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变化的刺激同时还改变了夫妻双方的婚内行为。在美国那些颁布了"离婚不寻求亦不判定过失"法案的州里，虽然离婚率并未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女人们却也认识到，她们的丈夫若想离婚，不必事先征得妻子同意，也无须离婚后向前妻支付一大笔费用。于是女人在婚姻中付出的越多，承担的风险就越高：生孩子会增加风险，供丈夫念书会增加风险，在丈夫一心忙事业的时候，做个家庭主妇也会增加风险。女经济学家贝齐·史蒂文森在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使用了这样的研究方法：跟踪各州颁布该法案的时间。现在，大家对这个方法，应该都熟悉了吧？贝齐发现，当各州颁布新婚姻法后，丈夫们想逃出婚姻围城变容易了；这时，妻子们似乎再不会在丈夫念大学期间外出打工，丈夫一毕业就辞职，但却更有可能做全职工作，并且更有可能不要小孩儿。妻子们的每一个决定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新婚姻法出台后，有5% ~ 10%的女性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
最佳离婚率（3） 在20世纪70年代初，一个年轻女人面前的世界与20年前她母亲年轻时生活的那个世界是不同的。她能够看到，各种工作机会都已向女性开放，只要她想，就能找到事情做。同时，她也能够看到，离婚率在上升。如果她是个聪明女人，她就能明白，她不应该仅依靠丈夫做自己唯一的收入来源，因为在这个离婚时代，夫妻严格的分工太过缺乏安全感。和她同龄的其他女人有的则选择晚婚，这样就能和更多的男人约会，结婚的事也可以往后拖。最重要的是，她找到了安全、可靠的避孕方法。她可以等自己准备好了再要小孩。这意味着她能够做一份长期的学业规划，并在毕业之后，找一份像样的工作，拼上几年，做一名非常成功的职业女性。
这则分析将离婚率、避孕药、女性在职场上不断取得新的权力与成就三者连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互相加强的连环。但该分析指责由于女性在事业上的成就增多，导致了离婚率上升，是不对的。毕竟还没有证据表明在婚姻中，此时的女性比20世纪50年代的女性更加不幸。与之相反，她们大概比那时幸福得多。她们若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这时已有能力设法改变。经济学家安德鲁·奥斯瓦尔德与乔纳森·加德纳曾做过一次颇具影响力的研究。他们发现，离过婚的人在婚姻结束一年之后比没离婚之前更加幸福。这点和寡妇或鳏夫的情况不同。
对离婚潮更为积极的表述也许应该是：女性拥有非常成功的事业，就能够在婚姻出问题的时候选择离婚；而女性认识到离婚可能成为日后一个重要选择，这又成为激励女人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因素之一。
该表述听起来可能有一些抽象，但贝齐·史蒂文森与贾斯廷·沃尔弗斯发现了一个冷酷的事实：由于离婚的可行性增加了，女人的权力也随之扩大了。各州颁布新婚姻法，女人主动要求离婚已对男人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统计数据表明，许多女人并不会真的这么做，但形成这层威胁就足够了。）贝齐与贾斯廷指出，新法规给了女人选择退出的权力，也给了男人更大的动力，要在家里好好表现。这真是意想不到的效应，但这种效应是理性的。结果如何？家庭暴力减少了大约1/3，妇女被丈夫谋杀的数量减少了10%。女性自杀率也下降了。这些都提醒我们：新婚姻法的施行，有成本，也有收益。
我们或许还应再为离婚稍稍喝几声彩。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离婚率现在已停止上升。这是符合理性的。20世纪70年代是离婚高峰期。从根本上讲，这不是法律变化导致的，而是由于家庭生活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损害了人们结婚的动机。
