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八十寺(1)
杭州的佛教源远流长。佛寺始建于东晋，发展于五代，兴盛于南宋。苏轼《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诗云：“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梦粱录》卷十五《城内外寺院》记南宋佛寺至少有480座寺院：“城内寺院，如自七宝山开宝仁王寺以下，大小寺院五十有七，倚郭尼寺，自妙净、福全、慈光、地藏寺以下，三十有一；又两赤县大小梵宫，自景德灵隐禅寺、三天竺、演福上下、圆觉、净慈、光孝、报恩禅寺以下，寺院凡三百八十有五……都城内外庵舍，自保宁庵之次，共一十有三。”又《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五《寺观》称：“今浮屠、老氏之宫遍天下，而在钱塘为尤众。”唐代诗人杜牧记写金陵的《江南春》诗所说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也适用于南宋时期的临安。
临安的佛寺主要有禅寺、讲寺、律寺。禅寺专修参禅，讲寺专主讲经，律寺专主持戒、传戒，谓之宗下、教下、律下，鼎足而三。禅寺又称“丛林”，在当时居多，有临济、云门、曹洞等宗。讲寺又称教寺，以天台宗、贤首宗居多。在禅寺、讲寺里，不学戒，不持戒，也不传戒，这是佛教在中国不断本土化的结果。唯有律寺主学戒、持戒、传戒，是佛教的正宗，但却渐衰微，所以数量相对较少，至明代基本消亡。嘉定年间（1208—1224年），宋室对江南佛教寺院作了评比，评定禅寺五山十刹和教寺（即讲寺）五山十刹。临安的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为禅寺五山之首，中天竺寺为禅寺十刹之一，上天竺寺、下天竺寺为教寺五山之首，集庆寺、演福寺、普福寺在教寺十刹之列。律寺主要有昭庆寺、六通寺、法相寺、仙林寺、灵芝寺等。这些寺在历史上有重要地位。
径山寺位于余杭区径山镇，唐大历四年（769年）释法钦建，代宗赐名径山禅寺。咸通二年（861年）无上鉴宗重建。乾符六年（879年）僖宗赐名乾符镇国院。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赐名承天禅院，政和七年（1117年）徽宗赐名径山能仁禅寺。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孝宗御题“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嘉定年间，列为江南禅院五山十刹中的五山之首，居灵隐寺、净慈寺、天童寺、育王寺之前，有“东南第一禅院”之称。北宋时苏轼倡导改“自袭制”为“十方住持制”（“十方选贤制”），由官府招请十方高僧主持名刹，径山寺先后有祖印常悟、净慧择陵、妙堪思慧、澄慧用渊、无畏维琳等禅师主持。南宋时有大慧宗杲、佛照德光、真歇清了、大禅了明、密庵咸杰、利翁如琰、蒙庵元聪、无准师范、痴绝道冲、石溪心月、荆叟如珏、虚堂智愚、虚舟普渡等禅师主持。时僧众云集常达1000余人。南宋时本入中国求法者从天台、浙东逐渐转向临安。径山临济宗杨岐派传入本，成为本临济宗径山派，径山寺由此成为本佛教祖庭之一。
灵隐寺位于灵隐山，东晋咸和元年（326年）释慧理创建。后梁武帝赐田灵隐寺，使其规模扩展。北宋景德四年（1007年）改名灵隐山景德寺，天禧五年（1021年）改名景德灵隐寺。南宋时灵隐寺规模宏大，有殿堂亭阁数以十计。主要有百尺弥勒阁、莲蓬堂、直指堂、千佛殿、望海阁、巢云阁、见山堂、延宾水阁、白云庵、松源庵、觉皇殿（大雄宝殿）等。诸堂匾额多为孝宗、理宗所书。寺僧多达1700余人。绍兴五年（1135年）改名灵隐山崇恩显亲禅寺。嘉定年间列为江南禅院五山十刹中的五山第二。
净慈寺位于南山慧峰下，面临夕照山。五代后周显德元年（954年）钱俶建，称慧永明院。宋太宗赐额“寿宁禅院”，不久毁。南渡后，释道容主持修建。绍兴十九年（1149年）改名净慈报恩光孝禅寺，宏盛为南山之冠。后毁于火。释道济募缘再建。嘉泰年间（1201—1204年）又毁，嘉定三年（1210年）再建。此后不断兴盛，成为江南名寺。南宋时主要有罗汉堂、华严阁、千佛阁、慧阁、宗镜堂等。著名的济公和尚在净慈寺留有许多传说和遗迹。济公和尚俗姓李，名修缘，后改名道济，字湖隐，浙江台州人。18岁在灵隐寺从瞎堂禅师出家，举止落拓，不择饮啖，众讦其违律。瞎堂禅师说：“法门广大，岂不能容一颠僧？”人以“济颠”、“散圣”名之。嘉泰四年（1204年）净慈寺大殿毁于火，相传他通过香积井运木修造。
中天竺寺在稽留峰北，隋开皇十七年（597年）释宝掌在此建道场，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钱俶改为崇寿院，政和四年（1114年）改名中天竺天宁万寿永祚禅寺。南宋时大有增建。上天竺寺初建于晋天福四年（939年）。北宋嘉祐末年（1063年）沈遘奏请改为教寺，治平年间（1064—1067年）蔡襄奏赐灵感观音院。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改院为寺，有白云堂、两峰堂、光明忏堂、法堂、中印堂、十六观堂、千佛阁、秋芳阁、延桂阁、鸣阳楼、皇华馆、夜讲堂、清华轩、双桂轩、雪波亭等50余座建筑。下天竺寺东晋咸和五年（330年）释慧理建，隋开皇十五年（595年）扩建，改名南天竺寺。五代时改名五百罗汉院，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改名灵山寺，天禧四年（1020年）改名天竺寺，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高宗赐额“天竺时思荐福寺”，庆元三年（1197年）复名天竺寺。南宋时主要有金光明三昧堂、神御殿、七宝普贤殿、无量寿佛宝阁、七叶堂、净土九品观堂、西岭草堂、观庵和曲水亭、回轩亭、重荣桧、神尼舍利塔、香林洞、客儿亭、跳珠泉、翻经台、枕流亭等120多处建筑名胜古迹。
四百八十寺(2)
集庆寺在九里松西段，南宋淳熙十一年（1251年）理宗为宠妃阎氏建，巧丽冠于诸刹。有释迦大佛宝殿、天基万寿殿、寿星堂、圆通堂、西方殿、禅观阁、###宝藏殿、龙华海会堂、百官堂等十多座建筑。寺僧多达1250余人。昭庆寺建于后晋天福年间（936—944年）。北宋乾德二年（964年）重修，南宋时改为策选锋军教场，绍兴末年恢复原名。法相寺俗称长耳相院。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天台国清寺高僧法真始驻该寺，持戒极严，北宋乾祐四年（1059年）圆寂。弟子将其真身油漆贴金，名为定光右佛。信仰者甚多，盛极一时。法真耳长9寸，上过于顶，下达两颊，号长耳和尚。仙林寺建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孝宗赐额“隆兴万善戒坛”，淳祐三年（1243年）理宗赐额“飞天###宝藏”。
宋代的道观也非常多，北宋至徽宗时达于极盛。徽宗曾诏令各州建一个中心道观，道士可领俸禄，使佛教一统天下的情况发生变化。南宋高宗一承父制，在临安陆续兴修与扩建了许多道观。绍兴年间即建了万寿观、东太乙宫、显应观、四圣延祥观、三茅宁寿观5座宫观。其后孝宗、宁宗、理宗、度宗时也建了许多宫观。这些宫观尽管数量不及佛寺十一，但地位却远胜于佛寺。其中所谓“御前十大宫观”者，直属皇城司管理。十大宫观除前述5处外，还有佑圣观、开元宫、龙翔宫、宗阳宫、西太乙宫。另外，南宋以前杭州已有较为著名的天庆观、报恩光孝观、元真观、水府净鉴观、表忠观和洞霄宫等重要的道教设施，南宋时对它们进行了整葺与拓建。一些大臣要员告老退休时，皇帝还往往授予“提举某宫观使”虚衔，让其领一份丰厚的干薪。
万寿观、东太乙宫、宗阳宫、洞霄宫等宫观规模较大。万寿观、东太乙宫除供奉道教神童的塑像外，还配享宋代帝、后塑像。洞霄宫在道教典籍上称大涤元盖洞天、天柱福地，位于余杭区中泰乡南峰村和临安市青山街道宫里村交界处，有大涤九峰山环绕，山水奇秀。据陆游《洞霄宫碑记》等文献记载，汉元封三年（前108年），武帝投简设为祈福之地，渐成道教圣地。唐弘道元年（683年）建天柱观，四周千步禁樵，建长生之林。乾宁二年（895年），吴越王钱镠与闾丘方远度地形山势重建。北宋初尝改天柱宫，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真宗赐“洞霄宫”匾，从此定名洞霄宫。天圣四年（1026年）诏详定天下名山道院凡20处，洞霄宫列第五。北宋末毁于战火。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重建。淳祐七年（1247年）增建，规制崇广。咸淳十年（1274年）焚毁。宋以后屡建屡毁，最后逐渐堙废。洞霄宫为历代崇奉，被列为道教“第三十四洞天”、“天下名山洞府第五”，有道教祖庭之称，几与五岳俱尊。历史上曾有40多位名道活动过。晋、唐之际，郭文举、许迈、叶法善、司马承祯、吴筠、夏侯子云、闾丘方远等栖迟于此，并被尊为天师。洞霄宫在南宋时被辟为行宫，皇帝宰辅常行游于此。据清张吉安等《嘉庆余杭县志》记载，南宋时设“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或“提点临安府洞霄宫”一职，作为宰相大臣退保祠禄。领此职的官员前后多达160位，如左丞相李纲、吕颐浩、王淮、留正、范钟、谢方叔，右丞相赵汝愚、吴潜、程元凤、马廷鸾，吏部尚书江万里、徐荣叟，资政殿学士范成大，工部侍郎杨时，等等。还有朱熹、米芾等学人名士。历代题咏洞霄宫的诗词有数百首之多。
四圣延祥观和显应观地处西湖北岸。四圣延祥观供奉的是“紫微北极大帝”手下的四大元帅。传说高宗出使金国时它们在冥冥中护驾有功。绍兴十二年（1142年）韦太后一回到临安，即命内侍张去为在皇宫北面筹建四圣观，权相秦桧因太后未与其相议，便从中阻挠。绍兴十三年（1143年），高宗命秦桧在孤山建四圣延祥观。孤山原有的广化寺、竹阁、柏堂、四照阁等寺院房屋被拆除或改建为其中的一部分。显应观供奉的是崔府君。传说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直逼开封，钦宗以割三镇、尊金主为皇叔等作条件，遣赵构去河北斡离不（汉名宗望）军请求缓师。赵构路过磁州（今河南磁县）时，守臣宗泽加以阻拦。赵构到崔府君庙卜得吉签，又有众多百姓劝谏，力主使金的王云被杀，赵构第二逃回相州（今河南安阳）。这个故事后来被演绎为著名的“泥马度康王”的典故。宋人写的《南渡录》、《靖炎两朝见闻录》等书称，赵构在金做人质时逃脱，后来崔府君庙的泥马显灵，救其性命。又传说孝宗降生时，其母也曾在梦中得过崔府君的某种暗示。崔府君据说指唐代贞观年间（627—649年）曾任滏阳令的崔子玉，府君是知州的俗称。南宋时被认为是东汉时的崔瑗。四圣延祥观和显应观的装饰在临安所有宗教设施中最为精致。内有著名画家萧照、苏汉臣等绘制的壁画，园林也多巧构。
宋代杭州的僧伽中也出现许多高僧大德。成为一代宗匠的有径山寺的大慧宗杲、佛照德光、真歇清了，灵隐寺的瞎堂慧远、崇岳松源，净慈寺的如净，等等。大慧宗杲盛倡“看话禅”，门下参学者多达1700余人。佛照德光是大慧宗杲的弟子，孝宗多次诏入内廷讲经说法，弟子也极多。真歇清了精通华严、净土、禅宗各派之学，弟子也多达1700余人。瞎堂慧远佛学造诣很深，其佛学思想传入本。崇岳松源庆元年间（1195—1200年）在灵隐寺六年，从学者甚多，有海内之冠之说。如净两次住净慈寺，倡“默照禅”，影响很大。本僧人道元学其法，成为本曹洞宗祖师。大禅了明、蒙庵元聪、利翁如琰、无准师范、痴绝道冲、石溪心月、偃溪广闻、荆叟如珏、虚堂智愚、藏叟善圆、虚舟普渡等也接受过本僧侣的参学。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南浦昭明入宋，参净慈寺虚堂智愚，后又随其住径山寺，回国主持筑前兴福寺、崇福寺30多年，参学弟子达1000余人。他还从径山带回茶种和茶具，将茶道传入本。
是和尚是道士
清末小说家刘鹗《老残游记》第九回里写道：申子平在山谷小院里看见屏上一首诗有仙气，便向美貌的玙姑请教它的来历。玙姑说，这位叫黄龙的生前不衫不履，与家父最谈得来。申子平又问这人究竟是和尚，还是道士。为什么这首诗又像道家的话，又有许多佛家的典故。玙姑说：既非道士又非和尚，穿的是俗装。他常说：“儒、释、道三教，譬如三个铺面挂了三个招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柴米油盐都是有的。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佛、道的铺子小些，皆是无所不包的。”又说：“凡道总分两层：一个叫道面子，一个叫道里子。道里子都是同的，道面子就各有分别了。”申子平又向玙姑请教同处在什么地方，异处在什么地方。玙姑说，其同处在诱人为善，引人处于大公。孔子一生遇了多少异端，如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类，都不十分佩服孔子，孔子反而赞扬他们，是其公处，是其大处。若佛、道两教，就有了偏心，唯恐后世人不崇奉他的教，所以说出许多天堂地狱的话来吓唬人。这还是劝人行善，不失为公。但说崇奉他的教，就一切罪孽消灭，不崇奉他的教，就是魔鬼入宫，死了必下地狱等，这就是私了。
儒家学说在汉代始兴，但当时重章句训诂之学，而且十分重视家法师承。这一传统沿袭到唐代。唐代前期的儒士仍在做烦琐的章句之学，其本意是考订经典的正统和准确。其中自魏晋以至唐初，佛、道之学因为儒学的这种迟暮而大有盖过它的气势。到了晚唐，便有韩愈站出来“拨乱反正”，是所谓“原道”的题旨。韩愈在《原道》中争辩说：“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韩愈以孟子为孔子之正传，引用《大学》提出“明明德”、“正心”、“诚意”等概念，并首先以“道”述学。由韩愈等人所开先河的宋学，渐渐在北宋成熟起来。宋学脱去汉学那种训诂传统，而转向儒学义理和心性修养方面的探索，但对儒学经世致用的原则坚持不变。后来这经世致用的一极淡化，再演变成专事修身养性的性命之学，即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这是在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宋学和理学就是后世所说的新儒学。这宋学和理学，倒也不如韩愈所说的非为佛、老之学。它们其实是儒释道三家学说长期互相交流、斗争、渗透、摄取的产物。这是明眼人一看而知的。即使韩愈，也受过佛、道之“毒害”。举例说，他在如上一段“原道”的论述后又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荀与扬是指荀子与扬雄的学说，这是汉学的传统。陈寅恪将其点破，韩愈的“定祖”之说，是从佛教徒那儿模拟来的。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读报告中曾说，佛教教义原与中国传统学说有冲突。唐玄奘唯识学为印洱宗，在中国震动一时便归于消沉。中国今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同于玄奘唯识之学。现在真能在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的，必须一方面输入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传统。此二种相辅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学之旧途径。从“道里子”一面来说，宋学、理学都是从更广阔的、更现实的层面上，经过吸收改造各家学说，所创设的新的思想体系，其主旨仍是在探讨人生的出路和社会发展的真理。汉学相对于前代学说也是如此。这也正是任何一种学说思想之所以能广泛传播和流传的原因。胡瑗讲“明体”、“达用”，既融会了诸家的智慧，也从现实的需要来思考问题。他自庆历年间起在苏州、湖州一带教学20多年，他在教学中讲经义讲时务，设经义斋、治事斋，培养人才上千计。经义斋培养有思想能治世的人才，治事斋培养有做事专长，如能治边防水利等的人才。稍晚的宋学代表人物之一薛季宣，用《中庸》中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赞美他。王安石虽“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但是直追尧舜三代，融会佛老，早年著《杂说》，晚年著《字说》，研究文物典章，使他在变法中显出无比的睿智和胆魄。他曾这样说过：善学者读其书，义理之来，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状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这表明了他坚持真理的气概。
古今学说，式样缤纷，各有姿色，其“道面子”如当今时装般多。当今时装有欧美、非洲、阿拉伯、本，还有中国传统式的。面料棉布、化纤、真丝、毛料也各个相异。当今人显得更大度与宽容，他们能欣赏非洲海岸的色彩，以致黑人模特时时得奖。可是古代那些学养高得多的大知识分子，却常要犯不会欣赏的毛病，众多“道面子”不同的学说互致不逊之言。韩愈辈明明“偷”了佛家东西还死不认账，王安石大胆地学佛弄道，却对汉学责贬太过。这还算好。程朱们与时人的相互攻讦，则更不是滋味了。有朋友搞时装展示会，我与他探讨时装设计的本质问题。他说了一句很有道理的话，你一旦走上设计之路就下不来了，因为市场时时逼你创新。设计时装是非常累人心智的，要累死人的。从这个角度来观照学术，学者们可能会变得宽容一些。无论什么学术都是累人的，因而学术是值得尊重的。
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是一则很著名的历史典故。其最早记载见于宋初二度入相的王曾所写的《王文正公笔录》：“太祖创业，在位历年，石守信、王审琦等犹分典禁兵如故。相国赵普（此时未任相）屡以为言，上力保庇之。普又密启请授以他任。于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旧相乐。因谕之曰：‘朕与公等昔常比肩，义同骨肉，岂有他哉？而言事者进说不已。今莫若自择善地，各守外藩，勿议除替。赋租之入，是以自奉，优游卒岁，不亦乐乎？朕后宫有诸女，当约婚以示无间，庶几异无累公等。’守信等咸顿首称谢。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选尚。寻各归镇，几二十年，贵盛赫奕，始终如一。前称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过也。”王曾的叙述比较平实，司马光在《涑水纪闻》里开始铺张，南宋人的描写则有点儿文学化了，像戏剧故事。有史家看了这种戏剧化的记载，再加上考证，认为“杯酒释兵权”可疑。但查北宋的官方档案《国史》、《实录》，以及被当做疑证、未录“杯酒”的《丁晋公谈录》，均有罢免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释兵权”一节。宋太祖在酒席上的那些承诺，也有事实印证。他将寡居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分别嫁给石守信、王审琦之子。后来的正史也都采录“杯酒释兵权”。前人可能信之有据。至少我们据此可以判定“释兵权”的真实性，即使没“杯酒”那么简单、浪漫，也可推断“释兵权”是在一种宽容、平和的气氛中完成的。
“杯酒释兵权”的本意是解除开国军臣的权力威胁。中唐之际，各地节度使拥兵自强，朝廷尾大不掉，致使藩镇割据。五代时，各国中央禁军的实力大增，藩镇势力变弱，但政权为禁军把持，原来“兵骄逐帅，帅骄叛上”的局面发展成“废置天子，变易朝廷”。太祖“黄袍加身”便属禁军卖主求荣。太祖对禁军虽有防范，但又认为与他结成义社兄弟的禁军统帅“昔常比肩，义同骨肉”，不会危及自己的统治。文臣赵普则以为不然。他出身小吏，精通吏道，又在节度使幕府达十余年之久，看过后晋石敬瑭的开国功臣刘知远、后汉刘知远的佐命功臣郭威在新朝建立后久握兵权、养成势力、夺得政权的历史戏。同时，作为文官来说，他也不愿意看到武将权力的膨胀和持久。所以，他多次向太祖建议，要求解除石守信等人的军权。太祖不听，赵普解释说：“我也不担心他们背叛，但是这些人都没有驾驭部下的才能。如果不能制伏部下，则军队中万一有人暗算，关键时刻没法控制。”太祖醒悟，迈开了制置武将、改革兵制的步伐。太祖先后几次对禁军进行调整。“陈桥兵变”后一周进行过一次，建隆元年（960年）秋又搞了一次。建隆二年三月进行大调整，罢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代之以石守信，罢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代之以王审琦，随之撤去殿前都点检这一最高军职。建隆二年七月再行“杯酒释兵权”。这一次太祖“杯酒论心”，根本不讲什么政治大道理，只论“人生几何”、儿女情长，使得“大将解印”。罢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点检王审琦、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侯张令铎、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罗彦瓌、殿前都虞侯赵光义。至此，原来禁军中的八位高级将帅全被解职，只有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韩重赟改任殿前都指挥使。撤去他们的职务以后，太祖或以联姻或以其他手段安抚他们，果真使他们过上了太祖所承诺的悠闲生活。他们都积极地调整好各自的社会角色，而没有“弓藏狗烹”之疑虑。在一种很有保障的、充满人情味的优裕生活之中，他们淡化了政治权欲。如石守信“积财巨万，尤信奉释氏”，高怀德“自为新声，度曲极精妙，好射猎，尝三五露宿野次”，王审琦则在节度使职位上颇有政绩。（《宋史》各本传）“杯酒释兵权”开创了宋代文治靖国的格局，建立了一种较为文明和理性的治国原则，并最终形成“未尝轻杀臣下”、“不以文字罪人”、“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叠治传统。
“杯酒释兵权”标志着唐末以来武人干政的结束。唐末特别是五代，基本上是长枪指挥政治，各政权都崇尚武治，中央核心以武人居多，治理国家的能力较弱，统治集团的内部危机及社会的不稳定性都很大。以武人开创的宋政权，重武轻文与生俱来。石守信、王审琦这些武将随即任禁军统帅，“官爵勋阶并从超等”，而作为兵变主要谋划者的文臣赵普，只被授予四品的枢密直学士。“杯酒释兵权”后，开国武将调守外藩，第二代武将资历便无法与赵普等开国文臣相比，权力自然转移。赵普随即出任枢密使，执掌军事，后又“独相十年”，总揽朝政。后来不惟中央，即便边藩，宋朝也多以文臣主军政，开国家启运立基之机。
