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的暗杀，持续的爆炸，不断的纵火，不断的破坏，造成日军重大的损失不算，军统人员和杜门子弟的英勇，简直吓破了皇军的胆，他们在占领大上海后，时时被袭击，处处遭暗害。一名宪兵补充队长高荚三郎生病住进自己的野战医院，居然被杜门中人下了毒药，毒发身死。两个日本间谍、“上海市政府”顾问池田正治和喜多昭次，大白天里在四马路望平里熙来攘往的人丛中散步，突然之间，砰砰两枪，立即倒卧于血泊之中。由于上海行动队的神出鬼没，种种英勇大胆的表现，使得上海敌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天到晚，坐卧不宁
。日本人终于发现，他们损失数万精兵，激战整三个月，将上海占领以后，反而寸步难移，行动不得自由，无数日本军民反而落入了阴风凄凄的死亡陷井。
第三部分管家万墨林被抓(1)
由于全民一致支持抗战，使军统局长戴笠起了一个构想，他要促使海内海外所有的洪门、青帮、理教，全部纳入一个重要组织，使遍布各地、不计其数的帮会中人，都能屹立在抗战的大旗之下，团结奋斗，献出他们庞大无比的潜伏力量。
他把这一个构想，说给杜月笙听，获得杜月笙的热烈支持。但是，为了便于进行起见，杜月笙又建议戴笠先从洪门青帮在香港的关系入手。于是，１９４０年夏，戴笠挽请吴铁城
出面，在香港请过一次客，香港洪门领袖如梅光培、客地青帮首脑杜月笙攀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一致出席，杯觞交错，一席尽饮，戴笠便以这一次漪欤盛哉的大宴会为基础，画出了中华民国人民行动委员会的蓝图。
为了成立“人民行动委员会”，杜月笙再度赴渝，这一回因为时间充裕，他没坐飞机，而是河内经昆明到达重庆。
这时，全国各地帮全领袖都已汇齐，山主、龙头、舵把子与大爷们齐集南温泉，成立大会，盛况空前，会中的洪门大爷们给杜月笙一份从所未有的殊荣，一致推举他为“一步登天”的总龙头。尽管杜月笙说他德薄能鲜，不敢接受，但是，最终还是坐上了第一把交椅。
由于帮会弟兄人多势壮，在全国每一角落里都有其影响，所以，自从杜月笙负实际领导责任以后，人民行动委员会确曾为国家民族做了不少事。譬如说协助役政人员推行兵役，发动各地人民救济难胞，以及捐献金钱，打游击以及从事种种地下工作，其中表现最突出的一幕是捐款献机，一次捐献飞机２０架，在重庆珊瑚坝机场举行的“献机典礼”曾构成８年抗战中一次情绪热烈、场面壮观的动人特写镜头。
当杜月笙在重庆干得轰轰烈烈，支持抗战工作，做来有声有色时，时间到了１９４０年１２月下旬，渝沪间的秘密电台，突然传来一个坏消息，万墨林在沧洲饭店门前，被汪精卫特工总部极斯斐尔路７６号的打手，横拖竖曳地捉了去，而且立即施以酷刑，老虎凳、辣椒水、烙铁板……打得他死去活来，体无完肤。上海来的急电说：像敌伪这么样狠的“做”他，万墨林熬不熬得过，撑不撑得住，大有疑问。
得到这个消息，杜月笙和戴笠大为震惊，极其焦灼。
因为问题不单是万墨林个人的生命安全，而是万墨林等于是重庆地下工作者在上海一地的总交通，倘使他一屈服，据实招供，中央在上海的各机构，大有一举摧毁之可能。于是，杜月笙、戴笠得讯以后，立即电知吴开先等人从速逃离住处，变更联络方式。同时，杜月笙心急如焚的匆匆返港，竭力设法营救万墨林。重庆和敌伪之间的地下工作血斗中，杜月笙又步入了一个金戈铁马、短兵相接的阶段。
万墨林是如何被抓的呢？原来，１９４０年后，１１月１９日，日本正式承认汪精卫伪政权，发表日、“满”、“华”共同宣言。这一天，汪记政府开张，群奸喜气洋洋，他们在上海邀了大批德义日轴心国家的外交使节、日军高级军官，乘“天马号”专车兴冲冲的赶赴南京捧场，参加签字典礼。于是，消息立刻经由上海秘密电台报到重庆。戴笠当即时决定，把这列专车炸掉，造成重大死伤，给汪精卫一次迎头打击，使他面上无光。
爆炸火车任务，由上海忠义救国军地下工作人员配合军统局苏州站联合执行。他们派出警卫，掩护爆破队，乘夜潜伏到苏州城外京沪铁路线上的李王庙，将地雷炸药埋藏在外跨塘附近的铁轨中间，引线长达３００公尺，一直通到一道茂密的树林之中，由詹宗象与薜尧负责按动电钮。
一切准备就绪后，上午９点钟，天马号专车风驰电掣般驶来，詹薛两勇士急忙将电钮按下，但听天崩地裂一声巨响，地雷爆发，威力奇大，天马专车在爆炸声中断腕决腹，血流盈野，哀呼惨叫之声令人不忍耳闻。这一次爆炸使全车的人不死即伤，损失惨重。天马号翮覆后，詹宗象和薛尧虽然知道目的已达到，可是他们胆子很壮，又穿出树林探看残敌，结果不幸被日军发现，密集扫射，中弹成仁。
这一次爆炸事件日方死了两名大佐、两名日本内阁的庆贺专员和情报员多人，还有德义使节及随车军队，死伤共达一百余人之多。爆炸消息传到南京，汪精卫大坍其台，狼狈万分，暗恨重庆地下工作人员过于辣手。这一破坏行动不仅使他触足霉头，而且使他尤为生气，所以，当重庆特工胡兰成向汪精卫建议：“特工除非将来废了，既不能废，便该直属‘元首’，如今极司斐尔路７６号的李士群归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兼特工委员会主席周佛海掌握，全世界各国都没有这样的先例。”
接着，他又进言撤销“特工委员会”，而且在“军事委员会”之下改设“调查统计局，”汪精卫在召见李士群后，不久扩充其机构，成立“调查统计部”。
汪精卫给李土群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取杜月笙的性命，同时打击并瓦解重庆地下工作人员在上海的活动。
李士群是一个狠角色，他豁达有胆略，跋扈而聪明，办事有条有理，他奉了汪精卫的密令，精神抖擞，双管齐下，他一面诱捕重庆和共产党派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者，忠义救国军的干部和杜门相关人物都是他下手的重点对象，于是，与汪伪政权做对的除奸勇士何行健、杨杰、林子江、王天木、苏成德、万里浪、唐惠民、朱文龙、马啸天等都相继落入他的陷阱，李士群对他们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终于使其中的意志薄弱者摇身一变，又成为了为虎作伥７６号的汉奸特工。第二步李士群决心东施效颦，他也要运用青帮力量，负责行动工作。但是，上海滩上有头有脸的青帮大亨，惟杜月笙为首是瞻，李士群拉不动，他只能退而求其次，拉到杜月笙好朋友季云卿的司机、门徒吴四宝，他千方百计把吴四宝拖进７６号，他和吴四宝结拜兄弟，派他当“警卫大队长”。
第三部分管家万墨林被抓(2)
对于汪“主席”当面交代他的谋刺杜月笙的任务，李士群自然不敢怠慢。他在７６号加强部署完成以后，设计先抓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
万墨林中计被绑于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２１日下午４点钟。
这时正值上海地下除奸工作的最高潮时期，国民党派有三位大员常驻上海，中央常务委
员蒋伯诚是中央的代表，吴开先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常委的身份负责实际领导责任，中央青年团的吴绍澍也在上海另设单位搜集情报。万墨林奉杜月笙之命，对这三位大员都要设法掩护，尽力协助。三位大员也都把他作为左右手，在交通、联络方面非万墨林不可。除此之外，万墨林还有一项更紧要的工作，那便是付钞票，戴笠借杜月笙之手不时拨钱给万墨林，上海的地下工作需要特别经费，执行者要到万墨林手上领取，有时候事前还得通知他一声：
“万先生，上面的命令要‘做’某人了。”
万墨林问好要多少钱，点过了头便去取，任务完成后领钱不误，经费不足，万墨林会进行调好，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朱升刺杀傅筱庵一案，由万墨林付讫工作费两万元，就是一例。
诱绑万墨林，李士群使的是“番虎伏窝”之计。
吴绍澍手下的一名情报员朱文龙早已暗中被李士群收买，李士群令朱文龙谎称自己已暴露身份的假情报，利用万墨林的秘密通话路线，跟万墨林连通三次电话，请他传递一项“极重要”的情报。万墨林因为风声太紧，不得不谨慎小心，他推托过两次，第三次则先约下午４时，临时再改晚间８点，会晤地点是华灯初上、行人如织的国际大饭店前门。这是大英地界，殊不料他绕行到朱文龙背后时才拍他的肩，四名大汉一拥而上，当众反解他的双手，把他捆了一个结实，万墨林立刻向附近站岗的美国宪兵大叫“救命！”美国宪兵跑过来干涉，７６号的人掏出英租界准予缉拿许可证，满街的人限睁睁看着万墨林被架上汽车，绝尘而去。
