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点般的炮弹就这么轮番在鞑靼人的视线里爆炸，对于习惯骑马打仗的鞑靼人来说，高科技武器的震慑力是巨大的。坚固的边墙，喷着火舌的大炮，有种你就来试试？
达延可汗连忙下令，暂停骑兵演习活动，三军就地扎营，不可轻举妄动。先前耀武扬威的冲天气焰，登时收敛了大半。
然后，达延可汗等来了朱祐樘的回复，一封软中带硬的诏书。
朱祐樘告诉达延可汗：一千五百人入贡是做梦。但是，念在你们精神可嘉，准许你们派五百人进京入贡，以“增进双方友好关系”。但是，如果发现入贡中有作奸犯科的事，严惩不饶。
先是针锋相对，然后明确的告诉鞑靼人：我不欺你，也不怕你！
达延可汗皱着眉头听完了朱祐樘的国书，在又一次恋恋不舍的望了望眼前的铁壁雄关后，他做出决定：接受明朝条件，入贡！撤军！
达延可汗明白，自己实力虽强，但明朝也是不好惹的，轻易入侵未必有好结果，何况朝贡贸易也是符合民族利益的，所以眼下的情况，能占多少便宜就占多少便宜吧。这以后，双方开始了朝贡贸易，北方边境在之后的几年暂时平静了下来。
一场山雨欲来的边境危机，就此化解。
但这只是暂时化解。达延可汗贪图的绝不仅仅是那点明廷的赏赐，未来的时日里，国家北部边境注定会不太平。没有强大的军队保卫，一切都是扯淡。
所以大同危机一过，朱祐樘立刻开始着手整顿军队，余子俊去世后，马文升继任了兵部尚书，从此开始大展拳脚。
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四、治河、整军、疏政：弘治朝的三大改造（1…
但相比于救灾，军队整顿同样不简单。从医学角度上讲，军队出问题就像是身体敏感部位出病变，不动手术要死人，动了手术却是牵一发动全身，死得没准更快。
而大明朝的军队整顿，主要是三个问题，都是敏感部位的敏感病变，所以，朱祐樘采取的是保守疗法。
第一个问题：军事人才问题。
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军队要强大，干部素质很重要。可朱祐樘即位初期的大明军队，各级军事干部的素质，怎一个糟糕了得。京城的少爷兵自不用说，主要军官全是朝廷贵族功臣家的子弟，虽有发奋图强的，但大多数都是吃喝玩乐的二世祖。就以大同危机来说，传言朝廷要调京军上前线，吓得京营里的各级军官魂飞魄散，纷纷送礼请托跑调动，这样的干部，指望他们为国捐躯，那是还有戏？
边防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先是许多重要防区干部缺编严重，一些城关堡垒竟然有十年没有任命负责人，真打起仗来，那真是“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还谈什么保家卫国？而许多边境要地的将领，基本全是朝内宦官重臣的亲信，在那个“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时代，这些人里虽不乏能征善战的猛将，但混日子的吃货同样多。克扣军饷、侵占国家财产的事做起来，足智多谋，花样五花八门，只是上了战场就尿裤子。
因此，长久以来，大明的北部边疆战争总延续这样一个奇怪的剧本：敌人来了，我们的部队不是缩进城堡里，就是跑得比兔子还快。敌人烧杀抢掠的时候，他们坐在城楼上观风；敌人满载而归的时候，他们才装模作样地跑出来追二里地。然后堂而皇之的给中央写报告吹嘘“打退敌人”，成化朝时期的大部分“胜仗”，就是这么打出来的。
所以马文升就任兵部尚书后，第一把火就烧向了军事机构的精简和人事改革，大批不合格的军官下岗，包括许多背景深厚的勋贵子弟，许多虚设的军事部门也统统裁撤。这下可桶了马蜂窝，没了饭碗的兵痞们个个不罢休，嚷嚷着要给马文升一点颜色看看。最后还是朱祐樘派锦衣卫保护马文升，拿出“跟马文升过不去就是跟我过不去”的气概，事情才渐渐平息下来。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在马文升的物色下，一批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将领得到了提拔重用，担当了各级部队的指挥重任。暮气沉沉的大明军队，终于渐渐开始有了活气。
但更重要的却是军事选拔监督制度问题，没有良好的军事选拔监察制度，有一千个伯乐也累死了。所以马文升建议，要改革军官选拔制度，在军队内部形成竞争机制，具体办法为：军队内部强化奖惩制度，根据军功可以从士兵里破格提拔军官，自那时起，许多士兵开始了士兵突击的奋斗路程。此外，地方各省每年都要向中央推荐军事人才，由国家进行统一考试，选拔军事人才。而中央每两年要派专人对各重要边境防区进行成绩考核，以遏止腐化，并提拔优秀军事人才。
而与之相比，另一项制度不但沿用了整个明朝，甚至还沿用到了之后的整个封建社会：武举。
虽然明朝设立了各种选拔武将的办法，可相对于中华民族人才济济的局面，还是如同大海捞针，于是，一项常规式的海选方式成为主角：武举。
事实上武举并不是朱祐樘首创。唐宋且不说，成化十四年也曾开过武举考试，可朱见深当时是三分钟热度，搞完了就叫停。弘治六年，朱祐樘正式开设武举，考试内容分别为笔试策论与武功考试。并设立规定：六年开设一次。到了弘治十四年，又改为三年一次。从此，武举考试成为一项固定的选拔制度，沿用到后来的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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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个制度下，许多将才脱颖而出，实现了保家卫国的梦想，也打破了世袭贵族子弟在军官队伍里的垄断地位，而武举的身份也渐渐成为众多武将的招牌。如果开出自弘治朝至明末的武举出身的名将花名册，那可以说是一部星光濯濯的将星录：王勋、戚继光、俞大猷、邓子龙、沈有容、陈斌、傅应嘉……一代又一代的人从这个平台上走向边疆，然后改变了战场上的世界。
但只提高干部素质还是不够的。一群由狮子率领的绵羊，上了战场照样给敌人当点心。要打胜仗，既要有好干部，也得有好战士。
朱祐樘清楚地看到，他的战士们何止是绵羊，大部分都是老绵羊。
这就是第二个问题：军队战斗力问题。
