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伊始，一场低温、雨雪、冰冻的空前灾害突如其来的席卷着大半个中国，至今仍不免使人胆战心惊。当灾情过去，珞珈山出现第一缕阳光时，我的精神不禁为之一振。正在此时，何卫平博士送来了他的即将问世的书稿——《解释学之维——问题与研究》，并要我写个序。由于健康的原因，我已搁笔近一年，现在只好重新坐到书桌旁，打开书稿，先睹为快，谁知竟一发不可收拾地阅读下去，感到受益匪浅。现在我就把自己的“读后感”付诸文字作为“序”吧。
当代西方哲学意义的解释学是以一般“理解”为反思和研究对象的哲学。它从现象学、存在哲学中发生发展出来，而又为继起的法兰克富学派、解构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它和上述四个哲学流派一起构成了当代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五大人文主义哲学并且是其发展链条上的中间环节。与此同时，它与当代西方其他人文主义哲学流派（如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生命哲学等等）之间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哲学解释学的这种地位，使它成为我们了解和把握整个当代西方人文主义哲学思潮的关键。
不仅如此，哲学解释学本身是在当代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基础上，作为它们的理论基础而同它们一起共生共长起来的，它深深地渗入到它们的各个领域，深刻地影响着这些领域的发展，甚至影响到自然科学的认识。所以，哲学解释学也是我们深入了解和把握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精神和发展的关键。
西方解释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历史的长河里它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形态和阶段，而哲学意义的解释学则是其最发展的形态。这种形态本身从19世纪30年代产生之日起又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形态和和阶段：施莱尔马赫的“一般解释学”，狄尔泰的“生命解释学”，海德格尔的“此在解释学”，直至20世纪6、70年代在伽达默尔那里才达到其完全成熟的形态——“哲学解释学”。显然，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作为发展的终点，也以扬弃的形式把整个当代西方解释学哲学发展的起点和过程包含在自身之中了，它是我们理解哲学解释学发展的重点所在。
从施莱尔马赫到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哲学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中继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而起的一个新阶段。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适应着人类认识发展的需要，致力于推翻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恢复辩证法的权威，这一过程的最后、最伟大的成果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解释学哲学就是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开辟、耕耘出来的辩证法沃土中生长发育起来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辩证法成了解释学哲学的一个内在的、构成的因素，解释学哲学的本质特征就是把解释学和辩证法结合起来，而解释学哲学的发展也就是这种结合的发展。正是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和辩证法两者达到了相互融合和不可分离的统一，他使解释学成了“辩证法的”解释学，也使辩证法成了“解释学的”辩证法。这样，伽达默尔就在解释学的基础上使辩证法摆脱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所加给它的限制而上升到了一种新的形态——置根于语言经验的、向未来和四面八方无限开放的辩证法；与此同时，他也在辩证法的基地上使解释学摆脱了他的直接先驱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所加给它的各种限制而上升成了一门真正具有无所不包的普遍性的新哲学。由此可见，辩证法与解释学的关系问题是贯穿在从施莱尔马赫到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条主线，更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重中之重”所在。
当代西方哲学解释学大约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开始传入中国。它的“东渐”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哲学界传统的“理解”观念，其影响不仅表现在用西方哲学解释学来研究人文科学并使两者结合起来上，而且还表现在建立“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和“中国解释学”的呼吁和尝试上。但是，我们对当代西方解释学（包括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在内）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是总的说来，目前还处在起始的阶段和表浅的层次。在这样的基地上，上述那些努力和尝试是很难取得真实的、站得住脚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结果的。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急需做的倒是要全神贯注地进行全面、深刻、细致的研究，以便把这种对当代西方解释学哲学研究推向更高的阶段和更深入的层次。我认为，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正是作者本着对我国西方解释学研究的形势和需要的认识而大力推出的，它为如何进一步推进这种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本书作者从事当代西方解释学哲学的研究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在这过程中他撰写和发表了90余篇论文（含译文）和一部专著——《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这些论著是西方解释学“东渐”过程的引人注目的产物，也是这一过程本身可贵的“东渐”文献。本书就是从这90余篇论文中选辑而成的。作者不是简单地把所选论文原封不动地付印，而是站在他已达到的研究的新高度，对它们重新加以审视、改写和编排。因此，这本书既是作者十余年来研究成果的总结，也是作者在这些成果基础上的一种学术上的创新，而不完全是一本一般意义上的论文集。
本书内容十分丰富，几乎涉及到了哲学解释学方方面面的问题。但在我看来，它的主要内容是以一种不那么形式化的方式系统地探讨了哲学解释学的产生、发展过程、发展的最终成果和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效应的问题。
在哲学解释学的产生方面，作者从解释学与神学的关系上阐明了宗教改革和新教的兴起是解释学的哲学转向或哲学化的动力，并通过对哲学解释学与人文科学的兴起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与传统哲学认识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的探究，阐明了哲学解释学得以产生的人类认识基础。
