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王道 作者：林森池
第一部分书评（1）
精明投资有赖基础分析：评《投资王道——证券分析实践》
财经评论权威 林行止
与森池兄交往比《信报》的历史更久远，当他索序时，笔者一口答应。
森池兄早已“金盘洗手”，日以课儿为乐，最近花了整整一年半时间，带着“入室弟子”“全职”撰写此书，目的是为了把半生“实战”所累积的投资分析“艺术”嘉惠后学，传诸后世。
细读《投资王道——证券分析实践》之后，笔者认为他的心愿可达。他是本港少有“土生土学”从事证券分析且有大成的先行者，三十多年的经历、阅历、资历，具有扎实的理论与实务技巧，不言而喻。
投资带有若干赌博成分和运气，那是无可置疑的。然而，赌博的“彩数”不能累积，投资经验却可代代相传，供人借鉴，我们现在仍参阅十八世纪笛福（D. Defoe 1660－1731）、麦凯（C. Mackay 1814－1889）和格雷厄姆（B. Graham, 1894－1976）的著作，便是显例。所以，不论是机构性还是个人投资，参考、学习前人经验累积起来的知识，是欲做资金主人者增加胜算的不可或缺的门径。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天下更没有不劳而获的投资果实。换句话说，要在股市中有所斩获，绝不能单凭“彩数”；努力研读、领会投资理论特别是结合实践经验的理论，是必不能少的功课！
投资者因应形势、捉摸股价的线索，不外乎三方面——基础分析、技术走势和捕捉市场情绪（股民心理）。在有效率的市场中，公司数据和动向能够第一时间在股价上反映，因此，基础分析在健全的股市不可或缺，十分重要。
股市里，见树不见林的人多的是；具备既见树又看林本领的，弥足珍贵，当为人们所师法。
森池兄在港大念历史，在英资大行任分析员时便以治史的慎密态度观察经济与股市发展的互为因果，透彻周延。经济一向着眼最多数人的利益，投资则讲求个人口袋的进账，二者虽非楚河汉界，却亦泾渭分明。森池兄出入股市，既有经济角度的宏观方位，复有迂回精微的利害心眼，明乎南北西东为有定之位，前后左右为不定之位，进退有度自然不是问题，掌握基础分析的学问，股市窍妙也就更易洞悉。
森池兄对香港股市（旁及中国内地）认识深刻，本书所举的例子，具为香港股民耳熟能详的企业，所举事例，股民记忆犹新，丝毫不觉疏远；他把基础分析证券的“方法论”和盘托出，辅以抽丝剥茧的解释，平生所学，毫无保留地告诉读者，令读者对投资之道的实在与玄机顿有所悟，受益是不在话下。
不做盲目的股市“追风侠”，大中华地区投资，不论专业与业余，皆应以这本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著作，作为有备而战的“基础”读物。
第一部分书评（2）
简明实用的基本分析教程：《投资王道》
融通基金 陶武彬
一口气挑灯夜读完林先生著作的《投资王道——证券分析实践》一书，心想如果3、5年前甚至1年前看到此书，或许在投资上就会少交很多学费了。但此书当时尚未面世。
林先生是香港第一代证券分析师，这本书相当于一本证券分析员入门必读，如第五章“如何分析电力股”，以华能国际（HK0902，600011）为例，非常简明而又数据翔实，就是一篇很好的研究报告。盖因为这些研究方法和分析指标在今天已经为专业人士熟悉，笔者就不一一复述了。
作为他的核心投资理念，一是重长期回报，列举了香港股市1977-1997这20年间若干“千里马”的案例，如熟悉的汇丰控股、长江实业、新鸿基等这些好公司，通常是盈利增长数十倍甚至百倍，股价亦增长数十倍；包括97年后继续走好的德昌电机等；二是提出了“市场经济专利”概念（ECONOMIC FRANCHISE），其含义是市场给予经营者的经济专利，而非由政府给定。
如汇丰控股的市场经济专利早期是港英政府的支持（被视为香港的中央银行）后期就是管理层的智慧和不熟不做，利用资本市场充分扩张；恒生银行的市场经济专利早期就是立足本地，和各大地产商的良好关系（包括管理层之间的私人关系）；德昌电机的市场经济专利就是规模大、成本低，而市场需求旺盛，不利之处是原料成本逐年上升。
由此看，林先生所谓“市场经济专利”和我们通常所谓“核心竞争力”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市场其他参与者难以模仿和难以超越的能力，这样的公司才值得长期持有。当然，投资人必须关注公司的市场经济专利是否消弱、有专利有没有市场？如香港当地的两大电力公司港灯和中电，因97年后电力需求不振，因此虽有垄断（法定），但业绩难以提升。
林先生用它的分析框架，即如何寻找有市场经济专利的中国企业，对香港上市的国企股分行业进行了分析。他提出了一些具体指引，如：
■要合乎拥有“市场经济专利”要求，产品或者服务，是无可取代的；
■市场需求是重复性的，是有增无减的；
■竞争无可避免，但不能陷入“割喉”的过度竞争；
■行业前景比较稳定，受经济循环的影响比较轻微；
■公司纯利和营业额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股东资金回报率不低于双位数（ROE大于10%）。
林先生剔除了大部分国内的行业，他看好的行业是电讯（有次序开放）、电力（煤电联动）、保险金融（网络优势）、石油（战略价值）；公路股的评价是有市场经济专利但无长远前景。
这些结论自然是见仁见智，林先生是卖方分析员出身，写此书的时候肯定难免会关注市场走势，所以他看好的东西自然是去年到今年走的比较强的板块。当然如果你第一时间看到本书后及时买入中国石油，盈利是丰厚的。
《投资王道——证券分析实践》后来数章介绍了香港股市的发展历程，可读性也颇强，特别对WARRANT（涡轮）提出了个人看法，基本观点是建议散户不要参与。对于今日中国即将推出的权证交易，有一定参考意义。
林先生入行之初，曾向某荷兰基金经理推荐航运股，对方委婉的说，本家族基金百年历史中，有一条家规（HOUSE RULE），就是决不沾手运输业股票，包括海陆空运输。林先生碰了一鼻子灰，不过因祸得福，第二年股市上升阶段，大行推荐航运股时，他建议沽出会德丰，结果是“自此以后笔者便再没有写求职信，只有猎头公司找笔者转工”。
呵呵，国内的券商分析员好像有这种独立见解的人少之又少啊。也可能跟我们只能作多的心态有关。
最后八卦一下，据信报林行止先生说，林森池先生用300多万，做美国国债变成1亿；被认为是主张香港政府发行债券的代表人物。他在02年底提出一个复杂的发行债券解决香港政府财赤问题计划，并在后来陆续实施。
第一部分书评（3）
如何寻找千里马
香港《明报》
特首曾荫权早前鼓励每对夫妇生三个孩子。可惜市民多数不以为然，并指生儿育女宜贵精不贵多。投资路上，其理如一。盖值得长期持有的股票，仅属少数。由彼得林奇（Peter Lynch）管理的麦哲伦基金（Magellan Fund）表现几可傲视同侪，可惜过度分散，回报不及“股神”巴菲特。
资深证券分析员林森池正正认同贵精不贵多的论调，撰写《投资王道——证券分析实践》，向股民传授如何拣选值得长期持有的千里马股份。
有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林森池眼中，千里马亦不常有，不过股民可以学做伯乐。千里马股份有7大特征，当中最重要为股份的业务处于高增长地区，及拥有经济专利（economic franchise），其余特征读者自行研读，在此不赘。作者认为香港经济高增长期已过，必须北望神州，始能觅得千里马。神州大地未来数十载之繁荣期，当可媲美1964年至1990年之日本，及1968年至1997年之香港。
作者认为，香港成功故事，正在神州大地重演，正因如此，作者不厌其烦分析过去20多年间仍留在恒指的11只股份，及所拥有的经济专利。书中所指的经济专利，未必是受法律保障的专营权，而是为市场所接受的营商技巧或优势。而拥有经济专利的公司所赚取的利润较丰厚，边际利润较高，易于巩固现有优势。
在书中，林森池只拣选电力、石油、电信、保险、银行、公路等行业的股份加以分析，并无另辟新章分析制造业。睽其原意，大概与前6种行业多少受经济专利保护，而制造业属过度竞争的生意（commodity business）有关，世界各地工厂生产相同产品，如何才能脱颖而出呢﹖只能斗便宜，别无他法。林氏眼中，千里马公司似乎只存于此6个行业中。如何在拥有经济专利保护的行业中拣出千里马，还须配合林森池的分析心法，如判断管理层质素、运用财务比率比较不同公司表现等，并在6个行业股份分析中“重演”一次，好让股民依样画葫芦。
作者分析6个行业的方法，不拟重述一次，不过作者对内地银行业的风险分析未够周延。作者直言四大国有银行管理层不擅于经营，但银行业管理层屡屡传出贪污事件，更令投资者放心不下。最快于年内上市的建设银行，董事长张恩照因事下台。究其原因，大概和银行内部监管不足不无关系，单靠上市难以釜底抽薪，盖股东、董事拥有的信息远较管理层少，未必能看出内部问题所在，防患未然。
总的来说，《投资王道——证券分析实践》一书实为证券分析的盲公竹，股民大可参照书中方法，自行研判公司优劣。若能付诸实行，相信到了耳顺之年，已积得小财，亦毋须生足三名子女，以求养儿防老，可以安心退休，到时特区政府安老之责大可减轻。
第一部分书评（4）
归根到底还是基础分析
林森池先生是香港第一代证券分析师，这本《投资王道——证券分析实践》相当于一本证券分析员入门必读，全书的核心讲的是就是最基础却是最被我们忽略的“基础分析”。
当我看着现在颓靡的股市一筹莫展时，读了这本书后才知道类似的事情海外早就发生了！早在上世纪70年代，随着英国的国企改革与美国鼓励小市民将储蓄投入股市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西方的投资日益普及化、平民化。然而投资的普及化、平民化却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恶果，小市民买股票的投机性，所谓“有大智慧不如趁势”，在利益驱使下许多的证券分析员亦沦为投资银行的推介工具！
忽视了基础分析的专业独立性的恶果就是：股市泡沫的爆破！例如2000年网络股泡沫爆破！网络股一跌不可收拾，多少小百姓的一生积蓄付诸流水！
这一切的一切与今天的中国股市多么的相似！
林先生就是期望写这本书能使证券界能再次注重基础分析，小百姓也能够自己学会做基础分析，而不至于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他非常地关注着中国内地经济，他说“未来的30年将会是中国股市的黄金岁月”，就好象1964-1990年的日本和1968-1997年的香港，书中不惜篇幅分析了香港过去股市数次爆破的原因，就是希望大众能鉴古知今，把握未来的黄金岁月，克服贪婪和恐惧，脱离投机并进入成熟的投资致富途径！
林先生用它的分析框架，即如何寻找有市场经济专利的中国企业，对香港上市的国企股分行业进行了分析。他提出了一些具体指引，如：
要合乎拥有“市场经济专利”要求，产品或者服务，是无可取代的；
市场需求是重复性的，是有增无减的；
竞争无可避免，但不能陷入“割喉”的过度竞争；
行业前景比较稳定，受经济循环的影响比较轻微；
公司纯利和营业额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股东资金回报率不低于双位数（ROE大于10%）。
第一部分书评（5）
特别摘录：投资应有的态度
（一）不要视投资为赌博 笔者强调投资是严肃的行为，当阁下将血汗钱投资一门生意，必定要经过深思熟虑，千万不要将股票投资，视为赌博的工具。投资股票，并不是将资金买一个号码，像“六合彩”一样，等待幸运之神出现。
（二）珍惜时间值 开始投资的时候，手上的本金可能很小，但是一定要珍惜小小的鸡蛋，如果把鸡蛋打碎了，便没法孵成小鸡，也没有母鸡生鸡蛋的故事了。紧记本金是你以血汗换来的储蓄，如果第一笔储蓄化为乌有，便会浪费了那段储蓄的时间。时间值是投资入门的第一步，同是12,000元的本金，如果投资时间只有10年，用6%回报计算，10年累积的利息只有9,490元，相当于本金的79%；以同样的本金、同样的回报，但投资的时间若是30年，累积的利息达到56,921元，相当于本金的374%。如果不珍惜这小小鸡蛋，让它随便付诸流水，投资时间便越来越短，便无法利用时间值来累积财富。
（三）重视回报率 回报率的差距，经过一段长时间后，其收益分别会越来越大，例如以6%的回报与12%回报作比较，二者表面上相差一倍，但复式累进计算，经过40年的投资，本金同是10万元开始，12%的回报较6%回报大出9倍。如果能获取18%的回报，经过40年的累积后，10万元本金加利息达到7,500万元，比6%的回报高出73倍。 6%的回报是很容易获得的，购买长期债券便是一例。18%的回报乍看很难达到，但实际上亦并非不可能。1977－1997年的20年间，汇丰银行股价的年复式增长率达到21%，高出18%的要求，当然，1997年后其股价升幅已放缓了。如何保持40年都可以有18%的回报呢？经过20年后，当你发觉骥下的“千里马”已经累了或老了，就要找寻另一只“千里马”，再跑20年。有市场经济专利的公司，亦需要有快速的经济增长配合，透过公司盈利的增长，才可以支持股价的持续上升。 最理想的做法，就是先选择发展迅速的经济，再选择一家有市场经济专利的公司，作为投资对象。例如香港1977－1997年那一段黄金岁月；1997年后，高速的经济增长则在中国内地继续出现。因此，1997年后，你应该在中国内地寻找有市场经济专利的公司，继续为你的本金寻求高回报。 追求回报时，不要以公司的股价回报为目标，反而要专注公司的纯利增长。如果一家公司的纯利，能够保持12%的年复息增长，长远来说，公司的股价必定可以保持每年12%的升幅。
（四）要懂得用72法则 72法则是最容易掌握计算回报的方法，将72这个数目字除以回报率，得出来的便是将本金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例如你将本金放在银行收取1%利息的时候，将72除以１，你需要72年才能令本金倍增；但如果用12%的回报率来计算，你的本金只需６年便可倍增。如此类推，18%的回报，你只需４年时间便可将本金倍增。作为投资者，我们不应将投资回报目标定得太低，应该用12%作为最低标准。我们通常有40年的工作时间（25－65岁），若你的投资能够保持12%的复式累进增长，40年后本金加回报是第一注本金的93倍。第一注本金以10万元计算，40年后，本金加回报达到930万元。参考表21。
（五）小富由俭，安享晚年 如果每个月你只能储蓄1,000元，1年的储蓄额是12,000元。若你能将12,000元的储蓄，投资在有12%回报的“千里马”身上，如是者，40年后，你总共投入了48万元的本金，本金加回报的总额达到1,031万元，也就是你投入本金的21倍，足够令你安享晚年。这个计算方法并非神话，视乎你的决心。在这40年中，最重要的是不要将鸡蛋随便打破，另外同样重要的是寻觅有12%回报的“千里马”；第三是要有良好的经济环境配合，“千里马”才可奔跑自如，若是经济环境差，就算是最好的公司，也很难维持12%年复息增长。例如1990年至今的日本，最好的“千里马”只是原地踏步，不能取得进展。1997年后的香港也出现同样情况。反而，现时的中国内地仍是一个茂密的大草原，可让“千里马”尽情驰骋。
第一部分序
