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兹布斯基不厌其烦地要推翻“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思想习惯，尽管事实上他所谓的亚里士多德学派，只不过是一种毫无价值的结构，跟那位希腊哲学家的思想方法毫不相干。实际上，这位伯爵对亚里士多德是相当尊敬的（他把自己的书题献给许多思想家，其中就包括亚里士多德）。但是他认为这位哲学家的推理被用词习惯严重地歪曲了。这种用词习惯与印欧语结构，特别是与带有强语调“是”的主一谓形式有密切的关系。①伯爵说，“‘是’，是毫无意义的”。他显然没有认识到，象他不断使用的“异种同质”这类概念，如不采取数学结构的特征，是无法定义的。
伯爵猛烈抨击的另一个“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习惯，是根据“双值逻辑”来思考问题，这种逻辑的陈述必然是非真即假。谁也不会否认，许多推理错误是由于在不能应用“非此即彼”的逻辑的情况下搬用这一逻辑，这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许多逻辑学家早就认识到的。但是伯爵的许多追随者却没有认识到，有一种情况，双值取向是无法避兔的。在一切已经发明出来的“多值逻辑”中，推论的方式仍然是非“正确”即“错误”。举一个简单的例于，我们不妨假定一个人有一支自动铅笔，这种铅笔只有红、蓝、绿3种颜色。如果有人对我们说他的铅笔既不是蓝色的也不是绿色的，那么我们的结论是红色的。这是三值②体系中的一种“正确”的推论。如果推论铅笔是蓝色的便是“错误”的，因为这和前提之一相抵触。还没有人成功地创造出一种逻辑，可以省却非此即彼的双值取向，当然也可以给两分法以其他的名称。没有理由对此感到不快，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看出，普通语义学对双值逻辑的大量抨击，只不过是对无害的风车作战而已。
许多学派的哲学家反对拙劣的语言学的思维习惯的斗争，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但是人们发现《科学与神志健全》一书对这一事实几乎只字不提。比如，该书矢口不提约翰·杜威（只是在以后几版的书目中提到），而近代哲学家对伯爵所谓的“对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斗争，几乎没有人比他更为坚决或斗争的时间更长的了。事实上，除伯特兰·罗素以外，该书几乎对每一位当代重要的哲学家都偷偷地诽谤一番。
科尔兹布斯基强烈的自高自大，凡是认识他或读过他的著作的人都很清楚。他自认是在世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科学与神志健全》一书是不朽的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头两部是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培根的《新工具》。他象哈泊德一样，相信他的治疗方法几乎能治任一种类型的神经机能病症，并且能把绝大多数人的智力提高到象他那样的天才水平。他认为所有的行业，从法律到牙科学，都应该以一种普通语义学为基础，因而只有传播他的思想，才能拯救世界于毁灭。在《科学与神志健全》第二版的前言中“他呼吁读者们敦促各自的政府把普通语义学的诸原则付诸实施，并在书中表示了他的这一信念：他的学会终将成为国际联盟的一部分。
伯爵的“普通语义学研究所”设在芝加哥大学附近，创办于1938年，经费由芝加哥的一个富有的浴室设备制造商科尼利厄斯·克兰提供。研究所的门牌号原为1232，后改为1234，以便和“东56街”连写成为连续的6位数。③伯爵总是模仿电视节目那样的声调指导他的学生。在讲课的过程中，他老是在引人注目的时刻突然停下来，他的学生们就齐声高喊：“不是！”或“是！”他非常喜欢扮演这种演说家和受人狂热崇拜的领袖的角色。在许多方面，普通语义学的传播正象伯爵在《科学与神志健全》第800页上所说的“类似偏执狂的语义流行病”。他的追随者们就在这位领袖的魅力下患上了这种流行病。
按照这位伯爵的说法，当人们脑子里反映现实的图景，与真实世界稍不一致时，他们就是“神志不健全者”。如果内心世界歪斜得厉害，他们就成为“精神错乱者”。这一切的主要根源是亚里士多德派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歪曲了现实。比如，它设想一件物体或者是椅子，或者不是椅子，而明明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偏偏把一种东西叫做椅子，它叫不叫椅子，这取决于人们对“椅子”所下的定义。但是要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不可能的。“椅子”不过是我们起的一个名子，用它来叫一批多少相象的东西，但是它们依连续统向四面八方扩展而成为不叫做椅子的别的东西。正如H.G. 威尔斯在《最初的和最后的东西》一篇论形而上学的文章中所说：
……想想那些扶手椅，阅读坐的椅子，餐厅里的椅子和厨房里的椅子，变为长凳的椅子，那些已经超出椅子的界限成为长靠椅的椅子，牙科椅子，帝王宝座，歌剧院的长排座椅，各式各样的座椅，那些摆在工艺美术展览会地板上碍事的、怪模怪样的霉菌状的东西，你就会发现这个简单易懂的词，实际上代表一堆怎样模糊的东西。如果和一个精明的细木工打交道，我保证你就没有办法给椅子或椅子一类的东西下个定义。
非亚里士多德派的看法，实质上是承认上述的基本事实。根本就没有象纯“椅子”这样的东西。只有1号椅子、2等椅子和3号椅子，等等。这种用数字编号的作法，科尔兹布斯基称之为“编制索引”。同一把椅子，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由于经受日晒，风吹雨打，被人使用，等等，这一瞬间的椅子到下一瞬间已不是同样的椅子了。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作“标注日期”。我们说的是1952年的椅子，1953年的椅子，等等。伯爵相信，对于神志不健全的人，和许多精神错乱的人，可以教他们用这些方法和类似的非亚里士多德派的方法思考问题，以帮助他们恢复神志正常。例如，一个神经病患者可能憎恨所有的母亲。原因可能是由于童年时代的某种情况使他憎恨自己的母亲。由于没有摆脱亚里十多德的习惯，他以为所有的母亲都是一样的，因为她们都是被人叫作母亲的。但是这个词，正如科尔兹布斯基反复说过的那样，并不是那个意思。当一个人学会为母亲编制索引，就是说，称她们为1号母亲、
2号母亲、3号母亲时，他才会看出别的母亲和他自己的母亲并不一样。另外，即使自己的母亲，也不是他童年时的那个母亲了。而是1910年的母亲、1911年的母亲、1912年的母亲，等等。懂得了这一切，那个神经病患者对母亲们的憎恨情绪就会大大减弱。
当然，非亚里士多德派的取向，不仅限于编制索引和标注日期。例如，为了理解抽象的程度，伯爵发明了一种教具．叫做“结构差异器”。这是一组上面打了孔的小盘子，用绳于和木钉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把孔连系在一起。《时代》杂志把它叫做“语义学念珠”。
显然，为了教授良好思维习惯而设置的各种普通语义学设备，本身没有什么“神志不健全”之处。在精神病学方面，这些设备对于各种学派的医生在和病人交谈或给予指导时，都可能是有用的。不过科尔兹布斯基和他的追随者们把它们的治疗价值夸大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了。在各种会议上，普通语义学家们都要证明一番语义学的治疗方法可用于酒精中毒、同性恋、盗窃癖、坏的读书习惯、口吃、周期性偏头痛、慕男狂、阳萎以及无数其它神经机能病和心身性病症。在一次会议上，一位牙科医生报告说，他向病人讲普通语义学，使患者情绪更加稳定，从而减少了他们口腔里的酸液。结果，填料在牙齿里保持的时间更长了。
