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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赚走了你的薪水 作 者：（英）哈福德
老板是笨蛋，无所事事却拿高薪，经济学家帮你看透薪水的秘密！曼哈顿的待嫁女总比光棍男多，可是她们却不肯去男人成堆的阿拉斯加，这里有什么奇怪的逻辑？本书作者哈福德是英国《金融时报》最受欢迎的专栏作家，被誉为“当前最幽默的生活经济学大师”。本书将把经济学的力量带进生活，让经济学家帮你加薪！它将彻底改变你看薪水的态度，是1本10到80岁都能开心看得懂的经济学！本书偏偏告诉你：所有现象背后都有合理的逻辑。如果你愤怒，那就让怒火燃烧吧，哈福德热爱这愤怒。他从未说过世界是公平的，这个世界仅仅是符合逻辑的。或许只有在阴谋家和像哈福德这样的经济学家眼中，世界才是讲得通的！这是一本全新的经济学，不仅有趣而且十分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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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人仍然是理性的
梁小民
"人是理性的"这个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曾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管理科学家西蒙用"有限理性说"驳斥了理性说。行为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证明人往往是无理性的。他们的理论都有完善的模型、合乎逻辑的理论和大量实验，而且这两位经济学家都获得了诺贝尔奖。如果这种结论成立，那么，成本-收益分析、博弈论分析，甚至整个经济学体系就难以存在了。
在经济学这个假设受到挑战时，曾以写《卧底经济学》出名的蒂姆·哈福德出现了。他通过对生活中许多现象的分析证明了人仍然是理性的。他指出，"'理性人'假设引导我们通向一些关于世界运行原理的清晰可靠的理论"。当然，问题还不在于理性人假设有用，关键是人也许并不能永远、一致地理性，但"人们在很多时候是足够理性的"。因此，"经济学家们对人类理性的信仰往往是正确的"。
人们对理性人的误解 一是由于人并不是永远、一贯地理性，所以，有限理性论、行为经济学家的许多理论作为对理性人假设的补充和深化还是有意义的。二是人们误解了理性人假设的含义。哈福德重点解释了后一个问题，他强调，"我并不认为人是完全自私的，或者一心只想钱。人有各种各样朴素的感情作动机……这些动机与金钱无关，也不全是自私的"。这就是说，理性人不等于自私的人，最大化也不是金钱的最大化。而且人也不是"无时无刻不在有意识地计算着"。人的计算往往是无意识的，甚至是一种动物的本能。此外人也不是"无所不知，或者拥有完美的自控制力"。人有一些不理性的奇行、怪癖也属于正常。
人的理性是指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正常情况下，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理性原则行事。用哈福德的话说就是"理性的人会对刺激作出反应，当做某事的成本增加时，人们便趋向于少做这件事；当做某件事的难度降低，开销减少或利益增加时，人们便趋向于多做这件事。人们在权衡各种选择时，头脑中有一个整体的约束性因素：即自己的全部预算，而不仅仅是某一项特定选择的成本收益比，人们还会考虑现在所做的选择对将来的影响。"
哈福德的特长不是给我们用模型或系统的理论来证明他的观点，而是从现实中随手拈来我们司空见惯的现象，用对这些现象的分析使我们心服口服。他分析的现象包括性、犯罪、赌博、上瘾行为、婚姻、种族主义、贫民窟和政治等各个方面，这些现象美国人都经常见到或听到。我们中国读者也许对有些现象并不熟悉，但看完他诙谐幽默，处处闪现出智慧火花的分析也会叹为观止。
他的这些事例包括：
为什么高管的工资特别高？
为什么男人有钱的地方，女人多，而且女人宁可住在纽约找不到适宜结婚的男人，而不去男人多的阿拉斯加？
根据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贝维尔医疗中心的调查，从1994年到2004年，12~24岁青少年有口交性行为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这是不是表明青少年堕落了？
为什么尼古丁贴片和口香糖本来是鼓励戒烟的，却使青少年吸烟者增加？
为什么妓女知道用安全套可以保证自己不被传染艾滋病，却不用？
黑人犯罪仅仅是由于"黑人文化"吗？
美国总统大选时，参加投票的人往往不多。为什么人们根本没有必要投票？
……
这里，我不给出答案，你看完这本书以后，不仅对这些问题有了足以说服自己的答案，而且，你从获得答案中获得了乐趣，增加了对经济学的理解。
翻开第一页耐心读下去吧。你会读得津津有味，可是不要忘记工作、学习和其他更重要的事啊！
序：经济学前沿的轻松阅读
王则柯
最近十个工作日我在办公室的时间，主要用来阅读蒂姆·哈福德的新作。这固然是受人之托，可是也要我能够读得下去。现在我必须说，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以后我还要拿出来再读。这里，我想只就三点做一些介绍，那就是理性选择理论、非数理博弈论，和英国的光荣革命。
我曾经就另一位通俗经济学作家史蒂文·兰兹伯格的风格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大众写作如何赢得市场》，首先揭示的一点，就是他们知道涉性题材对读者很有吸引力，并且自觉地把它作为争取图书市场成功的一种策略。哈福德这本书也不忌俗套，谈到人类性行为统计，我们只好奉陪。不过，有些字眼我们实在说不出口，恕我变通文字。
哈福德从当今美国青少年非传统性行为成风这一"惊人的新闻"开始。在许多人看来，非传统性行为应该是非理性行为，哈福德却说理性得很：艾滋病使得传统性行为的成本上升，于是讲究性享受的美国青少年，就转向艾滋病危险性比较小的非传统性行为。在哈福德看来，这就像"可口可乐的价格上涨，理性的消费者就去购买百事可乐"一样理性。
哈福德认为，这种"理性选择理论不但有用，而且有趣。适用于包括性、犯罪、种族主义与办公室政治在内的新经济学，挑战传统智慧，令人耳目一新"。事情很简单：理性的人对激励作出反应。当做某件事的成本增加时，人们便趋向于少做这件事；当做某件事的难度降低，开销减少，或利益增加时，人们便趋向于多做。当然，成本与收益并非只与金钱挂钩，还包括你的时间、精力、智慧、付出的关心和虚荣心的满足等等。性行为的成本，则还包括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与意外怀孕的风险。
人们的行为基于成本与收益的复杂计算，不过这种计算通常是下意识的，就像别人传过来一个球，我们去接，我们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大脑正在列方程、解方程，以确定球可能落下的位置和需要多大力气去踢，但我们的大脑却在潜意识状态下把问题解决了。潜藏于"不理性"的表面之下，还是人的理性。
记得几年前北京一位著名学者来我们学院讲演，自称有几年时间一门心思要攻下经济学诺贝尔奖。关于理性行为，他举例说一些女孩子看到别人穿超短裙，自己也跟着穿，看到别人穿背心装，自己也跟着穿，完全是"非理性行为"。其实，她们追求的就是要显得新潮，所以赶时髦穿超短裙穿背心装，她们心理上的收益大得很。怎么不是理性行为？看来，在理性选择方面，这位洋博士应该拜哈福德为师，虽然他只在牛津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大家知道，棋牌游戏对于蕴育博弈论功不可没，博弈论创始人冯·诺依曼和博弈论大师纳什都曾经痴迷其中。绝大多数博弈论经济学家，都大量运用数学推导，托马斯·谢林却是一个异类，"他以妙趣横生的散文取代了方程式"，显示"更加大众化的智慧"。本书会给我们讲解，"非数理博弈论大师"谢林怎样用玩五子棋那样的方法，揭示族群的聚合和分离。不过，谢林教授最大的贡献，则是带领人类避免了核毁灭的可能。
因为协助研制计算机与原子弹，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冯·诺依曼的光辉甚至超过了同时在普林斯顿的爱因斯坦。在美苏核对峙这个问题上，冯·诺依曼曾强烈要求采取进攻策略，这不仅因为苏联占领了他的祖国匈牙利，而且他的"数理"分析也告诉他这么做。但是"非数理"博弈论大师谢林反对使用核武器。他提出，在世界各国拥有的核武器能够毁灭地球许多次的情况下，就像一个人不可能"轻微"怀孕一样，也不存在只有一方有限度地使用核武器这样的事。这一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请他做安全顾问和科学顾问。谢林真的应该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他在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事情就是阻止了核毁灭的发生。--六十年来，人类都不曾在愤怒中引爆核武器。"
政治制度非常重要。为什么三百年前英国兴起了发明热，而法国与我们中国却没有？
1688年，荷兰执政者被邀请出兵侵略英格兰并夺取王位，英国完成了光荣革命。特别富有的人不必再担心被政府任意剥夺，企业家也不会再因政府垄断而收到不准营业的禁令。亚当·斯密认为人类天性就有交换和贸易的倾向。事实上"交换正是将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一种品质，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一只狗与另一只狗商量交换过一块骨头"。交易创造财富，新的贸易机会令资产阶级强大起来，商人们有着强烈的欲望去创造法律和政治制度，这样就创造出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各种动力和激励。
哈福德告诉我们，太平洋诸岛的田野调查说明，富裕地方不是因为出得起钱去建立各种好制度，而后才拥有现在的好制度，而是好制度在先，经济增长在后。我们现在痛感政治制度改革滞后在拖我们的后腿，同样印证这个道理。
本书还谈到谈判策略，谈到上瘾性行为，谈到好姓名带来的好运气，谈到产业构成和居民成分决定一个城市兴旺还是衰落。实验经济学如日中天，哈福德却对其中一些实验提出很有说服力的批评。读了哈福德这本书你还会知道，经济学理性解释的世界并不缺少爱、恨或任何其他情感。
自序
今天早晨，我把两岁的女儿安稳地放到婴儿车里，推着她去当地社区中心的幼儿艺术俱乐部。我们哈克尼社区周边的环境很差。城市规划的官员看到汽修工的院子后可能会皱眉-在一排房屋的一头，堆满了废铜烂铁；社会学家可能会把你的目光吸引到彩票站、按摩院，或我们当地的酒吧外排水沟里残余的呕吐物；小说家可能对在七月明亮的太阳下晒得发白、打蔫、要死了的花草大加描写。所有这些人都可怜巴巴地聚在一家臭名昭著的夜总会墙外，谈论一个刚被枪杀不久的年轻人。