关于哲学解释学的发展过程问题，是作者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这是由作者总是以历史的眼光来研究和论述问题的这个根本特点决定的。由于本书的论集性质，作者关于哲学解释学的发展过程的探讨和观点，不是专文加以集中的论述，而是散见在各篇论文、书评和译文里。虽然如此，细心的读者仍然不难发现作者经过艰苦细致的研究所展示出来的这样一个根本观点——哲学解释学从施莱尔马赫经过狄尔泰和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的发展是一个解释学和辩证法两者日益结合为一的逻辑进程，并以同样的历史眼光探索和考察了这一发展过程的“前史”和“后续”进展。作者就是在这个总体框架下来研究哲学解释学的各种问题的。
上述发展过程的最终最大的成果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这是本书研究的重点，而解释学和辩证法的结合问题则是作者考察的“重中之重”。作者不仅在比较施莱尔马赫和伽达默尔的“辩证解释学”的力作中，证明了解释学和辩证法的结合实始于施莱尔马赫，但只是在伽达默尔那里才达到不可分离的统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还在探究伽达默尔的语言观、美学思想、概念史分析方法等的论文中，从不同的领域、环节和细节中揭示和展现出伽达默尔所达到的解释学和辩证法的不可分性。作者在上述比较施莱尔马赫和伽达默尔的论文中，阐明了伽达默尔之所以能够把解释学与辩证法不可分地结合起来，是由于有了黑格尔辩证法这个“中介”，也就是说，是由于他自觉地、批判地接纳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方面。关于黑格尔辩证法作为伽达默尔解释学辩证法的理论来源和两者的联系与区别，是作者一直关注的问题，曾在其《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的著作中予以专门的研究和论述，在本书的其他许多文章里也都论及；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在“解释学与伦理学”这篇文章里，在国内首次揭示出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是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而在“对黑格尔的哲学与哲学史关系学说的再认识”一文中，作者则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展示出了黑格尔辩证法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辩证法之间的“亲和性”。
当代西方解释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效应是作者密切关注的另一方面。他力求完备地搜集中国当代西方哲学解释学研究者们（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翻译（译著和译文）、专著、论文、评述以及有关学术会议的材料，对浩繁的资料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研究，以探寻西方解释学在中国传播（“东渐”）的轨迹、阶段、效应及其发展的趋势和前景，进而呼吁中国的西方解释学研究者应在现有成绩基础上更进一步作“具体、札实而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我认为，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者应当同时关注和研究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与现状，这不仅有利于研究者本人改进自己的研究工作，而且也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的事业向前进展的需要。我国已故著名西方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专家贺麟先生就曾有“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绍述和融汇”等论著传世。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效法和继承了贺麟先生的传统。
何卫平的这部著作不是作者垂手可得、立马可待的产物，而是他刻苦钻研、长期积累的结果。在我国学术界浮燥成风的情况下，我认为特别值得注意和称道的是作者的为学之道。他在研究中具有一种“咬住青松不放松”、 “十年磨一剑”的执着，而又吸取了西方学术研究重分析的传统和专业精神，强调和注重从研究构成对象的细节着手，通过对一个一个细节的研究，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事实证明，只有这样达到的整体才是经过把握的、脉络清晰的、完全透明的、与对象相合的真实的整体，而不是混沌的、笼统的、不知其究竟的整体表象，也只有这样达到的本质才是贯穿在诸细节中照亮多个细节的本质，而不是飘浮在细节之外不知所云的所谓本质。正如何卫平在“后记”中所说：“只有细节的积累才能铸造辉煌”。他正是本着这样的认识和信念来从事当代西方解释学、特别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研究的。本书和作者其他的论著一样，它们既是这样研究的产物，也为他的这种研究风格和精神的可贵价值提供了证明。
在由衷祝贺何卫平的学术著作即将问世之时，我更要强调的是，他的这种研究风格和精神正是我国学术界当前应当提倡和培育的。
杨祖陶2008年3月8日于珞珈山麓
《主体生成论》序
当前，对人学的研究已成为众多不同哲学派别共同关注的热点，而作为主体的人或人的主体性则是人学研究中的重中之重。段德智教授的《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性的形成、发展、内在机制和发展的终极趋向作了跨越古代、近现代和当代的历时性的和共时性的系统的考察与论述，逻辑地和历史地、辩证地阐释了“主体生成”的诸多基本问题和基本概念。本书结构严谨，内容充实，立论独特，极富创见，行文晓畅，可读性强，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人学、哲学、哲学史上宏大的学术画卷。
说到主体生成就不能不说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这部著作虽然没有使用“主体生成”这一术语，但仍然可以说，它是系统地研究和描述了主体生成的过程。黑格尔把主体生成的机制归结为这样的三步曲：（1）主体外化或异化自己的本质为对象，从而产生了主客对立；（2）主体改变自身使之与对象相符合，从而达到了主客的同一；（3）主体改变自身的同时也改变了对象，从而又产生了新的主客对立。黑格尔把这称为主体自身的或主体对自身实施的辩证运动。而主体如此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就是主体的生成过程。据此，黑格尔把主体的生成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1）从主客未分到以外物为对象的意识，（2）以自我即人为对象的自我意识，（3）以实在（自然和社会）为对象的理性。以上三阶段属于个人意识（主观精神）的发展；（4）以整个社会及其历史为对象的精神，即作为社会意识的客观精神，（5）以无限实体为对象的绝对精神。当绝对精神达到以纯概念思维的形式把无限实体作为自己不可分离的内容的绝对知识时，它就成了“思维着它自身的”精神，即以它自身为对象的绝对主体。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谈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无非是想指明段德智的《主体生成论》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在主题上有一种历史的和逻辑的联系，这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主体生成论》的主题在哲学与哲学史上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而同时，《主体生成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产生和当代西方哲学充分发展的条件下，从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和思路来展开对“主体生成论”的研究与论述、从而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关于主体生成的理论体系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作者驾驭复杂哲学问题的能力以及勇于创新和善于创新的理论精神。
