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之杰张居正(1)
《帝鉴图说》
张居正像张居正(1525～1582)，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所以世称张江陵。他12岁考中秀才，16岁中举人，23岁(嘉靖二十六年即1547年)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得到当时内阁首辅徐阶的赏识，两年后升为翰林院编修，同年上《论时政疏》，抨击时弊。后因受严嵩的排挤而托病回到家里闲居三年。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被召回朝，仍然供职翰林院。隆庆元年(1567年)升迁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后改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由于主持编撰《世宗实录》，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次年八月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事，力主改革。
1572年，穆宗驾崩，太子朱翊钧即位，就是神宗万历皇帝。明穆宗在位时，十分信任张居正，因此他遗命张居正等三个大臣辅政。万历初年，张居正与大宦官冯保联合推倒高拱，成为首辅。由于神宗年幼，于是一切军政大事都由张居正裁决，他“勇于任事，以天下为己任”。从1573年出任内阁首辅开始，以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巩固边防等为主要内容，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从而使日渐衰颓的明王朝一度呈现出繁荣强盛的景象。
张居正首先精简机构、裁汰冗员、整顿吏治、严肃法纪、信赏必罚。万历元年(1573年)六月，实行“考成法”，对官员进行考察。各级官吏从此不敢再敷衍塞责，使朝廷政令的贯彻执行有了保证，“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加强内阁，抑制宦官，以巩固中央政权。
张居正进入内阁后，十分注重边防。他提出了饬武备、信责罚、造兵将的方略。调任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镇，整顿北方防务；用名将李成梁为辽东总兵官镇守辽东，以巩固东北边防。戚继光多次击败鞑靼的进攻，迫使鞑靼首领俺答跟明朝和好，接受册封，双方通商往来，发展经济，二三十年没有发生战争。这有利于北方各族人民的生活和经济的发展。在俺答汗的影响下，达赖喇嘛也向明朝遣使通贡请封，进一步密切了明朝与藏族地区的联系。
针对黄河年久失修，河水经常泛滥，淹没大量农田，影响人民生活的情况，张居正任命擅长治水的潘季驯督修黄河水利工程。潘季驯修筑堤防，堵塞决口，使黄河不再泛滥，水上运输畅通，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帝鉴图说》万历年间，豪强地主兼并田地的情况十分严重，他们有地而不纳税，农民没有土地反而要承受沉重的税赋。导致各地农民不断逃亡或起义反抗，严重影响了明王朝的统治。于是张居正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重新丈量土地。万历八年(1581年)，田地丈量完毕，全国田地总计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孝宗时的统计数字多出三百万顷。土地丈量，使豪强地主的利益受到打击。清丈田地之后，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计亩征银。役银由旧制按照户、丁征收改为以丁、田分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漏税的现象，减轻了无田或少田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一条鞭法是针对当时土地兼并严重而采取的有效措施，也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个重大变革。
张居正的改革，不仅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稳定了明王朝的统治，在他执政的10年期间，“边境义安”、“太仓粟可支十年”、“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一时政绩炳然”。因此，他被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誉为“宰相之杰”。他也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理论家关注的“中国经济第一人”，载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史册。
但是张居正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他执政的第五年，他的父亲病故。按照封建礼法，他必须回家丁忧(离职守孝三年)。但是张居正担心他离开后，正在进行的改革会受到影响。于是他让他儿子回家奔丧，自己仍然留在京城履行职责。他的改革本来就有人反对，于是他们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纷纷向明神宗上疏弹劾，有人甚至张贴标语攻击张居正。后来，明神宗处分了一些闹事者，对张居正的攻击才渐渐平息下来，但是反对他改革的人始终都没有罢休。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时年57岁。在他临死前的一个月，还上疏请求免去万历七年以前老百姓积欠的赋税，并获准施行。死后，赠上柱国，谥文忠。万历皇帝还下诏罢朝数日，以示悲痛。并派锦衣卫护送张居正的灵柩回到故乡江陵，可谓尊荣至极！
但是，在张居正死后不到两年，万历皇帝又指责他：“罔上负恩，谋国不忠。”下旨削去他的官秩和谥号，并查抄他的家产，甚至要“斫棺戮尸”。张居正生前所举荐重用的人，统统被罢官为民；而被他罢免的官员，却又大都恢复官职。张居正十年呕心沥血推行的改革，至此基本上被一笔勾销。
导致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是张居正与冯保的密切关系。大宦官冯保十分贪婪，史载张居正先后送给冯保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二十万两。当冯保给自己修好生圹(墓穴)后，张居正亲笔给他写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字里行间，极尽颂歌。终于换来了冯保对他的鼎力相助，使他在权力斗争中击败高拱，当上了内阁首辅。张居正也因此才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
宰相之杰张居正(2)
尽管张居正本人比较清廉，曾经拒绝过数以万计的贿赂。但是他只能以一个腐败人物作为自己的政治后盾，因而也只好用腐败手段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而这一切又必然导致他的腐败！张居正去世后，他生前的反对派决定先从冯保身上下手，上疏指控冯保大量贪污受贿，家资富饶胜过皇上，万历皇帝查抄了冯保后，果然发现了万贯家财。万历怀疑张居正也有大量财宝，于是下令查抄其家产，终于导致了张居正“祸发身后”。
1621年熹宗朱由校即位，开始恢复张居正的官秩，重新给以葬祭。崇祯三年(1630年)张居正的冤案被平凡昭雪，他的子孙也官复原职。
张居正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帝鉴图说》等。
状元首辅周延儒(1)
周延儒像周延儒(1593～1644)，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字玉绳，号挹斋，常州宜兴(今江苏宜城镇)人。周延儒自幼聪颖过人，熟读经书。万历四十年(公元1613年)，他参加乡试中举，第二年参加京城的会试，夺得会元，一月后参加殿试，再夺状元。21岁的周延儒连中二元，少年得志，披红挂彩，骑马游城，万人瞩目，荣耀至极。按照惯例，周延儒以状元的身份直接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熹宗天启年间，升为右中允，掌管司经局(管理经籍的机构)。不久，又升为少詹事，负责管理南京翰林院。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朱由校驾崩，他的弟弟朱由检继立，就是崇祯帝。当时明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政治黑暗，吏治败坏，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蒙古、后金不断侵扰，边境形势十分严峻。17岁的崇祯帝决心改变这种局面。他诛魏忠贤，清理阉党，并大力选拔人才。身为状元的周延儒自然受到青睐。崇祯帝即位不久，便将周延儒召回北京，任命为礼部右侍郎。
崇祯元年(1628年)冬，驻守宁远的士兵因军饷拖欠发生哗变，袁崇焕单骑入营，平息哗变。但不久锦州又发生士兵哗变，袁崇焕奏请发饷。崇祯帝召集大臣商议，许多人主张批准。周延儒看出崇祯帝吝啬钱财，于是迎合崇祯帝的心思说：“过去边关用来防止外敌入侵，可现在要防士兵了。宁远士兵哗变，发给军饷，锦州士兵哗变，又发军饷，这样下去镇守边关的部队都这样了该怎么办呢？”皇帝问他怎么办?周延儒说，“情况紧迫，不得不发，但得想个长久之策。”他的话深得崇祯帝赞赏。数日后，在面议时周延儒又说锦州兵变是由于将帅统兵无策而导致。崇祯帝一直担心是边将趁机要挟，听周延儒这么一说，放下心来。从此崇祯帝对周延儒十分器重。
不久大学士刘鸿训罢官，崇祯帝下诏推荐阁臣。东林党人钱谦益势在必得，派其门生给事中瞿式耜到处活动，结果吏部列出的十一人名单中没有礼部尚书温体仁和周延儒。按惯例，礼部尚书应获提名，钱谦益等以温体仁威望不够而没有提他，而周延儒深得皇帝器重，也被排斥在外，心中愤恨，于是他到处散布流言，说推荐阁臣之事被钱谦益党把持。同样遭到排斥的温体仁也愤愤不平，于是弹劾钱谦益浙江乡试作弊的旧案。崇祯帝在名单上没有看到周延儒的名字，心中本来就很怀疑。看到温体仁的奏疏后，立即在文华殿面讯，在温体仁、周延儒的质问下，钱谦益理屈词穷。结果钱谦益被罢免，相关人员受到处分，名单也被废除。
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周延儒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参与机务。三年二月，又加太子太保，升文渊阁大学士。在他的大力推荐下，同年六月，温体仁进入内阁，九月，周延儒成为首辅。又加少保，升为武英殿大学士。
周延儒任首辅后尽力改善同东林党人的关系。崇祯四年(1631年)周延儒主持会试，录取东林党人张溥、马士奇、吴伟业等。而温体仁则十分仇视东林党人，并联合阉党对付东林党。于是两人发生分歧。温体仁表面曲意媚事周延儒，暗地却计划夺其首辅之位，周延儒却没有察觉。温体仁暗中指使言官不断弹劾周延儒。周延儒的子弟横行乡里，结果周被弹劾；朝臣犯了错误，也弹劾首辅；周延儒与不少官吏关系很好，也被弹劾结为朋党；周延儒的姻亲陈于泰考中状元，于是弹劾周徇私舞弊。周延儒多次上疏争辩，崇祯帝虽然表面安慰他，但心里却开始不信任他了。无奈之下，周延儒被迫在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告病还乡。
温体仁继任首辅后，专横跋扈，打击异己，朝臣极为不满，五年后被罢职。之后张至发、薛国观等相继执政，朝政更加腐败。李自成、张献忠两支起义军势头更旺；东北与后金作战也是屡战屡败。崇祯九年，皇太极称帝，定国号为“大清”，虎视明朝。这时候崇祯帝开始怀念周延儒，想起他的好处。崇祯十四年二月，周延儒被重新起用为首辅，加太子太师，升为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
周延儒再次为首辅后，任用东林党人，革除弊政，免除欠税，赦免轻罪犯人，重用有名望的朝臣。百姓生活安定，社会秩序良好，政绩突出，朝野称颂。崇祯帝更加器重他。崇祯十五年正月初一，崇祯帝接受群臣朝贺后，亲自揖拜周延儒，并说：“朕以天下听先生。”
但周延儒缺乏雄才大略，又不懂军事。所以对农民起义军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他重用的吴昌时等把持朝政，刁蛮专横，朝官恨之入骨，纷纷上奏，揭发吴昌时仗势专权，有时自然会牵连到周延儒，周用人不当，为自己种下祸根。
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清兵入关，逼京师，进山东，一直抢掠到江苏沭阳。举朝震惊，周延儒迫不得已，请求督军。但到通州后停止不前，消极怠战，等待清兵自行撤退，却天天上奏捷报。清兵退走后，周延儒凯旋而归，论功行赏，加太师，儿子受荫为中书舍人，赐银币、蟒服。但仅过五天，锦衣卫渠帅骆养性和东厂太监就将周延儒消极怠战和谎报战功的事情上报皇帝。崇祯帝大为震怒，下诏传谕百官，“首辅周延儒奸贪诈伪，大负朕躬，着议处回奏”。于是周延儒被再度免官。
状元首辅周延儒(2)
不久，御史蒋拱宸弹劾吴昌时贪赃巨万，案件牵连到周延儒。接着给事中曹良直也弹劾周延儒十大罪。崇祯帝下令对吴昌时严刑拷打进行审讯。前首辅薛国观因受贿被吴昌时弹劾而免职、赐死，他的学生魏藻德、陈演此时也为内阁学士，为替恩师报仇，也参与打击周延儒，锦衣卫渠帅骆养性在旁边火上浇油。终于使崇祯下令将周延儒捕入京师。周延儒想托前辅臣王应熊为他求情，事情也被崇祯帝知道，所以王应熊见到崇祯还没有说一句话，便被喝令回去。刑部判周延儒流放戍边，也被崇祯帝否决。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吴昌时被斩首示众。周延儒被赐自尽，终年51岁。著有《周挹斋稿》、《片野堂诗》等。
平庸首辅温体仁
温体仁(1573～1639)，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字长卿，浙江乌程(今湖州)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礼部侍郎。崇祯初年，升为礼部尚书。
崇祯元年(1628年)冬，在推荐内阁候选人时，东林党人钱谦益势在必得，指使自己的学生给事中瞿式耜到处活动，使吏部把呼声很高的周延儒排斥在名单之外，按例该进内阁的温体仁也受到排挤。温体仁于是发难攻击钱谦益，上疏《盖世神奸疏》，揭露钱谦益担任浙江乡试考官时收受贿赂，接着和周延儒一起在文华殿当着崇祯的面把钱谦益批驳得理屈词穷。结果钱谦益被罢官，他的学生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也受到降职处分。
文华殿对质后不久，御史毛九华弹劾温体仁曾经写诗歌颂魏忠贤，御史任赞化也弹劾温体仁纳娶娼妓、夺人田产等不法行为。温体仁再次与毛九华、任赞化等人展开辩论。在他的当面质问下，毛九华无言相对。于是温体仁趁机说二人都是钱谦益的死党，崇祯帝觉得他说的很对。后来经过浙江巡抚的调查，毛九华弹劾的事情根本不存在，于是崇祯对温体仁所说大臣结成朋党的话深信不疑。
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周延儒进入内阁。在他的大力推荐下，三年六月，温体仁也进入内阁。但是在进入内阁之后，他和周延儒在对待东林党和阉党的态度上截然相反，产生分明代的文具歧。于是温体仁开始图谋取而代之。而周延儒因为温体仁曾经和自己一起驳倒钱谦益，自己又帮他进入内阁，所以对温体仁的阴谋一点没有察觉。身为首辅，周延儒纵容家人，在家乡为非作歹，违法乱纪，导致京城里舆论对他十分不利。加上周延儒和宦官的关系不好，于是温体仁唆使太监诬陷周延儒。还唆使给事中陈赞化弹劾周延儒纵容手下李元功贪赃枉法以及周延儒说过悖逆的话。崇祯帝听后大怒，命令追查，周延儒的处境十分困难，于是请求温体仁帮助，温体仁不仅不帮忙，还把和周延儒关系好的官员一概罢免，使他得不到任何帮助，无奈之下，周延儒被迫于崇祯六年(1633年)称病辞职。于是温体仁成为首辅。
温体仁最初想联合宦官壮大自己的力量，但由于崇祯帝一直以能翦除魏忠贤这些宦官而得意，使温体仁放弃了起用阉党的想法。但他又和东林党势不两立，所以屡次打击东林党人。未做首辅时，就曾经以经筵讲解不好为借口，罢去东林党人礼部侍郎罗喻义，又找借口将东林名人詹事姚希孟贬到南京。崇祯八年(1635年)七月，东林党人文震孟进入内阁，温体仁处处与文震孟为难，终于使文震孟罢官。后来，又打击和文震孟友善的庶吉士郑鄤，制造了著名的“郑鄤杖母案”，使崇祯帝将郑鄤磔死，重臣黄道周因为替郑鄤营护而被贬职，工部左侍郎刘宗周因言及郑鄤案被斥为民。
