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每个人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还是填饱肚子。尽管日本在战时并没有遭到大规模的饥荒，但从1943年开始，上百万的人们都经受着食物不足的痛苦煎熬。而到了1944年，食品匮乏已经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困扰。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排队等着领口粮，以及到农村搜寻食物。这样一来，日本战时产品的生产就被大大地削减了。
当1941年对美战争开始的时候，在充当日本人每顿饭主食的大米中，有80%都是由日本的
农民们自己生产的。政府预想在维持充足的大米供应方面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毕竟，日本的农民拥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大米单产纪录。日本大米年消耗量的另外20%是由其殖民地朝鲜和台湾提供的。而日本人膳食中的另外两个基本品种：酱油和豆腐，则是用从满洲进口的黄豆制成的。
但是，不久之后，那些正常情况下用以装运大米和黄豆的船只，全都被改用来运输军队和军火了。而那些本来需要在田地里辛勤劳动的青年们则被征去服兵役。原来用做稻田肥料的化学品被用于生产高效炸药。而由于政府征用农田来修建兵工厂和空军基地，粮食生产的土地一共减少了8.5%。
1943年，食品进口下降，政府为了弥补大米的供应不足，就把它和小麦及大麦掺杂在一起。为了使口粮达到规定的重量，甚至连土豆都被加了进去。家庭主妇们不断试验着新的烹调方法，以把这些大米的混合物变得可口一些。但并不是所有试验都能成功，有一种叫做“nukapan”的东西，它是用小麦粉和米糠做成，就使很多人感到反胃，有一位失望的妇女写道：“它看起来就好像吃的蛋糕，但尝起来是苦的，闻起来就像马粪，你一吃就会哭。”
不久之后，就连那些老实的人们也在偷偷摸摸地筹划着怎么得到额外的口粮了。由于孕妇每天可以得到70克大米的增补量，声称怀孕的妇女数量一下子可疑地增多起来。格温是一位日本外交官的美国妻子，二战期间留在了日本。她回忆看见一位妇女直接到领口粮队伍的最前面去取她的那份特别配给品。但就在她离开的时候，一个垫子从她的衣服里面掉了出来。“其他的妇女们全都怒骂了起来。”格温写道，“那位可怜的女人哭了起来，解释说，除了要照顾七个年幼的孩子，她还有一个90岁的婆婆要侍候。我们都大笑了起来，但从此之后，孕妇们都会受到仔细的检查。”
“幽灵人口”的口粮
再有的就是为所谓的“幽灵人口”索要口粮。这些人口包括已经去世的叔叔阿姨，已经辞退很久的佣人以及近来并没有来的膳宿学生（或者根本就没有这么个人）。尽管警方和司法省一再重申警告，那些纵容虚报人口的邻组头目将会被投入监狱，但实际上，据估计发放给不存在人口的口粮达到了100万份之多。
另外，短缺还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黑市的活跃。黑市交易包括了所有的东西，特别是那些
易变质的食品，它们通常是无法通过官方渠道获得的。从事黑市的人不光是犯罪老手，还包括那些从未触犯过法律的人们。他们大肆地收购囤积紧俏商品，然后再以高得惊人的价格卖出。在1943年的一次调查中，2000个家庭中有一半都在黑市上购买过某些食品。一年之后，东京的居民们要依赖地下市场获取他们十分之一的大米，三分之一的鱼和三分之二的新鲜蔬菜。
黑市上的购买者们受到的盘剥是惊人的。到1944年3月，大部分商品的黑市价格比政府最高限价高出10倍，大米的价格是政府价格的14倍，到了同年的12月，大米的黑市价格涨到了官价的44倍，而且还在不断上涨。一块肥皂，官价为十分之一日元（2.3美分）拿到黑市上就卖到了20日元（4.60美元）。八磅一袋的糖在官方渠道中卖3.75日元（86美分），而在盟军的海上封锁切断了从台湾的白糖进口之后，在黑市上就涨到了1000日元（230美元）的天价。
黑市购买者们也要冒不少风险。他们付了钱但并不能保证拿到所购买的商品，但他们也无处申诉。因为无论对于贩卖者还是购买者来说，黑市交易都是违法的。在进行每次交易时，购买者都十分警惕一个特殊的警察部门———经济警察，他们是专门为没收非法货品和惩治违纪者而设立的。
格温就是一个黑市的受骗者。一个没有信用的家伙到她家去推销“练炭”，就是一种用木屑、煤和木炭压成的小煤砖，日本人把它们放进可以移动的火盆里给房子供暖。那个小贩说由于他的煤砖刚刚做好，含的水分很大，所以可以在飞涨的黑市价上给她一个相当大的折扣。格温没做什么讨价还价，就买下了他一整车的练炭，并将它们一块一块小心翼翼地摆在花园里晾干。但是，在它们干了之后，并没有变成宝贵的燃料，而是裂成了黑色的泥坯，原来这些煤砖正是用黑泥冒充的。可以想像，在此之前，小贩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当然，日本的精英们不需要去和黑市贩子们打交道，也不用排除领口粮。特权阶层（包括高级军官，上层官僚以及实业家们）的成员们运用影响力在他们的房子里储满了食品、酒类和其他的紧俏商品。他们在对普通大众关闭的饭馆里吃饭，并且继续在大城市的艺妓馆、酒吧和妓院里享乐，晚至1944年，上层社会家庭中仍然雇佣着60万女仆和其他的仆役。
随着领口粮队伍的增长，那些不这么幸运的人们对于有钱有权者的憎恨也与日俱增。到1943年，有一种流传广泛的抱怨是：“所有的东西都被军队、黑市和权贵们弄走了。只有傻瓜才去排队。”那些傲慢自大、养尊处优的高官们面对批判的浪潮保持沉默，特别是在军事失败的消息最终开始传回本土时。记者加藤益雄报道说：“人们说他们不会吝于让胜利的陆军和海军享受特权，但是失败者们就不应该期望受到优待了。”
那些负担不起黑市价格的人们，为了得到所需的东西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在每天额定的四根火柴用光之后，主妇们就用燧石打火来做饭，她们开始用硕大饱满、含油丰富的松果来充当做饭的燃料。烟民们在吸完了每天定量的六根香烟之后，就把茄子和柿子的叶子晒干碾碎，卷在从口袋书上扯下来的纸里做成代替品来抽。一向精于品鉴发酵米酒的行家们，不得不努力让他们品味适应一种粗劣的代用品，它是用红薯酿成的，因为红薯的数量比大米充足。这种红薯酒十分有劲，以至于人们给它起了一个“爆弹”的绰号，意为炸弹。
宣扬少洗澡的美德
那些买不起黑市洗衣皂的家庭主妇们，改用一种由碱和洋槐树荚果构成的混和物来洗衣服。漂白剂在货架上根本看不到踪影，于是不知哪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妇女把夜莺粪放进了她的热洗衣水中，这可是一种天然的增白剂。而厕皂的代用物则是一个装满了米糠的棉布包。
有一些日本人成功地在短缺中发现了幽默之处。一位困惑的公民在一篇题目为《维生素D在洗澡中流失》的讽刺文章中声称没有肥皂是一件幸事。但是，对于政府来说，如何保持公
民的清洁并不是一件轻松可笑的事情。当1944年初燃料短缺威胁到许多东京的公共浴室的时候，市议会召开紧急会议来讨论这一问题。
城市的长老们认为，沐浴对于公众健康和心理幸福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也要维持浴室的开放。邻组的成员们被派出去四处搜寻浴室用的木柴，而每个地方浴室的顾客们都被动员着捐出他们的旧木屐做为燃料。浴室的经营者有责任保证顾客们的满意，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警察就有权让另一个能保证水热的人来换掉他。
尽管日本缺乏大多数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钢铁和橡胶，但它在二战时却拥有充足的一流劳动力。日本工人十分勤奋，而且对其公司的兴旺发达有极强的责任感，他们10小时一班地工作着，从不进行停工或罢工。日本的企业对它的劳工采取一种家长式的态度，公司照顾着工人及其家庭的健康、教育和娱乐。因此，工会在日本战前就没有获得一个重要的地位，而到了1942年，政府下令取消了一切代表工人利益的全国性组织，无论是工业工人的还是农业工人。
虽然具有高效和忠诚的优点，日本的劳动力还是没有满足国家战时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政府，因为它从来都没有成功地把计划经济和生产集中起来。直接的结果就是各种互相冲突的政策和命令搅在一起成了大杂烩，以致创造性被压制，生产量下降，许多部门的劳动力几乎被置于奴隶的地位。
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政府中那些负责战时产品生产和兵源组织的部门之间缺乏合作和协调。军方的权威人物们深深坚持着古代武士的信仰：每个男人首先都是一个战士，因此他们丝毫不加区别地把那些对于日本的工业生产至关重要的工人们也统统征去打仗，这些人包括：工程师、电动技师、工头、机械师以及技术娴熟的木匠。
被称做“飞行杀手”的战斗机
到1943年9月，已经有300万工厂工人被征入军队，导致飞机制造厂、造船厂和兵工厂产量的严重下降。“我们的技师太少了，根本无力维持生产标准，”一位日立电器公司的负责人说，“我们失去了1000个熟练的工人，要用4000个生手才能替代他们的工作。”当经理们试图把传统的每天一班共10个小时的工厂运作方式，扩展为24小时轮班倒的方式时，他们都遇到了相似的问题。不止一个重要大型电子工厂不得不取消了两班，因为那些生涩的夜班工人们报废的零件，比生产出来的还要多。
大型的流水线工厂都依靠一种稳定的细小部件供应。这种供应来自于数以百计的小型厂家，在这些小厂里，许多都只雇佣着两三个技师。这种情况使生产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了。因为这些小供应厂家中只要有一个关键性的工人被征走，它的整个生产部可能陷于停顿。
军方的干扰也给战时产品生产带来了全面的不利影响。陆军和海军都派出了低级军官，到那些生产诸如飞机部件、船用发动机和枪支瞄准镜之类关键性零件的工厂进行监督，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商业或工业毫无经验。加藤益雄后来写道：“这些低级军官都演变成了他们自己权限内的小东条英机，乱发着各种强制又无理的要求。”
因为受到了这些不受欢迎的监督者们的驱策，工厂的经理们极力争取完成不断增加的船只、飞机和枪支的生产定量。这样一来，质量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在名古屋附近的三菱飞机厂，飞机被仓促地制造出来之后就装上牛拉的大车。中岛一家工厂的条件几乎同样原始，他们接到命令要在1943年9月到1944年3月期间把飞机发动机的产量翻一番。这家公司的总裁中岛知久平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动用了所有的物力和资源，但是在3个月之后，所有的零件和原料都用光了，机器也筋疲力竭，而且熟练工人都被征入军队，取代他们工作的都是一些学校的小孩子们。”
其结果是不难预知的。截至1944年底，日本的新造战斗机中大约有三分之二都在到达作战地区之前就坏掉了。一种由中岛工厂生产的陆军战斗机Ki84缺陷极为严重，以至于被起了“飞行员杀手”这样一个可怕的外号。
传家宝换芜菁
政府拼命地寻找人来替代那些被征入伍的工人们的位置。为了增加工人的数量，那些生产非必需商品的工厂和商店都被关闭了。劳工政策最终变成了一个鼓励和强制掺杂的奇特混合体。一方面，政府采取各种方法，如许诺给予额外的口粮，增加报酬，以及每月三升酒等，来鼓励男子们自愿从事那些困难但重要的工作，如下矿采煤及码头装卸等。另一方面，政府建立了一个劳工征调的制度，主要是胁迫人们“自愿”地工作。
所有年龄在16至40岁之间的男子都要求进行战时产业的政府登记。到了1944年初，登记的范围扩大到了从12岁到59岁所有的男性。实际上，只有大约150万男子收到了关于劳工服务的那张可怕的白色通知，而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迅速在本地的工厂寻找了一份工作，通过这种方法，躲开了可能被派到远离家乡的兵工厂的厄运。
尽管妇女们并没有受到征调，但她们也陷于无休无止的自愿劳动的压力之下。对于她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在兵工厂里的劳动实在是太繁重了，而且条件还在不断恶化。休息日缩减到了每月三天，日工作时间被延长到了12个小时，然后又变成了13个小时，最后变成了由雇主自行决定，这就意味着要一直工作到定量完成才能下班。为了节省通勤的时间，许多工人选择住在厂里，就把睡觉的垫子往离流水线仅几英尺远的地板上一铺了事。
繁重的工作，单调的生活以及严苛的管制使中本广子几乎无法忍受。她是一位女中学生，在广岛的一家飞机制造厂工作。她回忆道：“上夜班时，在站立好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疲惫地走到餐厅里去吃晚饭。晚饭就是一碗稀薄滚热的清汤，中间通常漂着一根面条，碗底上还躺着几颗黄豆。我们会狼吞虎咽地把它喝完，然后返回工厂工作。
随着冬天的到来，中本广子和她的工友就得冒着严寒工作，因为根本没有燃料来取暖，“终于有几个空的汽油桶被拿进来，里面烧着小块的木炭，看着这些小炭块在闪闪发光，闻着烟的味道，我们觉得暖和多了。”
“晚上11点，我们回到宿舍，我们被要求安静地上床睡觉。但突然之间我们长期的共同纪律约束和自我控制一下子崩溃了，我们根本无法安静下来，我们跺着脚，大叫着，还跳上跳下。我们吹起口琴，放开嗓门唱歌。工厂的经理会进来大喊：‘安静！不准发出声音。’我们只会更大声地唱歌，我想当时我们都有一点儿疯狂。”
工人的工资低得可怜，而且日益陷入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困境之中。政府把工资和物价都冻结在了1939年的水平，但是由于物资短缺和越来越多的必需品流向黑市，价格冻结变得毫无意义。慢慢地，工资获准可以增加，但是在二战期间，日本家庭的生活消费在以至少每年20%的速度增加着。
