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召集一团党员紧急会议，研究如何使奉调来平江镇压革命的独五师一团变成保护革命的—团，决定组织前站人员下营连，向士兵讲述县署的暴虐行径，发动士兵反对清乡队捉鸡、杀猪、牵牛等土匪行为，号召士兵会会员起积极作用，监督反动民团，不准他们残害民众。
为了掩人耳目，一团不得不例行公事出动“清乡”。其实，只是去乡下走走，动员被迫背井离乡的农民返回家园，从事农耕。有时向空中放枪，或有意散落一些子弹，让游击队拾去。群众十分惊讶，纷纷议论：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队伍！这样，一团进驻平江五六天后，逃走的农民又陆续回乡种地了。
46年后，即1974年9月，彭德怀专案组去平江调查彭德怀团的“清乡”反动活动问题，他们听到的却是平江父老的交口称赞：
“彭德怀的部队调到平江县是执行清乡任务的，但在清乡时，故意朝天放枪，将子弹丢在地上。”
“彭德怀的部队对群众的态度，都反映是好的，不打人，不骂人，不到群众屋中去，借东西送还，有时还帮助群众车水，担东西。”
“听有人说，他的部队明里是国民党的，暗里是共产党的，有的地主也这样说。”
独立五师到平江驻防不久，周磐和平江官绅的往来应酬，就颇为密切。6月底，周磐设宴答谢平江官绅，与会者争先为周磐敬酒颂德。脑满肠肥的清乡委员会主任、地主兼茶商张挺站起来，又一次称周磐是“解民于倒悬的再生父母”，敬酒说：“端赖师座的鼎力相助，本县才得以维持安宁。平江遍地是匪，走出县城五里之外，贵师随便捉一个人杀掉都不会错。”其言外之意，对一团到平江后未杀人不满。酒席上气氛为之一变。彭德怀冷笑一声说：“照张先生这样说，平江有几十万人可杀啦！”又问张挺：“据我看，如果平江真有这么多共产党人，与张先生有关。你的民团清乡队，到处杀猪牵牛，随便捉人杀人，弄得十室十空，比土匪更甚，张先生能辞其咎吗？”③张挺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其他人等，面面相觑。周磐两头敷衍说：“真正的土豪劣绅要打倒，良民正绅要保护。”④一场宴会从觥筹交错到剑拔弩张，不欢而散。
彭团长怒斥张挺的事传到一团，官兵都说痛快，唯独张荣生等在党员会上埋怨彭德怀不该意气用事，要是暴露了，会误大事。彭德怀接受批评说，这是自己第一次听到党内真诚的批评，十分感动。
一团到平江后，士兵们目睹反动派残杀工农群众的罪行，在党的秘密工作下，由同情工农，发展到倾向工农，倾向革命。三营驻扎在北门城关外，城外错树坪为三营操场，也是反动当局的刑场。革命者在刑场上高呼口号，大义凛然，深深感动了士兵，引起他们对革命的同情和对国民党的仇恨。有时，彭德怀向士兵讲话，也揭露统治者的反动本质，赞扬烈士的牺牲精神，用事实说明游击队不是土匪，是农民的自卫队，我们不能同他们作战。挨户团押绑群众来行刑，九连连长黄纯一几次率领全连出操占据刑场，阻其动手。夜间，士兵在县城张贴“打倒屠杀工农的土豪劣绅”等标语，以示抗议。工农群众的斗争精神，激励教育了一团士兵，他们的立场逐渐转移到工农群众这方面来。
彭德怀在建议周磐办随营学校，并推荐黄公略等人到随校任职后不久，共产党就控制了随营学校。为将全团要害部门和主管营、连兵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彭德怀将南、华、安特委派来的共产党员邓萍安排在一团，团部任书记官；又提升张荣生到一团团部担任传令排排长。由于随营学校工作有了基础，一团开驻平江后，彭德怀向周磐推荐黄公略去三团任三营营长，黄纯一到一团三营九连任连长，只留贺国中负责随校工作。这样，共产党员不仅控制了一团主要营、连的兵权，同时掌握了三团三营的兵权，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7月18日，彭德怀率传令排排长张荣生等人赴思村视察二营。恰在这一天，二营营长陈鹏飞的一个亲戚从长沙来，悄悄对陈说，昨天长沙破坏了共产党的一个机关，从被捕人身上搜出随营学校校长黄公略亲笔开具的通行证，被师长周磐认出笔迹。陈鹏飞是彭德怀和黄公略在讲武堂的同学，思想开明，与黄公略友谊尤深，由于事态严重，万分火急，忙找彭德怀相商，恳求彭德怀设法通知黄公略，让黄赶忙逃走。彭德怀一面答允，一面命人备马，立即返回县城。
时值酷暑，赤日炎炎。彭德怀心急如焚，驱马赶路，人城直奔县电报局。他想如果真有其事，周磐的马弁陈玉成是救贫会会员，会设法给他透信的。果然电报局有长沙陈玉成刚拍来的密码电报，证明陈鹏飞的消息属实，还说周磐已下令逮捕黄公略和经黄公略介绍来五师的黄纯一、贺国中。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更怀疑推荐黄公略的彭德怀也是共产党。
事关重大，当天晚上，彭德怀、邓萍、张荣生、李灿、李光、李力，以探望生病的黄纯一为名在医院里密商对策。省特派员滕代远也参加了会议。滕代远系湖南麻阳人。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当时为湘鄂赣边界特委书记，奉湖南省委指示从长沙来平浏地区找党的关系，以便恢复被破坏的特委工作。滕代远化装成商人，于7月17日进入平江城，刚和邓萍建立了联系。
面对黄公略身份暴露的严重情势，一团怎么办？彭德怀主张立即举行起义。有人犹豫，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准备亦不够充分，不如安排在年关时进行，只要让黄公略等3人离开部队，就可应付当前危险局面。彭德怀很坚决，认为一团的条件基本成熟，形势紧迫，鲁涤平、周磐要对一团下手，只有决心起义，才能保存革命力量。他分析一团的力量说：“第一营完全可靠，是基本力量。第二营六至七成可靠。第三营只有二成多至三成可靠。团特务连基本可靠。”又分析了二、三团情况：“三团主力驻长寿街，离城有一日行程，这个团最反动，但战斗力很弱。第二团驻北乡，主力离城50里，我团起义，该团会暂时守中立，不会马上配合刘济仁第三团来进攻。”⑤他认为平江周围的敌情不算严重：“浏阳方面张辉瓒有一个团，醴陵有陈光中部，长沙约有 3个团，岳阳、湘阴均无正规军，茶陵、安仁、攸县等吴尚部队正在部署向井冈山进攻”。起义只要“彻底消灭城内反动武装，就能争取时间，巩固胜利”。最后，他果断地说：必须“决心起义，一点也不能犹豫！犹豫就是失败”。⑥滕代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湘鄂赣总暴动和平江问题决议》的精神，也当机立断，赞同彭德怀立即起义的主张。彭德怀的判断和滕代远的支持，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大家一致决心起义。
一项在中国革命史上影响深远的起义计划，在古老的平江县城内一间狭小、简陋的病房里迅速又周密地制定出来，为黑暗的中国点燃了又一束耀眼的火炬。
起义的日期定为7月22日。尽管一团士兵经过北伐战争的洗礼、来平江后的现实教育和党的秘密工作，进一步倾向工农，倾向革命，但要全团士兵和下级军官迅速起来，掉转枪口，指向自己过去的长官，勇敢地起义，还需要催化。为做到这一点，会议制定的计划是：
一、公开土兵委员会，团结士兵和下级军官参加起义。
二、发动闹饷（独立五师又有几个月没有发饷，士兵怨气很深），作为起义的引线。
三、通知嘉义三团三营营长黄公略和岳州随营学校副校长贺国中于7月22日率部来平江参加起义。
四、分工：滕代远负责政治鼓动，彭德怀负责解决反动武装，邓萍起草宣言、标语、传单、布告等。
仅3天的时间，经过党员、士兵骨干分子的紧张工作，一团就恢复了各级士兵会组织，推选出代表。士兵情绪激昂，强烈要求补发欠饷，枪毙欺压士兵、经济不清、政治反动的三营营长金光侠，要求解散残害民众的清乡委员会，消灭反动军警和挨户团，释放在押的革命群众。还拟出了刘作柱等反动分子的名单，摸清了挨户团、警备队的部署情况和岗哨地址，印制了传单、标语。
21日，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1928年7月22日11时，在盛暑烈日下，湖南陆军独立五师一团800勇士，全副武装，颈系红带，精神振奋，集合在平江城东门外一营驻地天岳书院操场上，誓师起义。深受部队拥戴的团长彭德怀雄姿奋发，站在队伍前，颈上也系着和大家一样的红带，愤怒声讨国民党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群众的罪行，揭露军阀克扣兵饷，使士兵一贫如洗的腐败现象；大声疾呼：“我们再也不为军阀卖命了！”庄严宣布：“我们起义了！”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政府，打倒土豪劣绅！”“解除反动武装，建立红军，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工农政府，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拥护中国共产党，为工农大众利益而奋斗！”彭德怀号召全体士兵勇敢地站起来，奉加革命，为夺取工农革命最后胜利而斗争；宣布起义的第一个行动是立即出击，全部干净消灭城内民团、警察、警备队和师直属队。士兵们被彭德怀充满激情的讲话所感动，第一次喊出自己的心声：拥护共产党，为士兵解放、为工农利益而坚决斗争！在宣布了新的指挥员，申明了革命纪律之后，彭德怀下令各部向指定目的地进发。
宣誓前，彭德怀在团部召开全团军官会议，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工农运动、屠杀无辜群众的罪行之后，宣布一团实行1927年士兵委员会章程，将几名反对执行士兵委员会章程的连、排长，扣留在团部停职考察，扫清了起义的内部障碍。
下午一时，平江县军警官兵午睡正酣。800勇士越过浮桥，向县城发动进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除了城内反动军警2000余人的武装，缴获步枪1000余支，子弹100万发。活捉了罪恶多端的县长刘作柱和清乡督察员杨鹏翼、清乡委员黄思岑、李铁桓等反动分子200余人。五师副师长李慧根、参谋长杜际唐乘乱越墙逃走，因这两个人平日无大劣迹，彭德怀也未命人追索。对师部一般军官和县署一般人员，凡无劣迹者，彭德怀命令一律发给遣散费，听其回家。起义部队顺利占领平江县城。
午后3时，万里无云，骄阳似火，彭德怀骑着战马同滕代远一起进入县城。只见打着红旗、敲着锣鼓的人群涌向街头，欢迎起义部队。人们争先来认识彭团长，向他热烈鼓掌。宣传小组进行街头讲演散发传单。
当日，一团二营从驻地思村开到平江县城参加起义。翌日，贺国中率随营学校从岳州来平江参加起义。三团三营黄公略接到起义通知，正做准备时，被团长刘济仁发觉。黄公略获悉刘济仁要抓人，于20日晚率领三营的两个连在嘉义提前举事。25日，率部抵城北丹田镇休息，黄公略进城报告情况，三营官兵在九连连长贺仲斌煽动下，向浏阳方向逃走。
这一消息突然传来，大家都觉得是一个意外的打击，黄公略更为难过。彭德怀安慰他说：你去三营还不到一个月，情况不熟，士兵不信任，而刘济仁还有很大影响，这不是短期内可以肃清的。出事并不特别意外，不必难过。从中，彭德怀得出一个教训，必须坚决清洗反动军官，加强士兵会的工作，使其有充分的权力。
