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西苑
更新时间:2005-2-2 14: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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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春天特别热，太后很想回西苑。然而，俄日已经宣战，所以转念一想，还是留在紫禁城、静观待变比较好。对于这场战争，太后甚觉忧虑，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焚香祷告，祈求各路神仙保佑中国。自然，我们也要跟着她一起祷告。
这段时间，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真是百无聊赖。到了二月初，太后再也不能忍受继续留在紫禁城了，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搬到西苑去，在那儿卡尔小姐也正好可以把画像完成，此事拖拖拉拉前后快有一年了。
于是，二月初六我们重又回到了西苑。这儿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新可爱，绿意盎然，有些树都已经开始开花了。太后领着我们绕湖而行，每个人都兴致盎然，太后说我们就好像是一群从动物园里跑出来的野兽。她今天也非常快乐，但她又说，要是回到颐和园就更快乐了。
卡尔小姐被召到宫中，太后接见了她，并说要去看看她的画。太后再次问我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我告诉她除非她能够多给出一点点时间来摆姿势，否则完工的时间将可能比较长。太后沉吟良久，终于同意每天早朝后来坐五分钟，但她希望只有在画面部时才叫她来，其他时间不要指望她会来。这样坐了两个早晨，第三天便借口不舒服，再也不肯来了。我告诉她如果她不来坐，卡尔小姐就没法继续进行了。虽然她似乎很生气，但好歹又接着坐了几天，直到脸部画完。至此，她说什么也不肯再坐了，完得成也好完不成也好，总之她不会为画像再做任何事。余下的事情只好由我代劳，也就是为太后的衣服、珠宝等等做模特儿，这样，画像终于一天天接近完工了。
当太后得知画像快完工时，很是高兴。我觉得这是一个重提报酬问题的好时机。太后问我，付钱是不是真的合适？要付的话付多少？我告诉她，画画是卡尔小姐的职业，这些日子她要不是忙于替太后画像，别处也会有很多类似的工作机会，能挣不少钱。所以酬金应该更丰厚些才是。要让太后懂得这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又问我是否真的有把握，卡尔小姐不会因此而生气，那康格夫人呢，她会不会不高兴？我向她解释，在美国和欧洲，妇女们通过画画、教书或其他的职业挣钱养活自己，是相当普通的事，她们非但不觉丢脸，反会以此为荣。听了这些，太后似乎很是惊讶，问我，卡尔小姐的哥哥为什么不养她？我说她自己不愿意靠哥哥供养，况且她哥哥也成了家，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太后对此大发感慨，说这真是一种古怪的文明。在中国，父母死了，做儿子的就有责任供养他的姐妹，直到她们出嫁。她又说，中国的女子如果要自己工作谋生，人家是要说闲话的。最后，太后答应跟大臣们商量一下，我这才稍稍放了些心，此事好歹有了几分着落。
二月十二日又是一个有趣的节日，名为“花朝节”，据说是百花的生日。早朝后，我们全都来到御花园，太监们早已拿着大匹的红丝绸等在那儿。我们把这些丝绸剪成二英寸宽，三英寸长的小丝带。等剪到差不多了，太后便拿了一条红绸带，另外还有一条黄绸带，系到一棵牡丹的干茎上（在中国，牡丹花被认为是百花之王）。于是所有的女官、太监和丫头们纷纷拿起红绸带，照着太后的样子去装饰园子里的花草树木。忙活了整整一个早晨，将整个花园装扮得美丽如画。女官们鲜艳的衣裙，绿意葱茏的树木，绚烂的鲜花，相映成趣。
然后我们就去听戏。这回演的是树神花神祝贺生日的故事。中国人相信，一花一木皆有自己特别的神，树神为男，花神为女。舞台上的服装，都很漂亮，红花绿树，栩栩如生。荷花仙子的衣服是用粉红丝绸做的，状如莲花；裙子则是用绿绸做的，形似荷叶。款移仙步，衣袂飘飘，一如风摆娇荷。其余装束，大多例此。背景为一森林幽谷，山石环绕，岩穴层层。从岩穴中走出众多小仙女，手持细颈酒瓶。这些小仙女所扮演的，是一些小花小草，雏菊、石榴之类。其效果之神奇，只能会意，不可言传。所有的神仙聚集在一起，先是喝酒，继而唱歌，丝竹之音，轻柔曼妙。最后一幕是个圆满的结局，一弯虹彩从天而降，停在岩石上，众神仙依次骑上彩虹，慢慢上升，穿过云层，带着她们重返天庭。这一天的仪式就此结束，我们全都回了各自的房间。