南宋人曾经这样概括说：“本朝自古所无者三。艺祖皇帝受命之，市不易肆，一也；祖宗以来，传世仁厚，虽甚威怒，未尝妄杀，故论者谓不嗜杀人，惟本朝有之，二也；徽庙光尧两行内禅，皆出自睿断，三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受命之，市不易肆”，不只是“黄袍加身”的那一，还在于政权建立、权力转移之危险关头，未见喋血宫门、兵连祸结。而“不嗜杀人”、“不杀大臣”、“不杀谏官”，威怒有度，孕育了较理性开明的政治。“杯酒释兵权”之所以为历代所传诵甚至渲染，寄寓着政治家和百姓对文明政治的愿望，尽管政治总是在血雨腥风中飘摇。
一个历史平衡点(1)
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一月，宋与辽在澶州（又称澶渊）签订盟约，即有名的“澶渊之盟”。澶渊之盟不过一平常的战争和议，后来却成为一个迭经争论的历史大题目，它代表着一种转折。宋与辽多次作战一直处于劣势，而这次在澶渊取得大胜，辽请求议和。但是议和条件却是宋方巨大的利益牺牲：宋辽约为兄弟，辽主称宋帝为兄，相互各称南朝北朝；宋每年给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作为岁币；维持旧疆划分，沿边州县各守边界，逃亡越界的人双方相互遣送。许多研究历史的人认为，宋非但没有一鼓作气灭了辽，反而签订如此屈辱的条约，既承认了辽政权的合法性，又开“岁币”之滥觞，是为后“积弱”的一大原因。不过观察仔细一点儿的人也看到，宋在与辽的会战中基本上全部失败，以致辽兵攻近澶渊。澶渊在今河南省濮阳市附近，距黄河仅一行程之遥，离宋都开封不过100多公里。当时有些朝臣如副相王钦若等已建议迁都，劝真宗或往金陵，或奔成都，只是在宰相寇准的强硬坚持下，真宗亲临澶渊，稳定军心，于艰难中夺得胜利，才签下这表面吃亏实则有利的和约。宋方没有割地，连辽一再索还的“关南”即今河间任丘等地也未割去。而且此后宋辽互不加兵120年。所以从政治、军事方面看澶渊之盟，就知其并不简单。
如果从经济方面来看，这实际上是一种实力对峙。宋代以前周边民族地区的经济实力与汉王朝不可同而语，到宋代似有一种质变。契丹之辽、女真之金和党项之西夏，原来主要以畜牧业为经济支撑，其政权形式和生活方式的游牧特征很强。经过向汉人学习耕作技术和水利技术，特别是经过各种改革，其经济形态进入大发展的上升期，生机很旺。由于农业的发展，游牧民族的地理固定性增强，从而改造了他们的文化与性格。宋朝经过土地制度改革，实行“两税制”，农业和工商业都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但农业已达极限，工商业又未达到改变经济性质的地步；由于人口的增长，经济实力被大大抵消。亚当·斯密曾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多年以来，它似乎就保持于静止状态了。今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观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65页，商务印书馆，1979）此话似说得很有根据。由于汉人疆域的缩小，收复故地一直是宋朝皇帝的心病。太祖赵匡胤建宋之初，用三年时间基本上削平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异己势力，接下来便考虑结束五代十国的“瓜分豆剖”局面。当时最近的敌人是以太原为中心的割据山西中部和北部的北汉，最强大的敌人便是北部的契丹。自建隆元年（960年）直到他去世的开宝九年（976年），他对北汉没有停止过进攻。北汉政权虽弱，但在契丹的卵翼之下，一直难以攻下。后来太祖雪夜微行与赵普谋，悟到收复北方绝不是简单的军事较量。而且北汉挡着西北二面，如果取了北汉，西北方便直接面临更强大的敌人西夏和辽。不如“先南后北”、“先易后难”，避免过早地与契丹发生正面冲突，集中兵力统一南方，倚重南方的经济实力，再向北进发。所以后来太祖攻太原，至城下便退去，只对北汉作一些钳制。太宗继位后，急躁地强行取下太原，并欲乘胜取燕云十六州（今河北北部、北京和辽宁南部地区）。诸将因军饷少而不愿前进，太宗强迫发兵，结果损失惨重，他自己也中箭差点儿丢了性命，“窃乘驴车而去”。据说他后来便死于箭疮发作。自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直到他死的至道三年（997年），为征讨契丹，太宗已使国力疲弱。端拱元年（988年）大发兵时，到河南、河北募兵，八丁取一充义军。京东转运使李维清三上疏说，天下没有人耕种了！有史家说，太宗平北汉是重大失策，以重兵克之，再攻燕云已成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如先取契丹，北汉不攻自破。而此时不取燕云，已丧失最后的机会。到真宗时，契丹已养成猛虎，不是你想灭它，而是它要吃你了。真宗继位后，契丹多次大举南侵，势如排山。当时宋军到达黄河边，在强敌面前都害怕起来，寇准费尽口舌仍不能使真宗下决心渡河，最后使用计谋促成。寇准在皇帝全权军事委托下痛击契丹军，想借机挟契丹称臣，并献出幽州。而真宗以为，数十年后自有人会收复，不忍再看百姓遭受战争灾难。此时又有人诬告寇准利用战局提高自己威望，寇准便答应议和。真宗派亲信曹利用去契丹谈判，关照说：“一百万以下都可以答应。”寇准把曹利用召到大帐说：“虽然皇上有令，但是你议定的岁币不得超过30万。超过30万，我就斩你。”曹利用终以30万达成协议而回。契丹从河北撤兵。其实此时宋朝的军事实力已经发挥到极限，没有力量继续北进，寇准提出的军事要求不大可能被接受。后来仁宗、神宗用心于经济改革以图大业。但是一则因为政治、法律还有传统习惯的限制，二则由于改革方案偏于激进，他们的理想最终未能实现。
一个历史平衡点(2)
以澶渊之盟为标志，汉家王朝与外族的实力达到一个平衡点。在这个平衡点上，汉王朝无力扩张，外族人也无法南侵。这个平衡点一度被女真之金打破，后又在蒙元入侵时完全失衡。失衡不久又向另一极倾斜，于是汉人建立了明朝，不久又有满人的清朝。从宏观一点儿的立场看，这其实变成了动态平衡。直至工商业经济发展以后，汉家政权才有了真正的“同化”力。这种平衡变成了融合。
金匮之盟(1)
宋太祖之母昭宪太后生前曾嘱太祖立约先传位于皇弟，再传皇子，史称“昭宪顾命”。因这一顾命文件曾封藏于金匮之中，一般史书上多称“金匮之盟”。两宋及元明清，很少有人怀疑“金匮之盟”的真实性。可能与宋太宗“烛影斧声”篡弑讨论有关，20世纪40年代以来，“金匮之盟”在学界也成疑案，而且“金匮之盟”伪造说几成定论。但是，“烛影斧声”在史书上均无细节描述，已无案可查，“金匮之盟”则载入各家正史。其存在的可能性是不太能轻易否定的。当然它的真实内容还是可以考订的。
《宋史·魏王廷美传》有这样的交代：“昭宪太后不豫，命太祖传位太宗。因顾谓赵普曰：‘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命普于榻前为约誓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或谓昭宪及太祖本意，盖欲太宗传之廷美，而廷美复传之德昭。故太宗既立，即令廷美尹开封，德昭实称皇子。”太宗是太祖的三弟，廷美是四弟，德昭是皇太子。《宋史》的这段记载表明“金匮之盟”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前一种“太祖传位于太宗”是“独传”，后一种太祖传太宗，“太宗传之廷美，而廷美复传之德昭”，为“三传”。《宋史》对两说未作进一步的说明。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李焘考订，“独传”说多见于官方实录史料，即《太祖新录》、《太宗实录》和主要据实录而成书的官修《三朝国史》。“三传”说则主要源于北宋的私家史料笔记，如《建隆遗事》、《涑水纪闻》、《嘉祐杂志》等。这两个版本究竟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还是都是假的，我们再参照其他史料来推论。
太宗继位的时候，“金匮之盟”并未出台。《宋史》、《文献通考》谍史和许多私史如《湖山野录》等均说“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查《宋会要辑稿》、《宋大诏令集》，均载遗诏的全文。其中明确说到皇弟晋王（即太宗）“可于柩前即皇帝位”，“宰臣宣制发哀毕，移班谒见帝于殿之东楹”。太宗靠这一合法的诏令依据顺利地继承了王位。但是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九月，也即太宗继位六年以后，突然由赵普献出“金匮之盟”。这就未免叫人奇怪。因为这个时候再来证明皇位的合法性，有点儿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不过且慢。赵普献出来的“金匮之盟”是前述哪一种呢？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和卷二二记载，赵普所献的“昭宪顾命”为：“汝与光义皆我所生，汝后当传位于汝弟。”是“独传”那一本，这是真传吗？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过去发生的事：昭宪太后病逝之次月，光义即出任开封府尹，按惯例取得了继位人的地位。而年仅14岁的廷美则封授兴元尹、山西南道节度使。开宝六年（973年），光义再封晋王兼开封尹，廷美为京兆尹、永兴军节度使，而德昭一项不差地接替廷美的原职。终太祖之世，其他宗室成员，包括18岁的皇子德芳均未被封过节度使。光义、廷美、德昭不但在身份上明显高于其他宗室成员，且彼此在职位上也有接替之意。太宗即位后，又以廷美为开封尹，廷美原位由德昭继之，并诏廷美、德昭位在宰相之上。上述人事安排，与“三传”说完全相合。但这个“三传”本的去踪史书上没了下文。
我们再来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太宗《雍熙元年（984年）一月丁卯》条，太宗与宰相李昉等人的对话：“（太宗）曰：‘廷美母陈国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后出嫁赵氏……’李昉对曰：‘涪陵（廷美）悖逆，天下共闻。而宫禁中事，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太祖、太宗、廷美均昭宪所生，史有定论。太宗为什么要制造这一席谎言，且以乳母之子这么不光彩的所谓“宫禁中事”“委曲宣示”于朝臣呢？其要害是指陈廷美非正出，非昭宪太后之子。既然廷美非昭宪太后之子，“昭宪顾命”便不会有廷美的份儿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太平兴国六年九月》条载：“上尝以传国意访之赵普，普曰：‘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于是普复入相。”赵普是献出“金匮之盟”不久后复相的。赵普与太宗向来不和，至太祖晚年几成不两立之势。这个时候他怎么会东山再起？是不是有某种约定？
不管是否是那个“三传”约的作用，事实上廷美、德昭都占据了权力要位，最主要的是廷美的继位权利成为太宗的心病。太宗权力欲增，并开始下手处理。德昭被他吓得自戕，廷美势头还很好。此时中枢大权掌握在次相卢多逊手中，卢多逊又与廷美交往甚密，于是太宗想到###赵普。赵普此时为司徒兼侍中，寥落失意，很容易被利用。恰好他手中有“金匮之盟”。这个“金匮之盟”是“三传”真本，太宗即位的时候因为有遗诏可以不用它，当时赵普把这个“三传”的遗命公之于众，要么是多余的，要么是自讨没趣。太宗这一次恰好借赵普收有“金匮之盟”，来他个将计就计，假立遗命。“金匮之盟”献出之后，廷美即罢贬房州。《太祖实录》有两本，一为李昉与诸臣所作，称为《旧录》，成书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九月，即赵普献约之前一年，它对金匮之事只字未提，这是太宗精心勘订的；《新录》成书于太宗身后，此时那个经改编的“独传”才被赫然刊入。《太宗实录》由太宗起居注整理而成，而历史上皇帝亲自调阅起居注者即始于宋太宗。其所记金匮之事自然为太宗生前钦定。
金匮之盟(2)
昭宪太后死时，太祖年仅35岁，而皇太子德昭已11岁。太祖死时50岁，德昭26岁，也不算年幼了。昭宪太后当时顾命的理由是吸取后周柴氏君幼为赵氏所篡的教训，在这里是难以成立的。但是史书上多处记载，昭宪“尤爱皇弟光义”，是否昭宪别有用心呢？很可能。但是这一母亲的私爱能堂而皇之地变成遗命，则是有其多方面的条件的。五代十国时期，国家林立，各国政局动荡，君主必须有独立支撑政权的能力方能掌政，所以许多国家在皇太子年幼或无能的情况下，便将皇位传于弟、侄、养子。传位观念发生了变化。而宋代开国与历朝一样，是家庭成员同心协力的结果，赵光义是立太祖的主谋之一，传位太子还是分权力于家族成员，太祖同样遇到难题。好在太祖生性豁达，尽管他对太宗有看法，仍然大度地把权力交给他。或许他也明白，即便德昭在他身后继位，也很难保住皇位。那样还会埋下祸根。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太祖的选择是有心机的，也是应该的。太祖带了个好头。唐代发生过三次内禅，均属子逼其父，而父不得已。宋代则有四次，三次是皇帝本人自愿。太宗之后，常常有“遍观诸子者”、宰相大臣集体讨论立嗣的现象。高宗还在刚刚丧子而自己仅23岁“春秋鼎盛”时，选太祖八世孙伯琮入宫。
伐外伐内
宋太宗好战好斗。他一生打过两次大的战争。一次是继位后的第四年，即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的宋辽高梁河之战。这一次他欲借灭北汉的盛势取辽占领的燕云之地，结果是差点儿丢了性命，窃驴车走免。另一次是雍熙三年（986年）与辽的第二次交锋，史书上称“雍熙北伐”。他并未接受上一次轻举妄动的教训，在好大喜功的心态下，依据错误情报，又一次盲目地作出战略决策。
雍熙元年（984年），雄州长官贺令图与其父贺怀浦向太宗上奏，称辽主耶律隆绪年幼，国家大事决断于萧太后，大将韩德让与之私通，宠幸用事，国人疾之，可乘此机取幽云。贺令图的这个情报完全是随便臆测。尽管辽景宗耶律贤于乾亨四年（982年）去世时，继位的儿子圣宗耶律隆绪才12岁，但执掌国事的萧太后却是个文武全才，不仅会统兵打仗，而且具有知人善任的执政才能。当时的契丹贵族耶律斜轸既拥有经济和军事实力，又具有指挥才能。契丹化的韩德让，是幽云汉人大地主集团的代表。这两人是经高梁河战役选拔出来的。萧太后在他们的拥戴下迅速巩固了政权，并且实施改革，国力有所加强。宋太宗不明这些底细。
宋太宗任命天平节度使曹彬为幽州行营前军马步水路都部署，率河阳节度使崔彦进等30余将，分三路北伐。以太行山为界，将此次北伐划分为东、西两个战场。东部为主战场。以曹彬的主力吸引住辽国兵力，使其集结于幽州无暇西顾，同时以潘美、杨业的西路军攻占太行山西北部诸州，切断辽腹地与幽州的联系。在完成这一步作战方案后，潘美和田重进的西、中两路军与东路会合，共同夹击幽州。但是这一战略设计是纸上谈兵。西线宋军的战略迂回归根结底仍是挺进幽州地区参加主决战。即使辽军主力果真被曹彬主力牵制在幽州不能西援，坐视潘美、田重进攻城掠地，但经过千里转战的西线宋军必已疲惫不堪，战斗力大幅度下降，而且与“坐甲雄州”的曹彬失去了任何联系。辽方北有各路援军，南有主力和幽州坚城，一旦南北夹击，反倒形成了西线来军孤立无援的局面，难逃灭顶之灾。事实上一开始东线曹彬、米信军在稍有进展后即迅速陷入被动，最终在涿州会战中彻底崩溃，十余万主力军散亡。这时中路军田重进在辽军反击下也不得不撤退，置西路军于孤立无援之地。太宗只好下令撤军。撤军时，杨业提出了一条可行的方案，但监军王侁以太宗嫡系自居，恶毒攻击杨业这位太原降将有他志。潘美也出于嫉妒、排异之心，支持王侁。最后耶律斜轸主力陷杨业于埋伏圈，杨业溃退至谷口，约定的潘美援军又未至，最终以身殉国。
这场战争在辽一方早有精心的准备。其一是迅速召回东路兵马，包括东征高丽的兵力，加强南京幽州的实力；其二是派兵守平州（今河北卢龙）之海岸，防备宋军自水上进攻，保幽州东路之安全；其三是调动耶律休哥、耶律斜轸大军主力全面抗击宋军；其四是萧太后、辽圣宗亲赴前线，统一调度辽军。这一策略能守能攻，切合实际，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智慧，与宋太宗之武断大相径庭。
雍熙北伐是北宋历史上对辽发动的规模最大、准备最充分、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战争。这次战争的失败，使宋朝长期无法恢复进攻能力，君臣因此丧失了收复幽云的决心和信心。太宗曾召大臣起誓说：“你们看我今后还会这样否！”客观地说，北伐有政治上的必要性，一来可以实现太祖以来的政治抱负，尽管太祖不会赞同这种轻举妄动；二来可以为太宗巩固地位捞资本。但是其结果正好相反，它反过来证明了太宗在军事上的无能，根本不足以与辽斗智斗勇。
伐外不成，宋太宗对自己也大加怀疑，担心自己威信扫地，失去皇权。早在第一次北伐高梁河之战失利时，他回开封不久即以兵变为借口逼死了他的侄儿、太祖之子德昭。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又抛出赵普之假“金匮之盟”，第二年便指使亲信柴禹锡告讦三弟赵廷美“将有阴谋窃发”，将他从开封府赶到洛阳，任西京留守，随后又赶至房州，致使廷美忧悸成疾而死。与廷美交好的宰相卢多逊被贬到岸州（今海南）。令他遗憾的是他有意传位的楚王元佐却站在廷美一边，坚持不做太子，在廷美死后随之疯狂。宋太宗雍熙北伐是在宫中了断此类事后作出的决定，他认为自己已控制住了朝廷局势。而雍熙北伐的失利又使他大起疑心。此后他对将帅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控制。他推行“将从中御”的政策，将在战场上也要完全听命于皇帝，打仗要按皇帝授的阵图行事。他还搞了个“更戍法”，使兵不识将、将不得节制部属。他把太祖重文轻武的政策进一步极端化，不仅一般边地州军用文臣不用武将，连军事重镇也一样。对边帅则不论文武，都不许设置亲兵，且派人加以监视。王禹偁曾指出，太宗亲主文官考试太多，提拔文官也太多，没能“以均战士之恩”。这些做法真是处心积虑。
太宗晚年曾说：“国家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宋史·宋缓传》）可见太宗对“内患”重视到什么程度。而他的底牌是为了保住篡得的皇位，所谓“外忧”也是他转移矛盾的借口。他在条件不成熟而且太祖生前告诫过的不可轻动的情况下出兵，是有其用心的。如果说宋太祖加强中央集权、重文轻武尚有其适度的分寸，宋太宗将其引为“守内虚外”之国策，则有失偏颇了。这一治国纲领给整个宋代带来了极不好的影响。
天子造天书
澶渊议盟，虽然以宋胜辽又以宋贡岁币于辽为结果，但毕竟结束了宋军一再吃败仗的局面。在屡战屡败的危急关头，寇准策动真宗亲征，选择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取得了战争的优势，真宗的威望大有提高。为此他特别信任寇准。这使当初劝他迁都金陵的副相王钦若非常恼恨，他对真宗说：“陛下知道赌博吧，那些输急了的赌徒，往往把剩下的全部钱财都压上，这叫‘孤注一掷’。澶渊之役，寇准把陛下当做孤注，真够危险啊！”真宗十分惊愕：还有这么一番道理。真宗原以为自己亲征契丹是有为之举，没想到经王钦若点破，倒成了寇准的“孤注”，心里琢磨着很不高兴，还真的于景德三年（1006年）罢了寇准的宰相官职，让其出知陕州（今河南陕县）。
王钦若达到了第一步目的，接下来又给真宗灌迷魂汤。真宗被他那么一击，自信心自然下降。王钦若对他说：“陛下不必再用兵，就能建大功立大业，这样才可以镇服四海。”真宗问他什么是大功业，王钦若说：“封禅就是大功业。陛下可以借封禅降祥瑞，以神道设教，威望便会大增。前代天降祥瑞一般都是人为的，只要皇上真信，大加崇奉，明示天下，臣民便会相信。‘河图’、‘洛书’都是圣人假托的。”这正好投合真宗心意，但他心里还不十分有底。有一天晚上，他到秘阁去查典故，见杜镐还在那里，便问他：“你十分熟悉典籍，知道河图、洛书的来历吗？”杜镐说：“那不过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罢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杜镐是个老儒，话有分量，真宗便拿定了主意。他还怕宰相王旦不同意，王钦若对他说：“我把圣上的意思告诉他，他不见得执意不从。”王钦若后来趁便对王旦说了，王旦含糊其辞地同意了。真宗还把王旦召到宫中喝酒，把他弄得十分痛快，临走时，送他一樽美酒。王旦到家里打开一看，哪里是什么酒，是满满一樽上等的好珍珠。王旦心想，这皇帝也要用如此手段。从此他对封禅便不敢再有异议。
景德四年（1007年）正月初一，出现了桩奇事：左承天门上挂有一黄帛，约两丈多长，并裹着书卷，用青丝缠着。真宗听到报告后，十分严肃庄重地对大家说：“莫非真是降下天书了？”又从容地对王旦、王钦若说：“我寝殿中的帘幕都是青色，夜里没有蜡烛就一片漆黑。去年十一月二十七，将近半夜，我刚就寝，忽然满室明亮，一位头戴星冠、身着绛袍的神人来到我身边，对我说：‘下月三，可在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会有天书《大中祥符》三篇降下，切勿泄漏天机！’我赶紧起来，神人已不见踪影。我当即记下了这件事，从十二月初一斋戒，并在朝元殿设起道场，敬候神明。这承天门上所降可能就是天书。”王钦若马上走出来向真宗称贺：“陛下大功大德，而有天书下降，可喜可贺！”王旦也应和着表示祝贺，群臣便齐呼“万岁”。
真宗率群臣步行到承天门，再拜黄帛，派内侍恭恭敬敬地取下。王旦跪下捧给真宗，真宗拜受，放到乘舆内，步行到道场，交给枢密院长官陈尧叟启封。只见封皮上写着：“赵受命，兴于宋，付于眘（‘慎’的古体字）。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这是说宋朝承天应运，天命长久。三篇“天书”，第一篇说真宗能以至孝之道继承大业，第二篇告谕真宗要清净节俭，末篇说宋朝国运长久。真宗命陈尧叟宣读，然后收藏于机要库。第二天，真宗大宴群臣，并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中祥符”，改左承天门为左承天祥符门。一时间朝廷内外议论纷纷。
