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夏天，美军夺取了马里亚纳群岛，这里处在可以对日本进行轰炸的范围之内。于是日本将城市中的大约40万小学生疏散到了农村地区。仅东京就有25万孩子被用船运到了附近的12个县里。
尽管孩子们在农村相对安全一些，但他们的生活却一点也没有田园诗似的美妙。即使在那里，上课也常常被空袭警报所打断。放学之后，孩子们被安排去山上挖野菜或者种植蔬菜来补充他们贫乏的伙食。
毫不奇怪，这些城市长大的孩子中的大多数很难适应他们的新环境。跳蚤、虱子和饥饿都是他们最忠实的伙伴。而且他们十分担心留在家里的父母。一个女生还记得：“听见炸弹落了下来，看见半边天都变红了。我一直在担心，一直在想家，有好多次我真想抬腿就往家走。”
快乐的小疏散者轮流在一个公共浴池中泡澡，并相互搓背。
被重新安置的孩子们在为他们的简单饭食表示感恩。这顿饭里只有稀汤、大米和豆子。由于缺乏平衡的膳食，被疏散的小学生普遍营养不良。
皇宫的主要建筑被烧成了白地。燃烧弹在东京闹市区引起的大火越过护城壕烧到了皇宫，天皇在他的地堡里躲过了空袭之后，出面感谢了数以千计力图抢救皇宫的灭火者。
一位医生将谷口太太和其他人送往一个防空洞，但是还没等他们走到那里，产前的阵痛就迫使她躺倒在近乎结冰的光地上。就在那里，在三个护士的协助下，她生下了一个男孩。护士用她的衬衣把婴儿包起来放在她的身旁，看着大火在周围燃烧，直到天亮。
在另一家医院中，就在第一次警报响起的时候，武者三代生下了一个女儿。她是一位电厂老板的妻子，已经是12个孩子的母亲。一小时之后，护士长向外看，看见天空已经被大片的红色照得通明，冲天的火焰冒出滚滚的黑烟，海浪一样的火苗正一波波地向着医院卷过来。由于主管医生正在外照顾受伤者，于是她就下令进行疏散。
武者三代和她的婴儿被放在一张担架上，身上盖了几床被子以避免被火烧伤。接着，她们和其他的病人们一起被抬到了距医院半英里之外的一个火车站，几个小时后，武者三代在那里得知她的丈夫和其他12个孩子都在大火中丧生。
在东京东北部地区，大量的人群涌向了一个神庙，他们有的认为这个庙是耐火的，因为它在东京的历次大火中都安然无恙，有的则是为了求得那位同名女神保佑。但是这次这座宏伟的木构建筑终于没能逃离火焰的魔掌，在熊熊的大火中房顶坍塌了，将火势蔓延到了庭院中，那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葬场。在不远处的红灯区吉原，高大的铁门都被砰然紧闭，防止签了卖身契的妓女们外逃，也防止火势蔓延过来。当大火烧过来的时候，这里的房子立刻就被引燃了，有许多妓女在这天晚上和嫖客一起被烧死了。在南边的日本桥附近，警察指挥着逃命的人们到著名的剧院“明治座”中躲避。但是逃难者们因为缺少空气而窒息，接着舞台上的幕布就被引燃了，于是这个巨大的建筑也变成了一个火葬场。
隅田川对于火势起到了缓解阻延的作用，成千上万的人集中在河岸上，并全跳进了浅水区。但是在一些地区由于两岸全都着火了，大火的热量使河水温度升高，致使许多人被活生生地煮死或者被蒸汽蒸死。一些人在涨潮的时候被淹死了。还有一些人是被后面那些蜂拥向前，拼命往水里跳的人给挤了下来，然后也被淹死。另外有成千上万的人跑到河面的桥上躲避，但是当钢铁的桥梁被烧得滚烫的时候，他们跳进河里，被冲走了。
警报解除的笛声在凌晨5点钟响起。那些在大火中侥幸逃得一命的人们筋疲力尽地瘫倒在地。杉浦由子后来在一首诗中回忆着：“黎明时分，从空袭的火海中逃出，我和孩子就在大街上沉沉入睡。”在一些地方，大火整整烧了四天才熄灭。
恐慌的难民潮
在3月10日以及其后的好几天里，尸体随处可见：有一家人堆在一起的，有相邻的住户们堆在一起的，还有成叠、成堆，甚至像一座小山似的堆在学校和医院周围的。丈夫和妻子紧紧拥抱着被烧得熔为一体，烧成焦炭的婴儿还紧紧地攀附在母亲、姐姐或者祖母的怀里。还有一些尸体保持着直立的姿势，双腿紧绷，胳膊伸开，仿佛要奋力逃离火场的样子。一位陆军军医在黎明时分沿着隅田川河岸走时，发现了“河中漂浮着数不清的尸体，有穿着衣服的，也有赤身裸体的，所有的都黑得像木炭一样，这情景真的让人难以置信。这些都是死去的
人，但你根本无法分辨他们是男是女。你甚至无法分辨那些漂浮物究竟是胳膊是腿，或者只是烧焦的木头。”
在街道协会努力为幸存者寻找食物和临时栖身处的同时，市政府和志愿者们也在帮助陆军连队集中尸体。如果可以确定尸体的身份，人们就把它们埋在标记着姓名的坟墓中，而那些无法确认的尸体就会每100个集中埋入一座大墓中。东京一位名叫古里雄一的警长在清理尸体时，呆呆地站在那里，盯着一个男子烧焦的人体，他的背上还绑着一个死去的孩子。古里后来写道，他默默地在心里祈求他们的原谅，因为警方没有能够保护住他们。
在3月10日，有数十万的幸存者们开始外逃，他们没有任何理由留下来，他们的家园已经化为灰烬。粗略估计有25万座房屋被烧毁，致使180万人无家可归，煤气、供电、供水以及公共交通全都断绝了。一些难民们失去了所有的东西，两手空空，还有一些人抢救出了铺盖和用品，找到车辆将它们装上，艰难地向城外走去，他们要去的是农村的亲戚家或者任何愿意收留他们的人家。铁道在短时间内奇迹般地得以修复，将成千上万的其他人运了出去。
后来，政府试图确定16平方英里火区范围内的死亡人数，但从没有人能够得到确切的数字，据官方的保守估计，死亡者在8到10万人之间。在更早的报告中的人数超过了12万，但这些报告并没有公开。法国记者罗伯特·格依雷恩看到了日本的档案，里面报告说共有19.7万人死亡、失踪或者被推测死亡。一位内务省官员在解释为什么从来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时说：“我们受到的指令是要报告真实的情况，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那情形可怕得超乎想像。”
“东京已不只是一片焦土”
在空袭后不久，裕仁天皇从宫里出发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外出，他亲自对东京进行了视察。不顾宫内省官员们的反对，天皇执意要到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去。令市民们目瞪口呆的是，在每一个地方，天皇都徒步在瓦砾堆中艰难地穿行着。在结束了两个小时的行程之后，裕仁神色惨然地回到他那辆带着金色菊花徽记的黑色轿车里。他转向一位侍从，和他一起将这次的破坏和1923年那次大地震所造成的破坏进行比较。“这次看起来要可怕得多，”天皇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东京已经变成一片焦土。”
这仅仅是恐怖的开端，尽管此后再也没有哪一个城市在单次的轰炸起火中出现过如此重大的伤亡。四天之后的3月14日，B-29又对日本的第二大城市和重要港口大阪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具有讽刺性的是，那场灾难的一位目击者竟然是一个美国水手。
列兵马丁·鲍伊尔于大战开始时在关岛被俘。在1944年11月B-29的空袭开始时，他正被关在大阪第一战俘营里，和他关在一起的还有450名美国海军士兵以及一些从新加坡带回的英国战俘。鲍伊尔后来在他的回忆录《美国佬不哭》中写道，他“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注视着轰炸过程的推进，“有得意，尊敬，对英雄的崇拜以及某种对整个局面的紧张感。就好像住在一个小镇上，却让拥有世界冠军的纽约洋基队来和你的家乡队比赛并且狠狠地击败了对手一样”。
对大阪的空袭规模越来越大。鲍伊尔看见的飞机先是4架，接着是8架，然后是16架，最后有数以百计的飞机连续向巨大的大阪-神户工业区的工厂和军事设施发动攻击。
鲍伊尔写道：“开始的时候，轰炸机只在白天发动进攻，接着，采取和白天空袭一样从容不迫的方式，轰炸机开始在夜晚进行袭击。而大阪夜晚近乎死寂的安静使炸弹可怕的声音显得格外突出，当它们尖利地呼啸着掠过战俘营上空时，听起来就好像是一群失控的卡车。空袭从未停止过，无论是下雨还是晴天，是冰雹还是大雪。”
一艘美国船在燃烧的大阪
1944年的圣诞节左右，在一次大规模空袭后，鲍伊尔经历了第一次死里逃生。他和难友们住在大阪的港口附近，在那儿的一个陆军供应站里当搬运工。供应站里大堆的空汽油桶，被一个炸弹震得到处都是。那个被他们称为“查理森”的平民工头从一个陆军军官那里得到工作指令，指挥战俘们把油桶重新码好。鲍伊尔回忆道：“这差不多是一个逃跑的好时机了，当警报开始响起的时候，查理森让我们走向一个建在一条沟渠对面的小建筑，我们将在那里躲避空袭。”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打击行动，目标集中在大约一英里之外的一座钢铁厂。“B-29使用极重的火力攻击大型目标，当巨大的炸弹击中工厂的时候，我们周围的所有建筑都在动摇。当空袭将近结束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大炸弹呼啸着落向我们藏身的那座房子。当它落地炸开的时候，我们连忙低头躲避，就觉得好像整个房子正在向我们的头上砸下来。我匍匐着爬向门口，朝外张望，看见炸弹已经被埋在一排木建的小库房里，有两三座库房已经倒塌了，最近的那座正在着火。”然后水手们听说一群放学回家的日本孩子在听到警报后躲进了这座仓库，结果都被困在了里面。
战俘们冲向了那所正在着火的房子，门已经被炸弹震倒的木材挡住了。一位水手操起一根铁棍撬开了木材，其他人则把燃烧着的杂物踢到一边，他们弄开了门，所有的孩子都安然无恙地逃了出来。
到1945年1月，美国舰载飞机和潜艇对日本海上航运的攻击已经把大阪变成了一座死港。鲍伊尔和其他战俘看见最后一艘满载货物的轮船已经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了。但是B-29们继续前来，集中地轰炸基础工业：包括大阪－神户工业区内的工厂和各个钢铁厂、仓库以及为它们提供原料的供应站。3月14日，美国飞机对大阪进行了一次最严厉的惩罚。
