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直到悉达多死后几百年才用文字记录下来。他的宗教思想已分裂成许多不同的教派是可想而知的。佛教的主要两派是小乘派和大乘派。小乘派在南亚居主要地位，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它与释迦牟尼创造的教说比较接近；大乘派在中国和北亚一带居统治地位。
原始佛教基本教义的核心是“四谛”。“谛”，有“实在”或“真理”的意思。“四谛”亦称“四圣谛”，意为“四条真理”，即苦、集、灭、道。四谛又分为两部分，苦、集二谛说明人生的本质及其形成的原因；灭、道二谛指明人生解脱的归宿和解脱之路。或者说，前者侧重于解释世间，后者侧重于创造世间。
苦谛是把社会人生判定为“苦”，全无幸福欢乐可言，并以此认为是真理的教义。这一教义，成了全部佛教的出发点。
集谛是说明诸苦和人生原因的，它是早期佛教的理论基础。集谛宣称一切苦皆由“欲爱”而生，有“欲爱”就会付诸行动，其后果必然是“造业”，由此难逃轮回之苦。
灭谛宣扬只有消灭一切欲爱，才能根绝苦因，摆脱苦果，从而达到佛教的理想的最高境界——涅槃，也就是不生不灭、圆满寂静、永远摆脱因果轮回的神秘境界。
道谛指出要达到涅槃就要修炼八正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十二因缘又称“十二缘生”。是佛教“三世轮回”中的基本理论。这十二支为：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称“十二支”。此外，佛教不分种族和阶级（与印度教不同），人人都可以修行。
在乔达摩死后的一个时期里，佛教传播缓慢。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改信佛教，他的支持使佛教的影响和说教迅速传播开来，并传到了相邻国家。南到锡兰，东至缅甸，从那儿又传遍整个东南亚，直到马来西亚和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佛教还向北传播，直接进入西藏，又向西北传播，进入阿富汗和中亚地区。它传入中国后，赢得了一大批信徒，又从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
·第四篇 古希腊文明·
米诺斯之谜——克里特文明
在地中海的中部有一个小岛，名叫克里特。希腊神话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远古时候，克里特岛有位国王叫米诺斯。他建造了一座有着无数宫殿的迷宫，里面通道纵横，进去了就别想再走出来。迷宫的深处养着一只人身牛头的恶兽——米诺牛。为了供奉它，米诺斯对希腊的雅典规定了一项骇人听闻的贡赋：每9年要送7对青年男女来，让凶恶的米诺牛在迷宫里把他们吃掉。
这一年，又是供奉童男童女的日子了，人们在一片哭泣声中，送别这7对不幸的青年男女，并在运送他们的船上挂起了黑帆。雅典国王爱琴的儿子忒修斯为了使同胞不再遭受杀戮的命运，决心和童男童女们一起出发，并发誓要杀死米诺牛。忒修斯还和父亲约定，如果杀死米诺牛，他在返航时就把船上的黑帆变成白帆。只要船上的黑帆变成白的，爱琴国王就知道儿子是活着回来了。
忒修斯领着童男童女在克里特上岸了。他的英俊潇洒引起了米诺斯国王的女儿——美丽聪明的阿里阿德涅公主的的爱慕。当她知道忒修斯的使命后，便送给他一把魔剑和一个线球，以免忒修斯受到米诺牛的伤害。
聪明勇敢的忒修斯一进入迷宫，就将线球的一端拴在迷宫的入口处，然后放开线团，沿着曲折复杂的通道，向迷宫深处走去。最后，终于找到了怪物米诺牛。他抓住米诺牛的角，用阿里阿德涅公主给的剑，奋力杀死了米诺牛。然后，他带着童男童女，顺着线路走出了迷宫。为了预防米诺斯国王的追击，他们凿穿了海边所有克里特船的船底。阿里阿德涅公主帮助他们，并和他们一起逃出了克里特岛，启航回国。经过几天的航行，终于又看到祖国了。忒修斯和他的伙伴兴奋异常，又唱又跳，但他忘了和父亲的约定，没有把黑帆改成白帆。翘首等待儿子归来的爱琴国王在海边等待着儿子的归来，当他看到归来的船挂的仍是黑帆时，以为儿子已被米诺牛吃了，因而悲痛欲绝，跳海自杀了。为了纪念爱琴国王，他跳入的那片海，从此就叫爱琴海。
传说归传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并不相信克里特文明的存在。直到19世纪末，英国考古学家阿瑟·伊文思率领的考古队在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发现了克里特文明的中心。
考古队发掘出了米诺斯王宫的遗址和大量文物。王宫依山而建，占地约二公顷，大多是三层建筑，宫内有浴室、仓库和庭园等等。王宫内仓库和手工业作坊占了一大半，人们发现了许多青铜、金银和宝石制成的工艺品，以金项链、手镯等最为精致，彩色陶瓶更是薄如蛋壳。克里特岛位于地中海东部的中间，周围海面风平浪静，不管朝哪一方向航行，几乎都可以见到陆地。优越的地理位置催生了克里特岛繁荣的商业贸易，并使之成为地中海区域的贸易中心，这样王宫里多仓库和手工业作坊也就不足为奇了。王宫内还设有供水和排水设备。排水系统安置得非常巧妙，天一下雨，雨水便冲洗下水道，使下水道保持干净；下水道的入口很大，工匠可以在里面进行修理。
王宫千门百户，阶梯走廊曲折相通，一旦进入就难觅出口，称之为“迷宫”毫不夸张。王后的居室内排列着下细上粗的圆柱，地面铺有平整石板，四壁绘有海涛飞鱼、森林彩禽、摇曳着舞姿的少女和国王贵族行乐图。壁画虽历经3000余年，刚出土时却仍十分鲜艳。
在迷宫中，人们还发现了2000多块泥板，上面刻着许多由线条构成的文字，在一些印章和器皿上也发现了一样的文字，后人学者称它为线形文字A，至今未能破译出来。这些文字和古希腊使用的文字只有细微的不同，从中可以推算出克里特岛文化和希腊文化之间也许有密切联系。
考古队还环绕迷宫进行了发掘。迷宫四周是一些贵族的府第。有的府第还有特别的通道与迷宫相连。考古队在迷宫南面发掘出一所豪华住宅，里面有冷热水管俱全的浴室。在另一所二层楼房地下室里，发现有用青铜门闩拴着地窖和仓库。
克里特岛主要由村庄组成，宗教礼拜是村社生活的中心，地点在室外。岛上的居民通常住在用木头和灰泥造的单独的房子里。各城市都不设城防，这表明克里特岛人认为自己的海上力量足以保护本岛的安全，而且还表明克里特的各个村社和平相处，因此古代作家把克里特岛称作“伟大、富有、衣食充足”的有福人之岛。
克里特岛上的居民不仅进行农业生产，也进行海上活动。岛上山区森林遍布，提供了建造远航海船的木材。他们驾着单桅海船，满载着埃及的粮食、象牙和玻璃，叙利亚的马和木材，爱琴群岛的银、陶器和大理石，塞浦路斯的铜，自己岛上的橄榄油和陶器，往返于地中海。只要有机会，克里特岛人还大肆进行海盗活动。这两种职业在当时都被看作是极受人尊敬的职业，没有很大区别，只不过是海员获取自己所需物品时可选择的两种方法而已。
“希腊的学校”——雅典民主政治
公元前8—6世纪，希腊本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开始形成了奴隶制城邦。所谓城邦，就是以一座城市为中心，连带周边部分农村地区建立起来的国家组织。城邦大多数坐落在地势较高之处，既可设立神庙以备供奉之用，又可在遭受外敌入侵之时用做防卫、避难之所。当时共有200多个这样的城邦，最著名者，莫过于雅典和斯巴达。
雅典位于希腊的中部，海岸线曲折漫长，并拥有全地中海最繁荣的港口——拜里厄斯。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使雅典的货物，如葡萄酒和橄榄油畅销地中海各地。雅典一般公民的生活，较其他城邦富裕，因而热衷从事文化、政治活动。公民崇尚自由，讲究人格平等，勇于进取，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的。但雅典的民主政治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
雅典位于阿提卡半岛，岛上有4个部落，每个部落有3个胞族，每个胞族有30个氏族。各部落彼此独立，后来由于阶级分化和外来移民，一些贫困的氏族成员被排斥在氏族之外，居民杂居，经常干戈相向。
相传在公元前9世纪后期提修斯联合各部，对氏族部落组织进行了一番改革，史称“提修斯改革”。改革的内容主要是：第一，设立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废除了先前各城镇和各部落的议事会和行政机构。第二，把阿提卡的公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等级，规定只有贵族才能担任官职。雅典城邦的雏形就这样诞生了。然而提修斯改革也造成了贵族专权，一年一任的9名执政官全由贵族担任，贵族垄断了宗教、军事、行政、司法等一切大权。贵族还在经济上残酷剥削平民，通过发放以人身为抵押的高利贷，使许多雅典平民沦为债务奴隶，导致平民与贵族的矛盾激化。
公元前6世纪初，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雅典出现了新兴的工商业者阶层，他们不满贵族独掌政治权力的现状，要求推翻贵族统治，实行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改革。同时，下层平民不堪压迫，已经在酝酿暴动。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局势下，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梭伦改革”。
梭伦出身于没落贵族，青年时代经营工商业，曾周游地中海周边各地，对民间疾苦有所了解，又曾荣立战功，声誉颇高，是著名的希腊“七贤”之一。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为握有全权的执政官，从此开始了希腊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民主改革。
梭化改革的内容可分为经济、政治两个方面。经济上主要包括：
1、颁布“解负令”，平民所欠公私债务一律取消，因负债沦为奴隶者重获自由，并永久废除了债务奴隶制。2、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包括限制粮食出口，扩大橄榄油输出；实行货币改革，以利商业贸易；奖励外地工匠移居雅典，提倡公民学习手工业技术，并且要求世代传艺。3、承认私有财产继承自由，消除了所有制关系上的氏族残余。
