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民有继登大宝的野心。③
从这时起，建成想方设法挖李世民的墙脚，把后者班子中的几个人调往
①
别的岗位上去。 与此同时，他招募两千多名少壮人员来增强他在长安的力
量，这支力量称长林兵，因为他们驻扎在太子住地东宫内的长林门附近。建
成与他的反李世民的同盟者元吉还获得高祖后宫中许多妃嫔的支持，他们在
不间断的宫廷阴谋中在皇帝面前给他们说好话。另一方面，李世民因有军务
经常不在首都，他在长安城内和宫廷内部没能成功地得到支援。但他却在洛
阳的军政官员中建立了支援的基础，以此来与太子建成在长安的优势相抗
衡。②
最初，太子建成的策略进行得很得手。可是公元624年阴历六月，原任
太子东宫侍卫的庆州总管杨文干谋反。据说，有人曾劝杨文干应为太子建成
起兵并拥立太子为帝；是时太子正留守京城，唐高祖则住在离宫。阴谋被揭
露，太子建成和杨文干分别从长安和戍地被召赴行在。当高祖的使者到达时，
太子建成拒绝了一位部属劝他夺取帝位的进言，反而前往行宫请求皇帝宽
恕。可是，杨文干却举兵反叛。按照史书上的某些记载，唐高祖答允立李世
民为太子，并派李世民和另外几位将领率兵去讨伐杨文干；官军一到，杨文
干即为其部下所杀。
① 《资治通鉴》，卷184 第5738 页《考异》；《资治通鉴》，卷190 第5960 页《考异》。
② 布目潮风： 《隋唐史研究》，第189—256 页，特别是第218—249 页。
① 布目潮风在他的 《隋唐史研究》（第296 页起以下诸页）中讨论了太子建成以下的这些安排。
② 《旧唐书》，卷69 第2515 页。关于建成与世民敌对双方各拥有的支持者的问题，见陈寅恪的《论隋末
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载《岭南学报》，12.6 （1952 年），第1—14 页；章群：《论唐开元前的政治
集团》，载 《新亚学报》， 1.2 （1956 年），第290 页；李树桐：《唐史考辨》，第134—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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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太子的支持者李元吉、后宫的妃嫔们和宰相封德彝（封伦）
等人成功地掩饰了整个事情的真象；而且尽管太子的几名顾问和李世民的至
少一位随从都被放逐，李建成仍被遣回长安当太子。有些历史学家很怀疑李
建成是否真正与闻这次事件，而且至少有一位现代学者相信，指控李建成的
罪名是李世民及其同党罗织起来的。①
唐高祖曾想法缓和诸子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他试图让李建成和李世民
脱离直接接触，并且曾作过某些微弱而不成功的努力以弥补他们之间的裂
痕。但是，他陷入了宫廷内和朝堂上精心策划的尔虞我诈的交叉火网之中而
不能自拔，每一方都设法诋毁对方，而唐高祖本人对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态度
又极端摇摆不定，对他们的态度看来取决于他们各自成功地利用他的程度。
同时，局势也急转直下，直到最后以兵戎相见。
到了公元626年，李世民对李建成和李元吉耍弄花招所取得的成就越来
越惊恐不安，因为后二人意在使皇帝反对他，并且想挖空他的一帮人马。杨
文干事件后不久，唐高祖得知李世民的觊觎之心日渐增强，他便召李世民进
②
宫并明白地告诉他，他不可能从高祖本人那里得到什么帮助。李世民的两个
最重要的谋士房玄龄和杜如晦，己因建成和元吉玩弄阴谋而被开革。他的将
军尉迟敬德被建成和元吉雇人行刺，几乎丧生，而当他后来被他们在朝中诋
毁时又是经李世民说情才免于一死的。当突厥人于公元626年初入侵边境
时，经建成提议，元吉被派往抗御突厥人；他随身带走了李世民手下最优秀
的将军们和精锐士兵。建成和元吉并且厚赂李世民的关键人物，希望他们倒
戈相向。唐高祖似乎并不反对他们搞这些名堂。最后，据说李建成想毒死李
世民，虽然对行事的时间——甚至对这个事件本身——都一直有人争论不
休。
一个时期以来，李世民的最有影响的官员们曾敦促他对他的两个兄弟采
取强硬的立场。但是，他在制订进攻性策略时行动是缓慢的。可是，他谦恭
下士，慷慨大方地笼络了洛阳地区的地方军事精英人物 （豪杰），而且用自
己的一千人马警卫着这个城市。可能他是在想，如果一旦被迫逃出京城的话，
