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和杨慧来到芝加哥大学，访问这位美国精神教父。此刻，他们正与二十几个美国青年坐在一起，听杜威教授讲课。教室里非常安静，教授侃侃而谈，学生们一个个瞪大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前面。思想上是否开小差不好说，但至少给足了教授面子。男生一律留着油光水滑的小分头，西装革履;女生则是齐肩长发，职业装束，人人一副中规中矩的好孩子模样。这时候，美国人还不是特别强调突出个性和热于于张扬自我，这种人们熟习的现代性格要到下一代身上才逐渐显露出来，而这正是杜威先生当下在讲台上所传授的思想精心孵化出来的。
李智和杨慧最初找到杜威的办公室，打听到他正在授课，便来到教室外边等他。课间休息时，教室门打开，他们便见到了这位哲学家。当时，他随意坐在讲台后面的一把椅子上，跷着腿，手里摆弄着一个文件夹。他四十多岁，清秀儒雅，大约找不出比他更像知识分子的人了。跟那些男生一样，他也留着分头，一样的纹丝不乱，只是头发少得多;额头平坦，越发衬托得鼻子又高又直;薄薄的嘴唇抿得紧紧的，嘴角挂着浅浅的笑。一看就是个好接触的谦谦君子。于是他们上前作了自我介绍。
噢？中国？他把夹子放到讲桌上，扶了下眼镜，和蔼的目光从镜片后面看过来，带着一丝惊异，然后站起身，伸出手，嘴里说着非常荣幸，与他们握了握手。一个了不起的国家。他望着他们的眼睛说，我非常愿意和你们交流，可我还有一个钟点的课……要不二位先到校园里随便走一走，看一看，等我下了课再作长谈，可好？
第53节：一、经验
好的。杨慧点点头。
李智犹豫了一下，望望教室:这里还有空座位，我想，我们可以边听课边等您。
ok。杜威说，语气中透着随和。
就这样，他俩当了杜威的学生。
上节课讲的是理性主义，这节课杜威先作了一个简短总结，然后请在座的先生和小姐们发表对理性主义哲学的见解。没有人发言，教授的眼睛看过来，一个学生低下了头;视线移过去，另一学生扭过脸对着窗外;目光落在第三个人身上，他的眼睛正望着天花板……最后，没了，再看下去就是两个中国青年了。教授有些失望，大家都回避着他。
这时，杜威眼前突然一亮，一只手高高举了起来，是那位中国男生。好，请讲。杜威松了口气。
在认识问题上，理性主义只承认理念和逻辑的可靠性，否认经验来源，主张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确立观念，然后由此出发，进行推理，这样才能获得深刻、全面的认识。李智说。他信心十足，别忘了，他曾经被康德称为笛卡儿的儿子。
好极了!杜威兴奋地挥了下手，看得出来，这不是客套话，而是发自内心的自然流露，大概他的学生中没有人进行过如此简洁而深入的概括。接着他说:我可以在李先生为我们提供的这个见解范围内，明确并引申出两点结论。第一，理性主义试图建立一种自足的知识神话，它告诉我们，理性凭借自身就可以达到认识目的。第二，它试图建立一种普遍性神话，声称它的概念和推理可以使我们发现深藏在现象后面的绝对的东西。对此，我不想多说什么，我只想问，脱离了经验，概念能够自己去进行认识吗？它又怎样得到证实呢？如果理性主义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那么，它所谓的普遍性就是虚假的，所以我说它是神话。
李智与杨慧对视一眼，看得出来，杜威站在经验主义一边。
果然，杜威顺势转到了经验论上面。他的眼睛望过来，殷切而自信，我想，你们一定能给我们谈谈有关经验主义的见解吧。
这回，举手的是杨慧，她是休谟的女儿嘛，她不出马谁出马？
跟理性主义刚好相反，经验主义只承认感觉、印象等经验的东西在认识中的作用，主张哲学的对象是经验事实，哲学思维就是对日常经验进行反省。杨慧说，言之凿凿。
杜威吸了口凉气，这两个中国青年太厉害了。非常好!赞扬过后，他又用力地点了点头，表示好上加好。然后说:我只想引申一点，即传统的经验论基本上是被动顺受的。在他们看来，认识是这样产生的，人的感官接受对象的刺激，获得若干感觉，形象地说，这些感觉就像原子一样，是一个个彼此独立的单位;然后，我们把原子状的感觉组合为意象、知觉以及概念的复杂体，只有这时人才表现出主动性来。譬如，一个木匠对木料的认识，木料的形状、长短、品种、木质、声音、气味，这是一堆原子状的感觉，对其进行组合就形成了木匠关于木料的观念。
学生们疑惑地望着教授，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李智和杨慧感觉出来了，杜威并不赞成传统的经验论，他在挑刺儿。
他们的感觉是对的。杜威接着说:显然，有一种东西起着将感觉结合在一起的作用，现在我要问的是，这种东西是什么？
有人小声嘀咕。
杜威侧过耳朵，这回他听清了，是经验两个字。然而他却大声说:理性，完全正确!是理性!我从前讲过康德，大家还清楚地记得吧，他就是这么认为的，人们凭借心灵中的一系列知性范畴来整理感觉材料，而范畴完全是先验的。康德虽然不是经验论者，但他发现了经验论的缺陷。这表明，传统的经验主义并不能将它的经验原则贯彻到底，仍然为理性神话留下了余地。那么，这是如何造成的呢？
杜威认为，导致这一缺陷的根本原因在于出发点，传统经验论把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心灵和事物分离开来并使之彼此独立，人成了对象的静观者。就像那个木匠一样，坐在一边观察木料，无论他观察得如何仔细，哪怕量一量，敲一敲，他与木料之间仍然是各自独立的，关系并无实质性变化。就这样，木匠得到了关于木料的各种表象，然后又以这些感觉为对象，进行组合。在这里，感觉又成了对象，而我们自己还是一个旁观者，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对象仍然是分离的。这就是传统经验主义的二元分裂，其实理性主义也一样。这就是说，以往的哲学都不能跳出二元论的思维，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怀疑主义的气氛一度迷漫在哲学的上空了，它无疑遮蔽了人类对自己的信念。上述表明，传统哲学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它需要改造。
第54节：一、经验
李智心头猛地一震，像电光闪过。这不是打算彻底颠覆哲学传统吗？他想起了另一位哲人尼采。他们都公然向传统开战，弄出了不小的动静，但两人的路子截然不同。尼采给人的感觉像个怒气冲天的斗士，呼啸而来，呼啸而去，他的主要目标是价值观念;而杜威更像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工程师，他依照哲学大厦的结构图确定主攻方向，他选准的是经验大厦的底座，只要撬动了它，大厦就倾斜了。
这种二元论放在过去是可以理解的，杜威继续讲道，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突飞猛进以及科学日新月异的今天，显然已经与现代精神格格不入了。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人的其他活动，都一再告诉我们，经验首先不是一种认识事件，而是同时进行的行为和经历的统一体。经验是人的一种行为，我们作用并利用事物;经验是人的一种经历，我们体验和经历其中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利用事物的同时，也被事物所利用，结果是双方共同作用的产物。在这里，人与事物是纠缠在一起的，经验表现为人与事物的相互交流。
只要留意一下科学成果就会明白上述道理。赫胥黎(4)的研究揭示了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有机体的世界图景。凡是有生命的地方，就有行为和活动，生命要延续下去，就必须接连不断地去适应环境。但这种适应外界的调整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所发生的绝非仅仅是生命单方面的被改变，而是同时环境也在发生变化，生命在作用于环境的同时，也接受环境的作用。就连一只蛤子也会选择某种食物，吸取它的养料，使其转化为介壳来护卫自己，经历着自己行为的效果，就别说其他生物了。生物的等级越高，对环境的改造在他的行为中所占的比重也就越大。动物利用现成的水源地生存，而人却在大河上修堤筑坝，发电灌溉。这就是生命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它是生命的首要事实，也是人的行为的内容。总之，生命的过程是我们理解经验的地平线，生命与环境的交流应该构成哲学的基本范畴。
学生中有人皱起了眉头。
杜威竖起一根手指摇了摇说，我看还是举几个例子吧。你们都进过实验室，知道实验是怎么回事。当你做物理或化学实验时，要了解某种现象或原理，绝不能仅仅只是静观，而是要动手做一些事情，通过力或物质作用于对象，观察它的反应;或者把对象置于非常情境下，以期引起某些变化。在这些实验中，人与对象是密切联系着的，他的行为和经历是分不开的。正是在人自己的行为和经历的统一构成了经验。同样，木匠的经验也是如此。他一定要在木料上弄出变化来，如果他只是停留在观察上，那他永远做不成木匠，因为木匠之所以是木匠，就在于他把木料变成了别的什么东西，比如桌子、房子，等等。这就是我们看一幅画的感受和作一幅画的经验之间的区别。
学生中有人频频点头，表示听懂了，并赞成他的观点。似乎是受到了鼓舞，杜威兴奋起来，突然要求道，谈过恋爱的请举手。
大家愣了片刻，醒悟过来，你看看我，我瞧瞧你，有人哧哧地笑出声来，可就是没人举手。
杜威高高举起了手。杨慧的手也举了起来。李智稍微动了下身子，扭脸望望四周。你看别人干吗？杨慧说:举手呀，你又不是没恋爱过。李智勉强把手举起来。接着，不少人也举起了手。
杜威满意地点点头:不错，恋爱过的占了多一半，其余的要加把劲哟。
哄的一声，大家都笑了，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扬小姐，您能谈谈恋爱的经验吗？杜威看着杨慧问。
死去活来!杨慧脱口而出。
大家噢了一声，其中夹杂着掌声。
看来您爱得真，爱得深，真让人眼红。杜威故意咂咂嘴，做出羡慕的样子。
教授，您的经验呢？一个声音问道。
我吗？一点儿也不比她差!杜威愤愤地说。
那就讲讲吧，我们做裁判。几个声音同时响起。
第55节：一、经验
我真正坠入情网是在27岁的时候。杜威说，对方是我现在的妻子爱丽丝。那是一种怎样令人激动而又纯粹的情感经历呀，在它面前，任何赞美的词语都变得轻飘飘的。这完全是两个人的共同世界，我们彼此爱慕的行为筑造了它。在那个小小天地间，爱充满了一切，把我们整个淹没了。她的爱就是我，我的爱就是她;她对我的爱包含着我对她的爱，我对她的爱包含着她对我的爱。双方的爱就这样彼此渗透，紧紧缠绕。诸位，这就是我的经验。
明白了，大家纷纷点点头。这个事例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经验是人与对象交互作用的结果，是行为和经历的统一体。
杜威继续讲下去，知道了什么是经验，我们也就可以对感觉这一类传统哲学的概念重新定位了。感觉是在我们的行为中发生的，而行为中又贯穿着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所以，感觉不是客体在我们心中的表象。那么，它是什么呢？让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在教室前面讲课，你们手握铅笔专心致志地做着记录。我想问问诸位，此刻你们之中有谁感觉到了铅笔在纸上的触压？
大家摇摇头。他们心思都用在听讲上面，没人注意铅笔的事。
也许有人感觉到了铅笔对手指的触压？杜威接着问。
也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那么，如果铅笔尖断掉了或者磨秃了的话，你会做怎样的反应呢？杜威假设道。
我会想这是怎么回事。我会立即看看铅笔。我会感觉到写起字来很费劲儿。我会想应该削铅笔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意见。