而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你或许会认为我的大脑正在思考着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股市，或通货膨胀的数据-那你可就错了。我也看到了赌徒、妓女、酒鬼和流氓。我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他们。经济学家从来只看隐藏在生活背后的内在逻辑，以及这个逻辑是如何在无数个看不见的理性决定之上建立起来的。有时候，这些理性决定使生活变好；也有时候，这些理性决定使生活变得更糟。但如果我们希望认识世界-或知道如何去改变世界-那么认识构成世界的理性选择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我跟女儿必须得过一条马路才能到达目的地。这件事比看起来困难得多，因为在丁字路口指挥交通的红绿灯既不给行人穿越马路足够的时间，也没有任何信号提示。我小跑着穿过了主路，转过女儿的婴儿车，从前面拉着车，路过一辆停着的双层公交巴士，左右瞅瞅，等待机会跑到对面去。
我过马路的危险经历是"政治失灵"的结果。富裕的斯托克·纽因顿社区虽然离我们社区只有1英里,他们主路上就有3条新油漆的人行过街道，何况在那儿过马路从来不困难。这两个社区都归同一个地方政府管辖。造成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倘若我不是为探寻表象之下的理性刺激，我可能会简单地归之为富有的白人聚居区更容易监督政府，或者居民和政府官员是朋友。再或者，我如果站在另一种政治偏见的立场上，可能会埋怨穷人既无能又愚蠢。
但上面这两种解释-就像今天很多的传统观念一样-都十分浅薄。经济学家的思考方式意味着一个更为深刻的答案。典型的斯托克·纽因顿教堂街上的居民拥有自己的房子，打算常年在此居住，因而改善街区条件对他们十分有利。斯托克·纽因顿的政治影响力更强，仅仅因为那里的居民有更强的动力保持政治活跃。而在我住的地方，相比之下，居民都是些来了又走，不打算长住的人。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为争取一个方便过马路的人行过街道而花费时间是一种浪费。这样一个可有可无的设施，既不能给根本不在这儿住的房东们带来利益，对暂住这里的租户也没好处。
这只是对答案的一个提示，是在我推着女儿路过当地街角的商店和美甲沙龙时随便想到的。而对于一个改革者来说，即便这样一个小小的提示，也比简单地抱怨生活的不公有意义得多。我相信，你们一定愿意多看一些真凭实据，而少做一些这样的推测。
新兴的一派经济学家们目前正在搜集这种证据，将混乱复杂的现象一层一层剥开，透视、揭露惊人的真相。我与我的邻居们对过马路的危险、夜总会的枪杀案，还有吵闹的酒吧到底有多在意？想找到答案，不要问置身其中的居民，他们会（理性地）夸张。还是去问一位房地产经销商吧。经济学家们通过这种看似简单的方法得到了令人震惊的结论。举个例子，通过将性侵犯的公共资料、数据与房价的街区分布图相比对，经济学家们发现当一个恋童癖者搬进来的时候，他住宅附近的房价就会下跌-但只跌4%左右。
房价是经济学家们为了揭露真相能够使用的工具，就像电影里间谍使用喷雾器找出隐藏的秘密激光网。对于电影里的主人公，他的工具是喷雾器，而真正重要的是激光。同样的，经济学家们利用的是价格信息，而真正关注的是我们所做的选择和所持的价值观。那些价值观常常是隐藏于表象之下的：虽然那个恋童癖者搬进来让你很气愤，你却愿意为利息稍低的贷款而有所妥协-你真的会向政府承认这个吗？
有一些人，像学生，或没孩子的夫妇，确实是会在这种情况下妥协的。这样一个事实是我在这本书里探讨的理性选择思想的基础。人们，尤其是上流社会的人，并不经常讨论这种妥协，或称为交易。这些交易有时甚至是在下意识中达成的。然而只要这种交易存在，理性选择的准则就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
这本书的论据在于：首先，理性行为远比你知道的广泛得多，能在你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生根发芽-包括性欲旺盛的青少年的头脑中；其次，经济学家们对理性的信仰（我认为"信仰"是个非常准确的词）创造出真正的洞察力。其实我认为，如果你不了解理性选择，也就是构成我们行为的潜在理由，你也无法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吸毒者和少年犯是理性的。郊外的闲适生活与市中心平民区的破烂衰败当然也是理性的。那么办公室里开不完的大会小会，还有工作中讨厌的种种不公平，都是理性的吗？是的。经济学家认为，"理性选择论"对人类生活会产生出一种类似X光的效果；就像X光一样，理性选择论也不能展现一切或全部，它照出的图片也不一定非常好看，但它可以告诉你一些你以前没看见过的、非常重要的东西。
当我和女儿到了目的地-幼儿艺术俱乐部，她爬出婴儿车，跑去把涂海报用的明亮的蓝颜料涂到手上。我则坐在角落里，思考着为什么31位来陪孩子的家长中只有两位是爸爸？这其中的理性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将在第3章讲述其原因。我女儿跑过来要吃的，打断了我的思绪，我们于是就一起分享了一块加里波的饼干。之后，我反复把着她的手，扶她爬上滑梯，再滑下来。我又帮她在蹦蹦床上跳了一会儿。然后，我们在纸板上粘荧光宇宙飞船和宇航员的图片，粘好后，再涂上一闪一闪的蓝色颜料。过了一会儿，她扬起小脸儿，看着我，撅着小嘴儿，要一个爱斯基摩式的吻。那半小时真是太完美了。
爱绝不是不理性的。事实上，要是没有了激情与原则，理性选择的动机又从哪里来呢？因此，经济学解释的世界并不缺少爱、恨或任何其他情感，而是一个大多数人都能做出理性选择的世界，而这些理性选择也将对生活中的许多奥秘给出令人吃惊的解释。这就是我要给你们展现的世界。
办公室的生活为何令人沮丧？
人们吸烟、赌博
傻瓜谈恋爱
老板是笨蛋
办公室中到处是秘密
谁狡诈？谁工作努力？谁只是走运？
○ 薪酬中的灰色现象
○ 从老板的不正当收入到办公室政治的奇特逻辑
○ 经济学家帮你的薪水跑赢CPI
呆伯特："鲍勃，别人老在想方设法让我不开心，我很烦恼，我的理论是，他们诋毁我，因为这样能让他们觉得高我一头。"
鲍勃："听上去真是个愚蠢的理论。"
-斯科特·亚当斯，《呆伯特》
办公室的生活为何令人沮丧？
没有几个人在快结束生命的时候希望自己再在办公室里多待一会儿。哦，办公室！你是路灯中悲哀的黄昏，你是打印机单调的"嘶嘶-"。"嘀"的一声，咄咄逼人的老板发来E-mail。还有爱偷懒的同事和爱搞小动作的对手。办公室里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都跟垃圾邮件一样令人生厌。垃圾邮件其实是种使人愉快的解脱：一封从外太空来的信，发信人是一名身份明确的贼，最多浪费你一两秒时间。至于有用的邮件，发信人也是浪费时间的罪犯，只不过你需花多得多的精力来处理这类邮件。
办公室的生活为何如此令人沮丧？你的同事在你背后捅刀子；你的老板是个白痴，他懒洋洋地待在红木办公桌后面，就能拿高薪；你才华横溢，却无人垂青，这都是为什么？当下，人们对办公室的讽刺比比皆是，似乎那是世界上最没逻辑的地方。对于所有这一切，是否可能存在一个理性的解释？如果有，那么这个理性的解释是否会让你感到好受些？或者，只让你更加气愤？（后者的可能性也许更大。）
办公室生活的种种烦恼有着相同的根源。若想成功地开家公司，你必须了解谁有天赋，谁诚实，谁工作努力，然后相应地付给员工薪水。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信息，但许多此类信息都有一个固有特点：难以发掘，或难以应用于实处。因此，老板很难按照员工真正应得的标准付工钱。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办公室生活中的许多荒唐事跟着就来了。看似明智的付薪计划有许多负面作用，包括鼓励欺诈、过度酬劳老板等。这些都符合逻辑。不幸的是，合逻辑不表示能够得到改善。理性世界未必处处完美。以此来形容办公室，最贴切不过。
想体会这句话，走最简单的途径，或许应该首先来看几个相反的例子。在如下的情形中，工作生活简单而文明；选取它们为例，是因为在这些工作中，可以清楚衡量工作人员的表现。他们是经济学著作的作者和专门安装汽车挡风玻璃的工人。在这两种人中，不存在办公室生活的烦恼。
经济学家为你加薪（1） 把世界上各种连锁店都算上，大概要数大型超市的收银台最不受人欢迎了。等待结账的队伍一直排到超市最后面卖奶酪的柜台，顾客们都等得不耐烦了，而此时，收银员们极度紧张，以最快的速度扫描各种垃圾食品外包装上的价签。不是所有顾客都对收银员报以微笑，收银员很少能得到他们应得的感激。但现在，又多了一条理由，能让我们向他们倾注所有的同情：他们成了一场经济学实验中的"小白鼠"。
拿他们做实验的经济学家是亚历山大·马斯与恩里科·莫雷蒂。两位先找到一家超市连锁店的老板，再以甜言蜜语相攻，终于弄到了这家连锁店里关于收银员工作效率的详细信息。扫描仪每扫一次，都会在电脑中留下记录。两位专家则利用各连锁店提供的记录，跟踪了6家超市共370名收银员在两年内过手的每一笔交易。马斯与莫雷蒂能够以秒为单位测出每一名收银员的工作效率。两位还注意到，某位收银员工作效率的变化取决于同一时间其他收银员效率的高低。
马斯与莫雷蒂想查证：当周围的同事工作效率高时，人们是否会更加努力工作？答案是肯定的。假设你就是一名收银员，当一个快手紧挨着你坐下，你立即提高了扫描物件的速度。你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应，与其说对方的速度鼓舞了你的干劲儿，不如说你不希望别人指责你偷懒。两位专家通过观察超市收银台的布局，得出了上面的结论。他们发现，每名收银员在工作时，都正对着一名同事的背部，同时，自己的背影也正被另外一名同事的注视。收银员们看到对面的人工作速度快，并不会提高自己的速度-此时提速是不理性的行为。他们只有在被快手盯着的时候，才会加快速度。
这项发现本身就蛮有意思，而超市对研究结果的反应也同样很有意思。经理们承认，通过扫描仪记录，他们对谁干得好、谁干得差一清二楚。他们可以利用两位专家的研究结果重新安排收银员的作息时间表，以使慢手始终处于快手的注视之下。马斯与莫雷蒂计算得出，若使用新作息表，该超市连锁店的所有分店加起来，每年可少支付12.5万小时的工人薪酬，也就是说，可削减相当于250万美元的工人工资、医疗保险以及其他各项人工成本。
超市经理们没有根据专家提供的信息修改职工合同。他们既没有重新安排收银员作息时间，也没有采用计件工资的付薪形式。他们依旧按小时付工钱，允许收银员们自行安排作息时间。经理们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工会极力反对计件工资制，员工们也极为看重弹性作息时间；另一方面，是因为按扫描速度付薪，甚或设定扫描任务指标，向干活慢的员工施压，很可能使超市陷入零售业最不希望出现的局面：等候结账的队伍短了，没错；但损坏商品和扫描出错的事件多了。而且，理性地看，收银员此时可能拒绝花时间解答顾客疑问或处理顾客投诉。