7月24日清晨，“一轮红日刚刚从东方升起，光芒四射，鲜艳夺目”，⑦彭德怀漫步汩罗江畔，此时此刻的“高兴心情，从未有过。”⑧忽然传来警卫员的声音，说县委的同志来访，便见一位女同志矫健地走了过来。她个子不高，清秀的面颊上稀疏地长着几颗麻子，目光清澈有神。彭德怀稍一迟疑，她即自我介绍道：“我是胡筠，平江县委的。”
陪同胡筠进城的县委秘书长张警吾向彭德怀介绍了胡筠的身世：出生在平江北乡，公爹是当地有名的大恶霸地主。1927年，胡筠参加了秋收起义，将其公爹交农民协会处决，把家中房屋烧毁，财物分发给贫苦农民，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爱戴。彭德怀对面前的这位女同志不由得肃然起敬。
原来胡筠等在23日下午才获知城内武装起义的消息，随即布置农民进城清查从四乡逃匿入城的上豪劣绅，然后徒步从黄金洞走到城里。从一团开到平江后，彭德怀一直在寻找党组织，始终未能取得直接联系。见到胡筠和张警吾分外高兴。
24日上午举行士兵委员会联席会议，会上宣布成立红军第五军，彭德怀被推选为红五军军长兼十二师师长，滕代远为军党代表，邓萍为参谋长。全军连同新参加的工农群众共2500余人，编为一团、四团、七团及特务连、追击炮连、重机枪连等单位。经选举雷振辉为一团团长，陈鹏飞为四团团长，黄纯一为七团团长，李灿为一团党代表，黄公略为四团党代表，贺国中为七团党代表（一说为副团长）。通过这次士兵委员会议，加强了共产党对起义部队的领导，标志着起义部队由旧军队转变为人民的军队。
下午，红五军全体指战员和数万群众在平江城内月池塘举行庆祝起义胜利大会，宣告成立红军第五军，建立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颁布施政纲领。滕代远报告政治形势，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彭德怀报告起义的意义和今后任务，率领全体战士宣誓拥护中国共产党，为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战斗到底。胡筠代表县委讲话。
大会执行革命法庭职能，宣判县长刘作柱等血债累累的反动分子死刑，立即执行。
平江起义胜利的喜讯不胫而走，各乡贫苦农民成千上万地涌进县城，慰劳红军，捉拿反动派，庆祝胜利。他们打鼓吹号，挑菜抬猪，手持刀枪，挥舞红旗，以社会主人的姿态参加大会，为消灭地主豪绅、贪官污吏，建立起工农兵自己的政权而欢呼。
物换星移，30年后，彭德怀在纪念平江起义座谈会上还记得当年写的一首诗：
北伐时期士兵会，
秘密活动两三年。
平江起义扬眉日，
工农革命旗帜鲜。
32年后，即1959年，彭德怀在逆境中回忆当年金戈铁马的战斗生活，描绘出那时会场上的动人情景，写道：“群众热情象铁水红流，火花喷放，革命吼声直上云霄”，使到会人员受到很大鼓舞。
平江城里里的枪声，震惊了反动营垒。湖南省会长沙市的《大公报》，7月25日以醒目的大标题《湘省共祸未已》报道说：“平江驻军与共产党在平组苏维埃政府”。《湖南清乡公报》第五期惊呼平江驻军“叛变”，“聚众逾2万人，将窥省垣”。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在官邸阅报，看到“平江匪势，日甚一日，刻甚一刻”，“难民窜投属会几近千人，惊慌万状，面如死灰”等语，大骂周磐无能。
周磐师部在平江被彭德怀遣散，杜际唐等狼狈而回，周磐不得不向鲁涤平递上辞呈。鲁涤平急令第一战区代指挥官张辉瓒飞调朱耀华师并驻浏阳的一个营，及独五师三团的一、二营，由浏阳向平江堵剿。又调独立五师之第四、五、六团，由岳州向平江堵剿；第二军的一个团由长沙向平江进剿。这还不放心，更电请鄂、赣两省派兵堵截，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堵击，消灭刚刚诞生的红五军。
红五军早已派人探得敌人的部署。25日，彭德怀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利用平江群山环抱、峡涧纵横，群众发动充分的有利条件，打击来犯之敌。彭德怀命令特务连、机枪连在城西筑工事，引敌向该处进攻；一团从正面出击；四、七团南北夹击，拟歼敌一至两个团，提高红军的士气与威望，然后撤出平江城，向江西、鄂南方向发展。
7月29日，湘军8个团形成对平江城半月形的大包围。其中5个团分两个梯队沿长平大路向平江城西、城南两门推进。
7月30日，湘军第一梯队向平江城西关红五军阵地发动进攻，被红五军一团火力阻截，伤亡颇重。彭德怀率第七团从敌侧向南突击，打破敌人部署，敌军退至公路南侧，激战至黄昏，湘军第二梯队亦接近红军阵地。原计由南向北配合夹击的红五军四团未到，七团独立难支，彭德怀决定撤出战斗，从北门出城撤往东乡。此役，七团团长共产党员黄纯一壮烈牺牲，战士伤亡100余人。
彭德怀后来总结红五军守卫平江失利的原因说，这是由于25日军事会议确定的战斗部署有错误，“没有认识到革命的长期性”，要能“早一点主动撤出，让敌扑空，那就可以避免这些损失。应将部队布置于长寿街和江西省的修水、铜鼓边界，以团为单位分散打土豪、分田地做好群众工作”⑩。彭德怀多次总结守卫平江的教训，对于平江起义的胜利总是归结于党的领导，归结于井冈山旗帜的影响和平江地区群众的支持。
彭德怀同滕代远、黄公略一起发动和领导的平江起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重要一页。它发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革命处于低潮之际；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的武装力量，对国民党血腥镇压的又一次反击。
第04章 奔赴井冈山
彭德怀一、七团和军直属队退出平江城后，向东乡龙门转移。沿途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他们把红军看作是自己的救星，是自己的好兄弟。农村的房屋经反动派的反复“清乡”，大部被烧毁，农民仍尽量腾出房屋给红军宿营，说：“不能让自己的军队露宿淋雨。”彭德怀第一次听到农民这样对待和称呼自己的部队，倍感亲切。他由衷地感到，决不能辜负民众的期望，一定要把这支部队保存下来，使其发展壮大，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贡献。
为在政治上建设红五军，彭德怀等决定部队暂驻龙门，进行整训。首先建立了五军政治部，由党代表滕代远兼主任，张荣生任副主任。然后，从军部到连建立了党代表和党的各级组织。支部建立在连上，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加强和健全了士兵委员会工作。连队和机关一起开展群众工作，大家拎着灰桶刷写标语，拿着宣传筒宣传党的政策。
起义以前，部队一直驻扎在城镇，到了农村，环境艰苦，常受敌追击要爬山过坳，夜晚行军。有的人愿意革命，就是吃不了苦，起义后看到群众的亲切关怀，看到首长的以身作则，又通过整训提高了觉悟，便逐步习惯了农村生活，逃亡现象大大减少，全军士气高涨。
红五军退出平江，湖南省主席兼清乡督办鲁涤平、清乡会办何键急电张辉瓒、刘铡、朱耀华说：“现虽收复平城，而残众尚未扑灭，其逃窜于各乡镇者为数尚多”，“暴动事实时有所闻。近向浏东逃窜，企图联络朱毛，再次猖獗”，①如在月底予以“彻底肃清者，即给奖金3万元，以示酬庸”，而“剿办不力”者，则“定予从严撤惩，决不宽贷”。在重赏兼督责下，湘军10余个团在平江、浏阳集结，向红五军扑来。
彭德怀吸取守卫平江的教训，避免同优势敌人硬拼，挥师江西，攻占修水，消灭守军一个营和民团二三百人。在修水建立了临时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坚持9日。南昌当局调一个团及两个步兵营来袭，红五军放弃修水城，经铜鼓退守平江黄金洞。
这时，中共湖南省委指示红五军避免与敌主力部队作战，设法与井冈山红四军取得联络。彭德怀、滕代远遂率部向浏阳、万载边界进发。
9月6日，红五军南下至万载时，遭到鲁涤平部两个团的袭击，上井冈山的计划未能实现，在平江、修水、铜鼓边界一带休整。一面派工作队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一面在部队中进行整顿，清洗反动军官，吸收表现坚定的人入党。根据五军军委决定，五军取消团、连番号，编为5个大队和1个特务队。
随后，彭德怀、邓萍率4个大队向鄂南通城、通山、九宫山地区发展，由于未找到地方党，从九宫山一带又返回平江黄金洞。途经渣津时，歼灭江西朱培德一个宪兵营和当地地主武装。
在与敌人周旋的过程中，彭德怀总结了硬拼失利的教训，改用“同敌人打圈子、打推磨（盘旋）仗”战术，“经常跳在敌人侧后方，使敌摸不着头脑，弄得敌人疲惫不堪”。他体会到：“在反革命高潮时”，“只有领导下决心与群众同甘苦，同生死，集中力量作盘旋式的游击才能渡过难关”。②“中国交通道途不便，尤其是西南各省多山，我们的部队轻便、行动敏捷，敌则反之”。“敌人兵力较少，我就打他，较多我就避免”，“这是我们多次得来的经验”。③这与毛泽东的游击战术思想可谓不谋而合。
红五军在撤出平江后的3个月游击战争中，打了许多次仗，消灭了大批敌人，攻占过铜鼓、修水等10余个重要县镇。这是红五军所经历的最为艰难的时期之一。在这3个多月的转战中，减员1000余人，张荣生、李力英勇牺牲。张荣生弥留之际还说：“共产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由于环境险恶，一些意志薄弱者或投机分子，也相继离队或叛变。原独立五师一团二营营长、后任红五军四团团长的陈鹏飞虽同情工农，但委实忍受不了那种艰苦，彭德怀并不强留，听其告别回家了。四大队队长李玉华假传军长命令，以打民团为名拉着全队逃跑了。最严重的是一大队队长雷振辉（起义前为三营营长）的叛变。雷振辉与李玉华串通一气，李叛逃后，彭德怀命人将雷监视起来。翌晨，队伍集合出发前，彭德怀讲话，雷振辉突然夺过警卫员薛洪全的手枪，对准了彭德怀。千钧一发之标，身材魁梧的新党员黄云桥，一手扳倒雷振辉，一手拔枪，将雷击毙。许多人几乎惊呆，彭德怀面不改色，继续讲话说：“3个月的转战，我们受到很大损失，我们的处境是艰险的，但我们起义是为了革命，干革命就不能怕苦、怕流血牺牲，今天如果谁还想走，可以走”。“就是剩我彭德怀一个人，爬山越岭也要走到底！”④彭德怀坚定的目光，斩钉截铁的语言稳定了队伍，—声号令出发，没有人离队。
10月，滕代远以湖南省委特派员名义，在铜鼓幽居召开湘鄂赣边5县（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县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研究进一步开展斗争的计划。彭德怀在会上主张红五军要以井冈山为榜样，反对乱烧乱杀的盲动主义和宗派主义。会议决定建立中共湘鄂赣边界特委和根据地，征调几个中心游击队与红五军合编，组建成3个纵队和1个直属特务大队（共11个大队）。会议选举滕代远为边界特委书记，彭德怀为特委委员。