科尔兹布斯基关于非亚里士多德思考方法对身体有治疗效果的解释，本是有理论根据的，不过这一理论被他的追随者们认为在神经病学上不可靠而摒弃了。这种理论与皮质和丘脑有关，认为皮质在合理思考时才起作用，而丘脑则在发生情绪反射时才起作用。在情绪反应的冲动下采取行动之前，科尔兹布斯基推荐一种“语义停顿”法，即从1数到10，使皮质有时间作出和谐的正常决定。一个养成这种自我控制习惯的人，他的神经系统就会产生“神经—语义的松弛”，从而达到血压正常，增进健康。
在这方面有一个事例挺有意思。这位伯爵注意到只要友好地拉一拉学生的胳臂，就能使学生的紧张情绪得到缓和，于是他就发明出一种特殊的肌肉松弛法。这就是普通语义学研究所1943年出版的夏洛特·舒恰尔特的《语义学的松弛法》所提出的方法，即抓住身体各部分的肌肉，并摇动它们。
现代科学哲学和神经病学的著作，都没有提及伯爵的这些理论。例如，罗素的专著本来论及一些科尔兹布斯基自以为是大权威的课题，但专著中连顺便提到这位伯爵的地方也找不到。这倒不是因为顽固的偏见和正统观念。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科尔兹布斯基貌似博学地写出的著作，对于所涉及的任何领域都没有作出有意义的贡献。伯爵的大多数追随者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坚持认为，他的著作的价值在于对现代科学哲学和神经病学首次作了伟大的综合研究。
果真如此吗？几乎没有哪位哲学家或职业的神经病学家会这样认为。在有关逻辑学、数学、科学和认识论的问题上，《科学与神志健全》与其说是作了成功的综合研究，还不如说是对大量近代著作的剽窃。伯爵的著作倒更象是从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资料中抄来的一些概念集成的大杂烩。伯爵的许多想法之所以给人一种新鲜的假象，仅仅是因为他给它们发明了新的名称。例如，他的早期著作、1921年出版的《人类的成年期》，把植物说成“能量结合器”，把动物说成“空间结合器”，把人说成“时间的结合器”。翻译一下，意思就是植物靠能量生长；动物与植物不同，能在空间到处活动以满足它们的需要；而人则靠过去的经验得到进步。这一切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不过是些陈词滥调罢了。
诚然，科尔兹布斯基也作了一次勇敢的尝试，想把科学哲学与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合而为一。不过，恰恰是因为这个，他的研究才滑进了迷信与伪科学王国去了。根据大多数精神病学者的看法，教病人普通语义学，根本没有伯爵的追随者们所认为的那种治疗价值。伯爵讲对了的东西，都是他抄袭来的，而他所独创的东西，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是“神志不清”的产物。
在许多方面神志都比伯爵更为正常、更为健全的早川一荣，仍然在芝加哥挥舞着普通语义学的旗帜。1946年科尔兹布斯基把他的总部迁到康涅狄格州的莱克维尔。在这之前不久，早川一荣就和这位伯爵分道扬镳了。早川继续编他的生动活泼的小型杂志，和“国际普通语义学协会”一道工作。这个协会是1942年在芝加哥创建的，和莱克维尔一伙没有关系。他在1941年出版的《行动中的语言》（1949年改名为《思想和行动中的语言》）仍然是介绍科尔兹布斯基观点的通俗著作中最好的一本。一天晚上，在芝加哥一处爵士乐演奏会上（早川一荣是狂热的爵士乐方面权威），有人问他跟伯爵的分歧在哪里。早川沉吟片刻（可能是为了让理智与情感在神经上集中起来）之后答道：“是用词”。
伯爵于1950年逝世后，他的迷信影响似乎正在减弱。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早川一荣，都发现科尔兹布斯基自命不凡的著作，几乎每一种有价值的观点都可以在别人的著作中找到更为详细的阐述。正因为如此，他从科学幻想小说迷队伍中争夺来的许多读者（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也抛弃了普通语义学而迷恋上更为诱人的意念说。
洛杉矾的范·沃格特的情况，是这种新动向的一例。范·沃格特是通俗科学幻想小说的作者。他的许多小说都是描写超人一类人物的。其中有一部名为《A的世界》，讲的是一个A社会，或者说，科尔兹布斯基的非亚里士多德式未来社会的故事。几年前，范·沃格特提出普通语义学应以支部为单位转入秘密活动。他担心美国可能会发生另一次大萧条，从而落入反对科尔兹布斯基观点的共产党人的手中。他甚至提出成立普通语义学教会和建立普通语言学圣书的主张。但这个想法后来证明是失败的，一无结果。这时，范·沃格特失去了原来对语义学和贝茨医生的目力训练的热心。他是意念学运动加利福尼亚分会的领袖。
雅各布·莫雷诺的心理剧运动似乎也已度过了极盛时期。不过，对心理剧的迷信从来也不十分热烈。心理剧是一种治疗形式，把病人置于同他神经症或精神变态有关的即兴式戏剧情节中。它与广泛用于对儿童神经病患者诊断和治疗的“戏剧疗法”方法有密切关系。
心理剧是在一个比较空荡的圆形舞台上演出，舞台按同心圆分为三层，每层有不同的象征意义。既没有布景，也没有幕布，背景只有两根柱子，台上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乐队约80人。为富有辉煌幻想的病人设有高高的包厢。第一个这样的剧院是莫雷诺医生1922年在维也纳创办的。心理剧研究所的总部在纽约，在曼哈顿的贝尔维尤医院和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也有类似的剧场。
病人可以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自己的父亲、母亲、自己的童年、哈姆雷特、上帝，等等。如果患者的病情涉及一场三角恋爱，也可以设法使三个真正的当事人同时出现在舞台上。人们不难想象，他们亲自现身的反应常常是戏剧性的。有时也使用彩色灯光，以烘托感情气氛。因此，如果一个病人想要扮演魔鬼，就向舞台上单单投射深红色的灯光。这会给他一种在地狱中被血红火焰包围的感觉，从而增进治疗效果。
通常，病人参加演出，其他角色或者由别的病人扮演，或者由受过训练的男女演员扮演。在心理剧的行话中，担任扮演其他角色的人物叫做“辅助配角”。如果病人由于某种原因不好意思演出或拒绝参加演出，可以由一个辅助配角代替他，病人则在观众席上观看演出，这叫做“反映法”。
戏剧情节既用于诊断，也用于治疗。有时病人在表演时会达到弗洛伊德的感情净化状态（涤除了神经病的倾向）。有的时候，这种感情净化作用来得迟些，要在治疗者评论和分析了剧情时才产生。为了能够更准确地评论剧情，还常常进行录音和录像。观众从观看演出中也会体验到治疗的好处，这就可能成为一种廉价的集体治疗方式。
当然，要充分探索心理剧的理论，这一点描写未兔太简略了，因为这种疗法几乎和意念说一样的复杂。这里有许多新词汇，象远视、准备动作过程、社会剧、观众群、心理音乐、自然剧等，但本书限于篇幅无法—一探讨。
莫雷诺已出版的著作，再没有比灯塔出版社1941年出版的《天父的话》更令人莫明其妙了。这本书号称是来自上帝的新的启示。莫雷诺在前言和注释中声明，以前的一切启示仅是神的真理的局部表达。这一本书才是“最后的和完全的表达”。有史以来，上帝第一次用“第一人称”讲话。当然，这些话是通过人，通过“本大陆某地一位与人隔离的、不知名的人”说出来的。莫雷诺写道，他的名子没有出现在封面上，正如一棵树不在它的树干上留下园丁的名子一样。原因就是这个启示和大树一样，都是来自上帝的。
听了这样的宣传，人们就会以战栗的丰指一页页翻去，期待着不朽的思想。天哪，原来不过是一些宗教上的陈同滥调！每一页的上端用大写字母印着几个短句，周围全是空白。上帝的开场白是：
我是上帝
天上的父
世界的创造者
这是我的话
天父的话
下面就是天父的话，印在原书第128页的全部内容是：
你们不能侍奉
两个主
要侍奉我
莫雷诺的方法大体上很象赖希疗法，属于一种新的趋势，不是让病人消极地躺在沙发上，而是让病人扮演积极的、能动的角色。在粗知弗洛伊德学派皮毛的更为乖戾的人中间，正在出现上百种新的治疗把戏。比如洛杉矾的精神治疗家弗朗西斯·里加尔戴医生，对病人采用的一种治疗就是诱他们呕吐。用他的说法叫做“引起作呕反射”。下面是这位医生对这种有价值的新方法的描述，引自《情结》1952年冬季一期上刊登的他的文章《积极的精神疗法》。
