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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哈哈方法

高超 (现代)
自序站在一种高度上来看娃哈哈
娃哈哈算不算一个奇迹?
很多人对于娃哈哈的了解,来自于娃哈哈的产品,因为在中国任何一个最角落的鸡手小店,你都可能发现娃哈哈的产品。
很多人理解的娃哈哈领导人宗庆后,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神话人物。
本书不是一本纯学术上的理论分析之作,而是一部试图从多方面展示娃哈哈全貌和真相的材料、观点集大成之作。
可口可乐前总裁杜达夫曾说过:将来可口可乐在中国惟一的对手可能是来自娃哈哈的挑战。
宗庆后运筹娃哈哈的方法被人们称为“宗式兵法”,而娃哈哈的企业运作模式又被人们称为“娃哈哈模式”。“娃哈哈模式”在一个神话破灭的时代创造了一个企业崛起的新神话,其核心的价值理念和企业方法,是了解中国市场现状的一把钥匙。
站在思想者的角度看娃哈哈,看宗庆后,你就会获得更多对于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的感悟,而作为一个中国市场中的参与者,宗庆后以及他所带领的娃哈哈,是站在跨国公司同一个台阶上,用中国的和世界上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以及自己的竞争对手。
一个能和可口可乐较量的企业,一定有它的独到之处和别人所没发现的秘密。
我所能提供给读者的是娃哈哈秘密背后的方法、过程等等,真正的秘密,也许只有亲历者才能有资格说出。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吴晓波、胡宏伟所著《非常营销》一书中的部分内容,也参考了来自娃哈哈集团的尚阳、单启宁二位作者部分有关娃哈哈文章中的内容及观点,以及中国营销传播网、《销售与市场》等媒体上有关娃哈哈的文章的内容及观点,在此深表感谢。
第一章 舍我其谁草根浙商
浙江是一个出人才的地方。
无论是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中,还是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浙江都为中国贡献了一批耀眼的名人。仅就现代历史而言,浙江出的名人包括:曾与毛泽东争夺天下败走台湾,至今影响中国政治格局的蒋介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先锋、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鲁迅;作品印刷数量超过《毛选》、华人中文学影响力第一的武侠小说宗师金庸先生等等。
浙江还是一个出商人的地方。大名鼎鼎的胡雪岩不仅是浙江商人的代表人物,也是近现代中国商人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近代中国,人们习惯于把中国各地的商人按某种较为显著的地域特点,将其称为徽商、晋商、粤商、申商等。浙江商人群体再一次为世人关注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与邻近香港的广东商人一样,浙江商人也以悠久的商业传统,以及创业精神而闻名。但近几年来,后者的成功似乎更引人注目。
在当代中国经济中,浙江商人是超级活跃群体。
仔细盘点一下,几乎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每一步,都可以听到、看到浙商的声音或脚步。从第一张个体营业执照到第一家自然人控股的上市公司;从我国第一家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私营流通企业到首家民营企业在香港上市;从最早的私营企业到全国第一的私企党建;从第一家股份公司设立到冯根生难题的破解。都是浙商开风气之先。
可以说,浙江早期的私营企业通常是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出现的。第一代浙江商人的代表应该算浙江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财富》中文版2001年度中国商人)、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和当年的改革先锋人物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等人。57岁的鲁冠球从70年代末至今始终屹立不倒,赢得了浙江后来者的尊敬。鲁冠球的老谋深算在浙江恐怕无人能及。在《求是》、《人民日报》等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鲁冠球与时俱进的言论。
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浙江六十年代初出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仍靠制造业起家。如正泰集团的南存辉(低压电器)、传化集团的徐冠巨(化工产品)、华立集团的汪立成(电能表)和中国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缝纫机)等。这批人享受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开放环境,在自己擅长的传统领域里成功崛起。更重要的是,在发现产品越卖越多,但收入增长却相对缓慢、利润比以前更难取得的时候,他们中的不少人勇于开拓全新的业务。如汪立成大胆介入CDMA核心技术(借此当选《财富》中文版2001年度中国商人)、吉利集团的李书福投资轿车生产等。
当然,除了制造业之外,浙江商人在最时髦的信息产业上也同样不甘落后于人:2003年胡润版中国富豪排行榜第一名丁磊,就是浙江人,他以经营网易而出名。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获选2000年《财富》杂志封面人物,成为50年来中国企业家的第一人。而中国PC业的老大、有着广泛业内影响力的联想集团,其现任掌门人杨元庆同样为浙江人。同样作为浙江人,UT斯达康的吴鹰作为海归派的代表在电信业的成就,上海复星的郭广昌作为最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企业家,都为浙商浓浓抹上一笔光彩。
不仅仅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甚至在欧陆各国城市,到处都有操浙江口音的投资者和生意人。在各地的“浙江村”、“温州路”、“义乌街”,很难听懂的“浙江话”成了各地的本土语言。仅在西部省份,就有300万浙商在“你发展,我发财”。
而《财富》的首富榜,浙江人更是常客:从“中国50首富”中的9位,到百富榜上占据17席。也许财富中国富人榜有争议,但国内官方的统计结果却比财富的估计更为乐观。
1999年度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了112家,比例超过了1/5,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有4家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前十强。而在2000年,“500强”的“浙江产”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71家,一省就独占1/3强。2001年,前十名增加到5家,“或者说”7家,因为第一名联想的总裁杨元庆,第七名上海复星的董事长郭广昌,都是浙江人。而这每一家民营企业身后,都站着一个或一群身家殷实的“浙商”。
在浙江,90%的企业精英出身非常低微,创业初期的文化程度大多是初、高中水平。因此很多人称浙商为“草根”浙商,不少经济学家把浙江现象比喻为“草根”经济,“一有土壤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
人物名出身企业名2002年销售额或营业收入
鲁冠球打铁匠万向集团公司118亿元
徐文荣农民横店集团94亿元
南存辉修鞋匠正泰集团81亿元
吴鹰教师UT斯达康公司71亿元
胡成中裁缝德力西集团71亿元
楼明军人广厦建设集团70亿元
李如成农民雅戈尔集团69亿元
郑元豹工人人民电器集团62亿元
郑坚江修理工宁波三星集团54亿元
汪力成临时工华立集团36亿元
在1978年,一个寒冷的冬日,一位辍学后走街串巷为人补鞋的温州少年,稍不留神,补鞋的锥子深深地扎入手指中,鲜血顿时涌出。他咬牙拔出锥子,用片破纸包上伤口,含泪为客人补好鞋……
这位修鞋匠后来成为远近闻名的亿万富豪,他就是正泰集团总裁南存辉。回忆自己充满艰辛与磨难的少年时代,南存辉说:“修鞋那阵子,我每天赚的钱都比同行多,就凭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点,质量可靠一点。”1984年,南存辉与刚刚20出头的裁缝胡成中合伙,在一个破屋子里建起了一个作坊式的“求精”开关厂。后来这家厂一分为二,一个是正泰集团,一个就是今天胡成中麾下的德力西集团。
相比起改革开放初期创业的鲁冠球、南存辉、胡成中等人,当42岁的宗庆后1987年还在拉着“黄鱼车”奔走在杭州街头推销冰棒的时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10多年之后,由他一手缔造的娃哈哈集团会成为中国最大的饮料企业。
宗庆后1945出身于一个世家,为南宋名臣宗泽之后。祖父曾为“东北王”张作霖理过财,并担任过河南省的代省长。到他父亲一代因世事更迭家道突然中落,然而仍然维持着子弟风范,这便是以后的宗庆后不时散发出高贵、自负的气质之因缘。时序轮回到“文革”,“惟出身论”一经出笼,宗庆后一切值得骄傲的家族史,一夜之间便成了黑王族的证明书,他被剥夺了入团的权利。16岁那年,他便在老母亲的泪光中,独自打了个小包,远行谋生,到舟山去填海滩。一车砖头来回接30里,只得到一角五分钱的一份夜餐。15年荒芜岁月,便只为“生存”两字苦苦挣扎。
那个时候,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一切都为稻粱谋。这也是我到现在为止,看到三轮车上坡时,还会情不自禁地下车帮忙推一下的缘故。
1979年,对于34岁的宗庆后来说是时来运转——顶替母亲回到杭州,但由于文化程度太低,当不了教师,他被安排到校办企业,每天也只得拉着“黄鱼车”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推销课本,卖雪糕。命运似乎注定他与众不同,如果你给他一个翻身的机会,他会把所有的一切都毫无顾虑地押上,与你豪赌。他就是这种人,也只有这种人,会明白“机遇”意味着什么!回顾人生青年时代的这15年,宗庆后颇为感慨:
我在农场呆了15年,从17岁就进了农场,在农村也是比较闭塞的地方,看起来是虚度光阴了,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吃饭然后干活,干活吃饭然后睡觉。
应该说这15年,尽管是我人生当中最年轻,最有成长希望的大好时光,看起来好像在农村没有什么作为。但我感到这15年,对我整个人生道路确实是有很大帮助的,至少这15年艰苦生活的磨炼,所以磨炼了我的斗志。同时也能吃得起苦,同时也练就了比较好的身体。所以为我42岁以后再重新创业,是打下了比较雄厚的基础。这15年我也没有白去。
1987年的4月6日,一纸委任状任命宗庆后为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经理,这一年,宗庆后42岁。这个委任状,现在还放在娃哈哈的企业陈列馆里,放在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上,应该说这个委任状对宗庆后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这个委任状应该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等于说是我们上城区教育局给了我机会。那么他给你任命了一个小小的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的经理的头衔,也是就给了我一个平台,让我能够去施展自己的才能。
姜子牙的出道多少带点神话,而立之年才出道的宗庆后创造了一个“神话破灭时代的神话”,给了许多人勇气,成为大器晚成的典范。其实,在这人世间有多少人一辈子都碌碌无为啊!
有一位年轻人曾经写信向宗庆后致敬,他说:谢谢你给了我奋斗的理由。
第一章 舍我其谁我是企业家(1)
细细分析当今中国人气最旺的财富群落——浙商,研究者们惊讶地发现,这群最能赚钱的中国人,看起来更像是新经济的“落伍者”。按照西方学术的规范看来,浙商的成功有些“不合常理”,一般公式化的理论很难解释他们的实践,浙商的实践有着许多经济学上的悖论。采访过许多著名浙商的杨轶清在《浙商制造——草根版MBA》中将之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浙商侧重模仿,缺乏创新;
浙商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80%出身于农民;
他们的产业大多属较低层次,他们的规模较小;
他们多是家族制;
浙商大多比较谨慎,趋于保守;
他们的管理像风筝一样牢牢地抓在手里;
他们从事的多是传统产业,很少高新技术;
……
的确,浙商们看起来更像是新经济的“落伍者”。然而,温州人做起了打火机,韩国、日本的大公司只好歇业;宗庆后的非常可乐,销量与百事可乐难分伯仲;而躲在深山不为人知的庄启传,他的雕牌洗衣粉是所有跨国公司在华销量的四倍。“三无”起步、起点低、知名度低、文化程度低、企业组织形式低,产业层次也低的浙商,却成为全国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投资者、经营者群体。人均资源全国倒数第三的浙江,人均GDP多年稳居第一。浙江民间经济极其活跃,企业家精神浓厚炽烈。
按照西方学术的规范来看,浙商的成功有些“不合常理”,以欧美企业管理体系为基础的MBA,自然也无法解释浙商们的实践。
而同样难以解释的,是资本、技术、人力、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平均水平远远逊色的草根企业,居然比国企、外资同行更有活力;浙商们“落后的低级的”企业组织效率却很高。
为什么会这样?