后来东林党人庶吉士张溥建立复社，由于张溥名气很大，因此复社很快壮大起来。而历来痛恨东林党的温体仁想法设法找机会摧毁复社。崇祯十年，苏州监生陆文生上疏揭发张溥复社乱天下，苏州推官周之夔也弹劾复社称霸地方。于是温体仁便想兴起大狱，将他们一网打尽。正在此时，常熟人张汉儒告发钱谦益、瞿式耜在家里胡作非为。温体仁想将钱谦益、瞿式耜抓起来审问。钱谦益向司礼太监曹化淳求救。曹化淳答应为他想办法。这件事被温体仁知道了，于是他秘密奏报皇帝，并请惩治曹化淳。他没有想到的是，崇祯竟然把自己的奏章交给了曹化淳。曹化淳亲自审理张汉儒案，结果案子完全翻过来，张汉儒被定为奸民，处以死刑。而崇祯帝也不再信任温体仁，使温体仁进退维谷。崇祯十年(1637年)，温体仁上奏称病，想以此试探崇祯帝对自己的态度，没有想到奏章刚送上去皇上就批准他回家养病。温体仁得知这一消息时正在吃饭，惊得连手中的筷子都掉了下来，无奈只好回家。
温体仁身为首辅四年，无论是抵挡辽东清兵的南下，还是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都没有任何计策。他所推荐提拔的人也大多是平庸无能之辈。但是由于温体仁善于逢迎，因此尽管没有才能，却待遇隆厚，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左柱国，兼支尚书俸禄。
崇祯十二年(1639年)温体仁死去，终年66岁。崇祯帝闻讯后，赠官太傅，谥文忠。但是到南明弘光朝廷时，他的赠谥皆被削去。
F0 7 明代的宦官
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之凶，势力之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也实属罕见。
明代宦官全貌大扫描(1)
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之凶，势力之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也实属罕见。明代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从此一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200多年来，宦官都活跃在明代的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
明初，宦官是很不得势的，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得干预朝政，与官吏交往，甚至连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这是因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发迹于民间，亲眼目睹过宦官的危害，彩塑明代太监像他认为，宦官这个群体对于国家来说不起什么好作用，其中好人不多。
朱元璋对宦官限制极严，曾立下规章制度，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臣文武衔，不许穿戴外臣所穿戴的冠服，品级不得超过四品等，还在宫门上挂一块高3尺的铁牌，上面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曾有一位做镊工的老宦官，服侍朱元璋几十年了，有一次说话时没有注意，谈到了朝廷政务，朱元璋立即把他打发回老家种地了。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朱元璋自己费尽心机、不遗余力推行的极端君主专制制度，为日后宦官干政预埋了祸乱的种子。朱元璋在心里虽然想着宦官这种人不宜过多，越少越好，但实际的需要却由不得他。早在朱元璋称帝之前，还是称为吴王的时候，宫中的宦官人数已经超过千人，到洪武初年，内监的二十四衙门就建立起来了，宦官的人数就更多了。成祖朱棣任用宦官，委以权力，完全是因为当年的“靖难之役”中，尚为燕王的朱棣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此后又在其围攻南京时，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因此，朱棣上台后，也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故而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也为朱棣在战场上立过功。可见，明成祖授宦官以权柄，完全是一笔政治交易。世宗统治时期，宦官势力一度被压抑，但到神宗时又发展起来。宦官冯保可左右内阁，权势极为显赫。天启时，宦官专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魏忠贤与熹宗乳母客氏勾结，独揽内外大权，同朝内文武大臣结为阉党，有权倾帝王之势。崇祯帝(思宗)虽然定逆案，逐阉党，但最后仍不免走上宠信宦官的老路，让高起潜、曹化淳先后得势，直至明亡。
明代宦官有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包括选用制度、管束制度、奖赏制度、病老丧葬制度等。
选用制度。当时规定，凡自愿阉割要求成为宦官者，事先必须得到官府的批准。明代曾规定，一家有四五个孩子以上、愿意将其中的一个孩子阉割者，由相关部门登记造册，待收补之日选用，如果私自阉割，一经发现，课以重治，邻居知而不报者，一并治罪。但是，这一规定并未能严格遵行。从明代录用宦官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按照规定报名就阉、候补收用者之外，朝廷还大量直接录用了那些未经报名起送而私自至京的自宫者。明代宦官录用事务的主管机构为礼部。但是，随着司礼监地位的不断提高，录用宦官事务逐渐由司礼监会同礼部办理，宦官机构在实际上已拥有相当的决定权。
管束制度。在明朝初年，明太祖明确规定，“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除此之外，明廷还曾陆续制定了一些有关宦官管束惩罚的具体制度。宦官犯法，照例由司法机构逮问治罪。或下刑部狱，或下都察院狱，或下锦衣卫狱，并由法司议罪。为了惩治宦官在外犯法，明廷还特意强调了“有司”惩治犯法宦官的职权。对犯法宦官的惩罚方式，主要包括死刑、籍家、革职、革荫、降职、调斥、杖笞等。
明宣宗赐宦官银皿奖赏制度。宦官因功劳或因受到君主宠幸，除擢升官职外，其他奖赏方式还有赐金银、加禄米、赐免死诏、赐印记、赐敕旌励、赐祭赐祠、父母授(赠)官号、弟侄族人荫官授爵等。
病老丧葬制度。宦官年老有病，多退居京城内外各寺庙，供给柴米、冬衣、靴料，以颐享天年。宦官供职内廷期间，如患病可到安乐堂就治，病愈后销假继续供职。如果病故，则由内官监给棺木，由惜薪司给焚化柴，抬至净乐堂焚化。地位较高的宦官死后，可以特旨赐葬并建造碑亭享堂。
明初，内廷宦官机构开始设立。明太祖统治期间，宦官机构及有关职官设置变动频繁，宦官数量不断增加，相关机构逐步膨胀。到洪武年间，明代宦官机构及职官设置已基本形成定制。明代的宦官机构，以“二十四衙门”为基本主体。二十四衙门包括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内廷任职之外，还能出任各种外差使职。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二十四衙门主要只是在皇帝周围服役、为其生活服务的部门。但事实上，明代的宦官已经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势力，不但掌管了宫廷内有关饮食起居的一般事务，还控制了全国的军政要务。
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者，司礼监“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明代历代擅政的宦官如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等，均为司礼监太监。司礼监的职权主要有三项，一是批答奏章，传宣谕旨，这是司礼监最重要的职权；二是总管有关宦官事务，司礼监不仅在各宦官机构中处于“第一署”的地位，而且实际上也居于总管、统领其他宦官机构的地位；三是兼顾其他重要官职，当时宦官系统的其他一些重要官职，如东厂提督、南京守备等，或专由司礼兼领，或为司礼外差，这也是司礼监职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御马监铜牌司礼监的第一项职权成为历史上宦官所拥有的最大权力，也是明代司礼监权势显赫的根本原因。
明代宦官全貌大扫描(2)
其他十一监是：内官监(主要掌管采办皇帝所用的器物，如围屏、床榻、桌柜等)、司设监(掌管卥簿、仪仗、围幙、帐幔、雨具等)、御马监(主管内府马政)、神宫监(掌管太庙及各庙的洒扫及香灯等)、尚膳监(掌管御膳、宫内食用和筵宴等)、尚宝监(掌管宝玺、敕符、将军印信)、印绶监(掌管古今通集库以及铁券、诰敕、贴黄、印信、图书、勘合、符验、信符等)、直殿监(掌管各殿及廊庑洒扫之事)、尚衣监(掌管皇帝的冠冕、袍服、靴袜等)、都知监(起初负责各监行移、关知、勘合等事，后来专门跟随皇帝，负责导引清道)。
宦官四司是：惜薪司(掌管宫中所用柴炭和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内臣柴炭等)、钟鼓司(掌管皇帝上朝时鸣钟击鼓以及演出内乐、传奇、过锦、打稻等杂戏)、宝钞司(掌管造办粗细草纸)、混堂司(掌管沐浴之事)。
宦官八局是：兵仗局(掌造军器，包括刀枪、剑戟、鞭斧、盔甲、弓矢等各类兵器)、银作局(负责打造金银器饰)、浣衣局(该局是二十四衙门中唯一不在皇宫中的宦官机构，局址在德胜门以西，由年老及有罪退废的宫人充任)、巾帽局(掌管宫中内使帽靴、驸马冠靴及藩王之国诸旗尉帽靴)、针工局(负责制作宫中衣服)、内织染局(职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绢帛之事)、酒醋面局(掌管宫内食用酒、醋、糖、浆、面、豆等物)、司苑局(掌管宫中各处蔬菜瓜果及种艺之事)。
可见，明代宦官的组织机构和职权都达到了最高点，职权已渗透到社会生活及宫廷生活的各个方面，二十四衙门已大大超过了明代以前宦官组织机构的规模，但是，明代宦官的组织机构绝还不仅仅限于这二十四衙门。在二十四衙门以外，明代宦官还拥有相当多的组织机构。如内府供用库、司钥库、内承运库、广盈库、广惠库、广积库、御酒房、御茶房、牲口房、刻漏房、更鼓房、盔甲厂、林衡署、织染所、安乐堂等。
明代的宦官人数到底有多少，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但从整体上讲，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政治的日趋腐朽，宦官的人数呈急剧增加的趋势，由明初的数百人发展到明末的数万人(一说七万人，一说十多万人)。比如在正德十一年(1516年)就一次录用自宫者3000多人，从万历元年至万历六年之间，两次从自宫者中就录用了6000多名宦官。
历代宦官都没有什么学问。明朝也不例外，如大宦官刘瑾就是个文盲，魏忠贤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但明朝的宦场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宣宗时设立了内书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宦官学校。宦官学校收容了十岁以下的学生两三百人，司礼监总督任校长，学长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请翰林院的学士来教导学生。宣德四年(1429年)，具有小学士头衔的礼部尚书陈山担任教师。学生所研读的课本是《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及《四书》、《千家诗》、《神童诗》之类。评定成绩的标准是以背诵能力和字体的工整度。成绩特别低劣和犯规者，由老师登记在成绩表上交给总督。明朝第一个开始专权的宦官王振就出自内书堂。
伴随着明朝灭亡，猖獗了200多年的明代宦官集团也土崩瓦解。关于这个群体的下落，除死于战乱者之外，留在北京城内的宦官并未实现他们“富贵固在”的美梦：他们有的因“背主献城”反而遭到了农民起义军的斥责驱逐，有的则在义军将士追赃过程中被“拷死”。清军入关、农民军兵败撤离北京前夕，大批宦官被逐出京城，残留京城的亡明宦官又一次遭到了灭顶之灾。
皇家特务机关：锦衣卫与东西厂(1)
明朝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恐怖政治，而恐怖政治的代言人就是锦衣卫与东西厂，合称“厂卫”。在皇帝的直接指挥下，厂卫特务无所不至，上起公侯贵戚，下至民间百姓，都是他们刺探的对象。厂卫特务依仗权势，无恶不作，所用的刑具有特制的大枷、夹棍，刑罚有断脊、堕指、刺心、红绣鞋(以烧红的铁烙脚)等，惨无人道。
锦衣卫木印锦衣卫，全称锦衣卫都指挥使司，设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原来为护卫皇宫的亲军，掌管皇帝出入仪仗。朱元璋为了加强统治，特令锦衣卫侦查“不轨妖言”，兼管刑狱，握有巡察、缉捕的特权，可不经外廷司法机关和任何法律手续，逮捕拷讯官民，以至于锦衣卫逐渐演变成为由皇帝控制的特务机关，锦衣卫的最高长官为指挥使，由近臣或外戚担任。
锦衣卫下设南镇抚司和北镇抚司，南镇抚司掌管本卫的法纪、军纪，北镇抚司“专理诏狱”，直接奉皇帝之命查办各种案件，是锦衣卫的核心。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上千人，最多时达六万之众。
锦衣卫使用特务手段任意缉捕、审讯臣民，在严刑逼供下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据史书记载，明初大臣钱宰罢朝之后回到家中，因为当天起早去赶早朝，便即兴吟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遂得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时，明太祖就对他说：“昨天作得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你迟呀！为什么不用‘忧’字呢!”钱宰一听，顿时一身冷汗，磕头如捣蒜。大学士宋濂有一次在家宴请宾客。朱元璋随即就知道客人是谁、吃了什么菜、喝了什么酒，甚至主客的位置都一清二楚。
锦衣卫的一项著名的职能是“执掌廷杖”。受杖的人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午门。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早已严阵以待。受刑者被裹在一块大布里，随着一声令下，棍棒就雨点般落在他身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地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像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要一命呜呼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的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时布中人即使不死，也丢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伤害。
比锦衣卫更可恶的是东厂和西厂，它们是明朝迁都北京以后设置的特务机关。东厂、西厂由皇帝的亲信太监担任提督，直接向皇帝报告，地位更高。
明撇腿翅头炕案东厂设置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当时虽然已经有锦衣卫，但因由外官掌管，皇帝仍然放心不下。为了更便于控制监视百官，需要另设一个特务机关，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起初直接受明成祖指挥，后来统辖权转移到宦官手中，成为由宦官控制的特务机构。东厂的首领称掌印太监，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东厂的职责为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事，采用特务手段，在全国组成了恐怖的特务统治网。东厂的下属吏员由锦衣卫内拨给，其权势在锦衣卫之上。锦衣卫有权侦查一切官民，而东厂除此以外还可侦查锦衣卫。在东厂的堂上，挂着“朝廷心腹”的大匾，充分表明了东厂的重要地位和深受皇帝宠信的程度。
东厂的设置集中反映了朱棣对宦官的依赖心理。因为朱棣是篡得天下的，建文帝朝的大臣与朱棣之间各自都怀有戒心，但朱棣又不能尽杀建文时的大臣，便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厂，来侦察百官动向。东厂的性质很明确，第一，和其他宦官机构一样，是皇帝的“家臣”；第二，和其他宦官机构不同，从一开始职掌就在宫闱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朱棣的世系已被接受为正统，已经取得了“政治合法性”之后，作为特务机关的东厂不但没有被取消，其权限反而不断扩大。
