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我材必有用”，说的是任何一个“我材”均为“天生”，所谓“天生”，就是他们本无高低贵贱之分，任何“我材”均可“有用”，都具有它的独特的、不可或缺的价值。
歌德就曾经说过：“如果是玫瑰，它总会开花。”而中国古语有言：“浪子回头金不换。”
上了初中的史玉柱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一心一意地将全部精力扑在学习上，成为家长和老师心目中不折不扣的好孩子、乖孩子。
拿破仑则说：“我成功，因为我志在成功。”天资加上勤奋，史玉柱毫无悬念地考上了自己向往的大学。
于是，一切似乎都将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
1．“哥德巴赫猜想”下的数学天才
转眼间，史玉柱上了初中。陌生的学习环境似乎羁绊住了史玉柱的玩心，到初二的时候，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之前，一般高中毕业后就会直接下放到农村。但当时开始有一种说法，就是将来也可以考大学了。1977年，高考制度开始恢复。
有了对未来的预期，再加上父母的管教，史玉柱开始“改邪归正”，在学习上发起“疯”来。这一“疯”可就令人惊奇了——史玉柱“疯”成了一匹“黑马”：他的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在直线上升。
“上了中学，我才真正认识到自身的潜力，原来我就是一个学习的料”。多年以后史玉柱幸福地回忆着初中的学习生活。
“上课我很少听讲，因为总觉得老师讲的都很简单，都是一听就懂的那种。我就自己看书，看历史、看人物传记，而我最感兴趣的是数学人物的传记。”
“恰好中学教我们数学的老师特别喜欢陈景润，几乎每节课他都会讲陈景润是怎么怎么攻破数学界的难题1＋2，还逼着我们读了几遍《哥德巴赫猜想》。那时科学家的地位特别高，所以我当时特别想攻1＋1，这也是高考我选择浙江大学数学系的原因。”
“上中学时，我真的努力啊。日常生活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没有周末，没有休息日。经常是最早一个到教室，下晚自习后最后一个走的人。”
很快，极具数学天赋，发奋图强的史玉柱成为老师重点培养的对象。而史玉柱也的确没令老师们失望。他不仅数学成绩在班里，乃至这个年级一支独秀，就连整个理科成绩也在学校无人能及、一骑绝尘。而此时的史玉柱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父母交口称赞，亲戚、邻居小孩学习的榜样。
“史家小孩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小时候他可真是顽皮啊，甚至自己还做过炸弹，经常被他爸爸揍，我们还劝过好几次呢。不过，一上中学，他整个人彻底脱胎换骨了，学习刻苦不说，还变得非常有礼貌和懂事。”事隔十几年后，史玉柱的邻居谈起他的童年滔滔不绝，似乎要说的还很多。
2．金榜题名：皇天不负苦心人
就在这不知疲倦的学习中，时间过的很快，一晃六年就这样无声无息的过去了，又到了每年高考填报志愿的关头了。
那时的史玉柱成绩已经相当出色了，所以，班主任老师的安排是让他搏一搏清华或者北大，为学校和老师增光。
但年少时，自称“史大胆”的史玉柱这再次出人意料的低调地选择了浙江大学，填报的院系为浙大数学系。
其实，以史玉柱当时高考前的几次模拟考试的成绩，填报清华北大问题根本就不大，但史玉柱却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一方面，立志做中国下一个陈景润的史玉柱觉得浙江大学的数学并不比清华、北大差多少，并且浙江离家近，回家、去学校很方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史玉柱敬佩的数学家陈景润曾经授课于浙大。
“皇天不负苦心人。”没有任何的悬念，1980年，不负父母厚望的史玉柱以怀远县数千名考生中最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浙江大学数学系，换句话说史玉柱成为了当年他那个县的理科状元。
从小学沉迷小人书而留级，并制作炸弹吓人的“不良”少年，一举成为怀远县高考理科状元，史玉柱轰动了整个县城。
而直到今天史玉柱的童年故事还在局部范围被县城里的人们津津乐道，被县城里的家长当作教育小孩的典范。
3．第一个破灭的数学梦
就在这不知疲倦的学习中，时间过的很快，一晃六年就这样无声无息的过去了，又到了每年高考填报志愿的关头了。
那时的史玉柱成绩已经相当出色了，所以，班主任老师的安排是让他搏一搏清华或者北大，为学校和老师增光。
但年少时，自称“史大胆”的史玉柱这再次出人意料的低调地选择了浙江大学，填报的院系为浙大数学系。
其实，以史玉柱当时高考前的几次模拟考试的成绩，填报清华北大问题根本就不大，但史玉柱却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一方面，立志做中国下一个陈景润的史玉柱觉得浙江大学的数学并不比清华、北大差多少，并且浙江离家近，回家、去学校很方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史玉柱敬佩的数学家陈景润曾经授课于浙大。
