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史玉柱带着脑白金来到江阴。
1998年3月，史玉柱带领剩余人马，从无锡开始做脑白金。然而，江阴调查却是史玉柱所不得不提起的。史玉柱说，他之所以再一次提到“江阴调查”，是因为“江阴调查”在巨人事件后，是一个分水岭，从此，他对巨人的东山再起有了信心。
那个时候，史玉柱带着一副墨镜，走街串巷，走访了逾百位消费者。史玉柱也会在街上主动跟人招呼：如果有一种药，可以改善你的睡眠，可以通便，价格如何如何，你愿不愿意使用它？
经历一段时间后，他在一个街道举办了一个小型互动的座谈会，史玉柱以脑白金技术员的身份出现。当时大家的反馈效果特别好。“有的人甚至说，老人斑都褪了。”
此时史玉柱似乎预感到了他有戏了，他十分激动。
“有这么好的口碑，我就能预测到我全国的市场。”史玉柱信心十足地对他的助手们说。史玉柱认为，这个产品一年能上10个亿。
做脑白金需要资金启动，史玉柱找朋友借了50万元。“我这个时候找这个朋友借，他肯定会借给我的，原因是他在珠海做房地产的时候，我借了500万给他，借了一年，他也按期还了，我就跟他说我借50万，半年，所以他也没说什么，当时就把钱给我了。”
借到钱，史玉柱先拿出15万元补发欠的工资。因为是困难时期，定的工资标准副总一个月才800元。就这样把15万元的工资发了。
脑白金还是采取委托生产的模式。又拿出了15万元给无锡一家公司生产脑白金，让它按每盒加工生产。这样一下子就出去了30万元。
剩下的除了留下5万做预备资金之外，15万全部砸向了江阴的广告。这阶段营销以推广概念为核心，主要通过小广告、新闻报道、健康常识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向可能的消费群体灌输脑白金的概念以及有利于该产品的知识。
曾经在低谷的时候，史玉柱仔细地研究和思考过保健品的市场问题。史玉柱深入分析了中国的保健品，发现10个里面有9个都是不赚钱的。而不赚钱的原因只可能有两个：要么是产品功效不明显；要么是产品有功效，消费者却感觉不到。于是史玉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要想打开销量，唯有广告宣传。所谓“广告一打，销量就有。广告一停，销量就下。”但是，长久看来，唯有用口碑相传的方式才能让保健品在市场上永续经营。因为，广告的投入无疑增加了运营的成本，广告投入起到的只是敲砖石的作用，没有口碑相传，单凭一时的广告来赢得暂时的销售火爆并不能赚到多少钱。
江阴调查无疑更使得史玉柱本人信心大增。出于报恩的心情，在第一个月，史玉柱将脑白金免费赠送给他们，赢得了十分良好的市场口碑效应。
江阴一个月砸下去，第一个月就上来了30万的毛利，相当于净赚了15万。然后用这30万再加上5万的预备资金再砸，然后第二个月就净赚了30万。
此时的史玉柱已如费拥军所说，一改往日的急进性格，正在挫折中慢慢变得沉稳起来。
2．攻城略地：滚动扩张市场
1998年5月，带着新近赚得的现金，史玉柱开始赶往无锡开拓市场。
仿照江阴模式，史玉柱将赚到的30万全部投入无锡市市场。第二个月就赚了100多万。尽管对于史玉柱所欠下的巨额外债来说，依旧是杯水车薪，但毕竟这是一个如此美好而久违的开端，不禁让史玉柱充满了东山再起的无限信心和希望。
史玉柱开始加倍地努力工作着，在无锡市场取得初步胜利之后，他又相继启动了南京市、常熟市、常州市的保健品市场，以及远在东北的吉林省。历史再次上演，每到一处，几乎不到二个月的周期内，成本便全部收回，开始赚钱了……攻城略地的史玉柱带领着他英勇善战的精英部队开始了跑马圈地的劳苦生涯，而市场便这样稳扎稳打地被他们打拼了下来。
这次史玉柱完全吸取了以前3亿应收烂账的教训。史玉柱可以倾尽所有猛砸广告，但是不再采取代销的方式，决不赊账。他坚持“钱不到站不发货”的经营原则，保持了公司无一分钱应收款的良好记录。