面对这样的矛盾，超市连锁店固然掌握着可以信赖的详细信息，却不希望将之直接写入合同。这样的情形很常见：老板知道菲尔爱偷懒，苏珊娜总是竭尽全力把工作做好，费利西娅干活慢，但能保持微笑，鲍勃是个好色之徒等等。经理们在给员工发年终奖的时候，肯定愿意充分考虑这些因素，但他们绝不会写一个计件工资的合同。超市经理们在决定提升谁、开除谁的时候也有可能参考扫描资料，但他们不可能把这些都明白地写进合同。
这样看来，不过多地依赖客观业绩记录是有道理的。按业绩付薪，在安利特公司适用，对作家们也适用，但这两种情况实属罕见。业绩标准常常毫不费力就能被员工们对付过去。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任务能比撑竿跳更加适用于客观业绩付薪标准了：在该项目中，跳得越高，成绩越好。可以尝试按运动员比赛成绩付酬。然而，伟大的撑竿跳运动员谢尔盖·布勃卡竟仍能从中取巧牟利。他每打破一次世界纪录，都能得到一笔现金奖励。于是，他的动机就是不断超越自己前一次的高度，且令超出的厘米数尽可能小。他的目标不再是跳出自己的最好成绩。布勃卡常常仅以一厘米之差打破世界纪录。高度在不断增加，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布勃卡跳出了最佳成绩，之后，便再也无法超越自己前面达到的高度。只有布勃卡本人和他的教练知道在私底下练习的时候，他真正能够达到的水平。奖金刺激让布勃卡创造了很多世界纪录，但或许也阻止了布勃卡在公众面前跳出最棒的成绩。
经济学家为你加薪（2） 不是所有客观业绩衡量标准都这么容易被愚弄-或者，说得直白一点，设计得这么糟糕-但聪明的经理们知道，表象之下常常隐藏着风险。即便员工业绩的某些方面可以被量化，依赖业绩标准仍可能导致员工畸形发展，就像超市经理们担心的那样，如果只注重速度，质量就无法得到保障。客观业绩标准在安利特公司行之有效，是因为在这里，只须考虑两件事情：速度以及装好的挡风玻璃后来碎没碎。安利特能够设计出同时奖励速度与质量的方法。但大多数工作包含的变量不止两个，而且许多变量很难定义或描述清楚，在这样的工作中，经理们需要一种更加全面的，能够包罗一切的业绩评估办法。
因此，理性的老板们会多尝试以合同之外的方法奖励最优秀的员工。合同中不会写入详细、客观的业绩测评标准，"表现出色"也没有确切的定义，但只有"表现出色"的员工才能得到奖励，总之，全凭老板的判断力。老板们的想法是，即便自己定义不出"表现出色"的具体标准，但若看到员工表现出色，仍能够做到心中有数。这个想法还蛮有道理的。而且这样一来，老板设计奖惩措施时，就可以有很大的弹性，同时符合行业潜规则，即人人心知肚明，却不能拿到法庭上当证词的各种规矩。
至此，故事应该结束了。但还剩下一个重要问题：经理们是狡猾的黄鼠狼。如果按业绩发奖金纯粹只凭老板的判断力，老板有可能逃避义务，克扣工钱，那样，员工既然得不到业绩奖金，自然也不会努力工作。一个经理若只是口头保证给员工涨工资、提职，却不肯明确地写下来涨多少钱，提到什么岗位，怎么做才能得到这些奖励等等，员工们为什么要相信这个经理？
这个问题确实有办法解决。不幸的是，这个办法也给了你的老板一个完全合理的借口让他疯狂地给自己发奖金。这个解决办法就是将办公室生活变成一场锦标赛。经济学家们把这种观点命名为"锦标赛理论"（Tournament Theory），该理论一针见血地解释了办公室里的种种苦难。
在锦标赛中，人们按相对绩效领报酬，即大家都做同一件事情，看谁做得最好。在大多数网球锦标赛中，赢的一方拿的钱差不多都能保证是输家的两倍，而且赢家还可以继续打下面的比赛，也就是说，还有机会再赢钱。
有些工种找不出客观的业绩评定标准，此时，按相对绩效付薪的优点就凸现出来。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史蒂文·莱维特和米尔顿·弗里德曼谁的书销量更好，但却不可能说清楚罗杰·费德勒与约翰·麦肯罗两位网球运动员谁更优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史蒂芬·莱维特可以按卖出书的册数拿稿费（绝对业绩的度量方法），而费德勒靠在温布尔顿打败拉斐尔·纳达尔拿比赛奖金（相对业绩的度量方法）。费德勒能拿到钱，不是因为他打得用心，也不是因为他打得精彩，仅仅因为他在锦标赛中击败了他的对手们。仅此一点，就足以让费德勒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读者们，你们或许会认为费德勒的表现很容易客观地度量出来，但事实上，能对他拿到的那张支票上的数字大小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都是相对的。所有数字-包括发球直接得分，回击球得分，甚至非受迫性失误扣分，都是人为因素，都与费德勒对手的表现密切相关。（我非常肯定，假如费德勒的对手是我①，他不但能赢得比赛，而且一次也不会出现非受迫性失误。）"今天的费德勒超过了当年的麦肯罗"-主观判断；"费德勒直接发球得分计35分"-客观表述，但若不清楚费德勒的对手是谁，这不过是一句空话。
上面说的都是网球锦标赛。那么，公司里的锦标赛又是怎样的呢？其运行方式如下：老板承诺本部门里最优秀的员工可得奖金1 000英镑。老板需要的是承诺的弹性，他得到了，因为他无须详细说明"卓越的业绩"到底是什么意思。与此同时，员工们需要的是承诺的可信度，他们也得到了，因为老板几乎没有逃脱责任的余地，他必须支付1 000英镑的奖金。
经济学家为你加薪（3） 确实，相比网球锦标赛中的胜出者，公司锦标赛中的胜出者要更加难于辨认一些。不过，想想经理们手头可以参考的所有信息，比如在超市这个案例中，电脑记录几乎包含了每一个细枝末节，超市经理只不过无法将这些信息写入合同。经理们即便并不总能轻松找到最佳业绩的典型，但若不参照某个客观标准，而只通过对比，判断每位员工的相对业绩，往往容易得多。
有些公司锦标赛的结构很清楚：只有最优秀的员工（有可能再加上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的员工）才能拿到奖金。但更多的时候，这个结构稍微有些混乱。许多公司会限定一个奖金总额，从而衍生出这样的后果：只要你比你的同事们优秀，他们和你的差距看上去越大，他们将来能拿的奖金就越少，而你将来能拿的就越多。或者有时候，锦标赛的"奖金"就是晋升，无所谓一格半格，总之进了管理层。不管公司采取怎样的结构，锦标赛付薪制的优点就在于，它允许经理有较大的选择空间，同时，令员工们相信关于业绩奖励的承诺。
锦标赛付薪制同时也保护了员工，使员工避免陷入他们无力承担的风险之中。经济衰退、恶意竞争、飓风等都会影响公司效益。只要每一名员工受到影响的程度都相同，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就会保持不变。用其他方法向员工付薪，如赠与员工股票期权，或给员工分红，常常将员工们带入他们无法控制的厄运；而员工若能拿到奖励，也仅仅是由于公司一时走运。
所有一切都是理性的。但为什么工作会成为如此痛苦的经历？其中一个原因，或许也是唯一的原因，就是公司里存在锦标赛。令人烦恼的头号问题不难理解：经理一旦开始向员工分发大量现金，鼓励他们在业绩上超过自己的同事，他们肯定会想到，要赢得这场竞赛，有两条路可走：或者自己做一份伟大的事业，或者保证同事们均业绩不佳。罗杰·费德勒还不至于去绑对手的鞋带，或把对方球拍上的绳子换成意大利面，但在体育界，对手互相拆台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样的行为常常被看做是比赛的一部分。
在锦标赛式付薪制的刺激下，员工们互相在背后捅刀子成了完全理性的行为。可以证明，员工们确实对刺激做出了理性的反应，这点就如同安利特公司的员工对新的工资制度做出反应，快速、准确地安装挡风玻璃一样无可厚非。一项研究比较了澳大利亚的23家公司，结果发现，在那些大幅度奖励优秀员工的公司里，所有员工都能受到鼓舞，从而更加努力工作，请假的天数也变少了。这是我们希望的结果。但该研究同时还发现，这些公司的员工不愿意互相帮助，借设备或借工具都会遭到拒绝。这同样也是员工对锦标赛带来的刺激做出的理性反应。
一些人事专家辩称锦标赛不能够鼓励员工努力工作，因为许多员工感到这种制度不公平。但这个诊断不对。锦标赛确实能够非常有效地鼓励员工，只不过，锦标赛不仅鼓励敬业奉献，也鼓励钩心斗角。公司若想采用锦标赛式付薪系统，将员工业绩与晋升、薪金挂钩，务必算一算每名员工为增加自己的业绩而付出的努力，与为破坏其他人的业绩所付出的努力，孰多孰少，孰重孰轻。哪怕在最激烈的网球比赛中，运动员们也不会去算计自己的双打搭档。假如你是一名经理，你或许应当记住这句话。
我们可以将同事间的恶意竞争归咎于锦标赛理论，但与此理论相关的恶果，或工作单位里令人沮丧的现象并非仅此一个。另一个惊人的后果就是许多员工得到奖励，似乎全凭运气好。这看起来不像是个理性的论断，但是，这其实也完全符合逻辑。多么不可思议！有些工种靠运气的成分很大，此时，若想利用锦标赛付薪制刺激员工努力工作，则必须拉大赢家与输家之间的收入差别。假如你的晋升机会95%凭运气，5%靠努力工作，那么，你在最最鼓舞人心的计划面前也会偷懒，因为偷懒才是理性行为。说白了，谁会为了赢彩票努力工作？彩票100%凭运气，因此需要零付出。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游手好闲的人都热衷于买彩票。但假如格外努力工作能增加5%赢彩票的机会，你肯定会竭尽全力争取这5%的机会，因为奖金毕竟实在太诱人了。
经济学家为你加薪（4） 办公室生活也同样如此。假若努力工作就是一切，那么从事整理档案、复印或电话人工服务等较易完成的工作的员工就会知道，只要比同事干得多，保证就会涨工资，此时，涨幅能够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但假如在决定谁输谁赢的过程中，运气是一个关键因素，比如，对于做经理顾问的那些人，若想刺激他们努力工作，赢家与输家的收入差距一定要设置得非常大。（但存在一个"度"：努力工作若真的一点也不重要，则没有必要去付钱刺激人们努力工作。）
由此看来，公司里的锦标赛鼓励员工们互相使坏；而且，如果成功主要取决于运气，就要求奖金额格外高。为什么公司是个"混账"地方？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锦标赛理论正是最令人信服的解释。这则理论能说明的问题不只于此。锦标赛理论还体现在，随着员工在公司中的级别一步步升高，每次涨工资的幅度都会越来越大得荒唐。在最底层，升职的实惠不一定在于增加多少报酬，而在于打开了未来的各种可能性，也就是日后的赚钱之路。但越靠近事业巅峰，越不需要为了美好未来努力工作；这时，只有肥得流油的支票才可能激励你继续前进。
锦标赛理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后来的许多实例研究都证明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该理论还包含了这样一层可恶的意思：老板的收入越是高得离谱，他为赚这笔钱付出的辛苦越少，员工受到的激励就越大。员工的目标就是坐到老板的位子上，因为只有这时，员工才能拥有老板所拥有的东西。
