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嵩兄对我在武汉大学主导进行的直接从德文合作翻译的《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编译的选本）直至三个全译单行本（《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的问世，始终给予高度的关注与评价。他在上述的12月12信中讲了一点早先的情况：“《纯粹理性批判》这项工作原是由社科院哲学所承担，王玖兴负责，他嫌译的不行，自己又不愿改，我们再三劝说，他总算改了，但至今还有的译稿未改，一直拖着。玖兴现在患白血病也没有人催他了。”（注：王玖兴学长已于2002年谢世，子嵩兄来信说，我们又少了一位朋友。）我们的三大批判新译最先出的是《判断力批判》，子嵩兄在2001年10月20的信中说：“看到他（合作者）在前言中讲到你校改的认真精神，对你们师生的负责态度和探索外文翻译的精神，非常钦佩。”2004年子嵩兄应邀参加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的隆重的首发式，我们得以见面，首发式结束后，他特别谈了他与会的观感，祝贺之余特别提醒我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当我遇到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后，他总是给我以格外亲切的关怀，令我终身难忘。
子嵩兄能担起4卷本《希腊哲学史》的重任不是偶然的。他早年就师从国际著名希腊哲学大师陈康教授攻读和研究柏拉图、特别是亚历士多德哲学，从而奠定了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厚基础和学养。因此，即使在中断这项研究30余年于70年代末重新恢复起来后，进展也是很快的，1982年就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一书，它一直是我的必读书，帮助很大，对于正在讲授和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学人真如及时雨的降临。2003年出版了《亚里士多德?理性?自由》一书，该书研究和讨论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是在为4卷本作准备。亚里士多德是他研究最多最深入的古希腊伟大哲人，理性和自由是贯穿在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中的主旋律，也是子嵩兄毕生追求学术真谛所得到的最大感悟。他在书中大声疾呼：学术需要理性！学术需要自由！给人以极大的震憾和启迪。我极为欣赏子嵩兄清晰明快的文笔，把哲学道理说的明明白白，准确而引人入胜，读他的作品总有美不胜收之感。令我难忘的是，在我们的通信中，他总是详细地告诉我《希腊哲学史》多卷本出版的情况，及时相赠于我，让我分享成功的喜悦，直至宏文四卷全部出齐。子嵩兄治学严谨，坚持学术原则，平易近人，待人坦诚。他除了指导全书的写作和各卷的统稿工作外，还精心撰写了第二卷中柏拉图后期哲学思想和第三卷中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想。现在4 卷本《希腊哲学史》问世了，它必将推动西方哲学其它阶段断代史的研究。相信在汪子嵩先生学术精神和学术风范的感召下，只要我们长期沉下去，摒弃一切急功近利、浮燥浮夸的恶习、树立良好学风，净化学术空气，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将会迎来新的局面，这就是4卷本《希腊哲学史》给我们的启示。
最后，令人无比仰慕的是，子嵩兄在90华诞之际，以《希腊哲学史》4 卷本的硕果作为自己华诞的的贺礼，这是何等的荣耀和欣慰！这是学术界的佳话和盛事！在此我衷心祝贺子嵩兄90 大寿快乐，健康长寿，全家幸福，永葆学术青春，继续推动我国西方哲学事业向前发展！
附注：本文是在我致《希腊哲学史》第4卷发布会的“祝贺词”的基础上扩充而成。赵林教授代表我在2010年8月20日的发布会上宣读了该贺词。
求学为学之七：从我国哲学前景出发探索德国古典哲学的新视野和现代价值
登高望远，探幽析微。在人生阅历迈向古稀之年时，我已身处21世纪即将来临的氛围中，不禁思绪起伏，前瞻后顾，左思右想，憧憬着新世纪中国哲学的前景，竟欣然命笔，写下了《21世纪中国哲学前景展望》一文（载《江海学刊》1997年第4期）。此文从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我国的历史现实相结合的视角出发，系统地探讨了未来世纪我国哲学发展的若干问题。
哲学是历史现实和时代精神的反映。因此，文章首先论述了：当前中国的现实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商品经济转型，这个转型意味着从前现代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21世纪将是这一转型逐渐实现的世纪。与此相应，负起实现这一转型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中国人也将在这一过程中经历巨大的变化：摆脱对自然界和对建立在个人之间统治与服从关系上的共同体的依赖，成为独立的、有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与他人平等的、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并向着从自然必然性和社会必然性的支配下获得解放，成为他自己作为人的主人的方向迈进。这就是21世纪中国人的精神——时代精神。
接着讨论了面对转型的历史现实，我国现有三种哲学传统各自存在和应加以解决的问题。（1）源源流长的中国传统哲学如何克服固步自封的惰性而促进自身的转型、即传统的“现代化”问题。（2）传入中国近百年的西方哲学如何克服急功近利和不求甚解的浮躁心理而更加学术化和开放化、即研究的“学术化”问题。（3）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克服教条主义的束缚而适应现实力求有内容上创新发展、即理论的“现实化”问题。在21世纪里，“这三种哲学传统将会独立并存，同时又相互渗透，并通过相互作用而促进彼此发展。”
继而讨论了三种哲学传统的发展和更新都必须通过批判地继承的途径来实现的问题。这种批判继承可以划分为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三个层次，一是通过质疑来弄清楚所说的传统是否果真如此，解决“事实”问题。这是一切批判工作的前提。二是根据现实的发展趋势对传统进行鉴别与取舍，解决“态度”或“价值取向”问题。三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反映时代精神的新哲学学说，解决“创新”问题。在这种创造性的批判过程中，传统仍然以一种升华了的、更新了的形式保存了下来，它既否定又肯定了自己。“这种自我肯定或自我否定的辩证统一（即扬弃）就是批判地继承哲学传统的关键和实质所在”。
文章最后讨论的问题是：哲学传统的自我批判和发展更新只有在不同哲学流派、观点的“百家争鸣”中进行和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它只有在鼓励最大限度的百家学术争鸣和同百家的学术争鸣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其对百家的“指导作用”和在百家中的“主体地位”。而当它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辩证发展时，它也就真正实现了它应有的“指导作用”和“主体地位”。
总之，“21世纪我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将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将有在传统的基础上和百家争鸣的过程中产生出适应中国现实发展的新形态和新成果，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将在自觉反映时代变革精神和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内容和形式的革新，向着既超越中国哲学，又超越西方哲学的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前进。”
