觉有贼，走报马铺举火，前铺应了，即驰赴大军，大军亦置望烽人举火相应（烽制具烽火门）。
凡马铺，每三十里一铺，以押官部押。
凡昼日有贼犯营，被犯之营即急击鼓，诸营以击鼓应讫，无贼之营即止，惟所犯之营非贼散，鼓声不得辄止。诸军各着衣甲持杖，看大将五方旗所指之方，即是贼来之路，装束兵甲，出前布列，未得辄动。如须兵救，听大总管进止。
凡每夜定铺时，每铺令贮火烟五条，干草一束，仍令种火。若有警军，每铺并相救。传铺相报，不得隔越，仍举火炬照之。中军即击鼓，令诸营遍觉。将士俱被甲胄，持弓矢，见走者即射，自然立定。贼若稍多，中军疾出兵救援。其偷营警军，多作叫声，宜审辩之。
凡军营，虑有突犯，即于营外常置拓队防护，并抽留营战队充。其队去幕三十步均布，队间容队。若贼来，拓队不敌，然后营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贼犯大营。
凡军营被贼来犯，大总管自将兵救之。常先与诸将潜约成，兵士随身带胡桃铃之类为号。被犯之营闻之，即知大总管兵至。或铎、或铃，皆不可预定，恐贼人偷号。
凡军营久住，于山谷贼路，掘断为土壕，阔三丈，深二尺，以细沙散土填平，每日检行，扫令净平。奸人出入与兵马往来，尽见。
凡军所驻，于奇兵中选骁果谙山川道路及久在军前人，与铺兵计会交牌，日夕递候于亭障之外，用捉生之法捉敌人樵牧问觇者，生禽以归，以讯问贼中事机。其举用勿令游奕人知。
凡军中，至夜，百步着听子二人，每更一替，充杂听伺。如夜闻敌营马嘶，则谋备夜出攻掠之类。其余仿此，以警不虞。犹令听探之不远，故又选聪耳少睡者，令卧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为之，凡人马行在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闻其中。每营置一二所，营中阔者置三四所。若孤镇铺栅，亦各置一所。听子须频改易回玄，勿常定处所。仍以子将一人斡当，每日一替。
凡军营中必为望楼，其数量兵多少大率仿地听之数。选明目能视三四十里、辨旗色者以为望子，亦频改易，勿常置一处。亦以子将一人斡当，每日一替之。
◎警备法
凡军营下定，常须防御。于营外去幕二十步列队仗，如临阵对寇法，昼夜严警。纵缝雨雪，并抽队官，并不得离队。每营留马五匹，并鞍勒放饲，防有警急，立要驰告。
凡都营警备之外，每军必别设兵候一曲，量抽战士三五十人，于当军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设外铺。每铺给鼓三面，自随。如夜中有贼犯大营，其外铺看贼与大营交战，即从后鸣鼓大叫，以击贼后，乘得机便，必当克捷。
凡军营下定，夜则别置外探，每营以折冲、果毅迭作蕃次。每面四人，每人领马五骑，于营四面，去营十里外游奕，以备非常。如有警急，驰报军中。或令马军至一更时举火相应，贼见火号，不敢偷营。
凡军营遇夜，又于贼来要路以探骑为暗铺，各持新炬藏火，递相应接。仍于路左草中伏人，或于高木遥望。如觉有贼，走报马铺举火，前铺应了，即驰赴大军，大军亦置望烽人举火相应（烽制具烽火门）。
凡马铺，每三十里一铺，以押官部押。
凡昼日有贼犯营，被犯之营即急击鼓，诸营以击鼓应讫，无贼之营即止，惟所犯之营非贼散，鼓声不得辄止。诸军各着衣甲持杖，看大将五方旗所指之方，即是贼来之路，装束兵甲，出前布列，未得辄动。如须兵救，听大总管进止。
凡每夜定铺时，每铺令贮火烟五条，干草一束，仍令种火。若有警军，每铺并相救。传铺相报，不得隔越，仍举火炬照之。中军即击鼓，令诸营遍觉。将士俱被甲胄，持弓矢，见走者即射，自然立定。贼若稍多，中军疾出兵救援。其偷营警军，多作叫声，宜审辩之。
凡军营，虑有突犯，即于营外常置拓队防护，并抽留营战队充。其队去幕三十步均布，队间容队。若贼来，拓队不敌，然后营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贼犯大营。
