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将吏贪懦，边防废弛的时代，李成梁驰骋北方边塞四十余年，屡退外侵，使北方游牧部落闻风丧胆，为保卫、拓展明朝的边境线立下丰功伟绩，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所以《明史》里说他“然边帅武功之盛，(明)两百年来所未有”。
铁骨为民海青天海瑞(1)
海瑞像海瑞(1514～1587)，广东琼山人(今海南琼山市府城镇金花村人)，字汝贤，号刚峰，所以后人也尊称海瑞为“刚峰先生”。海瑞是明朝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清官，据《明史》记载，海瑞“秉刚劲之性，憨直自遂，盖可希风汉汲黯、宋包拯，苦节自励，诚为人所难能”，由于他对上敢于直言进谏，匡正皇帝的过失，对下能够疾恶如仇，惩恶扬善，为民请命，因此他被百姓尊称为“海青天”、“南包公”等，古代已有“北包拯，南海瑞”之说。他的事迹被编成小说、故事、戏剧等，在民间广为流传，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海瑞四岁丧父，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异常清苦。母亲勤俭持家，教子有方，在她的亲自督导下，海瑞自幼即诵读《大学》、《中庸》等书，加上良师的指点及严格要求，海瑞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使他很早就有了报国安民的抱负。他二十多岁考中举人，做过县里的学堂教谕，不久升任浙江淳安知县。他到任之前，里里的官吏审理案件，大多是接受贿赂，胡乱定案。海瑞到了淳安后，认真审理积案，不管什么疑难案件，到了海瑞手里，都一件件调查得水落石出，从不冤枉好人。因此当地百姓都称他是“青天”。海瑞对下爱民，对上则从不卑躬屈膝。他的顶头上司浙江总督胡宗宪是严嵩的同党，仗势欺人，到处敲榨勒索，有不顺从的轻则罢官，重可至死，因此谁也不敢得罪他。一次，胡宗宪的儿子带领随从耀武扬威，路过淳安，这可是巴结总督大人的难得机会。可是海瑞在淳安县早立下一条规矩，不管高官显贵，一律按普通客人招待。而胡总督之子素来养尊处优，看到驿吏送上来的一般饭菜，觉得是有意羞辱自己，火冒三丈，一把掀翻饭桌，还命令随从把驿吏五花大绑，倒吊在房梁上。海瑞本来对胡公子招摇过境就很反感，现在竟吊打起驿吏来，就决心惩治他一下。听完报告，他不动声色地说：“总督是个清廉的大臣。他已经吩咐各县，招待过往官吏，不得铺张浪费。现在来的那个花花公子，排场阔绰，态度骄横，绝不会是胡大人的公子。一定是坏人冒充公子，到本县来招摇撞骗败坏大人的名声的。”于是命令把胡宗宪儿子和他的随从统统抓了起来，带回县衙审讯。胡公子仗着父亲的官势，开始还暴跳如雷，咆哮公堂。但海瑞毫不畏惧，坚持认定他是假冒公子，并要把他重办，他才垂头丧气地认罚。海瑞把他的几千两银子统统没收充公，然后把他狠狠教训一顿，逐出县境。等胡公子狼狈回到杭州向父亲哭诉的时候，海瑞的报告也早已送到巡抚衙门，说有人假借公子之名作非法之事。胡总督虽然明知儿子吃了大亏，但是知道如果把这件事声张出去有失体面，只好忍气吞声。
过了不久，又有一个朝廷派出的御史鄢懋卿到浙江巡视。鄢懋卿是严嵩的干儿子，胃口很大，贪得无厌。他所过之处，地方官吏要是不“孝敬”他一笔钱，他绝不会轻饶。但是鄢懋卿偏又要摆出一副廉洁守法的面孔，传出话说他喜欢简朴。各地官吏一听说鄢懋卿要来巡视，都很犯愁。海瑞早有妙计，他听说鄢懋卿要来淳安，派人给鄢送了一封信，大意说：“我们接到通知，要我们招待从简。可是据我们得知，您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大摆筵席，花天酒地。这就叫我们为难啦！要按通知办事，就怕怠慢了您：要是像别的地方一样铺张，又怕违背您的意思，请问该怎么办才好。”鄢懋卿看到海瑞揭了他的老底，恨得咬牙切齿。但是他早听说海瑞是个铁面无私的硬骨头，加上胡宗宪的儿子刚在淳安有过教训，于是绕过淳安，到别处去了。
更能体现海瑞刚直不阿品性的是嘉靖四十五年的“骂皇帝”事件。那时，明世宗嘉靖帝二十多年不上朝，整天在后宫里跟道士们修道说教，朝臣谁也不敢劝说。海瑞虽然官职低微，却大胆向世宗进谏，给世宗上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在奏疏中，海瑞抨击世宗屠戮大臣不是个好皇帝，父子分离不是个好父亲，夫妻分居不是个好丈夫，“天下不直陛下久矣！”并说：“赋役烦增，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是罄，十余年来，天下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读这样的骂文，确实痛快，可海瑞骂的乃是当朝皇上。即使换成以善于纳谏闻名的唐太宗，恐怕也难以容忍这样的进谏。世宗读完奏疏，气得浑身颤抖，把奏疏狠狠地摔在地上，大喊“快去把他抓来，不要让他逃跑了”。他身边有知道海瑞的宦官说：“这个人是个出名的书呆子，他早知道触犯了陛下活不成，把后事都安排了，我看他是不会逃走的。”事实果真如此，明世宗下令把海瑞抓起来关进锦衣卫问罪定刑。但该给海瑞定个什么罪名，却很使刑部官员为难。《大明律》虽有“骂人”一条，而且对各种各样的骂人的处罚规定得非常详细，但制定《大明律》的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居然有人敢骂皇帝，所以最高只定到骂公侯，对此也只是处以枷号一个月的惩罚，而世宗的意思，当然是要定海瑞死罪。刑部官员翻遍了《大明律》，也不知该给骂皇帝的人定什么罪。最后刑部尚书想出了解决办法，依“骂父”，属十恶不赦之罪，判处海瑞绞死。但幸运的是，世宗还没有来得及处死海瑞，自己先死了，海瑞得以大难不死。
铁骨为民海青天海瑞(2)
万历十三年(1585年)，年逾70的海瑞升任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包括南京、苏州、常州等非常富庶的地方。但海瑞到任后却发现当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一是由于重赋和贪官污吏的压榨，二是由于不断的水灾。于是，海瑞决定将治水与救灾一起解决，既为当前又为将来谋利。他便召集饥民，趁冬闲季节开工，疏浚吴凇江及其支流。又上书请求将应该上交的粮食留下一些解决灾民的吃饭问题。在他的组织下，工程很快完成，当地受益的百姓十分感激海瑞。为了进一步维护农民的利益，海瑞大力惩治恶霸，迫使他们归还强夺的农民土地。
万历十五年(1587年)，海瑞病死在南京右都御史的任上，享年73岁。死后，朝廷赐祭八坛，封太子少保，谥号忠介。神宗在悼词中给予海瑞“直言敢谏之忠臣”的褒词，并派官员许子伟护灵柩归葬。出殡当日，南京城万人空巷，商人罢市，农夫辍耕，自发为海瑞送殡。海瑞去世时，他的妻子、儿子早已去世，丧事只能由别人料理。经过清点，海瑞的遗物只有八两银子，一匹粗布和几套旧衣服。靠同僚的资助，他的灵柩才得以运回故乡。灵柩船在江上行驶时，两岸的百姓自动穿孝来哭送他，队伍长达百里。海瑞墓海瑞墓座落于今海口市西郊滨涯村，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瑞墓始建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皇帝派许子伟专程到海南监督修建。据说运送过程中，海瑞灵柩的绳子突然断了，人们认为这是海瑞自选风水宝地，于是将其就地下葬。在海瑞墓室后“扬廉轩”的亭柱上挂有海瑞写的两副对联，其中一副是“三生不改冰霜操，万死常留社稷身”。正是海瑞的真实写照。
海瑞祠堂位于浙江淳安县境内千岛湖龙山岛上。海瑞任淳安知县四年零两个月。四年间，他改革赋役，减轻人民负担，革除县衙陋习，成效显著。海瑞任职期满离开淳安时，淳安百姓为缅怀其恩德，立“去思碑”，并自发集资建生祠以表纪念。海瑞祠碑廊有海瑞自书诗碑五块，其中一块十分奇特。碑上用草书写成一个特大的“寿”字，这就是被称为奇书的“寿字碑”。这个寿字由“生”“母”“七”“十”四字组合而成，而且倒过来竟然还是个“寿”字，不禁让人感叹海瑞书法之精妙。据淳安县志记载，海瑞任知县的第二年(1559年)，正值其母七十大寿，而他只给母亲买了“肉二斤”，并动手书写了这个狂草“寿”字作为寿礼，这件事一直传为佳话。而海瑞的清正廉洁由此也可见一斑。
在人民心中，海瑞是正义的象征，所以在他死后，有十几种地方戏都在传唱着他的故事。万历年间就已出现了一本专门描写他的的小说《海忠介公居官公案》，此后又有长篇章回小说《海公大红袍》、《海公小红袍》。至于以他为题材的戏曲，那就更多了，传奇《朝阳凤》、《吉庆图》、《忠义烈》，京剧《五彩舆》、《德政坊》、《梁鸣凤》，高甲戏《海瑞回番书》，潮剧《刘明珠》……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海瑞上疏》和《海瑞罢官》。
雄才大略的熊廷弼(1)
熊廷弼(1569～1625)，中国古代著名军事谋略家。字飞百，号芝冈，明朝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从小聪颖好学，由于家境贫寒，时而辍学，只能边劳动边读书。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熊廷弼乡试考中第一，次年考中进士。二十七年(1599年)，授保定(今属河北)推官。担任推官期间，熊廷弼处理了很多冤案，政绩突出。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升为工部屯田司主事，管理营造事务。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八月，熊廷弼像辽东镇守总兵官李成梁等主动放弃宽甸等六堡八百里疆土，并让那里的六万多户居民内迁。三十六年六月，李成梁受到弹劾，于是熊廷弼被授为巡按御史调查此事。熊廷弼经过实地勘察，指出李成梁罪可至死。他又详细考察了辽东的地理形势，深入了解敌我情况。不久他就提出了保卫辽东的方略——“实内固外”和“以夷攻夷”。“实内”就是屯田积储，“固外”就是修边并堡。要屯田先修边，以高城深池来保卫屯田积储，以屯田积储来赡养军队，增强防卫；“以夷攻夷”就是发动女真族的其他部落和蒙古族来反对努尔哈赤，使努尔哈赤自顾不暇，穷于应付，无力进攻明朝。“实内固外”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以夷攻夷”使努尔哈赤无法扩充自己的势力。熊廷弼清醒地看到女真对明朝的威胁要远远大于蒙古：“西边的蒙古族，虽强盛，然所欲不过抢掠财物，无远志”，而东边的建州女真“城郭田庐饮食性情与辽同，所志在我土地也”。因此，主张把重点放在防范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
“实内固外”、“以夷制夷”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战略方针。熊廷弼任巡按期间，为了实现这一方略，修建了七百余里的边墙以及城池七座、墩台一百余座，还建粮仓十七所，三年之内屯积粮谷三十万石。同时，他整顿军队，革去弊端，改变作风，严格军纪，充实营伍。并努力改善与叶赫部、蒙族各部的关系，使努尔哈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得不采取退缩方针，退还明朝故地，与明朝和好。于是辽东局势有所好转。
但是，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六月，熊廷弼改任南直隶督学御史，随着他的离任，他所制定的卫辽方略也告结束。四十一年(1613年)熊廷弼因杖死生员芮永缙被革职。之后他回到故乡，为了防汛，他变卖家产，主持修筑长江堤防41里，还建成一座石闸，使当地免遭旱涝灾害，这使他深受百姓爱戴。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明军在萨尔浒被后金大败。朝廷命熊廷弼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到辽东去慰问。六月，又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负责辽东防务。熊廷弼上任后果断地逮捕了准备逃跑的知州李尚皓；斩杀逃将刘遇节等，震慑欲逃者；初步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军队。他还连连上疏，要求朝廷派兵遣将，发给军器，补充战马。并佯装要进兵后金，使后金不敢进攻辽阳。而他则抓紧时间，加强辽阳城防，薄者加厚，低者加高，在城外掘壕三道，每道阔三丈，深二丈，中灌河水，两三个月后，一座高厚坚固的辽阳城建成，明军的防卫能力空前加强。熊廷弼还进一步扩大防御面积，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五月间，亲自督修沈阳、奉集城防，命总兵官贺世贤率领三万人守沈阳，柴国柱率兵二万守奉集。部署完毕不久，六月，努尔哈赤就兵分两路分别进攻沈阳和奉集，被贺、柴二部击退。八月，他又率五六万人攻打沈阳，熊廷弼亲自督阵，击退后金，于是辽东局势初步稳定下来。
但是，在大好形势下，熊廷弼却遭到弹劾并在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被罢职，由袁应泰接替他负责指挥。结果仅仅过了几个月，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沈阳、辽阳相继被后金攻下，袁应泰自杀身亡。这时人们才认识到熊廷弼的重要，于是熹宗决定重新起用熊廷弼。
而这时的辽东，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三岔河以东全部被后金占领，河西则人心惶惶，纷纷向关内逃命，广宁城只有老弱残兵千余人。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制定了收复辽东的“三方并进”策(或称三方布置策)，就是以广宁为根据地，部署重兵，牵制后金全部兵力；在天津、登、莱等地集结水军，准备将来进攻金、复、海、盖等地；辽东、天津、登、莱各设巡抚、总兵，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以一事权”。熹宗批准了他的方略。接着，熊廷弼又建议派有智谋的大臣到朝鲜，组织流亡到朝鲜的辽东军民，与朝鲜军联合，与登、莱之军互相配合，构成收复辽东的又一方。这样，三方并进变成了四方并进。这是一个积极稳妥的复辽方略，如果能够全面实行，即使不获大胜，也不至于失败。
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熊廷弼开始实施三方并进策。但是，他的三方并进策，开始就进行得很不顺利，一是请调之兵迟迟不到，二是广宁巡抚王化贞麻痹轻敌，不执行计划。王化贞不懂军事，不做积极进攻的准备，反而把恢复辽、沈的希望寄托于蒙古的出兵和叛将李永芳的内应。他认为努尔哈赤不会久居辽阳，而且守城兵力较弱，如果出兵，定能胜利。他屡次率兵出击，不仅无功而返，还暴露了三方并进策，使反努尔哈赤势力遭到重大损失。熊廷弼反对王化贞的这些做法，而兵部尚书张鹤鸣、首辅叶向高却支持王化贞，使职位低于熊廷弼的王化贞反而不听熊廷弼的指挥。王化贞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只有护卫兵五千。熊廷弼苦于没有兵权，自然十分恼火，难免言语过激，使朝中部分官僚也倒向王化贞，反对熊廷弼，至此，三方并进策难以实现。
