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最高成就。在这部作品里，他的天才已经完全成熟并得到了有力的发挥。可以说，这部作品在最优秀的俄罗斯社会小说中名列前茅。
小说写平民出身的医科大学生巴札罗夫大学毕业后到贵族出身的同学阿尔卡狄基尔沙诺夫家中小住，巴札罗夫的民主主义观点和基尔沙诺夫家的父辈格格不入。两个星斯后，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阿尔卡狄的伯父巴威尔宣扬贵族制度的原则，指责巴札罗夫否定一切，是虚无主义。巴札罗夫痛斥了对方的贵族自由主义观点，在辩论中得胜。随后巴札罗夫同阿尔卡狄到省城去，认识了优雅动人的富孀奥津左娃，并去她的庄园作客。阿尔卡狄热恋上她的妹妹，而巴札罗夫对奥津左娃也产生了爱情，但遭到拒绝。不久之后，两位青年人回到基尔沙诺夫庄园，阿尔卡狄已经转向于安乐地享用父亲的产业。巴札罗夫则埋头于生物研究工作。但巴威尔对巴札罗夫仍恨之入骨，伺机挑起了一场决斗。巴威尔负了轻伤，巴札罗夫次日屠格涅夫传 １０７回到父母家中，后来在为伤寒病死者解剖尸体时不慎割伤自己的手指，受感染而死。
长篇在杂志上发表后，读者中间立刻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人责备作者，说他嘲笑了从前曾经正直地活动于社会生活舞台上的“父辈 ”，并且盲目地美化了接替他们的年轻一代。另一部分人却持截然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长篇对年轻一代进行了恶毒讽刺，对父辈则大加赞扬，甚至还有人写信给屠格涅夫说，他们因为他侮辱了年轻一代而在“轻蔑的大笑声中”烧毁了他的相片。
作者写此长篇小说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他曾这样说 ：“我的整部小说都是反对把贵族阶级当作进步阶级的， 请看看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阿尔卡狄的父亲）、 巴威尔彼得诺维奇与阿尔卡狄这几个人吧，他们多软弱，多萎靡，眼光多狭小。我顺从我的审美感觉挑选出贵族方面好的代表人物来证明我的主题：倘若奶油是坏的，那么牛奶更不用说了 。”最后一句话是说奶油是从牛奶中提炼出来的精华，如果是坏的，那么牛奶当然就更坏了。屠格涅夫借此作为比喻，意思是指精华部分尚且是坏的，其余部分就更不用提了。也就是说，巴威尔和尼古拉作为贵族阶级的优秀代表，却仍然是无能空虚的，那么整个贵族阶级就更是落后的了。所以，这部长篇的主题思想在于表屠格涅夫传 １０８达“民主主义对贵族阶级的胜利 ”，即以巴札罗夫为代表的“ 子辈”—— 平民阶级对以巴威尔为代表的“父辈”——贵族阶级的胜利。
屠格涅夫本人是属于贵族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但他在《父与子》中，通过对基尔沙诺夫一家的描写，在客观上表现了贵族自由主义思想的必然崩溃。正如他曾就《父与子》一书这样写道 ：“……准确有力地再现生活的真实，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乃是最大的幸福，即使这种真实与他自己的爱好并不一致 。”这体现了屠格涅夫坚定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父与子》全篇的结构，自始至终采用了对比的方法。屠格涅夫作为文学大师，善于描述新型人物与旧的心理、思想及生活方式的冲突，这种对比手法，使他在《前夜》中描写英沙罗夫，获得了极大成功。在小说《父与子》中，又使他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在那些贵族的衬托对比下，巴札罗夫的形象鲜明突出。他出身于平民知识分子家庭，是体现了俄国文学史上继“多余人”形象以后的“新人”特点的典型形象。他有坚定的信念，坚信现存制度必然会被彻底摧毁。地主制度已经腐朽透顶，连同它所有的“规定”在内都应当完全、彻底被摧毁，这就是巴札罗夫的立场。他有明确的爱憎，憎恨农奴制度，否定贵族阶级，以自己的平民出身而自豪。巴札罗夫鄙视贵族阶级约定屠格涅夫传 １０９俗成的礼节，他朴实、自信、随和，很容易同普通人交朋友，却没有在贵族圈子里讨一个良好印象的思想。在巴札罗夫身上，体现了一种强大的、崭新的、先进的东西。民主主义者巴札罗夫是俄国解放运动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平民知识分子阶段的先进思想的代表者。
但是屠格涅夫由于受他的贵族自由主义的立场所局限，并不相信巴札罗夫的理想和事业，因而对主人公形象也作了某些歪曲。屠格涅夫虽然写了巴札罗夫平易近人，爱接近农民，又指出他对农民有轻蔑的看法，而在农民眼里， 他又成了“一种打诨的小丑”。特别是对巴札罗夫同奥津左娃的关系的描写，更看出作者思想的局限。巴札罗夫大胆地否定贵族的生活准则，否定爱情，待到住在奥津左娃的庄园时，竟受到她的影响。改变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直至堕入了情网，而当遭到奥津左娃的拒绝时又心灰意懒，似乎连坚定的信念也动摇了。此外，作者把巴札罗夫叫做“虚无主义者 ”，让他早早地死去的写法也多少反映了自己的爱憎。作者认为革命前途渺茫，不相信巴札罗夫的事业能够胜利，所以主人公的结局也是悲惨的。