特别摘录：投资应有的态度精明投资有赖基础分析
林行止
与森池兄交往比《信报》的历史更久远，当他索序时，笔者一口答应。
森池兄早已“金盘洗手”，日以课儿为乐，最近花了整整一年半时间，带着“入室弟子”“全职”撰写此书，目的是为了把半生“实战”所累积的投资分析“艺术”嘉惠后学，传诸后世。细读初稿之后，笔者认为他的心愿可达。他是本港少有“土生土学”从事证券分析且有大成的先行者，三十多年的经历、阅历、资历，具有扎实的理论与实务技巧，不言而喻。
投资带有若干赌博成分和运气，那是无可置疑的。然而，赌博的“彩数”不能累积，投资经验却可代代相传，供人借鉴，我们现在仍参阅十八世纪笛福（D. Defoe 1660－1731）、麦凯（C. Mackay 1814－1889）和格雷厄姆（B. Graham, 1894－1976）的著作，便是显例。所以，不论是机构性还是个人投资，参考、学习前人经验累积起来的知识，是欲做资金主人者增加胜算的不可或缺的门径。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天下更没有不劳而获的投资果实。换句话说，要在股市中有所斩获，绝不能单凭“彩数”；努力研读、领会投资理论特别是结合实践经验的理论，是必不能少的功课！
投资者因应形势、捉摸股价的线索，不外乎三方面——基础分析、技术走势和捕捉市场情绪（股民心理）。在有效率的市场中，公司数据和动向能够第一时间在股价上反映，因此，基础分析在健全的股市不可或缺，十分重要。
股市里，见树不见林的人多的是；具备既见树又看林本领的，弥足珍贵，当为人们所师法。森池兄在港大念历史，在英资大行任分析员时便以治史的慎密态度观察经济与股市发展的互为因果，透彻周延。经济一向着眼最多数人的利益，投资则讲求个人口袋的进账，二者虽非楚河汉界，却亦泾渭分明。森池兄出入股市，既有经济角度的宏观方位，复有迂回精微的利害心眼，明乎南北西东为有定之位，前后左右为不定之位，进退有度自然不是问题，掌握基础分析的学问，股市窍妙也就更易洞悉。
森池兄对香港股市（旁及中国内地）认识深刻，本书所举的例子，具为香港股民耳熟能详的企业，所举事例，股民记忆犹新，丝毫不觉疏远；他把基础分析证券的“方法论”和盘托出，辅以抽丝剥茧的解释，平生所学，毫无保留地告诉读者，令读者对投资之道的实在与玄机顿有所悟，受益是不在话下。
不做盲目的股市“追风侠”，大中华地区投资，不论专业与业余，皆应以这本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著作，作为有备而战的“基础”读物。
二○○五年一月四日 香港
（一）不要视投资为赌博 笔者强调投资是严肃的行为，当阁下将血汗钱投资一门生意，必定要经过深思熟虑，千万不要将股票投资，视为赌博的工具。投资股票，并不是将资金买一个号码，像“六合彩”一样，等待幸运之神出现。
（二）珍惜时间值 开始投资的时候，手上的本金可能很小，但是一定要珍惜小小的鸡蛋，如果把鸡蛋打碎了，便没法孵成小鸡，也没有母鸡生鸡蛋的故事了。紧记本金是你以血汗换来的储蓄，如果第一笔储蓄化为乌有，便会浪费了那段储蓄的时间。时间值是投资入门的第一步，同是12,000元的本金，如果投资时间只有10年，用6%回报计算，10年累积的利息只有9,490元，相当于本金的79%；以同样的本金、同样的回报，但投资的时间若是30年，累积的利息达到56,921元，相当于本金的374%。如果不珍惜这小小鸡蛋，让它随便付诸流水，投资时间便越来越短，便无法利用时间值来累积财富。
（三）重视回报率 回报率的差距，经过一段长时间后，其收益分别会越来越大，例如以6%的回报与12%回报作比较，二者表面上相差一倍，但复式累进计算，经过40年的投资，本金同是10万元开始，12%的回报较6%回报大出9倍。如果能获取18%的回报，经过40年的累积后，10万元本金加利息达到7,500万元，比6%的回报高出73倍。 6%的回报是很容易获得的，购买长期债券便是一例。18%的回报乍看很难达到，但实际上亦并非不可能。1977－1997年的20年间，汇丰银行股价的年复式增长率达到21%，高出18%的要求，当然，1997年后其股价升幅已放缓了。如何保持40年都可以有18%的回报呢？经过20年后，当你发觉骥下的“千里马”已经累了或老了，就要找寻另一只“千里马”，再跑20年。有市场经济专利的公司，亦需要有快速的经济增长配合，透过公司盈利的增长，才可以支持股价的持续上升。 最理想的做法，就是先选择发展迅速的经济，再选择一家有市场经济专利的公司，作为投资对象。例如香港1977－1997年那一段黄金岁月；1997年后，高速的经济增长则在中国内地继续出现。因此，1997年后，你应该在中国内地寻找有市场经济专利的公司，继续为你的本金寻求高回报。 追求回报时，不要以公司的股价回报为目标，反而要专注公司的纯利增长。如果一家公司的纯利，能够保持12%的年复息增长，长远来说，公司的股价必定可以保持每年12%的升幅。
（四）要懂得用72法则 72法则是最容易掌握计算回报的方法，将72这个数目字除以回报率，得出来的便是将本金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例如你将本金放在银行收取1%利息的时候，将72除以１，你需要72年才能令本金倍增；但如果用12%的回报率来计算，你的本金只需６年便可倍增。如此类推，18%的回报，你只需４年时间便可将本金倍增。作为投资者，我们不应将投资回报目标定得太低，应该用12%作为最低标准。我们通常有40年的工作时间（25－65岁），若你的投资能够保持12%的复式累进增长，40年后本金加回报是第一注本金的93倍。第一注本金以10万元计算，40年后，本金加回报达到930万元。参考表21。
（五）小富由俭，安享晚年 如果每个月你只能储蓄1,000元，1年的储蓄额是12,000元。若你能将12,000元的储蓄，投资在有12%回报的“千里马”身上，如是者，40年后，你总共投入了48万元的本金，本金加回报的总额达到1,031万元，也就是你投入本金的21倍，足够令你安享晚年。这个计算方法并非神话，视乎你的决心。在这40年中，最重要的是不要将鸡蛋随便打破，另外同样重要的是寻觅有12%回报的“千里马”；第三是要有良好的经济环境配合，“千里马”才可奔跑自如，若是经济环境差，就算是最好的公司，也很难维持12%年复息增长。例如1990年至今的日本，最好的“千里马”只是原地踏步，不能取得进展。1997年后的香港也出现同样情况。反而，现时的中国内地仍是一个茂密的大草原，可让“千里马”尽情驰骋。
第一部分前言（1）
基础分析（Fundamental Analysis）的鼻祖是美国人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1928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证券分析。1934年，他与道德（David Dodd）合作著写了一本名为《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的书，开创了用基础分析，来衡量一家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作为投资准则。他的学生邓普顿（John Templeton）及巴菲特（Warren Buffett）更是青出于蓝，投资上的成就举世驰名。
1969年笔者初次涉足香港股市。1972年受聘于英国维高达证券公司（香港分行），成为“在职受训”（Trainee）证券分析员，对香港上市的股票进行基础分析。当时我们以香港及海外的投资机构为对象，向他们提供独立的投资顾问服务及港股的信息。
从事基础分析是需要投放很多人力资源的，因此“数据室”通常被视作经纪行内成本最昂贵的一个部门。七十年代，基础分析所提供的信息，是一项不可缺少的专业标准服务。但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基础分析却渐趋式微，原因如下：
（一）投资普及化、平民化：七十年代末期，英国保守党再次执政，撒切尔夫人上台，为挽救当时英国的经济危机，利用小市民的投资力量，将当时颓败的英国国企改革及上市。1980年美国总统里根就职，亦接受这套以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及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为主所倡导的理念，提出供应经济学。其概念就是由个人的自由，发展至经济上的自由发挥；打破垄断，拆墙松绑，大幅度减税，鼓励创业，从而鼓励小市民将储蓄投入股市，容许新兴概念公司在没有业绩支持下上市集资。后来美国更推行免税的401退休计划，即个人在股市投资获利不用缴税。有了新兴行业也就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不过投资普及化的对象是小市民，他们不注重基础分析，反而倾向急攻近利，追求快钱。这个热潮亦蔓延到整个西欧。法国在1984年通过的银行法案，容许原来由政府全资拥有的国家银行可以上市“私有化”。很多规模大的法国国家银行都在八十年代上市，但速度当然追不上英国。
（二）八十年代个人计算机普及，技术性分析泛滥，全球投资风气转趋利用技术分析从事短线买卖，而忽略长线投资。当时的风气就如曹仁超的名句：“有大智慧不如趁势”。九十年代计算机更发展到可以网上买卖股票，增加了普及性。
（三）1986年香港四家交易所合并成现时的联合交易所；同时英国金融业出现名为“Big Bang”的大改革。改革重点在于废除固定佣金制度，经纪公司再不用以合伙人或个人形式成立，而可用有限公司经营；同时容许外国金融机构收购这些英资证券商，最明显的例子有花旗银行收购维高达证券公司、瑞士联合银行收购Philip & Drew、Security Pacific亦收购当时英国最大的经纪行Hoare Govett。一连串的发展令到投资银行可以作全球化发展，加剧了行内的竞争，佣金不断下跌，令到传统的基础分析师，要改变他们长线投资的推介策略，改而注重短期的发展，利用每个借口希望客户买卖频密，提升佣金收入。
（四）在金融业全球化发展下，投资银行可以大做新上市（IPO）生意或跨国收购合并，这些业务的顾问费用相当可观，比传统的经纪业务，高出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在进行这些业务过程中，投资银行往往利用证券分析员的专业分析，推介新上市的业务，令一般投资大众接受这些产品。犹有甚者，有些分析员沦为投资银行的推介工具，缺乏了本身专业的独立性。
第一部分前言（2）
忽视基础分析的专业独立性，终于带来恶果。2000年网络股泡沫爆破。过往分析员用高深的程序来推介网络公司，结果证明这些投资与现实社会脱了节，太高的估值没法得到盈利的支持；网络股一跌不可收拾，令不少人一生积蓄付诸流水。
2000年后，美国证监（SEC）实行亡羊补牢，起诉多家投资银行，并勒令证券分析员与投资银行业务分家，以保持证券分析员作为投资顾问的独立性。不但分析员要遵守严谨的利益冲突规条，基金经理的个人投资也要向大众公开。同时，英国政府亦加强了监管，本来由伦敦交易所办理的事项：如新股上市审批、上市公司敏感数据消息披露等监管工作，从2000年起转移到英国证监（FSA）管辖。
过去20年投资平民化的蓬勃发展，经过2000年的泡沫爆破之后，可以说是尘埃落定。现时，巴菲特被全世界誉为最伟大的投资家，虽然他本人并未有任何著作，但不少外国的金融作者均以他的投资成功经历编写著作。实际上巴菲特就是基础分析的信徒。他是格雷厄姆的学生，而且青出于蓝。他的长线投资成功因素，就是利用正确的基础分析，找出值得长远持有的生意，再强调他所投资的是生意，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股票编号。
读者应要理解整个投资普及化，其实是制造机会给聪明的投资银行家，让他们将你的储蓄变成风险资金。就像早期欧洲合资组成远征贸易船的形式一样，这艘船可能是一去不返的。在政府的立场而言，这形式是对经济有利的；对投资银行家而言，这是赚钱机会；而小股民则花多眼乱，风险极高。因此只有基础分析才能减低投资的风险、才能为你的股票投资“把脉”。通过分析你才会理解公司的运作、效率、财务状况及经营环境等。通过分析才能提升你的投资视野，改变“买六合彩”的心态，明白到股票投资就等同你参与该公司的生意。配合投资普及平民化，股票的基础分析亦必须成为市民的普及常识，使他们可以保障自己的投资，以免血本无归，避免年老时成为社会保障的另一大包袱。
笔者写此书的目的是希望证券界能够再次注重基础分析，亦希望小市民能够自己去做基础分析。巴菲特的基础分析，不需要运用微积分或爱因斯坦的数学程序，他的基础分析实际上是每个专业证券分析员都懂得怎样运用。希望这本书能够将专业的证券基础分析平民化、普及化，即使读者没有与证券相关的专业训练，也可以理解个中奥秘，减低投资风险。
笔者亦希望将有关知识送给中国内地的13亿人民。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内地经济发展一日千里。1990－1991年上海及深圳股市正式成立，1993年国企及红筹开始来香港上市，根据日本和香港过往的发展经验，中国未来证券市场的发展前景是一片乐观的。笔者相信未来30年会是中国股市发展的黄金岁月，就好像1964－1990年的日本及1968－1997年的香港，所以本书的后半部会分析香港过去股市数次泡沫爆破的原因，希望读者能鉴古知今，把握未来的黄金岁月，克服贪婪及恐惧，脱离投机并进入成熟的投资致富途径。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与中国经济产生相辅相成的作用，整个经济及企业管理亦能进入更高水平。
笔者写此书有赖黄书耀先生鼎力支持。他曾是信报的记者，绰号“金牌打手”，用仓颉输入文章比笔者口述还要快，而且其人性格好学，天资聪敏，希望透过这次合作，能够让他更深入了解到基础分析的窍门。黄书耀可说是笔者退休后收的入室弟子，希望他前途无限。
第二部分市场经济专利主宰公司前景（1）
长线投资股票当然要选择一家有前景的公司，笔者早年所接触的欧美资深基金管理人士，他们对上市公司的前景都有共识，综合来说，他们把上市公司分为两大类：
（一）过度竞争的生意（Commodity Business）
（二）拥有市场经济的专利生意（Economic Franchise）
过度竞争的生意（Commodity Business）是代表一门大众化，而没有专利保障的行业，并不是指商品生意。不过这定义的起源是来自商品买卖的特性。现时世界上大部分商品的质量已经有公认的标准，生产商是根据这些国际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无论是中国或日本所生产的不锈钢，都是根据国际标准的304或316来划定质量。同一个标签产品，若厚度也相同，生产商的竞争只会局限于价钱方面，所以价格的竞争往往会将边际利润压缩。
股市中只有少数公司拥有市场经济的专利生意（Economic Franchise）。这些公司的边际利润（Profit Margin）较有保障，容许公司利用丰厚的溢利再扩充业务，巩固其市场地位，改善经济效益，最终得以保证溢利增长，而股价也因此节节上升。