尽管物价不断上涨，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钱从工人们的口袋里流向了二战的财政支出。由雇主从工人工资里扣除的收入税，从1942年的10%增加到了1944年的15%，任何年收入超过了3000日元（大约690美元）的人还要被征收最高达到50%的附加税。而被政府拿走的最大一笔钱还在于国家储蓄以及债券购买计划，按规定，平均每个工人要将其工资的20%用于这一计划。这个投资计划的征收工作是由邻组负责的，为了完成政府下达的指标，邻组的头目们一再地向属下们进行恳求，有时还稍微带着一点点威胁。
存在这个储蓄项目里的钱如果没有得到邻组的同意是不能抽回的，而且还必须是在发生意外事件的时候。原则上政府债券是可以买卖的，但其中许多都无法赎回，因为根本就没有发放过任何凭证。官方对于这点解释为由于纸张的极度短缺使政府无法印刷债券，但实际上最可能的原因是，购买者的资金被故意冻结，使他们无法获得资金的支配权。
许多日本人对这种形势进行了无言的反抗，他们尽可能地消极怠工。在一些工厂中，工人的缺勤率达到了25%，许多工人在春秋两季未经许可就擅自离开，回到田里去帮助耕种和收获。有一些工人请假去干家里的杂活和处理私事，还有一些人在公共交通系统陷入停滞而不得不走路或骑车走很长一段路去上班时，干脆就呆在了家里。
但对于一些工人来说，反抗是不可能的。这些不幸的人就是66.7万名朝鲜劳工和3.8万名中国劳工，他们签了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来到日本，最终却被当作奴隶役使。一整天中，他们都要在荷枪实弹的守卫监视下，从事那些最苦最危险的劳动：码头装卸，沉重的建筑工作，炼钢以及挖煤。到了晚上，他们则被锁在相互隔离、混合居住所里，有的周围还装着通了电的栅栏。当他们的合同期满之后，这些外国劳工被告知没有船只可以送他们回国，在二战期间，他们就一直身陷于日本。
朝鲜人被日本守卫虐待，但由于他们是日本帝国的法定臣民，受到的对待还不至于太惨，遭遇最为悲惨的是中国人。警察告诉日本监工们说：“你对中国人越好，他们的要求就越多，也就越吊儿郎当。因此，你们完全不必心慈手软，也不必宽宏大量。”
大部分的监工极力采纳了这一建议。当中国劳工没懂用日语下达的命令时，监工就用木棍抽打他们，而如果中国劳工试图躲闪这顿毒打，他们就会被打到失去知觉，当在三池煤矿中的几十名中国劳工被大火困在一个矿井中的时候，煤矿经理甚至懒得进行任何救护行动。那个矿井的入口被封死，其他的工作照样进行，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但事后证明有13名日本工人也在这场大火中丧生。
除了死于毒打和事故之外，有许多中国和朝鲜劳工纯粹是劳累致死。据估计，有超过六万的朝鲜劳工死于日本的监禁之下。而在中国劳工中，死亡人数为7000人，超过了总人数的17%。
在九州北部的花冈铜矿上劳动的850名中国劳工中，共人有418人死亡。他们对于残酷的虐待和非人的工作条件忍无可忍，于1945年6月发生了暴动。警察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镇压了这场暴动。死于这次暴动的人中有许多都是被毒打致死的。
日本工人中的死亡率也同样很高，由于长时间在不安全、不卫生的工作场所进行劳动而引起的疾病和疲劳是主要的致死原因。生产事故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恶劣的卫生条件引起了痢疾、斑疹伤寒和伤寒性的发烧，营养不良引起了传染性脚气，使感染者疼痛难忍无法行走；位于鹤见的三菱玻璃厂的经理发现在他的工厂工作的妇女和男孩子们中间有 30%的人都感染了这种脚气。而拥挤的居住环境和阴冷潮湿的工厂则引起了肺结核的惊人流行，仅在1943年就有超过17万人死于这种疾病。
患病者们几乎得不到任何救治。由于军队的占用和盟军对原材料的封锁，医生和医院手中的药品极为短缺，包括杀菌剂、血浆、血清、磺胺类药物以及疫苗等。实际上，许多医院本身都变成了危险之地。由于医生和护士的减少，医院的卫生标准极度下降，由于设备的缺失，医疗技术也变得越来越原始。外用绷带不得不反复地清洗之后再次使用。药品短缺严重到人们被敦促着去种植中草药，以弥补商业药品供应的不足，
由于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的短缺，日本五家精神病院中有四家被迫关闭。然而，尽管精神病的诊断和治疗都十分缺乏，尽管战时生活的压力无比巨大，但是日本的自杀率竟逐年下降。看起来似乎是完全的就业率和对战争的投身工作帮助人们抵消了个人的恐惧和焦虑的心理。
二战给日本1400万农民和农业工人带来了新的困难。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可以用一个古老的日本讽刺性说法来进行很好的概括：“农民不应该活着，也不应该死。”农民们依靠小片的土地维持生存，每片的平均面积只有2.5英亩，其中有许多还是按高得离谱的地租从富有的地主那里租来的，一位农民抱怨说：“他们对我们喊着‘交租，交租’，然后就过来哼着小曲把我们用血汗种出来的稻米拿走了。”
为了达到战前的粮食和蔬菜的产量，农民们不得不增加劳动的强度和时间。但在作为农村生产力中坚的青年人中，有280万青年男子和65万青年妇女离开了土地，到军队中服役或到兵工厂里工作。军队在战争初期征用了大部分的农用马匹，而在1942年全日本的拖拉机一共只有99台。化肥的短缺，和两个冬天异乎寻常的严寒进一步减少了日本的粮食产量。
大部分的农活都落到了妇女的肩上，农民的妻子、母亲、女儿甚至祖父母都要出来劳动。小孩子和少年们在暑假及学校假日期间也帮助进行除草及其他的琐碎农活。当然，有一些年轻人没有把这些活当回事。一张横滨的报纸在1942年6月报道说：“农民们抱怨高中学生们本来应该帮助收割大麦，但他们常常把干活当成儿戏。他们并没有显示出多少对农活的喜爱。”
但是，随着劳动力短缺的日益严重，正在上学的孩子们在农业生产中扮演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截至1944年10月，在200万的在校学生中，有许多人都参加了志愿小组下田工作。有时候整个城市的学校都下乡劳动，而由于很多天都呆在田里劳动，压力巨大的老师们试图压缩课程。
从1943年开始，政府向农民身上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它要求农民上交额定的大米、小麦、大麦和土豆，这些定额根本不考虑由于病害、天气和肥料短缺等原因造成的欠收。那些产量较低的农民不得不将所有的粮食都交给政府，然后又不得不申请口粮来维持家庭的生活，处境十分可怜。
作为对这种官僚强行掠夺的回应，农民开始控制交给口粮管理部门的粮食数量。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农民囤积粮食导致了通过官方渠道分配的数量减少，城市居民就被迫直接从农民手中直接购买；物价就上涨，货币贬值，农民就开始要求用衣物、厨具、烟草以及其他紧俏商品来交换他们的农产品。
周末的时候，公路和铁路上都挤满了城市居民，他们大包小包地提着自己的所有物品到农村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换取芜菁、包菜、红薯和大米。一位东京的中学生沮丧地看着她的家人把他们十分珍惜的财物拿去换了食品。她说道：“我们先吃掉了妈妈的结婚礼服，然后又吃掉了自行车，接着是缝纫机，然后我们四处观望，说着：‘我们还有什么能吃的吗？’”
私下放映的《乱世佳人》
经济警察试图阻止愈演愈烈的物物交换经济。因为它破坏了官方的配给系统。那些被发现进行黑市交易的公民，将被控触犯以下三项罪名中的一项或者全部：支付高于官价的价格，获得超过官方定额的口粮，或者是运送非法获得的食品。有谣传说东京以东地区的警察管得很严，所以东京市的大部分居民全都跑到了以北和以西地区的乡村小镇上。大部分的物物交换是由妇女来进行的，因为她们在回家的路上如果被警察抓住，似乎更容易幸运地脱身。
这种物物交换制度也加剧了历来存在于城乡居民之间的敌对情绪，他们都互相指责对方，喋喋不休地诉苦不停。记者加藤益雄写道：“城里人不得不背着包袱鬼鬼祟祟地到农村去换取足够的食物赖以维持生命，但他们对此十分憎恶。”反过来，一些农民认为城里人养尊处优，有足够的钱来支持他们的这种生活。一位农民在1943年曾说道：“当我们偶然地逛东京的时候，人们在歌舞伎剧院的门口挤成一大堆抢着买票。一想到我们辛苦流汗种出来的稻米竟然给了用这种方式消磨时间的城里人，我们真觉得难以忍受。”
在日本只有极少数的人会用这种道学的眼光来看待商业性的娱乐活动，特别是对于歌舞伎来说。娱乐活动是战时生活中巨大压力的一种重要缓解方式，人们都成群结队地赶去观看他们喜爱的演员们身着绚丽的戏装，一边念着轻快的诗句道白，一边迈着优雅的台步走来走去，不仅仅是东京的居民才喜欢这样。政府认识到歌舞伎是振作人民士气的好方式，于是就把表演搬到了马路上，一个由著名演员尾上菊五郎率领的剧团在地方剧院、工厂礼堂以及矿山工地上演出，博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欢迎。
由于歌舞伎在日本文化中占有一个神圣的地位，所以它的演出一直持续到了二战的结束。但几乎所有其他的文化活动都发生了变动，不是被削减，就是被消灭掉了。有许多种艺术形式都被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用来促使人民坚定意志去面对将要遭受的苦难。1944年3月，一个芭蕾舞团的四位成员进行了一次题为“决定性空战芭蕾”的演出。据广告中说，这个新创作是为了提高全国人民的防空意识。实际上，这是一个对可能发生的美国空袭的暗示。随着美国的越岛作战将其空军基地推进得离日本越来越近，美国对日空袭的可能性也变得越来越大。
日本在战争期间一直坚持着严厉的文化检查，以消除西方在流行文化中的影响。在日本青年中极为流行的欧美音乐受到来自检查者们的重创。爵士乐禁止在广播中播放，高音萨克斯被列为了敌人的乐器，日本维克多唱片公司被迫将名字改为“日本音响”，就连商标中的英文词“His Master’s Voice”也被去掉了。警察们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收缴了所有以前在日本出售的英国和美国的唱片。但是，尽管警察们热烈呼吁音乐爱好者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但他们得到的由收藏者主动上交的唱片少之又少。
电影仍然是最为普及的大众娱乐。当然，几乎所有的盟军国家生产的电影都遭到禁映，这令那些翘首等待举世瞩目的美国内战史诗片《乱世佳人》在东京首映的影迷们万分失望。电影禁映的一个例外是名为《史密斯先生去华盛顿》的电影，这部电影讲的是影星詹姆斯·史都华扮演的一位参议员和那些腐败的权力掮客们进行斗争的故事。日本的检查者们之所以会放过这部电影，是因为他们认为它表现了美国式民主的堕落。
日本的电影制作者们生产了一大堆例行公事的政治宣传片，全都是在赞美日本军队以及二战早期的日本取得的伟大胜利。但是到了1944年，技术人员和设备的短缺使电影生产陷入了实际上的停顿。影迷们发现即使看一次重映的片子也越来越难，因为电影院都接到命令，每天的放映不得超过三场，以节约燃料。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使一部《乱世佳人》的拷贝在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时落到了日本军队的手中，并且被送到了东京的一个宣传单位。尽管这部电影在战时从未公开放映过，但一位名叫池田宪实的年轻外交官在一次私下的放映中看到了它，他说道：“当我看到北方士兵进攻南方时，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沮丧，我在想如果东京也像亚特兰大那样陷入火海，那将会是多么的可怕。”
垒球解说员的新词汇
检查者们没有试图取消垒球这种引进的运动形式，但他们却将它加以本土化，使其带上了些许明显的日本特征。在进行比赛解说时，体育解说员们用日语发言的词取代了那些从英语中传来的熟悉术语，致使广播听众们很难跟上比赛的节奏，直到最后他们终于明白了原来的sutoraiku（即strike，击球）现在变成了Konkyu; boru（即ball，球）变成了gaikyu; hitto endo ran（即hit and run，击球跑垒）变成了kyosoda。
和其他的所有东西一样，由于优秀的运动员都被征入了陆军和海军，职业垒球的水平也大为下降。到了1944年，由于运动所剩无几，职垒联赛在赛季中间中止，大阪猛虎队被宣布为冠军，日本最古老的垒球场被犁开，种上了蔬菜，以养活横滨那些饥饿的百姓。
受二战影响最小的运动就是相扑这种日本古老的摔跤形式。那些身躯庞大的选手体重在250磅到300磅之间，他们偶然会穿上军装或者会去应征服役，但是那些最著名的相扑手们则被免除了兵役，继续在东京的后乐园露天体育馆中进行蛮力较量。
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相仆迷们蜂拥着去看双叶山的比赛，他在日本卷入二战时是绝对的冠军。然而到了1943年，战无不胜的双叶山开始输掉一些比赛。他的一些拥戴者们将此视为国家临近失败的征兆。
“调情是不可能的”
二战一个接一个地埋葬了生活中最简单的快乐。东京著名的日比谷公园不再向游人们开放，尽管没有一个人能给出一个关闭的理由。喜爱在休息日钓鱼的人们，再也不能用他们这一天的收获物来做一顿美餐了。他们被要求把抓到的任何鱼类都要交到陆军或海军的食品中心。新的阅读物越来越难以找到，因为印刷机被征用了，纸张和印刷用墨实行限量供应，而那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作者被文化检查部门限制在停笔状态，新书的出版量从1941年的23138种锐减到了1942年的5300种，杂志的种类也从1940年的1970种下降到了1944年的不足1000种，
而且每一期的印刷量也急剧减少。