二月十四日（1904年3月2日），我进宫刚好满一周年。我完全忘了，直到太后提醒我才想起此事。太后问是否已经适应宫里的生活，在这儿过得是否快乐，想不想再回巴黎。我老实回答，在法国我虽然也很快活，但我还是更喜欢宫里，这里真的很有趣，除此以外，还能和自己的亲友们共同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然要胜过生活在陌生的外国。太后笑着说，她担心我迟早会对宫里的生活感到厌倦，到那时，我就会再渡重洋，远走高飞。她说唯一的办法是赶快把我嫁出去。她再次问到我为什么反对嫁人，是不是怕婆婆，还是别有原因。要真是这样，叫我不必担心，只要她还在世，就没什么可怕的。太后又说，我即使是嫁了人，也不必一天到晚呆在家里，仍旧可以像从前一样到宫里来玩，她接着说：
“去年我跟你提起出嫁之事时，我曾答应容你再考虑考虑，因为你受的教育毕竟跟其他女官有些不同，但不要以为我已忘记了此事。我其实一直在留心，要帮你找一个般配的夫君。”我只是像从前一样的回答她—我不愿嫁人，只要太后不嫌弃，我愿意一直留在宫里伺候她。她说我现在这样固执，用不了多久没准就会改变主意。
二月下旬，卡尔小姐工作很辛苦，画像终于快要完成了。太后又翻起了她的皇历，为的是择定一个吉日验收画像，最后定在1904年4月19日，卡尔小姐也及时地得到了通知。卡尔小姐很郑重地对我说，在太后指定的这个日子，画像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于是我把卡尔小姐的话转告给了太后，跟她解释说还有许多细节之处需要添加修饰，建议最好宽限数日。太后说，必须在4月19日四点钟之前全部完工，因此我也就没敢再说什么。
完成的前一周，太后最后一次来到卡尔小姐的工作室，打算看看画像。她看来还比较满意，但还是对把她的脸画得一半暗一半白表示了不同意见。我跟她解释说，暗的部分其实是阴影，但她还是坚持要我告诉卡尔小姐，叫她把两边的脸改得一样。这使得我和卡尔小姐之间发生了一场热烈的争论，但她最终还是认识到，跟太后作对无济于事，于是答应稍作修改。太后偶然瞥见画像下方几个外国字，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那不过是卡尔小姐的签名而已。太后说：
“哦，是这样。我也知道外国人做事总有些奇怪，但还从未听说过比这更奇怪的事。竟古怪到把她的名字写到我的画像上。人家看了，自然要认为这是卡尔小姐的画像，而根本不是我的。”我又只好向她解释，说这是外国画家一径就有的习惯，任何一幅他们画好的画上，都要签上自己的名字，无论是肖像画还是别的画，都是如此。太后说那只好这样了，就算她对吧。但看来对此还是很不满意。
经过没日没夜的工作，卡尔小姐总算在规定时间完成了画像，太后特意安排康格夫人和其他外交使节的夫人来宫里看画。这回完全是私人会见，太后便在她的一间小殿里接见了她们。常规的外交礼节之后，太后吩咐我们领夫人们去画室，太后与她们道过别，就回自己的寝宫去了。皇后奉太后懿旨，以主人的身份陪来宾参观画室。每个人都对画像赞叹不已，一致认为画得惟妙惟肖。
看完画，大家便去了膳厅。皇后坐了首席，叫我坐在她的旁边。很快大家都落了座，一个太监进来，请皇后转告客人，说皇上龙体欠安，不能出来见大家。我作了翻译，大家似乎都很满意。其实，皇上的身体好得很，但我们都把他给忘了。因此客人们这回没有见到皇帝，便告别走了。
照例我们又要向太后报告一切，太后问客人们认为那画像怎样，我们回说，客人们都赞不绝口。太后说：
“她们自然要说好，这是外国人画的嘛。”看来太后对于画像仍不很欢喜，有些地方总让她不满意。这使我很是失望，毕竟卡尔小姐费了这许多苦心，才完成此画。太后又说卡尔小姐为作此画花的时间太长了，又问怎么没人提醒她让皇上也参加会见，她尤其生李总管的气。太后说，她一记起此事，就立刻就派了太监去说明，要不然客人肯定要猜测皇帝出了什么事，然后还要到处议论。我告诉她说，我向客人解释说皇帝有病不能来的时候，发现她们好像并没有往旁的方面想。
第二天，宫里的木匠已把画框做好了，装好后，太后吩咐我哥哥给照一张相。照片效果很不错，以至于太后说这照片反而比原画要好多了。
画像既然已经完成，几天之后，卡尔小姐就告辞了，太后给了她一笔很丰厚的酬金，此外还有一枚勋章和一些别的礼物。卡尔小姐离去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觉得很是寂寞，和她相处的这段日子，我发现她是个很好的伙伴，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太后也注意到了我有些落落寡合，便问：“我猜想，现在你开始想念你的画家朋友了吧？”我不想向她承认这点，怕她会认为我忘思负义，况且我知道她不愿意我和外国人大亲近。于是，我向她解释，身边每有熟识的人离去，我总会有些怅然，但很快也就没什么了。太后对此很满意，说她倒没觉着有什么伤感，还说等我到了她这个年纪，对待事情就能更达观一些。