纵观全书，可以清楚地发现它有一个根本出发点，即，人不是一种“现成”的东西，而只能是一种“生成”的东西。所以，作为主体的人首先就是“生成着的”，“未完成的”和“面向未来而在的”。人的这种生成性、未完成性和面向未来而在性，使他既不同于永恒圆满存在的神，也不同于已限定在现在状态而无生成发展的生命力的动物。不仅如此，作为主体的人还同时意识到和言说到自己的生成性、未完成性和面向未来而在性。例如，尼采的名言“成为你自己”或一个人说“我想成为一个什么（如作家）”都表明了这点。作为主体的人的生成性、未完成性和面向未来而在性是结合在一起的，但其中最根本的是“面向未来而在性”。首先，因为作为主体的人既然是面向未来而在的，他也就是生成着的和未完成的，即是说，他的生成性和未完成性也就由此而明白地表现出来了。其次，作为主体的人是有限的，他的生成总是受到条件限制的，但由于他是面向未来而在的，他的生成就可能一次一次地突破限制而这样地永远向前延伸。所以，“面向未来而在”是人是否成为一个主体或人是否具有主体性的关键所在，甚至可以说，它就是人的主体性的根本。研究人作为主体或人的主体性的生成发展的学问就是“主体生成论”。
但是，“主体生成论”却面临着当代西方“主体死亡论”的挑战，它必须首先直面这种挑战，在对“主体死亡论”作出一种“回应和扬弃”中，辩明自己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本书的第一章：“主体死亡论”的挑战：从“主体死亡论”到“主体生成论”。这一章是“主体生成论”的导论，而还不是它的“主题内容”。在这个特殊的“导论”里，作者从黑格尔关于哲学发展的定律（先行哲学体系总是自否定，下降为后来哲学体系的一个环节而将其哲学原则扬弃地保存在那里，这是每一种哲学体系的不可逃避的命运）出发，认为这也是笛卡儿开始的近现代主体性哲学和继之而来的尼采、福柯、海德格尔的“主体死亡论”的必然遭遇。在比较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近现代主体性哲学从“凯旋”到衰落的过程后，作者重点地讨论了“主体死亡论”。在对上述三位哲学家的“主体死亡论”逐一进行分析和梳理的基础上，深刻地指出其“主体死亡论”不是对近现代主体性哲学的理性认知主体的全盘否定，而只是对理性认知主体的“基础”作用和“根据”作用的霸权地位的否定；通过对理性认知主体背后的“本源”、“基础”、“根据”的追问，同时也就深化、丰富和发展了主体概念。如尼采的主体的非理性方面；福柯提出除了认识主体外还有其他类型的主体；海德格尔提出要返回到作为人的“此在”的本已性和整体性，如此等等。随着主体概念研究的深化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孕育出了多姿多彩的当代西方的主体间性哲学。尼采、福柯、海德格尔的主体性哲学也就成了从近现代哲学到当代主体间性哲学的过渡环节或桥梁。在这里，作者明确的论证了“主体死亡论”实际上是“主体生成”过程中的一种特殊形态。“主体死亡论”就实实在在地被扬弃而包含在“主体生成论”中，成为“主体生成论”的一个环节，从而表明了从“主体死亡论”到“主体生成论”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第一章实际上是全书的“导论”，为我们把握全书提供了一个总纲，作者用第二、三、四、五章的巨大篇幅对“主体生成论”的“主题内容”进行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考察与研究，纵横驰骋、高屋建瓴，广征博引，精梳细缕，清新清晰，令人应接不暇。
首先是对主体生成的历时性考察，即考察了作为主体的人，或人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生成发展的历史。作者把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问题纳入以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为基础的人类发展的框架来考察。我们知道，人的主体意识是在人类历史上发生发展的，而一个时期内人的主体意识则在这个时期的哲学里得到集中的反映。所以研究人的主体意识的发展就必须以哲学的历史发展为依据。当然，人的主体意识及其哲学反映是以人类意识的产生发展为前提的，是人类意识产生发展到一定时期才形成的。作者对这一复杂问题的卓有成效的考察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确立的关于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在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的鲜明观点。
第一阶段为群体意识占主导和个人意识逐步苏醒的阶段（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内的前现代社会时期）。在原始社会产生了“氏族膜拜”、“集体表象”等群体性意识现象；在奴隶社会，从古希腊哲学中反映出来的是“团体（城邦）意识”与处于从属地位的个体意识之间的张力关系；在封建社会则是反映在经院哲学中的“宗教意识”和依然是处于受控制地位的个人意识，直到文艺复兴、即封建社会末期独立的个人意识才真正地苏醒了。
第二阶段为人的自我意识的张扬和人的主体性独尊的阶段（西方近现代社会时期）。这时期主体意识的特点是强调和突出人的自我意识、人的主体性和个体性、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他我意识与主体间性几乎被抹杀了。在哲学中表现为从笛卡儿的以“我思”为代表的大陆理性派和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论派。这两派在认识论研究上虽然遵循的是彼此对立的路线，但从主体生成角度看却有一种趋同性或一致性。这就是从强调认识主体的经验性到强调认识主体的逻辑性或先验性，即从强调经验主体到强调逻辑主体或先验主体。这是一种把作为主体的人的主体性发展到处于独尊地位的趋向。这两派又都属于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广义的理性主义思潮。而与此同时也就出现了与之对立的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非理性主义思潮。
第三阶段为人的“他我意识”的觉醒与人的主体间性的弘扬的阶段（西方当代社会时期）。这一时期的哲学是在反思和批判近现代主体性哲学中逐渐产生和形成的，虽然各种哲学学派纷呈，哲学代表人物众多，但他们的共同特征也很显著：不再是“自我”独尊，而是人的“他我意识”的觉醒，强调个人与他人的共存、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的相互依赖；着重强调的不是人的主体性，而是人的主体间性，即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着重强调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与此相应，不再从“自我”中演绎出“他我”，而是认为“自我”和“他我”只有作为关系项而在“关系”中才能得到“确证”和“实现”，从而应运而生的“关系学”就成了当代西方哲学中一个基本学说。纵观当代西方各种哲学，无论是海德格尔、萨特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和哲学解释学；以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派哲学；以波普、库恩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以列维—斯特劳斯、福珂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哲学等等，他们都有一个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演进过程，即主体间性逐渐强化的过程。可以说，当代西方哲学从不同角度对主体间性作了充分的探索和研究，是名副其实的主体间性哲学。