第二节 永不言弃：脑白金成经典案例(2)
为集中广告的火力，史玉柱在每个省都从最小的城市启动市场。在浙江，首先启动台州。先猛砸一个月广告和报道，受广告影响的消费者就会去商店问有没有脑白金，问得多了，商店就会问经销商有没有脑白金，“经销商就会找我们。”此时，史玉柱坚决要求让手下坚持现钱提货。史玉柱对此战略构想的解释是：“脑白金在一个地区市场启动前，先打广告，让顾客到商店找上门，然后我们等着经销商带着钱来要货”。
台州典型树立之后，在其他市遇到经销商要求赊账，史玉柱就请经销商问问脑白金在台州卖得好不好。由于经销商之间是定期聚会，一问市场非常好，光一个台州一个月能卖300万，其他地方就很自然形成这样的规则了。所以直到今天，脑白金、黄金搭档都坚持了这个规矩。
史玉柱坚持现款提货的条件当时的确是开了保健品行业的先例。因为这个行业以前的惯例一直都是，先提货，第二次提货的时候，再把上次的款结清，这还是最好的一种模式，很多都还是代销的，全部卖掉之后才能回款。史玉柱开始实现这个制度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分公司也不理解，史玉柱就坚持说这个事情是过去三个亿的保健品的烂帐收不回来的教训。
一年半之后，脑白金在全国市场铺开。史玉柱的策略还是从上往下做，就是先做大城市、大城市做完做中城市，中城市做完做小城市，小城做完做县，实际真正的重点是在下面的乡镇。北京上海的超市里有100多种保健品，脑白金摆在货架上并不显眼，但是，“到了村镇的商店，只有两三种保健品，其中一个肯定是脑白金。最大的市场还是在下面，那里人口特别多，光农民就8亿，再加上县城，这些人共9亿人口，而北京、上海、广州加一起也不过四、五千万人。”也就是说，中国的市场是呈金字塔型的。
脑白金在全国市场真正滚开的时候，月销售额最高时居然到达1亿元，利润达到4500万。这些销量和利润都主要来自乡镇。
3．上海健特：你方唱罢我登场
1999年7月12日，上海健特成立。就在那个时候，史玉柱也终于结束了他的流浪时代。7月份，史玉柱到上海预付了一笔定金，在上海金玉兰广场租下了两间价格极其低廉的办公室。
健特就是英文里巨人（GIANGT）的译音。尽管不舍巨人情结，为了安全起见，史玉柱先于1999年3月3日和3月25日暗中控制注册了黄山康奇和怀远宏强，然后由这两个公司投资成立上海健特。此时的史玉柱依然还不想让外界知晓：如日中天的“脑白金”、上海健特和负债两个多亿的史玉柱以及珠海巨人有何关系。成立黄山康奇和怀远宏强的目的就是，掩护史玉柱身份和在法律上保护上海健特的资产不受珠海巨人拖累。基于这个原因，健特不是以史玉柱的名义注册的，史玉柱对此做了如下的解释：“一个，从法律上讲，这些钱还不是我的，是用前面这段利润来注册的；第二，如果我真是法人代表，珠海的老百姓钱没还完之前，那些债务都追过来，一下子把你搞死掉，钱反而就还不了了。”
没有热闹的庆典、没有簇拥的花篮，上海健特公司悄然开张了。这一刻的健特无疑是平静的，但这一天对于史玉柱和巨人团队来说，却是极其不平静的，因为，也许从此刻开始，他们将改写巨人的耻辱，重振巨人的雄风。
不过，做大事者都是沉得住气的人，这种激动心情并没有让史玉柱和他的团队成员们忘乎所以。在上班的第一天，史玉柱的团队成员都表现得十分平静。而史玉柱也一如往常般驾着那辆同他出生入死的丰田吉普，驶入了车水马龙、一片繁华景象的大上海。
令史玉柱十分感动的是，这帮跟着他打江山的兄弟们，竟把当年史玉柱在珠海用的全套办公摆设运到上海，并按照当年的布局一一摆放整齐。在他们眼里，史玉柱永远是一个让人甘心臣服的好大哥。
史玉柱说，目前这套办公设备仅仅只是摆设。因为白天的史玉柱是不能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史玉柱在健特的职务只是“策划顾问”。史玉柱的怀旧情节令他要求所有上海健特所有员工印制的名片沿袭当年珠海巨人的白底蓝色的版本，唯一不同的是，名片上巨人两个子被换成了英文谐音“健特”，并加上了至今让人费解的五颗星。而史玉柱本人依然执着地沿用1996版的珠海巨人名片。