这年三月，兖州（今山东兖州）父老吕良等1287人上书请求封禅。真宗怕去泰山封禅沿途建行宫修道路耗财太多，大臣要劝谏，便故意推辞。吕良等人说：“国家受命50年，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现在又天降祥瑞，正该封禅，以报天地。”真宗说“这样的大事，不可随便决定”，并重赏了吕良等人。后来，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诸军将校、州县官吏、僧人道士、少数民族首领等24370人，连续五次上表请求封禅。真宗便顺水推舟地答应下来。他又把主管财务的丁谓找来落实经费，丁谓与王钦若共同策划封禅，早就准备好了答词。真宗便决定十月行事。
真宗吩咐王钦若到泰山筹备。王钦若在乾封县（今山东泰安）又上表，称有黄帛挂于林中，上面写有圣上的名字，并恭敬地送来。真宗在崇政殿召见群臣说：“五月间的某夜，我梦见前次见过的那位神人。他对我说：‘下月上旬，将赐书于泰山。’当时我就密谕王钦若有异样立即奏报。现在又应验了。上天对我这样眷佑，真有点儿担当不起啊！”于是又庆贺一番。群臣还给真宗上尊号“崇文广武仪天尊道宝应章感圣明仁孝皇帝”。后来祥符又到处出现。十月，真宋率百官走了17天，到泰山乱糟糟搞了一通。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月，真宗率百官西出潼关，渡过渭河，前往宝鼎县（今山西宝鼎）祭祀后土。后土就是大地。又是一阵折腾。
王旦是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但他接受了真宗的美珠，真宗又逼着他干，他被迫在每项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每次都得到赏赐。这让他很不好受，晚年成了一块心病。天禧元年（1017年）九月，王旦病危之际，对子弟说：“我任政事近20年，圣上宠遇极厚，万分感激。我一生没有其他大过错，但对天书这么虚妄的事没有劝谏，这错误无法弥补。我死之后，给我剃光头发，穿上黑衣，按照僧人的规矩殓葬，也许可稍减罪过。”真宗则老死未检讨这件事。他当年十分投入，有点儿弄假成真，后来更是不自欺不行。
泥马渡康王(1)
靖康元年（1126年），金人分道渡过黄河，大军直逼开封。在危急情势下，钦宗以割三镇、尊金主为皇叔等作条件，遣赵构去河北斡离不军请求缓师。赵构路过磁州（今河南磁县），守臣宗泽加以阻拦，说：“肃王一去不返，现在金人又来讹骗大王。大兵压境，再去何用？”赵构到城北崔府君庙（当地人称“应王祠”），驿道边“民如山拥”，众多百姓前来劝谏。赵构在庙中卜得吉签，庙吏用应王庙车马抬他回馆舍。纷乱中，力主使金的王云被杀，赵构于次返回相州（今河南安阳），保了命，成了后来的宋高宗。
这个故事有一点儿史实的影子，后来却演变成一个神话传说。宋人写的《南渡录》这样叙述：康王在金当人质，与金太子同射，三箭俱中，金人以为宋朝派了个长于武艺的人冒名顶替而遣还他，要求换真太子来。这样赵构得以脱身，奔逃路上在崔府君庙打盹儿，梦见神人对他说：“金人追过来了，快走。门口已准备了马。”赵构惊醒，马已在侧，便跃而南驰。渡过河，马不动了，一看竟是泥马。南宋人托太学生陈东之名所作《靖炎两朝见闻录》则把赵构北使的史实与崔府君庙梦神人得马一节排在一起。清代的《清白士集》卷二八《蜕稿》四梁玉绳代撰的《崔府君庙记》，所录磁州府君庙《神异录》则生发得更多：金遣王云请赵构去当人质，赵构路过磁州拜谒府君祠，府君默令磁州百姓杀王云。二帝北掳后，赵构南渡，临长江无舟渡，忽有一神马载渡，说：“臣磁州崔府君。”
崔府君名子玉，府君是知府的俗称，南宋时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指东汉的崔瑗。据《后汉书·崔瑗传》及《太平御览》卷二六八《职官·良令长（下）》所引《崔氏家传》记载，崔瑗曾做过河内郡汲县县令，并未在磁州故地魏郡任职。《续资治通鉴长编》根据《仁宗实录》，说崔府君唐贞观中为滏阳令，后升为蒲州刺史，在滏阳有爱民惠民的好名声，死后在滏阳立祠安葬。后来许多地方建庙把他奉为神。此说比较可信。
崔府君的传说唐宋时在北方流传甚广。今藏伦敦大英博物馆编号为S2630的敦煌写经及《朝野佥载》等笔记小说，都有《唐太宗入冥记》的故事，讲述的是唐太宗因“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生魂被摄入冥界接受审判。故事的主人公之一便是名为崔子玉的冥府判官。他自称在阳间为辅阳县尉（辅、滏同音），是活人在冥府当判官。因为唐太宗开脱，后被封为蒲州刺史兼河北廿四州采访使。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赵构与崔府君显圣的关系。赵构政权是在极其艰难、极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建立的。他排行第九，素无声望，本无继位的资本。靖康二年（1127年），徽、钦二帝北掳，诸王及皇族也随之而去，只有赵构滞留在河北、山东一带，而金人扶持的楚帝张邦昌政权又得不到中原人的承认，他才有了做皇帝的机会。但是赵构政权不仅相当脆弱，而且合法性一直有争议，因为徽、钦二帝俱在。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四月戊辰》条记载，帅府僚属集议时，宗室仲琮等即对赵构即位有异议，认为他登基宜穿淡黄衣称制，不改年号。徽宗的第十八子信王赵榛后来逃出来成为抗金首领，皇室的一些其他成员也有举兵的。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苗傅和刘正彦因功大薄赏而怀怨，发动兵变，杀了重臣，胁圃构交权。赵构在行宫楼上劝其退兵，他们首先要求斩杀或罢去一些赐封的大官，进而又要求立三岁的皇太子旉为帝，由隆祐太后垂帘。赵构被迫退位，苗傅被封为武当军节度使，刘正彦被封为武成军节度使。后来在张浚、韩世忠等人的努力下，赵构还政，苗、刘被杀。赵构在苗、刘之变中所蒙受的羞辱，给他以巨大的刺激。他不能容忍武将干政，即于绍兴年间变革军政，并与秦桧同谋剥夺三大将军权。而此时，他的神道设教意识也更加凸显出来。
据《中兴小记》卷一记载，早在靖康元年，赵构便对幕僚从容地说：“晚上梦见皇上脱御袍赐我，我脱去旧衣穿起来。这是什么征兆？”在宋廷危在旦夕的时候，他利用局势号召四方，集中宣总司、陕西、江淮勤王之师等诸路兵力，开出大元帅府。开府的那一天，他佩排方玉带，对汪伯彦等大臣说：“我与皇上告辞的时候，他赐我宠物。我再三推辞，皇上说：‘我过去在东宫，太上皇解此带赐我。你可收取。’我不得不拜谢而受。”靖康二年，京师被围，他对朝廷“催督入援”的急令置之不理，迁延不进，只是继续制造舆论，坐观时局，以取皇位。一旦二帝北掳，他便出台了“受命之符”。《三朝北盟会编》卷九○记载，当时有人就这样附会，钦宗北掳后人们悟到，“靖”字从立从十二月，预示钦宗立十二月而康王建帅。还有虏寨归者带回徽宗“即真”二字的传说。“即真”解做“可便即真，来救父母”、“康王可使即皇帝位”。赵构继位以后，李纲对他说“古人有用权术借神而行其令的”，他注意到民间流传的“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传说的价值，于是便请神来做他的护身符。在绍兴年间下令建庙奉祀崔府君。又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建炎初年，秀王夫人梦见神人自称崔府君，抱一羊，对她说：“以此为识。”她不久怀孕，遂生孝宗（孝宗属羊）。这个“神符”又在孝宗那里得到复制。
泥马渡康王(2)
“泥马渡康王”之类故事虽属杜撰，却为历代政治家所乐道，也确实有蒙蔽人的作用。这类故事宋高宗之后有之，高宗之前也早已有之。当然，各时代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每个时代既有不信神不信鬼的，也有信神信鬼的。即便那些不信神不信鬼的人，有的也会被某些“科学”神话所蒙骗，有的因在世事面前无能为力，最终将政治作宿命观。所以，“泥马渡康王”绝不只是孩子们读的童话，它的读者面扁大得多。
经术派与史学派
神宗与司马光谈及汉代曹参代萧何的事：“汉代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以吗？”司马光说：“不光汉代，三代之君都守禹、汤、文、武之法。汉武帝改了高祖的规矩，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汉代的基业开始衰落。所以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又说：“治天下譬如整理居室，有点儿毛病就修理一下，不是大坏就不要拆了重新建造。”
王安石拜参知政事时，神宗对他说：人家都说你只知经术，不晓世务。王安石回答说经术正是用来经划世务的。神宗问他，你施政先做什么事？他说：“变风俗，立法度，最是今之所急。”他变法后，许多大臣诋毁他，他对神宗说：“陛下如想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就要与流俗权衡重轻。如权衡流俗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如权衡王道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他骂那些不支持新法的人不读书，甚至大胆地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并认为经文经过秦火已无真本，现在读经要识其大义，而不拘泥于文章考据。他将编撰解释《诗》、《书》、《周礼》的《三经新义》，作为官学和科举考试的教科书。
司马光是个非常严谨的史学家和非常稳健的政治家，他把当朝的政局理解成一部完整的古代史的自然展开，至多是一部演绎史。王安石则把历史当做创造史，人可以按照理想的模式来创造现实，而不在乎别人有没有做过或别人的经验。他所谓的“新义”以及“三代”政治，其实是他现实理想的假托。钱穆在《国史大纲》里，把当时的学术派别分为“经术派”和“史学派”。一主理想，一重经验；一主彻底改革，一则主逐步改良。这个概括虽过整齐，但能说明点问题。如果再用一种也嫌整齐的话来说，即历史的发展是激进和保守两股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我们就能对司马光和王安石多一分理解了。
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在回答他儿子“历史有什么用”的那本书里曾举过一例：凡到过法国北部的旅行者，无不对那里田地的奇形怪状印象深刻。几百年来，由于所有权的变更，原先的布局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时至今，他们仍将可耕地划分为许多七零八落的小块。看见这些紊乱狭长的土地，农业科学家感到迷惑，因为按原样继承这些土地会给耕作带来麻烦。某些急躁的法学家曾言：“通过民法必然解决问题，改变继承法就能消除弊病。”如果他们多了解点历史，如果他们曾询问过一个恪守几百年成规的农民，就不会把问题看得如此简单了。一个社会绝不可以任意塑造，如果那样，其结构必然像无脊椎动物那样软弱无力。马基雅弗利、休谟等人认为，在时间的长河中，至少有某些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人”。这话只是部分正确的。莫说人体器官，人的精神也今非昔比。但你也不得不承认，人类本质和人类社会中必然存在着某种永恒的或非常难以改变的东西，否则，人或社会这类名称就毫无意义可言了。这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的一个方面的答案。这也正是司马光的立论根据。
那么王安石呢？如果我们都成了司马光，世界便滑入宿命论或循环论的逻辑。其实王安石那种总想打破成规的理想主义精神，也是人类普遍的、永恒的本质。王安石是社会列车的发动机，当然十分可贵。但王安石们走得太急迫，司马光辈给点阻力和交通规则，让这部车前进得稳健一点儿，这是司马光的存在价值。司马光也绝对怀抱伟大的理想。社会需要王安石，也需要司马光。
有没有第三种人可以做？比司马光血性一点儿，比王安石练达一点儿。苏轼大约是这么个人。王安石创行新法时，他批评神宗：“陛下文韬武略，不怕不明是非，不怕不勤勉，不怕不果断，只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并进言“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但是后来司马光欲改王安石免役法复为差役法时，他又竭力反对。当时以苏轼兄弟为代表的蜀学，黄老哲学和战国纵横派策士的气味很重，尚权术，主机变，意见常在变换中，不易捉摸。他们不太相信一种确定的制度或理想，于人情世故相当练达。但从政治作为来说，就不可能有太大的施展了。神宗死后，哲宗年幼，高太后秉政，后用苏轼当翰林学士，她对苏轼说：“先帝每诵读你的文章，必叹‘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他听后失声痛哭。不久以后他又受各方排挤被贬到杭州。王安石、司马光在朝中各有信奉者，所以权位可显也可稳固一段时间。苏轼虽有机变，但不易得任何势力的推奉。国人历来鼓吹中庸，中庸作为一种理论结论很是完美，但于现实中，却不大能得势力。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尤其是以政治、军事重大事件为内容的叙述史，已经让许多人看得老眼昏花了。但是作为一门注重理性分析的科学，历史学还十分年轻。历史学的魅力绝不会止于司马光，也绝不会因为王安石辈的否定而被丢弃。但是我们读历史可以读得比司马光宽一点儿。了解现实必须超越现实，要探讨历史亦不可囿于历史。布洛赫一再强调：“史学家必须与全部生活之源泉——现在保持不断的接触。”他曾记述比利时历史学家皮雷纳的一桩逸事：在斯德哥尔摩游览时，皮雷纳主张先参观新落成的市政大厅。面对同行惊愕的目光，他解释道：“如果我是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只盯着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我热爱生活。”布洛赫认为，正是这种要求理解生活的欲望反映出史学家最基本的素质。王安石对现实和它的生命活力的重视，今看起来也是非常珍贵的。我们既要读历史，也要热爱现实生活，这样才能既不失去对历史永久的兴趣，又超越于历史。
禅位闹剧(1)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内禅，自动将王位让于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孝宗又内禅，立光宗，好像有点儿模仿的味道。光宗因病懒理朝政，李后乘机干政。李后是庆远军节度使李道的爱女，名凤娘。经术士皇甫坦推荐，高宗召她入宫为恭王妃，封荣国夫人。恭王是光宗登位前的封号。乾道四年（1168年）李后生子赵扩，乾道七年（1171年）被封为皇太子妃。李后性格极其强横悍妒，把后宫弄得是非百出。光宗得病，孝宗担忧，亲自为他弄来一剂药，不料宦官告诉李后：“万一有什么不测，不是危及大宋江山吗？”李后既怀疑孝宗，又对光宗不放心，便在一次宴会上请立她的儿子嘉王赵扩为太子。孝宗不从，李后毫不示弱地反驳他：“我是六礼所聘嫁过来的，嘉王是我亲生子，有何不可？”原来孝宗既非高宗亲子，谢氏也是由贵妃晋升为皇后的，李后此话无异指着和尚骂秃驴。孝宗大怒，拂袖而起。后来李后便不让光宗去看望孝宗，许多大臣的谏诤也不听。大臣彭龟年慷慨激昂地说服光宗，光宗与李后商议才获同意。不过这是李后想归谒家庙，怕群臣谏阻，才做个顺水人情。这之前，李后把家庙搞得富丽巍峨，可比太庙，卫兵则多过太庙。李后一家三代封王，这次归谒家庙，又有亲属26人、故旧172人授官。绍熙四年（1193年），孝宗病危，想见光宗一面，由于李后的干预，光宗在大臣连章奏请下也不见。丞相留正率辅臣入皇宫请求，光宗还是不去，倒是陪李后到玉津园去游玩了。过了一个月，留正率领群臣到浙江亭“待罪”追光宗入重华宫问安，光宗也只派嘉王赵扩前去。李后在朝内气焰益嚣张，有恃无恐。光宗的所作所为，总是在她的操持下。有一次光宗洗手时，见一宫女的手白皙柔嫩，称赞了几句。次李后派人送食一盒给光宗，光宗揭开盖子一看，是血肉模糊的一双手。还有个黄贵妃，本是德寿宫侍妃，孝宗赐给光宗。李后乘光宗参加郊祭时杀害了她。光宗因此身体更差，政事都决于李后。《宋史·光宗传》评价光宗登基后，“政治昏，孝养怠，而乾、淳之业衰焉”。
绍熙五年（1194年），孝宗病故，光宗因病不能执丧。这引起了朝野恐慌。郎官叶適向宰相留正建议，嘉王已年长，早一点儿参与决策大事可以澄清朝廷内外的种种猜疑。留正觉得言之有理，便率群臣向光宗进奏。六天后又重奏此事。光宗御批“甚好”两字，不久又亲书“历事岁久，念欲退闲”。留正大惊失色，急忙与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密商。赵汝愚主张由太皇太后降诏让光宗内禅，嘉王赵扩继位。留正却坚决不同意，第二天入朝装出老迈龙钟相“乞休告老”，并于当夜逃离临安而去。不久光宗上朝“晕仆地上”。赵汝愚和外戚韩侂胄等与太皇太后吴氏合谋立嘉王，即宁宗。次，宁宗率文武朝臣到泰安宫拜表，光宗方知自己已内禅退位。宁宗登位后，拜赵汝愚为宰相，李后为太上皇后。李后自成为太上皇后，无法干预朝政，只好退居宫掖。韩侂胄当了枢密院都承旨，非常不满意，便怨恨赵汝愚，与之明争暗斗。后来韩侂胄得势，于庆元二年（1196年）掀起“庆元党禁”，将赵汝愚列为伪学之首而贬斥。开禧元年（1205年），韩侂胄升为平章军国事，操纵朝廷军政大权，三省大印并纳其府。许多机要文件都在家里制订，有时假用皇帝御笔升黜将帅，朝内外大事也不奏禀皇帝。他的党羽遍置朝廷内外，谁都不敢说他。他在宫内出行无度，甚至孝宗的故居也随便居住。四方来朝贺的都以“元圣”之类肉麻的话来吹捧他，更不要说进贡物之事了。其爱妾也封为郡国夫人，她与嫔妃在宴会上也恃势争骄。开禧二年（1206年），韩侂胄乘金国渐衰之机举兵北伐，结果大败。此前庆元六年（1200年），宁宗韩皇后死，杨贵妃和曹美人都很得宠，韩侂胄见杨好权术而曹柔顺，劝皇上立曹为后。但杨通晓史书，宁宗最终还是立了她。杨后知道韩侂胄作梗一节，便多次想除掉他。开禧北伐失败的第二年，韩侂胄早朝途经六部桥时，杨后与史弥远密谋将其绑到玉津园，乱棒打死。此后杨后公开干政，史弥远一跃而成为丞相。
宁宗无子，曾于庆元四年（1198年）选太祖之后燕懿王德昭九世孙6岁的与愿养于宫中，后立为太子。但与愿29岁时因病夭折。嘉定十四年（1221年），宁宗又选沂靖惠王的嗣子贵和为皇子，赐名竑。这赵竑是宗室希瞿的儿子，因宁宗弟沂靖惠王无子过继而来。权相史弥远得知赵竑对他的专权不满，利用他爱好鼓琴，进献一名善琴美女以讨好，同时也是监视。赵竑倒是十分宠爱这名美女，但对史弥远的态度未变。这个美女把太子的举动都报告给史弥远。有一次赵竑书“史弥远当决配八千里”于案桌上，并指着地图上的琼崖（今海南）说：“我他得志，置史弥远于此。”有时还称史弥远为“新恩”，意即不是把他贬到新州（今海南新兴）便是恩州（今山东西恩）。史弥远闻之非常害怕，便开始想法处置赵竑。
早在庆元年间，赵竑入宫时，丞相史弥远曾为沂王觅嗣，便托他儿子的老师余天锡物色。余天锡回宁波老家参加秋试，经绍兴遇大雨，在全保长家避雨。保长知他是相府人，便殷勤款待。余天锡看到有两个小男孩侍立，便问是谁。全保长说：“这是我的外甥。他们的父亲是皇族，徽、钦蒙难时流落到这里。老汉可怜王孙落难，便让他做了东床快婿，如今已经去世了。刚才还有人说这两个男孩后极贵。”余天锡回临安后便告诉史弥远。史弥远命召来看看，保长非常高兴，卖了田买了好看的衣服送他们过来。史弥远会看相，见了不禁暗暗称奇。但又有点儿不方便，便叫他们先回去。后赵竑立为皇子，史弥远奏召那个大男孩与莒做沂王后嗣，宁宗赐名贵诚。史弥远有贵诚这么一张牌，便做起了文章。嘉定十七年（1224年），宁宗病危，史弥远抢先假传圣旨，立贵诚为皇子，赐名昀，授武泰军节度使，封成国公。时过五，宁宗病故。史弥远威胁杨后，急召赵昀入宫至柩前举哀即位，即宋理宗。等到赵竑赶到柩前，在烛影中望见一人已在御座。杨后假托遗诏宣布，封赵竑为开府仪同三司，进封济阳郡王，判宁国府（今安徽省境内）。不久又改封济王，将其赶出朝廷。后来赵竑因有人拥立，便起而夺位，最终失败而死。理宗在位40年（1225—1264年），是南宋诸帝中执政时间最长者，与北宋仁宗同。但先后有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弄权作威，有用之才皆没有重用。理宗晚年嬖（宠爱）艳妃、昵腐竖（太监）、宠贵戚、引奸邪，政治趋腐朽，预告了南宋末的到来。
禅位闹剧(2)
南宋的这后两次内禅和史弥远废立，简直如同儿戏。孝宗之选光宗而内禅是做了一笔糊涂账，光宗又禅位于宁宗其实是让权于权臣，史弥远之选理宗纯粹是笑话与闹剧。
登闻鼓
过去臣民或如今之所谓“犯罪嫌疑人”，若有冤案或不服地方判决，可以直接到中央上诉。朝堂外置有一鼓，由升朝官掌管，臣民可击鼓上闻。这种“登闻鼓”，《晋书》上就有记载，此后历代都有设置。而宋代还有专设的与这面“鼓”有关的机构。宋初叫鼓司、登闻院，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改鼓司为登闻鼓院，改登闻院为登闻检院。鼓院、检院将案状直呈皇帝，由皇帝审理。无名氏《陈州粜米》第一折：“任从他贼丑生，百般家着智能。遍衙门告不成，也还要上登闻将怨鼓鸣。”可见登闻鼓之有意思。当时甚至还规定，如鼓院、检院还不受理，可向御史台乃至皇帝申诉。一般人当然无法见到皇帝，所以朝中又设理检使，你可以向他报告。
要皇帝断官司，他当然忙不过来，又无法设替身。当他那个登闻的规定下达的时候，天下可真有许多人进京，乃至事无大小。这可怎么办？太宗至道元年（995年）下诏：诸路禁民不得越诉。后来又详细说明，须是当地路、州、县有受理案子的才接受。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又规定，县之事经州而州不理经路后，州县长官、转运使、在京臣僚有机密案件或刑狱司不受的案件，可以登闻进。上诉有一定期限，北宋规定为半年，南宋绍兴年间放宽为1年。朝廷官员比百姓长，为3年。如遇大赦等特殊情况，还可延长至5年。这个“登闻制度”最终徒有其名。
不过皇帝倒不是全不负责任。他知道自己断不了那么多案子，便把这个权力委托给各级官吏。而这得有一个保护公正的办法。所以宋代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刑事审判制度，其中包括审判管辖、审判机构的组成、法官回避、法律起诉及审判程序等几个方面。
