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篇
丧家犬也有乡愁
临近年关，人就逐渐慵懒了。广州城浸在夜雨中，一阵阴风掠过，陌生的故乡就以这样的姿态侵入坚硬而冰冷的梦境：落叶飞旋，霜草委顿，一条瘦骨嶙峋的狗在巷口沉思。
丧家犬。日暮乡关何处是，遍地流窜丧家犬。春节到了，让我们列队回家。扛一袋劣质糖果四处散发，与猪朋狗友把盏言欢，然后借着酒兴，偷眼瞥瞥朋友身畔俏丽的小娘子。继续酗酒，想起青梅竹马的小玩伴已经在超生第二胎了，不禁一串浊泪两句破诗：忍看阿丽成
少妇，怒向案板觅屠刀。所以说，返乡的心情是凝重的。十年前返乡，阿丽喂我吃红薯，如今归去来兮，阿丽的老公喂我吃白眼。年月是一堵墙，故乡已无法触摸，旧情人更不能触摸，除非你钻狗洞，或是等她红杏出墙。
看见故乡的桥，就看见漂远的劫数和欢颜。虽然玛格丽特·杜拉斯说：与你粉嫩欲滴弹指即破的小脸蛋相比，我更爱你那饱经天打雷劈的老树皮。以上感想说明：如果你像我一样老得不适宜上迪厅了，最好别到《南方体育》来求职，免得受刺激——这里80年代生人太多。当然回到怀乡这一主题，我们发现这是全人类共有的情结。昨天我看见方枪枪，这个胖乎乎的爱吃饼干的含苞男孩，也屁颠屁颠去买回烟台老家的车票了。这么小，没听过余光中词罗大佑曲的《乡愁四韵》，却也懂了乡愁。
出完2月8日那期的报纸，《南方体育》这群流寇就要奔向祖国的五湖四海了，需要解释的是，绝大部分人来自异乡。魏寒枫是江西刁民，张晓舟喜欢在酒席上吹嘘家乡的潮汕帮如何用斧头代替语言，还有三人来自解放前恶匪如蝗的广西———假设他们并肩而行，杨铭会吓跑诗人，刘原会吓跑姑娘，杨二能令小偷尿裤子。掌握以上资讯，你就会明白《南方体育》为何能兼容并蓄，同时野性十足。劳作一年，然后在春运期间把积蓄贡献给交通部门和年货市场，这是许多中国人的宿命。活着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人喜欢戴着墨镜装酷，有人喜欢挥舞着钞票在大街上裸奔，对于我这种嗜钱如命的人而言，无疑更推崇第二种境界。我已经张开钱袋等待龚晓跃发饷，然后裹挟在浩荡的民工潮中，溯着珠江，向西。
西边有暮霭里的故乡，有霞光中静默朴素的山河。你若问我为何突然变得小资而不谈点体育，我只想说：什么黑哨之类去他的，我要回家。
那个叫罗大佑的客家人
那晚，我们的老总一直在吹胡子瞪眼，因为正值编版高峰期，但办公室却空空荡荡，像被鬼子刚扫荡过似的。什么叫万人空巷？这就是。
这群编辑、美编、校对乃至组版员，有的是男人，有的是女人，基本上头顶还未衍生白发。他们的脸上笼罩着一种红苹果般的光芒，事实上他们已经不属于早晨八九点钟的青苹果，而是濒临腐烂的正午的果实，每个人都抻长了脖子，在报社的顶楼痴痴地守望。这样的情
景容易让人想起等待喂食的鸭群，但他们其实是在等一个老男人，那男人叫罗大佑。
老男人来了。没有人尖叫，也没有人抹着鼻涕上去啃他。你见过皮裙女郎啃《教父》里的马龙·白兰度吗？同理，被称为“音乐教父”的罗大佑也无福消受这种礼节。教父这个称谓有点阴郁，有点肃杀。
老男人开讲。背景是一张大幅海报，那一年他在深圳开个唱，雨水倾泻下来，让他看起来像一只从雨夜里浮起的孤魂野鬼。老男人说起往事，比如张艾嘉，比如给《东周刊》写专栏。他还说起自己是客家人，祖籍广东梅县，幼年自台东而台南，而台北。
忽然懂得罗大佑为何要谱余光中的《乡愁》了。我也是客家人，明白客家这个族群宿命的行走和离愁。客家有古训：故乡即异乡，异乡即故乡。罗大佑身为客家，身处孤岛，其间的恓惶不难想见，正如国民党遗老于右任所言：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老男人罗大佑还在喋喋不休地翻动嘴皮，忽然停下来，要啤酒。前年我采访十强赛后折道北京，晚上在宾馆看电视，他正接受北京台的访谈，面前便放了啤酒。几年过去了，酒徒还是酒徒。
他没有傲气，这是一种过气的象征。罗大佑是什么？一个缅旧的符号，一根曾扎进我们内心的锈针，无他，仅此而已。
2000年，深秋，上海，八万人体育场。一个年过四旬的中年男人从浙江驱车狂奔数百里赶来，在周围歌迷的呼啸声中，抖抖索索地拨通了十多年前大学初恋女友的电话，和她一起重温曾经彼此熟稔的罗大佑。他将手机一直高举在空中，直到耗尽最后的电池。中年男人一直流着泪。
2001年，深秋，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中国队的队员们发足狂奔庆祝出线，数万球迷发出电锯般尖锐的嚎叫。我虚弱地举起手机。手机那端，是我这辈子的第一个情人。我讷讷地说：听听这珍贵的噪音。
那晚，罗大佑说，听一首老歌，便会忆起旧时的情境。我想这大略是对的。2月18号，罗大佑要在广州开个唱。我准备春节回家时，把原先的望远镜带来，然后，用这记录过无数比赛的旧镜头，看看罗大佑，顺带看看那些无法招魂的青春，以及死于岁月深处的记忆残骸。
关于战争的记忆碎片
最近许多国际新闻的硝烟味都浓得呛人，美国准备撬翻萨达姆，朝鲜重启核计划，印度叫嚣印巴如开战“巴基斯坦人休想留下一个活口”。如果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像一只好斗的公鸡，你可以说他肾上腺激素失调，而当一个国家也患了甲亢的话，苦难往往就要来临了。我常悲悯地想：这些猪头，你们以为打仗是过家家么？
中国人不逢战争，数来已有二十年，偶尔回忆起来，那场最近的战争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当我开始怀想，那些往事像一颗锈蚀的子弹摇摇晃晃掠过我的发梢，击中记忆。