当时的批评界、文学界都关注着《父与子》。
著名文学批评家波萨烈夫认为在《父与子》中，屠格涅夫所具有的艺术家的真诚而纯朴的天性发挥了作用，说它摧毁了理论上的局限，战胜了思想的谬误。屠格涅夫传 １１０
１８６２年３月，屠格涅夫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他对《父与子》的意见，很快就收到了他的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父与子》置于屠格涅夫所有作品的首位，并把这部长篇的意义同果戈理的《死魂灵》相提并论。通过屠格涅夫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信可以看出后者对前者的作品理解之深刻。回信说 ：“我十分信任的一些人……郑重其事地劝我把我的作品付之一炬……说巴札罗夫这个人物一点也不成功。试问这怎么能不叫人疑惑不解和无所适从呢？……因此我再一次表示感谢。您对我想通过巴札罗夫来表达什么这一点理解得如此全面，如此细致，我只有表示惊叹，并佩服得五体投地。您的确深知我心，甚至听到了我认为不必要讲出来的话。但愿这里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行家的敏锐的洞察力，而且是一个读者单纯的理解力——也就是说，但愿大家都能看出您所看出的哪怕一部分也就好了！……”
年纪较轻的作家契诃夫则为《父与子》的写作技巧而赞叹不已，拍案叫绝。他不止一次地读这部长篇，对第２７章的印象特别深。在他后来的作品《跳来跳去的女人》里对戴莫夫的病和死的细节描写可能就是受到《父与子》结尾一章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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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分道扬镳
１８６２年５月，屠格涅夫到伦敦赫尔岑那里去。在那里见到了从西伯利亚流放逃亡出来的巴枯宁。得知巴枯宁的妻子还在西伯利亚以后，屠格涅夫便四处奔波，不辞劳苦，替她获得了出境许可。此时，他还答应一定资助身无分文的巴枯宁，每年给他１５００法郎。
老朋友们在一起只聚了三四天，有赫尔岑、奥加辽夫、巴枯宁和屠格涅夫。所有这些时间他们主要都是在无休无止的争论中度过的。争论的问题有：关于俄国和西欧未来的发展道路，关于资产阶级和小市民，关于社会主义，关于艺术，而争论最多的是当时最激动人心的有关农民解放的迫切而又尖锐的问题，他们还争论地方自治会是否必要……
屠格涅夫和赫尔岑虽然有着多年的友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完全一致。屠格涅夫和他的朋友们在政治信仰上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屠格涅夫不接受俄国的发展要走革命的道路这一意见，即革命民主主义观点，他认为可以通过在人民中逐步传播文化和知识来得到进步和自由，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观点。屠格涅夫传 １１２他曾给赫尔岑写信说 ：“你得相信。有效的革命宣传的唯一支柱是俄国有教养阶级的少数人，尽管他们被巴枯宁称为腐败而又脱离乡土的变节分子 。”
政治局势的紧张更加使他们互相疏远，尽管伦敦的流亡者们仍然认为屠格涅夫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自己人，即使不是同盟者，也还是同路人，但他们不把他当作一个政治人物。
５月底，屠格涅夫辞别了朋友们，动身回俄国去。在去斯巴斯科耶以前，他先到彼得堡，那里很不安宁。城里起了大火，烧光了整片整片的街区，人们身无分文，无家可归，身背包裹，踯躅流浪在街头广场。彼得堡警察局和反动集团散布谣言，说这是革命青年放的火，实际上大火是他们一手制造的。
那时，屠格涅夫感到惊讶的是：出自他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中的“虚无主义者”这个词已成为很多人的口头话了。他在涅瓦大街上遇到的第一个熟人就这样向他感叹 ：“请您看看，您的虚无主义者们干的好事！他们在烧彼得堡 ！”
作家的心情十分沉重。那些他“想要去握的手”却揍他，而他准备退避三舍的“另一些人的手”却又来爱抚他。这些本来意气相投的人们对他的冷淡和来自反动派方面的“庆贺”向他表明，他在《父与子》里显然犯了某种错误，或者至少写得不够清楚，以致屠格涅夫传 １１３那些使尽一切手段抨击解放运动思想的反动派竭力想利用这一缺点。
就在这几天，他到革命民主主义者尼亚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契的书店去了两次，把赫尔岑给他带来的一包重要书稿交给店主，并在募捐单上签了名，捐赠了一笔款子给火灾灾民。他还走访了由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哥哥米哈伊尔创办的《时代》杂志编辑部。
过了几天，屠格涅夫就动身到斯巴斯科耶去了。碰巧，他与涅克拉索夫乘坐在同一节车厢里，并一直乘到莫斯科。