Franchise这个字容易与“特许经营权”混淆，用麦当劳汉堡包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特许经营权”的含义，很多麦当劳分店的经营者，是先要付出一笔投资金额予麦当劳公司，这分店的装修、员工的安排、食物的生产、品质的管理及广告等都是由麦当劳公司全面负责策划，经营者只可从分店的溢利中分红，但是无法保证在同一个地区内，再没有另一家麦当劳分店出现，而产品亦会受到其他连锁食品店的竞争。分店的经营者是没有专利保障的，专利权由麦当劳公司拥有及控制。
拥有品牌，并不等同拥有市场专利，例如：奔弛汽车亦面对无数高档汽车的竞争。专利是香港人所熟悉的，香港电灯、中华电力、地铁、九铁、九巴、城巴、新巴、机管局、联交所及货柜码头等都是享有法例上的专利权。但是有专利并不代表有市场，没有市场的专利亦会出现亏损。例如地铁所经营的机铁，自1998年落成以来，便是年年亏损。刚完成的西铁也因为载客量不足，短期内无法达到收支平衡。香港电灯的溢利在2003年也因为售电量没有增长而出现倒退。
笔者强调的是市场给予经营者的经济专利，无需由政府明文规定。地产是香港人熟悉的投资，如果你拥有的商铺位处尖沙咀的北京道或铜锣湾时代广场的罗素街，人流及地理位置，已足以令该物业的租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无需受到竞争的威胁，故无需减租。中华煤气并没有明文规定的专利保障，但是拥有香港燃气市场的一半占有率。这就是说明了，管道的气体输送较罐装石油气更易为用家接受，不过随着新住宅落成的减少，管道煤气的市场增长也放缓下来。德昌电机亦是另一个例子，它生产微形马达的规模，已达到很高的经济效益，生产成本低廉，致使新竞争者觉得无利可图而却步。此外，并不是大公司才可以拥有市场专利。为广大市民普遍使用的WD-40（防锈润滑剂），就是由一家位于美国圣地亚哥，只有百多名员工的公司所经销的。该公司只负责把这产品推销至世界各地，而把生产外包。由于营运成本低，产品的售价便宜，那些大型化工厂认为无利可图，不屑参与竞争。因此，WD-40公司每年的增长及回报均十分可观。
有专利的产品或服务仍赖市场需求，才可以保障溢利的稳定性，如果市场需求因为经济蓬勃而出现急速上升，这项专利产品或服务必定为股东带来几何级数的溢利。笔者选择投资股票的三部曲如下：
（一）必从宏观角度考虑，经济是否处于起飞阶段的高增长期，这是邓普顿成功之处，他率先投资于发展中经济体系的新兴股票市场（Emerging Market）；
（二）公司是否拥有市场的经济专利，这是巴菲特的专长，他的投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选择公司方面，巴菲特的功力比较邓普顿深厚。邓普顿的教条是分散投资，减低风险。巴菲特擅长选择拥有市场经济专利的公司，然后重槌出击，作长期持有；
（三）用基础分析技巧深入研究公司的过往业绩、各项回报比例、现金流、未来的前景、管理层的作风及“内在价值”。投资股票时，理想买入价最好是较“内在价值”为低，作长线投资时倍觉心安，不受股价短期波动影响。根据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研究，股价最终会反映公司的实际价值，短期而言股价会因市场的投机性出现“随机波动”。笔者将于第二篇附上有市场经济专利公司，自1977年以来的长期走势，并且加插公司经过调整后的每股纯利，以对数比例划出来。读者细心观察，股价的长期走势是反映公司的盈利能力。参考图3：汇丰股价与每股纯利关系。
投资是一项严肃的工作。把血汗钱投资在一家上市公司，等同自己经营一盘生意，绝对有别于买“六合彩”般碰运气。投资股市可爱之处是你享有选择权，而且你可以通过分析，了解公司过往的业绩，作出明智的投资决定。倘若你发觉该公司所享有的市场经济专利，有倒退的迹象，或其客观经营环境有所改变，投资者可以立刻在市场沽出，实行退股。这种灵活性比直接经营者大很多。
在本篇的第一节里，笔者用香港作为例子，确立股市的表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二节将谈到，如何利用指数基金，从股市中获利及投资者如何自制精简指数基金。
第二部分市场经济专利主宰公司前景（2）
发展中经济与股市的关系
股票投资要取得好的回报，一定要先看经济大气候。如果经济出现衰退，而且伴随持续通缩，股市是很难有上升空间的，前者如日本股市自1989年见顶后回落，继而在低位反复徘徊15年；后者如香港经济自1997年后，过去的7年里，有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出现负增长，股市更是风雨飘摇，1998年的金融危机，政府入市买股票以及2000年的网络泡沫，只是带来短暂的风光，在过去7年只有极少数的公司，因某种业务表现理想才脱颖而出。
如果经济处于起飞阶段，即所谓发展中经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亦会大大提高，能做到事半功倍。盈利不断快速增长，往往跑得比经济还要快，最好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经济发展得最快。韩战期间，美军利用日本作为支持基地，在日本购买大量军需品，从而协助日本打好战后的经济基础。那时的日本还是行使固定汇率，日圆与美元挂钩，兑换价为270日圆兑1美元。日本的工资及其他生产成本，较诸美国便宜得多，因此日本的工业产品在美国大受欢迎。
在出口带动下，日本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日本产品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只是模仿欧美的创作，质量并不算好；但日本企业不停改良，到六十年代，日本的产品如家电、音响、汽车、纺织品、化妆品、钢铁及船只制造，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再加上价格相对便宜，日本货于是在七十年代横扫全球，最后成为最大的钢铁生产商、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及最大的造船国。固定汇率一直维持到八十年代中期才结束，而这段时间，日本股票表现非常出色，日经指数从1955年的374点，上升至1989年12月29日的38,916点，35年内总共升了104倍。
除了日本外，当时亚洲四小龙（即香港、韩国、新加坡及台湾）的经济增长亦相当惊人。与日本一样，这四个地区也是由工业出口带动。早在五十年代，美国投资专家邓普顿提倡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股票，所谓：“新兴股票市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刚刚进入工业化，韩国和台湾的股市并未开放，而香港及新加坡股市规模细小，所以六十年代的欧美资金矛头，都指向日本这个新兴市场。
当发展中经济处于起飞阶段，公司溢利会亦步亦趋，公司溢利的大幅度增长，最终会在公司的股价上反映出来。笔者就是根据这个理论来作投资指引，以下将恒指及香港经济表现作印证。现在先看看香港过去经济起飞的特色。
表1：实质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年均复式增长率（除通胀后）
1962－1969 8.9% 四大支柱（地产、工业、金融
1970－1979 8.9% 及旅游）行业并驾齐驱的时代
1980－1989 7.3% 工业北移，服务业抬头
1990－1999 3.9% 地产泡沫
2000－2003 4.0% 网络泡沫
由1962年至1969年，香港每年的实质经济增长都能够维持在8.9%，当时的经济是由工业带动，而旅游业则扮演辅助角色。期间所受到的冲击，例如1965年的银行挤提及1967年的暴动，一度沉重地打击地产及金融业务，但是没有致命地阻挡经济的发展，当时可以说是全民就业，没有失业的问题，所以基础稳固。
七十年代的整整十年间，香港所受的冲击是前所未见的，例如股市狂潮在1972－1973年出现，继而在1974年插水式见底，由1973年的1,775点下降至1974年的150点。1974年的石油危机使街灯也要提早关上。政治上，亦有很多不明朗因素，例如周恩来与毛泽东在1976年相继去世，四人帮当政等。庆幸香港的工业基础稳固，再加上地产、旅游业及金融业发展的辅助，实质经济增长每年仍可以维持在8.9%。香港在六十、七十年代的高速增长，现时正在我们的祖国大地出现，中国现时经济增长也是由工业带动的。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整个八十年代的投资风气就是工业北移，利用国内的廉价劳工，香港则由工业转型至集中发展服务性行业。同时由于九七问题，又触发了大量的香港居民移民外国，金融业经过1982－1985年的银行风潮后，香港的银行监管渐趋成熟，所以全世界最大的国际银行及投资银行，包括日本银行，在八十年代都来香港大展拳脚，当时是金融业发展最旺盛的年代，提供了大量高薪的就业机会，亦提高了消费意识，容许多元化的服务行业争相成立，抵消了工业北移的影响。以上所述因素，导致本港在八十年代经济实质增长，平均处于7.3%的高水平。
第二部分市场经济专利主宰公司前景（3）
八十年代可以说是一个交接期，工业北移为何没有产生大量失业？因为同一时期香港金融业发展迅速，创造大量高薪职业，加上移民潮，年轻一代的晋升机会很多。这批高薪的消费者制造了服务业的需求，例如高档时装、饮食、纤体及卡拉OK等行业相继出现，容许原本在工厂的劳动力，转投到服务行业，新兴的服务业，吸纳从工业界释放出来的劳动力。
九十年代出现了无以为继的现象，高科技工业没有在香港出现，劳工密集的工业则已经北移。工业生产占本地生产总值不断下降，金融服务业亦趋饱和，日资银行因为本土金融地产泡沫爆破，所以迅速撤离香港。酒店业由于人工昂贵，酒店房间收费已经达到世界级的高水平，失去“购物天堂”的美誉。政府坚持联系汇率，为了解决就业便大量投资基建，如新机场等，结果产生了高通胀，负利率的现象，资金为了保值涌入地产投机，结果这个地产泡沫在1997年爆破，经济亦在1998年大幅倒退。整个九十年代的年增长率只有3.9%而已。可以说是后工业时代风光不再。
2000年香港亦经历了网络泡沫，使该年的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上升了10.2%，从2000年到2003年，实质经济年增长能够维持在4%，是靠2000年的网络泡沫所赐。2004年我们希望本地生产总值在自由行及CEPA带动下，会有一个较理想的增幅，估计可达到7.5%。
表2：本地生产总值、恒指及公司溢利比较
年份 1964 1977 1997 2003
恒指 100 429 13,375 10,291
(每日收市平均数)
恒指纯利 N/A 37 872 686
(每年平均)(港元)
本地生产总值 118.53 727.24 13,445.46 12,349.44
(包通胀)(亿港元)
表3：以每年平均增长率比较本地生产总值、恒指及公司溢利
年份 1964－1977 1978－1997 1998－2003 1964－2003
恒指＊ 19.4% 21.5% -1.4% 17.3%
恒指纯利＊ NIL 17.9% 2.6% 14.4%
（1977－2003年）
本地生产总值 15.5% 15.9% -1.4% 13.1%
（包通胀）
*注：计算方法以每年平均指数及盈利，按年变动增加或减少，累积而成。笔者希望尽量反映真实情况，所以用每年里每日的收市指数，计算出该年的每日平均收市指数，与下一年每日平均收市指数作比较，求出两者的差别，再将这些差别累积起来，计算出每一阶段的平均年增长率。这个方式比较繁复，但可将每一阶段里每个大的波动环节，无论是上升或下跌，都计算在内，能真正反映投资在股市的实际收益。这个计算与一般的计法不同，一般人会用首年的起点与终结年的指数作比较，而中间则用时间上的复式方法计算出增长率，后者会出现一个重大偏差，忽略每一阶段中股市每年的变动，若用后者的计法，由1964－1977年的13年间恒指每年复式增长率只有11.9%，和每年平均增长的19.4%有个很大的差别。笔者坚信没有人能够在指数的最低点买入，而且能够在最高点卖出，所以用平均收市数是比较合乎现实的。
第二部分市场经济专利主宰公司前景（4）
表2列出本地生产总值，与恒生指数每年的平均收市指数及公司溢利作一比较。表3则将1964年至2003年分为四个阶段，以每年平均增长率作比较。得出来的结论如下：
（一）由1964年至2003年，恒生指数每年的平均收市指数及公司纯利的升幅，均比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高；
（二）如果由1964年恒指成立时的100点计算，到2000年7月最高峰时的18,125点，恒生指数总共上升180倍；
（三）1977－1997年是香港股市的黄金岁月，恒生指数每年平均升幅达21.5%，20年时间上升了31.2倍；
（四）1997－2003年本地生产总值与恒生指数同步下跌，两者每年平均下跌1.4%；
（五）以恒指成份股计算，公司纯利升幅超越本地生产总值；
（六）1999年长江及和黄出售海外资产，分别录得历史性纯利，达到593亿元及1,173亿元，结果令1999年恒指成份股纯利大幅上升89%。加入1999年的大幅波动，1997－2003年间，恒指成份股的纯利平均每年有2.6%的增长；
（七）恒指近年纳入不少“红筹”作为成份股，他们的业务主要是在中国内地。本土公司如汇丰、长江、和黄、思捷、中电、港灯、中华煤气及长江基建等，大力投资海外业务。笔者预期未来恒指成份股的纯利与本地生产总值将日趋脱节。
图1：恒指与本地生产总值比较
图2：恒指与公司纯利比较
图1、图2划出恒指由1964年成立到2004年10月的表现，图1加插了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图2亦加插了恒指成份股纯利的表现。图1与图2清楚说明了恒指的表现与公司纯利变动及本地生产总值的升降息息相关。两图所用的皆是对数比例，对数比例是以百分比为基准，换言之，由1,000点上升到2,000点为100%，由2,000点上升至4,000点亦为100%，由4,000点上升至8,000点也是100%，如此类推，用对数比例可以真正看到恒指在每一段时间的实际升／跌幅。与此同时，用对数比例亦可以确实反映出纯利的增幅。
利用指数基金获利
当你找到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只要你直接投资在该地区的代表指数上，便可以藉经济增长获利。外国流行的指数基金（Index Fund），是一种很好的工具。可惜的是，香港恒指指数基金（盈富基金，股票编号：2800）直至2000年才出现，香港早已过了经济的高增长期。