会后，彭德怀、滕代远率一、三纵队向南进发，准备与红四军取得联络；黄公略率二纵队留湘鄂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南进部队800余人，沿途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游击队，红军也得到补充。转战中，红军指战员衣服褴褛不堪，也无钱无暇缝制冬衣，就穿着打土豪没收来的各种式样的衣服。队伍中有戴礼帽的，有穿马褂的，有穿呢大衣的。形色各异，信念则一——上井冈。
彭德怀后来回忆说：早在1927年冬，他就注意了井冈山。平江起义胜利后，就想“打通湘东与赣西朱毛取得联络”，“造成罗霄山脉整个的割据，促成湘鄂赣粤四省的总暴动”⑤。他认为，在同拥有现代化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手段的敌军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而建立根据地，又必须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纲领；在实践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就是井冈山。他非常敬仰毛泽东，决心以朱毛红军为榜样，还想亲去井冈山“取经”，弄清革命的性质，分田的办法等。起义后，他率领红五军不畏千难万险，转战数千里，突破敌人的重重围追阻截，历时近5个月，终于实现了上井冈山同朱德、毛泽东会见的愿望。
井冈山位于湖南、江西省交界处罗霄山脉中段，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这里，开创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步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来到宁冈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师，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为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支骨干部队。
朱德、毛泽东获知彭德怀部队南进，派何长工和毕占云率200余名战士下山，到莲花城北大山中隐蔽等待，迎接红五军。11月下旬，红五军于莲花城北九都与前来迎接的红四军何、毕率领的部队会合，两军相见，分外喜悦。在何长工带领下，彭德怀部经三湾、古城到达宁冈县城，与红四军胜利会师。这时，朱德已经下山等候。在宁冈新城的城隍庙红军驻地，彭德怀与他久仰的红军创始人朱德第一次见面。
彭德怀第一次和毛泽东会见，是在宁冈县茨坪一家中农的住房里。彭德怀走进屋内，看到一个身材颀长的人向他伸出手，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湘潭口音热情地说：“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今后我们要在一起战斗了！”⑥从说这句话起，便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30余年共同战斗的历史。
毛泽东向初上井冈山的彭德怀仔细讲述了他对中国革命道路和前途的看法：为什么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在中国得以存在的独特原因，中国目前进行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恰恰是彭德怀在起义后遇到而又没有解决的问题。当时红五军中有些人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区别不清，把消灭封建剥削和消灭资本剥削等同视之，在政策上对地主和对资本家也等同视之。彭德怀觉察到这些是错误的，但未能从理论上作出说明。毛泽东的一席话，使他顿开茅塞，给他留下终身不忘的印象。
12月11日，广州起义一周年，在新城召开庆祝两军胜利会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在大会上讲话，热情欢迎红五军。彭德怀在讲话中称红四军是五军的老大哥，号召五军指战员向四军学习。
大会进行得正热烈，忽然讲台坍了，队伍中顿时议论纷纷，有人说这预示不吉利，怎么刚刚会师就坍了呢？只见朱德军长微笑着站到台架上，大声说，不要紧，台坍了搭起来再干嘛！大家听了一起鼓掌，又恢复了热烈的情绪。
这个偶然的事故和朱德不怕台坍的讲话对彭德怀影响至深，以后他几次在斗争的最艰危时刻引用这件事和朱德的讲话，来鼓舞部属和自己。“台坍了，搭起再干”！成了他的战斗铭言。
大会结束后，红五军把在万载筹集的款物，赠送给物资供应更困难的红四军。
红军两大主力会师，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的武装力量，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大为不安，调动湘赣两省6个旅，约3万兵力，以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何键、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分5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会剿”，声称要把红军“一网打尽”，把井冈山“夷为平地”。
湘赣两省“围剿”军队对井冈山实行了严密的封锁，红军的物资供应更陷入极大的困难。时近隆冬，天寒地冻，有的指战员还穿着单衣草鞋，每人每天3分钱的伙食也不能维持，此时生活之艰难，如红五军军委向湘委的报告所说，是“言之痛心，念之酸鼻”。
1929年1月上旬，红四军前委、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红五军军委以及中共各县县委领导人在宁冈柏露村举行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第一次听到传达中共中央的文件。毛泽东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后，对当时存在的乱烧乱杀的盲动主义的危害作了分析，强调对“反水”（指因对乱杀乱烧作法不满而对我持不合作态度）的群众持争取教育态度的重要性。毛泽东的群众观点和政策思想给彭德怀以深刻的印象。会议讨论了形势，决定实行“围魏救赵”的策略，由红四军向敌人后方赣南进军以解井冈山之围和解决红四军的给养问题；还决定将到达井冈山的红五军一、三纵队暂编为红四军三十团（习惯上仍称红五军），由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任三十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任三十团党代表，留守井冈山。
会后，红五军党委连夜开会，彭德怀传达联席会议决定。委员们大感意外，说此次上井冈山本为与四军取得联络，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五军就应当返回湘鄂赣边苏区，不然在那里坚持斗争的二纵队会遇到很大困难，也会影响苏区的发展。彭德怀和滕代远向委员们解释说，现在大敌当前，应以保存红军主力和革命根据地为重。彭德怀和滕代远还说明，是我们自愿将自己的部队编入红四军的，是自愿留守井冈山的。最后，大家放弃返回湘鄂赣边界的要求，愿意承担起守山重任。
1月14日，红四军撤离井冈山。湘赣两省“会剿”军队动用两个旅（后又调回一旅）尾追红四军。同时，以其大部兵力从永新、莲花、酃县向井冈山推进。1月26日，向井冈山根据地发起总攻。
时已严冬，连日阴沉，雨雪交加。守卫井冈山的红五军800战士，在凛烈的寒风中，以轻武器和每人 10余发子弹，凭借新修筑的竹钉阵和土木工事，抗击20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守卫在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朱砂冲阵地上的红军战士与来犯之敌展开激战，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29日进攻黄洋界的敌军，收买一个游民带路，沿山间小路偷偷窜进金狮面、棍子凹，从哨口右翼爬上山，黄洋界告急。
彭德怀在茨坪指挥井冈山保卫战，得知重要。哨口黄洋界失守的消息，立即带领教导队和红军学校学员向黄洋界跑去，组织三次反击，均未成功。这时又接到八面山失守、白泥湖告急的报告，彭德怀考虑到，如果继续坚守硬拼，不仅不能阻止敌军前进，而且会全军覆灭，于是决定收拢队伍突围。
当日，彭德怀和滕代远按中共湘赣边界特委1月14日会议的决定精神，率原红五军大部及伤病、勤杂人员七八百人，集合在茨坪，向荆竹山方面突围。部队在陡峭的山峰上，用马刀砍倒树木开路，步履艰难地攀行。彭德怀干粮袋丢失了，两天没吃一粒米，和战士一道迈着沉重的步伐寻路突围，终于越过敌军的包围线，到达荆竹山。
突围第3天，红军在大汾圩遭敌军三面埋伏。彭德怀把队伍集合起来，对大家说：“大汾圩是我们突围出去的最后一道难关。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打过去，只要坚决、勇敢，就一定能够冲过去。冲过了这个难关，本军长是有办法的！”广大指战员深信彭德怀的指挥，一阵猛烈冲锋，突破了敌人伏击阵地，主力冲出了敌人最后一层包围。不幸的是非战斗人员被敌人截住，一部分牺牲，余者分散潜回井冈山继续坚持斗争。
井冈山守卫战虽然失利，终于拖住了来犯敌军的大部分兵力，掩护了红四军顺利地向赣南转移。
彭德怀率领原红五军继续向赣南前进，在敌军的追击堵截下，越过上犹、崇义，在南康章水上游渡河，2 月9日（农历腊月30日）到达新城。地主乡绅正在悬灯结彩，大摆筵席，辞别旧岁。红军一到，他们逃匿一空。红军经过10多天的激战，长途跋涉，饥疲已极，正好饱餐一顿，祝贺突围成功，迎接新春。
新城离粤赣公路不过三四十里，渡河哨口有电话，如果敌军得知后扑来，夜里12点就可能到达。考虑及此，彭德怀催促干部：吃过饭离开此地，走出5里也好。但部队实在太累，都不同意，要休息一下，拂晓再走。彭德怀说：“过去敌军不敢轻率，现在他们打破了井冈山，气焰高涨，劲头很大呀！不能不提防。”还是说服不了大家，连党代表滕代远也不同意走。
夜深了，爆竹声渐渐稀落，极度疲劳的红军战士沉沉入睡。彭德怀回忆起井冈山突围后的险恶历程，连续同敌人拼死搏斗的一幕幕场面驱走了他的睡意，独自在外为士兵执行警戒。
约摸子夜时分，枪声突起，彭德怀急令号兵吹号，部队刚在村外集合，粤军范石生部已扑来。彭德怀决定向信丰方向前进，命贺国中殿后掩护。天明查点人数，仅剩283人枪，李光所率一支部队全部未到（后知李部夜间迷失方向，误入广东南雄地区，被敌消灭，李光被俘遇害）。
部队经信丰东进重石镇，继而去兴国，寻找地方党。在莲塘和东山小憩。赣军刘士毅旅一个营又跟踪来攻，红五军乘夜突围，得知雩都城仅有刘士毅旅一个营驻守。彭德怀决定奔袭雩都城，即率部出发，18个小时走了140里，夜半抵县城，架梯带头爬上城墙，直向敌人营房推进，敌人毫无准备，束手被擒。原红五军以283人枪俘敌六七百人，活捉了县长，筹措了军款。夜袭雩都打击了敌人的气焰。赣南群众称彭德怀的部队是长了翅膀的神兵。