锦标赛理论的创立者之一、经济学家埃德·拉齐尔曾发表过这样的议论："副总裁的薪水是副总本人工作的动力，但更是那些副总助理们工作的动力。"这下你该清楚了。经济学家甚至不给老板的高薪找借口。你是否感到，忽然间，一切都清楚、明白了？
迪士尼公司的CEO迈克尔·艾斯纳13年间共赚了4亿英镑。与他比起来，史蒂芬·莱维特靠写《魔鬼经济学》赚的100万不过是人家的一个零头儿。我们在前面看到，莱维特的稿酬几乎不会引起任何争议：即使他已将版税支票兑成现金全部领走，他的出版商们还是能有一大笔利润。莱维特的前景就是赚更多的版税，这种可能性激励着莱维特更加认真地写书。假如出版商一次性付给莱维特全部稿费，数目又不是很大，莱维特写作的动力可能就会大打折扣。迈克尔·艾斯纳拿的报酬是不是也一样有根有据，这么容易就能说清楚呢？
恐怕不见得。其中的逻辑关系跟上文中的并无两样：艾斯纳赚的4亿英镑是股东的钱，而只要艾斯纳在工作中给股东们带来的收益超过4亿英镑，股东们就认为这4个亿花得值。或者，说得再确切一点，如果艾斯纳13年来只赚了4 000万英镑，而他带给股东们的收益有3.6亿英镑，这样还不如艾斯纳自己赚4亿英镑，股东们的收益超过3.6亿英镑。（你可能觉得用4 000万的工资水平去激励艾斯纳早上不睡懒觉，以及在开董事会的时候保持头脑清醒，已经足够了。）迪士尼的投资人若把钱投在政府债券上，13年中获得的收益可能比这还多。因此，说他们这4亿英镑花得值，只不过是个大大的"假设"。
就像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那样，锦标赛理论告诉我们：艾斯纳这4个亿的收入不一定只激励着艾斯纳一个人去努力工作，而且迪士尼的股东们得到的超过4个亿的收益也不全是艾斯纳一人创造的。事情还有可能是这样的：艾斯纳有好几位接班候选人，艾斯纳的收入正是这些接班人努力工作的动力。艾斯纳与他们共同创造了股东的财富。实际上，仔细一琢磨，就会发现：如果艾斯纳的高薪能激励全公司的人，也就是他大大小小的属下们努力干活，共同创造那4亿英镑的价值。那么，艾斯纳哪怕整天悠闲地躺在沙发上看《猫和老鼠》（Tom and Jerry），迪士尼的股东们向他支付4亿英镑的做法也仍然是理性的。
经济学家为你加薪（5） 锦标赛理论有几层颇为有趣的内在含义，上面所述就是其中之一。这层意思并不与该理论直接相关，但传达的信息与之高度一致。它说的是，CEO的薪水可能与这名CEO做的任何决策都完全无关。按照这个观点，CEO不再是财富的创造者，而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就像英国女王，或某个终身成就奖的得主。CEO并不是真正在做事的人。
为什么CEO的整体工资水平竟如此之高？锦标赛理论给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当然，在本章末尾我们将看到，锦标赛并不是唯一在起作用的因素。但为了弄清楚CEO的工资结构，我们暂且先不考虑其他因素。一方面，艾斯纳的高薪能够刺激他那些有雄心壮志的属下们努力工作；另一方面，这份高薪也应该能够促使他成为一个诚实、勤勉、明智的人。只有这样，那笔薪水才充分发挥了其激励的作用。是这样的吗？
我们从报纸上读到的关于CEO们的巨额薪金，像艾斯纳的4亿英镑，或甲骨文公司CEO拉里·埃里森2001年的7.06亿美元，差不多都是股票期权交易的结果。股票期权，简单地说，就是一张契约，里面允许契约持有人按约定价格买卖某家公司的股票。如果该股票的市场价格上涨，超过了期权契约中约定的价格，那么，通过买进期权，卖出股票就能赚钱。也就是说，假如甲骨文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是100美元1股，而我拥有买入期权，可以按每股50美元买进100万股，那么，我只要先按50美元1股买进，再到股票市场上按100美元1股卖出，立刻就能赚5 000万美元。通过股票期权交易向CEO们付薪，看上去像是个合情合理的好办法：公司股价上涨，期权能带来的利益就跟着涨。股票期权应该能够鼓励CEO把全部心思都花在抬高股票价格上，而股票价格，归根结底，就是市场对公司未来"钱"景如何所做的最贴近的预测。
股票期权是一场革命，拉里·埃里森上亿美元的收入标志着革命的结束，而掀起这场革命的，据查证，是迈克尔·詹森与凯文·J·墨菲两位经济学家以及他们1990年发表的一篇干巴巴的学术论文。要理解那篇论文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你和一大群人去餐馆吃饭，饭后你们分摊费用。我们都知道，这种经历着实令人恼火。你花的钱基本上都成了别人盘子里的食物，同时，你的食物基本上是别人替你付钱。情况就是这样，每个人想到的理性战略都是：点牡蛎、龙虾，还有香槟。单单喝汤吃干面包，外加冰水，能给所有人省钱，但那样，你的味蕾可要独自受苦了。你的一个极小的念头就能说服自己去点最贵的奢侈品，毕竟，你只需承担很少的一部分费用。大家分摊费用有许多好处，但不包括鼓励吃饭的人做出高尚的选择。
詹森与墨菲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就是他们做研究的时候，美国的CEO们赚取薪金的方式与"分摊费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股东财富每增加100万美元，CEO的收入就增加20美元，算在这名CEO的年终奖金里，或随明年工资直接补发。企业盈利给CEO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少，于是，CEO可能非常愿意不要工资，而直接将股东们的钱挪做己用。比如，CEO可能拿股东的钱买一幅100万美元的画作挂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而工资上的损失才不过20美元。或者CEO可能开着价值1 000万的公司飞机到处兜风，自己不过损失200美元。这就好比五万多人一起分摊费用。"麻烦多上香槟！"
这两个例子略微有些夸张。詹森与墨菲认为刺激CEO努力工作的因素不只业绩薪酬一项，还有其他因素。最主要的，CEO如果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有可能会被辞掉。做CEO有风险，自然也就有回报；两位专家估测，股东财富每增加100万美元，对CEO都意味着750美元的收入。被开除的概率不高，但毕竟存在。一名典型的CEO连同他的家庭成员，往往手持2.5‰的公司股票，这意味着，花100万买一张毕加索的手稿，CEO还将再损失2 500美元的个人财富。加起来，这名CEO为了把"毕加索"挂到墙上，他个人花销应为3 270美元，而公司的其他股东将替他支付余下的996 730美元。
经济学家为你加薪（6） 詹森与墨菲发现，不管从哪个角度分析，老板的业绩薪酬都实在微不足道，他只须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做一些决策，给股东们的财富创造美好前景就足够了。宫殿般的厕所、镀金的马桶、办公室里每面墙上都挂毕加索的画，这些在总裁们的日常生活中，应该都算理性的。股东每赚100美元，CEO能拿回家的不过是少得可怜的32.5美分；这样看来，CEO的工资根本不高，可能还太少了。
对于"分摊费用"难题，最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就是令CEO拥有所有公司股票。假如某位女企业家拥有所有公司股票，而她花公司的钱买了一幅100万美元的毕加索画作挂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没人能抱怨什么。我们用不着再担心她是否曾挪用公款，毕竟，她只能自掏腰包买那幅画。这时，甚至根本不存在公款私用的现象。
显然，如果你必须把公司拱手送人，公司价值最大化对你也就毫无意义了。但现在有一种方法，能让CEO们持有全部公司股票，却限制他们借机满足私欲：股东们只须按市场价出卖股票。这跟以前就不一样了，此时，CEO不再拿固定的高薪水，而是跟着公司分红，CEO的收入将跟公司盈利或亏损的状况高度相联。你可能觉得这个想法太不可思议，其实不然。现实中已经有人这么做了，术语就叫"管理层收购"（MBO）或"杠杆收购"（LBO）。公司经理贷款买下他所属的公司，自己干得好，就能赚一大笔，干得失败，就破产-这种做法动力强大，但薪水高低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状况。
上面的主意听起来令人十分满意，有人或许还想把这个计划在公司里向下推广。能够影响公司运营状况的人不止CEO一个。随便哪个办公室里的惯偷儿都可能悄悄拿回家价值10英镑的曲别针，然后放到eBay上拍卖，公司于是就损失了10英镑。解决这类问题，显然应当给员工更大的刺激，促使他们更加热爱公司。如果每家公司里的每名员工都拥有100%的公司股票，从此就再不会有人去偷公司的曲别针。可那样，股票就不够发了。这个办法行不通。但可采用一种与此类似的办法：每名员工签一份合同，里面将员工薪水与股价挂钩。公司亏损10亿英镑，每名员工都跟着损失10亿英镑；公司盈利10亿英镑，每名员工也跟着收入那么多钱。甚至可以不那么极端，实施起来就是这样：员工贷款几百万英镑购买公司股票，以此获得动力，努力为公司创造利润。
这肯定是个荒唐的想法。但它荒唐在哪儿？这个问题值得考虑。说它荒唐，不是因为员工借不来买股票所需的几百万。当然，员工可能确实借不来钱，而我们又看到有谁在做这样的尝试？有多少员工会贷款10万英镑，哪怕是，1万英镑投资公司股票？但这个想法的荒唐之处，更主要是在于，这么个合同，还没来得及给员工提供任何动力，就先使员工陷入了不可估量的风险。假设公司总产值100亿英镑，某位员工若拥有0.1%的股票，他承担的风险就等于1 000万英镑。如此之大的风险，却不会让他在偷曲别针的时候犹豫1秒，因为其他股东会帮他支付这些曲别针99.9%的成本。此外，让员工承担巨大风险，在员工看来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只要看一看安然公司的员工就知道了。安然公司极力鼓励员工拿自己的养老金投资公司股票。这意味着，公司一旦倒闭，许多员工几乎将失去一切。员工们在投了这笔钱之后并未更加努力工作，因为极少有人感到公司股价关系着自己的责任。
对于CEO和其他公司高层主管，情况则有那么几分不同。CEO们的薪水实在太高了，可以想见，他们对公司股票的价格一定有着强大的个人影响力，这样看来，要求CEO一方面承担高风险，另一方面受到尖锐的刺激（指拥有高收入），可能的的确确是理性的。一名自信、理性的CEO非常愿意接受高风险，以求有机会获得高收入；而只要CEO能够受到高薪鼓舞，努力把工作做好，股东们也会非常乐意向CEO提供一个赚高薪的机会。
此外，假如CEO在星期五中午喝醉酒，重新组织整个公司结构，他不但严重损害了股东财富，他自己的财富也将受到很大的损害（即便CEO的财产只占公司资产总额很小的一个百分比）。然而，假如办公室里某个小职员在工作时间喝醉酒，他能够重新组织的全部，也不过是自己电脑监视器上零碎的通知。即便CEO只拥有公司0.1%的股票，那也意味着，他如果在开会的时候打盹，犯了个值1 000万英镑的错误，他个人的损失也将达到1万英镑。而如果某位清洁工也好不容易搞到了公司0.1%的股票，那他根本不会从中汲取动力去更加努力扫地。