卡尔小姐离宫后，一天，太后问我：“她曾向你问起过1900年拳乱的事吗？”我告诉她，拳乱那会儿我正在巴黎，所以对这事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自然也就说不出什么。我向她保证，卡尔小姐从未对我谈起过这个话题。太后说：
“我最不愿提起那次事件，也不喜欢外国人向我们的人打听这方面的问题。你知道，我常常认为自己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女人，谁也不能和我比。虽然我曾听说过许多关于维多利亚女王的事，也读过她的一些传记—当然是中译本，但我还是认为，她一生所经历的大事和趣事，还不到我的一半。我的一生尚未完结，没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或许总有那么一天，我要用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或是做一些和我过去所作所为完全相反的事，叫洋人大吃一惊。英国是世界上的强国，但这不是维多利亚女王一个人统治所造就成的。她有国会里的才俊之士一直在做她的后盾，他们讨论所有的事情，直到得出最好的结果，她只要在文件上签个名就行，国家大事也用不着她说什么话。再回过头看看我，我有四万万的人民，所有的事都要靠我一个人判断。虽然我也有军机大臣可以商量，但他们只关心开缺候补，逢到重大的事情，还是要由我亲自决定。皇上他知道什么？我一直都很成功，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庚子拳乱会给中国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过失。我本可以及时颁布诏令，阻止拳匪的妖言惑众，但是端王、澜公二人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这些拳民是上天派来的，能使中国摆脱一切我们所痛恨的洋人。当然他们指的主要是传教士，你也知道我有多恨这些传教士，我一直是个多么虔诚的佛教徒，所以我寻思自己先不忙开口，等等看会发生些什么。我的确也感觉到了，他们太过火了。有一天，端王带着拳民头领到颐和园，把所有太监召集到大殿的院子里，逐一检查每个太监，看看他们的头上是不是有一个十字。那个头领说：‘这些十字平常人看不到，但我能凭着他头上有没有十字来判定他是不是基督徒。’然后端王又到我的宫里来，说那个拳民头领正在宫门口，他已查出了两个太监是基督徒，问我如何处置。我当即大怒，告诉他：没有我的许可，他无权把任何拳民带到宫里来。然而他却说，这个头领法力无边，能杀尽洋人，刀枪不入，所有天神都保护他。端王告诉我，这些都是他亲眼所见。曾经有一个拳民用火枪向另一个射击，子弹打中了，但那人却毫发无损。端王建议我把这两个被认为是基督徒的太监交给拳民头领去处理，我只好答应他。后来我听说这两个太监就在附近的村子里被他们杀了。第二天，端王、澜公又领着这个拳民头领到宫里来，叫所有的太监都焚香祭拜，以此证明他们不信基督教。这之后，端王又建议，最好让拳民头领每天来宫里教太监们各种法术，整个北京城差不多都在学拳民的法术呢。第三天，太监们都换上了拳民的装束，使我大吃一惊。他们穿着红马甲、红头巾、黄裤子。我看见我所有的仆从们都脱下了朝服，换上这身滑稽的装束，心里很是难过。澜公还送了我一套拳民的衣服。那会儿荣禄是军机大臣，正在生病，请了一个月假。每天我都要派一个太监去看他，这天太监回来禀报，荣禄的病已经完全好了，明天就要进宫，而当时他还有15天的假。我不免有些困惑，他为什么要放弃这么多天没休完的假呢。虽说如此，我还是很想见到他，因为我急着要和他商量拳民的事。荣禄来了，当听说了宫里发生的这些事，神色凝重。他说这些拳民都是不中用的，只不过是些革命党和煽动者。他们鼓动老百姓帮着他们去杀洋人，他很担心这会给朝廷招来祸患。我对他说，他的话或许是对的，问他应该怎么办？荣禄说他这就去找端王。然而第二天端王对我说，他昨天因拳民的事跟荣禄吵了一架，他说现在全北京都成了义和团，如果我们要驱散他们，他们就会杀尽北京人，连宫中也不能免，他们已定好日子杀尽外国的代表。那个董福祥，是个保守的将领，已和一个拳民商量好，答应领着他的骑兵去帮拳民攻打外国使馆。我听了这话大惊，预感到要坏事了，于是立刻差人去叫荣禄来，又留住端王。荣禄来了，看上去很是着急，我告诉他拳民正要去攻打外国使馆，他听了更忧虑，建议我立刻下谕，就说拳民是一个地下帮会，叫百姓不可信他们说的话，并饬令九门提督，立即驱散京内拳匪。端王闻此大怒，正告荣禄，说此谕一下，拳民必杀进宫来，无人能免。听端王这么一说，我心想不如把所有的事全都交由他去处理。端王离宫后，荣禄就说端王丧心病狂，必将闯下大祸。又说端王此去．