其次，对主体生成作了共时性的考察，即从逻辑和理论上讨论了作为主体的人生成的内在机制和发展的指向或趋势。
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是作为人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而人是“现实的历史的人”。这样的人就其主体性结构而言不是单向度的，而是一个把个体性与社会性、理性与非理性、认知与实践结合为一体的多维度的人。就其生成性而言，现实的历史的人是在改造自然、创造历史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主体。而主体间性也就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作为主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共同体中有其根据的客观关系。
作者特别指出，作为主体的现实的历史的人的生成发展的指向或趋向，就是要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首先要达到的就是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片面、甚至畸形的发展是旧的社会分工造成的，因而人的全面发展是以消除旧的社会分工为前提的。所谓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各种属性和人的本质、以及前述的人的主体性结构的各个构成要素的全面发展，从而人作为主体就不是一个单向度的主体（如只是认知主体），而是文化、精神、社会三个层面上的任何一种主体（如实践主体、审美主体、政治主体等等）。例如，上午是出海捕鱼的渔夫，下午是进行思辨的哲学家，晚上是吟诗作赋的诗人等等。
在此基础上，作为主体的人的生成发展则指向或趋于人的自由发展。自由是多义的，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人对自然的自由（成为自然的主人）、人对社会的自由（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体的主人）、人对自己本身的自由（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由此也可以看到，自由是相对必然而言的，与此相应，自由就有一个从必然到自由的历史发展过程。人的自由的进展大体上是与人类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步的。它的最高阶段就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的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这样，“自由个性”就是人的自由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其理想的状态，可以称之为“人格理想”。但是“自由个性”不仅要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基础，而且要以一个相应的“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为基础。这样的社会共同体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来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样的联合体是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和理想状态，因而是一种“社会理想”，在这里人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达到了真实的和谐的统一。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作者把他的“主体生成论”归结为或称之为“希望人学”。因为上述“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也就是作为主体的现实的历史的人所“面对而在的”和所追求实现的“未来和希望”。正是这种“未来和希望”鼓舞着作为主体的人为实现它而奋斗，为实现它而去批判和改造现实，并在改造现实的同时改变自己、提升自己、发展自己。作者强调，作为主体的人所面对而在的未来和希望是他自生成、自否定、自超越、自发展的最原始的根据和最重要的动力。作为主体的人一旦失去了他所面对而在的“希望与未来”，他就失去了自己的全部主体性。因而也就不是主体了。由此可见，“自由个性”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一种理想也就是一种关于作为主体的人的“希望和未来”的学说，一种关于“希望和未来”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的学说。这样，作者的“主体生成论”也就同时是一种“希望人学”了。
这部以一种“希望人学”结束的《主体生成论》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它是在作者自己的人生体验和社会阅历和对它们的反思的基础上写就的，作者是怀着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和自己的心灵渴望全部倾吐出来的激情和心愿来撰写这部著作的，我在反复阅读全书时，在本书的许多段落里，而特别是在关于“主体生成论的指归”的篇章中，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对“自由个性”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发自内心的渴求，从而看到了他提出和论证了一种“希望人学”的真诚愿望，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把个人的生存体验升华而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思维的榜样。
总之，《主体生成论》是一部极富特色和创见的、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著作。它围绕着“主体性和主体间性”这个中心议题进行的理论上的挖掘、梳理、思考、发挥、论证和展望所结出的丰硕成果带给人们以多方面的启迪与享受。这是一部对读者极富教益、并在诸多学科领域都有思想火花辐射和碰撞的具有多重现实意义的著作，它必将在理论界、学术界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最后，当我合上段德智的新著，欣喜之情不禁涌上心头。他在求学治学道路上我所知道的点点滴滴的印象又清晰地闪现在我的眼前。段德智是1963年从河南考入五年制的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在大三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还来不及系统学习中外哲学史的课程，于1968年毕业告别了母校踏上了社会，经历了军垦农场艰苦的劳动锻炼，当过中学教师与校长，县委宣传部干部，无论做什么，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多读一些书来充实自己是他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文革中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和对人的肉体的摧残，以及自身的遭遇，促使他对人生和社会不断地思索，并使他与哲学再次结下不解之缘。