弘治元年，朱祐樘命调任回京的马文升整顿团营（御林军），结果却是不整不知道，一整吓一跳。整个团营人员缺编达到一半，而且相当多的士兵都早过了退休年龄，扛支长矛都喘气。更让马文升瞠目结舌的是：步兵不会刺杀搏击，火器兵不会开炮放枪，骑兵不会骑马打仗，至于排兵布阵协同作战之类的高难度军事技能，那更是一窍不通。这帮兵大爷的业务能力怎一个糟糕了得。
痛心疾首的马文升立刻开始着手整风：裁撤大批老弱残兵，重新招募精壮勇士，制定完备的士兵训练操典和章程，任命优秀将领负责操练。一切推倒重来，累得吐血。
但马文升知道，朱祐樘也知道，团营的问题，不过是整个大明军队战斗力问题的冰山一角，甚至说句不怕丢人的话：比比全国落后地区，团营还算得上先进单位。
说到底，这还是个军事制度上的问题。
明朝的军事制度，实行的是卫所屯田制。简单说来，就是国家给士兵田地，士兵一边种田纳粮，一边操练武艺保家卫国。国家省了军费开支，士兵有了经济保障，可谓两全其美。
可发展到后来，这“两全其美”变成了“两边全倒霉”。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军队的屯田也遭受侵害，所以大量卫所人员缺编，士兵纷纷逃亡。更倒霉的是，达官显贵家修个院，皇宫盖个楼，都调部队去施工。于是，以保卫国家为使命的大明军队，彻底沦为了佃农、仆役和建筑工人，至于保卫国家之类的小事，实在是顾不上了。
卫所制败坏了，可国家总要有人卖命，所以明朝就开始实行募兵制，不是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吗？可问题又来了，军队内部上上下下吃空额克扣军饷，当兵的没薪水，哪还有什么战斗积极性。
可朱祐樘知道，卫所制度毕竟存在了一百多年，轻易是取消不得的，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能出乱子。所以朱祐樘登基后，严查军队土地侵占事件，清退被侵占土地，法办一批腐败干部，并严格做好军饷的清查工作。马文升更是制定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武器制造的准则规范，并推广全国实行。但这些都属于整顿工作，为了防微杜渐，朱祐樘还做了两件事。
首先是军屯改革，清理被侵占土地，整顿军屯，这些都是必要的。但问题又来了，许多土地找回来了，可原来种地的士兵早就跑光了。何况，又要打仗又要种地，这也无法保证军队战斗力。
所以按照马文升的意见，清查出来的原属军队的土地，一律招募无地百姓耕种，每年向军队交粮。军队则专职负责打仗。这样一来，既解决土地问题，又保证部队战斗力，国家也节省了开支，可谓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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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事，则是有关募兵的。军屯要整治，但单靠卫所，很难满足国家边防要求，所以募兵也是需要的。可原有的募兵制度，基本就是临时性行为，管理混乱且方式复杂，所以才有了吃空额以及老弱残兵充斥的现象。为了统一管理，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朱祐樘颁布了《佥民壮法》。
这是一项在明朝军事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项法令，它规定：凡地方州县，都要选拔精壮民兵，平时由地方都指挥司负责训练，遇有战争则开拔前线，所有费用由国家负责。而募兵的成果，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依据。这就是明朝特色的国家义务兵役制。
从此以后，募兵制正式作为明朝一种固定的军事制度存在下来，甚至在未来的历史中喧宾夺主，成为明朝军事的主要力量。
巩固卫所屯田制，发展募兵制，几番整治下来，国家拥有了可靠的兵源、制度化的训练和优秀的军事人才，大明军队的战斗力终于开始恢复。
但这还是没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军队症结的核心，还是制度问题。
这就是第三个问题：军事指挥体系问题。
明朝的军事指挥制度，自朱元璋开始一直在变，总的趋势是：地方的兵权越变越散，将领的独立指挥权越变越小，武将的权力越变越少。核心一句话：保证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
可凡事总有个度，到了明朝中期，这一制度基本变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放到战场上，就是边境各防区不相统属，无法协同作战。各将领之间也不相统属，导致政令不通。比如成化朝时期发动的大规模收复河套的战争，表面上看，给了总指挥王越八万人马，可放到战场上才发现，他真正能调动的不过一万人。其他人，要么是指挥不动，要么干脆连影子都不见。干生气也没办法。
没有高效率的指挥体系，想打胜仗简直是白日做梦。可如果赋予军队太多自主权，却很有可能导致地方势力膨胀。军队是要改革，关键是怎么改。
朱祐樘动手了，几个重要的改革就在弘治朝时期完成。首先是总兵佩印制。按照明朝的旧例，武将是不能佩将军印。总之是送死你去，黑锅你背。这项制度的初衷，是为了防止武将拥兵坐大，割据一方。
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是问题多多，打仗是一个考验快速反应的工作，一切行动听指挥。边境重镇的防务，必须做到指挥统一，权责集中，否则就象患了帕金森综合症，身体再强壮也被打没商量。
到了朱祐樘手里，改！弘治五年四月，宁晋伯刘福出守蓟州，朱祐樘赐其为总兵官，佩将军印。从此以后，这一制度终于开始实行，而总兵一职，也成为了明朝武将所能做到的最高官职，成为无数沙场勇将终生追求的目标。
不怕武将拥兵自重？
没关系，朱祐樘还留着后手呢。武将可以当总兵，文官则可以当元帅。