凡军营被贼来犯，大总管自将兵救之。常先与诸将潜约成，兵士随身带胡桃铃之类为号。被犯之营闻之，即知大总管兵至。或铎、或铃，皆不可预定，恐贼人偷号。
凡军营久住，于山谷贼路，掘断为土壕，阔三丈，深二尺，以细沙散土填平，每日检行，扫令净平。奸人出入与兵马往来，尽见。
凡军所驻，于奇兵中选骁果谙山川道路及久在军前人，与铺兵计会交牌，日夕递候于亭障之外，用捉生之法捉敌人樵牧问觇者，生禽以归，以讯问贼中事机。其举用勿令游奕人知。
凡军中，至夜，百步着听子二人，每更一替，充杂听伺。如夜闻敌营马嘶，则谋备夜出攻掠之类。其余仿此，以警不虞。犹令听探之不远，故又选聪耳少睡者，令卧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为之，凡人马行在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闻其中。每营置一二所，营中阔者置三四所。若孤镇铺栅，亦各置一所。听子须频改易回玄，勿常定处所。仍以子将一人斡当，每日一替。
凡军营中必为望楼，其数量兵多少大率仿地听之数。选明目能视三四十里、辨旗色者以为望子，亦频改易，勿常置一处。亦以子将一人斡当，每日一替之。
凡军营下定，常须防御。于营外去幕二十步列队仗，如临阵对寇法，昼夜严警。纵缝雨雪，并抽队官，并不得离队。每营留马五匹，并鞍勒放饲，防有警急，立要驰告。
凡都营警备之外，每军必别设兵候一曲，量抽战士三五十人，于当军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设外铺。每铺给鼓三面，自随。如夜中有贼犯大营，其外铺看贼与大营交战，即从后鸣鼓大叫，以击贼后，乘得机便，必当克捷。
凡军营下定，夜则别置外探，每营以折冲、果毅迭作蕃次。每面四人，每人领马五骑，于营四面，去营十里外游奕，以备非常。如有警急，驰报军中。或令马军至一更时举火相应，贼见火号，不敢偷营。
凡军营遇夜，又于贼来要路以探骑为暗铺，各持新炬藏火，递相应接。仍于路左草中伏人，或于高木遥望。如觉有贼，走报马铺举火，前铺应了，即驰赴大军，大军亦置望烽人举火相应（烽制具烽火门）。
凡马铺，每三十里一铺，以押官部押。
凡昼日有贼犯营，被犯之营即急击鼓，诸营以击鼓应讫，无贼之营即止，惟所犯之营非贼散，鼓声不得辄止。诸军各着衣甲持杖，看大将五方旗所指之方，即是贼来之路，装束兵甲，出前布列，未得辄动。如须兵救，听大总管进止。
凡每夜定铺时，每铺令贮火烟五条，干草一束，仍令种火。若有警军，每铺并相救。传铺相报，不得隔越，仍举火炬照之。中军即击鼓，令诸营遍觉。将士俱被甲胄，持弓矢，见走者即射，自然立定。贼若稍多，中军疾出兵救援。其偷营警军，多作叫声，宜审辩之。
凡军营，虑有突犯，即于营外常置拓队防护，并抽留营战队充。其队去幕三十步均布，队间容队。若贼来，拓队不敌，然后营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贼犯大营。
凡军营被贼来犯，大总管自将兵救之。常先与诸将潜约成，兵士随身带胡桃铃之类为号。被犯之营闻之，即知大总管兵至。或铎、或铃，皆不可预定，恐贼人偷号。
凡军营久住，于山谷贼路，掘断为土壕，阔三丈，深二尺，以细沙散土填平，每日检行，扫令净平。奸人出入与兵马往来，尽见。
凡军所驻，于奇兵中选骁果谙山川道路及久在军前人，与铺兵计会交牌，日夕递候于亭障之外，用捉生之法捉敌人樵牧问觇者，生禽以归，以讯问贼中事机。其举用勿令游奕人知。
凡军中，至夜，百步着听子二人，每更一替，充杂听伺。如夜闻敌营马嘶，则谋备夜出攻掠之类。其余仿此，以警不虞。犹令听探之不远，故又选聪耳少睡者，令卧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为之，凡人马行在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闻其中。每营置一二所，营中阔者置三四所。若孤镇铺栅，亦各置一所。听子须频改易回玄，勿常定处所。仍以子将一人斡当，每日一替。