政治上包括：1、按财产多寡将雅典自由民分为4等。按年收入的谷物、油、酒总量分别列为500斗、300斗、200斗和200斗以下4级。第一、二级可任高级官职，第三级可任低级官职，第四级则不能担任官职。2、设立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四百人会议由4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了第四等级外，其他公民皆可当选。3、设立公民陪审法庭，陪审员由所有等级的公民经抽签选出。陪审法庭受理并裁决公民投诉或上诉的案件，对司法有监督和表决权，相当于雅典的最高法院。
梭伦改革使富人政治代替了贵族专权，而且把雅典导向了民主政治和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奠定了雅典繁荣的基础。
然而梭伦改革毕竟明显地倾向于新兴工商阶层，下层平民的最根本问题仍没得到解决。因而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仍在继续。梭伦的执政官任期届满之后，便出国远游。当时雅典的3大派别对梭伦的立法持不同态度：代表贵族的平原派反对，代表工商业者的海岸派支持，代表农民的山地派不满足。公元前560年，一个极富政治野心的贵族——庇西特拉图，依靠山地派的支持，
当上了雅典的僭主，也就是以暴力的手段取得统治权的统治者。庇西特拉图统治的30多年中，继承了梭伦的改革措施，只是执政官和各种会议多由僭主操纵。他和邻邦保持友好关系，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他没收因反对他而逃亡出境的贵族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平民，还给他们发放贷款，以避免高利盘剥，他还设置巡回法庭，就地判案，给平民诉讼带来了便利。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时期，雅典的工商业有了长足发展，城市人口显著增加。庇西特拉图还以自己的财产建设、装饰雅典城。庇西特拉图的僭主统治进一步削弱了旧贵族的势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雅典城邦的繁荣。
庇西特拉图死后，其子继为僭主，骄奢日甚，导致贵族联合斯巴达人，在公元前510年推翻了僭主统治。然而平民又起来反对贵族，赶走了斯巴达人。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公元前506年贵族克利斯提尼的改革。
内容包括：1、以10个新的地域部落代替旧的4个血缘部落。这一举措标志着雅典国家的最终形成。2、建立了五百人议事会，使雅典所有的公民都有机会参与国家最高级的政治事务。每年从10个部落（也就是10个选举区）内三十岁以上的公民中，抽选出五百人来参加五百人议事会。一个人一生顶多只能参加两次，因此，几乎每个合乎条件的雅典公民都有机会参加五百人议事会。五百人议事会又分成十个委员会，各统治雅典十分之一年。每个委员会有五十个成员，每天由一个成员轮值做主席（相当于国家元首）。3、设立十将军委员会，每个部落各选1名，1年1任，委员会中以首席将军权力最大。十将军委员会后来逐渐演变为雅典的高级权力机构。4、制定陶片放逐法，每年公民大会举行一次投票选举，把危害雅典的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得票多者被流放海外，10年后才能回国恢复公民权利。流放无须罪名，惟凭民意，不过公民大会的出席者必须达到6000人，投票才有效。
到了伯里克里斯时期，雅典富强繁荣，文化发达，历史学家称它为“伯里克里斯时代”，这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全盛时代。
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前429年），是希腊著名的民主派政治家，出身贵族，公元前444年以后历任首席将军，成为雅典的实际统治者。他执政期间主张扩大雅典海上势力和平民的权利；大兴土木，修建了雅典卫城和比雷埃夫斯港；加强海军，扩建三层桨座舰达400艘；奖励学术，提倡文艺，一时雅典人才辈出，文化昌盛。同时，他进一步改革政治制度，规定一切官职向所有等级的公民开放，执政官用抽签法产生；公民大会成为最高的权力机构，十天召开一次会议决定内政、外交、战争、和平等重大问题，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都能参加；陪审法庭由每个部落在30岁以上公民中用抽签方式各选出60人共600人组成，是最高的司法机关，十将军由公民大会举手选出，是最高的政府官员，统率军队，掌握实权。
尚武轻文的城邦——斯巴达
说过了雅典，我们再来看看和它齐名的斯巴达。斯巴达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拉哥尼亚平原，面积达8500平方公里，其自然地理环境十分优越：三面环山，中间有一块肥沃平原，欧洛河由北向南，纵贯全境，适于农业耕作。约公元前9世纪左右，多利亚人建立了斯巴达城，包括四个村庄，不过没有城墙，也没有像样的街道。居住于此的多利亚人，被称为斯巴达人。
斯巴达国家形成于对外征服的过程中。据说，斯巴达在攻陷了拉哥尼亚南部的希洛城后，把全体居民变为奴隶，这种奴隶由此叫作希洛人。在征服了拉哥尼亚以后，斯巴达人又向西侵入美塞尼亚。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464年，断断续续共进行了3次美塞尼亚战争。斯巴达几经周折才将其完全征服。所有美塞尼亚国土都被斯巴达人占有，所有美塞尼亚人也被称为希洛人，沦为奴隶。斯巴达人对希洛人的统治是极为残酷的。他们迫使希洛人穿着标志卑贱的衣服，不许希洛人有任何独立人格的表现。不论有无过错，希洛人每年都要按时挨打，以明白自己的奴隶身份。希洛人中壮实勇敢的青年人，经常在夜晚遭到突然杀害。每年新当选的监察官上任，首先要举行向希洛人“宣战”的仪式，因为宣战之后，希洛人就成为敌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屠杀。
残酷的压迫激起了希洛人的顽强的反抗，为了维持对希洛人的压迫与剥削，斯巴达人需要一只强壮的军队。斯巴达人不重视文化发展，也不事生产。除了参与公民大会和相关政治活动外，斯巴达人的生活基本上被军事训练和对外战争所占据，整个国家如同一个大兵营。
斯巴达的男性公民一出生就要过两道生死关：首先，母亲用烈酒给婴儿洗澡，如果他抽风或失去知觉，就证明他体质不坚强，任他死去。第二，抱到长老那里接受检查，如果长老认为他不健康，那么就弃之荒谷。幼儿阶段，母亲训练孩子不怕黑暗、不怕孤独、不计较食物、不啼哭喧闹。男孩7岁开始过集体生活，12岁起不许穿内衣，1年之内只能穿1件外衣，无论冬夏只能赤手光足。晚上要睡在自己编制的草垫上。斯巴达少年，从小就要锻炼忍受肉体痛苦、饥饿、寒冷、黑暗和孤独的能力。他们无需学习过多的字，只要会记名姓、传军令即可。青年男子到20岁时，便正式成为军人。每个男性公民从20至60岁，都必须住在军中，每日参加军事训练，并且不得在家中住宿和用餐。斯巴达军队约40人成一小队，约500人成一中队，组成密集的步兵方阵。军事训练的主要内容是使用武器和操练步兵方阵。
斯巴达的少女虽然住在家中但也不娇生惯养。为了使身体结实，必须竞走、格斗、掷铁饼、投标枪，使得未来的孩子在母亲的孕育中就有结实的身体，以保证婴儿的正常发育，做母亲的也因为身体健康而易于分娩。
斯巴达人的婚姻也很特别，20岁订婚，30岁结婚。婚姻的目的是生育健康的后代，培养出强健的战士和能生育这种战士的健壮的母亲。斯巴达男人在结婚之后，只能在黑夜偷偷地溜出军营，跑回家中同妻子幽会，天不亮就得返回，直到有了孩子，丈夫才能在白天仔细看清妻子的容貌。如果丈夫的身体不很健壮，容貌也不英俊，妻子有权和她钟情的、更优秀的男子生育后代，而丈夫则把孩子视为己出，没有丝毫的嫉妒之情。
斯巴达军队的战斗力在当时希腊的各个城邦中可谓无与伦比。他们在冲锋时，队列齐整，伴随着优美的笛声，投入殊死的搏斗。出征前，斯巴达战士的母亲或妻子在送别自己的儿子或丈夫时，往往指着盾牌作出这样的临别嘱托：不是携它凯旋，就让它抬着你的尸体而归。
斯巴达人在征服别人的过程中，把被征服者变成奴隶，但也给自己套上了唯恐希洛人起义的枷锁。正是这种恐惧心理，使他们顽固不化地反对改革。甚至由于担心其他城邦危险思想的影响，因而断绝与外部接触和往来，使斯巴达文化表现出极端的落后性。
由于其特有的传统和社会生活，斯巴达人在文化方面的贡献甚小。在美塞尼亚战争结束之前，斯巴达还产生过一两位诗人，也有其自制的陶器和工艺品，可是以后再也没有产生过1位诗人或艺术家。这个希腊最大城邦的都城斯巴达，就像1个大村庄。斯巴达人并不热心于城市的建设，他们坚信勇敢是最好的城墙。
东西两大古文明的碰撞——希波战争
从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起，在亚洲西部伊朗高原崛起的波斯开始大举对外扩张，很快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帝国。到大流士统治时期（前522—前486年），波斯已成为世界古代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公元前513年，国王大流士一世进一步控制了黑海海峡和色雷斯一带，直接威胁到希腊半岛诸城邦的安全与利益。
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帝国侵占了小亚细亚西部沿岸希腊人建立的各城邦，它们需向波斯当局纳税服役，饱受压榨。公元前500年，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米利都爆发反波斯起义，希腊本土的雅典等城邦出手相助。波斯帝国派重兵于公元前494年镇压起义了。波斯帝国早有西侵野心，于是借口雅典和埃雷特里亚曾援助米利都，于公元前492年夏，发动了对希腊的战争。