必定帮助拳民攻打使馆。这些拳民都是乌合之众，又没读过书，以为世界上的洋人只有在中国的这么几个，杀了他们，便算斩草除根了。却不知道外国是如何强大，中国的洋人被杀了，数以千计的外国人就会来为他们死去的同胞报仇。荣禄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一个洋兵可以毫不费力地杀死一百个拳民。他请求我谕令聂将军率部保护外国使馆（聂将军后被拳民所杀）。我自然立即发布了诏令，同时又叫人马上去找端王和澜公，告诉他们事态严重，不可冒失，最好依荣禄的计划行事。然而事态已经一发而不可收，而且只有荣禄一人反对拳民，奈何寡不敌众，无力回天。一天端王和澜公来了，叫我颁布诏谕，令义和团先杀了使馆里所有的洋人，再杀尽剩下的洋人。我非常生气，拒绝下诏。我们商议了好半天，端王说事不宜迟，义和团已经做好了攻打使馆的准备，明天就要动手。我大怒，叫几个太监把他赶了出去。他临走时对我说：‘如果太后拒绝下诏，不管你愿不愿意，我终究是要替你去做的。’他果然这样做了。以后的发生事你也知道，他瞒着我发布了诏令，害死多少性命。后来，他见计划不能实行，又听说洋人已兵临城下，不免惊慌失措起来，迫使我们不得不离开京城。”太后说完这些，不觉哭了起来。我对她说，我也为她感到很难过。她说：
“你不必为我过去经历的这些磨难感到难过，但应该为我的声名就这样给毁了而感到伤心。这是我整个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失误，由于一时的软弱，终成大错。从前我就好比是一块无暇的白玉，我为国家所做的一切，人人都钦佩赞赏，但自从拳乱之后，白璧其污，终生莫濯。我也时时为此懊悔不已，想我平日也是个极有主见的人，这回却听信了那该死的端王，这一切全是由他而起。”
三月底，太后在西苑住得有些不耐烦了，全宫人马于是又搬回了颐和园。这一次天气很好，我们乘船返回。及抵园中的水门，只见万物葱茏，桃花盛开。重回旧宫，太后显得非常高兴，暂时忘却了一切伤心往事，甚至包括战争。
第20章 尾声
更新时间:2005-2-2 14:18:00
字数:7060
我在宫中的第二年，情形和第一年并无不同。各种庆典和节日自然和从前一样，要如此这般地庆贺一番。每天例行的早朝由太后主持，之后，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就被用来享乐。其他事情中，太后对她的菜园情有独钟，亲自指挥种植五花八门的种子。蔬果成熟的时节，所有女官都分得一把小剪枝刀，收割这些作物。太后似乎很喜欢观看我们在地里劳作，心血来潮的时候也下地帮我们干活。为了鼓励我们多干活，太后会拿出一些小礼品赏给那些表现好的人，所以大家自然都很卖力，为的是让太后高兴，当然也为了得到奖赏。太后的另一爱好，就是养鸡，分配给每个女官同样多的鸡雏儿，让大家亲自照料，所生的鸡蛋必须每天早上拿给太后过目。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我的鸡蛋总是比其他女官的少？直到有一天，我的太监向我报告，他看见另一个太监从我的鸡舍里偷鸡蛋，为的是帮他的主子夺标。
太后最反感宫里的女官毛手毛脚或者大手大脚。有一回，太后叫我打开她房里的一个包裹，当我正要把绳子剪断的时候，太后阻止了我，叫我把它解开。我只得照她说的去做，费了许多手脚，才把它解开。太后接着叫我把纸折得整整齐齐，连同绳子一起放进抽屉里，这样，今后再要用的时候，就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它。有时候，太后会给我们每个人一些零花钱，如果我们想买什么东西，比方说头花、手帕、鞋子、丝带，以及诸如此类，都可向丫鬟们购买，她们在宫里常常做这些小玩意儿。每一笔支出项目都必须记在一本太后专门发给的小本儿上。到月底，太后要检查我们的账簿，要是她认为我们过于浪费，少不了一顿责骂，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控制得当而颇有节余，她就会表扬我们善于持家。因此，在太后的教导下，我们都学会了处事细密、有条有理，堪称持家有道。
这些日子，父亲的病情每况愈下，便请求开缺。太后不听，决定再给他六个月的病假。而父亲真正的意图，是想到上海去看他的私人医生，但太后很不以为然，认为她的太医比任何洋医都要高明。就这样，那段时期就由太医们给父亲看病，他们每天都要开出彼此不同的各种处方。这样又过了一些时日，看上去似稍觉有些起色，但因为患有慢性风湿，所以仍然不能走动。我们因此再次请求太后，准许父亲到上海去看他自己的医生，因为他对父亲的病情更熟悉一些。然而太后终究是不同意这个观点。她说：“你们怎么连这么一点点耐心都没有，中国的医生或许比较慢，但他们可靠，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很快根治父亲的病。”究其实，太后是担心父亲到了上海，我们也要跟他一起去，这绝对不是她愿意接受的结果。于是我们决定，只要父亲的病情不恶化，我们就仍旧留在北京。