宋代的县级审判无甚重之刑，最大止于杖一百而已。州级有权判决县级报呈的徒刑以上案，同时本身也受理诉状、审讯刑案。元丰改制以前，州可以对包括死刑在内的大小案件进行判决，之后则必须报路提刑司核准才能执行。州级受诉权限的设置，可以弥补登闻院之受理容量不足。路级设转运司、提刑司等机构，负有定期巡历审查本路州县刑案、平反冤狱之责。这是一种监督性的措施，以弥补州县诉讼制度的不足。中央监司则不治狱，无刑狱机构，仅负责审查地方案件，平反冤案，监督地方官吏，使之依法审判。京师为皇族、达官贵人的居住地，又有皇帝直接受理案件，所以设了开封府院（南宋为临安府院）、左右军巡院、御史台狱、大理寺狱、三司及各寺、监刑狱20余所治狱机构。这又是一种扩大登闻范围的措施。宋初至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京师案件通常由开封府和各寺、监的刑狱机构审判，送大理寺审核，再送刑部复审。大理寺不治狱。宋后期则开封府、大理寺和御史台成为最主要的司法机构，京师刑案常移审于三者之间。
宋朝的司法审判制度特别周密。皇帝以为，如此一来，非但案子有人受理，而且受理了就能判准，那么他自己就可以省省心，少面对百姓的告状了。自太祖乾德元年（963年）逮南宋末，每个皇帝都进行过较大规模的法律编修，致使法律形式十分繁杂，有律、敕、令、格、式、断例、申明等，甚至司、路、州、县也别有敕。仅仁宗皇祐时（1049—1053年）编修法典，《一司敕》2317条，《一路敕》1827条，《一州一县敕》1451条。叶適曾说：“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无小大，一听于法。”“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叶適集·水心别集》卷三《官法上》、卷一二《法度总论二》）审判分为鞫与谳两大步骤。鞫是审理犯罪事实，谳是检法议刑判决。这两大步骤各自又分为两个程序，前者分成审讯和录问，即审讯后再录问，核实审讯结果；后者分成检法议刑和判决，在检出适用的法律条款后，先由别的州官拟判，再交其他州官审议，最后由知州定判。审判中知州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审判法还规定，参与审判活动的所有官员都负法律责任，如果错判，一并处罚。如此细致的审判制度在中国古代独一无二。在这套制度下，法律的公正性确实大有改观。
当然，皇亲大臣不能管得这么严。皇帝没忘了给他们以特别的方便。在他看来，他们的身份高于平民百姓，是不能依常法的。徽宗在一道诏书中说，如果品官依常法审理，“将使人有轻吾爵禄之心”（《宋史·刑法志》），所以在专门管辖中规定，朝廷命官犯法，地方无权处置。犯法官员有荫身的特权，可免杖、黥法。品官死刑案，司法机构判决后，还须经朝廷百官集议才能定判。
如此一来，皇帝不大听登闻鼓便能摆平天下臣民之纠纷，还让他要保护的人活得相对自由放纵一些。这真是个好主意。登闻鼓之最大作用，恐怕不在为民申冤，而是让百姓监督皇帝的僚属为皇帝工作的情况。这也有意义。
谏君与谏相
宋人往往把中央监察系统的台谏，与君权、相权三者并举。《宋史》上便说，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朝廷有大政事，台谏可以否决；君主有过失，台谏可加制止；百官犯错误，台谏可以给予批评弹劾。宋代的台谏在选任、回避、言事、监控等方面都形成了完备的制度。比如在选任制度上，确立了侍从荐举、宰相不预、君主亲擢的遴选原则及相应程序。风闻言事原则、公文关报制度、取索公事规定和出巡采访途径等的制度化，能确保台谏监察的信息可信度。台谏对君权与相权都享有独立的监察特许权。这套制度从理论上分析，其合理性、系统性、严密性都是十分显著的，其在实际运转上也确实发挥过作用。但是在专制体制下，这种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而它在操作过程中的变异所带来的副作用也不小。
其实设台谏，是君主加强皇权控制的手段，与现代西方之三权分立大相径庭。宋代相权范围大大缩小。军事由枢密裁夺。唐代宗时设枢密一职，权力虽已相当大，但特以宦官担任，非朝廷正职。五代用武人，权同宰相。宋代因袭，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枢密。太宗伐辽，一六召枢密院计议，而宰相不知。唐代设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管财政，由宰相兼管。宋初袭唐制，后三司逐渐脱离相权而独立。王安石改革时，很想收这个权，创立三司条例司，以整顿全国财政，但不久废去。兵财之外，于用人上，宰相之权也几失落。太宗用赵普谋，置考课院，后改审官院，设审官选人。审官多由皇帝近臣任之，皇帝本人也常亲自去当考官，宰相不得与闻。苏轼写过一篇《上神宗皇帝书》，可谓慷慨激昂。但对当时的台谏之风心悸不已。他说，自秦汉设谏议大夫以来，数百人谏诤而死。但太祖建隆以来，未尝加罪一人。纵有薄责，不久又提升了。因为没有人敢重谏君主，朝政上的事只问罪宰相。所以有人讽刺说，仁宗之世，宰相只奉行台谏之旨。苏轼在文章最后说，陛下是宽容的，我说这些话，只怕招来众多的讥刺，加我以危法。但我死而不辞，唯恐天下以我为戒，不敢说话了。我上此书，迟疑了一个月，写成后毁之再三，最后才冒死献上的。
秦汉谏议大夫无定员，多至数十人，不在中枢领导核心。隋唐则移入门下省、中书省，称给事中、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等，为宰相僚属。其功能主要是对天子进行监督。唐太宗召宰相入朝议大事，谏官随之。宋代废唐制，统治中心只内置执政的中书和管军事的枢密两府。台谏便脱离宰相独立出去。真宗天禧时置谏院。仁宗庆历时规定谏官不得用宰相大臣所荐之人，台谏权势扩张，几与宰相等。而台谏的功能与前朝相比已有质的变化，即变谏君为谏相。这给宰相施政带来很大麻烦。每实行一事，施行不久，便有许多人说得失，寻废去。再行新措，复又如前。君主莫之适从，老百姓更无法执行。主意办法太多，朝令夕改，没法真正做成一件好事。
仁宗时有历史上著名的“庆历党争”。当时不惟台谏，几乎所有朝臣都兴此道。吕夷简任宰相，范仲淹谏其进用多出其门。吕夷简斥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使其落职。许多人为之再三说情，仁宗却说，这么多人称荐他，有朋党之嫌，下诏诫之。欧阳修等人任谏官后，又再三陈述广开言路的道理，并为朋党之说辩护。吕夷简后来落职。欧阳修专门写了一篇《朋党论》，为范仲淹心生开脱。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与贤相富弼鼎力革除凭世袭、资历任官的资荫、磨勘等任官办法，得罪了不少人。大臣石介奏记于富弼，夏竦对石介有怨，又想搞垮富弼和范仲淹，便让女奴偷偷学石介的字，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废帝的诏书，然后谤讪于仁宗。仁宗虽不信，但富弼与范仲淹心生恐惧，自请出边任宣抚使。杜衍任宰相，力裁那些投机之徒，凡他们的上书，都要积到十多封了，才给皇帝看，有的干脆不奏。那些小人怨恨他，便想办法造谣革他的职。结果杜衍只当了120天宰相。杜衍的女婿苏舜钦，写得一手好文章，议论侵权贵。还有个集贤校理王益柔，曾于席上戏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以二人皆范仲淹所荐，便讽劾他们，以累范仲淹。范仲淹、富弼果被再贬。有人评断说，仁宗英明，又急于图治，而富、范却陷于谗言而不得志。为什么呢？古时候君王立政立事，君臣同心同谋，小人无机可乘，可果断行事；而庆历新政，锐气有始无终，原因就是君相之间有隙。
对相权的控制，必定招来抵制。从北宋末年到南宋，权相蔡京直至贾似道，都把破坏和操纵台谏系统视为擅政的至关重要的步骤。秦桧弄权的第一步是“择人为台谏”，韩侂胄干政得手也得力于“惟有用台谏”。蔡京、韩侂胄常假借御笔，罢降言官，使台谏为其所控制。史弥远、贾似道则代谏官拟言章。史弥远专政，台谏先将言章副本封呈宰相审查，后由宰相交付正本。贾似道弄权，奏稿干脆由他来拟就。这时候，谏官的命运便不济了，忠于职守者或被罢黜或陷重祸，因此许多人因惧怕而失了名节。秦桧执政时，对官僚不称意，台谏便探秦桧的意进行弹劾，有时秦桧直接授意让他们加罪于人。
宋代强化台谏制度后，皇帝的权力更集中，但其决策能力反而变弱。宰相在皇帝的猜忌和朝臣的左右下很难做成大事，系命于微薄，干不了几天就得下台，如走马灯般更迭。一旦君主昏聩无能，被宰相左右，台谏又变成十分可怕的杀人工具。
谁是宰相
我们在读宋代史书的时候，对其中的官衔常会如堕五里雾中。如仁宗、英宗时的宰相韩琦，罢相前的官衔叫“推忠协谋同德守正亮节佐理翊戴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兼译经润文使、上柱国、魏国公、食邑一万二千七百户、食实封四千六百户”，共67个字，内含功臣号、官、职、差遣、勋、爵、食邑等。如何从这个长名中判断韩琦是宰相呢？是“侍中”这个称谓。按照通常习惯，一般都认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平章事，为宰相。若以这一条去套韩琦，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据陈振等人的考订，应以侍中和同平章事为正宰相，而以同平章事为主。这样似乎更符合实际。
但这也不尽然。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将王钦若列入三次入相者的名单。该书卷二六《三入相》“王钦若”条为：“大中祥符中，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与马知节争论罢。寻又拜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寻出判杭州。仁宗初，复拜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而实际上王钦若只是在后两次做过宰相，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他虽带同平章事衔，但实际只任枢密使，并没有当宰相。赵翼所说有误。差错出在同平章事并非一定是宰相。实际上，侍中、同平章事既可是实衔宰相，也可能是一种虚衔。这叫使相制度。使相制度唐即有之。宋初罢免节度使的兵权，仅保留节度使的官称，作为武官的官阶之一，又作为文武臣的一个荣誉官衔。《宋会要辑稿·仪制》三之一七等部分载，宋代以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京尹兼中书令、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使相是从一品官，品秩相当高。每月俸禄料钱400贯，比宰相、枢密使还高出100贯；禄粟200石，为宰相、枢密使的两倍。使相的服饰等级与宰相同。后代恩荫与宰相也相当。其他礼遇也与宰相差不多。但使相不预政事，不签发文件，无宰相之职权。所以使相授予的范围比较大。北宋曾将使相的官衔授予羁縻国国王、逝世或在世的皇亲国戚、高级将领、朝廷重臣。有时大臣被贬，还给他个使相虚衔。如赵普、韩琦、王安石都带使相衔到地方任官。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六专门有一节《宋宰相屡改官名》。其中讲道：“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为真宰相之任。初无定员。上相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其次为集贤殿大学士。或置三相，则昭文、集贤及监修国史各除……其三师、三公则为宰相加官。神宗新官制，置侍中、中书令，而尚书令不设，即以尚书令之二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政和中，改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仍兼两省侍郎。靖康复改为左、右仆射。建炎三年（1129年），吕颐浩请左、右仆射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门下、中书二侍郎改为参知政事，废尚书左、右丞，从之。乾道八年（1172年），诏尚书左、右仆射可依汉制改为左、右丞相，删去侍郎、中书令、尚书令之职，以丞相充。此宋代宰臣先后名称不同之故事也。”这段简短的叙述，把宋代宰相称谓的沿革数列了一遍。我们在看宋史的时候可以略备一考，但决不能按图索骥。其原因就是这里头有个使相问题。元丰改制后，知制诰李清臣曾在奏章中说，本朝官制袭用前朝，但未充其实质，用起来实际上与古不合。官与职不相准，差遣与官、职又不相准。官阶、勋名、爵位、食邑、实封、章服、品秩、俸给、班位，都不相称。像前述赵翼提到的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都只是文官的“职”，与宰相并非同一回事。连赵翼这样的专家对庞杂混乱的官制，也只是雾里看花。我们要准确了解宋代的宰相情况，最好是查阅《宋史·宰辅表》。
那么为什么宋代要把官职搞得如此难懂呢？其一是为多设官位，以虚位、空位来笼络人心。这点已有另文介绍，不在此重述。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些官位设得虚虚实实，可虚可实，非驴非马，便于权力调整。皇帝可以根据个人或时事的需要，随时将使相变实而为宰相，也可以让宰相退于虚位。所以检查宋代宰相之真与虚，当看其时他手中的权力。而这个权力是皇帝给的。皇帝还以台谏来制约监督他，宰相只是皇帝的谋士、秘书。这是封建制度的一大奥妙。
对“谁是宰相”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回答：皇帝才是真正的“宰相”，皇帝是主宰。当今之内阁总理与宋代宰相有天壤之别。内阁总理是由议会代表、民众意志选举出来的，其施政多少可代表人民利益。宰相只能凭良心为人民做点事，他更多的是行皇帝的意旨。
神仙之职
不知怎么搞的，宋太宗称翰林学士为“神仙之职”。宋代翰林学士拥有草制诏敕之权，侍从皇帝左右以备顾问或参与谋议，有时也能保举官员和知贡举，间或也受皇帝临时差遣充任使节等，有“内相”之称。外人雾里看花，对其有好的想象自不为怪。太宗则为剧中人，该知端底——当然，那可能是皇帝说的轻巧话。
翰林学士的设置最早始于唐代，学士之名汉已有之。历五代至宋而完全制度化。其后元、明、清各代，虽其职掌、地位时有变化，但沿置不废。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并别置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这时的翰林学士与原来的翰林供奉一样，不过是皇帝左右辞章之类的供奉者，无实际职掌。如李白虽称翰林学士，但并未草制诏敕。唐肃宗至德（756—757年）以后，翰林学士有了草制诏敕的职权。不过唐代的翰林学士尚是差遣，不是正式官职。到宋代虽然职能差不多，却定型为一种官职。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五○载，学士院“掌制、诰、赦、敕、国书及宫禁所用之文词”，其官有学士2人、待诏3人，吏有录事1人、孔目官6人、表奏官8人、驱使官20人、守阙驱使官12人。我们常常把学士院与翰林院混为一谈。翰林院主掌艺学供奉之事，设勾当官1人，以内省押班、都知充任。翰林院总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有待诏、艺学、祗候、学生等官，无定员。这与学士院根本不同，远没有学士院重要。
翰林学士还有“真假”之分。有许多翰林学士衔由他官兼领，其实并不治事，称“带馆职”，也称“贴职”。如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李穆知开封府”。庆历六年（1046年），“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张方平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一五九）。这是说李穆、张方平带翰林学士的馆职别领开封府、三司使。真正的翰林学士即专典内制的翰林学士，称呼还得带一个知制诰。这是从唐代沿用而来的。前面我们还提到了中书舍人。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一样也有“真假”，真的中书舍人称呼也得带个知制诰。中书舍人是中书后省官，宰相僚属。翰林学士、知制诰专典皇帝内制，中书舍人、知制诰掌政府外制，所以两个知制诰又是不同的。
翰林学士与翰林侍读、侍讲学士及诸殿阁学士也扯不到一起。侍读之名始于东魏天平初年，侍讲始于东汉。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始建翰林讲、读学士之职，神宗时省去学士之号，只称翰林侍读、翰林侍讲，后又只称侍读、侍讲。主要职责是为皇帝讲读经史，释疑解难。这是个闲职，官品仅为正七品，而翰林学士为正三品，不可同而语。宋代翰林讲读学士常由有学识的他官作为兼职充任。如司马光曾以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侍读、侍讲也可互兼。如王洙曾任翰林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知制诰。殿学士主要有：观文殿大学士、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学士，端明殿学士，等等，无实际职掌，侍从皇帝备顾问，为名誉职称。但观文殿大学士为从二品，资政殿大学士为正三品，其班秩均在翰林学士之上，很显恩宠。王安石第一次拜相后，曾拜观文殿大学士，苏颂亦曾拜观文殿大学士，韩维、吕公著、欧阳修等曾拜资政殿大学士。这些人地位极高。观文殿大学士一般加给宰相，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学士则加给罢政宰相以示恩幸。阁学士主要有天章阁学士、龙图阁学士、宝文阁学士、显谟阁学士等。其性质与殿学士相似，但地位较之为低。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学士之设，按太宗、仁宗的说法是“育才”。范仲淹解释说，国家开文馆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秘廷，览群书，以待顾问，以养器业，为大用之备。三馆学士多封给宰相。
唐玄宗时翰林学士之入选，没有出身限制，亦不必经过正式的考试。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才规定入院第一天考制、书、答三札，诗一首，后又加赋一首。第二天便可确定是否入选。宋代翰林学士一般都由知制诰升迁。因为其已熟知业务，所以不再考核。但宋代对翰林学士的要求是很高的，绝大多数为进士出身。翰林学士开始无定员，后来大致有一个定数，北宋多时六七人，南宋少时一二人。为首的称翰林学士承旨，是翰林学士的“领班”，非由皇帝近侍重臣担任不可。承旨的定员也变换不定，多数时期为一人或无。
翰林学士在皇帝身侧，又草制诏敕，看起来，既重要又清闲，所以士大夫都十分向往。学士院曾被称为“人世之仙境”，宋太宗曾对宰相近臣说：“词臣实神仙之职也。”这是当主子的不知奴才味。此等“不胜寒”之处，莫说不可多说半句话，多走半步路，即使那些“文山会海”也够处理的。忙起来，如果对规矩不熟，是不大好工作的。草制诏敕须很讲究行文措辞，万一出了差错就只有吃不了兜着走。学士杨亿起草答契丹书，有措辞未合真宗意，第二天便请求辞职。大中祥符八年（1016年），学士院草赐钱惟演诏，误书“祭”为“癸”，结果孔目吏决杖，待诏赎铜十斤。（《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四九）翰林学士李旷干了30年，因劳顿思虑过度而成疾，他告诫儿子不可干这行。要说好处，翰林学士可借这点优势得到提升。不过它绝非如神仙般可以超脱。这是一个不超脱之人奔前程的好岗位。
糊涂官学
宋代的官是比较好做的。进用的机会多，官位爵誉满天，皇帝也不轻易宰杀大臣。但是官多患也多，相互的猜疑便少不了。口舌多了，皇帝往往搞不清孰是孰非，迁了贬，贬了迁，仕宦往往一生浮沉。所以宋代的官也不好做。卖弄机巧可以时或得逞，堂堂正正做官相当难。
吕蒙正初入朝时，有人指着他说：“这小子也能当参知政事？”吕蒙正装着没听见就走过去了。同僚不平，要去查究，吕蒙正急忙制止说：“如果知道了他的姓名，便终身不能忘了。不如不知道为好。”当时的人都十分钦佩他的宽宏大量。吕蒙正既知人善任，又直言敢谏，却不对私怨耿耿于怀、睚眦必报，以致三起三落、三度为相，宠辱不惊。
太宗罢了吕蒙正让吕端做宰相，有人说，吕端这个人很糊涂。太宗说：“吕端小事糊涂，在大事情上一点儿不糊涂。”说吕端糊涂，是说他不计较别人暗算，不知争权弄权。有个叫李惟清的，职位从知枢密院事降到御史中丞，怀疑是因为吕端压制他，借机中伤。吕端一笑了之，不以为意。说吕端糊涂还可能指他太过谦让。这谦让不是官场的通行规则。寇准自左谏议大夫升参知政事，吕端请求官居寇准之下，结果太宗封他当右谏议大夫，后来提拔他当宰相。吕端顾虑居相位列寇准之上，寇准会不服，就请求让副相（参知政事）与宰相按轮流值班掌印，一同登政事堂办公。太宗同意了这个建议。后来宫中传出皇帝的命令：“从今以后有关中书省公务必须经过吕端审核斟酌后，才能奏给皇帝。”吕端更加谦让而不独断专行。
吕蒙正、吕端在处理自己与朝臣的关系时，采取的是淡化自己对别人的好恶意气的办法，模糊私怨，从而消解矛盾。而王曾的办法则是让自己在别人眼中模糊起来。王曾提拔任用人，从不让人知道。范仲淹曾对他说：“正大光明地选拔人才，是宰相的责任。您德高望重，唯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啊！”王曾说：“宰相老是想把恩德归于自己，那么又让谁来承担怨恨呢？”范仲淹对他这番议论深表赞赏。