用一句话概括而言,就是他们在最合适自己的土壤里选择了最优化的选择,体现了最匹配的企业家精神。
中国民营企业,尤其是浙江的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奇迹般地崛起,是因为他们更贴近中国这个市场的文化和国情,也更了解这个新兴市场的水土和脉搏。最好的老师,不是GE,也不是韦尔奇。最好的老师就是我们自己。
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对浙商的活力,特别是浙江的企业家精神赞誉有加,吴敬琏说:
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热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浙江非常有利于发挥华人的才能,浙商完全可以媲美全球成功的华商。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也说:
与其他沿海省份相比,浙江人能吃苦;与内地人相比,浙江人很灵活。
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更赞誉说:
浙江人勤劳务实,是全国人民的楷模,其活力和后劲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
作为在浙江长大、在浙江发展、又从浙江走向全中国的娃哈哈的掌门人,宗庆后身上自然有着浙江人的一贯的精神,同时,在历经岁月的磨炼之后,宗庆后也体现着作为宗庆后个人风格的企业家精神。
宗庆后曾这样描述自己的个性:
我这个人一向主张稳妥,我的原则是:自己能力做不到的事情我不做。但是认准了的事,我这个人是不回头的,不管什么困难,我始终信心很足,勇往直前,办不到,转个弯再走,一定要达到目的。
讷于言而敏于行,经营手法平实,不重形式、技巧、不搞噱头,善于学习,悟性极高,这是宗庆后给人的第一印象。而在宗庆后沉默的外表里面,则有着不为人知的性格魅力。
宗庆后后来是这样解释“挫折”对于人生的意义:
二三十岁的时候,我在修地球,应该说也在想怎么出人头地,怎么干一番自己的事业,也在拼命地动脑筋,怎么样去发展自己的人生道路。
年轻的时候挫折太多了,总是想做点事情,而且总没有机会,十几年下来在这方面比较小心、谨慎。在创业以后挫折也很多,但是总的来讲也一个一个的把困难克服掉了,所以也没有太大的失误。
生活中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宗庆后曾经这样回答一位网友:
我想事业是最重要的,人一生几十年,默默无闻地过一生也就过了,做一点事业给后人留点东西,我认为事业比较重要的。
从一个农民变成一个跨国经营的企业家,取得如此成功的素质是什么?宗庆后说:
我想这个人在事业上如果能成功的话,首先自己要有一个理想,有一个目标。
什么梦想都没有的话,可能也不会去努力。
第二个我认为是比较勤奋,有坚韧不拔的勇气和精神。人生道路上曲折很多,也很坎坷,也不是你所想像的那么容易,所以要做件事情可能会碰到很多的挫折,在挫折面前,要想清楚什么道理,要想什么办法争取上进,这样才能够把事业做成功。
第三,特别是年轻人创业的时候,不能太着急,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开拓自己的事业。
从人生开始谋生的第一天起,宗庆后用了15年光阴在农村度过,此后回到杭州做业务员又卖了8年的雪糕,而从一个校办工厂成为中国本土饮料企业的领导者,宗庆后只用了不到15年的时间。在人生前半段度过的“15年”和“8年”当中,宗庆后究竟从何处积蓄了何种能量,使他奇迹般地创造出一个饮料航母出来?
在这十几年中,曾与娃哈哈先后推出保健品的企业大都退出江湖,不知所终;而此后与娃哈哈曾同台对垒的饮料企业也有的黯然易帜、有的止步不前,更有的灰飞烟灭,独娃哈哈毫无倦色,三五年一个台阶,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地。
宗庆后与娃哈哈的关系正如每一个创业者与他所创办的企业一样,今天的娃哈哈处处带有宗庆后的印记,可以说一个没有宗庆后的娃哈哈令人无从想像。因此,当人们思考娃哈哈何以从一家小巷中的校办经销部成长为今天的庞然大物时,更关键的问题是:是哪些因素造就了宗庆后?而这些因素又是如何与娃哈哈的发展相得益彰?
在农村一个是把身体素质锻炼好了,第二那个时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各方面的书籍也比较少,但是我也想办法多看点书,主要是《毛泽东选集》,感觉毛泽东有些思想有些东西还是可以用的。另一方面也是锻炼和培养了自己的意志,农场里也比较艰苦。最主要的还是想做点事情,所以一直在努力,尤其在我后面的创业过程当中,早年的这些经验对我都有好处。
嗜书成癖,且无书不读;内向性格的背后隐藏着极大的“韧性”,构成了宗庆后作为一名企业家最引人注目的特征。
据宗庆后身边的人讲,宗庆后喜欢读书几乎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而且读书范围之广外人根本无从想像——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家中,案头总是图书环绕。到宗庆后身边工作已有一段时间的总经理助理焦长勇博士告诉记者:“宗总有种能力,无论多厚的书他很快地翻翻就能把握住书中的核心内容。”而娃哈哈的党委副书记何东洁则见识到宗庆后读书之广泛,她说:“有时我们跟宗总出差,候机时宗总第一个去的地方肯定是书摊,而且什么书都买都看。当然,宗总看得多的还是广告、营销、市场和企业管理这方面的。”
读书已经不仅是一种习惯,而且成了宗庆后生命中的一部分。在长达十五年的农场生活中,宗庆后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也从不为了消遣与人聚谈,惟一陪伴他的就是书籍。在“什么苦都吃过”的同时,在那个年代凡是能找到的书宗庆后也都读过了。农场像一个被上帝遗忘的角落,死水一潭的生活让人几乎发狂,在这样的日子里,读书本身就成为一种目的。
回杭州后,宗庆后在几家校办企业做业务员时,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奔跑推销,这时的宗庆后一方面用业余时间自学函授大学,另一方面又在旅途的间隙无书不读。
实际上,阅读已成为宗庆后独特的自我修炼仪式,正是靠着这种仪式宗庆后进入了一个一般人无法企及的境界。大凡从底层起步者,若能成为优秀人物,有两道很难逾越的坎儿需要跨越:一是心态,二是定力。生活在底层,随遇而安和心态不平衡是两种最常见的心理状态。随遇而安让人胸无大志,而心态不平衡又让人充满破坏欲望难以以建设性的心态对待生活。阅读首先使宗庆后在心态上超越了卑琐的日常生活,具备了做大事的素质;另一方面,由于底层生活所限,让人很难有随心所欲的经历,而一旦发迹,机会和诱惑就会成为非常态,如果没有定力,很难抵挡诱惑而不犯错误,事业也终究昙花一现。实际上所谓定力,一是对繁杂事件的把握能力,再是对自己能保持清醒的认识。而正是阅读的过程培养了宗庆后善于思索的习性,在不间断的思索中宗庆后获得了如何理解事件核心问题的方法,正是这种直达事件核心的能力使宗庆后不为浮云障眼,同时广泛的阅读如揽镜自照使宗庆后能对自己保持清醒的认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说娃哈哈十几年的历史也是没有犯致命错误的历史,就不难理解了。
据说万向集团的鲁冠球也是这样一个人。鲁冠球一般不陪客吃饭,不在外过夜,挤出时间都用来学习。他每天从晚上7时到12时看书看报,看电视新闻,就连外出开会也要基本做到。因此,只读过初中的鲁冠球,已有60多篇论文在《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成为一个出口成章并著书立论、能写会说的“农民理论家”。
在宗庆后的下属单启宁看来,“宗总”是一个韧劲十足的人。多年的农村生活经历,使宗庆后练就了对环境的极强的适应能力。而这种韧劲通常又会在暗中积累之后突然爆发出耀眼的火花。
现在我感觉没有什么工作失落的时候。在农场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的时候都是失落的时候。我在农村待了15年,那个时候年纪轻,特别是自己总想出人头地,总想做点事情,那个时候没有机会,那个时候失落的时间比较多。我想失落的时候不要因为失落而自杀,你要有一个必胜的信心,一个人要有一个坚韧不拔的勇气,碰到困难、挫折,想到的应是怎么去克服他。我们这个企业的精神是励精图治、艰苦奋斗,为什么当时提出这个企业精神?刚开始办企业的时候,又穷又小,什么都没有,在一个小地方,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食堂,就十来个人,中午弄个煤球炉子自己蒸点饭吃,那时候弄个煤球炉子都受人家气,你说失落不失落。在这个时候反而激发我们更加努力,人家看不起我们,我们要自己看得起自己,而且最后要人家看得起我们。所以要勇于开拓,自强不息,因为那时候是校办工厂,谁看得起啊,什么都没有。
李嘉诚在谈到自己时曾说在谦和的外表下其实有一颗“骄傲”的心。实际上能成大业者大都会有一颗“骄傲”的心,宗庆后也是如此,只是在他这儿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韧性和爆发力。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韧性和爆发力,宗庆后即便博览群书也难成为大企业家。比如,被杭州上城区教育局任命为校办企业经销部的经理后,宗庆后终于获得了一个可以施展自己能力的平台,而他的韧性和爆发力也第一次展现出来:当年的承包合同规定是4万元,但宗庆后却主动提高到10万元,这一点恰恰表现出宗“韧”的特性,我认为我有这个能力,我就要证明给你看。这实际上也显露出宗对自己有经商天分的自信。
单启宁认为,宗庆后真正的韧性和爆发力实际在非常可乐上表现最充分。1998年,娃哈哈推出非常可乐时,宗庆后似乎成了自不量力的代名词,一时间“非常可笑”充斥于耳。而宗庆后决定上可乐却是基于一个基本的定位:从全世界的饮料市场看,可乐占有最大的一块单项份额,娃哈哈要想成为中国饮料行业的领导企业,就必须要在可乐中切一块蛋糕。所谓“韧”即源于此。当然,上可乐也绝非只有雄心和赌一把的念头,娃哈哈自有潜在的优势。时过境迁,现在看虽然当时的分析大致不错,但毕竟当时舆论一边倒,压力甚大,宗庆后如果没有一种“韧”性,非常可乐的动议也许会胎死腹中,不过数年,现在非常可乐的销售额已接近可乐总销售额的三分之一。
同所有的浙商一样,宗庆后也是一个极其讲信用的人。
第一章 舍我其谁我是企业家(2)
宗庆后很守信用,说到一定要做到,否则最难堪的是他自己。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娃哈哈果奶问世之初,连续三天在《钱江晚报》刊登广告:凭当天剪报可领取一打果奶,当时原以为不过只有八九百人会来领取免费果奶,没料到杭州城几乎万人空巷,领取者超过预期的数倍还多,以至于不得不借助警察维持秩序。许多人被这场面吓得目瞪口呆,宗庆后虽大感意外,但随即表态:无论损失多大承诺一定兑现。这种爱惜声誉的特性使他要尽可能地为合作者、经销商、员工和娃哈哈的消费者着想。娃哈哈人讲,宗总实际上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娃哈哈能到今天,就是这种追求完美的结果,而娃哈哈的目标,也是要做得更好。
娃哈哈能够健康发展首先靠的是诚信,对消费者负责任,对经销商负责任。对消费者来说,是真正的、健康的、物美价廉的饮料。这是我们十几年的努力才取得消费者的信任,不管是在哪里。
而且我认为中国的消费者很聪明,你要想骗人家的话最终还是骗自己。作为我本人来讲,也是来自社会的最底层,对老百姓的想法也最熟悉,所以你看我这个人是很随便的。做企业要是没有一种对人负责的态度,愚弄消费者,我想这个企业是做不起来的。
我在卖的问题上也强调诚信,诚信是企业的立业之本。娃哈哈能够持续健康地经营,是因为我们始终不忘“诚信”二字。娃哈哈上马童装,许多童装的经销商同意向娃哈哈先打货款,是因为娃哈哈的信誉度高。而我们在选择经销商的时候,也会对其在当地的信誉程度进行充分地调查。
据娃哈哈人讲,现在有很多经销商对宗庆后已经到了迷信的地步,娃哈哈上童装,许多老经销商二话不说过来就订货,搞得娃哈哈的人哭笑不得:你能卖童装吗?经销商却不管这些,只是说:跟着宗总一定能挣钱。
对比一些后起的“娃哈哈模仿者”,宗庆后认为之所以大部分企业,最终都不能取得像娃哈哈一样的成功,关键在于后来者往往过多关注“利”,而忽视了“人”。
现在许多经销商,仍是十多年前就同娃哈哈合作的那一批人。娃哈哈最早的一批合作者,有许多来自各地供销系统,如今不乏做到数亿的“大户”,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同娃哈哈一道成长。
要保持这样长时期的忠诚度,宗庆后说,主要靠信誉。
同讲信用一样,节俭也是宗庆后这样的浙江企业家的共通“毛病”。
浙商的节俭是全国有名的。浙商中有一句著名语录:不去赚太好赚的钱。浙商赚钱的原则就是通过降低成本再降低成本来赚钱,做的都是打火机、服装、小百货之类的低成本产品。
娃哈哈刚成立时,宗庆后对企业的管理事无巨细,一律亲自把持。一位熟悉娃哈哈的浙江人介绍,娃哈哈内部所有的发票都必须在经宗庆后本人签字之后才能生效。一天在宗的办公室外,大家排着长队请宗在发票上签字。突然只听宗大声说:“什么?买十个扫帚还不去批发?太浪费了!”