小说《父与子》问世时，屠格涅夫已不再与《现代人》杂志保持联系，同涅克拉索夫的关系断绝了。一年前，涅克拉索夫就想跟老朋友和解，他写了一封信给屠格涅夫。信中写道 ：“亲爱的屠格涅夫，想要听到你的讲话和想要写信给你的愿望终于使我烦恼透了。起初我没有写信给你是因为不想写；后来没有写信是因为我觉得你在生气；再后来我还是没有写，那是因为别让你觉得我的信是要强求友谊等等 。”信中还谈到自己写这封信不是为《现代人》张罗一些小说，而是出于个人情感，“因为我老想到你才写的”。屠格涅夫很快就回信了，拒绝给《现代人》撰稿。涅克拉索夫又写了一封短信，那是他的最后一封信，信中说：屠格涅夫传 １１４“我仍然是一个爱着你的，在很多事情上都感激你的人 。”
如今他们居然一道乘车去莫斯科了，他们谈笑着。但是， 据屠格涅夫讲，“隔阂”依然在他们中间存在着。
屠格涅夫在斯巴斯科耶一反常态，他在这里根本没有写作，只是研究历史学家、民主主义政论家夏波夫的《地方自治和分裂》， 这本书之所以引起屠格涅夫的兴趣，是因为在伦敦时，他和赫尔岑他们谈了不少有关俄国地方自治的意义的问题。
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年，《 钟声》刊登了赫尔岑写的一系列书信体文章，总标题为《 终结与开端》。为了保密，没有对书信的收件人称名道姓。这位收件人就是屠格涅夫。赫尔岑在第一封信里就明确地说，分道扬镳已成定局，屠格涅夫只是个同路人，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各奔前程了。他对屠格涅夫写道 ：“好吧，上帝保佑，我们要分手了，作为友好的同路人，在友爱与和睦中分别吧 。”
１８６３年２月，沙皇政府根据“关于与伦敦的宣传者有牵连的被告人”案件（ 该案件被称为“第三十二号诉讼案”）， 对屠格涅夫进行起诉。当时，屠格涅夫已在国外。年底他就已经听到传闻，说在最近的将来，他将被传到彼得堡，向枢密院提交供词。屠格涅夫传 １１５
政府采取的行动使屠格涅夫焦躁不安。他把哥哥叫到巴黎，以便同他商量，如果庄园不久有被没收的危险的话，那就先把它卖掉。
屠格涅夫写信给安年科夫说 ：“我不能设想，他们究竟指控我些什么。我实在不能认为，他们是因为我同那些流亡的、我们在政治信仰上早就分手了的青年时代的朋友们有来往而迁怒于我，我算个什么政治人物呢？我，是个作家，一个独立的、但却是有良心的和温和的作家，如此而已 。”
屠格涅夫在巴黎接到了经由俄罗斯公使发来的正式传票。他没有接受这种传讯，只是请求将“传讯理由”寄到巴黎，并听从公使的劝告，向沙皇呈了一份保证书， 保证自己的信仰属于“温和派 ”，“虽然独立不羁，但却诚挚善良”。
传讯理由寄给了屠格涅夫，主要原因是关于他同赫尔岑、奥加辽夫和巴枯宁的关系问题。１８６３秋，跟着来了第二次传讯，但是屠格涅夫再一次回避了它。１８６４年１月，他还是不得不回去作证。但枢密院委员会已不再认为屠格涅夫是“危险分子 ”，无论是“诏节 ”，还是签名具结，都只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他在给波丽娜维亚尔多的信中说 ：“我的六位审判官都乐意同我东拉西扯谈一阵子……”根据枢密院裁决，就这一案件对作家免予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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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起初本以为屠格涅夫会帮助揭发“第三十二号诉讼案”的可耻实质。当他知道屠格涅夫向亚历山大二世呈递了保证书以后，猛烈地指责了他的这一做法。 １８６４年１月，《钟声》上登出了一篇关于屠格涅夫向沙皇悔过的措辞恶毒的简讯。其中写到：“一个白头发的马格达林，给皇帝写了一封信，说她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坐卧不宁，连白发和牙齿都掉了，她因为皇上还不知道她悔过而难受，所以‘断绝了同青年时代的朋友们的一切联系’ 。”
屠格涅夫同俄国民主主义者的友谊就这样中断了。“父亲和指挥官”、 亲爱的朋友和导师——别林斯基早已入土；屠格涅夫同别林斯基事业的继承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现代人》的中心人物在６０年代初就已决裂，走上不同的道路；现在又与赫尔岑以及流亡伦敦的其他俄国民主主义者断绝了关系。
１９６４年１月，屠格涅夫参加了在斯摩棱斯克墓地举行的德鲁日宁葬礼，涅克拉索夫、费特、冈察洛夫、安年科夫、鲍特金和其他很多文学家都聚集在那里。屠格涅夫请安年科夫告诉冈察洛夫他想跟他握手。冈察洛夫感得很高兴，这次会见结束了他们之间的不和睦关系。
就在那年春天，屠格涅夫从巴黎写给冈察洛夫的屠格涅夫传 １１７第一封信里说，他高兴的是“由于共同的经历、志向和其他一些原因”而恢复了同他的友好关系。屠格涅夫还写道 ：“我们也有些像最后的莫希干人了呢 。”“莫希干人”是北美因欧洲人的殖民政策而衰亡的一种印第安民族。“ 最后的莫希干人”比喻某种衰亡人物的最后残存者。在长篇《罗亭》中，列兹涅夫对罗亭讲过这样的话 ：“我们留下的人已经不多了，兄弟；咱们都是最后的莫希干人！往昔，当我们前面正是来日方长的年代时，我们可以各奔前程，互为寇仇，但现在， 当我们周围的人群已经烟消云散、 日见稀少时……我们必须紧紧地互相扶持 。”这几句话道出了屠格涅夫如今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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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一切如“烟”