糊涂做官而使私怨模糊起来可能比较容易做到，而恰恰这几位都是想做些大事的人物。这样，他们的处世哲学实行起来便大有难处。西夏的李继迁侵扰宋朝的西境，保安军报告说擒获了李继迁的母亲。太宗想杀了她，招枢密使寇准来商议。寇准告退后，经过相府，吕端猜测太宗与他商议的是大事，就谨慎地对他说：“是皇上关照你不讲给我听吗？”寇准说没有。吕端说：“如果是边境常事务，不必让我知道；如果关系到军国大事，我这个当宰相的不能不知道啊！”宋代削了宰相的权，太宗时枢密使已成为最高军事长官，军事问题由皇帝与枢密使议，宰相不得与闻。所以吕端向寇准问这个问题是越权的。幸好吕端做得谦恭，而寇准又是个明白人。寇准便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吕端问怎么处理，寇准说：“打算将李母在保安军北门外斩首，以此惩戒凶残叛逆的李继迁。”吕端说：“这么做无疑是失策的，希望你暂缓行事，我要重新奏明皇上。”吕端进宫对皇上说：“从前项羽捉到太公，想要烹杀他，刘邦说：‘请分给我一杯羹。’做大事的人尚不顾他的父母，何况李继迁这样的叛逆者呢？皇上今杀了李母，明就能逮住李继迁吗？倘使不能这样，白白结下仇怨，只能更加坚定他的叛逆决心罢了。”太宗问该怎么办，吕端说：“依我的看法，应当将李母安置在延州（今陕西延安），派人好好地赡养起来，以此招李继迁来归顺。即使他不会立即投降，终究可以牵制住他的心，他母亲是死是活掌握在我们手中啊！”大宗拍大腿叫好，说：“如果不是你提醒，几乎误了大事。”当即采纳了吕端的计策。李继迁的母亲后来因病死在延州，李继迁不久也死了，他的儿子终于归顺投诚。这得力于吕端。
在事关礼仪脸面和沟通某种私人关系上，为官者的处世哲学更有为难之处。真宗乾兴年间(1022年)，王曾由副相封会灵观使，曹利用由枢密使封景灵宫使，当时重使号，而宫使重于观使，曹利用排名在王曾之上。不久王曾升昭文馆大学士、玉清昭应宫使。去皇上那儿告谢的时候，看门的不知应如何排名禀报，正不知所措时，王曾高声喊：“只管奏明宰相王曾等告谢。”曹利用怏怏不平，皇帝为抚慰他，仍下诏规定排名按原来的顺序。后来曹利用在被贬的路上自杀，太后大怒，王曾却为曹利用说话。可见王曾看人看事一直是客观的，当年排名的那一喊，性情上的东西多。再说吕蒙正。朝中有位官员收藏着一面古镜，自称这镜子能照200里，打算献给吕蒙正以求交好。吕蒙正笑道：“我的脸不过菜碟大小，哪里用得上照200里的镜子呢？”吕蒙正说得诙谐婉转，有本色，为人称道，却也得罪了人。
在宋代这么个官场里，要顾及自家面子、人家面子，还有皇上的面子，再加上政治理想、道德修养、个人性情等等，做人是很累的。到后来大多数人都是顾此失彼。有心计一点儿的，或钻营升高官，或能协调好某种关系干点有益的事，但多数人只能过得糊涂一些。这官学是一笔糊涂账，很难理清楚。有意识地淡化人际间的恩怨，让某些微妙关系变得模糊一些，也算得是这糊涂官学里的精明章节。
无常手足情
宣和七年（1125年），金军灭辽后大举攻宋。徽宗与大臣蔡攸谈对策时，气塞昏迷，跌倒在床下。醒过来他就写下：“皇太子可即皇帝位。”于是赵桓继位，他就是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渡过黄河，辅政大臣劝钦宗向襄阳一带逃跑，李纲加以制止。钦宗任命李纲为东京留守，负责保卫东京。而此时传来皇后动身出京的消息，钦宗便要一起走。李纲跪下，一边流泪，一边磕头，以死挽留钦宗。钦宗后虽有反复，终于留下了。但李纲刚开始守城部署，金军已到了都城西北的牟驼冈。钦宗接受李邦彦的建议，派人前往金营商议割地求和。金方提出要派亲王、宰相前往议和。钦宗问大臣谁可前往，李纲请求让他去。钦宗以为李纲性格刚直，不合适，便派知枢密院事李棁前去。李纲则以为李棁柔懦，要误大事。果然李棁到了金营，吓得什么都不敢说，只是领回金军议和条件：给金军金子500万两、银子5000万两、牛马1万头、绸缎100万匹，尊称金帝为伯父，割中山、太原（在今山西）、河间（在今河北）三镇，派宰相、亲王到金营为人质，把金军送过黄河。对此李纲坚决反对，可是钦宗全都答应了。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前来朝见，请求派他去做人质。钦宗便派宰相张邦昌一起前往。康王出发后，各地援军陆续到来，共有20多万。而金军只有6万多。李纲等人抗击金军，终于保住了东京开封。
后来金太宗再次攻宋。钦宗又派康王求和。康王走到磁州（今河北磁县），知州宗泽劝其不要去金营，康王便留在了相州（今河南安阳）。金军到达东京，钦宗又求和，金方提出要太上皇徽宗前去谈判。钦宗说太上皇既惊又忧，恐怕要弄出病来，还是他自己去。但到金营两天，没有议出结果，便又返回东京。此时东京城已失去防卫，金军天天索要金银财物，钦宗只得再次前往金营。他离朝时约定五天回来，谁知一去便被扣下，金军称要等金银财物交足后才放回他。靖康二年（1127年）三月初，金国下令废掉徽宗和钦宗。随后，徽宗和皇后、太子及诸王妃统统被掠到金军营中。北宋至此灭亡。
幸存在相州的康王赵构，不久被立为南宋皇帝。他虽然曾大义凛然地代钦宗去做人质，可是这时的想法却不同了。他虽天天叫喊迎回二圣（徽宗、钦宗），其实不过是故作姿态。因为他哥哥钦宗一旦归来，他的帝位就成问题了。不过他倒是希望徽宗和他的生母韦贤妃归来。
韦贤妃被解到上京洗衣院。这是金朝为惩罚宋朝女俘而专门设立的机构。不论是皇后皇妃还是国戚贵族，只要进了洗衣院，统统都是奴隶。金朝的达官显贵经常到这里寻花问柳，稍有姿色的不是弄去做妾，就是买去做奴婢。不几年洗衣院便败落关闭。韦太后被遣到五国城。后来被盖天大王索去当了夫人，还生了儿子。高宗则遥尊生母为宣和皇后，封外祖父韦安道为郡王，封韦家30多人做了官。只要一有使节赴金，便让他们打听母亲消息。绍兴七年（1137年）钦宗生母郑皇后崩逝。在迎尸骨的时候，高宗托迎奉梓宫使王伦带消息给金国，愿割地赔款迎回韦太后。后又经过多次请求，在绍兴和议以后，金熙宗终于允如所请。
韦太后南归前夕，见到了钦宗。这时对钦宗的看管松得多了，他挽着韦太后的车轮说：“倘我能与太后一起南归，没有其他奢望，只要能管理太一宫就心满意足了，请太后转达九哥（南宋宫廷称高宗为九哥）。”韦太后说：“我南归之后，如不派人来迎你，当瞎了我的双眼。”
绍兴十二年（1142年），韦太后一行长途跋涉，终于回到南方。高宗到楚州（今江苏淮安）迎接。韦太后一见同来的韩世忠，就问：“这就是韩将军吗？我在金国就久闻大名了。”又问：“为何不见大小眼将军？”（岳飞两眼一大一小，故有此称）一位大臣悄悄告诉她：“岳飞已经死在狱中了。”太后责备高宗说：“岳飞是国家栋梁，打得金人望风逃遁，为何置他于死地？”说着，便愤愤然要出家，慌得高宗连忙伏地请罪。据说，她从此终生都穿道士服装，表示对岳飞的悼念。高宗奉韦太后一直很孝顺，而韦太后则性格恬淡。高宗未立皇后，太后屡次催促，高宗请太后降诏做主，太后却说：“我只知后宫的事，国家大事决不干预。”后来高宗立了吴皇后，太后与她相处得很融洽，从未有过不愉快。太后非常节俭，高宗多次赐予金帛，她都贮存于国库之中，从不无端挥霍。她活到80岁。很难考证韦太后回来后，怎样说服高宗迎回钦宗。但是迎钦宗这一节始终未能实现。这当然与高宗的策略有关。
徽宗、钦宗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保自己性命，推卸自己的责任。高宗则有果敢、明智的一面。他对徽宗、韦太后也非常讲骨肉情和孝义，但是一旦涉及自身的利益，便会牺牲手足之情，不顾其生死。这还不算，为了达到不使钦宗南归的目的，他在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策略上，都坚守和议这一原则，以使钦宗南归的屏障不倒。
大人物的小脾气
程颐是一代重儒，严毅庄重，很拘泥于礼仪。有一次年幼的皇帝折了根柳枝，他就说，正当春和之时，万物生长，不可坏了天地间的和气。苏轼自由旷达，琴、棋、书、画等无所不玩，不仅戏谑同僚、师长、友人、弟子，还好歌妓，于学问上则儒、佛、道、纵横诸家兼收，散漫得很，自然看不惯程颐。国忌时，程颐在相国寺主持祈祷仪式，叫吃素时，苏轼便讥讽他：“你不好佛，怎么吃素的？”司马光死的时候，正值朝廷有重大庆典，百官在庆典后想去凭吊，程颐阻拦说：“你们今天既然要哭司马光，就不能在庆典上欢歌。”苏轼忍不住说：“这是那个活见鬼的叔孙通制订的礼仪。”看见程颐主持司马光的丧事毫无闪失，苏轼就说：“你主持丧礼真是熟练啊！”接着又是尖刻的一句：“父亲死而葬时行丧礼。你父亲很健康，怎么也做丧礼？”程颐气得答不上话来。程颐是理学大家，他以“性”为中心命题建立了博大而逻辑严密的哲学体系。他曾说，“性即是理”，即是道德之本原，人“性”常受物欲蒙蔽，“灭私欲则天理明矣”。苏轼挖苦他，并把“性”说成等同于饥来吃饭、渴来饮水、男欢女爱。苏轼的解释自有其道理，但他缺乏程颐那种哲学思维能力，说得不着边际，程颐内心里十分看不起他的这种浅薄。当时苏轼仰仗出身名门，当着礼部员外郎，又得太皇太后宠幸（时因哲宗年幼，她正垂帘秉政），而程颐不过微薄君子，是在司马光、吕公著的推荐下入朝当崇政殿讲读的，没什么靠山，所以对苏轼忍一口气。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在主持朝廷考试时出策论题，其中点到朝廷如果学习仁宗的忠厚，怕百官不尽职守或玩物丧志，如果效法神宗之励精图治，怕大臣们不识其意，还点到汉朝文帝、宣帝的典故，程门弟子左司谏朱光庭便抓住“辫子”指控苏轼诽谤仁、神二帝，加以弹劾。苏轼叫苦不迭，自辩不清，幸亏同乡、右司谏吕陶出来说话，太皇太后又加以袒护，才算熬过去。但是，由于程颐是洛阳人，苏轼是巴蜀人，此后洛蜀党议的说法便传播开去。
在宋代，“朋党”之嫌是非常忌讳的，很容易授人以口实。当时司马光门下的一些官僚十分老辣，结成一伙，被后人叫做朔党，便得观鹬蚌之争的渔翁之利。程、苏争论各方都只有一二名“同伙”，程颐方为朱光庭，苏轼方为苏辙、孔文仲，其余一般史籍上所排列进去的吕陶，其实只对程、苏各作公允的评价，贾易则是借机对苏轼发私怨，与程颐并无干系。但是朔党对他们都作夸大，大加发挥。这时候迂腐的程颐，在讲课时发现皇帝生病未来，又得知太皇太后独自上朝，便不合时宜地对宰相吕公著说这不合规矩，还说皇上生病宰相不知令人寒心云云，激怒了太皇太后。有人发难，朔党乘机群起而攻之，程颐很快被黜出朝廷。由于他在朝中没有势力，元祐年间也未得翻身。剩下的对手是苏轼。苏轼早已是朔党的眼中钉。早先经司马光推荐，苏轼曾有望做宰相，朔党人就上言说，苏轼不过会写写文章，当个翰林学士已经很不错了。国朝宰相赵普、王旦、韩琦，都不是以文称能的。洛蜀党争后，他们逼得苏轼抬不起头来，心理压力很大，在朝中活得疲惫不堪，所以被迫数次上章乞求外放，曾知杭、颍、扬、定诸州，求得暂时的耳根清静。更糟的是，洛蜀怨恨一直为程、苏的后学和子孙继承下去。直至南宋，理学家朱熹还对苏轼骂不绝口，甚至诬言北宋末奸宦梁师成为其遗腹子。明代程敏政著《苏氏梼杌》，称要复洛蜀九世之仇。《宋史》上评价说“始以党败人，终以党败国”，是一痛心语。明代张溥曾经很诚恳地告诫人们，程、苏两贤本无什么罪责可指，只为了只言片语而成嫌隙，同室而操戈，最终两败俱伤，让小人一并击之。《续资治通鉴长编》评价说，熙宁间王安石新法之争出于公，元祐之争则出于私，元祐君子之过大。
古希腊宪赫拉克利特曾说：性格决定命运。我写作此文的时候想到，学问、思想本来与人之性格属两码事，可是事实上有某种性格之人一旦沾上学问、思想，非但这种性格会成为学术品格，学问、思想也极易带有某种性格特征，极易变成偏好和意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于人生事，成也天性，败也天性，成也学问，败也学问。怎么来对待学问，值得我们考虑。
自证政见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许多人控告市易务违法，神宗屡次诘问中书仍不明真相，便派三司使曾布查实。曾布调查的结果是：提举市易务吕嘉问等人挟官府势力，垄断市场，强迫商人售货物于市易务，官府买足后方可自行交易。市易务的货款大部分流入“大姓”手里，而且长期拖欠不还。市易法条例中只规定“商旅物货滞于民而不售者，官为收买”，而实际上这时连水果、芝麻也都成了收购对象，且大都贱买贵卖，以致开封百姓怨谤纷生，“以为官司浸淫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市易法原本为促进物流、平抑物价、保护一般商贾、抑制兼并而设，这时却走到了它的反面。
吕嘉问是枢密使吕公弼家的子弟，他窃得从祖吕公弼批评新法的奏稿送给王安石，取得信任，却使吕公弼外斥，被吕家人号为家贼。吕嘉问仗着与王安石的关系，告曾布挟嫌报复，要求增派吕惠卿参与调查。神宗有疑虑，王安石却袒护他，吕惠卿还是参加了进去。吕惠卿采取种种不正当的手段隐瞒事实。他召监市易务魏继宗及行会商人查问，皆与曾布无异词，便私下诱胁其诬告为曾布所指使。魏继宗不从，反而据实告诉曾布。吕惠卿又遣弟吕温卿密告王安石，要求急治魏继宗。曾布申诉，神宗最后只能说，吕惠卿不免要与你共事，不要争执。其实神宗是个明白人，但此时很无奈。当时变法派正处在反对派的猛烈围攻之中，处境相当困难。神宗虽有动摇，但不愿意废罢新法。王安石正成为矛盾的焦点，自请离位并推荐吕惠卿接任，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决定用支持新法的韩绛和吕惠卿为相。神宗有他的政治大局要考虑。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不久便实施报复，再度调查市易务一案，命与曾布有隙的章惇等人主持其事。曾布后来终于被贬。
曾布与吕惠卿都是王安石创行新法的干将。王安石设置三司条例司，吕惠卿为检详文字，负责安排新法的具体工作。后来条例司被废除，青苗、免役、农田水利法付司农寺，吕惠卿负责主持其事。吕惠卿因父丧离位，王安石乃推荐曾布接替。保甲、免役、养马法皆颁行于此时。免役法是在广泛征求各地意见后实施的，但刚一公布便遭到诸多责难。御史中丞杨绘断言有五难，监察御史刘挚列举十害，神宗批示令司农寺答复。王安石命张琥驳斥，张琥不从，曾布自告奋勇，据理反驳，驳倒了他们，杨、刘被贬外调，使免役法终于推行下去。
《宋史》将曾布列入奸臣传，但从该书所叙史实，特别是其他重要史书的叙述中，均可见出其政见卓著、有气度且品格高尚。《宋史》上记载，司马光为政时，令其改免役法，曾布坚决推辞说，免役法皆出自我手，让我来改义不可为。他因此被免去户部尚书，再度贬出朝廷。曾布对王安石始终是尊敬的，但又有冷静的、中肯的评价。章惇曾对他说起，吕公著等人把王安石说成真人、至人、圣人，后来又诋毁他。受过王安石伤害的曾布还是说，这种诋毁皆过其实，不足道。在受王安石贬斥的20余年以后，他还请哲宗照顾王安石的老妻。
反过来，王安石原先十分信任曾布，但因市易务案错怪他有意反对新法，甚至怀疑他的人品有问题，此后不再相信他，显得有些意气用事。熙宁八年（1075年）吕惠卿罢官，神宗想召回曾布，王安石却加以阻拦。其中的原因，有吕惠卿、吕嘉问的离间作用，当然也因为曾布在变法形势恶化的政治关头查究新法不合时宜的毛病，更主要的还在于王安石本人的褊狭。史书上列举的王安石的最大毛病便是狷狭。这种狷狭固然与性格有关，更主要的则来自权势地位。依王安石理想主义的血性以及固执的政见，他处世总是相当主观的；在政治旋涡中他变得敏感、自尊以至于病态，很难长久信任别人。他听不得别人批评新法的意见，任何时候都要证明自己政治主张的正确。如果他能兼容曾布这样人的意见，变###进行得更周全一些、更稳妥一些，成功的因素就会增多。可惜这是很难做到的。
真假帝姬
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逃亡于温州、台州之间。一天忽然有报，妹妹柔福帝姬从金国逃归。他便派内侍首领冯益和宗妇吴心儿前往越州（今浙江绍兴）查验。两人回来报告，称确实无差。于是高宗召见。柔福帝姬见了高宗毫无拘束，大谈她的遭遇及宫中旧事，说到伤心处涕泪交流。高宗听了她的叙述，看看她的外貌，深信不疑。可是忽然看到她脚大如船，只管盯住看，这柔福帝姬呜咽着对他说：“金人驱赶俘虏如同牛羊，我从汴京北上，行程万里，脚都变了旧模样。”高宗想想倒也是。即召入宫中，封其为福国长公主。建炎四年（1130年），高宗把柔福帝姬下嫁给永州（今湖南零陵）防御使高世荣，并资助嫁妆18万缗。这是南渡以来王姬第一次下嫁普通官员，许多人羡慕，也有人嫉妒。
第二年有一男子自称徐王赵棣，刚从北方逃归。赵棣在徽宗31子中排行十三，与钦宗一同北掳。但是这个自称的“赵棣”非但外貌不合，对宫廷生活也一问三不知，很快露了马脚，搭上了性命。原来这个人叫李勃，是四川###（今重庆万县）人，他认识曾在宫廷当过内侍的杨公谨，杨自称与徐王赵棣一起生活过，李勃便来冒名顶替。事隔不久，又有人自称荣德帝姬。荣德帝姬在徽宗34位女儿中排行第二，嫁于左卫将军曹晟，北掳时曹晟已病逝，后改嫁给金国习古国王。这位假荣德帝姬本是商人之妻，从一个军人口中得知荣德帝姬其人，便来冒名碰运气，结果被杖死大理寺。
绍兴十二年（1142年），高宗母韦太后南归。韦太后马上揭穿了假柔福帝姬。真柔福帝姬小名多富，又名瑗瑗，为徽宗十二女，初封柔福公主，政和年间改称帝姬。柔福帝姬原本在宫中过着锦衣纨绔、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靖康二年（1127年），这位17岁的少女却与父兄一道被拘押北上。她与高宗母韦太后同一批被分配到洗衣院，过着奴隶的生活。绍兴五年（1135年）柔福帝姬25岁，虽然她的花容月貌已被销蚀，但意志却变得坚强了。这年二月，她被迁往五国城居住。五国城有许多宋朝官员押解在此，徽宗也在这里。这些官员在这里耕种自给，有相对的自由。柔福帝姬结识了徐还，两人结为夫妻。不幸的是，绍兴十一年（1141年）柔福帝姬突然得病，香消玉殒。这年她只有31岁。这一切，韦太后知道得一清二楚，尤其是她病重为韦太后亲眼所见。囿于自己的身份，韦太后让随她一起南还的宫人杨氏出面检举。高宗当即下诏，让殿中侍御史江邈、大理寺卿周三畏审讯福国长公主。正在这时，前相州（今河南安阳）观察使李和徐还之父徐中立被放还，都证明柔福帝姬已死。福国长公主无法抵赖，便原原本本交代了事情真相。
原来她是开封乾明寺尼姑，法名法静（一说静善）。靖康之变时被金人掠入军中，认识了宫娥张喜儿。她们结交甚好，张喜儿便无话不说。她说法静很像柔福帝姬，法静得知柔福帝姬已押解北上，生死不明，便心生冒名的计谋。她向张喜儿进一步打听柔福帝姬在宫中的生活以及一些宫廷规矩。后来她逃离金营，到处宣扬自己是柔福帝姬，南宋管理宫廷事务的大宗正仲的听说是柔福帝姬逃归，便将其迎入府中，但一时无法与高宗联系。不久仲的死去。法静后被乱军头领刘忠掠去。建炎三年（1129年），刘忠进犯蕲州（今湖北蕲春），被宋将韩世清所破，法静辗转落入宋军。她便在军中照旧宣扬自己是柔福帝姬，小名瑗瑗，母亲是小王婕妤。韩世清很重视此事，与蕲州宋臣甄采身穿朝服，隔帘询问。法静口若悬河，无懈可击，还抛出些宫中琐事，不由韩世清不信，当即决定送其往高宗处发落。这便有了开头的一幕。法静被封后享了十几年富贵，所得俸赐48万缗，还得赐临安城外漾沙坡坑下第一区。她平骄横凶恶，不仅笞挞婢妾，还杀戮甚多，埋于府第中。绍兴十二年（1142年），高宗下诏将法静重杖处死，驸马都尉高世荣被追夺官职。
高宗曾多次表示，宁受百次骗，得到一个真帝姬也是好的。但他没有找到一个真帝姬。法静的伎俩非其首创，法静身后之“法静”也屡屡出现。在国家混乱之时，又有长久的神秘的宫闱重幕的遮盖，法静们总有一显身手的机会。
宋江公案(1)
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年），被旧史称为“淮南盗”的一伙打家劫舍的绿林豪客，一度以梁山为据点，不久放弃梁山而在京东京西路至淮南各州广大农村作战，最后为朝廷所灭。这就是宋江等36人的暴动。宋江后来的结局如何，史书上语焉不详，所以不少人怀疑《水浒传》的此一节为虚构。清初汪师韩在《读书录》中说，《宋史·侯蒙传》虽有使讨方腊之语，事无可考。比汪师韩稍早，金圣叹在《宋史纲批语》中已说过，侯蒙欲赦宋江使讨方腊，一语而八失。还有俞万春在《荡寇志·自序》中也十分肯定地下结论，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只有被张叔夜擒拿一节。这些论断都缺乏论证，可能有相当的政治态度在里头。至清末，俞樾提出有点儿系统的观点。他在《小浮梅闲话》中认为：“宋江降后，无使讨方腊事……擒方腊者韩世忠也。乃生前既为辛兴宗冒功，而数百年后，稗官演说，又归之于武松，抑何蕲王之不幸也。唯《侯蒙传》：‘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东平府，未至而卒。’是赦宋江以讨方腊，侯蒙有此议而实未之行，小说家即本此附会耳。”俞樾的根据是，《水浒传》言宋江的部下鲁智深或武松擒方腊，但《宋史》的确凿记载是王渊的偏将韩世忠擒方腊。既然宋江等没擒方腊，那么也就没征方腊。俞樾还引征了一条《夷坚乙志》关于宣和六年帅郓州的蔡居厚杀降的传说，指出：“宋江事见《宋史·张叔夜传》，但云‘擒其副贼，江乃降’。至降后为蔡居厚所杀……则人所未知也。”（俞樾：《茶香室续钞》）鲁迅可能根据俞樾之说，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引了《宋史·侯蒙传》上述那段话后说：“顾当时虽有此议，而实未行，江等且竟见杀。”又引前述《夷坚乙志》那条史料说：“山泺健儿终局，盖如是而已。”以上是对宋江征方腊事的怀疑。
1953年1月号《历史教学》发表张政烺《宋江考》一文，不仅认为宋江未征方腊，对宋江接受招安也予以质疑。该文指出：“当时宋江方面的情况是‘力尽图穷’，为了伙伴（副贼）的生命安全，为了保存实力，便临时妥协。……宋江当时很可能是诈降，待机会再活动。”“唯一可能的解释便是宋江前次投降是诈降，现在又暴动起来了，所以折可存才受命捕讨。宋江终竟因为寡不敌众，不久便又被擒，他的命运便也同方腊一祥，免不掉‘伏诛’。”1957年严敦易在《〈水浒传〉的演变》一书中也认为宋江接受招安和征方腊俱成问题。1978年第2期《社会科学战线》和同年8月1《光明报》，发表了邓广铭、李培浩合写的两篇文章《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和《再论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断定宋江未曾接受招安，也未征方腊。其基本理由是：“北宋朝的记载全无宋江受招安之说，此说是南宋期内编造出来的。”如果说张政烺、严敦易之说尚属猜测推断，邓广铭、李培浩之文便完全进入了史学论证的角色。但是邓、李之论据显然是很难成立的。比如他们最重要的一条根据，是在前述的第一篇文章里所说的“最为确凿可信的”史料《泊宅编》，其中就提到宋江起义事而未说结局。我们且莫说《四库全书总目》断此书“明人传刻古书，每多臆为窜乱，今无别本可校，不知其为原帙否矣”。书中“是非未必尽允”，“记载亦或失实”。实际上它也成书于南宋。1981年第1辑《中华文史论丛》发表马泰来《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还真的昭示北宋末年即有吏部侍郎李若水《捕盗偶成》诗论宋江降宋一节：“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邓广铭在1982年第4辑《中华文史论丛》刊文《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收回宋江接受招安否定说，但仍坚持未征方腊说。