这时，杜月笙正在重庆，惊悉万墨林被抓的消息，急忙匆匆返港，一面急电吴开先等迁移住处，改变联络方式，一面分知恒社在沪同人，竭尽一切努力设法进行营救，他亲自电嘱徐采丞，要他从日本人方面下手，逼迫７６号放人。徐采丞原是史量才的重要干部，史量才被刺后才跟杜月笙、钱新之接近，曾以纺织业者参加上海地方协会，上海沦陷后，地方协会群龙无首，徐采丞于是在黄炎培下面做了秘书长，因此被人视为是杜月笙的驻沪代表。利用日本军政两方派系林立，又都喜欢跟中国大亨们勾勾搭搭的心埋，纵横捭阖，执行杜月笙交代的任务，专讨东洋人的便宜。
万墨林被关进７６号，辣椒水、老虎凳、雪里红诸般毒刑，统统用过，但是，他拼命咬紧牙关不招。否则，上海地下工作人员大有一网打尽的可能。然而，他能熬到什么时候，谁也不敢预料。要照一般情报员的配备，像他这样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交通联络”，牙齿缝里应该嵌进小毒药瓶，一旦被捉立刻咬破自杀，然而他又是杜月笙差遣的情报人员，当初谁也不便请他装上这个；第二个救急的办法便是遣人入狱，秘密将他处死灭口，这一着不必说杜月笙断乎不忍，即使他下了决心不惜大义灭亲，出碍于７６号得了万墨林就如获至宝，于是戒备森严，如逢大敌，谁能找得到下手的机会？
杜月笙忧急交并，他集中精力营救万墨林。然而汪精卫对他恨之入骨，他与李士群方面并无交情，于是，他暗渡陈仓，他和钱新之一道出面请李北涛前去南京，携带一份贵重的礼物。拜访周佛海，要他看在旧日交情份上保全万墨林，并且予以“优待”。
李北涛原先追随周作民，跟周佛海也有私交，他见到周佛海时，除了婉言请托外，也模拟杜月笙的口吻，软中透硬，叫他“识相”、“落槛”一点，杜月笙的势力这时依然弥漫大上海，甚至京沪沿线。临走之前，李北涛大言不惭地威胁说：“杜月笙的这桩大事摆不平，必然会影响将来你们的‘见面之情’。”
周佛海一生只忠于自己，利害得失一概只顾到自家为止，１９２７年他当共产党，被陈群捉住，险些送了性命，立即反水；往后他在南京做官，经常到上海吃喝玩乐，也曾身为杜门座上客。杜月笙的行情和潜力，他一向摸得很清楚。现在碰上杜月笙派李北涛来痛陈利害，几句话甩过去，他便打定了主意：从万墨林身上找线索，摧破重庆地下工作者这桩大功劳他宁可不要，杜月笙的面子却不能不买。李北清一走，他便一张条子飞到７６号：
“万墨林性命保全，并予优待。”
３天后，万墨林从阴风凄凄的７６号移转到四马路总巡捕房收押，总巡捕房的督察长刘绍奎不仅与杜门相关，而且归戴笠直接指挥。
得了“同志”刘绍奎的照顾，万墨林等于从地狱升入天堂，待遇极其优厚，而且多了脱逃的机会。李北涛顺利达成初步任务，他便留在上海，暗中策划买通日本人，把万墨林悄悄的送往香港。
但是，他处事机不密，李北涛的密谋被为周佛海获悉，他迅即采取行动，命７６号提回万墨林，乘夜快车押到南京。周佛海接见万墨林，先跟他开个玩笑，然后开门见山地说：
第三部分管家万墨林被抓(3)
“万墨林，你所做的事情自己明白。７６号的门进去容易出来难，使你释放很不简单。我此刻是买杜先生的面子，只要关节打通，我自会放你。我说话算数，你也要向我提出保证，从今以后莫再到处托人，增加我的困难，我请你安心地等好消息。”
万墨林拍胸脯答应了。从此，万墨林便南京关一阵，上海押一押，却是从来不拷、不打、不“骂”，不给他吃苦头。徐采丞一直都在千方百计找路子，１９４１年５月间，终于被
他找到了一条康庄大道，东北籍的国会议员金鼎勋跟日本人渊源甚深，杜月笙得讯以后，立即电告徐采丞从速进行。徐采丞邀同顾南群与朱东山，一同前往金家恳请金鼎勋设法帮忙放人，金鼎勋十分豪爽，一口答应帮忙。
金鼎勋走日本决策机构“兴亚院”这样高级路线，说服兴亚院的高等参谋冈田和一位相关巨商坂田，由坂田、冈田影响兴亚院，指使日本军方：
“皇军如需彻底统治上海，杜月笙有无法估计之利用价值，顷者犹在多方争取杜氏之际，汪政府特工羁押其亲戚既亲信万墨林，实为极其不智之举。”
至此，杜月笙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在兴亚院和日本军方的重大压力之下，亦即周佛海所谓的“关节打通”，万墨林终于获得开释。
第三部分撤离香港(1)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时，马尼拉、香港、新加坡都遭到日军袭击，泰国宣告投降。北平、上海、天津的英美驻军全被日军攻击后解除武装。这一天，是世界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日子。这时，杜月笙正在陪都重庆，但是，对于他来说，由于香港的失陷，和上海英、法两租界被日军侵入，两处地方的家人、亲友，门徒、学生一下子沦入魔掌，生死不明，焦急凄苦，恐惧紧张得不得了。这一夜，他通宵不眠，和戴笠寸步不离，筹思如何利用日军尚未占领的启德机场，派遣飞机，紧急救出那些人。
人多机少，这一纸名单的研拟，真是绞尽脑汁，煞费思量。
戴笠的一位好朋友“阿伍”是香港华侨，家资巨万，他早年学过航空，驾驶技术十分高明。１２月初，阿伍应戴笠之邀，飞赴重庆瞻仰抗战的司令塔、复兴中华圣地。太平洋战争突起，阿伍在重庆大为着急，因为他的大部分财产都存在香港银行，他赶不回去，百万家财必然会被日军劫收，全部家当付之东流，于是这天纵然戴笠在百忙之中，阿伍仍然不顾一切的缠住他，一定要戴笠设法让他回香港。
灵机一动，戴笠当着杜月笙的面，告诉阿伍说：
“好的，我设法替你弄一架飞机，由你自己驾驶去香港。飞机落地，你便把飞机交给中国航空公司，我会请他们派驾驶员飞回重庆，不过请你注意，我是要用这架飞机接运香港方面紧要的人。”
杜月笙对这一主意赞不绝口，戴笠这个办法不但两全其美，而且快刀斩乱麻解决了很多问题，以当时香港情势的危急、秩序的混乱，航空公司未必会有人肯去。何况，阿伍驾驶技术之优良，又是熟悉他的人所一致公认的。
飞机一去接回哪些人呢？杜公馆人太多了，杜月笙脸色苍白，咬紧牙关，他毅然决然地对戴笠说：
“凡是我的人，暂不考虑。”
戴笠抬起头来望杜月笙一眼，见他似已下定了决心，于是便不再多说，他开始振笔直写，两人有商有量的决定了先行救出陶希圣、颜惠庆、许祟智、陈济棠、李福林、王新衡……等人。
名单决定，便立刻打电报，请中国航空公司分别通知名单内的各人，应于１２月９日中午以前赶到机场集中，等阿伍驾驶来的飞机一到，换驾驶员马上起飞。
从１２月８日夜，到９日傍晚，杜月笙不眠不休，好不容易等到了专机安然返渝的消息，却是大出意外，昨夜拟订名单该接的人一个也没有来。
被这架飞机载运回来的，当然也是必须抢运脱险的重要人物，但是，跟杜、戴所拟名单上的诸人面目全非，名单所列者毫无问题的全部陷敌，但是，陶希圣、李济琛、颜惠庆等一个个下落不明，音信杳然。
该接的没有接来，杜月笙绕室彷徨，夜不兴寐，他一面想尽方法打通一条通路，利用人民行动委虽会的关系，将从重庆到香港，中间如贵阳、桂林、韶关、龙川、沙鱼涌、大埔，迢遥数千里的一条路上帮会首脑，绿林侠盗全部动员起来，安排一条康庄大道，计划从敌人的虎口中救出这一批要紧的人，以及姚夫人、杜维藩他所有的杜门相关人员。
另一方面，杜月笙向戴笠建议，提供了疯狂大胆，而且乍看起来断无可能的计划。他要透过他的驻沪私人代表徐采丞，向日军上海特务机关堂而皇之地提出：沧落香港的许多朋友，都是杜月笙一再恳商拖出来的，如今因为香港起变，他们仓卒来不及安全撤离，这帮朋友在香港面临日军搜捕、暴民劫掠，尤其粮缺声中，三餐不继，可以说是陷于绝境，去死不远。杜月笙宁死不能对不起朋友，所以，日本人如果欣赏杜月笙讲这个义气，帮杜月笙救这些好友，他将派徐采丞包一艘轮船，从上海直驶香港，把杜月笙的朋友们接回上海，住进日本势力还没侵入的法租界，以使杜月笙能够实践诺言，全始全终继续对这帮人有所照料。
戴笠晓得日本方面有那么一批人，对于杜月笙的幻想一直未曾破灭，而徐采丞和日本驻沪陆军部部长川本之流私交很好，杜月笙慷慨义烈的此一表示，经过徐采丞的穿针引线，运用日本统治当局的矛盾分歧，这个计划可能会通得过。因此，他本人表示赞成，再经过杜、戴两人分向有关方面解释说明，一月底，杜月笙便给徐采丞去了一封密电，授计与他，叫他火速进行。
这又是抗战史中的一个奇迹。经过徐采丞的巧妙运用，竭力奔走，杜月笙疯狂大胆的计划居然获得日本特务“梅”机关的暗中支持，逐步的付诸实现。２月３日，徐采丞借到一架日本军机，由上海直飞香港，代表杜月笙安慰滞港诸亲友，他随身带了不少的钱，他要亲自安排杜门亲友逃离香港。行前，他已包好了一艘轮船，驶往香港负责接运。