1997年夏天以后的史玉柱远离了人们的视线，却没有远离人们的生活。他依然活跃在这个让他欢喜让他忧的保健品行业。而沉寂了五年之久的史玉柱，以在2001年2月15日还钱为前奏，挟道义入市场，在人们对诚信的满心期待中，正式复出了。
第三节 重建信誉：史玉柱还钱风波(1)
柏拉图说过：“不应该治疗肉体而不治疗灵魂。”现代的思想家现在才发觉这位古代贤人的伟大思想。而史玉柱则以自己的举动证明灵魂的洁净才是最重要的。
2001年，沉寂了三年之久的史玉柱复出江湖，且一语惊人：“收购巨人大厦楼花”。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就在巨人集团渐渐淡出人们记忆时，三年后，史玉柱厉兵秣马，终于东山再起。而重出江湖的史玉柱第一件事便是清还近1.5亿元的巨债。
于是，沧海桑田间，被人们遗忘数年，曾经的风云人物，史玉柱重新被媒介记起，浪潮一样的报道和评论使他再度成为新闻焦点。
史玉柱复出了。在1997的7月，巨人已经不能正常运转。1998年元月，巨人集团资产债务呈冷冻状，情况是2.5亿负债，资产2.2亿：1.7亿的巨人大厦和5000多万的巨人办公楼。那时候，史玉柱说自己是天下最大的“负翁”。
让我们再来看看巨人倒下之后的史玉柱在人生的舞台上作了些什么：
1998年，开始做脑白金，用区区50万元启动资金在短短两三年内一跃而成为中国保健品行业新一代的盟主；
1999年，上海注册了健特公司，史玉柱是事实上的老板；
2000年12月21日，注册成立“珠海市士安有限公司”。
2001年1月，通过珠海士安公司收购巨人大厦楼花还债。
纵观史玉柱身陷危机的两年，他能坐地反攻，以保健品的失败作为契机，继续攻占保健品，这无疑需要诸多的勇气和胆识。史玉柱没有“一招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再一次奋力地站了起来。
1．信誉无价——史玉柱不惜千金回购楼花
孟子有言：“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寓意君子立身处事应该像流水那样有本有源，循序渐进，源远流长。
对一个企业经营者来说，最致命的失败是什么？
史玉柱说，“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投了不该投的资。”有亲身的体验，史玉柱的这番话自然透彻、深刻，震撼人心。
而对于一个企业经营者来说，最关键的成功要素又是什么？
史玉柱说，“是诚信。黄金有价，信誉无价。”
《荀子?宥坐》借孔子口曰：“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如此，人伦契合了水的意象，水润万物而不居功，具有君子之“德、义、道、勇、法、正、察、善、志”诸般美德，由水及人。”的确，诚，真实无妄之谓，为商之道，诚则金石可穿。
2000年，史玉柱在央视《对话》栏目中曾表示，“老百姓的钱，我一定要还。”同时还提出了还钱时间表——2000年底。
2001年2月3日，上海报纸刊登由史玉柱本人出面证实的报道：史玉柱的上海健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成为上海民营企业中的纳税大户。而史玉柱将通过珠海一家公司收购巨人大厦楼花，也就是向当年的巨人大厦债主还款。
根据1999年7月健特公司成立的时候的协议，史玉柱从上海健特公司借1.1亿元来还债。协议大致为“健特公司运营脑白金，如果失败了史玉柱偿还公司本金，如果发展起来健特要借1亿元给史玉柱用来解决珠海巨人大厦的问题。将来健特要上市，到那时史玉柱再用获得的收益还。”
报道还说，史玉柱表示，兑现了“欠账要还”的承诺之后，他将要在上海重新干一番大事业。