中国现时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市面上有无数的中国股票基金，但长久以来就是没有一个贴切的中国指数基金。最近恒生银行终于推出了以国企指数为指标的国企指数基金（HS H-SHARE ETF，股票编号：2828），为方便投资者，笔者相信日后会有更多的中国指数基金出现。
然而，由于指数基金是需要跟随成份股的变动作出调整，所以管理费一般都比较昂贵；如果你参考盈富基金的派息，与恒指成份股派息作比较，就会察觉管理公司收费是如何昂贵的了。
为减省无谓的管理费，另一个选择是直接投资指数成份股。以恒指33只成份为例，如果个人的投资组合要仿真成份股的比重，这个过程可以是相当复杂的。较为简单的做法是投资在比重最大的成份股。以恒指33只成份股为例，首11只最大市值的上市公司，他们的比重已达到78.48%，可以说充分反映恒指的表现，大市值的公司如汇丰和中移动所占的比重在指数中举足轻重。所以笔者建议如果不想买指数基金，但又想跟随指数跑，可以自己组合一个精简的指数基金，方法很简单，你可在恒指服务有限公司网站（www.hsi.com.hk），下载恒指成份股的比重，然后根据心目中投资金额，用这个比重计算出来。例子如下表：
表4：自制精简指数基金（比重根据2004年9月10日计算）
恒指成份股 恒指市值比重% 投资金额（港元）
汇丰银行 33.55 427,497
恒生银行 4.89 62,309
中银香港 3.75 47,783
中电控股 2.62 33,384
中华煤气 1.97 25,102
香港电灯 1.82 23,191
和黄 6.51 82,951
中海油 3.62 46,126
中移动 11.38 145,005
长实 3.91 49,822
新鸿基 4.46 56,830
总数 78.48 1,000,000
第二部分市场经济专利主宰公司前景（5）
笔者的计算方法很容易，先将心目中的金额，假设为100万港元，除以总比重78.48%，然后乘以每只股票的比重，以得出每只成份股的投资金额。
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制造精简指数基金，或者你的强积金只局限于投资普通基金，而不包括指数基金在内，可以肯定你的投资回报将会比指数基金低。为什么呢？美国的投资法例，要求基金经理在投资时要将风险分散（Diversification），换言之，每个基金，不论大小都不可以将超过5%的资产投资在单一公司，这个运作模式被基金界奉为金科玉律，于是一个怪现象出现了。假设一个基金投资了20家公司，跑得最快的公司，其市价上升，令其市值超出5%的规限，基金经理的立场就变得很被动，例如汇丰银行原来占组合的5%，但汇丰银行价格上升速度较其他19只股票快得多，其比重很快由5%上升至8%（升的被变现，不升的反而被保留下来），结果基金经理只能沽售最好的汇丰银行，减至5%，保留了一些跑不动的股票。还有，基金的收费相当昂贵，因为除了交易成本外，还要缴付昂贵的管理费，所以普通基金是无法跑赢指数基金的。近年指数基金（Index Fund）在美国非常流行，这就是投资者对一般基金经理表现不满的反映。
第二部分拥有专利的“千里马”公司（1）
1977－1997年的香港，在33只指数成份股中，只有8只股价升幅是超越恒生指数的，一言以蔽之，在投资领域里，能够真正跑赢指数的只属少数（8/33），这样更突出了巴菲特的成就，是投资在少数的“长胜军”身上，他是伯乐，懂得如何选择千里马，所以他的投资要比指数出色得多。
林奇（Peter Lynch）曾经管理全球最大的麦哲伦基金（Magellon Fund），就是因为分散投资组合，结果麦哲伦基金一度持有1,400家上市公司的股票，相比现今的纽约交易所上市公司数目也不过是2,800家，纳斯达克上市企业是3,500家。虽然麦哲伦基金的表现最终还是跑赢了指数，但回报方面，则不能与巴菲特的投资相提并论。
香港的股市指标恒生指数共有33只成份股，恒指服务有限公司选择成份股份，根据数个准则：第一项是根据上市公司的市值（愈大愈好）；第二项是要求公司溢利要有进步，而非倒退，倒退通常会令市值下降；最后，成份股必须是香港注册的公司。以前的怡和系，因为迁移到新加坡上市，所以全部从恒指成份股中剔除。
现时，不少国内注册公司，由于受到非香港公司条例所限，以H股形式在香港上市，未能被挑选入恒指内。最明显例子是中石油和中石化，他们都是超级国企，甚至比中海油大，但由于后者是在香港成立的公司（所谓红筹），所以能够成为恒指成份股，前二者虽然规模较大，却只能纳入国企指数成份股中，这便是个中的分别。现时恒指的国企成份股，都是在香港注册的公司，而主要业务则在中国内地。
在挑选过程中，被纳入恒指成为成份股是上市公司的一种身份象征，即等同进身蓝筹级地位，不过这是一个汰弱留强的竞技场，是相当残忍的。由1984年至今，总共有44家上市公司，从恒指成份股中被剔除及取代。单看成份股的变动，反映香江股市的历史，细说多少行业的盛衰。笔者将于第十八篇详细叙述恒指成份股的变动。
回顾恒指成份股的变动，有12只“千里马”公司由1977年至今，凭借企业的庞大市值而被保留，其中４家公用事业：中电、港灯、中华煤气及电讯盈科；两家银行：汇丰与恒生；两家地产：长江与新鸿基；４家综合企业：和黄、太古、九仓及会德丰。这12只“千里马”公司能够适应香港的经济发展，而且在香港经济起飞阶段能够把握时机，扩充业务，创立各自的市场经济专利，立于不败之地。在市价及溢利方面，他们有骄人表现。表5列出这12家公司股价、溢利的实际升幅，表6则是列出他们每年的复式增长率。自1977年以来，这12家公司的溢利及经调整后的每股纯利，详细列于附录的大表A，可作参考。
表5：自1977年“千里马”公司的溢利、每股纯利及股价实际变动
03/01/1977－ 07/08/1997－
1977－1997 07/08/1997 1998－2003 14/07/2004
公司溢利 每股纯利 股价增长(%) 公司溢利 每股纯利 股价变动(%)
增长(%) 增长(%) 变动(%) 变动(%)
恒生指数 2,251 3,630 -21.00 -29.06
汇丰银行 6,830 3,314 4,394 60.58 22.00 27.00
恒生银行 6,020 6,039 9,709 1.88 2.88 -5.07
长实 20,367 16,552 24,835 -44.24 -44.60 -41.56
新鸿基地产 13,782 6,563 18,631 -53.50 -53.80 -39.95
太古 3,510 2,811 3,340 -26.30 -24.50 -29.86
九龙仓 2,345 1,683 3,781 61.60 51.20 -32.38
会德丰 5,797 991 3,330　 -97.50 -97.53 -51.90
和黄 6,603 6,532　 18,523 17.20 15.49 -29.94
中华煤气 11,916 6,545 11,056 33.60 42.30 25.44
中电控股 3,162 3,233 3,440 33.10 51.90 14.59
香港电灯 2,290 2,078 2,704 28.60 21.80 3.18
电讯盈科 6,436 1,972 4,797 Nil Nil -94.40
德昌电机＊ 572 344 1,633 168.00 165.00 180.00
*1984年7月11日—1997年8月7日
第二部分拥有专利的“千里马”公司（2）
从表5中，由1977年至1997年，长江实业的股价升幅达到24,835%，名列前茅。换句话说，1977年时市值10万元的长江实业股票，到了1997年8月7日（假设20年中没有转手），该批长江股票的市值应该是2,500万元。即使排在榜末的香港电灯，其回报也算可观。从1977年至1997年，港灯的股价上升了2,704%。经过20年的时间，10万元的投资，亦达到280万元。同期恒指上升了3,630%，由451点（1977年1月3日）上升至16,820点（1997年8月7日）。
1997年是明显的分水岭，这些“千里马”公司无论在溢利及股价的表现，都起了巨大的变化，参差情况拉阔了，这当然与经济大气候环境有关。一些公司的市场经济专利丧失了，例如：电讯盈科的股价便下跌了94.4%。地产公司亦因泡沫爆破，溢利及股价都大幅下跌，只有银行及公用公司表现较佳。恒指亦由16,820点（1997年8月7日）下降至11,932点（2004年7月14日），共下跌29%。
表6：自1977年“千里马”公司的溢利、每股纯利及股价变动的年复式增长率
03/01/1977－ 07/08/1997－
1977－1997 07/08/1997 1998－2003 14/07/2004
公司溢利 每股纯利 股价增长(%) 公司溢利 每股纯利 股价变动(%)
增长(%) 增长(%) 变动(%) 变动(%)
恒生指数 17.10 19.83 -3.91 -4.79
汇丰银行 23.61 19.30 20.96 8.20 3.37 3.45
恒生银行 22.84 22.86 25.77 0.31 0.48 -0.74
长实 30.48 29.14 31.78 -9.28 -9.39 -7.39
新鸿基地产 27.97 23.36 29.91 -11.98 -12.07 -7.03
太古 19.64 18.36 19.35 -4.96 -4.57 -4.94
九龙仓 17.33 15.49 20.07 8.33 7.13 -5.44
会德丰 21.61 12.69 19.33 -45.84 -46.03 -9.93
和黄 23.40 23.33　 29.87 2.68 2.43 -4.96
中华煤气 27.05 23.34 26.58 4.95 6.05 3.29
中电控股 19.04 19.16 19.52 4.88 7.22 1.96
香港电灯 17.20 16.65 18.14 4.28 3.35 0.45
电讯盈科 23.24 16.37 21.48 Nil Nil -33.72
德昌电机＊ 15.78 12.16 24.53 17.82 17.67 15.84
*1984年7月11日—1997年8月7日
有专利而没有市场的例子
过去香港经济急速发展，给香港营商人士缔造无限机会。12只“千里马”公司中，中电及港灯的溢利是受到政府的监管及保障，回报是以资产投资作一个基准。到了2008年专利就届满，这个专利过往帮助它们在经济蓬勃下迅速增长，从表7中的前五年（1968－1972年）和最近的五年（1999－2003年），首尾两段时间的电力消耗作一比较，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由1968年到1972年，当日的耗电量年复式增长率达到12.4%，同时期，本地实质生产总值（不包括通胀在内）的年复式增长率只有8.2%，即耗电量增长是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的1.5倍。说明当时的经济是由工业出口主导，所以耗电量比生产总值上升得快。这情况现时正在中国内地出现。
表7：香港耗电量与本地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比较
年份 1968－1972 1973－1987 1988－1998 1999－2003
年期 5年 15年 11年 5年
香港耗电量平均 12.4% 9.0% 5.2% 2.2%
年增长
除通胀本地生产 8.2% 8.3% 4.2% 3.9%
总值平均年增长
第二部分拥有专利的“千里马”公司（3）
1999年至2003年的5年内，香港的耗电量年复式增长率只有2.2%，本地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则为3.94%，实质经济增长比耗电量增长高出80%，说明一个成熟经济的耗电量是会逐步放缓下来的。
港灯的股价表现可以参考表5及表6，1977—1997年的20年间，港灯及中电都较恒指上升的幅度逊色，港灯的纯利只上升2,290%，复式年增长率只有17.2%。港灯的地产发展大部分在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已全部完成，海外投资亦未有大规模收入，亦没有售电给内地，基于本地售电增长逐渐减慢。溢利的增幅相应放缓下来；1998—2003年间，港灯纯利的复式年增长率更放慢至4.28%，溢利的倒退更在2003年出现。虽然，中电在其他地区有电力投资及地产收益，但其纯利由1998年至2003年间亦放缓下来，纯利年复式增长率只有4.88%；2001－2003年期间，纯利表现反复，增长轻微。
这两家香港电力公司均享有政府法例上的专利保障，市场并无受到竞争威胁。问题症结是，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后，电力公司在香港虽然有专利保障，却失去强劲的市场需求。这例证说明，专利仍需要市场需求来配合，才可以替公司带来长期的溢利增长。法例上所定的专利并非万灵药，一家公司成功与否，主要靠本身内在能力，能否在市场中建立自己的专利，这就是所谓市场经济专利（Economic Franchise），所以笔者以下用两家电力公司的法定专利与汇丰银行的市场经济专利作一比较。
第二部分汇丰银行的市场经济专利（1）
汇丰银行自1865年成立以来，已有140多年历史，香港经济成长与汇丰银行息息相关。五十至六十年代，当香港经济起飞，汇丰银行在香港的存贷市场及贸易融资占绝对的优势，市场占有率超过70%。
1965年香港发生银行挤提，当年的恒生银行，也要汇丰银行支持才渡过危机。挤提潮后来蔓延到汇丰银行，所以港元纸币出现短缺，小市民一窝蜂地从银行提取储蓄，把现钞放在家中。但当时港英政府很有决心，规定每人每天只可以提取100港元，并从英国空运大量英镑现钞，一旦港元现钞不足流通的话，则会行使英镑。这种做法令汇丰银行蒙利，被视作港英政府的中央银行，建立市民对汇丰银行的信心。1977年汇丰银行纯利只有6.14亿元，到1997年已升至425.5亿元，总共上升6,830%，复式年增长率达到23.6%；同期恒生银行的纯利由1.53亿元上升至93.63亿元，升幅达到6,020%，复式年增长率达到22.8%（自1977年以来，汇丰及恒生每年纯利，每股经调整后的盈利可参考附录大表A）。
但在七十、八十年代，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日趋成熟时，绝大部分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金融机构，都在香港设立分行或办事处，提供服务，直接与汇丰银行竞争。法例没有保障这个市场，汇丰银行面对前所未见的挑战。