在这时侯，滞港杜门亲友业已有人得到了消息，他们奔走相告，口耳相传，在风声鹤唳、一夕数惊之中，这些人原已觉得无望，准备束手待毙。杜先生派船来接的消息一到，真是绝处逢生，雀跃不已。可是其中还有波折，日本军机中途发生故障，徐采丞被迫降落台北，３日后修理好了，才续航南飞。这３天的音信中断使杜门亲友望眼欲穿，魂梦为劳，无缘无故多受了不少的罪。
第三部分撤离香港(2)
２月６日，徐采丞专机抵达香港，他抵港以后立即驱车分访杜门亲友，给以紧急救济并且报告佳音，专轮准备于２月８日驶抵香港，他请各人早日收拾行装，准备动身。
经过一艘专轮救出人间地狱、海上危城香港的，计有颜惠庆、陈友仁、曾毓凭、李思浩、唐寿民、林康侯、刘放园、潘仰尧等一干耆宿名流，和杜门亲友，苏州同乡，为数多达三百人，其中有不少人平安抵达上海法租界后，继续接受杜月笙的资助。
经由香港、出深圳紧急抢救的，包括陶希圣、蒋伯诚、陈策、顾嘉棠，芮庆荣、杨克天、姚玉兰、杜维藩、胡叙五等人。他们从香港沦陷以后便东逃西散，吃足苦头，陶希圣一家搬到了弥登道黄医生家后楼的一间房、蒋伯诚躲进了九龙饭店，一天日本军队气势汹汹地前来搜查，把每个房间里的宿客逐一喊出来检查，临到蒋伯诚，日本人问他是干什么的？情急智生，蒋伯诚便指着他经常备有的大包，大声答道：
“我贩西药。”
杜维藩带着两个儿子在香港，徐采丞的专轮到了，他两个儿子便交由徐采丞带回上海去，他自己不敢回上海，香港陷落那天他还在交通银行办公，轮渡一断他回不了九龙，起先躲在花园台吕光家里，后来又与杨克天睡在告罗士打的走廊上。
王新衡是日军最大的目标之一，他没有顺利搭机离港，却得了“阿伍”的协助，阿伍有一个弟弟在香港政府管渔民，在香港失陷后王新衡便化装渡海避在永安保险公司做事的一位郭姓人家，他往后的行动和脱走，一直都由香港渔民掩护。
杜夫人姚玉兰在最后一架飞机离开香港起飞以后，得到她闺中密友一只电话，告诉她说给她留了一个空位子，要走就快点来，姚玉兰回复她的惟有一声苦笑，她说：“我这边人多着呢，何况杜先生交代了我不少事情，譬如说陶希圣不曾脱险，我就不能走。”
在香港，杜月笙依然目标显著，风险极大，日本人可能下毒手，香港饥民暴徒说不定也动上杜公馆的脑筋，但是别人可以暂避，姚玉兰却寸步不容稍离，因为她一走开全香港的杜门相关人物就无法通讯联络，因此姚玉兰决心不避也不走，她要死守大本营。难得的是杨虎夫人陈华慷慨尚义，自愿陪伴姚玉兰和她同生死共患难，姚玉兰感动得热泪沾襟，她问陈华说：
“从今以后咱们俩命运相连，但愿你跟着我，能够死得不冤。”
幸亏有姚玉兰硬起头皮，咬紧牙关，死守柯士甸道不去，东躲西藏的杜门中人，才有了一个希望不浅的联络中心。
徐采丞的专轮驶来，一批批的相关人物陆续逃离香港，辗转抵达重庆。如果投有杜公馆居中联络，分别通知。可能杜月笙、戴笠、徐采丞在渝沪两地用尽心机，煞费气力，其结果也是化为泡影。
香港撤退，杜月笙先公后私，先友好而后家眷，他为了顾全信义宁可牺牲妻子儿女。
这时由于日军占领了香港，渝港之间消息中断，在港的杜门众人开始设法自救，首先推派杜氏门徒陆增福，拎着脑袋去探路。陆增福历经千辛万苦，受过重重灾难，好不容易穿过危险地带抵达惠阳，他立刻发了一封长电禀报在重庆的杜月笙。这时，杜月笙已因忧急相并，心力交瘁，在病榻躺了多日，得到陆增福的这一个电报，他一跃而起，欢声地说：
“路摸通了，火速叫他们准备动身。”
开路先锋陆增福打过了头阵，第二批走的便是顾嘉裳与芮庆荣。这两位杜门大将在江湖上名声响亮。而且不分文的武的他们都有一套。但是他们还是“摸”着走，一步一步为营，时时小心。结果，顾、芮两位大将果告顺利完成征尘。消息传来，在香港的落难者大为振奋，他们开始集合成队，一一登程，姚玉兰、陈华同行洪门中人闻听是杜夫人给足了她面子，杨虎在广东工作时间很久，他又是中国海员的领袖，杨夫人的招牌亮出，也到处顺利无阻。在香港，洪门头脑为杜、杨两夫人谋到了奇货可居的日本军民政部发给“还乡证”。两位贵夫人化妆为广东乡间女子，蓬头垢面，粗衣粗服，姚玉兰化名王陈氏，推脱回一趟兴宁家乡，“还乡证”明文规定，三日之后不回香港，抓到了便要“军法从事”。
两位夫人带了随从佣妇，在洪门弟兄暗中保护之下，通过关卡，踏上广东省境，她们沿东江西上，一路吃的苦头和遇见形形色色的怪事罄竹难书，幸好平安无事抵达桂林。随后，千辛万苦在阴历大年初三那天抵达重庆。
杜月笙欢天喜地把姚玉兰迎到汪山。为了纪念一生之中这一次不平凡的旅程，姚玉兰穿上携来的乡间妇女衣服，再施原有的化妆，而在汪山附近拣一处极与粤西途中相似的背境，拍了两张照片。
第四部分胜利还乡，迎头却遭一击(1)
１９４５年８月５日，日本宣布投降。
当杜月笙听到大喜讯时，他正和戴笠在浙江西部的淳安。原来，杜月笙正和老朋友戴笠受蒋介石的委托在东南一带运送棉纱，准备接应盟军登陆，配合国军反攻。淳安成为光复上海的指挥部。
但是，当杜月笙知道日本人投降的消息时已是他进驻淳安的第２７天，亦即离开重庆东来的第４５日，８月１５日星期五，天气晴朗，将近午夜，已经就寝睡觉的人，突然被劈劈啪啪的鞭炮，夹着人语喧哗吵醒，乍听见哨杂声浪时，还吃了一惊，待到听到街头有人欢呼，才知道这是望眼欲穿的胜利来临，于是众人纷纷披衣起床，争相走告。杜月笙的一支人马全都集中在他房间里，有人在笑，有人鼓掌，有人直说“恭喜，恭喜！”但是也有人保持审慎态度，不敢轻易相信，他们之中有人说：
“戴先生呢？要问过了他才可以确信啊。”
这时又有人说：
“戴先生碰巧不在淳安，依我看，还是等着明天天亮看《东南日报》吧！”
顾嘉棠声音洪亮，快人快语，他正在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就怕有人迟迟不信，扫了他的兴，他一拍大腿说：
“淳安人不是憨大，深更半夜哪会得瞎放鞭炮，欢呼胜利！就讲不是东洋萝卜头投降，至少也是前线打了大胜仗！喏，我早晓得有这一天，从重庆带来两瓶三星白兰地，我去拿出来，大家痛饮三杯！”
说罢，他起身入内取酒，酒拿来，他又郑重其事地向大家说：
“这两瓶酒是专为庆祝胜利喝的，要么就通通喝光，否则我不打开！”
大家正在兴高采烈，于是七嘴八舌地嚷喊：
“当然，当然，我们一定喝光！”
谁知顾嘉棠这一句话，其意不是众人。他一面开酒，一面眼睛望着杜月笙说：
“月笙哥，侬哪能不喝点？”
这便有点强人之所难了，杜月笙不怎么会喝酒，也不喜欢，中年以后，更是节制得很，而自从高、陶事件飞行高空得了气喘重症，他更是“性命要紧”，滴酒不闻。如今抗日胜利，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这是每个中国人人生欢乐的最高潮，一辈子里最值得纪念的一刹那，顾嘉棠要他破一回例，开一次戒，杜月笙怎好意思拒绝？
于是，他笑容可掬，兴致勃勃地说：
“好，给我倒半杯！”
这一来，众人的兴致更高，欢呼雀跃，连声地喊：“干了！干了！”
喜讯、佳音、美酒、良辰，人人开怀，个个畅饮。两瓶酒喝光，又有人随时献出珍品宝藏……
杜月笙很久酒不沾唇，这胜利之夜的半杯酒竟喝得他头昏眼花很不舒服，直想睡觉，众人怕他体弱吃不消，劝他去睡，但他又勉力支持了一会儿，才由徐道生敲腿，服侍他沉沉入眠。以后他说：
“抗战胜利那天夜里，半杯白兰地，使我吃醉了，睡了很香很甜的一觉。”
８月１５日，戴笠和美国特工情报官员梅乐斯在联袂返回淳安，这时，戴笠和杜月笙部下混合编组而成的忠义救国军已经从上海近郊纷纷向市区推进。
８月２０日，戴笠和杜月笙关门密商了几个小时，最后，房间一开，杜月笙便兴冲冲地宣布：“上海方面，安全已无问题，从现在起，大家可以着手包雇船只，整理行装，以便早日登程。”
他这么一说，随行各人喜出望外，不觉拍手欢呼，雀跃起来。
２３日，船雇好了，是一艘新下水的交通船，船名“健飞１７号”，拖船三艘，两大一小。杜月笙一行一直等到８月２９日，先后获悉已经先行的弟子吴绍澍、陆京士都已分别安抵上海滩，才从淳安西庙后的河边启碇。杜月笙在淳安，一共住了４６天，在胜利喜讯传来１９日后。一行同行者共３０人，除杜月笙一行，还有军统局人员８位和武装卫队，浩浩荡荡地向着上海出发了。
９月１日就可以到达一别八九年的杭州了。
杜月笙一行一路风光体面，热闹非凡地到达杭州。下午两点多钟过钱塘江大桥，大队船只正要过桥入杭，斜刺里钻出几个日本哨兵，叽哩瓜拉讲东洋话，拦住杜月笙等不许通过。这一意外使杜月笙大为不悦。抗战胜利，刚刚踏上新光复的国土，便触霉头，撞上蛮不讲理的敌军，他脸色铁青，挥挥手示意派人办交涉。
一会儿交涉办好了，日本军官亲自前来道歉，并且一路陪侍护送杜月笙一行通过警戒线，直抵南星第一码头，然后才作九十度的鞠躬而退，杜月笙一行舍舟登陆，西湖美景已经在望了。