“皇天不负苦心人。”没有任何的悬念，1980年，史玉柱是以全县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了浙江大学数学系的，数学成绩也确实非常好，就差一分是满分，当时记分的时候按照99分，然后还有20分的问答题，史玉柱达到了119分。
第二节 陈景润之梦(2)
那时候史玉柱心目中最高的理想就是做陈景润，然而，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刚过了一学期，史玉柱马上明白了，他当不了陈景润。
史玉柱回忆当时的情况，“全国那时候的中学生、大学生都曾经崇拜陈景润，崇拜陈景润很自然就把数学看得很高，后来一到大学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时候上大一的时候我就知道了，1＋1不是那么简单的，那是非常难的，因为上大学我就到图书馆去借《数论》去看，那时候才了解。不光是我，估计整个中国学数学的都在研究和想方设法地去证明、解答这个问题，已经被别人研究得太多了。”
知道1＋1不可能突破之后，史玉柱的数学理想破灭了。“我很想做成一件事情，但我又意识到我做不成这件事情，这是我理想破灭的主要原因。”
理想破灭之后，史玉柱的大学成绩就一直处于中等徘徊。失意的史玉柱开始跑步，他每天从浙大跑到灵隐寺，然后又从灵隐寺跑回来，18里地，风雨无阻，就这样坚持了四年。
体育锻炼的爱好是史玉柱从初中开始就养成的，当时，他每天早晨5点钟就起床去爬山。
那时候的怀远实际上是个盆地，史玉柱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约好每天去爬山，因为每一家都是住在不同的地方，就约好从不同的路到山顶上去会师。史玉柱那条路就他一个人，需要在一片坟地里面穿过去。走到山脚下的时候天是黑的，走到山顶上天才能亮。虽然怕有鬼什么的，但是史玉柱还是坚持了下来。
4．一瓶辣椒酱引发的“赌案”
大学期间，在数学上没有什么造诣，史玉柱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其它事物的身上，尤其对新鲜事物有异乎寻常的兴趣，涉猎的范围广泛。无论是打网球、玩桥牌、弹吉它、集邮，还是踢足球，史玉柱总是在同学中第一个去尝试，并且玩得也还算有模有样，尤其是足球。
史玉柱是数学系足球队的主力前卫队员。他说，这个位置很适合他的性格，既可冲锋陷阵地进攻，又能在中场横抢竖截，还能够紧缩后场，筑起坚固的防守城墙。
史玉柱记得有一场比赛最令他刻骨铭心。那一次，球队左边前卫临时生病上不了场，而这个位置根本没准备合适的替补。这时，史玉柱自告奋勇，担任比赛的左边前卫。
在这场比赛中，史玉柱踢得十分活跃。下半场开始以后二十多分钟，本方队友带球从右后边切入，一记长传冲调，球向左面飞去。说时迟，那时快，史玉柱举步疾驰，迎上前去接球。
此时，对方的门前防守森严，层层设卡，看来史玉柱并无突破的希望。
球落在离门前三十米左右的地方，对方的后卫奋不顾身，扑上来堵截。史玉柱背对球门，把球向后一挑，飞过对方头顶。对方的右中卫连忙补空，拦住史玉柱的去路，只见他又是一挑，突破了第二道防线。对方的左中卫相继争抢，来势汹汹。史玉柱妙脚生花，一挑一闪把第三员卫将也甩在身后。在球即将落地的一刹那，史玉柱举脚劲射，那球像闪电般破门而入。这三挑三闪一射的动作，如七巧连环，波浪迭起，令场内外的观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掌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就是这场比赛奠定了史玉柱在球队不可或缺的位置。虽然今天的史玉柱已经没有太多的空闲时间去球场踢球了，但大学时的“球星”经历时常让他回味无穷。
史玉柱是足球场上的猛将，而足球那种整体配合意识贯穿在史玉柱成就事业的每个阶段。史玉柱深深地理解到了足球的精髓——人生就是一场比赛，在比赛中你必须竭尽全力去奔跑，尽其所能去防守、进攻，任何的停顿都可能带来致命的失败。
了解史玉柱性格的人都知道他直爽，不矫情，不做作。大学期间，最令史玉柱难忘的是一罐正宗的湖南朝天辣椒引发的一场“赌案”，而这个故事最能证明史玉柱的个性十足。
有一天，史玉柱忽发奇想对寝室的上海籍贯同学说：“你们上海人总觉得自己是中国人的佼佼者，高于全国各地的人。我就是不服气，今天咱们就论个长短。”
旁边的上海籍同学问道：“怎么个论法？”
史玉柱毫不犹豫地说：“打赌吃辣椒！”
辣椒是由一个寝室里的湖南同学带来的。俗话说，四川不怕辣，贵州怕不辣，湖南辣不怕。可见湖南辣椒辣得还是够味的。
上海同学当然不甘示弱，也不肯让步，说：“‘打赌’可以。但有个条件。在吃辣椒期间，我俩不准吃其他的任何东西。”
史玉柱抢着补充说：“你方唱罢我登场，你一勺我一勺，谁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
上海同学一拍桌子说：“好！一言为定。”
根据“君子协定”，最先提议的史玉柱撮起一勺咽下去。那时，史玉柱顿觉五脏俱焚，嘴巴火烧火燎得想说话，却不知说什么好。
经过七八个回合的较量，史玉柱以两勺的优势取得了胜利。当那位上海同学奋不顾身冲向水龙头的时候，只见史玉柱兴奋地抖动着双拳，但这时他也已经辣得说不出话来了。
“这不是在比吃辣椒，而是在比意志、比毅力、比韧性。”每当一谈起这件事，史玉柱就说：“只要你豁出去了，那就是不怕辣椒，而是辣椒怕你。于任何事情都是这个道理，树立必胜的信念非常重要。”
第三节 电脑天才(1)
史玉柱疯了，轻易间他放弃了很多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机会；史玉柱没疯，因为“秦失其鹿，惟胜者得而割之”。