因此，即使在没有发生悲剧性的灾祸的情况下，生活中的悲哀沮丧也在以各种微妙复杂的方式体现出来。一位父亲在看到他的孩子因为没有足够的衣服而备受寒冬折磨的时候，感到十分痛苦，他写下了一首小诗：“把我孩子冻伤的小手握在我的手中，我的眼泪差点就落在那双小手上。”另一位父亲描写了他深夜的守候：“铁壶里沸水的声音轻轻响在深夜，就在我等候孩子从工厂回家的时候。”日本人对于美的那种特殊的敏感依然存在，但是其中也浸透着深深的悲哀。一位病中的女孩得到了一个可爱的红苹果作为礼物，她说道：“我只是在我的床边把它放了整整三天。”
除了悲伤和希望之外，所有的感情都在永无休止的工作和求生中变得迟钝。一位在兵工厂里劳苦工作的年轻大阪妇女回忆说：“调情是不可能的。”那些对二战持不同意见的人，特别是那些对东条英机政府发动战争持不同意见的人很少会冒险发表意见，他们的愤怒逐渐褪变成了深深的绝望。在一位新近应征入伍的大学生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人们感到了溢于言表的沮丧和绝望：“如果我活了下来（很可能他不能），我就有时间可以和你谈一谈关于这个如此如此漫长的黑夜，这种没有尽头，没有星光的空虚。”
一项秘密研究
木头做成的服装
Nukapan：“你一吃就会哭。”
“幽灵人口”的口粮
宣扬少洗澡的美德
被称做“飞行员杀手”的战斗机
传家宝换芜菁
私下放映的《乱世佳人》
垒球解说员的新词汇
“调情是不可能的”
这张房前的布告上写着：“在生活中厉行节约；不要浪费一根钉子。”后面这句话实在是多余的，钉子的供应极为紧张，能得到钉子的惟一办法就是从现有的物件中拔一个出来。
告示牌上的内容是：“请天生自来卷的女性不要从这里经过。”这个告示是一个热心的邻组树立的，为了消灭奢侈的西式发型，日本政府限定理发师们给每位顾客所烫的发卷不得超过三个。
两个工人在东京附近的一家工厂里看着巨大的自动辊（从美国进口的）轧出钢板。尽管日本人不断吹嘘他们自给自足的工业，实际上有超过90%的机器设备都是二战前进口的。
一位售票员在加炭站给汽车（右图）添加木炭。这是在日本的汽油变得稀缺，汽车改用固体燃料后出现的新现象。而在供炼炭用的木材也变少之后，人们开始设想用其他的东西来充当燃料。
一位技师在进行实验前，将一筐燃料砖倒进一辆汽车中，这种砖是将生活垃圾煤灰，重油渣混合在一起，然后焙干成固体制成的。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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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中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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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件东西都太少了
在东京的时髦的银座地区，一辆驴拉货车吸引住了行人们的注意力。它是在燃料开始告急之后不得不投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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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间商店全部都空了”
当中岛健藏这位服务于日本陆军的著名作家1943年从马来亚回家休假时，他吃惊地发现日本的状况比他离开时还要糟糕。他写道：“物价更高了，而且黑市也变得无比猖獗。”那些中岛健藏记忆中喧闹繁华的城市现在变得灰暗衰败，而那些曾经健康、快乐的人们现在变得忧郁而憔悴，他们忍受着匮乏和疾病去保证作战人员能吃饱、穿暖。一位外国外交官评论说：“每个日本人表现得就仿佛肩负着整个胜利的责任。”
物资短缺的影响随处可见，当司机们试图用大豆油来代替紧缺的石油润滑油时，轿车和卡车的发动机就熄火了。电梯都停止了运行。由于水泥中加入了过多的砂子，新建的建筑物垮掉了。家庭主妇们花费一整天一整天的时间，四处搜寻纽扣、袜子、火柴和手纸之类这些普通的物品。1943年，东京有11000家商店由于缺乏商品而关了门。“就好像有一只魔法师看不见的手挥了一下，”一位横滨的小学老师说道，“然后突然之间商店全部都空了。”
遍地都是饥饿，而且是那种连续的，如附骨之疽一样蚀人心肺的饥饿。它抽光了人们的力气，摧毁了人们的健康。政府的口粮只能提供战前标准一半的能量，而官方口粮中那些没有脱壳的稻子和其他的粗糙谷物经常使一家人都病倒了，因为人们的消化系统无法忍受这些过分粗糙的食物。
人们忍受了这一切。他们吃蓟菜、艾蒿和蘩缕，以及一切地里长出来的东西。他们捡来橡子磨成面粉。他们还把流浪的猫和狗来捉来杀掉做成肉食。一位东京的高中女生说道：“只有当你十分饥饿的时候，你才会回想起所有曾经吃过的食物，并且默默地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吃到它们？”
平民们在一家政府经营的餐馆里吃杂炊———一种很稀的炖菜。由于定量供应迫使餐馆关闭，这个餐馆是很难得的幸存者。
一群年轻的志愿者们在东京的上野公园插秧。到1945年共有300万学龄的青少年加入了全国的劳动力。
日本式的爱国菜园
为了解除日益增大的饥荒威胁，日本用上了它的每一寸可耕地。他们犁开了垒球场和学校的操场，种上了谷物和蔬菜。他们在高尔夫球场上开辟了小块的菜地，打球者在打球之前必须先耕作一会儿。横滨的人们沿着主干道种起了南瓜，而东京居民则在装着泥土的箱子里种了芜菁，以便在一闻到炸弹燃烧的气味时端着就跑。
为了开垦新的耕地，小学教师安藤雅子带着600名小学生从名古屋来到山里，在那里，他们花了13天搬开石头和树桩。她后来说：“我累得连锄头都拿不住了，我没有想所做的一切会不会对战争有什么作用。”
在东京北面崎岖不平、云雾遮盖的山上，当地三浦神社的神职人员们硬是将原先认为不能耕种的土地开垦成了一片菜园。
一位妈妈和她的儿子们在用风干的蚱蜢喂母鸡。
在把陡峭的山坡改造成耕地之后，一户农民在小块的稻田里插秧，他们的梯田之间只有用梯子才能上下。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锅碗瓢盆也参战
僧侣们为废铁征集运动捐出了庙里的金属做的锣、缸、花瓶和烛台。
东京的少年们在一辆推车上堆放收来的废铁。
志愿者们回收铝质硬币以建造飞机。
一个街道协会的成员们从工厂的金属废物中挑选小块的钢铁。
为了缓解军事产品所需的各种金属和合金极度短缺的状况，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紧锣密鼓的废品征集运动。征集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在大城市。东京的装饰性铁制街灯、栏杆、黄铜的交通车道标志、建筑物的饰板以及桥梁上的金属装饰全部被拆掉了。公园和火车站的铁制凳子都被拿走，甚至连供奉着战死者的东京靖国神社的青铜大门都被拆散运到了一家兵工厂。
神道教的神社捐出了他们的黄铜门栓，佛教寺庙捐出了他们的大锣，横滨一家为纪念1923年那场灾难性的大地震而修建的博物馆捐出了10吨展品，其中包括扭曲的有轨电车轨道和破碎的金属水管。
数以万计的家庭主妇们交出了金属容器。每一个人都把手里的铝制货币换成了新铸造出来的锡制硬币。当供暖的燃料耗尽时，公司经理们就把他们的建筑物中的暖气片拆了下来。
到1944年，铝的短缺已经严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军警都被动用来进行废品征集运动。每个家庭只被允许留下一个锅来做饭，一个桶来提水。
为了获取贵重金属，中学女生们从和服中抽取金线和银线。
在全国性的征集运动中，广岛的一些家庭捐献出家用的器皿和装饰品。
东京的商人们捐献旧自行车和多余的零件。
孩子们上交塑料和金属玩具以备再循环利用。
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每天的上下班成了一个日常性的艰巨任务。由于燃料和零件的短缺，出租车、轿车和公共汽车都无法开动，上下班的人全都挤在火车和有轨电车上。但是由于公共交通本身急剧减少，票价上升了，等车的队伍也越来越长。在许多城市里，火车和有轨电车被征用去运送军事人员和重要物资。
没有了公共交通，上下班的人只能自己想办法。他们先是骑自行车，直到轮胎报废而无法找到替换时为止。最后，什么办法也没了，只有走路。穿着代替鞋子的笨重木屐，疲惫不堪地勉强赶路。
尽力解决运输危机
在运输能力短缺的情况下，官员们从一辆征用的有轨电车上往下分发新鲜的红萝卜。
报废的公共汽车在一个临时营地里整齐地排成一排，充当那些在轰炸中失去家园的人们的栖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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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的工作 ·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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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的工作
女性焊工在用乙炔焊接飞机部件。截至1944年，共有400万妇女在日本的军工企业中工作。
最主要的人力补充来源
厚生省大臣小泉亲彦在1942年时曾经发出过一个错误的断言：“敌国都在征用妇女，但是在日本即使不是考虑到家庭制度，我们也不会征用她们。”首相东条英机的错误甚至走得更远：“我们之所以能够尽到自己的责任，只是因为家中的妻子和母亲。”
这些都是关于妇女在日本社会中地位的传统观点。人们可以接受未婚的的年轻姑娘们去纺织厂工作，去当老师或者当护士，但是一旦她们结了婚，就要辞掉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家庭的责任中去。
然而，到了1943的夏天，由于不断增长的军事需求，这个传统已经被颠覆掉了。政府的政策变成了：“男人上前线，妇女去工作。”在日本各地，妇女们全面承担起了以前由男人从事的各种工作：公共汽车司机、公司职员、收票员、理发师、厨师以及售货员。
几个月后，政府又宣布年龄在12到39岁之间的未婚女性必须参加一项可征调劳力的登记，并且建立了一个名为妇女劳动志愿者协会的组织，专门负责帮助兵工厂招募员工。这个协会规定其成员要在一个工厂工作一年，但并没有要求说妇女们一定要参加这个组织。但是那些开小差的逃避者会被街道协会谴责为“不爱国”或者“贪图安逸的女人”，街道协会的作用使工厂中挤满了志愿者，其中还包括东条英机的一个女儿。
当传统性的障碍被消除之后，日本的妇女和女学生们在煤矿和钢厂中担负起繁重，有时甚至是危险的体力劳动。到1944年，有超过1400万的妇女都在挣工资。她们和极少数没有受到征募的男性技师一起工作，承担着和他们一样的艰辛：每个班次在没有供暖的工厂里工作12至16小时。一个姑娘回忆说：“上夜班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在厂里睡觉。第二天早晨我们也回不了家，所以我们在凌晨三点钟之前就回到了工厂。”
尽管充满了艰辛，但妇女中有许多人对于她们新的身份感到十分高兴。有一本十分受欢迎的妇女杂志带着骄傲以及些许惊奇：“日本女性再也不会被看做是玩物了。”
一家纺织厂中的女工在将原丝打包并系上标牌。这是战前极少数被认为适宜妇女工作中的一个。
一群妇女和女学生在东京的一家小工厂里生产简单的飞机部件。她们被称为“增产部队”。
对女学生的在职培训
三个女生在教官的指导下练习操作机床的技术。这些毫无经验的新工人难以赶上被她们所取代的那些男性工人的产量，一位制造商抱怨说：“现在三个工人干的才顶得上1940年一个人干的。”
东京一所高中的女生们在观看一位教师演示如何缝制康复期士兵所穿的病服。女生们每天都利用上课时间缝制这些衣服，戴着口罩是为了防止污染病服。在一些学校，还安装了轻型机器或者简单的流水线，学习时间被缩减到了每天仅两个小时。
单调枯燥的低微工作
妇女们在东京北部一家光线昏暗的工厂中，将水泥袋粘在一起。在这种单调的工作中人们几乎得不到任何放松。工人们通常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仅有两天休息。甚至曾经一度连这两天休息日也被取消了。
妇女志愿者们在桦太（即库页岛，此时是日本最北方的占领区）的一个港口扛板条箱。随着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那些保护妇女不得从事长时间及过重劳动的法律，或者放宽或者暂停执行。
被禁锢在生产线上的囚徒
在九州的一家飞机制造厂中，男女工人们蜷缩在被子里睡觉，而同时另一班工人就在近在咫尺的流水线上进行着声音嘈杂的工作。按规矩，即使是生了病的工人也被教导着要“为了国家坚持下去”。
妇女们在东京的一家武器工厂中检验机关枪子弹。尽管兵工厂的工作十分危险，但妇女们得到的工资却很少能超过为她们所取代的那些男性的一半。
第四章 军队的生活
一位“民族英雄”的简朴墓碑
1943年5月21日下午，东京广播电台播发了一个语调沉重的通告：“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在今年4月于前线进行整体战略指挥期间，在与敌人交战的一架战机中壮烈牺牲。”说到这里，播音员再也读不下去了，泣不成声。
几乎整个日本都在和他一起哭泣。山本五十六被视为这个国家最“伟大”的战士：他是突袭珍珠港的策划者和执行者；日本海军航空部队的创立者，正是这支部队击沉了英国的主
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而现在，由于他“英勇”的死亡，山本五十六已经变成了一个神。
在山本五十六死讯公诸于众的第二天，国会新闻局宣布他被提升为元帅军衔，并且被追授“大勋位菊花章颈饰”，这是日本的最高荣誉。而且他还得到了国葬的殊荣，这在日本的历史上是第十二次。
5月5日，数以十万计的人们站在东京的街道两旁向山本五十六默哀致敬。有1500名官方的吊唁者聚集在了海军俱乐部，山本的骨灰已经在这里摆放了两周。早上8点50分，山本五十六的旗舰“武藏号”上的船员们将他的骨灰送到了外面的一辆炮车上。然后，随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的旋律，送葬者们缓缓地向位于东京中心地区的日比谷公园走去。