杜月笙原定杭州一宿，便赴上海，可是西子之滨，应酬太多，尤其是上海滩远道来迎的人，诸如徐采丞，朱文德等都已先行抵达，还有许多要紧事商谈。上海人听说杜先生凯旋归来了，欢欣鼓舞，兴高采烈，许多徒子、徒孙如痴如狂，要举行盛大热烈的欢迎会。各界友好商量筹备了好多天，上海人将万人空巷，齐集上海北站目睹一别８年的杜先生风采，并且他们还要在通衢大道，北站附近，搭起一座座的七彩牌楼，表示对杜先生的衷心爱戴和拥护。杜月笙一听就眉头紧皱，断然说：
“那怎么可以！我杜月笙不过区区一名老百姓，杜月笙回上海，大家要搭牌楼，那将来中央大员陆续地来，又如何欢迎去？”
第四部分胜利还乡，迎头却遭一击(2)
为了表示他的心意坚决，杜月笙临时决定在杭州多留一天，改在９月３日动身才返回上海，一日之夜，由老朋友、大汉奸、伪浙江省主席，先已接洽投效军统的丁默邨为他接风洗尘。杜月笙一行人马全部投宿住在了西冷饭店又吃又喝。
自从抵达淳安以后，一直都是夏日艳阳大晴天，但是，９月１日在杭州，却下了一场阵雨，９月３日，杜月笙一行人搭乘沪杭甬铁路专车凯旋上海，偏偏又是个细雨纷纷的黄霉天
。
然而，一上专车，杜月笙就获得准确消息，吴绍澍当了上海副市长、三青团书记、连社会局局长一席都被他兼任了，杜月笙心中难免起阵阵阴霾。吴绍澍自返上海，音讯全无，连极普通的问候函也不一见，他升拜要职，杜月笙事先也一无所知，上海前来迎接他的众人之中也没有一个和吴绍澍有关系的。至于其他人则可能是太忙疏忽了，但是作为弟子，吴绍澍便绝不该是这样呀！凡此种种使杜月笙在鼓轮疾进时，心惴惴然，而且越来越紧，在车中他显得神色不宁，心事重重。
不祥之感竟成为事实。正当同车众人兴冲冲，喜洋洋，准备跟着杜先生接受上海滩盛况空前的热烈欢迎场面时，专车驶入了上海市。抵达梅陇镇时，专车忽然减速停车，随即先上来两位通信报讯的人。他们不及寒暄，向杜月笙附耳密语，一听之下，杜月笙不由脸色大变。
同车随行诸人见状，顿时就犹如“分开八片头顶骨，浇下一盆冷水来”，一个个惊诧错愕，面面相觑。然而发生了什么事，杜月笙却没有说，匆匆赶来报讯的人悄然落座，神情严肃，这更令人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不久，车抵梵皇渡，然后停下来了，众人随着杜月笙下车，整个场面风雨凄凄，一片萧索，站上也有不少亲友迎接，但是强颜欢笑显然掩遮不了面容沉重———这是怎么一回事？随行人员更是疑惑不解，在梵皇渡车站迎候的人很可能与梅陇上车的人一样事先晓得了什么秘密，否则的话，哪能这么凑巧？
盛大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变而为冷冷清清。本来杜月笙不上北站就在梵皇渡下车就令人迷惑不解了，更使人惊讶的是杜月笙到了上海竟不回家，他不去华格臬路，也不上１８层楼，更不到杜美路大厦，出人意外的，他要先到爱文义路顾嘉棠家中先住一晚。
一切来得如此突然，一切又是这般诡秘，随行人员不敢多问，一个个心中却是惴惴不安。杜月笙面色不好，推说疲倦，先进了顾家客房休息。他刚一离开客厅，于是嗡嗡之声四起。众人惊问究竟出了什么事体，经过在上海的人详细一说，他们无不瞠目结舌，然而接下来便怒目切齿，破口大骂。
原来是当今上海第一新贵，由杜月笙及杜门中人一手提拔，足足喊了十年“先生”、“夫子大人”、“师座”的吴绍澍捣鬼。他当上了上海副市长，于是眼珠子插上额骨头，“叛”性大发，杜月笙８年抗战还不曾回到上海，他已将师门列为第一个要打倒的对象。
上海的名流闻人和杜月笙的徒子、徒孙被吴绍澍弄得莫名其妙。正当他们欢天喜地的搭牌楼，换衣裳，筹备大会，安排酒席，打算齐赴上海北站欢迎期盼已久的杜先生时，忽然在北站附近，贴出了匿名传单和大字标语。传单对杜月笙大肆攻击。标语千篇一律为“三段论”，诸如“打倒恶势力！”“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因而再喊出“打倒杜月笙！”
８年抗战，杜月笙立尽了功劳，现在抗战胜利了他满怀兴奋，一团欢喜地回乡，却落成这般凄凉光景！这个打击太意外了，杜月笙深深地思考，想把这突然的变化摸它一个来龙去脉。牌楼之拆，标语之贴，加上副市长、学生子吴绍澍始终没来迎接，杜月笙怀疑的箭头直接指向这位曾经投共后又反水惯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新贵。但是，现在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杜月笙百思不得其解。
杜月笙很想借在顾嘉棠的家里清静一下的时间，细细找到问题的症结；但是至亲好友，８年离别，渴望一见，因此爱文义路顾公馆门前依旧冠盖云集，人潮如涌。杜月笙便不得不打点精神，强扮笑脸，一一接待应酬。白天，有接收人员、各界友好登门拜访；夜晚，一些落过水的汉奸国贼自知国法尊严，罪无可逃，在走投无路时，或者自己亲来，或派遣家眷代表，深夜求访，恳求杜先生为他们出出主意，想个办法。于是顾家门前来人络绎不绝。这样杜月笙没有思考的闲暇，而且弄得精神体力应付不来，只好叫几名得力的弟子，代为迎宾送客。
访客电话一天到晚走马灯似的响个不停，接起这个刚放下，那个又响起；其实，杜月笙最想见的，还是吴绍澍的名片，最想听的是吴绍澍的电话。因为他想不出吴绍澍打击他的道理，便只有巴望由吴绍澍来亲自解释，略加说明。然而，自９月３日往后到４日、５日，吴绍澍却始终不曾出现。
９月７号，一方面是门庭如市，诸般寒喧；一方面则满腹愁苦，焦灼紧张。正当座上客已满时，外间来报，吴绍澍、吴副市长亲自来拜访，杜月笙一听，大喜过望，马上起身迎接吴绍澍，谁知吴绍澍像是变了一个人，他态度倨傲，不苟言笑，跟杜月笙敷衍了三言两语门面话，不等杜月笙吐露心曲，一探口音，他便昂昂然说是还有公事要办理，也不容杜月笙有留客的机会，立即告辞而去。
第四部分胜利还乡，迎头却遭一击(3)
吴绍澍公然向杜月笙挑战，又当众给杜月笙难堪，杜门中人一个个气愤填膺，人人破口大骂，都说吴绍澍欺师灭祖，忘恩负义。
“小人得志发癫狂，实在是欺人太甚！”
顾嘉棠、叶焯山、高兰生等人莫不怒眦几裂，揎拳掳臂，扬言不怕上刀山，下油锅，非
跟吴绍澍拼命，出了这口恶气不可。恒社子弟、各界友好也无不气忿难平，口口声声要找吴绍澍理论，他若再狂妄下去，恒社弟兄也要跟他别别苗头，轧足出个输赢。
但是杜月笙除了苦笑之外，再三阻止左右亲信，不要情绪冲动，他告诉大家说：
“不忙，我自有应付的办法。”
顾嘉棠却握拳挥爪，愤愤地说：
“吴绍澍这个赤佬，是给月笙哥磕过头拜先生的，欺师灭祖，照江湖规矩就该处死！月笙哥，该把他的拜师帖子寻出来，让我拿去跟他算账！”
这一句话提醒了杜月笙，他回答说算账不必，帖子是该找出来，那上面开得有吴绍澍的祖宗三代，还有“永遵训诲”的誓言，寻出拜师帖，必要时可以向吴绍澍摊牌，这是杜月笙一大自卫武器。因此他立刻命人打开保存拜师帖的保险箱，一包包的大红帖取来，可是越找越心慌，上千份拜帅帖一份不缺，独独少了吴绍澍的那一张。
这一下，杜月笙瞠目结舌，百思不得其解，顾嘉棠却雷霆大发，暴跳如雷，他怒不可抑，高声咆哮：“这一定是吴绍澍买通内线，将他那份拜师帖偷出去了。”
于是，杜月笙也气得脸孔铁青，簌簌发抖，杜门出了内奸，这是从所未有之事。在场的人，无不咬牙切齿，顿足大骂，顾嘉棠跳起来厉声地说：
“三天之内，我非杀了这个吃里扒外的内贼不可！”
他这话一出，势将有人要人头落地，于是杜公馆人心惶惶，风声鹤唳，气氛之恐怖紧张，空前绝后。然而，两三天后，杜月笙又不忍看见他的左右一个个惊慌失措，惴惴自危，便亲自去对顾嘉棠说：“家丑不可外扬，纵有小吊码子也只好放他一马，免却全家不得安宁，传出去反而给吴绍澍幸灾乐祸。”
依顾嘉棠的性子他如何肯依，于是杜月笙百般劝他，说到最后，顾嘉棠不忍违了月笙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愿，只好罢休了。
家里的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下来了。杜月笙沉思默想，吴绍澍苦苦与自己作对，理由究竟何在？他是否有背景，受人指使？在做他人的工具？他所得的结论是：吴绍澍志大才疏，野心勃勃，抗战胜利，列强间的不平等条约一概取消，租界不复存在，整个上海滩都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上海金融工商的极大潜力，吴绍澍掌握了上海滩党、政、团多方面的权力，他要在上海滩趾高气扬，君临一切，必须要把上海滩上势力最大的杜月笙打倒。
有了对吴绍澍的认识，杜月笙于是决定了自己应付的方针。吴绍澍在上海滩上欲与天齐，杜月笙便韬光养晦，甘愿回避，他连自己的家都不回去，躲在顾嘉棠家长期作客。不仅如此，杜月笙还做到在公开场合绝不抛头露面。
为了表示他有退让归隐的决心，他还在上海各报大登广告，不借将自己在抗战８年期间，放弃一切，冒险逃出上海，出钱出力的许许多多功勋劳绩一字不提，反而谦冲自抑地说：