放弃大好前程的史玉柱在蓄势待发中，毫不掩饰将来抢夺中国电脑技术市场话语权的勃勃野心。
于是，他叫出了“如果下海失败，我就跳海。”
“燕图樊首赵国刀，壮士未还斩秦腰。明晓贯虹白日事，偏从虎穴走一遭。”流传两千余年的荆苛刺秦王的故事在今天已经完全化为集智慧、勇气和胆略为一身的精神图腾。而这种精神恰恰昭示着史玉柱甘于放弃和勇于出击的精神。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辞职就这样代表了史玉柱的决心，“我拿青春赌明天”则更见证了史玉柱对未来的壮志凌云。
1．农村调查统计软件被推向全国
1984年，史玉柱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安徽省统计局工作，现在看起来挺荒唐的，因为数学系实际上和加减乘除没多大关系，数学系主要是研究逻辑。但当时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说数学系就是搞数字的，搞加减乘除的，那个统计局就是搞数字的，所以就把史玉柱分到统计局去了。
不过单位还是很重视这个浙大数学系的人才，分到单位没几天，史玉柱就被通知去西安统计学院进修，一去就是几个月。这次进修对史玉柱后来接触计算机影响很大，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当时数学系可以选两个方向，一个是纯数学，一个是计算数学。史玉柱心想，纯数学太枯燥了，计算数学或许还能应用到其他的地方，就选择了计算数学方向。当时还是小型机时代，进机房需要换衣服换拖鞋，自己去编程，编程的结果还需要打纸带。史玉柱只觉得挺罗嗦，没觉得计算机特别有用，对它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
但到了西安统计学院之后，进修的老师是一个美国的教授，号称抽样调查之父，他就介绍了最新的国外抽样调查的方法，统计的方法、抽样的方法，没有一样能够离开计算机。
回到单位之后，史玉柱当时负责的工作就是农村抽样调查数据的处理。那时候单位里面用的计算工具还是很原始，是用计算器在那里加来加去的，史玉柱就提出要求，应该买一台计算机。当时的计算机是挺昂贵的设备，但是领导也知道计算机能提高效率，既然有人能用得上，就答应了史玉柱的要求。史玉柱因此南下广州，花5万块钱扛回了一台IBMPC。
有了计算机之后，史玉柱的生活变了个样子。那时候也没有结婚，就是一个人，别人下班了他就一人在计算机机房里面琢磨、研究。
史玉柱的计算数学功底开始发挥作用。因为数学其实就是大脑逻辑思维能力的锻炼，计算机编程不是难在语言，而是难在算法，所以一般计算数学出身的人编软件，要比计算机系编软件的人水平要高。过去应该有20、30个人干的统计的活，史玉柱用计算机，找两个录入员，一两天就干完了。
统计局一般是每年秋天做一次统计，汇总一下，以前都是有一批人在做这个工作。被史玉柱这么一弄，一下子很多人就没事儿干了，当然单位也就安排这些人做其他的事儿，史玉柱自己也没事儿干了，闲着也是闲着，既然有这么好的统计数据，史玉柱就开始琢磨能分析到什么。
此时史玉柱就自己开始编写分析软件，这个软件设计得可以分析出很多有用的数据，比如年收入400元以上的农民会买哪些东西，消费特征是什么；年收入400元到500元的农民消费特征又是什么？把这些人的数据抽出来一汇总，然后再和平均数一对比，一分析就能出很多的结论，很多以前的统计人员想象不到的一些东西。
当时，史玉柱所在的部门的人都是学农业的，没料到数学系的人也能分析出农业上的数据、农民的收入、基尼系数等等，而且一瞬间就可以搞出来。
史玉柱的软件不断完善，此时，各地的统计局都纷纷开始使用这套软件。第二年，国家统计局在河北唐山召开的全国统计系统年会上，要求全国各地的农村抽样调查都用史玉柱的软件。史玉柱因此得到了二、三十元奖金和一个技术进步奖。相比当时每月54元的工资，史玉柱很有成就感。当时是1985年，史玉柱年仅23岁。
2．去深圳读研究生
出类拔萃的工作业绩引起了有关领导的关注和重视。编完软件之后，史玉柱就开始基于这些分析出的数据，写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学术文章，需要哪些数据来进行分析的话，就到现成的数据库里面一检索。
文章发表在了学术价值很高的杂志上。碰巧的是，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看了不少史玉柱的文章，很是欣赏。
副省长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同时也是深圳大学的客座教授，通过这层关系，上级决定将史玉柱作为年轻干部中的“第三梯队”培养，保送到深圳大学软科学管理系，做这位副省长的进修研究生，并且对他许诺，“只要史玉柱一毕业，马上就可以定为处级干部”。
在“官本位”思想还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的价值观念时，年纪轻轻的就可以在省委大院“捞”个处级，谁都会有理由对他的辉煌前景进行美好的想象。未来，在史玉柱面前展现出了一幅极其美好的蓝图。
第三节 电脑天才(2)
可对于史玉柱来说，能不能“捞”到一官半职并不重要，他珍惜的是这次极难得的学习机会。史玉柱就这样来到深圳读书了。
此时的深圳，正是全国开风气之先的地方。
当时到深圳，需要先到达广州，然后从广州到深圳再坐个大半天的车，路还非常窄，遇到迎面来车，得找一个宽的地方停下来才能过去。