很好。杜威说，这时，手这个感官就会自动发出新情况的信号，本来顺利进行的记录行为便中断了，这就是感觉，它是行为受到阻截的符号。这时，你就会采取新的行动，削尖铅笔或者调换一枝笔，可见，感觉又是调节行为的枢机，是前面行为过程的结束和另一个行为的开始。从这里不难看出我对感觉的理解与传统之间的区别，传统哲学所说的感觉是被动的、静观的，而我则把它置于人的行动之中，理解为一种经历。
确实不同凡响，李智心里想。即使不谈别的，仅仅拿出杜威关于感觉的看法，就已经是革命性的了。杜威对哲学的改造绝非言过其实，而是实打实的，有真东西。
以上讲的就是经验是什么。杜威摸出怀表瞧了一眼，哦，时间不多了，我们得抓紧些。有的同学可能会问，您谈了半天经验，但它有哪些需要我们关注的特点呢？好，下面我就这一问题发表些意见。
我首先要强调的是经验的行动性。前面的讲授中，我一再指出，经验是我们的行为和经历的统一体，所突出的就是行动。我把经验变成首先不是认识事件而是做的事件。人并非停滞在那里不动，就像狄更斯小说中的那位米考伯先生一样，总是等候着什么东西降临到他头上。从本性上来说，人是处在积极行动之中的，需要使他一定要做些什么。经验依赖于我们的动作、习惯、主动的机能、行为、遭遇等行动。
第二点是经验的主动性。我批评了传统哲学的二元论，指出经验是主体和客体、心灵和对象不可分的整体，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没有主次之分。我始终不赞成那种认为知觉、印象是来自主体被动接受外界刺激的观念，我之所以强调行动就是要突出人的主动性。不错，生命与对象是相互作用的，但生命一定是主动的一方。前面所举的那只蛤子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它把对象吃掉，然后对象才转化为养料，作用于它，加强它的硬壳，以适应周围环境。至于人的行为，主动性就更明显了，我们进行实验，使对象发生变化，然后获得知识，以满足人们改变外界的需要，可以说，这就是人适应环境的方式。
第三点是经验的社会性。人的行为不是与世隔绝的，而是受到社会以及各种组织的影响，它们参与人类经验的构成。就拿小孩子来说，他的行走、吃饭、睡觉、游戏等日常活动，当然是他自己的行为和经历，但一定离不开父母亲、看护的教导，甚至别的孩子也会传授给他经验。他从家庭和幼儿园不仅学到行动的技巧，而且还学到了评价规则。所有这些，包括传授时所运用的语言，都是社会性的东西，它们就这样被加入到小孩子的经验中。同样的道理，成人经验的形成，也加入了社会的成分。方才大家请我介绍了恋爱经验，我想它的价值绝不只限于新闻吧，没准儿你们之中的有些人会有意无意地把它当做成功的经验，用在谈恋爱的行为之中呢。
第56节：二、真理
第四点是经验的创造性。人为着一定的目的而行动，追求的是行动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从前所没有的，是创造的产物，由此所形成的经验也就有了创造的性质。这就要求我们，不是从先前的现象或过去的事件考察经验，而是从随后的现象或将要发生的事件理解经验。在传统哲学那里，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优先的，经验被看成是心灵在回忆和联想中对印象的组合，他们的目光是向后面看，满足于重复过去的事实。而我则主张向前看，未来更优先，经验包含着对未知领域的规划和探索。我要强调的是，将经验与未来相联系是经验最重要的特征。由此可以引出一种新的世界观，那就是用一种创造的观点、成长的观点对待世界，事物的演化并没有完成，它仍然是可塑的，一切都可能发生。这就意味着，我们行动在无限的可能性和自由之中。
随着杜威一条条讲下去，一个念头在李智心中渐渐明朗起来，这不就是美国精神的哲学基础吗？经验与理念相比，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更贴近，经验主义的立场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生活态度在哲学领域的伸张，这或许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以讲求实际著称于世的一个原因吧。
强调经验的行动性，反映在生活中，就是褒扬勇于实践的品格，倡导少说多做的实干作风，正如俗语所说，一个行动比一打高谈阔论更有用。
突出经验的主动性，翻译成日常语言就是，挽起袖子大胆干吧，用不着前怕狼后怕虎，没有你干不了的;只要干起来机遇就会找上门来，好运就会出现，新的生活微笑着向你招手呢。
将经验与社会相联系，推广到生活层面上，会使人变得更明智也更实际。一个人哪怕实力再强，本事再大，也要有人帮;单枪匹马打天下的英雄固然令人仰慕，但那个时代毕竟过去了，有风险的事最好拉上别人一块儿干;一个人的力量并不取决于他自身，而是由他能够动员的社会资源来说话。
使经验面向未来，意义更为突出，它要求人们永不满足，一直往前走，把效果放在第一位;然而，那又多半是一个未知的领域，所以行动本质上就是冒险，生活具有闯荡的意味，关键时刻不妨赌上一把，不行再撤。
杜威合上夹子，望望窗外，草坪上有几只灰喜鹊跳来跳去。他扭过头说:今天只能讲到这儿了。你们都看到了，我的经验论与传统的经验论很不一样。为了与之区别，我给自己的理论起名为自然主义的经验论，取其原初之意。
好了，下课!话音刚落，铃声响起。
二、真理
同学们都离开了，教室里只留下杜威和两个中国青年。
教授，今天我们可开了眼了，您讲的真棒!杨慧说。这不是奉承，是心里话，当了多年的学生，头一次在教室里听到这么精彩的课。
是吗？杜威还是那样，脸上挂着浅浅的笑，但看得出来，他心里很高兴。他感觉得出来，今天的课非常成功，学生都被他深邃的思想征服了，不用问，这从他们眼神里就能看出来，那里除了崇敬还是崇敬。当然，今天的成功也有这两个中国人一份，他们配合得很好。
我们干吗在这儿干站着？我知道有家小店，那儿的老板是墨西哥移民，煮得一手好咖啡，我请你们喝杯咖啡，怎么样？杜威提议。
好主意。杨慧说。
那就先谢谢了。李智说。
他们走出校园，转过一个街角，一股咖啡的浓香扑鼻而来。进入小店，胖胖的女老板从吧台后面探出半个身子，笑得满面春风。招了下肥厚的手，咬着舌头说，哦，亲爱的教授，您的客人？
是的，我们闻着香味来了。杜威说。他们靠窗子坐下。
老板扭过来，一人面前放了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哦，亲爱的，慢慢喝，我会随时添加的。
杨慧端起杯子啜了一小口:真棒，名不虚传。
看着杜威放下杯子，李智说:教授，关于经验您讲得很透彻了，然而您却没有提起理性，这是否意味着理性是无足轻重的？
第57节：二、真理
不，杜威摇摇头，不是这样。这个问题我本来是想讲的，但没有时间了。其实，强调经验并不意味着否认理性，我只是不同意理性主义绝对夸大理智以及知识的作用罢了。我是主张在经验的基础上对知识重新定位的。
在杜威看来，传统哲学把理性或知识看成是与现象背后的实存相对应的思想体系，实存被认为是不变的本质、永恒的秩序，因此知识也就是绝对的、静观的。理性对经验不屑一顾，因为后者属于现象，是变动不居的。这样，理性就与经验疏远了，知识成了独立的、自足的东西。
科学的发现与工业的应用从根本上扭转了人们对理性和知识的见解，把哲学从迄今为止缠绕着它的一切认识论迷雾中解脱出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理性是不能脱离经验的，知识也不是自足体。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杜威考察了理性的起源。
前面说过，经验主要是行为，表现为感觉的运动。人们在行动中一定会遇到障碍，出现许多困难，而依靠经验又根本解决和排除不了这些难题，于是就需要理性的东西来帮忙，这样就产生了知识。所以，理性、知识是应经验的呼唤而出现的。
能够进一步说明理性起源的是它的抽象的性质。知识为什么能够应用在经验中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因为它具有普遍化的抽象性。所谓抽象，就是把经验的某些方面选出来用于别的经验。例如，我们从具体的鸟抽取出飞这个特性，形成有关鸟类的知识，然后我们会把这个知识用在蝙蝠身上，由此推测这种会飞翔的动物具有鸟类的某个特征。可见，理性的形成是以经验为前提的。越是理论的，就越是抽象的;而越是抽象的，离具体经验也就越远，但不管多么抽象，理性始终不能完全脱离经验。
观念、学说、知识，无论多么细致，怎样自圆其说，实际上都是假设，因为它必须接受行动的检验，而检查它的那些经验又仅仅是人们的某些行为。这就意味着，理性要取得人们的信任，要发挥它的功用，就永远也不要离开经验。
杜威用小勺在杯子中搅了搅，然后端起杯子慢慢喝着。女老板捧着一个亮晶晶的咖啡壶走过来，把杯中加满。李智伸出中指在桌子上轻轻点了几下。
老板望着他问:哦，亲爱的，您要什么？
这位先生对您的服务非常满意，以此动作表示谢意。杜威一旁解释道。
老板笑吟吟地走了。
您是怎么知道的？杨慧很是好奇。
听我的中国学生说的。他们很聪明也很用功，前程无限。你们看，我对中国并不陌生。杜威答道。接着，他开始谈理性的作用。
杜威声明，他虽然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但并不认为经验是万能的。每个具体经验都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每一个都是它自己，没有复本，不能互相代替，因此不能把过去的经验用在现在，也不能把别人的经验用于自己。但理性能够做到这一点，它把经验中的某些东西的经验上面。抽象就是解放。
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多难题，譬如观察对象。我们在行动中时常需要做出预测，从当下正在发生的情况判断事物的将来。显然，这对感觉来说是根本办不到的，是经验所面临的困难。这时候我们可以运用知识进行推论，就像医生通过观察患者的症状来掌握病情的发展变化，科学家通过观察实验材料的数据来推断可能出现的情况一样。在这里，知识不再是无目标的，它与我们的行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我所用。在这里，知识充当着我们的工具。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确定知识的价值了。正如所有工具一样，它的价值不在于它自己，而取决于它在我们行动的结果中所显示出来的功效，尽管知识的或者说是理智的工具与物质工具根本不同，前者是一种普遍适用的更优胜的工具。
教授，我听明白了。李智说，传统哲学追求的是清楚、明白的观念，而您注重的是观念的效用。对于理性的评判和要求，您与前人的视角全然不同。更重要的是，您的观点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知识的关系。从前，知识凌驾于人之上，人必须按照知识的要求去做，现在您把它们颠倒过来，知识服从人的需要。
第58节：二、真理
杜威笑了笑，喝了口咖啡。
在传统哲学那里，清楚明白意味着真理，那么，在您这里，效用是否就意味着观念的真实可靠性呢？李智接着问。
当然。杜威点点头。他的谈话从理性、知识转到真理上面。
如同知识是我们的工具一样，真理也是人的工具。真理不是高高在上的思想理论，它的工具作用表现在人改变环境的行动中。概念、观念、学说、方案、规划，等等，是否是真理，就看它能否起到工具的效用。如果能够帮助我们改变环境，那么它就是可靠的、健全的、正当的、好的、真的，如果它把事情弄糟了，搞砸了，就是荒谬的、虚妄的。可见，真理就是那种能够指导我们真正无误的行动并被证实了的力量。这意味着状词真地(truly)比形容词真的(true)或名词真(truth)都更根本。总之，真理一定要有用。