宗庆后被任命为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经理后,虽身为经理,却白天黑夜,风里雨里骑着一辆三轮车,一个一个学校去送货。
那时学生用品很廉价,2分钱一块的橡皮,6分钱一本的作业簿,每件只几厘钱的获利,但宗庆后不在乎这些,只要学校需要,随时都给送。仅仅凭着这点,上城区不少小学的总务主任认定,这个经销部会发!
杭州的夏天是个大火炉,宗庆后抓紧时间做起棒冰、汽水的生意。那时的汽水是玻璃瓶装的,瓶比汽水更重,还要回收,卖掉100瓶汽水,才有几元钱的利。所以,做这生意可真辛苦。
正是这样一分一厘的积累,开始了宗庆后不起眼的创业之路。他干得很累,也很开心,每天深夜放平全身酸疼的身躯时,仍在盘算今天的收获和明天的打算;他干得很有生气,凡与他打过交道的客户都为他的刻苦而感动,与他建立了长久的联系。更重要的,宗庆后的榜样力量,使一支日渐壮大的员工队伍,从第一天起就形成了一种自觉的敬业精神,在这个群体中,一切为企业兴旺的事都值得去做,以苦为乐,以苦为荣。
李嘉诚先生曾经说过:勤俭朴素,是一个企业之本,也是一个成功企业家之本。1988年,在一缺人才、二缺技术、三缺资金的艰难条件下,宗庆后凭着坚强的毅力和独到的眼光,和科研人员一起,研制出中国第一支娃哈哈儿童营养液。从此,宗庆后和员工们一样吃住在厂里,他每天早晨7点上班,经常熬到深夜才休息,他从不炫耀张扬,更不愿摆阔比富。他说:“做老板要付出非常代价,整天花天酒地,肯定做不长做不大,真正的老板都是俭朴的。”宗庆后是这样对员工们说的:“娃哈哈产业不是老辈人留下来的,是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创业难,守业更难。勤俭创业,是娃哈哈成长的非常之本。”
就是靠买十个扫帚都要去批发、卖一箱冰棍挣一毛钱这种挣钱的方式,成就了娃哈哈的今天。
另一方面,宗庆后也是一个善于把握机会的人。
有人说,企业家精神从根本上只有一条,敏锐地捕捉一切利润机会。
很多开办企业的人都垮了,他们要么没有发现机会,要么没能抓住机会。只有少数人敏锐地发现了机会,并且及时而恰当地利用了这样的机会。他们总是比别人先知先觉。而市场也给了他们丰厚的奖赏。平庸者和失败者会疑惑:凭什么是他们而不是我?凭什么是小学毕业的他,农民出身的他,而不是大学毕业的我?我们只好说,那些农民、小学毕业的企业家确实没有文化,但他们具有企业家精神。仿佛《星球大战》中的绝地武士身上的“大能”有高有低一样,他们身上的企业家精神“浓度”比较高,因此,他们成功了。
宗庆后的成功经历,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一小部分敢干敢冲的人的典型成功史。宗庆后也不否认由校办工厂办事员到经理的这段经历是自己成功的一个最不可缺少的基础,这段时间教会了他怎样去适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而且显见也成功地利用好了这种“中国特色”。我们敬佩宗庆后一路走来的能力和坚毅,但同时我们也明白这种成功包括了很多能力和坚毅以外的东西。谁抓住了这些机会,谁就可能成功。在谈及谁是自己最崇拜的人时,宗庆后曾坦言说是邓小平:
肯定是邓小平。应该说邓小平把我也解放了,没有邓小平,我绝对不会有今天。
我创业的时候是代销冰棒,代销汽水,我记得有一天有个店要一箱冰棒,那时候一箱的冰棒零售价只有4块钱,我一箱冰棒就赚了几毛钱,我还是专门给人家送过去,现在创业跟我们那时候又不一样,现在你要靠几分钱创业,不太可能,我也很幸运当时有这么一个机遇。
但宗庆后也并不认为他的成功是偶然的:
娃哈哈的成功不是偶然,这是全体员工努力的结果,借助国家的政策,给我的机会和环境,再一个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够有了今天的事业。应该说我很幸运。
我们那一代人实际上机会很好,因为机会太多了,几乎做什么都能成功。可是有很多人依然被淘汰了,现在留下来的不多。
现在老是有人问我,为什么娃哈哈能坚持到现在?
我只能回答,是赚钱的本能教会我生存下来。这并不是说凡是有企业家本能的人都能做好,但是做好的那些人一定有一种东西、一种精神,使自己能得以生存。
他们是在竞争不充分的阶段,最先抓住了巨大的机会。其实,这里所加的限定,完全是多余的。即使在竞争已经充分、甚至充分得过分的时候,只要他们具有企业家精神,他们就依然能够发现机会,抓住机会,利用机会。否则,他们就不是好的企业家了。
如果一个社会要生存,如果它还是一个社会的话,就一定得有企业家,只有企业家能兴国,因为有了企业家,就有了制度创新的组织者,而有了比较进步的制度,知识才可能转化为生产力,科教才可能兴国,虽然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在中国还没有出现。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经说过:
在中国,很多人把企业家当成一种职业,这是误解,其实企业家是一种素质。
在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著名企业家史玉柱对中国企业家也曾做出如此精辟的概括:“我们有四类企业,一类是‘草寇’,全靠血缘和义气维持,目的是单纯谋财;二类是‘军阀’,已有一定的规模和组织,但各有各的嫡系部队,很容易哗变;三类是‘正规军’,纪律严明,但缺少更远大的目标,源于老百姓回归老百姓;还有一类以宏大理想为支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样的企业才能办成超大集团”。
而宗庆后则属于史玉柱所说的第四类:
我认为企业家首先要为社会创造财富。现在很多股份制公司、上市公司都是民营企业,每个人对财富的看法也不一样。大多数企业家都认为有了财富自己也吃不了多少,用不了多少,到最后实际上是人生价值的体现,是一个数字,所以还是要拿去再投资,再创造就业机会,为国家为社会创造财富。我很赞同吴敬琏教授的那句话,你要努力争取创造社会利润以外的超额利润,你通过技术改造,通过先进的改革把成本降下来,你能创造比人家更多的利润,这就是超额利润,这些既能推动社会进步又能为社会创造财富,我想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主要是看这一点。
中国企业家是一个特殊的概念,他们身上,铭刻着中国制度特有的符号,散发着中国文化特有的气息。
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社会有什么推动作用?与宗庆后同时代的企业家们,几乎有着同样一致的认识。
郭广昌(上海复星集团董事长):做企业就是要为社会创造价值,在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时候也要为自己、为员工创造价值。不要认为你所做的这一切为社会做了,社会就理解你,如果这样认为一定会头破血流。我做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把自己修行成一个企业家,把荣辱放在一边,以进取的精神做理智的决策,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合作伙伴。
郑永刚(杉杉集团董事长):企业家是经济动物,只要有效益的地方,他就会产生激情。当然,他也拥有社会责任感。同时,我觉得他就是要有冒险的精神。这就是企业。
张醒生(亚信科技公司CEO):人的基本特征有一致性,企业家也好,经济学家也好,理论学家也好,他成功的基本要素有三点:第一,敢想。敢想是任何创新的基本源泉,如果张瑞敏在海尔豪华漂亮的工业园区只是想到海尔的一亩三分地,而没想到海尔走出去,自然没有今天的海尔模式;第二,企业家仅仅有敢想的精神不够,还要敢说。把我们的理念、目标、心胸、想法说出来,实际是在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第三,最关键的是要敢干。敢想、敢说、敢干,这是毛泽东时代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三敢精神”,我把它拉回到现在企业的环境中做一次老生常谈,也算老话新说。
王石(万科集团董事长):许多企业家都有竞争意识、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但这些是一个企业公民应该履行的责任。如果谈企业家精神,应该说它有什么不同点。我认为,企业家与其他人的不同点是偏执。执著还不能说明问题,偏执里面包括执著,别人认为不可以,他却认为可以,不但要把组织能力变成可能,而且还要盈利。
宗庆后经常用一句话这样勉励自己:你站在多高的台阶上,你就会成为有多高认识的人。这实际是一个人的眼界问题。一个人的眼界有多大,他的胸怀就有多大,他的事业也就有多大。这是永远也不会变的真理。
第一章 舍我其谁娃哈哈红旗
2003年12月,世界上最著名的咨询公司之一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卡尔·斯特恩,来到北京大学朗润园万众楼二层多功能厅,发表他关于“企业竞争战略”的演讲。
在谈到如何成为一位优秀的“企业家”时,卡尔·斯特恩谈到:
我的建议是,一个人(企业家)应该像一块海绵,尽可能多地感受各种经历。
做专才,养家糊口容易,成就事业难。
几乎没有CEO是因为专业技能而成功的。相反,他们之所以能当上CEO,领导企业前进,得益于他们良好的商业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来自对类型的辨别,而对类型的辨别能力来自于一个人所拥有的宽广的视野。
如果要让全中国几十万个农村鸡毛小店的柜台上都摆上你的产品,这需要一个企业家怎样的视野?