凡军营中必为望楼，其数量兵多少大率仿地听之数。选明目能视三四十里、辨旗色者以为望子，亦频改易，勿常置一处。亦以子将一人斡当，每日一替之。
◎备夜战法
兵法曰：昼战多旌旗，夜战多火鼓，所以变人之耳目也。或曰：夜黑之后，必无与敌列阵克期而战。若但袭敌之营，鸣鼓燃火适足以助敌人之耳目，于我返害，其义安在？曰：此孙武之微旨也。
凡夜战者，多为敌来袭我军垒，不得已而与之战，其法在于立营。立营之法，与阵法同。故军志曰：止则为营，行则为阵。盖大阵之中必包小阵，大营之内亦包小营，前后左右之军各自有营。大将营居中央，诸营环之，隅落钩连曲折，相去远不过百步，近不过五十步，道迳通达，足以出入；部坠壁垒相望，足以弓弩相救。
凡路口，必立小堡，上置柴薪，穴为暗道，以胡梯上之，令人守望。夜闻鼓声四起，即令燔燎。贼人夜入营门，四顾屹然皆有小营，各自坚守，未知所攻。大将营中，或诸小营先觉贼至者，当按兵勿动。敌贼尽入，然后击鼓，诸营齐应，众堡皆起，然火内照。诸营兵士悉闭门登垒，下瞰敌人，劲弩强弓四面俱发。若奸人潜入一营，斫营杀士，即诸营举火出兵，四面绕之，号令营中不得辄动，须臾之际，善恶自分。若或出走，皆有罗网矣。今之立营，通洞豁达，部分无法，若有贼夜至军中斫营，军中无不警扌┪，虽多置斥堠，严为备守，晦黑之夜，彼我不分，纵有众力，安能用之哉？故夜战之法，贵在于乘敌之不备，幸敌之挠乱，骇而攻之，则有胜计。前史所记，或因天之阴霾，夜之风甚，各执火炬，衔枚疾驰，出其不意。若寇营士卒警怖蹂躏，吾以精骑劲兵乘之，此必胜之理也。若乘之而不乱，攻之而愈靖，将卒不惊，营壁如故，则是彼之法制谨严，备预周密，我当舍而勿攻；不然，非己利也。盖兵者，避实击虚，以整待乱，故锐而避之，乱而取之，此良将之善计也。晋罗尚遣人夜袭贼将李特营，特知之，戒严以待。及至其营，特坚卧不动，俟其众半入，发伏击之，大败。此所谓舍而勿攻者也。
汉代官员的俸禄
更新时间2006-8-29 10:58:00 字数：1141
汉代官员的俸禄
汉承秦制，西汉时从万石至斗食佐史，共22级（一说21级），采取的是给谷制。禄秩与实物发放数的对应关系是（下注部分官职俸禄前后有变动，不一一注明，仅作参考）：
1）万石：三公等（豹子的车骑大将军应该在此），月谷350斛（注：1斛＝1石），一年4200石；
2）中二千石：九卿等，月谷180斛，一年2160石；
3）真二千石：诸侯相等，月谷150斛，一年1800石；
4）二千石：郡太守等，月谷120斛，一年1440石；
5）比二千石：光禄大夫等，月谷100斛，一年1200石；
6）千石：丞相长史等，月谷90斛，一年1080石；
7） 比千石：太中大夫等，月谷80斛，一年960石；
8）八百石：汉成帝时除，就六百石；
9）比八百石：谏大夫，俸禄不详，后除；
10）六百石：州刺史等，月谷70斛，一年840石；
11） 比六百石：博士等，月谷60斛，一年720石；
12）五百石：县长，汉成帝时除。
13）四百石：大县县丞、县尉，月谷50斛，一年600石；
14）比四百石：五官侍郎等，月谷45斛，一年540石；
15）三百石：次县长，月谷40，一年480石；
16）比三百石：五官郎中等，月谷37斛，一年444石；
17）二百石：县丞、县尉等，月谷30斛，一年360石；
18）比二百石：月谷27斛，一年324石；
19）百石：御史属等，月谷16斛，一年192石；
20）比百石：不详，后除；
21）斗食：月谷11斛，一说每日1斗2升；
22）佐史：月谷8斛，另一说佐史也并入斗食中。
东汉时禄秩变化不大，从万石到斗食佐史共17级（或16级），但给付方式改成半钱半谷，东汉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月钱9000，谷72斛；真二千石月钱6500，谷36斛；比二千石月钱5000，谷34斛；千石月钱4000，谷30斛；六百石月钱3500，谷21斛；四百石月钱2500，谷15斛；三百石月钱2000，谷12斛；二百石月钱1000，谷9斛；百石月钱800，谷4斛8斗。另外，两汉的节日赏赐实际上成为常俸外的加薪，如《汉官仪》中记载仅“腊赐”一项为：大将军、三公各钱20万、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侯15万，卿10万，校尉5万，尚书3万，侍中、将、大夫各2万，千石、六百石各7千，虎贲郎、羽林郎3千。《通典》记载在立春之日赐文官司徒、司空帛30匹，九卿15匹，武官太尉、大将军各60匹，执金吾、诸校尉各30匹。