他可利用洛阳做避风港，或者用它作为反对建成和元吉的基地。
最后，刺激李世民采取行动来反对他的兄弟们的事件终于出现：据他的
探子报告，他们计划在李世民送元吉出征突厥人之际将他杀害。这时，他秘
密地把扮成道士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召进他的营地以协助他制定计划，同时，
他又贿买玄武门禁军将领常何，使之听命于己。玄武门位于长安北面城垣之
中心，是出入禁城的要道。由于它地处冲要，所以禁军都驻扎在它的左近，
以负责防止任何敢于政变的尝试。①
阴历六月初三，李世民谎奏说建成和元吉淫乱后宫。唐高祖即对此事进
行按验。次日早，高祖的一个妃嫔把李世民对他们的控告通知建成和元吉，
① 有若干证据表明，太子建成是被诬罔的。见《资治通鉴》，卷191 第5986 页《考异》。李树桐走得更远，
他认为传统记述都是唐太宗的支持者及后世史家——特别是许敬宗所精心编造出来的。可是在 《隋唐史研
究》 （第276—281 页）和《玄武门之变》（载《大阪大学教育部集录》，16[1968 年]，第29—32 页）中，
布目潮风反驳了这种看法，但他并未提出具体理由。
② 《资治通鉴》，卷191 第5990 页。唐高祖告诫李世民说：“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
耶！”
① 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40—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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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便决定不去朝廷而径自去见皇帝求情，因此打马直奔皇宫，想为自己辩
护。
②
可是正在这时，李世民领 12名 心腹部署在他此时已控制的玄武门阵
地。当建成、元吉到达宫门入口处玄武门时，他们被伏兵袭击。建成被李世
民砍死；元吉则被李世民的军官尉迟敬德所杀。建成和元吉的随从于是对玄
武门发动攻击，但当两位被杀主子的头被拿来晓示众人时，他们的攻门努力
便即刻瓦解了。
在玄武门之变的前不久，唐高祖表现了颇不利于李世民的态度：他曾允
许把李世民的几个要员调走，同时他也默默地看着建成在京城发展部队，使
①
它的人数明显地多于李世民的部队。紧接着玄武门的事变，李世民派了他的
可靠的将军尉迟敬德（即唐高祖前不久要处死的人）去向皇帝报告政变的结
果。据说，在玄武门事件发生时，高祖正在宫内的湖面上划船。这时，尉迟
敬德身穿全副甲胄荷戈而至 （这一行动通常罪当处死），把高祖两个儿子的
死讯告诉了他。李世民用了这一戏剧性的手法告诉他的父亲：唐廷内的潮流
变了，他现在完全控制了局势。②
玄武门事变之后仅仅三天李世民便被立为皇太子，从他父亲手里接过政
府的实际控制权。阴历八月初九，唐高祖可能是由于被胁迫而放弃了皇位，
李世民便做了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 （后来在中国历史上被谥为太宗）。与此
同时，唐高祖被尊为太上皇。
唐高祖逊位之后，无论在事实上或名义上都变成了退隐皇帝，只偶尔出
席宫廷礼仪。关于公元626年以后的年代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我
们知道的很少，但是，最近事变所引起的创伤似未治愈。公元632年，监察
御史马周上疏诉陈：年迈的高祖住在宫城西部狭窄的大安宫内；虽然它去太
宗之宫咫尺，但太宗已经好久没有去省视他了。马周还进一步指责说，当太
③
宗要去夏宫避暑时，高祖却被留在长安受热天的煎熬。可是，后来太宗也要
邀请高祖和他一起去避暑时，高祖谢绝了。太宗于是在宫城的东北面建造大
明宫作为他父亲的避暑离宫，但高祖在施工期间却一病不起，而于公元635
年阴历五月死去，没来得及住进他的离宫。另外一件事情也一定很重要，即
唐太宗给他父亲建造的陵寝明显地小于他为他妻子所建造的宏伟的陵墓，他
也打算把那里作为自己的安葬之地。这一举措的含义肯定对唐太宗的一位官
员有所触动，他讥讽太宗为不孝。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高祖是中国一切史书中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他