有用当然包含着对人有利以及满足人的需要等意义，但也因此招致种种误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为真理的这种满足仅仅是私人意义上的，是对纯粹个人目的、感情、生活和利益的满足，似乎只要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就是真理，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贯彻它。他们忘记了人的行动是在环境中进行的，社会参与人们经验的构成。无论是我们的目的、观念，还是行为的方式、方法，都是由一定的条件和要求引起的，这些条件和要求包含了公众和客观的内容。这就是说，一种观念，它作为真理，满足的不只是个人需要，同时也符合社会要求。所以，自我需要的满足就不是纯粹个人的，随心所欲的，不受突如其来的念头或个人嗜好所左右。
教授，您说得对，真理一定要有效用。李智说，然而，是否可以反过来讲，凡是理论、观念、知识，只要有效用就一定是真理呢？我的问题也就是真理的标准是什么？
可以这样讲，杜威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举了个例子。一个人在森林中迷了路，他东张西望，周围除了树木就是岩石。他往前走，遇到的是这些东西，往后退，碰上的还是这些东西。没有人给他指路，要走出森林只有靠自己了。这时，他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把遇到的树木和岩石临摹下来，一个是运用所学过的知识结合眼前的情况画一张地图。显然，这是两种观念两种思路。哪一种能指导他摆脱目前的困境呢？是第一种吗？不是，因为你临摹得再逼真、再详尽，哪怕与原物完全一样也没用，这对你走出森林毫无帮助。第二种办法难度更大、要求也更高，你必须不断地探索，一边试着朝各个方向寻找，一边画出各种路线图。但恰恰是后一种方法能够把人带出森林。那么，这两种观念两种思路，哪一种是真理？
当然是第二种。杨慧和李智回答。
杜威点点头。
可是，李智想了片刻后问，您强调的是效用标准，那么是否还应该有一个真实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否还存在着思想、观念符合事实的标准？
我明白您的意思。杜威说，传统哲学就是这么认为的。在那里，真理被理解为对实存的摹写，就像方才例子里第一种方法所做的那样。或许那个迷路人可以拿着他的临摹作品向人炫耀，瞧，我画得有多像。如果与对象一致就是真理的话，那么，大概照相机照出来的照片就是最真的真理了。但这对摆脱当下的困境有什么用!真理毕竟不是用来欣赏的。相反，有一些可疑的观点却常常被人们奉为真理。你们大概听说过，有一种理论认为，国家起源于契约。据说，在上古某一时期，人们自动聚会，彼此约定共同遵守某些法律，服从某种节制，于是就有了国家，也就有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卢梭(5)就是这种观念的代表，休谟也有这个意思。
是的，他们俩本来关系很好，后来闹崩了。杨慧插嘴道。她半天没说话了，好不容易等来一个机会，自然不会放过。
好家伙，连这你也知道，太厉害了。杜威惊讶地望着她，然后朝吧台挥挥手，点了下杨慧的杯子。老板走过来给他们斟满咖啡。
第59节：三、实验
国家契约说是虚妄和荒诞的，杜威接着说，这点很容易从哲学上和历史上证明。但是，它却成了一种信念，因为17世纪是新旧交替的时期，人们希望国家能够由自己的志向和愿望而改变，国家契约说迎合了人们的需要。我再重申一遍，真理是我们行动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就无所谓真假。比如，一把锤子，从功用上说，它是作为敲打物件的东西而存在的，可以有质料的区别，有铁制的，也有木头做的，但在功用上都是锤子，不能说哪一把是真的，哪一把是假的;只能说哪一把是有效的或无效的，适当的或不适当的，经济的或浪费的。因此，真假不能构成判断真理的标准。真理当然不是锤子，但道理是一样的。
真理总要符合一些什么吧，因为它毕竟是意识的东西。李智说，他仍然不甘心。
如果一定要说真理符合什么的话，那么，它所符合的只能是人的行为，确切地说，就是能够服务于我们的目的，帮助我们有效地处理对象，达到满意的结局。他强调了两点。
首先，真理与价值相关联。上面说的工具的有效和无效、适当和不适当、经济和浪费，讲的都是价值。所以判断真理，就看它是否对我们有价值，价值有多大。国家契约说由于有价值，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真理，如果现在它的价值仍然没有消失，那么，人们还会继续认为它是真理。
其次，真理与结果相关联。前面讲过，人是出于一定的目的而行动的，追求的是合于目的的结果，经验是面向未来的，因此判断真理，就看它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结果。带来我们所希望的结果，就是真理，反之就是谬误。在近代革命中，国家契约说帮助人们实现了建立新的国家的意愿，由此也就成了一种广为流行的信念。
杜威顿了顿，对李智说:明确了这两点，可以进一步回答您方才的问题了。您看到了，真理是经过我们的价值和结果调整过了的东西，或者说是已经打上了我们行动的印记，这样一来，它怎么可能与对象相符合呢？这再次证明，传统哲学把真理看成心灵与实存的静态对应关系是没有道理的。
李智想了想，杜威说的这些有一定道理，但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具体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一时半会又说不出来。但有一点感觉是非常清晰的，这就是这种工具主义一定会导致双重标准。
杜威摸出表看了看，时间已经是中午了。
杨慧和李智站起身。
杜威邀请他们第二天参观他兴办的芝加哥大学附属学校。
三、实验
杜威对兴办教育一直有着浓厚兴趣，曾经一度甚至冒出了跳槽的念头，想转行搞教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哲学，只是想通过办教育来贯彻他的哲学理念，其中自然也包含着向世人证实这种新型哲学功效的意图。他是一位哲学家，主张哲学是教育的基本理论，教育是哲学的实验室。他同时又是一位实践家，不仅想改造哲学，还一心想改造社会，而在他看来，兴办教育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他心中始终系着一个教育情结。
所以，当他应邀到芝加哥大学担任首席哲学教授不久，鉴于当地基础教育落后的现状，便向校方提出了设立一所小学的意见。建议很快就被批准了，学校办了起来，并由哲学系主持。这所学校最初叫大学附小，后来叫实验学校，但人们更多地叫它杜威学校。
学校刚成立的时候，只有十六个学生，两个老师。杨慧和李智来参观时，学生已经增加到一百多人，编为十一个年级。杜威先带他们来到最低年级，几个四到五岁的孩子正在一本正经地过家家。他们已经盖好了一座想象中的房子，眼下正忙着做饭，摆弄着一堆菜、面包和肉。见他们进来，孩子们一声欢呼，一个系着白围裙的女孩跑上前一把拉住杨慧，妈妈回家啦!我们有妈妈啦!然后扯下围裙扔到杨慧怀中。杨慧蹲下身子，搂住女孩的肩膀说:我不是妈妈，你是。
我不当妈妈，你当。女孩咬着手指说。
第60节：三、实验
杨慧把她的手从嘴里拿出来，问:干吗不当妈妈？
当妈妈要管做饭。女孩的回答很干脆。
可是，我不会做饭。杨慧说。
女孩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妈妈都会做饭，你连做饭都不会，怎么当妈妈？她认定像杨慧这种年龄的女人就是妈妈，奇怪面前这个不会家务的人怎么能够在社会上生存下来。
杨慧把围裙重新给女孩系好，好，现在继续去学习做饭，等一会蔬菜就不新鲜了，你的孩子们吃了会闹肚子的。
他们推开四年级教室的门，十几个八岁的孩子一人手里捧着一本书，读得津津有味，有的甚至都未察觉他们两人的出现。一个男孩一边翻书页，嘴里一边发出驾、驾的声音。对不起，能打扰一下吗？李智轻声问。男孩抬手摸了摸鼻子下面想象出的两撇胡须，威严地咳了一声，目光森森:请简洁一点，没见我的蒙古铁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吗？进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李智弯下腰，从下面望了眼书皮，上面印着《马可·波罗游记》。噢，英名盖世的忽必烈大皇帝，黄金家族的伟大继承人，我来自中国，我能够加入您的战无不胜的军队吗？
是吗？孩子的眼中闪出惊喜，好，好，当然行，你可以教我的勇士们功夫，包括我本人在内。不过……他的眼神又变得严厉起来，站起身，围着李智转了一圈，挑剔地打量着他，你的飘着长鬃毛的战马呢？用精钢打制的弯刀呢？还有那能射穿五张牛皮的弓箭呢？怎么没带来？你到那边去--他指着另一个孩子，跟哥伦布航海去吧。那个孩子正在读哥伦布探险的故事，自然把自己想象成那位船长。得，大皇帝看不上他，把他发配给了冒险家。
出了教室门，李智沉思地说:我知道这所学校的名字为什么用实验这两个字了。
为什么？杜威饶有兴趣地问。
因为这所学校不是按照传统模式举办的，教育理念别具一格，学习内容和方法都充满了探索精神。杨慧抢着说。
杜威望着她，哦，是吗？杨慧的话说到他心坎上了，他爱听。他接着问:您能就这所学校的教育理念谈谈感想吗？哲学家谈问题总是往根本的地方引。
生活。杨慧说，这就是我最强烈的感受。您的学校根本不像是学校。见杜威的脸上现出惊愕，她赶紧说:您别误会，我的意思是说您没有把学校办成孤立于社会的一个组织，而是把社会生活引进来，使学校成为，成为……杨慧没词儿了。
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杜威提示她说。
对，就是这个意思，学校没有和社会分开，只不过是换了个样儿。比如，您把家务搬进了一年级教室，把探险搬进了四年级教室，它们是课堂上的家庭生活和探险。孩子们不光学习实际操作，还能发挥想象。杨慧说。
好!说到点子上了。杜威兴奋地拍了下手。接着，他转向李智，您方才关于实验的说法一定是有感而发，对吗？
对。李智说，您的学校的确令人耳目一新。所有教学内容以及方式方法都是围绕学生将来步入社会精心安排的，独具匠心。我想这是您的突出经验、在经验中又突出行动的哲学思想的具体运用。
杜威两眼放光:我做一个小小的更正，不是经验，是实验，哲学在教育上的实验。您能谈得稍微详尽一些吗？
可以。李智说，您主张经验是第一位的，所以学生的学习生活化了;您强调经验的行动性和主动性，所以学习的实践成分加大了，要求学生发挥自主自觉的精神;您还特别强调经验的面向未来的性质，所以着眼于社会需要来确定培养目标，您的学校实际上是预备学校。最后这一点也就是为什么这所学校取名实验的主要原因。未来是一个不确定的领域，需要不断地探索、创新。
杜威深深地点点头:总的来讲，您的思路是不错的。他把他们带到休息室，请他们坐下，然后说:他之所以强调实验，主要理由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经验本身具有实验的性质。我在昨天讲课时，总结了经验的四个特点，现在再增加一个，即实验性。人的行动、经验历来就是探索的，不过这一点从近代以来更鲜明、更突出罢了。近代科学为我们提供了实验的方法，它的目的就是要突破当下的固定局面以引起变化，从中发现尚不知晓的现象。也就是说，人们不满足现有的包括定律、概念等在内的知识，不满足于事物的现状，希望出现新的、不同的东西。于是，他们便运用科学的手段改变事物，观察、描写、记载所发生的情况，直到出现了新变化。生产也是这样，它的目的就是使对象变为产品，木匠的工作就是把木料变成桌子、椅子这些东西。
第61节：三、实验
实验的方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观念。尽管经验具有探索性，但从前的人们还是习惯过一种稳态的生活。多少年来，每天的生活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大家都过着同一种日子，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所以，一旦发生变化，人们便手足无措，认为是出了事儿了，是不好的。现在不同了，科学和工业加剧了生活的变化，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环境充满了未知的和不确定的因素，人生动荡而多变。在这种情况下，出事不一定是糟糕的，在科学实验中，出事意味着新发现!