这种躯体治疗的第二步是用一个压舌板和一个腰盘，让病人反胃。通常，病人感到为难，并极力抵制。只要向病人作一番简略的解释，或者，治疗者干脆说明这不是进行理智讨论的时候，要讨论也必须等到以后，一般说来病人是会照办的。我的办法是，根据病人的反应情况让他呕上十几次。呕吐的方式是抑制器官能力强弱的极好的标志。有的人呕得很文雅，没有声音。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病人最难对付。他们的性格甲胄几乎是无法穿透的，他们的个性，刻板到了僵化的程度。对于这样的病人应该鼓励他们大声反胃，不要掩饰自己的不适和厌恶，要他们尽情作呕。另一些人会咳嗽和吐唾沫，但仍是呕不出来。还有的人会嘲笑，认为这套作法不过是一种恶作剧。但是也有些人会把五脏六肺都呕出来。
里加尔戴的病人中如有人产生敌意，那就鼓励他“用各种办法尽情地发泄。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直接引导他直率地写出他所学到的一切肮脏话和猥亵话……”。
这位医生使用的其他发泄怒气的方法，是让病人捶枕头，撕电话簿，或者用拳头猛击那些下面装有沙袋的充气橡皮小丑玩具。关于橡皮小丑，他写道，“……每个月都需要更换两三个。但是从这种办法所达到的感情的发泄，却是完全异乎寻常的。在我从事精神疗法的12年多的时间里，我可以十分诚实而谦卑地说，我从未见过这样令人畏惧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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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语言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他们总是把他们的论题（词和文化）看作是逻辑和数学的基础。贝斯威特的《语言学会学报》（1876）中的“词汇、逻辑和语法”。斯威特说，由于亚里土多德的逻辑是依据雅利安语所特有的语法规则，“形式逻辑的全部结构都失败了”。
②严格说来，这是一个有着双值作用的三值逻辑。但是甚至在有着多值作用的多值逻辑中，推演出来的结论仍然是双值的，因为按照这一体系的规则说，必然是要么正确，要么错误。
③英文地址写法与中文相反，因而成了123456。——译者
第二十四章 从相颅骨到看笔迹
有这样一些“科学”，认为一个人的内在性格可从外部现象，如颅骨、鼻子、手的形状，或是从写字下笔的方式上看出来。这些所谓的科学，每门都有自己一套文献，多到成千上万卷，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但是，直到最近几年，人们才试着要把这类研究置于合理的科学基础之上。诸如此类的伪科学家已经崭露头角，特别是在欧洲，但是他们的研究还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兴趣或重视。因此，本书仅就这一类可疑学科中的4种：颅相学、面相学、手相术和笔迹学稍作一瞥。
颅相学是在1800年左右由奥地利解剖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首先提出的，立即引起公众的极大兴趣。欧洲各地相继出现了几百个研究颅相学的协会，后来又遍及英国和美国。各协会的热心人士以宗教信仰的热情捍卫着这门学问。无数期刊纷纷出版，不久又消声匿迹了。其中，在爱丁堡出版的《颅相学杂志》影响最大。出版的书籍和小册子可以吨计。
高尔和他的信徒们论证说，从本质上看来，人的个性是由许多独立的，天生的“脑官能”构成的，每种脑官能都位于脑的一个部分，所占地方的面积愈大，官能也就愈强。因此，检查颅骨的隆起部分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最后，奥地利政府禁止高尔的宣传（原因是高尔认为人脑与性格有密切关系的看法，违背了宗教的教义），但是他继续在德国和法国传播他的学说。奇怪的是，1828年他在巴黎去世时，尸体解剖结果发现他的颅骨比常人的颅骨厚一倍。这一事实引起了不少笑谈。
颅相学在十九世纪为一些才智之士，特别是那些倾向于神秘学的人所广泛接受。歇洛克·福尔摩斯从一顶大号礼帽推论出戴这顶帽子的人“非常聪明”，根据的就是当时广泛流行的颅相学的权咸意见。艾尔弗雷德·华莱士和柯南道尔一样，成了唯灵论者，同时也是颅相学的信徒。有一次，他让一个受试者沉入迷睡状态，这时，他触摸颅相学研究用的人头模型上各个不同部位。每次触摸时，受试者的面部表情就出现与颅骨上的这一隆起部分相应的反应。华莱士写道，这并不是传心术，因为有一次他以为触摸的是某一隆起部位，而实际上他的手指是按在另一部位上，然而病人还是作出了正确的反应。
沃尔特·惠特曼为颅相学证明他的一切官能良好而感到自豪，因此他把一张他头部颅骨的图表出版了5次。《草叶集》中就充满了颅相学的术语。评论家们多年来对于“啊，附着力——啊，我生命的脉搏”这类诗句感到不解，直到他们发现“附着力”是指一个心灵吸引另一个心灵的颅相学的官能，才解开了这个谜。惠特曼在他的某些私人笔记中有时提到“16”和“164”。比如：“永远对16保持一种仁慈的精神和行为。但不要再追求她。”早期的评论家们不相信惠特曼是个搞同性恋的人，便用这些话来证明他对女人的兴趣。后来才发现原来16和164是一本流行的颅相学书中的两节，是指希望和渴求这两种官能说的。
尽人皆知，近代关于人脑的研究，已完全推翻了旧的“官能心理学”。各个感觉中心都集中在一个局部位置。例如，头后部的脑和视觉有关，并非象高尔所讲授的那样。与对子女的爱有关。颅相学这门伪科学，除了偶尔有游方算命的人还谈论它，几乎已完全不存在了。
相面术这种根据面部特征判断性格的技术，可以追溯到一篇伪托亚里士多德之名的文章。关于面容是现表现个性特点，或者如莎士比亚所写，“没有什么方法能在人的脸上看出内心的思想，”这个问题从希腊人直到现在仍然存在着意见分歧。论述相面术的著作数量极大而又互相矛盾，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著作影响最大。近年来有资格的心理学家进行了许多研究，已经得出了否定的结论。鼻子、耳朵、嘴唇的形状，头发和眼睛的颜色，皮肤的肌纹以及其他特点，看来和精神方面的特征没有什么相互关系。
但是，必须承认有某些例外。有时，一种特有的面部表情能反映经久的精神状态，能以线条或固定的肌肉特征留下痕迹，比如，一个人30年来一直心情抑郁，他的表情在人看来就可能是阴沉的。或者一个人爱笑，他的眼睛周围可能会有明显的开心的碎纹。社会学家们已经指出，某些社会习俗的信念，比如说红头发的人脾气暴躁，下颏突出是有决断的标志，可能在某些孩子身上造成那些相应的特征。如果每个人都说红头发的孩子好发脾气，这可能会促进他爱发脾气的性格。不过在这方面，还没有进行多少科学上的探索。
关于罪犯都有固定的“特征”，他们的面部特征和身体特征都与常人不同的理论，是意大利的神秘主义者切萨雷·洛姆布罗索（1836～1909）提出的准科学研究课题。他的统计方法十分拙劣，以致这项研究不久就被人忘掉了。但是最近几年，它的基本概念又被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欧内斯特·胡顿教授重新拣了起来。胡顿博士在三十年代所作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各种体型都与一定类型的犯罪有关系。比如，强盗一般都有浓密的胡子，虹膜中有漫射的色素，有大的耳垂，以及其他6种身体特征。但是，不可把胡顿看成一个偏执狂人，他的研究工作做得非常仔细，因此不属于那种类型，但是他的结论没有为他的大多数同事们所接受，他们认为他的研究缺乏适当的控制手段。
在这方面，还必须提到威廉·谢尔登医生有关精神特点与身体类型（内胚层体型、外胚层体型和中胚层体型）相互关系的著作。他的著作引起极大的争论，本书不便详述。同样，本书也无法详细讨论苏黎世的精神病学家利奥被德·松迪所发明的“松迪试验”。他在这项试验中给病人一套人物照片，照片上是8种主要类型的精神病患者。他让病人挑出似最厌恶的和最不厌恶的照片，然后对他的选择加以仔细分析。这项试验背后的理论是，病人一般喜欢那些面部表情和肌肉紧张状况与他们自己相似的精神病患者的照片。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在苏珊·德里1949年著的《松迪试验的理论与实践导论》一书中找到对这一切的解释。该书的作者在曼哈顿的社会学新校中教授这门技术。