汇丰银行所作出的反应就是由八十年代开始走向国际化，1980年汇丰收购了英国投资银行Anthony Gibbs，打入英国的保险市场；同年，汇丰银行购入美国海丰银行（Marine Midland）51%的股权；1986年英国金融业发生重大改革（Big Bang），汇丰银行收购了伦敦的经纪行詹金宝（James Capel）；1987年购入美国海丰银行余下股份；同年，汇丰银行购入英国米兰银行（Midland Bank plc）14.9%的股权，而在1992年整家英国米兰银行都被汇丰收购了。1997年，汇丰进军巴西，买入当时巴西第五大银行Banco Bamerindus do Brasil的部分资产；1999年汇丰买入纽约的共和银行（Republic New York Corporation）及Safra Republic Holdings；2000年，买入法国的投资银行CCF；2002年，汇丰买入墨西哥的Grupo Financiero Bital S.A.；2003年，以148亿美元买入美国的Household International Inc.（HI）；在中国内地方面，汇丰银行亦积极投资，除增加本身分行外，于2001年以人民币5亿元购入上海银行8%股权；2002年以6亿美元买入平安保险10%股权，又于同年用2,000万美元买入福建的亚洲银行50%股权；2004年用18亿美元购入交通银行20%的股权。以上只是较大宗的收购，较小的不能尽录。
在众多收购个案中，最大宗算是1992年收购英国米兰银行及2003年美国的HI，由于两者所牵涉资金庞大，所以汇丰银行在1992年及2003年都是以发行新股当现钞收购的。将新股当现钞，就是汇丰银行市场经济专利的成败利钝环节，市场必须认同这个做法，给予股价上的支持，才可以成功的。否则在大量新股充斥市场之下，必会导致汇丰银行股价大幅下跌，大型的收购就无法完成。通过发新股这个环节，汇丰就可以把握时机，当其他金融机构出现财政危机，汇丰便可以提出全面收购，然后注入资金及管理，扭转乾坤，把面临危机的机构转亏为盈，这就是汇丰银行的成功之道。所以汇丰能在1997年后保持溢利的稳定增长，这也就是它的市场经济专利。笔者以下将HI的例子详加分析，深入说明汇丰神话的奥秘。
HI是美国一家个人信贷财务公司，业务包括地产按揭，信用卡业务、无抵押贷款、消费者贷款、消费品（如汽车，家庭用品）分期付款及保险服务；在美国拥有相当大的网络（分行超过1,300家），在加拿大及英国亦有业务。但这家机构的贷款质量比不上美国的大银行，资金的来源要在同业中拆入（向银行借入）。在经济环境良好时，个人贷款的呆坏帐当然较少。2000年网络股爆破后，加上911事件，令经济逆转，坏帐率上升，因此借入资金的成本上涨了。理由是银行借给HI的风险增加了，所以只有提升借出的资金利率。恶性循环就是这样形成，坏帐上升，溢利下降，资金成本上涨，迫使溢利又再下降，为了维持溢利，HI便对贷款质量要求下降，希望达成更多生意，于是坏帐更多。若这情况无法扭转，早晚走上破产之途。当日HI的董事局也明白到身处困境，于是委托美国投资银行代为寻找合作伙伴，但是美国的银行并不想加以援手，情愿其倒闭而少个竞争对手；另外，他们熟悉HI，清楚明白这个问题需要大量融资才能扭转，同时亦需要作出大量坏帐拨备，所以对提出收购者本身的业绩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美国投资银行于是向汇丰银行献计，这情况就好像“烟猪头遇着盟鼻菩萨”，即是一个发臭的猪头受鼻塞的菩萨所喜爱，汇丰银行就是这个菩萨。汇丰银行在环球业务上出现资金过剩的问题，更想借势打入美国市场，既然HI在美国45个州里有1,300多家分行，成功收购HI便可以在北美洲建立一个良好的网络。
整个收购的用意是，汇丰是利用本身财雄势大的条件来扭转HI的恶性循环，令其业务走上良性循环。在2003年3月，汇丰银行用148亿美元买入HI，代价是用发新股支付的，所以不需动用本身的资金。以汇丰名义向美国同业借入美元，然后再转借予HI，资金成本肯定比HI自己筹措来得便宜，明显地收到立竿见影的效应，同样把HI的经营成本降低。而汇丰银行尽量将HI的坏帐，作出大刀阔斧的拨备，2002年6月汇丰银行坏帐拨备，占平均总贷款比例为0.4%，2002年12月则为0.3%；2003年6月收购HI后，这比例跳升至1.1%，这只是反映了2003年3月至6月收购HI的影响；2003年12月这比例，更上升至1.39%；2004年上半年这比例稍为回落至0.96%，实际上，汇丰仍然在2004年上半年为HI作出更大的拨备，坏帐拨备的下降，只是反映了汇丰在香港及亚太区的业务有良好的进展，过往的坏帐反而有233亿美元可以回拨。正如表8所显示，汇丰银行在收购HI后是尽量拨备，拨清任何坏帐，斩断恶性循环。
第二部分汇丰银行的市场经济专利（2）
表8：汇丰银行的坏帐拨备
百万美元 2003年上半年 2003年下半年 2004年上半年
欧洲 343 531 423
香港 303 97 （223）＊
亚太区 26 59 （10）＊
北美洲 1,670 3,006 2,472
南美洲 32 26 141
总拨备 2,374 3,719 2,803
*坏帐回拨
以笔者估计，在2003年及2004年度，汇丰为HI的坏帐作出80亿美元拨备，再加上收购代价的148亿美元，汇丰在HI的总投资达到228亿美元。收购价是用发新股支付，而拨备则由汇丰银行本身的损益帐来支付。如果单靠本身的资金作出这般庞大的收购及拨备，银行的负担便会太大了。这种大刀阔斧的做法并不是一般银行可以承担的，不过汇丰的业务已是全球性发展，其他地区业务的增长，容许汇丰有足够的溢利在损益帐中来抵消为HI所作出的拨备。最后，为HI所作的拨备，并没有令2003年及2004年度的纯利出现倒退。早年为南美洲作出的拨备已相当足够，在香港方面，地产市道的复苏令2004年上半年有223亿美元的回拨，所以2004年上半年纯利仍可以录得48%的增长。
汇丰银行就是利用市场给予其股价支持，再利用其他地区运作的良好业绩作为后盾，来应付这个拨备需要，来扭转HI的乾坤。经过两年的拨备，笔者相信2005年HI的溢利可以大幅上升，HI的运作可以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对贷款质量可以逐步提高，不用再胡乱滥贷了。
对汇丰银行收购HI，一般人存有很大戒心，因为收购价是HI账面值的3倍，以收购价148亿美元计算，即100亿美元的收购代价是无形资产，并没有资产来支持的。触类旁通，担心为这无形资产付出的代价，会把汇丰银行每股净值拖低，实际上这情况并没有出现。收购回来的无形资产，汇丰每年都会作出适量拨备，从损益帐中扣除，分开若干年摊销，并非一次性为所有无形资产作出拨备。例如2001年无形资产的摊销达到8亿美元，2002年达到8.6亿美元，2003年因收购HI增加至15.9亿美元。
反而，能够以市价发行新的股票，对汇丰银行本身的股东资金增幅有所帮助。汇丰市价（125.5港元）比每股账面价（0.50美元）高出很多，以市价发行新股，溢价便会投入股东资金的储备帐，增大了股东资金。今时今日，经营银行需要更大的股东资金，才能继续扩充信贷业务。根据1989巴塞尔的国际银行协议，银行本身的资本（股东资金）是属于第一级资本（Tier One），第一级资本能够持续增长，令汇丰可以更加扩充其信贷业务；第二级资本（Tier Two）通常是指银行所发行的债券，第一级和第二级资本是有比例联系的。换句话说，汇丰银行不能单靠发债来做生意，需要同时令一级、二级资本增长才能做更多生意。如果汇丰银行不能发行新股，股东的资金增长便会局限在派息后的溢利滚存，这个滚存增幅受到溢利的规限，无法大幅跳升。
在大量的收购中，理所当然，其中有不少出现亏损，但是汇丰银行往往能经过一段时间后将其转亏为盈。过往成功的例子不断巩固市场对汇丰的信心，归根究底，管理阶层的智慧，就是不熟不做。由八十年代开始，所有收购的对象都是金融行业，汇丰并没有插手其他行业，这个不熟不做的宗旨，就是整个管理阶层的信念，所以偶有出错，也因为熟知个中运作而最终转亏为盈。曾几何时，早在六十年代，汇丰手上有多种非银行投资，例如航运业、国泰、和黄等。不过，七十及八十年代，汇丰持续将这些投资卖出，将资金集中到金融业，坚信不熟不做的宗旨。
汇丰银行的市场经济专利，结合了不熟不做的宗旨，能够贯彻运用，成功地扭转新收购公司的劣势。此外，更配合发行新股，代替内部资源来作收购，保留内部资源，改善新公司业务。这个想法，听来简单，实非一般银行所能效法的。美国银行业也出现不少并购的例子，例如九十年代Chemical Bank与Manufacturer Hanover（汉华）合并，成为新的Chemical Bank，但其后又被大通所收购，剩下只有大通银行；前几年大通又与JP Morgan合并，成为摩根大通，实际上这已是４家银行的组合；它们的合并结果只不过是将重叠工序废除，将重叠分行关闭，从而达至节省成本，但市场并未因合并而扩大。反过来，汇丰银行在收购HI后，在美国市场占有率方面，肯定争取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
第二部分汇丰银行的市场经济专利（3）
回看附录之大表A，汇丰是这12家“千里马”公司中，唯一能够在1997年后大幅度提升溢利的。1997年汇丰银行的溢利为425.5亿港元，2003年溢利已上升至683.25亿港元，升幅达60.5%。这些都是透过收购得来的成果。虽然发行大量股票，每股溢利有所摊薄，但由1997年至2003年每股溢利仍增长了22%，由每股5.36港元上升至6.54港元。用汇丰银行的例子就引证了笔者的经验，选择公司要选择有市场经济专利的公司，而不是单靠法例专利保障的公司，更不要留恋没有任何专利的公司。
汇丰沿用英国会计准则，按若干年来摊销账面上的无形资产。2005年汇丰有可能采用国际会计制度。届时收购回来的业务将按年重新估值一次。如果出现较低估值时（估值比较收购账面值低），汇丰将需要为差额（Impairment）从损益帐中撇除。管理层的估值方法（用现金流折现法来衡量业务的市值），可能因经济环境的好坏而出现大幅波动。利率上升可能增加呆坏帐拨备，个别业务的估值自然下调，该年度损益帐因此受压。新会计制度可能会左右董事局的决策。无法进行大型收购，纯利增幅定必放慢下来。无法发行新股，股东资金的增幅亦有所局限。市场亦可能作出互动反映，担心大型收购会使纯利受挫，当汇丰宣布重大收购时，股价因此大幅回落，最终汇丰再无法发行新股来扩充业务。新的会计制度，可能打击汇丰的市场经济专利，投资者不可轻视制度的些微改变。
图3是汇丰自1977年以来股价的表现并加插入每股纯利，图中可见股价往往对预期纯利的升跌作出反映。
图3：汇丰银行自1977年—2004年股价及纯利表现
图4：恒生银行自1977年股价与每股纯利表现
第二部分恒生银行
我们又何妨将恒生银行与汇丰银行作一比较，究竟恒生银行有没有市场经济专利呢？
首先要追溯到恒生银行在六十年代的贷款业务，当时主要贷款对象是地产商，包括现时的大地产商新鸿基地产、恒基地产、恒隆及新世界等。当年恒生银行主席何善衡，与新鸿基主席郭得胜，恒基的李兆基，恒隆的陈增禧及新世界的郑裕彤，相识于微时，由于恒生尽力支持他们发展，所以建立了深厚的渊源。今日，这些公司的接班人，依然保持着与恒生银行的关系，所以在发展地产项目时，恒生总可分一杯羹。不过时移势易，这些大公司本身已是财力雄厚，无需大量融资，即使有所需要，亦有很多财团参与，取代恒生银行在这方面的角色。因此，恒生由来已久的市场专利亦会逐渐褪色。
新落成楼宇按揭及居屋按揭，以前是恒生银行的市场专利。1997年前恒生银行的成绩辉煌，绝大部分的纯利是来自这些按揭业务，恒生银行的优势是经营成本便宜，大部分分行多是自置物业，所以在八十、九十年代，能够对居屋按揭提供极优惠条件。随着地产泡沫爆破，居屋已成历史，恒生银行在这方面的经济专利亦已风光不再了。
自1997年以来，恒生银行的溢利增长更是举步维艰，1997年恒生银行的溢利已达到93.63亿港元，但随着地产泡沫爆破，1998年的溢利因大幅拨备倒退至67.88亿港元；2001年溢利回升到101.14亿港元；但在2002及2003年都连续倒退，至99.6和95.4亿港元。恒生过往业绩可以参考附录的大表A。
但恒生银行的市场经济专利与母公司汇丰银行比较，就大相径庭。虽然恒生银行的股票为市民所拥戴，但公司是没法发行新股从事大规模的收购行动。理由很简单，如果恒生银行大量发行新股，便会摊薄汇丰银行的控制权，所以恒生银行在发展跨国业务时受到一定限制。最近恒生银行亦有收购国内银行部分股权，但全部都是以内部资源应付，所以空间有所局限。
最近，恒生的管理层似乎成功发掘出被遗忘的市场经济专利，其属下恒指服务公司，早已掌握香港股市28只指数的组合及比重计算程序。例如：恒指、国企、红筹、大型股、中型股及小型股等分类指数。因利乘便，最近恒生成功推出国企指数基金，虽然买卖未算活跃，前途却是无可限量。基于竞争有限而且市场需求庞大，只要在推销方面多做功夫，发行更多类似基金，将来必可带来可观的回报。众所周知，香港实行强积金制度已有数年，但回报却强差人意，倘若恒生能够成功地把指数基金推广至强积金的层面，需求之大是无法估计的。在美国，指数基金早已盛行多年，反映一般投资者不满基金经理的表现，借助指数基金作为个人投资指引，这个大趋势必定会在香港出现。
最后，笔者要提醒读者，投资者选择公司时要特别留意，该公司的市场经济专利，是否随行业兴衰而消失。倘若出现了这情况，要仔细分析，才作出决定，切勿鲁莽行事。
第二部分电讯盈科的专利消失了
恒生银行过往居屋按揭的经济专利是无疾而终。相反，另一家公司的专利则是在有声有色下被政府夺取了，这便是今天的电讯盈科，即往日的香港电讯。该公司曾享有两项专利：第一项是国际长途电话的专利，该专利届满期是2006年；但1998年政府以一个补偿方式解除了这个专利协议，从那天开始，香港电讯便失去了国际长途电话的专利；2000年，第二个专利：本地固网服务，亦开放予其他竞争者，所以今天的电讯盈科，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市场的经济专利。此后，经营业绩有目共睹，出现亏损股价自1997年以来下跌94.4%。
中华煤气的市场经济专利
与其他专利一样，中华煤气的经济专利是来自市场，而非由政府法例所保障。煤气的产品既干净又方便，又能达到中国人所谓“锅气”的水平，所以几乎是中国人厨房中的必需品。竞争不是没有，石油气便是其对手，除非在屋苑建筑早期时，采用中央管道输送石油气，罐装石油气本身运输困难，是无法与煤气争夺市场的。过去地产发展迅速时，住宅物业大量落成，服务行业蓬勃，煤气公司溢利相应快速增长，但随着香港人口老化及出生率下降，未来新楼宇落成只会持续放慢，所以煤气公司在本地的增长亦会放缓；换言之，本地经济专利虽不致于失去，但效益会日渐下降。
近年中华煤气的年报，透露公司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多方面在中国开拓大型的管道气体输送业务，在香港则发展本身旧煤气厂的地皮，又参与母公司恒基的地产项目。如果煤气能够成功打入中国内地的市场，以他们过往在香港的经验，经济专利有机会伸延至中国内地市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经济，未来市场的需求庞大，不过，在中国市场投资是需要一段长时间才能取得收益的。
图5：中华煤气自1977—2004年股价与每股纯利表现
新鸿基地产的市场经济专利
在12家“千里马”公司中，只有新鸿基地产及长江实业两家地产公司。他们两者之间的经营手法不大相同，但两者都能够在七十至九十年代，藉着地产需求庞大，扩展业务，从而获取丰厚的利润。地产商契机在八十年代中期再现，当时，香港政府实行50公顷高地价政策，几乎所有小规模地产公司都无法投得土地，大地产商因而受惠，而新鸿基地产的纯利由1977年的1.02亿港元上升至1997年的141.6亿港元，升幅达到13,783%，复式年增长率为27.9%。2003年的地产低潮时，新鸿基仍录得65亿港元的利润。