“天河洗甲，故土遄归，自维无补时艰，转觉近乡情怯！”
最后，上海市民在北站的盛大欢迎，他躲过了，各界人士争相筹办的欢迎之宴，他一一谢绝。他不问世事做得非常彻底，连上海市商会的聚餐，他也托故不去参加。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不论是什么人，在杜月笙面前提起吴绍澍，他不但绝无怨言，反而声声赞誉，满口推许。
这时，杜月笙对吴绍澍的做法是：
你要进取，我便退让，你要风光，我便隐晦，你要君临上海滩，我便乐为在你统治之下的顺民，杜月笙的做法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了。然而，吴绍澍也不是傻瓜，知道杜月笙也不是轻易就会服输的人，于是蛇打七寸，要对杜月笙下狠手，直到置他死地为止。
于是，杜月笙越让，吴绍澍越凶，散散传单，贴贴标语意还不行，吴绍澍更进一步插足新闻界，创办《正言报》，用《正言报》这一大众传播工具发动舆论，对杜月笙展开持续不断、愈演愈烈的攻击。以“打倒恶势力”为主题的社论，开始有计划的逐日发表，传播，一时间《正言报》成为吴绍澍最有力的武器，他似乎抱定了决心，一定要打倒杜月笙。
是可忍，熟不可忍？这个问题开始在杜月笙的左右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但是，杜月笙并不理会它。
结果，戴笠又来到了上海，他听说吴绍澍气焰万丈，翻脸不认师门，而且明里暗底以杜月笙为假想敌，对杜月笙横施打击，他义愤填腐，懑忿不平，发了一次大脾气。但是，吴绍澍自以为他已在上海滩地位牢靠，莫说是戴笠，就是一些党国元老、院部首长，他也不放在眼睛骨里。因此，他对戴笠冷眼睥睨，爱理不理。
吴绍澍集中全力攻击杜月笙，杜月笙深居简出，杜月笙的势力在上海滩上暂时销声匿迹。吴绍澍自以为得计，但是，他却忽略了大上海五方杂处，派系林立，从上海开埠以来，自古到今从没一人能把上海统一起来，杜月笙和大上海血脉互通，息息相关，他从“河滨里的泥鳅熬到跳龙门的鲤鱼”，数十年奋斗努力，广结人缘，他在上海滩的地位不可能毁之于一夕一朝。终于，不可一世的吴绍澍作茧自缚，他的一项罪证确凿的贪污巨案，犯在杜月笙的至友、心狠手辣的戴笠手里。
第四部分胜利还乡，迎头却遭一击(4)
抗战胜利后，上海滩上第一件疑案是邵式军弃家潜逃，通过封锁跑到中共的新四军那里去了。邵式军在爱棠路的那幢华宅是由吴韶澍接收，而且便成为“中国国民党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所，国民党上海执委会的主任委员就是吴绍澍。
邵式军曾任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一下子跑到了新四军那去了，军统却发了急，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邵式军的发妻，请她出来提供资料与线索。邵式军太太先是说不出个所以然，
只是交代说她家里满载金银财宝和各种钞票的巨型保险箱有４只。军统局人员问她：“可否记得４只保险箱里所有宝藏的品类和数目？”
邵式军太太说：“这有何难，请给我纸笔，我可以立时立刻开出各保险箱里的明细清单。”
纸与笔取来，邵式军太太便不假思索，振笔直书，她马上开出了各保险箱里的明细清单，根据她所开的单子，４只巨型保险箱，第一只放的是黄金若干条，第二只则为美钞多少万，第三只装钻石珠宝各多少，价值几亿，第四只装的是如今几同废纸的日本国家债券。
办案人员接下来，逼问邵式军太太：“邵式军是如何逃到新四军那边去的？”
邵式军太太开始不说，军统人员掏出黑溜溜的手枪往桌上一摆，她马上坦白：“那是有‘交换条件’的……”
原来，吴绍澍自前门进来接收，却把邵式军从后门悄悄放走。条件是什么呢？邵式军绝不泄漏财产被吴绍澍“劫收”了多少的真相。
戴笠获报大喜，他不惜采取“打老虎”的激烈行动，当夜派出大批忠义救国军，封锁爱棠路，并且饬令亲信毛森等彻底搜查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这一搜的结果，是４只巨型保险箱，其中已有３只箱门破坏，内中空空如也，邵式军太太所开列的财物清单，大批的金条、美钞、钻石珠宝荡然无存，第４只经邵式军太太列明贮有日本老头票、公债券若干万元的保险箱则牢牢锁住，完好如新。
搜查人员先把邵式军太太所开的第四张消单，遍示众人，予以公开，然后通电流，炸开保险箱门，取出内中一叠叠的老头票和日本国家债券，一一清点，竟和邵式军太太的清单丝毫不差。
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三只巨型保险箱里的亿万资财全被吴绍澍阴谋窃占，据为己有了！
敌伪财产之整理与处置，是戴笠职务范围的，于是，他马上列举证据，呈报蒋介石。最高当局的批示即来到：“严予查办。”
吴绍澍高高地置身云端，一个斤斗倒栽下来，他心慌意乱，情急无奈，于是满面愁容，一改常态，他的保险汽车不再绕杜美路而过，天天降下身份到杜美路求见戴笠。这时，戴笠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他置之不理，不屑一见，直到听说吴绍澍急得没办法，想飞往重庆上下打点，戴笠才让吴绍澍堆满一脸的谄笑、奴颜屈膝地走进他的会客厅。
当着好些军统局重要人员的面，戴笠捺住性子，听着吴韶澍的苦苦求情：“只求保全颜面，请戴先生免予究办。”
最后，戴笠脸色一沉，大声叱喝：
“像你这种人，我为什么不办？”
于是吴绍澍再求戴笠法外施仁，准许他由上海飞重庆，向他的上司自行请罪。
戴笠断然拒绝，他吩咐左右：
“通知各航空公司，不许卖票给吴绍澍。”
至此，吴绍澍求告无望，面如土灰，他搭讪辞出，静候法办。
第四部分报了仇，戴笠却死了
不久重庆的中央电令就来了，先是免了吴绍澍副市长的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上海市社会局局长，而以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员吴开先继任。杜月笙闻讯终于放下了心头上的一块巨石，对好友戴笠充满了感激之情，然而，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７日，一件更沉重的打击临到了杜月笙的头上。
原来，抗战胜利后，戴笠仆仆风尘，往返奔走于新光复的各大都市，指挥缉捕汉奸工作
，紧张忙碌得不得了。
３月初，军统局在北平设立特警部，举办特警班第７期，招收学员７５３人，戴笠自兼主任。北平班开训，戴笠亲自到北平主持典礼，这时，他接到了军委会的命令：把军统局掌管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中美训练班的教导营，以及交通巡察处所属的各交通巡察部队合并编为１７个交通警察总队、一个直属大队，并且成立交通警察总局，各名上直隶交通部，实际则仍由军统局督导，派往全国各交通路线，负责阻挠共军侵袭，维护交通安全。
这是一件繁杂艰巨的大事，戴笠发出指示，派吉章简为交通警察总局局长，马志超、徐志道为副局长。几支部队的人马达到６４４０２人，戴笠做了初步的计划，准备回重庆去加以部署，３月１７日便由北平起飞，先到上海，然后转飞重庆。
戴笠坐的是航委会２２２号专机，随行者有军统局处长龚仙舫、专员金玉坡、翻译官马佩衡、译电员周在鸿、副官徐燊、卫士曹纪华、何启义。从上到下，都是杜公馆的常客，杜月笙都很熟识，甚至非常要好。
戴笠的专机飞到青岛，降落休息，这时驾驶员接获气象报告，上海附近气候恶劣，能见度太差，无法飞往。戴笠听后眉头一皱，说是：
“我今天一定要到上海，我们还是先飞过去再讲。”
“戴老板”的话从来不曾有人驳回，他坚持起飞，青岛机场人员和驾驶员谁都不敢劝阻，只好让专机续往南航。到达上海上空，因为实在无法降陆，只有折向南京，下午１点整，穿云下降，不料驾驶员视界模糊，误触南京东郊板桥镇的岱山，机毁人亡。自戴笠以次，连同机员１７人无一幸存。
噩耗传出，举国震惊。戴笠将军的死讯传到上海，杜月笙左右的人都大吃一惊，他们迅速决定：“这个打击对杜先生来说，太大了，暂时瞒他一瞒。”
然而纸包不住火，接连３天杜月笙发觉随从人员脸色仓惶，神情不定，他一再地追问：“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众人见他催问得紧，知道是瞒不过，经过一番商量，大家推陆京士向杜月笙说出了戴笠坠机遇难的消息。