经济学家为你加薪（7） CEO和办公室小职员之间还有第三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对于公司底层的员工，通常很容易找到其他方法来约束他们的工作表现。比方说，如果清洁工失职，办公室没有打扫干净，一眼就能看出来，于是就可以开除这名清洁工。同样，如果地区销售经理业绩不佳，商品都没卖出去，也可以开除这名经理。我们在本章前面已经讨论过，像这样的问题虽本身不易解决，但有了锦标赛付薪制的帮助，便不再是解不开的难题了。但若想约束CEO，仍然是难上加难，一来因为CEO已经赢了这场公司锦标赛，二来因为CEO的业绩尤其难于衡量。假如很轻松就能看出需要做哪些决策，谁还需要专门请CEO做决策人？
总而言之，因为CEO有能力应付高风险，因为微小的刺激能够从很大程度上左右CEO的行为，还因为除了钱，其他刺激对CEO基本都不管用，所以，令CEO的薪金紧盯股票价格是非常有道理的。而这种做法，换句话说，就是令CEO拥有大量期权。噢，等等！仔细这么一瞧，原来故事里还有个小插曲。
詹森与墨菲在1990年的《哈佛商业评论》中发牢骚说："大多数美国公司里的头头儿都像官僚一样捞钱。"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确实如此。当时，假如一年内CEO甲能使公司利润增加20%，CEO乙只能使公司利润增加10%，甲赚的钱仅比乙多1%。在这种情况下，CEO玩忽职守，不顾公司运营成功与否，只顾自己捞油水，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时代变了，CEO们赚钱不再跟官僚似的，而更加像那些财阀-或者，说得再贴切一点，更像大盗。2005年，美国，以及几乎所有其他富裕国家里的CEO们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以奖励机制为基础的薪酬规划，如各种各样的奖金、津贴、长期刺激机制等。自20世纪80年代起，CEO的收入逐渐与公司真实运营情况关联起来。举个例子说，在美国，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各公司的股票价格放在一起做比较，排倒数三位的公司，其CEO一年赚的钱大概有100万美元，而排在前三位的公司，其CEO一年赚的钱能达到500万美元。这就是"略微成功"与"相对失败"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而收入差，归根结底，是股票期权交易越来越广泛地进入经济生活带来的必然结果。
这一切似乎都具有正面的经济意义：给CEO大量期权，从而使他们不必再去偷股东的钱。但细心的读者还是会发现，这其中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CEO或许早先偷过股东的钱，股票期权就是那不义之财。
CEO的超高薪本身并不表示他们一定在偷钱。的确，CEO们2003年的收入比1980年时涨了6倍，但在这二十多年间，美国大公司的资产总值也涨了6倍。假如丙是一家资产600亿的公司的CEO，丁是另一家资产100亿的公司的CEO，那么，丙的明智决策合算成钱，其价值量是否就6倍于丁的明智决策？如果是，CEO收入的增长可能全是由于这个原因。
但是利用期权补偿CEO的计划，本身就有多个可疑之处。股价下跌的时候，公司往往把期权里约定的价格向下调。本来规定按每股100美元买卖，可能期权一经修改，就变成了每股50美元。这样，哪儿还有给CEO的"尖锐刺激"？与之相反，公司给CEO的承诺似乎成了："公司股价上涨，你的期权能让你发一笔横财。公司股价下跌，别着急，我们还有别的办法，保证你总能大赚一笔。"这样的刺激能包含多少理性的成分？
CEO的高薪中还有其他可疑的地方。对于这类图谋不轨的计划，普通的观察员大概参不透其中的奥秘，因为其中包含了许多复杂的技术性知识，在这里我也不做过多讲解。但他们有一个最常使用的伎俩，叫做重装股票期权（Reloadable Option），这种期权能够锁住哪怕最短暂的收益，从而令CEO在股价不稳的时候也能有利可图。另一种伎俩是回溯期权日期（Backdated Option），此时，公司慷慨地发放期权，却在期权真正放出的时间上做手脚，从而演示了自己过度的大方。经济学家们是怎样发现公司中这种诡计的呢？他们注意到，公司常常刚发放完期权，股价就上涨，这时做期权交易肯定非常赚钱。像这样的情况，要么就是时间算得太准了，准到不可思议，要么就是官方公布的日期有"猫腻儿"，总之，期权发放日期必定使CEO利益最大化。回溯（Backdate）如果透明度不够，有人就可能从中作假。而作假行为一旦被发现，2006年10月，仅一周之内就有6名CEO丢了工作。[最著名的Backdate事件中，有一桩发生在苹果公司（iPod播放器与Mac苹果机的制造商）。公司给了当时的CEO史蒂夫·乔布斯股票期权，还撒谎说其中部分期权曾通过"董事会"的认可，但后来苹果承认，根本就没开过什么"董事会"。]
我们必须明确：这些各种各样似有可疑的期权，其症结所在，并非是公司发放期权时太过慷慨。公司向自己的CEO超额付薪办法多得是，只是，稀奇古怪的期权会产生稀奇古怪的动力（对股东不利），同时，利用期权作假，比较不易被发觉（同样对股东不利，但对贪婪的CEO有利）。
整个事情似乎完全没道理。股东们看到自己的钱都成了总经理们的高薪，而他们的薪水跟业绩又毫不相关-或基本上毫不相关，股东为何无动于衷？钱都是股东们的，股东可以投票，解散董事会。股东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原来，对于这个问题，也存在着一个完全理性的解释。
选择什么样的社区更安全?（1） 孩子们的游乐场位于丹斯的正中央，场内的情形突然发生了变化，那态势，就跟谢林的棋盘似的，没一点前奏，就全变了。引起变化的原因通常是天气或时间。我去的时候是下午4点，星期六，当时正值9月，天气格外地温暖与晴朗，公园里里外外挤了差不多50来人。在那么个小地方，孩子们到处乱跑（不过小孩子都这样！）；一个牙买加父亲戴着贝雷帽，穿着运动服，鼻子上架着一副颇显书生气的眼镜，绕着他那个刚学会走路的女儿来回地带球跑；一群波兰母亲围着婴儿车聊天，车里的小娃娃伸手去拽大人们的手袋；一个印度爸爸在陪女儿荡秋千，他轻轻地推着女儿的秋千，流露出对女儿无限的疼爱。等时候稍晚一些，影子拉长了，公园里的人少了许多，但大家还跟刚才一样，都聚在一块儿。
等到了六点半，夕阳之中只剩下20个人还在享受游乐场带来的乐趣。这些人中，有妈妈，有爸爸，有两三岁的小孩儿，但此时人们都一家子、一家子地分开了，不再所有人一起扎堆儿。游乐场里小小的社会系统正开始发生着某种变化。家长们催促孩子："只能再待5分钟"，或"最后再滑一次滑梯，我们就回家"。突然一下子，游乐场空了。这时，两伙十几岁的小痞子占据了游乐场的两翼，一伙在秋千这边，另一伙沿跷跷板"一"字排开。这些小青年儿看上去真不像要惹什么麻烦，他们聚到一块儿，更多地是为了自己找乐子，找种安全感，并不一定是为制造事端做准备。然而，就在这么一小段儿时间中，公园里的情形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那是一个晴朗的2月的早晨，八点三十分，玛格丽特在维多利亚公园慢跑锻炼。维多利亚公园景色美丽，但十分僻静。即便在上班的高峰期，公园里也依然静悄悄地。毕竟，谁会急匆匆地跑去那里呢？公园有一英里左右长，几百码宽。人们几乎找不到什么理由从公园穿行：公园的东面是车流不息的A102国道，这是一条地下水泥穿山隧道，所以要过马路是不可能的；公园的南面是维真运河，水流涓涓，偶尔相当迷人，但这永远是一条静寂的航道-河上似乎没有桥；公园的北面是一栋栋市建住房①，楼群与公园之间是高高的砖墙和铁栅栏。公园三面都没有出口，园子里自然鲜有人迹。
玛格丽特出事那天早上艳阳高照，但那个幽僻的蔷薇园-也就是她遭到攻击的地方，离随便一个有点人气儿的地方都几百码远，恐怕只要有点事做的人都不会到那附近去。玛格丽特的个头不足5英尺（约合1.5米），又是独自一人，可以说毫无防御能力。歹徒在她身上扎了将近50刀。当时，公园附近虽有行人路过，也能听见她的尖叫，也曾喊人帮忙，但等人赶到现场的时候，一切都太晚了，甚至没人看到过歹徒的模样。
莎拉差一点就经历了跟玛格丽特同样的命运。莎拉也遭到类似的攻击，歹徒是一个名叫雷金纳德·琼斯的男子。唯一不同的是，雷金纳德袭击的地点，不是某个僻静的公园，而是华盛顿特区的第十五街。那是一个7月的晚上，天气又潮又热。附近的住户似乎都涌到了街上。人们或者正在去酒吧、餐馆、冷饮店的路上，或者刚从这些地方出来；还有一些人要到位于大街转弯处的全食食品超市去买东西；更有许多人只往门前台阶上一坐，眼睛盯着面前来来往往的人流，什么都不干。
莎拉个头高，身材苗条，又长得漂亮，那天，她穿着露脐上装和白裤子在街上闲逛。这时，雷金纳德跟她面对面走过来，也不知道看她哪里不顺眼，总之，他只喊了一句"白裤子-贱人，白骨精"，就朝她冲了过去。顷刻之间，街上乱成一团，人们都在努力帮她逃脱。一位男士还把车开到了路边，想试着救莎拉上车，但没有成功。雷金纳德先是拿拳头揍她，她重重地摔到人行道上，尖叫着求助。这时，雷金纳德开始拿刀刺她，拳打她的腹部和背部，还打了她的脸，莎拉试图用胳膊阻挡雷金纳德的拳头，结果胳膊也被打得到处是伤。这一切持续了大概有几秒钟。突然，一名男士从自家门前的台阶上冲到莎拉的身旁，扑到雷金纳德身上，把他手里的刀抢下来，扔到马路对面。街上其他人看到有邻居见义勇为，也纷纷过来帮忙。雷金纳德身上滑溜溜的，抓起来很困难-因为沾了莎拉的血。雷金纳德是个大块头，意志还挺坚决，非杀了莎拉不可。但他没有成功。他有好几次试图再靠近莎拉，但每次都被众人隔开了。大家这时不知该怎么处理雷金纳德，于是6个人骑到他身上，等待警察出现。等警察到了现场，各位目击者不停地提供相关证词，警官们差点儿忙不过来
选择什么样的社区更安全?（2） 莎拉碰到如此残忍的歹徒，若不是第十五街上的普通民众出手相救，可能早就命丧黄泉了。她应当感激那条街上的居民，他们救了她的命；同时，她也应当感激街道本身，因为街道这个环境给了她一把保护伞。
大多数城市居民都不会像莎拉那么不幸，竟招来疯子的袭击。但我们其实也依赖着城市街道提供的保护。我们在一般情况下并不需要路人帮忙拉开打劫的歹徒或抓小偷，这是因为理性的歹徒和小偷不会挑路上有其他行人的时候作案。
简·雅各布斯是一名见解独到的女经济观察家，尤为擅长分析城市经济。雅各布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好街坊能够向行人提供"街道眼"（eyes on the street），保护我们不受罪犯的侵害，就像这双眼睛保护了莎拉，却保护不了玛格丽特。而"街道眼"又是正外部性的另一个举例：当我去公园的时候，我不但让别人觉得公园更热闹有趣，而且也让其他人觉得更安全。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公园，而我，也因他们的到来而感觉多了一重安全感。空荡荡的街道气氛沉闷，让人感觉充斥着危险，因此，街道保持着空荡的状态。熙熙攘攘的街道则既有趣，又安全。街上挤满行人，是不是个奇迹呢？