手相学是另一门古老的学问。这方面的著作汗牛充栋。手相术一般分为两个分支，一个是相手术，根据手心的纹路推算未来命运；一个是手相学，根据手指的形状、“指峰”的大小和手的其他特征，解释人的性格的技术。中国从前有一种脚相术，根据脚上的纹路和脚趾的大小来推测命运和解释性格，不过这种技术在西方的茶室里没有得到发展。最近出版的一些书试图把手相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其中著名的有伦敦大学的夏洛特·沃尔夫1943年出版的《人手》和约瑟夫·拉纳尔德的几本流传颇广的书。他们的研究颇为有趣，不过是建立在极不可靠的经验方法上的。
笔迹学这门根据笔迹来解释性格的学问，大约在十七世纪初期起源于意大利。它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流行起来。与时巴黎的让—伊波利特·米雄神父搞出了一套“笔式符号”，他认为这些笔式是与特定的精神特征有关的。后来的大量研究，主要是欧洲人的研究，已经使这位神父的绝大多数“符号”归于无效。不过也有迹象表明，笔迹的一般特点，或者说“格式塔心理学”上的特点，从统计上看是和一定的性格有关系的。比如，一个懒散马虎的人拿起笔来，不大会忽然写得苍劲有力的；一个整洁有序的人，写一封正式信函时也不会非常潦草。一个极端因循守旧的人，也不会写出奇形怪状的字母来。
人们不能绝对地排除（特别是从心理学的深度来说）一种可能性，即一定的精神状态和他们的书写笔式之间有某种微妙的、无意识的联系。比如，一个笃信宗教的神秘主义者，可能在写到最后时把花体字的最后一笔朝上挑到不寻常的高度，从而不自觉地流露出精神上的渴望。从这个观点来说，笔迹也和谈话、走路姿势、面部表情、笑容或握手一样，被看作是“表现行为”，与性格有某种联系的。①但是，到底有多少联系，或哪一种联系，尽管近年来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其论证仍不能令人满意。
如果读者有意探索心理学上的这一朦胧边界，克拉拉·罗曼1952年出版的《笔迹学：解释性格的要诀》倒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罗曼夫人是匈牙利笔迹学派的学者，她在社会学新校讲授这一门课已有多年。她的书象论述笔迹学的多数著作一样，在小心实验求证方面没有作出汁么贡献，但却很好地概括了近年来的研究情况，并且是一本出色的近代笔迹学理论的概述。还应该提到1948年出版的《无意识的图解》一书，该书强调以弗洛伊德的方法探讨笔迹学，作者是巴德学院的沃纳·沃尔夫教授。
在各种形式的性格研究方面，最大的困难之一是至今还没有发明出一种真正精确的方法，以判明一种分析是否适用于某一个人。比如，在一封写好的信上四边留有很宽的空白，被认为是表示“大方”。不是也有人不以为然吗？人们在某些方面大方，在别的方面则不然。用任何经验主义的方法来检验性格都过于模糊，即使是好朋友，对于一种性格是否符合自己的心意也会分歧很大。对于笔迹的特征，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有人对你说你有那些特征，你只要细心去找，总能找到它们，特别是当你相信进行这种分析的笔迹学家是一位专家，而且是不会摘错的。
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检验随便哪一个业余的或专业的笔迹分析专家。从20个朋友那里拿来他们的手迹样品，这20个人要性别相同，年龄相仿，然后把这些手迹交给笔迹学专家。然后把他所做的二十份分析结果交给一个熟悉这20人的另一个人（笔迹样品不交）。让他把每一份分析结果同20个朋友—一对上。如果他是随意相对，概律的规律会使他对上一人。如果他的成绩很高，比如说对上了10个或10个以上，你就可以认为这位笔迹专家的寸能是有客观根据的。如果他的成绩很差，那就有力地说明情况正好相反。
过去有少数心理学家做过这种试验，通常都表明笔迹专家的本事是很蹩脚的。在还没有一位性格分析家能够在这种试验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时，他们的研究工作就会仍然停留在正统心理学的常识水平上。千百万人对颅相学解释的准确性留下极深的印象，这一事实使人想到让性格分析符合被分析的人的情况该是多么容易，只要你确实知道这个人是准的话！
与近代笔迹学有密切关系的是由心理分析学家发展的许多行为试验方法。荣格和他的学生们重点研究铅笔乱写乱画的分析，在分析著作中也充满了这一方面的报告。与此大体类似的是“画人试验”。给患者一张白纸。叫他画一个人。试验者仔细分析了这个速写，认为它提供了有关患者性格不正常的有价值的线索。布鲁克林县立金氏医院的卡伦·麦肖维尔，用这种试验法做了大量开辟性的研究，并在社会学新校中讲授关于这种试验法的课程。“构画试验”是德国的亨利·瓦尔特格医生遵循类似思路发明出来的。他给病人一套方块，每个方块上有一些毫无意义的符号，让他画8张画来体现这些符号。芝加哥大学的玛丽安·金盖特所著《构画试验》，是近来出版的一本讲述这种技术的书。自然，铅笔画和水彩画早已被精神病学者和分析者用于诊断的目的。论述儿童神经病患者所画美术作品分析的著作尤为广泛。
这些表现行为试验形式（逐年还在出现新的形式②），都还处于实验阶段。等检验这些实验方法的象样的试验方法发明出来，可能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在这之前，武断地给它们贴上科学或伪科学的际签，那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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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果说性格能影响笔迹，那么笔迹为什么不能影响性格呢？巴黎的笔迹学家雷蒙德·特里特拉提出这个问题，后来发展了他所说的“笔迹疗法”，教病人用不同的方式书写，以便治疗神经机能病。他声称，几百名法国儿童由于这一新的疗法而得益。详见《时代》周刊1956年4月23日。
②最近的两次试验是：瑞士的“画一棵树”试验，以及洛杉矶“西方学院”戴维·科尔教授发明的试验：“如果你必须成为一个动物，你愿意变成什么动物？为什么？”
第二十五章 超感官知觉和心灵运动
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人相信超自然现象。那些更尊贵的信仰者把这称为心灵学。不过，直到上个世纪才有人作了一些尝试，要给它提供一种经过实验室试验的科学根据。这些研究包括。从明显是想入非非的探索，直到神态正常、素负声誉的心理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这样的心理学家有杜克大学的约瑟夫·莱因博士和纽约市立学院的加德纳·墨菲。我们将在本章集中着重讨论莱因的研究，他在给予超自然力研究以科学尊严方面，作了比历史上任何人都要多的工作。
应该不含糊地说，莱因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和本书所谈的大多数人有稍许相似之处，但显然不是一位伪科学家。他是一个非常诚挚的人，他工作认真，能力高强，不能轻易地加以抹煞，应该得到比本书这种粗略研究更为严肃的对待。本书讨论他，只是因为他的研究成果作为现代心理学中一个引起争论的新的“异端”，吸引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还因为他是一位两可的科学家的极好的例子，他的研究不能说是一时的怪念头，然而，他却是远远地处在正统科学的外缘。
美国的多数心理学家显然都有一种很大的非理性的成见，比如说，要比英国的大得多，他们甚至对超感官精神力的可能性也要反对。作者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这种偏见。读者阅读莱因的具有高度说服力的著作时，必须意识到他本人具有强烈的信念，同理，读者在读本书下面的议论时，也必须意识到本书作者的成见。