具体到我们的行动中，就是求新求变。我们的行动和生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了变化，所以，探索的精神和实验的态度，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第二个方面，理性是实验的智慧。古代的哲学家也把理性视为智慧，但这种智慧却被看成是完满的和静止的。在他们看来，实存或者说作为本体的世界是封闭的，支配万事万物的秩序是不变的。因此，与其相对应的理智也就是绝对的，知识成了全知全能的自足体。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人们似乎用不着去费力探索，因为一切都事先安排好了，只要按照理智和知识去做就可以了。
近代科学打破了这种认识。它证明，宇宙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外部没有一定的边界，内部结构无限复杂，变化不居。那些关于运动的以及产生与结果的定律正是科学家们的兴趣所在。既然整个世界都处在变化中，那么，知识也就没有理由作为一个静态的体系而存在。这样，理性、知识就被从形而上学的羁绊中解放出来。那些曾经指导行动的计划和原理，如今换了新身份，它们不再是颐指气使的教条，而是被人们运用到实际中去的假设，其命运由它们在行动中所起的作用来决定，是遭到摈弃还是改正，或者是调整和扩充，全凭经验说话。智慧或者说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永远成长着的。具体到个人来说，他要想保有自己的知识，就一定要不断地关注经验，虚心学习，并且有勇气进行调整。
前面说过，知识是人们的工具，现在我们又指出了知识是成长着的。既然我们的工具是探索性的，那么，以这种工具获得的经验也就具有了实验的性质。
听到这儿，李智给美国精神再加上一条，这就是求新求异的好奇心和灵活多变的现实态度。求新求异看似浪漫、时尚，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的表现，它的本质是变，本身就包含了以变化来适应现实的意味在里面。人们随时准备根据情势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绝不墨守成规，一条道走到黑，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关于经验的实验性我就讲到这儿。杜威说。
经验变实验。李智接上一句。
杜威笑了笑，他非常欣赏这句话。哲学变教育，似乎能和这个意思挂上。
好，我们再回到教育上来。杜威说。他看着李智说:您前面说的那些除了一点之外都很正确，所以当时我讲您的思路总的来说是很不错的。现在我可以指出其中的不足了，这就是您给我的学校下了一个预备学校的结论。不光是您，大多数人，包括许多教育家在内，都持这种观念，似乎教育的本质就是学习，掌握知识以备将来走上社会之用。按照这一理念，受教育是孩童的专利，因为他们是缺乏知识的、没有技能的、不成熟的，必须依靠成人把这些东西传授给他们，而学校也就由此处在依赖社会的地位上;而大人是无须接受教育的，他们已经在社会上闯荡多年了。
这是一种传统观念，别看它存在了多少年，其实是缺乏根据的假设，与事实不符合。我们都知道，知识来自经验，在行动中被调整，而教育本身就应该是学生的经历。关于后一点，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我的学生就是把学习当做生活来经历的。所以，知识是人们在经历中来接受的。因此，教育并不就是成人将知识、技能等本领传授给孩童。
那么，教育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成长。成长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正如行动没有止境，经验要不断地重新来过一样。所以，教育是人们终生的事业，孩童要受教育，成人也要受教育，大家一律平等。
第62节：三、实验
这也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学校应该着重培养学生什么。不是掌握本领本身，而是掌握本领的能力。学会技能、积蓄知识、养成文雅不是目的，它们不过是成长的标记而已，是持续成长的方法。这与经验也是一致的，经验就是一个不断重构的过程。
由此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明确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学校不是社会的预备，它就是一种社会组织，一种社会生活形式。但绝不是社会的复制，不应该只是把学生教育成一味适应现存的社会格局和环境的人，而是应使他们成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社会的建设者。这与经验的特征也是相符合的，经验就是人们改变环境的活动，它面向未来。
说得太好了，句句都击中了传统教育的要害。杨慧和李智惊奇地望着面前的这位文质彬彬的学者，为他的深刻洞见和高瞻远瞩所折服。这才是真正的头脑风暴呐，一百年前就已经刮起来了。
这时几个孩子从休息室门前跑过，瞥见里面有人，又折了回来，聚在门口，一人做了一个大大的鬼脸，然后像完成了作业似的轰地散了。一个男孩也许觉得不过瘾，返身又补了一个。这回非常成功，鬼脸难看极了，逗得他们哈哈大笑。
我真羡慕他们。杨慧说，瞧他们一个个的多自在呀!这才是人性化教育呐。
教授，您的经验论提升了人的自主地位，这是否就意味着为自由打开了大门呢？李智把话题又拉回到哲学。
是的。杜威说，传统哲学强调的是过去，满足于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在他们看来，现在和将来无非是过去的重演，所以没有给自由留下余地。我的实用主义强调的是后果，主张经验永远面向未来，世界以及我们的生活都处在生成中，因此高扬自由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您能谈谈这方面的见解吗？李智说。
没有时间了，我马上要去上课，以后找机会再谈吧。杜威站了起来，我想对你们说，我非常喜欢跟中国人在一起，也很看好你们的国家，尽管它目前还很落后，但一定会强大起来的，对此我充满了信心。我希望你们在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时慎重思考这样的问题，即中国的发展是否将重复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历史？或者它将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使自己的发展更加人性化？
杜威走了。他们望着他的背影，又一次为他的远见和智慧所惊奇。
他们已经占去了杜威不少时间了，有关自由的问题还是去请教别的哲学大师吧。
注释:
(1)杜威(公元1859～1952年):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社会学家。称自己的哲学为经验论的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经验论。1919～1921年间曾来中国巡回讲学。
(2)参见罗伯特·b·塔利斯著《杜威》第7页。
(3)参见孙有中著《美国精神的象征》第1页。
(4)赫胥黎(公元1825～1895年):英国博物学家。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一书后，他竭力支持和宣传进化学说，是第一个提出人类起源问题的学者。其所著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一部分由中国学者严复译成汉文后以《天演论》的书名广为流行。
(5)卢梭(公元1712～1778年):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他的思想影响了法国大革命。他认为人原本生活在自然状态中，那时没有国家，后来为了避免矛盾和冲突，人们经过协议，签订契约，成立公民社会，由此国家才产生。
第63节：一、存在
第十九章萨特
自由:宿命和责任
一、存在
杨慧和李智来到了法国巴黎。这时是1968年5月中旬。
五月是巴黎这座浪漫之都最美好的季节，在人们印象中，巴黎永远是属于情人和艺术的，特别是在这个季节。然而，尽管天空还是那么蓝，塞纳河还是那样不慌不忙地流淌，微甜的风仍然吹得人的发丝纷纷扬扬，满街的梧桐树依旧优雅地伸出修长的手臂，但绿阴下却不见了陶醉在相拥中的恋人。街上的人很多，可没一个是闲溜达的，似乎都带着什么任务，他们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耳朵竖得直直的，不断抽着高高的鼻子，东张西望，生怕有什么信息溜过去。人们兴奋而紧张，又透着不安，就连汽车喇叭的鸣叫都带着爆发性，好像急着表明某种态度。--巴黎出事了。
得出这个结论不完全来自两个中国青年的感觉，一幅标语再明确不过地告诉了人们这一事实。那上面写着:向用一切手段摆脱异化秩序的大学生们致敬!属名让·保尔·萨特(1)。不知道这幅标语是萨特写的还是被他致敬的那些人写的，但话是萨特的。
这时，不知从哪里开过来一辆装着大喇叭的小车，顿时，空中布满了播音员的声音，人们驻足倾听。这些年轻人不愿意有一个与他们的父辈们一样的未来，也就是不愿有我们这些人的未来，这种未来证明了我们曾经是一些怯懦的人，由于彻底的服从而变得虚弱、疲惫、萎靡不振，我们完全是一个封闭的制度的牺牲品……(2)原来这是一篇记者对萨特的采访，他在控诉资本主义制度，听上去有点声声血泪的意思。
人群突然朝一个方向涌去，有人高声叫道:萨特!萨特!杨慧和李智被人流裹着，像风中的两片叶子。杨慧紧紧地抓住李智的手，凑到他耳边问:出什么事了？不知道。李智大声回答。终于，大家停下了，人群从中间分开，一个人大咧咧地走进来。他牙齿间咬着个烟斗，一只手捧着一叠传单，另一只手把传单分发给众人。他是个矮个子，看上去还算结实，身上随意套了件西装，露出里面雪白的衬衫。不多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一律朝后，给人一种全都堆在头顶的感觉，似乎这样就可以显得头发密实一些。脸差不多呈三角形，由于额头很宽，显得下巴尖了一点。这种脸型的人当小学生的时候，往往属于坐在一边不声不响但心里转着蔫主意的人。他额上的皱纹格外重，鼻头两侧分出两道又阔又深的弧形纹路，沿着嘴角一直挂到下巴上，使得那张脸异常生动。他有一颗法国人特有的肉鼻头，招风耳上挂了副细腿窄边大眼镜。
杨慧接过传单，向旁边的人打听这人是谁。萨特，人们告诉她。
萨特先生!萨特先生!杨慧一边叫一边朝前挤。萨特听到了，扭过脸看她。我们是从中国来的，专门为了访问您。杨慧气喘吁吁地说。
红卫兵？萨特脸上现出惊喜，满怀希望地问。
不是。姑娘摇了摇头。
萨特噢了一声，有些遗憾。然后把传单抛向空中，立时人们头顶上飘满了白纸片。望着漫天飞舞的纸片，他孩子似的咧着厚嘴唇笑起来，好像做了个得意的游戏。
变戏法似的，一个细高个儿警察出现在萨特面前。他举手行了个礼，高声说:萨特先生，不得随意丢弃垃圾，您污染了我们美丽的城市，这是不能容忍的。
萨特把烟斗从嘴上拿下来，脚后跟一碰，微微撅着屁股，也行了个举手礼，动作有些笨拙，但绝对标准，他当过兵，打过德国法西斯，怎样敬礼对他来说当然不在话下。然后说:好极了，可那不是垃圾，是传单，那上面写着大学生们为什么要造资产阶级的反。再说了，它们也没弄脏城市，不信您瞧。
警察像仙鹤一样扭过细长的脖子四下望了望，果然地上没有纸片，它们都被人们捡走了。
怎么样，这下您可以放心走了吧？萨特说。警察嘟囔了一句什么，拨开众人走了出去。
萨特的目光在人群中找来找去。人哪？怎么不见了？他自语道。
您找谁？有人问。
刚才跟我说话的中国姑娘。萨特说。
我们在这儿呐。一个声音在萨特耳边响起。闹了半天，中国姑娘就在萨特眼皮底下。他光顾着往刚才的地方瞧了，没料到趁刚才他和警察说话的工夫杨慧已经挤到了跟前。
萨特愣了愣，然后笑了。扬了下烟斗说:我们去吃饭。
吃饭？这才几点？他们怕听错了。