的声誉之所以蒙受损失，第一是因为事实上他的统治时期很短，而且是夹在
中国历史上两个最突出的人物的统治期的中间：他前面的统治者是大坏蛋隋
炀帝，他后面的则是被后世史家视为政治完人的唐太宗。第二，已如上述，
是因为他建立唐王朝的功绩被他的接班人精心地掩盖了。实际上，唐高祖举
兵反隋时尽管已年过五十，上了年纪，他仍然不失为一个有雄心壮志而又生
② 按照布目潮风在《玄武门之变》中的说法，李世民所带领的人是12 名，而不是传统记述中的9 名。
① 见傅乐成：《玄武门事变之酝酿》，载《文史哲学报》，8 （1958 年），第174—175 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1 第6011 页。
③ 《旧唐书》，卷74 第2613 页。
① 《新唐书》，卷97 第3871 页；见韦克斯勒：《天子的镜子：唐太宗朝廷中的魏徵》（纽黑文，1974 年），
第136—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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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勃勃的和干练的领袖人物。有充分材料可以证明，他具有不凡的抱负，而
且毫无疑问，恰恰是他策划了太原起事，并胜利地引导唐军进抵隋都。他对
李密和东突厥人的外交攻势使得唐军能夺取大兴城，并且使得唐军能组织和
加强在陕西的力量而无虞敌军的阻碍。后来，他的大赦、封官许愿和大加赏
赐的政策，再加上李世民在战场上的胜利，有助于使新王朝取得很多必要的
支援，并且促成了全国的重新统一。也正是唐高祖其人建立了初唐的制度和
政治格局。武德之治，从任何现实标准来衡量，都算得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从其结果来看，唐王朝已经打下了坚实的行政、经济和军事基础。总而言之，
唐高祖为他儿子的辉煌统治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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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唐政权的巩固者唐太宗
（626—649年在位）
后来的太宗李世民本为高祖次子，公元600年生于今陕西省武功县。①
他母亲出身于一个极有权势的氏族——窦氏；她的姐姐是杨广 （即后来的隋
炀帝）的夫人。窦氏和隋、唐的皇室一样，是一个含有异族血统的氏族 （其
②
原始姓是纥豆陵氏）， 它在初唐时期一直非常有权势，出了两个皇后、六个
③
王妃、八个驸马和一大批高官。太宗的母亲生长于她舅父北周武帝（他的妹
妹是她的母亲）宫中，据说李渊在那里的一次射箭比赛中和她订了婚；她死
于614年。④
童年时代的李世民，自然只是一个贵公子，不可能受到任何准备将来作
帝王的特殊教育。他受的肯定是当时上流阶级的典型儒家教育，因为后来他
作皇帝时表现出他深通经、史，而且是一个书法家。李氏家族具有强烈的北
方民族传统，当然是佛教信徒；高祖的几个儿子都有佛教的乳名。但和大多
数的汉—突厥混血贵族一样，太宗早年受的教育侧重武术，尤重骑射。当时
的史书里充满了关于他的勇敢和富有军事天才的故事。他擅长骑术；装饰他
陵墓的他所喜爱的六匹骏马的浮雕，现在仍然被保存着。
和他的兄弟们一样，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接受了第一次战争考验。当他还
只十几岁时就随他父亲多次出征，平服发生在今山西省内的各种叛乱和抗击
东突厥人的入侵。据传统记载，太宗仅仅15岁时就曾率领一支人马，在山西
北部长城的雁门救出被东突厥包围的隋炀帝。这个故事历来被看作是太宗第
一次出现于历史的记载，但恐怕不可靠。①
李世民的身份在唐朝的最初年代基本上还是一个军事将领。作为一个英
勇而常胜的指挥官，他的品格形成于他夺取帝位的多年的艰苦野战时期。他
确实有帝王之姿，在朝廷上显得很庄严威武。他好冲动，易被激怒，当他发
怒时面色紫胀，使周围的人不寒而栗。他在处理突厥事务上的成功，多半应
归功于他坚强的个性和英雄的风度。
太宗认为，是人，而不是天，决定人们的命运，他采取的理性主义态度
是与这一时期的传统信念背道而驰的。例如，他即位不久全国各地的官员不
时奏报祥瑞和凶兆，他驳斥说：“安危在于人事，吉凶系于政术。若时主肆