文臣管军的制度，开始于宣德时期的巡抚和总督官职，长久以来大多是参赞军务，而权力大小也根据其名号区分，比如巡抚要兼管地方军务的，就加提督名号。而要管几个省军务政务节制几省巡抚的总督，则在前面加上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名号。但在弘治以前，这些职务的权力其实很有限，大多是参赞军务，而到了弘治时期，这些职务的权力大大扩大，可以节制其辖区内的一切军政要务，你武将当总兵又如何？上面有管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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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制度在后世也没少被诟病，认为文官带兵弊端多多，可事实上，文官带兵未必不能打胜仗，关键是要选派懂军事的人。何况，用文臣制约武将，也是封建时代防止藩镇割据的唯一办法。弘治朝知名的文官军事将领，如王越、秦纮、王轼、杨一清，都是做到类似职务，也都做的不错。
武将掌总兵权，文官掌统帅权，加上中央派来的宦官监军。至弘治朝时期，这项三位立体的管理模式终于正式成型，并沿用至终明一世。这项制度你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毕竟它是建立在明朝的基本军事体制下的，也是提高军事效率又维护中央集权的最好办法。
几番折腾之下，加上王越、秦纮、王轼等一批军事人才的努力，废弛已久的大明军队终于开始有了起色，同时，在边境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明朝政府也加紧了边境防御工程的修筑，在陕西、宁夏、甘肃、辽东等重点防区加固了边墙。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洪武、永乐以来的九边关外军事要地能丢的都丢了，先守好家门口要紧。
自然灾害救完了，军队也整顿了，放在国家建设的大局看，两者都不是小事。但和第三件看似小事的动作比起来，他们确实算是小事。
这就是朱祐樘做过的不动声色的大事：疏政。
读中学的时候上政治课，记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当今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而事实证明，这句话放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恰当的。
你的军队强悍，你的官员清廉，你的政府运转有力，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但奋斗来奋斗去，国家穷的叮当响，老百姓家徒四壁。说这个朝代是盛世，怕是傻瓜都不信。
而纵观大明朝二百七十年的发展路程，我们也看到这样奇特的现象：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东南地区商业外贸都相当繁荣，但底层老百姓却穷得造反，国家穷得连镇压造反的钱都没有，最后活活逼得崇祯上了吊。说这叫捧着金饭碗饿死，那是非常的恰当。
问题出在哪？简单一句话：该交税的人没交税，不该交税的人交到倾家荡产。该工作的人不工作，不该工作的人累到吐血。国家该收的税收不上来，不该收的税收了太多，最终收到被人革命的下场。说到底，还是一个政策问题。
朱祐樘时代的明王朝，也面临这个政策问题。罢免奸佞，整顿官场和军队，抗灾救灾，其实都是为经济建设服务。彼时的大明王朝，就象一个血液流通不畅的病人，该供的营养供不到身体里去。要强身健体，就得疏通血管。而朱祐樘要富国强兵，也得疏政。
但这个事情谈何容易？原有的政策确实不合理，但真要大张旗鼓搞改革，势必将触犯一批既得利益者，造成巨大的阻力。不改革是等死，改革却有可能死得更快。君不见万历朝的大改革家张居正，为推行一条鞭法呕心沥血，机关权谋都算尽，太后宦官全搞定，到头来却落得死后都不被人放过的悲惨下场。
弘治朝不是万历朝，朱祐樘不是张居正，所以，朱祐樘也拿出了自己的办法。他不动声色的将目光对准了两件事：生产，税收。而这两件事，都与我们前文提到的一个人有关：邱浚。
前文提到邱浚，是因为他同王恕的恩怨，而这件事也导致了他最后的身败名裂。可放在大明朝的历史长河中，他却完全当得起另一个称呼：弘治朝经济建设的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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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还在为拨乱反正而苦思的朱祐樘，收到了一个大臣特殊的奏折。说这份奏折特殊，是因为它写得太长，足足有二十三卷三十万字，比普通的一本书还要长。
这么冗长的奏折，是个皇帝都会嫌烦。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因奏折过长而打过大臣板子。可朱祐樘自拿到奏折的第一刻起，眼睛就像被磁铁吸引住一样，一口气通读下来，然后很兴奋地下了一道诏书：命令福建布政史司负责印刷，将此文结集出版，全国发行。
给朱祐樘上奏折的大臣，就是邱浚，时任礼部侍郎。而那本奏折，本身就是一本书，叫《大学衍义补》。
《大学衍义》，是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的理学著作，主要是系统阐述儒家理学的思想，包括修身，齐家的基本思想。是宋朝以后历代帝王的必读书目，堪称是儒家著作的泰山北斗。而学识渊博的邱浚，则以相同的体例写了一本《大学衍义补》，却只阐述一件事：治国。
此书以详实的论证，充满说服力的事例，系统的阐述，深深地打动了雄心勃勃的朱祐樘，而其书的核心内容则是一句话：
理财为天下之要道，财用为立国之本。
这句话，成为朱祐樘经济建设的核心思想。本着这个核心思想，朱祐樘做了一件事：税制改革。
明朝的税收问题，是困扰其整个朝代的一个问题。众所周知，朱元璋开国时期制定的一整套国家体系，是为了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服务的，然而历史的轨道却偏离了他的预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有的体系也同样不适应新的经济形态。打个比方就明白了：本来我是要开一家农场，结果却开成了一家超市。拿着管理农场的办法管超市，这生意还能做下去？
所以到了明朝中期，各种问题都开始浮出水面：土地兼并严重，无地流民增多，政府税收锐减，豪强势力膨胀。不改是不行了！而在各种改革里，税制改革首当其冲。国家收不上钱，提什么口号都白搭。
税收改革的关键问题在于：向谁收钱，怎么收钱。