同革命民主主义派断绝关系后，屠格涅夫在国外度过的时间越来越多，回俄国的次数越来越少。
１８６４年春天，波丽娜维亚尔多在巴黎歌剧院举行告别演出，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但这位女歌唱家意识到，她的歌喉已丧失了从前的魅力，她退出舞台的时刻已经到来。维亚尔多夫妇憎恨拿破仑三世及其制度，离开了法国，移居到德国巴登—巴登，他们在这座风景如画的小城城郊买了一所别墅。波丽娜维亚尔多在这座别墅里办了一所欧洲最好的声乐学校。
屠格涅夫在维亚尔多别墅的旁边买下了一块地，给自己盖起了一幢私人住房。从此，屠格涅夫也在巴登居住了下来。
屠格涅夫为女儿和她那位上了年纪的家庭女教师在巴黎租了一套小小的住房，他常去看她们。１８６５年２月，女儿出嫁，做父亲的热忱地参加了女儿的婚礼，感到无比幸福。屠格涅夫对女婿印象很好，认为他漂亮、善良而又能干，他觉得他的女儿会得到幸福， 因为新婚之家在物质上是有保障的：菠莉娜（屠屠格涅夫传 １１９格涅夫的女儿）得到父亲一份富裕的嫁妆， 她丈夫加斯顿勃留艾是一家玻璃厂的厂主。不久后，屠格涅夫有了外孙们。屠格涅夫本人从未尝到过家庭幸福，他特别热切地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幸福。然而，生活无情地欺骗了父女俩。加斯顿破产了，并且挥霍了妻子的所有嫁妆。夫妻之间不和，美满的家庭被彻底破坏。菠莉娜带着孩子，没带任何财物，离开丈夫跑到瑞士。屠格涅夫虽然已经年迈苍苍，病情严重，仍然尽可能资助她，帮助她躲藏起来，甚至临死也没能见她一面。
巴登以矿泉疗养、绿树成荫、空气清新而闻名，这里的写作环境很好。但屠格涅夫长期以来写作不顺心，同《现代人》的破裂，同赫尔岑、奥加辽夫等的分歧，与“第三十二号诉讼案”的牵连，一些报刊对《父与子》的猛烈抨击，这一切都使作家的心灵受到了创伤。同时，在思想上他也极其彷徨，面对俄国继续发生的激烈的思想斗争，他难以决断该何去何从。他离开了革命民主派，却又不愿与反革命阵营同流合污。他竭力想在他不赞同的革命思想和他憎恨的农奴精神之间，寻找某种中间路线。
在这种情况下，屠格涅夫的写作速度大大下降了。从前，在短短的时间里——１８５５年到１８６１年——他创作了４部优秀长篇：《罗亭》、《贵族之家》、屠格涅夫传 １２０《前夜》、《父与子》，除此之外， 还有大量的中篇和短篇；可是现在，从１８６２年直至１８６７年底，他只创作了几个短篇和一个长篇《烟》。 这些作品充满浓厚的悲观主义，证明了屠格涅夫在这一时期所经受的思想危机。
《烟》是作者于１８６５—１８６７年之间写于巴登－巴登。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巴登， 然而作品描写的中心却是俄罗斯人和农奴制改革后几年俄国生活中的问题。
小说重点描写了聚集在巴登—巴登的俄罗斯贵族，他们的中心是一个将军小团体。屠格涅夫对构成俄国专制制度支柱的这些人物，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准确地击中了要害。 屠格涅夫说 ：“《烟》中的将军们我写得很成功，准确地击中了要害。您知道，在《烟》出版的时候，那些真正的将军们非常生气，有一天晚上，在英国俱乐部里，他们本来已准备好要集体给我写一封信，想把我从他们的社交圈子里开除出去……真了不得，对我来说，要是真能得到这样一封信该是一件多大的喜事！我会把它镶在金框里挂在墙上呢！”
小说的主人公李特维诺夫是作者笔下的理想人物。他不是个坚强而勇敢的当代进步英雄人物，也不是革命民主派，他不过是个贵族自由主义者。他主张逐步改良，但是由于性格软弱，遇事优柔寡断，不但在改屠格涅夫传 １２１良社会方面毫无成效，而且在个人的爱情生活方面也彻底失败了，所以感到浮生如梦，“好像一切都是烟，他自己的生活，俄罗斯人的生活，人类的一切……都是烟 ”，小说具有浓厚的颓废情调。
这样一来，曾经塑造过英沙罗夫和巴札罗夫形象的作家，如今在他这部小说里不仅没有一个主人公是活动家，没有一个主人公是战士，而且连英勇的解放斗争思想本身也不要了，带给读者的是表现得十分萎靡不振的自由主义渐进派的思想。
因为《烟》的关系，屠格涅夫被“所有的人指责：赤色的，白色的，上层的，下层的，从侧面的，特别是从侧面来的指责，”“还从来没有什么人像他那样因为《烟》的关系挨过这种四面八方一齐出动的斥骂。”石块从四面八方向屠格涅夫飞了过来。
批评家皮萨列夫指责屠格涅夫在小说中以李特维诺夫的眼光来观察俄罗斯生活现象，而李特维诺夫正是《父与子》中那个只说漂亮话不干实事软弱无能的阿尔卡狄。皮萨列夫还提出屠格涅夫是“站在这个矮小而又松散的蚂蚁土墩上来认识问题，辨认方向 ”，而忘了使用他曾经亲自发现并描述过的真正的了望台。
赫尔岑在《钟声》上发表的文章《父辈已变成祖辈》中指出，屠格涅夫脱离革命民主派已经越来越远。
在巴登治病的冈察洛夫，同屠格涅夫见了面，他屠格涅夫传 １２２对《烟》的评价也是大加否定的。他说 ：“我读过它，但觉得枯燥乏味……这一次您的笔失灵了，它背叛了您和艺术……”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见比这还要厉害，他在屠格涅夫家作客时，看到桌子上有一本《烟》， 就一把抓起来，挥舞着，嚷道 ：“该让刽子手把这本书烧掉！”