对，吃饭。萨特说，接着带着他们直奔饭馆。他在1955年曾访问过中国，知道请客人吃饭是表示欢迎的最高礼数。其实，请朋友上好的馆子撮一顿以及邀请女士外出，已经成了他的生活习性，因为这可以使他逃避孤独感，还能够在交流中整理脑子里乱糟糟的想法。
你们一定想知道学生们干吗要造反吧？现在就让我来告诉你们。萨特边走边说。这场运动起源于越南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抗击。越南抗美斗争你们是清楚的，伟大的中国已经成为了越南斗争的坚强后盾。美国对越南的战争绝不单单是这两个国家的事情，它在欧洲和美国造成了强烈冲击，因为战争有可能扩大。显然，仅靠越南人民自己，要想成功抵抗并战胜美国这个巨大的军事机器似乎没有可能，需要得到大家的支持。这样，法国的学生就被卷了进来。警方逮捕了四个反对越南战争委员会的学生，结果激发了学生运动。他们呼吁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的支持，我就站了出来，介入了运动。
第64节：一、存在
进了饭馆，萨特拉出椅子，请杨慧先坐了，然后招呼李智坐下，自己也坐了。我是反对越战的。萨特继续说，1966年，伯兰特·罗素(3)发起组织国际战犯审判法庭，专门调查审理美国侵略罪行，邀请我参加，我答应了;他们让我当主席，我也答应了。于是，在这个法庭上，大家都管我叫主席先生。说着，他哈哈大笑起来，觉得很好玩，还带着几分自嘲。
侍者奉上菜谱，满脸堆笑，窥一眼萨特的口袋，那里鼓囊囊的，今天又可以从这地方掏出丰厚的小费了。杨慧和李智点完自己的菜，萨特建议他们每人再来一份法式煎蜗牛，行!杨慧愉快地答应道。李智瞧了她一眼，心说你知道这道菜有多贵？说出来吓死你。点菜时他溜了一眼，好家伙，简直是天价，可萨特一点也不在乎。
学生运动的起因虽然是越战，但矛头对准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以是一场革命。萨特说，我发现，一种新的社会观念正在学生们中间形成，在他们看来，社会必须建立在充分的民主以及社会主义与自由的结合之上。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说，我都站在学生一边，这没得说!
您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士。杨慧说。
您这么认为？萨特斜着眼睛盯着杨慧问。
姑娘心中一惊，糟了，萨特不高兴了。脑子飞快地转了一圈，也没说得罪人的话呀。再仔细一瞧，突然发现对方的右眼几乎是白色的，原来这只眼睛已经坏掉了，眼球僵在一边，所以看人的时候总是斜着。此前杨慧老觉着他哪儿有点别扭，现在看清了，是目光。
萨特也发现了姑娘的惊讶，撇了撇嘴，噢，我三岁时患了角膜翳，右眼就不行了。十二岁的时候，我单恋的一个船具商的女儿对我说:去，你这个丑八怪!
不，您不丑，真的，一点儿也不丑。姑娘声明道。
但我不在乎，一点都不。萨特平静地说，我从来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您说我是斗士，但有人骂我是资产阶级看门狗，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称我是拿笔的鬣狗。他拿起叉子做拿笔状，在空中画了两个字母，顺势扎下去，叉了一块鱼放进嘴里嚼了起来。在那些人眼中，人道主义是臭狗屎，我的哲学也是，因为我说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而我又恰恰被人们归拢进了存在主义者的行列。嘻嘻，臭狗屎，我才不去管呐。噢，对不起，餐桌上不该说这个词，让人恶心，对吧？其实，我们的存在就让人觉着恶心。
杨慧停止了咀嚼，瞪大了眼睛瞧着萨特。
您是说恶心自己的存在？李智问。
没错，我的存在令我恶心。萨特放下叉子，严肃地望着他们。
为什么？他们同时问，这不是成心贬低自个儿吗？接触了那么多哲学家，这是头一个恶心自己的人。
说起来话长。萨特从头讲起。
传统哲学的出发点是物质和意识，以为这样就抓住了世界的源头，就可以在坚固的基础上建立哲学大厦了。然而是这样吗？我们先来看一看，它找到的这个基础是否牢靠？不管是主张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物质，都必须首先设定有一个意识和一个物质，否则无法谈论二者之间的关系。于是，意识便被有意无意地实体化了，成了一种精神存在，与其相对应的是物质实体。这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二元论，因为进入我们意识的东西只是对象的表象，在这之外还有一个对象实体，也就是本质的存在，这样，表象与实体，或者说显现与本质便对立起来。可见，形象地说，这个基础是由两个板块拼接的，根本不结实。
在我看来，并不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意识实体，凡是意识一定是对某物的意识。这就是说，它只是作为某物的意识，也就是自己显现出来时，才存在着，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意识。这表明，意识本身不能独立存在，它必须依附在某物上面，被不是自身的东西所支撑。自身不存在就是虚无，而虚无则意味着透明、无形、不定、纯粹和绝对。说完了意识，再来看看物质。我们在意识到某物之前，不能说它不存在，但也不能说它存在着，因为它与别的东西混杂在一起，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它被意识到，才有了规定性，从物质背景中分化出来，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也才能作为某物而存在。
第65节：一、存在
太玄了，跟听天书似的。不要说杨慧，就是李智也听不懂，那个写小说和编戏剧的萨特哪儿去了？
萨特看了他们一会儿，决定举个例子启发这两个年轻人。他用叉子指着盘子里，以蜗牛为例。这个小东西，原先生活在大自然中，待在树丛里的一块岩石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在人没有发现它之前，它就是一个自然物，与树木、石头没有区别。一个人走进树丛，看到了它，啊，蜗牛!他欢快地叫了一声，这东西可以做成美味的菜。此刻，他的意识是对蜗牛的意识，因蜗牛而存在;而同时这个东西也就有了意义，获得了蜗牛的规定性，从自然物中分离出来，作为蜗牛而存在。在此之前，有这么一个自然物，但也仅此而已，并没有这只蜗牛的存在;也不存在着一个独立自存的意识实体，等着去把自己投入到什么东西上头去。
这个意识和物质的综合体就是本体，最根本的东西。因为它是我的意识，所以是主观的;由于它是对某物的意识，因此又是客观的。意识是主体中的客观性，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同时，现象与存在也是统一的，蜗牛就是它的存在、它的意义，它的后面不再有什么本质。这样，传统哲学的二元论就被打破了。这就是我为哲学提供的本体论基础，它是一个浑然整体。
什么是本体论？杨慧问。
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知识，确定存在是什么，是对各种存在形式的研究。萨特说。
意识和物质是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吗？李智问。
当然。萨特咬着手指头说，他想抽烟，可有女士在场，他只好咬手指。接着，他开始进一步分析意识和物质这两种存在。他把意识的存在叫做自为的存在，物质的存在叫做自在的存在，二者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物质的存在之所以是自在的，主要是因为它自己只能是它所是的东西，而不能成为它所不是的东西，它只是存在着，如此而已。蜗牛就是蜗牛，自己不能成为别的什么。形象地说，自在的存在是坚实的、僵硬的、不透明的。
意识的存在就不同了。前面说过，它是虚无，其存在由某物也就是自在所维系，它成为某物的意识的同时，也把意义赋予了某物。这就意味着否定，一种虚无化，某物不再是原先与物质混同在一起的东西，而被凸现了出来，原来的状况被否定了，虚无了，就像那只蜗牛一样。然而，意识又不会滞留在某个固定的对象上面，它要不断地超越当下，成为其他的对象的意识，因此，它是一种绝对的可能性、暂时性、偶然性。由于意识要摆脱它所是的东西，指向它所不是的东西，它的存在就是自为的。
然后他又回到方才说的那个本体。它作为意识和物质的综合，实际上就是虚无和存在的综合。
杨慧仍然满脸疑惑，尽管萨特拿蜗牛说明问题，她还吃了两个，但还是让那些哲学术语弄得满脑子糨糊。好在她不是哲学专业的，弄不懂深奥的理论没关系，只要知道它有什么意义就可以了。于是就问:萨特先生，您谈的这些能用在生活中吗？
当然。萨特拿起餐巾抹了下嘴角。我的本体论就是人的本体论，我之所以提出这样一种哲学，就是试图揭示出一些关于人的生存的普遍状况。
您能谈一谈吗？李智要求道，他也撩起餐巾擦嘴，他已经把自己的那盘蜗牛变成虚无了，味道还真不错。
可以。萨特说，你们已经看到了，人是这个包括自己在内的世界的意义的赋予者。这一点在我的哲学中非常明确，是明摆着的。他把餐巾扔在桌上，伸出两根手指，我只讲两点，其他的就不说了。
他强调的第一点是，人是介入生活的，任何人都与环境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为什么这样说呢？道理很简单，意识不是独立自存的实体，只有在它作为某物的意识时才存在，这就意味着没有脱离客观的主观性，人一来到世界上，就是社会的人，他永远不能脱离社会环境。这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一定如此，不管是谁，也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你可以变换环境，但绝不能没有环境。
第66节：一、存在
杨慧点点头，这回她终于听懂了。道理那样深奥，可引出的结论却那样浅显，这就是所谓的深入浅出吧。
萨特好像看穿了杨慧的心思，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吧？他自问自答道，然而，最初我并不是这样看的，很长一个时期，我指的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我把自己仅仅看作一个个体，完全看不到我个人的存在与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之间有什么联系。我在这上头建立了一整套理论--我是孤独的人，就是说，是一个因其思想的独立性而与社会相对抗的人，这个人不欠社会任何情分，社会对他也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他是自由的。在这种状况下，当然也就不可能主动参与社会活动。我的意思是尽管我们生存于一定的环境中，但却往往意识不到它，从而采取漠然态度。那时我也写作，但绝对不把它看成一项社会活动。
战争改变了这一切，1939年9月，德国与英、法开战，我应征入伍，从此我就不再属于自己了。我上了前线，后来被俘进了战俘营，过上了一种集体生活。一下子，社会的意识印入了我的头脑，我突然明白了，自己是一个社会动物。我发现了一个社会世界，我是由社会形成的，我的文化，我的一些需要和生活方式都是由社会形成的。所以，我必须介入社会生活。认识到这一点造成了我一生的重大转折，从战俘营脱身回到巴黎后，第一件事就是要组织一个抵抗团体，逐渐争取更多的人来驱逐德国人。我用笔作武器，写作成了我介入现实的方式。
所以您积极地参与学生运动，不仅用笔，还上街散发传单，为他们卖报纸。李智接过话说。
萨特咧嘴笑了;然后讲第二点，人的存在以及世界的存在是偶然的。他认为，在传统思想看来，人生存于一个由必然性统治的世界中，那里有着严格的秩序和各种各样的规定，一切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你应该怎样生活，如何做人，都有着明确的要求，你只要按照它们去做就可以了。然而，是这样的吗？我们已经看到了，意识是虚无，没有任何规定性;物质是混沌的，也没有任何意义。它们只是在意识成为某物的意识时，也就是在意识和物质相结合之中才有了规定性。