如果要让东西纵横上万里、南北温差50℃,人口是美国的4倍、日本的6倍、中国台湾地区的52倍的一个辽阔的大市场中,每一个人都曾买过你的产品,这需要一个企业家怎样的视野?
常常有经营者作这样的设想:如果每个中国人都买一件我的商品,它就卖疯了。在过去的20年里,让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掏钱买过的品牌不会超过三种。娃哈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中国的市场上,我们敢于和任何企业竞争。我们也想,通过几年的努力,真正成为世界的娃哈哈,积累完资金、实力后,再打到国际市场上,要把这个世界做足。
对于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来说,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豪言壮语。甚至,有时他的话达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
跨国公司有的时候是狼,但也有的时候他们是纸老虎!
谁敢说这样的话?只有宗庆后敢。
宗庆后说这个话是意有所指的。就在2001年,他的“老对手”——乐百氏前任老总何伯权被乐百氏的大股东法国达能赶下了总经理的宝座。而在同样被达能控股的娃哈哈,“他们连权力的把儿都没摸过”,“投资都要讲回报的,如果你做比他自己做挣钱多,他当然愿意让你干”,宗庆后说得明白。
一个经典的商人,是可以挖掘出许多值得回味的元素的,商场如战场,胜者或败者都能够博得一些启示或教训,从1987年到2004年,宗庆后率领娃哈哈先后转战于保健品市场、儿童果奶市场、纯净水市场、碳酸饮料市场、童装市场、牛奶市场、功能饮料市场……他的对手包括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曾经创造过商业奇迹的著名公司:太阳神、乐百氏、健力宝、农夫山泉、旭日升、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雀巢、康师傅、统一等等,没有一个不是重量级的。在十几年的创业中,宗庆后以独创“宗氏兵法”纵横于天下,对手有的倒下、有的还在追赶、有的围追堵截,而娃哈哈依然成为这个行业强大的领导者之一。
“我是一名企业家。”
宗庆后一直强调自己这一点。人们也更多地称呼宗庆后为“企业家”。因为只有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激情与对手对决、才能真正创造出市场奇迹。
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宗庆后,到目前为止,做过两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一是饮料总产量在中国大陆超过可口可乐,娃哈哈成为中国饮料业第一品牌;二是娃哈哈生产的非常可乐卖到了美国,这可能是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第一次在美国本土遭遇另一个可乐品牌的挑战。如果说我曾经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度战胜了可口可乐,以后能不能持续下去我还不知道。我只有努力去拼。做企业不是想像,知道怎样去做与实际能不能做到是两回事。
当一无所有的宗庆后借贷14万元起家时,谁能想到17年后这个靠儿童营养液起家的校办工厂能够成为领导中国饮料业抗衡可口可乐等跨国公司的旗手呢?
在中国众多的本土食品饮料企业中,何以使娃哈哈步步领先,一枝独秀?在与两乐为首的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年近六旬的宗庆后将怎样带领尚在少年的娃哈哈迎接国际化竞争的挑战?
娃哈哈的案例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富有竞争力的、可以和跨国公司同台竞技的企业不是政府保护出来的,不是模仿跨国公司得来的,而是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在和高手过招的过程中摔打出来的。跨国公司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竞争者,他们有他们的优势和局限,在竞争中他们既可能是狼,也可能变成纸老虎。
在经历了2001年中国饮料业的多事之秋后,宗庆后有了一个新绰号:“不倒翁”。这个绰号是对激烈竞争的中国饮料业2001年的隐喻。2001年,中国本土饮料业另外几大巨头健力宝、乐百氏、旭日升、农夫山泉、椰树等相继经历了种种波折,不是被重组并购便是面对市场颓势,阵脚大乱,中国本土饮料业几乎集体陷入低潮。
而在这个本土饮料企业败相丛生的年头,为躲避9·11的寒流,两乐的中国攻略更加气势逼人。2001年底,可口可乐总裁杜达夫再度造访中国,一出手就是1.5亿美金,一个庞大的打造全方位饮料公司的新中国战略正在浮出水面;和可口可乐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争风吃醋”的百事可乐也不甘示弱,继收购全球第五大食品集团“桂格”之后,百事刀锋已经直指可口可乐全球老大的地位,将“桂格”的系列产品比如运动型饮料“佳得乐”整合进百事的产品系列,全面迎击“保锐得”就是百事组合拳中的第一击。而另外一家跨国公司,一向低调的法国达能也终于跳了出来,借乐百氏之危,资本说话,乐百氏原创业人何伯权下课,达能中国区总裁秦鹏亲自操刀,全面接管了乐百氏。
时值中国入世之际,何伯权慨叹:达能让他上了中国入世的第一课。
何氏话音未落,曾一直扮演中国饮料业旗手的健力宝也陡生变局,大股东三水市政府插着草标执意要把它卖掉,一时间,跨国巨头争相并购,最终被浙江国投虎口夺食,而其总经理李经纬那张抬头问天、泪光闪烁的照片则把“健力宝”这个昔日“东方魔水”,今日“迟暮英雄”的悲壮传达到了每一个中国人心中。
2002年年初,张海、祝维沙及香港康达公司从浙江国投手中,以3.38亿元收购健力宝75%股权,从此,健力宝进入了“张海”时代。事隔没有两年,2004年8月25日,张海又闪电般宣布辞去董事长兼总裁的职位。由此,在资本市场叱咤风云的张海去职健力宝,在业界引起巨大的震动。
健力宝降旗这天,对中国民族饮料业来说,是真正值得痛思的一天。
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中国本土饮料业并没有集体“沉默”。在众企业的节节败退中,在低潮中,有一面旗帜依旧在高高飘扬,那就是独撑中国本土饮料业大局的娃哈哈集团。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扛起中国饮料的民族大旗,已非娃哈哈莫属。
2001年,娃哈哈集团以总产量255万吨,年销售额63亿人民币的业绩傲视全雄,这不仅仅意味着娃哈哈自1994年以来的中国饮料业江湖老大地位依然岿然不动,而且意味着在中国,娃哈哈第一次在总销量上超越了头号强敌:可口可乐。
自2001年开始,中国饮料行业开始进入娃哈哈与可口可乐争锋的新时代。
2003年,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将宗庆后名列第61位,个人资产12亿元。宗庆后,连同娃哈哈,成为中国饮料业一面不倒的旗帜。
第一章 舍我其谁企业禅
杭州《钱江晚报》的一位记者曾极细心地测算过宗庆后一年的时间分配表:
每年出国考察、洽谈约3个月;
每年到全国各地做市场调查约5个月;
每年乘坐飞机80趟以上,折合飞行时间超过240小时;
如果不陪客户,每天早、中、晚三餐就餐时间累计不多于1小时。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市场第一线。我主持了娃哈哈大部分的营销会议,参与了每一次的新产品推广和市场策划,每年在各市场巡回的时间超过200天以上。很多人吃惊我为什么始终保持这份热情,为什么我会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痴迷执著于所热爱的事业。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胡宏伟在《非常营销》一书中说到:
一个成熟的企业家必须具备三个素质:责任感,判断力,热情。
企业家是一份社会职业,没有责任感,企业家及企业无法保持正当的行为和正确的经营理念,便会产生短期行为,在市场中无所不用其极。判断力,六成是天赋,四成靠学习和经验的积累。至于热情,企业家是一个十分枯燥、每天都必须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的职业,没有热情,绝难坚持。
如果用一个词汇来形容宗庆后对营销的投入,“热情”两字恐怕还不准确,而应该说是“痴迷”。
有人说,全中国年销售额在10亿元以上的企业家中,宗庆后是离市场最近的一位。我们至少接触过100个以上这一层次的企业家,这句话应该不错。
娃哈哈每年要到各主要市场开现场订货会,宗庆后需在一个月间巡回十余地,往往同一句话要在不同的地方不断地讲,一个简单的政策要翻来覆去地对不同的经销商解释。有时候,他的部下都听得耳朵生茧而嫌烦了,可他还在那里津津有味地一遍又一遍地讲。这份韧性和毅力,非常人能及。
还有一个不为外界所了解的细节,宗庆后平均数日就要写一份“销售通报”,对营销情况及各地市场的运作进行最直接的指挥,“通报”在第一时间被传真到各地,成为娃哈哈营销体系中的一根最敏感的神经。据称,宗庆后每年要写超过200份的“通报”。我们在娃哈哈的档案库里,一一翻阅过这些通报,它们都由宗庆后手写而成,长则上千语,短则数行字,有的是写在一张便条纸上,有的则写在宾馆专用信封的背面,还有的潦草不堪,可能是在行进中的汽车里草就的。从中可以看出,宗庆后对饮料市场、竞争对手的一举一动真可谓了如指掌。业界人士对娃哈哈的市场反应之迅捷都颇为惊奇,读过这些通报后,大概就不足为怪了。把这些通报编纂起来,就是一部最为生动的中国饮料竞争史。
这段话让我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他对于战场的热情同样可以用“痴迷”两个字来形容。而宗庆后的“痴迷”,使他造就了这样一个庞大的饮料王国,从一开始的儿童营养液,到纯净水,直至推出向国际饮料霸主叫板的非常可乐。
他开始做非常可乐的时候,在一些营销研讨会上,被一些“营销专家”定义成注定失败的个案来分析。而现在,他以市场一线的直觉来做营销决策,所获得的成绩是超越百事可乐,直逼可口可乐。宗庆后完成了一件人们认为“非常可笑”、认为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并且是用小米加步枪,用有限的人力、物力打倒了全世界最优良的美式装备、最科学化的营销模式。
有趣的是著名经济学家熊彼得恰好将企业家素质概括为:具有能完全胜任不胜其烦的会议和交涉的特殊的体力和魄力,善于说服他人并能获得支持及具有能通过巧妙的交涉操纵他人的谋略和胆识等。
娃哈哈几乎在全国每个省都设有工厂,各销售区域都有分公司。我在每个省平均逗留几天,一年下来也需要200天以上。有很多人都会就此向我问道:“您会否感觉到疲倦?”而疲倦是必然的事情,我每天的睡眠时间不到6小时,哪能不疲倦呢?
然而,我时常换另一个词“快乐”来表达这种疲倦,这种快乐是我战胜市场的喜悦,是一种强者的快乐!
有这样一句俗话:树大难免有枯枝。不可能每个下属都向我反映真实的情况,每个省份、每个区域都在操作过程中隐藏了不少问题。而这些问题我没有在文件中看到,但又在巡视的过程中察觉出来,如同一区域的经销商互相压价,异地经销商互相窜货等,都是我在市场第一线观察中发现的。
一个支点可以撬起一个地球,而一种快乐可以令宗庆后在一年的时间里跑了200多天市场。这种快乐便是强者的快乐!