屠格涅夫了解《钟声》对小说《烟》的批评，但他仍旧将这部书寄给了赫尔岑。赫尔岑友善地对待了屠格涅夫的这一行为，他们终于言归于好，因为他们两人谁也没有耿耿于怀，而且每个人都仍然非常关切地注视着对方的活动。屠格涅夫给赫尔岑写道：“……你已经５５岁，我明年也是个５０岁的人了……不管怎么说，由于我们的过去，由于我们出世的时间等等，比起异龄人们来，我们终究还是彼此更接近，更易于相互了解的 。”
他们恢复了通信关系。１８６９年春天，屠格涅夫给赫尔岑寄去了一张相片，赫尔岑一看那照片就发现，屠格涅夫老了，满头白发，不过仍保留着当年的优雅气质。１８７０年１月中旬，两人在巴黎相会。会见是愉快的，情绪是激动的。但当屠格涅夫第二天再去找赫尔岑时，他已经卧床不起，发高烧，患了肺炎。医生不让任何人走近病人。５天后，屠格涅夫离开了巴黎。１月２０日，赫尔岑去世了。屠格涅夫从屠格涅夫传 １２３报上得知这个消息，他在巴登写道 ：“不管我们的意见有过怎样的分歧，不管我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冲突，失去的毕竟是一位老同志，老朋友。我们的人一天天稀少了……”
屠格涅夫传 １２４
第十八章 走出“烟”之笼罩，
走近革命青年
小说《烟》问世后，屠格涅夫越来越频繁地思念往事。回想起同格拉诺夫斯基和斯坦凯维奇的友谊；同别林斯基的接近， 别林斯基曾亲昵地称他为“ 孩子”，并吓嘘要罚他“站墙角”；是《猎人笔记》使他获得了一个优秀艺术家和俄罗斯最进步的人士之一的荣誉；他的一些长篇获得空前成功；在涅克拉索夫主持的《现代人》杂志社工作……可是现在已经没有这样亲近的人了。
屠格涅夫本人感觉到，他的作品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反映真实的俄国现实生活，长期侨居国外妨碍了他的创作。 于是， ７０年代的屠格涅夫又重新返回到《猎人笔记》文集中，去回忆那些尚未成稿的旧有的构思，整理很久以前的草稿，又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且尔托泼哈诺夫的末路》和《活尸》。 屠格涅夫常在彼得堡艺术家俱乐部朗读《猎人笔记》中的故事。他亲眼看到这些故事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人们淡忘，相反人们对它们仍然有着浓厚的兴趣。屠格涅夫重温《猎人笔记》， 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对过去那段屠格涅夫传 １２５历史的回顾，特别是对作家与俄罗斯人民有着血肉联系的那段历史的回顾。
屠格涅夫虽然侨居国外仍一如继往地关注着俄罗斯文学，关心着文学新秀和新的天才作品。他热烈欢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辛辣的讽刺作品《一个城市的历史》， 他把这篇作品与世界闻名的英国政治讽刺小品文作家约翰史惠夫特的优秀作品相媲美。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使屠格涅夫想了很多，在许多问题上他不同意作者的意见，然而他仍然为俄罗斯产生了这样的天才而骄傲。
屠格涅夫侨居国外时，担负起了在欧洲热情宣传俄罗斯文学的任务。他在法国和英国的一些杂志上，发表他关于《战争与和平》、 《一个城市的历史》的文章和评论等。他向欧洲文学家介绍列夫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以及冈察洛夫的作品，还亲自同法国作家鸠朗一起翻译奥斯特洛夫斯基的《 大雷雨》。他在国外介绍俄罗斯文学时，既强调了它的世界意义，又强调了它的独特性，它与俄罗斯生活及俄罗斯人民的紧密联系。屠格涅夫曾向法国杂志《十九世纪》这样介绍 ：“列夫托尔斯泰是当代俄国最受欢迎的作家，而《战争与和平》，恕我冒昧地说， 是我们时代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托尔斯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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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０年夏，屠格涅夫到俄国作短期停留。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正在酝酿之中，这使他急于回到巴登—巴登。途中得知已经宣战。
起先，巴登—巴登一切都很平静。６月１８日还在那里举行了国际循环象棋比赛的开幕式。屠格涅夫被选为这次比赛的副主席。他不仅是个作家，还是一位狂热的棋迷。他经常去巴黎蕾朗咖啡馆，在那里，可以碰到一些最著名的棋手，屠格涅夫曾和他们交过手。
然而，这里的宁静气氛很快就被隆隆的炮声打破了。居民们急急忙忙离城而去，屠格涅夫和维亚尔多一家决定在巴登—巴登暂留一些时候。
他们对拿破仑三世的政体非常痛恨，因此极希望德国人取胜。因为他们认为，要是拿破仑帝国存在，欧洲就不能自由发展。然而当法国接二连三地吃败仗，拿破仑三世政体崩溃后，德国军队公然充当侵略者角色，与法国资产阶级相勾结，消灭了世界上第一个革命无产阶级政府——巴黎公社，屠格涅夫感到了不安，他曾写道 ：“笼罩着整个德国的征服者的贪心并不是令人特别乐观的 。”