招待外国使节的春季游园会如期而至。照例，第一天是公使、参赞及使馆随员，第二天是他们的夫人等等。这一年参加游园会的来宾很少，其中还有几个是第一次来。有五六个日本公使馆的夫人陪着内田夫人一起来。太后一直喜欢内田夫人，因为她优雅有礼，深为太后所赞赏。常规的外交礼节之后，我们就领着夫人们去用餐，带着她们到宫里的各处参观游览，这之后，就是告别、启程、离宫。我们再向太后报告一切，她照例问了许多问题。来宾当中有一位女士（我想她应该是英国人），穿着笨重的斜纹软呢旅行装，衣服上有许多大口袋，她把双手插在口袋里，好像怕冷的样子。头戴一顶和衣服相同质料的帽子。太后问我是否注意到了这个穿“米袋子”衣服的女士，并说，穿着这身行头出现在宫里是不是过于惊世骇俗了呢？太后很想知道她是谁，从哪里来。我回答道，这人一定不是使馆里的人，因为使馆里的人我都认识。太后说，不管她是什么人，这个样子混迹于上流社交场所，总归是没规没矩，在欧洲宫廷也必不能容忍这种装束。
“我一看就知道。”太后补充着说，“这些人当中，有哪些人是不是真心实意要对我表示尊重，又有哪些人认为我不配得到他们的尊重。外国人似乎都有样一种观念，以为中国人都很无知，因此他们不必像在欧洲的社交场合那样注重礼节。我想今后最好明白规定一下，在不同的宫廷仪式上，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同时在发布邀请的时候也要掂量掂量。这样我就可以把那些教会分子排除在外，当然还有其他不受欢迎的人。我愿意会见任何来中国访问的高贵的洋人，但不愿在我的宫里看到任何一个平头百姓。”我说，日本人的习惯值得效法，那就是：发布适当的请柬，在请柬的末尾注明每一个特定的场合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太后认为这个法子很管用，决定在中国引入类似的规则。
只要天气许可，太后就到户外看太监们在园子里劳作，藉此打发大把的时光。人们通常在早春时节移栽荷花，太后对这项工作颇有兴致。所有的老根必须剪去，再把新生的球茎种到新鲜的泥土里。荷花虽然生长在湖里的水浅之处（在湖的西边），但太监们也不时地要走到齐腰深的水里，以便清除老茎，植入新根。太后坐在她喜欢的玉带桥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指挥太监们工作，对于如何栽植球茎，还时不时提点建议。这项工作通常需要三到四天的时间，女官们侍立在她的身旁，或为太后的垫子编织奇奇怪怪的穗子，借此打发时光，事实上，干什么都行，只要不闲着。
时值春天，袁世凯又一次进宫觐见，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俄日战事。他告诉太后，事态正朝着非常严重的方向发展，他担心，到最后中国将成为主要的受害国。这个消息让太后很是心烦意乱，她提到，有一个御史建议我们送一些大米给日本，但她已做出决定，暂不采取任何行动。对此，袁世凯表示大力支持。
我还是每天为太后翻译各种关于战事的报道和电稿。一天早晨，看到一则消息，大意是康有为（1898年维新运动的领袖）从巴达维亚抵达新加坡。我想太后没准对这个感兴趣，便和其他消息一同译了出来。太后听了突然情绪激昂，把我吓了一大跳，不知出了什么事。太后告诉我，这个人给中国惹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在见康有为之前，皇上一直是中国传统的热心追随者，但自从那次召见之后，便明显地表现得热衷于维新，甚至宣扬基督教。
“有一回，”太后接着说，“他竟怂恿皇上下诏，要兵围颐和园，把我关起来，直至新政施行。幸亏军机大臣荣禄和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忠诚，这个阴谋才被挫败了。我即刻赶到紫禁城，皇上正在那儿，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之后，皇上认了错，请求我继续代他执掌朝政。”
（此事的结果，当然是皇上下一道诏书，恭请太后训政。）
太后立即下令抓捕康有为及其同党，但他却设法跑掉了，从此太后再也没听到更多关于他的消息，直到我给她翻译这则报道。知道了康有为现在何处，太后似乎稍稍放了心，但她还很想知道他正在干些什么。她忽然又一次大发脾气，问我，外国政府为什么要给中国的政治煽动者和罪犯提供保护？他们为什么不肯让中国处理自己的臣民，为什么不可以稍稍多花些精力管好他们自己的事呢？太后命令我时时留心，一有这位先生的消息，就马上向她报告。但我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再也不提起关于此人的任何事了。渐渐地，这事也就无声无息、不了了之了。