晴天一声霹雳，震得杜月笙如中雷电，呆若木鸡，他定定的坐着不动、不哭、不说话，连眼睛眨都没眨。
他的神情模样把家中人都吓坏了，大家大声地喊他，轻轻地摇他，人多口杂，乱糟糟的一片喧哗。终于，杜月笙恍如大梦初觉，他回过神来便放声大哭，直哭得热泪滂沱，咽不成声。时届５９岁的杜月笙，这是他平生最最伤心悲切的一次大号啕。
哭过以后，杜月笙又剧烈地咳嗽起来，一时他青筋直暴，泪与汗下，脸孔涨得发紫，家人和随从高声惊呼。熏烟、灌药，都不生效，不停地急喘与剧咳使得杜月笙死去活来，坐卧不得，沉重深切的悲哀，压倒了胜利以后饱受打击的杜月笙。
杜月笙生了这一场大病，开始了日日咳、夜夜喘。
第四部分管家投案，却交了司令朋友(1)
抗战胜利后，上海物价逐步上涨，加以共产党新四军连年鏖战，粮食来源大大减少。１９４６年春季，上海米价扶摇直上，涨得５００万１升，市民莫不叫苦连天。这时万墨林正是在开米店，他开的那家万昌米号规模之大，可以称得上全上海滩第一。抗战８年，他因为有从事地上工作的功劳，又是杜门总管，牌头十足，在吴开先当上海社会局长的任内，万墨林当选了上海市农会理事长，兼上海市米业同业公会理事长。
上海市政当局为了解除上海粮荒，采取紧急措施，贷出一笔巨款，交给米业公会，要上海米商设法分赴各地，大量采购食米。这一大事由米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经手，当然偌大的生意不能由他那家万昌米号独做。万墨林督促米商分赴四乡采购。“物以稀为贵”，乡下老百姓有米在手却眼见物价飞涨，大有通货膨胀的迹象，于是齐同一致向米商们提出要求，买米不要钞票，他们坚持采物物交换制，并且指定交换物品限定“五洋”，亦即棉纱、布匹、白糖、香烟和肥皂。
这一来米商们便只有先回上海先行采办“五洋”货品，然后运往乡下交换粮食，这一作法马上就发生了几个问题：一是耽搁时间，价格越来越涨；二是“五洋”本身在上海也是缺货，因为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和食米同样的价高难求，行情一日数变。万墨林初次承担这么大的事情，更因缺乏经验，处处显得手忙脚乱，再加上米商中不乏借机牟利，混水摸鱼者，米价、物价涨个不停。于是市民沸腾，指责埋怨的声浪一起轰到了“万理事长”的头上。
上海有个唱滑稽戏的筱快乐，针对米价不断上涨的事实，迎合上海市民愤懑不平的心理，每天在电台上直指其名，编了一套套的滑稽戏词，猛然抨击万墨林。他这个节目由于它正好发泄了大众的苦闷，立刻大受欢迎，风靡一时。筱快乐的谩骂还能推陈出新，大快人心，一时筷快乐之名大噪，滑稽戏盛况空前，登峰造极，骂够了之后，筱快乐干脆给万墨林取了个“米蛀虫”的绰号。
当万墨林每天都要挨骂好几次时，他因为每日陪侍杜月笙，晓得连“爷叔”都在韬光养晦，什么都不做声，因此也跟着只好忍气吞声，即不声辩也不答复。但是，万墨林在上海也有一帮好朋友，听到筏快乐如此“大胆妄为，整日痛骂墨林哥”，深感“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帮朋友“眼高手庠”，将区区一名滑稽戏演员半点儿也不摆在心里，使出他们打人、杀人如同家常便饭的脾性，先向筱快乐严重警告：
“侬敢再骂墨林哥，阿拉要请侬吃生活！”
筱快乐骂“米蛀虫”骂出了名，票房价值，正在巅蜂状态，加上他能获得广大市民的普遍支持，于是对于这般“白相人”的一些举动根本就不看在眼里，“白相人”警告，就他而言是“来得正好”，正好补充他骂“米蛀虫”的新材料。
筱快乐将他受到“吃生活警告”的消息在电台上一播布，立即获得广大听众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使他险些遭了杀身之祸。万墨林的一些好友怒火攻心，不克遏忍，当天晚上便有十几条大汉冲进筱快乐的家里，从头门打起，一直打到后门为止，遇人便打，见物便砸，幸亏筱快乐人不在家，他的妻子受了伤，全部家私全部捣毁得稀八烂。
筱快乐家中捣毁一空，消息传得既广且快。杜月笙听说，知道这是一场祸害，他不怪万林，因为他深知此事与万墨林无关，此时此刻，万墨林绝没这个胆量派人去做筱快乐。但是，惹火上身，推也推不脱，杜月笙只好命人前往慰问筱快乐一家，负责伤者的医药费，全部损失，加以赔偿。
但是事情却没有就此了结，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依据筱快乐所广播，以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米价高涨”的罪名发出拘票，要把万墨林捉进牢里去。
杜门中人于是群情愤概，纷纷起而打抱不平，个个大喊着说：“万墨林本人并未犯法，他经手的贷款都有账目可查。打筱快乐家的朋友急于挺身而出，证明他们自发自动的行为绝非出于万墨林教唆。”
杜月笙自从１９１５年在上海法租界同孚路同孚里建立门户，３０多年以来，不论是巡捕房、警察局、总司令部或司令部，向来只有杜馆往外保人，从不会听说杜公馆里有人被捉。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万墨林真有案子，就该杜先生亲自把他送进官府。如今宣司令要捉杜公馆的人，尤其还是杜月笙的近亲与总管，此例一开，岂不是坍尽杜先生的台？
这时杜月笙犹在病榻，他时咳时止，喉头咻咻有声，但是他力排众议，命万墨林自己前去淞沪警备司令部投案，杜月笙说：
“真金不怕火炼，宣司令是好官，他绝不会冤枉墨林。再说，此刻外面的空气对墨林不好，墨林要想申辩，实在太难，反不如趁此机会自动投案，是是非非，经过法律审判，正好求一个水落石出。”
于是万墨林黯然神伤，一声苦笑：“既然爷叔这么说了，我只好去了。”
于是，万墨林回家收拾随身携带各物，赴淞沪警备司令部自动投首，坐他一生之中第三次监牢。
杜月笙毅然下令万墨林自动投案入狱，不仅使黄浦滩上５００万市民骇然惊异，奔走相告，而且也使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大出意外，开始对杜月笙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宣铁吾发下万墨林的逮捕令，可以说是对杜月笙的一项挑战，以杜月笙在上海所占的天时、地利与人和，宣铁吾这一挑战实无必胜的把握，他想不到杜月笙会这么“落门落坎”，大力捧他这上海治安首长的场，他更无法料及万墨林果然便只为了遵从“爷叔”之命，不惜丢老面皮，甘愿投案。
第四部分管家投案，却交了司令朋友(2)
上海米价还在继续攀高，５００万市民的怨气竟而迅速平息，筱快乐的热门广播节目自沸点急速下降，他再冷讽热嘲，破口大骂“米蛀虫”也没有用了，因为杜先生的总管、米业公会、上海市农会理事长万墨林也已自动投案，身陷囹周。宣铁吾宣司令的声望由此臻于最高点。杜月笙又结交了一个好朋友———宣司令兼局长。结果，万墨林被指控的罪名无实据，很快的获得了释放。
宣铁吾很感激杜月笙竭诚拥载的盛意，他送了一帧放大照片给杜月笙，亲笔题款，还盖了官章。杜月笙把这桢照片配以镜框，放在引人注目的地方。杜、宣交好，使老上海们额手称床，杜月笙又顺利结交了上海滩上的又一位实权人物。
第四部分当上了全国纺联的盟主(1)
吴绍澍自戴笠猝死，他所涉及的“纵放巨奸、吞没逆产”案虽然雷声大，雨点小，但是他身上所系的案子毕竟还没终结，于是也有他的朋友向他剀切陈词，苦口婆心地劝：
“绍澍兄，你在上海身兼六要职时，事必躬亲，气势冲天，可是呢，在政治上你不能与钱慕尹———钱市长合作，在特工上你不能与已死的戴笠合作，在社会上你又不能与杜月笙合作，你的失败现在还只不过开始，从今而后，你要改变作风才好。”
吴绍澍听后，默然无语。
杜月笙因吴绍澍的“欺师灭祖”，横施打击而心灰意冷，遇事退避三舍。
然而经过一年多的养精蓄锐，休养生息，以他交游之广，声望之隆，上海滩依然还是少不了他。加上恒社弟子多已成了有权有势的人物，杜月笙有这么完整的班底，优秀的干部，事业当然大有可为，因此，杜月笙经过审慎考虑，多方试探，又有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迹象。
杜月笙在重庆时收了一名忠心耿耿、干劲十足的得意门生。他就是一向从事棉纺工业的袁国梁。胜利后，袁国梁做麦粉和棉纱，大来大往，气魄很大，面粉大王荣德生曾经开玩笑地对他说：
“我办工厂，就像吸海洛因，不过你也不错，可以算得上吃香烟的。”
１９４６年袁国梁投资设在江阴的福澄公司联营纺织厂。他投下的股本很多，预定当年７月开工，公司成立规模很大，于是引起江阴“三大亨”黄善青、祝林等插足其间的雄心，袁国梁惟恐董事长一席落在他们之手，带领公司股东群起反对，结果双方闹得股东大会几乎流产。袁国梁无可奈何，只好拖着同为福澄公司常务董事之一的王先肯，到１８层楼杜公馆谒见杜月笙，打算请老夫子出来担任福澄公司的董事长，把事体摆平。