从长远来看，夫妻们的理性反应不应是早结婚，结了离，离了再结，而应是少离婚，并且也少结婚。既然已婚家庭的数量在大幅减少（因为离婚），浪漫的情人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跟风结婚，再跟风离婚，而选择一边维持稳定恋爱关系，一边等待时机，等到自己对两人关系更加确定时，再谈婚论嫁。他们也许永远都这么拖着了。经济学领域的两名先锋人物，贝齐与贾斯廷，已是10年情侣，却至今未婚。
虽然30年来，离婚率一直在下降，但如果离婚率跌得太低，也将是件可耻的事情。贾斯廷·沃尔弗斯议论称："我们知道有个指标叫做最佳离婚率，而且百分百确定其比值不等于零。"
只有经济学家才可能这么想，但他说得不错。婚后的事谁也说不准，有时候，夫妇之间发现自己曾经的选择错了。在本章前面，我曾把寻找爱人比做找工作，现在回到那个比喻：我们知道，在劳动力市场上，人们若不准辞职，也不能被开除，整个市场的运营一定不会非常有效。太多的人将发现，自己没有能力从事某项工作，或者做某项工作感到不快乐，然而却被困在里面出不来。与此相比，婚姻市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有的人强烈渴望回到20世纪50年代时候那种稳定、传统的婚姻中去，即便那意味着再次出现男女的明确分工也无所谓。关于过度分工，亚当·斯密曾这样写道："一个整个一生只从事几个简单动作的人……自然就没有机会要他去发挥他的理解力或发挥他的创造力，以寻找解决从未发生过的困难的对策。因此，他……通常就变成了人类可能变成的那种愚蠢和无知的人。"① 这些人最好记住这段话。
尽管亚当·斯密使用的代词是指男性的"他"，其论点也同样适用于评述熨衣服、烤面包等专属女性的工作。分工创造财富，却能够慢慢地破坏生活的多样性。已婚女性成为劳动力大军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不仅意味着她们花在烤面包上的时间减少了，也许还意味着丈夫们陪孩子的时间增加了。工作使女人在婚姻运行不佳的时候有权力抛开婚姻。工作使女人更幸福，工作使女人免受虐待。的确，这是一次革命，革命的代价就是，离婚的人更多，结婚的人更少。付出的代价非常现实，但几乎可以确定地说，付出代价，也是值得的。
招聘实验（1） 经济学家罗兰·弗赖尔、雅各布·戈埃雷与查尔斯·霍尔特在弗吉尼亚大学做了一项教室实验，部分学生报名参加了该实验，并从中轻松赚得一笔小钱。实验刚开始看上去就像一个有趣的小游戏，但进行到后来，这群理想主义的大学生开始互相不满，都想阻止对方获得成功，结果恐怕跟"有趣"毫不沾边儿。
实验将学生们分成两组，一组扮演"雇主"，另一组扮演"工人"。所有工人都能随机分配到一种颜色-绿色或紫色。学生们一一坐到电脑跟前，登录一个简单的万维网界面，等待实验开始。此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即将降临的麻烦。实验以3个步骤为一轮，在每一轮中，首先，工人必须决定要不要"受教育"，受教育的费用已明确标出，而且受教育能提高"考试"成绩。实验的第二步是"考试"，其实就相当于随便掷骰子，但受过教育的人拿高分的可能性稍大一些。最后，两份信息摆到了雇主面前，一份是所有工人的考试成绩，该成绩暗示了哪些人曾花钱受过教育，但未做明确说明；另一份信息是求职者被随机分到的颜色-绿色或紫色（决定工人命运的其实是颜色信息。）雇主必须只凭这两份信息决定聘用谁、拒绝谁。
实验共进行了20轮。每一轮开始时，网页上都会显示上一轮中绿色工人和紫色工人各自的平均考试成绩和平均受聘率。这两项都是潜在的有用信息。扮演雇主的学生提前已得知，他们每聘请到一名受过教育的工人，就会得到一笔额外的资金奖励；而每聘请一名未受过教育的工人，则会被处以罚款。扮演工人的学生知道，在每一轮里，只要找到工作，就会得到薪金；但在每轮之初，必须权衡一下潜在薪金能否抵上受教育所需的费用。这样，不管是扮演雇主的学生还是扮演工人的学生都必须估测出赔本率，赌一把，好更多地赚取实验员的钱。
实验中发生了哪些事？在第一轮中，雇主在决定聘用谁的时候，只看考试成绩。所有人事决策都与颜色无关。这简直是必然的。游戏刚开始，屏幕上的统计信息栏是空的。在游戏的最初一轮里，绿色或紫色根本就没传达任何信息。
但从第二轮起，雇主就有了一份可供参考的历史记录。也许是个巧合吧，第一轮里在教育上下了赌注的工人，绿色多过紫色。自然，绿色工人的考试成绩就稍好一些。由于最初分配颜色时是随机的，因此这个结果纯属偶然。但这并不妨碍雇主由此判断，绿色工人比紫色工人更愿意在教育上投资。于是，他们变得更愿意冒险聘用考试成绩低的绿色工人，而不大愿意聘用成绩高的紫色工人。
网页同时还显示前一轮中绿色工人与紫色工人的受聘用率。工人们根据这一信息迅速做出反应：绿色工人继续在教育上投资，而紫色工人停止了教育投资。因为"我"是紫色，所以雇主不肯聘用"我"，那么，"我"何苦还去花钱买教育呢？恶性循环就此形成。