德国军队对被征服国家施加的、有损其民族尊严的暴力，引起了一个俄国人道主义作家的反对，因为他真正爱护和尊敬法国人民，承认它对过去历史所起屠格涅夫传 １２７的伟大而光荣的作用。
战争使维亚尔多不能在巴登—巴登进行教育工作。１８７０年深秋，维亚尔多一家迁到了伦敦。屠格涅夫随后也到了那里。在英国，他开始了大型中篇《春潮》的创作。１８７１年底，他们来到了巴黎。
屠格涅夫虽然身在国外，仍然关注着俄国现实社会。作家几次返回故乡，亲眼看到俄国农村萧条败落、灾荒不断、瘟疫流行、惊心动魄的死亡现象。农村的财主富农取代以前农奴制的地主，甚至变本加厉。贪污、舞弊、形形色色的讹诈欺骗行为充斥整个官僚专制制度。
１８７５年屠格涅夫写道 ：“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比我们生活过的青春时代更加龌龊。那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关得紧紧的一扇门；而现在，门似乎开了一条缝，然而要进去却更加困难 。”
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政治上的“温和”、“中庸”已越来越不可能。如果说作家在６０年代同他认为过激的革命朋友断绝了关系，那么现在，他开始同保守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决裂。
赫尔岑曾责备屠格涅夫，说他不该将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个反革命分子——卡特科夫编辑的《俄罗斯导报》。屠格涅夫承认，他本人也为此感到不快， 但因为杂志本身还不坏，而且付给作者的稿酬是认真的。屠格涅夫传 １２８到了７０年代中期，卡特科夫的名字同俄国政府反动派最黑暗的勾当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屠格涅夫切实痛恨了起来。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在《俄罗斯导报》上发表作品了。
诗人费特是屠格涅夫多年的朋友。到了７０年代，两人的关系也破裂了。费特到处奔波，呈请将自己的姓氏改成宪欣——这是他继父的俄罗斯贵族的姓氏，他指望姓氏的更改，能最终确认他贵族称号的荣誉。屠格涅夫为此向他写道 ：“……作为费特，您曾经有过名字，作为宪欣，您却只有一个姓氏了 。”１８７３年，根据费特建议，对《欧洲导报》杂志采取了书刊检查镇压手段，这件事使憎恨沙皇书刊检查的屠格涅夫勃然大怒。
在同这些保守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决裂的同时，屠格涅夫同俄国先进的人们逐渐建立与加强了一些新的关系。他同革命民主派在俄罗斯文学中最伟大的代表人物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建立了友好关系， 屠格涅夫认为他使自己想起了别林斯基。
同时，屠格涅夫与俄国革命侨民的关系日益密切。他经常给民粹派分子拉夫罗夫寄钱，资助他在国外出版《前进》杂志。他在巴黎结交了盖尔曼洛巴青，这是一位革命民粹主义者，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译者，曾勇敢地试图组织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逃出屠格涅夫传 １２９流放地。
１８７５年２月１７日，屠格涅夫在巴黎组织了一次《文艺之晨》音乐朗诵会。维亚尔多也参加了演出。屠格涅夫朗诵了自己的短篇小说《车轮在响》和乌斯宾斯基的特写《代表们》。 这次募集的资金为穷苦学生在巴黎创办了一座俄罗斯读书室，又称“屠格涅夫图书馆 ”，或简称“屠格涅夫馆”。 该读书室一直存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屠格涅夫在７０年代结交的俄国革命侨民是民粹主义者。他们相信农民村社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认为农民村社孕育着社会主义胚胎。因此他们主张“到民间去 ”，到农民中去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号召农民起来同专制主义和地主作斗争。屠格涅夫不同意这些观点，他当然不会相信知识分子“到民间去 ”，就会走到社会主义。可是另一方面屠格涅夫看到了民粹派青年炽热和自我牺牲精神，以及他们决心为正义而勇敢斗争的精神。他虽然不相信他们的事业能够胜利，但他钦佩他们真诚的革命精神和伟大的英雄主义精神。他热爱他们。
为了纪念这些革命的民粹派，屠格涅夫创作了一部长篇《处女地》。 这部小说他在国外构思了很久，然后在斯巴斯科耶用了差不多一个春天，使整部小说脱稿，１８７７年初发表于《欧洲导报》杂志。屠格屠格涅夫传 １３０涅夫为此书曾写信给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说 ：“我要把我心中所有的一切都注入这本书里。谁知道，我或许命中注定还能点燃起人们胸中的烈火 。”这是作者最后一部小说。