在长时期持续行军中，彭德怀总是背着个旧皮包和一个装有军用地图的伞袋，和战士肩并肩地走在一起。他非常关心战士的情绪，在休息时常问大家：“怎么样？苦不苦？”战士听了军长的问话，立刻精神振奋起来，愁苦疲劳一扫而光。
攻下雩都城后，彭德怀估计敌军主力一定会回城救援，下午便撤出县城，渡河抵小密宿营，与地方党取得了联系。滕代远在雩都负伤，同20余名重伤员留下休养。红军送给地方党百多支枪，后发展成为赣南独立团，成为红六军的一部。不久，彭德怀在安远从报纸上得知，红四军在汀州消灭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2000余人，击毙该旅旅长郭风鸣，遂改变返回井冈山的计划，率红五军掉头向东北，一举击溃靠近福建边境的瑞金城守军，占领了瑞金县城。
4月1日，红四军从福建长汀开至瑞金，红军的两支主力实现了第二次会合。
朱、毛、彭3人相见，互道分军后的战斗情况。毛泽东和朱德已经得知井冈山失守的消息，听了彭德怀的叙述，沉默良久，毛泽东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这话使彭德怀深感毛泽东襟怀的坦荡。
两天后，彭德怀去红四军军部，毛泽东将中共中央2月7日从上海写给毛泽东和朱德并转湘赣特委的信递给他看。信中认为革命处于低潮，红军不可能在农村集中存在。要求红四军分散组成小部队，藏匿于群众中，进行游击。各边境工作“必须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中心工作相适应”。来信中还有一个重要决定：要朱、毛两人离开部队去中央工作。
这就是说，朱德、毛泽东不但要离开红四军，而且要离开苏区。彭德怀十分震惊，认为中央的决定欠妥，尽管他入党时间不长，还是觉得有必要直接写信给中央，遂于4月4日，亲笔写出他参加党以后第一封给中央的信。信中首先报告平江起义后红五军在湘鄂赣边界转战的经过和教训，汇报了引兵上井冈山和突围的经过，总结了平江起义的缺点和红五军守卫井冈山失利的原因。接着说明：“在反革命高潮时不宜分兵，分兵则气虚胆小”，“因红军不是本地人，又不全是好党员，即平日是好党员，到危急时也（想）不出办法，以致被消灭，这是非常危险的”。他认为，“这种严重时期，只有领导者下决心与群众同辛苦、同生死，集中力量作盘旋式的游击，才能渡过难关，万万不能（采）藏匿躲避政策”。信中还分析了民国初年农民起义军首领白朗失败的原因，说明对有党的领导、群众帮助并在山区进行游击战争的红军，敌人虽多，也是没有办法的。
彭德怀给中央的信很简短，但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不同意中央来信基于对形势的悲观估量而做出的关于红军行动策略的“不切实际的想法”。
4月8日，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在雩都召开。会议根据军阀为争夺地盘而激战的状况，决定了红军的行动方针。其后，前委根据彭德怀的提议同意原红五军（此时，红五军与新组建的红军独立团改编为红四军第五、第六纵队）返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巩固和扩大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并向粤赣边界发展，与闽西相联系，配合红四军各部建立湘赣闽粤根据地。
前委扩大会议后，彭德怀率原红五军出发，又经小密。这时，寄居在这里休养的伤病员均已痊愈，滕代远也恢复了健康。战友重聚，非常高兴，滕代远叙述他们在这里帮助群众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的成果，又介绍了群众对他们尽心照顾的情况。
彭德怀满怀信心地说：3个月的事实说明，困难到了顶，就是转变的开始。只要我们团结、坚决，不动摇、不涣散，就能战胜困难。在向小密群众致谢和话别后，滕代远等归队重新踏上征途。这时红五军从283人枪又恢复到800余人。
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经信丰、崇义、上犹、遂川等地，于5月2日抵达宁冈茅坪。井冈山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到处是断垣残壁，疟疾流行，人口不到2000，生活必需品奇缺，一派劫后凄凉景象。为了抚慰受害群众，红五军发给每人1块银元，以救燃眉之急。
井冈山人民是坚强不屈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白军占领的日子里坚持斗争。区县两级党政组织基本上保存下来，当时因被敌人分割未能同军部一起撤退的二大队李灿、张纯清部和王佐特务营也都保存下来。彭德怀与坚持斗争的战友重新会见，感到无比欣慰。只有守卫八面山哨口的四大队，听说在突围后脱离苏区至湘东一带被敌人消灭。彭德怀一直关心该部的情况，直到1955年，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遇到了当年的大队政治委员李克玉，得知还保存下来一部分同志。
5月中旬，彭德怀和滕代远一起出席于宁冈古城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从发展中恢复和巩固井冈山根据地。会议进行中，赣军金汉鼎部两个团从永新瀚江和宁冈新城两路向古城进攻。当时由于敌情不明，五军又刚改编，为保存实力，彭德怀率红五军和王佐特务营向湘东游击。后又从湘东向南相继攻占广东境内之城口、南雄，缴获100多支枪和10万来发子弹。因想到井冈山群众正遭疟疾之苦，缺盐缺穿，用所筹之款购买了大批奎宁、盐和布匹。
7月初，彭德怀回师井冈山。中旬，参加中共湘赣边特委、永新县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会上特委书记邓乾元和与会的多数人主张夺取安福。
唯彭德怀独持异议，分析敌情说：安福城虽然不大，但城墙高，又很坚固，不易攻克。我一旦攻城，敌必定从永新、莲花、吉安三面来援，而我力量较敌薄弱，无力打援，可能陷入被动。
后来彭德怀在回忆这场争论时说：“争论的结果，他们是全体，我是完全孤立的一个人，就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决定了一次非常错误的行动，几乎全军覆灭。”
不出彭德怀所料，红军向安福城进攻。在离城约30里的红福桥和敌军刚一接触，敌军便向城内撤退，红军尾追至城下，始发现该城有重兵坚守。为避免遭敌夹攻，彭德怀率部沿原路撤退，在行军途中遭三面援敌的伏击。幸黄云桥率一个大队，冒敌火力网拼死冲人敌阵，后继部队也随着呐喊向前扑去，将敌阵地打开缺口，杀出一条血路，突出敌围。
这次战役，红军伤亡300余人。纵队长贺国中、参谋长刘之志英勇牺牲，纵队长李灿和9名大队长负伤，给英雄的红五军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战斗结束，彭德怀坐在路旁石头上为牺牲的战友和士兵痛哭。
红五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在一年多的艰难战斗中，锻炼得日趋成熟，已成为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它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积累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验，为人民战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贡献。
第05章 转战湘鄂赣
1929年8月，彭德怀率领原红五军两个纵队，从湘赣边长途跋涉，回到阔别将近一年之久的湘鄂赣边根据地，同留在那里坚持游击战争的第二纵队会合。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后，二纵队在黄公略率领下开展游击战争，活动在平江、浏阳、修水、铜鼓、武宁、万载一带的农村和县城附近，袭击挨户团和驻军，不断给敌人以打击，受到群众的爱戴，部队也壮大了。1929年4月，成立湘赣边境支队，由黄公略任支队长，下辖3 个纵队。
9月2日，彭德怀出席中共湘鄂赣边特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打通井冈山、幕阜山、九宫山，将湘鄂赣、鄂南和湘赣苏区连成一片，建成巩固的根据地。为适应形势发展，决定重组红五军军部，将彭德怀率领的两个纵队（原红五军一、三纵队）和湘鄂赣边境支队（原红五军二纵队）扩编为五个纵队，彭德怀仍任军长兼军委会书记，黄公略任副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邓萍为参谋长。其后，红五军在长寿街召开军委扩大会，决定由孔荷宠率一纵队在湘鄂赣边境活动；李实行率二纵队在浏阳、万载、萍乡一带活动；吴溉之率三纵队在铜鼓、宜丰境内活动；郭炳生率四纵队在湘赣边活动。李灿率五纵队前往鄂东南阳新、大冶、通山、通城地区，开辟新的苏区。
红五军军委扩大会议后，各纵队分别在新划定的地区内开展工作，获得了重大胜利。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内，红五军迅速发展到数千人，健全了各级党组织，军事、政治素质都有很大的提高；地方武装也有了显著发展，使湘鄂赣根据地逐步得到恢复、扩大和发展，湘鄂赣根据地、湘赣根据地和鄂东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1929年10月，彭德怀在《红五军军委关于平江暴动前后情况和经验教训向湘委的报告》中总结了红五军游击战术原则。他指出，在革命形势离全国范围总暴动尚远的时候，“红军唯一良好战术，即是力避硬战，打破恃险死守，以避实就虚，专击小敌为上策”。“在敌进剿时，可乘间逃窜至敌人之背后，击其虚处，使敌顾此失彼，鞭长莫及”。“敌军如分散追击时，可作盘旋式的打圈子”。“敌军驻扎时，宜派小部队去扰乱他们，使敌人增加疲劳，揣测不定”。“敌军退走时，便可乘机尾追袭击之”。“总之，红军现时的游击战术，务须按照地形、敌情而采取适当的集中与分散来应付客观环境为妥善，不宜呆板采用何种方式”。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王首道在年终向中央的报告中，谈到红五军的工作情况时说：“红军的战略是以游击战争为原则。根据客观环境的任务决定集兵或分兵的策略”，红五军以地形熟悉，善于潜伏而“出奇制胜”。
1930年2月，彭德怀率红五军一、三、四纵队进入泰和，进逼吉安，与从万安、吉水、峡江前来的红六军共同对吉安取包围形势。这时，红五军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缴获许多枪支弹药，装备得到补充，战士情绪日高，斗志旺盛。