1979年对中国人而言并没有太多值得纪念的地方，但对于我这样的广西边民而言，1979是黑色的代名词。那一年，我的父亲去南宁出差，我因为没见识过省城，便嚷着要跟着去，几乎要成行时，前线传来消息，说是战事吃紧，南宁的所有医院里连走廊都躺满了伤兵。还有一种说法是南宁的上空整天飞着直升飞机，像闹蝗灾似的。我当时正热衷于玩竹蜻蜓，并且认为直升机就是按照这个原理造的，于是便很向往南宁的蝗灾。但终于是泡汤了，父亲来去匆匆，只带了些军用压缩饼干，这玩意很香，在当时以偷食白糖为享受的我们眼里，级别已经直逼今天的满汉全席。
入了冬，天气渐渐惨淡，而前方的战报也愈加寒冷，当时传媒不发达，小道消息是重要的资讯来源。有一种说法是越南人已经放出风来，要打到南宁过春节。民心惴惴之中，父母便悄悄商量如何逃难，不过思来想去，凭两条腿跑路，只怕没跑到湖南，那些越南人早撵上来了。索性不跑。
近些年，国内有一家厂商向越南大量销售摩托车，我是存疑的，并且老在嘀咕：这不是在给别人提供机械化装备吗？若是再干起来，咱这两条腿哪跑得赢那俩车轮。
跟战争如影随形的是地震。那一年，据地震局说，我老家一带将有强震，于是我们常常在寒冷的冬夜被尖锐的哨声刺醒，说是防震演习。最后当然也是什么事都没有，而我也落下了后遗症，一听到哨声就会像兔子般蹿出去，后来我的短跑成为长项也是理所当然，因为起跑前的枪声比哨声更瘮人。
在战争的阴影下，我的童年布满了晦暗的色调，并且渐渐变得逞勇好斗。每逢与人打架，便恶狠狠地将对方想象成越南人。那时的小孩打架是常事，坐我前排有一对同桌的童男童女，还算稍微文明些，他们每逢口角便操起钢笔往对方的白衣服上甩墨水，弄得彼此相邻的胳膊上一片湛蓝。在他们眼里，这固然是战争了，但按当今的服饰理论来评估，我认为他们的衣服已宛然有情侣装的雏形。
古谚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我以为是有道理的。
我父亲有一个童年伙伴，参加抗美援朝后留在了朝鲜，据说还娶了不止一个老婆，那年回乡，被许多光棍羡煞。多年来朝鲜连续饥荒，我父亲常念叨起他那伙伴，我在耳朵起茧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老婆多未必是好事。若逢战乱之秋，拖着三妻四妾逃难，是很耗脂肪的。
像我这样爱好和平的人士是很多的，比如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每次从东莞来广州找我喝酒，都要跟我探讨如何不费一枪一弹收回台湾。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厦门买了房子，在阳台上架一望远镜看金门，就会发现金门的炮口也在看自己。福祉所在，想不爱好和平都不行。所谓的碧血黄沙，金戈铁马，都是些好战分子臆造的唯美境界，那种意境，不要也罢。
酒店或海市蜃楼
我对广州的触觉从酒店开始。
2001年夏季，我像一只忠实的蚂蝗，追随着国家男足跑了大半个中国，当时，广州是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站。5月中旬的一个雨夜，湿漉漉的我站在景星酒店门口，像落水的狗一样抖了抖身上的雨水。那时，我还没意识到这座城市会与自己发生关系。
翌日，苏醒过来。推开窗，就看见了中信；看见中信，就看到了广州。巍峨入云的中信大厦似乎伸手可及，它与这座城市的浮华同时刺进了我的神经中枢。
采访间隙，我常叼着烟，趴在二十三层的窗台上，神色木讷地打量这座城市。左边是广州东站，无数背着行囊的民工像蚂蚁一样鱼贯而出，迎着中信的阴影蠕动。他们懦弱的身影有一种朝圣的意味，这里的繁华产生的磁场如此巨大，就像一把钩子，将他们从万里之外拖拽过来。
我在四星级的景星酒店完成了对这个城市的第一次触摸。按张爱玲的说法，我摸到了一袭华美大衣外层的绒毛，温暖而蛊惑。
这个城市持续着对我的蛊惑。两天后，一家报社设盛宴款待全国各地的记者，宴上有烧鹅，我们吃得舌头都快掉了出来，一个央视记者还意犹未尽，涎着脸要求再上一盘。
美食与四星级酒店对我展开了夹攻。入夜，我在橙色的灯光下写稿，忽然觉得有些心神不宁。现在回想起来，我就是那个时候起了叛心的。
如今想起景星，就想起了洁净而明亮的房间，还有夜晚漂浮在窗外的霓虹。我是个生性简陋的人，对酒店的装修或服务之类甚少在意，而某些电光火石的一瞥，却往往像子弹般将自己击中。有一晚，正在彻夜赶稿，电视里的点播栏目忽然放了一首《你的样子》，林志炫在翻唱罗大佑十多年前的老歌，尖锐而凄凉，我忽然就停了下来，心里涌起了许多去乡的苍凉。
我是一个不喜欢行走而被迫经常行走的人，所以对一个陌生城市的认知，往往来自它的酒店和酒吧。在过往的许多地方，我都记不清它的景观和名胜，却唯独记得一些酒店和酒吧的名字。景星也是。我甚至记得当时的房价很便宜，因为是中国足协出面帮记者们联系的，打了不少的折。
现在，我居住在广州，有时从报社回杨箕村，远远地眺望天河一带的光影，总会想起那一夜注视的繁华。在同样的城市，竖起衣领走过寒冬的夜路，与在星级酒店里捻动酒杯是不一样的，就像婚姻与爱情不同，肥皂剧和生活不同。
有时候，酒店是行者流动的寓所，有时候，酒店是城市的帮凶。它制造的幻象如同海市蜃楼，让人迷醉和恍惚，每一个毛孔都被贵族气息所感动。如果你看言情剧足够多的话，就会知道，良家妇女堕落的先兆，大抵如此。
努力相忘于江湖
去年岁末的一天，我困觉直到天黑，傍晚时分醒来，接到一个电话，问我为何不去丽江花园和聂卫平下棋。我忽然想起自己是报了名的，只是一直没有人通知，于是便忘了。据说，那一天，聂卫平和五十多个棋迷玩车轮大战，从上午9点杀到傍晚5点多，仍有十多盘棋没下完。我想这帮人是打算玩残老聂了，老聂昔年扛着氧气罐去打中日围棋擂台赛，何等威风，谁曾想没死在日本人手上，一世英名倒要断送在这群死缠烂打的鸟人手里。
恍然想起些旧事。前年我曾和聂下过一局，中盘拼死攻他大龙，不料被他做出劫来，立仆，爽快认输。旁边一个小孩频频长考，聂皱眉曰：此子难成大器。其实是他肚子饿了，不耐烦而已。后来有省部级官员会见，聂打了几句哈哈，便脑袋一歪，倒在沙发上呼噜如雷，其响声顿成大厅主旋律。聂是率性之人，一般人大致都会喜欢他的，当然你若嫁给他就另当别论了。