新鸿基地产的经营手法，简单来说是将地产项目变成流水作业，成本便宜的发展项目，只要有毛利，市场能接受，就会出售；相反，成本贵的项目，蚀本亦会出售。这就是传统中国人所谓的货如轮转，西方的流水作业。归根究底，新鸿基地产不是靠囤积居奇来获取最高利润，当市势逆转时，靠囤积居奇的地产公司，往往逃不过破产的恶梦，而新鸿基地产就是用流水作业的经营方式，在市场中建立起经济专利。
此外，除了透过收购新界农地，又与地铁及九铁合作发展沿线车站物业，新鸿基地产的强项，是发展大规模屋苑，以薄利多销形式卖出住宅单位，保留庞大的商场及停车场作收租之用。这策略就是将出售住宅的利润，转作投资在商场及停车场，而商场及停车场的租金收入，则变成长远的经常性收入。2004年度，新鸿基地产的租金总收入接近50亿港元。屋苑的人流，令到商场的商户生意蓬勃，愿意接受租金调整。总观新鸿基的经济专利，是发展大型屋苑，销售住宅，营造人流，保留商场作长远收益。
在七十、八十年代，新鸿基能够维持一定的边际利润，如果售楼利润特别丰厚，管理层就将部分纯利用作拨备，减低高价地皮的成本，容许这些高价土地，在经过撇除减值后，仍然能够在完成时录得利润。这种手法对新鸿基在七十、八十年代的盈利，起了正面的作用。不过，近年来本港的会计制度趋向与世界接轨，地产公司每年需要为土地及收租物业，作出专业价值重估；因此，价格的变动，在损益帐及资产负债表中反映出来，此举是提高透明度，以账面价值反映出公司的资产净值，方便投资者参考。在地产上升周期，新准则对新鸿基地产是绝对有利的，因为有庞大的收租物业，如果价格上升，股东资金增加，相对之下负债与股东资金的比例会下跌，财务状况更加健康。相反地，在地产下跌周期，这个新会计制度带来很大冲击及负面影响。2005年香港的会计制度，进一步向国际准则看齐，届时所有投资物业重估时的变动，将会全部在损益帐反映出来，等同收租物业价格的升降，直接影响公司纯利。
新鸿基的管理层当然明白，地产的黄金时代无法长期持续，所以它亦有分散投资，例如：九巴、数码通及新意网等，不过这些收益与其租金收入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在人口老化及出生率下降的情况下，香港地产能否恢复昔日黄金岁月呢？这是一个疑问。但是，话得说回来，相对于其他公司，新鸿基地产拥有最大的土地储备，过去几年，新鸿基成功地以补地价方式，将部分土地储备重新部署，作未来发展，换句话，它的土地成本又会比其他发展商便宜。
第二部分长江实业的市场经济专利
芸芸众多恒指成份股中，以长江实业的纯利增幅最为突出，由1977年的8,600万港元上升至1997年的176亿港元，升幅达到20,367%，复式年增长率达到30.5%。股价表现更是众股之冠。
长实原本是一家塑料花制造厂，主席李嘉诚洞悉工业是一门过度竞争的行业（Commodity Business），所以在发掘了第一桶金后，就集中发展地产业务。长实的经营手法与新鸿基地产又大大不同，它的策略是透过收购拥有庞大土地的公司，以合作包底的形式发展超级大型屋苑。在七十至九十年代，地价不断上涨，楼价跟随大市不断上升，长实的运作模式是赚大钱的最有效方法。
长实本身的土地有限，但懂得利用别人的地皮来发展。1976年长实买入和记洋行控制权，其后与属下的黄埔船坞合并，成为今日的和黄，然后再收购均益仓的小数股东权益，令其成为全资附属公司，再将其船坞业务迁移至青衣，悉心发展黄埔船坞位于红磡的土地，成为今天的黄埔花园。港岛方面，香港仔的船厂则重建成今天的香港仔中心；另外，均益仓在西环的货仓重建成均益大楼；在北角的货仓变成和富中心。透过旗下的香港电灯，将电厂迁移至南丫岛，将北角电厂的土地发展成今天的城市花园；与壳牌公司合作，将鸭脷洲香港电灯公司的旧电厂及壳牌公司的油库土地合并，发展成今天的海怡半岛。东九龙方面，壳牌公司在官塘的油库又是交由长实发展，成为今天的丽港城；而蓝田地铁站上盖的汇景花园，就是与地铁公司合作的一个例子。
图6：新地自1977—2004年股价与每股纯利表现
图7：长实自1977—2004年股价与每股纯利表现
新界方面，天水围也是很独特的例子。天水围最早的业权，属于一家已破产的大宝地产所有，后来业权由华润控制，因为牵涉的面积太大，与政府谈判需时，无法应付补地价及建筑所需费用。长实把握时机，以低价买入天水围业权，发展成今天的嘉湖山庄。
长实一连串合作发展，都是用联营公司的方式经营，多有其他伙伴参与。这种财务设计及合作发展地皮方式，就是长实的市场经济专利。长实的参与权益是少于50%，联营公司的负债便不会在长实的负债表上出现。一个庞大的地产发展项目涉及资金很大，而且时间可能长达10年，在发展初期，未有卖楼收益，利息支出会不断上升，用这种Off Balance Sheet Financing（表外融资），容许长实避免将所有资源困死于单一业务上。用联营方式发展地产，财务风险亦会有所降低，地产发展商向银团贷款，是以项目形式（Project Based）借钱，即是用联营公司的地皮及售楼收入抵押予财团，参与发展的公司无需作出额外承担。
这种Off Balance Sheet Financing是霍建宁的专长，未出任和黄行政总裁前，他是长实的财务董事。用这种联营公司方式发展地产，可以与其他伙伴分担风险，而负债亦不会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出现。
一贯以来，长实的辉煌业绩是透过发展他人的土地。所以长实的经济专利是买公司，利用他人的地皮发展住宅比直接买地皮更便宜。但时移势易，这种以合作形式发展的土地越来越少。李嘉诚是有远见的，他明白地产黄金岁月无法长期维持，将出售发展物业的资金，转移投资在其他行业，利用和黄发展无线电话，从香港发展到英国及欧洲的无线电话，再由2G发展到3G；从香港的货柜码头，到盐田港码头，到上海外高桥码头，到英国甚至巴拿马的货柜码头。屈臣氏由小药房变成健康产品连锁店，现时更变为跨国公司，成为欧洲最大的健康产品连锁店。所以长实的经济专利，是逐渐由香港的地产，转移到发展成为跨国的市场经济专利，透过全球化延长已建立的市场经济专利。
第二部分和黄的市场经济专利
最早期和记洋行的贸易生意，并没有经济专利，贸易生意的竞争几乎是公开的。和黄最成功的地方，便是发展属下公司的土地，如上述谈及长实的地产发展策略，简单来说是将土地变成现金，再投资在有经济专利的行业，例如货柜码头。众所周知，电讯行业竞争激烈，而且科技进步快速，不禁会问和黄投资3G是否正确呢？要在高科技行业争取经济专利，必须在科技上领先；过去和黄抢先在香港发展2G手机服务，最后能够成功打败对手，成为2G移动电话的领导者，现在率先发展3G，也是希望早着先机，抢占经济专利。
和黄在香港的货柜码头发展，也是朝着经济专利着手，从细小规模的小货柜码头，发展到巨型码头港。垄断后，又担心生意从香港流失，故此，积极入股盐田港的建设。整个货柜码头的发展方向都是为争取经济专利。
零售方面，日常接触的百佳超市，也可以体会到这种经济专利的经营手法。现时，百佳的规模，无论在面积或品种，例如新鲜的蔬菜、鱼、肉，都比其他经营者规模要大，百佳的经营手法就是要垄断，就算是普通街市的生意如蔬菜、猪肉都要抢过来。
霍建宁的经营哲学，是未作出投资新项目之前，已考虑如何出售这项投资。早年和黄投资在英国的移动电话Orange，长期亏损令到当天的和黄大班马世民（Simon Murray）也要下台，霍建宁上任后就物色机会出售，结果在1999年将这个业务出售给德国公司Mannesmann，换取Mannesmann的股权，其后英国最大移动电讯公司Vodafone又再收购Mannesmann，结果和黄手上Mannesmann的股票变成Vodafone股票，一个亏本的橙可以套取千多亿港元的溢利。为什么Mannesmann愿意买Orange呢？Mannesmann有百多年历史，最早期是以钢铁业务起家，后来参与德国移动电话服务，规模虽较小，但获利丰厚，不过担心容易被人吞并，Mannesmann的管理层想出一个方法，就是买入英国Orange的业务，这是一个吞服毒药（Poision Pill）的计谋，因为Mannesmann本身有钱赚，有吸引力，容易被吞并，但买入Orange后，Orange的亏损状况会拉低合并后Mannesmann本身的吸引力，希望丑化自己，不容易被大鲨鱼吞并。可惜事与愿违，Vodafone却想利用当时网络狂潮之偏高股价来收购实物，不惜大量印发股票收购被丑化了的Mannesmann，间接为和黄制造了这个神话。
霍建宁的另一项专长（Off Balance Sheet Financing）亦反映在和黄其他的投资项目。像盐田港的码头便是这样，甚至高风险如3G的投资，早期也是以联营公司经营，当时引入荷兰KPN及日本的NTT Docomo，共同在欧洲发展3G业务。后来NTT及KPN相继退出后，和黄便成为全资投资者，联营公司变成全资拥有的附属公司，和黄要负责所有投资，而银团贷款亦会在和黄的帐目上出现，如果投资失败的话，这家附属公司便会被清盘，如果贷款合约有注明和黄作担保，银团更有可能向母公司和黄追讨。
毫无疑问，短期内网络热潮，已风光不再，所以Orange的神话实在难再重演。不过霍建宁是最懂得找寻逃生门的，这也是和黄的经济专利。和黄将在中国内地与P&G发展的业务出售给对方，P&G的出价很有大公司风范，它令和黄赚取一笔厚利。细心分析，P&G在美国本土的生意，早已饱和，中国市场销售额增长快速，从它的立场，能够抛掉和黄这个伙伴是件好事，因为过往联营公司的营业额，是无法在P&G母公司帐目中出现的，现时P&G在中国的业务已是全资拥有，无论在销售额及溢利，都能在总公司帐目中反映，显示出增长的幅度。
既然未必能找到3G的买家，和黄便透过将2G业务上市集资，创造非经常性收益，抵消2004年3G的严重亏损。笔者相信，和黄将来亦会利用市场将手上的3G上市或出售。霍建宁是会计师出身，经营不仅精打细算，还懂得利用资本市场套现。他的经营手法就是和黄的经济专利，所以其薪金连花红超过一亿港元一年。
和黄、长实的市场经济专利黄金时代是否已经过去呢？和黄，长实所累积的商业智慧，在能源发电、码头运输、地产、电讯及零售等行业，都有高度的竞争能力及专业水平，而这些行业的发展是容许集团走向全球化，打入其他市场的，有新的市场便容许这种经济专利继续伸延。用一个全球化的例子，可口可乐在美国的市场早已饱和（虽然拥有专利，但没有市场），所以可口可乐在过去十多年，是要全力打入中国、印度，去发挥它的专利作用，成绩在今年特别显著，可口可乐大部分的增长是来自海外的。所以长江与和黄的发展也会走向全球化发展，延续其市场经济专利。
第二部分太古的市场经济专利
太古洋行也是过百年的老店，在香港经济起飞的阶段，太古懂得如何把握时机。第二次大战前，太古主要经营客货海运业务，老一辈的人都很熟悉蓝烟囱、黑烟囱。前者是太古往外国的客货船；后者则是沿中国海岸商埠的客货船。六十年代这些业务日渐式微，远洋散装货运船渐被货柜船所取代，旅客亦舍轮船而选择飞机。现时的太古上市公司，前身只是太古船坞，专做修船、造船的公司。这个行业亦因无法与日本、新加坡竞争而趋式微。七十年代当香港地产起飞时，太古洋行部署将船坞土地重新发展，项目是鲗鱼涌的船坞土地，而船坞则迁往青衣，该幅土地则发展成今天的太古城。赚取利润后，重新投资在收租物业及空运事业（即是国泰航空）。由于得到资金的支持，国泰在八十年代，能够扩充旗下的空运事业，买入很多新型的波音747长程飞机，积极扩充飞行网络，变身成为一家跨国性的航空公司。
物业投资方面，金钟的太古广场，鲗鱼涌的太古商厦，又一村的又一城，这些都是太古利用地产兴旺时出售发展物业，套取回来的资金再投资而成的。由于地点优越，设计一流，所以能够保持经济专利，在市场中保持一定地位。
1997年前，国泰航空绝对拥有经济专利，国泰代表香港的升降权，任何航空公司飞来香港竞争，都要有互惠的着陆权协议。但1997年后，政治环境变化，没有了英国米字旗的庇护，国泰面临的压力非常大，中国、美国及特区政府都在协议天空开放的问题，换句话，着陆权的专利逐渐消失。第五航权已经开放了，相信将来着陆权亦会全面开放，新竞争还包括新成立的廉价航空公司。新加坡方面积极鼓吹成为廉价航空公司的基地，所以今天的太古洋行，经济专利除了收租物业外，航空事业已经岌岌可危，投资者需加留意。天空的开放对国泰来说，可能重复电讯盈科的恶梦。
图8：和黄自1977—2004年股价与每股纯利表现
第二部分九仓、会德丰的市场经济专利
会德丰前身是隆丰国际（World International），1980年隆丰收购九龙仓，1986九龙仓收购会德丰，经过移花接木，公司的资产重组，隆丰最后控制会德丰的资产，改名为会德丰，而九龙仓的控制权则落在会德丰的手上。所以说到会德丰我们就会谈到九龙仓。九龙仓的经济专利比较简单，其主要投资是收租物业，主要是将广东道一带的货仓重新兴建成为写字楼、商场、酒店、酒店式住宅，将旗下电车公司在罗素街的车厂物业，发展成今天的时代广场。
收租物业本身就是一项专利，只要有人流，商户能够赚钱，作为业主的就可加租。而归根究底，收租物业的专利维系在人流上，要有人流必先要有良好的地点，再加上专业的管理手法便是。简单的比较是，当你站在弥敦道尖沙嘴地铁出口，东行经么地道到达尖东，西行经北京道到达海港城。两者步行距离及时间相差不远，何以海港城能够吸引过江之鲫，而尖东则门堪罗雀。尖东是由多幢大厦组成的，各有各的管理公司，各自为政，商场出售的商品往往重迭，产生恶性竞争。相反地，海港城本身已制造不少人流，有写字楼，有酒店游客，更有酒店式住宅的住客，由于业主只得一个，有创意的管理可以为商场缔造出一种无可抗拒的诱惑，建立市场经济专利。
同一业权的管理可以将同一个行业的产品，集中到同一层楼面地点，令购物人士有更多选择及比较，形成不能不到此一游的卖点。海港城能够创造出一个“凝聚”的气势，就是衣服、鞋、手袋、体育用品、电器及家私……同类货品集中在同一层楼面，跳出商铺的局限，变成大型展销会。这个模式你在时代广场也会体会到。你要买电器产品，在同一层购物商场内会有不同的公司，摆设多花样的产品，因此产品最齐全。电器除了丰泽，还有泰林及百老汇，结果全球牌子及款式都同在一层楼面展销。这种气势你在尖东找不到，在食街也找不到，所以恒隆旗下的收租物业是无法与九仓作比较的。同在铜锣湾，食街与时代广场的人流已有天渊之别。所以收租物业的经济专利，除了地点重要外，如何管理和吸引人流是重要的因素。
九仓拥有现代货柜码头，在香港仍保持有经济专利，但是业务无法像和黄走向国际化，也没法在盐田港争取利益。所以九仓的码头业务无法逃避盐田港的竞争。
九仓过往的业绩相当反复，九十年代九仓发展时代广场（Times Square）及重建港威中心（Gateway），所以负债不断累积，在建筑过程中，利息开支可以当作资本性支出，加到建筑成本帐目上。因此1994－1995年公司溢利未受影响，1995年九仓的纯利达到35亿港元，时代广场完成后，贷款利息无法当作资本性支出，要在损益帐中扣除，1996－1997年纯利持续下跌。当时九仓的贷款最高达到300多亿港元，利率上升，利息负担相当沉重。1997年后无论写字楼或商场的租金收入都下跌，若不是有出售物业的补偿，租金收入便不足以抵偿利息负担，更谈不上增长了。1998年纯利只得19亿港元。1999年港威中心重建完成，所以该年的利息开支大幅上升至19亿港元。而租金收入增长缓慢，尤其是撇除新租约附送颇长的免租期，同时地产市道下跌，地产发展项目的拨备则达到15亿港元，公司几乎出现亏损，为应付燃眉之急，九仓将有线宽频分拆上市，缔造了30多亿港元的非经常性收入，将纯利推高至42亿港元，但由2000年至2002年，纯利又徘徊在23－25亿港元之间。而2003年则略为改善至30亿港元。经过这几年的减债，2003年九仓的负债已回落至100多亿港元，加上息率下降，利息支出大幅度减少，所以开始有起色。2004年九仓的收租物业则会进入收成期，加上自由行，带旺了酒店业务及零售业务。但长远而言，九仓的经济专利始终局限于香港，无法走向全球化。