到了深圳大学，一副欣欣向荣的场面，学生的精神面貌跟内省完全不一样。学生和老师的经济头脑都特别活跃。
史玉柱上的专业是软科学，实际上就是数学和经济的结合，把数学应用到经济研究上面去。做为副省长的导师一个学期也就来上几次课，其它时间完全是自己支配。
当时深圳大学里几乎每个学生都在搞勤工俭学，史玉柱当时一共是师兄弟三个，大家都觉得要面子不愿意去，所以就安排在软科学系里面做助教，就是帮老师们改卷子、改作业，然后一边学习。
那时候学校气氛非常开放，几乎每天都有外面的人来讲座。1988年，史玉柱听到了当时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的讲座。
这个讲座对史玉柱的触动非常大。当时万润南就谈四通是如何创办的。题目大意是《泥饭碗比铁饭碗更保险》，意思是，四通就是一个泥饭碗，但是泥饭碗比铁饭碗更能变成一个金饭碗。从那时起，史玉柱开始经历了商业思想上的第一次洗礼，之后便有了准备创办企业的理想。
这时史玉柱也在图书馆里看了不少国外的经济方面的书。当时他就逐渐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将来，市场经济肯定会成为一个主流，这个观点在那个时候还几乎找不到人赞成，因为当时的政策对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有不少限制的。
那时候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其风气就是大家都做生意、挣钱。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身处这个环境的史玉柱很难“出淤泥而不染”。
毕业前夕，史玉柱也开始做一些小生意了。当时有合肥的朋友寄钱过来托史玉柱在深圳买些录像机，史玉柱一台可以赚一两百元。史玉柱觉得这样的生意还很不错。
3．“如果下海失败，我就跳海”
1988年，从深圳大学研究生毕业，史玉柱回到原单位安徽统计局。
毕业回到单位的史玉柱应该本分安稳的踏实工作，从一个年轻的处级一步一步往上升，过着旁人羡慕、称赞的舒适安逸的生活。
如果真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也就不会有现今活跃于保健领域，乃至网络游戏领域里的奇人史玉柱了。同理，也就不会有几度沉浮、大喜大悲的商界传奇了。但幸好故事有着另一个对于今天的史玉柱和未来的中国保健品、甚至IT市场都相当完美的开局。
真正的成功者是不会安于现状，更不会甘于现状的。而史玉柱正是一位不安于现状、不甘于现状的勇士。
史玉柱从小性格中的求新求变、坚强、勇敢与不服输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读完研究生，回到单位的史玉柱作出了几乎是所有人都意料不到的抉择——要求辞职，放弃唾手可得的仕途，辞职“下海”创办企业。
没几天，他提交了辞职报告。毕业的时候，史玉柱已经就下定决心，既然市场经济是未来的主流，毕业之后就应该去下海，就不应该再回到计划经济体制里面去。
领导和同事们为他惋惜，连平素最了解他的父母此时此刻也感到不可思议。稳稳当当的“官”不做，舒舒适适的日子不过，偏要辞职，自己把自己推到东漂西泊的未知中，不是发了“疯”又究竟是什么？
但史玉柱明白，他的心里正涌动着一股不可遏制的创业冲动。
史玉柱通过合肥倒录像机的朋友，认识了一些当地计算机界的人，其中就有个专门倒卖计算机的代理，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代理商，史玉柱就找他借了一台IBM的电脑在家里，借了半年，在家里自己编软件。
在原单位统计局里，史玉柱已经发现了一个市场机会，当时四通电脑打字机已经非常流行，买一台四通电脑打字机大概要2万多元，每个单位都得买，但是这个时候，每个政府部门，就是每个局、每个厅、很多处都有一台计算机了，还得买一台打字机，“而电脑放在那儿就觉得是一种浪费，所以我就想编一个软件，让这个软件能拥有四通打印机的功能，直接用电脑打字，这样就会节省成本，此后我就花半年时间编了这样的一套软件。”
半年之后，这套后来被称为“M-6401”的文字处理软件，在史玉柱合肥的家中诞生。史玉柱送了一套给原单位。几张软盘一装，就能打出比四通打字机24点阵更漂亮的64点阵字，而且，编辑屏幕比四通打字机的一窄条要大很多，单位的四通打字机从此被放到一旁没人用了。那个时候，金山的WPS还没有出来。
史玉柱正好赶上了一个时代。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电脑技术，特别是在文字处理、桌面印刷排版领域，还处在非常原始落后的状态。而这也可以追溯到今后中国几乎所有电脑公司的发源，从四通、联想、方正、金山到巨人。
而此时的史玉柱，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个东西“有戏”。它打破了专用文字处理机甚至超过了通用电脑的价格这一规律。史玉柱决定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积累的知识，在这个领域里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未来之路。
第一节 首战告捷(1)