雄才大略的熊廷弼(2)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率五万人马，分三路向河西进攻。很快渡过辽河，攻占西平堡。王化贞听说西平被围，轻率地调出广宁、闾阳的守兵去攻打后金军队，使三万明军全军覆没。王化贞见状急忙放弃广宁逃跑。广宁失守，明军没有了立足之处，于是熊廷弼只得退至山海关，接着王化贞也退入关内。山海关以外的整个辽东完全被努尔哈赤占领。消息传到北京，举国愤慨。
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明政府将王化贞、熊廷弼逮捕听候审理，后经刑部和大理寺的审判，二人都被处以死刑。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二十六日，熊廷弼被处死，并传首九边，以警告那些临阵逃跑的将士。他死后全家受到株连，财产被没收，妻子在衙门受审，长子熊兆琏被逼自杀，女儿熊瑚吐血而死。
熊廷弼被杀不只是因为他丢掉辽东，也是由于阉党的陷害。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和阉党斗争激烈。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阉党头子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掀起一股反阉党的高潮。魏忠贤大兴党狱，为了迫害东林党人，就乘机诬陷东林党人接受熊廷弼贿赂，把丢失边疆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他的党徒又编造伪书《辽东传》陷害熊廷弼，通过杀害熊廷弼，来打击东林党。
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倒台，朝中许多官员都上疏为熊廷弼申冤，明思宗下诏为熊廷弼平反，谥襄愍。并允许熊廷弼的儿子将其尸体归葬故里。
千古奇冤袁崇焕(1)
袁崇焕像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广东东莞人，明朝末年著名军事家。袁崇焕自幼好读兵书，潜心学习用兵救国之术。万历年间考中进士，任福建邵武知县。但是他对东北边境的战况非常关心，经常向一些曾经在辽东战斗过的退役将士询问辽东的地理状况和防御体系，一直想投笔从戎，报效国家。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袁崇焕按照惯例进京朝觐，御史侯恂慧眼识英雄，推荐袁崇焕为兵部职方主事，负责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到山海关后，深夜单骑出关了解关东地形。后来，袁崇焕在辽东修筑宁远城，并修复锦州、右屯等军事重镇，从而使明朝的边防从宁远城向前推进了二百里，大体上收复了天启初年被后金占领的失地。他还制定了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政策，鼓励当地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同时，他大力整饬军队，号令严明，认真操练，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他治边有方，成效显著，天启三年(1623年)，袁崇焕被升为兵备副使，不久又升为右参政。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领十三万大军围攻宁远。袁崇焕命令城外守军全部撤进宁远城，坚壁清野，还宰牛杀马，慰劳将士，全军上下同仇敌忾，斗志昂扬，浴血奋战，多次打败敌人的进攻。努尔哈赤情急之下，亲自指挥作战，结果被炮石击中，受伤坠马，血流不止。主帅受伤，后金军队于是退兵。在归途中，努尔哈赤伤情加重，死在军中。这次战役，是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遭到的唯一一次败绩。袁崇焕因此声威大振，名扬边境。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被提升为辽东巡抚，关外防务，全部由袁崇焕指挥。他审时度事，调整战略。一面假装与后金和谈，一面加紧休整军队，并修筑锦州、中左、大凌等要塞，以防止后金的突然袭击。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皇太极率军围困锦州，想诱惑袁崇焕出宁远增援锦州，以便趁机偷袭宁远。但是他的用意被袁崇焕识破，袁崇焕按兵不动，坚守宁远，同时派四千精锐骑兵绕到清军背后猛攻，使清军两面受敌。皇太极阴谋难以得逞，便集中兵力进攻宁远。袁崇焕早已作好充分准备，城上明军万炮齐发，矢石如雨。清军久攻不下，死伤惨重，而宁远城巍然不动。皇太极无可奈何，只好退兵。父子两人，两代皇帝都败在袁崇焕的手下，使他更加威名远扬。
宁远、宁锦大捷在于袁崇焕运筹帷幄，指挥有方，他原应功劳第一。但明廷在论功行赏时，权阉魏忠贤将退敌之功据为己有，不仅对自己封赏很厚，连他的走狗也个个受赏。而真正的功臣袁崇焕，不仅没有任何奖赏，还指责他不去救援锦州是个错误。袁崇焕十分生气，眼看奸臣当道，难有作为，于是上奏疏请求回乡。
袁崇焕手迹1628年，崇祯帝朱由检登基，他力图挽救明朝的危机。即位后，首先除掉了魏忠贤，罢黜阉党，任用贤臣，政治有所好转。但严峻的边境形势使他寝卧不安，日夜想得到良将以解除边境之忧。于是，许多大臣呼吁请回袁崇焕。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袁崇焕被召回，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帝还赐给他一口尚方宝剑，允许他先斩后奏。袁崇焕上任后马上奔赴前线，正好遇上驻守宁远的士兵因长期不发军饷而哗变闹事。他当即果断地惩治了贪污军饷的将领，又将领头闹事的士兵枭首示众，以振抚军心，严明军纪。同时，他连连上奏，要求朝廷发放军饷，稳定军心。
崇祯帝见袁崇焕刚到边境尚未立功，却不断地请拨军饷，心中很不高兴。他生气地对大臣们说：“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旁边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趁机挑拨，说士兵哗变不是由于缺饷，而是另有隐情。生性多疑的崇祯帝听后，对袁崇焕的信任程度有所下降，虽然勉强发去了军饷，但心中却怀疑袁崇焕是在借机中饱私囊。
后来，由于皮岛守将毛文龙恃功跋扈，宁远城遗址虚功冒饷，不听指挥，为了整肃军纪，袁崇焕先斩后奏杀掉毛文龙。毛文龙原是辽东明军将领，辽东失陷后撤到濒临朝鲜的皮岛上，并且在岛上扩大军队，多次袭击清军后方，有力地牵制了清军的南下。崇祯帝接到袁崇焕杀掉毛文龙的奏疏，十分恼怒他事先没有上报就擅杀边将。但还指望袁崇焕早日收复失地，所以只好强忍怒气。
由于袁崇焕在辽东宁远、锦州一线的防卫固若金汤。所以，最后皇太极决定绕过宁远、锦州防线，从蓟门南下。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地，从蒙古绕道杀入关内，由于蓟州防线松弛，清军很容易就突破明军的防守，大军直逼京师而来，京城内顿时乱成一团。袁崇焕得知清军入关的消息，立即亲率精锐部队，马不停蹄地驰往京师救援。崇祯帝在城内得知袁崇焕援军已到，十分惊喜，连忙发放军饷犒劳军队，并命令各路勤王军队服从袁崇焕指挥。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在广渠门，满桂在德胜门，同时与后金军队展开激战。满桂退守德胜门之瓮城，而袁崇焕身先士卒，指挥作战。二十七日，袁崇焕击退了皇太极的军队，京师外围局势稳定下来。
皇太极再次被袁崇焕打败，心中又恨又怕。于是采纳了他的谋臣范文程的计策，决定使用反间计，利用崇祯帝多疑猜忌的性格，借崇祯帝之手除去袁崇焕这个心头大患。他首先假造了两封所谓的“密信”，信中以很亲近的口气约袁崇焕私下议和，然后让部下放在在明军经常出没的地方，明军士兵捡到后消息传开，许多人信以为真，北京城中人心惶惶，埋怨纷起。那些过去与袁崇焕有矛盾的朝臣也趁机诬陷他要和敌人结盟和谈。正在崇祯帝半信半疑的时候，两个从清营中逃出来的宦官也报告说在清军营中亲耳听见敌人将士议论，说袁崇焕已经和清主和议，不久就要献出北京城。如此一来，崇祯帝深信不疑，认为袁崇焕真的要造反。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一日，思宗召见袁崇焕、祖大寿、满桂三人，当场命令锦衣卫拿下袁崇焕。祖大寿是袁崇焕的部将，见袁崇焕被抓，于是代替他统领部属，并率领部队返回宁远，不再替皇帝打仗。狱中的袁崇焕以大局为重，亲自写信给祖大寿，才将所属部队召回，投入战斗，并收复永平、遵化一带。
千古奇冤袁崇焕(2)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以“谋叛欺君罪”被凌迟处死，他的妻妾兄弟也被流放到福建。《明史?袁崇焕传》记载说：“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袁崇焕死后，清军在辽东再没有对手，很快占领了被袁崇焕收复的地方。直到清军入关后，人们才知道所谓的袁崇焕通敌不过是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两个宦官是清军故意让他们听到议论后有意放回的。而崇祯帝疑心过重枉杀大将，自毁长城，导致不久之后清军大举入关。使一代名将袁崇焕忠心耿耿却只能含恨九泉。
“攘外必先安内”的杨嗣昌
杨嗣昌(1588～1641)，明末大臣，字文弱，湖广武陵(今湖南常德)人。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熟读经史，熟悉历代典章制度。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考中进士。崇祯元年(1628年)，任河南副使加右参政，七年，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十年，升为兵部尚书。他深得明思宗信任，力主“安内方可攘外”，并提出“四正六隅十面网”战术，计划用三个月消灭农民起义，但没有成功。十一年，改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掌兵部事。十二年五月，大败张献忠于玛瑙山，十四年初，张献忠占领襄阳，杀襄王；李自成攻陷洛阳，杀福王。杨嗣昌畏罪忧死(一说自杀)。著有《杨文弱先生集》、《武陵竞渡略》、《督师纪事》等。
步入仕途后，杨嗣昌历任杭州府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郎中。天启三年(1623年)，受阉党排挤，称病辞职归乡。崇祯元年(1628年)，起为河南副使，加右参政。五年，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关诸处，以熟悉军务闻名朝野。崇祯七年，授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不久，因为父母相继去世而回家丁忧。
崇祯元年，农民起义已经爆发。崇祯八年(1636年)，各路起义军将领大会荥阳，之后共同作战，势不可挡。崇祯十年，杨嗣昌被夺情(守孝不满三年而召回)起复，提前回京，被皇帝召见。杨嗣昌以通晓历史、善于言谈而深得崇祯帝欣赏，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主持镇压起义。他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即“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并以本年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为“灭贼之期”。但等到崇祯十一年三月，农民义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声势仍然相当浩大。于是朝廷大臣群起弹劾杨嗣昌“灭贼逾期”。由于崇祯帝的保护，没有被定罪。六月，改任礼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掌管兵部事。到了十一月，李自成先后被洪承畴和孙传庭打败，躲入商洛山。张献忠也寡不敌众，接受招安。杨嗣昌的计划初见成效，于是他更得崇祯的信任。
崇祯十二年(1639年)，清兵进攻明朝，蓟辽保定总督吴阿衡醉酒中被清军杀死，蓟州失守，京城危在旦夕，朝廷急召卢象升率军增援。卢象升由于主战而与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杨嗣昌意见不合，杨于是命令诸将不要轻易与清军交战。那些将领本来就惧畏清军不敢迎战，于是趁机按兵观望，导致许多城池失守。而杨嗣昌在作战中总是不能决断，《明史》说他：“嗣昌虽有才，然好自用，躬亲簿书，过于繁碎。军行必自裁进止，千里待报，坐失机会。”往往要将军情上报等到皇上同意才行动。结果等到圣旨来到时，情况已经发生新的变化，导致贻误战机，使卢象升阵亡，杨嗣昌因此被降三级。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伪降的张献忠在谷城再度起兵，罗汝才也在房县响应，李自成也杀出商洛山，农民起义烈火复燃。崇祯帝任命杨嗣昌为督师，赐尚方宝剑，再次进行镇压。他制定计划，想先集中兵力，包围张献忠，然后一举消灭。十三年二月，在玛瑙山大败张献忠，张奋力突破包围，撤入四川，杨嗣昌挥兵跟踪追击。张献忠采取“以走制敌”战术，使明军疲于奔命，士气涣散。明军将领消极怠战。杨嗣昌虽然屡次下令进剿，但是他们却都按兵不动。使张献忠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崇祯十四年初，休整后的张献忠挥师沿江东进，连连打败明军，二月，张献忠攻占襄阳，杀襄王朱翊铭。当时杨嗣昌在夷陵，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害怕，急忙上奏请死。不久又听说李自成攻陷洛阳，杀福王朱常洵，更为担忧。当年三月，死于湖北沙市(一说自杀)，时年54岁。崇祯帝闻讯对朝臣叹息说：“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
杨嗣昌死后，定国公徐允祯等上奏按照失陷城寨给他定罪。崇祯帝称赞他“临戎二载，屡著捷功，尽瘁殒身，勤劳难泯”，不仅没有给他定罪，反而赐祭，并进太子太傅。
收复台湾的郑成功(1)
1622年荷兰殖民势力侵入澎湖
荷兰殖民者投降图
郑成功像郑成功（1624～1662），原名森，字明俨，号大木，福建南安人，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十四日出生于日本长崎县平户川内町千里滨，是明末闽粤沿海海商海盗集团首领郑芝龙的长子，母亲是日本女子田川氏(中国文献称为翁氏)，七岁以前一直随母居住日本，崇祯三年(1630年)，郑芝龙派人把他接回福建安平。
隆武帝朱聿键即位后，郑芝龙已成为定策元勋，郑成功在父亲的带领下拜见朱聿键。隆武帝见他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对答如流，非常赏识，深憾自己没有女儿嫁给他，就赐他姓朱，改名成功，“以驸马体统行事”，故人称“国姓爷”。郑成功自幼习文练武，研读兵书。从清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起，他一直亲履戎行，参与了许多军事指挥活动。当时，隆武帝曾封郑成功为忠孝伯，赐尚方剑，挂招讨大将军印，委其镇守闽赣界上大定、大安等地。