东厂的权势不断扩展，不但在一般百姓中，即使在文武官僚中，也形成了一股威慑力量。据说，远州僻壤的官民，看到衣着豪华，骑优良马匹，操京师口音者，争相躲避。明朝的宦官专权，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了东厂的威慑力量。
西厂设立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西厂的权力和人数都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城至全国各地。太监汪直任西厂提督。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地罗织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多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汪直趁机陷害朝中的正直之士，培植同党，并用锦衣卫百户韦瑛为心腹，屡兴大狱。汪直每次外出，皆前呼后拥，随从众多，公卿大夫都要绕道回避。三品以上的京官大臣，汪直都敢擅自抄家审问。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一震，于是撤销西厂。成化十三年(1477年)六月，宪宗又下诏恢复西厂，汪直从此更为嚣张，手下缇骑人数超过东厂一倍，势力远在东厂之上。而此时，从前弹劾汪直的兵部尚书项忠被革官为民，大学士商辂害怕西厂打击报复，请求告老还乡，宪宗给予批准。从此，西厂的势力更大，缇骑校尉遍布大江南北，连民间斗鸡骂狗之琐屑小事，也常被牵连重罚，弄得民心惶惶，连皇亲国戚都不敢得罪西厂。成化十八年(1782年)三月，宪宗以东、西二厂不宜并立为由，关闭了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
皇家特务机关：锦衣卫与东西厂(2)
明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恢复了西厂，又设内行厂，由他直接指挥，以监视其他的官员为业。连锦衣卫、东厂、西厂也在内行厂监视之列。刘瑾被诛之后，内行厂撤销。
宦官擅权的始作俑者王振
王振(？～1449)，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一说北直隶宣府(今河北宣化)人。永乐时入宫为宦官。宣宗时曾在内书堂读书，并在英宗为太子时侍奉东宫。王振与明英宗的关系非比寻常，他是伺候英宗的贴身太监，由于当时英宗年龄太小，难免贪玩，王振便常常投其所好陪他一起玩耍，因而他又是英宗最亲近的朋友。由于王振曾经读过一些书(这在当时的太监中是不多见的)，因此在玩乐之余还教英宗念书，可以称得上是英宗的启蒙老师，英宗很尊敬他，总称他为王先生。
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病死，年仅9岁的英宗即位，英宗自然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英宗祖母、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太后虽然秉政，并不处理国家政务，而是把国家一切政务交给内阁大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处理。英宗即位后，很自然地要重用自己喜爱的王振，让王振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
王振是明代宦官专权的始作俑者。与其他太监不同的是，王振在内书堂念过书，是个“文人型”宦官，这是他独具的优势，所以在专权过程中，在如何控制皇帝、如何解除太后对他的防范、如何超越内阁对他的钳制等方面，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手腕和伎俩。
太皇太后张氏贤明有德，她看到王振逐渐有抓权揽政的迹象，害怕前朝宦官专政的历史重演而断送大明江山，一再提醒英宗严防宦官专政，并差点杀了王振，只因英宗苦苦求情，才饶了王振性命。
正统五年(1440年)，辅政阁臣杨荣病故。两年后，太皇太后也病故。阁臣杨士奇因儿子杨程杀人，心忧染病，不再上朝，硕果仅存的杨溥也因年事已高，不再过问政事。新选入阁的大臣马愉、陈循等人，因为资历轻浅，难以左右朝中局势。王振擅权的障碍都已不复存在。此时，16岁的英宗办事缺少主见，只有事事依从王振。
智化寺山门（寺内曾供奉王振塑像）一些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纷纷前来巴结，以求高升。一次，工部郎中王佑到王振府中探望。王振看到王佑没有留当时非常流行的胡须，就问他：“你怎么没有胡须啊？”王佑不加思索地朗声回答：“老爷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留呢？”这一句话使王振哈哈大笑，爽快地答应收下这个干儿子，并立即提拔他为工部侍郎，此后，王佑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当然，也有刚正不阿的。巡抚山西、河南的于谦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他的同僚劝他说：“你虽然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该带一些著名的土特产如线香、蘑菇、手帕等物，送点人情呀!”于谦笑着举起两袖风趣地说：“我带有两袖清风!”这就是“两袖清风”的来历。
王振此时几乎完全控制了英宗，肆无忌惮。宫门口那块高三尺，上面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所立，这一祖训一直被王振视为心头之患。太皇太后死后不久，王振便命人摘去铁牌，去掉了这把高悬于其头顶的利剑。
王振把持朝政，心狠手毒又诡计多端，擅权之后，大肆安插亲信，残害忠良，在朝内逐渐组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集团，其势力不断扩张。王振及其亲信大肆收受贿赂，购置良田美宅。而昏庸的英宗竟然更加重用王振，一时间，朝廷内外乌云密布，百官庶民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北方蒙古族瓦刺部进犯边境，好大喜功的王振极力怂恿英宗亲征。但王振不会打仗，屡战屡败，明朝大军在大同受阻，不得不紧急撤回。当大军逃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境内)时，与追上来的瓦刺军遭遇，一场激战，明朝50万军队差不多全部被歼，损失骡马20多万匹，从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英宗被俘。在混乱中，王振被英宗护卫将军樊忠一锤击毙。
土木堡之变是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土木堡之变的消息传到北京，皇太后命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监国。都御使陈鉴等人历数王振之罪，请求诛杀王振家族及其死党，他们满怀悲愤地说：“王振罪不容诛，死有余辜。”王振的死党马顺、毛贵和王长被愤怒的群臣当场打死，其尸体被悬于东安门外示众，王振的另一爪牙王山也被凌迟处死。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并籍没王振家产。在被没收的王振的财产中，有金银60余库，珊瑚六七尺者20余株。
“南宫复辟”的总策划曹吉祥
曹吉祥(?～1461年)，滦州(今河北滦县)人。在英宗登基之前，即入宫为宦，已有家室，“净身”原因不详。曹吉祥入宫当宦官后一直在王振手下，依附于这个权倾当朝的大宦官。“土木堡之变”中王振被杀，之后，王振的同党马顺、毛贵和王长也被群臣除掉。由于曹吉祥奸滑、刁钻，蒙蔽了朝野上下，在清理王振及其余孽的运动中逃过一劫，并很快成为王振之后又一个横行一时的弄权宦官。
“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英宗之弟朱祁钰继位，是为景帝。当时，瓦刺首领也先挟持英宗作为攻城掠地的政治工具。兵部尚书于谦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使也先的阴谋不能得逞。也先逼近京师，于谦率军民顽强抵抗，大败瓦剌军，击毙万余人，俘获瓦刺将领数十人，夺回了原先被劫掠的大批百姓和牲畜。
景泰元年(1450年)春夏，也先又对明朝发动进攻，于谦加强防务，严整军备，瓦刺军的数次攻伐均告失败。这时，瓦剌内部也不满也先的攻掠政策，主张与明议和。瓦刺看得不到多少实际利益，就同意议和，释放英宗。英宗被释返京，居皇城南宫，称太上皇。七年之后的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在宦官曹吉祥等人的帮助下，英宗乘景帝病重，重新登极，被称为“南宫复辟”。
“南宫复辟”的经过是这样的。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代宗病重。京师团指挥石亨、翰林侍讲徐有贞与宦官曹吉祥商议，要废掉代宗，重立英宗。于是决定利用曹吉祥出入宫中方便的条件，由他与英宗联系。正月十六日三更时，徐有贞提前进入朝房，石亨等率家兵1000多人潜入长安门，由曹吉祥作内应，直接进入南宫。英宗在曹吉祥、石亨等人的护卫下，乘上轿子便朝皇宫奔去。等到天亮时，曹吉祥敲响钟鼓，打开殿门。等待早朝的大臣们，没想到端坐于朝堂之上的竟是英宗，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只听见徐有贞说：“太上皇复位了，你们还不拜见？！”
曹吉祥因为策划参与“南宫复辟”有功，很快成了英宗眼中的红人，备受宠爱。英宗复辟成功，对拥立他的人论功行赏，曹吉祥被任命掌管司礼监，总督三大营，掌握了京城的军政大权。石亨进爵忠国公，徐有贞被封为武功伯。曹吉祥等三人一夜之间成了朝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曹吉祥左右着英宗，他们得势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镇压朝中正直大臣。他们首先把矛头指向了北京保卫战的直接指挥者兵部尚书于谦。于谦这位忠心报国的忠臣最后背着“莫须有”的罪名，饮冤被杀。
紫禁城东华门曹吉祥欺骗英宗，排挤忠良，甚至幻想有朝一日成为皇帝。曹吉祥掌管朝廷中枢机构司礼监，可以随意出入宫廷；其子侄都握有兵权，嗣子曹钦担任都督同知不久又进封昭武伯，侄子曹铉、曹铎当上了都督，从此，有明一代开了宦官子弟封爵位的先例。曹吉祥身边又有一批奸佞之徒趋炎附势，其嚣张气焰直逼“老前辈”王振。
曹家的一些事情英宗也有所耳闻，英宗开始留意曹吉祥一家。此时，被排挤出朝廷的李贤又被召回朝廷。李贤向英宗进言，说参与“南宫复辟”的这几个人都心怀鬼胎，要英宗严加提防。英宗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觉得自从这几个人得势以后，背着他干了不少坏事，便有所醒悟，开始疏远曹吉样。
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曹吉祥之嗣子曹钦动用私刑将人打死。英宗以此为突破口，令锦衣卫严查此事，并下诏谕告群臣，不准臣下自行其是干涉法典。曹钦心惊胆战，急忙找曹吉祥商量对策。曹吉祥也深知大祸将要临头，决定铤而走险，先下手为强。与曹钦商定，由曹钦领兵冲入皇宫，他在宫内领禁军接应，一举废了英宗。但风声走露。英宗急忙令人逮捕曹吉祥，并下令关闭皇宫四门和京城的九个大门。在与守门禁军进行了一番博杀之后，曹钦投井自杀，曹铎及其家人，不分老幼尽被屠杀。
曹吉祥一家发动的兵变，一夜之间即被镇压。三天之后，曹吉祥被处以分裂肢体的酷刑，其党羽汤序、冯益等都被诛。
特务头子汪直
汪直像汪直是瑶族人，先世居广西桂平西北的大藤峡。因先人反叛明廷被抄家。明宪宗时被掳入宫为宦官，在万贵妃宫中服侍。汪直为人狡诈，善于察颜观色，奉承讨好万贵妃。万贵妃于成化二年(1466年)正月，为刚刚登基的宪宗生了一个儿子，便在后宫飞扬跋扈，从此不把王皇后放在眼里，一心想当后宫的主宰。可是，她生的儿子没活上一年就死了。万贵妃非常害怕别的宫女或妃子生儿子，篡夺她的宠位，便让汪直在宫中细心侦察，发现哪个宫女、嫔妃怀孕，立即向她报告。从这时，汪直特务的生涯就开始了。许多怀孕的宫女、嫔妃被万贵妃逼迫堕胎。因此，汪直深得万贵妃的欢心，汪直凭借讨好万贵妃，进而获得了宪宗的宠爱，很快升任御马监掌印太监，御马监是明朝宦官十二监之一，掌管御马、兵符等事务，有一定的权力。成化十三年(1477年)至成化十七年(1481年)四年之中，汪直又掌管“西厂”，恃宠弄权，滥杀无辜，屡兴大狱，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冤案，朝野官民惨遭劫难，堪称有明一代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
西厂是明代一个镇压官民的特种机构，是维护皇权、强化统治的特务组织。汪直本来是靠讨好万贵妃得以升官的奴才，当了西厂提督之后，为了表示对皇帝的忠心，显示声威，他派出爪牙四出侦察、捕人审案。汪直诡计多端，颇具做特务的天分，经常带领一两名校尉化装成市井平民，四处打探，上至朝廷的大政方针，下至民间的繁杂琐事，他都细心搜集。尤其是官民们对朝廷和皇帝的议论都详细探听，然后直接向英宗奏明。汪直行动诡密，历时一年有余，竟未被人发觉。汪直控制下的西厂对官民言行的箝制，比先前的锦衣卫、东厂更是有过之而不及，官民因为西厂而生活在恐怖之中。汪直用一种叫“弹琵琶”的酷刑来陷害朝臣，排除异己，壮大自己的声威，这种酷刑就是用锋利的刀来剔活人的肋骨。
汪直提督西厂后，威风甚至超越皇帝。当朝御史徐镛曾说：“今天下之人，只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只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汪直每次出行，都带上一大班随从，前呼后拥，朝中的公卿大臣都要给他让路。兵部尚书项忠因正直而遭汪直谗害。有一次项忠没有主动给汪直让路，汪直就当面凌辱项忠，最终使项忠被革职为民，汪直方才罢休。由于汪直掌握了朝廷重权，以至于人们把当朝的阁臣们戏称为“纸糊的三阁老”、“泥塑的六尚书”。
成化十四年(1478年)，曾经发生了一起假汪直案。崇王府内使下人杨福，因相貌酷似汪直，便假称汪直。从芜湖、常州、苏州，到杭州、绍兴、宁波，所到之处，各地官员争相奉承，甚至有人找上门托他打官司。当他南下到福州时，被福建镇守太监识破，杨福被斩杀，轰动一时。此案虽然颇令汪直难堪，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汪直的权倾一时。
汪直为了巩固其受宠地位，先后在成化十五年(1479年)和成化十六年(1480年)，两次出征任监军，谎奏捷报，冒领军功，使其两个爪牙陈钺和王越分别升任兵部尚书，被封为成宁伯。汪直被累加禄米，数额是正一品文武官禄米的数倍。
善于诙谐表演的中官阿丑曾经在宫中装醉谩骂，周围的人说皇帝驾到，阿丑仍谩骂不停，有人叫道，汪公来了，阿丑立即惊慌失措地逃走了。问其原由，阿丑回答：“现在的人哪知皇帝，只知道汪太监啊。”阿丑曾在宪宗面前表演：穿着汪直的衣冠，手持双斧，并说：“我领兵打仗，全仗此两钺。”两钺，即陈钺和王越，都是汪直的亲信。宪宗看过阿丑的表演后，感到汪直权重镇主，逐渐开始疏远汪直，派他外出，总镇大同、宣府等处。
成化十七年(1481年)，明朝北部边境遭受蒙古骑兵侵扰，宪宗命汪直、王越前往宣府御敌，敌兵退却后，其他人均奉调回京，却让汪直移镇大同。朝臣们看到这个情况，知道汪直在宪宗面前失宠了，才敢上告汪直的罪行。首辅万安领衔上疏，要废除西厂。万安因向万贵妃献媚，向宪宗献房中术，为人们所鄙视。但他奏请罢置西厂，大家都认为他办了件好事。
西厂的命运与汪直的命运紧密相连。成化十九年(1483年)六月，汪直与总兵官许宁发生矛盾，兵部认为应早作处分。过去，文臣武将很少敢与镇守太监抗衡，即使发生争执，皇帝也是偏向太监。但这次宪宗却责备汪直不以“边寄为重”，遂剥夺了他的兵权，将他调任南京御马监太监。不久，科道官再次奏劾汪直妄报功次，侵盗钱粮，擅作威福，交结朋党。于是，汪直被降为奉御，不久又被罢了官，汪直遂跌入他政治生涯的最低谷。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汪直去世。
“立皇帝”刘瑾(1)
刘瑾像刘瑾，生于陕西兴平的一户普通人家，自幼净身，本姓谈，因投身于镇守太监刘顺门下做义子而改姓刘，明英宗天顺初年入宫。在宫中，刘瑾很仰慕英宗时的宦官王振的做派。刘瑾在少年和青年时期，苦心钻营，学会了察言观色、见机行事、阳奉阴违、挑拨离间等一系列本领，在孝宗弘治五年(1492年)三月，被宦官李广推荐，成为皇太子朱厚照的侍臣。刘瑾处处小心谨慎，挖空心思争取太子的欢心。太子朱厚照和孝宗对他都产生了好感。
弘治十八年(1505年)，孝宗病死，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在武宗周围，有八个太监对他影响最大，即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和刘瑾，人称“八虎”。而刘瑾乃“八虎”之首。