波斯军队的初次进攻遭到了挫败，陆军在色雷斯遭遇军民抵抗，半途而退。海军则遭飓风摧毁覆没。次年，大流士一世幻想不战而降服希腊，于是派使者到希腊各城邦索要“水和土”，作为归顺波斯的象征。希腊最大的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坚决拒绝了大流士一世的要求，于是一场大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公元前490年，波斯大军横渡爱琴海，在雅典郊外的马拉松平原登陆。处境险恶的雅典，一面紧急动员，加强戒备；一面派当时的长跑能手斐里庇第斯日夜兼程去200多公里远的斯巴达城邦求助。这位长跑健将只用了一天多的时间便到达斯巴达。但斯巴达人却以祖宗规定，月不圆不能出兵为由拒绝出兵。斐里庇第斯苦苦哀求，但斯巴达人无动于衷，斐里庇第斯无奈，只好赶回马拉松复命。
斯巴达人不出兵的消息并没有使雅典人丧失斗志。雅典统帅米太亚得在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后，决定用精锐重装步兵去袭击波斯的步兵和弓箭手，波斯人未能即时投入主力骑兵，结果不敌雅典军来自两翼的猛击而全线大溃。米太亚得以11000兵力打败了10万优势敌军。长跑能手斐里庇得斯奉命奔回雅典报捷。这位长跑能手当时已受了伤，一口气跑了42公里的路程，到达雅典时只喊出一声：“我们胜利了！”便一头栽倒在地，再也没有醒来。为了纪念他，后人举行了马拉松长跑比赛。
马拉松战役后，波斯人仍不甘心失败。大流士一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薛西斯登上王位。薛西斯为实现父亲的遗愿，发誓要踏平雅典，征服希腊。为此，他精心准备了4年，动员了整个波斯帝国的军力。参加远征的士兵来自臣服波斯的46个国家，100多个民族。希腊方面也加强了各城邦间的团结，积极整军备战。公元前480年春，波斯全军分海、陆两路，向希腊进发，七八月间来到了德摩比勒隘口。该隘口是中希腊的“门户”，依山傍海，关前有两个硫磺温泉，所以又叫“温泉关”。关口极狭窄，仅能通过一辆战车，是从希腊北部南下的唯一通道。斯巴达王列奥尼达率300名士兵迎战。因有通敌者引路，致使关隘失守，300名战士慷慨捐躯。
攻占温泉关以后，波斯军长驱直入，进占雅典城。然而雅典城早已空空如也，原来雅典杰出的海军统帅提米斯托克利把所有的妇女儿童转移到了亚哥斯的特洛辛和本国的萨拉米斯岛上去躲避，所有的男人则乘着战船，集中到萨拉米斯海湾。公元前480年9月，双方在萨拉米斯海面展开决战。波斯战舰虽多，但船体笨重，港窄、水浅的萨拉米海湾限制了它们的战斗力；而希腊人则发挥了战船体积小，机动灵活的优点，一举获胜，扭转了战局，薛西斯匆匆收兵返回亚洲。
第二年，希腊联军在普拉提亚再次以寡敌众，消灭了薛西斯留在希腊的陆军，迅速收复了希腊本土的大部分失地。波斯远征希腊失败，加之帝国内部矛盾重重，被迫退居守势。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则逐渐转入进攻，并乘机扩张海上势力，建立雅典在爱琴海域的霸权。公元前478年，雅典舰队占领赫勒斯滂海峡北岸的重镇塞斯托斯，从而控制了通向黑海的要道。同年（一说前477年），雅典联合爱琴海诸岛及小亚细亚一批希腊城邦结成“海上同盟”，因其金库曾设于提洛岛，所以又称“提洛同盟”。加入的城邦约有200个，其中以雅典为最强。同盟各邦提供资金、船只，组建共同舰队，雅典则实际控制了同盟的金库管理权和舰队指挥权。
公元前449年，希腊海军在塞浦路斯岛东岸的萨拉米斯城附近重创波斯军，至此双方同意媾和。雅典派全权代表卡里阿斯赴波斯首都苏萨谈判并签订了《卡里阿斯和约》。和约规定：波斯放弃对爱琴海及赫勒斯滂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黑海出口）的控制，承认小亚细亚西岸希腊诸城邦的独立地位，塞浦路斯归波斯辖治。希波战争至此结束。
哭泣的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
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4年前，古希腊两个城邦同盟——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为争夺希腊霸权而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战争，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导致战后希腊奴隶制城邦的危机，整个希腊开始由盛转衰。
在近半个世纪的希波战争中，雅典联合大量希腊城邦国家组织了提洛联盟，并成为这个同盟的实际首领。战后，希腊人非但没有把这个同盟解散，而且进一步利用它来扩张自己的海上霸权。它将同盟金库的资金攫为己有，还把其他同盟国当作被征服国，勒索贡赋，派遣军队和监察官，实行军事殖民。雅典的这一行为引起了提洛联盟内部许多城邦的不满。与此同时，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业已形成。雅典的民主政治和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治水火不容。双方都想把自己的政治制度扩大到其他希腊城邦，相互敌对、各不相让。经济上双方为争夺奴隶、原料和商品销售市场，不断发生争端。雅典的扩张政策严重威胁到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海上利益。
公元前435年，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的科林斯与科西拉发生争端，科西拉向雅典求援。公元前433年，雅典在希伯达海战中出兵援助科西拉，逼科林斯退兵。接着，提洛同盟成员波提狄亚在科林斯唆使下宣布退盟，雅典怨恨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插手，派兵围攻波提狄亚。与此同时，雅典由于不满麦加拉时而依附提洛同盟，时而投靠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行为，借口收容逃奴而对其实行经济封锁。公元前432年秋，伯罗奔尼撒同盟集会，在科林斯代表鼓动下，要求雅典放弃对提洛同盟的领导权，遭到拒绝。公元前431年3月，伯罗奔尼撒盟邦底比斯袭击雅典盟邦普拉蒂亚，伯罗奔尼撒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之初，斯巴达军队多次侵入阿提卡半岛，对雅典乡村恣意蹂躏，企图迫使雅典人与自己进行陆上决战，并极力煽动雅典盟邦叛离雅典。雅典执政者伯里克利则采取了坚壁清野政策，一方面把农村人口撤入雅典城和雅典城通往海港的防御墙内；一方面在陆上取守势，海上则取攻势，派舰船侵袭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地区，鼓动希洛人暴动，逼敌方求和。双方在战争中都蒙受了巨大损失。尤其是公元前430年，雅典城内人口密集，发生严重瘟疫，死者甚众，伯里克利也于次年病死。战争的破坏和苦难，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公元前427年前后，发生了米蒂利尼等盟邦的反雅典起义。城邦内部也发生了党争，雅典以克里昂为首的主战派和以尼西亚斯为首的主和派发生了激烈争斗。
公元前425年，雅典海军占领了美塞尼亚西岸的皮洛斯及其附近的斯法克蒂里亚小岛。公元前422年，双方在安菲波利斯激战，双方主将克里昂与伯拉西达均战死，最后以雅典战败告终。公元前421年，雅典主和派首领尼西阿斯与斯巴达缔结《尼西阿斯和约》。条约规定：交战双方从各自占领地撤兵，交换战俘，保持50年和平。
然而，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公元前415年5月，雅典由阿尔基比阿德斯与尼西阿斯等率领战舰130多艘，轻装步兵1300人，重装步兵5100人，出征科林斯殖民地西西里。阿尔基比阿德斯到达西西里后，国内政敌以渎神罪的罪名将他召回雅典受审。阿尔基比阿德斯于回国途中叛逃斯巴达，并向对方献策挫败雅典。斯巴达采用了他的计策，于公元前414年出兵西西里。由于尼西阿斯优柔寡断、指挥不力等原因，最后于公元前413年9月全军覆没，尼西阿斯被杀。斯巴达又加强陆上进攻。公元前413年，斯巴达军大举入侵阿提卡，并长期占领德凯利亚（雅典城北部），破坏和消耗雅典力量。这时雅典的农业生产完全瘫痪，还发生了2万名奴隶逃亡的事件。
西西里之战后，雅典渐失海上优势，其盟邦相继叛离。国内还发生了推翻民主政体的政变，建立起了贵族寡头统治。不过很快雅典就恢复了民主政体，力量有所回升。公元前411年——公元前412年，雅典海军接连在阿拜多斯和基齐库斯打败斯巴达海军，并在公元前408年收复了拜占庭，重开黑海航道。斯巴达则得到波斯援助，增建舰队。公元前405年，斯巴达海军在赫勒斯滂海峡终于全歼所率雅典海军，斯巴达大将来山德挥兵从海陆两面包围雅典城。在饥饿和绝望中的雅典，被迫于次年宣告投降，被迫接受屈辱的和约：解散提洛同盟，参加伯罗奔尼撒同盟，拆毁长墙工事，只保留12艘警戒船。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了，斯巴达取得了希腊霸权。
亚历山大——“四海一家”的君主
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希腊诸城邦大伤了元气，与此同时希腊北部一个贫瘠落后、默默无闻的城邦——马其顿却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军队大败希腊联军于喀罗尼亚城下，确立了在全希腊的霸主地位。马其顿的下一个目标，便是东方的波斯及其他文明世界。公元前336年，马其顿王腓力二世遇刺身亡，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登上王位，时年20岁。他决心继承父业，实现其称霸世界的宏愿。