不久，后清军自仙霞关长驱直下福建，杀死隆武帝，郑成功之父郑芝龙降清，而他却走上了一条与父亲郑芝龙完全不同的道路。据史籍记载，郑芝龙从安平前往福州降清时曾经派人叫郑成功同行。1622年荷兰殖民势力侵入澎湖郑成功拒不应命，回信说：“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他在叔父郑鸿逵的支持下，带了一支数量不多的军队前往金门抗清。
郑芝龙自投罗网以后，清军立即背信弃义地攻入安平镇，大肆抢劫淫掠，郑成功的母亲翁氏也被奸污，愤而自缢。郑成功闻讯，痛不欲生，更坚定了武装抗清的信念。郑成功和叔父郑鸿逵等人坚持抗清，初期他们的力量并不大，先是以南澳为基地，组织抗清武装，后来经过同清方的反复较量，逐渐把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汇合成一支劲旅，势力很快发展壮大，接连攻占了福建沿海许多地方，郑成功也逐步崭露头角，成长为明清之际杰出的统帅。
郑成功起兵抗清十多年，曾多次进行北伐和南征，其中以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的北伐，声势最大。这年六月，郑成功同张煌言率领十七万水陆大军，由崇明而上，破瓜州，克镇江，进围南京。张煌言另率一支军队溯江而上，进驻上游门户芜湖，并分兵攻克太平、宁国等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南京清军几不可守。但由于郑成功麻痹轻敌，耽误了战机，最后全军溃败。
郑成功北伐失败后，清朝统治者为对付这支抗清力量，下令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禁止舟船出海，以切断东南人民同郑成功的联系，这给郑成功造成很大困难。为了扭转被动局面，特别是为了坚持长期抗清斗争，在爱国思想支持下，郑成功遂决意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我国的固有领土台湾，以为抗清根本。
台湾本是我国的固有领土，自天启四年(1624年)起，荷兰殖民者就派兵侵占了台湾，残酷压迫剥削台湾人民。他们修筑要塞，强迫台湾人民“耕田输租”，还巧立名目，对七岁以上的中国人每月征收人头税，对打猎的征打猎税，捕鱼的征鱼税，垄断台湾的对外贸易，掠夺台湾的财富。为此，台湾各族人民曾多次举行起义，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残酷压迫剥削。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进攻南京失败，退回金门、厦门后，进一步感受到台湾人民殷切盼望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要求。这时，曾担任荷兰“通事”的爱国者何廷斌，向郑成功献了一幅台湾地图，透露了台湾荷兰殖民者内部的机密情况，并表示愿做攻取台湾的向导。于是，郑成功决定乘侵台荷兰殖民军兵力薄弱、求援困难之机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郑成功从厦门移驻金门，部署军队，大修船只，积极进行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三月二十三日，郑成功令其子郑经及部分将领留守金门、厦门，自己率军队二万五千人、大小战船数百艘进军台湾。大军由金门料罗湾出发，经一日航行抵澎湖，四月二日拂晓，在浓雾弥漫中船队进入台湾海面，在熟悉水道的何廷斌的引导下，出敌不意地通过泥沙淤积的鹿耳门航道，迅速取得了登陆北线尾岛和赤嵌城(台南市)西北部附近港口的胜利。台湾汉族和高山族人民听到郑成功军队到达的消息，纷纷前来迎接并协助作战。
荷兰殖民者投降图当时，在台湾的荷兰殖民军约两千余人，他们船坚炮利，在武器上占压倒优势。当郑成功军队登陆台湾后，荷兰长官揆一指挥其侵略军从海陆两方面进行反扑。郑成功指挥军队迅速打退了敌人，随即包围了赤嵌城，要求荷兰殖民者立即退出台湾，若能献城投降，可以受到优待，如继续顽抗，必将受到严惩。但揆一不听警告，拒绝投降。郑成功遂指挥军队猛攻赤嵌城，终于迫使赤嵌城荷兰守军献城投降。
郑成功收复赤嵌城后，又集中兵力分水陆两路围攻揆一所在地的台湾城(安平)，攻城一时未能奏效。郑成功决定“围困俟其自降”，同时，又派人深入台湾各地，发动群众起来和荷兰殖民者进行斗争。顺治十八年八月间，荷兰殖民者从巴达维亚派甲板船十余艘、海军数百人，来台湾增援。台湾荷军乘援兵到达，发动反扑。郑成功派水兵勇将多人，率军迎敌，大获全胜，夺获甲板船二只、小艇三只。从此，台湾城的敌军外援断绝，再也无力出击了。郑成功军队在围困台湾城八个多月后，又发起了强攻。清康熙元年(1662年)十二月十三日，荷兰殖民长官揆一被迫在投降书上签字，撤离台湾。中国军民经过九个月的英勇战斗，终于结束了荷兰侵略者在台湾三十八年的殖民统治。
收复台湾的郑成功(2)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改台湾城为东都，开始了把台、澎经营为抗清基地的紧张活动。他采取了许多政治、经济措施，如在当地设置府县机构，管理各地；组织士兵进行屯田，奖励各族人民垦荒，大陆人民也陆续迁往台湾。郑氏政权规定向高山族每社派去汉族农民一名，给熟牛一头和一些农具等，推广铁犁牛耕等生产技术，使台湾经济迅速发展，郑氏政权还开设学校，提高台湾人民的文化素质。
郑成功收复台湾并经营台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维护了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表明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它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使台湾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迅速发展起来。郑成功的丰功伟绩表明，他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
F0 9 外交与边防
“燕王扫北”
1622明代骑马武士俑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徐达攻入元大都,元顺帝携后妃、太子仓皇逃亡上都开平(今内蒙古多伦西北)，朱元璋遂改大都为北平府。
元顺帝在上都没呆多久，就又被明将常遇春赶出了上都，逃亡应昌(今辽宁克什克腾旗)。回忆起逝去的荣华富贵，元顺帝不禁潸然泪下，作诗以排遣心中的忧郁：“失我大都兮，冬无宁处。失我上都兮，夏无以逭暑。惟予狂惑兮，招此大悔。”元顺帝自然不甘心于失去的天堂，遂不断积蓄力量，伺机向明朝统治地区反扑。明朝初年，为了进一步统一蒙古地区，明王朝多次北伐蒙古。
明代骑马武士俑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远征沙漠。四月，明军在沈儿峪口大败元将王保保，生擒元郯王、文济王及国公阎思孝等千余人，消灭元将士8万余人，缴获马匹4800余匹。这次北征，迫使元朝残余势力进一步北撤，稳定了北方边界。
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朱元璋再次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与李文忠、冯胜兵分三路，各率骑兵5万，征伐蒙古。徐达领中路，李文忠领东路，冯胜领西路。结果，虽然东西两路小有斩获，迫使蒙军再次后退，但明军也损失惨重：明将曹良臣、周显、常荣等战死疆场；作为主力的中路军战死数万人。这一役，使朱元璋意识到，蒙古之兵力难以短期内平定,就改变了策略，以防御为主，从第二年开始，命徐达、李文忠赴山西、北平练兵备战。
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再加上看到元将王保保已经去世，朱元璋又起了伐蒙的念头。洪武二十年(1387年)九月，朱元璋命蓝玉为征虏大将军，率兵“肃清沙漠”。由于明军准备充分，此役大获全胜。杀元大尉蛮子，元主脱古思帖木儿逃跑，俘获将相官校3000余人，军士7万余人，马匹4万余匹，牛羊10万头。元主脱古思帖木儿逃跑途中，被部将缢杀。蒙古势力遭到沉重打击，日益衰微。1402年，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大部。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六月，朱元璋去世。临终前，仍担心残元为害明边，一再叮嘱朱棣要审时度势，彻底消除蒙古的威胁。
明成祖即位之后，继承了明成祖远征漠北路线图朱元璋对蒙古的政策,一面与之修好，封蒙古部落酋长为王，赐予金银、布帛、粮食等物品，以求安定边境，稳固政权，恢复经济。但蒙古贵族企图恢复元朝的统治，一面称臣纳贡，一面又不断南下袭扰。
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派遣使臣郭骥去鞑靼，结果被杀，这个事件成了战争的导火线。朱棣忍无可忍，遂决心征讨鞑靼。七月，明成祖命令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精骑10万出征鞑靼。结果，全军覆灭,五将军全部战死。消息传至朝廷，朱棣大为恼怒。为了消除边患，决计御驾亲征。永乐八年(1410年)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朱棣五次御驾亲征漠北蒙古诸部，其气魄为历代帝王所罕见。
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朱棣率50万大军御驾亲征，并调用武刚车3万辆，运粮20万石，随军队行动。鞑靼部首领本雅失里听说明军大举进攻，尽弃辎重孳畜，仅率七骑西逃瓦剌部。朱棣亲率精骑直冲敌阵，杀敌无数，胜利还师。鞑靼部经过这次打击，向明朝称臣，每年向明朝进贡马匹。鞑靼部太师阿鲁台接受明朝给他的封号。
鞑靼败后，瓦剌部又逐渐强盛起来。瓦剌首领仗恃势强，出兵袭杀了鞑靼首领本雅失里，并一再声称要进攻鞑靼。阿鲁台多次请求明成祖出兵攻打瓦剌，为其故主本雅失里报仇。
朱棣为了满足鞑靼部的请求，也为了明朝边境的安宁，决定亲率30万大军征讨瓦剌部。永乐十二年(1414年)三月，车驾由京师出发，四月，师至兴和(今河北张北)，举行大规模阅兵式。此役，朱棣部署精当，亲自冲锋陷阵,大败瓦剌军。瓦剌部受此重创，此后多年不敢进犯明边。
鞑靼部在明朝帮助下打败瓦剌后，经过数年的恢复，势力日渐强盛起来。阿鲁台改变了对明的依附政策，重新反叛明朝,朱棣决意第三次亲征。大明永乐二十年(1422年)二月，朱棣令调用驴34万匹，车17万多辆，挽车夫23万多人，共运载粮食37万石，随大军出征。阿鲁台听说朱棣亲征，连夜逃走。回师途中，朱棣大败阿鲁台之羽翼兀良哈部,九月初，班师回朝。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鞑靼首领阿鲁台以为明朝放松了警惕，不会出征，决意率众袭扰明朝边境。朱棣听说阿鲁台又来侵犯，决定再次亲征。九月上旬，阿鲁台部众阿失帖木儿降附。十月，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部众来降,朱棣立即封其为忠勇王，赐名金忠。十一月班师回京。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鞑靼阿鲁台出兵扰袭大同等地，朱棣决定第五次亲征。忠勇王金忠自降明后，屡次请求率兵攻击阿鲁台。这次，朱棣批准了他的请求。四月，师出北京北上，进军途中，阿鲁台逃跑,明军分兵搜抄未见踪影。朱棣遂下令班师。七月，回师至榆木川(今内蒙古林西北)，十八日朱棣病死军中,终年65岁。
明成祖五次亲征蒙古，都没能真正同蒙古主力决战，耗费巨大而收效甚微。但从客观效果上说，有效地打击了蒙古贵族势力的侵扰破坏，保障了明朝边境各民族的安宁，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中央政权的统治地位。
郑和下西洋(1)
南洋土著人向郑和贡献方物
在明朝，宦官乱政是出了名的。但也有宦官为推动历史的进步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七下西洋的郑和，其身份就是太监，所以也有“三保太监下西洋”之说。
郑和，本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县)人。洪武四年(1731年)，郑和出生。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军以博友德、蓝玉为首领，进入云南。第二年，明军平定云南。正在这一年，郑和的父亲病故，由于家庭遭受如此变故，再加上当地连年战争，郑家的生活更加艰难困苦。12岁的郑和被送到北平，成为燕王朱棣家的一名仆人，后来做了宦官。
郑和做宦官期间，聪明伶俐,才智过人又勤劳谨慎，很快取得了燕王的信任。在“靖难之役”中，郑和跟随燕王朱棣南征北战，建立了不少战功。朱棣登上皇位后对郑和更加信任。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亲笔写了一个郑和下西洋路线图及所铸铜钟“郑”字，赐他为姓，并提升他为内宫兼太监。由于郑和小名“三保”，人们也叫他“三保太监”或“三宝太监”。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日，明成祖派遣郑和出使西洋，揭开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序幕。明成祖之所以能选中郑和，除了他认为他勇敢、机灵、有胆略之外,还因为郑和既是回教徒，又信奉佛教，有利于同西洋各地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交往,同时，郑和又是宫廷内官兼太监，也可以兼为皇廷从海外采购奇珍郑和下西洋所用宝船模型异宝。
郑和七下西洋的具体情况是：
第一次：永乐三年至永乐五年(1405～1407年)。郑和为主使，王景弘为副使。郑和出使西洋的主要人员有水手、官兵、采办、工匠、医生、翻译等27800多人。郑和的船队，性能、装备及规模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船队中较大的船舶称为“宝船”。宝船最大者长44丈、宽18丈，中者长37丈，宽15丈。仅舵就重4810公斤,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宝船船队满载丝绸、瓷器、金银、铜铁、布匹等物，航行路线为，从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出发，经福建——占城——爪哇——旧港(今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巨港)——南巫里(今苏门答腊班达亚齐即南浡里)——锡兰(今斯里兰卡)——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苏门答腊、古里、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小葛兰(今印度奎隆)、阿鲁(今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等国国王遣使随船队来中国“朝贡方物”。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三保庙第二次：永乐五年至永乐七年(1407～1409年)。在郑和刚回国十几天后，就第二次下西洋了。主要访问了占城、爪哇、暹罗(今泰国)、满剌加、南巫里、加异勒(今印度南端)、锡兰、柯枝(今印度西南岸柯钦一带)、古里等国。郑和还专程到锡兰，对锡兰山佛寺进行布施，并立碑为文，以做永久纪念。