“八虎”以游戏引诱武宗，每天向武宗进献鹰犬、歌舞、角觝等，又引导武宗微服出宫，置武宗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刘瑾爬上去的手段是陪皇帝玩，满足武宗寻欢作乐的要求。武宗贪图玩乐，觉得刘瑾等称他的心意，十分宠信他们。刘瑾每天给武宗安排许多寻欢作乐的事，等武宗玩得正起劲的时候，便把大臣的许多奏章送给武宗批阅。武宗很不耐烦，说：“我要你们干什么？这些小事都叫我亲自处理？”说着，就把奏章撂给刘瑾。打这以后，事无大小，刘瑾都不再上奏。
刘瑾的才干高于其他人，尤其是伶牙俐齿，善于狡辩，这是刘瑾的一个特点，这使他在后来的官场中如鱼得水。刘瑾的另一个特点是他有强烈的权力欲，群臣的弹劾给刘瑾创造了机会。他对其他宦官说：“使瑾入司礼，可使科道结舌，文臣拱手。”他曾经对武宗说：“弘治间，朝权俱为司礼监、内阁所掌，朝廷不过虚名而已。如天下镇守、分守、守备等项内官皆司礼监官举用，大受贿赂。如不信，只将司礼监掌印太监抄了，金银可满三间房屋。若将天下镇守内臣取回，别用一番人，令彼各备银一二万两，进上谢恩，胜赂司礼监。”于是，刘瑾逐渐博得了武宗的宠爱与信任，武宗把刘瑾视为心腹。
刘瑾的羽翼丰满以后，权势不断扩张，完全控制了朝政。他一手栽培的亲信死心为其效力。主掌内阁的大学士焦芳称刘瑾为“千岁”，自称“门下”，凡出自内阁的票拟章奏，都完全遵从刘瑾的旨意。各种公文，均称刘太监而不呼其名。都察院所奏本章，直称刘瑾之名，没有称“刘太监”，刘瑾阅后大发雷霆，都御史闻讯急忙率属下前往刘瑾府中跪伏请罪，才免遭刘瑾的惩治。
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宫廷内外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外朝大臣必欲铲除“八虎”。内阁、部院、科道等官纷纷上言。武宗看到这些奏章，不禁大吃一惊。武宗派外朝官僚与内阁联系，商议处置刘瑾等宦官的办法。外朝官僚便认为处置“八虎”已是手到擒来。刘瑾等人事先得到风声，大惊失色，赶忙召集其他七人连夜到武宗面前哭诉求情。武宗做了相反的决断，不但不听大臣劝谏，反而提升刘瑾为司礼监，又让刘瑾的两个同党分别担任东厂、西厂提督，将王岳等支持阁议的太监贬充南京净军，局面一夜之间突变。
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刘瑾令群臣跪于金水桥，宣示奸党名单。列入奸党的有大学士刘健等几十人，罗织的罪状是“递相交通，彼此穿凿，曲意阿附，遂成党比”。宣示奸党，便把异己逐出政治舞台；让廷臣跪而听诏，造成他们心理上更大的压抑感，这是刘瑾树立权威的一个重大步骤。
正德三年(1508年)夏，早朝时发现攻击刘瑾的匿名书帖，刘瑾令群臣跪于奉天门下曝晒。宦官李荣同情被罚大臣，送去一些冰块为他们解渴消热，遭到刘瑾的喝斥。宦官黄伟见因一封匿名信连累众人，气愤不过，发了几句牢骚，触怒了刘瑾，当天就被放逐到南京。文武百官被罚跪一天，也没有找到投信之人，傍晚，刘瑾下令把五品以下官员全部收入锦衣卫狱中，而主事何销、顺天推宫周臣、进士陆伸三人因中暑身死。后来，他听说此书是内臣所为，方释放诸臣回家。
刘瑾依靠其淫威，数兴大狱，众多官员被抄家。他设计了一种大枷，有150斤重，被他迫害的大臣戴上这种枷后，没几天便被拖累致死。刘瑾知道负责劝谏的言官们对他是一种很大的威胁。刘瑾掌权后，对言官除了借故进行罢免、廷杖以及诬陷定罪外，在平时还命他们在早晨寅时(三点到五点)入朝，一直到下午的酉时(五点到七点)才让走。一天在朝时间竟达十四五个小时，刘瑾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没精力弹劾自己。
正德四年(1509)十月，设内行厂，刘瑾亲自掌管。内行厂的酷烈更胜于东、西二厂，内行厂还有一个特殊功能，就是监视东、西二厂，即监视可能对刘瑾构成威胁的另一些大太监。朝臣和宦官都在刘瑾的监视之下，每天都担惊受怕。都给事中许天锡想弹劾刘瑾，奏章写好后再三思量，担心不能成功，把奏章揣在怀里，悬梁自尽了。
在畏惧和讨好心理的作用下，各衙门职官奏事，先把章奏送到刘瑾处。刘瑾也往往将章奏携回私室，与同党捏写旨意。一些王公大臣，知道送给明武宗的奏章，皇上是看不到的，因此，有什么事上奏，就先把复本送给刘瑾，再把正本送给朝廷。当时，京师流行“两皇帝”之说，称武宗为坐皇帝或朱皇帝，称刘瑾为站皇帝或刘皇帝。
“立皇帝”刘瑾(2)
刘瑾究竟拥有多少家产呢？据史家考证，刘瑾的家产近乎天文数字——合为33万公斤黄金、805万公斤白银，而李自成打进北京时收缴崇祯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仅为20万公斤黄金！这个数字如果靠着刘瑾的俸禄，即使不吃不喝，也要经过500万年才能达到。而事实上，刘瑾却只用了5年就完成了。可笑的是，这个巨贪竟然曾经上演了一场“拒贿秀”。据《明史?宦官列传》记载：有一次，御史欧阳云等十余人按照规矩来给刘瑾行贿。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一次，刘瑾不但向皇上揭发了他们的行贿行为，而且还将欧阳云等全部治罪。
刘瑾在权势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动了篡位之心，他私自刻了印玺，暗造弓箭，企图寻机夺位，群臣也对他恨之入骨。
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宁夏发生了安化王朱寘鐇反叛事件。他以反刘瑾起兵，得到许多武臣的拥戴。朱寘鐇之变也最后决定了刘瑾的命运。五月，朝廷以泾阳伯神英为总兵，右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太监张永总督军务，率兵讨寘鐇。刚一出兵，寘鐇即被擒。回师路上，杨一清要张永利用奏捷的机会，揭发刘瑾的奸恶，张永本来与刘瑾就有矛盾，听了杨一清的鼓动，欣然应允。
八月甲午日(9月13日)，刘瑾安排这天给他的哥哥、都督刘景祥出丧，而把张永献俘安排在第二天。但张永13日便入宫，待刘瑾退后，张永取出寘鐇起兵的檄文献上，并陈奏刘瑾不法之事。太监马永成也出言相助。武宗有所省悟，立即行动。在搜查刘瑾府第时，武宗亲自到了刘瑾宅府，抄没金银宝货不可胜计，另有伪穿宫牙牌、衣甲丁弩及玉玺等违禁物品，还发现刘瑾平常使用的扇子里，装有机关，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可以发射致人于死地，武宗看后大为震惊，尤其是看了扇子中的机关匕首，不寒而栗：“刘瑾这个奴才，果然要反！”下决心处死刘瑾。
依照惯例，一般的死刑犯要等到秋天的霜降以后，在冬至以前才被处死。因刘瑾属于谋反的第一重罪，所以不等到秋天的霜降到来就行刑了。刘瑾被处以极刑，凌迟三日而死。按照规定，要剐3357刀，据说在他身上剐了1300多刀后，他还没有死，当天晚上抬回监狱还能喝粥。凌迟时，每下一刀吆喝一声，可说极为残酷。原来受过刘瑾祸害的人家纷纷用一文钱买下刘瑾已被割成细条块的肉吃下，以解心头之恨。这一年，刘瑾刚好60岁。刘瑾被处死后，其家族15人及同伙吏部尚书、锦衣卫指挥等也被处斩。由刘瑾起用的大学士焦芳等60多人，均被逐出朝廷，结束了刘瑾专权乱政之祸。
“三角联盟”的核心冯保
冯保像冯保，字永亭，号双林，河北深州人，嘉靖年间任司礼监秉笔太监。隆庆元年(1567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当时司礼监掌印太监空缺，按照资历，冯保应该升任，但隆庆皇帝不喜欢冯保，而大学士高拱深受隆庆皇帝信任，高拱推荐御用监的陈洪代了这个缺，冯保因此怨恨高拱。陈洪接管司礼监以后不久便死了。高拱又推荐了掌管尚膳监的孟冲。这次，冯保可不干了，决心和高拱一决高下。
冯保选中了次辅张居正作为合作对象来搞掉高拱，而此时的张居正也想赶走竞争对手高拱，垄断内阁的权力，于是冯、张两人的关系逐渐牢固。同时，冯保又看中了皇太子李翊钧的生母李贵妃，李贵妃想要在儿子登基之后，在做皇太后时要和正宫娘娘陈皇后做皇太后一样，要有一个徽号。冯保便趁机说，只要是高拱做首辅，李贵妃的目的一定达不到。如果能赶走高拱，张居正当上了首辅，李贵妃之事自然就会迎刃而解了。李贵妃便和陈皇后商议，废了孟冲，由冯保任司礼监提督。
这样，在冯保的极力策划下，冯保、张居正和李贵妃的“三角联盟”正式形成，而冯保正是“三角联盟”的核心。
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去世，朱翊钧即位，是为神宗万历皇帝。万历即位时只有10岁。万历登基前后，冯保又导演了一出出巩固其权势的活剧。
朱翊钧登基那天，冯保将他扶上宝座，随后便站立在皇帝的宝座旁边不下来。满朝文武见冯保高高在上，侍立在新皇帝座旁，无不大惊失色。当他们听到穆宗遗诏说：“阁臣高拱、张居正、高仪、司礼太监冯保辅佐朝政”时，也只好山呼万岁，伏首庆贺。矫诏盗取了朝政大权，冯保揽权便有了合法的依据，得以名正言顾地干预政事。
起初，穆宗驾崩时，高拱曾经在内阁中痛哭，说：“十岁的太子，怎样治理天下。”冯保却在皇太后和李贵妃面前诬陷高拱说：“高拱斥责太子为十岁孩子，怎样能作人主。”皇太后和李贵妃听后大吃一惊，太子听了，吓得面色大变。不久，高拱被逐。在家中闲居数年后，忧郁患病而死。
高拱被逐后，张居正成了首辅。张居正把陈皇后尊为“仁圣皇太后”，把李贵妃尊为“慈圣皇太后”。这样，冯保、张居正和李贵妃各得其所，三人垄断了朝廷内外的一切权力。冯保既掌管司礼监，又提督东厂，即总管朝廷内外，势力更加嚣张。
慈圣太后对皇帝的管教很严格。冯保倚仗太后，经常挟持皇帝，皇帝很害怕他。有时和小宦官在一起玩，见冯保进来，赶快整理衣服，一本正经地坐好，说：“大伴来了。”冯保甚至让张居正代皇帝起草罪己诏，发给内阁。渐渐的，长大的皇帝对冯保心生不满。
而冯保却更加蛮横放肆，即使皇帝有所赏罚，如果不是从冯保的嘴里说出来的，就没有人敢去执行。皇帝越来越不能忍受，但冯保在里面倚靠着太后，在外面倚靠着张居正，皇帝也没有办法把他除掉。
冯保贪婪成性，他的亲信、锦衣卫指挥徐爵对什么事情都参与策划，依仗冯保的势力到处招揽权力，大臣也有很多人和他勾结。徐爵晚上到禁门，守卫的人都不敢盘问，冯保及其同伙就蛮横到如此地步。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死，张四维升任内阁首辅。神宗开始亲执朝政。亲政的神宗，发现君权与阁臣所握之权之间存有矛盾，而且阁臣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制约皇帝。神宗下决心要收回君权，树立绝对权威。但控制内廷的冯保正插手内阁事务，所以神宗决定先除掉冯保。而此时，李太后逐渐不干预朝政，冯保失去了另一个倚靠。宦官张鲸、张诚趁机罗列冯保的罪状，请求皇帝废逐冯保。皇帝还是害怕冯保，心有余悸地说：“如果大伴上殿来，我怎么办?”张鲸说：“既然有圣旨，他冯保怎敢再进入？！”这时，御史李植、江东弹劾冯保的奏章也送来了，皇帝便把冯保降职为奉御，安置到南京，不久，冯保病死。冯保被逐出不久，其党羽也相继被罢官免职。冯保的弟弟冯佑、从子冯邦宁也被革职关进监狱，死在狱中。
值得一提的是，冯保多才多艺。经常对酒设乐，雅歌投壶，颇有儒者风度，这在有明一代的宦官中是极为罕见的。因此，皇帝多次把象牙的图章赐给他，上面刻着“光明正大”、“尔惟盐梅”、“汝作舟楫”、“鱼水相逢”、“风云际会”等字，对他非常尊重。冯保凡是写书法、匾额、对联之类，都把这些章或者“双林”、“景仰前哲”等图章盖在上面。冯保还是个制琴能手，所造的琴不少，人们以拥有他制作的一把琴为荣耀。
“骑在万岁头上的九千岁”魏忠贤(1)
魏忠贤像客氏像魏忠贤，生于隆庆二年(1568年)正月，原本是河间府肃宁的一个市井无赖，已成家并有一女。因为赌博输钱，又无力偿还，被人百般羞辱，一气之下，自己动手割去生殖器，投奔京城，希望在宫中能出人头地。魏忠贤入宫后，先在司礼监秉笔太监、掌管东厂的孙暹名下做事，同时，魏忠贤小心行事，又极力讨好巴结太监魏朝，和魏朝结拜为兄弟，魏忠贤为兄，魏朝为弟，因此宫中有“大魏、二魏”之称。魏朝又把他推荐给王才人，管理伙食。王才人是神宗万历皇帝的妃子、朱由校的生母。魏忠贤利用这层关系，经常接近朱由校，不断送些奇巧玩物，精致吃食，朱由校非常喜欢他。当初，魏朝和朱由校的乳母客氏(客意娘)是“对食”，魏忠贤通过魏朝结识客氏之后，便向客氏大献殷勤，立刻博得客氏的欢心。后来，魏忠贤又与客氏相通。客氏逐渐喜欢魏忠贤，而厌恶魏朝，魏朝和客氏断了私情，魏忠贤得以专门侍奉客氏。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朱翊钧驾崩，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朱由校被立为太子。不久，魏忠贤在客氏的帮助下，由惜薪司升司礼监任秉笔太监。光宗即位不足一月，就一命归天。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朱由校是魏忠贤伺奉、讨好多年的主子，客氏又是朱由校的乳母，所以熹宗朝，魏忠贤和客氏狼狈为奸，扰乱朝纲。
魏忠贤得势以后，首先要除掉的便是其“兄弟”魏朝。这是因为，魏朝也是熹宗重用的实权人物，司掌兵仗局，不除掉他，自己的权势就得不到扩展。魏忠贤在客氏的支持下，借重熹宗的力量，勒令魏朝告病出宫，魏忠贤矫诏将魏朝逐往凤阳，又指使亲信在途中把魏朝杀死。
魏忠贤早已摸透熹宗的一喜一怒，引导皇帝极尽声色犬马之好，使其沉迷在糜烂的生活中不理朝政。熹宗有一个特殊的嗜好，就是特别喜欢做木工活，不但会用斧锯，还能盖房子，刷油漆，尤其精于雕琢制作小型器件。他干这些活的时候，全神贯注，所有事情都全然不顾，对于当皇帝，对于日理万机地处理朝政，丝毫不感兴趣。魏忠贤见有机可趁，便故意找熹宗聚精会神干木工活时送上奏章。这时熹宗往往随口就交给魏忠贤去办理。这样一来，许多事都可以不奏报，魏忠贤的意志便成为皇帝的旨意。
熹宗听任大权旁落而无所顾惜，便为魏忠贤提供了极佳时机，使他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总督东厂太监的身份轻松自如地把持朝政，并且把熹宗服侍得舒服妥帖，心满意足。熹宗因而对他爱护备至，信任有加，对他的擅权百般容让，在诏旨中与魏忠贤平起平坐，动辄称“朕与厂臣”如何如何(所谓“厂臣”即总督东厂的魏忠贤)。因此，后来，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宗大罪时指出：朝廷上下只知有魏忠贤不知有皇上，“宫中府中大事小事，无一不是魏忠贤专擅，即章奏之上，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魏忠贤的名号愈来愈多愈高：厂臣、元臣、尚公、殿爷、祖爷、老祖爷、千岁、九千岁，有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岁”，距“万岁”只有一步之遥了。
魏忠贤利用当时熹宗的昏庸，控制了皇帝以后，便把持朝政，网罗亲信，结成政治帮派，在魏忠贤淫威之下，一些趋炎附势之徒，纷纷投在魏忠贤门下，先后集结约有80多位大臣，形成了臭名远播的“阉党”。其中“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则是阉党中的骨干。其中，以“五虎”、“五彪”尤为亲近。“五虎”是指文官，有佥都御史崔呈秀、兵部尚书田吉、工部尚书吴淳夫、副都御史李夔龙、太常卿倪文焕；“五彪”指的是武官，有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锦衣卫指挥崔应元、东司理刑杨寰、东厂理刑官孙云鹤。此外，“十狗”则以吏部尚书周应秋为首。这些走狗门下的爪牙，则又不可胜数。魏忠贤通过他的党羽，把持了中央的内阁、六部、厂卫以及地方上的总督、巡抚。就是这帮人内外呼应上下结合，擅权乱政，打击异己，把当时的政治局面搞得畸形而恐怖，后人称之为“阉党专政”。崇祯初年清查“阉党逆案”，共清查出首逆同谋6人，交结近侍19人，交结近侍次等11人，逆孽军犯35人，谄附拥戴军犯15人，交结近侍又次等128人，祠颂44人，共计258人，如果加上“漏网”的57人，那么共计315人。可见“阉党”声势之大。
魏大中绝命书卷
“阉党专政”激起了朝廷内外忠正之士的愤慨。对于魏忠贤专权，外朝官僚分为两大派，反对魏忠贤的官僚称依附于魏忠贤的官僚为阉党，依附魏忠贤的官僚把反对魏忠贤的官僚统统划为东林党。魏忠贤得势之初，正是部分东林党人得到重用之时，魏忠贤曾想笼络他们，遭到严厉拒绝，从此，魏忠贤便与东林党形同水火。天启三年(1623年)，东林党人杨涟首先发难，上疏罗列其二十四宗罪，魏忠贤为此切齿痛恨东林党人，杖死工部郎中万燝，先后罢斥大学士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数十人，又在中央内阁、六部以至地方遍置死党。
魏忠贤的党羽还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浙江巡抚潘汝祯假借机户恳请，建祠于西湖，建成后请熹宗赐匾额，熹宗题名“普德”。不久，潘汝祯升为南京刑部尚书。此例一开，为魏忠贤兴建生祠立刻成为风气。魏忠贤生祠遗址全国各地都争先恐后地为魏忠贤建生祠。苏州的“普惠祠”、松江的“德馨祠”、扬州的“沾恩祠”、淮安的“瞻德祠”和北京的“隆恩祠”、“广仁祠”、“茂勋祠”，以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广、四川等30余县，均建了生祠。每建一祠，多者用数十万，少者也要数万。所用钱财，不是盘剥民众，就是取自官府。建生祠需要土地，或占民田民墓，或拆民房民舍，没有人敢阻拦。开封建祠，拆毁民舍达2000余间。监生陆万龄还别出心裁，建议在国子监建造生祠，把魏忠贤与孔子并论：“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荒唐至极。