莱因博士1895年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沃特卢，但是他的童年时期大部分是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上度过的。他年轻时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两年，后来进入芝加哥大学，1922年毕业。他从芝加哥大学获得植物学博士学位，并一度在西弗吉尼亚大学教植物学。青年时期他曾想当新教牧师。就在那几年当中，他的正统信念消失了，他开始向别的方面寻找支持力量，以维系他保持至今的广泛的宗教观点。
正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和他的妻子在二十年代初听了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关于唯灵论的演讲。这次演讲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莱因写道，“……很明显，如果柯南道尔所相信的东西中有几分真理的话，尽管在细节上可能误入歧途，那也自有其非凡的重要性。仅仅这种可能性就是我多年来最感振奋的思想。”
这种感情促使莱因和他的妻子长时期埋头于唯灵论的著作与实践之中。“超自然探险”一词，就是莱因用来说明这种早期探索工作的。1927年，他成为杜克大学的一名助理研究员，在威廉·麦独孤教授（原为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指导下从事各种超自然力的研究。1928年他加入杜克大学教师队伍，自1940年起担任该校心灵学实验室主任。
莱因的第一份试验报告发表于1934年，题目是《超感官知觉》。其后又发表了《精神的新边疆》（1937）、《60年后的超感官知觉》（1940年与别人合著）、《精神王国》（1947）。①他自1937年起编辑《心灵学杂忐》，这或许是科学的超自然研究史上最重要的杂志，同时他还为一些通俗杂志写了大量文章。
莱因在他的著作和文章中提出，超感官知觉（简称ESP，包括传心术和天眼通）已经由几百万次FSP纸牌实验证明，不存在任何怀疑的余地。这些纸牌上有5种容易辨别的符号，即正方形、圆圈、十字、星形和几条波浪线。通常使用时每副25张，每种符号5张。近年来，莱因已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另一种所谓的Psi现象，他把这种现象叫做“心灵运动”，简称PK。这是精神控制物质的能力，例如借灵媒升空、信仰疗法、房中闹鬼等现象。让受试验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骰子的某一面上，用手摇或用机器掷骰子，让被试者集中精力于骰子的一面上。莱因声称骰子的这一面朝上的次数超过了机遇。
莱因报告说，奇怪的是超感官知觉和心灵运动都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例如，被试者和纸牌隔开很远的距离，超感官知觉仍起作用。被试者在洗牌之前就能叫出纸牌的花色次序，叫做“预知”。莱因写道，“……不论被试者是叫现在打的纸牌次序还是叫将来要打的次序，得分记录没有明显的不同。”预知现象使莱因很感头痛，因为这就很难设计一次纯粹的传心试验。受试者不是传递试验者的思想，而可能是通过预知的超常视力“看见了”试验的最后结果！由于每次试验最后必须以某种方式列表显示，因而要排除预知作用自然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了。
由于超自然现象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因此就不可能用任何已知的自然理论来解释它们。莱因说，这就导至这样一种观点：至少精神的一部分是脱离物质世界的。这一事实给予灵魂、自由意志和人死后灵魂存在这些信念以支持。此外，假如超感官知党和心灵运动存在，那么在唯灵论明显的骗局和假话后面，就证实有一种真理的坚实核心。比如，莱因认为灵媒、灵应盘操作者和扶乩发出的信息，常常就是靠传心术、天眼通和预知得到的。
莱因的著作还支持一般人认为动物有超自然能力的这种信念。他在1951年6月的《美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你的爱畜懂得你的思想吗？》。他这篇文章为上述观点提出了例证。莱因相信，弗吉尼亚州里士满有一匹名叫“女士”的专门用来窥测人意的马，就具有超自然的能力。他还讲到加利福尼亚有一只狗，嚎叫了一天，刚好在长滩发生地震时停止了嚎叫；还有一只大牧羊犬，在附近工厂爆炸炸死它主人之前钻到床下呜咽。莱因认为，在这两个例子中，狗对即将到来的事件具有预知为（参见他的文章《动物脑子的奥秘》，发表于1952年3月30日的《美国周刊》）。
人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些惊人的报导呢？是莱因博士和他的同事们给超自然现象建立了一种合理的经验基础呢，还是以科学标准来衡量，他的研究大可怀疑呢？由于对他的研究成果有利的事例在他写的书籍和文章中比比皆是，而对他不利的事例则深藏在各种学术出版物中，因此本书将综合持怀疑态度的心理学家们提出的重要批评意见，加以概要介绍。
对莱因最不利的事实是，能够证实他的实验结果的试验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和他一样强烈地相信超自然现象的人。持怀疑态度的心理学家们也作过几百次试验，而得到的结果是相反的。莱因把这一事实归因于试验者的态度对被试者有显着的影响。如果这位科学家不相信超自然能力，那就会扰乱受试者超自然能力的微妙工力。莱因的批评者指责他是在实验控制不严密的条件下进行试验的，而且只挑选了全部试验中的一个部分拿来发表。H.L. 肯归纳后一方面的批评（发表在1937年12月6日巴尔的摩《夕阳》报的一篇论述莱因的文章）说，“坦率地说，莱因教授是把那些猜牌连续走运的人分离出来，然后就引用那些好运气来证明他们具有神奇的能力……”
这种所谓“选择”，并不是有意地进行的，而是微妙地、不自觉地进行的。举一个例子，让我们假定在一间教室里对100名学生进行测验，以便决定对哪些学生要进行复验。按照一般几率，这些学生当中大约有50人的成绩在平均数以上，50人的成绩在平均数以下。试验者断定，成绩好的人最可能有超自然能力，所以把他们叫去做进一步的试验。在第二次试验中，成绩低的人再次被淘汰，成绩高的人继续进行试验。最后，剩下一个人，他的成绩在连续6次或7次试验中都超过平均数。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例，这种情况是不大会有的，但是鉴于刚才描绘的选择过程，这样的情况却是意料之中的。
一个能干的试验者自然不会象上面说的那样笨拙。这样举例不过是要说明选择的事是多么靠不住的。再举一个更好的例子，我们不妨设想全国有100位心理学教授读了莱因的著作，并决定分别对一个受试者进行试验。50位教授在分别进行的初试中没有发现超感官知觉，他们很可能感到沮丧而放弃试验，但是另外50位教授却受到鼓舞而继续试验下去。这50个人当中，更多的人在第二次试验以后又停止试验，而其余的人则将继续试验，因为他们试出了好的结果。最后，剩下了一位试验者，受试者在他面前连续作了6次或7次试验，获得了很好的成绩。不论试验者还是被试者都不关心里外99次试验的情况，因而双方都有一种强烈的错觉，以为超感官知觉是有作用的。出现这样情况的机缘本来是不大的。但是就全过程来说，这种机缘又是可能的（在爱尔兰抽彩获奖的机会甚至更少，但还是有人抽到了）。于是，试验者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报告，寄给莱因，莱因在他的杂志上把它发表了，读者因而有了强烈的印象。