小说反映了７０年代民粹派“到民间去”的活动。书中写民粹派青年涅日达诺夫到自由主义贵族西比雅京家任家庭教师。他不顾保守派贵族卡朗米亚采夫和自由主义者西比雅京的破坏，多次与民粹派一起到民间去宣传革命。他赢得了西比雅京的外甥女玛利安娜的爱慕，两人为了共同的事业逃出了这个贵族之家，寄居到厂主沙罗明的工厂里。但是涅日达诺夫的事业并不顺利，满腔的革命热情不被农民所理解，反而常常受到他们的嘲弄，终于由怀疑、动摇走向绝望而自杀。小说以民粹主义者的悲剧收场，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倾向。他坚持反农奴制的一贯立场，讽刺保守派贵族，同情民粹派，也否定民粹派的革命斗争。
反动的评论界极端仇视《处女地》。 许多民粹主义者则赞扬了它。民意党人在屠格涅夫去世后发表的传单中宣传 ：“渗透在《处女地》中的和在许多地方掩饰着的那种微妙的讥讽，使我们深感痛心，却没有影响我们对屠格涅夫的热爱。因为我们知道，这种讥讽……是发自热爱和关怀青年的那颗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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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扎根在祖国大地上
屠格涅夫移居巴黎之后，同许多法国作家结成了亲密的朋友。
早在１８５７年，屠格涅夫就结识了梅里美。梅里美对俄罗斯人民、俄罗斯文学和语言有着浓厚的兴趣。屠格涅夫曾协助梅里美翻译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等俄国作家的作品，有时还亲自参加。梅里美也翻译过屠格涅夫的一些中短篇，校订了小说《父与子》的法译本，并且为它写了前言。
当屠格涅夫迁居巴黎时，梅里美已不在人世。
法国老一辈作家中，同屠格涅夫熟悉的是乔治桑。４０年代，屠格涅夫还没在欧洲闻名时就通过巴枯宁介绍与乔治桑相识。 后来，《猎人笔记》的法文译本出版，乔治桑开始熟悉这些作品，她给密友福楼拜信中说 ：“我对他（指屠格涅夫）了解得很少，但他的作品却能背得出来。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天才，写得别具一格，有声有色 ！”她对屠格涅夫后来的短篇《活尸》给了很高评价。屠格涅夫在国外与乔治桑建立深厚友谊以后，她便成了他最热爱的女作家。乔治桑曾竭力促进屠格涅夫和福楼拜的友谊。屠格涅夫传 １３２０
由于共同的文学审美感、对艺术的热爱和渊博的学识，还有相似的性格，屠格涅夫和福楼拜喜欢呆在一起，他们觉得，他们的话永远没有谈够的时候。双方的爱慕之情逐渐发展成了牢固的亲密友谊。
７０年代在巴黎，屠格涅夫经常参加所谓“福楼拜午餐会 ”，参加这种午餐会的还有左拉、都德、莫泊桑，推心置腹地谈论文学，“没有阿谀奉承， 没有互相吹捧 ”，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新作来到这里，互相切磋。屠格涅夫曾带去了《活尸》和《处女地》。
据莫泊桑回忆说 ：“我第一次同屠格涅夫见面是在福楼拜家里。门打开了，出现一个巨人，就像西欧童话中所讲的那样，一个银白色脑袋的巨人。那长长的白发，浓浓的白眉，再加上那把白色大胡子，真把他笼罩在一片银白之中；这一片银白又衬托着一张容光焕发、轮廓稍微显得宽大了些的面孔，看上去仁慈而安详 。”
屠格涅夫令人惊服的是他那异常渊博的文学知识。莫泊桑称自己是屠格涅夫的学生。他认为屠格涅夫大大促进了现实主义在法国的传播，他对于这位周游各地、熟悉当代所有最伟大的人物，博览群书，能操欧洲所有语言，其流利程度如同本民族语言一样的天才小说家，极为钦佩。
午餐会上，有一次谈到歌德，屠格涅夫说 ：“我屠格涅夫传 １３３的朋友们，你们对他并不了解 。”第二次聚会时，他便带来了歌德的一本小册子，立即打开这本德文书，用法语读了起来。在座的各位文学家为他的“即兴译读”震惊不已。一个俄罗斯作家，竟能直接从德文原著用法语给法国人翻译一个德国天才作家的作品，如此流利生动。
但是屠格涅夫谈得最多的还是俄罗斯，讲述俄罗斯夏天的小麦和鲜花，冬季的暴风雪；草原上的太阳、青草、蜜蜂……他徐徐揭开了那块阻碍人们去了解俄罗斯的帷幕，使这些法国人了解他那美好、可爱、担惊受怕的人民。
在对所有外国人从不轻易相信的巴黎，屠格涅夫却“得到完全的了解和高度的评价，他拥有热烈的崇拜者”。１８７８年，国际文学代表会议在巴黎举行，屠格涅夫被选为会议副主席。他在会上专门论述了俄罗斯文学及其发展概况，论述了它丰富的内容及意义。
屠格涅夫在私有通信中曾使用过俄文、法文、德文、英文及西班牙文；用法文给波丽娜维亚尔多写过歌词，而在他的创作中，他一贯用的还是“伟大、有力、真挚而自由的”俄罗斯语言。屠格涅夫曾写道：“您……以为，除俄语外我会用其他语言哪怕是写一行书吗？！……我认为，一个自认为是作家的人，写作时不愿意使用本国语言，那么这种人便是一个骗子屠格涅夫传 １３４和一头可怜的蠢猪 。”
波丽娜维亚尔多的一个年轻朋友爱好音乐和学习语言的劲头很合屠格涅夫的心意。屠格涅夫对他说：“您一定要学好俄语，我们俄语懂的人不多，但它很丰富。请相信我的话，您如果掌握了它，就会得到更大的乐趣 。”
在俄国，小说《处女地》问世后，屠格涅夫又受到了俄国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称颂和尊敬。屠格涅夫深爱着俄罗斯，俄罗斯也因此对他报以热爱。屠格涅夫在１８７７年的一封信里写道 ：“……我热爱俄罗斯 ， 决不同于那些把她掌握在手中的老爷们 。”“没有祖国就没有幸福，让每个人都扎根在祖国大地上吧 ！”