生于北宋而长于南宋的李焘（1115—1184）写《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其“博极群书，尤究心掌故，以当时学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家自为说，因踵司马光《通鉴》之例，备采一祖八宗事迹，荟萃讨论，作为此书”。该书记载了宋江接受招安和从征方腊的事。《宋史》和宋人王赏、王称父子写的《东都事略》两书的《张叔夜传》中，也都记载了张叔夜知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时与宋江战斗并最后招降的经过。《宋会要辑稿》的《捕贼》和《讨叛》也一样有所记载。邓广铭、李培浩还提到关系到宋江起义军最终结局的一份最原始、最确定的材料《折可存墓志铭》。折可存前文已提到。这篇墓志铭大事渲染折可存“俘腊取江”，而其他史料上根本就没提过折可存这个名字。据专家推断，此文出自其女婿范圭之手，为牵强附会之溢美之词。正如洪迈所说：“碑志之作，本孝子慈孙欲以称扬其父祖之功德，播之当时，而垂之后世。”（《容斋三笔》卷一）邓广铭、李培浩文还提到《桂林方氏宗谱》中的《忠义彦通方公传》“是一篇可信的史料”。该传载：“（宣和三年）公遂得生擒腊，献军中，槛送京师。八月丙辰，腰斩于市。所破州县，渐复敉宁。是年，宋江三十六人猖獗淮甸，未几亦就擒。”不仅将方腊就擒归之于方庚（彦通），还牵到“宋江就擒”。韩世忠擒方腊已被认为是事实，怎么又跑出个方庚？原来这篇传的作者是徐直之，徐的祖母是方庚的五世孙女。此传与史书记载相差太远，实不足信。
宋江公案(2)
史书上的疑案不胜枚举，大部分是因为基本史料灰飞烟灭，无从考稽了。而宋江之案却还是有明明白白的线索的。对历史发疑是科学态度，而为疑而疑则易走向其反面。历史学之存疑是要有相当学力的。
贺兰古国(1)
元灭西夏诸国后，为辽、金、宋修专史，而独置西夏于不顾，致使西夏典籍散逸，国史湮灭。据说成吉思汗数征西夏而不克，最终在西夏都城兴庆府遭遇地震时才有了取胜的机会，但其在最后的征服战中病逝。由于对西夏怀有特别的仇恨，他在临终时嘱咐属下将西夏末主李和党项一族杀绝。后来元朝不书西夏史，也应与此相关。清代乾嘉学派由治经而治史，始为西夏钩沉辑佚，续缀国史。贺兰山东麓成排的巍峨王冢，其枕山饮河之景象，令人触景生情地感悟到西夏党项族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之气度。而它灰飞烟灭竟至于全族覆灭、为史不载的悲壮，也令人生出哀婉。电视剧《贺兰雪》对西夏的故事作了形象的长篇叙述，其工作定充满艰难险阻，想必作者有点儿感受。
党项族原居今四川、西藏、青海等省区的交界地区。唐朝初年逐渐向甘肃、陕西北部一带迁徙。唐朝末年，定居在夏州（今陕西横山西）一带的党项族平夏部参与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其酋长拓拔思恭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国公，从此逐渐形成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宋朝初年，李继迁借助辽的势力与宋朝抗衡，于宋咸平五年（1002年）攻占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改设西平府。经过李明德一代的继续发展，由氏族部落转变为地方政权。宋宝元元年即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因地处中国西北，史称西夏。
西夏之崛起和衰败与它同其他几个国家所取的道路不同有关。北方草原地区的党项、契丹、女真、蒙古人，分别建立了西夏、辽、金、元政权。契丹、女真、蒙古是发源于西伯里亚草原的民族，处在东亚文化中心圈的边缘位置。西夏人位居辽、金、元与宋之中间地带，是它们之中的“中国”。相比之下，西夏文明与东亚文明的血缘更近。从地理位置来看，其虽偏于一隅，但可独立自足的条件也更好一些。历史上西夏的确只偏隅西陲保祖业，而无意进中原称帝。西夏人虽然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独立的国家，但从来未能从中原汉人那里由精神上独立出去，事实上是那个时代汉文化的一个小标本。宋朝的命运将要如何，西夏的命运也将如何。
具有动感特征的游牧文化，由风沙碛石、冰冻寒燥所支配。冰冻寒燥导致生活资料的短缺，因之游牧民族的活动便带有攻击性。他们要向潮湿多山的南方开拓新的生存空间。经济重心与南北政治边际区都有向东南迁移的张力。由于辽、金、元的文化品格与中原相距太远，当它们深入进来的时候，遇到陌生的东西太多，文化触角带有相当的盲目性。反过来，中原文化遇着游牧文化也非常盲目。盲目意味着没有理性的克制，因而两种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架屋同构，形成边际文化带。南方温润的气候、舒适的生活环境、古朴悠远的文化氛围，使中原人不断地向内心求世界信念。宋代由北宋的宋学发展到南宋的理学，不断由心外而心内，恰好与国界的一再南移相递序。向内心讨饭吃，必定以胭脂粉黛之气迷蒙遮掩黄沙漫漫的域外风景。盲目中游牧民族最终获益良多。在强悍之上再加了聪明，这是中原人败于其手下的一个原因吧。
西夏比之辽、金、元要理智得多。其国土本来就由宋分割出去，而其还自有立国的地理条件和生活资源，因而不会像北方游牧民族那样为了生活孤注一掷地到疆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由于与汉文化血缘太近，他们对汉文化非常熟悉，受影响也非常深，因而像宋朝那样立国自给的观念很重。这样束缚了他们的创造性——模仿得太多。自唐代后期拓跋思恭建立夏州地方政权以后，经五代到宋初，当时的政权一直在致力于建立一个国家。这个梦想实现以后，在立国方针上面临两种选择：效仿五代的“尚武重法”和效仿宋朝的“尚文重法”。李元昊选择了前者。“尚武”政策当然有出于同宋、辽抗衡争霸的军事考虑，以实现使宋朝“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的理想，后来它的确助西夏取得宋夏陕西之战、辽夏河曲之战等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大胜。但其主要的着眼点是内部军事斗争。李元昊所建立的蕃汉联合统治政权，是以党项酋豪显贵为统治基础的。这些酋帅皆有地分，拥兵自雄，不相统摄。为了驾驭他们，李元昊不能不于“案上置法律”，“明号令，以兵法勒索诸部”，甚至同他们歃血“盟誓”。西夏境内计有党项、汉、吐蕃、回族、鞑靼、吐谷浑、回鹘、契丹等民族，稳定统治也需要武威。所以李元昊制定的政治方针是从实际出发的。在这一方针下，西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繁荣起来。而同时西夏改年号、定官制、建都府、更礼乐、定兵制，则习用宋制。其文字也仿汉字，由汉字取得各类偏旁，增删累加笔画而成，繁冗得令人难以置信。这样的文字在西中国之地竟流传通用近二百年之久。到西夏天安礼定元年（1086年），乾顺开始全面推行“尚文重法”的政策。当时其社会组织已初具规模，经济水平有了相当的提高，封建土地所有制得以巩固，中央集权的帝党、母党之争也告一段落，与宋朝的军事较量转为军事对峙。所以乾顺在当时便提倡“以儒治国”，恢复礼乐科举制度。这一方针带来了严重后果，即讲“君臣之谊”，忍辱退让，给了野心勃勃之母党和大臣以生内乱的机会，原始部落内部的血刃重新暴发，致使“军政弛”。而随着汉化的加深，一贯尚武强悍的党项民族，逐渐文弱，抵御外侮的能力减弱。西夏由蛮荒而剽悍，由剽悍而儒雅，由儒雅而文弱，由文弱而灭亡。
贺兰古国(2)
中国自汉以降，各代的更迭多受北方草原民族的掣肘。北方草原充满活力的民族荒蛮而又炽烈，一次次入侵中原，引发无数次抗争、激斗、交融、同化的高潮，实际上也给中国古老文明、古老民族一次次注入新的元气和新的种性。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形成于北方的草原部落，似乎成为东亚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变化的主要外动力之所在。它们导致了中原政治格局的一次次大变动、社会的一次次大动荡。而这些草原民族，则愈是靠近中原文化中心的愈弱，愈边缘的愈强，故初辽胜宋，继而北方的金胜辽，再而更北方的元灭金；待元灭明立，汉又光复，但明又为清所灭。在10世纪到14世纪的中国，不同文化的撞击已经相当猛烈，而那时汉文化的脆弱性已暴露无遗。西夏先宋一步而亡，像宋的缩影。
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这个题目是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加给北宋科学家沈括的称号。沈括的主要科技贡献有如下五个方面：一、数学：发明隙积术、会圆术；二、物理学：共振研究与弦共振实验、发现磁偏角、通过实验发现凹面镜成像焦点与成像规律；三、天文学：发明十二气历；四、地理学：解释雁荡山的构造原理、解释华北平原的成因；五、工程技术：制作立体模型地图。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也没有建立在近代科学基础上的学科分类，但在沈括身上却有科学精神。最能体现科学精神的是数学和实验，沈括取得了很高的数学成就，也十分重视科学实验。沈括在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天文历法理论。熙宁七年（1074年）上《浑仪》、《浮漏》、《景表》三议。《浑仪议》批判了前人天文测量仪器浑仪的不合理性，提出制造新仪的方案。《浮漏议》讨论观测时刻的铜壶滴漏，《景表议》讨论观测正午时太阳影子的设备，也都有新的方案。沈括第一个发现指南针并非指正南，而是略偏东。在中国东部地区，地磁的偏角不过二三度，发现这一现象非常不容易。七弦琴具有宫、商、角、徵、羽、少宫、少商七弦，少宫、少商的音阶比宫、商各音高八度。沈括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剪一纸人加于少宫弦上，手弹宫弦时纸人会跳，弹其他弦则不动。少商与商弦的关系也一样。沈括称之为“应声”，其实就是物理学上的共振。根据《墨子》中提到的针孔照相匣的倒影和凹面镜的倒像问题，沈括总结出了光学理论。沈括发明了隙积术，得出测量垛积高阶算术级数求和公式。他发现太行山、雁荡山等山的化石，发现了几种矿产及其用途，如石油可以点灯和制墨。在药物学方面，他提出了新的良方和新的药种。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喻皓的建筑学著作《木经》、磁州锻坊的炼钢术、淮南漕渠的复闸、苏州到昆山浅山长堤的筑法等科技发明，均赖有《梦溪笔谈》的记载而为后世所知。沈括死后数百年内，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基本上都在受他的影响。他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在今天都还得集中相当大的智力集团才能深入下去。
说沈括仅是自然科学家还很不恰当。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内，按照现代科学分类，将沈括所著《梦溪笔谈》的内容画了一张分析表。这张表共分人事资料、自然科学、人文科学3大类25小类。又据《宋史·艺文志》著录，沈括著作有22种155卷。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的以及其他文献中提到的还有18种。可惜大部分已失传。从所存著作即可以知见，沈括还是历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人文科学家兼自然科学家兼艺术家。惟其如此，沈括才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会通的眼光，透析科技与文艺，描述了它们之间的各种函数关系、因果关系。沈括的大脑构造如今已无可考证，我们对他的头脑能容得下那么多的知识感到迷惑不解，但是他的知识兴趣一直感染着中国人。今天我们很少有可能去做沈括这样的通才，但即便做个专家，了解沈括构筑的坐标，也会使思维更开阔一点儿，至少是多增加点学习和研究的兴趣。
沈括之所以能取得超乎常人的成就，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秘密，就是首先他是一个政治家。像毕昇那样做一种发明可以走常规的路子，但要像沈括这样集大成，在当时就非得有政治条件作保障。沈括带我们走进他的“坐标”之前，在政治生涯中考察了文物风土，博览了群籍，精心构筑了这个坐标。他的许多发明本身就来自从政的实际需要。而他一生沉浮、命运不济，也与政治有关。沈括于宋至和元年(1054年)受父荫任沭阳（今江苏沭阳）主簿，筑百渠九堰治水，得良田7000余顷。嘉祐六年(1061年)任宁国县令，又用以工代赈法，从附近8县动员民工14万人修复秦家圩。嘉祐八年(1063年)举进士第，任扬州司理参军。后入京，任昭文馆校勘。因通天文学，熙宁五年(1072年)又兼任提举司天监，后又任史馆检讨、集贤院校理，得以博览国家藏书，充实自己的研究。自熙宁三年（1070年）起，积极参与王安石变法，到各地巡视。熙宁八年（1075年）出使辽国进行分界谈判，获得外交上的成功。归国途中，在饱览山川民俗之余，写成《使契丹图钞》，献于神宗。由此升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掌管全国财政。熙宁十年（1077年），王安石罢相，沈括被贬知宣州。元丰三年(1080年)，改知延州，加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屡破西夏扰边之兵，在边境筑垒置兵，加强边防力量，以功授龙图阁直学士。沈括的《梦溪笔谈》写得成熟老练又鲜活丰满，信手拈来，层层道出，显示出作者不仅熟知多种科技人文知识，而且有相当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深刻的观察力。沈括站在当时社会发展的宏观高度和广阔视野上，给予我们一个认识世界的维度。
一般历史文献如《乾道临安志》、《咸淳临安志》和宋王称《东都事略》等，记沈括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占籍苏州”。沈括的曾祖父沈承庆曾任吴越国营田使，沈氏家族的兴起，是从吴越国开始的。民国沈氏后人沈绍勋、沈祖绵所辑《钱塘沈氏家乘》载：“沈氏于五代吴越时由武康（今浙江德清）迁杭，占籍仁（和）、钱（塘）千百年，于今亦一旧族也。”（沈绍勋、沈祖绵：《钱塘沈氏家乘》）沈氏几世死后多葬于杭州西溪湿地周边之法华山、桃源岭，西湖周边虎跑山等地。而以西溪湿地一带居多。其中九世以前大部分集中在法华山。沈括祖父沈英，父亲沈周，堂兄沈振，兄沈扶，侄子沈遘、沈辽均葬于“龙居原”。沈括葬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太平山，其墓今尚存（有学者对其有异议）。良渚一带原来也应是西溪湿地的一部分。沈括墓既不在苏州一带，从常规来判断，也当选龙居原，选太平山必有某种特殊原因。但从上述系表中可以看出，沈氏家族九世以前与西溪湿地应有十分紧密的关系。目前可查考的史料对沈氏在钱塘生活的记述不详，但似可猜测其居住地与西溪湿地接近，或即在西溪湿地。元丰五年（1082年），西夏攻陷永乐（今陕西米脂），沈括无力救援，被贬为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团练副使、员外郎，随州（今湖北随州）安置，不久又徙秀州（今浙江嘉兴）安置。后迁光禄少卿。他花了12年时间完成的《天下州县图》于元祐二年（1087年）呈哲宗，允“任便居住”，得以在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终老。沈括晚年在政治上失意，其政治上的投机行为也遭人非议，加之占籍苏州，在家乡没有财产，所以无法回来，而只能“梦溪”。最后只是在太平山“归葬”，并为自己写了墓志铭。
毕昇这个名字(1)
西方学者一般把印刷术的发明归之于德国人古登堡，时间是1450年左右。事实是古登堡于这时应用（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印刷术之一种，此前已有雕版印刷术。中国雕版印刷的发明，据学者考证，有汉代说、隋代说、唐代说、五代说等等，有较确凿证据的是公元9世纪唐五代之际。而活字印刷则是11世纪中叶宋仁宗庆历年间，由毕昇发明的，比古登堡约早300年。
中国约在中唐时期就有刻书流行，五代时雕版印刷已相当发达。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塌时发现《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长达7尺6寸，皮纸质，为北宋开宝八年（975年）吴越王钱俶所刻印。当时1版能印84万部之多。两宋的政治、文化发展营造了巨大的出版业市场，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兴盛，为出版印刷业的发展推波助澜。当时的刊印物拓展到各个知识领域，像儒家经典、历史、地理、医药、农业、工业、天文算法、文学作品、宗教经典等。宋代印会子所采用的铜版雕镂技术，在全世界发明最早。宋代的书籍装帧技术已全面完善，后世的书籍装订样式此时均已露端倪。宋代印刷采用颜体字变化而来的长宋体，但元代人多用赵孟頫体，称“元体字”。明初沿袭元制，但到嘉靖年间（1522—1566年）开始复古，仿宋人但有所改动，直至明末清初定型为发源于宋代的横轻直重、四角整齐的“宋体字”，并一直沿用至今。宋代临安的印刷技术提高到全世界顶尖水平。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称：“浙本字体方正，刀法圆润，在宋本中实居首位。宋国子监刻本，若《七经正义》，若史、汉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资治通鉴》，若诸医书，皆下杭州镂版。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大半。”“监本”是全国通行的标准出版物。南宋时，由于文化中心转移，又有一时良工会聚，临安居三大出版业基地之首。所以说，“自古刊版之盛，未有如吾浙者”。又叶梦得《石林燕语》曰：“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为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宋版书是今天公认的珍本，因为它最接近于原本，又印刷精良。
由于雕版印刷耗费人力巨大，较大的一部书要花几年时间才能刻成，存放印版要占用大量房舍，还不能串版，不能更字，有相当的局限性。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杭州布衣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使印刷技术发生重大变革。史书上对毕昇生平的介绍不详，只有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一八《技艺》中作了一点儿记载：“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一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保藏。”这段文字介绍了活字印刷铸字、排字、印刷的基本工艺过程，但对毕昇也未作具体介绍。目前尚无证据证明活字印刷在宋代得到推广，但毕昇的发明却可以见证宋代印刷技术水平的发展高度。毕昇的发明在后代发挥了作用。雨果曾把发明活字印刷视为“一切革命的胚胎”，马克思则将其视做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发明。毕昇这个名字代表了这一伟大发明。
宋代出版业极大地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北宋时即出版了《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3部各1000卷之多的###书。另外还有《太平广记》、《资治通鉴》、《通志》以及二程、朱熹、欧阳修、王安石、陆九渊、吕大临、赵明诚、陈振孙、晁公武等人的历史、文学、金石、目录学著作。据王国维、傅增湘等人考证，北宋时的所有正史均在杭州刊印。治平二年（1065年），太宗下令在杭州刊印《宋书》等七史。元祐元年（1086年），神宗令《资治通鉴》下杭州刊印。哲宗时（1086—1100年），泉州商人徐戬受朝鲜国委托，在杭州刻印《华严经》，得到3000两银子的厚赏。南宋时则出版了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王称《东都事略》，熊克《中兴小记》等史学名著，以及郦道元《水经注》、杜佑《通典》、白居易《白氏文集》、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苏轼《东坡集》、董煟《救荒活民书》、林逋《林和靖先生诗集》、朱熹《晦庵先生文集》、陆游《渭南集》等重要著作。另外还有《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以及耐得翁《都城纪胜》、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等重要的地方文献。