也正是我进入古稀之际，在我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进程中，柳暗花明，悄然出现了某种新的景象。这就是从过去只把德国古典哲学作为理性哲学来研究，转向于注意它自身内在的与理性主义相矛盾的非理性主义、即意志主义的因素；再就是从过去只研究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理性哲学的逻辑进程，转向注意到与它差不多同时出现的非理性哲学——叔本华的意志哲学，以及它们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进程中出现的这一新的转折和新的视野，其实是在更高的形态或阶段上向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恩师们引领我进入理性哲学殿堂时的思想状态的一种回复。只不过那时我把曾经迷恋过的叔本华、尼采哲学当作纯粹非理性主义哲学而原封不动地放置在一边，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它的对立面、我认为是纯粹理性主义哲学的德国古典哲学中去了而已。这也许是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暗中支配着我对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思想进程吧！
当然，在我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进程中出现这样的转折也是由于一种外在的机缘引起的。因为这时以叔本华、尼采为源头和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或意志主义哲学又一度成为学术界研究和争论的热点而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深思。1996年适逢隆重纪念武汉大学哲学系重建40周年，哲学学院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如出版特刊——《珞珈哲学论坛》，我作为一个迟到者提交了《初到珞珈山》和即将问世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序两篇文章。在系庆中，还有一个影响较大的活动，即由段德智副院长主持的“资深教授系列讲座”吸引了校内外众多听众（这里必须说明，资深教授是当时的一般性称谓与后来评定的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完全不是一回事）。继江天骥、萧箑父先生之后，我作了《德国近代哲学中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关系问题》的学术报告。我曾经授课的77届学生、系庆归来的一个校友深情地说，“杨老师还是只拿一个卡片、凭借特有的逻辑魅力环环相扣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我彷佛又回到了当年的课堂。”
在对学术界关于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争论的热点、焦点和分歧进行梳理后，我决心从探讨这两大思潮的关系入手，开拓自己研究的新视野，利用自己掌握的研究哲学内在发展规律的方法论优势，进行一种新的探索。我对于像德国近代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关系这样的问题，不碰便罢，一旦染指，就既不能脱离历史真实、抓住片言只语而大肆空谈，也不能就事论事而不见本质与规律。我一贯的研究原则是运用辩证逻辑的方法，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考察对象由内在矛盾引起的自身运动，不放过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直到真正把握到所考察的对象的自己运动的辩证逻辑进程。根据这样的研究原则，我的这篇学术报告系统地考察了德国近代这两大思潮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规律，论证了以黑格尔哲学为顶峰的理性主义和以叔本华意志哲学为开端的非理性主义均来自同一母腹和经过同一发展阶段，即都是从康德经过费希特、谢林的哲学发展的结果；而黑格尔哲学衰落后出现的尼采哲学则是作为开端的叔本华意志哲学的提高和成熟、完善和典型化。这就一方面表明整个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是在其对立面——德国近代理性主义思潮中孕育出来的；另一方面表明两大思潮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既对立又相互交叉、重合和互补。因此，必须在实践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指引下，以理性和非理性的相互关系为线索，对两大思潮进行重新考察和系统研究，以便从理论上真正扬弃这两大思潮。
在学术报告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思索、推敲、修改和补充所撰写的《德国近代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关系问题》内容包括七个方面、约15000字，正式发表于《哲学研究》1988年第3期。这七个方面是：（1）西欧近代理性哲学的兴起和衰落；（2）休谟怀疑论对未来哲学发展的双重启示；（3）康德哲学作为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共同源头；（4）费希特哲学和谢林哲学作为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发育的共同环节；（5）黑格尔哲学和叔本华哲学作为从康德哲学经过费希特到谢林的哲学发展的结果；（6）理性主义和意志主义两大对立思潮在内容上的重合、交叉和互补；（7）在系统研究中扬弃。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哲学研究》编辑部在该期的《编后语》中对这篇文章作了这样的评价：“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哲学史研究，至今仍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德国近代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关系问题》，以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以理性和非理性为线索，对西方近现代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两大思潮的孕育、形成 、发展和对立，以及如何在研究中扬弃这个对立，重新作了系统考察，是一篇很有思想深度的论文；在研究态度和方法上也具有启发意义。”
这篇文章在青年学人中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成为他们研究有关论题的重要参考资料。如武汉大学哲学博士生张明仓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实践意志论》（2000年4月）的过程中就曾深入研究过本文的观点，并在其论文中作了多次引证。
1998年10月，为了纪念标志着吹响西方哲学拔乱反正号角的1978年的“芜湖会议”召开20周年，在安徽歙县举行了全国西方哲学研讨会。会议围绕着引进西方哲学有什么用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引进西方哲学决不是引进一个供我们中国人批判或否定的对象。但在引进西方哲学究竟有什么用、是为了什么目的这个问题上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如认为有助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批判的武器，甚至培育真正的宗教精神等等。我当时在大会的发言中，可以说是力排众议，发表了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引进西方哲学不能像过去那样是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是为了让人看到、了解到“这就是西方哲学”，即西方哲学本身，所以我们应当引进的西方哲学不是改造过的，而是原原本本的；不是不伦不类的，而是货真价实的；不是移花接木的，而是地地道道的。正因为如此，就应当保持西方哲学研究的相对独立性，正确看待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正如我前面在《21世纪的中国哲学前景展望》一文中所说的，这三种哲学在新世纪里“将会独立并存，同时又相互渗透，并通过相互作用而促进彼此发展”。