明朝的财政来源名目种种，最基本的却是田税。老百姓种了国家的地，向国家交粮食，皇帝就是大地主。按说这项财政收入应该最稳固，可发展到弘治朝，它已问题多多。
首先是一个收税范围的问题，自正统朝开始，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地主豪强争相圈地，又想方设法钻漏洞逃避国家税收，小民百姓失去了土地，该交的税却一样少不了，如此一来，税越收越少，老百姓越过越穷。
而田赋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拖欠。
中国的老百姓一般是很老实的，借他个胆也不敢让皇上当债主。可地方官与豪绅就不一样了，明朝的税收政策里有条很“人性化”的规定：拖欠田赋的地区，如果确有无法征收的原因，到第二年可以考虑减免。这项规定是朱元璋定的，从本意上说，还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
本意是好的，但操作起来可就不一样了。大家很高兴地发现：这其中的商机真是无穷。每到要收税的时候，老百姓的钱照样交，收完了以后给中央打报告说闹灾了，再找几个当地的富户乡绅做伪证，上上下下打点一番，弄个免税或减税指标回来。已经收上来的钱呢，大家欢欢喜喜地拿去分红了。这么奋斗几年，弄个十万雪花银绝无问题。
补充说明一下，这种事也不是随便谁都能干的，必须要和中央高官以及内宫太监有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成化朝时期的大学士刘吉、太监梁芳、尚铭等，都是开展这项业务的杰出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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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二去，老百姓的税没少交，国家一分钱没见着，倒是有大批贪官“勤劳致富”了。
税收不上来是件麻烦事，收上来后却发现：麻烦才刚刚开始。
明朝建都以后，北方的粮食全靠南方调运。作为主要的赋税区，江西、湖广、江浙地带的税粮都要通过京杭大运河送到北京。可山遥路远的，运费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这笔钱，被称为“损耗”，也都是由老百姓负担的。换句话说：交税的时候，你不但要准备好应交的税粮，还要把“损耗”也准备好。你家离京城越远，负担的“损耗”也就越多。
从成化十一年开始，明朝实行了“官军长运法”。操作方式为：每年税务征收时节，朝廷派“运军”（即负责运粮的军队）至江南一带运粮，纳税人将粮食与“损耗”缴纳给运军，由运军负责将税粮运到京城。这貌似是一个好办法：纳税人的“损耗”负担减轻，粮食征收也便于统一管理。
可真实行起来才发现问题多多，首先是个成本问题，就拿运粮所需的船只来说，按理船只该由工部建造，可实际上工部只负担四成的费用，其他费用都由运军自己承担。军队哪来的钱？只能靠士兵们自行筹措。自实行这个政策以来，苦大兵们卖儿卖女甚至倾家荡产的，绝不是个别现象。
船只问题解决了，那就开拔上路吧。但是且慢，人呢？明朝到了那时候，军屯破坏士兵逃亡的事情已经很普遍了。人跑了，可是负责押运税粮的官兵数量那是“一个也不能少”。所以一有押运任务，军户家庭都得老婆孩子齐上阵，甚至四处抓壮丁，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没什么两样。
按说和平年代执行个押送任务也没什么不好，从京城出发沿运河直下江南，虽然工作辛苦点，但一路也能看看风景，就当是免费旅游了。
免费？那是做梦。虽说“损耗”的钱是由纳税人交给运军，可交到运军手里的数目只是小头，其余的全被当官的克扣了。这点钱别说当路费，吃糠咽菜都不够用。而且粮食一路运过来，沿途还要停留，粮食停在粮仓过夜要钱，过关卡过城门要钱，水路转陆路，陆路转水路，租车租船还要钱。比今天的非法收费站还狠。林林总总的收费名目，全都摊在运军士兵头上。
可士兵也都是无产阶级，没钱咋办？好办，要么你可以向长官借高利贷，你还不上还有你儿子，儿子还不上还有孙子，总之是利滚利。当然，不想借钱也可以，你也可以夹带点私货，沿途贩卖来补亏空，但是请注意，一旦让你的长官发现，不但东西全没收，还要罚你个倾家荡产。
纳税人的负担也没减轻，因为每年到交税的时候，京城里的权贵也会象狼一样四处出动，专朝着交兑粮食的地方跑，先是包揽下当地的收粮业务，美其名曰为“会粮”，然后在征收“损耗”的时候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最后赚个盆满钵满回来。按照当时的一些记录，一石粮食从江南运到京城，损耗竟然高达五石粮食。
而且，在粮食的押运过程中，各级官员也层层盘剥克扣，到了目的地发现粮食少了，随便写个报告报损就能糊弄过去，动动笔的事嘛，当然是无本万利了。
如此下来，纳税人苦不堪言，当兵的怨声载道，国家收不上粮食来，全肥了中间这群蛀虫了。
以上种种惨状，都被邱浚奋笔疾书，写进了他的《大学衍义补》里，呈到了朱祐樘的面前。朱祐樘明白：这些事实都是客观存在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彻底改变的，要想解决问题，需要一步一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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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土地问题，这还相对容易解决，朱祐樘下旨清理土地，严查土地兼并现象，发还了不少土地，并且将各类罪臣的被没收土地发给百姓耕种，更继续周洪谟当年的政策，在湖广、四川一带进一步开放无人区，招募内地无地农民前来耕种，并给予合法身份。几番折腾下来，土地矛盾总算缓和了下来。
难办的还是税收问题，赋税拖欠怎么办？收了税运不上来又怎么办？
先是拖欠赋税问题，地方上那群蛀虫都是勾连一气的，又有多年犯罪经验，撒起谎来从不打草稿，做起事来团结一致滴水不漏。劳心费力的查下来，十个包青天都累死了。
朱祐樘不用包青天，他只在制度上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就完美的解决了问题。