这时在公园中已经搭起了三个巨大的帐篷，作为一个临时的神社。在主帐篷中，有一个用未加油漆的木料搭成的祭台，上面覆着黑白两色的帷幔。由意大利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赠送的一瓶红色的玫瑰，成了这里惟一的一点亮色。
皇室的代表在灵前进行了吊唁，但天皇本人没有出席，根据惯例他必须保持高高在上的遥远和神秘。主祭人是盐泽幸一海军大将，他是山本五十六的终身挚友，他极力推崇山本的精神，认为山本可以被列入供奉日本战死者的靖国神社。当山本的长子———22岁的山本义正进来献上一支被神道视为圣物的柏树嫩枝时，一支海军乐队奏起了进行曲《奋不顾身》。
下午，东京市民们来祭台进行最后的告别。到了晚上，山本五十六一半的骨灰被置于一个六英寸见方的白色盒子里，安葬在东京近郊的多摩公墓。
余下的骨灰被送到了山本五十六的家乡———距东京140公里的长冈，埋葬在了位于一座禅宗寺院中的他父亲的坟墓旁边。他的墓碑十分朴素，价值还不到70日元（相当于16美元）。上面的碑文也极为简单：“1943年死于南太平洋的战事中。”
山本五十六的死最好地体现了这个国家过去的武士传统。每个日本男孩所接受的训练，都是为了使其做好准备，迎接这种死亡。
“爸爸，我要为国而死”
在全国的小学校中，6岁的孩子们最先学习的东西就是士兵们的重要性。身着蓝色校服的小学生们唱着一首表示感恩的歌曲，歌中唱道：“和我的哥哥肩并着肩/我今天可以去上学了/感谢士兵们，感谢士兵们/他们为我们的国家而战，为我们的国家而战。”初级日语读本中第一课的开头就是一张画着三个玩具士兵的图，上面的说明是：“向前，向前/士兵们向前进/太阳红彤彤/旭日红彤彤/我们的旗帜就是太阳/万岁！”
为了加强这些课程的效果，日本的学校还举行了许多仪式，以培养爱国精神。天皇和皇后的画像，被置于一个祭神用的木盒中，覆以紫色的布，保存在一间专门的屋子里。在遇到全国性的节日的时候，它们就被带到学校礼堂。在那里，在唱了国歌，宣读过《教育敕语》之后，紫色幕布就会被取掉，全体师生向肖像鞠躬。学生们也会被经常带到神社中去向天皇致敬。
孩子们也到附近的陆军和海军基地去参观，并带着敬畏聆听那些士兵和海员们到学校来进行了鼓舞性的讲座。当一位名叫佐久原直树的士兵问到谁愿意为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时，还没等他的问题问完，全班的学生都站了起来。记者加藤益雄是一个谙熟世故的人，他大战前曾经住在华盛顿，他还曾经对军国主义的政治宣传进行过许多风趣的揶揄，但是当他听到他那还仅是一个小学生的儿子有一天不经意地对他说“爸爸，我要为国而死”时，他还是感到十分震惊。
“在游戏时间训练的娃娃兵们”
孩子们的游戏时间全都被那些好勇斗狠的活动占据了：柔道、队列训练以及用竹剑进行格斗的剑道。为了使这些年轻人变得更坚强，教官们命令他们脱掉上衣，然后进行室外训练，即使在酷寒的冬天也毫不例外。谁要是敢戴着手套，就会被叫做“弱虫”，意思就是懦夫，胆小鬼。
温和或敏感的性格会遭到嘲弄和批评。本州北部山形地区的一个年幼的学生，因为在被
命令解剖青蛙时哭了起来，遭到了严厉的惩罚。老师在他的头上狠狠打了一下，然后说：“你为什么会为了一只小小的青蛙而哭呢？等你长大后，你将要去杀死100个或者200个中国人。”
当男孩们到了十二三岁，开始上中学时，对他们的教育除了语言之外，还增加了行动。学校向他们发放了军装和轻型步枪，每周都有好几个小时的军事训练。一位名叫希利斯·劳瑞的美国人在大战前曾在日本任教，这些小“战士”的训练强度之大和他们的年龄之小，以及训练活动的逼真性都使他大吃一惊。每年秋天进行的战争游戏中，参加的学生人数多达一万人，持续时间长达两到三天，而活动范围则包括了乡村的广大地区。劳瑞说道：“步枪的枪声，头上飞机的呼啸，装甲车的轰鸣声都使这些游戏看起来和真的战争毫无二致。”
课程表紧随着陆军省的一道指示进行了修改，这条指示上说：“那种智力性很强的教育方式必须抛弃。”文学、历史和其他文科课程不再受到强调，科学技术方面的课程在学生们的学习内容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因为它们对于武装力量和军工产业来说是更有实用价值。多年之后，一位战争期间的学生对这种教育的结果进行了总结：“老师们都是很优秀的教育者，但他们从来不让我们思考任何问题，我们只是机械地记忆所有的东西。”
鼓舞勇敢精神的神话
那些不继续上中学的少年们仍然享受了军事教育的益处。他们参加了青年训练学校，在这些学校五年的课程中，大部分都是军事训练和思想灌输。
所有的学生（实际上就是所有的国民）从小就听到无数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用来培养他们的尚武精神。战争爆发之后，政治宣传部门出版了大量渲染战场上英雄主义精神的书籍，这些故事中几乎没有几个能经得住理性的推敲。其中的一个故事描述了一个英勇的飞行员
为了将他的飞行队带回基地，竟然暂时性地战胜了死神。故事接下来说：“在最后一架飞机也返航之后，他写下了一份报告并继续向总部前进。就在他完成报告的时候，突然摔到了地板上。”
“在场的军官们连忙上去扶住他，但是，哎呀，他已经死了。在检查他的尸体的时候，他们发现他已经变凉了，致命伤就是射进他胸口的一颗子弹。一个刚死的人的尸体是不可能冷掉的，然而这位队长的尸体却和冰一样冷，他肯定在很早以前就死去了，是他的灵魂写下了那份报告，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奇迹，正是因为那位死去的队长拥有极为神圣的责任感。”
几乎所有十几岁的男孩子们都盼望着参加军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实现了这个愿望。1941年，除了大学生之外，所有年龄为20岁的男子都受到了征召。志愿参军的年龄开始是17岁，后来变成了15岁。1943年10月2日，就在盟军进攻新几内亚之后，陆军省决定连大学生也要参军，只除去了那些学习理科和医科的男生。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它的巨大程度还是不足以满足陆军对人力的需求。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之后，普遍征兵的年龄下降到了19岁，不到六个月之后又变成了18岁。
二战中的最大一次送行会
有一张红色的明信片提醒每一个日本男性，他拥有“参加陆军为天皇陛下效忠的光荣使命”。1943年10月，有13万名年满20岁或以上的大学生都收到了这么一张通告。到这一年的年底，由于他们响应这一通告而参军，使军队的数量增加到了380万人，比1942年底多出了整整100万。
应征入伍者被给予一个月的时间来报到、进行体检，体检通常都是在他们的家乡进行的
，这样他们就可以很方便地祭拜祖先的坟墓。这一活动是为了在感情上对他们进行一下提醒，一旦新兵去报到参加训练，他就可能永远不能再回到家里来了。
在一个男性离家前往训练营地之前，他的家人及朋友们都会聚在一起召开一个“社行会”（意为壮行会），跟他告别，鼓励他为国多立战功。一位名叫相川孝昭的中学老师在送别了许多赶赴战场的学生之后回忆说：“谁都不允许说一句悲伤或者同情的话，我们只是说：‘恭喜！’新兵会被请喝下一杯非常珍贵的酒，吃一块特殊的鱼———或者任何能够找到的美味。”
相川孝昭充满遗憾地回忆了一个深得他喜爱的学生的社行会，他写道：“除了一小袋干豆子之外，我们什么也没有了，而这是我们一家人那天的口粮，包括三个饥肠辘辘的孩子。当那个学生听到钟敲五点的时候，他站起身来，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他悄声对我说：‘好了，我必须走了。非常感谢您在过去几年中对我的教导。现在我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在应征入伍者去往军营之后，他的家人在每顿饭的时候都会给他留出一个位置。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表明那个缺席的服役者仍旧是家庭的一员，同时也是对他的平安归来的一种祈祷。
1943年10月21日，上万名从本州的大学和学院应征入伍的学生聚集在东京明治神宫的外院中，参加二战中最大的一次送行会。在寒冷的雨水中，3.5万名年轻人静静地站着，肩头扛着他们的步枪，他们的对面是挤得满满的6.5万名送行者，其中有中学的男女学生，女子大学的学生，还有他们的家人和朋友。
新兵训练中的制度化暴行
在整整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新兵们一直保持立正的姿势，一面听着滔滔不绝的爱国主义长篇大论，这些言论都通过广播传到了全国。江桥慎四郎在入伍前是东京帝国大学的一名学生，在调整了一下语调后，他发表了演讲：“当我们拿起枪和刺刀，开始履行我们打垮顽敌的光荣使命时，我们当然就没有打算生还。我相信，你们这些留在后方的学生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跟着我们的脚步，踩过我们的尸体向着大东亚战争的胜利进军。”
首相东条英机也进行了一个类似的演说。他说道：“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在这一时刻，我们整整一亿人都将走上战斗岗位，克服我们的祖国所面临的一切困难。”东条英机提醒新兵们美国和英国也把他们的学生送上了战场，“但是我毫不怀疑你们在精神上和作战能力上都能将他们压倒”。
大会结束后，新兵们穿过东京的街道，向皇宫对面的广场进发，在那里他们向天皇三呼“万岁”。
然而，还有最后一个仪式在等着这些新兵，在到达训练营地之后，军官们再一次向他们重申他们被征入陆军或海军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光荣。带队军官带他们发誓，然后又向他们宣读了明治天皇的《军人敕谕》，其中总结了他们从出生起所受的责任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切内容。
《军人敕谕》的最后一点是一个警告：“如果你不把朴实作为自己的目标，你将会变得优柔颓废，轻浮无行，就会陷入各种奢侈浪费的嗜好中不能自拔。这种恶习一旦出现在陆军和海军的士兵中间，就一定会像传染病一样地迅速传播，尚武精神和士气就会直线下降。”
通向富士山的死亡进军
实际上，对于新兵来说，任何形式的浪费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在12个星期的时间内，他们要忍受残酷的生活环境和训练方式，这些都是为了将他们培养成坚强的战斗者而设计的。一位海军新兵说：“海军里的人甚至没有被当做人一样对待。”另一个海军新兵附和说：“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被训练成了机器人，不假思索地服从命令。”所有军种中的新兵都处在一种被视为尘芥的地位，那些已经完成训练的老兵们还一再用各种方法来提醒他们的这种地位。老兵们讽刺地把他们称为“一钱五厘”（很小的钱），也就是他们的征兵卡的价钱。
受训士兵的新家就是两层楼的营房，营房是木质结构的，涂着防腐的木馏油，刷成白色的墙上贴着标语，都是勉励士兵们为天皇战斗到死。他们睡在铁制的小床上，床上铺着稻草，放着很薄的毯子和内装锯末的圆柱形枕头。一个小木橱里放着每个士兵的少量私人物品，通常只是家人的照片和纪念物。除了亲戚之外，所有妇女的照片都在禁止之列，在杂志被送到军营之前，所有的艺妓和女明星的图片都被剪掉了，因为它们会引起不道德的念头，会使新兵们不能专注地学习关于战争的技能。
所有的士兵都穿着同样的制服：一套单调、粗糙、肥大的卡其布套装。许多农村来的新兵发现这些过肥过大的制服十分不舒服，甚至连正反面都难以区分。一位军官说：“我注意到有一个乡下孩子站在营房的角落里和他新发的制服‘搏斗’着，他以前除了宽大的和服之外什么也没有穿过。我走到他跟前的时候，他已经把裤子反着穿上了。他急得哭了，因为不能从背面系上裤子的扣子。”
对于农村的新兵来说，最难适应的穿着要数陆军的那种带平头钉的军靴。在田里劳动的时候，他们穿的是“草屐”（一种稻草鞋）和橡胶底的拖鞋，这两种鞋是把大脚趾用一根带子或者一个单独的小空间与其他脚趾分开的。所以这些农村兵们受了很多天的折磨，好不容易才适应了五个脚趾并拢的军靴。
尽管刚一开始新兵的伙食看上去很不错，但实际上后来就变得极为磨炼人了。一位入伍前在横滨当造船厂工人的新兵说：“在我入伍的第一天，我们吃到了一顿特殊的美餐，红小豆煮粘米饭，但是就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上司发话说：‘这是你们吃到的最后一顿好饭了，从今之后一切都会变得严酷起来。’”后来，陆军和海军新兵们通常所吃的早餐就是凉米饭加咸菜以及一杯冰冷的茶，而且要极快地吃完，以便赶回去继续军事操练。午餐可能是米饭加上一点肉或鱼，晚饭则不过是一碗汤加上一点点米饭和蔬菜。
新兵的作战训练强调的是毅力和残暴。由于新兵中的绝大多数都将成为步兵，因此，所有的新兵都要进行一天20到30英里的耐力行军，中间只有几次很短的停顿，稍作休息以及吃饭。在新兵们将完全筋疲力尽的时候，军官们经常命令他们全速奔跑。这样做除了为培养新兵们的耐力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向每个人证明其拥有的潜能要远远超出他们自己的想像。
还有一位军官利用耐力行军来强调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每个士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命令。当这位军官带着他的士兵在富士山旁边进行一次夏季训练的时候，他禁止手下不经批准就喝水壶里的水。但他从来没有批准过一次喝水的请求，然而也没有一个士兵违反命令。20个士兵由于暑热，筋疲力尽地倒地，其中有五个人死亡。
除了强度行军和模拟战争训练之外，新兵们还要花上几个小时进行小武器和刺刀的训练。摔跤训练十分受欢迎，尽管有一些教官采用残酷的手段去教会新兵们什么叫做顽强和好胜。后来成为海军“空战英雄”的坂井三郎在对他的飞行员训练中的摔跤课的记述中写道；“教官随机地从队里选出两个学员让他们摔跤，获胜者可以获准离开摔跤的垫子，而他的对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只要连着输下去，他就要一直呆在垫子上，一个回合接一个回合地撑下去。”