但是，在歙县会议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引起西方哲学究竟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却始终在我脑际盘旋，挥之不去。经过反复深入的思考，我发现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含义：（1）相对于我们的主观需要或要达到的目的而言，它有什么用？歙县会议上提出的正是这种意义上的“用”。从这种“用”出发，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西方哲学本身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和某种曲解。这就是我当时为什么反对谈什么“用”而主张引进西方哲学就是要让人看到、了解到“这就是西方哲学”的理由。但是，更深入地考虑，“有什么用”还可以有另一种含义，那就是（2）西方哲学本身的本性或根本特性所决定的它本身固有的“作用”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者不能回避而应加以正视和回答的问题了。在我看来，回答这个问题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经过将近一年的苦苦思索和探寻，我才得到一个差强人意的答案。
1999年10月国庆之后，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邀请，我和当时哲学学院院长欧阳康教授一起赴京参加“新中国哲学50年学术研讨会”，与会者150余人，老中青学者济济一堂。会前我准备了一个发言提纲《回顾与前瞻——“新中国哲学50年”感言》。构成《感言》的内容主要有4 点：（1）回顾新中国50年来西方哲学走过的道路。这是一条“之”字路：“文革前的古典独秀，文革中的全面中断，文革后经过前10年冲破樊篱和后10年的埋头耕耘，出现了现代当先、全线向荣、成绩斐然的新局面。”但“西方哲学的引进和研究都还处在起步阶段和肤浅层次上”（2）“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主要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要求从西方哲学引进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而为中国现实所必需的两种精神：肇始于古希腊哲学而发扬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贯穿于近现代西方哲学中以个体的独立性、主体性、能动性、自由意志为标志的‘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 （3）“为了起到上述任何哲学都不能替代的作用，中国的西方哲学必须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引进西方哲学不是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不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更不是引进一个反面教员供批判，而是要让人看到、认识到、领会到、理解到‘这就是西方哲学’，即原原本本的、地地道道的西方哲学。它应与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立并存，从而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共同促进新世纪我国哲学的繁荣。”（4）“引进西方哲学，要以开放的精神，排除急功近利的心态，超出肤浅表面，走学术化的道路。”
我在这次有全国著名专家、学者出席的盛大会议的大会发言中，特别强调上述提纲的第三点，我首次大声疾呼要倡导源自古希腊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得到典型发展、被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我感到这些话是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了。我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关注。有的说这样两种精神的确是我们现实所需要、哲学所应当倡导的。
北京会议后，我对《感言》的思想进行了再反思，主要是关于我提出的要从西方哲学引进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而为中国现实所必须的“两种精神”的问题。我自认为，“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这条对史实的概括是比较全面、准确、恰当的；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这条就显得单薄，挖掘不够深入和全面了。当时我主要是根据近代启蒙运动所追求的个体独立和自由意志而概括的，完全忽视了古希腊哲学的作用，对德国古典哲学将这种精神发展到了典型高度的特殊重要地位也没有足够的标明。再者，《感言》最大的缺陷是没有涉及到这两种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
盛会虽早已开过，我也在大会上发了言，我心中还是有些放不下。在这以后的三个季度的时间里，我对“两种精神”的问题又进行了反复深入思考和探索。一方面，我充分利用过去追随贺麟先生参加翻译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古希腊哲学部分所积累的知识与见解，对“两种精神”在古希腊哲学中的“起源问题”进行了再考察。另一方面对“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具体体现和发展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根据这些新的探索和认识，针对当时西方哲学界“重现代，轻古典”的现实状况，我撰写了一份《重新重视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提纲。提纲包含这样三个方面：（1）新中国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五十年。（2）为什么要“重新重视”。主要内容为：上述“两种精神”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到了典型的高度，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而成为了它的根本精神。（3）怎样做到“重新重视”。
在提纲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思考与探究，写就了《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一文，发表于《哲学研究》2001年第4期。全文由下述三个部分构成。
1．批驳了“德国古典哲学已过时了，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的错误观点，指出当前特别需要的倒是要在学术化的道路上把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继续大力向前推进。
2．论述了德国古典哲学作为西方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对研究以往西方哲学的意义，作为现代西方哲学产生的源头、土壤、和背景对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意义，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直接理论前提和理论来源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
3．全文以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论述了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的集中表现——把西方哲学传统所特有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发展到了典型的高度，而这是在集康德以来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发展之大成的黑格尔哲学中完成的。