所以我前些天偶尔装逼，便向同事吹嘘说，那年下棋输给了聂卫平，忒郁闷，这回一定要去丽江复仇。这当然是扯淡，想会会旧人倒是真的。小时候打过聂的许多棋谱，前年头一次见到他，刚五十岁的人，居然长了不少老人斑，看了不禁怃然。
人海苍茫，以后只怕难有机会再和聂卫平对弈了，唯有的那局，或许犹如丈和的吐血之局，无法重来一次。
可是，重来难道就有意义吗？
前些天的一个傍晚，我竖起衣领慢腾腾地走过广州大道中289号附近的阅报栏，许多人凑着橱窗看《南方体育》，我也看。他们看的是声色犬马的图片，张着嘴，唇边有一条白线像蜘蛛网般垂下来。我不用看编辑署名就知道是张恺这小毛孩编的意甲版，小小年纪，就懂得了什么是春色。
我看的是一张表。
一张枯燥的表，浓缩着许多人生的变迁。
上面罗列了去年离开《南方体育》的人。最后一个名字，是我。在记忆中，2001年的年终也做了一个总评，当时我被列在新生血液一栏，当时，最后一个名字也是我。
表格里还有许多面孔，曾经熟悉而正在远去的面孔，我们在这一年终结的时候，再一次被《南方体育》的兄弟们想了起来，并且记录在案。就像一所驿站的登记册，上面的商贾或草民，都曾在这里的大床上宿醉，或者安睡，然后带上自己的体温继续赶路。
如果不曾相忘，很好；如果努力相忘，也很好。
那一晚，我在做版，一抬头，看见任田（注：曾与李响并称“红粉双煞”的记者）。忽然想起若干年前，她曾在海埂近距离采访米卢，而我曾三番五次地向米卢挑衅。现在，我们窝在同一个排版室里，分别折腾起文娱新闻和社会新闻，当年的那个圈子，已成城南旧事。米卢走了，我们也走了。
年轻时，在三亚捡贝壳，明明看见贝壳在沙滩上，一阵海水袭来，竟像鬼片里的女吊，在白光中弥于无形。而沙滩已平滑如昔，像抹了广告里的除疤霜，那贝壳虽然仍藏在腹中，却若无其事。我常想，恋旧是无益且徒增感伤的，不如努力相忘，杀人越货的假装拾起诗书，勾栏狐笑的再点一颗冒牌守宫砂，各自重新做人罢。
死亡或发霉的声音
最近广州淫雨霏霏，在这样的潮湿里，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听到自己发霉的声音。我的同事小姬像一只烦躁的公猫，不停地念叨：逝者如斯夫。我以为他在念什么咒语，后来他腼腆而坚定地要求我带他去租经典名片《灯草和尚》，我才知道该同志是在深切缅怀已故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宝莲。看三级片，也要以追忆的名义，这说明我们的精神领域里缭绕着许多腐败而久远的气息。
当我1985年看到《射雕》的时候，翁美玲已经躺在了墓地；当生于80年代的小姬直扑音像店掘地三尺找《灯草和尚》的时候，陈宝莲坠楼的过程甚至已经拍成了新的电影。被曾经美丽的魂灵所蛊惑，这是许多处于性启蒙阶段的男子都经历过的诡秘情结。在暗夜的磷火里，我们曾如此热爱一个个死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娱乐明星留下的遗产比体育明星更质感、直观。F1车王塞纳死便死了，每年祭日有些人去坟前献花，已经算不错了。而娱乐明星的死去却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前些天有个唱歌的人莫名其妙死了，他的经纪人欣慰地说：唱片卖得可火了。早些年黄家驹、陈百强、张雨生死的时候，音像店的老板们脸上都洋溢着幸福，陈宝莲纵身一跃，又养肥了一批人。
明星之死至少还能砸出点声音，鼠辈们就没有这样的待遇。所以，草民更应该惜命。
前不久，我和几位兄弟出去吃饭，在半路上买了几只肥螃蟹——事实证明那全是死因不明的蟹尸，乐颠颠地拎到小黑家里煮，晚餐是在森然的气氛中进行的，谁都不肯先下箸，生怕当场横尸。幸好三人行必有猪头，方枪枪在喉结滚动了若干次之后终于伸出胖手直取蟹肉，在他独自荡寇的过程中，小黑一直默然观察他的脸是否由红转黑、七窍是否有红色液体涌出。在确认方枪枪暂无生命危险之后，我们才小心翼翼地拾起残存的蟹爪。这一餐吃得如此惊心动魄，以至于我们后来总结经验时都认为买人身保险很重要。当然，吃来源不明的食物时拉上方枪枪也同等重要。
在汤山，那些睡眼惺忪的人在清晨啃了一口烧饼，死了。
在新闻界，一些报纸还没来得及扬名立万，死了。
我的一位朋友也是体育记者，那年他去外省出差采访，早晨在广西上了火车，深夜车至湖南，接到电话说自家报纸死了，怏怏下车，撒泪而归。
朝花夕拾，朝发夕至，朝闻夕死。
按照古龙的说法，江湖每天都是要死人的。同样，江湖上每天都有相聚或别离，号啕或欢喜。所以，我们对逝去的事物不必太感喟。昨天小姬看完《灯草和尚》后一直精神委顿，我说：美女都是要死的。我还补充一句：美女若还活着，一定是躺在大款怀里，你又何必感伤？我认为，这句话闪烁着伟大而朴素的唯物主义光芒。
以嬉皮的姿势祭奠
当我目光呆滞地从一次荒诞或荒淫的梦境中醒来，我的哥们王勤伯正摸黑从法国的国境线上潜入西班牙，继续他的欧罗巴逃亡之旅。在途中他和萨维奥拉勾肩搭背，或跟强奸犯克鲁伊维特促膝长谈。但在比利牛斯山脉之巅，他忽然打了一个寒颤，然后就托人捎话给我，说是王小波的五周年祭日到了，该折腾点东西。
我一直觉得，一个正常男人和强奸犯瞎侃之后肯定会变坏，但王勤伯还能在异国冷清的
月光下想起王小波，可见暂时还没有失去纯洁。
其实若论资格，许多同事中王氏之毒比我尤深，可他们都忙着泡吧去了，没空。而我的床头扔着一本王小波的盗版文集，所以活该我写，那本盗版书是我在故乡的地摊上花二十元买的，还附送《笑林广记》，那笑话，啧啧，比王小波还黄。
鉴于各大报纸已经做了许多纪念专题，我就不拾人牙慧了。像这类文章，我认为应该多着墨于私人感觉，若面对一个死者的遗著大谈文学理论，就把好端端的纪念弄成尸检心得交流会了，不好。
我们在混入祭奠人群的时候，完全可以嬉皮一点，人迟早是要死的，与其哭天抢地，不如嗑瓜子。天堂的王小波若看到别人满脸深沉地纪念他，只怕又要闹心脏病。