有一次我们游览西苑时，太后指着一大块荒地说：从前这儿有一座大殿，拳乱那年给烧毁了。她又解释说，这完全是一次意外，倒并不是叫洋兵给烧掉的。她说自己一直不喜欢这座大殿，因为它实在太难看了。现已决定在原址重修一座大殿，因为目前的大殿太小了，每到新年，外国客人来贺年的时候都快容纳不下了。她于是命令工部照她的意思，预备新建筑的模型，然后报她核准。到这时候为止，宫里的建筑都是典型的中国式，这座新殿要或多或少地参照外国设计，各方面都要做到最新。
模型很快做好了，并且提交到了太后这里。它虽然只是个小木头模型，但每一个细节都很完备，就连窗格的图案以及天花板和镶嵌板上的雕刻无不历历可观。然而，我从不知道有任何东西能完全符合太后的意愿，这一回自然也不例外。她从各个方面把这座模型批得体无完肤，这间屋子要更大一点，那间屋子要更小一些，这个窗户应该移到那个地方去，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不消说，模型拿回去重做。当它再拿回来让太后过目时，每个人都说比第一个模型大有改观，就连太后也表示很满意。接下来的事，就是要给新建筑取个好听的名字，经过严肃充分的讨论之后，决定取名“海晏堂”。
建筑很快就动工了，太后对工程的进展很是关切，殿内的一切陈设全部采用西式，这是早就定了的，只有御座例外，毫无疑问，御座仍旧要保留满族的特色。太后根据我们从法国带来的图录，逐一比较不同的家具款式，最终决定选用路易十五式，但每件家具都漆上明黄色，窗帘地毯之类也都是同样的颜色。当所选择的样式都令太后感到满意之后，我母亲就请求太后恩准，让她来支付这些家具的费用，作为献给太后的礼物。太后恩准了母亲的请求，于是，订单便被寄到了巴黎一家我们从前定做过家具的著名公司。大殿完工的同时，家具也送到了，并很快就安装好了。太后巡视了大殿，并且（那是当然）挑出了不少的毛病。她对这一次实验的结果，似乎不是很满意，并说，一幢中国建筑毕竟还是应该像它们从前的样子，更庄严肃穆一点才好。然而事已至此，所谓木已成舟，现在也不好过于挑剔，怎么说它也没法改了。
夏天的这几个月里，我有比较多的空闲时间，每天拿出一个小时来帮助皇上学习英文。他很聪明，记忆力惊人，学得很快，但发音不很准确。没多久，他就能够阅读普通英文学校课本中的短篇故事了，并且，听写相当不错。他的英文书法更是出手不凡，在描摹古体字和花体字方面，堪称专家。皇上这样专心学习，太后似乎也很高兴，说她自己也想学，并且完全相信自己很快就能学会。然而学了两课之后，她就再也没耐心学下去了，并且，从此再也不提此事。
毫无疑问，这样的教学活动，给了我很多和皇上谈话的机会。有一次，皇上冒险和我谈起维新的事，说我从前曾答应劝太后推行新政，似乎没什么进展。我对他说，自我进宫以来，完成的事情亦颇不少，并以新大殿的事作为一个例证。他对这些显然不屑一顾，并叫我不用再为此费心了。他说，到适当的时候，总有用得着我的一天，当然，前提是真有这么个时候，对这一点，他自己似乎也毫无把握。他又询问了我父亲的病情，我告诉他，如果父亲的身体不能尽快好起来，我们恐怕不得不离开宫里（至少暂时）。皇上说，虽说他对此将会感到遗憾，但他相信这也是出于好意。他又说，他敢肯定，我在外国度过了这么多年，决不可能安于宫里的这种生活，如果我打算要离宫，在他这方面将不会有任何障碍。
太后恩准我每月出宫探视父亲两次，一切如常，直到有一天，一个丫鬟来告诉我，太后又在为我安排另一桩婚事了。一开始我并没有太在意，然而过后不久，太后通知我，一切都安排好了，要我嫁给一个她为我挑选的王爷。我能看出太后是在等我说些什么。于是就告诉她，在这种时候，父亲的病又是这个样子，我非常忧虑，请求太后无论如何把这事稍稍搁一搁。听了这话，太后非常生气，说，她为我操了这么多心，而我却这样忘恩负义。我没吱声，此时太后也不再说什么。我努力想把这事忘掉。
接下来的一次回家探视，我就把这些告诉了父亲，像从前一样，父亲坚决反对这桩婚事。他建议，等我回了宫，就去找李莲英，把这些事全都告诉他，向他解释我目前的处境，因为任何人都不能使太后改变主意，只有他能做到。因此，我一回到宫里便去拜访李莲英，起先他显得很是为难，还说我应该服从太后的懿旨，但我再三陈情，说我根本不想结婚，甘愿留在宫里伺候太后，他这才答应尽力为我去想法子。后来我再也没听到太后或李莲英提起过此事，于是就推测，大概总管已经把这事给码平了。
这个夏天没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发生，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去了。转眼到了八月，竹子已被砍下，此时，女官们又一次被叫来帮忙。我们的工作就是在砍下的竹杆上雕刻文字和图案，太后也帮着我们刻。然后，这些竹子就被做成椅子、桌子以及其他日常用品，被摆放在太后的茶室里。在漫长的秋夜，太后就教我们中国历史和诗词，每隔十天考试一次，以检验我们到底学会了多少，成绩好的颁发奖金。那些年轻的太监，也参加这些课程，他们回答太后的问题时，很是有趣。如果太后的心情好，她也会跟我们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赶上她不高兴，便会下令责罚他们，以警戒他们的愚蠢无知。然而对这样的责罚，他们早已习惯了，所以并不很在意，转瞬就忘得一干二净。