1977恢复择优录取的高考制度，次年就重新开始招收研究生，这为段德智提供了空前的机遇，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的好学突出地表现在他在那种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中竟然没有放弃英语学习，在离校十年后还能用比较流畅的英语写信给武汉大学表示他具有学习外国哲学的条件（这在当时是罕见的）。他以比较优异的成绩顺利通过了首届研究生考试，成为陈修斋先生与我联合指导的外国哲学史硕士研究生。虽然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方向是唯理论与经验论，但是他经常来我家讨论切磋哲学史上的各种问题，喜欢思考，抠的很深很细。那时师生来往十分自然，随时可以来，没有电话预约，也不分节假日或已是业余下班时间，这种如同朋友一样的师生关系令人无法忘怀。
段德智的“洛克哲学研究”的硕士论文答辩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当答辩委员问到与洛克的700多页的巨著《人类理智论》相关的诸多问题时，他对答如流，竟能准确地说出洛克在书的何卷何章何节是如何论述的，令专家惊讶不已！
段德智以优秀的成绩取得硕士学位后，领导决定他留校任外国哲学教研室的教师。这本来是他求之不得的，但对来自河南农村的他却面临着家属“户口”的现实障碍。而当时首届硕士研究生很“俏”，好多单位开出解决家属问题的优惠条件，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留校。我至今还记得我去湖边临时住处看望刚来到武汉大学的他的爱人与一双子女时的情景。他们的住房条件极差，一家人挤在一间屋子里，里面水漫金山，地上铺着一块块砖头才勉强可以进出，这样的条件丝毫也未能动摇他献身学术的决心。
段德智的勤奋与刻苦是有口皆碑的。他善于抓住机遇。不断自我充实，自我开拓，自我超越，成效总是那么突出。段德智的外语水平在他那一辈学者中间是相当高的，对原著的认真钻研与精心翻译，使他具备扎实的学术基础，他的笔头功夫也相当出色，笔调优雅而不浮华。他两度赴美作访问学者，更使他如虎添翼，在学术上飞速成长。如第一次是1987-1988去美国西东大学，他回来后学术思路打开了，研究方向调整为西方人学，生死学。他将自己多年的学术积累和人生体验在新的观点与知识的冲击下，经过不断的深思，梳理，概念的把握，勾画出人类生死问题的整体图景，终于推出他的补白之作《死亡哲学》，成为我国这一领域的卓著的开拓者或开拓者之一。他著述颇丰，其学术影响不断扩大。第二次是1998-1999年他在哈佛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进修宗教学。回国之后他将自己的专业方向调整为宗教学，积极组织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反异教大全》和《论存在者与本质》的翻译和研究，努力推动中世纪哲学的研究，不仅受到我国宗教学界和哲学界的认可和好评，而且也受到国际学界（如著名的阿奎那专家、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哲学讲席教授Eleonore Stump，中世纪哲学专家、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哲学教授Wilhelm Schmidt Biggermann，美国天主教大学荣誉教授George Frances McLean 等）的认可和好评。从死亡哲学拓展到宗教学，我当时还稍许担心会不会对他的颇有造诣的西方哲学的研究带来停顿与影响。从这部《主体生成论》的鸿篇巨制来看，他不仅没有放弃西方哲学的研究，而是在自己开创的更广更深的学术平台上尽展才智，把对西方哲学的研究的视域从古代、近代、现代，延伸到当代，对各个时期、各个哲学流派和代表人物作了认真的研究，有了真实而深切的理解。他对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相当的造诣。在此广博而又深入的基础上才能写出这部处处闪烁着真知灼见的独树一帜的学术专著。
我在这里不可能全面论述他的学术思想与著作。我要着重提到的是，大凡一个成功的学者，他的为学与为人总是统一的。段德智在年近花甲，已是有影响的学者时，还发表了“师德问题乃教风中的第一重要的问题——从陈修斋、萧箑父、杨祖陶批改作业谈起”的回忆文章，薪火相传，教学相长的师生谊情跃于纸上，读来令人感慨不已！段德智对自己的研究与成果从不肆意张扬，而是脚踏实地，工作精益求精，他总是告诫自己要努力留下一点可以传世的东西，认为这是很不容易的。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对于学者而言，无知名度，平平静静地做学问，是最愉快的事情”。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段德智甘坐冷板凳，远离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浮夸浮躁，始终保持一个学者的勤勉、尊严与自律。他的学术与真理的航船才因此而不断驶向胜利的彼岸。这正是段德智难能可贵的地方。
杨祖陶
戊子年夏至于珞珈山麓
《精神哲学》译后记
在与忘年交邓晓芒教授历时七个寒暑共同推出学界瞩目的、首次从德文原版翻译的中译本康德“三大批判”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投入了黑格尔“精神哲学”的翻译工作。当我画上译稿的最后一个句号时，我不禁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四十年的宿愿终于实现了……
在我决心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并为之献出毕生精力的漫长学术生涯中，贺麟先生对我起了真正的启蒙、教导与鼓励的作用，恩重如山。我之所以有这样强烈的愿望要在自己年事虽高但还能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完成目前国内还没有中译本的“精神哲学”的翻译工作，这不仅是应对国内学术界全面研究黑格尔哲学的现实需要，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为了告慰九泉之下的贺麟先生。
1959年，我受命从北京大学哲学系调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时年三十有二。记得是在1962年贺先生来信要我翻译黑格尔《精神哲学》一书，我感到先生仍在在关心着我，欣然接受这一艰巨任务。在我着手翻译后不久，恰好贺先生主持选编《黑格尔论矛盾》，其中所选的“精神哲学”部分就顺理成章地由我来翻译了。该书早已由商务印书馆于1963年出版。只是该书的署名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单位集体（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在“编选说明”的最后这样写道：“在编选本书时，曾蒙北京大学哲学系和武汉大学哲学系某些同志大力协助，特此致谢。”此后风云变幻的几十年中，由于各种难以逾越的主观、客观的原因以及任务的变更，我本该继续完成的全书的翻译工作就一再被搁置。这不能不说是我心头的一大憾事。
当“三大批判”尚未全部完成的时候，2002年夏我与夫人肖静宁再度赴美尽享天伦之乐，此时我已在考虑“精神哲学”的事了。我要儿子杨铸帮我买一本《精神哲学》英译本，他在网上查遍了都没有结果，三个月转瞬即逝，归期来临。真是天随人意，儿子在极其忙碌中在纽约一个不起眼的小书店终于买到了，而且仅此一本。这是一个份量很重的特殊礼物，正是它伴随我渡过了整个工作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精神哲学涉及面很宽，肖静宁的心理学、生理学、神经科学等专业书籍以及《英汉医学词汇》也派上用场了。这么大的年纪还在爬格子独啃坚果，我远在巴黎的女儿杨熔几乎每周都要在电话中关心我的工作进展与健康。