我对王小波作品的第一感是像苦丁茶，涩。《笑林广记》里的黄色笑话我是一口气读完的，但读王小波的文章耗脑，我往往将书奋力一掷，困觉去也。我们时常在报纸上看到一些三棍打不出闷屁的教练或球员在谈技战术，也有类似通感。不同的是，那些技战术访谈永远都有催眠作用，而我第二次看王小波的小说就来了精神。
王小波的文字极其洗炼，近乎吝啬。这是一种境界。贝克汉姆表述他的愤怒时不需亮出整个手掌，只需竖起居中的一根手指即可，其他手指休息。多余的文字是丑恶的。每当我在网上看到一些虔诚的文学青年用华丽而繁冗的语句歌颂某个球星，便想：他们为何不读王小波？
而且，王小波身为钻研工科的人，想像力惊人，搞笑本领也惊人，如果拿他的《红拂夜奔》和他写的计算机编程教材摊在一块，你绝对想不到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受其影响，越来越多学工科的孩子开始跟科班出身的笔杆子抢饭碗，比如獐头鼠目的我。
最后，我必须面带羞涩、遮遮掩掩地承认：之所以喜欢王小波的小说，还因为里面有性描写。大量的性描写。
具体的案例我就不列举了，谈点形而上的，否则编辑会说我诲淫诲盗，然后把我这稿子删得跟《废都》似的，稿费也会剧减。总的来说，王小波笔下的性是洁净的、自然的，如果你哪天像那个前国奥球员一样兽性大发，那不能怪王小波，只能说你天生是坏胚。
性是一个很广博的话题，王小波的遗孀李银河就是一性学博士。夫妻俩还合著过关于中国男同性恋的研究著作。在他们这样的专业人士眼里，研究人类的性事与研究猪配种没有区别，所以行文中隐然有一种勘破，跟贾平凹式的猥琐不同。
我得承认我一直在努力剽窃王小波，但这厮实在是个天才的怪胎，他的灵感谁也学不来。有很多体育记者也在学王小波，学性描写技巧，前不久据说有个女运动员犯了点什么病，一群男人便趴在妇产医院的窗台上往里窥视，就差没到马桶里翻寻死婴，我觉得以这样的入侵心态去采风，只能创作出地摊文学。要写就大胆地写，坦坦荡荡地写。
王小波是够坦荡的。他写的《东宫西宫》就坦荡得几乎让我呕吐。在此我再次想起王勤伯，这哥们弄个笔名叫“阿兰”，我知道他是仰慕阿兰·德隆或阿兰·希勒，但等他回国我要告诉他：《东宫西宫》里边那男同性恋也叫阿兰。这名儿趁早改了。
我想，我们回忆起王小波时，应该以快乐的、平视的目光打量他。一个在上世纪末早春死去的男人，曾经那么聪慧而幽默，他咧着大嘴的笑容像一副深邃的模具，盛纳着许多人生的内容。他太聪明了，所以死得早。
让我们一同赏析王小波的经典诗句，这也许是他留下的唯一一句诗。
——我走在天上／而阴茎倒垂下来。
即便是神仙，在天堂裸奔的神仙，也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候。我在深夜吐了个烟圈，向同事小黑这样解释 。
有多少旧不能乱怀
周末，我病恹恹的手指照例在键盘上爬来爬去，忽然想：这样一个潮湿的暗夜，不知有什么是值得我们铭记的。在岁月之河里，每天都有人死去，或者降生，山这边是腐尸和白骨，山那边是大红烛和唢呐。
上网一看，这天是李小龙三十年忌日，许多媒体搞了很多热闹的专题，我觉得很没必要。记得央视十多年前搞过一个栏目叫《历史上的今天》，我当时惊为天人，心想这伙人真能
掰，三百六十五天吹过去没一件事是重复的。后来我在党和政府的多年教育下智商有所提高，才明白每天发生的历史事件犹如恒河沙数，你想掰多少就能掰多少。同理，每一天都是许多名人的生日或忌日，从个人倾向来说，我认为媒体做生日专题要喜庆得多，你又不是棺材店老板，干吗要对死亡这么津津乐道。
我对李小龙印象不深，上大学时在录像厅看通宵场，一见放《唐山大兄》就会昏迷过去，一觉醒来李小龙还在那里呜哩哇啦怪叫，我常忍不住悲愤地喊：老板，改放《玉女心经》行不？现代社会流行多变，李小龙那木头一样的表情和不断重复的动作简直要把人逼得昏睡过去，就个人体验来说，我虽然一直失眠却始终拒绝吃安眠药，就是坚信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让我打瞌睡的东西。
我们怀旧，像吸大麻一样怀旧。
那天看到有则评论，有人说刚找了1983年版的《射雕》重温，但怎么也找不回当年的感觉了。找回感觉那才叫怪，说明翁美玲附上了你的身。我清晰地记得中学时一群黄毛丫头喜欢在书包和笔盒上到处粘翁美玲的贴纸，现在回想起来，她们其实应该像球迷贴国旗一样把翁美玲贴在脸上，这样回头率一定很高，而且可以顺便把脸上的麻子盖住。我同桌的小女生还整天学翁姐姐发嗲，害得我以为自己是郭靖，学习成绩直往下掉。现在想来，那是多么甜蜜的回忆，但你若要我回到二十年前，我是一定要把胆汁都吐出来的。每一种痴迷都烙着所处时代的属性，过了时光的门槛，就再也回不去了。
小龙不要再提，蓉儿已成风雨。重温旧片是一种最愚蠢的行为，会砸碎你最后的美好幻觉。我们要学会闭上眼睛，用耳朵去怀旧。
前些天我的一个同事去香港采访陈慧娴，她本是陈的Fans，穿越了十多年的记忆，终于站在距离偶像零点五米之处。
她无可救药地看见了陈慧娴那华丽舞衣下无法掩饰的赘肉和眼角的皱纹。
然后她就想起了1989年看电视，陈慧娴出国前开了最后一场演唱会，笑说自己太瘦小，每次做衣服都很浪费布料，所以希望发福。现在果然发福了。女同事很唏嘘。
我是不唏嘘的。尽管我也热爱陈慧娴，年少时甚至想：如果哪个女子能有这把浸润灵魂的声线，哪怕长得像母猪，我也要娶了她。但热爱仅止于声音，谁不会老去呢？与多年前那张俏丽的小脸相比，我更热爱你那饱经沧桑的油光可鉴的肚腩。
有许多旧不能乱怀。让记忆在时钟的某个段落戛然而止，是一种妥当的分寸。如果试图去逼近真相，那就放马过来——比方说，你想知道山口百惠的近况吗？那张天使般纯洁的脸隐失20多年了……让我告诉你，她最近正背着三浦友和，忙着和一个医生搞婚外恋。当然从理论上说，天时搞婚外恋亦无不可，只怪丘比特的准头稍欠了些。