“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是在古希腊前亚里士多德哲学里孕育成长起来的，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全面深刻的论述。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知识中最高级的知识是非功利的，追求它不是因为它有用、可以当作达到别的目的的手段，而是它本身就是目的，这种知识即是关于事物的共性（本体）的“形而上学”的知识，它必须是真的、即真理，而不是假的、即妄说。这种非功利的求知活动就是一种“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活动，它的精神一直贯穿在后来西方的哲学和科学中，而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发展到了典型的高度。黑格尔通过范畴认识自身和实现自身的辩证运动——从对自身无知到有知、从比较片面的知到比较全面的知、从现象的知到本质的知、经过从主观到客观和从理论到实践的双重循环，最后达到对自身的绝对的知、即绝对真理——对“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活动和理论精神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证。
“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指在行动上追求自由，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是为了自由本身，即自由本身就是目的。它涉及到人的活动的方方面面和人类历史，内容要深刻和复杂得多。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已提出了意志的自由选择是道德责任的前提的思想。他以后的哲学家都为在承认自然必然性的同时也承认意志自由选择的可能性进行了艰苦的理论论证。甚至在主张自然必然性和命运统治一切的斯多亚派那里自由已经成为“哲人的理想”了。在近代早期的启蒙运动中自由才开始作为一个原则提了出来，在政治层面上成为声势浩大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的一面旗帜。然而只是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为自由而自由”的思想才逐渐明确起来。黑格尔继康德、费希特和谢林之后，对“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进行了全面深刻而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论证。在黑格尔那里，“为自由而自由”不是个人行动的主观原则，而是人和人类历史行动的客观原则。自由是人和人类的本质，这本质最初是潜在的。自由之由潜在变为现实，既是人和人类本身的一种发展，也是这一发展的目标或目的。人类历史因而也就是人和人类的自由本质实现的历史。在历史中人们千差万别的行动各有不同的目的，但它们都是人和人类实现其自由本质的手段，也为人和人类意识到其自由本质提供条件。正是在对人类历史、即世界历史的“回顾”中，人们才从最初只认识到“一个人是自由的”，进而认识到“有些人是自由的”，最后认识到“一切人都是自由的”。而这也就是向着自由目标前进的人类历史的真实进程。
德国古典哲学高度发展了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继承和发展而成为了它的根本精神。正是针对着德国古典哲学致力于“纯粹科学研究”的“理论兴趣”这一点，恩格斯宣称“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马克思所说的人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再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成为社会财富的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过程也就是黑格尔关于“人的自由的发展和实现过程”的思想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改造和发展。
全文最后总结说：“由此可见，正是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了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中，德国古典哲学多方面的现代价值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德国古典哲学不仅对于我们研究在它之前的西方哲学、在它之后的现代西方哲学和以它作为直接理论来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国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乃至对于理解如何才能使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朝着更高的更理想的社会形态的方向前进，都具有值得注意的现实意义。这就是我在前面提出的必须加倍努力把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在学术化的道路上推向更高阶段和更高层次的理由。”
这篇论文——《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实际上是我多年来德国古典哲学思考和研究的一个总结，在学术界，我首次用“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来集中概括和表达德国古典哲学的精髓及其现代价值。这两种精神的表述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的，是我苦苦思索的“千虑一得”，这点心得也标志着我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达到了我自己的新高度。因此，我把它作为2001年出版的《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一书的“代序”。
由18篇文章构成总计42万余字的《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集中了我多年来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它从一个侧面忠实地记录了一个德国古典哲学探索者的踪迹。不管这些成果具有什么样的质量和意义，但经我再三审视，我还是敢干肯定：（1）这些作品几乎没有一篇是信手拈来的随意之作，而是长期艰苦思维和认真研究的结果；从而（2）它们也许会留下一个德国古典哲学探索者的一些依稀可辨的足迹，使后来的研究者们能够据此作出方向和路径上的新判断和新选择，从而更加接近于做出学术上的真正发现。也正是基于这点考虑，我才最终说服了自己，让这个集子问世。
在这里，我想着重地指出，我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是在对持续半个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即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全过程的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可以说，这是我的探索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在揭示和阐明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和逻辑进程方面，发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或者说运用辩证逻辑，始终是我注意的中心。在这个个问题上，我的思想如何起步、如何发展、最后达到什么境地，可以说是历史与逻辑一致地反映在本书第一篇“康德开创的德国哲学革命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了。事实上，我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也是遵循同样的方法论原则。至于我是否贯彻了或在多大程度上贯彻了我给自己提出的方法论原则，那就只有根据本书第二篇“康德哲学的体系和基石”和第三篇“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和基石来评判”了。