弘治二年十二月，朱祐樘下旨，规定每年八月初旬，各地秋粮的征收必须要做出预算，九月初旬要做出纳税手册，中旬填写通知单，十一月初开始征粮，十二月必须征完。
这下可没咒念了，你不是想找借口谎报拖欠吗？事先就给你订计划，想赖都赖不掉。老百姓交税也都凭国家统一下发的通知单，不再任凭你们当官的随便勒索。到了时候交不上粮食……哼哼，你们就等着革职查办吧。
而在颁布条例的同时，朱祐樘也规定，凡是有上报灾情的，一律都由都察院派专人核实，有谎报的一律要问罪。这就堵住了最后一个漏洞。如此以来，朝廷的收入大为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也有所减轻，只苦了广大贪官污吏们，眼见着白花花的税银从眼前过，干着急没办法。
然后，就是税粮的运输问题了。
客观上说，尽管长运法问题多多，但比起之前明朝实行的“支运法”和“兑运法”，已经算是不小的进步了。按照以前的规矩，纳税人必须自己把税粮千里迢迢送到指定地方，一路颠簸折腾不说，在支付“损耗”的时候照样被漫天要价。相比之下，长运法的折腾还算少了。
但有进步不代表没问题，要想解决问题，还要堵住漏洞。
朱祐樘又开始堵漏洞了，先是下发条令，严禁豪强介入税粮运输征收工作，同时，制定统一的“损耗价目表”，减免纳税人的损耗。比如弘治二年下令：应天府七县每石减耗米二斗五升，丹阳府每石减耗米二斗二升……如此种种，总算能让老百姓稍微松一口气了。
而更能让大家松口气的，却是另一项政策：折纳银钱。
所谓折纳银钱，简单的说，就是如果你粮食交不够，就将缺交的部分用钱补上。一般来说，粮食与银钱的数量比率大概为一比一，纳税人交的粮食，称为“本色”，纳税人缴纳的银钱，称为“折色”。关于银钱与粮食之间的换算比率问题，弘治朝也有统一的价目表，一般说来，普通地区是按照每石七钱银子的价格交粮，有灾情的地区按照每石四钱的价格交粮，而当时中国北方粮食的市场价格是每石一两。比较下来，还算是公允的。
弘治二年，这项政策正式颁布实行。这下可好了，银钱的损耗明显的要小于粮食的损耗，押运保管的成本也大为降低，老百姓的损耗大大减少，也不用听当官的随便忽悠。国家也好处多多，收上来的是白花花的银子，想找借口报损克扣也是不可能了。除了贪官污吏之外，这项政策可谓皆大欢喜。
而折纳银钱的影响远不止于此，老百姓变交粮为交银，可国家还是要吃粮食的，交了钱，就变成了国家买粮，如此一来，粮食贸易也繁荣起来，更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套一句经济学的理论说，这是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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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解决税粮贪占克扣问题，朱祐樘也把监察体系做了改革，规定：每年粮食征收期间，必须由按察史和布政使督促完成，一旦出问题要负连带责任。而税粮必须要在年终起运，按照规定时间到达目的地，应押送税粮的数目和实际押送到的税粮数目要进行严格核对，没有完成任务的要扣分，扣分扣到一定程度……你就等着蹲监狱吧。
而对于有押送任务的运军们，朱祐樘也做了很周到的安排：船只的制作费和维护费改由工部负担，大头的费用算省下了，每只押运船除了损耗费外，另补贴白银二十两。并设定统一的过路标准，严查对运军的随意勒索行为，加上连坐式的监察体系，当官的也不得不收敛一下，总之日子是好过多了。
朱祐樘的苦心没有白费，几番整顿下来，国家收入开始增加，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大明王朝的国库，逐渐充实了起来。
如果就此说邱浚是明代著名经济家，貌似有些夸大他了。尽管上述的问题都写在他的《大学衍义补》里，但这些问题，是当时大多数有识之士都能看到的，包括王恕、马文升等人也都有相关的陈奏，解决问题的建议也都大差不差，并没显出邱浚有多么了不起。
事实上，邱浚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经济家，原因在于：别人看到的问题他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问题他也看到了。而他所看到的这个问题，不但奠定了弘治朝的盛世，更为明朝留下了一个新名词：资本主义萌芽。也正因为如此，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送给邱浚一个光荣的称呼：中国十五世纪经济思想的杰出代表人物。而另一个曾被列宁同志冠以类似荣誉的人，是宋朝大改革家王安石。
四百年后，清末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与一位西方富商交谈，对方得意洋洋的神侃重商主义学说，梁启超微笑着听了半天，最后拿本《大学衍义补》晃晃说：你说的这些，这本书里早就有了。
一切，来自于《大学衍义补》里的另一句话：
食货者，生民之本也。
食货，就是指商业活动。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商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
这是一段在中国经济史甚至世界经济史上都具有深远意义的一句话，而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只当得起两个字：叛逆！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文化向来是歧视商人的，士农工商排名里，商人居于末流。自汉朝以来，中国大多数的封建统治者都执行重农抑商政策，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手里更发挥到了极致：不但制定各种政策限制商业发展，对商人征收重税，不许参加科举考试，连穿衣服都严格限制，规定商人不许穿丝绸衣服。对于商人们来说，这有钱没权的日子，怎一个郁闷了得。
而《大学衍义补》一声炮响，打响了明朝商人翻身迎解放的第一枪。身为文化部副部长（礼部侍郎）的邱浚坚定地宣称：商品经济是伟大的，商人赚钱是光明正大的，商业活动是应当受到鼓励和提倡的。