雅各布斯强调了在设计街道与建筑物时那些小细节的重要性。我猜，她若知道了安静的维多利亚公园里发生的事件，应该不会感到十分震惊。只要想想公园的位置：简直被其他公园、运河和一条繁忙的马路紧紧围住了！雅各布斯若观察哈克尼丹斯游乐场中人数的各种变化，大概也认为那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无情的都市背景下，那个游乐场、那个公园是方圆一英里内（或者再大一点）唯一的绿地。假如人们在公园里感到安全、有趣，就一定会很好地把公园利用起来；但该公园周围的环境并不利于吸引游客，一面是铁轨，一面是学校，校外砌着很高的围墙，第三面是市建住房的筒子楼。与公园毗邻的这些设施、建筑都不能鼓励人们路过公园的时候进去走走；恐怕一天中只有学校上学、放学的两个时间段才有人肯从公园穿行。如此看来，游乐场不能指望靠周围环境吸引游客，则只好全凭自己的魅力-比如，当天气好的时候，大家就会来逛公园。
在雅各布斯看来，建筑风格也是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人们在盖每栋大楼的时候，并不应当只考虑建筑物的美观。高楼往往使人的目光移开街道，从而街道就会变得更加危险。假如你住在14层，街上发生了行凶伤人的事件，就算你当时位置很好，能一清二楚地看到事件的全过程，你也没办法立即从门前台阶上跳起来，冲到马路对面，解救受害者。
雅各布斯对都市生活的研究说明她是个聪明的学生。许多读者都让她的那些理论给说服了。但是，她的理论虽然好像很有道理，却缺乏实证，或者说，证明起来并不总是很容易。现在，另外两名经济学家埃德·格莱泽与布鲁斯·萨克多特终于找齐了相关数据，从而可以检测出"高楼导致犯罪"是真是假。
建筑物的风格中有许多细微之处，并不能用统计学或数学的方法解开其中的奥妙。但格莱泽与萨克多特采访了大概1.4万名城市居民，因此他们能够极为精确地验证雅各布斯的理论。两人分别比较了高层公共住房和高层私人住宅，低层公共住房和低层私人住宅，再利用统计学工具将种族、贫穷程度等因素考虑进去，最后证明雅各布斯基本上是正确的。他们发现，住在大型高层里的居民在犯罪行为中受到伤害的可能性更大，而且这些居民害怕成为受害者的恐惧心理也更强烈。大型楼群一般是公共住房，但这不是原因。造成这种情况，建筑物的体积、规模太大才是问题所在。
选择什么样的社区更安全?（3） 你可能认为其中的原因不是理性的，而是心理上的：或许住在摩天大楼里的人都挤在一个个小空间里，人们因此很生气，于是产生了犯罪的倾向。或者你认为问题纯粹是物理原因造成的：比如，高层公寓有可能给入室盗窃提供了方便。
这些都不是格莱泽与萨克多特的想法。他们发现，建筑物创造的环境并不能从整体上鼓励犯罪。像小偷小摸，甚或入室盗窃都不会因建筑环境而更加猖獗。高大的楼房只能够鼓励街头犯罪，如偷车，或打劫。这项发现表明，高楼对其周围的街道造成了有害的影响。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高楼未能创造出安全的气氛。然而，小型家庭自然而然地就能给人带来安全感。
建筑风格对犯罪行为的影响，说的就是"街道眼"。例如，格莱泽与萨克多特发现，只有楼层高的建筑才会使街道不安全，而单单建筑面积大并不会影响街道安全。你的住宅楼每向上多盖一层，你在街上遭到抢劫或车被人偷的风险就增加2.5个百分点。如果你住的楼不止两层，假设有12层高，你遭遇行凶抢劫的风险则增加1/4。楼建得越高，街上、门前石阶上的人就越少。格莱泽与萨克多特曾根据贫穷程度、公共住宅特点以及许多其他因素调整过研究结果，因此，他们的结论体现了仅钢筋水泥一项变量对街道安全的巨大影响。
简·雅各布斯是正确的。城市居民楼的建筑风格不能只考虑怎样看上去美观。建筑式样甚至关乎居民自身的生死。高层楼群能带来危害，但人们受影响的程度有轻有重。比如，在英国，白人占总人口的比率为92%，这里的种族隔离是垂直的，住在高层建筑五层以上的居民中，白人相对较少。英国的贫民住在高层。
不管是"街道眼"模型，还是种族隔离的棋盘模型，都容易走向极端。在"街道眼"模型中，居民区要么有趣、活跃、安全，让人们都愿意聚过来凑热闹，从而能够保持这种有趣、活跃、安全的氛围；要么沉闷、危险，导致人们都想避开这个地方，结果这里就总那么沉闷、危险。与谢林分析隔离现象时采用的棋盘模型不同，在"街道眼"模型中，不存在任何基本因素一直要把城市拉向隔离等不好的均衡状态。这一点也颇能鼓舞人心。在好的均衡状态中，多样性与活跃性能够自给。好的均衡状态始终藏在表象之下，只等城市规划人给个机会，哪怕只给半个机会，它也能钻出来。
选择什么样的社区更安全? 你宁愿住在高物价的纽约也不去低物价的小城市,纽约好在哪儿?
你可以在底特律买一套大房子,却为什么宁愿挤在曼哈顿小得可怜的单元房里?
在大城市中你能遇到令你越来越聪明的朋友吗?
大城市高房价的秘密何在?
什么样的城市能走向繁荣,而什么样的城市必然衰落?
○ 学习到的经济学知识应该应用到更广阔的空间
○ 理性行为强烈影响我们的都市生活
"纽约，纽约，我要成为她的一部分。"
-弗雷德·艾伯
高消费的纽约为什么吸引你？ 可怜啊，勤奋的纽约人！丹尼尔·格罗斯是一名常驻纽约的财经新闻记者，他一边委屈地说："在纽约，一美元只是长得像其他地方的美国货币，却根本买不来同样多的东西。"一边继续做着粗略的计算。纽约人买房子或租房子要比美国其他地方的住户多拿出个人收入的14%。高出来的各种税加起来差不多相当于收入的6%，另外，水费、电费、煤气费都贵，外加买食品贵出来的费用以及买其他生活必需品多花的费用，大概又要占去收入的4%。这些都算上之后，便是参与各项活动的花费。格罗斯指出，活动花费比较难于跟其他地方的情况做对比，因为在纽约"什么都是全美国最好的"。不过，他还是兴致勃勃地对一些文娱活动消费品的价格情况做了合计，发现在体育场里挑个好座看棒球赛或去一家高档餐馆吃顿饭等，在纽约比在明尼阿波利斯贵一倍。结论是"1纽约元"的价值量相当于其他城市的61.2美分。的确，纽约的工资水平比全国平均工资水平高，但只不过高出15%而已。普通纽约人的真实购买力仅为美国其他地方普通居民的3/4。
给上文中的"美国其他地方"举个例子，比如，伊利诺伊州罗克艾兰市。格罗斯指出，罗克艾兰拥有低物价与高工资的有利组合，至少，该组合远比纽约的收入物价比优化得多。显然，任何人若想从曼哈顿搬家去罗克艾兰，或者，移民与大学应届毕业生若想扎根罗克艾兰，都绝对不会受到任何阻力。可是，人们不去那里。如果我们可以假设所有以上这几类人都是理性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罗克艾兰一定是个非常破烂的地方。（罗克艾兰的居民们，对不起，我绝不是在泄私愤，我对你们的家乡一无所知。我唯一知道的就是，纽约人肯定不会去你们那儿安家。）理性的人宁愿接受纽约的高物价，也不肯去物价低廉的罗克艾兰，可见，纽约一定向它的居民提供了某种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某种不能直接拿金钱去交换的东西。
不管这个东西是什么，总之，似乎城市规模越大，该城市的物质供给量往往也越大。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埃德·格莱泽是研究城市经济现象的专家，他曾分析过美国城市的相关数据，最后发现，格罗斯给纽约下的各项结论在多数大城市中都同样适用：大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较其他地方高，然而，消费水平更高！根据一项经验法则，城市规模每扩大一倍，居民工资水平就提高10%，同时，消费品价格上涨16%！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人们明明可以在罗克艾兰住上宽敞的大房子，却宁可挤在曼哈顿面积小得可怜的单元房里，还要不停地为还房贷或付房租的事担忧？这些人本可以卖掉家具，搬家到荒野里盖一个占地面积巨大的农场，或者到底特律这种物价相对低廉的城市，花上6万美元就能买一套房子。可是人们偏不这样做。那么，对此是否存在一个理性的解释？
是的。而且，我要给出的解释将不仅仅是从人口统计学角度分析罗克艾兰市的情况，更重要的是，我想告诉大家，城市繁荣的真正原因在于创新。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的问题是：为了使城市更加繁荣，更加具有创新能力，我们能够或者应该做些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我们能不能成功？我们要注意的是：各种新思想、新点子最终都可归化为城市生产的各种产品。其实，人们选择住在繁华大都市的原因跟你为什么读这本书的原因是一致的；而且，要不是为了这同一个原因，我也许根本就不会考虑写这本书。
致使房价上涨的因素（1） 住在伦敦有许多让人欢喜的地方，比如离朋友近，有高档的咖啡厅，还可以选择有趣的工作（至少，可以投张简历试试）。但是或许你还记得，在本书的序里，我曾列举了我家附近几种令人生厌的事物："按摩院"、烤串店、廉价炸鸡店、小赌场与垃圾堆。显然，住在城市的外部性有正有负。我们应当怎样权衡正、负外部性？这个简单。可以向房地产经纪人询问意见。
我就是这么做的。我找来了安妮·柯雷尔，她是当地几个最成功的房地产经纪人之一。我问她，商品房附近有哪些东西真正能使房子贬值？她答说，"按摩院"、烤串店、廉价炸鸡店、小赌场与垃圾堆。住房附近的各项设施能让自己幸福还是痛苦？房子潜在的买主们对此都心中有数。把大家的一切想法加总起来，就形成了房价。正因如此，我或我的邻居们买房子时花的钱数就可以看做我们对周围伦敦城各项好的便利设施以及它们带来的正外部性的价值量所做的大体估计。比如，某地有个毒品窝点，但在其附近买房子能多带一间卧室，离上班单位距离也短，此时，我们该如何衡量这地方的价值？根据经验我们知道，这类判断题往往十分复杂。安妮曾给我讲过一个案例：某家酒吧即将获得通宵营业的许可证，跟它隔两个门栋的房子内部条件都相当好，但几名潜在买主知道酒吧的情况后，便放弃了在此买房的打算。然而住户一般并不介意大清早酒吧顾客饮酒作乐的各种噪声、酸啤酒刺鼻的气味以及清理啤酒瓶子的声响等。酒吧带来的负外部性影响范围极小，只需多隔几个门栋，居民则感觉不到任何打扰。事实也理应如此。安妮估计酒吧近旁的房子大概会贬值5%左右。房子本来的价值约为100万英镑，5%差不多能合5万英镑。与此同时，酒吧临近街区上的房子不但不贬值，而且能卖高价，因为住在这里去酒吧很方便。
房地产经纪人的格言"地段、地段、地段"总结出了一个简单的现实：能够决定房子价格（或租赁价值）的因素确实包括房子本身的面积与质量，但更重要的因素是房子周围的环境。只要房地产市场处于公平竞争状态，许许多多的买房人与卖房人竞相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交易，那么，公寓房的租金额即可看做人们对该公寓房周围环境的估值。在城市，外部性几乎就是一切。就像特制的喷雾剂能够令激光束显影一样，商品房价格或租金数额能够让无形的外部性清楚地显示出来。
1985年，罗伯特·卢卡斯第一个提出利用租金衡量城市中的外部性。巧的是，他提出这个想法的地点，正是久负盛名的马歇尔讲座。该讲座的取名意在纪念艾尔弗雷德·马歇尔。那时候，卢卡斯对货币经济学与经济周期的研究已卓有成就，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但他在那次讲演中，没有深谈使自己成名的课题，却对剑桥大学的教师们讲起了马歇尔关于创新的理论以及其中的一些深层含义。卢卡斯演讲的题目是《论经济发展的机制》（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他想弄清楚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富裕起来，而另外一些国家却始终贫穷？同时，他强调了加里·贝克尔的一个想法："人力资本（包括教育、培训与技能）非常重要。"（两人同在芝加哥大学任教。）