图9：九龙仓自1997—2004年股价与每股纯利表现
第二部分德昌电机的市场经济专利（1）
最后要提及的是德昌电机。1997年德昌电机的溢利是4.37亿港元，2003年上升至11.7亿港元，升幅达到168%，比上述12只“千里马”升幅还要多。德昌专门生产的马达，只是一门有百多年历史的旧科技，它的经济专利从何而来呢？据笔者了解，它的管理层确很务实，而其营商之道也很简单。首先是薄利多销；其次是降低成本；接着是保持高质量；最后是扩展新市场。这些所谓营商之道都是唾手可得的通论，任何做生意的人都理解的。
德昌的经济专利，是来自世界市场的潮流。这个有百多年历史的产品，在我们的起居生活中，反而愈来愈重要。随着日常生活愈趋计算机化，线路板被广泛地应用。线路板是用作通电，发施号令，但不能直接推动杠杆，要达到此目的，需要一个微型马达。如此一来，马达再不单只是用来制造风扇、按摩器、风筒那么简单。现今的汽车，亦采用微型马达来控制窗门的升降，甚至推动方向盘。汽车的方向盘扭动已有百多年历史，过往只是用齿轮来推动。笔者在六十年代，学习驾驶的车辆，纯粹是用齿轮推动的方向盘，扭动时需要出尽气力，弄得满头大汗。到了七十、八十年代，改良为利用引擎的转动，用皮带拖动油泵，这个泵在转动时产生压力，通过油压齿轮便可轻松转动。所以七十年代后，女士们都可以轻松地驾车了。最新改良的方向盘，是通过微型马达代替这个机械式的操作。
基于时代巨轮推动，百年多前的产品用途愈来愈广泛，所以市场不断扩大，而德昌电机是现时世界上第二大微型马达生产商。它已将工序北移，除了利用廉价劳工外，还不断自动化，降低成本，所以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犹有甚者，德昌每年都会减低马达的价格，因为市场大，经济效益相对增大，所以可以年年减价。售价低，效率高，生产规模要大，这几项条件令新的生产商无利可图，不敢加入竞争。
尽管如此，市场给予德昌的经济专利，并不保障原料价钱。要薄利多销，德昌的原料成本占售价的很大部分，只要钢铁及铜线价钱大幅度上升，利润可以在一夜间消失，甚至出现亏损。所以去年德昌已作出盈利警告，主要原因是原料价格的急升令其喘不过气。
作为投资者在现时应否买入德昌电机呢？这真是见仁见智。
综合上述“千里马”公司的经济专利，实则上与举世著名的巴菲特及林奇的投资理论不谋而合。林奇因为太太喜爱的丝袜而投资丝袜制造商，巴菲特投资的吉列刀片及可口可乐，都有市场经济专利；与德昌电机相似，可口可乐也有百多年历史，不是新产品，但市场因中国和印度的开放而扩大。吉列刀片也是，只要世界上有男人，刀片的销售就有保证。德昌电机也一样，只要有线路板，微型马达必有其市场。
综合来说，1997年是香港经济及股市的分水岭，1977－1997年是香港经济起飞的高速时期，亦是股市的黄金岁月。所以这12只“千里马”公司的股价表现以复式增长计算，快过本地生产总值。同期恒指升幅亦跑赢本地生产总值。12只“千里马”的股价与恒指比较，由1977年至1997年只有４家略为逊色，就是太古、会德丰、中电及港灯。
本地生产总值自从1997年达到13,440亿港元的高峰后，辗转下滑至2003年的12,340亿港元，整体经济下滑了8%。在这７年时间内，本地生产总值有４年出现倒退，公司的纯利又如何呢？
由1997年至2003年，这12只“千里马”只有６家公司是有进步的，其余则全部倒退，电讯盈科更出现亏损。
６家纯利上升的公司中，有３家是公用股：中华煤气，中华电力及港灯。九仓亦有可观的升幅。综合企业类中，除九仓外，和黄亦有升幅，但幅度不大。
银行方面，恒生银行只能持平，汇丰银行却有60%升幅。但要指出，公司赚钱并不代表每股纯利的升幅。1997年至2003年，汇丰银行纯利由425亿港元上升至683亿港元，增幅为60%，按每股纯利计算，只是上升了22%。期间汇丰银行发行了很多新股票，在海外进行收购，得以维持增长。
写这本书的过程中，黄书耀问笔者香港还有没有前途呢？答案是香港仍然保持有某些市场经济专利，香港的金融地位仍不会改变，直至一天人民币自由兑换。只要人民币一天未自由兑换，中国大型国企继续私有化下，一定要利用香港的股票市场，以H股形式在香港上市，大规模的国企在香港上市，为投资银行提供主要收入来源，其他包括股票经纪、银行家、律师、会计等都会因此受惠。另外，港交所也拥有一种经济专利地位，并非港交所经营得特别成功，而是香港不可能再有第二个证券市场。只要人民币未开放，香港仍有机会成为一个离岸中心。现时香港的人民币存款有72亿，虽不为多，但这数目将会迅速增长，随着自由行，更多游客将人民币带来香港消费。人民币存款可以帮助香港成为离岸中心，若外国人认为人民币会升值，值得投资的话，他们可以在香港买入人民币。而有了人民币的基数，银行就可以在中国境内提供人民币贷款，进而巩固香港的金融业。
此外，香港的购物地位亦是一项专利，国内同胞来到香港，一定可以买到正牌奶粉及劳力士，这是有赖香港百多年来建立的法治及打击冒牌货的成效。
第二部分德昌电机的市场经济专利（2）
香港的医疗服务，亦是其中一门经济专利。经过2003年SARS一役后，香港整个卫生环境大大的改善，医护人员的专业精神及水平被证明达到世界水平。香港还领先寻找到SARS的冠状病毒来源。可见将来，较富裕的中国同胞，可能会来香港医病，只要我们的私营医疗系统经营有方的话，商机是存在的。
CEPA是香港第４个专利，它使香港产品打入中国，香港的食物有品质保证。所以一旦打入中国市场，肯定商机无限。如此类推，香港可能是日后的食品加工地方。这个专利来自香港严谨的食物品质监管及安全法例。问题是如何降低成本，能解决这难题，香港可能发展成为高档食品加工中心。香港的产品，再不可以低廉价钱争取国内市场，我们要利用良好的食物监管机制，以安全的国际水准作为卖点。有些高利润、低成本产品：巴菲特最喜爱的巧克力See’s Candy或其他品牌如Godiva都容易打入中国，至于如何将月饼变成四季都受欢迎的产品，就要商家动脑筋了。
地产行业是第５个专利。政府已开始实施企业的自由行政策，容许国内企业以香港作为跳板，在港设立办事处，立足香港，放眼世界。此举带来的利益，会比个人自由行更大，因为设立办事处，需要办工地点，亦会增加就业，律师、会计师和银行家等大派用场，空间无限。香港的地产业，仍然有其市场经济专利。在金融业及企业自由行的支持下，优质的写字楼、豪宅及人流旺的商场，仍然有一定的需求。参考英国伦敦，它有超过7百万人口，就业以金融服务业为主，当然伦敦的金融市场比香港大得多。伦敦市中心的物业，除了商业写字楼外，亦有豪宅，为长时间工作的金融业人员，提供休息、起居的地方。其他行业例如饮食业、零售业的从业员，是不能应付市中心豪宅的昂贵租金的，所以他们会选择较偏远，但租金便宜的郊区；这情况同样在纽约曼哈顿出现。笔者相信香港也会走向这条路线，豪宅与中小型单位，无论在价格或租金的差距都会不断拉阔。
以伦敦及纽约的发展为例，作为金融中心，需要专上教育的配合，提供大量专业人士，例如在会计、法律、金融服务方面，提供大量毕业生。香港的专上大学发展方向，一定要朝这个方向走，才能帮助香港成为一个大都会。
顺道一提，澳门的赌业是其主要专利，澳门亦是最好的洗黑钱中心，任何人带现金换作筹码，离开时，可以再将筹码换作赌场的银行本票。这样一来，资金便可归源于幸运之神。所以澳门赌业日后将继续蓬勃发展。
其次澳门懂得利用法例，积极成为金融的离岸中心。以一家香港厂商为例，总办事处在香港，生产基地在珠三角，根据现时香港的法例，在香港接到的订单及所收的货款，赚取的利润要缴付17%的香港利得税。澳门利用香港这个税制，将澳门变成离岸中心。只要任何香港公司在澳门设立办事处，在当地聘请两名雇员，公司便可将海外的订单，经过澳门作文件上的处理，在澳门接受货款，然后再在中国加工，由澳门支付生产成本，货物本身可能在珠三角制造，原料来源及出口制成品都经香港运输，但因为货款是在澳门收取，所以香港的厂商不需缴交香港利得税，而澳门亦不征收利得税项。现时已有很多香港公司朝这方向走，所以澳门的就业情况因此得到大幅改善，市面欣欣向荣。
第三部分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
中国的经济现在正高速增长，根据邹志庄教授在《认识中国》一书中提到，1978－1998年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达到9.6%，1998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9,836亿美元。1998－2002年的年增长率，平均为7.5％－8%，2003年的则为9.1%，2004年上半年已再次超过9%。由1998－2020年，如果中国的经济能够维持年增长率6%来计算，届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便可追上美国（以总值计算，而不是人均生产值）。
根据邹教授的分析，现时中国经济有数个环节，属于比较不完善的，像银行体系、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国企营运等。但在这方面笔者比较乐观，法制虽然不可以说是完善，但过去10年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所引入的医疗及失业保险，两方面都比香港领先。一般人仍然很担心国企的管治水平，公司的透明度不足、时有贪污和诈骗事件。不过，回顾香港，经济高速增长的六十、七十年代何尝不是有企业诈骗及集体贪污，当日香港的企业管治水平不足，年报及帐目资料贫乏，透明度比现时的国企还要差上一大截。1974年英资的和记洋行帐目可以说是一塌糊涂，结果出现财政问题，由汇丰银行接管，最后汇丰银行把和记的控制权卖给长江实业，成为今天的和黄。汇丰银行的内部储备一直是市场上的一个谜，直至九十年代才正式公开。
实际上现时国企的改革，已有相当不俗的开始，朱镕基总理在2001年“入世”时，表明要借“入世”的时限强逼国企改革，自力更生，“入世”后中国会逐步开放市场，最后让外资全面进入中国市场，带来更多竞争。所以在未全部开放之前，国企都知道一定要努力改革。透过上市的形式，不少大型的国企，无论在管治方面，或业绩的透明度方面，都已经大大改善了。
在众多的香港红筹及H股中，只有超级大型国企，才能够在纽约、伦敦及香港同时上市，接受美国、英国及香港的会计制度监管，会计方面的透明度已作出很大的改善。一些大企业：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中联通、中国人寿、中国财险、平安保险、华能国际、大唐发电、兖州煤业、中芯国际……都是先在香港及外国上市。其中有个别企业像华能国际和大唐发电，于后来再用A股形式在中国内地上市。这样安排的目的，就是要利用外国严谨的制度，来帮助我们这些国企改善管治及提升透明度。中国人寿上市的时候，没有披露母公司正接受国家审计局的调查，引致一些美国投资者以此作为理由，提出集体诉讼，这些外界的抨击令到大型国企管理层，不时要提高警觉，更可以学习市场经济的最新发展。最近更有国企打算在香港以H股及在国内以A股同时上市，这是可取的方向，令A股市场早日与国际接轨。
中国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是有其优点的，可以补充西方市场经济若干不足之处。尽管美国的监管严密，若干条例刑事化，仍然有不少美国大公司，在管治方面出了人事问题，引致公司走向破产，例如近年的世界通讯（Worldcom）及安然（Enron）事件。这些公司负责人透过复杂的、不合法的交易虚报公司溢利，制造假帐，结果受到联邦政府起诉，但这只是亡羊补牢，不少股东的一生血汗已付诸流水。以今天香港监管水平，香港公司管治仍然处于一个灰色的“自律地带”，亦可以说是一个“无王管”的真空地带。有不少公司的管理层在公司连年亏损的情况下，仍然支取高薪厚禄，把小股东的资金亦侵蚀了，这点笔者会在第四篇讨论选择管理层时，再作详细说明。
虽然有部分国企的规模已晋身世界上最大的500家公司，但是管理层的薪酬比香港低很多。在阻吓管理层舞弊方面，中国的方式反而是最有效的，例如中银香港的“刘金宝事件”，并非由香港银监或香港的廉署主导，反而是由中国的执法机关最先发觉及采取行动；中银香港是一家香港注册、香港上市的公司，但香港执法机关在这事件上，如在五里雾中！证明香港的监管制度仍有漏洞。
2004年初重庆的“井喷事件”，引致多人死伤，结果中石油董事长马富才因此辞职，可见中国的问责制机制逐渐建立。事实上，油井爆炸的疏忽罪，在于四川地方的运作主管，而董事长的辞职令人感到国企在管治方面努力推行问责制。除了财务方面的透明度外，企业的运作亦要管理得百分百安全，不容许任何错失。长远来说，这可以增加投资人士对国企的信心。
第三部分后来经济者的优势
笔者最同意邹教授的说法：中国13亿人口是有其好处的，因为这就是市场所在，需求所在。另一强项是：中国以一个后来经济者，反占优势。
由九十年代初期上海及深圳成立股市至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开放的步伐是有秩序的、有规划的。早期容许地方政府及较细规模的企业上市，后来更容许民间企业，到最近几年很多重点的国家企业都陆续上市。国务院属下的企业仍有180家未上市，包括４大国有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及农业银行仍处于改革当中。
笔者认为有秩序的、有规划的开放政策，是领导人的远见，我们用电讯市场的发展作为例子说明。香港的移动电话业务，早在七十年代末期由香港电话公司引入。开始时是用模拟制式，俗称“大哥大水壶手机”。发展到八十年代后期，营运商推出PCS的单向手机，只能打出，不能接收，要配合传呼机使用，二者都不甚受欢迎。九十年代2G急速发展，即现时仍沿用的GSM及CDMA数码声音传送制式。现时，香港已有６家移动电话经营商，和黄更于今年初推出了3G的手机服务。在科技的急速发展过程中，和黄曾错误投资在PCS的单向手机，最后要作出拨备来撇帐，结束这不受欢迎的玩意。营运中的CDMA服务，客户人数日渐减少，没有经济效益，早晚定必被淘汰。
中国的电讯市场改革是有规律的，脱离纯市场经济的风险。移动电话市场发展步伐比香港慢，但慢的好处是可以看清楚科技的发展方向；中国的移动电话刚起步便使用GSM，后来亦用了CDMA，开始便到达稳定的平台，避免了在未成熟的科技平台上浪费资源，感觉上是“迟来先上岸”。现时中国迟迟不肯发展3G，亦是明智之举，在这个阶段，2G的收费在国内是有秩序的回落，中国13亿人口中，只有５个经营商：中移动、中联通、网通、铁通及中电信，但实际上最大的只有中移动及中联通两家。在开明的政府领导下，容许有限度竞争，容许价格有秩序下跌。从长远角度来看，有限度的竞争令经营商可以有利可图，可以有足够的资金用作持续投资。另一方面，领导人亦希望手机的月费，能够逐步下降，让更多人可以使用这种服务。从经营者的立场来看，中国移动电话市场的增长率比其他国家快，尽管收费持续下降，仍然是一盘有利可图的生意。迟迟不发展3G，一方面要看清科技方向，另一方面要让这些大经营商累积更多资金，等到时机成熟时，才决定投资在什么科技方面，是3G或4G，若后者发展成熟，那么中国市场便可以跳上一个更稳定、更高科技的平台。