尚须提及的是，本书的书稿原本是作为“论文集”提供给出版社的，其中的每一篇都注明了发表的时间和期刊名称。但当时出版社对出“论文集”不是很乐意的，建议将书稿“改造”为一部专著出版。这一改造工作实际上比较简单，因为这些论文彼此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和系统性，只消按其内在联系和系统性将收入的文章划分、处理和修订为上述的三大部分，冠以篇章节的名称即可大体凑效，成为一部深入研究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系统性专著。后来书稿纳入“武汉大学学术丛书”出版，北京大学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黄楠森先生在专家评审意见中写道：“杨祖陶教授一生研究西方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尤其精深。此书的显著特点是真正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从原始材料出发，以康德、黑格尔为重点对德国古典哲学作出了客观的深入的挖掘和公允的评价，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我相信它的出版不仅对进一步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将发挥引导作用，对哲学、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也会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原先我还有一个“后记”，想把这部著作的主旨由来及我的研究方法交待一下，后来也认为没有必要而免了。当时我的博士生曾晓平副教授与武汉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王军风副编审对本书的编辑与出版给予极大的支持并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我在这里向他们致以迟到的诚挚的谢意！
经过这样编辑而成的这部《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作为一部系统性著作，与一部先拟好体系大纲再撰写而成的专著可能不尽相同。但是，为什么过去不同时期里的文章集中在一起竟俨然成了一个体系，一部扎扎实实研究康德黑格尔哲学的专著呢？这与我长期坚持的学术研究的宗旨与方式分不开。我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可以说是排除了一切急功近利的想法，而是近于痴迷地一头栽下去，长期沉下去，按照我心中时隐时现的理念——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逻辑的进程理念、以《纯粹理性批判》的“范畴先验演释”为纲的康德哲学体系理念、以《逻辑学》中辩证法为纲的黑格尔哲学体系理念等——原原本本地、一个一个不可绕过的前沿性重大问题去研究、去自找苦吃、去突破。在一个问题没有弄清楚、得到真正解决之前，我是不会、不能、也无法转到下一个问题去的，不管还需要多长的时间，还需要耗费多少有限的精力。这也许就是这样一部系统性专著酝酿、
孕育、产生的内在历程吧！
我的“求学为学”系列回顾到此就结束了。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在恩师们的提携指导下我的译事起步很早，20多岁就参加了《哲学史讲演录》的部分翻译，后又首译了《精神现象学》的长篇序言并重译了《精神现象学》末章，从而得到了可贵的古典哲学名著翻译的翻译理念和翻译实践的磨练。我1950年毕业留北京大学工作后不久就借调到新成立的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工作，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机会，从而树立了没有黑格尔就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不能深入理解黑格尔真谛的信念。我真正从事我心中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是在1959年我以30有2的年龄来到珞珈山武汉大学才开始的。创业的艰辛历历在目，在四清文革前的三年困难时期，我以坚韧的意志，咬紧牙关渡过了我学术生涯中超常发挥的黄金时代，获得了继续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信心与力量。无情的政治动乱打乱了一切，全民族陷入空前的灾难，但心中的迷梦并未完全破灭。改革开放迎来了我学术生涯的第二个春天，除了译事，在著述方面的最终成果大多体现在《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一书中了。这是一个德国古典哲学探索者的一点足迹。我自己回过头来看，在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学术浮躁、浮夸，学术不端、腐败，乃至种种瓜分学术资源——“抢占上海滩”的恶行滋生泛滥成灾的情况下，我能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与学术节操——对一个从西南联大走过来的耄耋老知识分子来说这已经是足够的心安了。
最后，我要以诚挚的心情再说一遍——难忘的2008年！这一年我与天益网（现更名为爱思想）结缘是平生一大幸事！仅从素昧平生的网上学友（出版社编辑）在读了我的“译事回眸”之后主动给我来信，向我约稿出书，并说我是“实大于名”，这是何等令人难以忘怀的褒奖呀！是天益网在我最最困惑的时候为我建立学术专栏，使我找到了自己的一点归属感，好像听到了渐行渐近的春天的脚步声……。
2010-03-09
求学为学之四：以阐明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为已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我发现和找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论原则后，就向自己提出了依据这样的方法论原则编写一部以揭示和探索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逻辑为目标和特色的教材的任务。在这里，“先利其器”与“欲善其事”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一体两面，有因果、融合、相互交织，互为印证不可分割的关系。阐明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首先是确立自己进行此项工作的方法论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方法论是开端；方法论原则又贯穿其始终，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是哲学史研究的一般规律、即哲学史方法论的载体，也是检验其正确性的标准与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方法论是我研究的题中之义的应有归宿。我在当时特殊困难的年代里能够设想和完成这样的学术工作，今天看来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第一次上外国哲学史的课程就要有自己的教材，真有一股不管深浅不顾高低的劲头，把一切难以想像的现实生活困难通通抛在脑后。一旦确定了自己的目标，也就着了魔似地上路了，真正把阐明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作为自己神圣的任务和职责了。