著名西方学者韦伯在谈到企业家的“敬业精神”时,曾经使用了“神召”这一个词。在西方人看来,一个人敬业“也就是上帝的召唤下,我要去谋取利润以证明自己的价值。”于是赚钱不再是身家性命的问题,不再是养家糊口的问题,而是敬不敬上帝的问题。
你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说明你缺乏追随上帝所必需的理性能力,你肯定不是上帝的选民。要把利润作为“神召”一样神圣的东西来追逐,这是一种狂热的精神,是一种超越了身家性命追求的对利润的热爱。
赚钱是人人都有的一种动机,但“神召”不是人人都可以感受到的。
我们中国企业的敬业精神,说实在的,只是从光宗耀祖的超越方式里面带出来的,一个企业家做得好了,他在家乡就光宗耀祖,到省里面,他就会被选为人大代表,再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这就是他的最高理想。
我有我心中最高的经营境界,就是松下所说的“企业禅”的境界,忘我的境界。
试想一下,有多少中国企业家是在装修豪华的屋子里做出决策的?又有多少决策是靠一拍脑袋“推理”出来的?
波士顿咨询公司CEO斯特恩的建议是,如果要成为一个领导者,必须“多实践、多感受”。宗庆后正是身体力行了这一要义。他所有的决策是在自己对于市场的调查和感受的基础上作出的,尽管这是一个很笨的方法,但却是一个保证可以在最大限度内少犯错误的方法。
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但越难做就越有机会,关键是眼光,你的眼光能看到一个省就能做一个省的生意,能看到全国就能做全国的生意,看到世界就能做世界的生意。
达到这种境界的企业家,一天要是不工作八个小时以上,就会有一种负罪感,他玩了整整一个星期,他就会感到内疚,就会觉得对不起什么人。
不工作就像有病一样,身体好像没有被激活。
宗庆后指出,中国企业家有太多的短期行为,做企业只是为了捞一把的短期行为,是对中国社会的企业家精神的最大威胁。这可能是因为现在社会上多数人的眼光都是短期行为的眼光,现在满街的灯红酒绿,这其实不是盛世的征兆啊!大家急着把钱花完,今朝有酒今朝醉,所以才看上去歌舞升平!
我们的企业,我们社会的底层,哪里有盛世的景象啊!有谁告诉你他的公司正在经营十年以上的项目或是投资基础设施或是别的什么长期的项目?没有这样的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的眼光和执著,成为企业家前进的内在动力,只有不断超越自己的人,才会超越别人,超越这个时代。
第一章 舍我其谁做事先做人(1)
企业竞争的实质是经营者的竞争。
经营者之间的市场竞争以胜败论英雄,谁也不会手软。但有竞争并不意味着一定成为冤家。
1998年,一位叫周桦的记者采访乐百氏的掌门人何伯权,问何伯权道:“你最欣赏的是谁?”何伯权答道:“娃哈哈的宗庆后。”
宗庆后与何伯权是通过竞争而惺惺相惜的。宗庆后欣赏何伯权的灵性和悟性,而何伯权倾慕宗庆后的营销天才和做事的韧性。
“我和老宗经常碰面,都是有说有笑。”何伯权称。
1995年,宗庆后专程从广州坐了两个半小时的汽车来到小榄镇,对何伯权在小镇创下的这番事业连叹“不容易”。回来后,宗庆后明确要求组织中层干部去乐百氏考察学习。
1997年,何伯权回访了地处杭州近郊的娃哈哈下沙生产基地。许多娃哈哈员工对这位说着一口古怪的方言、谈笑风生的广东老板,至今保留着美好的回忆。
在饭桌上,宗庆后与何伯权很少谈论公司业务。宗庆后滴酒不沾,抽烟却相当凶。何伯权总忘不了提醒一句:“你是老大哥,要保重身体,烟还是少抽为好。”
何伯权等创业元老集体辞职的消息传出,宗庆后不止一次地明确表示惋惜:
这绝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结局。因为,企业一旦没有对手就没有了竞争,也就没有了压力。而且我也会失去一位朋友。
在一般人眼中,似乎从来就只有一个乐百氏,即通过生产乐百氏乳酸奶而把“乐百氏”精心培养成著名品牌的中山乐百氏保健品有限公司。但事实上,广州乐百氏实业公司一直默默地存在,而且只因广州乐百氏实业公司创作出“乐百氏”这个名字,一直握有价值连城的“乐百氏”品牌,最终从中山收取了数千万元高额使用费,这两个乐百氏公司就像“乐百氏”的生父和养父,在它们之间有欢笑、有眼泪;有对抗也有合作;有毫不留情的进攻,也有浓厚的人情。要探究其中的奥秘则要从1981年的“太阳神”说起。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保健品市场在广东兴起了第一个高潮,当时的几位主角是:怀汉新(太阳神创办人)、方实(乐百氏创办人)、贾小庆(自然饮创办人)。太阳神与乐百氏的创业者本属一个团队,最初共同创造了“太阳神”。太阳神在中国首次全面导入企业形象设计,当时如日初升,咄咄逼人。但由于内部原因,不久后从太阳神的早期创业者中便分出了另一支人马、自立门户。他们需要一个堪与“太阳神”媲美的好名字,如同年轻父母给未来婴儿起名字一样,他们绞尽脑汁,翻遍字典。终于,设计出了“乐百氏”这个读起来十分上口,既洋味十足,又充满喜庆味道的中西合璧的名字,此名一下子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上了。名字已定,乐百氏创作人方实联合广州锅炉厂成立了广州乐百氏实业公司。
与此同时,中山市小榄镇的一个28岁的年轻人——何伯权也开始受镇政府之命来投资办厂。何伯权做过农民、工人、售货员、教师、机关干部,当时刚任镇制药厂副厂长。希望年轻人有所作为的镇政府拿出95万元交给何伯权,让他开办新企业,以便给小镇经济创造新奇迹。何伯权站到了人生的一个新舞台上,除了95万元及几个合作伙伴,他别无所有,一番权衡,他看上了当时热火朝天的保健品市场。
广州乐百氏虽然有了一个好名字,但创业者们深知,好名字并不能托起一个好企业。即使太阳神,其成功的因素也并不仅仅在于企业形象。此时的乐百氏想要与太阳神抗衡,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他们需要同盟军。
机缘让何伯权和乐百氏连在了一起。广州乐百氏与小榄镇工业总公司在此背景下合资成立中山乐百氏保健品有限公司,何伯权任总经理。广州乐百氏以乐百氏品牌许可权及20万元资金入股,占1/3股份。合作一年后,为了全面主导企业的发展,小榄镇方面决定买下广州乐百氏持有的1/3股份。经协商,这部分股份折价为380万元。何伯权从此完全掌握了中山乐百氏的经营管理权。但“乐百氏”商标的所有权仍在广州乐百氏公司手里,何伯权和“乐百氏”在奶类制品领域的商标使用权,期限10年,从1990年到1999年,整整一个90年代,何伯权就像是“乐百氏”的“养父”,将“乐百氏”从其“生父”处领养过来,精心培养,期待它能长大成材。
乐百氏成长得太快了,每年近乎翻一番的增长速度快得让人惊喜,也让人不安,因为对这个品牌做出最大贡献的中山乐百氏却没有这个品牌的所有权。
何伯权一开始就对“乐百氏”商标喜爱备至,以致从未想过真正来创自己的品牌,随着中山乐百氏公司的发展壮大,“乐百氏”已成了何伯权事业甚至情感的一大部分,这三个字浸透了他的心血和汗水。当时他没有钱打广告,于是每到一个城市,他就和他的伙伴们买来大红纸写成横幅:“热烈祝贺乐百氏奶投放市场!”一个晚上穿街走巷贴满整个城市。对这个书写了无数次的名字,何伯权又如何能轻言放弃!
广州乐百氏不但可以自己生产“乐百氏奶”,还可以将这个品牌租给别人生产“乐百氏奶”。时光转到1992年,中山“乐百氏”的全年产值已达8000万元,何伯权不得不为他掌管的这个企业思考一条后路:数年后,如果不能使用“乐百氏”品牌将怎么办?中山乐百氏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品牌。
“今日是历史和未来的分界点,今日的结束是新的今日的开始。”对自己从北京大学亲自征集来的“今日”商标,何伯权十分满意,而“今日”的特殊内涵也反映了何伯权对“乐百氏”的一种复杂心情。他对“乐百氏”仍珍爱备至,但又不得不让它从自己的事业中渐渐淡出,而全力以赴去推广“今日”。
1992年,中山乐百氏保健品有限公司改名为广东今日集团,但乐百氏奶仍是集团的主导产品。为了尽快推广“今日”,何伯权招来了广告学博士,团结了一批广告人,其宣传攻势在1994年达到了顶峰。“神话人物”马俊仁以1000万元转让费将“马氏营养配方”的“生命核能”卖给了何伯权,而何通过媒体的炒作,仅市场经销权就回款1800万元。在持续的炒作中。“今日”的知名度迅速上升,“生命核能”俨然可与“乐百氏”分庭抗礼。
贤人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1995年“生命核能”正要大举出击,却遇上了全国保健品市场的大崩溃。这一年,马俊仁也与其弟子不欢而散,陷入低潮。“生命核能”没能引起连锁反应,更无法单独托起“今日”。相反,这一时期的乐百氏奶依旧红红火火,蝉联全国乳酸制品销量第一的桂冠。此时的何伯权,内心充满了矛盾:这边“生命核能”有心栽花花不成,那边“乐百氏”无心插柳柳成荫。看来,何伯权此生注定要与“乐百氏”有缘。这种情感的联系在他心中所占的分量,或许并不亚于利益对他的影响。“生命核能”代替不了“乐百氏”,“今日”也代替不了“乐百氏”。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斩断何伯权对“乐百氏”的“亲情”,他必须拥有它。
1996年,何伯权向广州乐百氏开出了1500万元的高价,要完全取得“乐百氏”商标在奶类制品方面的所有权。当时经营处境在走下坡路的广州乐百氏很快接受了这个价格。从此,它再也不能向别人授权或自己来生产“乐百氏奶”,“乐百氏奶”被正式“过继”给了何伯权。
退出了奶类市场的广州乐百氏当时还有另一主导产品:乐百氏矿泉水。尽管水和奶各有其主,但借助“乐百氏”品牌的威力,水也畅销不已。一时,双方似乎相安无事,但半年后,一个意外的插曲出现了。
1996年夏天,乐百氏矿泉水在其主要市场湖北遭重创。不少假冒乐百氏之名其实是从水管进来的“矿泉水”,使得正在抗洪抢险的解放军战士大闹肚子,而实力弱小的广州乐百氏无力应付这种局面。媒介曝光后,“乐百氏”的名声一落千丈,水的形象连累了奶,广州乐百氏的黑锅要中山乐百氏背,不少舆论把矛头对准了中山乐百氏。毕竟,没有多少人知道:此“乐百氏”非彼“乐百氏”。
何伯权决心向“乐百氏”不争气的“生父”最后开战,他要全面收购广州乐百氏。但广州乐百氏不甘就范,还有抵抗的余地。