太后七十大寿的日子近了，皇上提议，要举办一次盛大的庆典，但太后没有恩准，说是国家不太平，恐怕百姓要议论。这次万寿庆典与往年唯一的不同，就是除送礼受礼之外，太后还要特赏封衔，晋级加俸。在太后所恩授的封衔中，我和妹妹被授郡主衔，这一封衔只有宫人才可以封授，是太后的特恩。外臣的晋官授爵都是由皇上封赏。万寿大典本拟在紫禁城举行，因为那里更适合操办大事。然而太后根本不喜欢这个主意，谕令要等到十月初十万寿前三天才搬到城里去。这样一来，不得不多做好多事，因为颐和园和紫禁城两处都要布置。到处都是忙忙碌碌，更加添乱的是，初十的前几天，竟纷纷扬扬下起雪来。太后却来了兴致，她最喜欢在雪天外出，而且希望在山坡上照几张相。于是，我哥哥就又挎上他的照相机，给太后照了几张很好的相片。
初七那天，我们全都搬到了紫禁城，庆典就开始了。宫里装饰得富丽堂皇，院子被玻璃屋顶所覆盖着，为的是遮风挡雪。戏院里，每天高潮迭起。初十的万寿大典与以前的并无不同。一切都在波澜不惊地进行，完了以后全宫又搬回了西苑。
在西苑我们得到了父亲病重的消息，他再一次向太后递了辞呈。太后便派了太监前往探视，为的是要打听虚实。当她得知父亲真的病重后，便恩准他开缺养病，并同意他前往上海找外国医生看看。她说，她认为我母亲陪着他前往上海还是必要的，但她相信还不至于严重到了我和我妹妹也要陪侍的那种程度。我努力向她解释，说陪侍父亲是我们的责任，而且父亲的病势可能转危，万一生命不保，我们姐妹将抱憾终生，请求太后开恩放行。她先是提出各种反对的理由，到最后，见我们去意已决，便说：
“好了，他是你父亲，我当然也知道你应当去陪侍他，但你们要时时记住，尽可能快地回宫。”太后又坚持为我们做衣服及准备其他事情，直到十一月中旬才放我们走。当然，我们除了等太后高兴放行，也别无它法。
一切都准备停当，太后又翻起了她的皇历，要为我们的启程择定吉日良辰，最后选定十三日最吉利。于是，我们在十二日就离开皇宫回自己的家。我们向太后磕头告辞，感谢她这两年来对我们的思宠。大家都哭了，太后也哭了。接着又向皇上皇后道别，皇上只是摆摆手，用英文祝我们幸福。眼见着我们就要离开，每个人都很伤感。我呆立良久，太后说，多等也没甚益处，还是早些动身吧。在门口李总管也来送别。我们进了马车就直接回了家中，我们自己的太监一直陪着我们进了家门。我们发现旅行的一切物品都已准备好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乘火车至天津，正好赶上这个季节最后一班开往上海的轮船。
一到上海，父亲就立刻去看他的医生，检查病情，开出药方。此次旅行似乎对父亲颇有益处。很快，我就怀念起宫里的生活来，虽然在上海我有许多朋友，她们经常邀我参加宴会和舞会，但我还是没法快乐起来。似乎一切都和我在北京已经习惯的大不相同，我一心只想能够尽快回到太后的身边。我们到上海两星期之后，太后就派了一位特使到上海来，看我们过得怎么样。他带来许多漂亮的礼物，还给父亲带来了一些药。我们见到他都非常高兴，他告诉我们，宫里的人都很想念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尽快回去。
这时父亲的病已有好转，他说我再留在上海已没有太大的必要，建议我最好还是回京，履行我在宫里的职责。于是，我就在新年的一大早就动身了。这时河道正值封冻期，我只好乘船到秦皇岛，由那儿乘火车回北京。这是一趟最为艰苦的旅行，所以到达北京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高兴。太后已派了我的太监到车站接我，我一下车立刻就往宫里进发。见到太后，我们都欢喜得哭了起来。我告诉太后，父亲的病已有起色，我希望能永远留在宫里伺候她老人家。
我重又开始了先前的工作，然而此时，既没有妹妹和我作伴，也没有母亲跟我聊天了，一切全都变了。虽说太后对我还是一样的慈爱，但我还是不很快乐，并且又很想再回上海。
我留在宫里，每日几乎做着同样的事情，就这样平平淡淡地又过了许多时日，直到这年的二月（1905年3月），我接到一封电报，叫我速回上海，因为父亲病危，已在弥留之际，想见我。我把电报给太后看，等候她的决定。太后对我说：“你父亲年事已高，自然比不得年轻人，那样容易复原。”并恩准我即刻动身回上海。我再一次向宫里的每个人道别，他们全都希望我能很快回来。然而，这一次却不可能了。此时，父亲已到了最后的关头，弥留至1905年12月18日，终告不治，辞别人世。我们自然要为父亲守孝百日，终于再也不能回到宫里去了。