记得初到珞珈山的次年—1960年，我所在的教研室围绕如何制定个人的提高计划的问题，进行了一场颇为热烈的“沟井关系”讨论。当时我们把哲学通史或某一断代哲学史比喻为“沟”，而把某个哲学学派或某个哲学家的哲学比喻为“井”。大家在“沟井并重，不能偏废”这点是一致的，但在是先“开沟”还是先“挖井”上则意见分歧，莫衷一是。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就意味着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先致力于康德或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呢，还是先致力于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全过程的研究呢？经过反复考虑，我选择了后者。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迅速摆脱眼前这种以我认为有明显缺陷的现有的苏联与国内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论著或讲义为教材的局面，而走上按照自编教材真正独立教学的道路；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把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建立在持续达半个世纪的德国革命、即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全过程的深厚基础上，而不致“见树不见林”。我的想法和打算得到了教研室主任萧箑父先生、特别是系主任余志宏先生的首肯与支持。
我能够迅速踏上独立教学的道路，这完全是得益于贺麟先生关于搞西方哲学必须把教学、研究、翻译三者紧密结合起来的理念，我用自己的切身经历表明这一理念的无比正确性。当时编写教材是自己给自己加压，思想非常单纯，只是想赶紧编写出来，别的想法是一丁点也没有。但是，如果从当时的实际生活条件出发，教材的编写工作应该是从容地、比较缓慢地进行的。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在教学上的被动、依赖的局面就不能很快得到扭转。因此，不管连一张粗制的稿纸都十分稀罕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是如何的困难，我都必须打破常规，以一种超常的竟技状态来完成这项自选动作，迅速地编写出自己的教材来。为此，我破釜沉舟地预先向行将学习德国古典哲学课程的班级学生宣布,使用的教材将随着课堂的进展在讲授后印发给大家,从而给自己造成一种只有奋力前进而无退缩余地的态势。与此同时,我还必须准备好必需的图书资料。为此,我特地到武汉大学图书馆去搜寻相关书籍,主要是德文版的有关德国古典哲学的著作。武汉大学是国内自然条件最独特、最美丽的大学,整个校区由南北两座山峰及其夹谷组成,.我住在南峰最东面的一区山上,而,气势雄伟的校图书馆则在北峰最西面的山顶上。这样地来回于山上山下,空手行走都是很吃力的,何况我还要背那么沉重的原版书走那么远的距离。我真切地体会到,当你决心投入自己钟爱的工作时,就会不畏辛苦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力。这样,在1961至1962的学年度里,我就不得不日夜兼程,采取边讲授、边编写、边由印刷厂印发学生的流水作业的方式进行教学。
令我至今难忘的是，我的工作得到了印刷厂工人师傅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形成了一种令人怀念的那样默契的配合。当时的武汉大学印刷厂座落在九区学校的边沿地带，从我的一区山上的住处到山下的印刷厂大约需要步行半个小时。我把刚讲授完的内容赶快编写成讲义稿送到印刷厂，接着再去印刷厂取回清样校阅，然后又送回印刷厂由他们印发给学生。印刷厂为教学服务的精神令我十分感动，总是不厌其烦地我送去几张就立即印几张，不但要及时发给学生，而且还要把发出去的散页收集起来装订成册再发还给学生。这样，在学年末同学们终于有了一本40万字的铅印本《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讲义了。他们捧着这本讲义时的那种喜悦和兴奋至今仍鲜明地保存在我的心底。记忆犹新的是，一位同学举着这本讲义充满敬仰之情说：“这里面有多少学问啊！”这本用劣质纸张印就的讲义是我探索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一个让我无限珍视的成果，也是我进一步探究的基础。它浸透了我多少汗水与心血，检验了我的意志与毅力，追求与学识。除此之外，也表明我有扛得住的身体。我作为西南联大的末届大学生，经历了新中国建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洗礼，还能这样执着地、不遗余力地为了教学与学术奉献自己的所有，我可能是属于人们所戏言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价廉物美、精久耐用”的那一类吧！
可是，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起初，这部讲义同我的其他图书资料一起被红卫兵查封，后来在“斗、批、改”中又被定性为“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勒令上交，再无下文，从此，我用心血与汗水浇灌的这部铅印教材就在我身边消失了，这是一种怎样的痛？我能说的清吗？直到1970年“复课闹革命”工农兵上大学，我也恢复教学工作后，时任教研室主任（文革前萧箑父先生与我为正、副教研室主任已靠边站）的唐明邦先生才把他保存得十分完好的一本《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讲义送给了我。当我从他手中接过讲义时，就像找回了自己丢失的孩子，真是喜出望外，百感交集，感慨万千！现在的人们不曾知道，世界上曾有这样的铅印纸张，不是白色，也不是黄色，而是一种粗糙的近褐色，但印的还是清楚的。当时那种对唐明邦先生的由衷感激之情真是无法言表，一切好像就在昨天！要不是他这样的有心人，这本讲义不仅我手中没有，恐怕也早已绝迹于世了。现在失而复得，它又可以派上用场，发挥其全部应有的功能了。我是多么为自己庆幸啊！写到这里，我要再一次向与我共事几十年的唐明邦先生深表谢意。
这部40万字的讲义由5个专题组成：第1题：概论（主要内容：1．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德国古典哲学的阶级基础；2．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德国古典哲学的实践基础）。第2 题：18世纪后半期的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哲学（主要内容：1．康德的时代及康德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2．康德早期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思想和自发辩证法思想；3．康德早期对莱布尼茨—沃尔夫唯理论的批判和“批判哲学”的形成；4．康德的认识论；5．康德的伦理学说；6．康德的美学和自然目的论思想；7．康德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第3题：18—19世纪之交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第4题：19世纪前30年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黑格尔哲学（主要内容：1．黑格尔哲学产生的时代及其理论来源；2．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特性及其认识论根源；3．逻辑学；4．自然哲学；5．精神哲学；6．黑格尔哲学的总结和历史命运）。第5题：19世纪30—40年代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和终结——费尔巴哈哲学。
讲义的基本思路是力图把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首先是从康德哲学到黑格尔哲学的发展描述和展示为一个具有逻辑的、内在的必然性的过程。这是一个把发展认识的能动方面和发展唯心辩证法结合起来，以解决主体和客体的矛盾、达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为目标的矛盾进展的过程。康德提出和论证了主体认识的能动方面，但却陷入了“物自体”的不可知论。费希特批判了康德的二元论，抽象地发展了人的主观能动方面和思维形式（概念）的唯心辩证法，但却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我论。谢林批判了康德的二元论和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发展了思维内容方面的唯心辩证法，把辩证法推广到了自然界和历史，但却抛弃了主体能动性的思想，陷入了神秘的、静观的直觉主义。黑格尔在总结康德、费希特、谢林哲学的基础上，把主体的能动发展和自然界、历史、人的精神世界的辩证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论证和描述了主体和客体的矛盾进展直到最后达到两者绝对同一的漫长历程。