不止从理论上定基调，邱浚还提出了一整套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包括打破政府的垄断性贸易。
政府宏观调控，鼓励自由商业竞争，开放海禁，大力发展民间海外贸易，调整税收政策。其思想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大为超前，更远远领先于当时的世界。
思想超前如此，不挨骂同样是没天理了。奇怪的是，明朝同时代的人主要都骂他逼走王恕的破事，批他经济思想的真不多，如谈迁等明朝大儒还称他为“中兴贤儒”。倒是后来的清朝文人对他的经济思想恨得牙痒痒，比如编纂《四库全书》的铁齿铜牙的纪晓岚，骂邱浚“率意妄做，可谓荒谬”。义愤填膺到如此地步，足见“我大清”的“思想进步”。
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四、治河、整军、疏政：弘治朝的三大改造（1…
也正因为太超前，所以对这本书，朱祐樘是有选择性地吸收的，在这个时代做不了的事，留给下一代；这个时代做得了的事，抓紧时间做。按照《大学衍义补》中的理论，朱祐樘减免了商税，取消了朱元璋制定的许多限制条令，但影响力最大的一件事是：盐政改革。
若问中国古代哪样生意最赚钱，答案自然是食盐生意。老百姓别的东西可以不买，盐却不能不吃。可谓是成本低，市场广阔，利润丰厚。谁要是做上了食盐生意，谁就等于捧到了金饭碗。
金饭碗人人都想捧，但也不是人人都能捧得了的。自朱元璋开国以来，明朝对于食盐生意一向采取政府垄断性经营的方式，私自贩盐是要杀头的。虽然也有人铤而走险搞个盐帮，但那都是刀头舔血的买卖，除了武侠小说里的江湖好汉，基本上没谁做得来。
做不来不意味着不想做，眼瞧着白花花的食盐变成银子，是个人都要流口水。这时候国家很体贴的说：想捧金饭碗吗？可以，给我送粮食就好。
这就是明朝开国时期就开始实行的“开中法”。具体操作是这样的：商人把粮食运到边防重镇交给当地政府，然后再凭借当地政府给的凭条，到指定地区领取食盐，再到指定地区进行贩卖。虽然是来回折腾，但毕竟贩卖食盐的利润巨大，许多商人为了避免南北劳顿之苦，就在边疆开荒种地，到了秋收时节向政府交粮换取食盐。这样一来，既开发了边疆，又繁荣了经济，更增加了国家粮食储备，可谓一举多得。
可渐渐的大家就发现：所谓一举多得，早就实行不下去了。
关键还是个经济效益问题。商人辛辛苦苦的种粮，长途跋涉的运粮换盐，本身成本就要大大增加。随着盐价的变更，赚钱就越来越难了。而且国家盐场也店大欺客，收了粮食未必给你盐，反而经常打个白条说下次再来吧。更可气的是，许多达官显贵也看到了这个市场的前景，利用潜规则倒卖食盐，到市场上低价贩卖抢生意。原先一本万利的行业，现在变的收回成本都难。
许多商人也学精了，领取食盐不是需要政府凭条吗？一张凭条领一次盐实在太可惜了，为什么不多用几次呢？反正国家的墙脚不挖白不挖。越来越多的商人加入了挖墙脚大军，国家食盐白白流失，该收的钱却越收越少，全送给奸商献爱心了。
长此以往，商人们要么不做，要么就耍着花样做。国家没好处，正当商人没好处，只便宜了权贵和奸商。
朱祐樘即位以后，曾派户部侍郎李嗣清理盐政，法办了一批腐败分子，并指定了严格的凭条审核制度，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弘治朝初年，边关狼烟四起，军费开支激增，几次下诏鼓励商人送粮换盐，却是应者寥寥。归根到底，这还是个效益问题。
盐政的问题，是邱浚《大学衍义补》里的一个重要问题。邱浚论述了开中法的弊病，却并没有提出解决方法。真正解决问题的人，是户部尚书叶淇。
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上奏朱祐樘，提出了新的盐政解决办法，具体办法就一条：商人直接向国家交钱，然后凭国家凭证换取食盐贩卖。从交粮食到交钱，看似只是简单的变了一个字眼，实际的内容却并不简单。
因为从此以后，只要你有钱，就可以从政府换回盐来贩卖，用不着再像以前一样种粮运粮的折腾，渠道大大缩短，手续大大简化，成本大大降低，拿到盐就等于拿到了金饭碗，何乐而不为呢？
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四、治河、整军、疏政：弘治朝的三大改造（1…
新条令一下，广大商人欢呼雀跃，争相向政府送钱换盐，国家募集了大量资金，商人们找到了合法发财渠道，可谓皆大欢喜。照着今天通俗的话讲：这叫双赢。
唯独倒霉的却是叶淇，国家和商人双赢了，达官权贵们贩盐的财路却断送了，想拿到盐就得交钱，没钱就没商量。拿不到盐，当然只能找叶淇撒气。于是和权贵有勾连的言官们纷纷攻击叶淇，巧合的是，他们真找到了叶淇的一条“罪名”：他是江苏淮安人。
当时做贩盐生意的商人，主要来自江苏淮安，叶淇又是淮安人，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这就是某些人的逻辑：食盐生意利益巨大，改革盐法又得罪这么多人，没利益的事，傻瓜才愿意干，所以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在漫天的口水中，叶淇顶住压力，坚决推行这一新政策。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叶淇变法”。六年以后，新盐法已经通行全国，国库收入大为增加，私人盐商业务蓬勃发展，国家盐场彻底变成了批发商。七十一岁的叶淇无憾了，他坦然的向朱祐樘辞职，归乡而去。
至于他有没有从盐商手里得到好处，有一个事实已足够说明：他为官数十年，去职时家无余财，路费都是找同僚凑的。
叶淇，字本清，江苏淮安人，景泰五年进士，天顺朝时曾因得罪石亨遭贬，成化朝时担任山西巡抚，整治边防。弘治朝时担任户部尚书，推行新盐法。朱祁镇时代，他对抗过权臣。朱见深时代，他对抗过蒙古人。朱祐樘时代，他对抗了整个盐业既得利益集团。他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响，但浏览他的遭遇与贡献，我们可以相信，他是一个清白而无私无畏的人。
尽管叶淇的声明并不显赫，但二十多年后，他的曾孙女长大成人，嫁给了淮安当地一个知名的才子。这个人在今天已经家喻户晓，他就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纵览历史，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惊讶的承认：世界真小。