“如果必要的话，那他就被迫和班上的其他69个人每人都摔一场。在连续进行69个回合之后，如果他竟然还能够站着的话，他就被认为是合格的，但是也仅仅只有一天时间。第二天，他又会成为全班第一个出来摔跤的人，直至最后他要么取得一次胜利，要么被赶出班级。”
新兵的精神和心理方面的训练也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军人敕谕》被无数次地向新兵进行宣读。他们还经常性地半夜里被从床上叫起来，走到神社去。此外，他们还一再地被灌输那些从武士时代传下来的各种教条，例如，只要他们完全置自己的性命于不顾，就能击败敌人。
士兵们还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要战斗到死，或者要以自杀来避免被俘，久贺伸郎少佐的死被作为了新兵们的一个光辉榜样。久贺伸郎在入伍前曾是一位中学教师，在1932年的上海战役（一二八事变）中，一位中国士兵发现他失去了知觉。阴差阳错的是，这位士兵竟然是以前在日本久贺伸郎教过的学生，于是他就非常关切地把久贺背回了中国的阵地，并且照料他直至康复。久贺复原之后，中国方面释放了他并允许他回到自己的部队。由于当过战俘，久贺知道自己将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根本无法在被俘前自杀。但是，久贺伸郎仍然感到十分耻辱。于是他就回到了当初被俘的地方，切腹自杀。
如果一个军官没有能够以自杀来避免被俘，那么他将会被视为对自己的祖先、家人、战友以及天皇不忠。这种思想在日本军官的心目中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至连想一想不进行切腹这个念头都会令他们吃惊。然而，海军少尉酒卷和男却是一个例外。在1941年五艘小型潜艇对珍珠港进行的徒劳无功的行动中，他成了惟一的幸存者。最初的时候，酒卷为自己的苟且偷生感到心乱欲狂。但是后来他决定要忍着耻辱继续活下去。关于下定决心的这一刻，他后来写道：“就像有一把尖刀猛然刺进我的胸膛。这一刀是刺向我的，但又不止于此。就像有一把大锤击碎了我全部的过去，这个过去包括着日本全部的历史和文化。”
从训练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惩戒始终得到了严厉的强调，即使对新兵的最小的错误和缺点，也决不姑息。预备飞行员坂井三郎回忆，有一个心胸狭窄的军官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过失惩罚了他好几次：“他命令我说：‘站到墙边，屈下身子。新兵坂井，我这样做不是因为我恨你，而是因为我喜欢你，想让你成为一个优秀的海军。屈下身子！’”
坂井接着写道，接下来那位军官会用一根粗大的长棒使尽全力地击打他的臀部：“好多次，我数着我的屁股上挨到了40下之多。我经常因为疼痛而昏倒。但即使不省人事也无法逃脱，那位小心眼的军官只是往我身上泼上一桶冷水，大声咆哮着让我恢复原来的姿势，然后，他就接着进行他的‘惩戒’，直到他认为能够抵消我所犯的过失为止。”
每当有一个新兵不管因为什么理由挨打的时候，他的连队里的其他士兵，每人也都会被小心眼儿的军官或者高一级的士官打一下。而新兵们则被要求毫不反抗地接受惩罚。坂井写道：“在挨打的时候，我们甚至连一声咕哝声都不能发出来。如果有一个人因为这种家长式的惩戒所带来的疼痛或痛苦而发出呻吟，那么全队所有的人都会遭到踢打，或者被从床上拖出去进行全面的惩戒。”
新兵一旦完成了训练，他的命运就改善了。他不再挨打了，因为他现在被看做了一个人，而不再是一个物品。但是艰苦的工作仍然使新兵从黎明一直忙到深夜。典型的一天是这样的：早上5时30分起床，在7点钟之前，士兵们必须整理好床铺，打扫干净营房，为检查做好准备，重温诏书中关于士兵的各种准则和道德；7点钟吃早饭，时间10分钟，接下来就是五个小时的训练和学习；在12时10分的短暂午饭时间之后，继续进行学习，（如果各种杂事都做完的话）从4时10分到5时30分吃晚饭前是一段休息时间；晚饭后继续进行工作和学习，直到10点钟熄灯。
士兵们星期天可以正常地休息，但他们没有钱进行远离基地的活动。一个士兵每月发的钱只相当于1.26美元，什么也买不了。而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士兵们都被希望能把钱积攒起来。如果一个士兵或者军官（中尉每月的钱是16.10美元），在连队食堂胡乱花钱，大肆购买香烟、糖果、面条、啤酒或日本酒等物，他的行为会被认为是恶劣的，因为这不太像武士所应该做的。
除了共处在一个严厉的日常制度之下外，日本的军官其实和他们的手下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军官中的大多数都来自于中下阶层，在社会地位上和他们那些出身工人和农民背景的手下相去不远。反之，新兵中的许多人由于想找一个工作或学一门生意，在少年时代的早期都读完了正式的中学，而军官中大多数上的却是“幼年学校”（即军事预备学校）。尽管所有的男性小学毕业生都有资格参加全国性的军事学校入学考试，但在大战刚开始的时候，60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能通过考试。后来，随着对军官需求的增加，入学的标准放松了一些。
意味深长的久贺少佐自杀事件
从军事学校毕业之后，这些日本未来的军官们就到东京的士官学校去上学，这就是日本的西点军校，学制三年。
在大战期间，为期一年半的初级班也招收普通国民初中的毕业生，但他们要通过一个严格的入学考试。
初级班毕业的人将成为士官，而那些完成中级或高级班学习的人将会被任命为帝国军官。他们的课程几乎全是一些军事科目：操练、战术、骑术、剑术以及射击。学生们一点也不学习政治学、国际关系或者经济学。但是位于广岛附近江田岛的海军学院设有这些科目，这个学院相当于海军中的士官学校。
毫不奇怪，陆军这种狭窄的课程设置所培养出来的军官，很难很好地指挥他们的部队，也很难控制被占区的人民。一个典型的低级陆军军官的特征是：野心勃勃，头脑简单，一心认为所谓的日本精神可以克服一切障碍。在这种人的指挥下，成千上万的日本士兵试图用步枪和刺刀抵挡机关枪和大炮的袭击，在这样的战斗中白白送死。
没有一个家庭知道他们家的入伍者何时离开本土，又被派往何方，这个人只是消失了。尽管一个好的士兵绝不应该向外界透露自己所在何方，但有时他们的家人仍会收到从婆罗洲、从菲律宾或者从马里亚纳群岛寄来的信件，一封或者数封不等。一些士兵在信中提到了他们每日的常规生活。许多信里说着为天皇效忠的巨大荣耀之类的套话，但其他的信件却显示出极强的个人色彩和惊人的坦白。
中尾德男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谈到，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为将他养育成人而经受的艰辛，他对于不能全心全意地尽孝报答父母的爱而感到万分愧疚。他说大战是一场悲剧，并且引用了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话：“‘悲剧的开端就在于父母拥有子女，而子女也拥有父母。’这是千真万确的。你们二老多多保重。”人们最后一次看见中尾是在1944年6月的菲律宾，当时他年仅25岁。
濑田万之助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很后悔从上大学以来一直都是一个无神论者，而现在我正在生死之间徘徊。问题不在于我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我只是觉得失去了什么可以依赖的东西。我现在理解了你们两个人的信仰，请给我送来一本随便什么样的宗教书籍，我只是想求得思想上的平静，哪怕是暂时的也好。”濑田1945年3月死于菲律宾的一次行动中，终年21岁。
飞行员佐佐木八郎写到他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使命不是为了自己，那么在为这个使命而进行的行动中的死亡，只是一时的血气之勇，是很愚蠢的。”但是佐佐木不同意这位朋友的说法。他认为自己已经享受了一段幸福的生活，所以他坚信：“我有将自己奉献给祖国的幸福责任。”他在1945年4月的冲绳空战中死去，终年23岁。
一位名叫松井金平的士兵写道：“我珍惜我的生命，但这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惟一重要的东西。”他说他所有的同学都将会为确保日本在亚洲的地位而牺牲生命。“我准备为这个信念而死。”但是随后他又发出了一个疑问：“如果这种办法没有用，将会怎么样呢？”1945年，松井金平在缅甸的一场战斗中阵亡，终年22岁。
另一名士兵长谷川晋写道，一想到杀人或被杀就觉得厌恶，他请求调到空军部队：“即使最终我可能会杀人，但至少我不必用自己的双手去做这件事。”他很悲哀地谈到：“这次大战不是为了什么正义，只是出于民族之间仇恨的爆发。”他最后总结说：“各地的人们都是猿类的亲属。”他在1945年冲绳的空战中死亡，当时23岁。
“对一位英雄灵魂的凭吊”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要么从来没有任何信件被收到，要么就是通信突然中断。从此之后就开始了漫长而令人恐惧的音信隔绝状态，家人感到了与出征者之间深深的疏离。然后这种状态可能就被一个信使的到来打破了，这位信使会用带着同情的官腔说道：“请您务必感到宽慰，因为您的儿子是为天皇陛下而牺牲的。我们在此向英雄的亡灵致以我们最深切的哀悼。”
如果阵亡士兵的家人们可以完全用武士道精神来理解这件事，那么以上的话的确是个安慰。他们相信阵亡士兵的灵魂在他死去的那一瞬间就被送到了东京的靖国神社。在那里，阵亡者的名字被刻在巨大的黑白两色的碑上，置于九弹山的樱花树林中。一位日本作家在谈到一次靖国神社的祈祷仪式时说：“士兵们成为了护佑帝国的神灵，他们已不再是凡人了。他们被供入靖国神社后，就不再有官阶或者其他任何的区别，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完全一样。他们是国家的支柱，因此受到天皇以及全体人民的尊崇。”
尽管日本的妇女们接受了靖国神社作为慰藉，而且在公开场合对她们的丧痛表现出坚忍。但是面对所爱之人的死亡，她们仍然极度的悲伤，她们的平静时常出现崩溃。一位刚刚被报称死亡的海军飞行员的母亲拜访了她儿子以前的中学老师相川孝昭，这个时候她并没有显露出任何悲伤的迹象。相川孝昭写道：“她突然间走进我家的院子，看见她灿烂的微笑，我以为她得到什么好消息了。站在翻过土的地面上，她开始用一种很普通的方式谈起天气，限量供应和人际交往什么的，突然，她冒出一句：‘我儿子光荣地为国家而死了。’”
“我被这句突如其来的话惊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凝视着她的脸，还是那么平静。然后，她的眼中闪着一丝奇异明亮的光，说道：‘相川先生，你认为我儿子至少应该击落了一架敌机，不是吗？’然后，这奇异的光芒再也没有出现，她又恢复成了一个温柔的日本母亲，带着那种显著的微笑，这种微笑永远挂在她们的唇间，即使在至爱的人死去的时候也不会消失。”
相川孝昭接着说，当那位母亲离开他的庭院时，“我看见她取出了一块小手帕，她似乎在擦拭前额，但我知道她在哭泣，在她的心里哭泣，但同时还是咬紧了牙关坚持着那副面具似的笑容”。
在一个家庭接到了他们的亲人战死的消息之后的某个时间，死者的骨灰将被送回家里。在整个日本，目睹士兵们将战友的骨灰运回家乡已经成了一种常事。骨灰被置于一个小小的白色木盒里，就和1943年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存放骨灰的那个一模一样。
在上下船只或火车的时候，运送者就在脖子里围上一块白粗布来支撑骨灰盒，如果运送者过去一直都是坐二等舱旅行，那么这一次他就以绝不坐一等舱来表示对骨灰的尊敬。
当骨灰送达的时候，死者家庭的朋友和住在一条街上的邻居们都会前来吊唁。如果有几个士兵的骨灰同时送回来，就会举行一个联合的葬礼，家人把阵亡士兵的照片周围围上黑色的带子，放在当地佛寺的祭台上，然后在照片前面摆上水果之类的供品，并且烧起香。当骨灰被安葬在神道教的墓地中之后，每个死者都被认为已经变成了日本经典神话中所说的神人。
随着日本在战场上的失利，陆军和海军发现要将阵亡士兵的骨灰运回去变得越来越困难。东京一个街道协会的负责人藤野广回忆曾经向他的会员们宣读一个令人压抑的声明：“奉劝那些即将前往最前线士兵的家人保留其头发或者指甲，以防在其人光荣牺牲后什么都没有留下。”
一位“民族英雄”的简朴墓碑
“爸爸，我要为国而死”
“在游戏时间训练的娃娃兵们”
鼓舞勇敢精神的神话
二战中的最大一次送行会
新兵训练中的制度化暴行
通向富士山的死亡进军
意味深长的久贺少佐自杀事件
“对一位英雄灵魂的凭吊”
在一队海军军官的护卫下，日本战时的显赫人物———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的骨灰由一辆炮车运往东京的日比谷公园中的帐篷。这是为他1943年的国葬专门搭建的。
来栖良大尉是一位日本陆军航空兵的实验飞行员。对于两种不同文化的混血儿永远不会在任何一种文化中找到归属这种说法，他表示不能同意。他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日本人，也是一个极端的爱国者，尽管实际上他的母亲是一位美国人。他的父亲就是杰出的外交官来栖三郎，在战争爆发前，他曾经在美国为和平进行了谈判。
虽然，来栖三郎夫妇给他们的两个女儿进行了西式教育，但他们决定来栖良应该只在日本的学校上学。在20世纪30年代，当他们一家人在欧洲的众多首都不间断迁移时，来栖良就在日本的技术学校上学，先是读工程专业，后来又读了飞机设计。毕业之后，他参加了陆军航空兵。