配有雷达的轰炸机可以穿透厚厚云层的阻碍，27架B-29用1733吨燃烧弹把这座港口城市烧了一个底朝天。在随后燃起的冲天大火中，共有134744座房屋被烧毁。有效的防火道和分散的工人住宅有助于减少伤亡。在空袭后，大阪消防部门统计共有4000人死亡，受伤人数是死亡者的两倍，另有500人失踪。
四天之后的3月18日，名古屋变成了攻击的目标。这一次参加轰炸的，除了300架B-29之外，还有从一架航母起飞的海军飞机。一番猛炸之后，有三平方英里的地方化为灰烬，成千上万的难民逃往了农村，更多的人在他们被摧毁的房屋之间转悠着，有一些人在瓦砾堆上搭起了临时的小窝棚，还有一些人就在露天里尽量地挨着过活。
3月的空袭之后，轰炸的频度和范围都在继续增大。从4月到6月，B-29几乎每隔一天都要出动攻击目标，而到了7月，它们干脆三天中有两天都在发动进攻。它们把城市作为燃烧、轰炸的目标，而对于兵工厂、军事基地、炼油厂、飞机制造厂和运输系统则同时使用燃烧弹和高爆炸弹。
B-29的袭击范围超越了东京，达到了北方120英里外的郡山和200多英里以外位于东北海岸的仙台。它们开始每天攻击一个以上的目标：东京西南85英里处的静冈，北边20英里处的小泉，以及西边20英里处的立川在4月4日那天全都遭到了轰炸。后来，在一天中遭到攻击的目标数增加到了四个，五个甚至更多。
大阪港在1945年5月的一天受到了重创。鲍伊尔回忆道：“下午的早些时候，大阪的上空黑压压地挤满了B-29，在空袭刚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要对这座面积广大的城市的最后一个重要目标———港口发动致命的攻击，投弹手们的瞄准标记最终从我们身上划了过去。”
躲避炸弹的护身符
鲍伊尔和其他战俘被日本兵用刺刀逼着进入了港口边缘一个木顶的砖房里，他们惊恐地发现看守他们的日本兵用铁链从外面把铁门紧紧地锁上了。鲍伊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一些着火的棍子重重地落在木质屋顶上并把它引燃的时候，我们几乎乱作了一团，火苗窜得很快，大块大块烧着的木头开始往地板上掉，火焰已经吞没了木头椽子，我们知道房顶支持不了多久了。”大家搭成了一个人塔，这样他们其中的乔什·麦柯里军士得以攀上去，打碎一扇窗户，从20英尺的高度跳到了外面的过道里。在那里他找到了一根铁棍，撬开了锁和铁链
。大家憋着气跌跌撞撞地冲破浓烟来到露天地里，从着火的木头仓库一直跑到一座延伸到水里的码头上，他们发现日本的平民装卸工们都聚集在那儿，但那位负责看守他们的士官和其他的日本兵已经不见了。他们告诉那些装卸工说战俘们已经回到营地去了。
仅仅在一个小时之内，燃烧弹就使船坞附近的木构建筑全部夷为平地，并且引燃了砖瓦建筑的屋顶。有一个平民自告奋勇地要求将战俘们带回营地。鲍伊尔写道：“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或者延缓狂猛的火浪从船坞向外蔓延，眼前完全是一片混乱。烟雾和灰尘浓得使我们连前面的半个街区也看不清。许多脆弱的建筑已经倒塌了，滚滚的怒火又迅速地烧平了剩下的那些。我们不得不走在街道的中间，以防被燃烧的碎块砸着。”当一位心肠最硬的水手在冒着烟的瓦砾堆中发现一顶小男孩的学校制服帽子时，他也忍不住哭了出来。“在回战俘营的余下的路途中，我们都默然不语。当我们回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大阪第一战俘营只剩下了一片焦黑的废墟。”
战俘们也加入了整体转移的行列，被送到了农村，在那里他们度过了余下的被俘生涯，在荒凉的山坡上开垦田地来种稻子。
日本上空的轰炸机数量还在继续增加。5月10日有400架袭击了七个目标，14日和17日各有500架参加了轰炸，这两次大规模的袭击使名古屋四分之一的地方化为灰烬。5月24日和26日，又各有超过500架的飞机轰炸了东京不同的地方。在26日的空袭中，多达4000吨的燃烧弹使东京的中心区整整燃烧了36个小时。
皇宫在24日的轰炸中也变成了受害者。其中大片的房舍、神社和花园都被宽大的灰石砌成的壕沟环绕着，而且皇宫居于城市的中心，因此人们一直以为它处在轰炸机的破坏范围之外。
着火的木料四处乱飞，上面的火苗被风吹得到处都是，引燃了皇太后和皇太子的宫殿，以及宫里的其他十来处建筑，这些建筑都是互不相连的。有将近一万名的士兵、政府人员和消防员，带着40辆消防车，整整扑救了四个小时。士兵们受命抢救绘画和其他艺术品，并把它们运到安全的地方。他们抢救出了许多珍宝，但是救火却毫无成效，最后共有27座建筑，包括主殿本身被烧毁了。天皇和他的家人都安然无恙，因为他们事先都躲进了在皇家图书馆专门为他们修建的防空掩体中。
第二天，天皇和皇后踏着灰烬去向那些奋力抢救皇宫建筑的人们致谢。几个将军按照惯例提出引咎辞职，但是天皇劝阻了他们。
当皇宫遭到破坏的消息公布之后，人们都感到极度震惊。但是天皇却似乎十分高兴能和人民共担患难，即使只是短短的一瞬。在大战剩下的时间里，他都住在他的防空掩体里。
在其他城市里，反复的轰炸产生了一种不断积累的，使人神经错乱的效果。许多工人不顾禁令，逃往农村，逃难者的人数变得越来越多，到7月达到了将近800万。那些决定留在城市的人生活在恐惧和失望之中。而美国人还在不断增加着人们的恐惧，他们撒下传单，预告下面将很快受到攻击的城市是哪些。政府下令禁绝了这些传单，并且威胁说那些没有上交的人将会被处以三个月的监禁。
许多人都做着逼真、恐怖的轰炸噩梦。在6月15日的早晨，住在大阪的邦安理惠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告诉她说，她梦见一架B-29把她追得满城跑，她根本无路可逃。邦安太太就劝女儿这天呆在家里，不要去上班了。但是她的女儿不能不去，因为她是兵工厂备受信任的骨干。轰炸机又来了，但是女儿这天晚上却没有在平常的时间回家。直到凌晨三点，她还是没有回来，于是她焦虑欲狂的父母就到城里去找她。当他们终于赶到工厂的时候，听说他们的女儿未及跑到防空洞里，在露天被一个炸弹击中而死去。她的噩梦竟然应验了。
迷信的说法四处流传。一对东京的夫妇毫发未损地从他们被炸毁的房子里逃了出来，他们将自己的幸运归结到了他们的两条宠物金鱼身上，这两条鱼被发现在废墟中死去。他们把金鱼送到了当地的庙里，故事便传开了。很快东京所有活着的金鱼都被以高得离谱的价格抢购了一空，而且上色的陶制金鱼的生意也变得十分兴旺。还有一种说法是吃中间夹着一棵韭菜的米饭团子也可以避开轰炸的伤害，还有一些人经过对所有表面迹象的分析，相信他们的社区在遭到过一次轰炸之后，就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许多离奇的谣言传向四方，在最悲惨的故事中间有一个是关于横滨的。这个东京南边的大港口从来没有作为目标出现在美国的轰炸传单上，而且几个月过去了，也没有受到过一次空袭，人们开始相信它是被美国人赦免了的，因为盟国打算在入侵日本时使用它的港口。于是这个城市就变成了希望中的天堂，成群结队的逃难者从东京挤上弹痕斑斑的公路，赶往横滨。然而可笑的是，被美国人从燃烧弹轰炸目标名单中划掉的却恰恰是东京的闹市区，在六次重大的空袭之后，他们在5月底认为这个首都已经不值得给予更多的注意。
废墟中的日子
5月29日，B-29最终对横滨发动了一次白昼空袭，为时一个小时，将半个城市夷为平地。神奇的是，只有5000人死亡。逃难者们再次逃走了，他们丢弃的日用品和家具堆满了街道。
对日本进行的最大一次协同空中打击在6月10日到来了，共有2000架飞机参加。超过500架的B-29轰炸了五个目标：大阪附近的和歌山和阪井市,名古屋附近四日市的炼油厂，名古屋
后面群山之中的岐阜，以及东京北边很远处的仙台。1000架从航母上起飞的飞机轰炸了东京周边的机场，300架飞机攻击九州的机场，其余的打击了大阪和名古屋。
在大阪的赤泽富江既机警又幸运，她带着丈夫、女儿以及许多邻居，在一个新建的巨大的储水池附近躲避轰炸。“燃烧弹会烧着房子，甚至空地上的草，”赤泽太太后来写道，“大火引起了巨大的向上的拉力，我们披在背上的被子都被掀掉了。”高温和浓烟很快将赤泽先生逼得发狂，他“一下了跳进了储水池中，里面已经有数不清的避难者，一些人的手里紧紧抓着自行车，甚至还有的抓着活鸡”。接着她女儿的风帽起火了。“我把她举起来扔进了水池里，然后自己也爬了进去。”赤泽太太回忆道，“我的丈夫逃走了，他后来一遍又一遍地感谢我救了我们的孩子，并且说在危急的关头，男人是没用的。”
然而第二天，大阪再次遭到了袭击。政木文惠的丈夫是一位木头和象牙的雕刻师，当一架飞机在头顶上嗡嗡盘旋的时候，他从自己的铺子里冲了出来，被一个正在往下掉的燃烧弹喷了一身，一下子被一张蓝色的火网裹住了。“邻居们把他抬到了附近一所学校里的救护中心，”政木太太说，“他的头发还在咝咝作响，发出蓝光，他的皮肤成片地剥落，露出了里面的肉。我甚至不能擦拭他的身子。”她照顾着他度过了痛苦的一夜，直到他在清晨死去。
政木太太的悲剧并没有结束。两天后，她那已经被疏散到农村的儿子和朋友们一起在一个校园里玩耍时，发现了一个未爆炸的炸弹。他们向一个空袭警戒员进行了报告。警戒员来到操场，捡起炸弹摇了摇，想看看它是不是还有效。结果它爆炸了，当场炸死了八个孩子，政木太太的儿子则受了致命的重伤。她获悉之后飞快地赶到了当地，发现她的儿子还活着，当他看见政木太太的时候，问道：“爸爸在哪儿，他怎么样了？”
她撒了个谎说：“他今天呆在家里了，他有点儿不舒服。”
儿子说：“我盼着能见到他，妈妈，我给新出生的小家伙做了个娃娃，放在我的老师那儿了，你去拿吧。”
几分钟之后，这个男孩死去了。政木太太后来写道：“我那善良聪明的小儿子永远都不知道他的爸爸已经死了；而他的爸爸也永远都不知道他的孩子会那么快地随他而去。”