在这一点上，人们不免要问，“如果这位试验者继续在他的受试者身上试验下去，难道他不会失望吗？”回答是会的。不过，莱因又告诉我们，受试者在他们最初取得成功以后，他们的能力几乎总是明显地减退。此外，他写道，“……试验者一次成功之后，也可能会遭到失败。有这样的情况，一些研究工作者在一次或几次试验过程中，发现有超自然能力的证据，而在后来的试验中，即使在同样的试验条件下，也不会那么顺利。这种失败，……是由于丧失原先的好奇心和最初的热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清楚地表明超自然现象是非常难以捉摸的。”人们应该补充一句，从几率来考虑问题，失败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对个人的试验成绩碰巧好或不好时，莱因也有许多“脱身之计”，利用好的成绩来支持超感官知觉，而不是用另外的使它处于不利地位。比如受试者猜中的不是那张牌（称为“靶子”），而是猜了前一张牌。这种现象叫作“前移位”。或者，他可能猜了后一张纸牌，这叫作“后移位”。越感官知觉的这种移位，甚至可能发生在前两三张或后两三张牌上！很明显，如果这些情况都可以算数的话，那么射中其中之一的可能性就会高于平均数。但是，如果算上移位也没有射中，那可能要归因于受试者的精神状态不佳。他可能对测试有顾虑，或者感到厌烦，或是被来访者弄得心烦意乱、对试验者生气、有病、疲倦、对试验有怀疑、智力商数低、神经过敏、或是在闹情绪。甚至试验者本人，如果处于这些令人遗憾的任何一种状态时，也会由于不自觉的心灵感应而干扰受试者。这一切因素都被莱因分别用来作为解释试验结果不佳的原因。据他说，在掷骰子试验中。效果不佳甚至可能是由于一个人“讨厌”某一副骰子（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是在试验前还是在试验后表示他讨厌这副骰子的）。正如莱因所说，“最微妙的影响似乎都能干扰这些超自然能力的发挥。”
当然，如果效果好，谁也不会去找“微妙的影响”了。但是如果效果降低，那就要开始寻找原因了。这当然是不难找到的。如果效果继续不佳，试验就会停止。如果效果极差，那就被认为是负的超感官知觉形式，这叫做“避靶性”。本书在前面谈到魔杖的一章里报导过亨利·格罗斯接受莱因试验时的可怜成绩。但是，最近莱因透露说（见1952年3月23日《美国周刊》），亨利根本没有失败！莱因写道，“他只是不自觉地回避。”他还补充说，“仅仅出于巧合他不会有那么多的失误。”
“避靶性”甚至在挪骰子的试验中也可能发生。莱因写道．“在超感官知觉和心灵运动中，转移目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一定条件下会有一种趋势，不仅避靶，而且有时会盯住靠近原来目标的靶子。我们不妨假定受试者想让骰子3点一面朝上。结果不对。但是仔细检查结果时，发现要的是4点的一面。4在某一方面靠近3，因为它是在3之后。同样，2也是靠近的，因为它是在3之前。或者掷出的是6点，这是受试者在前一次试验中想要的数字。这是一种“延迟作用”。自然，预知能力还可能使受试者掷出选作下次试验用的一个数字。有了这一套诀窍，谁还能失败呢？我自己就常常注意到，在芝加哥玩“26点游戏”时，骰子有一种令人发火的倾向，总是在你不希望出现的点子上掷出极高的比数。
很明显，除非把所有“移位”的结果都平均计入总结果中去，那就会得到一个失真的统计结果。如果把一次试验公布出来说明受试者“射中了靶子”，而把下一次试验公布出来说明受试者击中了不是所要求的另一个靶子，那就根本不能证明什么。把全部结果合在一起看，失误的数字就接近于成功的数字。下面的话有力地表明了这个道理：“这种脱靶的现象，把成功的比率降低到平均线以下，而如果象在不少实验中常发生的那样比率一直下降，总的负差就会达到不能归因于机遇的一点。”一个赌徒会说得更简单些。他会说，他的手气常常会连着好极了，可是中间常常又会连着糟透了。
下面是对一次超感官知觉纸牌试验的描述。“……当一个发牌人瞧纸牌时，移位既有前移也有后移，而当另一个人发牌时，就只有前移的；移一张牌还是移两张牌，这取决于试验的速度。”难怪莱因把超感官知觉说成是“难以置信地不可捉摸”，有一种“易变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因而成为一种“最变化无常的能力”。
在评价杜克大学的试验时，除了数据选择之外，还必须注意“记录误差”。近年来在另外几所大学所作的多次试验，还证明了这样一种情况：相信超感官知觉的人容易在记录中出错，而且错误总是对于超感官知觉有利的。例如，在斯坦福大学用1000张超感官知觉纸牌做了一次试验。叫牌是由一个强烈相信超感官知觉的人记录的。根据概率，应该猜对200张牌。最后的成绩表明猜对的有229张。但是，这个人并不知道对这次试验作了正确的记录。当核对记录时，发现有46次猜中是假的。这就把成绩降低到稍微低于概率的水平。当重复这一比验，而这个人知道在做记录时，就只发现了两次错误。
在莱因的全部研究工作中充满着记录错误的可能性。他的试验是在上百种极其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对试验条件的描述通常是很含糊的。很少明确说出谁在记录，怎样记录，或担任记录的人相信什么。只是到了后期，莱因才加强了控制，以防止这样的错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控制越严格，越感官知觉发现得就越少。他写道，“……煞费苦心的预防措施造成了损失。在这个领域里长期工作的试验者发现，由于试验搞得复杂、庞大和进行得缓慢，成功率受到了影响。各种预防措施本身往往使人精神不能集中。”
总而言之。煞费苦心的预防措施干扰了受试者的超自然能力。只有试验是在漫不经心的情况下进行，而且是在对超自然能力坚信不疑的试验者的监督之下进行，越感官知觉和心灵运动才能被发现。虽然莱因发现许多他认为具有高度超自然能力的受试者，但是却找不出一个受试者能够向其他大学的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们证明超感官知觉。当然他对这点也有解释，但是“正统的”心理学迟迟不承认超自然现象的存在已得到证实，这难道不令人诧异吗？
关于莱因的掷骰子试验，克莱顿·劳森指出（见《斯卡尔恩论骰子》，1945年），要使一个转动着的骰子转到另一面（莱因说过，骰子的大小和重量不影响结果），必须有某种相当大的心灵运动推力。劳森写道，这样一种力量是很容易证明的，办法是在一个真空罐下放一只轻轻保持平衡的箭，受试者可以靠意念力使它旋转。如果说灵媒能够靠心灵运动举起沉重的桌子，那么灵媒肯定也能使这样一种简单的实验装置转动起来。劳森和斯卡尔思想知道，为什么莱因会忽略这样明显的试验，反而去搞掷骰子的试验。这种试验象猜纸牌试验一样，在易陷入统计错误和不自觉的选择这个陷井中去。②
还有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芝加哥人多年来喜欢在酒巴间和酒馆里玩“26点游戏”。从一个杯子里把10个骰手摇出来，玩骰子的人打赌，摇13次当中，某一个点子至少会出现26次。疲乏而厌倦的摇骰子姑娘，在每次摇出骰子记数时，显然井不关心摇出的是什么点子。赌钱的人则显然拼命要摇出打赌的点子。为什么年复一年这些记数单表明获胜人数的百分比恰恰是概律所允许的数字呢？人们本来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心灵运动会起很大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写道，有时不可能的事也有发生的可能；或者象查理·钱说的，“奇怪的事情偏偏就是容易发生的事情。”考虑到莱因已监督过几百万次猜纸牌和掷骰子试验，而已绝大多数试验没有采取防止记录错误的适当措施，如果他竟然没有遇上惊人的好手气，那才真是怪事呢。在一些早期的事例中，受试者甚至可能有意作假，因为他们往往是花钱请来的，而只有显示出超自然能力的受试者，才能再次受试（在一副用来试验超感官知觉的纸牌中，只要在3张牌上做点记号，比如用指甲在纸牌边上划一道印，就能使一个猜这副牌的受试者得到7以上的平均成绩）。由于把好手气作为超感官知觉和心灵运动的证据来看，并且给偶然的和效果差的试验我出似乎合理的借口，莱因是否可能已成为一场自欺欺人的大骗局的受害者了呢？
超感官知觉的支持者们指责正统心理学家们忽视超自然现象，对这一指责的回答只能是：那不符合事实。人们已经作了很多认真的试验，结果都是否定的。举一个突出的例子，斯坦福大学的约翰·库弗教授，作了大量经过严格控制的试验。这些试验于1917年详细发表在一本600页的著作《心灵研究试验》中。最近，莱因和其他一些人把库弗的统计表又仔细检查了一遍，想找出前移位和后移位等。他们坚持超感官知觉就隐藏在这些数字之中。但是其他统计学家把这看作类似于培根—莎士比亚学者们想要从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挖掘出奇妙的密码信息的过程。