此外，不少校内外的友人和学者得知我在进行黑格尔《精神哲学》的翻译时，无不给予关注与期望、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恳的谢意。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2005年元宵节前的一个小插曲，肖静宁在我完成了她称之为“精神哲学”的主体工程（正文）的翻译后的第一时间，比我更深地松了一口气，当即用一张卡片写下了她深情的话语：
《精神哲学》珍宝藏，
译稿字字好端庄，
壮年梦想暮年圆，
更喜斯人好健康。
最后我要特别提到的是，人民出版社的编审张伟珍女士，在我们已经有过多次愉快而圆满的合作后，对我进行的这部艰深著作的翻译给予了格外细致、周到的关切与支持，并欣然接受我的手写译稿而不顾加重自己工作上的麻烦，对她为本书的出版付出的辛劳与智慧，我要致以由衷的敬意与谢忱。
杨祖陶 2005年5月于珞珈山
原载〔德〕黑格尔 著 杨祖陶译 《精神哲学》——哲学全书?第三部分
人民出版社 2006年2月第1版
初到珞珈山——对贯彻“高教60条”前后的回忆
前校长李达先生亲手重建的武汉大学哲学系已进入不惑之年，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我作为一个系龄还不满40的迟到者，以未赶上那重建的创举而遗憾，但命运早已把我与武大哲学系联系在一起了。抚今忆昔，感慨万千，仅以贯彻“高教60条”前后的片断回忆，作为110周年系庆的纪念。
一、突如其来的调动
我195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不久，被借到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协助前苏联专家指导研究生班，兼作一些贺麟先生、洪谦先生主持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工作。后来虽然回到外哲史教研室，却还没有来得及讲授一堂外哲史的课。
1957年“反右”斗争的风暴刚过，我又随北大哲学系教师下放到清水劳动锻炼，直到1959年初夏才回到北大。可以说，还来不及拍去身上的泥土，就得到了领导要调我到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消息，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一时间使我陷人了不知所措的境地。我的妻子正面临大学毕业，由于武汉地区没有分配名额而无法同行；老母年近古稀，体弱多病；女儿尚不满周岁，放在托儿所全托。更重要的是，我毫无西哲史的教学经验，怎能挑起重担？最令我不安的是，据悉武大急于向北大要人，是因为陈修斋先生在“反右”运动中受牵连，已被撤除哲学史教研室主任的职务，只能“内控使用”，被迫停止上课。在这种情况下去武大，岂不是乘人之危？我又如何与他相处呢？如此种种，使我陷入深深的困惑。我找到当时的北大哲学系主任、我的老师郑昕先生，他听到我的诉说后迟疑了好一阵，只反问了我一句：“如果你是共产党员怎么办?”我这就完全明白了，既定的调动是根本不能改变的。我的另外两位老师贺麟与洪谦先生虽内心同情也无能为力，他们真诚的规劝倒是拨开了我心里的疑云，他们都说修斋先生为人正派，生性耿直，有话总要说出来，不是那种心口不一的人，是很好相处的。当时的副主任邓艾民先生针对我教学准备不足的顾虑，一方面肯定我有扎实的基础，组织上是认真考虑过的，在作了一些具体安排后，他还不无好意地说，到了那里，还是可以多多依靠陈修斋嘛！先生们语重心长的叮嘱给了我一些信心。同时，曾在北大哲学系进修过的萧萐父先生正在青岛开会专程赶到北大向我热情地表达了武大校、系领导及哲学史教研室同行对我的欢迎，也给我增添了一些勇气。至于家庭的困难只有我自己来克服了，好在我的妻子肖静宁奋发努力，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刚刚恢复招生的北京医学院生理学研究生，这样，团聚的日子指“年”可待。国庆节后，我扶着老母，抱着女儿，告别了我生活、学习、工作十余年的红楼和燕园，踏上了南下的征途。在武昌火车站迎接的人中，我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陈修斋先生，他的儒雅风度依然如故，只是面孔显得更为清瘦和苍白。他的真诚的目光在我们默默握手时似乎是在说什么。我稍事安顿，就急于去看望他，他劈头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听说是你来，我的心就放下来了!”这句话的分量我无法用言语表达，眼眶不禁湿润了，这是只有对一个有着生死之交的老朋友才可能有的信赖啊！我向他坦露了调动以来的种种心曲，真心表达了在业务上向他学习，得到他的指教和共同挑起工作重担的愿望。他也披肝沥胆地谈到他的种种遭遇。这是我与陈先生相识后的第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我为有他这样的良师益友而庆幸，数月来我那颗因调动而焦虑不安的心终于平静下来。我们之间以后30多年的风雨同舟、挑灯切磋、相濡以沫的莫逆之交，就这样开始了。
我初来武汉，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在北京还没有感到的一些生活困难在这里就尖锐地摆出来了，例如，孩子还那么小，既订不到牛奶，也买不到奶粉，怎么办？这时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兼副系主任余志宏先生来看望我，体察到了这一情况，竟把他订的牛奶让给了我，直到订上为止。虽然这是一件小事，几十年过去了，我总也不能忘记，因为它凝结着志宏同志作为一个领导对我的关怀，其他还有住房问题也得到较好的解决。萐父同志当时代理教研室主任，他的家室也未调来，却上上下下为我奔忙，教研室其他同志也都伸出热情的手，帮这帮那，一种集体的温暖使我忘掉一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很快就全力投入了工作。
我几乎是一放下行装就走上了讲台，这是为重建后的哲学系第一届本科生讲授西方哲学史的德国古典哲学部分。何况，我又刚被宣布为外国哲学史教学小组组长，那履薄临深的心情可不平常！第一堂课下来，关怀备至和善解人意的萐父同志当即热情地对我说：“老杨，打响了，同学们很满意。”有了学生的支持与鼓励，仿佛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兢兢业业地、满怀信心地完成了这个阶段的教学任务。
学期结束后，我愉快地邀请单身在校的教学小组的同志来家共度除夕，迎接新春，畅谈今后的打算。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我们迎来的不是明媚的春天，而是胜似严冬的持续倒春寒。1960年，一场“破字当头”的“教学革命”的群众运动开始了，其中心任务是师生共同编写哲学史教材，课上不了，原本任命的编书小组组长萐父同志被拉下了马，正常的教学秩序打乱了，教研室的正常工作停顿了……这初到珞珈山的春寒袭击又使我陷入深深的困惑。
二、在教学中集体成长
1960年底，春风终于从岭南悄悄地吹到了珞珈山，系里非正式地传达了陈毅副总理在广州一个重要会议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人民”知识分子之“冕”！接着，强劲的东风又从北京越过武胜关吹到了东湖之滨，由邓小平副总理主持制定的“高教60条”公布了，这是国务院整顿高校秩序、发展高教事业的工作法规与根本保证。人们奔走相告，心头冻成冰凌的春寒开始融化，新的希望与信心又在冉冉升起。