②
虐，嘉贶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庶征不能致其恶。” 后来，他命令在一
③
个不误农时的日子举行太子的冠礼，而不顾有人关于此日不吉的劝告。他曾
嘲笑以前很多服食丹药求长生的帝王。
太宗是一位非常自觉的帝王，深切关心他留给后世的形象。我们知道，
他企图改动实录关于唐朝创业的叙述和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以提高他的历史形
① 太宗生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即有从生于597 年到生于600 年四种年头的说法。
② 姚薇元： 《北朝胡姓考》（北京，1955 年），第175 页。
③ 《旧唐书》，卷61 第2369 页。
④ 《旧唐书》，卷51 第2163—2164 页。
① 宾板桥：《唐朝的建立：隋之灭亡和唐之兴起》（巴尔的摩，1941 年），第49 页。
② 《唐会要》，卷28 第531 页。
③ 《贞观政要》，原田种成编印（东京，1962 年），卷8 第241—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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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似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
——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
毫无疑问，太宗具有作出戏剧性和炫耀性姿态的才能。我们现举一件逸
事为例来说明他喜欢做作的习惯：628年，京畿地区发生蝗灾。他到皇宫北
部的御花园中亲查灾情。他抓起一把蝗虫叫骂道：“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
宁食吾之肺肠。”于是他举起这把蝗虫往口边送，准备吞食，侍臣们阻止他
说，“恶物或成疾”。他坦然回答：“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说着，把
蝗虫吞吃了。①
太宗在位初期，一直表现出对民众的同情和对朝臣意见的尊重。他为缺
乏治国的才能而经常表示担忧，并声明由于他早年从事军旅，没有受过做帝
王的教育。他曾说：“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匠，
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
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
能遍知乎！”②
太宗就这样在群臣面前采取谦恭下士的态度，渴望学习，尽力征求他们
的意见和坦率的批评。
尽管表面上显示出谦虚，但在626年阴历八月九日他即位之后，事实证
明他是一位精力充沛和才能卓越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
虽然比起他父亲高祖来，他相对地缺乏文治经验，可是不久他就给唐政府带
来一种新鲜的、事必躬亲的和有吸引力的作风，这种作风基本上建立在他个
人的明察、过人的精力、勤奋不息和善于用人的基础之上。
他倾注于治国的精力是惊人的，并且要求群臣也和他一样。他的宰相们
轮流在中书、门下省值宿，以便能不分昼夜地随时召对。当谏书多起来时，
他把它们粘在寝室墙上，以便能对它们审查和考虑，直到深夜。
他谨遵儒家的教导，使士大夫参与国事并有权有责，而且事实证明，他
对文人的谏诤和压力非常敏感而负责。他虚心征求群臣和顾问的坦率批评，
并诚心诚意地利用他们的批评改善政务。他即位不久，就使谏官参加门下和
①
中书两省大臣们的国事讨论，以便有失误时可及时纠正。他还使所有的官员
都可议论政事而不必畏惧，并使他们能更方便地直接向皇帝提出建议和请
求。
太宗不只对群臣有上述的一般要求，而且还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
系，这就是让他们觉得，在制定政策和处理国事方面，他们是起了重要作用
的。如果我们看到太宗在传统史书中的形象常常被理想化了，这不仅是由于
他自己力图影响历史的记载，而且还由于史官们也受到作为士大夫所应有的