亚历山大（前355—前323年）才智卓绝，勇武过人，13岁时就师从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接受系统的希腊文化教育。他醉心研究兵法，16岁起随父出征。在著名的喀罗尼亚战役中，18岁的亚历山大任副统帅，指挥左翼主力取得辉煌战果。亚历山大继承王位之后，即着手仿效希腊人的制度，实行政治、军事改革，削弱氏族贵族的势力，加强君主的权力；改革货币，奖励发展工商业；最重要的是军事改革，他创立了包括步兵、骑兵和海军在内的马其顿常备军，将步兵组成密集、纵深的作战队形，号称马其顿方阵，中间是重装步兵，两侧为轻装步兵，每个方阵还配有由贵族子弟组成的重装骑兵，作为方阵的前锋和护翼。亚历山大通过这些改革，使马其顿的军事实力更加强大。亚历山大在进行了充分准备之后，首先出兵，扑灭了马其顿和希腊各地的反叛硝烟，巩固了专制王权，然后便着手实施其父的远征波斯计划，以攫取东方的财富。
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率领马其顿和希腊各邦的联军，包括步兵3万人、骑兵5000人和160艘战舰，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向波斯进军。虽然亚历山大所率领的军队规模对于统治西亚和埃及的庞大波斯帝国而言不算庞大，但是当时的波斯帝国已经衰弱，大流士三世昏庸无能，政治腐败，内部矛盾重重。亚历山大以快速的攻势轻易地征服了小亚细亚半岛。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的军队在伊苏斯大败波斯军队，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落荒而逃，王室眷属被俘，损失步兵、骑兵约10万人，辎重全部丢失。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又挥师南下，沿地中海东岸前进，攻占叙利亚，未经一战进入埃及，被埃及祭司宣布为“阿蒙神（埃及太阳神）之子”，他自封为法老。联军在尼罗河口兴建亚历山大城，该城由亚历山大亲自勘查设计，作为继续东征的后方基地。
公元前331年春，亚历山大回师西亚，假道腓尼基向波斯腹地推进，寻波斯军主力决战。10月初，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高加米拉以西与波斯军主力对阵。亚历山大以不足5万骑兵，将号称百万、且配备战车战象的波斯大军彻底击溃，大流士三世狼狈逃窜，后被其部将谋杀，古波斯帝国及阿契美尼德王朝就此灭亡。随后，马其顿军队征服了波斯的全部领土，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建立起来。
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率军由里海以南地区继续东进，进军中亚，经安息（帕提亚）、阿里亚、德兰古亚那，北上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到达巴克特里亚（大夏）和粟特。大军遇到了当地居民的激烈反抗，亚历山大在作战中也数度负伤。为了加强对广大征服地区居民的统治，亚历山大在多处兴建城垣要塞，这些要塞也以亚历山大的名字命名，并留驻守军。公元前325年，亚历山大率军侵入印度，在印度河谷建立了两座亚历山大城，迅速占领了西北印度的广大地区。他还想进一步征服印度的心脏地带，向恒河流域进发。但是由于印度人民的顽强抵抗，加之疟疾的传染，毒蛇的伤害，而且经过多年远途苦战，兵士疲惫不堪。兵士拒绝继续前进，要求回家。亚历山大不得不放弃东进计划，于公元前325年7月将大部队撤出印度。分两路西返，一路在海军将领涅阿霍斯的率领下取海道由伊朗海湾入波斯湾；一路由亚历山大亲自率领，从陆路经卡曼尼亚沙漠而归。公元前324年初，两路大军会师在巴比伦境内的奥皮斯城。由于长途跋涉，亚历山大的部队损伤极大，将近10年的亚历山大远征，终于结束了。
亚历山大在征服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其版图西起希腊，东到印度河流域，南临埃及，北及伊朗高原至中亚，首都设在巴比伦。为了笼络人心，亚历山大推行了带有东方特色的统治政策，不仅保留一部分波斯帝国的地方行政机构和官员，而且还吸收了许多亚洲人加入马其顿军队。为了谋求与东方民族的和解，亚历山大还推行所谓的“欧亚联姻”政策，他亲自带头同波斯国王大流士的女儿斯塔提拉结了婚，许多马其顿的将领也都娶了波斯显贵的女儿，同日参加婚礼的多达1万对。
亚历山大的征服野心并没有因为帝国大业的成就而有所减退，他计划侵入阿拉伯与波斯帝国北面的土地，还想再次入侵印度征服罗马、迦太基和地中海西岸地区。但是公元前323年6月，亚历山大死于恶性疟疾，由于死亡的突然降临，亚历山大未明确他的接班人，导致争夺王权的激烈斗争。将领们纷纷自立为王，横跨欧亚非三洲的马其顿王国从此分裂为若干个希腊化的国家。亚历山大庞大的帝国只存在了短短的13年。
圣火点燃——奥运寻根
对现代人而言，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竞技体育的一大盛会。回顾奥林匹克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
据古代希腊神话传说，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天神宙斯主宰着天地万物。希腊人为了表达对宙斯的崇敬祈求，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的奥林匹亚举行盛大的祭祀，同时还要进行短跑竞赛活动。到公元前776年时，希腊规定每隔4年在奥林匹亚举行一次竞技大会，也就是运动会。这就是最初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实际上，奥运会的起源除了祭祀神灵外，和古希腊的社会情况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元前9—8世纪，希腊氏族社会逐步瓦解，城邦制的奴隶社会逐渐形成，200多个城邦之间战争不断。体育作为培养能征善战士兵的有力手段，就得到了长足发展。后来，斯巴达王和伊利斯王签订了“神圣休战月”条约。条约规定，奥林匹亚是神圣的无战争区，任何人不得将战火引入奥林匹亚；奥运会举行期间，所有作战方必须实行休战，违背此原则，就是对神的背叛，各城邦均有权对背叛者进行制裁。于是，为准备兵源的军事训练和体育竞技，逐渐变为和平与友谊的运动会。
古奥运会先后设立了24个比赛项目。除了那些犯叛国罪和对神不敬的人，每个有气力、身体灵活的希腊公民都可以参加比赛。前13届仅有一项200码（约180米）短跑，赛期也只有一天。第14届至公元前704年的第17届，逐渐增加了中跑和长跑。第18届起有了摔跤和五项全能比赛。当时的竞技规则与现在不同，十分有趣。比如跳远时，运动员要双手各持一只石制或金属的哑铃。古希腊人认为手持哑铃有利于双臂摆动，可增加腿部蹬地力量。比赛时还有音乐伴奏，一名长笛演奏者身穿长衫，站在跳远沙坑旁的高台上，伴随运动员的跑跳节奏，吹奏相应的乐曲。计算成绩非常简单，不需专门工具，由裁判用自己的脚掌度量。最受观众欢迎的则是驾着马车赛跑的项目。比赛时，众马奔腾，车轮滚滚，尘雾飞扬；观众的欢呼声伴着隆隆的车声、骏马的嘶鸣，方圆数十里都能感受到那热烈的气氛。因为这种比赛，需要自己有马，又要接受专门训练，所以参加的往往是贵族的代表。
古奥运会对优胜者的奖励在比赛结束后进行，仪式相当隆重。前六届奖给冠军的是一头羊。第七届起增加了庄严的授冠仪式，由主办者将奥运会花冠戴在优胜选手头上。花冠用橄榄枝条编制。古希腊人认为橄榄树是雅典保护神雅典娜赐给人间的至宝，象征着吉祥与幸福。编制花冠要求非常严格。必须由父母健在的童男，用纯金刀从宙斯庙旁的橄榄林中割下枝条，插上棕榈叶，粘上彩色毛织品，精心编制。此外，获一次冠军者，可在运动场墙壁上镌刻自己的名字；三次夺冠，雕塑家就会找上门来，为你塑像，使其立于宙斯庙之侧。优胜者还能获得物质、金钱等奖励。
夺冠更是城邦及家庭的极大荣耀。第77届古奥运会得胜者埃克萨涅特回到家乡时，300名青年骑着雪白的高头大马出城相迎。有位老者，因他有两个儿子同时胜利归来，竟极度兴奋地死在儿子怀中。
古老的运动会还树立起了一种优良的运动作风，优胜者得到最高的荣誉，受到普遍的尊敬；而那些在运动会上使用不正当手段进行作弊的人，则要被立即赶出竞技场，遭受大家的耻笑。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古代希腊生活中一项极为重要的事件，即使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也是如此。竞赛期间是希腊全国性的节日，每个希腊人都把能看到奥运会当作一生中幸福的大事。
希腊的各个城邦，因为这一全国性的运动会，加强了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此外，运动会还促进了希腊文化艺术，特别是雕刻艺术的发展。希腊著名雕刻家迈伦塑的掷铁饼者，肌肉健壮，线条流畅，准确生动地表现出一个青年运动员在掷出铁饼前一刹那间的紧张状态，被誉为不朽的艺术珍品。
荷马和《荷马史诗》
传说在古代希腊，有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背着七弦竖琴飘游四方，把自己的诗吟唱给大家听，以此来换取食宿。他的诗讲述了许多希腊光辉灿烂的历史事迹、神话和传说。老人是个瞎子，所以没有用笔写下那些锦绣珠玑般的诗句。然而他死后，伟大的诗篇却流传了下来，并诉诸文字。诗篇以老人的名字命名，被称为《荷马史诗》。生前的老人穷困潦倒，而他死后，却有九座城市争着做他的诞生地。正如诗中说的：“九城争夺盲荷马，生前乞讨长飘零。”
荷马史诗的历史背景是公元前21世纪末一场历时十年的战争。战争在古希腊各城邦和小亚细亚的特洛伊人之间进行，关于战争的起源有一个传说：在斯巴达国王墨涅拉斯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爱上了主人的妻子——美丽的海伦。海伦随帕里斯私奔，还卷走了许多财宝。这激起了希腊人的愤怒，他们推举墨涅拉斯的哥哥阿伽门农为首领，组成希腊军，远征特洛伊城，以惩罚海伦的不忠，帕里斯的不义。尽管希腊人在数量上大大多于特洛伊人，但特洛依城被围困十年才被攻破。史诗不仅描写了古希腊社会中的种种人物，而且还有无数天上、地下和海里的神仙鬼怪，真是无奇不有。