世界很小，但叶淇的盐政改革，却打开了一片无限宽的天地。盐商势力的蓬勃发展，使地处盐矿产地的山西商人近水楼台先得月，生意越做越火，并形成了一个影响中国几个世纪的利益集团：晋商集团。而两淮盐商和皖北徽商势力也迅速膨胀，在盐业贸易中获得利益的商人们，经济实力日以增强，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到了万历朝时期，明朝更是在科举中设立“商籍”，鼓励大批商人阶层出身的士大夫步入政坛，明朝传统的重农抑商体系被彻底打破，商旅集中的长江流域更成为经济活跃带。这是一场连锁反应式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当今人们津津乐道万历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时，当史家反复讨论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时，对照弘治朝这些被历史关注不多的改革，我们可以很负责的说：这是一个过程。
这一切，理论上源自邱浚的《大学衍义补》，实际的操作，则是从叶淇变法开始。
拨乱反正的弘治朝，社会矛盾缓和了，国家收入增加了，新的经济政策见效了。彼时的弘治朝，从黑暗的成化时代彻底解脱出来，走向一个生机勃勃，国富民强的新时代。
说到这个时代的形成与运转，就不得不提到大明王朝的核心机构：内阁。
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五、大明最强内阁：弘治朝的阁老们（1）
如果我们把明朝政府比作足球队的话，那么皇帝可以算是足球队的主教练，而负责国家行政方针运转的内阁，则可以被看作足球场上负责球队攻防运转的中场。而身为百官之首的内阁首辅，更可以被看作足球场上佩戴袖标的场上队长。
而明朝皇帝与内阁的关系往往会碰上如下的情况：队员迷糊，教练无能（成化朝时代）；教练专横，队员挨整(崇祯朝时代)；队员不错，队长混蛋（嘉靖朝时代）；队员互掐，教练无能（隆庆朝时代）；而最让人抓狂的，却是球队战绩不错，但教练碰上了球霸，说话不管用（万历朝张居正时代）……
最理想的情况，莫过于教练有水平，队员有干劲，上上下下团结一致争取胜利。这是每个明朝皇帝都梦寐以求的，做到的人却并不多。朱祐樘，则是这为数不多里的一个。
他能做到这一步，也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找到了最佳的搭配组合。
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清洗了前朝旧臣的朱祐樘，组建了自己的第一套内阁班子：刘吉、徐溥、刘健。
三个人都是朱祐樘做太子时的老师，其中两个在前面已经露过面了，刘吉是个老油条，刘健是性格暴烈的炮筒子。而露面不多的徐溥，在弘治朝初年的内阁班子中，却是最受朱祐樘信任的人。
徐溥，字时用，江西宜兴人，景泰五年进士，历任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等工作，入阁的时候已经五十九岁，可谓是饱经风霜了。
所谓人在江湖飘，怎能不挨刀。宦海沉浮几十年，不得罪人是不可能的，不被人骂也是不可能的。在明朝做到中央级的高官，如果背后没人吐口水，那是相当不正常的。
可徐溥偏偏不正常，从基层到中央一路爬上来，人人一看到他，准想到今天政府机关门口看传达的慈祥老大爷，不管奸臣还是忠臣，都会情不自禁的赞叹一句：好人啊。
徐溥是好人，在那年头好到地球人都知道。内阁里的搭档刘健，是个标准的急脾气，从来都是三句话不合就翻桌子，唯独和徐溥讨论工作的时候客客气气，凡事礼让三分。内阁首辅刘吉，是坏到脚底长疮的小人，素来善搞蝇营狗苟打击报复，却对徐溥尊重有加，出了矛盾也退避三舍。至于拿得罪人当家常便饭的王恕，竟然也和徐溥保持长期良好的工作关系，退休回家了也不忘写回忆录称赞徐溥，表扬他“一心为公，国之干器”。做人做到这一步，可谓是登峰造极啊。
但这成功绝不是偶然的，还是因为他为人正派。正派到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自我批评。他做“自我批评”的方法很有趣：在在书桌上摆两个瓶子，一个瓶子装黄豆，另一个瓶子装黑豆，如果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就往瓶子里装一颗黄豆，如果自己做了一件错事，就往瓶子里装一颗黑豆。每天都要检查一下两个瓶子到底是黄豆多还是黑豆多，如果发现黑豆多了，就做深刻的自我反省。大半生的宦海沉浮，他就是从不断的自我反省中走过来的。
严于律己的徐溥是个绝对的好干部，生活艰苦朴素，不背后乱说闲话，不耍阴谋诡计，不搞贪污腐败，只是一门心思干工作，光明磊落对待同事，勤勤恳恳上下班。他的为人处事，忠臣服，奸臣也服。一句话，这是个品德高尚的厚道人。
但选阁老不是选标兵，人品好也不一定意味着工作能力强。事实上，朱祐樘之所以重用徐溥，除了品德原因外，更因为《明史》中评价他的一个词：凝重有度。
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五、大明最强内阁：弘治朝的阁老们（2）
解释一下：凝，是指含蓄；重，是指稳重；有度，是指有气度，胸怀宽广。这个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徐溥是一个含蓄老练，做事稳重，胸怀宽广的人。
这样的人不进内阁谁进内阁？
这正是朱祐樘重用徐溥的原因：弘治朝初年的国家政局，其实还处在过渡阶段，前朝的弊政要革除，积累的问题要解决，未来的发展方向要找好，但这一切都要有个前提：国家稳定。
治国就像开车，不开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开快了也有可能翻车，翻车就会没命。只有开得又快又稳，才是高水平的司机。