轰炸一直持续下去，直至看来再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去炸了。到7月份，美国人已经在日本投下了将近90000吨的炸弹，有26个城市的共127平方英里的土地被烧了个精光，大约有250座建筑化为灰烬。日本全部的生产量降到了1944年时最高产量的40%，煤产量减少了一半，炼油量则降到了15%，飞机发动机产量降到了25%，军械和炸药产量降到了45%，铝产量则更跌至9%。
到7月底为止，有将近50万日本人死于空袭，有1300万人失去了家园。还有难以计数的人死于营养不良、肺结核以及其他由无家可归和食物不足带来的疾病，这些人并没有包括在以上的伤亡数字里。
在城市里，生活就是一系列简陋的暂时凑合。东京的人口从1940年以来已经减少了大约400万，现在剩下不足250万人。他们居住的城市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堆小村子的集合体，这些村子围绕着水井、沟渠，成片的砖瓦房，铁路终端以及少数未受破坏的地区，以它们为中心而建。自来水和煤气总管线被炸得稀烂，根本无法修复。人们从古老的水井里打水，在地火上烧开，陆军发放了一些他们积存的大米，但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何况里面还混着秕谷和草籽。人们在任何能找到荒地的地方争相开垦出小片的菜园，他们还诱捕在废墟上觅食的海鸥。几乎没有任何车辆或者自行车剩下来，偶然能看见烧炭的卡车和轿车在行驶。只有很少几条主要道路上的瓦砾被清除了，因为剩下的人不足以完成其余的工作。
有一项还能维持一些正常状态的东西就是全国铁路系统，而政府能够为无家可归者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免费坐火车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肮脏不堪、灰尘满面的逃难者们像惊弓之鸟一样成群涌向各地的乡村，使本来已经人口过剩的农村更加拥挤。
无论生活在哪里，东京和其他被炸城市的人们现在都怀着一种超越了爱国主义的激情。记者加藤益雄记述道：“在普通日本人的心目中，充满着对美国袭击者的仇恨和痛苦，他们把老人和婴儿都变成了战争残骸中不可辨认的焦黑尸体。”
一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被蒙着眼睛，手被绑在身后，站在他的救生衣和充好气的救生筏旁边。地点为神户。
在神户港附近的兵库县，日本士兵在一次空袭之后检查散落于梯田中的一架B-29的残骸。
1945年6月，大阪闹市区在燃烧弹的破坏下变成了一片巨大的瓦砾场。甚至连街道都不可辨认了。一位幸存者报告说：“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成了白地。”
在1945年3月10日东京最惨重的轰炸起火之后，无家可归的幸存者们涌出城外。后面正在奏乐的是一支陆军军乐队，他们不顾在空袭中估计多达10万人的死亡，坚持要庆祝陆军建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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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１７１
日本探照灯的交叉光柱锁定了一架B-29超级空中堡垒，里面满载着燃烧弹，在阪井市的上空形成了雨点般的火光。时间为1945年6月10日。
风助火力 城市尽毁
1945年3月10日，就在凌晨的黑暗中，超过250架的B-29将2000吨燃烧弹投向了东京。这是柯蒂斯·李梅将军新战术的第一次重要实验，他是第二十一轰炸机大队的首领。那些在较早时期对日本发起的空袭———比如1942年的杜里特尔空袭和1944年的高空精确轰炸并没有造成多大的破坏，于是李梅现在计划采用从低空飞行的飞机上扔燃烧弹的方法对付日本的工业城市。
对东京的燃烧弹轰炸建立起了一种可怕的轰炸模式，这种模式被广泛使用在对随后许多城市的袭击中。燃烧弹落在了东京人口最稠密的部分———湖东地区，这是一个劳动阶层居住的地方，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多达10.3万人，用木头、纸张和竹子建成的房屋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当时刮起了一阵反常的寒风，速度高达每小时40英里。记者加藤益雄回忆说，这阵风“把数以百计的小火苗赶到一起，形成了巨大的火墙，它们越过街道，防火道和沟渠，速度快得吓人”。这股火被飓风追上、包围并且烧死了无数试图逃跑的日本人。许多人虽然没有被烧死，却死于窒息，加藤写道：“火焰呼啸着前进，大量吞咽着氧气，成千上万的人死在防空洞里、大街上、沟渠里，甚至是大面积的开阔地上，就像被抽干了水的湖底上大量喘息挣扎的鱼。”为了躲避跳跃前进的火头，成群的人跳进了隅田川和这一地区相互交叉的沟渠中。
热度太高了，以致它所引起的气流使飞行在几千英尺高空、长达90英尺的B-29也晃动起来；火光也极为明亮，以致在轰炸机快速飞回位于马里亚纳群岛的基地时，机尾的炮手在150英里之外还能看见闪光。在一夜之间，东京16平方英里的地区被烧成了白地，而且大火整整烧了四天。
在取得这第一次成功之后，B-29又摧毁了名古屋、大阪、神户和几十个其他工业中心的大片地区。在被袭城市的一个又一个的街区中，剩下的只有冒着烟的电话线杆子，东京的妇女们把它们叫做“废墟上的墓碑”。
东京的市民们在查看一座在1942年杜里特尔空袭中被毁掉的房子。这次早期的袭击只炸毁了50所房子，炸死的人更是屈指可数。
在东京繁华的银座地区，当一架未被发现的美国侦察机嗡嗡地从头顶上飞过时，人们躲在了门廊下和一个没有覆盖物的壕沟里。
装满凝固汽油的罐子和燃烧着的油河
B-29按照一种极为有效的轰炸模式在日本的主要城市里留下了大片的废墟。领头的飞机被称为探路者，它们确认目标地区并在那里投下炸弹作为标记。用来点燃第一把火的炸弹通常是M-47，它是一种70磅重的大罐子，它会在离地100英尺的空中爆炸，分散成几十个两英尺长的圆筒，中间装着凝固汽油，就是一种变成胶状的汽油。这些圆筒在撞上易燃的房屋时，释放出燃烧的凝固汽油，燃起大量小火苗，然后它们会迅速地联成一体并向外蔓延。
随后而来的轰炸机以下面的火光为坐标，投下另一种类型的燃烧弹：M-69，里面装的是石油。这种六磅重的炸弹被成捆地扔下，它们也在空中爆炸，发出耀眼的白光，当油滴雨点般落下的时候，最先落地的那些就被下面燃烧着的凝固汽油引着，向上的火苗立刻就着成大片，然后火势就会烧到地面，沿着街道像小溪一样流动着，然后那些远远落在后边的轰炸机就会赶来为越来越大的火势再加一把油。
1945年3月，在大阪上空投下的一束燃烧弹发出耀眼的火光，四下飞散。
1945年3月14日，燃烧弹纷纷划过大阪的夜空时形成金蛇乱舞般的景象。这次空袭摧毁了134744座房屋。
3月14日空袭中大阪闹市区的火海。这次空袭共有274架B-29参与，投下1733吨燃烧弹。脆弱的建筑物加速了火势的蔓延。在一个 地区，大火很快烧光了房屋薄薄的墙壁，露出了木质的框架。
1945年6月5日，士兵、警察和空袭警戒员们赶往神户的被袭地区。
一个灭火队正在顽强地从神户的海滨向着火的城市传递着海水。
“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赶快逃命”
日本人在抵御燃烧弹的轰炸中显得十分无助。城市消防部门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火势根本无计可施。社区志愿者们尽职尽责地和大火搏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丧失了生命。自制的防空掩体变成了死亡陷阱，成千上万的人在里面窒息而死。一个女孩说得非常简单：“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收拾一下离开———赶快逃命。”
有无数的日本人确实逃走了，但这也只是枉然。记者加藤益雄在东京的空袭之后报道说：“在一些宽阔的街道上，极目望去都是成排的尸体，有男有女还有孩子。他们试图用躺在大路中间的办法来躲开大火，结果一样躲不开。另外在学校操场上、公园里、空地上以及铁路高架桥的下面都有成堆的尸体。”
1945年6月，神户的消防员们努力抢救一所房子。但是他们无能为力，因为先前的轰炸破坏了大部分城市供水系统，使水压降低了70%。
军民救援人员用抓钩从东京的隅田川中向外捞尸体。有成千上万的人为了躲避浓烟和火焰而跳进河里，结果被淹死、窒息而死或者被煮死。
1945年3月10日的轰炸后，东京的一条街道上成堆的烧得不可辨认的尸体。为了收集和处理在这次灾难性的袭击中死去居民的尸体，幸存者们整整花去了25天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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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中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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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被俘的敌方飞行员复仇
轰炸东京的B-29的飞行员们并没有毫无损失地全部返回。在历时一年多一点的轰炸期间，大约损失了300架超级空中堡垒，而那些生还的飞行员们发现，他们陷入了重重危机之中，危机就来自满腹仇恨的日本人。在福冈市附近，日本陆军军官们会按照惯例杀死被俘的美军飞行员。有一次，日本兵们在砍掉八名飞行员的头之前，在他们身上练习致命的空手道辟掌，并用剑砍他们。