荷马史诗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分组成。《伊利亚特》由约1.5万行诗句组成，包括24篇，讲述了战争最后一年里的51天里的故事。希腊人里有一个最勇猛的英雄阿喀琉斯，他是一位希腊国王和海洋女神忒提斯的儿子。小时候，他被母亲抓住脚后跟放到冥河里浸洗，全身除了没沾河水的脚后跟外，刀枪不入。战争中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恃势当众辱骂主将阿喀琉斯，并夺走了他的女俘。阿喀琉斯辱愤交加，退出了战斗。特洛伊人就在这时候直冲希腊人的军营。正在危急的时刻，阿喀琉斯的战友帕特洛克罗斯穿戴了阿喀琉斯的甲胄挥军前进。特洛伊人一见阿喀琉斯的甲胄，以为他本人来了，立刻向后溃退。但是，当帕特洛克罗斯逼近特洛伊城门时，出色的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冲杀出来，杀死帕特洛克罗斯，夺去了阿喀琉斯的甲胄。阿喀琉斯非常后悔，愤而出战，为亡友复仇。火神兼铁匠赫斐斯特为他铸造了一副举世无双的甲胄，阿喀琉斯披挂上阵，在战斗中所向披靡，杀死了许多特洛伊勇士，连战神阿瑞斯也没被他放在眼里，终于杀死了赫克托，并把他的尸体拖在马后奔驰。赫克托年迈的父亲，依利昂的老王前来赎回儿子的尸体，为赫克托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最后由于太阳神阿波罗从中作梗，敌人射中了阿喀琉斯的脚后跟，一代英雄就这样死去了。
《奥德赛》由约1.2万行诗句组成，包括24篇，描写伊大卡国王和远征特洛伊的将领奥德修斯在回国的路上历经艰险，在海上十年漂泊的奇遇。有一次，大风暴把奥德修斯和他的同伴卷到独眼巨人的岛上。巨人吃掉奥德修斯同伴中的两个，把剩下的人关在洞窟里，洞口堵上一块大石头。奥德修斯用酒灌醉了巨人，又趁巨人醉卧的时候烧瞎了他的独眼。巨人受了伤，怒不可遏，赌咒不放一个人走出洞窟。但是早晨他必须放他的羊群出去。奥德修斯把每三只羊系成一排，底下缚上一个同伴；他自己抱住一只羊，让茸茸的羊毛遮着他的双手。瞎了眼睛的巨人站在洞口依次检查，奥德修斯和他的同伴却平安地离开了魔窟。他们还曾从一个小岛经过，岛上住着一种人身鸟足的女妖，这些女妖歌声美妙动听，路过的航海者常常被她们的歌声迷惑而触礁身亡。奥德赛为了不受女妖的诱惑，下令船上除他以外的所有人都用蜡把耳朵堵上，再把他自己牢牢绑住，这样他们才顺利地过了小岛。
奥德修斯运用智慧和勇气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这时伊大卡国内许多年轻的贵族正在千方百计欺骗奥德修斯的忠实的妻子，但王后忠贞不渝。奥德修斯改扮成乞丐回来，在贵族们的比箭中，战胜了他们并将他们杀死。奥德修斯和久别重逢的妻子相拥而泣，并在伊大卡人民的拥戴下重新做了国王。
照亮世界的思想——希腊哲学
古希腊哲学不仅是希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方哲学的本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早产生的哲学流派，是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6世纪在小亚细亚出现的米利都学派，其代表是泰勒斯（公元前624年—公元前547年）和阿纳克西曼德（公元前610年——公元前546年）。他们根据对自然的观察，认为一切事物的本原是物质（水或空气），而不是神的创造。米利都学派的思想包含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他们力求从自然本身去解释自然现象，开创了一种与神话和宗教根本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为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
米利都学派之后，赫拉克利特表达了他的唯物哲学观，他认为“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人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照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赫拉克利特思想中还包含闪光的辩证认识。他的著名格言“一切皆流，一切皆变”、“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都是对辩证法的极妙说明。
色雷斯阿布德拉城人德谟克利特（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70年）提出了以原子论为基本内容的唯物论哲学。他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是物质，内部无空隙，不可再分，它构成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原子和原子之间只有量的多少，无质的差异。原子论把唯物主义思想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摆脱了过去唯物主义把世界本原归为空气、水的感性色彩。德谟克利特的虚空是个更具创造力的概念。他并不认为原子充满宇宙，而认为在原子与原子之间、原子集团和原子集团之间有很多空间，这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条件。因为空间只有处于虚空状态，事物才可置身其中。虚空中的原子运动以旋涡形式进行，原子在旋涡中机械位移，排列组合，从而产生世界万物。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第一次给作为一切现象基础的物质提出了一个相当清晰的物理学上的本体概念，理论的严密性和确切性超过前人，因而他的哲学是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高峰。
与上述唯物论思想不同的是希腊最早的唯心论派别——毕达哥拉斯学派和爱利亚学派。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年——公元前500年）出生于萨摩斯岛，后移居南意大利。毕达哥拉斯精通数学，认为抽象的数是万物之本。由数而有形，由形而有物。毕达哥拉斯这种用数字来说明一切的做法并不成功，但却表明人的抽象思维已达到了普遍性和规定的高度。毕达哥拉斯学派特别强调和谐统一，把它作为其哲学的最终追求。这种和谐论代表了人们在社会斗争中的一种态度，即中庸、调和思想，在古希腊和后来的古罗马有相当影响。
继毕达哥拉斯学派之后，爱利亚学派明确表达了其唯心主义哲学。爱利亚派得名于意大利南部岛屿爱利亚，其代表人物为巴门尼德（约公元前515年—？）和芝诺（公元前495年—公元前430年）。他们主张，一切事物的本原是抽象的“存在”，只有存在是唯一真实的，而物质世界则是不真实的。由于爱利亚派的出现，哲学解释上的唯物和唯心、运动和静止的分野开始明确化。唯物就是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唯心就是认为人的思考法则即逻辑思维规律高于物质存在，客观存在需要思维来确定，思维不通就不可能存在。这种基本的分歧贯穿着西方哲学的始终。
古典时代希腊哲学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出身贫寒，但崇尚知识，多方求学，逐渐成为具有全面文化休养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把研究对象从自然转向社会和人类的内心世界，注重哲学的伦理道德意义，把希腊哲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苏格拉底的讨论虽以唯心主义为出发点，但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内核，如辩证的认识，认为真理总是具体的，具有相对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反面转化。再如讨论中的问答方法，即辩证法最初的涵义，通过反复问答，揭示对话者的自相矛盾之处来达到正确认识。他强调知识的作用，强调理性，要求人们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内心世界去了解外界事物，发现真理，并提出先验论的观点，指出概念在认识中的作用，确立了一系列概念范畴。他的思想对后世西方哲学有深远影响。
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437年）出身雅典世家，是苏格拉底的忠实门生，主要作品有《申辩篇》、《会饮篇》、《理想国》等，内容涉及哲学、政治伦理、教育等问题。他的哲学思想核心为“理念论”，他认为世界分为感觉中的自然世界和理念中的超自然世界两部分。感觉世界是不真实的，理念是世间万物的原型，万物是理念的摹本，唯一真实的是永恒存在的理念世界。在这一哲学基础上，柏拉图设计了一个理想国。他认为一个国家应该由三部分人组成，少数哲人担任统治者，武士肩负卫国之责，而第三种人是农民和工商业者，以其劳动所获来供养前两种人。这三种人各安其位，各守其责，才是“正义的国家”。奴隶不被当成人看待，不属于三个等级。柏拉图倡导对永恒的真善美亦即理念世界的追求，后来人们往往把追求纯精神的唯理主义行为称作柏拉图式的行为。
·第五篇 古罗马文明·
“母狼与婴儿”的传说
在今天的意大利罗马市政博物馆，收藏了一尊母狼哺育两个婴儿的青铜像。母狼四肢健壮，神态凶残，洋溢着野性的生命力。那颈部卷曲的毛，下垂的乳房和消瘦的腹部以及肋部都塑造得极为真实。母狼整体的神情警觉而威严，象征了罗马人坚毅冷峻的民族性格。在它的腹下，有两个可爱的男婴，正抬头吮吸着母狼的奶头。这尊铜像蕴含的是一段罗马建城的传说。
相传在特洛伊战争后，有些特洛伊人侥幸逃脱出来，坐船漂流到意大利半岛上，在中部台伯河出海口附近定居下来，建立了自己的王国——亚尔尼龙伽。这里森林密布，阳光灿烂，土地肥沃，特洛伊人在此安居乐业，其乐融融。