整个大战期间，陆军的那种缓慢的学究式的新型战机研制方法，越来越狠地磨炼着来栖良的性子。作为一个试飞员，他把自己每一分钟的飞行时间都投入到了新战机的创制中，他期望这种战斗机能够挑战美国的B-29。但是到了1945年2月16日，来栖良的工作却不得不中断了。在一次单独飞行中，他拦截了30架航母起飞的美国飞机，击落了其中的一架，然后他被其他的美机发现，并被它们驱逐。他的飞机被严重毁坏，他本人也受了致命伤。来栖良奇迹般地返回了基地，在死去之前，他交出了一份关于这次遭遇战的完整报告。
一半美国血统，全部的日本精神
来栖三郎大使和他的美国妻子艾丽丝。艾丽丝可以讲流利的日语，他们希望儿子有朝一日可以访问美国。
直率坦白的试飞员来栖良大尉。他经常赞扬美国人造的作战飞机在设计上的优越性。
东京巨人队的垒球明星川上哲治在1940年的一场比赛中跑垒。川上和许多其他选手都接到了征募通知，有一些甚至是在比赛进行中。体育馆的广播员只是简单地说：“请回到你的家里，有一项公务要办。”
1944年，应征的少年们在入伍前的体检中接受一位陆军军官的仔细审查。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人，应征者的身高必须达到4英尺10.5英寸，体重至少达到103磅，胸围要超过身高的一半。
身着制服的中学生们在一次群众送行会上观看新入伍的大学生们（近景）在行军。这次送行会于1943年10月在东京的明治体育场举行。这批大学生新兵中有650人最终作为“神风”敢死队的敢死员而死去。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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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中的日本
战时乡村小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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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的国度 ·
武士的国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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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中的日本
· 战争中的日本
武士的国度
· 战争中的日本
1703年12月14日夜晚，由47人组成的浪人集团“赤穗浪士”登上吉良藩主的大雪覆盖的屋子，为他们死去的主人进行等待已久的复仇行动。
· 战争中的日本
战时乡村小镇 ·
在这幅木版画中，一位名叫牛若丸（源义经的小名）的12世纪的年轻战士（右）和一位传奇性的强盗头子进行搏斗，由此获得了武士的地位。
１３3
古老的传统对一位日军士兵的精神激励
1939年10月3日。中国长江上空。战斗机飞行员坂井三郎独自一人遭到了来自12架敌方轰炸机冰雹般的袭击，在击落一架敌机之后，他毫发无伤地逃离。后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最出色飞行员之一的坂井，从来没有被任何看起来对比悬殊的场面吓倒过。他在对这次经历的描述中写道：“我毫不迟疑地发动进攻，我是在武士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我心里除了尽我所能地进行毁灭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念头。”
所谓的武士传统，就是古代日本那些使用刀剑的战士阶层留下来的遗产，它在战时的日本复活了。和飞行员坂井三郎一样，上百万的日本人遵循着古老的武士教条：无畏的勇气，无条件的服从，对死亡的轻视。
这些道德观念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被一点一滴地灌输。日本的中学男生通过做那种使人浑身淤伤的柔软体操来学习“武士精神”，有时会光着上身站在雪地里，另外的方法就是通过惩戒，在一些学校中是经常性的鞭打以及洗冷水澡。
作为一种训练的方式，年轻的陆军新兵们每天晚上都要背诵一段从古代武士流传下来的古老格言：“责重于泰山，死轻于鸿毛。”在作战中，那种根深蒂固地视伤痛与死亡为理所当然的思想，使得日本士兵根本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并且将之视为懦弱。飞行员经常不带降落伞就起飞了，而连队中也常常没有医务兵。士兵们则毫不怀疑地认为与其被俘，不如战死。因此，在面临难以挽回的失败时，成千上万的士兵会采取自杀方式，而军官们则会进行切腹，或者“仪式性的自杀”。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遵循了17世纪武士手册上的话：“为必然发生的失败而死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这种行为对于日本的西方敌国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但有时他们也不得不对日本士兵的这种勇悍表示某种程度的赞赏。一个英国战区司令威廉·J.斯里姆子爵说：“我们不停地说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个回合，但只有日本兵能够实实在在地做到这一点。”
带着伪装的日本兵手持装好刺刀的步枪，准备进行两个部队之间的战前军事演习。
在一场13世纪的战斗中，一位骑马的武士首领和他的卫兵陷入了死地。他们遭到了河岸伏兵的弓箭袭击，中箭累累，血流满地。
铸剑师“三条小煅冶的宗近”举起粗壮的胳膊在打造一把名叫Kogisune Maru（意为小狐狸）的刀，他的老朋友狐狸精在一旁将自己的灵气注入刀中。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1000年前皇宫中的典礼佩剑，这是日本的一件国宝。它的柄是鲨鱼皮的，带着珐琅钉饰，装具镀金，涂漆的剑鞘上还镶着珠母贝。在剑刃上雕刻着一条精细的张牙舞爪的龙形。
在秩父镇公所的供台上，摆放着一溜带有佛教反万字图案的香炉，每个 都对应着一位镇上战死者的照片。再往上是饰有锻带的骨灰盒，每个盒子的上面都有一个写着亡故者名字的灵牌。
长剑———“武士之魂”
长剑是武士最标准的武器，它那曲线优雅的剑刃无比的锋利，可以劈开骨头甚至钢铁，要经过好多个月的打磨。但是作为武士阶层象征的最终产品，它是绝对值得付出这么多的辛劳和代价的。它是一种艺术品，是武士们最为珍惜的宝物。
武士们要花多年的时间来练习剑道。剑道所追求的目标远不止武器本身的运用技巧，17世纪伟大的剑术家宫本武藏在教授剑道时说：“把握住了长剑，就是控制了世界和用剑者本身。”
武士的长剑对于现代陆军来说同样重要，至少从象征意义上来说是一样的。军官们和“神风”飞行队员们都带着“昭和”剑，这种剑的名字来自于从1926年开始使用的年号。这种剑在陆军里是一种样式，海军里有另一种，它的作用就是提醒佩戴者武士的传统和武士的职责。即使是最低级的士兵，尽管没有资格拥有自己的剑，但也期望能分享它的神秘魅力。一位军官对新兵们说：“武士将剑看做自己的灵魂，所以士兵们也要把步枪看做自己的灵魂。”
一位手持长剑的日军军官在带领他的士兵和中国军队作战。军官们十分灵活地运用长剑，并且很乐于担负起武士一样的责任。
47浪人的不灭遗音
一个古老的武士教条宣示：“不管我们到了何方，守护主人的利益都是我们的责任。”这一教条以及其他的武士守则在一个18世纪的英雄传奇中都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1701年，一个名叫浅野长矩的藩主袭击了当时幕府将军的典礼官吉良义央，因为他在一次奉命接待中故意侮辱了浅野长矩。吉良义央没有被杀死，但浅野长矩却因为非法武装侵入将军的官邸，而被命令要切腹自杀。因为浅野的死，他的47个家臣变成了浪人———无主的武士，于是他们发誓要复仇。
为了麻痹吉良，这47个浪人假装抛掉了所有武士的荣誉感。他们打架斗殴，醉卧街头，甚至连他们的剑都被荒置得锈迹斑斑。在进行了两年不顾体面的放荡生活之后，在一个月明如昼的雪夜，他们成功地攻入了吉良的住处，将浅野的剑交给他，让他也切腹自杀。当吉良拒绝之后，浪人们就砍下了他的头并带到了浅野的坟前。
他们的复仇完成后，浪人们就去自首，等待审判。他们在履行自己责任的时候就十分清楚，这会使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结果他们确实付出了生命：政府下令他们切腹自杀，于是所有人无一例外地照做了。
浪人们被埋葬在他们的主人旁边，他们的坟墓很快就变成了烈士之坟。他们的故事传遍了全国，被编成了一出歌舞伎的戏剧，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个故事被各种艺术形式改编并表演，从木偶戏一直到电影。
他们也拥有了无数的效仿者。在二战中使用的一本小学课本中提到，浪人们的勇敢和忘我精神是“永恒的榜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许多身上装满炸药的士兵，前赴后继地走上战场。
东京的中学生们在“肉弹三勇士”的青铜像前鞠躬。这三个人据报道说在1932年日军入侵上海时用自杀性的方式引爆一个大型爆破筒，炸毁了上海的防御工事。一个老师说：“我们把他们看做勇敢无畏，舍身报国的典型。”
“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御他们钢铁的进攻”
在战斗中第一个冲向敌人，是战士无上的光荣。在一次进攻中，一位武士一边指挥，一边骄傲地歌颂着自己的名字和祖先。但武士们还有一项责任，就是要一直战斗到底，不管结果有多么残酷，即使是遭到失败。
在现代的日本，这一责任落到了数以万计的年轻人身上。他们在大战的末期志愿担负起“神风”特攻的任务，但其中有许多人没有经过训练。因为承袭了武士的传统，所以他们可以毫无畏惧地面对死亡。一个自杀性飞行员说道：“如果在执行任务时你存着生还的念头，你就无法以百分之百的成功率来完成它。”
许多平民既有武士们战斗到底的意志，又有“神风”飞行队员们“干净地死去”的决心。一个妇女在其丈夫赶赴前线时割断了自己的喉咙，她在遗书中写道：“请不要为家里担心，因为已经没有什么需要你担心的了。作为一个柔弱女流，我所能做的只有这么多，只是为了你以及你的战友能够全身心地为国战斗。”
其他日本妇女也竞相学习古代武士的妻子。她们学着用长矛战斗，并且信心十足地决定，如果发生了盟军的入侵，将“凭着我们的训练来抵抗他们的大军，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御他们钢铁的进攻”。
在一幅19世纪的代表性木刻中，手持传统长柄剑的妇女们正在抗击骑马的政府军队。这幅木刻描绘了在1877年一次武士叛乱的情景。
一位陆军军官在训练家庭主妇们如何使用竹枪战斗。进行这种训练是为了1945年中可能进行的本土的最后保卫战而做准备。
战时乡村小镇
入伍者们在士兵和退伍老兵的护送下，穿过欢呼的人群走向秩父这座山中小镇的火车站。
战时秩父的日常生活
在大战期间日本对外扩张征服的狂潮中，有数以千计的穷乡僻壤为了这股潮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力，小镇秩父就是其中之一。秩父位于东京东北60公里的地方，四周群山环抱。50年来，秩父和它周边的村子一直在为远征军们输送着强壮的农村士兵，正是这些远征军将日本塑造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现在，又有更多的男子从周围的山中汇集到这里，沿着秩父未经铺砌的主街走上火车，他们将坐火车奔赴训练营地，或者是开往前线的轮船。
秩父为大战所贡献出来的不仅仅是它的年轻人。到1942年，当地那些原先生产奢侈丝织品的工厂，大部分都转而生产军用的毯子。政府强迫年轻女工们从事繁重的纺织和缝纫工作，但工资低得可怜。其他的工厂都被关闭了，工人们不得不到秩父以外的地方找工作。即使在这里的经济已经崩溃之后，镇上还充斥着失业的逃难者们，他们都是从过度拥挤、实行严格定额供应的城市逃来的。
镇民们，无论是老住户还是新来者，无论是儿童、妇女还是老人，全都团结一致地努力维持着秩父的生活，同时为国家的战争行动贡献力量。他们整天辛劳地开垦和耕种着宝贵的农田，以满足政府的稻米和小麦的需求。他们捡柴烧炭，并在山中贫瘠的矿脉中寻找铁矿石。最强壮的人们将巨大的石灰石从采石场拖到当地的水泥厂中。
他们艰苦得来的成就，并没有不着痕迹地被忘却。一位名叫清水武广的当地摄影师，非常有创造性地记录了从1942年初到1943年夏天之间这段时间小镇上的生活。摄影师爱国协会派给清水的任务是为镇上以及周围村庄的人们拍摄一些鼓舞士气的家庭照片，然而年轻的清水用他的部分胶卷来捕捉秩父本身的故事：一个战时小镇的日常状态，以及中间经常出现的辛酸。
秩父的艺妓们出去捡木柴。直至1942年，这些拥有良好教养的女子们还在为工厂老板、丝绸商人以及本地上层人士们的聚会服务。
在国旗护兵的伴随下，以前参加过战争的老兵们在镇上的神社中带领秩父的居民们进行一次为胜利而祈祷的集会。
为人为己，流汗流血
大战要求秩父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随着来自城市的迁移者的增多，当地学龄少年儿童的数量也不断增加，这些孩子在本地区的农民们都应征服役之后，担负起了大部分的农业劳动。随着全国劳动力的不断缩减和食物、原材料需求的不断增加，秩父的学生们不得不放弃学习，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田间劳动。
当地寺庙中的和尚和神社中的神道教神职人员也毫不例外地投入到战争服务中来。他们不得不缩减修行活动的时间，去参加劳动，和孩子们一样，他们干的也是平整土地、种庄稼之类的农活。
镇上妇女的工作多种多样。秩父的“大日本妇人会”（从“国防妇人会”等组织改组而来）的成员们养殖兔子，剥兔子皮来为驻扎在满洲地区的士兵们提供军装的毛里。而秩父的艺妓们，尽管以前出于职业的缘故，连比茶壶重一点儿的东西都很少拿过，现在却要背着大捆的柴禾沿着山路翻山越岭。在大战之前，这种活是用马来干的。
高中女生们在以前的学校排球场上收割小麦。
两个少年在用一头公牛犁稻田，以备种植。远处的同学在已经犁好的田里插秧。