离开了顺风顺水的故土，连史玉柱自己都不知道，在未来的前方，究竟有什么在等待着他。现在的他只知道一点：既然选择了远方，就不能回头，就要义无反顾地坚定地走下去！正是由于这种誓不罢休、敢闯敢拼的精神，史玉柱在破釜沉舟之后，挖来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深圳：淘金者的梦想家园
史玉柱一看到自己的软件有市场，立即揣上软盘，南下深圳。
80年代的深圳，开始由一个小渔村在悄然而迅速地蜕变成为现代大都市。那时的深圳不但撤县建市，更为令人振奋的是邓小平的南巡使得改革的春风劲吹深圳。建设中的深圳在不断地升温并沸腾着。
杀出了一条血路的深圳仿佛在一夜之间崛起，被人称作“一夜城”。深圳成了多少掘金者的朝圣之地，虔诚之如伊斯兰教徒对麦加的热爱。而在史玉柱的眼里，三年的研究生生涯所带给他的更多的并非专业学识的长进，而是一种城市思维，一种深圳思维。
回想当年第一批昼夜排队买股票的深圳淘金者所上演的暴富神话，不得不令所有人动容，也不得不令所有人遗憾得捶胸顿足。深圳是一个遍地黄金之地。对于史玉柱来说，离开深圳，回到安徽，一切按部就班，归于原初状态，也许对于一个没有见过大山外面的世界的青年来说是再理想不过的事情，然而对于史玉柱，这个走进了深圳、目睹了深圳突飞猛进发展的崭新城市来说，那些曾经的仕途许诺似乎都不那么诱人了。
在史玉柱呆过的深圳，那时闻名遐尔的帝王大厦还在襁褓中。一切都是如此的崭新，给人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冲动。而且作为经济特区，政策环境出奇地令人赞叹不绝，如果能在这里进行拓荒，那么人生的意义将从此丰满许多。这是史玉柱在毕业时的想法。也就是说，当年的史玉柱并没有经过几许挣扎，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点儿都不留恋他老家那份稳定的统计局工作，十分坚定地选择留在了深圳。
2．母校深大：穷小子的栖身之地
白手起家也许在号称已经走进“资本时代”的今天成为了一种海市蜃楼的“幽梦”一帘，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初，多数创业者都是靠着双手起步，迅速地在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的同时完成了最初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史玉柱也不例外。
没有任何背景的他，和许多怀揣理想的青年们一道上路了。
没有靠山，没有资金，创业的艰辛可想而知。据史玉柱的回忆，当他这次再前往深圳的时候，身上的全部家当就是东挪西借的4000元人民币，而且，史玉柱也已经在1986年结婚成家，爱人也是统计局的，并且还分了房子。
不过这些并没有让几乎一贫如洗的他打消深圳创业的念头。因为技术就是资本，让他充满信心的是，史玉柱开发的这一套软件——M-6041桌面汉字处理系统。这套软件后来被储存在集成电路板里，插在电脑的扩展槽中使用，被人们称为“汉卡”。
都说良将“不打无准备之仗”，虽说那时史玉柱的胸有成竹并非全无根据，但是创业的艰难仍然显而易见：吃、住、行，单单靠这4000元，在那时已经初显繁荣的深圳，早已是捉襟见肘，更何况产品的开发还需要设备、需要推广渠道，这一切并非只是人力可以解决的，十分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持。那么史玉柱又是如何用4000元解决这些难题的呢？史玉柱并没有学过财务管理，他至今也未在这方面显现出任何的天赋，他想出来的都是一些现在看来有些“笨笨”的但却又在那时值得一试的办法。
没有钱，仅有的4000元钱又不敢动，住的问题和软件开发所需电脑问题十分现实地摆在了史玉柱的面前。且不说那时的深圳住宿费有多高，电脑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地域差价的玩意可不是象今天这样随随便便就能“一掷千金”买到的。那个时候的电脑价格和生活水平的比价关系远比现在高得多。这也是为何早年的电脑普及率相当低的缘故，也正如现在的手机在当年仍可称得上是富人们的奢侈品一样。
凭借着在深圳大学三年硕士学习阶段积攒的“江湖经验”，史玉柱不得不再次返回他的母校——深圳大学。租不起房子的他悄悄地“混进”深圳大学学生宿舍栖身。搞开发没有电脑的他采取能“混”就“混”的游击战略，一次次地“混”到学生堆里去，在学校的计算机实验室偷偷地编写程序，借此完善自己的产品。
然而，“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夹着尾巴的狐狸”时间长了也会“原形毕露”。对于这个穷书生来说，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史玉柱被实验室的管理员“揪”了出来。这样一来，史玉柱不得不与这些昂贵的计算机说“拜拜”了。
也许一切在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由于在深圳大学三年的学习期间所结识的一个朋友留校任教，他通过这个人找到了配置有计算机的学校办公室。不过情况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乐观，因为计算机的使用依然不那么自由，因为史玉柱只有等别人下班了他才能上班，等别人不用计算机的时候他才能接着使用，而且有时他还要等别人玩完电脑游戏，才能用上计算机，才能用一种“久违了的亲切”去触摸属于别人的计算机。那一段时间里，史玉柱的作息表是和别人相反的：“日落而作，日出而息。”史玉柱的黎明从黄昏开始，而办公室里那盏不算明亮的日光灯，成为照耀他的太阳。