“骑在万岁头上的九千岁”魏忠贤(2)
2002年，在陕西省榆林市旧城大街附近的新明楼发现一尊铜像，此铜像高2.05米，身穿四爪蟒服，眉心有一“白毫”(眉心珠)，脸上无胡须。经专家考证，此乃魏忠贤之铜像。当时，任延绥巡抚的朱童蒙在“镇南之祠”为魏忠贤修建了一座生祠。魏忠贤倒台后，各地生祠遂废。明末清初之际，榆林政权更迭频繁，到了清代，这尊魏忠贤像已不为人们所识。由于当地人民不知真情，一直将魏忠贤的铜像当做佛像供奉了数百年。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病死，其弟弟、信王朱由检即位，就是崇祯。魏忠贤还想继续控制崇祯帝。据说，魏忠贤曾进献国色四人，带有香丸一粒，名“迷魂香”，要把崇祯皇帝变成痴皇帝，但没有得逞。崇祯皇帝即位不久，就把客氏赶出皇宫。同时，各地官民上本论魏忠贤之罪的竟达数百本，崇祯片纸不遗，亲自披阅，看到阉党所为令人发指，不禁动怒，下诏擒拿魏忠贤等人，抄没家产。十一月，魏忠贤被免去司礼监和东厂的职务，谪发凤阳守祖陵。这是一个试探，崇祯看到没有引起大的骚乱，便命锦衣卫擒拿魏忠贤，魏忠贤行至途中，接到密报。想到昔日的荣华富贵，魏忠贤也感到生不如死，便悬梁自尽了。崇祯下令分魏忠贤尸体，悬其首级于河间示众。又下诏在宫中浣衣局杀了客氏。同时，斩杀了许多魏党党羽，抄没他们的家产。魏忠贤及其党羽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
F0 8 名臣名将
明朝开国第一武将徐达
徐达(1332～1385)，明朝开国第一武将，字天德，濠州(今安徽凤阳)人，出身于农家。徐达谋略过人，治军严明，智勇兼备，战功卓著，在帮助朱元璋攻灭张士诚、陈友谅等割据势力，北伐元军，消灭元朝等重大战争中都立下赫赫战功，名列功臣第一。明朝建立后，因功被任命为中书右丞相，且先后被封为信国公、魏国公。徐达一生刚毅武勇，持重有谋，纪律严明，屡统大军，转战南北，功高不矜，被朱元璋誉为“万里长城”，并称赞其“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1385年2月，徐达因病去世(一说被朱元璋害死)，结束了他的戎马生涯。死后追封中山王，谥号武宁，并赐葬钟山北麓(明太祖朱元璋之孝陵北)。
徐达像元朝至正十三年(1353年)，徐达在元朝末年农民起义的浪潮中，加入郭子兴的起义军队伍，隶属朱元璋部。至正十五年，他随朱元璋渡过长江，攻克采石，打下集庆(今南京)，辅佐朱元璋创建政权。后来奉命以大将军身份领兵攻取镇江，因功被授以淮兴翼统军元帅。至正十七年，他率兵东进，克常州、取常熟、江阴等地，屡次打败张士诚的部队，成功地阻止了张士诚军的西进。次年，奉命留守应天(今南京)，升为奉国上将军、同知枢密院事。至正二十年五月，徐达与中翼大元帅常遇春在九华山下设伏，斩俘陈友谅万余人。后来又随从朱元璋设伏应天城下，再次大败陈友谅军，俘获7000余人。第二年，在攻打江州(今江西九江)战役中，身先士卒，率师猛攻，迫使陈友谅退兵武昌，并领军追至汉阳，战后因功升为中书右丞相。至正二十三年秋，在鄱阳湖大败陈友谅，次年，官升左相国。至正二十五年，以大将军衔率师出征，按照朱元璋先克淮东、再占浙西、后破平江(今江苏苏州)的军事方略，进攻张士诚，攻克泰州。次年攻取高邮、淮安、兴化(今均属江苏)等地，彻底占领淮东之地，接着占领浙西，连战皆捷。至正二十七年九月，攻陷平江，俘获张士诚及其将士25万余人，再次因功封为信国公。同年十月，徐达被朱元璋任命为征虏大将军，同副将常遇春率师二十五万开始北伐，不久攻取山东，随即占领河南，然后很快挥军攻下大都(今北京)，改名北平，宣布了元朝的灭亡。
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为防备退居漠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卷土重来，加强战备，兴修长城。命徐达领兵平定山西，又向北驱逐元残余势力，主持重修北京的咽喉重地——居庸关，以防止蒙古骑兵的突袭。洪武三年，徐达率兵出潼关，趋定西(今属甘肃)，进剿元朝大将扩廓帖木儿，经过激烈战斗，大败元军，擒获元朝郯王、济王以下文武官员一千八百余人，士兵八万六千余人。论功升至中书省右丞相，参理国事，并晋封魏国公。朱元璋命他镇守北方军事要地北平(今北京)。他在北平徙民实边，大兴屯田。他善于治军，号令严明，士卒都愿意以死效命。由于他长年在外征战，加上他在战争中的杰出表现，使他获得了“谋勇绝伦”的称誉，甚至连明太祖也与他有“布衣兄弟”之称。
莫愁湖——相传朱元璋与徐达曾在湖边下棋作为明代的开国功臣，一生从事军旅生涯的徐达深知边塞对于国家的重要，再加上明朝初年蒙古残余势力骑兵不断南下骚扰明朝边境。于是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一万五千一百人，依山傍海筑长城及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关”，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山海关。嘉靖年间的《山海关志》里面记载说：“国朝洪武十四年，创建城池关隘，名山海关。”从此，山海关成了北京东面的咽喉要塞。山海关的修建，使这一带的长城固若金汤，成为阻止蒙古骑兵南下的重要屏障。也使得周边的老百姓从此免于战乱，更使大明王朝从此没有了蒙古兵经常在这一带不断骚扰而又奈何不得的痛楚。
为了表彰徐达的显赫战功以及他修筑山海关的功劳，明景泰五年(1454年)，朝廷下令在山海关城内为徐达立庙祭祀，成化七年(1471年)建成，所建之庙叫显功庙，又称太傅庙、徐达庙，由内阁大学士商辂撰《显功庙记》，勒石立碑。可惜的是今天已经不存在了，遗址在山海关北街居民前胡同。
太傅提兵出塞还，更因渝塞起渝关。
石驱到海南城堞，垒筑连云北倚山。
辽水至今来靺鞨，蓟门终古镇窴颜。
岁时伏腊犹祠庙，麟阁勋名孰与班？
这是明嘉靖年间山海关兵部分司主事陈绾写的《显功庙》诗，它歌颂了徐达筑山海关建山海卫的丰功伟绩。
徐达墓位于南京钟山，是明初诸功臣墓中保存较好的。墓前丰碑石马，规模宏大。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立的“御制中山神道碑”。这块碑通高8.95米，宽2.2米，厚0.70米，下承龟趺，蔚为壮观，比明孝陵(太祖墓)四方城的“神功圣德碑”还高出0.11米，它是明代功臣墓中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一块神道碑。碑文由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撰写，共约2100余字，记载了徐达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功绩。更让人惊奇的是，这块碑的碑文里有标点符号，这实在罕见，可算是古碑中的一件奇闻。学者经过研究认为，大概碑文是由臣下代笔，而他们怕没有文化的朱元璋读起来不方便，于是用圆圈断句，然后交付工匠镌刻，因是皇帝“御制”，工匠只得依样画葫芦，于是给我们留下了这块标有句读的碑文。
天下奇男子常遇春(1)
常遇春像常遇春(1330～1369)，明朝开国名将。字伯仁，濠州怀远(今属安徽怀远)人。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他先是投靠刘聚，至正十五年(1355年)转投朱元璋，从此追随朱元璋南征北伐十四年，在兼并群雄、推翻元朝、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常遇春驰骋疆场，经历无数战役，屡建奇功。后来朱元璋在总结开国之功时曾说：“计其开拓之功，以十分言之，遇春居其七八。”认为常遇春的功勋“虽古名将，未有过之”，常遇春先后做过总管府先锋、都督、统军大元帅、中翼大元帅等。在他一生的军事生涯中从没有打过败仗，所以他很豪迈地说能率十万军横行天下，所以军中常用“常十万”来称呼他，世人也都称他为“天下奇男子”。
常遇春世代务农，家境贫寒，他自幼习武，二十岁左右便“貌奇伟，勇力绝人，猿臂善射”。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常遇春在家乡先是跟随土匪刘聚。至正十五年(1355年)春天，投奔朱元璋，由于他勇敢善战，多次建功。至正十五年(1355年)六月，随朱元璋率军渡江南下，参加了著名的采石(在今马鞍山市之南、长江东岸)战役，战斗中，面对着元军的如雨乱箭，常遇春乘一小船在激流中挥戈猛攻，率先登岸，杀入敌阵，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元军大败，朱元璋乘胜率军攻占太平。次年三月，又攻占集庆(今南京)，改为应天府。朱元璋占领集庆及其周围地区，获得了富庶之地，为他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次战役中，常遇春初露锋芒，一战成名，升为元帅，开始得到朱元璋的赏识。
至正二十年(1360年)五月，陈友谅率水军数十万直逼应天府。陈占据长江上游，兵精船大，雄心勃勃，虎势群雄，是朱元璋统一事业的主要对手。双方在南京城西北的龙湾展开恶战。常遇春奉命与冯国胜率军三万设伏，经过一场鏖战，大败陈友谅，陈军死伤惨重，溃不成军，陈友谅大败而逃。龙湾大捷，朱元璋以少胜多，转危为安，并借机壮大了力量。常遇春大破敌阵，战功卓著，升行省参知政事。龙湾战后的第三年，陈友谅率军六十万再次来攻，双方在鄱阳湖进行了一场持续三十六天的大决战。战斗中，朱元璋座船搁浅，而陈友谅的大将张定边正率船队来围攻，情况万分危急。紧急关头，常遇春急来增援，射伤张定边，帮助朱元璋脱离困境。然后利用小船优势，组织火攻，乘风放火，把陈友谅的舰队烧得烈焰冲天，死伤惨重，湖水都变成红色。陈友谅在撤往湖口时遭到常遇春的迎头堵截，在混战中被流矢射中死去。打败陈友谅后，朱元璋的实力一举成为群雄最强。论功行赏，仍然常遇春功劳最大，升为平章政事。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七月，常遇春随徐达率军攻取庐州。后来又率军与邓愈会合，占领江西的新淦、吉安、赣州、南安等郡县及岭南的韶州、南雄等地。第二年五月，常遇春又与邓愈率军攻取湖北的安陆、襄阳；十一月随徐达率军攻占泰州。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八月，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兵二十万，东征张士诚。经过长达十个月的攻坚战，终于攻破平江城，张士诚战死。常遇春再次因功进封为鄂国公，朱元璋极为赞赏他，当众夸赞他说：“当百万众，摧锋陷坚，莫如副将军。”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率领二十五万大军北伐元朝。由于北方元朝军事力量已经大大削弱，所以，徐达、常遇春率军仅用了三个多月即平定山东。洪武元年(1368年)四月，明军在洛阳与元军遭遇，常遇春率领麾下壮士突入敌阵，勇猛冲杀，在洛水之北击溃元军五万，并占领了河南和潼关，夺取了西进陕西的门户，为攻取元朝都城大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洪武元年闰七月，徐达、常遇春率师由临清沿运河北上，连下德州、通州，逼近北京。常遇春墓前的盔甲石人元顺帝携后妃、太子等逃奔上都开平(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八月二日，徐达、常遇春一举攻占大都，改名北平府。接着又挥军西进，平定山西。洪武二年三月，西征军进攻陕西。元顺帝乘明军主力远征陕西、山西之机，命丞相也速率军向北平反攻，兵锋直抵通州。常遇春奉命与李文忠率步卒八万、骑兵一万驰援北平，元军闻讯仓皇北逃，常遇春率军追击千里，大获全胜。为了彻底解除元军对北平的威胁，常遇春又率军直捣元上都开平，迫使元顺帝逃奔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
洪武二年(1369年)元月，常遇春与李文忠在大兴州(今隆化县城)大破元军，又率军杀向上都。《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元主先已北走，追奔数百里，俘其宗王庆生、平章鼎住等，斩之。凡得将士万人，车万辆，马三万匹，牛五万头。”常遇春和李文忠取得上都大捷后，凯旋而归。据《明史》记载，七月初七，当大军行至柳河川(今河北龙关县西)时，常遇春忽得“卸甲风”，很快就病死在军中，年仅39岁。朱元璋闻讯大为震惊，写诗痛悼他：“忽闻昨日常公薨，泪洒乾坤草木湿”，他下令将常遇春作为勋臣陪葬孝陵，择墓于南京太平门外，赐给祭田。朱元璋亲自主持葬礼，并派人通知大将军徐达回京参加会葬。追封为开平王，谥忠武。后又在南京鸡笼山下建的功臣庙中给他塑像祭祀，把他排在首位。礼遇之厚，非同一般。
天下奇男子常遇春(2)
作为带兵将领，常遇春十分爱护士兵，并能处处身先士卒，史书说他“每与敌战，出则当先，退则殿后，未尝败北，士卒乐为之用”。同时他治兵严明，大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不扰百姓。他出身贫苦，非常关心百姓的疾苦，曾向朱元璋建议免除百姓给军队交纳的粮草，朱元璋采纳了他的建议，通过屯田，解决军队的粮饷，从而减轻了百姓的沉重负担。
常遇春还很善于处理和同僚的关系，他率军作战时既能够节制诸将，又能虚心与大家研究对策，集思广益。他身为副将军，与大将军徐达一起征战，非常尊重小他两岁的徐达，谦逊地“奉节制，进止赴期不敢爽毫发，大将军雅敬爱之”，关系十分融洽，互相配合，相得益彰。明朝的名将首推徐达，其次就是常遇春，二人并称“徐常”，都是明朝的开国元勋，没有徐、常二人鼎力相助，朱元璋不可能战胜群雄，推翻元朝，登上皇帝宝座。
明朝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1)
李善长像李善长(1314～1390)，字百室，定远(今属安徽)人，明朝开国大臣。少年时曾经读书，喜欢法家思想。他为人机智多谋，善于推断时事。元至正十四年(1353年)，投靠朱元璋，他劝朱元璋效法刘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的做法，以成帝业。从而受到朱元璋青睐，作为参谋，参预机要，组织馈饷，不断被委以重任。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攻占太平府，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任大元帅，任命李善长为帅府都事。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自立为吴王，以李善长为右相国。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封他为宣国公。后来朱元璋改制，以左为上，李善长于是成为左相国，居百官之首。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即位为帝，李善长被任命为左丞相。后为胡惟庸案牵连被杀，卒年77岁。
李善长投靠朱元璋时，正是朱元璋急需谋臣之际。朱元璋问他天下什么时候可以安定下来，他说：“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一番话深得朱的赞同，于是用为幕僚。后来朱元璋威名日盛，来投奔的人与日俱增。就由李善长考察他们，荐举优秀人才。臣僚之间出现矛盾时，也是李善长去做双方工作，消除隔阂，显示了很高的才能。郭子兴想把李善长调过来辅助自己，李善长坚决辞谢不去，使朱元璋更加信任他。
李善长注重取信于民，建议严明军纪、禁止抢掠。朱元璋十分赞同，立即严厉整饬军纪，使百姓得以安定，由此朱元璋的队伍声名日振，附近百姓纷纷前来投奔。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朱元璋攻占集庆，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为以后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胜利面前，朱元璋的部队士气有些松懈，掳掠事件时有发生。为整顿军纪，李善长精心导演了一出“假杀徐达”的好戏，这出戏十分奏效，使徐军攻克镇江后，秋毫无犯，镇江城内平静如常。朱元璋的队伍更得民心，大大推进了根据地的扩展和军事上的成功。从此，“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决于善长”。此后朱元璋率军频繁作战，李善长则始终居守应天府(今南京)。作为朱元璋的根据地，应天府至关重要，朱元璋信任李善长，才将应天委托给他。而李善长也没有辜负朱元璋的重托，他全力以赴，努力工作，表现出了极为出色的组织和管理才能，在很短时间里，便使应天将士和睦，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百业兴旺。充裕的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前方，保证了军队的战斗，为朱元璋打下江山立了汗马功劳。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徐达率领的朱元璋大军，在战场上东征消灭了张士诚，北伐攻取了山东，向南逼降了方国珍，接着挺进福建，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条件基本成熟，以李善长为首的文臣谋士开始为朱元璋登基作好各项准备工作。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初四，由李善长担当司仪，朱元璋在六朝古都金陵(今南京)南面称帝。