讲义虽然没有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唯物唯心两军对战和唯物进步、唯心反动的观点的影响。但是，讲义对哲学自身发展规律的信奉与坚持实际上就是对流行的观点的摒弃。可以这样说，这类僵化的观点在我建构德国古典哲学辩证发展过程大厦的进程中所起的不过是一种脚手架的作用。当大厦告竣，建筑用的脚手架就可以而且必须撤除掉，矗立在那里的就只是大厦本身了。
系主任余志宏先生对我在艰苦条件下这么快编写出了教材和我应用教材进行教学所取得的成效十分重视，他不仅把讲义铅印本发给全系教师人手一册，而且特别向《光明日报》记者推荐，就我的研究和教学情况进行专访。远在北京的我的老师郑昕先生见到报导后，极难提笔的先生竟然给我来了一封信，对我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路、方法与设想表示赞许与欣慰。不久，贺麟先生也来信亲切地鼓励我，认为我是在走一条艰苦的、然而也是大有出息的新路。恩师们的肯定与嘉许，激励着我，使我更加增强信心，把自己选择、确定的道路义无反顾地一直走下去。
这部讲义对我往后的德国古典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是那样的重要和不可或缺，仿佛是我的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我对它是那样地熟悉，感到它是那样的清晰，有一根主线贯穿其中，用起来得心应手，没有任何勉强与生涩。我在内心感悟到了一种对哲学发展规律性的探索和驾驭的自由。在它的基础上我进行再创作、再精炼、再概括，再反思，再充实，再典型化，先后完成了在学术界有相当影响的长篇论著和与陈修斋先生合著的《欧洲哲学史稿》。我除了撰写“史稿”的古希腊罗马哲学、西欧封建社会哲学外，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的有关“德国古典哲学”的章节与“讲义”在思路上是一脉相承的。
1962年下半年，在我完成《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讲义后，为了迎接1963年1月召开的首届哲学学会年会，学会副会长余志宏先生（会长是李达校长）和哲学史分会会长萧箑父先生以不容推辞的口气要我为年会撰写一篇主题论文，提出在哲学史研究中如何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继承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事业”（列宁语），唯物辩证地研究以往的哲学史。在他们看来，要我写这样一篇论文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因为我不是刚好编写完了一部以探索和揭示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为目标和特色的教材吗？既然不容推辞和分辨，我只好硬着头皮接下这个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大的难题，全力以赴，不能有丝毫的懈怠。经过多方考虑和反复推敲后，我根据列宁关于“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的哲学认识圆圈运动的设想，对编写教材的思路进行艰苦的反思和艰难的概括，日以继夜，以惊人的速度赶写出了一篇5万余字的学术论文“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当时的状态近于狼狈，我什么也顾不上了，真恨不得时间能够停下来让我喘息一下。由于年会召开在即，我在北大时的团支部书记、武大的同事、大会秘书长朱传启先生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匆匆忙忙赶到我家里来，耐心地等待我划下写就部分的最后一个句号，拿到大会秘书处打印。
这篇学术论文是我初到珞珈山的第二个超常发挥的成果。我很怀念文革前那贯彻“高教60条”的短暂时光和它带给我的机遇，让我这样一个立志献身理性哲学的人能在自己的领域中纵横驰骋。那是何等地令人难忘啊，那时只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没有任何的物质奢望与名利诉求，你只会拼命去干。这样的情景还生动地保存在我的记忆深处。
这篇专论的基本思想认为，法国唯物主义由于自身的内在矛盾而必然自我否定，向自身的对立面、即向以黑格尔集其大成的德国唯心主义转化。全文分为这样两部分：1．“从法国唯物主义向德国唯心主义的过渡”，论述了法国唯物主义推翻了从笛卡儿到莱布尼茨的唯理论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在西欧的统治而上升成为占统治的哲学所取得的胜利，以及它自身的内在矛盾和它在休谟不可知论挑战下否定自身、向对立面过渡的必然趋势。2．“德国唯心主义对法国唯物主义的胜利复辟”，论述了黑格尔完成的德国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胜利复辟”所经历的4 个阶段：（1）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在反对不可知论中向对立面的转化——康德的物自体不可知论；（2）从背离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的复辟——费希特的哲学；（3）从主观唯心主义向向客观唯心主义的转化——谢林哲学；（4）德国唯心主义的“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马克思语）——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我就是这样以丰富的思想资料和高度的逻辑思维勾画出了列宁关于近代这一重要哲学认识圆圈运动的设想的真实轨迹。
论文所体现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即认为哲学史研究的最基本的任务应是在唯物辩证法指引下探索哲学认识内在矛盾推动的螺旋式进展的内在逻辑规律和逻辑进程，在那次年会上引起了赞成者、存疑者和反对者之间不同观点的一场相当激烈的争论和深入的讨论。赞成者的意见认为，论文的这种做法是一种真正进入了对哲学史的客观事实本身的研究，因而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存疑者的意见认为，论文所述的从康德到黑格尔哲学的矛盾进展太有魅力了，环环相扣，完美而理想，以致对它是否符合史实就难免有些疑虑了。反对者的意见是相当尖锐的，认为论文所体现的观点与方法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苏联党的意识形态领导人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和这种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的基本立场，离开了哲学的党性原则。尽管这篇论文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好在对论文的诘难和辩护都是在重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提倡“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的学术气氛下进行的，我的确还是受益匪浅。