第三次：永乐七年至永乐九年(1409～1411年)。此次仍由刘家港启航，至福建开洋。这次郑和途中曾遇险，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发兵妄图劫持郑和船只。郑和临危不惧，生擒亚烈苦奈儿及其家属、头目。回国后，献俘于朝。群臣主张杀掉他们，成祖宽大为怀，把他们遣放回国。海外闻之，无不感服。
第四次：永乐十一年至永乐十三年(1413～1415年)。此次，郑和远航至阿拉伯—波斯湾、红海、东非海岸一带。此次出使，郑和曾亲自到西安羊市大清真寺聘识回文者哈三担任通译，还有马欢也任通译同行。
第五次：永乐十五年至永乐十七年(1417～1419年)。郑和此次到了占城、爪哇、满剌加、锡兰、柯枝、古里、阿丹(今亚丁湾西北岸一带)、剌撒(今也门民主共和国亚丁附近)、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卜剌哇、忽鲁谟斯、苏禄、彭亨、沙里湾泥等地。这次出访，满剌加、古里等19国都遣使朝贡。
第六次：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年(1421～1422年)。郑和此次下西洋的主要任务是送忽鲁谟斯等16国使臣返国。这次所到之处有占城、暹罗、满剌加、榜葛兰(孟加拉)、锡兰、古里、阿丹(阿拉伯半岛)、佐法儿、剌撒、溜山、柯枝、木骨都束、卜剌哇等地。由于所到国家很多，多是分批、南洋土著人向郑和贡献方物分队而行。
第七次：宣德六年至宣德八年(1431～1433年)。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去世，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仁宗听从朝中一些大臣的意见，认为下西洋过于浪费,收效不大，属劳民伤财之举，决定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但是一年不到，仁宗病逝，宣宗朱瞻基继位，决定继续下西洋。宣德六年(1431年)再次派郑和下西洋，27000余人分乘61艘船只从南京起航出发。郑和在返航途中辞世于印度古里，终年62岁,遗体由随船官兵运载回国，葬于南京中华门外牛首山下。
郑和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先后七下西洋，访问了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东非等地区的近40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索马里和肯尼亚，航程10万余里,历时28年。最南到爪哇，最北到麦加，最西到非洲东岸。比欧洲航海家远洋航行还早半个世纪。
郑和下西洋(2)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确切原因一直扑朔迷离。有人认为是为了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有人认为是为了搜寻明朝建国前割据东南一方的张士诚或方国珍的余部;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耀兵异域”，“教化异族”，使海外诸国“宾服中国”;也有人认为是为了促进海上贸易，建立海上大联盟。但不管怎么说，郑和下西洋。在中国航海史上是一个壮举，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战争与和平的纽带与见证：明长城
明代长城遗址中国的长城始建于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派遣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逐匈奴后，把原来分段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并且继续修建、延伸,以后历代不断维修扩建，到公元17世纪中叶明代末年，中国的“长城”前后修筑了2000多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战争与和平的纽带与见证。
明朝建立以后，被明军击溃退回到漠北的蒙古鞑靼、瓦剌诸部不断南下骚扰抢掠；明中期以后，东北地区兴起的女真族也不断威胁明朝边境的安全。为巩固北方的边防，有明以来的200多年中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明朝初年,洪武、正统、成化各朝,只是对几百年前遗留的长城进行修修补补，多是沿着北齐、北魏所筑的旧长城进行修筑的，大多修筑的是关塞、烟墩，较少筑城，到弘治时,才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增设诸边城堡1000多所。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达嘉峪关，横贯今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9省、市、自治区，全长6300多公里。明朝长城工程之大，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相比的，工程技术也有了很大改进，结构更加坚固,防御作用更加强大。可以说，明长城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工程最坚固、功能最完善的长城。现保存比较完好的长城即是明长城。
有人做过粗略估计，如果把明长城的土方砖石，筑一道高5米、厚1米的大墙，可环绕地球一周多。而当时从备料、运送到施工，又都是在异常复杂艰险的地势下进行的，工程之浩大艰巨，在古代的中国和世界上都堪称“之最”。
明长城——八达岭长城明代之所以大规模修筑长城，除和中国以前历代重视修筑长城的传统有关之外，也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防御思维有关。在建立明王朝的过程中，朱元璋率兵攻打过许多城池，深知城防在军事防御上的重要。他起义后，采纳朱升“高筑墙,广集粮，缓称王”的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朱元璋即位后动员全国大修城池，州县城墙皆用砖包。明长城可以说是这一政策的有效延伸。
明朝开国之初，国势强盛，明太祖和成祖通过北伐，不断把明朝边境线向北推进。明前期的长城工程修缮的重点是北京西北至山西大同的外边长城和山海关至居庸关的沿边关隘。
明朝中期以后，由于蒙古瓦剌、鞑靼等部屡屡兴兵南侵，明开始对长城进行大规模的修筑，把增建墩堡作为当务之急。100余年间先后建成延绥、宁夏、固原、甘肃、宣府、山西等重镇。值得一提的是，戚继光任蓟镇总兵时,继续加固和改建了原来的长城，在从山海关到居庸关1200多公里的长城上修建1000余座墩台,还在长城南北构筑了许多堡城、烟墩。经戚继光重新修筑过的长城最为壮观。
明后期,为了有效地对长城全线进行防务管理和修筑，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长城全线划分为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等九个防守区，委派总兵官统辖，九个防区被称“九边”或“九镇”。每镇设总兵把守,每镇有许多重要关口，多者至数百座,九镇长城的关口总数上千,其中著名的就有数十座。长城沿线九镇的设置，使长城的防御作用更加强大了。
明长城由城墙、关城、城堡、墙台和烟墩等组成完整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
城墙是长城的主体。在明朝以前，城墙大多是用土筑或石砌的，明长城在不少地区已经改用砖、石砌筑,在工程上有了很大的进步。重要的是，在一些重要地带设多层次的“重城”,如居庸关、山海关、雁门关等地，都有几重长城，最多的地方达20多重。
关城是出入长城的通道，也是长城防守的重点，上筑城楼和箭楼。
城堡按等级分为卫城、守御或千户所城和堡城，按防御体系和兵制要求配置在长城内侧，也有个别设在城墙外面。在明长城的东端，北起角山、南到海岸之间的山海关，就是洪武十五年(1382年)所筑的山海卫城。
墙台在长城之上，每隔约300米设一座，突出墙外，台面与城墙顶部相平，建铺房，供守城士卒巡逻时避风挡雨。
烟墩也称烽火台，是一种白天燃烟，夜间明火以传递军情的建筑物。明朝对烟墩的使用做过一些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如成化二年(1466年)规定：敌兵百余人，举放一烟一炮；五百人，举放二烟二炮；千人以上，举放三烟三炮；五千人以上，举放四烟四炮；万人以上，举放五烟五炮。这样，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可以迅速知道敌兵的大概数量。
长城烟墩
明长城是中国历史上费时最久、工程最大、防御体系和结构最为完善的长城工程，对明朝防御掠扰，保护国家安全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定，开发边远地区，保护中国与西北域外的交通联系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关于明代长城的修筑还有一个传说。在修嘉峪关时，兵部官员与工程主管之间心存私怨，兵部官员就企图伺机报复，规定工程主管上报工程预算，对所用材料及工资，既不准多报，也不准追加，完工来验收时，如果违犯了规定就要重罚。正在工程主管为难之际，一个老工匠经过周密的估算，拟订出一个工程计划，让主管报了上去。等到嘉峪关全部工程完成时，所有的材料和工费都恰好用完，只多出一块砖,还是特意留下准备兵部来人验收时送给他们作为礼物的。兵部知道后，自然也就不再派人来验收了，而这一块砖就作为永久纪念物，放在城楼上了。
“土木堡之变”
元末明初,蒙古分裂为兀良哈部、鞑靼部和瓦剌部三部。其中，瓦剌经过长期发展，势力逐渐增强，其首领也先统一蒙古各部之后，妄图进一步吞并中原。而当时，瓦剌部表面上还是臣服明朝的，每年派贡使到北京进贡，实际上是借此机会，索要财物，如果贪欲得不到满足，他们就借口制造事端。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派了2000人以贡使名义抵达北京，进贡马匹，要求赏金。为了多领赏物，瓦剌使者冒称有贡使3000人。掌管朝廷大权的宦官王振发现也先谎报人数，让礼部按实际人数给与赏赐，并削减了赏金和马价。也先又为他的儿子向明朝求婚，也被王振拒绝。王振这一系列举动激怒了也先，也先借口明朝违背诺言，兵分三路向明朝进军，东路攻辽东，西路攻甘州，中路攻大同、宣府。也先亲率中路大军，步步紧逼，明朝边塞城堡纷纷陷落。守大同的明军被瓦剌军打得大败,参将吴浩、宁侯宋涣、武进伯朱冕相继为国捐躯。
战报传到北京。司礼监太监王振听了心情为之一振，他认为，为英宗和自己扬威的机会终于来到了。王振立马把也先入侵的消息禀报了英宗，并且鼓动英宗，应该效法祖宗，亲自率兵去迎战也先。23岁的明英宗年轻气盛，在王振的怂恿下，不顾兵部侍郎于谦等人的劝阻，令皇弟郕王朱祁钰留守,率兵５０万人亲征，匆匆忙忙从北京出发。由于准备仓促，大军出发没几天，后勤补给就跟不上了。军中闹起饥荒，许多士兵饿倒在路边,再加上连日风雨，道路泥泞难行,士气极为低落。随驾官员尚书邝野、王佐见势不妙，力主班师。王振大怒，当着英宗的面严斥他们，罚他们在风雨中跪在路边的荒草丛里“冷静”思过。
英宗一行抵达大同时，前方传来了与也先交战的明朝先头部队全军覆没的消息。王振害怕了，决定班师回京。王振的老家在蔚州(今河北蔚县),为了光宗耀祖，在家乡父老面前显示其威风,王振决定带英宗率部队到自己家乡走一趟。也先像但走了40里，王振又忽然想起，当下正是庄稼成熟的季节，大批人马踩坏了庄稼就太不合算了，便又仓促下令，改道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进。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初，英宗一行退到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境内)。
英宗到土木堡时，有人劝英宗趁天还没黑，再赶一阵，进了怀来城再休息，也可以在城中坚守。王振却以装运辎重的车子还没到为由，硬要大队人马在土木堡驻扎。土木堡根本没有什么城堡可守。明军人马赶了几天的路，口渴舌燥，土木堡又没有水源,离土木堡15里的地方有条河，也被瓦剌军占领了。兵士们就地挖井，挖了两丈多深，也没找到水。
也先的大军第二天就追到土木堡，将土木堡重重包围。明军无险可守,水源又不足，士兵饥渴难耐，战斗力丧失殆尽。
也先虽然把英宗困在土木堡，但其所率部众才约2万人，不知明军兵马数量，所以也不敢贸然进攻。便耍一花招，打探明军虚实。第三天，也先假意讲和，瓦剌部队佯装后退。王振下令移营取水，当数以万计的明军到离土木堡15里的河中取水时，也先率军发起猛烈进攻,明军一下子乱了阵脚。也先指挥瓦剌的精锐骑兵横冲直撞，明军兵败如山倒。英宗束手就擒。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首辅曹鼐、户部尚书王佐、侍郎王永和等６６名大臣战死，５０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显忠祠——土木堡死难将士纪念祠王振也被禁军将领樊忠一锤结果了性命(一说为乱军打死)。瓦剌军不仅缴获了明军大批衣甲、器械、辎重，还在沿途掠杀百姓数十万，并很快兵临北京城下,史称“土木之变”。经过这一场战斗，明王朝元气大伤,成为明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瓦剌首领也先从此更加骄横起来，北京也受到了瓦剌军的威胁。
如何处置明英宗，瓦剌内部也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应该杀掉，也先的一个弟弟伯颜帖木儿力排众议，力主不杀，如果明朝来迎，便送他回去，也可留下万世美名;同时也可以把英宗作为砝码，骗开明朝更多的城池，赚取更多的钱财。也先采纳了他的建议，把英宗朱祁镇交给他照看。
“土木之变”的消息传到京城，朝野慌乱，朝廷上下哗然。英宗朱祁镇名义上的母亲孙太后为了救英宗，把宫中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搜罗起来，用八匹马驮着，送到也先营中，想赎回英宗。结果也先仍然不肯释放英宗。
在朝廷内部，就何去何从展开激烈争论。有人主张迁都南方，以躲灾难;也有人坚决反对再把都城迁回南方。兵部侍郎于谦说：“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当务之急是迅速召集各路勤王兵马，死守京城！”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在孙太后的主持下，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任命英宗的弟弟朱祁钰总领百官，主持国家大事。不久，为了彻底断绝也先利用朱祁镇要挟明朝的念头，大臣们又向孙太后建议，干脆立朱祁钰为帝。这时，朱祁镇也从也先营中秘密托人捎话，要朱祁钰继承帝位，以维持皇统。朱祁钰即位，是为代宗。
土木堡战败后,于谦任兵部尚书。于谦积极调集军队，加强城防，大大加强了北京的防御力量。10月,也先又率兵进攻北京，于谦奋起迎敌，打败也先。于谦又积极备战，令大同、宣府、永平、山海、辽东各路总兵官增修备御,另将京师三大营改为“团营”，统一指挥，战斗力进一步提高了。次年也先在勒索不成、进犯又被抗击的情况下，于景泰元年(1450年)放回英宗。