洪武元年(1368年)五月，太祖去汴梁(今河南开封)视察，留李善长在京居守，大小事务都由李善长自行处置，可见太祖对李善长非常信任。以后，朱元璋把除军事外的一切朝廷事务，事无巨细，都由李善长掌管，李则不厌其烦，认真处理，井然有序。
明朝建立后，徐达、常遇春等大将仍在出生入死、戎马倥偬。而李善长身居后方却享受高官厚禄，自然招来非议。于是太祖强调：“我既为君，善长当为相。”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时说：“善长虽无汗马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于是授给他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为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授铁券，上书李善长“东征西讨，日不暇给；尔独守国，转运粮储，供给器仗，未尝缺乏；专繁治剧，和辑军民，各靡怨谣。昔汉有萧何，比之于尔，未必过也。”免二死，子免一死。当时封公之人，仅有徐达、常遇春子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及李善长六人。而李善长位居第一，荣耀之至。
李善长虽然功劳卓著，但他也有性格缺陷。《明史》说他“外宽和，内多忮刻”。即外表宽厚温和，而内心狭窄。参议李饮冰、杨希圣因侵犯了李善长的权力而遭灭顶之灾，李饮冰被割乳身亡，杨希圣遭劓鼻而残。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视察汴梁时，李善长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犯罪，御史中丞刘基依法判斩，李善长却要求不作深究，刘基请示皇帝后，杀了李彬。李善长十分气愤，上奏诬告刘基专断擅权，还窜掇别的官员奏告刘基，刘基终于被迫告老回乡。李善长位高权重，是淮西官僚集团的核心人物。在他的力荐下，胡惟庸从宁国知县一步步爬上左丞相的位置。他们当政时，淮西集团在朝中居于统治地位，处处排斥不是淮西派的官员。朱元璋虽靠淮西势力起家，但也要笼络更多的人才为自己服务，他更怕淮西集团势力膨胀威胁皇权。这就造成了朱、李间的矛盾，也埋下了李善长悲剧的伏笔。
胡惟庸为相后，大权在掌，专行横断。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以擅权、植党、枉法等罪状杀了胡惟庸，接着大兴党狱，株连三万多人。虽然没有追究李善长，但对他的怀疑、不满却与日俱增。二十三年(1390年)，监察御史告李善长与胡、蓝都有牵连。朱元璋斥责李“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心怀两端，大逆不道”，赐缢死，终年七十七岁，其全家七十余口一律处斩。朱元璋手诏条列其罪，为《昭示奸党三录》，布告天下。
明朝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2)
次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李喊冤：“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太祖看了竟无话可说。明代史家郑晓、王世贞等人都对李善长参与谋反持否定态度。
“开国文臣第一”刘基(1)
刘基像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人。明朝开国元勋，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谋略家。刘基出身官宦世家，自幼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他通晓经史，能测天文，精通兵法，民间有“上有诸葛孔明，下有刘基伯温”的说法。
刘基12岁就考中秀才，23岁考中进士。至元二年(1336年)，出任江西高安县丞。他恪守本职，执法如山，曾经深入乡间，体察民情，严惩了一些勾结贪官污吏无恶不作的豪强恶霸，并整治官吏，使高安县的社会风气大为好转。当时的大文人揭傒斯赞叹说：“刘基是魏徵一流的人物，英雄豪迈之气还要超过魏徵，将来必是治国安邦的大才!”刘基刚正不阿，一身正气赢得了百姓的赞誉，但却遭受同僚们的嫉恨和排挤，于是他辞职归乡，闭门读书。三年后，江浙行省以儒学副提举第二次起用他，不久，他又辞职而去，移居杭州，寄情山水，遣兴自娱。至正十二年(1352年)，浙江行省又以浙东元帅府都事之职三次起用他，以对付在沿海起义的方国珍，刘基因主张剿捕方氏反对招安而被罢官。至正十六年(1356年)浙江山民起义，江浙行省四次以都事起用刘基。此时的刘基已认识到朝廷的不可救药，他在一首赋中写道：“上壅蔽而不昭兮，下贪婪而不贞；权不能以自制兮，谋不能以独成；进欲陈而无阶兮，退欲往而无路；忠沉沉而不白兮，心摇摇而不固。”表达了他的绝望之情，至正十八年(1358年)他第三次辞官回家，归隐青田，发愤著述，写下了著名的传世之作《郁离子》，借书中主人翁郁离子之口批判元朝弊政，总结经世治国经验。
这时以金陵为根据地的朱元璋已成一方英雄，他非常注重人才，重视笼络知识分子。听说浙东名士刘基正隐居青田，便几次派人请刘基出山。被朱元璋的诚意所动，刘基于是投向朱元璋。朱以恭谦的态度向刘基请教灭元兴邦、统一宇内的办法，刘基呈上时务十八策，认真分析天下形势，提出多种谋略方策。朱元璋大为赞赏，将他安排在身边，参预机密。刘基很快成为朱元璋智囊的核心。
尽管朱元璋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但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对朱元璋构成极大威胁。另外，朱元璋尊奉小明王韩林儿，受其封爵，用其年号，没有自己的旗号。因此打破军事上张陈的夹击、政治上受制于人的局面，对于朱元璋来说事关重大。刘基力主朱元璋摆脱小明王，争夺天下。朱元璋不久就杀害了韩林儿，树立了自己的旗帜。至正二十年五月，陈友谅攻下了南京外围的重镇太平，并围攻南京。朱元璋内部吵闹不一，有的主张决一死战，有的主张弃城转移，有的主张献城投降。刘基坚决主战，并出计打败了陈友谅，取得了应天保卫战的胜利，还借机收复了太平，巩固了根据地。此役分显示了刘基卓越的军事才能。
陈友谅和张士诚是朱元璋统一天下的最大障碍，消灭他们势在必行。朱元璋的多数将领主张先打张士诚。刘基则认为如果先打张士诚，陈友谅定会乘虚而来；若先攻陈友谅，张士诚则不会轻举妄动。主张先攻打陈友谅，被朱元璋采纳。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亲率军队西征陈友谅。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与陈友谅决战于鄱阳湖上，陈友谅战死。消灭陈友谅后，朱元璋挥戈东进，征伐张士诚。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攻占平江(今江苏苏州)，张士诚自缢而死。自此长江中下游尽归朱元璋所有。朱元璋深感刘基策略的正确，称赞他说：“先生是我创立江山的第一等功臣。”将他比做汉代谋臣张良，尊称他“老先生”而不呼其名。从此更加倚重刘基，经常和他一起商量军政大事，有时遇到重大决策，仅召他一人密议。对他几乎到了依赖的程度，连刘基母亲去世他想回乡奔丧都不愿意准假。后来虽然勉强准假，还经常写信给他请教军政大计，并提前召他回来。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朝建立，刘基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和太子赞善大夫。他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论，主张宽仁之道。他认为治世应该德刑并用而以德治为主，要有仁爱之心，关心和爱护百姓，反对暴政；主张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以维护封建秩序。刘基同丞相李善长纂成《大明律》，作为治国大法。刘基任御史中丞时，处死了犯法当斩的李善长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引起朝野震动，连朱元璋也赞扬他的刚直不阿。刘基还多次以天旱求雨为由，请求明太祖处置天下积案、释放无辜百姓，以体现朝廷宽仁之心。
刘基在举荐贤能方面，主张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不念私人恩怨，顾全大局，建议太祖以李善长为丞相。李善长辞职后，朱元璋想让与刘基私交很好的杨宪接任，刘基认为不合适而反对。又直言了当否定了太祖看好的汪广洋和胡惟庸。他不以恶己者为恶，好己者为好，而是是非分明，秉公无私，堪为历史上一段佳话。朱元璋没有听他的，先后选用了杨、汪、胡三人为相，结果个个都出了问题。
刘基祠堂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论功行赏，授刘基弘文馆学士，封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诚意伯等。第二年(1371年)受淮系排斥的刘基致仕还乡。洪武六年(1373年)，丞相胡惟庸在皇上面前诬陷刘基，说他图谋不轨。朱元璋听信谗言，革掉了刘基的俸禄，准备严加查办，刘基被迫赶往京师谢罪。怕再受诬陷，于是留在南京，结果积忧成疾。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重病不起，被送回故乡，一月后去世(一说为胡惟庸毒死)。享年65岁，谥号文成，著有《诚意伯文集》。
“开国文臣第一”刘基(2)
刘基死后，明太祖下诏令其子孙世代承袭诚意伯爵位。天顺元年，刘基六世孙奏请立诚意伯祠，天顺三年建成刘基庙。正厅塑有刘基及其二子坐姿仪像，神态庄严。大梁与巨柱上分别悬有历代名流题书的巨匾和楹联。如明代正德皇帝的撰联是：“占事考详，明有徵验，开国文臣第一；运筹画计，动中机宜，渡江策士无双。”近人蔡元培先生的撰联：“时势造英雄，帷幄奇谋，功冠有明一代；庙堂馨俎豆，枌榆故里，群瞻遗像千秋。”
凄凉惨死的旷世奇才解缙(1)
解缙像解缙(1369～1415)，字大绅，江西吉水人，明代著名文学家，内阁大学士。据说解缙聪明绝伦，他的母亲在地上写字教他，他过目不忘。解缙六七岁时就能即席吟诗作对，被誉为神童。关于他童年的传说故事，在民间流传十分广泛，家喻户晓。他十九岁考中进士，授以中书庶吉士，因才华出众被明太祖朱元璋所器重。后因上“万言书”批评朝政，尤其是指责太祖屡改政令，杀戮过多，惹怒了朱元璋，被罢官达八年之久。到建文帝即位后才再度受到重用。永乐初年，担任翰林学士，主持编撰《永乐大典》，深得成祖重用。永乐五年(1407年)，以“泄禁中语”、“廷试试卷不公”等罪名，贬到广西。永乐八年，他到京城奏事，正好成祖不在京师，于是他拜见太子而还，结果被加以“无人臣礼”的罪名下狱，后在狱中被杀。著有《文毅集》、《春雨杂述》等。
洪武二十年(1387年)解缙参加江西乡试，考中第一名为解元，次年参加南京会试，被取为第七名，殿试后录取为三甲进士，被任命为翰林院庶吉士。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四月的一天，解缙侍从朱元璋。朱元璋谈到时政，并对解缙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少年得志的解缙年轻气盛，当天便写了“封事”万言书，批评朝政，指责太祖屡改政令，杀戮过多。解缙因此而名声大噪，但也因此触犯龙颜，被罢官回家，十年不许入京。直到朱元璋死后，朱允炆即位，才再度被起用。后来，“靖难之役”爆发，燕王朱棣攻进南京时，解缙率先迎接朱棣进城。朱棣准备登基时，命著名才子方孝孺草拟《登极诏》，但方孝孺忠于建文帝，宁可招致杀身灭族之祸也不肯写。于是解缙写了《登极诏》，为他以后受到朱棣重用奠定了基础。
朱棣即位不久，解缙便从翰林待诏升任本院侍读，由九品官一跃至正六品，后又受命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成为朱棣身边的顾问。一时诏敕号令，颁布四方，皆出其手，“论思献纳，多所裨益”。甚至有时在深夜，朱棣上床就寝时，还赐座给解缙，让他坐在床前，商议国家大事。前人曾把他比做宋代欧阳修、文天祥，可见他当时在朝廷中的地位和作用。解缙进入内阁的同时，杨士奇、杨荣、胡广、胡俨、金幼孜、黄淮六人也被选入内阁，朱棣赐给他们七人金织罗衣各一件，他们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内阁之臣。
永乐元年，朱棣下诏，由解缙任总裁，曹国公李景隆为监修官，茹瑺为副监修官，重修《太祖实录》。由于前车之鉴，解缙小心翼翼，书成“尽焚旧草”，这同当时政治形势有很大关系，在追杀建文旧臣的恐怖气氛中，史官不得不审慎行事。因为这次修改实录主要是删去其中涉及朱棣夺位的部分，并非真正重修，因此到第二年六月便完成。但是，担任《太祖实录》总裁给解缙来带来极高的荣誉，他的同僚甚至上司都只是担任了纂修官。修成《太祖实录》后，朱棣又命解缙等人动手编辑《列女传》，只用了半年时间便完成，朱棣亲撰序文，刊印颁行。
永乐二年(1404年)二月，解缙出任会试主考官，这一年是甲申年，故称甲申科，此科共取录四百七十人。但是十分凑巧的是：廷试取录的状元曾棨为永丰(今属江西)人，与解缙相识，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简均为吉水人，二甲第一名杨相为泰和人，第二名宋子环也是吉水人，第三名王训为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第四名王直又是泰和人。前七人均属吉安府，令天下举子大哗。而主考的内阁学士五人解缙、胡广、杨士奇、胡俨、金幼孜竟也都是江西人，而解缙、胡广、杨士奇又都是吉安府人，如此一来，很自然地使人想到其中定有隐情。所以后来解缙被弹劾廷试阅卷不公，他有口难辩。
《永乐大典》解缙还主持纂修了《永乐大典》，这是中国第一部最大的综合性类书。编辑《永乐大典》动用了三千名专家学者，从永乐元年开始，历时六年完成，共有22937卷，装订成11095册，总计3亿7千多万字。
但这一次解缙未能参与修竣全书，因为在永乐五年(1407年)二月，解缙出任广西布政司右参议，极不情愿地离开了内阁近侍的位置。他离开京城的原因与“立储之争”有很大关系。成祖朱棣有三个嫡子，长子朱高炽敦厚仁孝，二子朱高煦雄武强悍且在“靖难之役”中立下战功，并笼络了一批武臣，一心夺嫡，三子朱高燧以英武闻名，最得朱棣钟爱。朱高炽的地位岌岌可危，不过要朱棣废长立幼，一时决心难下。于是他就征求解缙的意见，解缙是极力反对废除嫡长子的，他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成祖听后默然不语。事隔不久，成祖拿出一幅虎彪图，命廷臣应制作诗。解缙见图，很快写了一首诗呈上，诗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成祖见诗，心中有所感悟，加之群臣也大都主张立高炽为太子，于是朱棣不再犹豫。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初四，正式册立朱高炽为太子，朱高煦为汉王，朱高燧为赵王，并设置了东宫官属。解缙等人奉旨侍奉东宫，每天奉敕为太子讲解《文华宝鉴》，以东宫官属为自己的责任，忠心辅佐，这样就与蓄谋夺嫡的汉王朱高煦的矛盾日趋激化。而太子之立原属勉强，所以成祖始终不喜欢朱高炽。解缙于是进谏说：“这样做会引起争端，不好。”成祖很不高兴，加上朱高煦挑拨，认为解缙是有意离间，一怒之下，便将解缙黜任广西。从此解缙便不再春风得意。
凄凉惨死的旷世奇才解缙(2)
永乐八年(1410年)解缙从广西至南京朝廷奏事，而朱棣早在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便由于征伐蒙古前往北京。解缙未能见到朱棣，出于旧主情谊，便去谒见监国的太子朱高炽，之后便回去了。十一月，朱棣回到京师，汉王朱高煦便状告解缙“伺上外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诬告他私觐东宫，必有隐谋。朱棣听后十分恼怒，下令逮解缙入狱。之后解缙更是倍受冷落，他在狱中整整被关了五年，无人过问。永乐十三年(1415年)，锦衣卫上报囚犯名册，成祖看见了解缙的名字，才想起问道：“解缙还在吗？”并稍露怜惜之意。朱高煦听说后，害怕成祖重新起用解缙，于是密令用酒灌醉他，然后把他埋到积雪中，活活冻死，当时解缙年仅47岁。一代文才，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一生。后谥文毅。
四平安南的四朝重臣张辅(1)