通过方方面面权衡和考虑，加之与五十名投资人代表的协商，史玉柱采纳了两种还款方式，一种是按楼款的70%一次结清，另一种分两次收购，第一次拿40%，余下60%年底付清。并且公开承诺，“只要我不出问题，只要我这个人不出问题，欠款就不会出问题。”
同时，史玉柱知道“这样的还款方式好像还是让老百姓蒙受损失。”但史玉柱说：“如果要算利息算精神赔偿，恐怕10多亿元都不够，但对于我来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就是5个亿我也拿不出来。我感觉已经尽力了，良心上感觉安慰了。至于这两种方案，我们做过电话调查，发现主要有两类人，一类占多数，说是打个5折一次给就行了；另一类是最好分两期给70%，先给50%后给20%。我们开始报给珠海市的方案也是这样的，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又相对提高了。现在大多数选择的是第一种方案，我现在还差2000多万元，年底前应该可以解决。”
“现在我个人拿出上亿的钱已经不容易了，希望大家也能够理解。”
至于为什么定在这样一个时间来“还债”？
史玉柱认为，“我是有压力的，2000年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我就说过要在春节前把钱给还上，但是后来考虑到可能会对老百姓过春节造成不好影响，才改成了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由此，巨人史玉柱还钱的报道在各种新闻媒介上铺天盖地。一些网站还为此开辟专栏讨论史玉柱还钱之举，数百网友对史玉柱本人作出各种各样的评价，而多数人对其能够跌倒了再爬起来表示钦佩，并对史玉柱欠债还钱的行为给予正面评价——“史玉柱是真正的巨人”，“真正的英雄”，“是条汉子”。
第三节 重建信誉：史玉柱还钱风波(2)
还款行动开始后，两周内“90%的人找到了，来把钱拿走了。这里面有部分是一次性的，一部分是100%的方案，一部分是70%的方案。75%的人选了100%的方案，要分两次付，年底还要再付一次，这部分大概还涉及到2000万元左右。”史玉柱说。
2．“背着污点做不了大事”
理想主义在创业初期是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柱，如果没有现实有效的表达，单纯的理想主义就可能是另一个盲点。“希望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成功的企业家”的史玉柱用还钱来表达他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可是，史玉柱收购珠海巨人大厦楼花的事情被炒得沸沸扬扬，有人叫好，说“乌鸦这么黑，骗人钱财的那么多，史玉柱退钱算有良心”的同时，也有人说这是一个预谋，是史玉柱精心策划一个的炒作。因为大家欠钱都不喜欢还，有也不还，偏蹦出个好孩子史玉柱要还钱，于是众人大疑：这肯定是商业炒作。
炒作不应是个贬义词，比如大家选劳模，领导题词大家都向劳模学习，这就是炒作，是广告，是发布，是宣传——谁能说是贬义?而史玉柱的炒作是要付出代价的，史玉柱自称“以自身抵押借钱”，收购上亿元人民币的楼花，弄不好要终身为奴。
于是，在那段时间，史玉柱曾经自己戏言“还钱还成了罪人。”
2001年2月9日，当民间对史玉柱还钱举动议论愈演愈烈，争辩不绝于耳之时，史玉柱接受了《北京青年报》专访，在这篇以《我想站起来，背着污点做不了大事》的长篇专访中，史玉柱正面回答了这些天各种媒体上对他的种种报道和议论：
记者：你斥资上亿回购楼花还款百姓的事情炒得非常热闹，请问：还款百姓，究竟是善举还是为自己的公司、为自己树立良好的信誉形象？