王先青、袁国梁两人去见到了杜月笙，却是“老夫子”正发气喘，卧病在床，他在床上听完了袁国梁的报告，为替学生子撑腰，他没有思索，一口答应，随即问袁国梁说：
“我做福澄的董事长，该入多少钱的股子呢？”
袁国梁喜不自胜，于是便答：
“老夫子加５０００万元的股子好了，这笔钱由我替老夫子垫。”
杜月笙连忙摇摇手说：
“笑话，笑话。”
他马上命人喊徐懋棠来，徐懋棠的父亲原是汇丰银行的买办，上海人有句打话：“吃不穷，用不穷，汇丰买办。”因此徐懋棠得了乃父馀荫很多钱，他参加恒社甚早，战前就已担任杜月笙的中汇银行总经理，抗战８年他替杜月笙在中汇银行看家，胜利以后仍然担任旧职，但是却又添了一项替杜月笙理财的工作。因此，杜月笙决定投资福澄公司，便命徐懋棠当场开了一张法币５０００万元的支票，交给袁国梁，由袁国梁写一张临时收据，手续便告完成。
袁国梁和王先青对福澄公司的事部署完毕后，两人又双双进拜师门，请杜月笙定一个召开股东大会的日期，杜月笙却望望袁国梁，回答他说：
“这个企业是你的，我们大家不过捧捧你的场，你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能事事依靠我们啊。”
这几句叮嘱似乎有点多余，然而，袁国梁细细玩味，杜月笙这样交代一声，其实，他是借此声明他投资福澄，答应担任董事长，完全是为了支持袁国梁，他挂名义当董事长，自己却不过问福澄的业务，好叫袁国梁放心大胆办事。
但是，在口头上，开会日期这件小事，还是得请杜月笙做决定，袁国梁继续请示，杜月笙便面带微笑地向王先青说：
“先青，你来定个日期。”
王先青想了想，方说：
“下星期日如何？”
杜月笙点点头，答道：
“好，就定下星期日，在丽都开会。”
开会结果，由于江阴“三大亨”听说福澄股东们要推选杜月笙为董事长，自忖“亨”不过，知难而退，于是杜月笙顺利当选。
杜月笙从事纺织工业，始于抗战时期。一家颇具规模的“沙市纱厂”，自湖北沙市，西迁重庆，因为股东意见不合内部发生纠纷，几乎关门大吉，杜月笙鉴于出资收购股权，将沙市纱厂接过来经营，后来他又应聘担任过公营的中国纺织公司董事长。胜利返沪后，在福澄公司联营纱厂之后，杜月笙又发起创办了荣丰一厂、二厂，两厂拥有工人２０２６名；此外，他也是拥有７７７名工人的恒大纱厂以及远在西安的利秦纺织厂董事长，这样一来，杜月笙也算得上是纺织业巨子。
１９４６年秋，“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大会，从全国各地搭乘飞机出席会议的代表多达１００多人。各地代表纷纷抵达上海时正值杜月笙缠绵病榻，轻易不出大门一步。一日，忽有７位纺织业代表连袂来访，杜月笙勉力起床待客，７位客访之中有６区公会的秘书长奚玉书、无锡荣家纺织业的主持人荣尔仁，还有唐星海，恒社弟子袁国梁等人。
寒喧之后，这７位纺织代表表明来意。原来他们是代表中的代表。因为这时国内公管纱厂厂家很多，代表票数占多数，民营纺织代表业已获得消息，公营纱厂集中选票，打算把“联合会理事长”这个重要职位，由公营纱厂代表担任。
第四部分当上了全国纺联的盟主(2)
唐星海、荣尔仁等向杜月笙反覆陈词，公营纱厂是官办的，他们平时就已得到官府给予的若干便利，假若联合会理事长一席再被官方代表所获，民营厂商越加少了一个有力的发言地位。７位纺织代表恳请杜月笙出马，角逐联合会理事长一席，他们针对杜月笙的爱国心理，一个个以大义相劝，说：
“纺织事业非特关系国计民生，对于国家民族也有很重大的影响，试看日本人在民治维
新以后之能够富强，便是由于他们纺织工业的发达。”
杜月笙何尝不晓得这些大道理，对于全国纺织公会联合会理事长一席又何尝不想坐坐？但是他信心还没恢复，自忖并无把握，于是不管７位代表怎么说，他都是婉言推辞，他说他大病未愈，身体不好，就是选上了也实在是难以担当重任。
７位代表费尽唇舌，结果是大失所望，怏怏而去。他们走后，杜月笙绕室彷徨，深思熟虑，他心知担任这一个全国性工业团体理事长地位的重要性，忍不住又怦然心动，他在极短暂的时间里，迅速地做了决定：“不妨借此一次竞争，测度一下自己卷土重来的机会，是否已经到临？
于是，他想到就办，立刻命人打电话到袁国梁家里，请他即来１８层楼。当袁国梁奉召匆匆赶到，袁国梁一坐下，他劈头第一句话便问：
“刚才你们各位来讲的那件事情，究竟是不是诚心的啊？”
“是诚心的。”袁国梁肃然回答，“不但诚心，而且很急。”
“怎么会很急的呢？”
“因为我们得到消息，公营纱厂不论大小，都由公家出飞机票钱。叫所有的代表务必出席，由此可知，公营纱厂对于这理事长一席势在必得。”接下来，袁国梁又向杜月笙分析个中利害：“公营纱厂代表当了理事长，一定不会为民营厂商尽心出力，所以，民营厂商对于这理事长一席，自是非争取到手不可。”
沉吟半晌，杜月笙已下定决心，冒险一试，但是他仍关照袁国梁说：
“这个理事长，我做不做倒是无所谓，就怕万一选不上，坍不起这个台。这么样吧，你去替我各方面摸摸看，早些给我回音。”
袁国梁应声而退，把杜先生有点意思活动了的消息，通知几位核心人士，唐星海、荣尔仁等人听时喜出望外，立刻分头展开活动，民营厂商代表清一色态度坚决：除了都投杜月笙的票，其他人的票一概用钱买也不投！甚至还有不少人士自告奋勇，志愿代杜月笙去拉公营厂家代表的票子。民营厂商一致热烈拥护杜月笙，６区工会秘书长奚玉书，慷慨动容地说：
“西北方面的票子，我拉过来！”
经过多次密议筹商，民营代表们决定两项策略，头一项是大家要袁国梁设法劝驾，大会选举的那一天一定要请杜月笙到场，其次，他们又推袁国梁择一个最好的机会当着全国代表致词，强调联合会理事长不应由官方代表担任。
事情有了相当的眉目，袁国梁再去报告杜月笙，他简略地说：
“我四处摸过一遍，大约有六七分苗头。”
杜月笙的答复更简洁，他只说了一个“好”字。
其实，这时，杜月笙已细细分析了自己的优势，心中已是在竹在胸：第一，这时已有公营纺织事业逐渐开放民营的消息，公营厂家不久以后还是要变成民营厂商，代表之中多的是主持业务之人，他们很可能要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利害关系和民营厂商实趋于一致。第二，６区工会实力雄厚，民营代表和官营代表之间颇多私人情谊，可予充分利用。第三，凭杜月笙的私人交游和个人声望，他是担任全国纺织工业公会联合会理事长的最佳人选，因此，光靠杜月笙三个字，也能争取得到一部分的选票。
“不过代为奔走的各位代表一致要求，”袁国梁于是乘机提出，“进行选举的那一天，无论如何要请老夫子到一到。”
“好。”
袁国梁公开提出官方代表不宜出任“理事长”的主张，他为“老夫子”卖力，一共开了两次炮。一次是在永安公司七楼，６区纺织公会开会，奚玉书请他发言，他立起来便大声疾呼地说：
“我有一件事情，要提请大家注意，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一向是民营厂商的公会组织，我们邀请公营厂家代表参加会议，他们应该投票选举民营厂商代表，才能符合体制与实际。公营厂家平时得到政府的助力很多，他们无法了解商家的困难，所以就需要而论，联合会理事长必须民营代表出来做！”
第二次则是在投票前二日，拥有７４５０名工人的申新九厂，上午招待全体代表参观，中午设宴欢叙，当时宴开十余桌，杯觥交错，宾主尽欢中，忽然杀出一个杜门先锋袁国梁，他站起来高声宣布：
“后天我们就要选举联合会理事长了，我特别提请大家注意，……”
袁国梁的炮声隆隆，使官方代表相顾失色，民营代表团则面露会心微笑。袁国梁的这一攻心战术相当有力，因为他口口声声说官方代表是被邀参加，万一真有官方代表当选下理事长，说不定民营代表不肯善甘罢休，就会闹出法律纠纷。
选举之日，全国纺织公会联合会的会场设在上海市商会，袁国梁先到杜公馆接杜月笙，杜月笙到时被众人簇拥到会客室里坐下休息，这时便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会场左右，欢呼雀跃，高声嚷叫：
第四部分当上了全国纺联的盟主(3)
“杜先生来了！杜先生来了！”
大病初愈的杜月笙在上海市商会出现，引起兴奋高潮，一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纺织业代表，排着队进会客室和杜月笙握手寒暄，杜月笙接见这帮老朋友，面露真挚诚恳的笑容，说几句关切慰问的话，寥寥几句也使代表兴奋，觉得脸上增光。皆大欢喜的安排，对于选举居然有奇功，杜月笙终以最高票数，荣获当选。