但是也有一些陆军军官和政客遵照命令，尽他们所能地挽救美国兵，以免他们被愤怒的日本平民杀掉。在一位名叫冢本的警察的报告中描述了一次这样的行动。1945年5月5日，冢本和一群拿着武器的村民向着九州的一个空军基地附近的一片小树林进发。有一架驶入轰炸基地的B-29起火，其中的一个飞行员跳伞逃进了树林。
看见那个美国人之后，冢本用支离破碎的英语大喊着：“举起双手，举起双手。”那个年轻的美国人理解了他的话，并把手枪放到地上，举起了双手。但是接下来村民开始尖叫着：“杀了他，杀了他！”美国人被吓坏了，他从地上抓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然后他就倒下死去了。
冢本站在尸体旁边，拦住了那些愤怒的人们，不让他们用剑和匕首乱砍。一个拿着菜刀的老妇女撕扯着冢本大喊道：“我的两个儿子都去参军了，而美国人把他们两个全杀了。我要报仇！”但是接下来她把目光集中在了那个美国兵光滑的脸颊和蓬乱的红头发上，他最多不会超过20岁。然后她就跪了下来，摇晃着尸体大哭道：“为什么你一定要杀人呢？难道你自己就没有父母吗？”
第六章 战争的失败与最后的希望
战争的失败与最后的希望
“如果日本赢得了莱特岛的胜利，就取得了大战的胜利。”日本首相小矶国昭在1944年11月8日的一次广播讲话中，这样向全国宣布。美国的大军已经攻入了莱特岛，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司令们也已经达成一致意见，要调动全部的资源在这一次战役中保住这个中部菲律宾岛屿。小矶国昭把这次争夺莱特岛的战役称为“天王山”，指的是发生于1582年那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天王山战役。在那一战中，一个封建领主动用了他全部的战争资源为了争取全国的控制权而孤注一掷。这个词使日本的每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一场最后的生死决战即将到来
。
然而，早在10月25日，也就是第一批美军踏上莱特岛仅仅五天之后，日本联合舰队三分之一的力量就在莱特湾的战斗中被消灭掉了，这次惨败使得莱特岛的丢失变成了战略上的必然结果。但是没有人把这个情况告诉小矶国昭，直到11月20日他仍然在大谈特谈莱特岛的胜利。但是在一次前去觐见天皇的路上，陆军大臣杉山元在他耳边悄声说道：“首相阁下，我要告诉您，最高指挥部已经决定放弃在莱特岛进行决战的战略，改为在吕宋岛进行。”
还没等小矶国昭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已经来到了天皇面前。天皇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已经知道了最高指挥部放弃莱特岛改守吕宋岛的决定。
小矶国昭回答道：“我是刚刚来觐见陛下您的时候才知道的。”
天皇身子前倾，压住怒火说：“首相阁下，你说过的莱特岛之战是一次‘天王山’似的战役，那么你想过要用什么办法来纠正这样的话吗？”
小矶国昭鞠躬退了出去，他的脸因为难堪和愤怒而涨得通红。他感到绝望，连战争中最主要的情况都不让他知道，那他怎么能希望控制得好政府呢？最高指挥部是不是还对他隐瞒了别的什么坏消息呢？
最后的战斗
更坏的情况还在后面。在吕宋岛大败之后，日本在1945年3月的琉磺岛和6月的冲绳的两次所谓“天王山”式的决战中相继失败。形势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最终的“天王山”决战就是日本本土的保卫战。
到了这个时候，小矶国昭和其他务实派的领导人意识到日本在大战中已经失败了，于是他们开始伸出和平的触角，进行试探。
可悲的是，日本人的骄傲和日本的传统，使他们不可能用西方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寻求和平。于是他们还要继续为保卫日本进行准备。
在制定最后决战计划的时候，陆军的首脑们很坚定地相信：美国人已经像鼓足了气的气球，只要有一次毁灭性的失败，就可以迫使他们放弃大战。但是由于一味坚持这个观点，他们忽视了两个事实：第一是美国的潜艇已经击沉了大部分日本商船，使燃料、食品和原材料这些关键物资的进口几乎断绝；第二是美国的飞机正在把日本的工业城市炸成一片片废墟。
2月6日，在位于东京市谷的日本陆军总部，陆军的作战指挥部正式批准了一项保卫日本的新政策。宫泽秀一中将向参谋本部的将领们做了一个现实的简单报告，内容就是关于即将失守的菲律宾的情况，但是他宣称道：“我们现在正在组织16个师的力量，准备投入本土的保卫战，我们将在这一战中扭转大战的形势。在敌人登陆后的两周之内，我们会注入20个师的兵力，我们将彻底消灭敌人，确保日本的胜利。”
第二天，宫泽秀一会见了日本六大军区的指挥官，将新征召来的16个师和任何能从满洲调回来的部队在它们中间进行了分配。他说，在任何美军可能登陆的地区，日军将以三比一的对比迎击他们。
指挥官们预测，美军最可能的进军路线一个是从中国大陆越过日本海，一个是从冲绳北上。他们把南方的九州岛作为最主要的防御阵地，所有的战备工作将在夏天之前完成。他们一致决心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如果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那么整个日本的命运就是“玉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陆军在2月底时公布了本土的防御计划。宫泽秀一将军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说：“战争的进程最后将迫使敌人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和我们交战。自从瓜岛撤退以来，陆军一直没有什么机会和敌人在陆地上作战，但是当我们在日本本土交锋的时候，我们的陆军将显示出不可战胜的优势。”
在2月底举行了一次为期三天的陆军高级军官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更加周密的作战计划。军官们保证将会有40个师迎战前来入侵的敌人，并且估计如果放宽征兵的年龄限制，还可以增加150万人的兵力。防御战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对预期中敌人登陆的海滩进行一系列的反击。日本士兵将会以排山倒海之势把敌人赶回大海，这将会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役之一。
打起精神，迎战盟军
3月初，陆军首脑们说服首相小矶国昭关闭了所有的初级中学，学生们被迅速地动员起来，种植粮食，生产军火，帮助进行防空工作，并在陆军老兵的训练下学习如何击退入侵者。下面的步骤是组织人民义勇军，就是将除了病人和孕妇之外所有13到60岁的男女都组织起来，使他们在敌人侵入的时候全都能拿起武器抵抗。由于总司令部不到最后关头不愿意向人民发放枪枝和弹药，所以他们的训练只能用木制的步枪、模型子弹和竹枪。
陆军按照规定的程序继续组建新的师，由新征召的年轻人和上了年纪的老兵们组成。天皇全身戎装地出席了每一个新团的组建仪式，穿着和他们一样颜色的衣服。在5月23日的一次大会上，他颁发了40面新的团旗。东京广播电台宣布有24万学生已经被动员起来，担负起“积极的战斗责任”。农民们也被组织起来建成了民团。
几十万部队被从中国满洲和朝鲜调回来加强本土的防御。士兵们成群结队地在农村地区挖战壕、修碉堡，在这些活动中他们毁掉了菜园、稻田甚至私人的房屋。他们把火车挤得满当当的，公共场所也充斥着他们的身影，他们的军官们有时在日本的老百姓面前表现得十分傲慢，就像他们对待朝鲜人和中国人一样。低级军官们被派到工厂去“灌输纪律”。
他们的说教和军队作派，只能让那些筋疲力尽的工人对他们敬而远之；他们还企图将军事性的高效率强制性地套用到工厂制度中，但这样做的结果与其说促进了生产，不如说产生了破坏作用。
6月6日，陆军和海军的司令们交给军部一份关于最后决战的正式计划，标题为“关于未来战争行动的基本政策”。计划中主张，日本具有两个重要的优势：支离破碎的岛屿地形和忠诚团结的人民。陆军副总司令河边虎四郎中将说当敌人企图侵入日本时：“他们在登陆的那个瞬间就会遭到日本军队的反击，而且会一直持续到他们被打败，掉头逃走为止。”计划中打算在海上就消灭美国四分之一的登陆兵力，然后在他们登陆过程中再消灭另外的四分之一。
尽管陆军首脑们希望给美军带来的巨大杀伤，会促成一个在海岸线上谈判媾和的结局。但实际上，他们更期望的是进行一场直到最后的长期战争，包括运用焦土战术，以及在本土各岛的山谷间进行游击战。他们指出日军的供应线和联络线都会很短，而美军的则长而脆弱。这样日本就可以把入侵者拖死耗尽。
据陆军将领们说，现在共有250万兵力可以投入前沿阵地，而后方还有400万经过军事训练的公务人员可以支援。如果发出一个全国动员令，还可以发动起2800万男女群众，他们装备有步枪、手榴弹，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还有弓箭。最后，将领们肯定日本仍然拥有一定的空中力量，可以打击入侵者。陆军称它有7000架飞机，海军有将近6000架。（实际上只有四分之一的飞机是真正的作战飞机，其余的都是作废的老机型或者是训练用机，这些飞机只能用来执行自杀性的同归于尽任务，而其中确实有5225架最终被派去执行这种任务。）
两天后，军部正式同意了这一计划，在这次最后的仪式性的会议上，首相小矶国昭在他的总结中直言不讳地说：“日本目前的情况确实危急，她已经到了从死神的嘴里夺取生命的关头，这不是靠智慧或者技巧就能够办到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