“庚戌之变”
嘉靖十二年(1543年)蒙古达延汗死后，其子孙们相互争斗，蒙古又重新陷入割据状态。达延汗的三子阿勒坦汗势力日盛，成为蒙古族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中原称其为俺答汗。
俺答像蒙古地区基本上是游牧经济，其他物资匮乏，他们需要用畜牧产品换取中原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以前各朝蒙古霸主，都积极要求明廷允许互市贸易。达延汗后期，蒙古各部不时南下，抢掠财物，俘虏人口，明廷便决定中止与蒙古的和平贸易关系。俺答汗害怕了，多次表示愿意臣服明廷，要求明赐予封爵，允许每年向明廷进贡，并请求在长城关口恢复互市。嘉靖皇帝和首辅严嵩担心“土木之变”重演，严词拒绝了俺答的通贡互市的要求,甚至悬赏购买俺答汗的首级。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再次派出使者与明谈判。大同巡抚龙大有却将来使逮捕，请示朝廷后将俺答汗的使臣斩首示众。
明廷的态度和做法激怒了俺答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集合10余万蒙古骑兵南下，进犯大同、宣府，大同总兵仇鸾是首辅严嵩的干儿子,既无文韬，又无武略，面对俺答的进犯，吓得慌了手脚，紧闭城门，不敢抵抗。后来，他竟然以重金贿赂俺答，请求其不要进攻大同镇,转而进犯其他边镇。俺答收受了贿赂，便移兵进攻宣府镇、蓟镇。8月中旬，俺答率部顺潮河南下，攻逼古北口。驻扎在古北口的明军一触即溃，俺答长驱直入内地，京师震恐。
8月20日，俺答军经通州西犯京城。京城守兵，名为14万人，实有兵数不过五六万人。俺答前锋200余骑，在北京郊区大肆杀掠，百姓纷纷逃往京城，而京城却城门紧闭，百姓走投无路，哭号震天。而朝廷内的主降派严嵩要求守城诸将坚壁勿战，任凭俺答兵在城郊掳掠劫杀。俺答兵围困京城3天，在城外抢掠大量财物、牲畜及人口。于23日从古北口原路退回,一同还押走了大批男女、牲畜和金银财宝。历史上把这次俺答南下掳掠称做“庚戌之变”。
俺答撤退时，大雨已经数日，北京城郊的泥淖竟达一尺多深。俺答兵所撤路线为羊肠小道，俺答担心明军在其撤退途中预设埋伏，又中途掉头，兵分两路相继撤去。撤退时，俺答的军队也已经是人马疲乏，溃不成军。
俺答兵撤走后，大同总兵仇鸾收拾残部，打道回京，沿途竟然斩杀了七八十名百姓，说是俺答兵的首级。世宗竟然信以为真，对仇鸾大加赏赐。
“庚戌之变”让大明天子世宗丢尽了脸面，世宗感到“庚戌之变”是一次奇耻大辱，为了泄愤，遂下令逮捕兵部尚书丁汝夔。丁汝夔求救于严嵩。严嵩肯定地说：“有我在，你绝不会死。”但不久丁汝夔却被杀害了，到了隆庆初年才追复原官。
俺答退回河套地区的第二年，又请求与明通贡互市。这次嘉靖皇帝批准了俺答的请求。但是，不久俺答又向朝廷提出，蒙古族富人能以马易帛，而穷人没有马，希望能以牛羊交换粮食。由于未得到明廷同意，俺答又兴兵骚扰诸边。嘉靖皇帝又停止了马市贸易。这样,俺答与明朝再次陷入长期的武装对峙之中，此后的20多年间，俺答连年南下掳掠，使边境地区的百姓深受其苦,明王朝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嘉靖倭患
明代兵船
明人绘《倭寇图卷》之一
明代兵船“南倭北虏”是明朝廷的两大心腹之患。所谓“倭寇”，是来自日本的失意的武人和浪人，他们组成海盗集团，经常侵扰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尤其是嘉靖三十一年(1558年)，中国的海盗头目王直勾引倭寇，大举袭掠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浙江、山东、福建、广东等省沿海各地百姓备受倭寇蹂躏,这场倭患持续了十多年之久。
倭患之所以在明世宗嘉靖年间出现，是有各方面的原因的。
13世纪中叶，日本存在一些地方割据势力——守护大名,他们之间除了掠夺财富，互相征战之外，还经常支持和勾结海盗商人骚扰和掳掠中国沿海地区。朱元璋即位后，曾经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同时也是为了消弭倭患。如洪武四年(1371年)十月，日本国王良怀曾遣使至中国奉表进贡，同时送回“明州、台州被掠男子七十余人”。但从整体说来，朱元璋的友好政策效果不甚明显，倭寇侵扰日渐频繁。北起山东，南到福建，到处受到劫掠。特别是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北朝统一日本之后,南朝的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便流落海上，盘踞于诸岛之上，不时侵扰中国沿海地区，造成嘉靖年间的大规模倭患。
明人绘《倭寇图卷》之一明人绘《倭寇图卷》之二从明朝自身来讲，宣德以后，皇帝大多昏庸无能，朝政腐败，边防废弛，倭寇又兴盛起来。嘉靖十八年(1539年)，大股倭寇流窜至宁海石所庄，在该庄一呆就是十多天，沿海居民全部逃走。嘉靖二十年(1547年)，倭寇分乘百余艘大船在宁波、台州沿海耀武扬威，不时派遣数千人登岸烧杀抢掠。
嘉靖时期，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官僚豪富中的一些人如王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组成武装劫夺集团。一些官僚也与这些寇盗建立了联系。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纨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纨到任后，封锁海面，并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96人。朱纨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攻击朱纨擅杀，朱纨被迫服毒自杀。从此,巡视大臣不再设立，朝廷内外没人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嘉靖中期以后，由于中日贸易完全断绝，日本商人转入走私贸易，逐渐演变成倭寇，他们与中国从事走私的海商相互勾结，由走私转而寇掠。不仅辽东到广东的沿海地区深受其害，甚至东南内陆也难以幸免。倭寇甚至纠集数千上万人马，深入内地数百甚至数千里，围攻州府，攻占县城，大肆烧杀抢掠，给社会带了严重的动荡。如正统四年(1439年)，倭寇侵扰浙江台州，杀人放火，掘坟挖墓，甚至把婴儿绑在竹竿上，用开水浇，看着婴儿啼哭，倭寇拍手笑乐。倭寇的暴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
嘉靖三十年(1557年)前后,倭患最为严重。江北的淮安、扬州，江南的松江、苏州、徽州、常州，浙江的杭州、嘉兴、宁波、绍兴、台州，福建的福州、漳州、泉州、兴化，广东的潮州，都有倭寇、海盗出没，攻破上百处州县卫所城池，攻陷福建兴化府，甚至攻至南京外郭南端的大安德门，气焰十分嚣张。
泉州抗倭敌楼其实，倭患也不仅仅指日本的武装走私团伙，其中还有大批的中国人参与其中，被人们统称为“倭寇”。如中国盐商王直等人长期从事武装走私，勾结倭寇，还在海上劫掠，被海盗奉为盟主，其窝点成为倭寇和海盗最主要的一个据点。明朝曾悬赏伯爵爵位、黄金万两，希望捕获王直。
与倭患的兴起同时，中国官民的抗倭斗争就没有停止过。戚继光和俞大猷为肃清倭患立下了赫赫战功。
嘉靖二十八年(1555年)，戚继光被调往浙江任参将，抵御倭寇。戚继光到浙江后，针对沿海卫所废弛﹑军令难行﹑战斗力低的情况，在胡宗宪支持下，亲去义乌等地招募矿夫﹑农民4000多人，训练成著名的“戚家军”。他针对倭寇创造了一种叫做“鸳鸯阵”的战术，这种战术就是将盾牌、狼筅、长枪、叉、钯、刀、棍等长短兵器相互配合，使其能各尽所长。经过严格的训练，这支部队很快成为英勇善战的精锐之师，令倭寇闻声丧胆。1561年,戚继光率军在台州等地大败倭寇，生俘1000多人。第二年又驰援福建，捣毁了倭寇设在横屿的老巢，并乘胜追击，连克60营，杀死倭寇3000余人。
嘉靖三十一年(1558年)，明廷先后命王忬和张经总督浙江﹑福建军务。他们重用俞大猷等抗倭名将，编练水军，请调援军，水陆军密切配合，抗击倭寇。第二年三月，俞大猷等率舟师夜袭倭寇盘踞地普陀山，俘斩倭寇数百人。嘉靖三十四年(1561年)四月底，倭寇4000余人突袭嘉兴。俞大猷率水陆军奋勇抗击,斩倭两千，明军乘胜追击，在苏州等地歼灭逃倭千人。嘉靖三十五年(1562年)，明廷命胡宗宪为浙江总督,他计杀勾结倭寇的海盗首领徐海，诱降勾结倭寇的海盗巨贼王直。
在戚继光和俞大猷所部士卒的英勇奋战和广大受害民众的积极支持下，经过多年奋战,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困扰明朝十余年，给江、浙、闽、粤百姓造成巨大灾难的倭患和海贼之乱终于平息。
蒙汉“隆庆和议”
马市图
“庚戌之变”以后，蒙汉之间20年断断续续的战争给长城内外汉蒙两个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严重损害,都不能安心生产和生活，一直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俺答汗在扩展势力的同时，也努力试图恢复与明朝的经济联系,蒙古族人民也积极要求发展与长城以南汉族的贸易往来。
在明朝这方面，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世宗死,穆宗继位，改元隆庆。此时奸臣严嵩已被弹劾下台，高拱、张居正先后入阁担任首辅,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整顿吏治，清除嘉靖时的腐败政治和积弊,也开始反思前朝拒绝与对北方蒙古俺答部通好的政策。在高拱、张居正的力促下，明朝与蒙古达成了对俺答汗的封王、通贡和互市的协议,史称“隆庆和议”。
首辅高拱认为，过去对俺答汗的互市和好要求一概拒绝并非上策,反而会酿成祸害，主张与蒙古通贡互市，满足俺答汗等领主的要求,这样可以求得边境安全。与此同时，又派抗倭名将戚继光主持修缮和加固辖区内的长城，新筑1000余座敌台。这样，通贡互市也有了安全方面的保证。
隆庆四年(1570年)冬天，俺答汗与其孙子巴噶奈济发生家庭纠纷，因巴噶奈济仰慕汉族文化，出走降明。在高拱和张居正的积极支持下，诏封巴噶奈济为指挥使，并给予优厚待遇,妥为安置。俺答刚开始想武力从明朝夺回其孙子，但军事上无法取胜，同时，经济上又迫切需要同明朝互市，被迫“使来请命”，乞封议和。高拱和张居正主张允许封贡，同时加强军备，以防不测。马市图隆庆五年(1571年)，明穆宗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封俺答之弟昆都力哈和长子黄台吉为都督同知，其余子侄和部下63人分别为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等官，俺答每年向朝廷贡马一次，每次不超500匹，贡使人数不超150人，由朝廷给予马价，另加赏赐；在大同、宣府、山西三镇的长城附近开设互市市场。
议和后,俺答召集诸部首领严定规矩：“若有那家台吉进边作歹者，将他兵马革去，不着他管事，散夷作歹考，将老婆孩子牛羊马匹尽数给赏别夷”，明朝也约束将士严禁出边攻扰。
隆庆和议以后不久，“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每年“所省征调费不啻百万”，长城沿线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
“隆庆和议”结束了自明初以来蒙汉长达200余年的战争局面，长城内外出现了空前的和平景象，促进了蒙汉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对加强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政治、经济上的意义可与汉唐时的“和亲”相比。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援朝战争：抗倭援朝
朝鲜龟甲船
16世纪末期，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全国后，开始了武力对外扩张，他乘朝鲜李氏王朝耽于党争内讧之机,决定以武力征服朝鲜。当时，整个朝鲜武丰臣秀吉像备松弛，统治者重文轻武，“人不知兵二百余年”，全国300多郡县大多数没有城防，这为日本提供了绝好时机。明朝获得日本将要入侵朝鲜的情报后，特意派使臣去询问朝鲜国王李昖：“听说日本欲假道朝鲜侵略明朝，有这样的事？”朝鲜国王连连否认。当然，日本的最终目标是，使中朝日三国归于一统,进而称霸东亚。日本侵朝前一年，即万历十九年(1591年)六月，日本特使宗义智曾通告朝鲜国王李昖：“有意在明年春天假贵国道路进攻明国，届时还请多多包涵与协助!”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朝鲜龟甲船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丰臣秀吉派出了可以说是日本当时的最豪华阵容发兵侵略朝鲜,共调动了50万军队，其中30万用于作战，15万人是先遣队。先遣队分为八个军，宇喜多秀家为总司令官，小西行长率第一军，加藤清正率第二军，黑田长政率第三军，同时还有九鬼嘉隆的4万水军和700艘舰船。另外还有德川家康、前田利家、上衫景胜、蒲生氏乡、伊达正宗统帅的10万人马驻在名护屋作为预备队。日军在釜山登陆后，长驱直入，只用了20天时间,相继攻占开城、京城(今汉城)、西京(今平壤)。日军所到之处，焚烧劫掠，仅晋州一地，军民被屠杀达6万人。朝鲜有些地方官吏弃地而逃，国王李昖惊慌失措，仓皇放弃首都，先奔平壤，继而逃往鸭绿江边的义州。
李昖深知，没有明朝的介入，光复朝鲜，只是一个梦想,便派几批使节去北京求救，除了正式向皇帝递交国书外，他们还分头去游说众多的阁臣、尚书、侍郎、御史，甚至宦官，力图促成大明尽快出兵朝鲜。明廷认为“倭寇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如若再纵容日本侵吞朝鲜，那后果不堪设想,遂决定援朝抗倭。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明朝派先锋戴朝弃、史儒率兵2万出征，副总兵祖承训、游击王守官带大部队继后进入朝鲜。同年秋,以陈璘为总兵、李如松为副将的5万余大军赴朝抗倭。李舜臣像第二年初，朝鲜爱国官兵在明军的支援下,一举收复西京、开城,直指京城,同时展开海陆两路反攻。朝鲜名将李舜臣指挥的朝鲜水军龟船队，连创倭军，掌握了制海权。日军处境十分狼狈,遂于1593年8月被迫接受“议和”,但是，由于日军无议和之诚意，竟狂妄地提出以大同江为界，将平壤以西归还朝鲜，意欲吞并平壤以南的大片领土。谈判拖延了3年,仍未能达成协议。
1597年2月,丰臣秀吉又出兵14万入侵朝鲜，东西两路并进，连占要塞。明朝此次也调动了川、陕、浙、蓟、辽的陆军和福建、吴淞的水军共14万，再度增援朝鲜。
朝中联军全力进击，连战连捷，日军再次要求停战议和，撤离朝鲜。同年8月,丰臣秀吉积郁而死。其部将德川家康遵其遗命于10月下令撤军。11月19日，日军万余官兵乘500余艘舰船行至露梁海域，被李舜臣统率的水军截住，朝中水军与侵略者展开激战，击沉日舰450艘，歼灭日军1万多人。李舜臣亲自驾船擂鼓，率龟船冲入敌阵，被日军包围。明将陈璘舍身救援，年高七十的明朝老将邓子龙，跃上朝鲜战船奋战，壮烈牺牲。陈璘赶来救援，李舜臣不幸身中流弹，他叮嘱不许声张，把军旗交部下代为发号施令，继续战斗。此次海战，中朝军队大获全胜，击沉敌舰数百艘，全歼日本水军。战斗结束后，陈璘急忙去阵前寻找李舜臣以共庆胜利，突然听说李已经中弹牺牲，悲痛至极，昏倒在船上。