在学习讨论“高教60条”的过程中，这时被正式任命为哲学系主任、还兼着总支书记的余志宏先生亲临教研室，代表领导和组织，实事求是地检讨了“教学革命”打乱教学秩序、违背教学规律的种种失误，诚恳地向受到冲击的同志们致歉；同时提出了教研室如何贯彻60条的16字方针，即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团结进取，共同创业；并且宣布了学校任命萧萐父同志为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我为副主任的决定。萐父同志在同我商讨中，又提出了一些更为全面具体的要求：在教学中认真贯彻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史论结合”和“古今结合”的方向；在治学中认真学习与钻研两种原著——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和哲学史上哲学家的代表著作；把“通”(他比喻为“藤”)与“专”(他比喻为“瓜”)结合起来，在教研室内提倡发挥各人的所长，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开拓局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又从外哲史小组的实际出发，强调自己教学准备不足，建议仍由陈先生主讲古希腊罗马哲学和中世纪哲学。这一在当时看来是相当大胆的设想，得到了教研室与系领导赞同、认可与支持。一年后，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我再次建议由陈先生从古代一直讲到近代西欧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我主讲德国古典哲学，同时我们两人分别负责指导较年轻教师的业务提高，以一种近似师徒的关系帮助他们提高外语水平，搞好西哲史课程的“习明纳尔”(课堂讨论)，并穿插式地有计划地进行培养性讲课。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由于种种原因，到哲学系重新恢复招生时，外国哲学史教学小组只剩下我与陈先生，别无他人了。致使这种适用于60年代初整顿教学秩序的工作格局，不得不继续保持到了80年代初，即一年的课，陈先生讲上学期，我讲下学期，我们这一对“老搭档”就这样历史地形成了。
陈先生虽然在政治上蒙受委屈，受到某些不公正待遇，甚至还随时可能遭到不点名的批判，但对这一切他都以一个学者的胸怀而处之泰然，毫不计较地承担分配给他的任务，认真教学培养年轻教师。作为我的师长与朋友，他总是十分默契地配合教研室的工作，没有他的支持与指导，我的一切是不可设想的。陈先生讲课深受同学欢迎，他那江浙口音的普通话，不紧不慢的节奏，明白易懂的语言，庖丁解牛的大师手法，将哲学史上极为困难的哲学体系(如亚里土多德哲学体系)，精缕细分，条理分明地呈现在全神贯注的同学面前。在讲完上学期的课后，他总是不无幽默地说，唯理论与经验论的矛盾和困惑及其出路的问题，就交给下
学期的杨祖陶老师去解决啦。他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启发同学把上、下学期的课程联系起来了。
我在编写教学提纲的过程中，深为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光辉论述所吸引，决心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与方法论原则为指导去编写一部有特色的自己的德国古典哲学教材。我这一想法立即得到系领导余志宏主任、教研室主任萧萐父同志的大力赞许与支持，这使我受到莫大的鼓舞。由于时间紧迫，我只好日夜兼程，边讲授，边编写，边由印刷厂铅印发给学生使用。当时的物质条件十分匮乏，连一张普通稿纸都难以得到，而印刷厂能这样大开绿灯，打破常规为教学服务，不厌其烦地来几张印几张，期末又要把发出去的散页收集起来装订成册，这样的事没有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是绝对办不到的。不过这样一来，同学们终于有了一本40万字的铅印本《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教材了。他们捧着这本讲义时的那种溢于言表的兴奋和感叹之情，至今仍鲜明地藏在我的心底。这部用劣质的纸张印成的讲义，留下了我探究德国古典哲学学术生涯的一个深深的脚印。
贯彻60条要求我们高质量地完成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它绝不是一两个人包办得了的，而是一个包含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这就要靠大家齐心协力来办。在按照既定设想实施这项工程中，年长的（陈先生最年长也不过40出头）注意培养年轻的，年轻的注意虚心向年长的学习，取长补短，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在这样的教学实践中，无论是年长的、年轻的水平都在不断提高。特别是几位年轻的教师在短短的两三年内，业务水平与教学能力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明显提高。在陈先生被借到北京主持编译《资产阶级哲学选辑》，我下乡参加“四清”的期间里，都能独立进行有关部分课程的讲授了。
系领导与校领导有关部门注意到了我们教学小组的作法和取得的成绩，要求我们认真总结师资培养和提高方面的经验。经过教学小组的多次讨论和梳理，我们写出了“在教学中集体成长”的总结报告。不久，我与经济系的曾启贤先生在何定华副校长带领下，代表武大出席了省高教厅召开的高校师资培养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议由高教部副部长刘西尧主持，我在会上作了系统的发言。以后，《光明日报》又对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教学实践中促进科研发展和教师成长的情况作了专门报导。我是接到远在青岛的大哥的来信才得知此事的，我为此反而深深不安。令人意外的是，极难提笔的郑昕先生见报后破天荒地给我来了一封信，对我提出的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路、方法与设想表示赞许与欣慰。说真的，这些并没有给我带来兴奋与喜悦，更多的是惶恐。现在回忆起来，我个人在成绩面前所起的作用可能是微小的，但它的确是在各级领导认真落实60条的形势下结出的一个沉甸甸的果实，忘不掉的是高教60条。
60条的贯彻，犹如一艘航船经过激流险滩驶入相对平静的港湾，人们心情舒展，哲学史教研室的同志在萐父同志倡议下每年春节都要带上老小共游东湖，领略湖光山色，流连忘返，至今我还珍藏着当时的照片。
三、在“双百方针”下繁荣学术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国繁荣文艺和学术的根本方针。“高教60条”重申了这个最能拨动知识分子心弦的方针。为了贯彻“双百方针”，省委宣传部在洪山宾馆召开了为期两天的会议，我校由我、历史系彭雨新先生、武大党委宣传部王熙纯同志前往参加。在“双百方针”的阳光雨露照耀与滋润下，武大校园百花含苞待放，百鸟引颈欲鸣，珞珈山上一派盎然生机。
我们教研室对“双百方针”进行了反复的学习与讨论，逐渐在萐父同志倡导的基础上对如何贯彻“双百方针”达到共识。大家一致认为，为了形成我们自己的研究特色，需要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而紧紧抓住哲学史方法论这个核心则是贯彻“双百方针”的最基本的途径。这就要求我们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同本领域的专家权威争鸣。记得有一次，陈先生、萐父同志和我在一起谈到国内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时，针对种种简单化作法（满足于贴阶级标签和戴唯心唯物帽子等）导致哲学史内容极为贫乏的现状，深感要在研究方法上来一个大突破，即把阶级分析、历史分析和不为人们所重视、甚至遭到否定的逻辑分析结合起来。我和萐父同志一致推举陈先生写篇文章来阐发这个观点。陈先生以其立马可待的文思和手笔，很快写出和发表了《以阶级分析为核心，把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逻辑分析正确结合起来——略谈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专论。