亚尔尼龙伽国王有个弟弟叫阿穆留斯，他处心积虑，最终篡夺了哥哥的王位。因为害怕哥哥的后代报仇，他杀死了侄子，并强迫侄女西尔维亚去做女祭司，终身不许婚配。但战神马尔斯却爱上了西尔维亚，并使她生了一对孪生子。阿穆留斯得知后，怒不可遏，处死了西尔维亚，并下令将孪生兄弟放入篮筐扔进台伯河里淹死。谁知篮筐不但没有沉没，而且漂到河边。孩子的哭声引来了一只母狼。她把两个孩子衔走，但没有伤害他们，而是把他们带回了山洞，并用狼奶喂养他们。一只啄木鸟也给他们找食物。后来一位善良的牧羊人福斯图卢斯发现了这对孩子，把他们带回家中抚养，并给他们起了名字，哥哥叫罗慕路斯，弟弟叫勒莫斯。牧养人后来终于打听到两位孩子的身世，为了他们的安全，他发誓不泄漏秘密。兄弟俩从小苦练武艺，长大后变成了健壮勇敢、武艺出众的青年。在他们的身边逐渐聚集起一群牧人、流浪者和逃亡的奴隶。
一天，兄弟俩偶然中遇到了外公，这才惊讶地得知了自己的身世。阿穆留斯的残暴统治早就引起了人民的不满。于是罗慕路斯兄弟俩就带领无法忍受残酷压迫的牧人、流浪汉和奴隶，举兵杀死了阿穆留斯，然后把政权还给了外公。他们在自幼长大的地方新建了一座城市，也就是罗马城的前身。
不幸的是兄弟俩为了确定新城市的名字和争夺统治权争吵起来，并发生了兄弟相残的惨剧。最终罗慕路斯杀死了弟弟勒莫斯，并用自己的名字将城市命名为罗马，成为罗马城的最高统治者。据后来的罗马学者瓦罗推算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753年4月21日，所以古罗马人将这一天作为开国的纪念日。
罗马城始建之初，居民以男子为多，身份多是逃亡者、流浪汉，甚至流氓、盗贼。他们崇尚武力，凶狠好斗。因为城中人口稀少，最高统治者罗慕路斯曾千方百计请求周围部落把姑娘们嫁到罗马城来，可是屡遭拒绝。于是罗慕路斯心生一计，他向邻近部落宣布：不久罗马将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庆典，欢迎大家前来参加。节庆的日子到了，城里一片欢腾。附近一个叫萨宾的部落来的人特别多，而且多半带着妻女。正当人们的注意力被奇妙的游戏吸引时，罗慕路斯发出了预定的信号。罗马青年冲进萨宾人中，每个人抓住一个自己看中的萨宾姑娘带回家中成亲。萨宾人觉得受了极大的侮辱，怒气冲冲地退出罗马城，发誓要报仇雪恨。
一年之后，双方军队在罗马城旁的一个峡谷中，准备进行决战。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从山岗上冲下一群被罗马人抢走的萨宾妇女。她们披头散发，泪流满面，怀抱刚吃奶的孩子，哭叫着来到两军阵前，她们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双方不要互相残杀。因为不管哪一方得胜，她们都是受害者，或者是失去父亲兄弟，或者是失去孩子的父亲，成为寡妇。仇恨的心被融化了，双方的战士终于停止了残杀，并且订下和约：两个部落合二为一，世世代代都居住在罗马城，互相关心，互相保护。
影响世界的法律——《十二铜表法》
《十二铜表法》是罗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它的颁布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平民反对贵族的成果。
罗马共和国时期，贵族不仅在政治上专权，而且在经济上也扼制平民。罗马自建城以来，不断向外扩张，夺得了大片土地，无地和少地的平民都希望能从新扩张的土地中分得一份，但贵族时常只拿出少量土地来分配，而把大片土地收为公有地，供自己享用。共和初年，战争频繁，平民因连年出征，往往向贵族举借以人身为抵押的高利贷。当时债权人可以任意把债务人拘禁起来，强迫他们作为债务奴隶以劳动偿还债务，有的甚至把他们卖往海外。政治权力、土地和债务问题构成了当时平民与贵族之间矛盾的焦点。
此外，平民在司法审判中也经常成为不公正判决的牺牲品，因为当时的习惯法是不成文的，而解释权掌握在贵族充任的执政官手里。这一切都触发了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长达200多年之久的平民与贵族的斗争。
公元前494年，罗马与厄魁人和伏尔西人发生战争，可是出征作战的平民战士和甚至有战功的军官都因负债而遭受残酷折磨，平民要求贵族停止不合理的债务法，否则拒不出征。贵族口头应允，但随即背弃诺言。于是在敌兵压境之际，平民撤出战斗，以抗议贵族背信弃义，抗拒不停止不利于平民的债务法。罗马因平民离去而兵力锐减，生产停滞，有被邻国打败的危险。贵族被迫向平民让步，答应减轻平民的债务负担并承认平民有权选出两名保民官（后发展到六人，最后达十人之多），他们有权否决不利于平民利益的行为、法令和选举。保民官无行政职权，但其在职期间，人身不受侵犯。执政官与元老院不能对他的行动自由有任何妨碍。他可以行使否决权，制止或否定国家官员的决定乃至国家机关的法案。由于保民官由平民选出，因而平民有了自己的集会。公元前471年，平民集会获得特里布斯会议的称号，但其决议仅对平民有效。
共和之初，罗马尚无成文法，习惯法的规范十分含糊，而且其解释权和司法权又完全操在贵族手里，贵族法官利用没有成文法典的习惯法为贵族谋利益。平民们为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组织起来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编纂成文法。罗马政府被迫于公元前451——449年颁布了罗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
《十二铜表法》因传说刻在12块铜表上而得名。相传公元前451年和前450年，罗马先后选出两个十人委员会，负责制订法典。前者制订了十个法表，后者补充了两个法表。（但很多学者对第二个十人委员会及其续订法表的说法持怀疑态度。）这些法律条文后经森图里亚会议批准，公布于罗马广场。刻有法律条文的铜表于公元前390(或前387)年高卢人入侵时被毁，保存下来的仅为不完整的片断条文，散见于较晚时代罗马著作家和法学家的论著和文集中。
《十二铜表法》与现代法典不同，它不是各类法律规范的总和，而是法律规定、宗教教义、道德戒律、伦理习惯等的混合物。
《十二铜表法》内容十分广泛，既有公法（第9—10表），也有私法（第1—8表）；既有实体法，也有程序法；既有民法，也有刑法；既有世俗法，也有宗教法；兼收并蓄，诸法合一。条文反映了罗马奴隶社会早期的情况。明文规定维护私有制度和奴隶主贵族的权益，保护私有财产，严惩破坏私有权者。债务法规定债权人可以拘禁不能按期还债的债务人，甚至将其变卖为奴或处死。家庭法给予家长对其家庭成员的绝对权力，可把子女出卖为奴。该法典禁止贵族与平民通婚。继承法既实行遗嘱自由，又规定财产在氏族内继承；惩罚方法既采用罚金，又保存同态复仇。这表明当时社会中还存在氏族制度的残余。
罗马与迦太基的争霸战
公元前3世纪早期，罗马人成为意大利的霸主之后，企图继续扩张，以称霸地中海。与此同时，西部地中海的强国——北非的迦太基也在扩张海上势力。双方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进行了一场著名的战争，其中包括三次大战。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一百多年，因为罗马人称腓尼基人为“布匿人”，所以史称“布匿战争”。
迦太基（今突尼斯）是公元前9世纪腓尼基人在北非建立的殖民地。到公元前6世纪时，它已成为地中海的一大强国，拥有70万人口，相当庞大的陆军和地中海上最优秀的海军，版图囊括北非西部沿岸、西班牙南部、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科西嘉岛，和意大利半岛只有一峡之隔的西西里岛也大部分控制在迦太基手中。双方的称霸野心使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
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年—公元前241年）缘起于“墨西拿事件”。公元前265年，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城邦发生雇佣兵起义，墨西拿向迦太基和罗马两方求救。迦太基率先出兵干预，占领了墨西拿。罗马统治者惟恐迦太基人独吞整个西西里，于是于次年派兵侵入西西里岛，由此揭开了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序幕。
经过一系列交战，罗马军队取得了陆上作战的一些胜利，但迦太基在海上一直处于优势。但善于模仿的罗马人，以一艘搁浅的迦太基战舰为样板，在希腊人帮助下，建立了一支庞大的舰队。船只结构同迦太基人的一样，也是桨式战船，但罗马人制造了一种搭有尖钩的活动吊桥，将它钩到对方战舰的甲板上，这样不习水战的罗马人就可沿长板冲向敌船，在甲板上打一场陆地战，充分发挥了罗马陆军的战斗力。
公元前241年3月，罗马的200艘战舰在伊干特群岛大败迦太基海军，迦太基不得不求和，赔款3200塔兰特，罗马取得了西西里及其他一些岛屿；后来又乘迦太基雇佣兵起义之机，出兵占领了科西嘉和撒丁尼亚两个岛屿。罗马取得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胜利，并掌握了地中海西部的制海权。
罗马人并没有满足于这有限的胜利，而迦太基也不甘心于已有的失败。公元前219年，迦太基的卓越统帅汉尼拔发兵攻占了归附罗马的萨贡托城，罗马出兵干涉，次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公元前218年—公元前202年）。汉尼拔审时度势，决定先发制人，于公元前218年春，亲率90000步兵、12000骑兵和37头战象，从西班牙出发，沿地中海疾步东进，绕过了罗马派去堵截他们的军队，翻越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口，如天兵天将般出现在意大利的波河平原，罗马人惊慌失措，屡战屡败。公元前217年，在特拉西美诺湖战役中，罗马4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执政官阵亡。公元前216年夏，汉尼拔率5万余人与罗马执政官瓦罗率领的8万多罗马军队会战于坎尼，即著名的坎尼战役。汉尼拔事先了解到当地每天午后会刮东南风，于是指挥部队紧急转移，处于上风方向，并采用半月型战阵，把罗马军队卷入口袋之中，重重包围起来，最后全歼罗马军队。坎尼战役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第一个合围之战，显示了汉尼拔的卓越军事才能。