陆军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能取胜，面临的就只有死亡或者屈辱。陆军的宣传机器散布恐怖的故事，大肆渲染盟军在进入欧洲的轴心国家时犯下了多少多少暴行。最高指挥部派出秘密警探搜寻那些胆怯者，有超过400个的著名人士被捕，因为他们有谈论甚至仅仅是想到过媾和的嫌疑，其中包括外交官和法官。那些没有（甚至没有能力）为全国的战备做出贡献的人，受到了言辞隐含的威胁。大阪的一个警察局长甚至公然地说：“由于存在全国性的食品短缺，本土还面临大规模入侵的危险，所以有必要杀死所有的虚弱者，包括老年人、婴儿和病人。我们不能允许日本因为他们而毁灭。”
以杂草和虫子为食
他们的话使日本人民觉得在劫难逃，不久的将来，他们会以各种方式死去：被燃烧弹轰炸烧死，被饿死、病死，或者在军事首脑们的敦促下自杀而死。随着陆军最后决战准备的推进，人民日常生活变得更加艰苦。肺结核四处蔓延，许多人死于肺炎，不仅是老人和婴幼儿，连那些曾经身体健壮的成人也因为房屋被炸毁后的风餐露宿而染病身亡。
在信件、日记、回忆录以及战后的采访中，人们都表达了他们的痛苦。到了6月，食物已
经变得极为缺乏，人民极度贫困，甚至连黑市都开始倒闭了。到处都是饥饿，它变成了生活的主宰。疏散到农村的小学生们采集野草和蕨类煮着吃，尽管野草割破了他们的嘴巴，而且味道极坏，但他们却要靠这些恶劣的食物维持生命。如果哪顿饭里有肉，肯定是狗肉或者猫肉，但人们总是假装吃的是松鼠肉或者野兔肉。一个小女孩顺从地吃下了她父亲定期从一位住在海边的亲戚那里带回的鲨鱼肉，靠这个，她没有患上许多孩子都患有的维生素缺乏症，但是她一边吃一边在脑子里想：“当船只被鱼雷或者炸弹炸沉的时候，一定会有许多人被鲨鱼吃掉了。那我现在和吃人肉有什么两样？而且鲨鱼肉闻起来这么恶心！”
蚕蛹也被煮来吃掉了。人们从田野里抓来昆虫，烤了来吃。这些虫子和榨油剩下的干豆饼是大多数人仅有的蛋白质来源。即使再加上政府口粮中大米的代替品（其中大部分的质量都有问题，许多都难以消化），还是没有什么人每天的能量摄入能达到1200卡的维持身体机能的最低标准。
日本外交官的家庭能吃到比大多数人都好的伙食，但有一位官员的妻子还是一直担心他们将面临的可怕结果：“我们三口人都虚弱多了，我没有体力也没有精神，健忘得厉害。当一个人在慢慢饿死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症状。”许多父母把自己少得可怜的口粮分给了他们的孩子，有一些父母就这样逐渐衰弱而死。
“我甚至可以牺牲我的孩子”
大多数人的体力都极度衰弱，他们觉得很难活到第二年春天，甚至觉得在下一次的空袭中就会死掉。他们在精神上也同样衰弱，日本的道德体系正在崩溃，抢劫、扒窃和盗窃成了普遍现象。大人们去偷小学生的午餐，并且洗劫邻居被炸坏的房屋。人们最后的一点财产也常常在防空洞和逃难途中被偷走。从1937年入侵中国之后，标语、操练、强制性的游行和集会已经变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它们只对年轻人和心地单纯的人才会产生影响作用，大多数的人只是祈祷着他们的苦难能够结束。
然而大多数的日本人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打算在入侵者出现的时候和他们进行搏斗。无论妇女、孩子还是农民，只要是有坚定的爱国心，并且还有一点点体力的人，都打算用他们的生命来共同保卫他们的土地。妇女中有一些人的决心格外地坚定，还有一些人是冷静的理想主义者。石川幸子是冲绳一个志愿医护队中仅有的几个幸存者之一，后来她在解释她和同学们为什么做好了必死的准备时说：“我们早先所受的教育就是要牺牲一切可以牺牲的东西。当我们离开学校时，一个老师告诉我们说不必非要去军队里，我们可以回家，这样会比较安全。我们回答说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将准备为国而死。只要日本能赢得战争，做什么都行。”
一个年轻的家庭主妇，一点也没有因为轰炸和饥饿而感到沮丧，她坚定地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退缩。我甚至可以牺牲我的孩子，一直战斗到死。”一个女学生承认她感到沮丧，但是又补充说：“如果政府说‘战斗’，而且其他的女孩子们都参加战斗，那么我也会参加的。”
陆军向志愿者组织、学校、工厂、政府机关和农村地区派出了教官，以训练这些平民们到时候进行英勇的最后抵抗。每天早上天还没亮，这些人就已经排好队准备进行这一天的训练了。在大多数地区，这些平民卫国者们首先到当地的神社进行一次团体性的参拜，再次表示献身的决心，他们将把自己献给天皇和国家，也献给几十万死于战争的日本人。在他们的心目中，那些人已经变成了神灵护佑着日本的命运。
进行过精神上的训练之后，紧接着就是艰苦的操练了。训练者们排成一排，面前摆着用稻草扎成的真人大小的靶子，靶子都被牢固地绑成直立的姿态。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根长竹竿，竹竿的一头被削尖，而且经过火烧加固。在教官的口令下，男女老少练习着刺、戳和躲闪等技巧，为时大约一个小时，一边练习还一边咒骂假想中的敌人。
为了胜利的自杀
在日本海沿岸的岛根县住着一个名叫葛西雪子的高中女生。她的老师给了她一把木匠用的锥子，并且告诉她当美国人到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发扬日本精神，杀死他们，以此来解决战争。即使你只杀死一个美国兵也是有用的。你必须用这把锥子来自卫，必须瞄准敌人的腹部捅。懂了吗？就是腹部。如果你不杀死至少一个敌军，那你死得就不值。”
一群被疏散到农村的东京女孩变成了使用“刀”的行家，这种刀是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有着钩形的锋刃。在练习中，女孩们娴熟地摆动着手中轻巧的长杆，和手持笨重剑道武器的当地农村男孩对打。她们能不断击中男孩们的腿，在他们还未能进行一次回击之前就把他们摔倒在地。如果装上锋刃，这种大镰刀一样的武器应该可以在和敌兵的搏斗中奏效，因为可以用它砍断敌人的腿。
陆军的新兵们挖掘散兵坑，任何时候他们的背上都背着沉重的东西。负重训练并不是强制性的任务，只有那些主动参加的人才进行。当美国的进攻开始时，他们将背负35磅重的炸弹埋伏起来。当一辆敌军的坦克出现时，一个士兵就会从藏身处冲出来，带着炸弹一起钻入坦克下面。这将是一种十分英勇的死法。
还有一小队一小队的新入伍的学生和年纪较大的人，被派去沿着海岸线修筑碉堡，架起铁丝网，到时他们将和来犯的敌人进行游击战。但是他们的条件实在是糟糕极了。13岁的长柄进报告说，他们那个20人的班被派到山里去挖弹药坑，从那里可以俯瞰濑户内海。但是他们只有一支步枪，武器每天在大家手中轮换，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有机会拿一下，他们中间以前几乎没有人摸过枪。
训练和装备中存在的诸多缺陷，显然没有给陆军的首脑们造成任何困扰。6月份，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将军宣布“胜利的坚实基础”已经打好了。差不多在同时，后方的广播向人民保证，已经准备好了秘密武器，可以将敌人从海岸线驱逐出去。
所谓的秘密武器就是发动自杀性攻击的飞机和人体鱼雷，它们在对美国海军的攻击中已经体现出恐怖的效果。如果众神没有用一场神风来帮助日本消灭敌人的话，陆军和海军就会培植起一股用人体组成的神风。他们将用几百架装满炸弹的战斗机，和人体火箭弹、人体鱼雷一起摧毁敌人的舰只和登陆艇。教练机和老式的双翼飞机被拖进了任何可能的入侵路线旁边的山中。这些飞机的燃料是酒精，酒精是从松树干里提炼出来的。飞机里面将满满地装上炸弹，由毫无经验的志愿者操纵。他们将顺着长而陡峭的山坡滑下来，撞向美国的船只和登陆艇。学生和征募来的志愿者经过训练，将在京都城外的比睿山执行这一任务。
“神风”这个词用来指所有发动自杀性攻击的志愿者，不管他们是开着飞机，背着炸弹还是充当人体鱼雷。但是最能激发日本人想像力和牺牲精神的，还要数那些神风飞行员。这些自杀性的飞行员脖子里缠着白色的围巾，驾驶各种各样的飞机，通常在每架飞机里都装载着一个重达550磅的大炸弹。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大学生，只有20出头，这些学生在还没有毕业前就被征召入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人文学科的学生，理科的学生们被允许继续留在学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都是很有思想的年轻人，已经冷静地做好了为国牺牲的决定。
当一个鱼雷艇基地的训练主管向他的手下提供一个机会，找人充当志愿者去执行自杀性任务时，他总会细心地解释说：“你们必须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作出选择。我保证，如果那些人的良心使他们不能赞同这种新的攻击方式，他们绝不会面临任何影响或者压力。请你们一个一个地到我的办公室来告诉我你们的决定，我向你们承诺我绝不向你们提出任何问题，或者要求做任何形式的解释。”班里有一半的人志愿参加，大约有150人。其余的人拒绝了，但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或责难。
寻找战争的出路
但是，随着局势的恶化，高级军官们越来越直接地提出对志愿者的需求。九州一个飞机场的指挥军官召见了40个飞行员，告诉他们已经受命组成一个神风飞行队。他说：“我不得不请求你们自愿地参与这次任务，但你们还可以自由选择。”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在军队生涯中还是第一次被请求去做什么事情，以前做事的时候全都是服从命令。由于被这请求感动了，所有的人都志愿参加了行动。