实验结束，举行了一场班级讨论。这时，学生们才得以倾诉不满。弗赖尔告诉我："我惊讶极了。学生们真的生气了。紫色工人说：'因为你们不肯聘用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往教育上投资。'而雇主则回答道：'因为你们不曾投资，所以我们才不聘用你们。'最初，绿、紫工人不平等只是个偶然，但人们却对此抓住不放，不肯再仔细考虑其他可能。"
招聘实验（2） 年轻、理想主义的学生们在没有任何先决信息的情况下，如此迅速地形成了针对颜色的思维定式：紫色懒、绿色勤奋，因而歧视紫色。整个事情听起来真是够离谱的。而更离谱的是，他们的做法其实是理性的。虽然最初的区别纯粹是个偶然事件，绿色工人与紫色工人没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但是，扮演雇主的学生认定绿色工人受过教育的可能性更大，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假如我们硬要在学生们的理性行为中挑毛病，只能说，学生们下结论太快了。冯·诺伊曼或克里斯·弗格森也许会意识到，任何看似有规律的东西都极有可能只是随机事件。）
当紫色工人理性地对找工作不再抱希望，从而停止在教育上花钱，雇主的观点则自动变成了正确的选择。事情一旦开始朝着有歧视的方向发展，雇主若坚决只看成绩，不看颜色，一定会损失钱，或不如那些注意到求职者颜色的雇主们收到的钱多。弗赖尔与他的同事们亲眼见证了"种族"不平等的形成，看到了学生们是如何给某一类人定性，如何只把人当成某个群体中的一员，而不是相互区别的不同个体，以及紫色工人如何系统化地放弃了希望。所有这一切都在一场游戏里发生了，然而，在游戏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在现实世界中，在生活中，我们的起始点远谈不上平等，所以，事情不知要比游戏里可怕多少倍呢！
本章要讨论的话题是理性种族主义的危险。我要首先声明，当我说有些形式的种族主义可以是理性的，我并非要证明种族主义是正确的。在第1章，我曾谈到理性犯罪，理性的罪犯们只有当犯罪有利可图时才去犯罪。同样的，理性种族主义者只有在种族主义有利可图时，才歧视黑人。理性的罪犯与种族主义者都能从自己的行为中获得好处，这是个事实，但这两种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
我认为大胆去面对"理性种族主义"-虽然这个名词使人不快-很重要，至于我的理由，其实跟我们必须大胆面对理性犯罪是同样的：因为我们要消灭犯罪（种族主义）。我们招警察，建监狱，为的就是改变刺激，以使犯罪不再有利可图。何时、采取何种方式才有可能改变种族主义者的动力？这是我们需要解答的问题。
在本章中，我将把重点专门放在非洲裔美国人的困境上。这是个经济学家们一直密切研究的课题。美国黑人处境不好，在各个方面都有体现，比如，他们的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工作情况、收入情况、受教育时间长短，以及考试成绩等。为什么会这样？一个人的肤色竟能制造出如此多的差异，似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情。某些现象确实令人费解：比如，雇主中存在的那些顽固分子，他们单就不允许员工中有黑人。但上文中的教室实验表明，还有许多歧视现象也许完全是理性的。这个结论让人失望。雇主们主观地认为求职者中的一类人肯定受过教育，却不肯仔细考虑每个人各自的品质；对于雇主，假如这样做能够节约时间，省去许多麻烦，他们就是理性的。
这两种类型的歧视，令人费解的歧视和理性歧视，都是我们将探讨的问题。在上文的实验中，紫色工人认为雇主更加看重他们的颜色，相对不大注意他们的考试成绩，从而放弃了接受教育，于是实验陷入了恶性循环。那么，实验里的恶性循环又是如何被复制到现实生活中的呢？我们下面就会解答这个问题。同时，我们还将看到，爱学习的黑人小孩总是受到伙伴们的欺负，而像这样一个有争议的现象，在其背后甚至也存在一层无情的逻辑关系。故事里的大部分情节恐怕令人沮丧，但也有一些地方能让我们振奋、开怀，这一部分，不妨让我们留到本章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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