史玉柱：我觉得两者不矛盾，是统一的，我不讳言两者都有。近日，经济学家发言批评我：你巨人公司没有“有限责任”四个字，说明你是个无限责任公司，你史玉柱本来就该还钱，没什么好宣扬的。我觉得很可笑，这位经济学家不懂“法”。1992年，巨人公司注册时还没有《公司法》，没有有限、无限责任之说。按照他们的观点来说，这钱你史玉柱本来就该还，逃都逃不掉的，你应该把本、息一块都还上，几年来造成的经济损失还上，精神损失也应该补上，我史玉柱个人借款1个多亿还老百姓的钱，还钱还成罪人？媒体如果总这样，我没办法，我无话可说。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我觉得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就是那段永远也无法忘记的刻骨铭心的经历。段永基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成功经验的总结多数是扭曲的，失败教训的总结才是正确的。
记者：为什么要还这些你本来可以不还的钱？在这个时代，这看上去太古典了。
史玉柱：因为我们坚信我们将来还是要做大事的。……背着污点做不了大事，谁都会说：“这个人把公司搞得一塌糊涂，欠老百姓钱也不还。”这样的话你将来什么事都干不了。
记者：就是说道义之外，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考虑。
史玉柱：一举两得。我尽了我应该尽的职责了，社会责任我尽到了，对我将来发展有好处，眼前我好像吃亏了，1个多亿现金我付出了，但是这个回报我觉得不止1个亿。
如果当初选择了破产，巨人集团就可以清算了事，今天的史玉柱也就可以不必用那么曲折的方式，通过第三方公司来还钱，他从脑白金上赚来的两亿元资本，完全可以给他带来更多的利润。
但史玉柱却作出了相反的选择。
“还钱是为了再站起来。”史玉柱用自己的话告诉了我们答案：一个是背着污点，没法做人；还有一个是，如果全额还帐，他要付出的就不是两个亿，而是15亿元。
现在社会的确存在着道德沦丧、信用低下的现象，那么多人欠了钱都当没事。史玉柱站出来还钱，着实是不多见。商界女名人张树新在一次电视台的节目中，给史玉柱出主意：这钱你可以不还，从法律角度看，有限责任公司只要申请破产，个人无需承担偿还的责任。
但是，中国加入WTO后，信用体系也在加速建立。没有信用的自然人和法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企业、个人的诚信水平事关重大。没有诚信，便难以利用真正的大的商业机会一展宏图。
而对于一个民营企业家来说，金钱和信誉都是重要的。但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史玉柱毫不犹豫地的选择了后者，即使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2001年2月，《解放日报》第4版。史玉柱在上面印了两个20多厘米见方的大字“感谢”。“感谢”下面，史玉柱发一通感慨：“十年前，巨人创造过辉煌；四年前，巨人跌入低谷；新世纪，巨人从上海复出；感谢上海优良的投资环境、良好的政策环境；感谢上海人民的厚爱。史玉柱真的重新站起来了。”
3．“还钱风波”的媒体效应
“新闻无小事，媒体无大小。”这是由“媒体共振规律”决定的：无论多么不起眼的媒体，只要是合法存在的，它的话语权不亚于任何一个主流的大媒体，因为在网络时代和新闻炒作的今天，只要一个媒体发难——即使那完完全全是一则虚假新闻——网上也会立即被转载传播。
第三节 重建信誉：史玉柱还钱风波(3)
商界借势升云，不花钱而借得媒体打响企业名气的最成功案例无疑由阿里巴巴的马云缔造。马云与其说是位眼光卓绝的商人，不如说是一位熟知媒体、大众心理反映的“心理学家”。这位在宣传策略上看似保守的IT新贵，也并没有逃过媒体异常灵敏的嗅觉，尤其是阿里巴巴反其道而为之的沉默更加激起了媒体的好奇心与窥视欲望。