在这些飞行员留下的诗歌、书信和日记中，可以看见神风精神的疯狂沸腾。在他们所有被记录下来的思想中，突出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责任。至于对美国人的仇恨，或者对一场看起来必输无疑的战争的绝望等等，都远不那么重要了。正是责任支持着神风队员们度过他们最后的那一小时，一位海军军官主动地去执行死亡任务，尽管他预见到日本必败无疑。他说：“一个男人必须尽忠报国。”
许多神风飞行员都把他们的牺牲看做一种对文化欠债的偿还。山口辉乃在就要出发的时候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日本式的生活实在是美丽极了。这种生活方式是祖先留传给我们的所有至美事物的结晶，能够用我的生命来保卫这些美丽高贵的东西，真是一个荣幸。”贝实进写道：“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我慈爱的双亲的感激，是他们把我养育照管成人。那么我就以一点绵薄之力来报答天皇陛下给予的恩情吧。”
在这样的思想鼓舞下，飞行员们以斯巴达式的单纯方式度过了他们最后的几天。他们没有沉迷于酗酒吸毒，而他们看到的惟一的女性就是那些女生代表，她们带着花束或者樱花来为他们进行正式的送别。从他们最后写给亲人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些年轻的飞行员中的大部分在他们最后飞行的前夜都睡得很晚，他们精神勃勃，急着出发。
神风精神被当作了每一个平民的榜样，要求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歼灭战中遵循。在濑户内海边的山里挖掘弹药坑的少年长柄进，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而且越快越好。他在多年后写道，他当时反复地想的就是“怎样去抓住一个敌兵然后死掉呢”？另外还想到他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会和父母住在一起吗？我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会怎么样呢？他们怎样才能找到我和父母死后要去的西方乐土？”
有千百万的日本人不约而同地都产生了一样的念头，他们准备好拿起武器战斗，并且努力要在死去之前杀死至少一个敌人。一些人认识到了，在他们的长矛和天上盘旋的银光闪闪的B－29之间存在的天壤之别，但是这一认知并没有对他们高涨的训练热情产生任何影响。他们将在海岸线，在街道上，在山岗上坚持战斗，直到敌人精疲力竭，流尽鲜血，停止战斗，离开日本，并且保持他们的领土和生活方式不受任何影响。
“在最后的五分钟取得胜利。”成了那些仍心怀希望者的口号。对于那些不抱任何希望的人，“玉碎”只是一个勉强的安慰———他们的世界将和他们一起粉碎。
尽管有千百万的日本人准备为天皇去死，但实际上，在那些想要停止战争的人中，天皇本人是主要的一个。他在发动大战的时候就同意得极为勉强；早在1942年2月的时候，他就产生了和谈的念头，这个念头是在他最亲近的顾问、掌玺大臣木户幸一侯爵的启发下产生的。从那以后，裕仁曾经在许多场合建议他的大臣们结束战争。
但是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存在一个看起来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就是盟国在1943年11月的《开罗宣言》中公布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过去的几年中，在公开或者秘密倡导和谈的人中，没有一个能向盟国提出一个针对保留日本“国家实质”问题的妥善解决方法。所谓的“国家实质”，其主要的意思就是古老而神圣的天皇制度，国家实质包括的内容有“日本的生活方式”，日本本土的不可侵犯，对于军国主义者来说，陆军的荣誉也是国家实质的一部分，他们把它当作天皇的完整性的一种延伸。
从1942年往后，一些由政客、官僚，甚至是军队的成员组成的小集团一直在考虑，如何使日本的战争目标和它不断缩减的力量相一致，同时他们还为了开辟一条谈判媾和的道路而和当时的机制不断周旋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和木户幸一保持联系，再通过他联系到天皇。
就在木户幸一和天皇就这一主题进行第一次对话后不久，外务省官员吉田茂向木户幸一提出了一个建议，吉田是一位沉静内敛的和平拥护者，他的建议就是派在西方非常著名的前首相近卫亲王到瑞士去寻找和平谈判的机会。木户幸一侯爵和两位曾经力图使日本免于战争的前首相———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和冈田启介都支持近卫。在他们的支持下，近卫考虑了各种寻求和平的办法。但是他们总是遭到陆军的阻碍，此外，由于他们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保留天皇的地位，也使他们的努力难以成功。
海军准将高木础吉是海军军令部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战计划制定者。1943年晚些时候，应米内光政的要求，他秘密地对日本的目标、成就和前景进行了一个长期的评估。在得以接触海军以及几个战争生产部门秘密档案的基础上，高木考查了空军、海军以及商船的损失情况，国家储备以及原材料资源的减少情况，并且对敌国的力量进行了估计。这项研究在1944年初完成，得到的结论非常简单：日本正走向不可挽回的失败，只有媾和能够使它免于毁灭。
但是高木础吉不敢把他的报告呈给他的上司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岛田对东条英机十分屈从，以致他的海军同僚们在背后讽刺地把他称为“东条英机的副官”。相反，高木在私下里简要地把研究情况告诉了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和几个朋友，其中就包括在陆军中和他担任相似职务的松谷盛大佐。
作为陆军最高机密长期规划部的负责人，松谷盛命令他最亲信的助手们进行了一项独立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一份被他坦白地命名为“终止大东亚战争的措施”的文件。在这份文件里，指出了日本从1944年往后可能面临的各种情况，并且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都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其中最受青睐的计划集中讨论了德国崩溃的时间，并且强烈敦促日本努力在德国崩溃时结束战争；过了这个阶段之后盟国只会变得更加强大，而且他们对于日本的态度也会更强硬。最后计划书中提出了一种最后地步的情况，到那时日本将面临一个残酷的选择：要么被消灭，要么投降。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松谷盛的现实主义分析认为，日本必须放弃所有的目标和成果，以争取保留皇室以及它赖以维持的传统。
松谷把他的秘密报告在陆军和海军的最高层军官传阅，他对于自己的研究结果的信心极为坚定，因此他轻率地把它拿给了首相东条英机，并且热切地向他阐述日本必须在被迫接受残酷的投降令之前寻求和平。
东条英机的反应迅速而且冷酷，他把松谷的研究指称为敌对的宣传，并且下令把这位显贵的司令部军官调到了中国去当前线指挥员。在那里他将有无数的机会，以死为他的懦弱、叛逆的思想赎罪。
松谷盛的朋友们最终成功地把他从前线救了回来。但是经过这件事之后，那一小群了解日本的资源和力量不断下滑这一秘密的司令部军官和中级的部里官员们变得清醒起来。他们的上司们把这些资料作为迫使东条英机辞去首相职务的工具，并且用来为木户幸一侯爵编纂秘密报告。但是大战仍然继续进行，行动的基础仍然是海军和陆军的总司令部做出的正式的估计，这些司令部的人员和他们的报告都深受了东条英机至死不休态度的影响。
东条英机和岛田繁太郎下台了，同时明显对战争持悲观态度的米内光政海军大将担任了海军大臣和副首相。高木础吉在1944年9月，为他的新上司和保护人准备了一个松谷盛的评估和建议的最新版。在米内光政的要求下，这份报告还包括了其他内容：高木自己关于如何取得陆军的合作，结束战争的想法；关于公众对投降反应的预测；以及一项关于如何联络到天皇，并借助他个人的努力获得和平的战略———这是所有项目之中最具危险性的。但是，和许多类似的想法一样，高木础吉的和平战略草案也撞上了石头。这块石头就是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看起来毫无疑问地意味着天皇的终结，然而即使是最热心的和平倡导者也无法接受这一条件。
天皇的无声请求
1945年1月的时候，天皇本人也开始插手了。他一直想召开一个由前首相们和他的元老会成员参加的会议，但是由于宪法限制和军方的反对而无法做到。于是他就在2月份分别召见了那些人，和他们讨论战争的进程以及和平的可能性。前首相东条英机现在已升格为元老，他向天皇发表了一通关于国家团结和坚定的必要性的演讲，并且认为美国人难以保持进攻的强度。东条英机敦促天皇下令要人民全身心地投入战争，要宣称“我们有必胜的信心”。