宋代印刷业分官刻、家刻、坊刻三大系统，后两种属私刻。北宋官刻由秘书省国子监主持，南宋时国子监官刻功能减弱，地方官刻功能增强。地方官刻机构有种种不同的名称，一般用官署名称，如茶盐司、转运司、安抚司、提刑司等。用地方政府公库钱刻印的书总称“公使库本”。此外，州军学、郡学、县学以及书院等也刻书。南宋时设于临安的官刻主要有纪家桥国子监书库、望仙桥德寿宫、凤山门修内司、左廊司局以及两浙转运司、临安府等。最著名的有浙西茶盐司、浙西提刑司等。北宋国子监曾刊刻《史记》、《汉书》、《后汉书》、《唐书》等。南宋国子监曾刊刻《周易正文》等12经、《史记》等17史。德寿宫刊刻《隶韵》等，左廊司局刊刻《春秋经传集解》等，修内司刊刻《混成集》、《绍兴校定本草》等。临安府本著名的有绍兴九年（1139年）刻的《群经音辨》、《汉官仪》、《文粹》，绍兴十年刻的《西汉文类》等。另外，通江桥北太医局刻印医书，印历所刻印历书，交引库刻印茶、盐钞引，行在会子库刻印会子。官刻本的特点是精于校勘，一般须经初校、复校、再复校三道程序，方可付印。书末印校勘者姓名以示负责。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刻书之禁松弛后，私刻不断增多，至南宋时蔚然成风，临安的私刻更为全国之首。私刻本署某某家塾、堂、斋、宅、府等为记，通称“墨围”或“牌记”。杭州兼有商业功能的书坊在中国发展得最早最广，南宋时有相当规模。其刻本一般标明某堂或某书铺，分为经铺、经籍铺、文字铺等多种。刻书范围遍及各行各业，无所不包。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所记，临安著名的坊刻有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鞔鼓桥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太庙前尹家书籍铺、众安桥南街贾官人宅经书铺、修文坊相对王八郎家经铺、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经铺、行在棚南大街前西经坊王念三郎家、沈二郎经坊、猫儿桥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太庙前陆家、钱塘俞宅书塾、中瓦南街东开印经史书籍荣六郎家、钱塘王叔边家16家。《梦粱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等书所记有近20家。太庙前尹家书籍铺所刻书也不少，如《曲洧旧闻》、《钓矾立谈》、《渑水燕谈录》、《茅亭客话》、《却扫篇》、《续幽怪录》、《箧中集》、《述异记》等重要文献。钱塘王叔边家刻有《汉书》、《后汉书》等。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经铺刻有《寒山拾得诗》等。行在棚南大街前西经坊王念三郎家、猫儿桥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以刻印《金刚经》等佛经为主。中瓦南街东开印经史书籍荣六郎家以刻印经史书籍闻名。
毕昇这个名字(2)
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为陈起、陈续芸父子经营，他们拥有刻工数十人，刻印唐宋名人诗集与笔记小说100余种。刻本均十分工致，故生意兴隆。陈氏父子待人友善，买不起书的人可以赊账。陈氏刻书现今尚有流传。陈起，字宗之，一字芸居，钱塘（今杭州）人。丁申《武林藏书录》载：“钱塘陈宗之起，事母孝，宁宗时乡贡第一人，称陈解元。居睦亲坊，开肆鬻书，自称陈道人。著《芸居乙稿》。凡江湖诗人皆与之善，取名人小集数十家选为《江湖集》。”陈起是出版商，又是诗人。郑斯立《赠陈宗之》诗称：“诵其所为诗，刻苦雕肺肝。陶韦淡不俗，郊岛深以艰。君勇欲兼之，夜吟辛酸。”可见他是一个书卷气很重的好学深思的人。陈起父子与当时的许多高官，以及刘克庄、叶绍翁、赵师秀、许棐、周端臣、吴文英等江湖派诗人交善，刊印他们的诗集。人称南渡后诗家姓氏不显者，多赖以传。另外，他们还刊印了大量唐诗。周端臣《挽芸居二首》诗云：“良田书满屋，乐事酒盈觞。字画堪追晋，诗刊欲遍唐。”《两浙古刊本考》称：“今所传明刊十行十八字本唐人专集、总集，大抵皆出陈宅书籍本也。然则唐人诗集得以流传至今，陈氏刊刻之功为多。”陈起后因刊诗贾祸，为宋代自北宋“乌台诗案”以来最大的一次诗狱。在中国文学史上，流派的产生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但以一个书商之力促使一个流派的形成，却是不多见的。
由于印刷书籍增多，宋代出现了许多藏书家。早期有江正、李昉、宋缓、王洙等，后来有叶梦得、晁公武、郑樵、尤袤、陈振孙等，他们的收藏达到一两万至五六万之多。藏书家获得的善本，往往不是官刻，而是版本来路多、出书效率高的私刻。周密《癸辛杂识》称：“廖群玉诸书，《九经》本最佳。凡以数十种比较，百余人校正而后成。以抚州萆草纸、油烟墨印造，其装褫至以泥金为鉴。”廖群玉的刊书，极有名声，均在临安刻印。
印刷术发明后，很快便向国外传播。雕版印刷术外传较早。13世纪高丽已有活字印刷，16世纪末本也较普及。古登堡的发明比新疆一带的活字印刷文物要迟一个世纪。据其他文献我们可以猜测，中国的印刷术发明后，经由中亚，特别是波斯，在13世纪至14世纪之间传入欧洲。不过古登堡应用于拼音文字，并发明了简单的印刷机。古登堡之印刷术在文艺复兴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文艺复兴人文科学精神的发扬，与之分不开。这一点，中国就大为逊色了。古登堡之名字之所以为人重视，是因为其印刷术与文艺复兴联系在一起。毕昇之名字不过被中国人视为一发明家而已，雕版印刷的发明者更无从查考，可见印刷这一古老技艺在中国的命运与西方有很大不同。尽管如前所述，印刷术仍被中国人用以印行了许多书，而且数量十分可观。
主编司马光
治平三年（1066年），47岁的司马光把他写的八卷《通志》献给宋英宗。英宗非常赏识，请他继续写下去。在此之前，司马光先修《历年图》七卷，这是一部大事年表，再进而写成《通志》，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至秦二世三年（前207年）事，花了三年多时间。司马光从中深感治史任务之沉重，独力难支，便请求朝廷给予人力与物力的支持。英宗答应了这个请求，设立专门的修史机构“书局”，并增派协修人员，拨给经费。司马光开始了他宏大的计划。第二年英宗去世，他的儿子神宗继位。这位20岁的小皇帝英锐精明，年少有大志，非常看重司马光的工作，当年十月便面赐“令候书成写入”的御序一篇，其中说：“《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于是有了个好书名。当时司马光精力正旺，心情又好，再加上学识广、阅历深，开头五年进展很快，迅速完成了周、秦、汉、魏四朝76卷。王安石变法开始后，由于政见不合，他在政治上失意，便一再乞请辞去政务。神宗于熙宁四年（1071年）封他个“西京留司御史台兼举嵩山崇福宫”的虚衔，同意他迁书局于洛阳专事修史。其后15年，除熙宁七年（1074年）应诏上了《言朝政阙失》的奏章，绝口不论政事。元丰七年十二月初三（1085年元旦），《资治通鉴》经19个春秋的修纂告成。共294卷，加上它的副产品《通鉴目录》、《通鉴考异》各30卷，总计354卷，300余万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讫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记载了16个王朝、共1362年的重大史实。全书内容广泛，考证精当，文笔生动，以编年体叙述，其所征引的书籍，除正史19种近2000卷外，另有杂史、笔记、文集等有名可循的300多种。
《资治通鉴》问世后，不仅震动了整个史学界，而且广为读书人所喜爱，迄今如此。翦伯赞曾这样评价过：“《通鉴》……叙事则提要钩元，行文则删繁就简，疏而不漏，简而扼要；言必有据，没有空话；事皆可征，没有臆说；文字精练，没有费辞。”（翦伯赞：《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371页，人民出版社，1980）这一点是《资治通鉴》所做到的，也是司马光本来力求的意旨。司马光这个主编不光详细地规划修史的步骤，物色人选，分配任务，自己主笔，而且亲自核实材料，特别是删节、润色文字。翦伯赞所说的这些优点，全出自司马光本人的手工。司马光物色的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位主笔本来就是有名的文史专家。刘恕熟览上下数千年史，各类史料相当熟悉，尤其精于魏晋史。刘攽著书百卷，于史学特别擅长。范祖禹曾著《唐鉴》12卷，号称“唐鉴公”。就是这些高手，司马光还要求他们“宁烦勿略”，以免漏掉重要的史料。这样一来，开始编出来的长编篇幅有点儿吓人。比如范祖禹的唐纪长编达700余卷，经司马光剪裁、提炼、综合、概括，编定为81卷，减掉了600多卷。司马光在给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宋敏求的信中言及此事：“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刘恕的儿子刘羲仲曾说，他父亲在书局时只是排比事实编成长编，最终取材成型全由司马光笔削。初稿完成以后，当年又组织专人进行校订，除司马光、范祖禹外，加入名士刘安世、黄庭坚、孔武仲、张舜民诸人。司马光从47岁起编撰《资治通鉴》而至于近70岁完稿，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力不足，继之以夜”，以致“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资治通鉴〉进书表》）。成书不到两年，他便积劳而逝。一部《资治通鉴》，字字是司马光的血汗凝铸成的。有如此学识之人，再加如此工作态度，《资治通鉴》才如此好看，才不能不好看。
翦伯赞还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说如果主编不管事，集体成员不管怎么强，写出来的书也不过是百衲被。司马光做了个好主编、模范主编，他把一床百衲被缝得连针线的痕迹都看不出来，变成锦绣文章。自中国有正统国史以来，只有《左传》、《史记》、《汉书》这类个体编纂的史书登峰造极。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时限不断增加，史料不断增多，特别是五代之际发明了印刷，史料增量有了突变，这时候个体修史已变得力不从心。莫说通史，即便断代史，也势必要集体创作。集体创作往往各打各的鼓、各吹各的调，各代史书除《资治通鉴》外，都是如此。司马光的才能不光在他的史学底子，还在于他当主编的组织协调才能，在于他创造了以长编删节的特殊方法、他敏锐的史识眼光和操纵削删文字的功夫。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有个人修史的兴趣和志向，他先做了一回司马迁修《通志》，像司马迁那样于修史有生命上的观照。司马光在朝中做官，其思考问题的习惯，全都是历史学的。惟其如此，他会谢绝当官，他会消耗生命，全身心地去当主编。他的《资治通鉴》就像他的生命史，是活的艺术品。因而它当然不会是破碎的百衲被。
可惜的是，这部著作于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在杭州雕版印成时，司马光已不在人世了。然而这部书却成了他鲜活生命的延续，像《史记》那样，让一代又一代的人想看。数百年间，注释、续补、删节、改编、辨误著作层出不穷。多少人在追随《资治通鉴》，追随主编司马光。被认为注释成就最大的胡三省，是宋理宗宝祐年间（1253—1258年）进士，历任县令、府学教授，他先遵父命为《资治通鉴》作注，完成了《通鉴广注》97卷、《通论》10篇以及《校雠凡例》等，但毁于元军入侵战乱中。宋亡后，他隐居不仕，又买书发奋重来，这时家境已十分贫困。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冬才完成，定名为《〈资治通鉴〉音注》。胡氏撰此书前后历时29年，三易其稿。这部著名的“胡注”涉猎范围极广，凡与正文有关的典章制度、郡县沿革、民族变迁、域外概况，甚至草木虫鱼的名状，都一一注明，并指出了原书前后的照应和某些错误。今天我们读《资治通鉴》注释本的底本就是胡注本。胡三省是又一个《通鉴》魂。他好像是一个《资治通鉴》注释的主编了。
步随芳草远(1)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江苏吴县）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是北宋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那句“先忧后乐”的名言给人以深刻印象，他一生对其的践行更为人所称道。《续资治通鉴》称：“仲淹少有大志，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创之。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及卒，赠兵部尚书，谥文正，又遣使就问其家。既葬，帝亲书其碑曰‘褒贤之碑’。仲淹为政主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而去。”元好问在《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八中称其：“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盖不一二见。”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授参知政事，行庆历新政。他向仁宗进《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建议。要旨是打破资历限制，选拔能吏，依法治国。范仲淹一生都十分注重发现推举人才，曾作《得地千里不如一贤赋》，以为贤者的价值100个城也比不上。朝中许多大臣包括后来当宰相的文彦博、富弼都曾得到他的推荐。在居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的要位时，他经常与皇帝谈论“得人则活，失人则乱”。宋朝的馆阁是培养高级官员的地方，但建制不完善，馆阁臣僚“大率清贫”。他建议生活上加以照顾，让他们潜心研究学问，后委以大任，并向皇帝提出一个可在馆阁任职的10人名单。其中包括杜杞、章岷、尹源、张掞、王益柔、吕士昌、苏舜钦、楚建中、姚嗣宗、孙复。他们都是很孚民望的官员，后来都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宋代官员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这就是所谓“磨勘”制度。磨勘只论年资，不问功过，于是有大量尸位素餐的人产生。官员子孙以恩荫得官，叫做“任子”，这是古已有之的，但到宋代滥得不可收拾。台省官六品以上，其他官五品以上，每三年南郊大礼，都有一次任子的机会。品级最低的，荫子或孙1人，最高的可荫6人。此外，还有致仕恩泽、遗表恩泽，退休或死亡，子孙也可以求得官职。范仲淹建议从严要求，后来颁布了新的荫补法。庆历三年，王伦在沂州（今山东临沂）起义，张海、郭邈山等在四川、陕西、湖北三省交界的地方起义，转战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所过之地，州县长吏，不是逃跑，便是投降。当时官僚间送礼送到用兵甲作为礼物，吏治腐败无能暴露得很彻底。范仲淹施新政时检查全国监司的名单，把不称职的转运使、提点刑狱一一勾掉。枢密使富弼对他说：“你勾得容易，可被勾去的一家人都要哭了。”他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啊！”范仲淹深深感到，过去选人才只重辞章和记诵之学，不能适应救弊除患的需要。他建议大兴教育。他不仅重视原来的国子监，而且特别重视地方办学，以为“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覆名实”，“士有纯明朴茂之美，而无教学养成之法”不行，强调儒者应当“通天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原”。皇帝下了诏书，学生在学300天，才能参与秋试。曾经参加过考试的，学习时间可以减少100天。考试取消贴经、墨义（以纸贴盖经文而背诵叫贴经，背诵经文的注疏叫墨义），只考策论和诗赋。虽然新定的考试法因朝中有争议，一年后被罢去，但州学、县学差不多都办起来了。
范仲淹一生守边戍边的时间很长，也特别有作为。宋代的要官和重兵分布在京城附近，戍边往往是谪贬后的差使，但范仲淹对此却有特殊的感情，好几次皇上召他回京，他却因不希望要办的事中途而废而主动要求留任。西夏疆域包括今甘肃大部、宁夏全部、陕西北部和青海、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东临黄河，西抵玉门（今甘肃敦煌西），南临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极大漠。北宋初，夏称臣于宋，但后来李元昊继位后，其经济、军事力量得到较大的发展，便屡犯宋境。康定元年（1040年），夏兵围延州（今陕西延安），宋大败。范仲淹因“朋党之祸”被降，正被调来当陕西转运使，后又兼延州知州。范仲淹注意罗致人才，任用胡瑗、欧阳修、种世衡、张方平等人，推行防御战略，整顿军纪，很快加强了边防。他还与部将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主动与他们沟通关系，缓解矛盾，被夏人称为“小范老子”，说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夏人管知州叫“老子”。“大范老子”指的是范仲淹的前任范雍，一员有勇有谋的大将。后来在处理边事上范仲淹与朝廷不合，被降职到耀州（今陕西耀县）、庆州（今甘肃庆阳），他一如既往地做好工作。朝廷加封他邠州（今陕西邠县）观察使的职位，尽管这个职位俸禄很高，他却再三辞让。他说，守边士卒一年吃不到一次肉，生病了便被丢弃，犯罪逃亡抓到就杀，如果自己接受了“千金之赐”、“千钟之禄”，会引起妒恨。而且羌族与他和睦相处，管他叫“龙图老子”，观察使之名与他们小头目的叫法一样，反而为他们瞧不起。朝廷同意他仍以龙图阁直学士之职担任边事。范仲淹后来和韩琦同主边事，收复了一些失地。边上歌谣唱道：“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庆历三年（1043年）宋夏议和，宰相吕夷简被罢，富弼任枢密副使，不久范仲淹、韩琦也接到同样的任命。但是他俩5次上表请辞，说在陕西4年，熟悉边情，已选拔得力将佐，修筑城寨，训练兵马，过三两年可讨服横山一带，消除边境祸害。夏人议和，情伪未知，不可不防。现在一旦离去，容易生事。当时边境的老百姓也挽留他们。但他们还是不得不心事重重地走向开封。范仲淹的改革失败后，他请辞参知政事，要求任边事，以“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范文正公集》卷一七《邓州谢上表》）。
步随芳草远(2)
范仲淹不仅推行新朝政，有为于治边，而且在地方治政也有道。北宋皇祐元年（1049年），年届花甲的范仲淹带着西部边陲的苍凉，来到秀美的杭州，出任知州。其时正值两浙大旱，粮食歉收，有的地方绝收，闹起了粮荒。杭州米价暴涨，斗米卖到120文，且粮库中储存的米见减少，市场供应难以为继。凭范仲淹多年的从政经历，他知道向朝廷请求调粮的可能性不大，而且远水难解近渴。于是，他心生一计，将杭州的米价提高到每斗180文，将此行情沿京杭大运河各地张榜公告。各地粮商闻讯后，争相星夜贩米来杭，不久城内米市货源充裕，粮价自然回落，回到斗米120文的水平。据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一《官政》所记，范仲淹又借荒年兴建粮仓、库房和官员住房，每天雇用1000多名劳工，以工代赈，并向各寺院发出告示，建议各寺院在荒年物价水平较低时大兴土木，修缮庙宇，以此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促进了经济发展。“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泽也。”范仲淹此举超越于个人得失。当时的监察司不理解，上奏说范仲淹“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要弹劾他。范仲淹也上奏，“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和在朝廷时一样，范仲淹也十分重视发现举荐人才。仁和县主簿龚宗元办事谨慎，为人正直，范仲淹非常器重，勉励其靠真才实学为国效劳、为民所用。后来龚宗元被提升到朝廷任职，正直廉洁。范仲淹在杭州任职一年半时间里，不仅多有政绩，而且倡导了一种好的民风、政风。《梦溪笔谈》又记：“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毕沅《续资治通鉴》之《宋纪卷五十二》载：“守杭之，子弟知其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为逸老地。仲淹曰：‘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逾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治第树园圃，顾何待而居乎！吾所患在位高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邪？”
早先仁宗曾想废郭皇后，范仲淹等人出于正统观念力谏，被贬到睦州（今浙江淳安、建德、桐庐一带），感叹严子陵的品格，为之建祠，并写了一篇有名的《严先生祠堂记》。严子陵是东汉光武帝的老同学，有名的大隐士。范仲淹赞美他能“以节高之”、“以礼下之”，是一位可使“贪夫廉，懦夫立”，“有大功于名教”的人。记文最后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滕子京谪居岳州，这位极有才能的人遭此待遇，愤郁颇见于辞色。范仲淹很为他担心，便借滕子京重修岳阳楼邀他作记之机，发了感慨。他在记文中说，有的人望洞庭风雨，萧条满目，感极而悲，有的人看晴波万顷，浮光跃金，喜气洋洋，而士大夫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纵观范仲淹的一生，可证他的话说得不矫饰虚滑，他是真心仰慕严子陵，他有真的报国胸怀。范仲淹的可贵处，在于他有严子陵那样不计荣禄功利的隐士高风，又能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只可惜范仲淹的忠君正统观念太重，使他的策略太过常规。“步随芳草远”是范仲淹寄给晏殊《献百花洲图上陈州晏相公》诗中的名句。范仲淹生前追随理想，身后留得芳名在。
明星苏东坡(1)