尽管根据已有的证据远不足以作出结论，但是许多有才华、有声望的现代人物却已接受了超感官知觉。在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中，突出的有威廉·詹姆斯、亨利·小西克威奇、威廉·麦独孤、亨利·柏格森和汉斯·杜里舒。作家当中，可以举出柯南道尔、奥尔德斯·赫胥黎、③杰拉尔德·赫德（他的《祈祷文前言》一书探讨在祈祷中充分实现超感官知觉的作用）、朱尔斯·罗曼斯④、H. G. 威尔斯、莫里斯·梅特林克、吉尔伯特·默里爵士、厄普顿·辛克莱、阿瑟·凯斯特勒和其他许多人。凯斯特勒在他最近出版的《洞察力与观点》一书中，说莱因的研究掀起了一场新的“哥白尼革命”。
听说精神分析学家方面有接受超感官知觉的强烈倾向⑤。这可能使许多人感到意外。弗洛伊德本人曾就这个题词写了几篇文章，指出借传心术作的梦通常会走样的，算命人可能偶尔获悉当事人内心的愿望；一个在睡榻上胡思乱想的病人，可能由于与精神分析家的心灵感应而产生思想混乱。荣格和斯特克是另两位承认传心术的著名精神分析家。一些当代的弗洛伊德学派的人，象纽约市的精神分析家南多尔。福多尔，要把精神分析学与彻底的神秘主义结合起来，结果是怪诞绝伦。福多尔1949年出版的《寻找所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本书讨论了一位母亲通过传心术对尚未出世的婴儿身心产生的影响，甚至推测胎儿的精神状态有可能通过超感官知觉传给母亲。福多尔还为古老的胎记迷信辩护，他认为母亲受惊的经历能由传心术传给孩子。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美丽女人脖子上有一块咖啡色的色斑，因为她母亲在怀孕时曾把滚烫的咖啡泼在自己身上了。”就是这个有胎记的女人却生下一双没有胎记的孪生姊妹，但是这一事实也没有使福多尔感到为难，他指出，“……我们对于双胞胎的相对感受性，还一无所知。”
这本书是由后来出版《意念说》的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有意思的是，福多尔预见到哈伯德的许多研究成果，他也强调未遂的流产对于未出世的婴儿的思想所能产生的损害。不过，在福多尔看来，这种损害主要是由于母亲想把孩子打掉的愿望通过传心术造成的。他在该书“未出世的爱情生活”一章中，把慕男狂、色情狂和其他心理失常现象的起因，追溯到母亲的性生活对尚未出生的婴儿的影响，这无疑是弗洛伊德学派各种文献中最奇怪的一种。福多尔给许多著名的精神分析学杂志都写过稿件。
厄普顿·辛克莱的《精神无线电》一书也值得评述一下，因为它是近年来超自然现象著作中介绍天眼通的最著名、最引人注目的记录。该书1930年出版，爱因斯坦曾为它的德文版作序。这是辛克莱的第二个妻子所作的一系列超常视力试验的记录。她试验默画出290幅简单的图画，这些画大部分是她丈夫在不同时间和不同情况下画的。她那时正处于情绪低沉的时期，对神秘现象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这种兴趣是因辛克莱与罗曼·奥斯托贾的友谊引起的。罗曼·奥斯托贾是一个能猜透别人思想的职业表演者，在该书中以“简”代称。这位年轻的巫师身怀多种绝技，人们很难理解辛克莱夫妇怎么会认真相信他。比如，他能够在一只密封的棺材里呆上几个小时。他表演魔术行业所谓的“大力士”。有一回在一次降神会上，他把一张34磅重的桌子升起来悬在辛克莱头上8英尺高！⑥辛克莱夫妇认为这些力都是真的。
从《精神无线电》一书介绍的情况来看，天眼通试验的环境条件是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辛克莱一生，总是受各种灵媒和巫师之骗。他20岁时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投给了一家通神论杂志。他最近的著作是讲伦尼·巴德的10部小说。这套小说通篇充塞着超自然一类的东西。最后一本《啊！牧师讲话了！》，充满了对莱因博士的颂扬。它还描写了由伦尼表演的一次信仰疗法和几次降神会，伦尼在降神会上对伯格森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亡灵讲话。这本书的书名得自罗斯福降神会。在这次降神会上罗斯福为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斯大林的意见而道歉，这无疑是辛克莱所有小说中最令人难堪的一个场面。
辛克莱和他妻子在试验中使用290张图画，他确认其中的65张被她默画对了，155张“部分画对”，70张失败。书中对照地印出的这些图画，表明辛克莱夫人的速写和她丈夫的画非常相似，不过，有的画需要颠倒过来才象。其实，用不着搬出什么天眼通来解释这些试验结果。首先，一个具有直觉的妻子，对她丈夫非常熟悉，能够相当准确地猜到他可能画什么，特别是当这幅画是新近想到的，而且跟他们共同经历有关的事情有关，就更容易猜中了。最初，画的可能是椅子和桌子一类简单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画过之后，选择的范围就狭窄了，再画可能就是从最近的一些经历联想到的。
“部分画对”的画印出来的很少。它们是否象辛克莱说的那样象呢？据说在各次试验中共画了290张画。能否肯定这是所有试验过的画的确切总数呢？找一个“不算数”的借口是容易的，比如头痛、有件事烦心，或其它什么。如果画得不对，总不免要找点借口，而且辛克莱肯定有办法取消它们并且忘掉这码事。画对的，当然会仔细地保存起来。无意识的选择过程可能正是这样进行的。
人们只希望这些试验能受到有资格的心理学家的监督，他们熟悉那些把实验引入歧途的一些巧妙办法。在论述超自然问题方面，辛克莱和柯南道尔同样是有说服能力的，但是，对于在控制条件下进行试验所必须的防范措施，他也象柯南道尔一样非常天真。因此，不可能信赖辛克莱对关键性细节的记忆，正如不能信赖柯南道尔对诸如精神摄影术研究情况的叙述一样。后来，当辛克莱夫人的健康状况好转时，威廉·麦独孤教授在采取较好的防范措施情况下对辛克莱夫人又作了试验，结果远不能令人满意。由于辛克莱1934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她就不再做超感官知觉的试验了。不过她偶尔本能地表现出明显的超自然视力，仍使她的丈夫大为吃惊。
托马斯·爱迪生是自命心灵学专家的另一个例子。他不仅相信传心术，而且有一次上了职业江湖骗子伯特·里斯医生的当。这个江湖医生透视人心灵的能力，并不比邓宁格这些现代舞台上的心灵主义者更高明。邓宁格那套方法是魔术师们很熟悉的。但是，爱迪生获得很深的印象，他写信给纽约市的《晚画报》，说他相信里斯是一位真正的超自然能人。后来出版的《爱迪生日记和观察札记》，透露了他的一种看法，认为人类的思想与艾尔弗雷德·芬森的智能形成体和智能破坏体（见本书第六章——编者）惊人地相似！爱迪生表示深信，在人类的大脑里有几百万普通显微镜下看不见的“情报员”，他称之为“小妖”。他们为完成各种智力功能而奔波，受着“居于布罗卡⑦皮层里”的“统主”的控制。爱迪生1931年逝世之前还在研究一种敏感件，以便与亡灵通讯。
爱迪生的朋友卢瑟·布尔班克是另一种类型的例子。这种人尽管在实用科学的一个领域里取得重大成就，却有着奇怪的神秘观点。布尔班克常常通过传心术和他的妹妹通讯，还能见到他过世母亲的幻象，而且还坚信植物有一套敏感的神经系统，能够对爱憎作出反应。印度人约吉·帕拉姆汉萨·约加南达在他的自传中引用他的朋友布尔班克的话说，“是的，我常对自己的植物谈话，以便创造一种爱的振动，……一个人种一株花，细心照料，而这株花却枯死了。但是另一同样精心照料，却能养出一株茂盛的植物。这个秘密……就是爱。”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一本书是《奇迹背后的神秘故事》。该书为马克斯·朗所著，1948年由洛杉矾的科斯蒙出版社出版。朗是休纳研究基金会的主任，专门研究波利尼西亚群岛和夏威夷群岛卡胡纳人的神秘传说。该书论述了思想活力（卡胡纳人称为“魔力”）对物质的影响。朗近年来用生长中的植物来试验这种魔力。他发现如果象布尔班克那样对植物谈话，给它们爱和关心，它们就会比被冷落的植物长得快，长得茂盛。莱因博士最近在《美国周刊》（1952年4月20日）上透露，一位法国医生和他的妻子能够用精神力量刺激植物生长。本书第十章介绍的利特菲尔德医生用蒸发盐水溶液所做的研究，可以说是另一种心灵运动的现象。