第一节 首战告捷(2)
3．“君子协定”：先使用再付款
经过反复的实验和可行性论证，史玉柱的汉卡终于在无数个夜晚的不断“修炼”中得以修成正果。于是，在史玉柱开发的已经趋于完美的M－6401桌面文字系统问世的基础上，他便和当时只有十九岁的另一位年轻伙伴蔡玮一起，用手中仅有的创业资金——也就是那一直舍不得花掉的4000元人民币，大胆承包了天津大学深圳科技工贸发展公司电脑服务部。史玉柱想以这个电脑部为大本营，向中国的计算机市场发出有史以来最为猛烈的冲击。
原来，史玉柱找到了原来在深圳大学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同时也在天津大学深圳科贸发展公司挂职。史玉柱就把自己的产品向科贸公司的人介绍了一下，人家很感兴趣。“因为我没有营业执照，就专门给我成立一个电脑部，等于我来承包这个电脑部，赚了钱都是我的，但是我每个月要上缴固定的管理费，当时也不多，大概一个月交一两千快钱，就这样开始有这么一个摊位卖软件。”
史玉柱的M－6401桌面文字系统解决了所见即所得的界面问题，集录入、排版、编辑、打印于一体，并以中文窗口菜单提示，打印出来，大字无锯齿，小字笔画均匀。史玉柱确信它已经是个成熟的产品。
但是卖软件得有电脑来演示。史玉柱在报纸上找到有一家专门卖计算机的，就上门去找到他们谈，当时那个经理也懂计算机，史玉柱就把自己的软件演示给他，说“我就卖这个产品，但我现在没钱，你让我先把电脑拿回去，我估计半个月内会有钱，等我软件卖了钱，给你多加1000元。”当时那台电脑售价是8500元，史玉柱是想用延期付款的方法，支付9500元来买这台电脑。
没想到，卖电脑的老板居然同意了，而且派他的副经理将电脑抱给史玉柱。这名副经理后来加入了史玉柱的公司，现在是征途公司副董事长。
史玉柱的这招“空手套白狼”，颇有些类似现在房地产开发商们惯用的为人所不齿的伎俩，或者有如当年的朱新礼，这个至今仍行事低调，不为人知的汇源老总：
朱新礼原是山东省沂源县一名国家干部，官不大不小——位置是县外经委主任。1992年改革的浪潮吹得朱新礼心里直痒痒。不甘于现实的朱新礼放弃了原来在老百姓眼里看来好端端的铁饭碗，非要“拿青春赌明天”——毅然地辞职下海，买下了当地一家亏损超过千万元的罐头厂。
所谓的买下，其实打的无外乎一张永不过期又似乎永不到期的船票——当时朱新礼可谓是身无分文，朱新礼以答应用项目救活罐头工厂，养活原厂数百号工人，外加承担原厂450万元债务等条件将这个亏损严重的罐头厂“据为己有”。在罐头厂顺利完成交接工作，被朱新礼拿到手后，当时手头正缺钱的他想到的办法是做补偿贸易。
所谓的补偿贸易，是国际贸易的一种常用做法，但在当时的国内却鲜为人知。具体做法是，朱新礼通过以产品作抵押的方式不花分文或者花少量的资金引进外国的设备，在国内生产产品。当然这种不花分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无偿”，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进行“补偿”，也就是所谓的“补偿贸易”。根据朱新礼所签订的协议，罐头厂在一定期限内将产品返销外方，以部分或全部收入分期或一次抵还合作项目的款项，这样一来，罐头厂既不愁设备问题，连销售问题也顺带一起解决了，真可谓是“两全其美，一箭双雕”。就是靠着这种“补偿贸易”的方式，朱新礼竟一口气签下800多万美元的单子。
在签下国外的订单后，朱新礼当时允诺协议方分5年返销产品，并以部分付款的方式还清设备款。1993年初，在20多个德国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朱新礼的工厂开始正式投入生产。也许是朱新礼鸿运当头，正在这时，听闻德国将连续举办两次国际性食品博览会消息的朱新礼立即购买机票，来了一个漂亮的“单刀赴会”。据说之所以朱新礼没有带随行的翻译并非因为他精通世界语言，而是因为当时困窘的他买不起2张机票。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当地华侨的热情帮助下，朱新礼先后在德国摩尼黑和瑞士洛桑签下第一批业务：3000吨苹果汁，合约额500多万美元。朱新礼由此掘得他人生的第一桶金并从此一帆风顺。1994年，见工厂发展势头良好的朱新礼便将总部从山东北迁至北京。如今，汇源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果汁生产厂家。而朱新礼的身家，据估计超过9亿元。在坊间流传的一些趣谈中更是将朱新礼视为“当之无愧的《福布斯》漏网富豪”。
之所以要提到朱新礼，是为了说明其实“空手套白狼”并非只是一种常人眼里的“原罪”。“原罪”一词来自基督教的传说，它是指人类生而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空手套白狼其实也有境界高下之分。类似朱新礼“空手套白狼”的手法，作为有条件的创业者恐怕不能不学。
说回到史玉柱，他的第二项大胆决策便是在报纸上做广告。没有宣传，再好的产品也没有市场，这种思路在早年的史玉柱身上就可见一斑，而到后来，对于脑白金广告铺天盖地、经久不息，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了。
这次史玉柱又采取了同样的方式——延期付款，先打广告后交钱。他一气跑到北京，闯进如日中天的《计算机世界》报社广告部，把软件演示给当时的广告主任贺静华看。