苏轼这个人很复杂。拿他的诗文，再加以他的仕宦史料来参照，我最终的感觉正是一个“杂”字。目前可以看到的苏轼最早的文字是嘉祐二年（1057年）的应试考卷《刑赏忠厚之至论》，他写此文时年22岁。到66岁死去这40多年时间里，他留下了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及卷帙繁富的散文作品，数量之巨为北宋之冠。苏轼不仅在文学上涉猎广泛，书画、音乐等也无所不及。在思想领域，则儒、释、道兼收。苏轼一生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正值北宋社会危机大爆发之时，此时改革思潮迭出纷呈，政局反复多变，党争此起彼伏。苏轼卷入了党争，其仕宦生涯随之浮沉。除了嘉祐、治平间初入仕时期外，他两次在朝廷任职（熙宁初、元祐初）、两次在外地做官（熙宁、元丰在杭、密、徐、湖；元祐、绍圣在杭、颍、扬、定）、两次被贬（黄州、惠儋），所以他的生活经历也是相当复杂的。
苏轼的“杂”给他的思想和为人处世带来相当多的矛盾。比如他在《韩非论》里把“虚无淡泊”的老庄哲学斥为“猖狂浮游之说”，把“君臣父子”关系视做“若萍浮于江湖而适相值”。在《议学校贡献状》中，指责“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的风气，认为庄子“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的一套，是“人主”“砺世磨钝”的销蚀剂。这是从儒家治世的角度批判佛老。而在《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二乐榭》中则又谓：“仁智更烦诃妄见，坐令鲁叟作瞿昙。”“二乐榭”之命名来源于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文同提出质疑“二见因妄生，仁智何尝用”，苏轼和诗以为佛理高过儒学。在政治见解上，他从未提出有深度、有创见的建议，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纠缠，认识层次不高。王安石变法时，他坚持不改革科举制度，攻讦青苗法的实施。后来司马光执政，他又反过来指责“元祐更化”（指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在元祐年间推翻王安石变法的事件）。但是他又特别能调理自己。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时，吟《初到黄州》诗自我解嘲，但对贬逐淡然处之，还想有“补”于国“事”。后来体会到政治之险恶，又加之生活困顿，一种沦落的悲苦孤寂之感油然而生。但是他马上找到了佛老这个武器。他在《黄州安国寺记》里说，到黄州归诚佛僧，“间一二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苏轼并不根究其哲学深奥，而以相当实用主义的态度用之“饰身治心”。署名王十朋的《集注分类东坡诗》卷二引师尹谓：“白居易晚年自称香山居士，言以儒教饰其身，佛教治其心，道教养其寿。”苏轼有诗：“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可见其转换能力。
苏轼的创作随其复杂的经历和思想的不断转换，在题材的选择上有相当宽的剪裁。他在朝中总是要按捺不住大发议论，而在外放的过程中，又写了大量有政治社会性内容的诗文。其中有抨击时政的《吴中田妇叹》及其他涉及新法流弊的诗篇，有他在杭州赈济疏湖、密州收养“弃子”、徐州抗洪开矿、颍州纾民饥寒的记录，有《于潜女》、《新城道中》、《无锡道中赋水车》、《石灰》等对各地风土人物的形象描绘。贬谪后则大发个人感慨，咏常生活。在风格上，他慕习的范围甚广，特别是颇多李杜韩柳之气。比如《送张嘉州》：“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见月时登楼。”此乃从李白《峨眉山月歌》、《金陵城西楼月下吟》的“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等句中化出。纪昀曾评价，他的《荆州十首》之于杜甫《秦州杂诗》，《真兴寺阁》之于《同诸公登慈恩塔》，《访张山人得山中字二首》之于《题张氏隐居二首》等，“句句似杜”。杜、韩之议论化、散文化之倾向，对苏诗的结构、选字、用韵以至宏伟风格的形成，更有直接影响。赵翼《瓯北诗话》卷五谓：“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不仅如此，苏轼的风格有豪放的一面，也有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卷上说的“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所说的“旷”的特点。但是也正由于苏轼不拘一格的杂取，使他的诗文失之于粗疏。陈师道《后山诗话》曾说：“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则似之矣，然失于粗。”纪昀则谓“东坡善于用多，不善于用少；善于弄奇，不善于平实”，“伤率、伤慢、伤放、伤露”，“犷气太重”（纪昀：《和陶〈读山海经〉批语》）。赵翼说他“一泻千里，不甚锻炼”。苏轼在《竹坡诗话》里也说自己：“字字觅奇险，节节累枝叶。咬嚼三十年，转更无交涉。”
相比较而言，苏轼在贬居的十多年中比其他时期取得了更高的艺术成就。他在晚年的《自题金山画像》中曾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叫“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亨”（《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我的理解是：苏轼少年得志，而以一种非常大的架势来操弄诗文及其他，有其功利的一面，在“苏文散天下”之势下，他以一个“明星”的姿态站在公众面前，决不能在任何一个方面下深入的工夫。只是功名之路断去的时候，他才能真正有心思锤炼文艺。
明星苏东坡(2)
苏轼在北宋开风气，自有其历史功绩。但他的名声及至今，如此之大，我总觉得不相称。因为他有致命的弱点：思想缺乏深度，诗文有太多的姿态，特别是在技巧上不十分经得起推敲。我在写作此文前，曾与许多朋友交换看法，他们都几乎一致推崇苏轼的豪放和旷达。但我感觉这与课堂说教影响有关，还有就是少年情怀较能为其感应。有位朋友曾拿鲁迅与周作人、林语堂相比，说爱周、林的时候觉得鲁有毛病，但最终还是喜欢鲁迅。我觉得这个比方不太恰当。鲁迅之价值恰恰在于他的思想，而苏轼在他的时代，思想深度远远不及王安石、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人。
尽拾灵均怨句新
杨万里评价陆游的诗“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灵均怨句新”（杨万里：《诚斋诗集·跋陆务观剑南诗稿》），前句以杜甫比其经历，后句言其诗风近屈原。是为行家话，也非全切中。
陆诗之好确实来自他如杜甫般颠沛流离之生涯，来自他与生民的接触。陆游出身于仕宦家庭，他出生的第二年，金兵强渡黄河，开封沦陷。又次年，徽、钦二宗被掳北去。其父母携其自中原渡黄河、淮水、长江，在兵荒马乱之间，逃归山阴（今浙江绍兴）故里。后又到达东阳，至9岁才又回山阴。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礼部考试得第一，但秦桧孙子要这个名次，所以他因“喜论恢复”、“语触秦桧”（陆游：《渭南文集·跋自画像》）被黜免，考官也几乎得祸。陆游回乡写读习剑，研读兵书，梦想有朝一杀入沙场。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才去福建宁德（今福建宁德）做了个主簿小官。旋改授，后又罢回乡里。直至孝宗继位，才迁大理司直、枢密院编修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并被赐进士出身。他提出了许多军政改革的建议。不久又贬为隆兴（今江苏镇江）通判。后又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宋史·陆游传》）罪名被罢免，回山阴过了四年“穹居”子。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再次被起用，不过这一次是到夔州（今四川奉节），实际是流放。从此他的生活遭遇便十分接近屈原、杜甫。他的“西行万里”成了“欲就骚人乞弃遗”。他不仅访问了杜甫流寓的故址，更染上了杜甫的那种气质。他想在四川宣抚使王炎的支持下好好经略一番，没能如愿。他经常身穿戎衣，过着军旅生活，曾有雪中刺虎的壮举。但在那里还是先后调任成都府及蜀州（今四川崇庆）、嘉州（乐山）、荣州（荣县）等地，自谓“身如林下僧”，很不得意。淳熙二年（1175年），诗人范成大帅蜀，陆游为参议官，二人以文字交。但被人诬为“不拘礼法”，于次年被免职。他便干脆自号“放翁”。直至淳熙五年（1178年）才被召回临安。回忆这些年事，他在《雪后苦寒，行饶抚道中有感》诗中这样说：“十年走万里，何适不艰难？附火财须臾，揽辔复慨叹；恨不以此劳，为国戍玉关！”
东归后，他先后提举福建及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在江西，他因为救灾而招致朝廷不满，又被罢职。淳熙十三年（1186年）代知严州（今浙江建德），淳熙十五年（1188年）才回朝廷当军器少监。第二年光宗继位，又升为朝议大夫、礼部郎中。这是他25年后重回朝廷做事，所以很急迫地向皇帝提出恢复的大计，但结果是又一次被贬。从淳熙十六年底被斥到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去世，中间除去约一年到临安主修孝宗、光宗实录，其余20年均在山阴三山故居度过。他子孙多，田地少，祠禄又低，生活很窘迫。有时食且以断，药也停了，夜晚为省油而不看书。有一次连自己常用的酒杯都拿去卖钱了。不过他“身杂老农间”，与普通百姓相与往来，“荷锄归”、“慕渊明”，一直未忘复国之志，死前一年还资助韩侂胄北伐。这时他的诗锤炼得更加醇厚。20年间，他写了大量诗作，今存陆诗9300首。
陆游之经历与生于“安史之乱”的杜甫是非常相似的，他“恢复”不能的不得志又与屈原之牢骚一致。《醉歌》：“战马死槽枥，公卿守和约。穹边指淮淝，异域视京洛。”《书叹》：“有司或苛取，兼并亦豪夺。正如横江网，一举孰能脱！”《秋获歌》：“数年斯民厄凶荒，转徙沟壑殣相望。县吏亭长如饿狼，妇女怖死儿童僵。”《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等声调，与杜工部何其相似。但是，《三月十七夜醉中作》：“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夜读兵书》：“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老马行》：“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家祭无忘告乃翁。”豪迈之气的直露，则大过杜甫了。而《临安春雨初霁》：“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剑门道中遇微雨》：“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当然更不用说《燕》：“只愁去远归来晚，不怕飞低打着人。”《梅花绝句》：“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些似更接近陶渊明，而非屈大夫。陆游之牢骚表现得非常直率、气壮，又有禅味上的解脱。“万事空”之空灵使他能活到80多岁，也使他能总有兴趣一再写诗，写出万首诗来。屈原之苦闷是切入灵魂的，他的心被牢骚腐蚀透了，他的诗正是腐蚀出来的液体。所以屈原的表现是很内在很内在，很深很深的，无法解脱的。屈原注定不可能活得太久，他也不可能写很多诗。陆游之诗是伟丈夫，屈原之骚是病美人。杜甫说大白话，但其机心藏得很深。这一点与屈原相似。陶渊明把自身融化于大自然，包括他的思想也如气体混融于大气之中。所以陶诗绝非“超脱”可以概括。它明明是鲜活的生命。尽管陆游与杜甫、屈原、陶渊明都像，其根本差别还是看得出来的。只不过很难说清楚。陆游最大的特点，是明明白白地讲道理抑或哲理抑或禅机给我们听。这是陆游“尽拾灵均怨句新”之“新”，大概也可说是整个宋诗之新。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1)
宋人岳珂《桯史·稼轩论词》载，辛弃疾每次开宴会，总要命歌妓唱其词作，特别是《贺新郎》。他自己还常常朗诵其中的警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说：“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博得一片赞誉。
辛弃疾一生确实与故国“青山”干系甚大。他因金主完颜亮南侵，于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走上历史舞台，又于韩侂胄北伐惨败之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死去。在这46年的时间里，辛弃疾编写了他的人生词史。当完颜亮率大兵向江南开来的时候，今山东省中部泰山周围出现了两支义军。一支由济南的一个农民耿京领导，另一支的首领是年仅21岁的辛弃疾。耿京一支纠集的是农民，很快壮大起来。辛弃疾一支则是士人，徘徊顾望的多，所以他率领2000人投归耿京，担任耿京的“掌书记”。义军不仅打击了南侵金军的士气，而且直接动摇了金在中原和华北的统治。当完颜亮武断地强迫他的辖军三内渡江南下时，军中将吏合谋将其杀害，并向南宋议和。宋廷当然求之不得。辛弃疾以为应乘胜收复故土，遂向耿京建议与宋廷联络，全力围歼。耿京同意，带领人马南下。不料义军部将张安国为金军收买，杀了耿京，投降金军，并被封为济州（今山东巨野）知州。辛弃疾北返复命才得知这一消息，便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召集了50名忠义军人，直趋济州，于5万人众中抓获张安国，号召万名兵士反正，南奔而来。然而，“壮岁旌旗拥万夫”的辛弃疾，被宋廷散去部众，解除武装，安排到江阴军做签判。孝宗受禅继位后，张浚主持军政，于兴隆元年（1163年）攻金，但不久败北，被解职。身为小官的辛弃疾于乾道元年（1165年）给孝宗上《美芹十论》，详细论述了对金作战的方案，主张“出兵以攻入”，而非“坐而待人之攻”。乾道六年（1170年），他给打过胜仗的宰相虞允文又上了《九议》，于军事方案之外，又指出恢复故土非皇帝或宰相的私事，不能只着眼于私人利害而避开这一任务。《美芹十论》和《九议》没能唤回皇帝和虞允文的答复，倒是在臣民之间传布开去。辛弃疾后来也只是在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做了几任地方官，最高做到福建路提刑和安抚使，不满三年。
嘉泰三年（1203年），独揽军政大权的韩侂胄准备伐金，起用一些有时誉的人。原来为他排斥的辛弃疾也被召为浙江东路安抚使。次年初辛弃疾又被皇帝召见，改任镇江知府。他向宁宗和韩侂胄进言，北伐应有充分的准备，应把北伐大事委任于###重臣，“务为仓猝可以应变之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八《丙寅淮汉蜀口用兵事目》）。并一到镇江，便派间谍去金国侦察，赶做军装一万套准备招募士丁。但是不到15个月，辛弃疾便被韩侂胄以“好色贪财”为名罢去镇江知府。他只得回铅山（今江西铅山）终老。此后宋发兵与金作战，不幸而为辛弃疾言中，由于准备不当最终惨败。开禧三年（1207年），时任礼部侍郎的史弥远献计诛杀韩侂胄，函其首向金人乞和。壮志百无一酬的辛弃疾不满69岁也赍志而殁了。
稼轩词为绝唱，稼轩人也为绝唱。如此一个豪杰，本来以堂堂丈夫即当青史留名、青山有证的，却以词为证。《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稼轩词条曾评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突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作于淳熙元年（1174年）的早年词作《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这是在南归初期，对前途功业尚难揣度时所吐胸中积郁，牢骚激愤自然很盛。其晚年于开禧元年（1205年）即死前两年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此作盛气丝毫不减前举之作。可见其北伐征讨之志坚贞不移。辛弃疾的友人范开曾在《稼轩词库》中说辛词之所以非同寻常，是因为“意不在于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前人为辛词作序校勘的，多拿其与苏轼比，总的论断是说豪迈英爽之气过东坡，操纵典故、以禅机入之而得心应手地犯禁忌也过之。此论当有相当道理。辛词好在比苏词多真情实意，能以生命意志写入。特别是其戎马生涯为苏轼所未经历，故苏词无辛词那种鲜活血肉。辛的“掉书袋”如人所说“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从另一个方面扩展了意境，也给我们阅读理解带来不少麻烦。辛弃疾是个读书甚众的“知识分子”，与大儒朱熹可以对话往返。朱熹还表扬他“经纶事业，股肱王室之心，游戏文章，脍炙士林之口”（转引自李濂：《批点稼轩长短句序》）。辛弃疾又会打破士人常规，去当起义军首领，也可以与其词参照起来看。还有一条，人说辛弃疾“情致缠绵、词意婉约”的词作功夫也是高过苏轼的。的确，这样的作品在其词集里可以找出许多。那是真英雄之柔肠。前面注引的李濂那篇序文中，还记有张坤在辛弃疾墓前写下的词句：“岭头一片青山，可能埋得凌云气？”回到本文的开头，辛弃疾说他为青山流泪、为青山付柔情，有他一生为证，而青山倒是不能开口。青山埋得了他的骨，却埋不了他的魂，青山总在看着他的魂。“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这等魂，总活在大地上。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2)
义尽仁至
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21岁的文天祥考中状元。据说他答卷不用草稿，一口气写了1万字。他在主题之外，抨击科举取吏之流弊，说考生“心术既坏于未仕之前，则气节可想于既仕之后”。入第后不久父亲病死，他在家服丧三年才做官，官职是承事郎兼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此时正值蒙古军从黄州（今湖北黄冈）沙武口渡江，内侍董宋臣请理宗迁都四明（今浙江宁波），以避敌锋。这个建议动摇人心，文天祥迅即上《己未上皇帝书》请斩董宋臣。但董宋臣为理宗宠信，理宗置之不理。文天祥入京做官不到两个月就被迫弃官返里。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国家危在旦夕，我冒险进谏解今之难，祸福不计了。度宗咸淳六年（1270年），贾似道托病辞官要挟度宗，度宗哭哭啼啼挽留他。这时文天祥兼学士院权直，替皇帝草拟挽留贾似道的制诰，他没写恭维的话，而是义正词严地谴责贾似道。贾似道气急败坏，指使台谏官张志立弹劾，罢了文天祥的官。咸淳九年（1273年），襄阳守将吕文焕降元，并为元军做向导。这时朝议追封吕文焕之兄吕文德为和义郡王，并以吕文德之子吕师孟为兵部侍郎，企图通过吕师孟叔侄与元军议和。文天祥又上疏，指出朝廷姑息牵制之意多，奋发刚断之意少，当斩吕师孟之辈，以振作将士之气。并提出在全国建四大镇屯兵，由都督各统领一支大军抵御敌人。朝廷又没有回应。后来有人以为，若真能建四大镇，南宋便不会灭亡。文天祥自入仕途以来，屡屡冒死犯谏，一再得罪人，若非国难当头，他的这份率直必定在昏君与权臣之下碰得粉碎。
但文天祥生当此时，皇帝不得不用他。德祐元年（1275年），朝廷得报元军渡江，诏诸路“勤王”。文天祥时在江西，尽以家财充军资，募兵“勤王”。他来到临安，驻兵西湖上。朝廷任命他做浙西江东制置使，兼江西安抚大使，知平江府事，后又封端明殿学士。这年十一月，元军破独松关，文天祥受命送益王赵罡和卫王赵昺入闽广。后又请求率京师义士20万背城一战，丞相陈宜中不许。文天祥被任命为右丞相，在危急关头，为乞活路之计，朝廷派文天祥前去谈和，以向元称臣纳贡为条件。文天祥到皋亭山会见元军统帅伯颜，被其拘留北掳。路过镇江时，他和12名随员逃脱，历经万死，从海上逃到四明、天台、永嘉。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一五批评其“忠而过也”。亡国之君确实离不开此等能伸能屈之勇将。
这年三月，临安城破，恭帝和全太后解北。五月端宗立，改元景炎。文天祥从永嘉赶到行都三山（今福建福州），并往南剑（今福建南平）聚兵以收复江西。第二年六月，相继收复江西的宁都、雩都（今江西于都），屯兵瑞金。可正当他大部兵力集中赣州前线时，后方的兴国忽遭元军偷袭，不得不退兵永丰。元军紧追不舍，在方石岭和空坑大败宋军。文天祥兵力损失惨重，家属也被俘，只身逃免。此时年仅11岁的端宗一路逃亡，又经海上风浪颠簸，惊悸成疾而死。景炎三年（1278年），8岁的卫王赵昺在陆秀夫等拥立下即帝位，改元祥兴，徙居厓山（今广东新会南40公里大海中）。文天祥被授以少保，封信国公。不久被俘。被俘时即服脑子（冰片）2两自杀，但未成。元军送他去厓山，要他写信劝降赵昺，被严词拒绝。他还写了那首著名的诗《过零丁洋》。祥兴二年（1279年），陆秀夫背负赵昺投海，南宋灭亡。文天祥南向痛哭，拒绝劝降，在押送大都（今北京）的路上绝食八，又未死成。在大都囚禁四年，元世祖忽必烈用尽种种方法，花了许多工夫，而文天祥终不变节。最后忽必烈亲自劝降，仍遭严拒。忽必烈怕留为后患，遂决意将其杀害，但十分惋惜。
文天祥死时年仅47岁。死前他有绝笔系于衣带间，这就是著名的《衣带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文天祥死得悲壮，也死得其时。他读圣贤书，报效君王，报效国家，这种观念在今看来只有部分是合理的，而当时在政治上被视为绝对的正统，实际上却很难实行。士大夫有此志者古来不少，但真正能完成的恐怕找不出几个来。不能全怪皇帝昏庸，抑或权臣作怪，其实这种思想的立论根基就是有问题的。文天祥的志向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完全表现出来。不过，如果度宗、贾似道一直活得好好的，文天祥必被玩弄于股掌之间，历史上的文天祥恐怕只能做一介小吏，而不为人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