这说明了什么呢？它告诉我们，并不存在着事先决定人们生活的必然性，人及其环境的存在也没有道理可言，因为意识和物质本无意义，并没有某种力量来规定它们。人的存在以及世界的存在都是无缘无故的。这就是我们存在的偶然性。
他曾经写过一篇名为《恶心》的小说，来专门探讨这一问题。这部小说很成功，评论家据此说他是才华横溢的人，他的一个朋友甚至预言萨特先生将成为法国的卡夫卡(4)。萨特认为，现在回过头看，这部小说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它过于个人化了，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但所传达的基本思想是恰当的。
小说的主角是个叫洛根丁的男人，一位结束了漂泊生活而转向研究某个十八世纪冒险家的半吊子学者。他出没于旅馆、图书馆和酒馆之间，打发着无聊的日子。一天，他来到公园。树木摇摆不定，与其说是把枝干伸向天空，还不如说是垮了下来。他心里涌起一个念头，盼望着树干像疲软的枝条那样枯萎凋敝，落在地上，坍成一堆折叠在一起的黑色松软的东西，就像达利(5)的画上经常出现的图景那样。其实，这些树木并不想存在，只是没法子不存在罢了，所以它们只好凑合活着。它们疲惫不堪，但又不得不继续存在下去，因为自己太软弱了，没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死亡只能从外部降临头上。洛根丁突然发现，这就是存在物，没有理由地诞生，由于软弱而延续，最后死去，所有这一切都是偶然的。
可是，人毕竟不是树。李智反驳道。
没错。萨特说，但就存在的偶然性来说，并无根本区别。洛根丁本人的生活就是荒谬的，没有一点必然性，找不到任何理由，这家伙纯粹是多余的，缺了他无所谓。他仅仅只是活着，存在于那里而已。谁能给他一个存在的理由？没人能做到这一点，上帝也不能。因此，任何打算克服存在的偶然性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偶然性是绝对的。
第67节：一、存在
您还没有谈我们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恶心呢？杨慧想起了引起这一篇大议论的萨特的那句话。
马上就要谈到，别忘了，这篇小说的标题就是《恶心》。萨特说，突然，洛根丁眼前的树根、公园的门、长凳，还有稀稀拉拉的草地，全都消失不见了，只剩下一堆松软的奇形怪状的东西，完全是混乱一团，糨糊一样--这就是我们生存的本来面目，它突然现出原形，赤裸裸地站在洛根丁面前，可怕而猥亵。
沉默了半天，萨特伸过头来问杨慧:面对这样的东西，您有何感觉？
恶心。姑娘说。
您呢？萨特扭过脸问李智。
恶心。小伙子说。
萨特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说:这就是你的存在、他的存在、我的存在。恶心就是暴露出来的存在，它看上去一点都不美。当然那个东西是一种文学形象，用哲学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规定性，没有意义。当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时，是会感到恶心的。
您是借洛根丁的口说出您的切身感受吧？李智问。
那还用说，这是一定的。杨慧说。在她看来，这是明摆着的事，要不萨特怎么能写得那样贴切呢。
谁知萨特摇了摇头，洛根丁的感受并不来自我的实际体验，严格地说，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恶心。我承认有这么一种感觉，但更多的是在哲学方式上。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的生活中没有偶然性，恰恰相反，它贯穿了我的一生。有两件事不妨讲给你们听听，它们都跟我的哲学生涯有关。
他说，他小时候并不喜欢哲学，直到中学毕业，对这门课还毫无兴趣。当时他们给哲学老师起了个外号--大智若愚，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哲学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上了文科预备班，一年级时的哲学老师讲课特别难懂，谁也弄不清他在说些什么。二年级换了一位老师，他长相难看，还带着一些残疾。他教学方法独特，给学生布置题目，叫大家去读哲学家的著作。正是通过阅读一本书，他发现哲学可以提供描述内心状态和精神生活的方法，于是，他开始运用哲学。
另一件事说来有点逗。他在巴黎的一个地铁站拾到了一个空白笔记本，那八成是一个医生遗落的，它的封面上印着米迪栓剂，里面的页码按字母顺序排列，标着a、b、c、d等字样。他觉得这东西怪不错的，就留了下来。
您没有交给警察叔叔？杨慧逗他。
没有。要是交了，说不定萨特就成了另一个样子了。萨特一本正经地答道。他说，然后，他就用这个本子按照字母记录他的思想，例如，他脑子里有了关于爱的观点，就把它记在l页，有了关于战争的观点，就把它写在w页上。他以这种方式产生并记录下了各种思想。
就这样，当然还有别的偶然事件，于是，一位哲学家就诞生了。
萨特说的这些，不往深里想也就过去了，仔细一琢磨，还真让人诧异，似乎人生是谁跟你开的一场玩笑，处处都是假设，但又都是真的。这就是杨慧和李智眼下的感觉。
这就对了。萨特说，人生原本就没有定数，混乱而无常，不存在一定如此，也不存在一定不如此，什么都可能发生。这让人觉着荒谬是不是？但我要说的是，正因为这样，人才是自由的。
为什么？他们问。
萨特扫了他们一眼，朝侍者招了下手。
侍者快步过来，递上账单。
萨特瞄了眼账单，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放在托盘里，吩咐不用找了。
侍者鞠了一躬，迈着轻快的步子满意地去了。小费一定不少。
萨特站起来，提议去喝咖啡。
第68节：二、选择
二、选择
萨特带他们去的那家咖啡馆的店名叫弗洛。本来这不过是一家再普通不过的咖啡馆，与巴黎上百所同类店铺没多大区别。但自从萨特和他的伴侣西蒙娜·德·波伏瓦(6)出了名后，弗洛的命运就变了，成了一家传播存在主义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主题咖啡馆，因为这间店铺曾长期充当萨特和波伏瓦的工作地点。他们在那里写作、讨论、阅读，当然也有争论，咖啡就摆在面前，而且永远冒着缕缕热气。在这个地方争吵倒也浪漫，带着一股浓浓的咖啡味道。有时候他们也无所事事地坐在平台上，议论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们。如果碰巧邻桌是几个毛头小子，又碰巧有漂亮女子风情万种地走来，您听吧，啧啧声立即响起，声音大得足以传到那位美人耳中，而她就会优雅地扬起玉臂，送来一个长长的飞吻。每当这个时候，萨特也想加入进去，可惜人家不把他当做一伙，认为他只配敲敲边鼓。
他们走进咖啡馆，里面很清静，那些存在主义者们都跑到街上参加学生运动去了。
看到萨特，闲得不耐烦的侍者立即精神一振，殷勤地迎上来，麻利地拉出椅子，又麻利地端上咖啡。
太客气了，让人有点受不了。杨慧评论道。
那是，祖师爷来了嘛。李智说。
其实，我不喜欢存在主义的标签。萨特语出惊人。但既然人们这样称呼我，我也就接受了。
什么是存在主义？杨慧问。
如果一定要对存在主义做一个界定的话，那么用一句话概括，其主旨就是主张存在先于本质。萨特答道。
这是什么意思呢？杨慧又问。
很简单，萨特说，这意思就是人首先存在着，而后才确定自己是什么。为什么这样说呢？联系前面我讲的意识的本质就很容易理解了。意识自身是虚无，没有任何规定性;存在是偶然的、无意义的，因此，我们自己不是别的什么力量的产物，既不是上帝按照他心目中人的概念创造出来的，也不是所谓的普遍人性的体现。人自己设计自己、决定自己，是自己的创造物，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
正是在这里，人与物彻底区别开来。一件产品，譬如这只咖啡杯，是工程师根据杯子的概念设计出图纸，工人依照图纸制造出产品，于是才有了这个东西。这个过程是本质先于存在，是技术运用，由此可以说，本质优先的观点实际上坚持的是技术的观念。
李智心中一震，这个观点太深刻了，别看只是将存在和本质的地位颠倒了一下，但却是根本性的，这绝不仅仅是对人与物的区分，还关系到人类发展的现实前景。特别是在今天科技发达到几乎可以制造出一切的时代，如果任由技术的观念泛滥，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一旦人像咖啡杯子一样被造出来，人的生命也就会像杯子一样不值钱了，到那时，人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现在我们可以谈论自由了。萨特说着又咬起了手指，眼睛看着放在一边的烟斗。杨慧顿时醒悟过来，他想抽烟，于是连忙拿起烟斗放到萨特手上。萨特装上烟丝，猛地吸一口，扭过头去把烟雾喷向一边。
他咳了一声，开口道:既然意识是虚无，存在无意义，上帝的戒律和各种价值标准都不能决定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就只能靠自己了，这样一来，人就是自由的。这种自由不是谁规定的，也不是谁赐予的，而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在某个时候、某个领域有自由，在另外的时候和领域就没有自由，自由是完全的。你们看到了，我是在存在的层面上论证自由的，人的存在与自由是一回事，因此，我所主张的自由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这是一种根子上的自由。
自由是人的命，想不自由都不成。李智谈出自己的理解。
对，就是这个意思。萨特磕磕烟斗，又装上烟丝。人成为怎样的人，具有什么样的本质，完全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说说我自己吧。你们知道，在预备班二年级时我喜欢上了哲学，后来我选择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哲学，毕业后我参加了哲学教师资格会考，你要想当教师，就必须通过考试。成绩下来了，我名列第50位，全班倒数第一。来年再考，拿了个正数第一，终于当上了一名中学哲学教师。我选择了哲学，对我来说，哲学就是一切;我选择了教师的职业，尽管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让我厌恶。我要说的是，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没有什么能干涉我、限制我。我存在着，把自己设计成哲学教师，从而投向未来，创造自己的生活，于是，就有了一个站在课堂上的萨特，就这么简单。
据我了解，人们的选择都是以一定的价值标准为根据的，难道这不是一种规定吗？这又如何解释您主张的选择的绝对自由呢？李智提出了疑问。
对这个问题，萨特是这样回答的。他说，我们被各种各样的价值准则包围着，人们一个劲地向我们推销它们，然而，这些东西能左右我们的选择吗？他举例说明，这件事发生在德国占领期间。他的一个学生来找他倾诉衷肠，这位学生打算偷渡到英国加入自由法军去打击德国人，为死于德军枪弹下的大哥报仇，但又不忍心把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独自抛下，他面临着两难的选择。道德能帮助他解决难题吗？让我们来看一看吧。基督教的教义说，要博爱。然而，应该爱谁？是母亲还是那些进行抵抗的战士？不知道。康德的伦理学说认为，不能把他人当手段而要当做目的。然而，如果把母亲作为目的而自己留下来，就把战士们当成了手段;如果反过来的话，母亲又成了手段。还是不知道。可见，道德标准并不能对选择发生作用。
第69节：二、选择
那您是怎样回答的？杨慧饶有兴趣地问。
我嘛？萨特拿下烟斗。我就说，没有任何普遍准则能够给你指明道路，你是自由的，你去选择、去创造吧!