第一章 舍我其谁做事先做人(2)
惊人的一幕在香港出现了,中国儿童营养保健品市场的两个最主要的对手——中山乐百氏的何伯权和杭州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后举行了一次悄悄的会晤。当时“娃哈哈”是在两条战线上与“乐百氏”交战:在奶类方面是与中山乐百氏,在水的方面是与广州乐百氏。何伯权希望借宗庆后之手在瓶装水领域猛击广州乐百氏,使其无法抵抗下去,这样他也可以顺利收购。而宗庆后则看到了一个“光明”前景:娃哈哈去此强敌,将成为中国瓶装水的“龙头老大”,各有所得,皆大欢喜。
不久,在武汉出现了大量低价的正宗娃哈哈纯净水,名声已严重受损的乐百氏矿泉水全面溃退,广州乐百氏面临生存危机,再没有与何伯权讨价还价的余地。于是,1997年3月,广东今日集团(即中山乐百氏公司)与已在市场上一落千丈的广州乐百氏公司签署文件,今日集团完全收购了广州乐百氏。
让宗庆后始料不及的是,完成了“品牌统一”大业的何伯权迅速进军瓶装水市场,投资2亿元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生产“真正”的乐百氏纯净水,并重返武汉市场一举成功。
宗庆后与何伯权在年龄上相差将近20岁,而在性格上则均属于内秀型,平日寡言善谋,擅长吸收,敏于变化,并且在重大时刻能果敢决断,不惮于冒险。而在竞争手段上,两人都喜欢鸣鼓而战,不好使小阴谋,对一些不入流的阴招、损招更是不屑一顾。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职业性格使他们具备了成为顶尖级企业家和营销大师的素质。
1995年10月,何伯权与宗庆后在长沙“邂逅”,这是两位乳酸奶大王的首度会面。据公开的报道称:“两人通报了各自的情况,商讨来年的产品策略,共同表示了培育中国乳酸奶市场的真诚愿望。”无疑,在性格上均不张扬、在行事为人上都留一步余地的宗、何给彼此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有一则故事颇值得在这里记录:有一年,一个亡命之徒为了向企业要挟钱财竟在娃哈哈奶中投毒,导致两名小学生生命垂危,而国内一家报纸在未对事实进行彻底核实的情况下擅自刊出了中毒新闻,一时间有五六家媒体进行了转载。
恶性事件发生时,宗庆后正在国外考察,当他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打给宣传部门,希望制止这一极易形成模仿效应的新闻继续传播;另一个便打给了何伯权。何当即在第一时间通电全国的营销公司,严令不得传播、转载这一新闻。而彼时,一些小的果奶企业却以为天赐良机,纷纷把刊发中毒新闻的报纸广为散发,或传真给有关的经销商。
日后,有记者问何伯权,你为什么不抓住这一“机会”打击一下娃哈哈?何曰,这种恶性事件的扩散是对整个果奶市场的伤害,乐百氏如果借此机会贸然出手,其结果是往自己的脸上打重拳。
透过对这一突发事件的理性处理,宗庆后和何伯权的战略意识和健康的对手观可谓一览无余。宗庆后常说:
企业家个人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企业的品格。一个正直、有责任心的企业家造就的是一个有长久发展能力的企业。
吴晓波、胡宏伟在谈到娃哈哈与可口可乐的可乐大战时,曾说到一个非常令人动容的宗庆后“做人”细节:
2000年2月27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秘密报告攻击最流行甜味素》的爆炸新闻,“揭露”美国全国饮料协会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已发现在可乐等汽水饮料中常用的甜味剂“阿斯巴甜(Aspartame)”能分解出甲醇、苯丙氨酸等有毒物质,影响人体大脑的正常工作。报道引述最新解密的一份“秘密报告”指出,阿斯巴甜有改变消费者行为的作用,诱使消费者饮用更多含有该物质的饮料。这篇报道还说,包括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在内的许多世界著名饮料厂商至今仍在使用阿斯巴甜。
2月27日,国内一家报纸首先转载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消息,并通过其电子版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随后几天,“可乐含有对大脑不利成分”、“两大可乐甜中带毒”等触目惊心的报道迅速蔓延开来。一夜之间,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被卷进危机风暴。
非常可乐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来了。许多人都理所当然地等待着娃哈哈公司发起一场漂亮的阻击战。然而,令他们大失所望的是,娃哈哈科研中心一位负责人只是代表公司发表了一则简短的公告:“非常可乐自投产以来一直使用的是国产优质白糖。因此,本公司不存在阿斯巴甜问题。”
对此,宗庆后事后解释说,如果非常可乐借阿斯巴甜之机炒作一把、推波助澜,其结果必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受伤害的不仅是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甚至可能是整个碳酸饮料产业。而且,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亦会导致娃哈哈公司长期营造的品牌美誉度大打折扣。
据说,宗庆后本人从未与可口可乐这个强大对手的任何一级CEO见过面。然而,对市场竞争游戏规则的共同认知,使双方事实上达成了“求同存异、在竞争中互为依存”的“战略共识”。
不仅在与对手的竞争中,宗庆后赢得了对手的尊重,在娃哈哈内部,宗庆后也赢得了员工的尊重。这种尊重,不仅仅是对宗庆后个人地位上的尊重,也是对其做人成功的尊重。宗庆后在多种场合下宣称:“娃哈哈是一个大家庭。”这种大家庭观念来自于宗庆后对于企业的强烈“归宿感”,他把所有员工都看成是自己的一家人,这种亲情文化使宗庆后成为娃哈哈人的精神领袖。
1996年,娃哈哈第一次与法国达能合资。除了“卖艺不卖身”之外,宗庆后当时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当中有两则是关于职工的:退休职工待遇不变、45岁以上职工岗位不变。这绝不是宗庆后的一时心血来潮,他以这些老员工的命运为谈判筹码,体现了他对于娃哈哈人命运的强烈关照。
宗庆后做人的一个座右铭就是:
简单做人,勤奋做事。
这种做人的真诚在娃哈哈的内部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凝聚力。而对于宗庆后来说,每一个娃哈哈的员工都是他的“子弟兵”,这在形成“战斗优势”方面尤其明显。娃哈哈的员工做事,都是勇往直前、团结协力,五个指头攥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团队力量。
娃哈哈内部员工的跳槽现象极少,这并不是因为娃哈哈的待遇最高,所有员工一致的想法是:你不可能遇上一个比宗庆后更好的老板。这正是宗庆后做人的成功。
第一章 舍我其谁企业家行为决定企业能走多远
1987年上儿童营养液,1991年上果奶,1996年进军纯净水,1998年叫板两乐,推出非常可乐,2001年推出茶饮料,2002年推出果汁饮料,2004推出功能饮料“激活”。每一个产品,娃哈哈都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最早做营养液的时候,调研人员的结论是市场饱和、退出竞争。而宗庆后却决定从儿童营养液入手,差异化竞争,结果一炮打响。后来做水,做茶,都比不上旭日升、康师傅;非常可乐,更是在两乐“水淹七军”最威风的时候逆流而上。但是在宗氏兵法的指导下,娃哈哈做一个赚一个。现在,除了碳酸饮料仍屈居“两乐”之下,茶还在追赶“康师傅”、果汁还在追赶“统一”外,娃哈哈其他主要产品都始终保持着行业第一的市场占有率。在传统的制造行业,娃哈哈发展如此之快,却依旧保持零负债,并且银行还趴着10亿存款。每当看到反映娃哈哈企业增长的那条优美的上抛物线时,人们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在这个企业神话衰落的时代,娃哈哈模式显得格外富有意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企业家的成长与独立存在是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突出成就之一。在传统体制下,我国只有工厂,没有企业;工厂里只有听命于政府的官员,没有能对市场需求作出灵敏反应的经营者。随着市场化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民营经济实力逐步壮大,国有企业也不得不到市场上找食吃,于是一批经营奇才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然而,冷静分析一下,我国的企业家无疑还存在着若干先天或后天的不足。
有人说娃哈哈是我一个人的娃哈哈,娃哈哈离了宗庆后就玩不转,在某种意义下,我同意这个观点。
我经常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娃哈哈能走多远?
管理学上有一个理论叫“经理封顶”原则,就是说,企业能走多远,企业能长到多大,取决于企业家的精神和才能。彼得·德鲁克认为:一个组织只能在其价值观内成长,一个企业的成长被其所能达到的价值观所限制。就是说,如果企业的经营者知识贫乏、见识浅薄、思维封闭、眼界不开阔,经营思路狭窄,那么,由于经营思维空间限制,大量的产业和市场机会在他的视野之外生生灭灭,再大的产业和市场空间,都与他所经营的企业无关。
对于娃哈哈的现状及未来,宗庆后保持着绝对清醒地认识。
把娃哈哈从一家小公司发展成为一个这么大型的公司,最重要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呢?