2007年全面开放电讯市场的时候，外商投资中国电讯市场仍然受到限制，最多只准持有固网或移动电话经营商股权的49%，领导人当然考虑到国家安全，不想市场被外商所垄断。本国经营者能够保留控制权，有足够的竞争能力抵挡外来的竞争。当然，有些观察家表示，中国坚持自行发展3G科技，也是考虑军事秘密可能外泄，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过作为重要的战略设备，保护电讯市场亦是无可厚非。笔者认为领导人是有远见的，开放过程中，很多“下游工业”及零售业都已经全面开放，但国家的重要战略市场，则受到特别保护。
除了上述的电讯市场，现在的石油开采权都是由３家公司所统筹：中石油、中海油及中石化，外商只限于与这３家公司合作，所以外商不可能垄断中国石油市场，石油当然是军事上的主要战略商品。
根据世贸协议，人寿及财产保险市场已逐步开放了。现在只容许外资的保险公司，以合资形式，直接在大城市推广其产品。2004年12月将会实施全国性开放，不过外资仍然受制于合资形式（控制权不可超过51%），接受中国保监会的监察，避免外资因外围的损失而拖累其中国业务。传闻中国将实施强制性的汽车第三方险，届时外资可能无法参与。这一切措施减低了竞争，有规模的保险公司，像中国人寿及中国财险，能够保留他们的市场经济专利。
第三部分从哪个市场投资中国股票最明智
邓小平先生是很有远见的，在他领导下，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1985年上海开始有国企“法人股”股票转让（0ver-the-counter）。1990年上海股市正式成立，1991年深圳股市亦成立了。邓小平先生可能见到英国撒切尔夫人能够成功地改革英国国企，并成功地将国企透过上市私有化，所以中国设立了股票市场，走向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在整个股市发展过程中，上海和深圳有A股（只准许国人买卖）及B股（容许外国人买卖）。
中国的A、B股市场，有接近1,300家上市公司。但总市值仍比香港小。中国的A股市场到目前仍未有迹象会开放。虽然有QFII成立，容许外国机构性投资者购入中国A股市场的股票，但活跃程度不高，外国机构投资者的主要目的，是利用QFII将外币转为人民币，期望人民币升值。A股市场的大型国企数目比较少，除宝山钢铁、扬子电力、一些汽车及银行股外，规模较大的企业，已在香港以H股或红筹的形式上市了，其中有29家同时在国内及香港上市。不过A股股价往往较香港等同的H股及红筹昂贵，平均市盈率达到30倍，比较港股现时的19倍（恒指14,000点）高出许多，以2004年11月24日的收市价计算，29家同时在国内及香港市场上市的企业，其A股价格较香港股价格平均高出44.1%。所以笔者暂时不会考虑A股市场。
B股市场是开放予外国投资者的。现时上海B股市场有50多家企业上市，与深圳Ｂ股市场上市企业数目相差不远，但他们的成交都非常稀疏。一只交投最活跃的股票，单日成交只有数千万元，交投稀疏的，则只有数万元甚至没有成交，大部分成交平均少于一百万元。所以，作为投资市场，笔者亦不会考虑。以香港为例子，一家大规模的国企，如中石油、中移动等，单日成交动辄以数亿港元计，所以外国机构投资者，会选择香港这个市场作为投资中国企业的跳板。
在香港以H股或红筹股形式上市的公司超过130家，而且成交活跃，能够容易买卖。另外，最大型的国企亦在香港上市，笔者相信４大银行，最终亦会在香港及纽约上市。
第三部分红筹及H股在香港上市的经验
1982－1985年中英谈判时，香港地产风雨飘摇，为挽救信心及疲弱的地产市道，香港政府将花园道一号，以10亿港元的友谊价卖给中国（香港）银行，当时中银买入这块地皮，是要对香港投下信心的一票。早期来港的中资企业，带有政治使命，旨在稳定当日香港的政局。光大集团（红筹买壳上市的始创者）是最早来港的红筹。在八十年代初，中国光大集团携同资金来港设立办事处，当时的负责人是王光英，代表国务院直辖的贸易单位。王光英是刘少奇主席遗孀王光美的弟弟。光大集团来港后便买壳上市，王光英来港的使命，第一是要投香港政治前景信心的一票，第二是让国家领导人体验市场经济的运作，香港人当然视他为北京驻港的商务代表。当时李嘉诚便与王光英达成协议，将部分卖不出的城市花园单位售予光大集团，以证明北京对香港地产很有信心。李嘉诚在卖出城市花园的住宅单位予光大集团时，长实系属下的上市公司国际城市（城市花园发展商）股价急升，而李嘉诚则被牵涉入国际城市的内幕消息买卖。虽然光大没有直接参与国际城市的股票买卖，但最后王光英被调回北京了。经过这个挫折之后，北京又透过中国信托投资公司的主席荣毅仁，由他委派其子荣智健带资金来港投资，再对香港政治信心投下一票，荣智健成立办事处，透过买壳（泰富）的形式上市，成为今天的中信泰富，后来更收购了大昌行的业务。
进入九十年代，中资企业来港上市卷起第二个浪潮。越秀、粤海、首钢……这些地方国企，也透过在香港买壳上市，但他们再不是带有政治任命，而是要筹集资金回祖国投资。1993年香港政府决定要尽量开放香港的股票市场，容许国企能够以国内注册的公司来香港上市，称为H股；或者以香港注册的公司在香港直接上市，简称“红筹”。上述措施令国企无需再透过买壳上市了。
在1993年，第一家国企青岛啤酒来港以H股形式上市，哄动一时，因为这品牌的啤酒当时在香港颇受欢迎。除青岛啤酒外，后来还有上海石化、仪征化纤、镇海炼油及马钢等。
另一个浪潮出现于1996－1997年。当时上市的国企有：北控、上实、燕化、鞍钢、大唐发电、华能国际、江苏宁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江铜、深圳高速、浙江沪杭甬和中移动。接近2000年时，更大型的国企像中石油、中联通和中石化也陆续来港上市。
第三部分筛选“千里马”的标准
伯乐筛选“千里马”必有他的标准。以下的指引是用来选择有“市场经济专利”的中国企业：
（一）中国经济现正处于由工业带动的起飞时刻，正如日本处于六十至八十年代一样，高速经济增长营造大好营商环境；
（二）要合乎拥有“市场经济专利”的要求，这些公司的服务或产品，必须是无可取代的；
（三）市场对这些服务及产品的需求是重复性的，所以是有增无减的；
（四）竞争当然是无可避免，但不是陷入“割喉式”的过度竞争；
（五）公司行业前景比较稳定，受经济循环的影响比较轻微；
（六）公司纯利及营业额的增幅都要比经济增长快；
（七）股东资金回报率不少于双位数字。
笔者希望将过去30年分析公司的经验，每个行业的独特经营窍门公诸于世，方便投资人士在作出投资决定的时候，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及根据，正如广东人的俗语：“女人最怕嫁错郎，男人最怕入错行”。在现时如此复杂的社会中，就算单以香港130多家H股及红筹来看，也有很多不同行业，只有少数是属于有“市场经济专利”的生意，大部分行业属于过度竞争的生意（Commodity Business）。
第三部分轻工业是过度竞争的生意（1）
大部分老一辈的香港人，都曾经直接或间接参与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的轻工业发展，所以投资界对工业股的评价，比较审慎及有保留。笔者小时候的生活经验也是毕生难忘：早年丧父，母亲经营一家家庭式的小型布厂，胼手胝足，仅可糊口，全家也要总动员，放学回家后都要到布厂帮忙。从事工业，资金周转永远是一个大问题。因为需要资金来购入原料及投资机器、厂房及支付员工薪金，但却只有在制成品完成后，才能收到货款。在织布行业，棉纱占了成本的七成，剩下的三成则为支付“灯油火蜡”。员工的薪金及其他损耗维修，数目不菲。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毛利率可能只有10%。但实际毛利率却远低于10%，因为在织布过程中，需要准备较多的原材料，以备不时之需，而在织布过程中，必有断纱破烂情况出现，因此又会多织一些以作“保险”，同时布疋在织成后会出现收缩（所谓缩水）；上述10%的毛利率，实际上包括了很多剩余的存货，现金流入往往只有5％－6%，这个10%毛利还要支付银行的利息、厂房和机器的分期付款。所以广东人有句俗语：“只见身郁，不见米白”；从来工业家经常地遇上现金周转问题。
1967年，英镑贬值，贬值的幅度已把毛利一扫而清。其后英国政府更勒令所有英国进口商（包括布疋进口商），都先要支付100%的按金，才可以透过银行开出信用状，来香港订购货物。英国政府的目的，是要阻遏资金外流速度及减少贸易赤字。所以英国进口商在没法筹集资金下，暂停向香港买入布疋及其他产品。作为一个经营者，母亲当时所受的压力很大，因为厂房的按揭、机器按揭均需每月支付，原料也要支付，又不敢停工（因担心银行会接管），唯一的方法就是由一天的3班制，改为1班制，只是由早上9时工作到下午5时，再不是24小时开工，当银行派人巡查时，还有一些“样板戏”可以向银行交代，但情况已苦不堪言。
母亲最后想出一个方法：要求汇丰银行代英国进口商支付100%按金，方便英国进口商能够开出信用状来港购买货品，而汇丰银行为英国进口商所支付的按金利息，全数由香港厂家承担（笔者当时在大学毕业后，工余时还会帮忙处理一些文书工作。当日母亲约见汇丰银行旺角分行经理时，笔者就充当翻译员）。100%的按金、４个月的利息支出，就等于整批货款的4%，所以毛利率就得从10%中再扣除4%，只剩下6%了。但因为开工时间减为8小时，生产成本上涨，可以说连6%的毛利率也赔上了，虽然英镑已贬值了，但订单价钱没有加反而要减，最后只有亏本经营。但厂商的苦处不是行外人所能明白的，纵使亏本也要继续经营，因为厂房及机器仍要分期付款，若工厂停产便会被银行接管，所以只能“望天打卦”，希望能渡过难关。这种情形维持了一年多，母亲饱历沧桑，所以经常教导笔者说，纺织业是“烂棉衲，无发达”。母亲没有强逼笔者继承“无发达”的布厂事业。
当时笔者曾问母亲，既然布厂是无发达的生意，为何还要经营几十年。母亲说：“现时你大学毕业了，有了学历，有雇主聘用。但母亲不懂英文，中文程度也有限，求职相当不容易，只有埋头苦干没有发达的生意。烂棉衲的好处是不用捱冻，勉强温饱。”母亲的例子反映了很多行业都是过度竞争。入门坎低的行业，适合没有专业知识的普通人，在人人参与时，便会出现过度竞争，也就成为“烂棉衲”的生意。当时母亲生产的布疋已经无法追上潮流了，要追上潮流，必须更换所有机器及配套设施，这不是一个小数目，要完成的话一定要负上一笔大债项，以六十年代一部瑞士先进的织布机，需要5万港元，相当于一层过千英尺的住宅单位，要更换20台织布机，则要100万港元，这还未计算其他配套的设施在内。20台织布机的规模只是很小，不能争取到经济效益。笔者从小时的经验就理解到什么是“烂棉衲，无发达”：笔者当时理解到，作为汇丰银行，它只要作出一个承担，代英国进口商支付进口按金，每年便可额外收取12%的利息，这就是“经济专利”，也是小工业家无法做到的。所以笔者第一次投资香港股票，就是买汇丰银行。
笔者从七十年代初，便投身证券分析的工作，接触过不少制造行业，他们很多时都会面对上述例子的问题，尤其是生产中、下游产品的生意。原料价格上涨，便会将毛利率压缩得很厉害。举例而言，若原材料占成本70%，若其价格上升10%，你的成本便会上升7%，而毛利率则相应减少7%；第二个困难是市场的竞争。由于工业没有什么专利可言，任何人有资金，有技术便可参与，市场的价格竞争则无日无之，就算最成功的德昌电机，其微型马达也要年年减价。工业的第三个难处是设备的更新（Re-Tooling），要提高效率，要产品追上时代，便要不断投放更多资金。所以很多厂家都感到生意愈做愈大，但负债也愈来愈大，因为很多新机器设施都是很昂贵的，经常需要融资来添置。
从纺织业的困难，也可以伸延到家庭电器业，例如生产彩色电视机。整个电视机最昂贵的组件是真空映像管，工厂若是生产黑白的显像管，其配套设施是不能生产彩色显像管的，因此若要追上潮流，整套设备都要更换及引入新技术。一条生产线能够出产17英寸电视机的显像管，却不能同时生产更大的33英寸显像管。当你能追上33英寸的时候，先进的生产商已经成功地生产Plasma电视机了，现时Plasma的科技还未稳定下来，但是已经有生产商生产液晶体电视机（LCD）。在六十年代时，拥有黑白电视已很满足；在七十年代拥有17英寸彩电已很奢侈；在八十年代则追求33英寸的彩电；到九十年代则向往Plasma。消费者不断在追求新产品，但厂商则要不断投资更新机器配套，不断融资负债，到头来还不一定能赚大钱，因为科技进步得快，而且有太多对手参与竞争。
第三部分轻工业是过度竞争的生意（2）
有一些较“下游”的生产商避免生产昂贵零件，便从不同零件供货商买入零件，从事装配工作，这样投资费用便低得多了。只需雇用一批工人，以流水作业形式装配，产品可以是：收音机、音响、电视机、CD和DVD等，但这种行业也面对同样问题，就是作为最“下游”的生产商，会受到市场价格竞争的冲击。从中国过去的例子，冷气机、雪柜的价钱是不断下降，最后是无利可图。曾几何时，香港人回乡时，会带彩电回去作手信，但现时国内的彩电及其他家庭电器都供过于求，价钱比香港便宜得多。生产商唯一能够赚钱的方法，是要不断扩大市场，甚至跳出中国，进入世界市场，以薄利多销的形式来赚取利润。但作为出口商，又要面对另类的挑战及风险：外汇价格的波动、外国关税与反倾销措施。
今天香港只有寥寥可数的工厂能成为世界级的生产商，例如德昌电机及裕元工业，前者是生产微型马达，后者是运动鞋。但当规模到达世界级时，想进一步增长，是会相当困难的。面对原料的涨价，德昌年初时已提出盈利警告。裕元于2004年上半年的营业额为12.58亿美元，比2003年上半年的12.42亿美元，只增长了1.3%，而纯利由1.52亿美元上升至1.58亿美元，幅度也是很小。所以裕元最近的策略是进行分散投资，积极购入运动服装和其他类型鞋类的生产业务。但分散投资后，其风险亦相应增加，最后又会如何呢？拭目以待吧！
广东科龙曾经是中国最大的冰箱及空调生产商，但今日已无复当年之勇了。2004年上半年，广东科龙的营业额达到人民币50亿元，纯利则为人民币1.58亿，纯利率只有3.16%。长城科技也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电子生产商，但近年的纯利亦是反复；2004年上半年，长城科技的营业额为人民币49亿元，纯利只有人民币1.3亿元，纯利率只有2.65%。
表9：工业公司纯利一览
年份 广东科龙 长城科技 熊猫电子 德昌电机 裕元工业
（RMBM） （RMBM） （RMBM） （HK$M） （US$M）
1995 283 141 339
1996 440 165 275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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