在上海，我结交了许多新朋友，也认识了不少人，慢慢地，我开始认识到：宫廷生活的吸引力，毕竟不能根除我在欧洲时所受到的影响。在内心里，我是个外国人，在国外受的教育，并且，现在又遇到了我的丈夫，这就注定要使我成为一个美国公民了。然而，我常常追忆起在太后身边所度过的两年时光，那是我少女时代最重要也最幸福的时光。
虽然在推行革新方面，我没能给太后更多积极的影响，但我还是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天：中国能够警醒自励，在世界强国中取得自己应有的位置。
译后记
更新时间:2005-2-2 14:18:00
字数:1609
宫闱秘闻，从来都是闾巷之间、茶酒之后的绝好谈资，所谓“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铜驼荆棘，浮云沧桑，前尘旧影，娓娓道来。言之者或可无稽，闻之者亦足解颐。古往今来，以此为题材的大小写家，亦在数不少。或旁搜博采，或道听途说，妙笔生花，汗牛充栋。但这些作品，大多是局外人、后代人所撰写，虽不能说是向壁虚构，但隔靴搔痒之讥，总还是免不了的。真正以亲历者的身份，老老实实担当历史记录者的写作者，则少之又少。这也难怪，不要说宫闱之间，能秉笔为文的本就不多，即或有之，也难免不噤若寒蝉。想想看，事关禁地，有哪个敢太岁头上动土，为逞一时之快，而招杀身之祸。
从这个意义上讲，德龄公主的写作，就可算是一个异数，而尤为难得了。
德龄（1886-1944），满州汉军正白旗人，原籍广东香山，出生于武昌，在荆州、沙市度过了她的童年时代。父亲裕庚是清末三品外交使臣，历任驻日、法等国公使，母亲是法国人。德龄兄妹五人，大哥早逝，二哥勋龄被认为是为慈禧的御用摄影师，德龄行三，四弟馨龄，德龄进宫后，慈禧安排他在万寿山轮船处工作，英年早逝，容龄行五，中国第一代舞蹈家，1973年去世。
1895年裕庚奉旨出使日本，德龄随全家在日本呆了四年，期间学习了英文、日文。1899年，裕庚出使法国，德龄又在法国学习了法语。这期间有两件事颇值一提：一是德龄兄妹和父亲一起协助朱迪·戈迪叶（Judith Gautier 1845-1917）翻译出版了在西方影响极其深远的中国诗选《玉书》（Le livre de Jade）。另一件事是，德龄与容龄一起被“现代舞之母”伊莎朵拉·邓肯（Isadora Duncan 1877-1927 ）免费收为弟子，学了三年舞蹈。1903年，裕庚任期届满，率全家回到中国。是年，德龄17岁。在庆亲王的引荐下，德龄和妹妹容龄一起进宫，成为慈禧太后的御前女官。接下来，宫里的两年生活，在本书中有着详尽的记录。
1905年3月，裕庚在上海病重，德龄出宫，12月，裕庚病故，德龄以“百日孝”为由从此没再回宫。在上海期间，德龄认识了美国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撒迪厄斯·怀特，1907年两人结婚。怀特从领事馆卸任之后，留在中国做新闻记者。德龄则在亲友的要求和敦促之下，写下了她在宫中陪侍慈禧太后两年的所见所闻。
本书是德龄出版的第一部著作，用英文写成，出版于大清王朝终结的1911年，署名“德龄公主”（Derling Princess）。甫一出版，就立即引起西方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关注。关于“德龄公主”这个署名，一时间还闹得沸沸扬扬。有人认为德龄根本不是什么“公主”，这样署名就有欺世盗名之嫌了。其实，根据宫中旧人的回忆，慈禧70岁万寿节期间，的确曾懿封德龄、容龄为郡主（即和硕格格），只是英语中没有公主、郡主之分，一律都叫做Princess，误会就是这样产生的。
德龄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定居美国后，先后用英文撰写并出版了《御香缥缈录》、《瀛台泣血记》等多部描写晚清宫廷生活的著作，在海内外有着广泛而持久的影响。1927-1928年间，德龄在回国逗留期间，还亲自扮演慈禧，演出英语清宫戏。同时又找到小德张等宫中旧人，回忆收集清宫资料。抗战期间，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发动海外华人华侨同仇敌忾，共御外辱。德龄曾追随左右，为给抗日军民筹集经费和物资做出了贡献。1944年11月22日，德龄在加拿大死于车祸。
德龄的作品，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是历史亲历者的记述，换句话说，这是一份当事人的证词。作者的胸次襟抱、历史视野，或不免有所局限，但作为第一手材料，终是弥足珍贵。书中的注释，均为译者所加，错谬亦或不免，读者幸祈正之。
秦传安
2004.7.5北京花家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