一个是必须要勤奋,第二是确实是要有机会。第三是坚韧不拔的勇气。创业当中肯定会产生很多问题,我想创业主要是这三方面的东西,另外心态也要比较稳,必须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地来,不能想一步登天,如果一步登天可能到时候就会出毛病。
和娃哈哈同步,不同的时期可能有不同的对手并驾齐驱,其中有一段时间可能声势凌驾于娃哈哈之上,但是有相当一些企业,已经先后中途落马了,而娃哈哈一直稳步前行,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认为企业领导人的行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宗庆后认为,企业家的行为,决定了一个企业能走多远,而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家理念在企业中的贯彻和实施。
一种价值观被企业的多数员工所接受并转变为能促进企业经营和发展的企业价值观,就形成了企业文化的构成部分。价值观转变为企业文化是一个复杂和漫长的过程,企业家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家理念。
第一,企业家在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经营方针的过程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方针本身就体现着企业文化。
第二,企业家在形成企业的特有经营风范、管理风格和鼓舞士气等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企业家的经营风范、管理风格和对土气的激励方式是企业家本身价值观的流露。
第三,企业家将利用其在企业中的权力(基于职位)和权威(基于个人威望和品质)对他厌恶的价值观予以摒弃和压抑,直至企业的理念最大限度地与他的价值观相吻合,经过上述互动过程,最终确定下来的相对稳定的理念体系,就构成企业文化的主体。
在那些以强势企业文化见长的公司中,企业家个人的价值理念与企业文化的关系水乳交融。
娃哈哈的企业文化已经深深打上了宗庆后的烙印。在中国当前,大多数企业都有着类似的情况,一个创业者对企业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
中国人民大学博导、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在其一篇文章中深刻分析了中国企业家目前面临的挑战,指出中国企业家的几大先天不足:
创业重于创新。
我国的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在事业的初创时期一般有着一股百折不挠的锐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创业精神令人敬佩。然而,一旦创业成功了,有不少企业家就抱着老经验不放,信不过外人,摆不脱家族控制的老路,不再具有冒风险的创新意识,从而锐气日衰。我们知道,企业家在观念、技术、制度、管理、产品、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不断创新是企业具有持续捕捉盈利机会和永续生存能力的关键。当企业家失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时,企业就很快从轰轰烈烈的创业阶段走向守摊、衰退、甚至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的不少企业生得快死得也快的原因之一。
人治重于法治。
一个成功的企业应该靠制度来约束有关当事人的行为,而人管人常常是靠不住的。具体来说,就是要在企业里构建出资人、经理人与生产者之间相互制衡、相互约束的机制,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我国的企业家则热衷于营造个人权威,大事小事都由一人拍板,即使有制度也是墙上挂挂,嘴上说说。一旦制度与一把手的说法发生冲突,制度就被甩到一旁。企业作为一个等级组织没有权威是万万不行的,但个人权威一旦过了头,企业发展顺的时候,企业家就被众星捧月,难以听到真话,决策错了也没人敢说;一旦企业背运了,就众叛亲离,甚至落井下石,企业家成为孤家寡人。
作秀重于练内功。
在现代信息社会里,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广告、运作、策划等宣传手段,但企业的根基还是其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并能带来利润的产业和产品。而我国的有些企业家过度依赖宣传,务虚重于务实,常常热衷于炒作、策划、玩空手道、评奖等,疏于以产业和产品经营为主要内容的实业发展、制度建设和内部管理。有一些企业家频频在媒体上亮相,成为闻名遐迩的铁嘴和名嘴,但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却并不尽如人意,内部管理也漏洞百出。甚至有人故意用宣传攻势来掩盖企业的经营危机,巨人、三株等在出事以前也曾在媒体上红极一时。
对此,宗庆后与之有着相同的认识:
可口可乐为什么成功?所有人都知道可口可乐很优秀,但是没有人能记住是谁让可口可乐这么优秀。可口可乐一百年来形成的可乐精神已经融入到它今天的每一个员工的大脑中。这种东西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战术的层面,我们永远就不可能在观念上与可口可乐站在一个层面。观念最终决定我们能走多远。
与宗庆后同处于这个时代,并且同样优秀的企业家——海尔掌门人张瑞敏,对此也有着同样的领悟:
我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为海尔带来的最本质、最核心、最打动人的东西是什么?想来想去,比来比去,我认为就是四个字:观念革命。可以这么说,海尔创业以来最大的收获,绝不仅仅是销售收入、利税、出口创汇翻了多少番,产品品种增加了多少个,更重要的是抓住了改革开放为我们提供的一次改变对整个外部世界的看法和思维方式的机会。也可以这么说,中国20年的辉煌,海尔十几年的成就,主要不在于有形的东西,而恰恰在于无形的东西,这就是观念、思维方式的全新的变革。
可以说,娃哈哈发展到今天,宗庆后居功至伟,没有宗庆后的娃哈哈是不可想象的。同样的一个问题是,也只有宗庆后才能决定娃哈哈究竟可以走多远:
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最难战胜的也是自己,控制人的物质欲望有利于磨炼自己的意志。当企业家如果光会享乐,早上围着车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企业家就成不了企业家,是败家。
有内心远大的企业家,才会有志向远大的企业。
第二章 得通路者得天下做市场就是编网
著名营销大师卢泰宏先生曾经讲过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
2003年8月18日我到新疆伊利出差。大家知道这个地理位置非常偏远,在新疆的西北,离伊利还有三十几公里的地方,我们停车下来想找点吃的,最后找到一家夫妻饮食店,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口渴了,我们有什么选择呢?只有窗台上的这些选择,上面摆着十几个瓶子,以娃哈哈居多。大家从中可以看见,为什么娃哈哈是一个通路和终端很优先的企业,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地方,我们解决饮料问题的方案,只有窗台上这十几个品牌,其中70%左右被娃哈哈所控制。这张照片,已经说明娃哈哈的竞争力和它的做通路的力量。
在业界,宗庆后被称作“编网大师”,而娃哈哈之所以17年不倒,赖以成名的正是宗庆后所编造的这个无孔不入的市场营销网络。同中国饮料界其他企业相比,娃哈哈的人才、技术、设备,以及极具美誉度的品牌管理堪称一流。但娃哈哈在中国饮料业的风火十七年中,真正具有杀伤力的,还是娃哈哈的网络优势。
虽有高处不胜寒的孤独,但是一贯低调的宗庆后并没有像张瑞敏那样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挂在案头,多年来,始终挂在他墙上的是一张世界地图。素有“空中飞人”之称的宗庆后虽然不可能像可口可乐总裁那样可以享受公务飞机和豪华套房,但他年近六旬仍然每年有200多天奔波在这张地图上的某个点与点之间,了解市场,了解中国的消费者。
把价值60亿元的饮料卖到全中国,需要多少营销人员?我的答案是2000人。比起三株15万营销大军来,这2000人不多;比起号称“黄埔军校”的可口可乐来,这2000人学历不高,但是这支精干的队伍却能够屡建奇功。
这张营销网络的主体由娃哈哈各级公司与2000个一批商以及更为众多的二批商、三批商和销售终端组成。娃哈哈人将之称为联销体,其核心是在销售的各个环节形成严格合理的价差梯度,保证有序的利益分配,充分调动营销网络各个结点的积极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与近年名噪一时的“三株模式”等相比,娃哈哈联销体没有出现规模庞大的“恐龙化”,避免了因营销战线过长、管理脱链而一夜崩盘。恰恰相反,娃哈哈联销体呈现出了有序、持久的市场渗透力和市场控制力。
一家西方媒体在宗庆后专访中评点说,这位中国经营大师的神奇之处,在于他是一位真正的市场网络“编织大师”,他把许多外来的跨国公司很不容易看懂的东方市场——尤其是农村和城镇市场——玩得出神入化。
中国幅员辽阔,在这个辽阔的疆域、巨大的市场里,如何才能营造全国知名的品牌?怎样能让全中国几百万个城乡小店的柜台上一周之内都摆上你的产品?
娃哈哈遍布全国城乡、无以匹敌的强势销售网络,是娃哈哈独有的强势所在。也可以说为消费者提供便利是娃哈哈品牌竞争制胜的关键之所在。
我们是从1996年开始建立这个网络的。其实,娃哈哈最早是从城市市场起步的,当时国家的网络很健全,糖烟酒啊,副食品啦,我们当时做的第一个产品是儿童营养液,靠得就是这个网络。如果这个市场健康发展下去,什么国外的产品都打不进来。改革开放以后,义乌开始做批发市场,价格便宜,很快国营的经销网络被批发市场和代理商挤垮了。我们很快意识到形势的变化,立即转型,于是开始有了这个网络。几年下来,大家合作得十分愉快,也就有了信任和忠诚度。
当年宗庆后要搞非常可乐,十个人中有九个人劝阻宗庆后,宗庆后成竹在胸:“我有联销体,怕可口可乐什么!”几年之后,宗庆后又要搞童装,又是许多人出来劝,专家、学者也对此予以了激烈的质:从饮料到童装,品牌延伸并不容易联结,娃哈哈此举风险与机遇同样很大。宗庆后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此放言:娃哈哈的通路优势会成为娃哈哈童装制胜的法宝。
在企业的每一次重大转折点,宗庆后都把宝押在他的通路优势上。
从1994年始,娃哈哈就成了中国最大的饮料企业。因此,娃哈哈往往是新起群雄的首攻之选。近年以来,娃哈哈年年风波不断,其实,“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所有的商战中,除去1999年娃哈哈推出“非常可乐”属主动挑战可口可乐之外,其余均为被动迎战。
作为市场领跑型企业,决策者最为重视的一个课题就是如何避免剧烈的市场动荡和过度竞争,维护市场的稳定。
吴晓波、胡宏伟在考察了娃哈哈的营销模式之后,将娃哈哈的通路重组列为中国企业对抗跨国公司的有效手段之一:
跨国品牌经常采用“技术升级法”,它们利用强大的技术开发支撑能力,在竞争对手即将或刚刚开始跟进的时候,就迅速地进行技术换代,创造出新的技术概念和市场需求,再用知识产权造成跟进上的壁垒。这种“以进求变”的策略,保证其始终站在产业进步的最前沿,以其技术优势保证市场的安全并获取高于产业平均利润的超额效益。在技术开发上的大投入,同时也可以形成一种竞争上的优势。以诺基亚为例,它每年用于通讯产业的技术开发投入为20亿美元,一般企业根本无法望其项背,若是开发同样的高尖技术,其他企业的制造成本将高于诺基亚数倍。
国内品牌经常使用“梯度降价法”对抗跨国企业。当今而言,比较成功的企业应该算是格兰仕微波炉。它靠超级规模形成超级低价,进而形成经营的安全性。格兰仕行销总裁俞尧昌先生曾描述说:当产销规模达到150万台,则保本点规模在80万台;当规模到400万台,则保本点在250万台,当规模到1200万台,则以800万台为保本定价点。尽管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边际效益持续递减。然而,由于制造成本和销售价格的双重下降,在市场上形成了强大的成本壁垒,其在市场上的分销安全系数便也无疑将会增大。由此可以观察到,国内很多企业仅仅将价格战视为竞争战术上的一种手段,而格兰仕却将其当成了战略策略的重要部分,其分销理念无疑更胜一筹。
另外一种则是娃哈哈目前正在尝试中的“通路重组法”。对食品饮料企业而言,娃哈哈的每一个产品均无所谓高技术,因此无法形成技术壁垒,而通过战略性的降价策略形成优势,也非宗庆后所愿,因此他把战略的重点放在了市场网络的重构上。
通路,也叫渠道、分销。如同血管是人体新陈代谢的通道一样,通路是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赖以生存的生命河。通路的畅通与否,极大地影响着企业的成败。从这个意义上说,将通路列为企业最大的营销难题并不为过。
营销当然不是真空状态下的没有竞争的营销。而在竞争异常的氛围中,如何让自己的营销规避风险?很多人认为,就是给营销链中的每一个经销商更大的利益诱惑,其实这个理念是有缺陷的。宗庆后认为对一个成熟的经销商而言,与超额利润相比,他更渴望的是一个长期而稳定的合作同盟和收益来源。营销安全的根本是市场的秩序,是整个营销通路的每一个环节的有序互动和相互职责的确定化,而这一秩序的发起和治理者,便应当是品牌生产商。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那种粗放式的营销通路模式显然已经不适应了,每一个市场决策者都在寻找着适合自己的更为经济、更为简捷而又更为高效安全的新模式。
中国迄今不是一个十分规范的市场,公式化、数理式的市场解读往往容易引起误读,冲动的非理性的市场判断和策略也无法窥其法门。
中国市场的必胜之门在哪里?很多企业都在进行着各自的“营销通路革命”。如海尔的张瑞敏提出了他的“市场链新理论”,康佳宣称将利用互联网建立一个“网络化销售管理系统”,后起的国美、苏宁等商业企业则豪情万丈地试图构建一个“一体化的全国家电配送销售体系”。