而内阁就是国家的发动机，在彼时的大明内阁里，油滑的刘吉属于润滑装置，急脾气的刘健属于加速装置，而沉稳老练的徐溥，则是减速操控装置。弘治朝初年的工作不少，人事任免，清丈土地，抗灾救灾，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没有谨慎持重的精神是不行的。而徐溥，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刚入阁的徐溥，很快就表现出了他的工作能力，大小政务事无巨细，都能安排得妥当。国家要施行大政方针，他反复斟酌，尽量做到不骚扰百姓；同僚之间有矛盾，他耐心做调解工作；中央下派干部到山西，陕西两省清查土地，他事先给人家制定出完善细致的清查步骤与斗争方略，尽可能的在不出乱子的情况下把事情办了；中央要任免地方干部，他严格把关，举荐的都是老成持重的好模范；黄河闹灾要赈济灾民，他担心原先核算的赈济款解决不了问题，又建议增加了三成；国家要修水利工程，他认真反复核算，最后的预算比预期减免了四成；中央要整顿腐败问题，他担心株连过多会出乱子，几次上奏章要求纠偏……总之，既要争取进步，又要谨慎小心，就是他的工作方针。
而他的人缘也一如既往的好。同僚犯了小错误，他既进行批评教育，又千方百计的帮忙遮掩，真正做到治病救人。刘吉整言官整得厉害，他想方设法帮忙营救，“两京之狱”事件里的许多言官都得到过他的庇护。刘吉明明知道，却也不敢拿他怎么样。总之，上下关系都处得好。
如果仅仅如此，徐溥也不过是个谨小慎微的官僚，而随着弘治朝日渐走向正轨，朱祐樘终于发现，厚道的徐溥还有另一项可怕的品质：固执！
身为一个老知识分子，徐溥也是有坚定的信仰的。他的信仰就是两个字：祖制。
所谓祖制，就是明朝开国时期，朱元璋制订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一百多年后的弘治朝，这些制度有的名存实亡，有的也败坏得差不多了。
这些现象让徐溥痛心疾首。他坚定的相信：朱元璋留下的制度是好的。国家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没有遵守这些制度；要想国泰民安，就要遵守祖制。谁要是敢破坏祖制，我就跟他玩命。
比如叶淇要变更盐法，他认为这纯粹是扯淡，在朝堂上拼命反对。但是当有人污蔑叶淇贪污受贿，他却旗帜鲜明的替叶淇证明清白。后来叶淇辞官回乡，穷得连路费都凑不出来，经济同样不宽裕的徐溥慷慨解囊，送别的时候目送二里地远后，又急匆匆地追上来，气喘吁吁地拉着叶淇的手认真地说：虽然你人要走了，话我还是要说，你改革盐政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
修黄河也不例外，白昂要求在山东加挖分流运河，报告打到中央，他是也坚决反对。不但自己反对，还发动大家集体反对。花这个冤枉钱干啥？再说了，朱元璋当年都没这么修过！这次朱祐樘尊重了他的意见，你说不修那就不修吧。结果两年后黄河大决口，整个苏北大地全泡到黄汤里。这下徐大人却又来精神了，六十五岁的老头主动要求去灾区工作，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雄赳赳气昂昂奔赴一线，为治河总指挥刘大夏排忧解难，还走家串户访贫问苦，积极帮助灾民解决生产生活问题，把当地老少爷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徐大人，再生父母啊！
第二章 弘治鼎革：弘治朝的拨乱反正之路 五、大明最强内阁：弘治朝的阁老们（3）
要是当初支持白昂的计划，现在至于费这劲吗？
和同僚玩命，和改革玩命，甚至和黄河玩命，一切都源自徐溥固执的信仰。按照中国官场的惯例，一个拥有坚贞信仰的政治家，不和皇帝玩命是相当说不过去的，在这点上，徐溥果然“不负众望”。
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应该说弘治朝的忠臣们已经很知足了：有朱见深这样的反面教材在前面摆着，早把励精图治的朱祐樘衬托的光芒万丈。但徐溥却明显不这么想：英明神武？你才刚上路呢。
因为徐老爷子素来以“向模范看齐”的标准要求别人，皇帝也不能搞特殊。朱见深算啥，你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谁是先进典型？当然是明太祖朱元璋他老人家了。
朱祐樘很快就感受到徐溥的“严格要求”了……
比如天文台（钦天监）有个叫李华的技术员，因为犯了错误被革职，后来又因为替皇后看风水得到赏识。朱祐樘想：老婆的面子是要给的嘛，要不让他官复原职？徐溥不干了：国家选拔干部是要有组织程序的，不正之风的口子开不得。皇上您下命令可以，不过我是坚决不会听的，如果您一定要下命令，那就先把我撤了好了。朱祐樘当然不会为了一个技术员罢免副总理：算了，那就听你的吧。
又比如朱祐樘有几天起得晚，上朝时间迟了一会儿。按说领导日理万机，上班迟到会儿情有可原。但徐溥又不干了，不但严肃批评了朱祐樘的行为，还借题发挥，把朱祐樘回复奏章太慢和最近业余生活过多的错误都批评了一遍，最后归结一句话：皇上您比太祖差远了！这简直不像大臣提意见，倒像是老师训差生了。
严格要求领导也就算了，徐溥连领导的奶奶也干脆一起严格要求。周太皇太后（朱见深的母亲）想念小孙子了，想召崇王（朱祐樘的弟弟）进京叙叙旧。徐溥又发话了：太祖朱元璋早教导我们说，藩王不能随便进京。所以太皇太后的想法是错误的，是应该改正的。徐溥又非常体贴地对朱祐樘说：皇上您应该做通您奶奶的思想工作，督促她改正错误，要是您不方便去的话，我去。
朱祐樘是个孝顺人，当然不想让这家伙给奶奶添堵，算了，还是我自己去吧。
每到这个时候，朱祐樘都相当无可奈何。他渐渐明白，这个看似很好说话，办事厚道的老大爷，其实是个外柔内刚，毫不退缩的倔老头。
但朱祐樘总算是好脾气，很给徐溥面子。他明白，这个倔老头是个对国家有益的人。特别是弘治五年刘吉滚蛋后，他接任内阁首辅，与几位同事通力合作，事事以与民休息为先，提拔推荐人才，保证了弘治朝政局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虽然也有黄河决口之类的傻事，但总起来说，还是功大于过的。
对这样的人，朱祐樘当然关怀备至。合理化的建议说得再难听也听，不合理的建议也好言抚慰，还经常把他召入内宫单独讨论工作，加官进爵自然更少不了。到了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徐溥已经是太子太师兼华盖殿大学士。该有的荣耀他已经全有了，当官当到这步，已经够本了。
徐溥当官够本了，可身体的本钱已经耗光了。七十岁的他浑身上下全是病，写字手发抖，走路打哆嗦，看文件眼发花，工作效率是大不如前了。他正式向朱祐樘请求退休。朱祐樘非常舍不得，接连挽留了几次，并特准徐溥刮风下雨天可以在家休息。但徐溥一脸苦相：臣实在干不动了，您就让臣享两天清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