责任感的影响，他们当然会把一个如此关心他们本阶级而且行为近乎儒家思
想的皇帝偶像化。
太宗即位初年所自觉遵奉的另一个儒家美德就是节俭。他严格地削减了
大型公共工程，以减轻民众的劳役负担和赋税。他在即位后几个月内对群臣
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
① 《资治通鉴》，卷192 第6053—6054 页；《贞观政要》，卷8 第241 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2 第6034 页。
① 《资治通鉴》，卷192 第50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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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富而国亡。”这样地宣扬节俭和关心民众福利，自然使朝廷的儒臣们高兴，
也使他大得民心。
627年阴历元旦，太宗取年号为“贞观”，后世历史家对他的被理想化
的施政画卷尊之为“贞观之治”。它证明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样板，激励了
后世如乾隆皇帝、忽必烈汗和日本的德川家康等各种各样的统治者。
可是这个理想的形象只适用于太宗在位的初期。到了7世纪30年代的中
期，随着国家力量的强固和帝国边境的扩展，太宗对他自己的治国之术变得
越来越自信，独断专行和自以为是开始发展。他早年的节俭和爱惜民力的经
济政策让位于大修宫苑和广兴公共工程之举了。
629年和630年，谏官们一再劝告，不要大规模地重修洛阳的隋代宫殿，
因为这样就易蹈隋末的覆辙，可是在631年，太宗仍命令整修隋代宫殿；但
①
当他看到完工后的宫殿过于华丽时，又下令把它拆毁。在同一年，太宗重修
②
凤翔府的隋代仁寿宫，随着又建造了不少于四个新的宫殿：即建于634年的
③ ④
大明宫，后来成为皇帝的主要常居之处；建于637年的飞山宫；建于640
⑤ ⑥
年的襄城宫；建于647年的玉华宫。我们举一例以见工程之大：襄城宫的
建造，用了大约200万个工时。即使是这样费工，当641年竣工时太宗发觉
它是建立在暑热和不合意之地，又命把它夷为平地，并把主持建造的将作大
⑦
匠降了级。647年，大量公共工程的费用成了推迟预定在次年举行封禅的原
因之一。⑧
太宗放弃节俭的方针也表现在别的方面。他在即位初期，很少举行他父
亲和他弟弟元吉喜爱的那种隆重的大狩猎活动。这种狩猎，与其说是单纯的
捕猎活动，不如说是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对当地人民来说是劳民伤财的事情。
但在太宗在位的后半期，狩猎又变成了经常的事，使他长期离朝在外。637
年，有一个皇子因沉溺狩猎而被降黜。太宗在朝宣称：“权万纪（皇子的老
师）事我儿，不能匡正，其罪合死。”御史柳范冷冷地回奏说：“房玄龄事
陛下，犹不能谏止畋猎，岂可独罪万纪？”于是太宗悻悻地退朝回宫。①
在7世纪30年代初期，太宗的群臣中有人对他放弃早年的具有特色的行
事方针开始表示不满。到了637年，这种担心的呼声更大而且公开化了。在
②
那一年，马周抱怨劳役日重和太宗日益不关心民众，呼吁恢复早年的政策。
魏徵在次年也陈诉说，自627年以来太宗的施政作风变了，越来越独断、自
负和浪费。③
② 《资治通鉴》，卷192 第6026 页。
① 《唐会要》，卷30 第551—552 页；《资治通鉴》，卷193 第6079—6080 页；同书，第6088 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3 第6088 页。
③ 《唐会要》，卷30 第553 页。原名永安宫，635 年改名大明宫。
④ 《唐会要》，卷30 第560 页。
⑤ 《唐会要》，卷30 第560 页。
⑥ 《唐会要》卷30 第555 页；《资治通鉴》，卷198 第6248 页。
⑦ 《唐会要》，卷30 第560 页。
⑧ 《资治通鉴》，卷198 第6248 页。
① 《旧唐书》，卷74 第2615—2618 页。
② 《旧唐书》，卷74 第2615—2618 页。
③ 《魏郑公谏录》，王献功刊本（长沙，1883 年），卷1 第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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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太宗权力的日益巩固，他开始更加专断而不顾群臣的意见。他过去