露梁海战后，日军退回日本，朝鲜半岛残余日军也基本上被消灭。不久，明军全部撤回朝鲜。这场起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长达7年之久的抗倭援朝战争,以朝中人民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多民族国家不和谐音符:西南土司叛乱
土司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由中央政府任命少数民族贵族为世袭地方官，通过这些官来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明朝设置土司是从湖广开始的，然后逐渐向西南地区推进,到明朝中期，在整个西部和南部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设置了土司。明代全国分为13个行省，设置土司的有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广和陕西等7个行省。
在明初，少数民族的土司与中央政权之间即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西南土司经常发动武装叛乱。如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云南最强的陇川土司叛乱，西平侯沐英率军讨伐。当时叛军30万，驱赶百头战象来战。沐英和将领商议，叛军士气都在中原地区没有见过的战象上，而战象又没有见过中原地区的火铳火器,便下令开战时神机营的火铳火箭一定要络绎不绝地撒向战象。第二天，陇川军的大象被明神机营猛烈攻击，果然奔溃。最后，大败陇川土司叛军。明廷世封沐家镇云南，终于建立了对现在云南地区全境的有效统治。
到了万历末年，全国范围内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政治上日益腐败，明朝中央政权和地方少数民族统治阶级的统治同时存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东北的女真族建立了后金，进犯辽东，明中央政府在各地增派“辽饷”，恩施土司城土司们一方面感到经济压力，同时也想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便发动了土司叛乱。
天启元年(1621年),四川苗族土司及贵州水西土司奢崇明、安邦彦趁明末社会矛盾激化,中央政府腐败日盛之际，联合乌蒙、东川、沾益等地土司联合起兵叛乱，图谋扩大割剧势力,拥兵自重。
同年九月十七日,四川永宁宣抚司奢崇明在重庆起兵叛乱。10月,奢崇明率兵进围四川政治经济中心成都,全省为之震动。第二年五月，贵州水西宣慰同知苗族土司安邦彦自称“罗甸王”,其手下48支及其他土司头目安邦俊等蜂起响应。贵州水西土司安氏是盘踞黔西北历史最长、势力最强的封建领主,一切耕地、牧地、山林、水源都属领主所有,比奢氏还要强大。
几月之内,四川、贵州的大部分地区陷于叛军之手,成都、贵阳相继被围困长达数月之久,波及云南、广东、湖广等省。明中央政府四方筹集兵饷，调四川、贵州、广东等五省兵力会剿,用了将近十年时间，到崇祯十年(1637年),才平定了土司叛乱。
西南土司叛乱之所以能为害如此长久而不被剿灭，是因为当时明中央正全力募兵抗击女真族的进攻,根本无力顾及西南地区,四川、贵州武备空虚,土司叛军才可能势如破竹,短期内攻陷川贵大部分地区。同时，明末政治腐败,官场黑暗,有的将帅渎职不检,加剧了形势的恶化。加上西南地区地形复杂，给惯于平原作战的明中央军剿乱造成了困难。
奢安土司叛乱虽然终于被平定了,但旷日持久的战争使明朝损兵折将,耗资巨大,牵制了明政府抗辽的力量,加重了明朝的统治危机。战争也给川黔民众带来了沉重灾难。
明清(后金)第一战：萨尔浒之战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年号天命，称金国汗，以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西老城)为都城。后金政权的建立，实际上标志努尔哈赤正式宣告与明朝分庭抗礼。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历数明廷对女真的七大罪状。“七大恨”的主要内容是指责明朝杀父、祖，援助叶赫和驱逐边堡的女真农人,以此作为对明动武的借口。努尔哈赤像努尔哈赤率步骑2万攻打明军,并很快攻下了抚顺城。
明神宗在得知抚顺沦陷的当天，一方面布置紧急应付事宜，另一方面召集群臣准备讨伐后金。20天后，明神宗在听取了辽东的危机情报和文武大臣们提出的各种战略策略陈述以后，对兵部重申明要大举征讨努尔哈赤。
明朝决定奋力反击，企图一举消灭建立不久而势力日盛的后金政权。神宗任命杨镐为辽东经略，调兵遣将，筹饷集粮，置械购马，进行战争准备。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正月，明帝颁发“擒奴赏格”：擒斩努尔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使世袭，擒斩努尔哈赤之子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阿巴泰及其孙杜度等“八大总管”，赏银2000两，升指挥使世袭。幻想着“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明朝还与朝鲜取得联系，欲借重于朝鲜的兵力，合击后金。朝鲜派出了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率三营兵马13000人过鸭绿江来援助。
努尔哈赤穿过的甲胄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明各路大军24万云集辽沈,号称47万。经略杨镐制定了作战方案，即兵分四路，分进合击，企图直捣后金政治中心赫图阿拉，北路由总兵马林率领，自开原出三岔口；西路为主力，由总兵杜松率领，自沈阳出抚顺关；南路由总兵李如柏率领，自清河出鸦鹘关；南路由总兵刘綎率领，会合朝鲜兵，出宽奠。杨镐坐镇沈阳指挥。想一举围歼后金军。
努尔哈赤探悉明军分进合击的企图后,决定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对策，集中八旗军精锐6万余人，先破明西路军，以少量兵力抵御其余三路，尔后相机各个击破。三月一日，杜松部进至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分兵为二，以主力驻萨尔浒附近，自率万人进攻吉林崖。努尔哈赤率兵5万进攻萨尔浒的杜松部,两军交战，中午以后,天色阴暗，杜松部点燃火炬照明以便进行炮击，后金军由暗击明，攻占杜军营垒，杜军主力被击溃，伤亡甚众，杜松阵亡。西路军全军覆没。
明西路军被歼后，南北两路明军处境十分不利。北路马林部进至尚间崖(在萨尔浒东北)，得知杜松部战败，令军队就地防御。努尔哈赤迎击马林部。后金以骑兵一部迂回到马部阵后，两面夹攻，大败马林部，夺占尚间崖，北路明军大部被歼。
此时,南路军尚不知西路、北路已经失利，仍按原定计划向北开进。努尔哈赤事先在阿布达里岗设下埋伏，刘綎先头部队进至阿布达里岗时，遭到伏击，刘綎兵败身死。
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部队的杨镐，得知西、北、南三路大军均吃败仗后，慌忙急檄南路李如柏部撤兵。李如柏部在回师途中，又为小股后金军骚扰，李如柏部军士惊恐逃奔，自相踩踏，死伤千余，才逃脱了被后金军聚歼的悲惨萨尔浒之战旧址命运。
萨尔浒之战，后金军队在5天之内歼灭明军10多万人，缴获大量的驼马、甲仗和炮车等军用物资，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是明与后金争夺辽东的关键性一战,使明满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此役以后，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更趋稳固，为日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明却损兵折将，耗银巨万，陷入了被动困窘的境地。明由轻忽自大变为软弱妥协,消极保守的战略思想占了主导地位，朱氏政权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
F0 10 政治斗争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整顿吏治和经济秩序，大兴狱讼，策划了著名的“明初四大案”，即经济领域的“空印案”和“郭桓案”，政治领域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通过这四起大案，朱元璋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洪武四大案(1)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整顿吏治和经济秩序，大兴狱讼，策划了著名的“明初四大案”，即经济领域的“空印案”和“郭桓案”，政治领域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通过这四起大案，朱元璋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明朝初年，每年布政司、各府州县官吏前往户部核对钱粮、军需供给等事，账目十分详细，稍有不符便要被驳回重填重报。而布政使司离京大多是数千里之遥，一旦被驳回重填重报，特别是要重新一册册地加盖官印，往返要一月甚至数月。为了避免往返奔波，官吏们按照习惯，准备了事先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册，一旦被户部驳回重新填报，便可把它拿来使用。此事在当时习以为常，已成惯例。
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知道此事后大怒，认为这是严重的贪赃枉法案件，下旨交刑部严加查办。
刑部经过审讯，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大弊病，因为计吏所携带的空印文册盖的全是骑缝印，这种文册除了做临时补报之用外，根本不能派其他用场，有人上书对此事作了详细解释，但朱元璋根本不听任何分辩，下旨将凡是与此案有关的部门及地方官员一律处以死刑，助理官员处以杖一百，戍边。受牵连者达万人以上。
这其实是一桩查无实据的全国性的“惩治贪官污吏”大案，冤杀了一大批无辜的人，著名的廉吏济宁知府方克勤(方孝孺的父亲)就冤死在这场劫难中，史称“空印案”。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当年3月，御史状告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共同舞弊。尤其是郭桓，在收缴浙西秋粮时，和地方官黄文通、奸吏边源等勾结，合伙贪污，甚至把军用粮库里的三年积蓄盗卖一空，还利用职权和12个布政使司的官吏勾结起来，盗卖仓库里的粮食，还和管理储存金银钱钞的府库官员合伙偷盗金银和钱钞。明太祖令审刑司拷讯，牵涉礼部尚书赵瑁等人，发现除侵吞宝钞金银外，仅贪污税粮及鱼盐等即折精米2400余万石，这个数字几乎与当时全国秋粮的实征总数相等。于是，赵瑁等皆弃市，并处死从户部左右侍郎以下到各布政使司官吏共3万余人，追赃粮700万石。此案牵连到全国各地无数富户豪绅，特别是江苏、浙江一带的豪门大族，因受此案牵连而遭杀身大祸和破产的不计其数。
郭桓案发生后，朱元璋制定了严厉惩治经济犯罪的法令，在全国财政管理上实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重要的一条就是把记账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后来又把“陌”和“阡”改写成“佰”和“仟”。数字大写的诞生，竟然源于这么一段历史典故！
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其实是明初朝廷高层权力较量的必然结果。明朝开国元勋们的特殊贡献和地位，势必形成相权与将权分割皇权的局面，而那些文臣武将居功自傲，如果不加以制服，那么朱氏后代继位之后，局面将会不可收拾。尤其是朱元璋看到太子朱标生性懦弱，更是放心不下。朱元璋抓住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逐步蔓延株连，把那些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统统处死。
胡惟庸(？～1380)，安徽定远人，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归顺朱元璋于和州(今安徽和县)，为元帅府奏差。后历任主簿、知县、通判、太常寺卿、中书省参知政事等。洪武六年(1370年)起，任左丞相，专权树党，威胁皇权。由于胡惟庸逢迎有术，深得朱元璋宠信，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大将军徐达对其行径深恶痛绝，把他的劣迹上告皇帝。胡惟庸得知后，引诱徐达府上的门房，企图加害徐达，未遂。由于他和另一位开国元勋李善长有姻亲关系，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在其周围逐渐形成了“淮人”集团。这对朱氏政权的延续无疑是一大挑战。
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使朱元璋颇觉大权旁落，除了翦除别无选择。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有人状告胡惟庸谋反，朱元璋遂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和涂节、陈宁等人处死。
“胡惟庸谋反案”很有戏剧性：一天，胡惟庸禀报朱元璋说他自己家的井中突然涌出甘甜的泉水，请皇帝去观赏。朱元璋欣然同意。车驾刚出西华门，就被宦官云奇拦住，云奇紧张地手指胡宅。朱元璋幡然醒悟，登城望去，见胡府藏甲树刀。结果，胡惟庸反状败露，被立马处死。
《明律集解附例》卷十八“胡惟庸案”在事实上成了朱元璋镇压功臣的政治工具和借口。凡是对朱氏统治构成威胁的文武官员、大族地主，都被冠以“胡党”的罪名而被剪除。甚至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谋反”。朱元璋让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77岁的李善长及其一门70余人被杀。
“胡惟庸案”前后持续长达10年之久，株连杀戮者达3万余人，朱元璋并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因“胡党案”而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禄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靖宁侯叶踦等一公、二十一侯。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遂罢丞相，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这样，秦汉以来运行了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洪武四大案(2)