正当红五军胜利发展的时候，发生了震动苏区的袁、王事件。
2月中旬一个深夜，中共湘赣边特委书记朱昌偕和王怀突然来到红五军军部，说袁文才、王佐要叛变，在特委联席会议上，强迫会议改编地方武装，统归他们指挥，王佐讲话时手拿驳壳枪。看样子如果不通过他们提出的要求，出席会议的同志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情况万分紧急，务请五军即刻出动，挽救危机。
袁文才是江西宁冈县人，属客籍，早年投入农民起义队伍（后改编为宁冈县总保卫团）。1926年9 月，袁率部参加国民革命，不久加入共产党。1927年10月，袁文才迎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上山，1928年2月被任命为中国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后任红军第四军第三十二团团长。1929年1月中旬跟随红四军下山，向赣南转战回井冈山后，任宁冈县委常委。王佐，江西遂川下庄人，也属客籍，家境贫寒，原系一支绿林的首领。与袁文才一起迎接工农革命军上山，先后任二团、三十二团副团长等职。
特委主张消灭袁、王由来已久。早在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伊始，党内对袁、王的看法就存在原则分歧。毛泽东坚持对袁、王采取争取、改造的方针，并取得了成功。1929年初，学习和贯彻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时，有人又以《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第十条“对土匪的关系”的规定①为根据，再次提出处理袁、王意见。毛泽东进行抵制，制止了杀袁、王的要求。当毛泽东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后，湘赣边特委书记邓乾元等在袁、王问题上的“左”倾思想又有新发展，认为“袁、王对我们处处怀疑，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过去采取对土匪的缓冲政策现在已是不能再用了”。显而易见，当时特委领导已把袁、王当成了敌人。另外，湘赣边界各县，素有土、客籍的矛盾。1929年，这种土、客籍矛盾尖锐地反映到党内来。代表客籍的袁文才、王佐与代表土籍的朱昌偕、王怀、龙超清等矛盾愈演愈烈。中共湘赣边特委负责人朱昌偕等以袁文才招降茶陵靖卫团团长罗克绍为口实，指责袁文才、王佐与敌勾结。以整编地方武装准备攻打吉安为由，将袁、王部调进永新城内，准备动手。并以袁、王在联席会上的表现为借端，请红五军去干预。彭德怀开始怀疑，问：情况有这么严重！“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领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等地表现还不坏，怎么变化得这么快呢？”
朱昌偕解释说：“这完全是袁文才挑拨起来的。他在红四军政治部看了‘六大’决议案关于土匪那一段原文，回到井冈山后对王佐说，我们怎样忠心，也不会被信任。”
鉴于事态严重又紧急，彭德怀找红五军军委成员讨论后与特委商定，派刘宗义（即张纯清）率四纵队前往永新，稳住局面，待弄清情况后，再决定处置办法。四纵队接近永新县城浮桥时，被袁、王部察觉，王佐率部队从城内冲出，过浮桥被挤落水淹死。袁文才在住处被朱昌偕领人杀死。袁、王部队有几十人冲过浮桥，逃回井冈山，投了国民党靖卫团，经常下山骚扰；另一部分人逃散回家；余下的人少数参加了红军，编入红六军，多数加入自卫团，后改编为湘赣独立团，受特委直接领导。
一个不应该发生的悲剧发生了，袁文才、王佐死在自己同志的手里。这一事件给湘赣边革命造成一定损失。井冈山从此落入国民党之手，直到1950年人民解放军南下才获得解放。
后来，彭德怀在回忆这一历史事件时，承担责任说：“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
1930年春，国内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激化，蒋介石和西北冯玉祥；山西阎锡山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即将爆发。各派军阀无暇他顾，减轻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压力。
彭德怀利用有利时机率红五军一、三、四纵队连克安福、分宜、袁州（今宜春），使永新、莲花、宁冈、泰和、遂川、安福全县和茶陵、酃县一部分苏区连成一片，湘赣边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红五军也发展成为一支几千人的强劲队伍。
不久，红五军一、三、四纵队经浏阳进至长寿街，与从浏阳一带开回的第二纵队和从鄂东瑞昌、阳新返回的第五纵队会合，5月6日向平江城发动进攻，第二次占领平江。
为避免与敌打硬仗，彭德怀决定一纵队暂留平、浏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自己率二、三、四纵队于5月8日下午撤出平江。以一部经南江桥向岳州（即岳阳）及湖北通城方向进发，给敌造成要夺岳州或通城的错觉。而主力则向东北开进，夺取修水。不久，又向湖北移动，在大冶、阳新边界处，出敌不备，击溃援敌郭汝栋旅主力，乘胜追击，一举占领黄石港。郭残部惊慌失措，在英、美、日军舰掩护下，渡到北岸，红军无炮，眼看着敌人逃掉了。
6月6日，红五军军委在大冶刘仁八召开扩大会议，听取出席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代表滕代远、何长工传达会议精神。这两次会议都有些“左”的错误，提出红军“无条件扩大”，规定其主要任务是“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要红五军扩编为三军团，8月1日前扩大到5万人，进攻武昌，以配合红—军和二军团夺取汉阳、汉口，一军团夺取南昌、九江。彭德怀认为会议布置的任务脱离实际，在会上直抒己见说：红五军不过七八千人在1个多月之内怎能扩大到5万人呢？武昌城有敌军5个团据守，修了坚固的工事，江面上布有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舰；岳州驻有钱大钧12个团，罗霖师驻在阳新。在这种情况下，进攻武昌，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他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首先消灭鄂东南各县反动武装，然后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红军，为攻打武昌作准备。会议通过了这个方案，决定成立红三军团前敌委员会，由彭德怀任前委书记。
扩大会议后，在大冶马底驿成立工农红军第三军团，下辖五、八两军，彭德怀任军团总指挥，滕代远任军团政治委员，邓萍任军团参谋长，袁国平任军团政治部主任。五军军长、政治委员、参谋长由彭德怀、滕代远、邓萍兼任。八军军长为李灿（后由何长工代理），政治委员为邓乾元，参谋长为卢匿才。6月下旬，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先后攻占了咸宁、蒲圻、鄂城、嘉鱼、通山、通城，歼灭了大量反动武装，扬言攻打武昌。蒋介石信以为真，把钱大钧两个师从岳州运往武昌加强防务。彭德怀获知岳州空虚，率红三军团乘胜挥师西进直逼岳州。7月4日，一举攻占岳州城。在缴获的大批武器中，喜有4门七五野炮和几门山炮。从此，红三军团建立了自己的炮兵。
占领岳州后，英、美、日军舰欺红军无重火力，十分猖狂，向城内打炮。红军刚刚有了炮却又不会放，气得咬牙切齿。不料总指挥彭德怀在湖南讲武堂学过炮科，打炮正是内行。他不顾左右的阻拦，冒着猛烈的炮火，直奔野炮，和一位朝鲜族干部武亭一起调正好炮位，当敌舰靠近，便连发数十炮，击中敌舰，迫使敌舰停止了炮轰。红军战士齐声欢呼，斗志大振，对总指挥倍加佩服。
红三军团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后，人员剧增，装备充足，战斗力增强，士气高涨。乘湘系军阀何键与张桂联军正在湘桂边界混战，长沙城守备薄弱之际，红三军团前委决定出其不意，进攻长沙。
7月22日，红三军团从岳州返回平江，在天岳书院门前召开大会，纪念平江起义两周年，誓师攻打长沙。为此在平江成立湘鄂赣工农兵革命暴动委员会，动员平江、浏阳、修水、铜鼓等县的游击队、赤卫队参加作战。各县苏维埃政府亦组织农民群众参战，不过两三天，担架队、运输队、慰问队等从四乡纷纷开来。战士也憋足了劲，准备打大仗。
长沙守军获知红军在平江待机，急电何键回省坐镇。何键赶回长沙调遣人马，命十五师师长危宿钟为指挥，率两个旅分两路向平江进攻，先发制人。彭德怀将红军布置成袋形阵地，待敌人来钻。不想敌人进到晋坑一带，忽按兵不前。彭德怀改变战术，以红八军攻正面，红五军为左翼，沿着通往长沙的大路直逼晋坑。7月25日，红八军先头部队与敌打响后，主力迅速占领有利地形；红五军主力插入敌后，从左后包抄，切断其后路，将敌逼在一条狭窄地带内，两军合力从前后两面向敌发动猛烈攻击，歼敌一个整团，余部向金井奔窜。26日，红军经反复冲杀，突破敌防线，夺占了长沙门户金井。
红三军团攻占金井，何键惊慌失措，急调4个营，沿浏阳河构筑工事，分段固守阻止红军前进。又星夜从湘桂激战前线撤兵，驰援长沙。为稳住局面，何键出示布告曰：“市民住户不要惊慌，本人决与长沙共存亡。”
27日拂晓，红三军团从金井、春华山一带向长沙开进。红五军强渡槊梨河，在七里巷与刚刚从衡阳调回的刘建绪部展开激战。敌人正面火力很强，彭德怀命红八军一部跑步至杉木巷，从左后侧向敌包抄，掩护红五军正面冲锋。在两面夹击下，敌军守不住阵地，纷纷向长沙城内逃窜。红军紧迫不舍，经马王堆，小吴门、浏阳门，于当日晚9时攻占湖南省会长沙城。
这时，那个信誓旦旦，“决与长沙共存亡”的何键却只身潜渡到湘江西岸，逃了一命。40年后，彭德怀回忆此事，写道：“没有活捉这贼，此恨犹存。”
红三军团进入长沙，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红军还注意到对外交人员、传教士、侨民的宣传工作，指派年轻的红八军代军长何长工在长沙圣经学校召集驻长沙各国领事、各主教开会，用法语宣布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只要他们遵守法令，红军保护其生命财产。此举轰动中外，西班牙驻长沙领事馆报道：“红军根本不是无组织的散匪，而是有文化、有教养、有礼貌的正规军队。”
红军进城后，反动分子在城内打枪、纵火、割电话线，进行破坏。彭德怀即从易家湾前线返回长沙，组织清查户口，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释放了被关押在狱中的数千名政治犯和革命群众，没收了帝国主义和地主豪绅的财产。城内秩序趋于稳定，彭德怀说：“对反革命不镇压也是不行的。”