坎尼战役震动罗马全国，罗马人把所有17岁以上的公民征召入伍，又编成两个奴隶军团共同对敌。罗马人一方面与汉尼拔周旋拖延，另一方面派军进攻西班牙，终于使汉尼拔陷人困境。公元前205年，罗马33岁的年轻将领西庇阿率军渡海到北非迦太基本土，于是战场从意大利转到了迦太基。公元前202年秋，双方在扎玛城附近进行最后的决战。汉尼拔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战场上被打败。次年，迦太基被迫与罗马订立了屈辱的“和约”：迦太基放弃非洲以外所有领土，除保留10艘舰船外，其余舰只全部交给罗马，赔款10000塔兰特。汉尼拔后因罗马人追捕而自杀。迦太基的海上霸主地位彻底被打败，罗马成了西地中海的霸主。
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罗马人对迦太基的仇恨从未消逝。迦太基虽在军事上无力再与罗马竞争，但其商业发展迅速，物质财富迅速增加，这引起了罗马的妒忌，罗马于公元前149年向不设防的迦太基城和居民宣战。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年—公元前146年）实际上是罗马军团对已解除了武装的迦太基居民的一场屠杀。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侵略，迦太基措手不及，只得向罗马求和。罗马提出，要迦太基交出全部武器和300名儿童作人质。当迦太基满足罗马这一条件后，罗马又无理要求迦太基毁掉城市，移居离海15公里以外的内地。忍无可忍的迎太基居民在悲壮气氛中同仇敌忾，守城3年。直到公元前146年，罗马以饥饿围困迦太基，才突破城外防线。残酷的巷战进行了6天6夜，最后许多迦太基人同庙宇同归于尽，战至死者达8.5万。原有60万人口的迦太基城，只剩下5万妇幼老残被卖为奴隶，罗马人在夷城之后，又深犁其土，种上庄稼。一座在古代世界曾经繁荣昌盛的城市就这样消失了。
为平民献身——格拉古兄弟改革
公元前二世纪中叶，罗马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其势力范围不仅涵盖了几乎整个意大利，而且扩展到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并建立了许多海外行省。罗马作为一个奴隶制国家，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奴隶主的残酷压迫不免激起奴隶强烈的反抗。同时国内土地问题突出，破产失地的农民四处流浪，加剧了社会动荡。而且兵源不足也引起了公民兵制危机（在罗马，无产者不得服兵役）。为了振兴罗马，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格拉古兄弟毅然发动了一场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改革运动。
格拉古兄弟出身显赫，曾接受过希腊启蒙主义思想的教育，擅长演讲。长兄提比略·格拉古年轻时曾作战于迦太基，后来在努曼提亚战争中又担任过财务官，在平民中享有良好的声誉。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当选为保民官。就职以后，他首次提出以限制多占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法案。规定佃户租用国有土地的限额，收回他们的多余土地，把这些土地重新分给少地和无地的罗马公民。每户公民占有国有土地不能超过1000犹格（约合250公顷），超过部分由国家偿付地价后收归国有，然后分成每份30犹格的小块土地给无地平民。为了实施这一改革，提比略·格拉古建议成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授权他们处理有关收回和分配土地的一切问题。
法案提出后，深得平民的拥护，却遭到了富人的反对。他们拉拢和收买提比略·格拉古的同僚保民官屋大维，怂恿他利用否决权阻止法案的通过。但后来土地法案以多数票获得了通过。屋大维被免职。提比略本人，他的18岁的弟弟盖约·格拉古和他的岳父——法案的创始人之一阿庇安·克劳狄被特里布斯大会选为三人委员会。
由于富人们的刁难以及土地关系的复杂，三人委员会收回公地的工作进行得很困难。当年夏天，提比略作为保民官的一年任期即将结束。提比略深知保民官的权限对于今后实施改革的意义，于是决定再度参选保民官。元老派贵族不甘失败，诬陷提比略是僭主，并将其活活打死，同时被杀的支持者达300多人。
改革者的血，并没有使改革事业完全停止，元老院慑于平民的不满，没敢公然取消土地委员会。在提比略牺牲后，土地委员会补充了新的成员，仍然继续工作。经过他们的艰苦努力，罗马的小农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
公元前123年，盖约·格拉古当选为保民官，并承袭了提比略的改革。盖约比提比略小9岁，他同哥哥一样，为人耿直，处世严谨。但二人在性格和作风上颇有差异。提比略温文尔雅、严肃理智；盖约性情急躁、咄咄逼人，演讲时慷慨激昂，对民众更具吸引力，对贵族保守派更具危险性。盖约的改革已不限于土地法案，而是把改革运动加以扩大和发展。
盖约上台以后，推出了土地法和移民法。土地法大体是提比略土地法的重复。移民法针对罗马国内的国土已不适应国家人口增长的需要，规定在意大利南部的纳普图尼亚和北非的迦太基建立两个移民地。参加移民的成员一般由最殷实的公民组成。另外著名的法令还有：
粮食法。由国库以廉价或免费形式向城市贫穷公民定期提供粮食。
兵役法。这一法律规定不得征召17岁以下的人入伍。凡应召士兵所用的被服，皆由国家供应。
行省授命法。这一法律规定元老院必须在执政官选出以前指明其卸任后服职海外的行省。
此外，盖约在保民官任期内，还提出并实施了审判法和亚细亚包税法。根据审判法，法庭陪审官不得像以前那样完全由元老院任命，而改由从骑士和元老二个等级中任命，各出300名。亚细亚行省包税法规定，将新近获得的帕加马地区的征税权包给骑士，征收该行省年产量的1/10作为税收。
然而盖约的改革也并非十全十美，他提出给意大利某些“同盟者”以公民权，其目的是想要争取更广泛的支持者。但这一激进提议不但遭到元老派的强烈反对，连那些不愿把权利分给意大利人的平民也表示反对。由于失去了平民的支持，公元前122年夏天竞选（次年）保民官时盖约落选。
于是元老贵族派早已策划的报复行动开始了。公元前121年在卡皮托林的一次会议中双方发生冲突，盖约及其支持者虽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最终经不住有组织的武装袭击，当场有3000多人遇害。盖约逃入丛林，在绝望中自杀。
马略军事改革和苏拉的独裁统治
格拉古兄弟死后，元老院疯狂反攻，宣布任何私人占有的意大利和行省公地皆属私产，大土地的占有不再受任何限制。在这种背景下，小农纷纷破产，建立其上的罗马公民兵制也随之瓦解，罗马兵源逐渐枯竭，军纪败坏，士气涣散，导致罗马在对北非努米底亚国王的朱古达战争中屡次败北，雄风不再。就在这时，罗马著名的军事家盖约·马略进行了一番改革。
盖约·马略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多年的戎马生涯，使他不仅深得士兵爱戴，而且深深了解军队中存在的问题。
马略就任执政官之后，他放弃征召有产公民服役的公民兵制，改行募兵制，凡志愿又符合服役条件的公民无论财产等级皆可应募入伍。服役期为16年，国家负担武器装备并发薪饷，退伍后分给土地。马略还把属于同盟者身份的意大利城市和农村的自由民征募入伍，加之大量的无产贫民皆可参加军队，罗马兵源问题得到解决。马略整顿军纪，严格训练，使士兵战斗力大为提高。公元前107年，马略以执政官身份率领他训练的新兵奔赴战场，扭转了战局，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马略乘朱古达战争胜利之余威，又击败了侵入波河流域的森布里人、条顿人，并连任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101年的执政官。
公元前105年，原居住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基姆伯尔人和特乌托涅斯人为找寻新的居住地，向西南迁移。这些日耳曼部落推进到阿拉乌西奥附近，歼灭8万多罗马军队。马略率军打败了日耳曼人的进攻，成了罗马最有声望的人。在对日耳曼人战争期间，马略全面完成了军事改革。在迎击日耳曼人途中，马略毫不放松军队训练，让士兵背负行囊，长途行军；为了保证供应，他还组织军队修建运河，使士兵习惯于土方工作。另外，马略改变了罗马军队历来相传的队形排列，扩大了战术单位，军团人数由4200人增加到6000人。
马略的军事改革结束了罗马公民兵制度，解决了因小农衰微导致的兵源枯竭问题，使大量的无产贫民加人军队，既巩固了罗马政权，又稳定了罗马社会。但是马略的改革使原有的公民兵变成了长期服役的职业军队，士兵成了雇佣军人，必然严重依赖将领，军队日益成为将领个人实现政治野心、夺权政变、制造内乱的工具，为军事独裁政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91年，保民官德鲁苏斯重提给意大利同盟者以公民权的法案，遭到暗杀，意大利人愤然掀起“同盟战争”（公元前91年——公元前88年）。战争的结果使大多数的意大利人获得了罗马公民权。在同盟战争中，马略的部将苏拉屡建军功，声望逐渐超过了马略，并取得了对米特拉达梯战争的指挥权。苏拉出身于元老贵族家庭，在当选为公元前88年的执政官之后，俨然以元老派的代表与马略相争。年迈的马略不甘寂寞，奋起同苏拉争夺。骑士、平民、新公民和马略手下的老兵也反对苏拉，拥戴马略为统帅。
在马略的策动下，公元前88年，保民官卢福斯利用自己控制的一支号称“元老院反对者”的武装，强行通过法案，剥夺苏拉的指挥权，转而交给马略。苏拉闻讯，率军进攻罗马。罗马军队向自己城市进军对罗马来说是史无前例的。苏拉很快进入罗马。马略被迫逃亡北非。苏拉掌权之后，取消了平民会议，限制保民官权力，元老院被宣布为最高权力机关，不经元老院批准，公民会议不得通过任何法案。他还指派300名党羽充任元老，使元老院成为他个人权力的工具。
公元前87年，苏拉率军出征离开罗马后，马略卷土重来，联合执政官秦纳，控制了罗马政局，恢复卢福斯的法案，取消部分债务，增加粮食分配，实行币制改革。与此同时，他们实行前所未有的恐怖统治，宣布政敌不受法律保护，搜捕苏拉党羽，屠杀持续了五昼夜。