和群臣建立的某些良好关系有了裂痕；他开始对批评置之不理，并威吓那些
和他意见不同的人们。648年，他的宰相房玄龄临终时难过地说，现在朝廷
④
已无人敢犯颜强谏了。太宗过去对顾问大臣们的谦虚态度已为帝王的专断所
取代。他晚年经常炫耀自己早年的武功。他自己认为已超过以前的其他伟大
君主，而他的群臣也以阿谀之辞来满足他的骄傲。
虽然太宗终其身未能实现他早年的崇高理想，可是他的拔高了的形象和
“贞观之治”的概念一直是有力的政治象征，不仅终唐之世如此，而且对整
个中国历史说来也是如此。
④ 《资治通鉴》，卷199 第6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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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朝的群臣
在最高级行政官署中，太宗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大臣。这些人大多数是在
其父执政、他为秦王时的文、武幕僚。但有两个杰出人物是例外，即作过被
害太子建成的顾问的魏徵和王珪；此事雄辩地证明了太宗用人唯才，可以不
管其人过去的历史背景。他曾经这样写道：“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
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桷。无曲直长短，各
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犹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
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君无弃士。”①
这位青年天子用人通常是选择与他志趣相投的人。他逐渐罢免了高祖时
代的旧人，而起用自己的年轻支持者；他还大规模地斥退身为高官的皇亲国
戚，唯一著名的例外是他的内兄长孙无忌。他的最高级官员几乎都是原来富
有吏治经验的人和从前历朝官员的子孙。太宗即位以后，朝廷中的高级官署
都有些人事变动，但尚未见新的官僚阶级出来掌权。②
在整个太宗时期，他最亲密和最信任的顾问之一是他的内兄长孙无忌（约
600—659年）。长孙无忌出身于北魏势族，大约和太宗同时生于洛阳，童年
时期就和太宗的关系很好。他参加了唐高祖向隋都进军的队伍；事实证明他
是个很有军事才能的战略家，并且后来随太宗平服山东平原。作为太宗完全
忠实可靠的支持者，他帮助太宗策划反对其弟兄的政变，而且是把他们杀死
在玄武门的少数人之一。
太宗即位后，长孙无忌被任为尚书右仆射领宰相衔。他妹妹当上了皇后，
死后谥为“文德皇后”。长孙无忌在所有的群臣中最受尊崇，特许他出入宫
禁，不受限制。由于他的权势过大，曾被指控为擅权并被迫辞职，但依然作
皇帝的顾问。自633年以来他在群臣中享有最高的 （虽然是名誉性的）称号
——司空和司徒；而且他对皇帝的影响依然没有减弱。643年，他以个人的
巨大影响解决了继位之争，使之有利于未来的高宗。从645年直到太宗晚年，
他再度掌门下省和尚书省的大权，并负责修订律令。太宗死后，在他的指导
下完成了这项工作。他和褚遂良一起同受太宗顾命。太宗临终时盛赞长孙，
并要求褚遂良保护他，使他免受诽谤和危害。长孙无忌和太宗的终生友谊和
合作以及和太宗的姻亲关系，使他特别受到太宗的器重和成为群臣及顾问中
的最有影响的人物。①
太宗群臣中的第二号人物是房玄龄（578—648年）。他出身于齐州（今
山东省）的一个家族，他父亲在隋代作过刺史，他本人在17岁的未冠之年即
考中进士。在隋代，他历任地方和中央的高官，并在隋都作吏部侍郎。太宗
占领长安后不久，他作为一个富有经验和能干的官员加入了太宗的侍从行
列。他成了未来皇帝的长期伙伴，总是伴随太宗出征，充当顾问和秘书。
太宗作秦王时，他给太宗引荐了一批人作幕僚。这些人大部分是当时的
山东人，并且往往是被太宗平服的东北平原的敌手们的旧官吏。房玄龄和长
孙无忌一同策动玄武门之变，太宗即位后，他继续作太宗的顾问和私人秘书，
① 《帝范》（丛书集成本），卷2 第15—16 页。