如果你像偏执狂一样拒绝我的谏言，那么不难设想以下一幕：你心里老掂着老情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呓被老婆听到；老婆飞起大白腿将你踢下床；你着凉，发烧，干咳；你住院时碰上了庸医；庸医把你送进隔离病房，一群非典病人列队欢迎新病友的加盟……怀旧如同怀孕，从理论上说，都有死亡的可能。你若活腻了，那就继续怀你的旧罢。
和六月一起离去
我是一个恋旧的人，所以，买的CD也悉数是旧歌。那晚，坐在黑暗里听Beyond的《情人》，忽然想起黄家驹死了，死去十年了。
想起黄家驹，就想起许多烟尘般流失的岁月。1995年仲夏，快毕业了，学校里的广播每天都在放《海阔天空》，像断奶前的最后一次哺乳。只是音响效果太烂，所以迅速被我们敲脸盆的声音掩盖了过去。
那年的夏天是一场阴谋。我伟大的母校很龌龊地把我们卖给了一些部委，换了不少钞票，而且先奸后杀，你除了以泪洗面似乎没别的选择。所以我哭哭啼啼地背着铺盖下乡去了，从省城径直往深山走，人烟愈来愈少，房子愈来愈破，我边擤鼻涕边想我要当野人了。
来到偏远的一个水电站，纸巾用完了，便像婊子一样强挤笑颜去人事处报到。住的地方在水库边，一排低矮的平房，边上有浓密的芭蕉林，不过偷芭蕉是不敢的，因为隔壁的师傅说了一段掌故：二十年前，曾有一个英俊的大学生被三个持枪的女民兵挟持到芭蕉林里，轮番蹂躏，最后那个大学生红肿着眼，扶着腰去法院告，也就得了几十元营养费。我悻悻地想几十元还不够我买烟，多亏啊，所以一直没敢动偷芭蕉的邪心。
同屋的小伙子也是大学生，整天想着考研脱离苦海，我便借他的随身听，他也酷爱Beyond，所以耳机里又传来了熟悉的《海阔天空》：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我每次听都会迅速地消耗纸巾。望着窗外低矮的天空，我悲愤地想：莫非我这辈子注定要娶一个村姑咧，他直系亲属的。
小镇是没有夜生活的。我每天深夜都蹿到镇上发狠地啃猪脚，喝啤酒。露天有些摊档也摆上电视让人唱卡拉OK，很离奇的是，那些无业游民都喜欢唱黄家驹的歌，来来去去地唱《喜欢你》、《不再犹豫》、《真的爱你》，噪音之中，偶尔间杂着村姑的荡笑。我也恍惚地笑，心想贫贱的人其实有着相似的哀愁和相似的心病。
那时的我是不敢恋爱的，因为隔壁的师傅在叙述完芭蕉林惨案后又叙述了另一件惨案：本厂的一个大学生某天去舞厅，在昏暗灯光下被一道媚光击晕，当晚即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翌日醒来，就着日光一看，那村姑太丑，当下就怵了，想履行消费者权益，退货。村姑之兄来了，手持菜刀一把，说：要刀子还是要我妹子？只好含泪与那小学没毕业的娘子结婚。这男的我也熟识，因此对女人虽有万般邪念，也只能统统流进下水道。
何以解忧，唯有听歌。我时常像死鱼般靠在门框上，听黄家驹那把已经死去的嗓子吟唱，心想自己没准就在这个鬼地方终老了。有个疯婆子总是坐在不远处的草丛边，她当年据说也是一美人，被一个高干子弟始乱终弃，终于疯了。在我发呆的时候，疯婆子总是用空洞的眼神看看天，再看看我，一言不发。我每次看见她都感觉被照了一次X光。许多年后，黄家驹的歌声和疯婆子的面容总是同时出现在我的知觉中，如同记忆里的两道瘀血。
后来到了城市，就很少听黄家驹了。再后来，从南宁赴广州，居然在半路的加油站碰见了当年的厂花，她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多年不见，彼此感喟了一下苍老，便各自赶路。忽然想起曾与她对唱过一首《喜欢你》，复又想起那句哀叹：多少春秋风雨改/多少崎岖不变爱/多少唏嘘的你在人海。一滴水进了大海，其实是再也找不到了的。
Beyond的余党前阵子开演唱会，把黄家驹的头影映在大屏幕上，人鬼同唱。这种精神催眠让人凄凉。黄家驹的骸骨埋在地下十年了，他死于1993年6月30日，他和六月一起离去。世间已无黄家驹，所有的岁月都已经不能招魂，正如当年那座水库边野花的枯荣已无法刺中我的内心，因为我已经远离，并且急遽地老去。
师殇
老师死了。
其实老师死去三年了。那晚深夜下班，看见清冷的月光洒在寂寥的长街，忽然想起中秋快到了，又想起中秋与教师节毗邻，这么多年了，该为老师写点东西了罢。
老师是2000年故去的，听到他的死讯，我哀痛了好些天，后来出差去海南，一路还惦念
着写篇悼文，及至到了三亚的天涯海角，望见云水间翻飞的海鸥，便统统忘了个精光。这也足见我是个多么寡情的人。我是老师教出的学生中最有出息的，可是，我却始终吝于为他写一点文字。
老师姓苏，教我的小学数学课，他的夫人则是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是典型的夫妻店。二十年前我虎头虎脑，肥而不腻，更兼成绩优异，所以深受老师宠爱。他甚喜杯中之物，据说常匍匐在家门前，哀求师母开门。平时上课也是通红着脸，遇有学生捣乱，便摇摇晃晃地踱过去，奋力一掌击去，摧枯拉朽，人称“铁砂掌”。
我虽然也顽劣，却总在赦免之列。当时常带着个死党，去揪同桌女生的辫子，然后一声呼哨，分头逃窜。所以校园里常有这样的情景：一个小胖子晃动肉滚滚的大腿气喘吁吁地逃亡，一个精瘦的女孩手持扫帚，边问候他的母亲边展开追捕。当然这充其量只能算轻微的性骚扰，因为我只揪她的辫子，不摸她的脸，这说明我很小就懂得做人要遵循底线。但更严重的是，当时跟越南正打仗，我常诅咒女孩那入伍的哥哥吃枪子，后来仗打完了，子弟兵黑着脸找老师告状，老师将我和死党唤去，轻描淡写地说：她家人告上门了，以后你们收敛点。挥挥手让我们滚蛋。死党被吓得小脸煞白，说：若我的同伙不是你，少不得要吃铁砂掌了。
二十年后，我才回想起老师的溺爱已成绝响。长大的我渐渐桀骜，没有再享受那时的待遇。三年前，老师病入膏肓，我母亲和他们夫妇是旧同事，便代表我去看望他，老师已瘦得脱了人形，听说我在省城当了记者，还有了些名气，便微弱地笑着说：难得刘原还记得老师。