不久马略去世，领兵在外的苏拉在巴尔干和小亚战场屠戮16万人后重建罗马的统治，公元前83年，苏拉率大军奔返罗马，随即展开激烈的内战。此时秦纳已死，但他和马略的余党尚在，战斗十分残酷，死者达到10万之多。公元前82年，苏拉攻入罗马，90名元老、15名高级长官和2600名骑士列人苏拉的公敌名单。一时血雨腥风笼罩罗马，无数的贵族和平民遭到屠杀，财产被掠夺。这可能是罗马城内、罗马人对罗马人的最大的一次屠杀。
英名永存——斯巴达克起义
古罗马在长期的征战中，掠夺了大量土地、财富以及人口。在古罗马，到处都是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奴隶失去人身自由，沦为“会说话的工具”，在市场上任人买卖，在皮鞭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公元前2世纪，罗马奴隶制度达到了全盛时期，对奴隶的压迫也达到了极致。公元前73年，世界古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斯巴达克起义爆发了。斯巴达克起义是罗马共和国晚期奴隶反抗奴隶主阶级残酷压迫的一大壮举。
斯巴达克（？——前71年）是巴尔干半岛东北部的色雷斯人。罗马进兵北希腊时，在一次战争中斯巴达克被罗马人俘虏。因为他体魄强健，又有一定的军事素养，于是被卖为角斗士奴隶，送到卡普亚城一所角斗士学校。
古罗马的奴隶主们为了取乐，建造了巨大的斗兽场，最大的能容纳5万观众。角斗开演前，举办人会贴出广告，招揽观众。成千上万的贵族、奴隶主、大商人和平民蜂拥而来。观看角斗最刺激的莫过于下注赌博。角斗士在场上的胜负直接关系到这些赌徒的进帐，因此场上的局面往往十分狂热。
角斗士们一般都是奴隶，多为色雷斯人、高卢人和日耳曼人，也有非洲人和其他地方来的战俘。在角斗士学校里，斯巴达克和他的伙伴们过着或与野兽相拼，或者自相残杀的生活。终于，斯巴达克和其他角斗奴隶们不愿屈服于任人宰割的命运，决定以暴动方式赢得自由。斯巴达克向他的伙伴们说：“我们宁为自由战死在沙场，也决不为贵族老爷们取乐而死于角斗场。”正在斯巴达克秘密筹划起义之时，有叛徒走漏了风声。斯巴达克果断决定马上行动，角斗士们拿起了厨房里的刀和铁叉，冲向校门，杀死了警卫，奔向牢笼外的广阔天地。
当时跑出来的角斗士共有78个。路上他们夺取了一些武器武装了自己，并袭击了几个奴隶主庄园。斯巴达克率领角斗士们在维苏威山上建立起一个巩固的阵地。角斗士们推举斯巴达克为首领，克里克苏、恩诺麦伊为部将。许多逃亡奴隶和农民都纷纷前来投奔，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约1万人，并多次战胜罗马非正规军。斯巴达克便按照罗马军队的形式将自己的部队进行了改编，除有数个军团组成的步兵外，还建立了骑兵、侦察兵、通信兵和小型辎重队。除夺取敌人武器外，起义军兵营里还组织制造武器。对士兵进行训练，并制定了严格的兵营和行军生活规章，不久就控制了整个坎佩尼亚平原。
公元前72年初，斯巴达克军队已增到6万人。他将部队开向阿普利亚和路卡尼亚，在那里人数达到12万（据有些史料记载为9—10万）。被起义的巨大规模震惊的罗马元老院，派遣了以执政官楞图鲁斯和盖里乌斯为首的两支军队讨伐斯巴达克。这时，起义军内部在战略进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大部分奴隶，其中包括斯巴达克，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认为在意大利本土建立政权比较困难，主张离开意大利，向北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罗马势力尚未到达的高卢地区，摆脱罗马统治，获得自由，或者返回家乡。而克里克苏和参加奴隶起义运动的当地的牧人和贫农则不愿离开意大利，希望继续与罗马军作战，以夺取失去的土地。由于这种意见分歧，克里克苏率领3万人的队伍脱离了主力部队，在伽尔伽努斯山下（阿普利亚北部）被罗马军队击溃（死2万人）。斯巴达克原拟北进，遭到罗马军队的堵截，转而回师南下，将追击的两股罗马军队各个击破，并杀死了300名罗马俘虏，祭奠了阵亡战友的“亡灵”，继续率军北上。这时的斯巴达克队伍已臻于极盛，据说达120000人。
公元前72年，斯巴达克的军队沿亚得利亚海岸穿过整个意大利。在齐扎尔平斯高卢省（北意大利）的摩提那会战中，斯巴达克的军队击溃了卡西乌斯总督的军队。此后起义军并没有按原计划翻越阿尔卑斯山，而是掉头南行，这引起了罗马城内的一片恐慌。但是斯巴达克认为进攻罗马时机尚未成熟，于是直奔意大利半岛南端，打算渡过墨西拿海峡，占领西西里岛。由于事先允诺提供船只的海盗违约，渡海未成。此时元老院已任命大奴隶主克拉苏统率大军，镇压起义军。克拉苏在起义军兵营后方挖了一条两端通海的壕沟（长约55公里，宽和深均为4.5米），并筑起土围，切断了起义军撤回意大利的后路。但是，起义军仍然突破了这道工事。在突击中，斯巴达克的军队损失了约3/2。斯巴达克在军队很快得到补充后（达7万人），于公元前71年春试图以突袭的方式占领意大利南部的主要港口——布林的西，乘船渡海驶向希腊，进而到色雷斯（今保加利亚、土耳其的欧洲部分）。这时，克拉苏获得了从西班牙返回的庞培大军的增援，实力大增。在阿普里亚省南部，双方展开了实力悬殊的生死决战。斯巴达克身先士卒，决心杀死克拉苏，但由于大腿受了重伤，只好在地上屈着一条腿继续战斗。在罗马军队的疯狂围攻下，6万名起义者战死，斯巴达克也壮烈牺牲。约5000名斯巴达克起义军逃往北意大利，不幸在那里被庞培消灭；6000名俘虏被罗马人钉在从罗马城到加普亚一路的十字架上。但是，一些分散而没有统一领导的起义队伍在意大利许多地区仍然坚持战斗达10年之久。
从“前三头同盟”到恺撒独裁
公元前146年，罗马进入晚期共和国时期。这一时期罗马危机四起，奴隶起义和平民运动风起云涌，共和制统治形式已经过时，帝制的建立是奴隶制发展的必然要求。但由于罗马共和国为元老贵族所垄断，改制的阻力极大。不过在苏拉和马略的党争中，许多共和制的支持者被杀，反对共和的势力日益强大。在这种背景下几个军事政治强人相继登上了罗马政治舞台。他们就是靠镇压斯巴达克起家的克拉苏、凭借剿灭海盗和胜利结束米特里达提战争的庞培和野心勃勃的没落贵族恺撒。
三人之中，克拉苏有雄厚的财力，庞培有强大的罗马军团，而恺撒只有慷慨好施之后留下的巨额债务。克拉苏与庞培很快一同当选为公元前70年的执政官，上任之后马上恢复了保民官的权力，并把司法权和包税权重新让骑士分享。不过二人之间却存在着不可化解的矛盾——二人都想压倒对方，成为罗马国家的操纵者。这给了恺撒可乘之机，他才智过人，善于笼络人心，经常为平民举办盛大的演出并提供免费的饮食。另外，恺撒有胆有识，敢于揭露元老贵族的贪污行径，因此在骑士和平民中逐渐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公元前62年，恺撒步入罗马政坛，得到了下一年出任西班牙总督的肥缺，但他在经济上却陷入困境。债主们的逼债使他难以成行。这时克拉苏慷慨解囊，替他还债做了担保，恺撒这才得以赴任。克拉苏此举的目的在于拉拢恺撒对抗庞培，同时也想借助恺撒提高自己的地位。
恺撒在西班牙用心理财，收获颇丰。公元前60年恺撒回到罗马。这时的庞培正与元老院明争暗斗。由于庞培在东方战场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灭亡了本都王国，吞并了塞琉西王国，攫取了许多战利品，这一切引起了元老院中各方权贵的妒忌。元老院拒绝了庞培拟定的东方政策并不给其老兵分配土地。庞培怨恨元老院，又对参与作梗的克拉苏十分不满，于是和恺撒交好。在恺撒的周旋下，庞培和克拉苏暂弃前嫌，公元前60年三人出于各自的政治图谋结成秘密同盟，与元老院共和派抗衡，史称“前三头同盟”。在庞培和克拉苏的支持下，恺撒当选为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恺撒上任后，设法批准了庞培在东方的全部决策，并实行土地法，分给庞培老兵和多子女公民以土地。另外，恺撒还减免在亚洲的包税金三分之一，以笼络以克拉苏为代表的骑士包税商。
恺撒深深明白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还需要更多的业绩和实力。于是他看中了高卢行省，出任该地总督，将其作为自己的发展基地。古代高卢在地理环境上通常以阿尔卑斯山为界，分为山南高卢和山北高卢两部分。山南高卢在公元前3——2世纪之交归入罗马版图，作为罗马的一个行省。而山北高卢则处于罗马控制之外，居住着自由的高卢人。山北高卢地域辽阔，土壤肥沃，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征服这里是恺撒多年来的梦想。恺撒上任后，以4个军团的兵力，利用高卢本地各部落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步之蚕食，逐渐征服了高卢全境。
恺撒在高卢的胜利大大刺激了庞培和克拉苏的贪欲。公元前56年，三头为巩固其政治联合在伊达拉里亚北部的路卡举行会议，决定恺撒续任高卢总督5年（公元前54年——公元前49年），庞培和克拉苏出任公元前55年执政官，任满后庞培出任西班牙总督5年，克拉苏则为叙利亚总督5年。三头都在为自己积蓄力量。克拉苏在东方轻敌冒进，于公元前53年在帕提亚被杀。三头从此剩下两头。
早在三头掌权之初，恺撒就与元老院关系不睦，他曾指使保民官克劳狄指控以西塞罗为首的元老贵族在挫败喀提林阴谋时，未经审判就处死了罗马公民，致使西塞罗被放逐。克拉苏死后，恺撒在高卢继续扩张，将罗马疆域扩展到今天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地区，并渡过莱茵河，深入日耳曼，还两度侵入不列颠。他把在高卢的业绩写成《高卢战记》一书，为自己树碑立传。恺撒在高卢的势力迅速膨胀，引起元老院的恐慌。元老院遂与庞培联合，拥戴庞培当上了史无先例的“单独执政官”。公元前50年，元老院和庞培决定，恺撒应在下一年总督届满时交出兵权并解职回国。恺撒闻讯，毅然率领身边仅有的一个军团，跨过卢比孔河，进军罗马。庞培和元老院猝不及防，逃往希腊。在公元前48年的法萨卢战役中，恺撒彻底击败庞培，庞培逃至埃及被杀，恺撒追至埃及，趁机干预托勒密王朝的王位之争，扶立美丽的克莱奥帕特拉为埃及女王。公元前46年——公元前45年，恺撒又平定了庞培在非洲和西班牙的残余势力，从而胜利地结束了内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