１８７７年，屠格涅夫从国外回到彼得堡。他本打算写信给病危的涅克拉索夫，可是担心对方会把这封信误认为是一种报终的信号。后来得知涅克拉索夫想见他的消息后，便立即赶去看他。为纪念这次会面，屠格涅夫写了一首散文诗《最后一面》， 该诗的最后一句是 ：“是的……死亡使我们和解了 。”
过了几个月，屠格涅夫忽然收到了多年来音讯杳无的列夫托尔斯泰的信。他在信中表示希望忘却以往的口角，重归于好。屠格涅夫接到这封信很高兴，他回信说，他“极愿恢复从前的友谊 ”，并于１８７屠格涅夫传 １３５８年秋天回国后，到过托尔斯泰居住的雅斯纳亚波良纳。不久，托尔斯泰去斯巴斯科耶拜访了屠格涅夫。屠格涅夫还将他作品的译本发表在外国杂志上，给他寄来福楼拜对《战争与和平》的评论。
１８８１年，屠格涅夫最后一次回到祖国，几个月之后，他在巴黎患了重病。病很奇怪，没有任何疼痛，就是站立不起来，不能活动。严重的不治之症使他卧床不起，作家产生了最痛苦的预感。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当您去斯巴斯科耶时，代我向我的房屋、花园，和我的那棵小橡树鞠躬致敬，——向祖国鞠躬致敬，我可能永远看不见她了 。”后来，做了一次手术，病情并未减轻，原来他患的是脊椎癌。现在，不但不能动弹，又增加了疼痛。
１８８２年８月，《欧洲导报 》的出版者米马斯塔秀列维奇来看屠格涅夫。屠格涅夫给他念了几篇小文章，都来源于他近几年积累起来、作为以后创作基础的“初稿”。 这些短小文章艺术上精雕细刻，内部结构完整。 屠格涅夫曾将它们汇编成集， 取名《老年人》。 斯塔秀列维奇说服屠格涅夫将它们交付出版， 屠格涅夫表示同意。 于是这个新集子刊登在《欧洲导报》上，用了另一个标题——《 散文诗》。因为这是屠格涅夫用清新明快的散文写成的一幅幅完整的充满诗意的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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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诗》题材广泛，包括哲学、社会、心理，谈到了宇宙生活、自然界、爱情、死亡、故乡、美、功绩、友谊……诗集的主题是衰老、孤独和死亡。然而死亡压不倒爱的力量。散文诗《麻雀》最后的结尾是 ：“爱，我想，比死和对死的恐惧更有力。只有依靠它，依靠这种爱，生命才能维持下去，发展下去。”
献给俄国革命运动巾帼英雄的散文诗《门槛》刻画了一个为了革命准备承受任何考验和苦难的女革命者形象。在立功的门槛上站着一位姑娘，一个“缓慢的、喑哑的声音”问道：
“啊，你想跨进这道门槛，你知道等待着你的是什么吗 ？”
“知道 。”姑娘回答。
“知道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死亡吗 ？”
“知道 。”
……
姑娘跨进了门槛——随后，在她后边落下了沉甸甸的门帘。
“一个傻瓜！”有人在后边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
“一个圣洁的女人 ！”从某处却传来一声回答。
这首诗是根据对社会民主党人薇拉扎苏利奇审判的感想写成的（薇拉１８７８年枪杀了彼得堡市长）。屠格涅夫传 １３７而到１８８３年，人们就已经将它同俄国另一女革命家索非亚彼洛夫斯卡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了。
《散文诗》问世后，尽管长期患病，肉体上备受苦痛，屠格涅夫仍怀着一股难以抑制的创作热情。当他已经不能再写字时，他向波丽娜维亚尔多口授了一篇自传体特写《海上大火》和一个中篇《结束》——描述的是农民惩治一个已经变成小商人、小偷和骗子的新型地主的故事。
直到神智清醒的最后一分钟，屠格涅夫还在关心着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他写的最后几封信里，有一封是给列夫托尔斯泰的。当时，托尔斯泰由于进行错误的美学道德及宗教上的探索而放弃了他的文学创作。在屠格涅夫的这封绝笔信中写道 ：“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亲笔写信给你，是要告诉您，作为您的一个同时代人，我曾经多么高兴；我要真诚地向您提出我的最后请求：我的朋友，请回到文学活动中来吧！因为你的才能是天赋的。……啊，如果我能认为我的请求对您能起作用的话，我会感到多么幸福！……我的朋友，俄罗斯大地上的伟大作家，请答应我的请求吧！……”这句句情真意切的话语体现了一个俄罗斯作家对伟大而光荣的俄罗斯文学的伟大热情。
１８８３年６月２２日，屠格涅夫在巴黎附近的布日瓦尔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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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以前不久，路易维亚尔多已经去世。波丽娜维亚尔多已经６１岁。屠格涅夫临终前，波丽娜一直守在他身边。
屠格涅夫一生未有过自己的家。“家”对他来说，只能意味着俄罗斯。他在弥留之际，要求把自己埋葬在祖国的大地上，埋葬在别林斯基的墓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