查尔斯·福特本人的试验虽然不太成功，但他相信超感官知觉和心灵运动。他在一个月内作了1000次尝试，想在走到能看出商店橱窗中商品的距离以前，凭借超人的视力“看见”橱窗里的东西。他的尝试只有3次获得成功，最惊人的是第一次。他在沿西42街走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前面的橱窗上，立刻想到“红雪地上的火鸡足迹”（红雪是福特当时最感兴趣的东西）。他在《野性的天赋》一书中报道说，事实证明，橱窗里在粉红色纸板的背景上，有几条用自来水笔画的象足迹似的黑色线条。
另一次，福特进行心灵运动的试验。他写道，“我一生最想作到的一件事，就是向椅子和桌子发号施令：‘集合！向前看！开步走！’让它们服从我的命令。我试过让桌子椅子服从我，……但是，那是一堆缺乏军人气质的家伙。”
不过福特仍然认为心灵运动是一种“野性的天赋”。他用的术语是“远距离传物”，这个术语现在在科学幻想小说中已很普遍。物体、人、船只，任何东西都能够由拥有这种能力的人远距离移动（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远距离传物”可用于商业上运输货物。宇宙飞船可以从一个星球远距离传送到另一个星球上去。福特认为别的星球上的情报人员常常捉人，或许是为了研究的目的，捉了就用远距离传物的办法把他们弄走。他写道，“我想，我们的人是被捉去提供情报的”。他的著作中充满了男男女女神秘失踪的新闻消息。1910年，一个女孩在中央公园里失踪。同一天，福特发现在第79号街附近公园里的湖面上出现了一只天鹅。这中间有什么联系吗？得克萨斯州的安布罗斯·比尔斯失踪了。加拿大的一个安布罗斯·斯莫尔也失踪了。福特问道，“难道有人在收集安布罗斯家的人吗？”
福特认为，不只是地球上的人被远距离地弄走，也许其它星球上的居民也被远距离传送到地球上来了。他们一定是返祖性人，即受到我们原始风尚吸引的人。“他们将会入我们的教会……他们会放下架子，来当大学教授。一经堕落，便会自甘暴弃，最后会成为我们的国会议员。”
“捉狭鬼”是一种恶作剧的鬼魂，据说他们在闹鬼的房子里造成种种骚扰（1952年达顿图书公司出版的南多尔·福多尔和赫里沃德·卡林顿所著《鬼魂缠身的人》一书，是弗洛伊德学派关于捉狭鬼及其有关现象的研究成果）。福特还“相信”捉狭鬼是具有远距离移动物体能力的儿童，或许在战争时期可以利用他们的。莱因博士曾在他的著作中推测，不断增加的超感官知觉足以废除战争（因为已无保守军事机密可言），但是他的这种臆测还比不上福特的想象力：
姑娘们在前线，正谈论着家常琐事。警报：敌人进攻了。捉狭鬼姑娘们受命施展魔力。她们把口香糖粘在椅子下面。一个团燃烧起来，士兵们烧成一个个火炬。马匹从燃烧的内脏里喷出烟来。从落矾山脉远距离摄来一片悬崖峭壁，敌人增援部队在峭壁之下摔得粉身碎骨。尼亚加拉大瀑布也被搬来，向战场倾泻而下。
捉狭鬼姑娘们伸手取下了她们的口香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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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莱因的最新著作《新的精神世界》一书于1953年问世。这本书与较早的著作的区别，主要在于它强调宗教方面的推测和它以经验为根据检验诸如上帝的存在和祈祷的功效等信念。莱因声称，把精神的现实置于科学的基础上，“对于宗教信仰的作用，正如细菌理论对于医学的作用。它将把宗教探索的范围扩大到超过一切现有观念的太平。”同时。莱因最近的研究计划与“动物的超自然现象”有关。他列举的一些试验表明，猫具有心灵感应力和超人的视力，井暗示将出现令人兴奋的消息。
②超心理学着重于纯粹统计上的证据，着重于它的一切隐晦难懂的方面。灵媒们则着重于为了某种奇怪的理由仅仅在黑暗中发生的现象。这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和启发性的相同之处。
③见奥尔德斯·赫胥黎的两篇文章，《说明越感官知觉、心灵运动和越自然现象的一例》（《生活》杂志。1954年1月11日）和《事实与迷信》（《缙绅》，1956年9月）。
④见《不用眼睛的视觉》，奥格登、鲁特南译，1924年。这部可笑的著作专门论述罗曼斯的大量实验，这些实验证明用显微镜可能看见视觉的退化器官，它存在干全身皮肤的细胞中。因此皮肤既能“看见”形状也能”看见”颜色，对某些类型的超常视力，作出了肯定的解释。
⑤乔治·德弗罗编辑的一部赞成心灵感应的心理分析报告文集《精神分析与神秘学》于1953年出版，《深入分析的新的面面观》，简·埃伦沃德著。1954年；《心灵感应假设在精冲治疗中的应用》，朱尔·艾森巴德著，1952年；以及艾森巴德的两篇文章：《精神病学对心灵学的贡献：一篇评论》，载《心灵学杂志》；1949年12月；《精神分析疗法治疗中的心灵感应》，载《明天》，1952年冬。
⑥辛克莱在回忆爱因斯坦的文章（见1956年4月14日《星期六评论》）中再一次讲到这个使桌子倾斜的故事。这个把戏是在人们熟悉的降神会圈子里干的。辛克莱透露，后来当着爱因斯坦和其他几个物理学家的面，打算重复这次表演，但是由于屋子里有“敌对的影响”而未获成功。
⑦保罗·布罗卡（Paul Broca 1824～1880）法国医学家和人类学家。——译者
第二十六章 布赖德·墨菲及其他
寻找布赖德·墨菲是1952年在科罗拉多的普埃布洛开始的。棕色头发、长相漂亮、个子不高的家庭妇女弗吉尼亚·泰伊太太，在催眠状态下用爱尔兰土腔说出她从前的化身是一个名叫布赖德·墨菲的红头发的爱尔兰女子。《丹佛邮报》星期日增刊《帝国》的助理编辑威廉·巴克，于1954年编发了这个连载故事（9月12日、19日和26日），题目是《寻找布赖德·墨菲的奇闻》。读者认为这是一个全国畅销书的题材。于是，给弗吉尼亚施行催眠术的商人莫里·伯恩斯坦决定据此写一本书。巴克对原稿作了加工，“双日图书出版公司”于1956年出版了《寻找布赖德·墨菲》一书。
这本书一连许多星期居于全国畅销书的首位。它被翻译成5种文字。泰伊太太的一次降神会的录音被制成了慢转密纹唱片，以每张5.95美元的价格售出好几万张。《实事》杂志刊登了这本书的缩写本。40多家报纸通过报业辛迪加在报上同时发表，还转让了电影摄制权。主妇们举行“敬请光临”晚会。自动电唱机大声放送《你相信再赋肉身吗？》、《布赖德·墨菲的爱情》和《布赖德·墨菲摇摆舞》。夜总会里多年生意清淡的催眠师突然变得应接不暇了。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业余催眠师也开始营业，送顾客口到他们前世的生活中去。一位太太讲述她1800年是一匹马时的生活状况。俄克拉何马州的肖尼，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开枪自杀，留下一张字条说，他对布赖德故事感到好奇，现在要亲自去调查一下。埃德加·凯西的两项研究（见第十七章），仅因伯恩斯坦作了有利的评论便仓促地出版了。关于催眠术、再赋肉身说和神秘题材的新著，在出版商的书目中忽然大量地涌现出来。①用休斯顿一位书商的话说，布赖德是“自诺曼·文森特·皮尔以来最热门的题材了”。②
这本书利用了群众渴望获得死后复生的科学证据的心情，写出一些无聊已极的东西；它利用现代大吹大擂的推销术，来欺骗容易上当受骗的老实人。这本书写得并不好，充满了低级黄色惊险小说的一切拙劣手法。全书的正文索然无味，弗吉尼亚在催眠状态下说的话更加枯燥乏趣。
这本书的销路显然不是由于它有什么文学价值，而是因为信仰不足的读者觉得，这毕竟是一种关于死后复生说的明确证据，即便是一种基督教异端的证据也罢。象往常一样，科学幻想小说的领袖们获得了深刻的印象。罗伯特·海因莱因在1956年4月的《惊人故事》杂志上写文章预言说，在2001年以前，死后灵魂存在说将沿着伯恩斯坦开辟的道路以“科学的严谨态度”得到证实。小约翰·坎贝尔则在1956年9月号的《惊人的科学幻想小说》中写道，“我个人颇有体会，人们在专业上对催眠现象的性质十分无知，因此我完全赞成伯恩斯坦为唤起人们的注意所作的极为成功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