而近卫亲王则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建议。他说道：“日本已经输掉了战争。”现在近卫心中最害怕的是，由于日本的损失引发的对美国的仇恨，再加上后方的困难，可能在日本人民甚至是陆军中导致一场共产主义式的革命。“从维持日本帝制的立场来说，我们最需要害怕的不是失败本身，而是可能伴随失败而来的发生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近卫总结道，“我坚信我们应该尽可能迅速地结束战争。”
在东条英机的“我们会赢”和近卫的“我们已经输了”这两种论调之间，不可能达成任何一致的意见。其他的元老们在他们的单独觐见中没能说出他们心中的疑惧。努力再次受挫之后，天皇耐心地进行了又一项研究。这项研究的内容是在抵御美国进攻中，海军的士气状态和物质情况，由长谷川清海军大将负责。长谷川的秘密报告与高木和松谷的主旨相同：日本难以取得胜利，甚至连本土都防守不住。
尽管长谷川清、木户幸一和其他的天皇心腹一直在寻求使日本逃脱毁灭的办法，但是战争的领导者们和军事官僚机器却无情地将日本不断推向毁灭的深渊。
在陆军把持领导权的情况下，小矶国昭首相成了一个毫无作为的旁观者，他的外交大臣在国外所做的一点点外交努力，也全都没有任何成果。在琉磺岛陷落和美军登陆冲绳之后，小矶国昭被迫辞职。就在美军占领冲绳四天之后的4月5日，莫斯科宣布它将在一年之内停止执行与日本的中立协定。这很清楚地预示着一场新的不幸来到了日本头上———跟苏联的战争就要开始了。
就在同一天的傍晚早些时候，元老们召开正式会议推选新首相。他们发现东条英机仍然掌握着主导权，说话咄咄逼人，独断专行，就和他当首相时一样。东条英机再一次说，选择就是在无条件投降和死战到底之间进行。东条英机代表着大多数将军的意见，主张继续战争；而木户幸一侯爵、一些高级海军将领和大部分前首相则希望和平。然而在下面七嘴八舌的辩论中，惟一能达成的共识就是下一届的首相和内阁必须得到人民的信任。
由于东条英机隐含性地威胁说，陆军要“走它自己的路”，这些政客们再次避开了进行战和抉择的责任，选择了一个妥协性的首相候选人，这就是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他既不是主战派，也不是主和派。铃木既不属于任何派别，而且还是一位日俄战争中的退休英雄，他受到了其他领导人的广泛尊重。但是他已经近80高龄，而且没有当首相的欲望。即使在木户幸一苦苦哀求他“为了拯救国家”而去担起这个责任的时候，他仍然十分不情愿。
充当战争外衣的和平内阁
这天晚些时候，裕仁天皇在他的图书室里等着当选首相的出现。天皇筋疲力尽，近乎绝望。在夜里，他被失眠所困扰；在白天，他一直在阅读各种文件，包括大臣们的报告、各大使馆发来电报的汇总、美国广播的译件。后来他还看到了对于战争结果的坦率估计，木户幸一在以前一直出于天皇不应干政的原则而没有给他看。所有这些中最糟糕的就是他的人民所受到的苦难，这些在对被炸后东京的巡视中，他都已亲眼见到了。裕仁瘦掉了15磅，他的头发和胡子也显出了淡淡的灰白。
将近10点的时候，天皇听见前厅里传来了许多人的窃窃私语声，这说明新首相已经准备登场了。于是他定了定神，使自己沉静下来。门打开了，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并深深地鞠下躬来。
天皇脸上带着少见的微笑，手也微微地挥了一下，他示意铃木缩短一下他那些繁琐的问候语句。铃木贯太郎身着正式的晨礼服，恭敬地屈着肥胖的身体，他有着浓密的眉毛和滤茶器一样的胡子。对于天皇来说，他实际上是一个比父亲还要亲近的人。因为他曾经当过10年的内庭侍从，现在还是御前会议的首席。天皇除了在一些最正式的场合之外，都称他为“亲爱的叔叔”。没有一个首相能比铃木贯太郎对天皇更忠实尽力，也没有谁比他更受到人民的尊重。所有的这些品质都是国家需要的，因为日本天皇已经下定决心，无论采取什么办法，付出什么代价，也要赶在国家遭受到更大的痛苦和灾难之前迅速地结束战争。
铃木贯太郎这次鞠的躬比以前还要深，他几乎是用恳求的语气陈述了自己不足以承担御前会议和元老们强加给他的重任。他的理由一个是他太老了，一个是他从来都对政治感到不舒服，还有一个是他更喜欢沉醉于中国先贤老子的哲学冥想中，而不愿意去做那些营营汲汲的行政和外交事务。最后他说：“况且我耳背得厉害，以致有时连陛下您的话也听不清楚。”
天皇的回答十分温和，但也十分坚定：“你对政治的不熟悉成不了什么问题，耳背也没关系。因此，请接受这个任命吧。”
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和平或战争的字眼。出于传统的拘束，天皇不可能简单地说，“叔叔，找个办法顶住那些将军，求得和平吧”，但是天皇后来也承认他曾经有过这个念头，他确信铃木贯太郎能够理解他心里没有说出的意旨，并且付诸实施。然后觐见就结束了。
如果说这位新首相真的揣测出了裕仁的和平愿望的话，那么他就把这个思想埋得太深藏不露了，以至于他选出的外交大臣东乡重德一点也没有发现。东乡重德当时63岁，他曾经在珍珠港事件时当过外交大臣，但是由于反对东条英机的政策，不久后他就离开了内阁。从此之后他一直就是秘密的主和派中的主要顾问。现在，退休在家的他被重新起用之后，期望着能得到内阁全力的支持以打开谋求和平的道路。
在一次深夜的会面中，东乡重德小心翼翼地问铃木贯太郎，他对战争进程有什么看法。铃木很平和地回答：“我想我们还可以再坚持打上两到三年。”东乡感到震惊和难以相信，他举出日本物质匮乏的实际情况反驳铃木对于日本精神力量的顽固迷信。铃木对他的说法不屑一顾，一点也听不进去。最后东乡感到极度无奈，他对铃木说两人在战争前景上的观点分歧太大，没办法进行合作。于是他谢绝了外交大臣的任命。
铃木贯太郎不同意他的推辞，两个人又苦苦纠缠了半个小时。铃木先觉得累了，于是他们就分手了，约定第二天晚上再接着讨论。
第二天，也就是4月6日，东乡重德接到了一大堆的恳求，全都来自那些元老和天皇的御前会议成员。他们请求他接受外交大臣的职位，向他保证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铃木贯太郎就无法开窍，并且认为只有靠他才能改变铃木的观点。木户幸一的私人秘书给东乡打了个电话，大着胆子透露了一点天皇的决心，他悄悄地说：“在我看来天皇正在考虑要结束战争。”
来自莫斯科的终结者
最后，铃木贯太郎重新和东乡重德一起坐下来，他简略地说：“在战争前景的问题上，我对你的看法很满意。”
这个含糊的保证说服了东乡，使他觉得自己可以放开手脚进行外交活动。于是他接受了任命，并且马上着手进行谈判，以防苏联和日本开战，同时也为了确定苏联是否会在日本和西方盟国之间进行和平调停。但是东乡还是对于首相是否会致力于和平表示怀疑。
毫无疑问，铃木贯太郎首相关于战争的公开讲话，给日本人和全世界留下的印象是：他和任何其他的军国主义者一样好战。在他的第一次公开广播讲话中，他宣布：“我的国民们，时间已经到了。无论男女老幼，每个人都应该振作精神，准备迎接即将发生的事情。按照我个人的愿望，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投身于战场，奋勇前进，哪怕是踩过自己人的尸体。我将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天皇的利益。”后来他又在帝国议会中说：“日本的人民都是皇室忠诚服从的仆人，如果天皇制度被废除的话，他们也就失去了所有的存在意义。因此，无条件投降就意味着一亿人的死亡，它使我们除了继续战斗直到最后一人之外，别无选择。”
铃木贯太郎摆明了姿态，陆军司令部也在为最后决战制定着越来越多的疯狂计划，而同时外务省的外交人员们也在不辞辛劳地努力奔忙，争取海市蜃楼般地与苏联调停。他们的要求一再遭到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断然拒绝。由于前首相广田弘毅也曾经担任过驻苏联大使，他被派去和新的苏联驻日大使、年轻的雅各布·A.马立克进行接触，再次努力争取延长《苏日中立条约》，并寻求和谈的可能。
6月3日，广田弘毅在箱根的一个温泉疗养地会见了马立克。酒足饭饱之后，两位外交官闲聊起了如何使两国的关系向着一个更友好的层次迈进，谈话亲切和谐，但是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广田向他的上司提交了一份十分乐观的会谈报告，但是当他试图在苏联大使馆和马立克再次见面时（在莫洛托夫命令许可的情况下），却突然生了一场重病，无法进行会谈了。
天皇亲自下令要广田弘毅坚持下去，但马立克直到6月24日才答应会见。这一次广田弘毅接到授权，向苏联许诺说，可以用日本费力夺来的东南亚的矿产资源作为交换，以订立一个新的盟约。
但马立克仍然无动于衷。6月29日，广田弘毅再次来找他，这次他带着名副其实的全权委任，并且提出了一项正式的提议，要求签订新的互不侵犯协定。马立克告诉广田弘毅，他将派通常所用的穿越西伯利亚的信差将这份提议送到莫斯科。但是在莫斯科，当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两次试图提起广田-马立克谈话这个主题时，莫洛托夫都装作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尽管不敢告诉天皇正在发生的情况，但东乡重德做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苏联正在使用拖延战术。通过莫斯科谋求和平的道路被堵死了。
实际上不仅莫洛托夫知道日本的提议，连华盛顿的高官们也都知道了，因为马立克事后立即用电报向莫斯科进行了汇报。美国人在很早以前就断绝了日本的外交渠道，现在他们既读到了向莫斯科的日本大使馆发出的各种焦急狂乱的指示，又读到了佐藤大使率直的答复，敦促政府不计代价地投降。天皇再次亲自插手，派近卫亲王向莫斯科带去了他的亲笔信。
但是在7月17日的波茨坦会议上，盟国确定了彻底击败日本的最后作战计划，敦促日本投降。在为期两周的会议期间，日本发出了各种信号，请求结束杀戮和毁灭。这些信号虽然有些藏头露尾，但是还是比较明显的，然而美国和苏联对此视而不见，那些调停者的时间很快就要用光了。