第一节 首战告捷(3)
当时《计算机世界》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IT报纸，史玉柱也从来不认识贺静华，就这样现场演示软件，然后又把要打的广告拿出来，说我有这样一个产品，我要做广告，但我现在没有钱，需要延期付。当时，贺静华就觉得这种软件每个单位都会需要，会有市场。也许是史玉柱的诚心打动了报社，贺静华答应先给史玉柱打三期1/4版的广告，但规定费用必须在半个月内交清。
创业之初的这两项开销加起来要17550元人民币，这对于当时的史玉柱来说，无疑是一个足以让他手心出汗的数字。两项大胆的决策，把史玉柱的电脑服务部逼上了“绝路”：15天内，倘若挣不到钱，就是砸锅卖铁也还不了这个当时属于巨额数字的债务！
4．转机：第一笔订单的到来
1989年8月2日，一个令史玉柱铭记终生的日子：《计算机世界》刊登了半个版面的广告——“M-6401，历史性的突破”。
接下来漫长的半个月，对史玉柱和他的同事们来说，每天所做的唯一的事情便是揪心的等待。在望眼欲穿中，苦苦盼望着用户订单的到来，一天又一天，就像经历了一个世纪那么久。等待总是漫长而备受煎熬的。更何况是踩在一根颤巍巍的钢丝上的等待。史玉柱深知，这些天来他的心是怎样地在夜晚紧张地跳动，血是怎样地在身体的各个血管里流淌。
在西方传统中，13这个数字是一个同中国的数字“4”一样不吉利的数字，甚至在西方国家，所有楼层和房间号都刻意回避着“13”，而对于史玉柱来说，13所带给他的却不尽然：在看似漫长的等待期中，奇迹发生在广告登出的第13天。
正是在这一天，史玉柱收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张订单。也正是在这一天，史玉柱一共收到了三张订单，近2万元的汇款！就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刻，就在这个两天之后就要给付电脑商和报社总计17550元的欠款的时刻，这笔近2万元的汇款单犹如一张张雪中送炭并预告着黎明的通知书，这个通知书向全世界宣布了又一个新兴企业的诞生。史玉柱和他的伙伴们在收到汇款单的那一刻，激动得当时就拥抱成一团。创业的激情再次被这场大火熊熊点燃。可以这么说，近2万元的汇款，不仅挽救了史玉柱的小企业，也昭示着未来“巨人”的正式起步。
也从此，一张张订单纷至沓来，整个8月份的收入达到4万多元。到了9月，汉卡的销售额已经达到16万元。而从此对广告笃信不疑的史玉柱将所得的收入，再次统统投入广告；10月，在史玉柱和团队的用心经营下，M-6401的销售额跃然上升，迅速突破100万元人民币。
第二节 一发不可收拾：第二代软件产品(1)
首战告捷的史玉柱并没有停止过奋斗的脚步。正所谓“兵贵神速”，商场如战场，只不过看不到硝烟弥漫，却依旧危机重重。经过了两次近乎“集中营式的生活”，史玉柱带着他的呕心沥血之作冲出江湖，甚至经受住了来自软件巨头金山公司的挑战，终究建立了一代霸业。可惜的是，史玉柱曾经纯真美好的爱情也在这次艰苦卓绝的战役中被彻底打败，不得不承认，英雄也有落寞之时。
1．“集中营式的生活”：150个昏天黑日和20箱方便面
高科技带来高效益，高效益使得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初尝胜利果实的史玉柱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决定重新封闭自己，要依靠智力和毅力在一个新的未知的计算机王国里同知识进行艰苦对话。
于是，首战告捷之后的史玉柱，并没有将目光死死盯住自己的M6401。而是在1990年1月的某一天，和另一个伙伴背着热水器再一次来到深圳大学。史玉柱和同伴将自己反锁在一间昏暗的小屋子里，开始了漫长的“集中营式的生活”——不管外界世界怎么样，他们只与计算机同在。他们一个星期只下一次楼，当然这一周一次的下楼可并不是悠闲地转悠，而是就近买一箱子方便面以供一星期的食用。如果换作现在，谁也不会连续五个月只吃一种食物，而且是这种十分没有营养又十分容易腻味的方便面。然而，史玉柱却不这样认为。因为方便面这种食品对史玉柱来说实在太重要了，直到现在，他还有吃方便面的习惯，这既是一种卧薪尝胆的激励，也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警示。
150个昏天黑地，150个日日夜夜，伴着20箱方便面的支撑，史玉柱和他的伙伴进行了一场超重量级的拳击比赛，在精疲力尽的时候，他们凭点数取胜——他们终于成功了。经过将近5个月的苦心钻研，史玉柱和他的同伴完成了第二代汉卡的研发工作。用功能更为强大的M-6402取代曾经帮史玉柱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的M-6401，是使得史玉柱和他的电脑部能不断地超越和领导技术潮流，并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法宝。
从不守株待兔、坐以待毙，而是以求新求变为人生法则的史玉柱携着他的第二代软件产品，又一次引领他的公司走向辉煌。
2．单身情歌：爱妻出走，曲终人散
封闭开发让史玉柱投入了全部的精力，一年之中，除了电脑，就是方便面相伴。当史玉柱兴高采烈，满怀喜悦地带着比M－6401功能更齐备、质量更可靠的M-6402汉卡走出深圳大学，一路小跑地回到深圳的临时住所，推开位于安宝大厦家里的大门时，史玉柱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临时的“家”里一片狼籍，先前和妻子一起购置的简易家具全不见了，房间里空无一物，不辞而别的妻子仅仅留下一张字条，便离他而去。