1999年5月，杭州一媒体刊载了一篇标题为《想做全球贸易，阿里巴巴拒访》的短幅报道。阿里巴巴欲擒故纵、欲拒还羞的态度不由得吊起了更多媒体的胃口，阿里巴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形象也使众多新闻人按耐不住。
终于，海外媒体开始对马云表现出极大热情，第一个来到杭州的是美国的国际媒体《商业周刊》。而此前一言不发、金口难开的阿里巴巴也被《商业周刊》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紧接着便是早期英文版的《南华早报》。
当该刊记者在杭州一个居民区住宅里找到阿里巴巴，在记者惊异的目光中，阿里巴巴公司的场景被形容为“面积不大的住宅里挤着20多个员工，地上到处都是铺开的床单，空气里还有鞋子的味道。”记者当场惊讶得目瞪口呆！
托《商业周刊》的“福”，很快，马云和阿里巴巴就在欧美名声日隆，来自国外的点击率和会员呈爆增之势。就这样，马云不花一分一毫，却引来了无数媒体甚至是国际性媒体的争相报道。
虽然，史玉柱说，“2001年还钱的‘新闻’不是策划，至于全国媒体的报道也是被你们生逼出来的。不管外界怎么评价，其实说到底我不是太张扬的人，能回避就回避，尽量少接触，因为我现在没这个需要。”但“无心插柳柳成荫”，通过还钱之举，2001年上半年史玉柱还是成了全国上下、大江南北曝光率最高的名字之一，凭着还钱的举动，史玉柱还成功当选中央电视台评出的“2001年央视十大风云人物”，一时更是声名鹊起、轰动“武林”。
试想，如果将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都换算成广告版面的话，这个价格将远远超过史玉柱还钱所花出的一个亿。而知悉传媒和广告操作的人都知道，以新闻刊出的报道比之广告的传播效果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更何况，如果当初欠下的钱不还，不管史玉柱跑到上海还是北京甚至巴黎、纽约，也不管他依靠脑白金、黄金搭档或者其他产品赚得了再多的利润，也不管新的公司叫巨人投资或者健特或者其他名字，他的心灵将永远得不到安宁，他的行动将永远偷偷摸摸——只要他亮出史玉柱的名字，难保不会有债主找上门来。
这样来看，史玉柱还钱的策划就更加臻于完美——不仅解除了心头之痛，更重要的是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4．“泰山论剑”——史玉柱的民营企业的十三种“死法”
2001年2月15日，当还钱一事依旧余波未平时，还处于媒体聚光灯照射下的史玉柱在去参加“泰山会议”的飞机上列出了民营企业的“十三种死法”，并在“泰山论剑”中大吐苦水。
一直以来，史玉柱显然是把“泰山”当成了自己的“娘家”，自己的精神寄托。按照史玉柱自己的话说，在低谷的时候，“泰山”始终给了其很大的精神帮助和动力支撑。而今，史玉柱需要将这几年的情况对“泰山”做一个一五一十的交待。
想当初，史玉柱作为发起之一策划了“泰山论剑”——即“泰山产业研究院”，巨人集团曾承办了第二届年会，彼时的巨人正一片风光。
“泰山产业研究院”成立于1994年，这是一个非营利机构，每年召开一次例会，聚集了一批中国民营企业界的头面人物，其中包括段永基、柳传志、段永平、冯仑、卢志强、林荣强、郑耀文、远思和吴力等。顾问是吴敬琏和胡德平。段永基任理事长，柳传志任总裁，华贻芳是秘书长。
像武侠小说中千里独行侠般定期切磋武艺一样，这些“江湖大哥们”在“泰山论剑”中坐在一起共同探讨各自民营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交流信息、分析企业管理中的问题，并创造合作的机会。“泰山产业研究院”号召创造和合作，不谈政治，不谈宏观，只探讨企业发展和投资管理心得。开会是封闭式的，每个人不准带随从，不鼓励对外联系。每年由会员轮流做庄。