战争的失败与最后的希望
最后的战斗
打起精神，迎战盟军
以杂草和虫子为食
“我甚至可以牺牲我的孩子”
为了胜利的自杀
寻找战争的出路
天皇的无声请求
充当战争外衣的和平内阁
来自莫斯科的终结者
小矶国昭将军。他在担任朝鲜总督时由于其凶恶的相貌而获得了“朝鲜之虎”的绰号。他在1944年代替东条英机担任首相时，没有得到陆军参谋本部的支持，他们不及时向小矶国昭报告作战计划，并且不让他看机密资料。
一群工作人员在东京西边的一个试验场上放飞洲际气球。
风中的秘密武器
当日本的城市在美国的炸弹下燃烧颤抖的时候，日本人也在寻求利用他们所研制的秘密武器进行报复，这种秘密武器就是洲际气球炸弹。
许多气球都是由心灵手巧的女学生一针一线地缝制而成的，她们还用了一种从“魔鬼舌头”里提取出来的胶，这种植物是日本的土产，有土豆一样的块茎。每个气球都是由600块韧性极好的材料拼成的。
1944年11月，第一批载着炸弹的气球被放入大气层，它们在高空飘浮，一直越过了太平洋。在放飞的9000个气球中，最终只有几百个抵达了北美洲，而且几乎没有造成任何破坏。
学生们吃力地抬着一个他们刚挖出的松树桩，这种树桩可以用于提炼天然的飞机燃料。在强加给平民的各种“志愿”工作中，挖树桩是最重的一种。
1945年春，住在临时搭建的栖身所里的空袭幸存者在进行早上的例行工作。他们的社区在此前的空袭中被全都炸毁。
1945年神风飞行员们平静地等待着自杀性任务的到来。有的在下棋，有的在奏乐。由于缺乏作战飞机，一些志愿者要等上几个月才能进行他们最后的死亡飞行。
一座为精英们准备的山中堡垒
1944年11月，在位于东京东北方110英里处松代附近的水上山，日本工程师们带着2500名朝鲜劳工开始在山的一侧开山炸石。他们修建的是一座陆军的地下仓库，实际上，这座由六英里长的隧道和无数小房间构成的设施，是在盟国入侵时作为全国指挥部使用的。
堡垒中的一个部分中镶着精美的柏木，这是作为皇室的应急住所使用的。相互连接的大洞穴们则是为帝国最高指挥部和一万名政府工作人员准备的。
到1945年7月，建设基本完成。陆军着手对总部区域进行布置，甚至还给天皇装了一个浴缸。但是工作很快到此为止，因为裕仁拒绝表态是否要离开东京到堡垒去。掌玺大臣木户幸一的态度更加明确。他后来说他从来没有想过在人民为抗击入侵者战斗而死的时候，要跑到“一个洞穴里去自杀”。
相反，在裕仁的吩咐下，陆军加固了东京皇宫里的防空洞。松代那个巨大的迷宫堡垒一直处于空置状态。
尚未完工的帝国最高指挥部的入口处，进去就是水上山中空的山腹（如上图）。下图为中央通道中的一条，墙上为圆筒状的墙体支撑物和动力电线。
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1945年4月天皇将他选为首相，希望他能谈判媾和。但他却反过来敦促全国战斗到底。他在战后宣称，他的呼吁只是一种腹语似的东西：字面上是一回事，其中的含意又是另外一回事。
１９５
绝望的日子
一个无处栖身的家庭艰难地走出横滨市。在1945年5月29日的轰炸之前，横滨一直都是避难者的天堂。在这一年的空袭中，有1000万日本人逃离家园。
日本的命运：大火、骨灰和眼泪
15岁的莞井见角子跪在一个荒凉的山坡旁，这里离东京十分遥远，她在那里的家园已经化为废墟。她从余温仍在的火葬堆中捡起父亲最后一块焦黑的骨头。他是在前一天夜里死去的，致使他死亡的，就是过于漫长的冬天和过于漫长的战争。
整个上午，见角子都在陌生乡村的农舍间哀求、扒寻，想找到一点木炭和碎柴。整个下午，她又忙着使火保持足够的热度，以焚化她父亲那瘦弱的遗骸———这是最后的净化仪式。这个任务本来应该由长子承担，但是她的家中却没有长子，见角子和她病弱的妈妈是家庭中仅有的幸存者。她把铁筷子放在一边，深深地鞠了下躬，任由泪水落进骨灰里。
大火、骨灰和眼泪，这就是战争在1945年的初夏之前带给日本的东西。现在能够帮助日本人民逃脱沦为国家陪葬物这一悲惨命运的，就只剩下众神了。
东京的市中心被烧了个精光，周围堆满了生锈的工厂物件的残骸，以及破碎的防空火炮。在许多被轰炸的城市里，憔悴肮脏的幸存者们苦苦挣扎，修理着这台已经耗尽燃料、支离破碎的战争机器。有成千上万个家庭，像莞井见角子家那样已经变得残缺不全，他们都在迁移，逃离城市和美国的轰炸。
所有13岁以上的男女现在都被编成了“人民义勇军”。他们受到和士兵一样的严厉管制，所有的人都接到命令：要战斗到死，要抛弃伤员，要以自杀来躲避被俘。
在九州的海岸上，陆军为迎战盟军的进攻所做的准备时断时续地进行着。在完好无损的广岛市周围的群山里，陆军的工兵们炸出无数的洞穴，作为新的防御工事。在检查了用泥土和铁丝网组成的海岸防线之后，记者加藤益雄发现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原始简陋，是用手工做的，十分粗糙”，因为这些都是出自从田里征募来的农民之手，他说道：“日本打仗只是出于一种习惯，因为它不知道该怎样停止。”
3月份的一次轰炸后，东京的市民们在一座临时搭建的神社前鞠躬。在这次轰炸中，本愿寺被烧毁，周边地区有几千人死去。
充满了偷抢和凑合的生活
在东京一个陆军军营中，挤住着从附近一个遭受燃烧弹轰炸地区疏散出来的家庭。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背着孩子的东京妇女在一个仓库的灰烬中扒着烧焦的大米，背景中的那些人在等待轮到他们。1944～1945日本的水稻收成是十多年中最低的一次，到1945年6月，大米从平民的膳食中彻底消失了。
一队工人在日本石油公司的长崎工厂中拖拉一个被炸坏的石油罐。
残骸中的抢救
望不见尽头的毁灭
横滨遭到燃烧弹的空袭之后，一位瘦弱的幸存者试图用他的房屋上被烧焦的木头和其他剩余物搭一个栖身之处。
两个日本女孩俯瞰工业城市八幡成片的废墟。这些工人住宅被B-29的燃烧弹烧成了废墟。
摘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国内的有关情况，特别是珍珠港事件之后直到日本投降、二战结束这段时期。
全书共分六章，分别介绍了日本的历史文化背景与二战前法西斯力量的形成和活动过程，战时政府及政治的运作，战时人民的生活状况，军队的征募、训练和生活，美国对日本在1944—1945年间进行的大轰炸的情况，以及在面临失败时日本的各种反应和措施。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日本的“大和魂”精神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渊源。“大和魂”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中心，它是在日本独特的历史和传统之中逐渐发展并确立起来的。这一思想在二战中是日本的精神支柱，要理解它就必须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有一个大概的认识。本章就是对日本的历史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并且介绍了战前日本政治和思想界的变化和活动，特别是法西斯力量的形成。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东条英机政府在二战期间的活动情况。东条英机是日本在战争中的核心，主要的决策都是出自他的手中，即使在下台之后他仍保持着对日本政局的控制权。因此，了解东条英机在战争中的的活动，是了解战时日本的关键之一。
第三章主要介绍了日本人民在战时的生活情况。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在二战期间，所有的资源都被投入了战争，后方人民生活极为艰难。政府采取了各种严厉的控制手段，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地榨取物资和劳动力；人们在严酷的环境里，为了生存苦苦挣扎。
第四章主要介绍了战时日本军队的有关情况。为了进行军事扩张，日本把军国主义教育作为日本教育体系的核心；为了扩充军队，动员了一切可能的力量；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倡导野蛮残酷的训练方法，并每时每刻都在向士兵灌输军国主义思想。
第五章主要介绍了美国对日本进行的轰炸情况。1944-1945年的轰炸给日本的工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也带来了巨大的伤亡和财产损失。日本也进行了大量防空工作，但基本上无济于事。日本人民的生活因为轰炸而变得更加艰苦。
第六章主要介绍了1945年战争接近尾声时日本的各种行为和反应。日本政府分为战和两派，双方就谈判媾和还是作战到底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并进行了各自的努力。
撰写者采用的方法是点面结合、叙中有议。本书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当时的报章、政府文件、统计资料，战后的采访，回忆录以及当事人的信件、日记和追述等等，详细而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日本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在情况介绍之外，作者还围绕在二战中间被日本奉为主要精神动力“大和魂”，以此为主要线索，从历史、文化、心理以及在人民生活中的体现等角度入手，对这一思想的形成、发展、体现和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就使读者能从更深的层次上理解日本在二战中的各种政策和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