7月29日，红三军团前敌委员会颁发《告群众书》，阐明革命形势，提出革命主张和任务。红三军团政治部创办了《红军日报》，向长沙市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刊登《共产党十大政纲》、（土地政纲》、《告劳苦青年书》、《暂行劳动法》和国内外要闻等。
7月30日，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推举李立三为主席（未到职），由王一芬（即王首道）代理，彭德怀等13人为委员。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宣布了土地法、暂行劳动法和多项施政纲领，成立肃反总司令部，组织没收委员会，恢复和发展各行业工会等。扩大红军七八千人。
红三军团攻克长沙，震惊中外，国民党当局尤为慌乱。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一面调兵加强武汉守备，一面派军队增援何键。8月4日，在帝国主义军舰炮火掩护下，敌军10几个团渡过湘江，从南北两个方向夹攻长沙。激战一日，红三军团与敌众寡悬殊，又无后援，彭德怀遂决定撤离长沙。5日晚，红三军团各部和10万工农群众放弃长沙向浏阳方向撤去。
这次战役，红军在转战中趁敌兵力薄弱之机，挟连战连捷之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占长沙，创造了红军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攻下省会的唯一战例。攻占长沙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何键从长沙狼狈逃走后，给谭延闽电说：“长沙被陷，本人暂退湘西待罪。”⑦平日威风凛凛的洋大人则“避人舰内”，不敢露头。攻占长沙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毛泽东认为，第一次打长沙“效果也是可以认为是有益处，因为这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
彭德怀对打长沙做了恰当的评价，他说：打长沙取得的“胜利在当时是很大的，否认这些胜利是不符合事实的”。“但这些胜利并不能掩盖立三路线的错误，也挽救不了立三路线的失败”。
红三军团从长沙撤出后，进至长寿街休整。不久，得知红一军团从江西进军浏阳，歼灭何键一个旅。8月 23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于永和市与红一军团会师。翌日，红一、红三军团党的前敌委员举行联席会议，通过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合编为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彪炳中国革命史册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宣告成立。同时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朱德为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为方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为方面军副总司令，滕代远为副总政委。方面军下辖一、三军团共3万余人。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统一指挥下，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自此，湘鄂赣闽苏区的武装斗争逐步由以游击战争为主发展成为以运动战为主，这对创立中央苏区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提议由原一军团领导人为新建立的红一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表明了他对毛泽东和朱德的衷心敬佩。
永和市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决定再打长沙。8月24日，朱德、毛泽东下达了向长沙推进的命令。红三军团任中路，后改左路，在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下沿浏阳普迹市、伯仙桥之线向龙头铺攻击前进。
9月1日，红一方面军发布《向长沙总进攻的命令》，彭德怀、滕代远遵照命令，指挥红三军团向杨家山、五里排、胡迹渡一带猛烈进攻，并以持大刀、长矛的敢死队乘夜连续冲锋。但自红三军团一度打下长沙后，何键即在长沙外围赶修了强固工事，作了严密布置。红军经过近3天的激烈战斗，仅突破了第一、第二道工事，未能突破敌阵地，形成胶着状态。敌军乘机从猴子石出击，被红军一举击溃。狡猾的敌人吃亏之后，坚守长沙城，不再越雷池一步。
9月10日，红一方面军发布《强攻长沙的命令》，红三军团任右翼，彭德怀指挥部队冒大雨向二合牌、杨家山一带敌军阵地发起猛攻。红军缺乏重武器，彭德怀命人征集数百头牛，在牛尾系上煤油把，将火点燃驱牛冲击敌人的工事，开始牛被火烧得狂奔，但碰到电网即受惊回窜，反而冲击了红军的阵地，造成伤亡。红军丧失了突然进攻的机会，变成正规的阵地战，以致久攻不下，一、三军团均遭受较大损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当机立断，因势利导，于9月12日下令撤围。第二次打长沙遂告结束。
彭德怀并不同意第二次打长沙，因为敌人已坚固设防；而从红三军团本身来说，迫切需要整训。从1929年11月起至1930年8月，部队扩大了8倍，从5月以后一直没有得到休整。但他还是积极执行红一方面军的命令，指挥三军团冲锋陷阵，与敌激战。
第06章 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0年9月下旬，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纠正了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
但由于交通不便，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决议未能及时传达到红一方面军。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来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带着中共中央9月会议前关于攻占长沙的指示，仍要红一方面军再夺长沙，占领南昌、九江，为会攻武汉创造条件。中央这一指示在一方面军中引起了争论。9月28日，一方面军总前委于袁州开会，毛泽东认为，军阀混战即要停止，蒋介石必定会集中兵力向红军发动进攻，主张按总前委原议打吉安，扩大农村根据地。但少数干部力主进攻南昌。经毛泽东说服，会议决定仍先打吉安。就连为传达中央打长沙、南昌指示而来的代表周以栗也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但有的人不过是同意先攻下吉安，然后再说。因而在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上，并未能真正取得统一认识。
彭德怀同意毛泽东的主张。
红军占领了吉安，又连克新余、峡江、吉水等城、使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势很好。这时，少数干部又急于北进打南昌、九江，于是，是否按中共中央攻打南昌、九江的指示行动，又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10月17日，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峡江开会仍未取得一致认识。
这时，蒋介石与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山西军阀阎锡山为争夺中国统治权而进行的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占领郑州，冯玉祥、阎锡山失败宣告结束。蒋介石随即调大军入赣，向江西苏区扑来。在形势急剧变化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于10月下旬在罗坊召开联席会议（罗坊会议）。红三军团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出席了会议。
会议正在讨论如何对付敌人进攻的方针时，入赣敌人逼近分宜、临江一线，摆开了向红军进攻的阵势。毛泽东根据敌情主张实行战略转变，将红军主力向根据地转移集结，引诱敌人到根据地来，“待其疲惫而歼灭之”。据此，提出红军东渡赣江的作战计划。但红三军团的干部多不同意，他们反对过赣江，主张把战场摆在峡江一带，红一军团在赣江以东，红三军团在赣江以西，“夹江而阵”，分兵击敌。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争论得十分激烈。
从长沙撤出后，彭德怀深感打大城市的做法行不通，因而在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立场。因为持反对意见的多系三军团的干部，当时，彭德怀这一票就非常重要。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占优势。”① 最后，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作战计划。
彭德怀和滕代远回到三军团，立即召开干部会议，贯彻方面军总前委作战方针，准备过赣江。会上部分干部仍不肯东渡，力主一、三军团夹江而阵，认为这样既可集中消灭敌人，又可分兵湘赣、湘鄂赣、湘东南进行游击战争。甚至提出一、三军团分家的意见。红三军团的干部为什么在渡江问题上反应如此强烈？彭德怀认为其原因在于红三军团的五军、八军多数是平（江）、浏（阳）、阳（新）、大（冶）的农民，有地方观念，不愿远离家乡渡江作战；他们还担心过江后，把在湘赣两江之间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丢掉。针对这些思想，彭德怀向指战员耐心说明，三军团过江后，湘赣、湘鄂赣仍有武装部队坚持斗争，根据地不但不会丢掉，还会得到发展和巩固。大家听到三军团过江后各地仍有红军坚持斗争，情绪就稳定下来了。
几天后，周以栗来红三军团司令部开干部会，进一步动员渡江。会议开了整整一天。彭德怀带领一部分人外出筹备船只，回来会议还没有结束。彭德怀进屋，只听好“放炮”的杜中美慷慨激昂地说：“为什么两个军团不能夹江而阵，非要过江？我们有意见，就说是地方主义。”他一说，会议气氛又立刻紧张起来。彭德怀向前一站，果断地说：现在最要紧的是消灭进攻之敌，谁有意见，待过江后再讨论。我彭德怀是一定过江的，前委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让全国工农弟兄都过好日子，不要只恋着自己家乡那块苏区。