当时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了，这是哲学史界的一件大事，冯先生这本书以及他的一些文章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但也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方法论问题，因此它就不仅成了我们学习、从中汲取教益的著作，而且也直接间接地成了我们与之争鸣的对象。如陈先生当时就发表了《也谈哲学史工作中古为今用的问题——与冯友兰先生商榷》。萐父同志早就写过不少有关哲学史方法的论文，这时更是身先士卒，连续发表了《哲学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方法问题》、《主观社会学，还是历史唯物论》和《历史科学的对象问题》等论文。在这个形势下，看来我也不能不“鸣”一下了。经过反复学习、思考与探索，我也写了一篇同冯友兰先生商榷的文章《哲学史研究必须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评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新编>绪言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从理论上详尽地讨论了四大问题：唯心唯物的对立；唯心唯物相互依存；唯心唯物相互转化；哲学史研究中贯彻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等。这篇长达37000多字的专论被《武汉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作为首篇全文发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由当时学报的编委刘绶松教授审阅和推荐的。对于我自己来说，这篇长文的意义也许在于，它标志着一个打上时代和传统烙印的哲学史研究者不那么自觉地企图依靠唯物辩证法来突破当时盛行的“左”的教条主义罗网的一种努力与挣扎。不管怎样，所有这些都为武大中外哲学史重视哲学史方法论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百家争鸣也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也好，最终必须落实在具体的哲学史研究成果上。在这方面，陈先生可以说是一马当先，应约为三联书店准备出版的一套“知识丛书”撰写一本《莱布尼茨》，当我和萐父同志知道后，就力促他把莱布尼茨哲学作为学术研究的重点，以之作为武大哲学史研究的一个独领风骚的特色。陈先生如期送去了书稿。虽然这套丛书始终未能出版，但他锲而不舍，继续深入研究，发表了《莱布尼茨在认识论上和洛克的斗争》、《从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相互转化问题》等学术论文，为他后来对莱布尼茨以及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卓有成效的研究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基础。 ．
这时，湖北省哲学学会准备在1963年召开第一次年会，李达是学会会长，余志宏是副会长，哲学史分会的会长是萧萐父，副会长是我。志宏先生与萐父同志以不容我推辞的口气要我为年会撰写一篇讨论主题的论文，提出在哲学史研究中如何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继承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事业”（列宁语），唯物辨证地研究以往的哲学史。这对我可是一个太大的难题！经过多方考虑，我对编写德国古典哲学教材的思路进行再反思、再概括、再典型化，在此基础上以惊人的速度赶写了一篇5万字的学术论文《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当时全力以赴甚至顾不上和寒假从北京回来的妻子多说一句话。文章系统地、具体地分析和描述了列宁所说的“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莫、康德）”这个哲学圆圈运动。此文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在于：研究哲学史的最本质的任务应是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探索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律和逻辑进程。在年会的分会上，萐父同志就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和根本方法作了精辟的、独到的、很有意义的学术报告。至于我那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却在会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赞成者、反对者和存疑者的各种不同观点之间展开了相当激烈的争论和深入的讨论。这场“争鸣”使我受益匪浅，那生动的情景直到今天还是那么鲜明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不久，社联主席彭展先生又在洪山宾馆召集各学会负责人商讨和确定往后的活动规划。萐父同志和我在会议期间商定中国哲学史以富有早期启蒙意义的明清之际哲学为研讨的重点，外国哲学史的重点则是德国古典哲学。尤为有意义的是，萐父同志向彭展先生建议，由湖北省社联和湖南省社联在湖南王船山家乡联合举办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他的建议被采纳和确定下来了。萐父同志为筹备这次会议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拿出有份量的文章来。为此，他精心撰写了《王夫之哲学思想初探》和《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两篇新意迭出、极有理论深度的学术论文。萐父同志学养深厚，中西对比是他的治学原则之一。我记得他曾亲自上山，把《初探》的油印稿送到我手里，诚恳地要我仔细阅读，提出意见。他还组织全室同志对他和其他同志的论文进行讨论，在教研室内展开了热烈的“争鸣”，活跃了学术空气。在湖南召开的那次学术讨论会极为成功，萐父同志的论文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和评价。他的这些成果为进入80年代后他独树一帜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哲学文化的研究，特别是明清以来反理学的启蒙思潮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可是，正当我们哲学史这只航船在港湾里刚刚修复好，船员们重新充实了航行的知识与技术，配备了罗盘和航海图，正要扬帆起航，驶向大海的时候，遇到了接踵而来的“四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航船的厄运就可想而知了。
值得庆幸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拨乱反正的努力，又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今天我们哲学史教研室已发展为中、外两个哲学史教研室，但我们共同对哲学史方法论情有独钟的重视和学术研究特有的模式与学风，可以说都是在贯彻“高教60条”那相对平静的时期形成的，并日益显示其持久的、强大的生命力。经过改革开放以来18年的奋发开拓，中外哲学史教研室力量雄厚、特色突出、成果累累、英才辈出，一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中青年学者正活跃在国内、国际学术舞台上，这是值得欣慰的。
1996年国庆节于珞珈山麓
作者现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此文原发表于1996年出版的《珞珈哲学论坛》，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