其实我是一直记得他的。老师病重时，送到南宁治疗，我听说后去医院寻，却不见了踪影。后来才晓得他自己知道不治，老吵着回故乡，说要死在家里。我在医院空荡荡的长廊里颓然地想：这一生，再也见不到老师了。
后来，老师就死了。
我总想写些文字，却拖沓了这么多年。这是很不该的。我的母亲当了一辈子教师，她常说：愈是成绩好的学生，愈是忘本。平素她上街买菜，那些昔年的差生，往往在街头摆个小摊，卖猪肉或蔬菜，很落魄的样子，见了她总是垂着手恭恭敬敬地说老师好，然后挑最好的肉菜塞给她，且不肯收钱。而那些所谓的得意门生，往往倨傲地仰着鼻子，佯装不见。母亲说，她是很寒心的。
我想母亲的结论是对的罢。这些年，我一直在俗世中挣扎，偶有些功名，也总是想，一切都是自己的禀赋和勤奋所致。我遗忘了那些曾献出肩膀让我踩的人。
今夜，我在距故乡千里之外的广州。秋风渐渐起了，有些冷。在冷寂的夜里，雨水敲打着异乡的土地，我敲打着电脑的键盘，忽然想起不逢故乡的月明已经很多年，不逢老师的笑容已经很多年。我被故乡抛弃了，而老师，被尘世抛弃了。
忍不住拭了拭眼角。
《非常男女》的非常岁月
记得十多年前看过一部电视，叫《结婚一年间》，说一个男子和大自己许多岁的女子结婚，刚开始泡在蜜罐里郎情妾意，后来便白云苍狗，不知所终了。
我想起那部电视，是在听说凤凰台《非常男女》栏目在9月猝死的消息时。有些感伤，因为《非常男女》活过的八年，也正是我掉进社会的河流里苦苦挣扎的八年。八年，足够一次抗战，足够年月在我的眼角留下沟壑，当然，也足够胡瓜高怡平们看着灯光逐一亮起又逐一
圆寂。
在乡下的时光里，《非常男女》曾经是我和那群贫穷的兄弟们的精神救济粮。每到周末的傍晚，我们就匆匆去食堂打饭，然后痴迷地围在电视机前，菜肴自然食之无味，虽然边吃边流口水，但都是为那些女主角们流的，与食堂大厨的手艺无关。我们议论的重点当然是哪个妞儿更炙手可热，以及哪垛牛粪能有幸滋养最光鲜的花骨朵。
记忆当中，那群相亲的人全是满嘴跑火车的人，跟我的偶像韩乔生有一拼。记得有次一个老外也来凑热闹，胡瓜问他：你和原来的女朋友是因为什么而分手？老外沉痛地说：我找算命先生算过了，我和她八字不和。米粒刹那间从我们的鼻孔喷出，浪费了不少粮食。
《非常男女》的新颖之处在于：他们把婚姻变成了一个自由市场，你可以去那里任意挑拣，当然，只看不买也是允许的，而且不需付出任何代价。我老爸有次心血来潮，跟我说起他60年代相亲的经历，有次一个同事给他介绍了某女，说是貌若天仙，老头子——当时还是小伙子，便屁颠屁颠去人约黄昏后，谁知一看，这哪是仙女下凡，整一个北京猿人重出江湖，我老爸当时就心律不整，但碍于礼数，还是请那周口店的朋友吃了顿饭。老爸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一直捂着胸口，他说：我那时一个月工资也就三十块，请那周口店的吃饭就花了十块，疼啊。
所以《非常男女》善莫大焉。你押中了宝，胡瓜会送上礼品，若是谁都看不上，则可以假寐片刻，当然你如果像我一样精力充沛，也不妨用目光吃吃高怡平的豆腐。这是有先例的，据说不少男嘉宾一落座便痴痴望着高怡平，一场节目下来，脑海里已在巫山顶峰演练了无数次人工降雨。这也提醒诸位女同胞，你们去相亲的时候，务必拉个兔唇相伴。
当年我在的电厂在贫瘠的当地也算富甲一方，所以吸引了许多无业女游民。有个说法是这样的：想看当地的美女，无须上街，只要搬张小凳坐在单身楼下面即可。当别人在奋力御女的时候，只有我们几个庸碌之辈，落寞地守着《非常男女》消磨似水年华，想来真是悔恨不已。
那时的我一想起爱情就绝望得想跳水库。刚毕业时穿着油污的工作服守在轰鸣的水轮机边，别说班组里的几个丑女，即便是癞皮的母狗也懒得向自己抛媚眼。及至到厂办当了小秘，便有人想招我入赘，也有厂家直销的，幸亏我立场坚定，紧揪裤带誓死不从，否则一旦被贼人玷污，现在只怕小孩都能打酱油了。
再后来，围坐在一起看《非常男女》的兄弟越来越少，他们开始潜入夜色，或是鬼鬼祟祟地躲进自己的小屋。我无趣地躺在床上，望着搁在窗台上的月光，在不绝于耳的淫声浪语中呷点酒，暗自睡去。
一觉醒来，已是八年之后。八年间，许多玉成的新人已成老夫老妻，高怡平从小姑到人妇，胡瓜从已婚到单身。那晚走在珠江边上，忽然想起那座上游小城的河水，其实正淌过眼前，唯一变数是支离的月光又年长了八岁，而我已无法在夜雾中打捞自己衰败的容颜。
无法抗战二十年
我坐着颠簸的车钻在夜里，何山来了电话，我说正病着只怕写不了稿。他有些失魂地说，这是他头一回做专栏版，没准下一期就不做了。我扭头看着窗外，风正刮过深夜的长街，几个流莺在稀疏的树影下木讷地守望，忽然心里隐隐动了一下。
许多年前听过一首老歌，谭咏麟唱的：风雨的街头/招牌能够挂多久。可见面对时光的流失每个人都会心生彷徨。那天去了越秀山，临到中山纪念碑时，眼皮下冒出了体育场，我像
囚犯般握住栅栏，深情瞭望。我甚至记得当年头次来这里时所坐的位置，那时有一个叫米什么的老头带着一群球员在草地上玩皮球，我懒得看他们，我眯缝着眼，看几个奶子很大或者很小的女记者故作妖娆地甩动头发，我猜她们的头皮屑一定太多了，痒得厉害。
现在的越秀体育场在暮色中像一座空寂的坟。那些跑动的身影和晃动的奶子已渐行渐远，像一炷香弥散在岁月深处。前阵子在酒宴上，老板忽然问我想不想去北京当体育记者，我当时吃喝正欢，忽然在高潮处打了个寒噤，跟那个什么似的。呆了几秒我才擦了擦嘴讷讷地说：我饱了，腻了。
我确实腻了。一年前的8月，我不仅厌倦了体育新闻，甚至厌倦了新闻。那时天河有个人才交流会，简称人流会，我像贼一样鬼鬼祟祟地穿行其中，后来一个中外合资的保险公司老板居然相中了我，这令我悲愤不已：自己究竟哪里长得像卖保险的？我满腹辛酸，在天桥上拍遍栏杆，然后眼睛一亮：小广告上招男公关，月薪三万。但我旋即想起自己刚患了腰肌劳损，腰子不好，做鸭也枉然。
我的体育新闻生涯始于法国世界杯，在韩日世界杯后精神濒临崩溃。上海有一位祖母级的女摄影记者，满头白发，常冒着风雨在场边拍照，我是没有那种韧劲的。身为男人，耐力却不好，这真是一种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必须向那帮仍坚守在阵营里的弟兄们致敬。