张辅(1374～1449)，字文弼，明朝河间王张玉的长子。燕王朱棣起兵靖难时，他和父亲张玉跟从朱棣作战，为指挥同知。后来张玉在东昌战死，张辅接替父亲的职位。他骁勇善战，屡立战功。朱棣攻下京师登基后，封张辅为信安伯，禄千石。永乐三年(1405年)进封新城侯，加禄三百石。
这年，安南黎季犛弑主夺位，自称太上皇，立儿子苍为帝。老国王的孙子陈天平从老挝逃跑来投奔明朝，后来季犛假装要把政权还给陈天平，请陈回国即位。于是，成祖遣都督黄中带领五千士兵护送陈天平回去。但是季犛却设下埋伏，杀死了陈天平。成祖闻讯大怒，命成国公朱能为征夷将军，张辅为右副将军，率兵八十万，讨伐黎季犛。永乐四年(1406年)十月，朱能死于军中，张辅代为统帅，接着被朱棣拜为将军。次年五月，张辅率军俘获季犛及其子苍，押送京师。安南平定，得四十八府州，一百八十县，三百一十二万户，设交阯布政司，统治其地。自唐朝灭亡后，交阯独立四百余年，如今重新归入明朝版图。
明代铁炮永乐六年(1407年)夏，张辅回到京师。朱棣赐宴奉天殿，亲自为他作赋《平安南歌》，并进封英国公，岁禄三千石。
是年冬天，安南简定又起兵叛乱。明政府命沐晟前去征讨，沐晟却大败而还。永乐七年(1408年)春，张辅再度率师征讨，很快大败叛军，俘获简定，押送京师。永乐八年(1409年)，朱棣命留下沐晟追击叛军余部，张辅班师还朝。但是张辅回去后，安南陈季扩再度叛乱，沐晟难以制服。永乐九年(1410年)正月，朱棣再次派张辅与沐晟协力进讨。永乐十二年(1413年)，再次平定叛军，抓住季扩解送京师。在安南设升、华、思、义四州，增置卫所，留军镇守。永乐十三年春张辅回到京师，被命为交阯总兵官，前往镇守。后来陈月湖等再度作乱，都被张辅消灭。永乐十四年(1415年)冬，朱棣召回张辅。
明军作战时使用的陶蒺藜张辅先后四次交阯平叛，并建置郡邑，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交阯人最怕张辅。因此，当张辅回去一年后黎利又起兵造反，明政府几次派兵征讨，都无功而返。宣德年间，柳升再次兵败交阯，宣宗召集大臣廷议，打算放弃交阯，张辅力争也无法改变。明朝严从简论及安南之失的时候叹息说：明朝失去安南，第一在于不让张辅在安南镇守；第二在于驻守安南的官员贪暴，致使安南动荡不安；第三在于明朝大臣只会小门小户算计，而不看见保有安南的远利。
永乐二十三年(1424年)，朱棣以65岁高龄第五次北征蒙古，7月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死前召见英国公张辅嘱咐后事，命传位于太子朱高炽。
1425年，朱高炽即位，是为仁宗。张辅掌中军都督府事，升太师，并监修《成祖实录》。仁宗在位期间，任用贤良，轻刑薄役，核查冤狱。“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但是仁宗仅做了一年皇帝就病死，由皇太子朱瞻基继位，为明宣宗。宣德元年，宣宗的叔父汉王朱高煦谋反，他想引诱朝中大臣武将为内应，于是派遣其属下枚青到英国公张辅家里游说。张辅把枚青绑起来送入宫内，并向宣宗请求率兵平叛。宣德元年(1426年)秋八月，宣宗亲自出征，张辅跟随军中指挥作战，在强大的攻势下，朱高煦被迫出城投降，乱事遂平，天下安定。张辅因功加禄三百石，朝夕侍奉皇帝左右，谋划军国大事，手握重兵，威名益盛。宣德四年，进阶光禄大夫左柱国。
宣宗朝，文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可谓人才济济。宣宗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这也是明朝二百七十余年间的极盛时期。
但可惜的是，宣宗也只做了10年皇帝就死了。1436年，英宗朱祁镇即位，当时吏部尚书蹇义已经死去，宣宗旧臣除“三杨”外，资格最老、地位最尊的就是英国公张辅了。因此，他倍受重用，凡是军国大事，重要政务，很多时候都由他来裁决。英宗为太子时，身边有个宦官王振朝夕侍侧，王振狡黠多智，由于英宗年幼无知，王振投其所好，得到信任，英宗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太监，并且称呼他为先生。王振逐渐大权在握，专擅朝政，飞扬跋扈，朝中大臣对他唯唯诺诺，不敢得罪。只有张辅不把他放在眼里，敢与他据理以争。这使王振对他恨之入骨，后来找了个机会弹劾张辅回奏稽延，将他抓了起来。但因张辅是历朝勋旧，王振也不能奈之如何，只是命杖其二十。太皇太后闻知，急忙命令停杖，但是已经来不及。张辅被杖后，太皇太后十分恼怒，召张辅、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入见。英宗东首上立，五大臣西首下立。太皇太后对英宗道：“此五大臣系先帝简任，留以辅汝，一切国政，应与五大臣共议，非得他赞成，不准妄行！”英宗表面答应，但是内心并不愿听从，反而更加宠信王振，致使政治腐败，军备废弛。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率兵南下，侵犯明朝。英宗在王振的劝诱下御驾亲征，率明军50万北抗瓦剌。由于王振专权，张辅虽然跟随出征，但是不能干预军事，不能指挥作战。结果在土木堡明军大败，全军覆没。英宗被俘，张辅战死，时年75岁。后追封定兴王，谥号忠烈。
四平安南的四朝重臣张辅(2)
张辅“雄毅方严，治军整肃，屹如山岳”。四次率兵征服安南，开疆扩土，战功为诸武将中第一。并“历事四朝，连姻帝室”，地位非常显赫。虽然如此，张辅为人却从不刚愎自用，而是小心谨慎，与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夏原吉同心辅政。仁宣时期二十余年，海内晏然，张辅功不可没。
“不带江南一寸绵”的况钟(1)
明代运河戎克船
一肩行李，试问封建官场有几？
两袖清风，且看苏州太守如何？
这是江西靖安县况钟墓后清风亭里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用朴实无华的语句，高度概括、赞扬了一代清官——况钟清正廉洁的高贵品德。
况钟(1383～1443)，字伯律，明江西靖安人。二十四岁时被靖安县知县俞益选拔为县书吏。后来被慧眼识人的吏部尚书吕震举荐为礼部仪制司主事，任职期间，先后受到明成祖朱棣31次嘉奖。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被破格提拔为仪制司郎中。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被荐举出任全国税粮中心地区的苏州府知府，因政绩卓著留任达13年之久，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卒于任所。
况钟在礼部任职十五年，口碑很好，因而得到内阁大学士杨士奇的器重。宣德五年(1430年)，苏州等九个府空缺知府，明宣宗命大臣推选廉洁而有才能的官员去任职。尚书蹇义推荐况钟，杨士奇也赞成，于是宣宗任命况钟为苏州知府。他到任后，针对苏州吏治腐败的状况，首先大力整饬吏治。认真清查、审理较大贪污案件，经过多日调查，当众处死了六个贪赃枉法的胥吏，接着对苏州府辖下的官吏进行考核，“出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余人。郡中不寒而栗”，罢免了一大批平庸无能的官员，选拔培养廉洁公正之士分任各级官吏。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他减削田赋，废除苛捐杂税。苏州官田的租非常重，一亩田“科米不等，少者一斗三升至四升止，多者自五斗至三石”。明宣宗虽下诏减免，但没有得到贯彻。况钟多次上奏请减官租，宣德七年(1432年)，宣宗批准减去官田租七十二万一千六百石，荒田租十五万石，使苏州百姓负担大大减轻。他还率领苏州民众兴修水利，疏浚河道，兴修太湖一带水利，促进了苏州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设济农仓，防备饥荒，赈济灾民。并修建学校，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人才。
明代运河戎克船况钟的前任知府惰怠公务，致使讼案“累年莫决，囚多死于淹禁”。况钟心系百姓，到任后仔细处理这些案件。苏州府下辖七个县：吴县、吴口、长洲、常熟、嘉定、昆山、崇明，况钟逐县审问案件，不到一年，“勘部过轻重囚一千一百二十余名，吏不敢为奸，民无冤抑，咸颂包龙图复生”。明冯梦龙《警世通言》有一篇《况太守断死孩儿》，赞扬“况青天折狱似神”，即为佐证。况钟还大力清理军籍，释放受冤百姓。明朝军人是世袭的，都立有军籍。军士死了或逃亡了，要由他子弟或孙子补充。宣德三年，御史李立、同知张徽奉命到苏州清理军籍，为邀功请赏，他们借“清军”之名，动用酷刑，强迫民户抵充军户，百姓被冤死者不计其数。况钟到任后，这些受尽冤屈的百姓，“扶老携幼，填塞道路，号哭呼天”，况钟经过调查，向朝廷揭发了李立、张徽等的罪行。在苏州府范围内，免除了160人的军籍，明确了1240人的军籍仅限于本人，不得株连追捕。同时下令缉捕抢劫百姓的官军。明代设在苏州府范围内的苏州卫、太仓卫及浙江等地卫所的官兵，经常四出行凶抢劫，敲诈勒索。况钟鼓励被害人检举揭发，对本府卫所的违法官军逮捕严惩，属于外府卫所的则押解进京法办，遏制了这股邪气。
况钟虽在富庶之地为官，却能廉洁无私。《况太守集》记述了况钟的日常生活：“其内署萧然，无铺设华靡之物。每食一肉一蔬，非公燕别兼味。家人及亲旧相对，尊酒数行，青灯夜话而已。”他写过一首《勉子侄诗》：“存心立品贵无差，子孝臣忠两尽嘉，惟有一经堪裕后，任贻多宝总虚花。”他在《示诸子诗》中说他自己“虽无经济才，沿守清白节。”告诫他的儿子“非财不可取，勤俭用无竭。”虽然苏州是丝绸之乡，但况钟的儿子每次从老家到苏州探望父亲，回去时下属们都不敢以当地的寸丝相送。他生前俭省，死后薄葬。文革中，他的坟墓被挖掘，结果发现墓内除随身几件衣服和一根发簪外，一无所有，足以证明况钟的清廉俭朴。
正是由于他的政绩和品格，况钟深得苏州人民的爱戴。宣德六年(1431年)三月，况钟母亲去世，按照礼制，他必须回原籍守丧三年，叫“丁忧”，三年孝满才能出来做官。但是苏州百姓四万余人上书称道其贤能，请求起复，他们还编了首歌谣：“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这首歌谣传遍了苏州的大街小巷。民望所归，朝廷决定让他“夺情”复任，缩短“守孝”期，早回苏州继续任职。
宣德十年(1435年)，况钟进京述职，苏州百姓怕他因政绩优异升官离去，况钟起程时，“士耆民庶咸候上道，且控舆卧辙”，舍不得他走。第二年(1436年)正统皇帝即位，下诏全国推举优秀府县官员上报。苏州官民八万多人联名奏况钟贤政，政绩评为全国之冠。正统四年(1439年)，况钟任苏州知府满九年，进京考绩，朝见皇帝，并赴吏部候升。启程时送行者“数百里不绝”。在明朝，地方官进京朝见，一般都要带上搜刮来的金银珍宝、土特产等，以巴结京城里的势宦权贵。所以当时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知县是扫帚，太守是畚斗，布政是驻袋口，都将去京里抖。”况钟赴京时，下属们念他一贯清廉，替他筹备了些礼物，以供到京城上下打点。况钟闻知后赋诗相拒：“检点行囊一担轻，京华望去几多程。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并写下著名的《进京诗》：
“不带江南一寸绵”的况钟(2)
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
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洒酒注如泉。
况钟到北京后，因任期满且政绩突出而升官。苏州百姓不愿意他到别处作官，张瀚等二万余人请愿于巡按御史张文昌，要求况钟再回苏州，明英宗接受人民的请求，升了况钟的官，赐况钟墓正三品，但仍回苏州做知府。况钟返任时“民欢迎者不远数百里之遥”。正统七年(1442年)12月，况钟因积劳成疾，病逝任所，享年60岁。朝廷对他的品行备加赏慰，特赠正义大夫资治卿。
第二年春天，装载况钟遗体的灵舟启程去江西时，苏州城“郡民罢市，如泣私亲，其奔程路祭者，络不断绝。”况钟灵船中，“惟书籍、服用器物而已，别无所有。”苏州数十万百姓身穿孝服为其送行，“民多垂泣送其柩归”两千多里水路“夹岸哭奠不绝于途”。数百名苏州人一直送灵柩至江西靖安老家！苏州府所属七县都为他立了祠堂，全郡近50万户，几乎家家挂有他的“喜神”(画像)，百姓由衷爱戴这位廉政清官。
“要留青白在人间”的于谦(1)
于谦像“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这首诗的作者是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也是他人格的自我写照。
于谦(1398～1457)，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明朝大臣、军事家。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宣德初年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的叛乱。宣德三年(1428年)巡按江西，严惩污吏，审理冤狱，颂声满道。五年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在各州县设平准仓，调节粮价，赈济贫苦，兴修水利，加固黄河堤岸，深得民心。后来升为兵部左侍郎。正统六年(1441年)遭王振等迫害下狱论死，后在两省百姓官吏以及藩王的力请下免死，并官复原职。十四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他反对南迁，指挥北京保卫战，升为兵部尚书。代宗即位后，他整饬兵备，严格督战，亲自率师二十二万，在北京九门外大败瓦剌军队，加少保头衔，总管军务。后来也先以英宗为人质逼明朝议和，于谦主张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和谈。使也先无计可施，只得放回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于谦以“谋逆罪”被杀。成化初年平反昭雪，弘治二年(1489年)谥肃愍，万历年间，改谥忠肃。著有《于忠肃集》。
明永乐十年(1412年)，十五岁的于谦考中生员(秀才)，永乐十八年(1420年)参加杭州“乡试”，考中第六名，次年会试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发动叛乱，他随宣宗御驾亲征。宣德二年(1427年)，于谦巡按江西，他公正廉明，执法不阿，即使是藩王官属，犯了罪也不宽恕，还审理平反冤狱数百件。宣德五年，升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同年，明朝开始设立“巡抚”，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职权在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三司之上，三十三岁的于谦被任命为首批巡抚，巡抚河南、山西长达十九年。在任期间，他深入民间，察访疾苦，惩治贪官；兴修水利，改良农业生产，立平籴法以备荒，并创“平仓”、“义仓”储粮，以备荒年赈灾；设“惠民药局”，救治百姓疾病；命地方官员修治河堤以防水患，招抚山东、陕西难民，予以安置；屡次上疏请求蠲发生灾害地方的钱粮赋税。始终保持为政清廉，不受私谒，为民请命，不避权贵的耿直作风，被两省百姓呼为“于青天”、誉为“于龙图”，甚至有百姓在家给他立像供奉，有的州县还为他建立了“生祠”。
正统元年(1436年)，朱祁镇即位，为明英宗。英宗年少贪玩，于是宦官近侍投其所好，得到恩宠。正统七年以后，军国大权渐渐被宦官王振把持。王振“恃宠挟恩，夺主上之威福；怀奸行诈，紊祖宗之典章；每事不由于朝廷，出语自称为圣旨”，“卖官鬻爵，诛杀无忌”，形成宦官专权的黑暗局面。朝中上下，贪污成风，地方官员进京办事，必须先贿赂上司，但是于谦从不送礼。有人就劝他：“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甩甩他的两只袖子笑着说：“只有清风。”并写了一首诗，表明自己的品行：“手帕蘑菇和线香，本资民甲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闾阎就是里巷，“两袖清风”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正统六年(1441年)，于谦遭王振等迫害下狱论死，山西、河南两省百姓上书求情，加上几位藩王说情，王振只好放了于谦，复任旧职。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太师也先率军分四路大举南下，很快占领明朝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等地。明英宗在王振挟持下亲征，由郕王朱祁钰(英宗之弟)监国，于谦以兵部事辅助。8月15日明军败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五十万大军全部覆没，英宗被俘，消息传来，举国震动。为了安定人心，皇太后宣布由郕王朱祁钰监国。同时召集大臣，商量对策。大臣们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徐有贞等主张南迁避难，于谦坚决反对，并对皇太后和郕王说：“谁主张逃跑，应该砍头。京城是国家的根本，如果朝廷一撤出，大势就完了。大家难道忘掉了南宋的教训吗？”他的意见得到许多大臣的支持，于是太后决定立郕王为景帝，明英宗改称太上皇。于谦升为兵部尚书，统帅全军，负责指挥军民守城。于谦针对瓦刺利用英宗作为人质以要挟明朝的阴谋，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使也先的阴谋不能得逞。