胡惟庸案是对“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古训的最佳注脚。
朱元璋把开国功臣几乎都杀光了，各级官吏人人自危，当时的京官每天早上入朝之前，总要与妻儿诀别，交代后事，傍晚回家时便合家欢庆，因为他们又多活了一天。
“蓝玉案”是“胡惟庸案”的继续。“蓝玉案”发生在洪武二十二年(1393年)。蓝玉，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开平王常遇春之内弟。早年随朱元璋起兵，出生入死，勇敢善战，功绩显赫。洪武十四年(1381年)封永昌侯。二十年任大将军，封凉国公。明太祖朱元璋比之为汉代卫青、唐代李靖。但蓝玉却恃功骄横，夺占民田，多行不法，蓄庄奴假子达数千人之多。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告其谋反，下狱鞫讯后，狱词称同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反，拟乘朱元璋藉田时发动叛乱。朱元璋遂族诛蓝玉等，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两万人。朱元璋还手诏布告天下，并条例爰书为《逆臣录》。列名《逆臣录》者，有一公、十三侯、二伯，牵连致死者达15000余人。
经胡惟庸、蓝玉两案，明朝开国勋臣被诛杀殆尽。洪武年间封侯的有50人左右，两案即除去30多人。在连续十几年的诛杀中，功臣宿将相继被诛。太子朱标看到大批功臣被诛，向朱元璋劝谏说：“陛下杀人太滥，恐怕会伤和气。”第二天，朱元璋为了讽喻太子，故意丢一根棘杖在地，要朱标把棘杖拿起来。朱标看着棘杖不肯下手。朱元璋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把这些刺拔掉，然后再交给你，不是更好吗？”
叔侄争斗的“靖难之役”
朱元璋为了确保朱氏王朝千秋万代地统治下去，除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把军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外，还刻意加强皇室本身的力量，把自己的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封为亲王，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
藩王势力的膨胀，势必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死，朱元璋立太子的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即帝位，是为建文帝。朱允炆即帝位后，采纳朝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先削几个力量较弱的亲王的爵位，先后削除周﹑湘﹑代﹑齐﹑岷五王，然后再伺机向力量最大的燕王朱棣开刀。诸王被削藩后，燕王开始称病家居，暗中则加紧练兵，收罗异人术士，赶制军器。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借“清君侧之恶”之名举兵反抗朝廷，至建文四年朱棣登极而结束，历时4年。
朱元璋做皇帝时，担心权臣篡权，规定藩王有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的权利，朱棣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须加诛讨，并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史称这场朱明皇室内部的争夺战争为“靖难之役”。
燕王起兵后以旋风般的速度，不到一个月，即攻占了北平北部的居庸关、怀来、密云、蓟州、遵化、水平(今河北卢龙)等军事重镇和沿边州县。然后挥师攻破大宁(今内蒙宁城)，挟持宁王，收编了宁王的护卫亲军，兵力更加强大，回师南下。
懦弱迂腐的建文帝命令将士在同燕王军队作战时，不得伤害朱棣，“勿使朕有杀叔之名”，这样，使得燕王肆无忌惮，同时，建文帝派出的将领老的老，无能的无能，尽管军队数量多于燕王，却连连败退。
燕军和南军在北平南部地区混战了近三年，燕军屡次获胜，但所得的城池仅永平、大宁、保定等几处，此时，南京宫廷里不满建文帝的宦官送来了南京城空虚宜直取的情报。朱棣永乐大钟据此决定改变战略，挥军径直南下，一路之上不再攻占城池，兵锋直逼南京。大军渡过长江，燕军中的朵颜三卫蒙古骑兵一举冲破了南军的沿江防线，六月，燕王进入京城，文武百官纷纷跪迎道旁，在群臣的拥戴下，朱棣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
当上皇帝的朱棣，大肆杀戮曾为建文帝出谋划策及不肯迎附的文臣武将。并在诛除异己的同时，大大封赏“靖难之役”中的有功之臣。
明成祖为纪念“靖难之役”阵亡的将士及迁都北京，在北平华严寺铸造了“永乐大钟”。它通高6.75米，最大外径是3.3米，重约46.5吨。钟身内外布满了佛教经文和咒语，其文字为汉文佛教铭文225939字，梵文佛教铭文4245字，总计230184字。相传是明代书法家沈度所书，字迹端正，雄健有力。
“夺门之变”
“土木之变”，英宗被瓦刺军俘获。明廷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发起了北京保卫战，瓦刺屡屡进犯不能成功，再加上看到明已立新皇帝景帝朱祁钰，挟持英宗已失去了当初的意义，便送回英宗，与明朝议和。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之役”中被俘的英宗被遣返回京，做了太上皇。英宗虽然名义上是太上皇，又是当今圣上的哥哥，却在惊恐与饥饿中度日如年。景帝害怕英宗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便把英宗送往南宫闲居，还将南宫的大门上锁并灌铅，加派锦衣卫看守，食物由一个小洞递入，就是这点食物有时还被克扣，景帝为了避免有人与英宗联系，还派人将南宫的树木全部伐光，不准群臣去朝见，也不准英宗和大臣交往。景帝对英宗有很多限制，开销也不够，甚至英宗的皇后钱氏还做一些缝缝补补的活计偷偷送到宫外去卖钱，以弥补开支。实际上英宗被软禁起来了，没有什么自由。
景泰三年(1452年)，景帝准备更换掉原来的太子、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但又担心大臣反对，便去征求宦官王诚、舒良的意见，王诚、舒良给他出主意说，去收买大臣啊！景帝便赐给王文、陈循等银子百两，金子五十两，要他们支持易储。同时，王诚等人也私下为景帝更立太子做工作，大臣们立刻表态支持易储。为了易储，景帝居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向大臣行贿的皇帝，荒唐至极。
朱见济当上太子的第二年竟然病故，而景帝只有朱见济一个儿子，储位又虚悬，皇位继承问题成为朝中大臣们急于落实的事情。大臣章纶、钟同上表重立朱见深为太子，复位东宫，景帝竟找借口下令逮捕章纶、钟同，钟同竟然被活活打死。但立太子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景帝和群臣。对于景帝立谁为太子，大臣们又开始争论，意见无法一致。有的主张复立沂王，有的主张立襄王。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帝病倒。十六日，各位朝臣相约第二天上朝与景帝商议立太子之事。
谁知就在当天夜里，发生了“夺门之变”。景帝失去了皇位，景帝立储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原来，武清侯石亨、太监曹吉祥、王骥、都督张軏(英国公张辅的弟弟)、杨善，看到景帝病重，便策划拥英宗为帝。十六日夜，徐有贞一方面秘密调集军力，一方面派内线通知软禁在南宫的太上皇朱祁镇，石亨、徐有贞等以四方边警为借口，急命手下带兵入城加强防备。随即便前往南宫迎接英宗至奉天殿升帝座，石亨调集千余名士兵进入内城，曹吉祥、徐有贞、张軏等扶着英宗急行回宫。英宗于正月十七日正式复位，改年号为天顺。被软禁了八年的朱祁镇，瞬息之间，就这样又登上帝位，复辟称帝，史称“夺门之变”。
早朝的钟鼓声把病榻上的景帝从梦中惊醒。当他得知英宗复辟时，已经无能为力了。英宗把重病中的景帝削去帝号，仍为郕王，软禁在西苑。又过了一个多月，景帝病故，可怜只活了30岁。景帝究竟是怎么死的，成了明代历史上的又一个疑案。景帝死后，被以亲王的礼仪葬于西山，其妃嫔也被赐死殉葬。
英宗复位以后，于谦、陈循等大臣相继被捕，“夺门之变”的第五天，于谦被罗织以“意欲谋反”罪名惨遭杀害。太监王诚、舒良也被下狱。英宗对积极策划“夺门之变”的“功臣们”论功行赏，徐有贞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石亨被封为忠国公。
武宗南巡之争
明武宗朱厚照，荒淫无道，对一切政务都没有兴趣，却十分喜欢射箭、骑狩与曲乐，甚至还懂梵文。他对一些年少英俊的官吏非常宠幸，一次就在宫中封了120个青年作为他的“义子”，并赐姓朱。武宗还爱和宫廷中的小太监在一起玩，流连忘返。他最宠幸的男子有江彬、钱宁等。武宗常常以太监钱宁的身体为枕，朝臣如果见不到皇帝，就以钱宁的行踪来判断皇帝的行踪！武宗先是在宫中模仿街市的样子建了许多店铺，让太监扮做老板，百姓，武宗则扮做富商，在其中取乐。后来又觉得不过瘾，于是又模仿妓院，让许多宫女扮做粉头，武宗挨家进去听曲、淫乐，后宫被搞得乌烟瘴气。
武宗的宠臣江彬逐渐垄断了朝政大权。江彬经常引导武宗郊游，爱好游玩的武宗自然乐此不疲。
《春庭行乐图》正德十四年(1519年)正月，在外游玩了一年的武宗返回北京。由于此行数千里，随行的各路官员大多累病累倒了，可武宗毫无倦意，游玩的兴致依旧不减。刚休息了没几天，武宗便又想南巡。
而当时，明中央政府的税赋主要就靠东南这几个省区，武宗“南巡”无疑会劳民伤财。朝臣们就发动了一场反对武宗南巡的运动。兵部侍郎黄巩等人先后上疏劝谏，武宗称病不上朝。士大夫们又跪下请求武宗收回成命。武宗和“南巡”的总策划江彬大怒：这些人真是无法无天了！下令将黄巩、陆震、夏良胜等六人逮捕入狱。翰林修撰舒芬等107人被罚跪在午门外5日，并各杖三十，降级调外用，黄兆、陆震等各杖五十，贬为庶民。一时间棍棒齐下，血肉横飞，有十一人被杖致死。
朱厚照作为明朝最荒唐的皇帝，日事淫乐，常离京游乐，致使政事益坏，最后还是葬身于南巡之上。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起兵反叛，但很快就被提督南赣军务的副都御史王守仁平定，朱宸濠被活捉。武宗接奏后，让人封锁消息，仍自封威武大将军出兵讨伐朱宸濠，其实是借此机会带着10多万人游玩作乐。当年12月，武宗一行到达南京，乐不思蜀，一直在南京呆了8个月才恋恋不舍地回京。在回京途中，又到一个叫积水池的地方垂钓取乐，突然钓船倾覆，武宗落水，虽被救起，但从此一病不起，在31岁时草草地走完了他的荒淫之道。
嘉靖大礼议(1)
1521年，荒淫无度的武宗病死，未留下一儿一女。按朱元璋的祖训，无子传弟，但武宗唯一的弟弟朱厚炜只活到三岁便夭折了。这样，武宗之后的皇帝宝座只有留给旁支了。
武宗死后，皇太后张氏同阁臣杨廷和商议，迎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
关于嘉靖皇帝登极，还有一个传说，说是朱厚熜是坐着囚车上任的。武宗死后，朱厚熜与河北的一朱家王室之子同时被选中，他们两人都有当皇帝的资格，但只有一个皇位，怎么办？大臣们便想了一个办法，让他们两人同时从藩地出发，先到者君，后到者臣。但是从河北到北京只有100多公里，而从朱厚熜的藩地到京城却有1000多公里，朱厚熜召集王府官吏们商议怎样用最快的速度赶往北京。有人提出，要朱厚熜化装成囚犯，坐上囚车，日夜兼行。因囚车沿途无人敢拦，这样可日行二百多里，有望在十日内赶到。结果朱厚熜果然先到，当上了皇帝。
嘉靖继位不久便上演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礼议风波：嘉靖皇帝就是不肯在法理上过继给武宗之父孝宗，非要追认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为帝，斗争的焦点是如何确定世宗生父朱祐杬的尊号。实质是世宗通过议礼之争，打击杨廷和等先朝阁臣和言官，确立和巩固自身的统治。
“大礼议”的起因和表面目的是世宗的父母该如何称呼，先皇孝宗及其皇后又该如何称呼，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礼仪称谓问题。世宗主张给予自己过世的父母以一般皇帝的父母的崇高待遇，应该把其生父兴献王追封为“恭睿献皇帝”，而孝宗的一些旧臣，以首辅杨廷和为代表，则力主视世宗为孝宗的继子，以维持皇家血统的大宗地位。
这一事件从嘉靖即位之初的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开始，至嘉靖十七年(1538年)以世宗一方胜利结束，前后延续近20年。
世宗即位五天之后，就召集礼官商议兴献王主祀称号问题。礼部尚书毛澄请示首辅杨廷和以后，会同公卿台谏60余名官员上疏说，因为世宗为入继之君，应该以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世宗之亲生父亲)及妃为皇叔父母。世宗看后大怒，说：“父母难道还能变吗？你们再商议！”毛澄等人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杨廷和也亲自上疏要世宗服从礼部的意见。世宗坚决不从。这时，观政进士张璁呈上《大礼疏》，提出“继统不继嗣”的观点，世宗看了很高兴，马上把杨廷和召来，宣布要尊其父为兴献皇帝，其母为兴献皇后。杨廷和仍然不肯让步，并公开声称，在这个问题上，异议者应被视为奸佞之徒，当诛。到了十月间，杨廷和无法让世宗改变观点，便起草敕令给礼部，同意称世宗生父兴献王为兴献帝，世宗之母为兴献后。
兴献王及王妃的封号虽然改称为“帝”、“后”，但还不是“皇帝”、“皇后”；虽然得以称父、称母，在其前还得冠以“本生”，而又需称伯父孝宗为“皇考”，仍是死去之父。再经过一番斗争，世宗又亲下手敕，追尊其父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实现了加“皇”，称“考”的目的。但“本生”犹在，在“本生皇考”之外还有一位“孝宗皇考”，形成了“两考”、“两父”并尊的局面，世宗还是不能如愿。
嘉靖二年(1523年)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又上疏，提出，应循名考实，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这项提议对世宗来说正中下怀，但世宗还假惺惺地说，这关系到天理纲常，仍然要召集文武群臣商议可否。结果，有250余名官员不同意改称名号，只有少数几个人附和桂萼的提议。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与世宗意见不合的首辅杨廷和提出辞呈，世宗表示同意。随后，世宗调张璁、桂萼等赴京主持集议之事。200多名朝官仍坚持原来的意见，不肯退让。世宗非常恼怒，当面指斥内阁大学士毛纪说：此称号应该马上改，你们眼中没有我这个君，难道还让我没有父亲吗？毛纪等人听后惶惧而退。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二日，皇帝命礼部照旨更改尊号，使得朝臣群情激昂。七月十五日，借百官散朝之机，吏部侍郎何梦春、修撰杨慎等号召群臣伏阙请愿。朝臣200多人齐刷刷跪伏在左顺门下，并且一齐哭号，声震阙廷。嘉靖皇帝痛下决心，命令锦衣卫将参加请愿的官员姓名全部登记造册，然后按名册进行大逮捕。先将为首的八人下狱，又将134名五品以下官员下狱。其他待罪遣散。几天以后，作出判处：为首者戍边，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180余人廷杖，其中编修王相等17人惨死杖下。这就是有名的“左顺门事件”。