8月的最后一天，我抱着遥控器在家独自看电视。央视放着Beyond的北京演唱会，主打歌是黄家驹的遗作《抗战二十年》。肋骨没了，Beyond三子喑哑地悲啼，二十年后，这些苟且的残部已经摇摇欲坠。唱功最好的黄贯中，十五年前主唱《大地》时声线是多么清亮，如今已沦为KTV的水准。但这群曾经崩溃的老男人，仍然立在台上，像三杆锈蚀的标枪。
我下意识地倒了一杯酒，慢慢地呷。我想起二十年前自己第一次怯生生地去城市，被一群城里的孩子骂成“乡巴佬”，就像二十年前的Beyond被别人骂作傻B。仅仅在命运的河流里蹬了蹬腿，那个纯朴内向的孩子就变成了顽劣、狡诈、喜欢冷笑着抚摩中指的人。
我在8月的月末想起了许多年前看的古龙小说《九月鹰飞》。9月是一个充满劫数的季节，在过往的年月里，我习惯在9月爱上不同的女子。功名和爱情都不可预知，正如那天的我无法猜到，几天后有一股番号为杜鹃的台风会像原野上的马群呼啸着漫过我的头顶。
十年不写诗
晚上吃快餐，拿着一份自家的报纸慢慢看，一张胖脸扑面而来，是伊沙，西安的痞子诗人。我停下了筷子。
那个版面是诗人访谈系列，我历来不看的，有空去读诗，不如看黄碟。不过伊沙倒是例外，他的流氓习气很是对我胃口。这期报纸上还登了他的代表作《黄河》，我早年就看过，两年前去沈阳采访，车过黄河时忽然想起了他的诗句，说他坐火车过黄河时正在兴高采烈地
尿尿，“只一泡尿时间/黄河已经流远”。多么骑士，多么畅快。
我不读诗已经很多年了，忽然在这个初秋的傍晚，想起了一些与诗歌有关的往事。
让我有些羞赧地告诉你，如今满脸猥亵的刘原，其实十多年前是一个忧郁而正直的诗人。在大学校园里，由于我捻断的胡须比别人多，居然还窃据了诗社社长的高位，我本来对权术兴趣不大，但鉴于坐在这个高位上可以经常单独辅导文学女青年，所以就一屁股坐上去了。
在大学校园里，写诗的全是些荷尔蒙分泌过多的鸟人，身为社长，我责无旁贷地要关心一下他们的内分泌，因此，我带领他们把黑手伸向了师大、女子学院等盛产佳丽的地方。记得有一次在江心岛上，我面对一群无辜的幼女，舌灿莲花，声泪俱下，朗诵得鼻涕都流出来了。可惜她们一个都没哭，这让我很有挫败感。
那时，据说舒婷就住在我们学校附近的福建文联。舒婷在当时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地位，有如当今歌迷眼里的F4。所以我常在盘算如何把她诓过来搞一次讲座。计划正待实施，却听一个家住文联的朋友说，舒婷的模样整一个工人阶级，酷爱搓麻，而且一搓麻满嘴都是有违五讲四美的发音。我一听，万念俱灰，歹念瞬间云散。
其实真正让我万念俱灰的是十年前的10月8日。那天，一个叫顾城的人在新西兰奥克兰岛用斧头劈死了他的老婆谢烨，然后自缢。据说起因是他老婆给他戴了顶绿帽，勾上了一个德国的气功师。德国人和中国人抢老婆，居然是靠中国的国粹气功，这委实是一大国耻。我估摸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气功师一边念念有词，唱着德国版的十八摸，一边伸出魔爪上下其手，谢烨抵抗不住，终于委身。
这本是一件普通的风化案，但偏偏这个叫顾城的人是写诗的，而且此前不少诗人纷纷自杀，比如海子、戈麦、蝌蚪等等，所以许多人都说诗人全是疯子，要防火防盗防诗人，搞得我很有思想压力。虽然我在家里不是独子，我疯了还有我哥，但住在精神病院会很有压力的，不仅伙食不好，据说还要挨电棒，所以还是不疯为好。
1993年10月，我写了一首诗悼念顾城，然后，封笔。
看到伊沙的访谈，想起诗歌，想起顾城的十年忌日近了。那时他的死，对我的震撼是多么大，但现在每个人的生或死，在我眼里都只是一只蝼蚁的来去。我冷漠了，或者说，我老去了。
回想起来，不写诗已有十年。我依旧倚靠着写诗时培养的语感和触觉码字、挣钱。在功利的年代，我摇着船橹向黄金海岸叛逃，渐行渐远。而诗歌仅仅是一座曾容留我的城堡，它那长满青苔的石阶躺在空旷的年月里，独自寂寞。
黄埔的逝水
当阿村这鸟人的催稿电话响起来的时候，我正玉树临风地站在渡轮上，江风像泥鳅般游过我额间的沟壑，实在倜傥得不行。事实上，已经有两个村姑开始冲我眨眼了，她们有可能在酝酿电波，也可能是患了砂眼——这种病的病因是液体分泌不够，干涩，因此有痛感。我的目光愈来愈忧郁，她们的眼睛眨得愈来愈快，但就在这时我的裤裆边忽然铃声大作。一段因缘还在前戏中就被天杀的阿村扼死了。
那天我去的是长洲岛，如果你恰好也去了，就会看到有个家伙在烈日炎炎下攀扶着高射炮搔首弄姿。当然我不是去打炮的，你不要把我想象得那么俗。我去长洲是因为长洲有黄埔军校。
岛上有兵器。不是冷兵器，是驱逐舰、扫雷艇、潜艇、轰炸机、战斗机、坦克和火炮。伸头闻闻炮管，有硫磺的味道，可见不是像明思克航母那样拿模型来蒙人。有一艘驱逐舰曾于60年代在东山群岛跟国民党舰队干过一仗，将敌军的一个少将打到海底喂鱼去了。一役过后，据说附近海域的鲨鱼都日夜兼程往东山赶，那盛况，着实叫人神往。
我懒洋洋躺在轰炸机的机翼上，看着操场上军训的小学员们，忽然想起孙中山当年把校址选在这里真是明智。八十年前的广州虽然还没有这么繁华，我居住的杨箕估计也就一农田，但是，无烟工业是肯定有的，兵哥哥们走在街上，只怕要被娇嫩得一掐出水的西关小姐邀请去抽一袋烟土。思想工作是很艰巨的，教官们养上百条狼狗恐怕都不够。于是国父一拍脑袋，设址长洲。我估摸了一下，从校门游到对岸，考虑到水流的速度，少说得游上三公里。一般来说，你纵然能游到对岸，估计也办不成什么事了，你又不是比昂迪或者索普。
国父的经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前些年在海埂，很多球员一到晚上就爬墙去市区普降甘霖，所以不妨把他们空投到南沙的一个孤岛上，洗涤一下肉体和心灵，为了防止他们生活枯燥，也可以每人发一把小木剑，闲得慌就去海边像杨过一样剁剁海水，没准创造出一套辟邪剑法来。