十月，瓦剌军打到北京城下，在西直门外扎下营寨。于谦召集将领商量对策。大将石亨主张闭门坚守，等到敌人粮草接济困难，自会退兵。于谦则主张主动出击。他分派将领带兵出城，在京城九门外摆开阵势，亲自率领一支人马驻守在德胜门外，还命令城里的守将把城门全部关闭起来，表示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决心。并且下令，将领上阵丢了队伍带头后退的斩将领；兵士不听将领指挥，临阵脱逃的由后队将士督斩。于是全军上下士气振奋，斗志昂扬，同仇敌忾，决心跟瓦剌军决战到底，保卫京城。这时，各地勤王的明军也陆续到达北京，城外的明军增加到二十二万人。
于谦手札在内外夹击的不利形势下，也先战败被迫退兵。于谦以功加少保，总督军务，于是增兵守卫真定(今河北正定)、保定、涿州(今河北涿县)、易州(今河北易县)等地，并派大将镇守山西关隘，严防瓦剌军队南下。也先看到明朝军力日渐强大，在军事上打败明朝已不可能。同时，瓦剌内部矛盾也日渐尖锐，也先手中的“上皇”不仅不再是王牌，实际上已变成累赘。于是他决定罢兵，送回朱祁镇。随即派使者与明朝讲和。而大臣们一再奏请迎接上皇，这使景帝朱祁钰很不高兴，他生气地说：“朝廷因通和坏事，欲与寇绝。”“我非贪此位，而卿等强树焉。今复作纷纭何！”一时之间群臣惶恐万分，无言以对。于谦劝说道：“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最后景帝的面色才平和下来，说：“从汝，从汝。”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明英宗回到北京，明朝与瓦刺化干戈为玉帛，互相通好，贡使络绎，贸易不绝。《明史》评论道：“卒奉上皇以归，(于)谦之力也。”
“要留青白在人间”的于谦(2)
于谦高瞻远瞩，知道和平局面断难长久，于是上安边三策，建议改革军制。并首创团营建制，挑选精兵，分营集中操练，各以都督统率，从此兵将相识，号令划一，军势日盛。在政务上，他的章奏很合时宜，令人叹服，处理公事，号令明审，百官威服，可谓功高名盛。但是他十分俭约，以国家栋梁之臣，所居之屋仅蔽风雨，景帝念其劳苦，曾赐给他一所宅第，他拒绝了，说“朝廷多事之秋，非臣子安居之日。”
景泰八年(1457年)，景帝突然患病，卧床不起。英宗趁机在宦官曹吉祥、大将石亨等人的帮助下复辟，重夺帝位，改年号为天顺。英宗被放回来后，始终对于谦不顾他的生死拒绝议和并拥立景帝耿耿于怀，正月二十三日，以“谋逆罪”逮捕于谦，不久将其处死，时年60岁。北京百姓听到于谦被害消息，十分悲痛。据史书记载：“公被刑之日，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行路嗟叹，天下冤之”。
于谦祠于谦死后，他的遗骸被人悄悄收敛起来，第二年运回杭州，葬于西湖三台山麓。明成化二年(1466年)，于谦的长子于冕上书替父伸冤，宪宗为于谦平反，并恢复于谦生前原有官爵，还下令将北京崇文门内西裱背胡同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弘治二年(1489年)，孝宗下诏，在三台山的墓旁建祠纪念。杭州、河南、山西等地百姓“皆世奉祀不绝”。
西子湖头，三台山麓，于谦墓和岳飞墓遥相对应，为如画的湖山，又添了几分悲壮豪迈的英雄气魄，正如清人袁子才诗中所说：
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
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抗倭英雄戚继光(1)
戚继光像戚继光用过的军刀戚继光(1528～1587)，明代抗倭名将，民族英雄，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字元敬，号南塘，山东蓬莱人(一说祖籍安徽定远，生于山东济宁)。戚继光自幼生长在将门，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军事生活的熏陶，自小就立志保疆卫国，十六岁时，他就写下一首名为《韬钤深处》的五言律诗：
小筑惭高枕，忧时旧有盟，
呼樽来揖客，挥麈坐谈兵。
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这首诗表达了年轻的戚继光已有保卫祖国海疆的远大志向。十七岁时，戚继光担任登州卫指挥佥事。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二十五岁的戚继光被提升为署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省沿海防御倭寇军务。倭寇指在日本内战中失败的流亡武士和商人，他们从元代末年到明代初年，经常在中国东部沿海一带抢劫中国商船，并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十五世纪后期，倭寇与中国沿海的劣绅奸商狼狈为奸，愈加猖狂，有时甚至深入内地，攻城略地，掳掠财物，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的一大祸患。戚继光任都指挥佥事后，统辖3营24卫所。防线从江苏、山东交界处，一直延伸到山东半岛的北端。海防线很长，而兵力有限，如何设防是个很大的问题。戚继光走访了当地许多官员、渔民，了解到一年之中倭寇活动最猖獗的时间多是3、4、5月和9、10月间，掌握了这几个月间的天气状况以及船只可能停靠的地方后，他采取了按照时间和地段重点设防的措施。同时整顿军队，加强训练，严格军纪，提高战斗力，于是，山东海防变得固若金汤，倭寇不敢再轻易骚扰，戚继光在山东防倭初见成效。
由于戚继光在山东抗倭有方，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朝廷又把他派往浙江，担任定海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率军抵抗倭寇，这一带是倭寇活动比较猖獗的地区。戚继光看到原来的军队素质很差，战斗力很弱，于是在义乌招募农民、矿工，组建新军。这支四千多人的新军，经过戚继光的严格训练，鸳鸯阵军纪严明，精通战法，训练有素，进退有序，作战勇猛。戚继光还根据江南水乡的特点，改革队列，创造了著名的鸳鸯阵法，使长短兵器配合作战，用火器、弓箭互相掩护，敌人进入百步之内用火器，进入六十步内用弓箭，敌人更近时，便用“鸳鸯阵”冲杀。这支军队在后来的战斗中屡战屡胜，发挥了巨大威力，深受百姓的爱戴，称他们为“戚家军”。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九月，800多名倭寇入侵龙山所，戚继光率军迎击，两军刚一交锋，明军由于怯战开始后退。在这危急时刻，戚继光飞身跃上一块巨石，连发三箭，射倒3个倭寇头目。倭寇见状，仓惶逃窜。戚继光率军乘胜追击，三战三捷，威名大震。
嘉靖四十年(1561年)五月，一万多名倭寇大举进犯台州。戚继光率领戚家军，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运用偷袭、伏击、快速奔袭等战法，打得倭寇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戚继光率部九战九捷，取得台州大捷。这场战役歼敌6000余人，使倭寇遭到致命打击。从此倭寇们心惊胆战，闻风丧胆，给戚继光取了个名字叫“戚老虎”。
次年，倭寇转而进犯福建，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南下福建，迅速荡平倭寇在横屿、牛田、林墩的三大巢穴。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戚继光与福建总兵俞大猷、广东总兵刘显联合战斗，取得平海卫大捷。次年，因功升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及浙江金华、温州两府。这年十一月，倭寇2万人围攻仙游，戚家军“三战而收全捷”。从此，戚家军威震中国东南沿海，倭寇望风而逃。在戚继光和其他将领的共同努力下，抗倭战争节节胜利，为祸已久的倭患终于被彻底消灭，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日趋安定，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功绩卓越，赢得了当地人民的称颂。在福建的于山，有一座戚公祠，戚继光庙里面有百姓给戚继光立的雕像，以缅怀他抗击倭寇的业绩。
隆庆元年(1567年)戚继光被内阁首辅张居正调到北方，镇守蓟州，以对付北方不断南下侵扰明朝的蒙古军队。隆庆二年(1568年)五月，戚继光被任命为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军务，领兵镇守北部边关。他根据蒙古骑兵的作战特点，创建了以火绳枪炮为主的步兵营、骑兵营、车营和辎重营，并使各营能够协同作战。同时，在旧长城的基础上加高加厚原有的边墙，在重要地段加厚城墙，同时在长城沿线建立了空心敌台，蓬莱阁从而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坚固防线。戚继光坐镇蓟州16年，鞑靼军队轻易不敢来犯。万历年间，蒙古骑兵曾3次骚扰边城，结果都大败而回。
万历十年(1582年)，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被视为张居正亲信的戚继光也受到排挤，调任广东总兵，失去了拱卫京城的重要地位。后来，以万历皇帝为首开始清算张居正，戚继光更加不得志，于是请求退休，但仍然被当成张居正的同党而遭到弹劾，终被革职。他回到故乡山东蓬莱后，因为避嫌，很少有人跟他来往。万历十六年(1588年)一月，戚继光寂寞地逝世于蓬莱故居，享年60岁。有感于戚继光晚年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的好友汪道昆在他的墓志铭里写下了“口鸡三号，将星殒矣”的凄凉词句。
抗倭英雄戚继光(2)
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开始在山东抗倭，至隆庆元年(1567年)调任蓟州，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扫灭倭寇、廓清海疆14年，驻守北方边镇、拱卫京城16年，足迹遍及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河北等地，历经大小战斗80次，戎马倥偬几十年。正如他在一首题为《马上作》的诗中所写的那样：
南北驱驰报主情，
江花边月笑平生；
一年三百六十日，
多是横刀马上行。
这首诗正是戚继光戎马一生的真实写照。他创建的戚家军以军纪严明、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飚发电举，屡摧大寇”而闻名天下。甚至还创造过歼敌上千人而戚家军却无一人阵亡的战争记录，因而他被誉为我国“古来少有的一位常胜将军”。因为战功赫赫，戚继光由署都指挥佥事，先后升至参将、副总兵、总兵、左都督(一品)，并授少保兼太子少保。
戚继光不仅战功卓著，而且在军事理论上也颇有建树，他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两部兵书，为后世的军事家所推崇。
辽东大将李成梁(1)
明代抗倭敌楼
李成梁(1526～1615)，明朝著名将领，字汝契，明铁岭卫(今辽宁铁岭)人。他的高曾祖李英“以军功授世铁岭卫指挥佥事”，曾祖李文斌、祖父李春美、父李泾都世袭指挥佥事。生长在这样一个武将世家的李成梁自幼读书习武，并考取秀才。嘉靖四十五年，李成梁袭铁岭卫指挥佥事。由于作战有功，不久升辽东险山参将。隆庆元年(1567年)，又升为副总兵，守辽阳。隆庆四年(1570年)，辽东总兵官王治道战死，李成梁升为辽东都督佥事。万历二年(1574年)，李成梁击败建州女真酋长王杲，升为镇守辽东总兵，总辖辽东军队。万历三年加授太子太保，万历六年大破蒙古泰宁卫后，加太保，当年十二月又因军功加封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宁远伯”，赐大红蟒袍，食禄一千六百石。万历八年，万历皇帝下诏在今北宁市为其建“宁远伯李成梁石坊”，并赐甲第于京师。
明代抗倭敌楼明朝从建立时起，边患就未曾断绝，北方边境一直动荡不安。隆庆、万历年间，蒙古族插汉儿部酋长土蛮，泰宁部酋长速把亥，朵颜部首领董狐狸等实力都很强大，经常南下侵犯；东边女真族首领王杲、王兀堂、清佳砮、杨吉砮等也羽翼渐丰，蠢蠢欲动，不时骚扰。而且他们都是游牧、狩猎民族，体力强悍，勇猛好斗，难以制服，成为明政府的心腹大患。而当时明朝政府内部又是政治腐败，文官贪财，武将懦弱，军备松弛，对他们只能束手无策。李成梁成为指挥佥事以后，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他整饬武备、信守赏罚、精选兵将、改良武器，使他所率领的军队战斗力大大提高，在抗击北方、东北少数民族的侵犯中屡立战功。
穆宗期间，李成梁主要和北方的蒙古部落作战，数次大败插汉儿部酋长土蛮、泰宁部酋长速把亥；因为战功显赫而升为辽东险山参将。
万历二年(1574年)李成梁率军征讨被朝廷视为辽东大患的建州女真首领王杲。建州女真是满清的前身，控制着清河以南抵达鸭绿江口的地区，建州势力逐渐壮大后，对明朝边境构成极大威胁。经过激战，李成梁生擒王杲，将其处决。他因此受到朝廷嘉奖，升为镇守辽东总兵，总辖辽东所有军队。万历三年，加授太子太保；万历六年，又大破蒙古泰宁卫，加太保；万历六年十二月，再次大胜土蛮部。万历八年，李成梁重创另一建州女真部落首领兀堂，将其逐出塞北，这个部落从此衰落下去。万历八年，万历皇帝下诏在北宁市为其修建“宁远伯李成梁石坊”，以表彰他的功勋，并赐甲第于京师。
万历十一年(1583年)，李成梁再度发兵攻王杲之子阿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是王杲的孙女婿，死于这次战斗。《明史纪事本末》则说塔克世虽属王杲一系，但已归附李成梁，因充当这次行动的向导而战死。所以后来李成梁将塔克世的土地人马等送给努尔哈赤，令让他承袭都督指挥衔。努尔哈赤后来羽翼丰满，统一女真各部，建元后金之后，报父祖之仇是他讨明的所谓“七大恨”之一。
后来，李成梁设计杀掉海西女真叶赫部首领清佳砮、杨吉砮，海西叶赫部从此一蹶不振，后来内部分裂瓦解，万历十七年，其首领那林孛罗投降明朝。
李成梁镇守辽东20多年，转战各地，多次打败外敌进犯，使辽东安息多年，巩固了明朝的东北边防，因此得到万历皇帝的格外器重，给以种种尊荣。李成梁的显赫使“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李成梁有九子或为总兵或为指挥使，或为指挥与参将，一时功盖当世，权顷辽东，时人誉为“李家九虎将”。他个人则居功自傲，贵极而骄，奢侈无度。随意侵吞军饷、盐税等。并以金银“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连著名政治家张居正也受过他的贿赂。
李成梁镇守辽东的纪功石坊李成梁治军通过厚奖有功将士，以荣华富贵激励士气。起初成效很大，但到了后来，享受富贵的将领们丧失了早年的进取心，功业逐渐由盛而衰。开始出现将士不愿打仗的事件，掩盖失败真相，虚报胜利以得赏赐的事情时有发生，甚至出现杀害良民冒充敌人首级邀功的恶劣行径。这些虽是部下所为，但作为统帅的李成梁难辞其咎。万历十九年(1591年)，李成梁派副将李宁出战，大败而还，李成梁竟然充耳不闻。这件事传到京城，于是一些对他不满的京官开始大做文章，纷纷谴责，巡按御史胡克俭上奏弹劾，李成梁被解任回朝。
李成梁被解职后，辽东再无可胜任总兵之人，“十年之间更易八帅，边备益弛”。李成梁长子李如松也是一代名将，万历中期援朝鲜为主将。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李如松出任辽东总兵，但他一年之后便在与蒙古部落的交战中阵亡，辽东局势十分紧张。因此，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大学士沈一贯上疏请求万历皇帝让李成梁复镇辽东，以求国泰民安，万历皇帝表示同意。这时李成梁已75岁，虽再三推辞，但没有得到皇帝恩准，于是他重新镇守辽东。而此时辽东的局势已经今非昔比，建州女真部在努尔哈赤领导下吞并了许多部落，日益强大，难以撼动。李成梁改变策略，转攻为守，以抚为主，放弃宽甸一带，将当地居民迁入内地，目的一是为坚壁清野，二是想开辟出一片利于攻防的缓冲区，遏制女真的入侵。京城里的言官们却闻讯哗然，纷纷指责李成梁放弃国土，丧权辱国。但是在万历皇帝的坚决支持下，李成梁在辽东又镇守了8年，威名不减当年，并加太傅头衔。
辽东大将李成梁(2)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李成梁去世，享年90岁。万历皇帝下诏为他举行隆重的丧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