这不等于什么都没说吗？李智对萨特的回答不满意。
萨特摇摇头。其实，他的这位学生对请教对象的回答已经包含了对答复的选择。如果他找的是一位抵抗人士，实际上倾向于参加自由法军;如果找的是与德国人合作的分子，那就是打算留下来;而他来找萨特，则知道一定会得到上面的答复。不管他是出走还是留下来，都不是由道德决定的，因为不是道德选择他，而是他选择道德。如果说他选择某种准则并遵守它就意味着束缚的话，那也是他自由选择的结果，他选择了束缚。
您讲过，意识不能单独存在，是与物质结合在一起的。这表明，人是环境的人。既然如此，难道人的选择不受环境的制约吗？李智继续追问。
问得好!萨特投过去赞赏的一瞥。他认为，凡是真理，凡是行为，都包含着某种社会状况和某种人的主观能动性，这里的意思是，自由只有在人对环境的关系中才能被发现。前面讲过，意识一定是对某物的意识，所以离开物质，脱离环境，意识、自由是根本不能存在的;同样的，没有意识和自由，物质和环境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它们本来无所谓规定性，是人赋予了它们以意义。既然它们是被人规定的，怎么能够去对抗人呢？由此可见，环境从来就不是作为自由的限制而出现的，而是作为自由得以显示的条件而存在着的。
杨慧瞪大眼睛听着，她想，不管理论上说得多么充分，如果在实际生活中行不通也是没有用的。于是就问:在德国法西斯占领下，法国人的选择也是自由的吗？
本以为这下可难住了萨特，不想他得意地微微一笑，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他告诉杨慧，法国人从来没有比在德国占领下更自由的了。那时，他们丧失了自己所有的权力，被经常公开侮辱，不得不保持沉默，不少人被放逐，还有人遭到关押和严刑拷打，这就是当时法国人的处境。但正是这种严酷的环境，为他们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机遇。当纳粹的毒害正在侵蚀人们的头脑，当掌握生死大权的警察正在迫使人们闭上嘴巴，当冷酷无情的压迫者正在以搜捕来剥夺人身自由，这时候，不要说武装反抗了，就是一个明确的思想都是一个胜利，一个说出来的词语都意味着一种宣言，一个手势都有着一种介入的力量。你如何选择？是忍气吞声还是奋起抗争，每个人都必须表明态度，生活的真实深深地震撼着人们，来不得半点虚假。自由的问题就这样凸现出来了，人们在他的自由中选择他自己。
萨特曾写过一出四幕剧，名叫《死无葬身之地》，探讨在一般人看来自由最无可能的境遇下的自由问题。几名游击队员被关在牢房中，就要被枪杀了，那么，他们还能进行自由选择吗？不错，他们不能选择出狱还是坐牢，但他们可以选择如何对待敌人的酷刑，是咬紧牙关、决不屈服还是俯首求饶、向敌人投降？还可以选择如何去死，是大义凛然地面对敌人的枪口还是怯懦地死去？所以，他们仍然是自由的，只要有选择的地方就一定存在着自由，即使在最极端的环境中也是如此。一个人展现出什么样的本质，是英雄还是懦夫，取决于他的选择。环境限制不了自由，反而使自由涌现出来。
好，就像您说的，环境限制不了人的自由，李智后退一步说，那么，人自己呢？您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我们当下的选择总要受到自己历史的制约吧？
萨特喷出一口烟雾，说，不错，意识或者说人的存在是与时间结合在一起的，确切地说，显现于时间进程中，由过去经历现在而走向将来。意识作为自为的存在有三个突出特点，即不是其所是，是其所不是，是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可以说，它们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对于现在而言，过去已经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不是曾经所是的存在了;对于将来而言，现在正在发生变化，目前所是的存在还不是将要成为的东西;因此，现在的存在既是它将要成为的东西又不是它曾经所是的东西。意识这个虚无把过去虚无化了，并且正在虚无化现在。如果将来变成了现在，它也要被虚无化。这就是超越，意识永远把自己投向未来，指向不是它自身的东西，人一定要超越当下存在的状况而更新自己。这就是说，人从根本上就是开放的，他既在自身之内又在自身之外，在把自己抛向未来和把自己抛离自身的同时，他才使自己存在。人体现着超越。
第70节：二、选择
人生活在将来，以选定的人生目标来设计自己，虚无化过去和现在，而不是相反，根据以往来进行规划。所以，往昔是被超越的、被否定的，根本不能束缚人的自由。
总之，无论是从价值准则和环境的方面来看，还是从人自身的方面来看，也就是说，不管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人都是自由的，这就是人的真实的存在状况。
萨特说完，端起咖啡杯，悠闲地喝起来。
是吗？要真是这样就好了。杨慧说，她一时还不能完全接受萨特的观点，它毕竟与传统太不一样了。然后接着说:要是真的没有什么东西来束缚我，那多轻松啊。
萨特放下杯子，轻松？不，您会觉得更沉重。
为什么？杨慧问，人不是自由的吗？
因为，萨特加重了语气，自由意味着责任!这里的道理就是刚才说过的，上帝的戒律和社会的道德律令不能指导人，环境也不能帮助人，就连过去的自己都无法支持你自己。人站在世界上举目四望，一个个数过来，找不到任何依托，完全孤立无援，那么他还能指望什么呢？只有靠现在的自己去创造生活。这时，他没有任何借口，不能把责任推给道德，说这事儿不赖我，我是按照道德要求去做的;也不能把责任推给环境，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这样做;也不能把责任推给过去，说我今天所做的这些完全是由于我过去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等等，他只能独自承担起全部责任，因为他的一切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
再有，选择虽然是人自己做出的，但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它涉及他人，甚至关系全人类。因为他在创造经自己选择的人的形象的同时，也选定了人类的形象，他在选择中以及创造的那种形象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譬如，你想结婚，想要孩子，于是便与一位女士建立起家庭。没错，你的婚姻只是由你个人的情况，即由自己情感、自己愿望所决定的，但你的这一行为，你所选择的一夫一妻制，就不仅关系个人，也关系全人类，因为它是人类的一种婚姻制度，一种生活方式，你在选择自己的同时也在形成一种类型的人，在构成普遍性。
萨特先生，你干吗不结婚？杨慧借着话题把谈话引到萨特身上。
萨特耸耸肩，你们知道西蒙娜·德·波伏瓦是怎么说我的吗？她刚认识我的时候，经常出现在她视线中的是一个趿拉着拖鞋，在大学校园里瞎转悠的家伙，人们瞧怪物似的盯着我。有人跟她说，这是一个十足的坏蛋，他专门勾引女人，还是个酒鬼。一点不错，我喜欢和女人来往，而且同时是几个女人，因为她们各有特点，我可以从她们那里得到不同的东西。结果波伏瓦对其他人说，总是看到我在同某个女哲学家或别的什么人调情。这么说吧，我是把独身作为一个生活原则的，我生来就要做光棍儿的。对此，波伏瓦这么评论，萨特不担负一夫一妻制的使命。她说得对，我承担不了这种婚姻制度的责任，所以我选择单身。
谢谢您，萨特先生，能这么坦诚地告诉我这些。杨慧说。
萨特点点头，就是这样，自由与责任是一回事。你只要选择了就一定要担负起责任，如果无力承担，就不要去选择，当然，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总之，人只要存在着，就把世界的重量压在了自己的肩上。怎么样，小姐，自由还是轻松的吗？
不是。杨慧摇摇头。
所以，许多人逃避自由，萨特边说边向侍者招手，但这是徒劳的，因为人一定要做出选择，人被判决了自由这样一种徒刑。
而且是无期徒刑。李智接过话头说。
侍者到了跟前。萨特把几张钞票放在托盘中。小费一定不少。
第71节：三、 他人
三、他人
他们出了咖啡馆，来到大街上。
你们一定认为我对钱满不在乎，是吧？萨特开口道。
是的。他们说。萨特花起钱来大方得让人吃惊。
钱对我来说是一个抽象符号，萨特说，它能使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但我不为它活着。我辛勤工作，教书和写作，他们给我报酬，工作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东西，而钱不是，我经历的是工作，并没有经历钱。此外，我讨厌占有，占有意味着被占有，所以当我拥有某件物品的时候，我就把它送出去，以免自己成为它的奴隶。因此，我对钱就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他谈到起了小时候的一件事。那年萨特11岁。他的几个要好的同学爱吃糕点，为了讨他们的喜欢，他就开始从母亲的钱包里偷零钱给他们买糕点吃，结果终于被家人发现了，他们大为震惊。一次，他与外祖父去杂货店，老人的一枚一角硬币掉在地上，他连忙弯下身子帮着捡拾，不想外祖父把他推到一边，自己喘着粗气拾起钱，老人已经83岁了，还患着关节炎!他不让萨特碰钱。