一位年老的农民在用幽默的语言向一群面带微笑的年轻母亲以及她们的孩子们介绍养兔经验。
在一个政府的项目中，一位伐木工人爬上一棵柏树的顶端。这个项目使秩父失去了大部分珍贵古老的树木。
上年纪的伐木工人们在帮助秩父的艺妓们将她们收集来的木柴装进桶状的容器内，以备运到镇上。
来自东京的医科学生们挂出一个条幅，吸引了整个秩父地区的母亲和孩子们都去进行诊查和治疗。
一个没有医生的小镇的医务援助
1942年夏天，一次外来者的到访在与世隔绝的秩父引起了一阵慌乱的兴奋。自从镇上最后一个医生在大战早期被征走之后，小镇就再也没有任何专业的医疗活动。而现在援助到来了———来自东京帝国大学的医科学生们到了这里。对于战时日本3650个没有常驻医生的农村社区来说，这种由医科学生组成的巡回医疗队已经是最好的了。
在秩父，医科学生们对所有就诊者都进行了治疗，但他们对孩子们特别的关注。给他们进行了白喉和天花接种，仔细检查了他们的身高、体重和整体健康情况。和在其他农村小镇一样，在这里他们发现两岁以下的幼儿中有大约20%体重不足，饮食缺乏。
“你有足够的东西吃吗？”医科学生们问大一些的孩子，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医科学生们坐在一辆沿轨道前进的马拉车上前往一个村庄。
一位生病的妇女由儿子背着走在去秩父的小路上。
一位医科学生在对学龄前儿童进行检查。在大战期间，大多数孩子都瘦掉了好几磅。
战死者还乡
战争刚开始时，秩父的游行都是为了欢送新兵及庆祝胜利，但到了大战的晚期，这里的游行变成了沉闷、灰暗的葬礼仪式。在群众性的葬礼仪式上，镇公所前的旗帜被降了下来，以表示对死者的尊重。在里面，装着骨灰的盒子摆在佛教的祭台上，旁边放着这些在战斗中死去的丈夫和儿子们的照片。
镇上的摄影师清水武广回忆说：“那些我们曾经在神社和车站送行的年轻人，回来的时候却变成了一盒骨灰。我开始认识到，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离死期也不会太远了。”清水并没有在大战中死去，但他在1943年7月被征召，他最后一次为秩父的那些后方战士们按下了快门。
在一位旗手的引导下，一个男孩抱着父亲的灵位带着送葬队伍走向秩父的主广场，他的亲属们跟随在一位捧着骨灰的士兵身后。
第五章 战火之春
美国的第一次空袭
1942年4月18日午饭时分，当16架双引擎飞机从北方飞临东京上空的时候，这个城市的一次定期性防空演习正好接近尾声。17岁的商业学校学生饭田实注视着领头的飞机呼啸着掠过他家的房子。他看到机翼上绘着陌生的白色星形标志，然后黑色的圆桶就从机腹里滚了下来。饭田实惊恐地意识到这次不再是演习了，而是货真价实的炸弹。“是敌人的飞机！”他大喊道，“是空袭！”
一个小小的金属圆桶劈里啪啦地落到了饭田实家的瓦房顶上，击中了屋檐。这是一个六磅重的燃烧弹，和东京每家每人都必须参加的防空训练课上所描述的非常相似。按照课上所学的，饭田实从房子里飞快地抓起一桶沙子，闷灭了正在滋滋作响的炸弹。还有两个掉在了附近的街上，他和另一个年轻人用装满沙子的袋子把它们也处理掉了。
针对日本的第一次空袭在大约一小时后结束，事后证明其破坏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几十座房子被毁，12人死亡。但是从其他各方面来说，这次空袭的结果都是值得警惕的。东京的人们以前尽管进行防空演练，但一直坚信他们绝不会受到空袭，所以他们对这种空袭的景象感到既惊奇又兴奋，以致完全忘掉了防空任务，而是聚在街上或者爬上屋顶目不转睛地观看，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孩子躲进了防空掩体里。
至于那些防空掩体，不仅数量不足，而且大多数简陋不堪，对于落在附近任何地方的高爆炸弹都几乎没有什么防卫作用。但是政府的宣传把危险说到了最小程度：“爆炸引起的伤亡人数并不像报道的那么多，那些被直接击中的人只是因为偶然运气不好罢了。”
一触即爆的首都
更进一步的是，饭田实和其他人成功扑灭美国燃烧弹的事例使掌权者们确信：“我们根本不用害怕燃烧弹。”——— 一部政府的宣传影片中进行了这样的断言。
但那些心思细密的人们并不相信这种话，他们知道东京就是一个巨大火药桶。在它的混凝土办公楼和煤灰覆盖的工厂区周围200多平方英里的范围内，挤满了用木头和纸搭成的房子，大多数房子之间只有几英寸的距离，这些房子的木制地板上铺着厚厚的草席，外墙是抹着
灰泥的薄木板造成的，门窗和灯都是半透明的纸。居民们做饭用的是炭或者通过浅浅的管道输送的煤气，照明用的则是煤油灯或是电线耐性很差的电灯。
因此，一个偶然的火花，对于东京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危险。而且对所有以木质结构为主要房屋构成的日本城市来说都是如此。当隆冬时节的大风将做饭的炭火吹得四处飞散，或者将纸灯笼吹落在地的时候，经常发生巨大的火灾。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东京和横滨曾经因地震而发生了三次全城性大火灾。1923年9月1日，一场由地震引起的大火烧光了半个东京，烧死了10万人。
东京扑救大火的装备情况糟糕得可怕。它的市政消防部门的设备极少，而且其中的大多数要么过于陈旧，要么不合标准。此外，由于维护人员被征去进行军事服务，有至少20%的消防车一直无法使用，等待维修。而在那些只注重军事性纪律的官员的领导下，消防员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耗费在队列操练上，而不是用于消防训练。
说到底，日本的城市是根本无法防御大规模的燃烧弹袭击的，惟一的希望就是把敌人挡在攻击线之外，日本政府在这一点上还是信心十足的。这第一次空袭很显然是来自一艘美国的航空母舰（实际上就是詹姆斯·H.杜里特尔中校从“大黄蜂”号航母上发起的），因为日本在1941年12月对菲律宾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空中力量的打击中，已经消灭了最后一个能将日本纳入轰炸范围的陆上基地。而且日本还计划用一次海战消灭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航母及其他残余力量，这一计划已在进行中。
这场大海战八个星期后在中途岛附近进行，但其并没有能够摧毁美国的舰队。尽管杜里特尔的空袭难以再次进行，美国正在建造新一级别的轰炸机，即B-29型，它的轰炸范围十分远。在它投入部署之前，日本没有再受到空袭。这并没有使日本后方在1942年4月那场恼人的空袭中失去的信心得到一点恢复，没有一个人存在这样的幻想，在大战结束之前，日本受到的来自空袭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会比其他任何国家少一点点。
由于杜里特尔空袭所引起的直接后果，东条英机首相确实敦促要改善空袭的预防措施，他采取的办法就是将单个居民用街道协会组织起来，这是日本一直沿用的灭火的主要方式。通过对属下的10到12座房屋进行强化检查，无所不管的邻组要保证每一家都备有沙子、成缸的储水、水桶、铁锹以及扫帚，还要保证居民们知道如何利用它们对付燃烧弹。街道协会领导进行灭火演习，并且加强了灯火管制。要求向所有的居民都发一个“必胜的防空誓言”，在其中他们立誓“绝不自行其是”，而是要团结起来保护自己的居住区。1943年以后，新的全国防空法律禁止从事关键性工作的工人在空袭期间离开城市。
在街道协会和政府命令的督促下，东京和其他城市的居民都在自家的庭院中挖掘防控掩体，他们对此怨声载道。他们刚一在这些浅洞上铺上盖板，马上就在板上堆上泥土，种上花卉和蔬菜以美化这些丑陋的突出物。
在灯火管制期间，防空洞的顶部通常变成一个栖身处而非掩体。没有人介意下到很快就积满了地下水的又冷又湿的坑里，然而政府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人留在地面上，观察是否有燃烧弹落下，并且召集人手扑灭它们或者在火势蔓延时找人进行扑救。
市政府下令在商业中心挖掘防空壕，给那些在购物时遭到空袭的人们提供掩护。但这些新掩体几乎马上就引起了意外事故和连天的抱怨，人们在灯火管制时或者在从附近的酒馆回家的路上摔了进去，跌断了手脚，或者磕破了头。人们对于那些排列在街道两边，贮满消防用水的大缸也怨声载道，因为里面的死水里滋生出许多蚊子。
美国轰炸机的新基地
不久之后，杜里特尔空袭引起的震惊就消退了。政府部门不得不保持大力宣传呼吁，来平息人们的怨言并维持训练的进行。政府还未来得及恢复后方人民对防空的重视，美国已经在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取得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胜利。东京上野动物园的园长自作主张，下令将狮子和其他的危险动物统统杀掉，因为他担心一旦动物园被炸弹破坏，这些受惊的食肉动物就会到处乱窜。帝国议会的大楼被用伪装网罩了起来。东京考虑到的第一个重要措施就是疏散居民，其中关键性的政府工作人员处于优先地位，但是这一计划却
没有公布。
1943年末，内务省在东京建立了一个中央防空总指控部。它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成排的建筑要标示出来，破坏其中的一部分，（以防止火势的蔓延）。那些被销毁房屋的住户和房主被告知他们只能自己另找栖身之处。最终有两万名搬迁者挤在了朋友家，或者住进被废弃的旧房里或者收拾东西搬到农村的亲戚那里，在这期间，政府也给予了一定的帮助。
1944年夏天，日本后方受到了两次巨大的惊吓。第一次是美国将它新研制的巨型B-29超级空中堡垒投入了使用。这种飞机比美国以前生产的任何轰炸机都飞得更快，飞得更远，而且还能装载更多的炸弹。B-29于1944年6月16日发动了它的第一次进攻。它们从中国的基地起飞，飞往最近的日本本土———九州，轰炸了八幡钢铁厂和小仓工业区。但是从中国中部地区起飞进行的轰炸遇到了许多后勤上的巨大困难，因此美国对日本的出击相对就比较少。在接下来五个月的时间里，B-29仅对九州岛上其他的工厂、机场和海军基地发动了九次分散而零星的攻击。
看到这些空袭的破坏性并不是特别大，日本人大大松了一口气。从中国起飞的B-29的作战半径限制在3500英里之内，飞行员们对这个新机型还没有熟悉，而且大多数高爆炸弹的命中性非常差。专业和志愿的消防员负责处理被击中的目标，而那些误投在居民区的炸弹所引起的火灾则由当地经过训练的居民们扑灭了。同时发生了另一件事情，危险性要比B-29的轰炸大得多。美国军队在6月登上了塞班岛和日本南部海面的提尼安岛，这里位于东京以南仅1300英里的地方。甚至在占领马里亚纳群岛之前，美国已经开始动手将塞班岛和提尼安岛建成了可以容纳几百架超级空中堡垒B-29的空军基地。
一次罢免东条英机的图谋
日本本土防御圈的吃紧马上引起了东京的政治反应，它加强了对一个眼光比较开阔的日本领导人的小集团的控制。这个小集团以一些资深的政客和海军将领为首，他们想要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其中包括了三位前首相：第一位是冈田启介海军大将，他在1936年躲过了陆军暴动者的杀害；第二位是近卫亲王，他就是在30年代后期军国主义者力量上升时被他们所操纵的那位老好人的贵族；还有一位就是米内光政海军大将，他反对日本和德国结盟，而且怀疑日本是否有能力来进行与美国、英国之间的战争。
这些人从很久以前就达成共识，认为走向和平的第一步就是东条英机辞去首相职务。他们将采取一种真正的日本方式来完成这个任务。在整整一年的时间内，他们小心谨慎、迂回曲折地活动着，以防引起仇视或者纷争。冈田启介后来说道：“由于在战时的情况下发动一个公开的行动来推翻内阁是不可能的，最好是东条英机保全颜面地离开首相职位。”
2月份，这些元老们会见了东条英机，并且指责他没有说实话，告诉大家日本在大战中究竟有多大的胜算。随后，近卫有意将话题转到了他们的小集团对东条英机的不满上来，他的话十分有效，以致当东条英机出现在帝国议会里时，迎接他的是一片沉闷，而不是通常的掌声，这就暗示着马上就要有一个巨大的麻烦在等着他。
冈田启介现在就像一个柔道高手那样，借力打力，利用东条英机的力量来打击他。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是东条英机的密友，正是由于他的领导，海军才没能反抗陆军在国家政策以及战争指挥中的独裁。但是如果能够说服或者逼迫这个关键性的高官辞职，那么东条英机的内阁也就垮台了。
岛田繁太郎由于屈从于东条英机而被其他的海军将领所歧视。他分别单独会见了冈田启介和伏见亲王，两个人都劝他为了海军和国家的利益而辞职。但岛田不为所动，而劝伏见亲王告老休养，好自为之，而东条英机则召见了冈田启介，警告他要么停止活动，要么等着“麻烦的后果”。然后东条英机就去找天皇最亲近的顾问，掌玺大臣木户幸一，寻求他的支持以加强内阁的力量。木户幸一在1941年曾经帮助东条英机登上首相宝座，因此东条英机很肯定他会制止冈田启介的煽动性活动。
但是令东条英机大为震惊的是，木户幸一和冈田启介在一起密议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木户幸一对东条英机说岛田繁太郎应该退休，而东条英机本人也应该放弃首相职位去当他的陆军总司令，并且吸收更多的资深政客进入内阁。“这是谁说的？”东条英机反问道。“这些都是天皇陛下的意思。”木户幸一很温和地回答道。第二天，在一次对天皇的觐见中，这个答复得到了再次的肯定。绝望之下，东条英机试图用另一个服从他指挥的海军将领来代替岛田繁太郎，并且在内阁中给元老们安排一个无关紧要的位置，但是冈田启介又一次比他先走了一步棋。
最后的决战在1944年7月17日那天到来。以近卫和木户幸一为首的元老们替天皇起草了一道声明，要求组建一个联合内阁。这种方式虽然语言暧昧，但意思却十分清楚，就是要东条英机下台。第二天，天皇爽快而高兴地签署了这项声明，东条英机意识到了他已孤立无援，于7月18日辞去职位，但他并没有失去任何颜面，国家也没有因为政治斗争而分裂，东条英机作为元老留下了来，而且通过他的陆军指挥官们继续发挥着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新首相是小矶国昭将军，他并没有受到东条英机的控制，但是他缺乏足够的力量来进行独立的行动。
B-29的到来：“老B来了!”