汉民族主义者和大中华主义者的观点分歧
更新时间2006-8-29 11:01:00 字数：4282
“汉民族主义者”和“大中华主义者”的观点分歧(转贴）
（转贴）近几年来，网络上的“汉民族主义者”和“大中华主义者”的观点分歧。近几年来，网络上的“汉民族主义者”和“大中华主义者”吵得是天翻地覆。而有很多问题是争论的几十遍。
其实主要争论的问题在这几点：
A，B，C，D分别代表四类不同人群的观点。
——欢迎对号入座。
A→B→C→D，大致可以代表下面的
极端的汉民族主义者→温和的汉民族主义者→理智的大中华主义者→偏激的大中华主义者
的活动顺序表。
当然，有很多其他的观点没有列举出来。但是也可以归类到上面几种中。
下面问题列出的观点，代表的仅仅是这个问题下，各种不同类别的人群的对应观点，不等于全部囊括这些人的所有观点。
而实际上更多的情况是，有些人，可能在这一方面倾向于汉民族主义者，在另一方面却赞同中华主义者。
还有就是，有些观点，看起来，结论似乎一致，但是，出发点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论证方法和依据也不同，因此没有归并到一起。
01.如何看待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关系？
A，不认为这个有区别。都是“汉”国。
B，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延续，产生现代中国。
C，历史包括历史事件和历史认识，前者，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从古到今；后者，现代中国到古代中国，是历史评价的逻辑过程，从今到古。
D，现代中国的版图和疆域，决定了古代中国的范围。
02.如何看待在古代中国版图上的少数民族的政权（指与中央王朝并立的割据政权，不包括元朝清朝）？
A，他们当然不属于古代中国。
B，他们属于中国历史的范围内，是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政权，而最主要的，后来他们被中央王朝（特别是清朝）纳入版图，所以，我们说他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C，他们当然是中国政权，因为这些政权进入了现代中国形成的历史过程当中。
D，当然是中国政权，因为1840年的清朝版图决定的，自古以来就是
03.如何看待在古代中国版图上的少数民族？
A，他们不是中国人，汉族＝中国。
B，他们必须等到融合之后，才能够算作中国人。毕竟融合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没有确定的上限和下限（就是说有确切的纪年），只能够根据模糊的年代，来判定。
C，第一，中国人……当时有中国这个国家么？第二，怎么看？看他是否进入到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过程中。
D，毫无疑问是中国人。他们不是中国人又是哪国人，还能是日本人？
04.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民族战争（特别是蒙古灭宋、清朝灭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