此后，又围绕祭祀典礼及将兴献皇帝按昭穆序列祭入太庙，加庙号为睿宗等问题又进行了近十年的争论，在礼部尚书夏言和严嵩的主持下，世宗终于如愿以偿。朱祐杬生前虽未身为天子，但因为有一个孝顺的儿子做了皇帝，作为一位死去的天子来尊崇的一切尊号、徽号、典礼皆已齐备。世宗对父亲的追尊已是无以复加，自己的皇权也已登峰造极。
原来的兴献王坟也相应按帝陵规制升级改建。1524年，王坟正式更名为显陵，并将安陆州升格为承天府，在明世宗的亲自安排下，开始了长达46年的显陵建设。
随着议礼的进行，朝廷两派宗法理说之论争已经上升到党派政治之争。世宗以议礼态度作为标准，来划分界限，统治集团的组成相应发生变化，反对抬高朱祐杬地位的阁臣元老权力日益丧失。张璁、桂萼、方献夫、霍韬等一批新科进士和地方官吏入主政务，对嘉靖朝政治、经济的变革，以及明代后期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嘉靖大礼议(2)
世宗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把精力投入到议大礼上，绝不仅仅为其父母争夺皇考及皇太后的空虚名位，其真正目的在于加强皇权、冲破内阁制约，就其实质而言，嘉靖大礼之争实为皇权与阁权的争斗。嘉靖则借大礼议风波加强了帝位，实现了他对明朝长达45年的昏庸统治。
万历朝“国本”之争
“国本”，就是太子；“争国本”就是万历年间围绕解决立太子的问题发生的一场政治斗争。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到四十二年(1614年)，万历朝围绕确立太子的“争国本”斗争历时近30年。
神宗万历皇帝的王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郑贵妃生子朱常洵(即后来的福王)。朱常洛年长，按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朱常洛应该被立为太子。但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准备立朱常洵为皇太子，甚至和郑贵妃一起到神殿宣誓，要立她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神宗把誓言写在纸上，放在玉盒里，交由郑贵妃保管。
但另一方面，废长立幼又是犯忌的事，神宗担心群臣反对。朝臣果然依据封建王朝太子立嫡，无嫡立长的法纲力争。
首辅申时行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二月，上《请册立东宫以重国本疏》，拉开了长达近30年的波及整个朝廷的国本之争的序幕。
申时行的奏请立即引起了满朝文武的共鸣。各部府司道诸衙门都纷纷上章奏请。户部给事中姜应麟、吏部验封司员外郎沈璟、刑部山西司主事孙如法、河南道御史杨绍程等人的奏章言辞尤为激烈，万历皇帝一怒之下，将这四人严厉降处。
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又上奏章，指明神宗有“酒色财气”四病，深得群臣赞同，又受到大学土王家屏等阁臣的袒护。此后，申时行、大学士许国、吏部尚书朱纁、礼部尚书于慎行等人除了继续陈请早行册立之外，还陈请神宗对朱常洛及早进行“预教”(出阁读书)，这个“预教”，其实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一旦举行，就等于事实上承认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
神宗无奈，不得不表态：第二年就举行建储典礼。但一年过去了，神宗仍找各种借口拖延，朝廷内外纷纷传言神宗将废长立爱。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神宗以手诏示大学士王锡爵，拟把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并封王，待以后再从三人中选有才能者立为太子。王锡爵遂即疏请令皇后抚育长子朱常洛，则长子即为嫡子。神宗却告谕礼官，同时将三人封王。这个谕旨一出，立即受到文武群臣更加激烈的反对，群情激愤，反对“三王并封”的奏章接二连三，总数有上百本。当年闰十一月，经过群臣反复执争，神宗被迫答应皇长子“明春先行出阁讲学礼”。次年二月，朱常洛出阁讲学，接受教育，至此，群臣等取得初步胜利。
神宗迫于群臣的强大压力，被迫放弃了“三王并封”的谕旨，但又抱着“待嫡”之说不放。后来经过群臣连续八年之久的几百次顽强的奏请，直至皇太后施加压力，才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时也封常洵为福王，藩国洛阳。
但是，按太祖洪武皇帝的遗训，藩王被封后，必须立即就藩之国。但是，福王被封后十多年，一直留在京师，不之国。福王不之国，太子的地位就不稳定。
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后，朝廷大臣奏请福王就藩之国的奏章不断，万历皇帝一直在拖延。直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万历皇帝再也拖延不下去了，才以第二年春天为期，但又同时提出条件，福王庄田要达到四万顷。然而，又无法凑足四万顷之数，朝廷大臣，特别是东林党人上书反对，万历皇帝被迫让步，减为二万顷。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皇长孙由校(常洛长子)也已九岁，神宗看废长立爱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才将朱常洵封国洛阳，满朝文武才如释重负。沸沸扬扬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至此告终。
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二月开始，满朝文武为了使朱常洛能够册立为太子，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降处的沉重代价，前后苦争了15年，护卫了19年，群臣所上奏疏成千上万，才得以朱常洛被册立为皇太子，并终于继承了帝位，可见这场“争国本”斗争的艰巨与惊心动魄。明末政治的不可收拾在很大程度上与这场“国本”之争有关。因此，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是明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晚明三疑案(1)
明朝到万历皇帝的时候，已经十分衰败。朝廷后宫内却围绕着皇帝宝座的争夺发生了三桩疑案。这三个案子分别发生在三个皇帝在位期间，即神宗朱翊钧朝的“梃击案”和光宗朱常洛朝的“红丸案”和熹宗朱由校朝的“移宫案”。
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端午节前夜，一个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枣木棒闯入大内东华门，一直来到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门前，到第一道宫门，见只有两名老宦官守门，举棒打伤其中一人后直闯入宫，又闯过第二道宫门，直到殿檐下，拾级而上，试图加害太子。这时，太监韩本用发现有异常动静，便大声呼喊，七八名宦官蜂拥而上，将张差捉住，当即便将该犯交东华门守卫监收。
慈庆宫正门万历皇帝得知，下诣将张差送交皇城保卫部门审问。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向万历皇帝报告道：张差家住蓟州井儿峪，举止行为看起来像个疯子，但又颇为狡猾，还得严加讯问。万历皇帝下诏将张差送交刑部复审。刑部郎中胡士相再次提审后，认为张差确实是个疯子，并判了他一个斩刑。提牢主事王之寀看出了其中的破绽，便私下里审问张差，张差说出是宫里的太监庞保、刘成将他引到慈庆宫门前的，这两人对他说：“打死小爷(指朱常洛)，有吃有穿。”庞保、刘成都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再往下查，势必牵连到郑贵妃。王之寀便将张差这个口供汇报给了刑部侍郎张问达。
此案的发生，震惊了宫内和朝野，舆论哗然。支持郑贵妃、倾向福王为太子的臣僚认为是张差疯癫所为，属个人行为；支持皇太子的大臣认为是陷害太子的阴谋。后来，经刑部十三司会审，查明张差是白莲教的一支红封教的成员，其首领为马三道、李守才，他们与郑贵妃宫内的太监庞保、刘成勾结，派张差打入宫内，梃击太子。
看起来，此案与郑贵妃有牵涉是肯定的了。很多朝臣都怀疑是郑贵妃和他的哥哥郑国泰阴谋策划借张差之手伤害太子。万历皇帝极力调解皇太子与郑贵妃的矛盾，一方面怒责郑贵妃，一方面迫使皇太子改变态度。后来，万历皇帝只得亲自出面来平息此事，他召见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及文武诸臣，拉着朱常洛的手对他们说道：“常洛很孝顺，我非常喜欢他。你们这些臣子，不要动不动就散布流言，离间我们父子！”他又对朱常洛说：“把你心里的话，都告诉他们吧。”朱常洛只得说：“张差是个疯子，赶快把他处决吧！外面的议论都是不应该的！”事已至此，群臣自然无话可说，“梃击”一案也就不了了之。万历皇帝明令除惩治张差等人外，“不许波及无辜人”，郑贵妃也就从此案中解脱出来。
随即，张差被凌迟处死。司礼监会同九卿、三法司审问庞保、刘成。由于张差已被处死，死无对证，庞保、刘成对张差所供各项俱不承认。正要详加盘问，太子下谕：庞保、刘成二人也许曾虐待过张差，张差为了报复，故意说庞保、刘成主使，不可轻信。会审只得停止。万历下令将庞保、刘成二人于宫内处死，以免节外生枝，涉及此案的李守才、马三道等亦发远方戍守。梃击案掀起的轩然大波暂时平息。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为审明案情立过大功的王之宷，案子一了结，立刻被找个借口罢官为民。后来又随着在这个案子几起几落，天启五年(1625年)，竟被囚死于狱中。梃击案与宫内权力之争究竟有多大牵连，成为明宫疑案之一。
红丸案
万历末年，阴险毒辣的郑贵妃看到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已不可动摇，便百般讨好太子，郑贵妃乾清宫明代药柜御药房金罐又竭力笼络泰昌帝的宠妃李选侍，二人谋合，欲以美人计为己请封皇太后和皇后之号。这个朱常洛，也是好色之徒，郑贵妃便投其所好，送了八个美女供他享用。朱常洛身体本来就不强，再加上与这些女人淫乐无度，体力透支厉害。登基仅十多天，就卧床不起了。可他照样与这些人鬼混。一天晚上，朱常洛服了一粒“红丸”，结果，精神极度亢奋，竟一连“御幸”数名宫女。
“红丸”到底是什么东西？“红丸”又称红铅丸，是宫廷中特制的一种春药。“红丸”制法很特别：取童女首次月经盛在金银的容器中，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乌梅等，连煮七次，浓缩为浆。再加上乳香、没药、辰砂、松脂、尿粉等拌匀，以火提炼，最后炼蜜成丸，因其色红，故称“红丸”。嘉靖皇帝为了配制“红丸”，前后共选少女1080人，这些尚未成年的小姑娘，后来都成了嘉靖皇帝制药用后的“药渣”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两粒“红丸”竟要了皇帝朱常洛的命，酿成“红丸案”。
再说朱常洛。由于一连十多天的折腾，朱常洛终于扛不住了。侍寝的吴赞连忙请来司礼监秉笔、掌管御药房的内医崔文升诊治。崔文升并不知皇帝是阴虚肾竭，还以为是邪热内蕴，便下了一副泄火的猛药。朱常洛服后一宿腹泻三十余次，危在旦夕。这时，首辅方从哲推荐鸿胪寺丞李可灼给病危之中的朱常洛诊治，李可灼拿出一个红色药丸，用奶调和，给光宗服下，服了这丸药，光宗厉害的气喘竟然止住了。光宗大喜。不久，又传出消息说，皇上进药后，暖润舒畅。当夜，李可灼留在宫中。又过了一会儿，传出光宗圣旨，想再服一颗。李可灼便又进了一颗。
晚明三疑案(2)
凌晨，宫中忽然急召群臣，等到大臣们赶去时，光宗朱常洛已经驾崩了。到此时，朱常洛即位才刚满30天！
光宗驾崩，在宫里引起轩然大波。
有人认为，李可灼进的“红色丸药”就是春药“红丸”，皇帝阴寒大泄，李可灼把春药当补药进上，是对症下药。
有人认为，拿春药给危重病人吃，有悖常理。李可灼不是御医，却擅自给皇帝吃药。李可灼一定是受人指使，谋杀皇上。
继朱常洛而后新登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迫于舆论压力，罢免了没有力阻李可灼进药的内阁首辅方从哲，李可灼被判流戍，崔文升被贬放南京，“红丸”案草草收场。
但朱常洛暴死之谜，始终未解，“红丸案”成为明宫疑案之一。
移宫案
乾清宫内景移宫图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至九月一日，万历、泰昌两帝相继而亡，新帝即位之事关系着国家的命运，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
朱由校是朱常洛的儿子，由于朱常洛本来就不得万历皇帝的宠爱，朱由校自幼也备受冷落，万历帝临死前才留下遗嘱册立其为皇太孙。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被光宗宠爱的李选侍凌辱致死，王才人临终前留下遗言：“我与西李有仇，负恨难伸。”朱由校从小也受到李选侍的侮辱凌虐，害怕李选侍，性格软弱。
朱常洛即位后，朱由校与李选侍一起迁住乾清宫。不久，泰昌帝朱常洛驾崩，李选侍控制了乾清宫，与太监魏忠贤密谋挟持朱由校，以把持朝政，引起朝臣极力反对。
泰昌帝驾崩当天，杨涟、刘一燝等朝臣即直奔乾清宫，请见皇长子朱由校，商谈即位之事。在大臣们的力争下，李选侍才允许朱由校和大臣们见面。杨涟等人见到朱由校，叩首山呼万岁，并保护朱由校离开乾清宫，到文华殿接受群臣的礼拜，定于当月六日举行登极大典。为朱由校的安全起见，朝臣们暂将朱由校安排在太子宫居住，由太监王安负责保护其安全。
李选侍挟持朱由校的目的落空之后，又提出，凡是大臣的章奏，要先交由她过目，然后再交朱由校，遭到朝臣们的强烈反对。同时，朝臣们又要求李选侍移出乾清宫，遭到李选侍拒绝。
按照礼仪制度，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住在乾清宫。李选侍本来就没有资格住在乾清宫，她住进乾清宫完全是倚仗光宗的宠爱。光宗死后，按规矩李选侍必须搬出，让新任皇帝搬进乾清宫。因此，一些大臣在光宗死后的第二天就上疏，敦促李选侍移官。李选侍又提出要先封自己为皇太后，才让朱由校即位，也遭到大臣们的拒绝，李选侍和朝臣们的矛盾日渐激化。
朱由校登极日期越来越近。直到登极大典之日的前一天，李选侍仍然没有移宫之意，并传闻要继续住在乾清宫。群臣站在乾清宫门外，迫促李选侍移出，给事中杨涟再次上疏，力促移宫，太监王安在乾清宫内极力驱逐，李选侍无奈，怀抱所生八公主，仓促离开乾清宫，移居仁寿殿。
九月六日，朱由校即皇帝位，是为熹宗，改明年为天启元年。李选侍争当皇太后、把持朝政的企图落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