就在新政府还在努力进行自我协调的时候，1944年11月1日，第一架B-29出现在了东京上空。它来的目的并不是扔炸弹，而是拍摄目标照片，并且试探一下东京空虚的防空力量。月中的时候，又有六架B-29来空转了一圈，正在吃午饭的人们站在人行道上仰望这些银色的飞机，从这么遥远的距离望去它们就像玩具一样，而这么远就能听到的巨大轰鸣声又使它们显得威力无穷，令人畏惧，而它们的华丽也不由人不羡慕。
接下来的11月29日，94架B-29飞临了东京近郊的工业区。下面的人们没有把它们当回事，即使在它们开始投掷炸弹时也没回过神来。记者加藤益雄看到：“防空的纪律非常混乱，因为人们都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加藤和他的朋友们把满天的防空炮火忘了个精光，连头盔也没戴就冲到了街上。最后，一个警察命令他们躲进掩体，但是还没等他们进去，就看见帝国饭店旁的一家餐馆着起了大火。
所有的人都非常清楚，这次以及随后其他的空袭都是针对城外的飞机制造厂和兵工厂，而那些偶然被击中的居民区只是不幸的意外。飞得极高的B-29即使对它的主要目标———位于武藏野的中岛飞机制造厂也没有造成多大的破坏，而那些投向东京湾的船坞和仓库的炸弹中有大部分都偏离了目标。偶尔有一个轻量的镁弹或者磷弹落在住家的屋顶上，或者穿透了天花板掉下来。这时，只要用一桶沙子，一个湿拖把或者一块浸了水的垫子，马上就能把这个燃烧弹扑灭。
实际上，大部分的东京居民对B-29的空袭的感受与其说害怕不如说是着迷。记者加藤益雄回忆道：“在那些早期的轰炸中，我们是怀着一种又兴奋又焦虑的心情度过的，甚至还有一种冒险的心情，就是一种担负着战争危险的狂喜感觉，尽管只是限制在平民所能感受的那种。”
美国的第一次空袭一触即爆的首都美国轰炸机的新基地一次罢免东条英机的图谋B-29的到来：“老B来了！”
风夜火海恐慌的难民潮“东京已不只是一片焦土”一艘美国船在燃烧的大阪躲避炸弹的护身符废墟中的日子1944年3月，一个东京的小女孩在准备进行防空演习。她穿着很厚的裤子和长袖上衣，头上戴着垫得很厚的风帽，这是为了躲避火苗和掉下来的砖瓦块，腰里还别着一条包扎伤口用的毛巾。在她的背心上还缝着一个布条，上面写着她的姓名和学校。
后来当轰炸变成了一种常态，人们了解了轰炸活动的方式，并且根据它们来调整自己的生活。白天的轰炸一般发生在午饭时间，持续两到三个小时，在11月和12月，对东京的空袭只在能被3整除的日子才会发生，如24号、27号、30号、3号等等。家庭主妇们根据这一时间表来安排她们的购物活动，而在预定空袭的日子里，人们在中午到下午三点之间全都呆在家里。人们把B-29戏称为“定期服务”，而且推测着头顶上的飞行员中午会吃些什么：“没准儿是一些美味的火腿三明治。”
然而夜间的空袭就不那么好适应了。人们尝试着早点上床，以便能在半夜11点半左右红色防空警报拉响之前多睡一会儿觉。被人们称做“贵客”的夜袭者也有他们自己的魅力，每当一架B-29从冬天的工业烟灰和云层中现身，被探照灯的光束照见时，那些站在工厂屋顶上的警戒者，以及坐在门廊里和庭院掩体土堆上的人们就会大喊着向它打招呼：“B先生来了。”一时之间，探照灯的灯光，防空炮火的开火声，战斗机急冲而起，以及远处的火光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幅令人亢奋但却十分危险的夜景。
美国陆军航空兵企图通过精确轰炸消灭日本的飞机制造业。除了东京附近武藏野的中岛集团之外，位于名古屋的大型的三菱飞机制造厂也是一个经常被攻击的目标，此外还有小村、神户和大阪的工厂。但是轰炸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精确，主要是因为整个冬天覆盖在日本上空的云层，飞机击中的目标还不到20%。在1945年1月一个阴云密布的星期六，一个由15架B-29组成的编队企图轰炸武藏野的工厂，导致东京的空袭警报大叫起来。由于无法透过武藏野上空厚厚的云层找到目标，投弹手一股脑地将高爆炸弹全扔在了他们的备用目标———东京闹市区。他们击中了东京的第五大道———银座地区，这时，正有大群的购物者因为听到了一个错误的空袭解除警报，纷纷从掩体里钻出来，有几百人在直接中弹的地铁站死去，几百人死于剧院里、大街上和高架铁路的下面，而武藏野的工厂区却毫发未损。
B-29一直都在努力消灭武藏野的工厂，但只取得了十分微小的成效。然而在2月17日，美国海军的舰载飞机仅仅对这里发动了一次攻击，所造成的破坏就超过了此前六七次超级空中堡垒B-29的轰炸成效。那些地狱猫和海盗战斗轰炸两用飞机飞得很低，对工厂进行大肆轰炸，摧毁了武藏野生产线中的大部分。这对于生产速度已经赶不上被击落速度的日本飞机制造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随着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B-29的效用严重地降低，原因就是冬天的云层和高空的强风，使它们在高海拔进行的精确轰炸变成了一项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美军就试着改变战术：2月25日，B-29用燃烧弹在东京狂轰猛炸，企图将工厂周围工人们的木头房子全都烧光。大风拯救了东京。当每一捆重达500磅的简陋、松散的燃烧弹从三万英尺的高空落下时，大风就把其中的许多吹到了东京湾里，或者带到了农村地区，或者将它们吹得到处都是，以至在各地引起的单个小火灾非常容易地就被扑灭了。
风夜火海
但是在3月9日，风却和日本对着干了，带来了完全相反的后果。虽然这天天亮的时候东京还处在一个温柔的早春之晨，但下午的时候刮起了一阵相当大的三月风，到了晚上就变得十分猛烈了。这个时候住在薄板房里的东京人都十分警惕，因为这种天气常常会使这个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的火灾危险大大增加。
晚上10点半的时候，广播里警告说，B-29就要逼近了。这一信息被遍布从小笠原群岛到
东京湾的岛链上的守望者们一站一站地传了过来。只过了一小会儿，第一轮的空袭警报就拉响了。
就在快到午夜的时候，领队飞机在低空呼啸着从东边快速地飞来，扔下一束束重达70磅的凝固汽油弹。无论击中哪里，这种炸弹都会喷出一条条的燃烧的胶状物。第二架先导飞机在隅田川那里与第一架的飞行路线交叉，在这座黑灯瞎火的城市的东北部地区形成了一个由火光组成的X形。这一地区是一片低洼的平地，大片的工厂、作坊和小房子沿着河的两岸延伸开来。
接下来，超过250架的B-29在10000英尺或者更低的空中发出了雷霆般的轰鸣。投弹手们看着已经燃起的大火，将成束的汽油弹和凝固汽油弹投向了黑暗的地区。受到地面上时速28英里大风的驱使，新烧起来的火苗拼命地向上向外延展着，旋转到了100英尺的空中，并且越过小巷和防火道，不断吞没新的可燃物，那些用松木、纸张、稻草和竹子造起的房子，无一幸免。仅仅在头15分钟内，就有大片大片的木屋区陷入了火海，而大火的强度又使风速增加到了每小时40英里，甚至更快。风助火力，火助风威，现在各处的大火全部都失去了控制。
尽管被大火所包围，最初的时候居民们还试图发挥他们在消防演习中所练习的技术，往每个炸弹上猛倒水或沙子，一起组织社区灭火队，并且向警察、消防队员和少数训练有素的救援工作者们请示指令。政府权力部门曾经说过，如果每个家庭都尽自己的一份力，每个社区都进行自保的话，那么整个城市就可以安然无恙。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到，敌机不仅投下了凝固汽油弹，还在每平方英里的范围内投下了多达25吨的充满原油的炸弹，而且大风也飞速地席卷了全城。
面对这一切，市政的专业以及业余的消防队员们全都无能为力，他们手上只有从手泵上流出的细弱水流，只有浸透了水的草垫子，只有一桶桶的沙子。脆薄的房子在几分钟内就烧了个精光，一家家的人们要么是尖叫着冲到街上要么就被埋在了烧焦的瓦砾堆下。
警察们努力将人们带到防火道里，带到空地上或者已经被火烧了个干净后、火势已经熄灭的地方。有少数的消防水龙仍在使用着，不过消防员将它们转向了那些盲目要穿过大火逃命的人们，赶在他们扑入火焰之前将他们浇透。但是电线杆倒了下来，纠结在一起的电线挡住了出路。在被一堵火墙锁住之后，年轻的冈田寅雄用一条薄被盖在他母亲的背上，然后他们就一起闭起眼睛，冲进大火，直到他们通过了火墙才松开。山本加津子带领她的八个孩子脱险的办法是把他们拴在一起，由她最大的儿子带头，而她自己抱着最小的在后面殿后。
火变得极热，烟也极浓，以致有的人的肺部被熏坏了。人们跌倒在路上，在痛苦中不断衰弱下去。不久之后，大街小巷都摆满了一排排焦黑的尸体，这些人在试图从大火的吸氧洞里逃走的时候，窒息并被烧死。在猛烈的大风里，即使那些已经逃出大火范围的人也会因为被风刮来的火星而着火。衣服都被点着了，那些把婴儿绑在背上的母亲们发现孩子身上也着火了。
就在这场大浩劫之中，谷口益美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孩子。她在这天晚上的早些时候住入了一家妇产医院，但是在大楼被燃烧弹击中之后，医院不得不进行疏散。
向农村的有序疏散
东京，身着制服的小学生们登上一列专门的疏散火车，中间的标志上写着“小学生疏散专用车”的字样。
在面带微笑的老师的带领下，小学生们到达了农村。一群先前疏散到这里的同学们出来迎接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