1959年，贝克尔第一次提出，人们在教育与培训上投资，就如同人们往某个行业或某只股票上投资一样。当时，这个想法令其他经济学家大为震惊。人们此前一直认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回报，因而教育与一个人对自身生产能力的理性投资毫不相干。不过后来，贝克尔的观点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与肯定。就像他自己曾对我说过的那样，现在的政治家若想在选举中顺利过关，都不可能不谈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等到卢卡斯在马歇尔讲座上再次提起这个想法的时候，它早已在公众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不过，卢卡斯在谈到人力资本及其对发展的重要性时，又有了一个新的着眼点。他认为，国家走向富裕有一条最重要的途径，那就是人力资源外溢。或者，用马歇尔的一个很文雅的词汇："公开的"知识。国家不管以什么方式，若能创造出学习环境，让聪明而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能够互相学习，那么，这些国家往往能逐渐富裕起来。（在本书最后，我们还将再次提到这个想法。）但是，这里说的"学习环境"，又是指什么呢？毫无疑问，指城市。
致使房价上涨的因素（2） 卢卡斯几乎是在演讲快结束，做补充说明的时候，才将注意力转向怎样衡量"公开的"知识的价值这一问题。他用了一个反问句："曼哈顿或芝加哥商业区的居民支付高额的租房费，若不是为了能够靠近其他人，还会为了什么呢？"
卢卡斯的解释与许多优秀的经济学观点一样，大胆、充满智慧，同时，高度简化。的确，人们会为了靠近其他人，理性地支付高额的曼哈顿房租，但是，这或许并不全是为了向他人学习。大城市的房租中到底有多少成分可以看做居民为人生的大学交的课时费？
我们首先来考虑一个可能存在的反对意见。有人认为，城市中的高房租意义在于使居民有机会去歌剧院、博物馆或各种能提供美味菜肴的饭店等诸如此类的地方，而不在于卢卡斯所说的那种"知识外溢"。这个想法确实或多或少有点道理。但是我想插上一句，城市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有高有低，差距巨大，不是所有人选择在城市居住都仅为能够玩乐人生。
在格林尼治村租一套带两间卧室的公寓房，一般要5 000美元一个月；而在罗克艾兰租一套面积相同的房子，也许每月只需付500美元。两者差额是150美元一天。人们究竟打算以怎样的频率去听歌剧？想想看，普通居民隔多久才会做一次去歌剧院的打算？曼哈顿的餐饮业比罗克艾兰火暴，这点是不错，可是曼哈顿的居民假如真的为了有机会去饭店而接受高额房租，那么，就相当于说，这些居民每晚付给房东150美元，感谢他提供了个好地段，附近有个好饭店。为了让这些数据听上去有半点可信度，你差不多就要顿顿饭都在外面吃了。
我承认，在纽约，住一个环境稍差的地方，也能以较低的价格享受到城市的些许好处。不过，条件是你要忍受高犯罪，长距离通勤，以及破烂学校。小城市的居民则不须为了找个房租便宜的住处，鼓起勇气接受这些恐怖的事物。
"高昂的城市租房费，意义在于使人们拥有了进入文娱康乐场所的机会。"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其实另外还有一种解释：大多数文娱康乐场所都收费。的确，如果你只想感受一下曼哈顿的高楼大厦或乱哄哄的大街带来的乐趣，除了你的房东，没人会再向你收费，可是，你真的会每天花上150美元只为听一听街上的喧哗声吗？各位餐馆老板与剧场经理们知道，只要能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就可以向顾客要高价，而且绝对不包含在你向房东缴纳的房租之中。
上面讲了几点常识，同时也证明了城市中高房租的意义的确在于城市能使人们学到新东西，而不在于能买到好吃的越南快餐。常识观点背后有着坚实的证据。提供证据的人是埃德·格莱泽。他不研究房租，他研究工资。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对于工人，大城市里的高工资并不能弥补高物价对生活的影响。然而，从支付工资的一方看，即站在各公司的角度看，需要支付的工人工资比别处高则是实实在在的情况。"1纽约元"在纽约市民眼里也许仅值61美分，但在雇佣该市民的公司眼里，它还是完整足值的1美元。既然如此，这些公司为什么不搬到小城市，雇佣那里的廉价劳动力呢？为什么还要继续无可奈何地支付如此之高的工资？城市生活也许充满乐趣，但这解释不了城市中的高工资现象。对此唯一的理性解释恐怕就是，大城市的工人从某种意义上说，生产效率更高。
致使房价上涨的因素（3）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三种可能的原因。第一种：纽约人与伦敦人比农村人聪明，这就是前两种人能够挣钱多的原因。所有大城市人私下里都认为这就是真理，但这不是真正的原因。我们不妨做一项对等比较：就拿一对儿会计来说吧，一个纽约会计，一个罗克艾兰会计，两人都拥有从业资格证，工作经历均在5年以上，然而两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依然很大。也许这两名会计在许多方面都不尽相同，也许这些不同点无法用统计数据去衡量，但我们却以为像上面那种对等比较能够极大地拉近两人工资差距，可惜，事实证明，不能。
第二种解释是：纽约的会计工作效率更高，不是因为他们生得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他们住得近，很容易就能聚到一起讨论问题，节约了时间和许多麻烦。但是，各种工资模式并不支持这一观点。个别人从城市移居乡下，或反过来从乡下移居城市，观察这些人的工资，你会发现，不管他们往哪个方向搬家，工资水平都不会发生变化。纽约的律师搬到罗克艾兰，他拿的工资还跟从前一样多。（其实，人们不管按哪个方向迁居，工资水平都能略微有所提高。道理很平常：人们都是知道异地有涨工资的机会后，才最有可能选择搬家。）上面的现实表明，纽约的工资溢价（指高工资）既与节约出租车费无关，也不是对"聪明"这种品质的报酬。
现在来解释真正的原因。城市劳动者的工资能够以比别处更快的速度增长。你若从城市搬到农村，你本来的工资水平不会下降，但工资增长速度却会降下来。你若再搬回城市，涨工资的速度则逐渐又快起来了。真正能够获得工资溢价的人，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在城市工作的人，而是有过长期在城市工作经历的那类人（不管他们现在是否还待在城市）。对于这种工资模式，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城市居民通过互相学习，从而能够迅速地变得更聪明。卢卡斯与马歇尔是正确的：在大城市中，学习是无形的，同时，知识是"公开的"。我们通过研究工资的变化规律，就能变"无形"为"有形"。
世界在不停地变化着。马歇尔写书的年代，电话刚被发明出来不到十年；卢卡斯做演讲之后，隔了好几年，万维网才发展起来。他们不可能想象出脸谱网或"黑莓"是什么样子。价格低廉而又功能强大的新传媒技术一经普及，是否会逐渐削弱城市居民的那些特殊优势？若果真如此，未来的城市还能像过去那样，继续成为学习与知识的中心吗？
婚姻超市：经济学太空中的一个地方（1） 跳场探戈需要两个人，结婚也同样是两个人的事。结婚要求你先出去找一个想娶或想嫁的人，然后再说服那个人答应你。这是个配对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婚姻中绝非罕见。找工作，从感情上说，与嫁老公、娶老婆不是一回事儿，但在某种程度上两者也有相似点：你需要首先在一堆工作里挑出一样你最喜欢做的，然后说服你的雇主，让他愿意请你做那份工作，也就是说，你们要"两相情愿"。而且婚姻正如劳动力市场，谁配得上谁，"配得上"的标准，都将取决于竞争产生的结果。
想象屋子里有单身男子与单身女子各20人。这就构成了婚姻超市：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购物这件事简单，人人理解，任何产品都没有新奇之处，所有的一切又都在同一个屋檐下。在婚姻超市里"结婚"是件简单的事，随便一对男女只需要在出口登记，然后离开，就表示已结婚，离开时每对夫妻能够收到100英镑，这些钱代表结婚所能带来的心理上及经济上的各种好处（一个简单的比方而已）。很自然，在婚姻超市里，没人费脑子去考虑要不要结婚。道理极为简单：每个人都一样优秀，而且通过"结婚"，你可以白拿钱而不需承担任何义务。
婚姻超市是将婚姻生活大幅简化后建立的模型。与所有其他经济学模型一样，这个模型也去掉了许多纷繁复杂的细节，以便于从被保留下来的核心因素中梳理出一些有趣的东西。那么，核心因素是什么呢？其一，相对于保持单身，人们更愿意找个人结婚；其二，你从婚姻中的各项所得，取决于结婚对象的供给情况。当然，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有人一辈子过着快乐的单身生活，也有人从踏上红地毯那天起就开始诅咒生活。但是我们如果愿意接受这两个前提，认为它们体现了现实生活中某条可认知的真理之精髓，那么婚姻超市或许能告诉我们一些有用的东西。
现实中婚姻所带来的好处不能用"英镑"来衡量-或者至少不能只用"英镑"来衡量。但为了实现研究本模型的目的，我们无须去了解现实中女人寻找男人，或男人寻找女人，到底是为了钱，性高潮，能擦出智慧火花的谈话，或是温暖的安全感；我们需要知道的全部就是：人们宁愿结婚也不肯打光棍儿。
既然每对夫妻都能得到100英镑，钱由他们两个人分，那么唯一的问题就是：这笔钱怎么分？在备选男性和女性人数一般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指望两人五五开。但情况稍有一点点变化，就能彻底颠覆这个结论。
想象婚姻超市里某个不寻常的晚上，20位单身女子全勤出现，但只有19位单身男子来到现场。剩下的那个男子哪儿去了？他是个同性恋，或者他在蹲监狱，或者他搬家去了苏格兰，或者他正在学经济学，总之不管什么原因，他来不了。这情形就像凯莉眼中的曼哈顿，50万单身男子都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你也许会认为仅仅少了一位男性，可能会给当晚的女性们带来些许轻微的不便，但事实上，这一轻微的男女不平衡，对女人们最终将是极坏的坏消息，而对到场的男人们则是个大大的好消息。稀缺性是权力。多大的权力？也许比你想的还要大。
下面来解释为什么。其中一个女人将两手空空回家，既没有找到爱人，也没有得到出纳员开的支票。这对她本人是个坏消息。还有个更坏的消息，不像这样能立刻看出来：那些找到了爱人的女人们其情况也不比平常。而女人之所失即为男人之所得。记住，一对夫妇出现在出口登记处的时候，两人必须分配那100英镑。假设那19对夫妇暂且约好每人各50英镑。