黄埔军校那群猛男没练辟邪剑法，他们北伐去了，将星如云，把敌人打得哼哼哈哈。北伐是一个让人怦然心动的词汇，前些天，我们的报纸也开始北伐了，几个兄弟在离别宴上喝酒，咕噜咕噜的，从前我们的报纸有个口号叫“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江湖是什么？江湖是拿来快意的。
弟兄们在三万英尺的云端时，我在黄埔。波光粼粼的江水穿过码头，笔直地远去。我想起林彪或许也曾在这个码头上发过呆，这个黄埔四期的学生击溃了众多的黄埔一期，乃至教师爷陈诚。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林彪曾因在深夜打手枪被关过禁闭，当时他训练完后未上交枪和子弹，放在枕头下，迷迷糊糊一摸就开了枪。黄埔的禁闭室里，曾蹲着一个元帅。
傍晚，我在暮色中爬上了琶洲塔，看见落日的余晖将长洲岛涂抹得像一尊金黄的卧佛，忽然想起林彪的枯骨在温都尔汗埋了三十多年了。那些勋章，那些逝水，存在过，然后远去。今天的阳光，已无法照见昨天的功名。
陪着80年代一起老泪纵横
九月，树叶簌簌地落，这样的时令适宜悲秋，适宜像砂眼患者一样迎风流泪。所以，他准备歇斯底里地抒情。
一个不再年轻的老男人，笨拙地挤上公共汽车，从杨箕村到天河体育中心，仅仅一站。他的掌心里，有一张被汗浸湿的演唱会门票。他借着灯光看着票，上面印着一些曾经熟稔的名字，他的鼻子忽然无声地酸了一下。
他叼着烟。天河体育中心的观众很少，偶尔来的，也多数是中年人。稀稀拉拉的，像冬夜里的萤火虫。光景不好，谋食艰难，怀旧已经成为一种奢侈。他把脑袋搁在膝盖上，无聊地等。
简陋的幽蓝色灯光浮起来，在中信广场巨大的阴影投射下，舞台如此缥缈。也好，怀旧不需要华贵。老人们来了。伍思凯、潘美辰、费翔、张洪量，鱼贯而出。
有一些衰弱的声音迎接他们。当年被他们电流般的歌声击中的人，已从弱冠少年变成了臃肿而冷静的中年人，肺活量早已锐减。当年华老去，舞台上的歌者只能用老歌来温暖聆听者冻僵的记忆，像寒夜里的壁炉。
80年代。连蝉声都是若有所思的80年代。那时随便拿一首歌，都可以震住现在那些像镀金马桶的歌曲。那时的吟唱，能在二十年后依旧抨击人们的内心。
他捧着脸。潘美辰在唱《我想有个家》，这么多年，她的声音一点没变。他想起自己两年前刚到广州时，去买床准备住进出租屋里，在村里的音像摊边听到了这首歌，心里打了个寒噤。
他想起八年前自己蛰伏在乡下，时常去城里找工作，但永远碰一鼻子灰。有一次，他怏怏地坐末班车赶回乡村，太困倦，在车上昏睡过去，忽然就醒了过来，因为车里在放潘美辰的《我曾用心爱着你》。歌声像针一样把他扎醒了，他望着车窗外，夕阳正无力地向山冈上的树林坠落，暮色越过田野扑过来，他咧了咧嘴，想哭却哭不出来。
他想起十多年前自己在福州念大学，那时对岸的潘美辰、童安格、齐秦等来开演唱会，他很想去，但最低的票价也要八十元，思忖了许久，终于没能下决心花半个月饭钱去享受耳朵。十多年的时光，像一块石头急遽地沉没在海底，他终于看见潘美辰在三百米外挥舞着双手，如同招魂的巫师。青春能招回么？他抖抖索索地弹了弹烟灰。
潘美辰走了。姜育恒来了。这个曾经清癯忧愁的韩国华侨，如今一张胖脸油光可鉴。他想起1987年全运会开幕前，有记者采访当时的跳水皇后高敏，问她喜欢听什么歌，高敏说最喜欢姜育恒的《跟往事干杯》。那是他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姜育恒这个名字。十六年了，物是人非，那一年的全运会开幕式，就在眼前的天河体育中心上演。
姜育恒在唱《再回首》。无数观众在唱《再回首》。他也唱，他想起十多年前自己曾在学校凭这首歌拿过卡拉OK比赛的奖。可是，仅仅唱了几句他就哑了——这么多年的烟酒无度已经彻底摧毁了他的嗓子。
他张着嘴，老泪纵横。
一切的从前，都焊死在时钟上了。姜育恒红极而衰，后来潦倒、酗酒，债台高筑，连女儿的学费都交不起。
过尽千帆。今夜，当那个谁在唱《十五的月亮》时，赖昌星正在加拿大蹲大牢；当谭咏麟唱《捕风的汉子》时，二十年前与他各据山头的张国荣已在墓床里躺了半年。80年代，死的死，伤的伤，如同一地的月光。
那个在天河体育中心看台上老泪纵横的男人是我。如今我在深夜孤独地敲打着键盘，这篇专栏将成为收录进我第一本文集的最后一篇文章。80年代那个蜷缩在草丛中睡去的少年，至今一事无成，只有病痛、白发和满腹的怅然。
窗外是天籁，夜雾愈发浓了。我想起80年代已经永久地逝去了，而自己十多年来漂流的里程已有数十万里，不知怎么的，就流亡到了这座城市。
体育篇
听听不同的鸟叫
最近我对凤凰台的陈鲁豫仰慕得紧，她对许多名女人的访谈很见功力，阴险而不着痕迹，聊着聊着就冲隐私去了，别人还傻不拉叽地当她是闺中密友，开始倾吐苦难情史。璩美凤啊，郎平啊，都先后中招。
那天我看见她对面坐了个女人，做娇柔老柳状，仔细一看，居然是我上大学时与全班男生集体爱慕的杨钰莹，多年不见，杨姨显然老了。杨钰莹不停地扭动玉脖，甩动秀发，说：
“我跟他分手时，约好将来谁也不许变老，……”我当时在喝啤酒，被呛了一下，我心想不知哪个道士又发明了长生不老的炼丹术，改天自己也去买一粒。后来我听了半天，才知道她在说自己跟一个大走私犯的侄子那个什么的经历。杨钰莹还说要连生三个孩子以便把汽车后座填满，看来走私确实来钱。郝董够有钱了吧？也就生两胎。在沈阳的世界杯庆功会上，郝董吻了杨钰莹一下，我们应当视为已生两胎者对欲生三胎者表达的一种景仰。
令我称奇的是杨钰莹居然声称自己毫无过错，还抨击媒体污蔑她，我想这个女人够刚烈的，不简单，若早生几百年又是一个杜十娘。
看完电视我又看小说，有个据说是作家的人写慕绥新，一张口就称其“老慕”，把这个大贪官描绘成一个身患癌症还四处招商引资的人。我想：这世道真的乱了，我们从此辨不清黑猫白猫，也辨不清妓女处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