杜中美等人见军团长态度如此坚定不移，便放弃了夹江而阵的主张，从而避免了红军的分裂。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谈到红军的历史时说：彭德怀对三军团一部分人赞成执行李立三路线，要求三军团从红军分离出来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在他的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
1965年9月毛泽东约见彭德怀时，又谈到这个问题，说：“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你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彭德怀这次的“一言为定”，对红军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有重要意义。
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渡过赣江，驻在东固东山坝。这时，中央苏区正在开展“肃清”“AB②团”的斗争，许多干部被诬为“AB团”要犯，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亦被诬控。他与红二十军独立营密商后，率部冲至富田，包围了省行动委员会，缴了警卫连的枪支，释放了大批被错捕的干部，成为震动全苏区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后的一天，红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突然收到一个不知姓名的年轻人交给彭德怀的一份材料，其中有毛泽东给古柏的信，信中要古柏在审讯“AB团”时进行逼供，把彭德怀打成“AB团”。另附《告同志和民众书》，上写着：“党内大难已经到了，毛泽东叛变投敌了”，要“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
事情如此严重，信不信呢？彭德怀看过材料，回想一年多来对毛泽东的印象，如率秋收起义军上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胆识，传达“六大”决议时的认真严肃的态度，对行军中错杀群众者的坚决处理，对红五军守井冈山问题上的自我批评，等等，这一切都说明毛泽东是一个可信赖的同志，决不会背地里搞阴谋，置战友于死地。
彭德怀觉得这封信大有文章，仔细看来信的笔迹，虽然酷似毛体，但落款处的日期是阿拉伯字，而毛泽东一贯是署中文数字的。他又想，信系给古柏的，为何又送到这里？足以说明来信是伪造的，其目的显然是要挑拨一、三军团关系，分裂红军。在国民党军队猖狂向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之际，不能对此掉以轻心。在与滕代远、袁国平等商议后，彭德怀写了一篇《红三军团宣言》，声明说：“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是敌人分裂红军的阴谋。一、三军团要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的领导。宣言草就，立派一个班将宣言连同伪造信一并送到黄陂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呈毛泽东。毛泽东看过，“增加了对彭德怀的信任”。①
接着，彭德怀主持召开红三军团前委紧急扩大会议，公布了伪造信事件，要大家提高警惕。他说：蒋介石调重兵来进攻红军，总前委决定“诱敌深入”，依靠群众和有利地形，战胜敌人的方针是正确的，我完全拥护。彭德怀的坚定立场使红三军团干部坚定了拥护毛泽东的信念，维护了一、三军团的团结。
伪造信件妥善处理后，彭德怀亲自到总前委邀请毛泽东参加红三军团干部会，毛泽东欣然应邀到会。红三军团的干部第一次见到毛政委，又聆听了他的讲话，留下深刻印象。
在保卫局的督促下，红三军团各师也打了不少“AB团”分子。三师政委黄克诚因为抵制肃反委员会到师里乱抓人，被怀疑是“AB团”，给抓了起来。战友们为黄克诚捏了一把汗，却又人人自危，束手无策。彭德怀十分痛心，挺身而出，要肃反委员会拿出黄克诚是“AB团”的证据来。肃反委员会拿不出证据，只好给黄克诚扣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免于杀头。为避免黄克诚再次被抓，彭德怀把黄克诚留在军团部工作。这便是以后说彭德怀对黄克诚有救命之恩的由来。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击败冯玉祥、阎锡山两个对手，十分得意。这时，他的心腹之患，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给反共战争造声势，国民党策动湘鄂赣等省一批豪绅地主到南京国民党中央总部请愿，要求派兵“剿匪”。
1930年12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召开“剿匪”会议，决定在南昌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任命从湖南调任为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的鲁涤平为南昌行营主任，第九路军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调集10万兵力，以“分进合击”的战术，由北而南，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形成从吉安、泰和、赣州以东，永丰、南丰以南的一个大弧形包围圈，打算在东固地区歼灭红军。
这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一、三两个军团共5个军，约4万余人，根据毛泽东和朱德的部署，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黄陂、小布、洛口一线集结。准备从中间突破，首先攻打“围剿”主力十八师或五十师，然后各个击破。
12月29日，张辉瓒将十八师主力五十二旅、五十三旅和师部开进永丰县龙冈红一方面军的包围圈中。
12月30日上午，红一方面军发起进攻，歼敌军一个师部和两个旅，活捉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俘敌9000余人。
在龙冈战斗中，彭德怀奉命率红三军团包围龙冈山之上下固，牵制朱耀华部断敌后路。
1931年1月3日，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十二军追击向东韶逃跑之敌军谭道源五十师，歼灭其一部，打了第二个胜仗。其余各路敌军见势不妙，纷纷撤回。
鲁涤平“围剿”苏区失败，蒋介石大为恼怒，春节刚过，就调兵遣将。3月，集18个师又3个旅共20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分兵四路，布置成西自赣江，东至闽西建宁一条700里长的链形阵地，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推进，企图将红军围歼于赣南。
在蒋介石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前，中共苏区中央局于3月18日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彭德怀被增选为苏区中央局委员。不久，苏区中央局又连续召开三次会议，讨论退敌方案。毛泽东仍主张诱敌深入，采取由西向东，先打弱敌，然后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有人提出分兵退敌、先打强敌的方针，经反复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
彭德怀对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深为信服。这时，红三军团取消军的建制，直辖一、三、四、六4个师。从5月16日至5月19日，一、三军团配合作战，全歼敌军四十七师一个旅、二十八师大部和四十三师一部，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取得中洞、白沙两战胜利。
红军继续向东横扫。5月21日，在山高路窄，荆棘丛生的中村东北端与敌二十七师遭遇。红三军团在一军团配合下首先向敌军发动猛攻，多次冲锋，歼灭该师一个整旅，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第三次大捷。
5月31日，在红一军团攻克广昌后，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出敌不意从建宁城背后，向城内守敌发动猛攻，以一个师从建宁河下游迂回至建宁城前面，前后包抄城内守敌，激战数小时，全歼守军五十六师3个团。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最后一战的胜利。
红一方面军自5月16日至5月31日16天中打垮了敌军的三路进攻，从西到东横扫700里，5战皆捷，消灭国民党军队3万多人，缴枪2万余支，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反“围剿”战役。
在中洞、白沙、中村、建宁4次战斗中，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作战方针，以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勇敢战斗精神，率领红三军团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蒋介石在用重兵进剿苏区之际，也不忘他的另一手——策反。蒋委任黄公略的叔父黄汉湘为江西宣抚使，进驻南昌。黄汉湘受宠若惊，刚到南昌，即派其侄黄梅庄携带蒋介石和他本人写给黄公略的亲笔信，来到红军驻地黎川。黄梅庄是黄公略的同父异母兄，到黎川就亮明身份，声称有事要见黄公略。警卫把他送到红三军团司令部。彭德怀和黄公略早在湘军即情同手足，知道黄公略的母亲系侧室，颇受黄梅庄及其母的虐待，黄梅庄此来实在蹊跷。为探知其意，彭德怀对黄梅庄加意款待。席间套出黄的口风，原来是替蒋介石来招降的，还拿出了委任状。彭德怀得到黄梅庄策反的罪证，马上与滕代远、邓萍、袁国平等人商量，将情况报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并通知黄公略；同时打电话给黄克诚，处决黄梅庄，把头交其随从送给蒋介石，让他死了策反的心。黄公略来信完全同意彭德怀的处理。这样，黄汉湘当了几天的宣抚使，就又被蒋介石撤了职。