但是，老人去世后还是把钱留给了萨特，数目可观，使他衣食无忧地度过了职业不稳定的那几年。战后他成了名人，收入源源不断。他每个月支出大约180万法郎，其中150万用在别人身上。他的一些朋友，还有一些青年人，需要他的资助，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挨饿;还有那些干服务这一行的人，比如侍者，他们靠小费为生，还有出租车司机，他总是尽量多地付给他们小费。一方面他觉得，既然有人需要他养活，他就应该让他活得好;另一方面，他享受了他们的殷勤服务，他不愿意欠别人的情分。
你们知道，人总是与他人一起活着，总要跟他人打交道。他为他们花钱，就是与他们来往的一种方式。
萨特先生，这也正是我打算问的，李智说，您强调，选择具有牵涉性，这就意味着，一个人的自由一定要与他人的自由相关联，那么，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萨特踌躇了一会儿，这个问题对他的哲学来说，是一个难点。就其理论本质而言，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是相互排斥的，但他又实在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结局，也想方设法进行了补救，但并不十分成功，因此他并不想谈论这个问题。但现在既然人家问起，而他的性子又是坦诚的，一向有问必答，所以还是要谈一下的。
要说明这个问题，还得从存在谈起。萨特说，前面讲过，意识是自为的存在，笛卡儿提出了我在故我思的命题……
我思故我在。杨慧纠正道。
对，萨特拍拍脑门儿，我把秩序弄颠倒了。咱们接着说。意识当然是我思，然而问题出来了，人是怎样察觉到我的意识的存在的呢？没有什么能够给我以启示，只能从意识本身来找答案。对了，他突然扭脸问杨慧，您有没有脸红的时候？
当然有，不光我，谁都有脸红的时候。杨慧答道，然后指了一下李智，他就经常脸红。
是吗？哈哈，萨特开心地笑起来，为什么？他止住了笑，问。
因为……因为他净偷偷做坏事，有愧于人，所以脸红，这说明他还有点良心。杨慧继续拿李智开玩笑。
非常好!萨特挥了下烟斗，这就是说，他感到羞耻。其实，有时我也有羞耻感，咱俩一样。萨特安慰道。接着，他指出，羞耻感是意识的一种现象。分析它的结构，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发现，羞耻一定是因为他人的对比才感到羞耻，如果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根本用不着羞耻。正是由于羞耻，人们才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他对自己感到羞愧。
然而，羞耻感同时又使人意识到他人的存在，羞耻是由于我向他人显现。于是，羞耻这种意识便有了双重指向，一重指向我的存在，一重指向他人的存在。于是，我们就发现了自己的存在处在与他人的存在的关系中，我不仅是自为的存在，还是为他的存在。就这样，通过我思，我在发现自己的存在的同时，也发现了他人的存在，而且是作为我赖以存在的条件而发现的。
这表明，他人的存在对我来说是必然的，我们在生活中一定不可避免地与他人发生关系，这种关系用哲学语言来概括，就是主体被客体化。我作为自为的存在是主体，但作为为他的存在又面临着被他人客体化。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异化。本来是主体，而现在却被别人变成了客体。
谁有那么大的本事能把我变成客体？还是意识，不过是他人的一种特别的意识:注视。他人对他自己来说当然也是主体，他的意识也具有虚无化的功能，赋予事物以意义。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叫梅杜莎的人，她本来是位清纯美少女，因为犯了罪，成了可怕的女妖，头发变成了毒蛇，手变成了鹰爪，嘴唇沾满了怨恨的毒液。最恐怖的是眼睛，不管是谁，只要被她瞧上一眼，立马变成石头。他人的注视就可能是这样的狠毒眼，当然不会真的把我变成石头，但是却把我凝固了，变成他的客体，按照他的想法，赋予了我意义，规定我是什么，也就是给我加上某种本质，由此来造就我、占有我。这个过程无疑是他人显示自由的过程，但同时也是我失去自由的过程，我被人从外面规定了。
第72节：三、 他人
然而，我也是主体，也长着梅杜莎的眼睛，既然你能注视我，我也能注视你。于是，我开始反注视，对他人进行客体化，实行占有，也就是用我的意识来限制他人的意识。这同样是我的自由，由于对方被当做客体，他的自由被我限制了。
这就是注视，人们互相被客体化，自由在这里打架。萨特说，你们看到了，我是在存在的层面上来谈论这一问题的，所以这种主体被客体化状况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从根子上说就是这样。我曾经写了一部名叫《隔离审讯》的独幕剧，来说明人与人的这种关系。剧中有三个人物，两女一男……
又是三角关系吧？您也不能免俗呀？杨慧有些遗憾。
哪呀？萨特撇了下嘴角，他的嘴唇挺厚的，不大像欧罗巴人种，是三角，但不是恋爱。他解释道，这三个人是死人，他们在地狱的一间屋子里碰面了。他们没一个是善茬儿，都有着一段见不得人的经历，如今暴露在另外两个人的目光下，接受他人的品头论足。
这仨儿凑一块儿，准有好戏看。李智说。
可不，萨特说，这样，其中的每个人对另外两个人来说就成了刽子手。于是那个男的提出了一个要求:眼睛往自个儿心里头瞧，不许抬头看别人，大家接受了。然而，这根本不可能，另两个人的毒眼还是看过来，那感觉就像被剥得精光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样，心灵被折磨的滋味实在难熬，还不如遭受各种稀奇古怪的酷刑。最后他们恍然大悟，地狱不是熊熊的火堆，不是烧得通红的铁条，而是那一双双要把我吃掉的他人的眼睛，地狱就是他人!
杨慧打了个哆嗦，也是，要是四周布满了一双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你，而后面的心思是恨不得把你解剖了，那是多么可怕的图景，真令人毛骨悚然。想到这儿，不由得瞥一眼萨特和李智，他们望着前面，脑子里正转着哲学;再看看周围，人们都在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没人注意她，于是便放下心来。
萨特觉得通过这部剧还不足以说清问题，又讲了个具体实例:性爱。他说:性爱属于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那一类关系。在人们看来，这种爱都是心甘情愿为了对方的。然而是这样的吗？就让我们做些分析吧。爱包含着去爱和被爱这两个方面，每个恋爱中的人都要求被对方爱，但这样一来，你就被摆在了客体的位置上，成为为他的存在。但你又是自为的存在，要求成为爱的主体，也就是成为对方心中的一切，从而使对方在被爱中变成客体。在这里，冲突发生了，任何一方都希望做主体，而让对方做客体，也就是占有对方，使他的生活围着你转，服从你，放弃自己的自由。这就是性爱，在迷人的爱的誓言下实行对他人及其自由的占有。
要是我心甘情愿呢？杨慧朗声道。
这更说明爱情是一场高明的骗局，萨特说，竟能让这样一位聪明可爱的女性彻底举手投降。对方爱你，同时又希望你爱他，但实际上在爱你的过程中，被你爱已经逐渐被偷换成了他就是你的世界，你的全部，由此把你的存在和自由整个吞噬了。我的意思是，这未必是他有意谋划的，而是在无意间就把你征服了，把你剥夺了，这不正好揭示了爱情是一场阴谋吗？
连爱情都是这样，那么人与人之间除了相互利用不就没别的了吗？李智问。
结论应该如此。萨特摊开手，做了个无奈的姿势，如果我把别人当做目的，那么我就只好做他的手段，但我是自为的存在，是主体，因此我不可能作为手段而存在，恰恰相反，我一定把他人当做工具性的对象。这就是说，我的存在是对他人自由的限制。
前面我说过，对于存在的恶心的亲身体验我不曾有过，但在他人目光注视下的生存，我却有切身感受。那是二战中我被德国人俘获关进俘虏营期间，可以说是在沙丁鱼罐头里熬过了两个月。我的生存空间和界限就是我的皮肤，我日夜感到他人的热气紧贴着你逼过来，无时无刻不处在他人的注视下。但他人并不一定总是让你感到敌对，在那里，你有权把手放在他们的肩膀上、大腿上，亲切而随意地叫他们小头。后来，我离开俘虏营回来了，竟突然害怕起来，市民社会让我感到陌生，俘虏营里人们亲密无间的生活倒令人感到依稀留恋。
之后，我发现，我们在寻求自由的同时，意识到我们的自由完全依赖于他人的自由，而他人的自由又依赖于我们的自由。诚然，自由作为人的定义，不取决于他人，但一旦承担了责任，我就不得不在寻求我的自由的同时，寻求他人的自由，我只有把其他人的自由也当做我的目的，才能把我的自由当做我的目的。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接着，萨特回忆起一件往事，用以表明自己对他人自由的一贯态度。那时，他在一所中学当哲学教师，班上有17个学生，对哲学课感兴趣的只有12个。他从来不逼着学生听他的课，允许他们随时打断他提出问题。这帮坏小子净弄一些古怪的问题难为他们的老师，还在黑板上画他的漫画，把老师丑化成一个小矮人，尽管他承认自己个子不高，但也不至于那么矮呀。但他没有生气，反而在这幅画上又加了点什么。他尊重他们的自由，甚至允许他们在教室里吸烟，他还跟他们一块儿练拳击，借以了解他们头脑中的想法，毕业时和他们喝得酩酊大醉。
您没让这帮心狠手毒的家伙打得鼻青脸肿？杨慧同情地看着他。
萨特下意识地摸摸腮帮子，说:他们敬重他们的老师，下不了手。我得到了回报，大家喜欢上了哲学课，从前这门课不及格的学生期末都获得了好成绩。
不是您给偷偷增加的分数吧？杨慧继续逗他。
哪能呢？我是一个诚实的人。萨特嘿嘿地笑出了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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