那个落单儿的女人出局，想着自己什么也没得到就回家。显然，她能做的理性决定就是拆散一对现成的夫妇，自己插进去。这个没人要的女人当然能够给出一个比五五分更诱人的交易办法，也许只给她40英镑，她就能同意。她的对手是个同样理性的人，也不可能就这样输掉，因此会要求拿更少的钱，或许只给30英镑就接受。这样，女方的要求就会一路下跌，直到那个面临独自离开的女人提出，只要有个男的肯陪她走过登记处，她哪怕只能得到一分钱也乐意。她认为这是结婚的代价。那个男的真幸运，他将独得99.99英镑。而对于她，收入虽然只有一分钱，毕竟好过什么都没有。
婚姻超市：经济学太空中的一个地方（2） 麻烦可不只这么多。经济学家们所谈论的"单一价格定律"，说得就是相同的商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以明码标价的形式出售，其售价将归于一致。婚姻超市中的情况便是如此，因而所有20位女人会发现自己所处的情境就是这样，一点不差。不管人们当初约好以何种方式进行交易，总会剩下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也总会提出只要有男人肯娶她，她只留一分钱。单一价格定律使得"一分钱"将是所有女人能分到的份额。任何本来很可能多分些钱的女人，都将遭到削价出售的待遇。这19个男性将每人分得99.99英镑。有19个女人每人分得一分钱，剩下的那个女人什么也得不到。
仅少了一位男性参与者，所有其他男性参与者就都享受到了巨大的稀缺性权力，简直不可思议。但是，这点凭直觉也能想出来。仅此一名"剩下的"女人就能够给每位单身男性提供第二种选择，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所有其他女人讨价还价的势力。
这就是婚姻超市的工作原理。在现实生活中，你也许曾留意过些许不同于此的情况。从来没有哪些情形会完美不差的遵循单一价格定律；人们讨价还价的过程也不像上文中的那么计算精确，但却有可能一样残酷。最重要的是，在婚姻超市上，婚姻的利益或好处是以英镑来衡量的，因而这些好处很容易就能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但在现实生活中，随着婚姻生活逐渐深入，情敌间的互相竞争（上文的例子是以互相竞标，竞相压价的形式）并非那么简单。（如"我会向布赖恩保证，每周三次性高潮，同时，至少增加一次烛光晚餐"。）但也有例子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不管他或她各自可能有多少缺点，从某种程度上讲两人的结合能够互相补偿对方。比如，26岁的前《花花公子》（Playboy）封面裸体模特安娜·尼克·史密斯就嫁给了89岁的亿万富翁霍华德·马歇尔。但两人现在已双双仙逝，可谓不幸！
虽然从婚姻超市中得出的结论过于严酷，但在更为现实的情景下，有些不变的基本力量甚至也同样能起作用。男人不够，哪怕看起来缺得不多，也能导致女人陷入惊人的劣势。男人们讨价还价的权力戏剧性的增加了，这伤害的不仅仅是没嫁出去的女人，更伤害了结过婚的女人。女人的准丈夫们只因拥有太多的选择权，以致不可能允许讨价还价公平进行。在本章后面，我们将看到一则惊人的例子：当女人们本可以嫁的许多年轻男性进了监狱，女人中会发生什么事？
在这场婚姻市场的思想实验中，还包含了另外一层重大的简化。当我们把聚光灯打到这层简化意义上，它便告诉我们，当向男人提供现金不管用的时候，现实世界中的女人们（且将所有女人都视做一模一样的，就像在婚姻超市上的那样）能够采取的理性策略：在婚姻市场之外，你可以上大学，办企业，做整容手术，去健身房锻炼等。简而言之，你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能够使自己比其他人更具吸引力，你是男人，则比其他男人更英俊；是女人，则比其他女人更漂亮。实际上，这就是在男人短缺时，理性的女人通常的反应。我们下面将看到具体实例。
但在这之前，让我们先回过头，解答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在纽约，令凯莉·布拉德肖及那些女孩子们称心如意的男人这样短缺？对此，也存在一个理性的解释。
最佳离婚率（1） 直至20世纪50年代，婚姻内部的分工都是以传统性别角色为基础的。理想丈夫的形象就是以养家糊口为己任，受过良好教育，有一份好工作，为了赢得晋升的机会加班加点地工作，不停地多赚钱，好能够给家人买车、买冰箱、买坐落于市郊的漂亮房子；而且家人还常常要去度假，这笔费用丈夫也应有能力支付。他的妻子崇拜他，而她自己则很善于管理家务事，如做饭、打扫房间、洗衣服、安排娱乐活动与抚养小孩，让他们长得聪明机灵，并且身心健康。同时，她还须照顾到丈夫的情感需求和性需求。
当时人们的想法就是这样的。至少在1965年，已婚女性从事有偿工作的时间，平均每星期不足15个小时。对一位典型的家庭妇女而言，她外出工作的时间则为零。这个平均数还由于算上了独居的老年妇女和特别穷的家庭妇女而被提上来一些。与此同时，已婚男性平均每星期的工作时长超过50个小时。在干家务活方面，男女的角色几乎完全对立起来：已婚女性每周差不多做40个小时的"非市场性"工作，而已婚男性做家务活的时间不足10个小时。这当然就是分工，而且是以性别为界线进行的分工。
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缝衣针工厂"对现代婚姻的影响。第一位阐明这种影响的人是加里·贝克尔，就是前面那个逃停车场管理费的人，以及理性老虎机玩家们的维护者。分工怎么会变得以性别为基础呢？答：这是三股经济学力量相互影响的结果。它们是：分工、规模经济、比较优势。
贝克尔认为，分工是有效的，因为分工能够释放出规模经济。说白了，就是一名全职工人赚的钱，比两名兼职工人赚的钱加起来还多。在最简单的工作中，时常如此；而在对从业人员要求极高的岗位上，这点则表现得更为明显。有多少顶级律师只拥有半个法律学位，一周只工作20个小时？又有多少成功的公司主管只在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的上午工作？看那些赚钱最多的人：他们整日工作，长期从事同一职业，最后到达事业的巅峰，这时他们赚的钱远远多于那些事业只进行了一半的人。对于多数专业人士来说，这纵然残酷，却是职场上的一条真理。你过去所做的工作越多，你的生产率就越高，即你每多工作一小时，你的工作效率就会较以前有所提高。这也是体现规模经济的一个完美例子。
承认分工能释放出规模经济，就意味着家庭中父母同时抽出部分时间外出工作，并同时用剩下的时间照料小孩，不符合经济学的理性思想。一半加一半，要远少于一个整体。从逻辑角度看，规模经济要求一家中，仅应有一位家长外出做全职有偿性工作，而另一位则应当留在家中管理家务。除非做完了家里的杂活儿还有富余的时间，才可以去做点能赚钱的工作。
目前为止，讲的都是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可是，20世纪50年代中传统的性别角色又是如何确定下来的呢？贝克尔指出，这则是受到了第三股经济学力量-比较优势原则的影响。该原则称，分工不应从绝对意义上比较谁的生产率最高，而应从相对意义上做比较。在亚当·斯密的缝衣针工厂里，如果工人伊丽莎白能在一分钟里磨尖两根缝衣针，或将4根缝衣针别到纸上，而工人詹姆斯在一分钟里只能磨尖一根缝衣针，或将一根缝衣针别到纸上。比较优势的逻辑认为，应当由詹姆斯承担磨尖缝衣针的工作，即便伊丽莎白在这项工作上比詹姆斯效率高。比较优势的算法，不能比较伊丽莎白与詹姆斯之间谁做磨尖缝衣针的工作效率更高，而应先算出伊丽莎白自身做两项工作的效率之比，和詹姆斯自身效率之比，再将伊丽莎白与詹姆斯各自的效率之比做对比，这样才得出上面的结论。
实际上，离婚革命更为根本的推动力量是经济。家庭里的传统分工（即亚当·斯密所定义的分工）被打破了。在20世纪初，做家务活很耗时。因此，已婚妇女们除非穷困潦倒，迫不得已才会去工作。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做家务活所需的时间减少了，做起来也比以前容易了。妇女们等孩子们长大后再出来工作，门槛也变低了。于是，大龄女性在外工作的现象变得普遍起来。
最佳离婚率（2） 离婚率一旦开始攀升，其上升幅度必然相当惊人。理性地看，这里面有一个互相加强的连环在起作用：离婚的人越多，想结第二次婚、第三次婚等等的人就越多，也就是说，可能成为结婚对象的人增加了。这意味着离婚后，再去找新的，变容易了。
进一步说，一旦人们的意识中有了"离婚"的念头，女人们便知道，以后再也不能把自己当成某个经济结合体中的一部分。读者们，你们应该还记得，理性就是想在前头，以及对刺激做出反应。女人意识到哪个经济结合体也许会解散，到那时，女人若只懂得生孩子，情况一定会糟透了。于是，理性的女人就会选择留住事业，权当买离婚保险。在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分工模式下，已婚女性即便婚姻不幸，对于她们，理性的做法仍是继续维持婚姻：她们几乎别无选择。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年女性外出工作，同时，有了洗衣机与电熨斗的帮助，做家务活也不再费时，这时，女性们开始意识到，不幸的婚姻有一件替代品-离婚。离婚后，单从经济上讲，日子纵然过得艰难，却不至于过不下去。随后，避孕药就出现了。我们已经看到，女人有了避孕药后，受教育程度更高了，事业心更强了，与老板们的关系也更融洽了。
女人在离婚之前，真的有必要先拥有事业吗？基本说来，是的。尤其是对于大部分处于已无法挽回的不幸婚姻中的女人。离婚男人在酒吧里抱怨前妻时说的话根本不可信。离婚女人没办法只靠前夫给的钱过日子。在美国，离了婚的单身母亲中，只有不到一半能收到孩子的抚养费。而在能收到抚养费的这部分母亲中，也不过是一年几千美元，差不多相当于一位典型的单身母亲总收入的1/5。一个女人，尤其是身为母亲，若下定决心离婚，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她需要找一份工作。越来越多的女人意识到，自己有能力照这个步骤，一步不差地实现离婚。
这就形成了第二个互相加强的连环（有些人认为这是个恶性循环）：女人因为有了离婚的意识，于是不再放弃事业；又因为女人拥有了事业，脑子中则更加巩固了离婚的意识。女人出于纯粹的经济原因而受困于痛苦的婚姻，这种现象已越来越少见。
再来仔细瞧一瞧故事背后的统计数字。就是在今天，尽管有这么多的女人为了乐趣而工作，或为了感受花自己赚来的钱那份快乐而工作，但女人们仍倾向于在面临离婚压力时，加倍努力工作。有好几种办法可以猜出她们是否正面临离婚压力：可以采用事后分析的方法，与那些离过婚的女人对话，从而推测她们在离婚之前也许早就料到了那么一天；还可以考察不定因素与离婚的关系，如年龄、宗教或父母是否有过离婚史等；或者可以直接采访一些女人，看她们目前对婚姻的满意程度如何。不管采用什么办法，结论都是一样的：处于离婚边缘的女人，最有可能努力工作。可见，离婚率上升，并非由于人们的爱情心理发生了变化：这是人们对变化了的刺激做出的理性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