我们这里无从知道妻子离去的真正原因。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来理解，至少从史玉柱放弃老家的美好仕途来到深圳之时，他的妻子已经作出了很大的让步或者说是牺牲。他的妻子来到深圳，屈居于一所临时租住的住房里，早已证明了她的宽容。如果说史玉柱的妻子是一个势利的小女人，那么她更不会在这个时候负气出走，因为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早先那个一文不名、一贫如洗的穷小子了。之所以选择了这一条路，或许史玉柱的妻子更为看重的是个人的感受。或许正是史玉柱给不了她期望中最基本的关怀，才致使这个女人在此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和史玉柱离开。
有人说过，这个世界只有两种女人，一种是注重精神的女人，一种是注重物质的女人。和注重精神的女人在一起，你可以没有家财万贯，但你必须一心一意地爱她，并且无时不刻地表现出你对她的重视和关心，由于她的敏感，你决不可以在精神世界有半点出轨；而和注重物质的女人在一起，她所需要的只是那些浮华，你必须努力地挣钱，满足她的虚荣心和无穷无尽的物质欲望，也许你在身体上很累，但在精神上你却了无负担，因为这类女人往往最不在乎的就是这一点。然而，这类代价昂贵的爱情却并非所有人都消费得起。
大概史玉柱的妻子属于前者吧！完全忙于工作而无暇顾及妻子、不知不觉中冷淡了妻子是史玉柱这段并不完整的婚姻的最好注解。史玉柱对此曾表示十分的懊恼，更多的却是愧疚。
也许史玉柱已从这次失败的婚姻之中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从不闲着的他也明白他无法改变与生俱来的性格和使命，这或许也是史玉柱至今未再婚的某种原因。尽管他的身边并不缺乏关心他并能辅佐他的能干女人，但史玉柱不想再次伤害爱情，伤害渴望关怀的女人。
3．一次内耗：“从此再不搞股份制”
8月底，9月初，经朋友介绍，史玉柱招聘了三个员工。加上史玉柱一起，一共4个人。到10月份，帐上已经有100万元，其中一名员工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股份，大家应该将赚到钱的分掉。”
那时候，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大家对真正的股份制也不是特别清楚，光知道股份有用，好像在这儿干就应该大家都有股份。史玉柱不同意，主张继续打广告。史玉柱对员工说：“股份的事情可以商量，但每人25%不可能。”因为产品完全是史玉柱自己开发的，启动资金也是个人出的，至少应该控股，然后再看怎么分――史玉柱提出的是他们一起可以占10%-15%。
第二节 一发不可收拾：第二代软件产品(2)
但是这个方案提出来，2个男员工都觉得占得少，不同意。剩下的1个女孩不想参与，她又是管财务的，所以这2个人也拿不到钱。结果当时就闹得很僵，史玉柱当时也很生气，当场就把一台IBM的286电脑给摔了，怎么办呢？这两个人后来看到公司有几台电脑和打印机，当时的价格差不多也要几万元钱，就抱着走掉了，再也找不到人。
“我从此再不搞股份制了。”经历了这一次风波之后，史玉柱把这一原则贯彻到底，无论以后是在巨人还是现在在征途。“中国人合作精神本来就很差，一旦有了股份，就有了和你斗的资本，这个结构就是不稳定的。”后来史玉柱就采取两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一是给高管层很高的薪水和奖金，甚至给比他应该得到的股份分红还要多的钱。公司越做越大之后，“下面的公司可以考虑我控股，但母公司一定得归我个人所有。”比如后来做的征途网络，征途网络里面一二十个员工都有股份，但是巨人投资却是史玉柱一个人的。
“我认为这个模式是正确的，从此以后，我的公司就再没发生过内斗。”
当时，这两个人走了之后对业务也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因为技术全在史玉柱手里，而客户的名单、联系方式也在手里，财务也动不了，可以说这个事情就是摸索出了这么一套资本管理的模式。
后来，那个女孩也一直留了下来，现在还是深圳公司的经理，史玉柱也继续卖他的软件。
4．兵贵神速：抢占市场，打通渠道
10月，史玉柱将100万元广告再次全部投入到《计算机世界》，特别是最后一个季度，那个季度广告做的简直铺天盖地。当时在IT行业，媒体的分众化趋势没有形成，互联网的时代还根本没到来，《计算机世界》几乎就是唯一的选择，效果因此匪夷所思。M6401月销售额乘势攀升到了500万元。1990年前三个月，史玉柱已经挣到了3000万元。
1990年的3、4月份，业务已经起来了，但此时，公司遭遇到了第一次真正的危机，求伯君的WPS借助方正的品牌和渠道横空出世。WPS是在1990年推向市场的，从软件水平、功能到文字编辑的界面、方便程度都比M6401要高出一筹。
此时，公司也已经有十几个人了，业务都可以正常运作，史玉柱就带了一个助手到深圳大学，跑到学生公寓里继续搞封闭开发，就开发下一代的产品，开发了半年。
半年后，出来的产品就是M6402。从M6402开始，史玉柱开始使用巨人汉卡名称。“当时IBM也叫做蓝色巨人，非常火，我们就抄袭了巨人这个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