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相隔1个月，又筹划进行第三次“围剿”。蒋介石把前两次“围剿”的失败原因，归咎于非嫡系部队作战不力，将士不肯卖命。遂于6月21日带着外国军事顾问，亲自出马，赴赣部署“围剿”。这一次，蒋介石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围剿”的主力是蒋介石的嫡系陈诚等部10万人，加上调入江西的非嫡系部队，共约30万人。7月初，由南昌、南丰、吉安齐头并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扑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一带而消灭之。
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在第二次反“围剿”后，未得休整补充，只有3万余人。为打破敌人的“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一、三军团奉命紧急回师中央革命根据地待机歼敌。7月中旬，彭德怀率红三军团随红一方面军各部由闽赣边绕道千里，经瑞金回师兴国，于高兴圩地区集结，完成战略退却的任务，同时与从广西前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七军会合。红七军先归红三军团指挥，参加反“围剿”作战，后正式编入红三军团建制。
红一方面军为隐蔽行动意图，造成敌人错觉，以一部伪装主力向赣江方面佯动。8月5日，彭德怀奉命率红三军团从兴国高兴圩乘夜通过蒋鼎文与蒋光鼐、蔡廷锴等军之间40华里空隙地带，跳出第一道包围圈转至莲塘，与敌军上官云相四十七师前哨部队接触，随即开始了第三次反“围剿”的第一仗。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经过数小时激战，红三军团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此役，红三军团第一师师长李实行身负重伤牺牲，由侯中英接任师长。
国民党郝梦麟五十四师得知上官败逃，慌忙退守距莲塘30里之良村。红军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当日又挥戈进攻。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从湖坝凹配合一军团攻占良村工事，将郝师包围，经过激战，歼其一部，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第二战胜利。一日之内，红三军团打了两个胜仗，俘敌3500多人，创造了红军战史上连续作战歼灭敌人的战例。
毛炳文师获知上官云相和郝梦麟师被重创，忙将其第八师集结于黄陂，企图截击红军。8月11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分两路迂回包抄敌人，断其后路。当日，配合一军团突破敌人阵地，歼灭该师4个团，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第三战大捷。
蒋介石在南昌得知他的军队在莲塘、良村、黄陂连连失利，便将其向西、向南的主力转旗向东，采取密集的大包围态势接近红军，企图寻歼红军主力于宁都以北地区。这是第一次反“围剿”以来红军遇到的最严重、最艰苦的形势。毛泽东、朱德为此召集了红一方面军的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以罗炳辉率十二军向东佯动，一路扬旗鸣号，丢掉什物文件，诱敌向东，敌军主力果然被吸引过去，尾追罗炳辉部不放。这时，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同红一军团主力偃旗息鼓，衔枚疾走，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从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部和陈诚、罗卓英部之间的一个20华里间隙大山中偷越过去，返回兴国枫边地区，集中隐蔽休整，待机歼敌。及至敌军发觉红军主力不在黄陂方面，再转向西进时，红军已整休了半个月。而敌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来往奔波两个月，即使未遭到歼灭性打击的部队，也都吃尽了苦头，被拖得疲惫不堪，“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士气急剧下降，无力再战。这时粤、桂军阀乘机进攻湖南，蒋介石侧面受威胁，不得不于9月初下令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队由兴国等地向北撤退。
9月7日晚，彭德怀奉命率两个师在距兴国城约30里之高兴圩截击十九路军蔡廷锴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战斗十分激烈，因敌军众多，装备精良，未能得手。当日下午，在红一军团协助下，彭德怀亲赴前线指挥，再次发起进攻。只见他驱策战马，挥舞战刀，身先士卒，直冲敌军。顷刻间，红军指战员士气大振，争先恐后冲入敌阵，给敌以重大杀伤。但因红军兵力不集中，地形不利，加之敌人火力强，形成对峙，为争取主动，将主力撤出战斗。
9月12日，蒋鼎文、韩德勤部从高兴圩退回兴国，企图从崇贤方石岭经东固向吉安逃跑，红三军团紧紧尾随追击。彭德怀和邓萍一路小跑亲往前线指挥。警卫员在前边挥小旗开路。有一个战士大概是太疲累了，就是坐着不动。彭德怀急了，大骂一声：“狗娘养的，起来！”战士站起来，朝着彭德怀就是两拳，彭德怀愕然。因战情紧急，也顾不上多说，便匆匆赶路了。
一会儿，传令排长捆着一个战士追了上来，对彭德怀说：“就是他，刚才打了军团长，请军团长发落。”
“谁叫你捆来的？小事情，快放回去！”
吓得发抖的战士含着眼泪给军团长深深施上一礼，转身跟上部队。
9月15日，红三军团在东固南15里之方石岭与敌军打响，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全歼了韩德勤五十二师和蒋鼎文九师的一个炮团又一个步兵营，俘敌5000余人。五十二师师长韩德勤也被俘，红军未查出其身份，韩德勤混在其他俘虏中一起领了路费获释了。至此，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又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版图扩大，拥有21座县城，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居民250万人，红军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三省的侵略。同时，军阀内部矛盾日趋尖锐，蒋介石不得不暂时停止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围剿”。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成立。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此前，中共中央派项英带领一部分人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人为委员，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因工作一时离不开上海，暂由项英代理书记。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占据了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地位，使党内“左”倾思想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红一方面军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后，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对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优势，加紧推行军事冒险行动，1932年1月发布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再次提出要集中红军主力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指示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中革军委根据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于1月10日下达攻打赣州的军事训令，以红三军团、红一军团第四军组成主作战军，担任攻城打援任务；红一军团十二军和红五军团①为机动部队；以江西军区、闽西军区的6个独立师为支作战军，游击配合主作战军的行动。以彭德怀为主作战军前敌总指挥，陈毅为支作战军总指挥。
赣州位于赣江上游章、贡两江汇合之处，是个易守难攻之城，素有“铁赣州”之称。守军是金汉鼎第十二师马■三十四旅3000余人，还有赣南各县地主反动武装5000余人，共8000余兵力。在红军围赣州后，守军撤兵进城，修筑工事，附城背水，准备固守待援。
彭德怀考虑到赣州三面环水，水势很大，攻城难以奏效，决定以坑道爆破攻占赣城。自2月上旬至下旬，以红三军团为主的主作战军连续三次进行爆城，均未成功。
在红军一再攻击下，赣州守敌士气低落，马■忧心忡忡，一面电上司求援，一面凭借孤城顽抗，蒋介石急命陈诚派兵增援。广东军阀也对赣州守军采援助态势。
3月4日拂晓，红军第四次爆城。将东门炸塌，红军指战员在浓烟中攻入城内。马■军在城内已用沙袋构筑了新工事，以强大火力网进行阻击。红军发动多次冲锋，伤亡很大，仍无进展，便从城内撤出，对赣州继续围困。援赣敌军乘红军攻城未遂之机偷渡进城，增强了守敌力量。而红军方面，负责全面指挥的中革军委对敌军实力估计不足，把注意力仍然放在攻击方面，忽视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阵地。3月7日，城内敌军趁红军连续作战未得休整之机，在城墙下挖掘坑道，向城外偷袭，发动反攻。红军已鏖战数日，过度疲劳，又处不利地势，被敌人冲破阵地。红一师在突围中，伤亡过半，红一师师长侯中英被俘（后被杀）；其余攻城部队在红五军团的掩护下撤出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