中国市场的通路之争,首先将在批发环节展开。中国是一个地域广大的市场,各省、各地区情况迥然不同,大部分企业的触角只能到达一级(大城市)市场,而在二、三级(城镇及农村)市场,仅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是无法覆盖的,这时候通路就显得尤为重要。娃哈哈主要就是从二、三级市场入手,开始自己的编网工程。
宗庆后理想中的娃哈哈网络是这样的:娃哈哈在一个区域内只选择一个批发商,该一批发商只卖货给自己的二批,二批只向划定区域内的三批商和零售店销售。整个销售是在一个近乎全封闭的、规范化的系统内进行的。这可能是当今中国市场上最具雄心和创造力的一个分销试验。
一旦这一分销网络大功告成,价格的规范和产品的推广自然可以收放自如,用宗庆后自己的话说就是“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第二章 得通路者得天下联销天下(1)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本土企业在与跨国公司的较量中,逐渐壮大起来。市场营销作为中国本土企业学习西方管理理念的一项成就之一,被运用得日臻熟练和富有创造力。宗庆后认为,在中国市场上,较具代表性的市场营销可分为五大流派:
一、以海尔、联想为代表的“学术流”,它们接受西方先进的营销理念,并结合中国实际,注重各种营销要素的组合运用,具有长期目标规划,并形成人才的有序流动和培养。
二、以脑白金、哈药六厂为代表的“功能流”,它们以产品功能的传播为主要目的,营销模式以广告轰炸为主,市场策略随机应变,一击即中,全身而退。
三、以三株、红桃K为代表的“人海战术流”,它们很少采用西方的营销理念,走中国特色之路,以农村为主要市场,进行产品信息的疲劳轰炸,组织形式军事化色彩浓厚,以人海战术为主。
四、以乐百乐、步步高等广东企业为代表的“技术流”,它们富于活力、敢于创新、经常有神来之笔,善于制造市场热点,能熟练运用营销的各种手段并善于出奇制胜。
五、以娃哈哈为代表的“通路流”,它们注重市场竞争的变化情况,市场反应速度极快,以品牌带动人气、以通路取得速度,往往采取“后发优势”的营销手段。
立意有高下之分,但方法无优劣之分。每个企业采取什么方法、取决于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在于市场,产品能否为市场所接受,是检验企业能否适应社会的试金石。
娃哈哈作为一家计划外的国有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即游离于计划经济之外,既没有尝到计划经济的甜头,也没有受到计划经济的束缚。
“没娘的孩子早当家”,娃哈哈在市场里生,在市场里长,练就了一身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本领。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娃哈哈即主动选择国营糖烟酒、副食品、医药三大国有商业主渠道内的一批大型批发企业为经销合作伙伴,借助国有商业企业多年来形成的较多商业网点、较正规的管理及消费者对它的信任,促成了娃哈哈早期的成长。之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育形成,各种集贸市场、专业批发市场逐步兴起,一些个体、集体企业因体制灵活,表现出较强竞争优势,公司又与这些新兴企业建立了相互信任、利益共享的合作伙伴关系。
在网络建设中,我们一直推行“联销体”制度,坚持“款到发货”。由于娃哈哈产品的畅销及企业的良好资信,公司又合理分配了厂商的利益,因此这一“利益共同体”规模得到不断扩大,厂商之间休戚与共的合作关系得以稳定发展,充分调动了娃哈哈经销商的积极性,出现了千家企业联手合力拓市场的良好局面,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
娃哈哈的独特的“联销体”制度,起源于90年代的“大户制”,并在市场实践中不断完善和维新。90年代中期,随着沿海省份各种专业及农贸市场的兴起,个体私营的批发商(俗称大户)以其灵活多变的机制优势把国营糖酒系统和供销社二、三级批发系统原有的渠道网络冲得七零八落,中国农村城镇市场出现了大变局。据说,那时山东滕州一个健力宝的大户一年就可以做到上亿的销售额,“大户”的威力可见一斑。
宗庆后抓住了这块变化的“奶酪”,开始与各地市场中的大户联手,很快编织起一个全新的灵活的市场网络。这些经销商一度达到3000多人,将娃哈哈产品渗透到了大江南北的每一个角落。
但到了90年代后期,通路竞争日趋激烈,零售业态不断变化。“坐批衰落,行批崛起”,厂家主动服务于商场和小店,尤其是城市通路开始向终端掌控型转变,大户制宣告衰落。很多中国企业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无论从产品组合还是通路维新方面都停滞不前,变成了迟钝的“恐龙”,最终走向市场衰竭。而不得不应市场而变的娃哈哈则迅速调整了自己的通路策略,构架起新的销售体系。
目前,中国饮料企业营销网络的建设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种典型模式:一是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的直营体系,主要做终端,属于“绣花针模式”。娃哈哈集团销售公司经理陈煜先生认为,这种模式适合欧美,不适合中国,虽然市场基础扎实、控制力强,但成本太高,以一级市场为主要目标,难以辐射到广大农村地区。“人最怕距离,网络不怕距离”。统一和康师傅兼顾了直营+渠道的模式,但也以终端直营为主,比如在郑州,统一有120人的训练有素的业务队伍,市内终端控制得好,但巩义(郑州下辖市)就不行。三是早年的健力宝的批发市场模式。四是娃哈哈的联销体模式。与两乐相比,娃哈哈以不属于自己经营的经销商为主,以二、三级市场(城镇和农村市场)为主要销售市场,更好地整合了社会资源,企业成本低,可以转化为价格优势(如其非常系列比可口可乐价格低),再者市场推广速度快,另外较易实施“农村路线”。由于二、三级市场零售点分散,分布区域较大,通过经销商的力量可以有效渗透,形成局部优势。陈煜先生对娃哈哈的战略有一个形象比喻:高举高打。就是通过广告强力拉动,强力冲开市场,造成销售预期,再通过网络强力推动,完成市场推进。
没有进过大学校门、靠自学拿到大专文凭,宗庆后谈起现代营销手段却滔滔不绝,他始终认定:有了一个好产品,还要有好的营销策略。
其一,现代营销活动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现代市场营销观念或者营销哲学,越过了以生产和以推销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进入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时代,从“以自我中心”转向了“以市场为中心”,企业与消费者的沟通就自然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谁要争取消费者,谁就必须与消费者沟通。
其二,实现市场沟通的困难却在增加,市场环境的变化造成了沟通障碍。由于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当今的市场环境有了很大的变迁。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公司数量数不胜数,商品种类多如牛毛,并且同类公司和同类产品层出不穷。依靠科技的迅速转移,产品的差异性愈来愈小,相互间的竞争势必加剧。由此就会造成一个必然结果:任何一家公司和任何一个产品都更容易被“淹没”在市场的汪洋大海当中,要让消费者知道并记得,即实现营销沟通的难度明显加大了。
所以中国的消费品市场,在中国特有的市场环境中,市场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消费者选择一件产品有时候决定权不全在于消费者,而在于终端上的产品。消费者只能通过终端上有限的品种来做自己的消费选择。
西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主要利用品牌和技术的优势来“拉”消费者,所以像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雀巢这样的大公司,把费用主要用在如何争取消费者上。而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本土公司,像娃哈哈采取的是以“推”为主的营销战略,主要把精力放在通路上,通过在通路上的力量把产品铺到终端上。说得更直白一点,中国企业实际上把经销商的地位放在比消费者更重要的位置上。
第二章 得通路者得天下联销天下(2)
为什么娃哈哈要用推动为主的战略,来取代以拉为主的战略,基本的原因是宗庆后认为,中国消费者的选择,是有限的选择,越在下面,消费者的选择权越少,越在低级市场,消费者越是只能在非常有限的品牌中,做出他必须做出的选择。在这个时候,如果谁掌控通路,谁的品牌能够进入终端,谁的销量就绝对地大。“通路等于活路,终端等于销量”,在最近十几年中国快速消费品行业中,已成为一个大致成立的共识。
所以我们把跨国公司的推销术称为“渗透流”,即平衡使力,一点一点地渗透市场,这种方法需要大资金投入和长期的品牌运作。而娃哈哈是“宇宙流”,即集中资金,全力投放在通路上,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入,通过实现一点,辐射全局。
每每开发一个市场,宗庆后便亲自坐镇。在一个月内,这个城市的大小媒体几乎每时每刻都会不厌其烦地向你讲述类似“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的广告宣传。往往不到一个月,娃哈哈的销售量便直线上升,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宗庆后每到一个地方,同行业的销售人员便会不寒而栗,大惊失色,而广告商们则是喜上眉梢。
正是宗庆后的这套经营管理思想,使娃哈哈从14万元起家,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一跃成为全国饮料行业的老大,从而创造了一个令人赞叹的奇迹。
具体说来娃哈哈的营销网络建设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主要通过国营糖酒系统分销。第二阶段,利用新兴批发市场个体户分销。个体户受利益驱动,可在短期内快速渗透市场,但最大的弊端是无序化,个体户做产品而不是做市场,企业对市场的掌控力较差。第三阶段,建立联销体,操作市场。
“联销体”是娃哈哈在交易组织上的一种创新。通过这种创新,完全改变了市场竞争的态势,娃哈哈一家企业相当于与2000家经销商结成战略联盟,这2000家经销商帮助娃哈哈与别人竞争,使娃哈哈实现了从“单打一”到“多打一”的转变。
联销体基本构架为:总部—各省区分公司—特约一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三级批发商-零售终端。
与集团直接发展业务关系的为特约一级经销商,目前有1000多个。做娃哈哈的一级批发商,必须先给娃哈哈打进年销售额10%的预付款,业务发生后,每月须分两次补足,娃哈哈支付银行利息。同时,规定销货指标,年终返利,完不成任务者动态淘汰。这一做法在业内独此一家,有的经销商感觉这一做法多少有点强势品牌的霸气,但这一做法降低了娃哈哈的经营风险,销货人员无须在讨债上费心费力。缺乏资金实力、市场开拓能力差的经销商难以进入娃哈哈联销体,娃哈哈得以与优秀的经销商打交道并将其“套牢”。来自娃哈哈的尚阳先生认为,这样可促使经销商快速分销,回笼资金,此外,还可将经销商做其他品牌的资金无形中调配到娃哈哈品牌上来,同时其他企业又无法模仿这一做法。这是联销体的威力所在。
娃哈哈保证在一定区域内只发展一家一级批发商。同时,公司还常年派出一到若干位销售经理和理货员帮助经销商开展各种铺货、理货和促销工作。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当地的一批商仅仅提供了资金、仓库和一些搬运工,其余的所有营销工作都由娃哈哈派出的人员具体完成。
这是一种十分独特的协作框架。从表面上看,批发商帮娃哈哈卖产品却还要先付一笔不菲的预付款给娃哈哈——在某些大户,这笔资金达数百万数千万元。而在娃哈哈方面,则“无偿”地出人、出力、出广告费,帮助批发商赚钱。
对经销商而言,他们无疑是十分喜欢娃哈哈这样的厂家的:一则,企业大,品牌响,有强有力的广告造势配合;二则,系列产品多,综合经营的效益大,可以把经营成本摊薄;三则,有销售公司委派理货人员“无偿”地全力配合,总部的各项优惠政策可以不打折扣地到位。
当然他们也有压力,首先要有一定的资本金垫底,其次必须全力投入,把本区域市场做大,否则第二年就可能联销权旁落。
这种改变,并不是完全放弃经销商。市场营销最重要的还是人。这些经销商虽然良莠不齐,但大多是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对中国市场洞若观火,是中国市场营销上最有价值的资源,只是由于社会经济环境的问题,这些人缺少有效的整合和约束。于是,娃哈哈开始精选经销商,并建立起一套更为完备的协调体系和利益分配体系。
与别的企业往往把促销措施直接针对终端消费者不同,娃哈哈的促销重点是经销商,公司会根据一定阶段内的市场变动、竞争对手的异动以及自身产品的配备,而推出各种各样的促销政策,常年循环,月月如是。
针对经销商的促销政策,既可以激发其积极性,又保证了各层销售商的利润,因而可以做到促进销售而不扰乱整个市场的价格体系。相反,依赖于直接让利于消费者的促销,则造成经销商无利可图而缺乏动力,最终竞相降价而可能把零售价格打乱。
厂家面对经销商和消费者往往有一个本末上的倒置。厂家在推导一个新产品时,首先应该做的一件事,是以强力把市场冲开,造成销售的预期,这期间最重要的是要把所有的人、财、物力倾注到网络渠道上,培育起忠诚的经销客户群体。在完成这一工作之后,则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在经销体系内的价差体系形成后,再把更多的优惠政策放到零售终端上。而更多企业进行的却往往是相反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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