这一次全国性人民团体的选举，对于杜月笙来说，确实相当的重要，全国纺织业代表对他的衷诚拥护，使他的信心得到了恢复。
杜月笙开始步步为营地在向大社会进军。
第四部分议长选上就辞出(1)
上海市临时参议会成立，徐寄庼跃登临参会议长的宝座。
杜月笙是临时参议员之一，可是平时他绝少出席会议。
徐寄庼领导的临参会虽然与上海市政府通力合作，解决了不少问题，但如遇有重大事件，仍难发挥较大的作用，于是，有关权势人物深感上海市参议会有提早成立的必要，结果，
在上海临参会成立两个月，１９４５年１１月间，上海市长钱大钧就已交付给上海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晓崧一项重要任务，请他筹划实施地方自治。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张晓崧先将上海全市划分为３１个行政区，成立３１个区公所。杜月笙早有警觉，暗中做了严密部署，在上海滩举行投票选举时，杜月笙的势力便大得惊人，３１个区的区长当选人揭晓，明眼人一望而知，杜月笙系的人物不但位置要津，而且还在全部当选者中占大多数。
上海实施地方自治的第二个步骤是举行上海市第１届市参议员选举，市参议员候选人由各区域及农、工、商、教、律师、会计师、新闻记者等团体产生。杜月笙经过考虑，决定列名商界，结果又以最高票数获选，杜系人物如万墨林也榜上有名，这样杜月笙坐在市参议会里，都有亲信心腹相随。
可是，上海市参议员在１９４６年３月就已选出，市参会办事处由上海市政府指派民政处副处长项昌权担任主任，积极筹备，而上海市参议员的当选证书，却一直到当年１０月才由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发。这时候，吴绍澍副市长、社会局长业已垮台，上海市长也由钱大钧换了吴国桢，吴国桢和杜月笙相当熟悉，两人又是好友，甚至连上海市参议会的成立大会，也借杜月笙所创办的正始中学大礼堂举行。
然而，成立大会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当第一任议长？这时，杜系人物已能够掌握局势，拥有过半数票，大家都认为杜月笙当选是水到渠成的事。但是，杜月笙却还有顾忌，那便是吴绍澍还存有相当的势力，虽然不至于影响大局，然而触触霉头也是令人心里难受的，这时杜月笙声威重振，飞黄腾达，光全国性的重要人民团体，他已经到手了３个，如全国轮船业公司理事长；全国棉纺织业公会理事长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其余地方性团体与国家行局主持人或董监事，更是多得不可胜计。“日中则昃，盛极必衰”，杜月笙是深切懂得其中道理的，上海市议会议长一席，他心中有了最后的决定：先行当选，然后以年老体衰多病为词，向大会提出辞职，再挑别人。
为了市参议会议长选举，恒社子弟劝进者有之。奔走拉票者有之，联络活动者亦有之，当杜月笙毅然宣布他的决定，拉票和联络者便格外起劲，这是因为杜月笙既已决心一次当选然后让贤，那么，颜面关系，最好１８０位市参议员的票全部都投给杜月笙，让他们的老夫子“光荣全票获选”。
照说，这件事不难办到，杜月笙言语一句，获选议长立刻宣布辞职退让，即使是竞选的对手也不会不买这个面子，反投杜月笙一票。可是，就因为中间夹着一个“明枪暗箭”，即处处中伤攻击杜月笙的党部与团部负责人吴绍澍，事情便相当的难办。
王先青仗着他多年为吴绍澍出生入死，尽心尽力，帮过吴绍澍的大忙，于是，他自动地去向吴绍澍尽最后的忠告。
找到了吴绍澍，王先青便单刀直入地问：
“现在市参议会就要选议长了，你究竟有什么打算？可不可以说出来？。”
吴绍澍听后，反问王先青一句：
“先青兄，你的意见如何？”
“不论对于国家的功勋，还是在社会上的声望，”王先青侃侃然答道，“杜先生为第一人，上海议长应该选他。”
于是吴绍澍便应一声：
“是啊。”
“不过呢，”王先青坦然的说，“杜先生身体不好是实，他不会做这个上海市议长的，大家一道选他一选，让他得个满票，然后再让给别人，这样么也好内外而有个交待。”
“好呀。”
王先青还不放心，再叮一句：
“你是说你那方面的人愿意一致投杜先生的票？”
吴绍澍再斩钉截铁地答复一次：
“是的。”
王先青交涉顺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立即告辞，兴冲冲地来到杜公馆，当面报告“老夫子”：吴绍澍那方面已经讲好，他一连两次承认届期一定捧杜月笙的场，将他所能掌握的票全投杜月笙———杜月笙听后，摇头苦笑，他不敢置信地说道：
“先青，我看不见得吧。”
王先青急忙分辩说：
“我跟吴绍澍面对面，说得清清楚楚的嘛，吴绍澍确实答应全投老夫子的票。”
杜月笙莞尔一笑，意思是叫他莫着急，他也漫声答了一句：
“到时候看吧。”
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人选，经过各方面的协调，决定推举潘公展。潘公展是国民政府定鼎南京以后第一任上海社会局长———当时还叫做“农工商局”。杜月笙被推举为上海申报董事长，潘公展即以申报社长的职务负申报实际责任。至于副议长一席，则仍由杜月笙推荐前任临参会议长徐寄庼。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一个满天飞絮的大雪天，北风怒号，气候严寒，上海市参议会借正始中学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由于民社、青年两党获选议员王１６人暂拒出席，当日实到市参议员１８０人。当杜月笙身穿狐裘，步履轻缓的走进会场，市长吴国桢趋前迎接，人群中爆出嗡嗡议论和阵阵掌声。
第四部分议长选上就辞出(2)
先举行当选市议员宣誓就职典礼，杜月笙座位的正后方，便是万墨林。宣誓过后由吴国桢报告筹备成立市参议会经过，紧接着便是进行戏剧化的正、副议长选举。
开票了，在场各人都以为唱票员会把“杜月笙”的名字一路唱到底，不曾料到，一开头便是接连的“空白！空白！”之声，使得人人相顾惊愕，杜系人物更是焦躁万分。大家心里有数，这一定又是吴绍澍存心捣蛋，要给杜月笙颜色看空白，表示无声的抗议，党团运用到
这种程度，惟使亲痛仇快，让庄严议坛变成了笑料制造场。
幸好，接下来便又有“杜月笙”三字不绝如耳，计票结果是，发票１８０张，其中约有４０余张空白票。
吴国桢宣布杜月笙当选上海市第１０任参议会议长———杜月笙在掌声中起立发言，他没有看事先预备的讲稿，他已失去放谈高论的兴趣。他讲得很简单，只是反复在说明他健康情形欠佳，行政经验不够充分，因此他要求大会准他辞职，同时另选贤能。
老早安排好了的一出有声有色连台好戏，便因为吴绍澍阴谋使人投下大批空白票，败人之兴，大家都显得无精打采，惟有草草收场，事事都在快马加鞭的进行。杜月笙致词，马上又叫他的表弟参议员朱文德立起来，代他取出预先拟就的辞职呈文，送给吴国桢，请吴国桢当众宣读，而１８０位市参议员，也鉴于“杜先生态度谦冲自抑，辞意坚决恳协”，全场无人反对，顺利通过接受。
于是，再发一次票，再投，再选，潘公展、徐寄庼以上海市正、副议长当选。
王先青上了吴绍澍的大当，虽然杜月笙和恒社弟兄深知吴绍澍的品行，并无一人一言相责，可是他自己却气愤填膺，怒火冲天，王先青大骂吴绍澍反复无常，出卖师友，做出这种损人而不利己的勾当。从此王先青与吴绍澍绝交，而吴绍澍则也由于多行不义，人人疏远他，最终默默无闻了。
当选中国第一任“全国棉纺织业公会”理事长，算是杜月笙一年不鸣，一鸣惊人的优异表现，有此一幕，上海工商界人晓得杜月笙有意复出，于是劝进拥戴者流络绎于途，杜月笙乃以“绍兴师爷”骆清华为智囊，恒社一千子弟为中坚，展开了他凌厉无比的发展攻势，对于上海官府以外的一应公私机构，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在短短的一两年间，使他所拥有的煌煌头衔，多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杜月笙分门别类，一生最盛时期的显赫职衔有：
一、公职
“行宪国民大会”代表（曾当选主席团）
上海市参议员（当选第一任议长，旋即辞让）
上海市商会常务监察（徐寄庼任会长，骆清华，王先青任常务理事。）
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自抗战前担任以迄当时）
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
上海南区救火联合会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