不过，在“巨人之灾”的那时候，在这个媒体报道不多的民企俱乐部形式的机构——泰山研究院，那些企业家们给史玉柱最难听的话是：你根本不了解企业运作。
这句话在这个有偏执性格的人身上起了巨大的发酵作用。史玉柱在5年前开始布局，开始为自己返回中国企业舞台而精心修炼企业资本链。既有战略性资金储备，也有对产业资金的控制，还有源源不断的市场融资渠道。
所以，即使在最艰难的1995、1996和1997年里，史玉柱每年都坚持参加泰山的例会。“1996年，在泰山举行的活动，主题是谈巨人的企业经营。当时巨人开始走下坡路，但外界还不知道，是我主动提出来，让大家讨论这个案例。”
“当时，大家说得很尖锐，说我违背了很多规律。相当于朋友对我的批斗会。当时自己确实头脑发热。但会上没有探讨怎么施以援手的问题，因为这个组织不鼓励。而且，我自己也不想害人，救活巨人的可能性太小了。”
第三节 重建信誉：史玉柱还钱风波(4)
从泰山研究院，史玉柱得到了精神支持和获得价值不菲的重新创业的经验，“这是我能够复出的重要条件。”史玉柱感叹过。
谈到对自己的帮助，史玉柱念念不忘的是其中的大佬柳传志和段永基。
联想主席柳传志是泰山产业研究院的院长，这个“泰山派”的掌门人向史玉柱传授了不少做企业的心法，比如什么样的企业文化是健康的、实用的。
在柳传志的启发下，史玉柱抛弃了巨人集团以前口号般空洞的企业文化，上海健特将实用性做为选择企业文化的首要条件，为了让企业文化能真正植根，史玉柱没少花费心思。
“说到做到”是“柳氏心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史玉柱把它移植到了自己再创业而建立的上海健特。
“现在，我允许分公司少报销售计划，但绝不许谁报多了没有完成。”史玉柱对记者说，“最初时，有好几个分公司领导因此一个月就被罚了十几万，如今‘说到做到’在公司内部已基本实现，公司内部的信用危机消除了。”
原四通总裁段永基则是泰山产业研究院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这次，他专门赶来为史玉柱名为“战胜挫折，走向成功”的座谈会做主持。
段永基在主持座谈会时，透露出对史玉柱实力的信任。段永基说，他曾一度打算收购史玉柱的原料供应厂，并由此得以知道史玉柱目前的销售规模和利润。
在这次会议上，史玉柱抛出了其“民营企业的十三种死法”。
“我粗粗地算了一下，要搞死一个民营企业，至少有十三种方法。”史玉柱说。
第一种死法是不正当竞争。“竞争对手如想整你，你在明处，他在暗处，很容易整死一个企业。诬告、打官司等破坏你的声誉，方法很多。”史玉柱现身说法道，“去年秋天，全国有一半省会城市的人大、政协突然每天都能接到有关脑白金产品的投诉，这导致销售受阻。经过调查，发现原来是有些竞争对手在每个城市都雇了几个人，这几个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写针对脑白金的投诉信。事情被发现后，投诉信随即就消失了。”
第二种死法是碰到恶意的“消费者”。史玉柱说他们曾碰到湖北有个人，身体某个地方骨质增生就怨厂家。
第三种死法是媒体的围剿。也许是对媒体至今还心有余悸的原因，史玉柱没有讲媒体在巨人当初倒下去时充当什么角色，而是举了银行的例子：“比如说媒体一旦围剿银行，银行运转再健康，它说你已经资不抵债了，储户只要去提钱，银行肯定完蛋。”
第四种死法是对产品的不客观报道。史玉柱认为，在药品和保健品领域里，任何一个产品都不可能100％有效，如果７０％至８０％有效就比较好了，如果90％有效，产品就称得上优秀，“如果媒体只报道10％无效的，产品马上完蛋。”这是因为，“在中国，说产品不好的时候，老百姓最容易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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