② 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大阪，1967 年），第33—42，123 页；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
（东京，1968 年），第231—250 页。
① 传记载 《旧唐书》，卷65 第2446—2456 页；《新唐书》，卷105 第4017—40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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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诏令；据说他起草的诏令即使是初稿，也如同宿构。
如果说长孙无忌基本上以个人的方式起作用，是皇帝的心腹谋士，那么
房玄龄则是一个卓越的实干家。他和杜如晦 （见下文）一起，荐举了一批高
层官员，完善了基本行政制度（他们从629到630年共同负责尚书省的工作）。
房玄龄和杜如晦的名字成了办事公正、行政有效的同义语。房玄龄作尚书左
仆射十三年 （629—642年），是太宗朝任期最长的宰相。
房玄龄是一位特别讲求实际和正直的顾问大臣，他的影响比清教徒式的
魏徵（见下文）更大，因为魏徵唠叨不休的道德说教，往往最后被束之高阁。
房玄龄则在必要时自动让步，而且有时过于顺从皇帝。但他很务实而又得人
心，他的裁断公正宽厚，见解稳健，深为皇帝和僚属所欢迎。他是朝廷中安
定和中庸之道的主要源泉，特别在太宗晚年日益骄傲时更是如此。虽然他谦
柔而没有很大野心，但在整个太宗时期他是仅次于长孙无忌的权势人物。①
与房玄龄齐名的杜如晦（585—630年）出身于西北望族，和太宗的其他
高官一样，他也生于一个官僚家庭。他的祖父曾在北周和隋作过官，他本人
在隋代作过地方上的小官，后来辞职。唐兴后不久，他参加了太宗的幕僚集
团，与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一样随太宗参加了征讨东北平原的战役。他也参与
了玄武门之变，很可能参与了袭杀太宗兄弟们的行动。太宗十分相信杜如晦
的决断力，以至对房玄龄说，所有的重大政府决策都需要杜如晦的支持。杜
如晦和房玄龄彼此取长补短，同心协力。不幸的是他身罹不治之症而死于630
年，正当他的权力的顶峰时期。②
和这两个有决断力并讲求实效的政治家形成鲜明对比的大臣是呆板而缺
乏幽默感的魏徵（580—643年），此人代表太宗朝政治集团中强调儒家道德
标准的一派。魏徵出身于河北南部的一个小官吏的家庭，祖先在北魏和北齐
作过小官，隋末，魏徵作了起义领袖李密的幕僚。618年末李密降唐，魏徵
也随着到了长安。后来作太子建成的幕僚时，他支持建成反对李世民并为建
成出谋划策。建成在玄武门被杀后不久，魏徵和李世民进行了一次对话，他
表现出惊人的直率。当李世民问他为什么和建成、元吉发生争吵时，他答以
他们不听他的劝告：如何对付他们的野心勃勃的现在已取得胜利的弟兄，他
说：“皇太子若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据此断定，这个倔强坦率
的人大有用处，于是任命他为自己的幕僚。
一个月之后李世民即位，魏徵被任为谏议大夫并授以荣衔。后来，他又
任太宗个人的使节，到东北平原与残余的敌对集团谈判和平。魏徵对这个任
务非常适宜，因为他以前支持过一个主要叛乱者。他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
表明新政权对李世民或唐王朝从前的敌对分子均可不咎既往，一样任用。除
去这类“外交”使命之外，魏徵还参与了朝廷的其他活动。他参加了几个学
术项目，如编制《新礼》（又称《贞观礼》），他和房玄龄一起于636年把
这部书呈献太宗；他又在629至636年期间和其他史官合编了唐以前几个朝
代的史书 （见下文）。
但魏徵很少参与实际的行政和决策工作，他并不是以作为从事实际工作
的政治家而成为当时和后世的有代表性的人物。魏徵一直以一个不屈不挠的
道德家和无所畏惧的谏诤者而著称；中国人确实认为魏徵是太宗群臣中最杰
① 传记载 《旧唐书》，卷66 第2459—2467 页；《新唐书》，卷96 第3853—3857 页。
② 传记载 《旧唐书》，卷66 第2467—2469 页；《新唐书》，卷96 第3858—386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