这篇长文的第1部分会后不久以“为什么法国唯物主义是西欧19世纪哲学认识前进发展的起点？”为题，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学科）1963年第2期。第2部分还来不及修订发表就迎来了“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在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的“纪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200周年和黑格尔逝世150周年”的学术会议后，我和王玖兴、齐良骥先生应邀赴西安参加西北五省联合召开的哲学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我就20年前撰写的“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一文的基本观点和内容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西北政法学院的会议代表当即邀请我去他们学校再讲一次，参加听讲的，除了邀请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师生外，还有西北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的。回到武汉后，我又就这个主题在当时的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工学院、中南民族学院、湖北大学作了学术报告。后来我在赴中山大学讲授“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研究”课程期间，也曾就此文的观点和内容，在中山大学和华南师范学院作学术演讲。在这过程中，对这篇论文所体现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最感兴趣的是一些中青年哲学工作者。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止一次听过这个学术讲演。在我讲毕后，他们总是十分惊讶地表示，像这样辩证逻辑地再现哲学的发展，真是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对能读到这篇论文、甚至更为详尽地阐发这些观点的专著的那种热望，深深地感染了我，成了我决心发表此长文和正式修订出版40万字的“讲义”的推动力。
1984年，这篇陈修斋先生誉为“哲学史研究力作”的学术论文“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在写成22年后，才载入陈修斋、萧箑父先生主编（陈先生亲切地将我的名字也列在其中，我婉言自己删去了）的《哲学史方法论研究》而全文发表。在学术著作出版最为困难的日子里，在我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讲义诞生30周年之际，我才对它进行了充分的整理、修订、删改和补充，以《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为书名，作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学科点专项基金七五项目成果和武汉大学学术丛书正式问世。书的封面上以小字排出：本书以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矛盾为纲，辩证逻辑地再现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费尔巴哈及其向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论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不久台湾志一出版社出了繁体字版。
我的学长、老友黄楠森先生在收阅赠书后于1993年10月14日来信中表示“感到十分欣慰”，认为“这不是一本普通的著作，而是一个学者生命与智慧的结晶，无数次探索追求、殚精竭虑的成果，又为我国的哲学宝库增添了一大笔财富”。中青年学者郭齐勇教授率先在《光明日报》发文推荐，认为“本书是著者积三十余年研究功力凝成的精专之作”，“在方法论上，本书从理论自身的演进逻辑上把握对象，而不致浮于表面枝节，从而使研究深化。这种方法具有普遍的意义。”（《光明日报》1993年11月5日）我的大学同窗老友、陕西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陈世夫先生在《人文杂志》（1994年第4期）发表评论说：本书是作者“在消融贺麟、汤用彤、郑昕诸大师学术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又加上三十余年教学和思考的心得，著成的一部高层次的学术著作，这是当今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新成果。”特别出乎我意料之外而令我惊愕不已的是，萧箑父先生竟然在《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了他写的一篇书评《让逻辑之光照亮历史》，认为本书“如此清晰、简明、一贯而又深刻地展示这一段哲学思维的内在线索和本质规律，这在国内同类著作中尚属首次，充分体现了作者以高度的哲学思辨驾驭和处理纷繁复杂的思想材料的眼光和慧力，非一般简单引证、机械描述、就事论事之作可比”。
时光悄然流逝，我从1959年三十有二告别未名湖登上珞珈山已经整整半亿世纪了。一个82岁耄耆老者回顾学术往昔，纵有百味杂陈，但总有一种淡定的平静和心安，我认为这才是自己在求学为学道路上的最大成功与宝贵财富。我看重的不是我的学术成果本身，而是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能有那样一份纯洁、虔诚、执着的学术追求和学术实践，有时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走过来的。上述《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的论文和《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这部专著，是我以“必得其真，务求其新”为准则，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埋头探究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全过程的内在规律所得到的一种“回报”，也是我留给自己的一种“永恒的纪念” 。
2009-10-19
求学为学之三：学术研究以方法论为开端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而立之年的我于1959年国庆节后来到了武汉大学，在珞珈山一区5号安下了家。这是众所周知的三年困难时期，物资极端匮乏，几乎到了难以维持正常生活的地步。记得何定华副校长在小操场向全校师生员工做报告，要大家“少活动，多晒太阳”，说这是当年在延安渡过困难时期的经验。为了维持七旬老母、周岁小女一家三口（肖静宁留在北京读研究生）的生计，我不得不在一些琐事上耗去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好在刚好随北京大学师生从农村劳动锻炼一年回到北大不久，农村的艰苦劳动与生活使我完全能适应眼下的各种困难。如从山下自己挑煤灰上山用手搓煤球，步行十几里到武昌汉阳门码头背萝卜上山.萝卜在我的生活中留下许多记忆,母亲的勤劳与能干,使我能吃到四川泡菜萝卜、辣萝卜干.更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母亲看到我深夜还在伏案,劝我休息也无用,总是每每为我送来萝卜丝”夜宵”,那时油很少,一个月只供给几两油，我的粮食定量只有27斤,大米很少,主要是高粮米,杂粮面粉,母亲巧妇能为无米之坎, 她用一小块布条沾一点油在锅中抹一下,用极少的面粉将萝卜丝粘合起来,就成了凝聚着慈母爱心的”夜宵”,激励我,支撑着我繁重的工作.那时因汽油紧缺，有一段时间到珞珈山的公交车也停开了，肖静宁寒暑假回来，是我到大东门火车站接她挑着行李一起徒步回到珞珈山的。有两件小事至今不忘.当我们走到一区山脚下的草地上休息时,我问她有什么吃的没有,她有点兴奋的说,火车上不要粮票供应烧饼,她节约了一个,她看着我一下子就美美地干干地啃下去了,没有喝一点水。北京相对好一些,肖静宁和研究生们发现有一个小店有一种用红果粗制的果酱可以随便买,不加糖,有点酸,也还好吃,她用大瓶子装了满满的一瓶,小心翼翼地从千里之外背来,学医的她还计算着能有多少卡路里,快两岁的女儿会爱吃的。可是由于我的笨手笨脚,不小心就把玻璃瓶打破了,还弄脏了她的衣服和书籍,好在下一个假期红果酱还是源源不断地安全到达了。
说实在的,对当年艰难困苦的生活我毫无怨言,相反的,倒是有点感激这种困难局面。因为正是由于这种局面才打住了那热火朝天的大跃进,才稍稍缓和了一点点日益高涨的阶级斗争,才迎来了贯彻“高教60条”的相对宽松的环境。这对我初到珞珈山的学术生涯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仿佛是在经历惊涛骇浪的大海航行之后，驶入了风平浪静的港湾，骤然呼吸到了阵阵袭来的平和自由的空气。这对我来说可是无价之宝啊！到武汉大学的调令我是被动而无奈接受的，但人已经来了，就成了胡适先生说的“只有拼命向前”的“过河卒子”。除去牢牢抓住这来之不易的好时机，凭着恩师们已把我引进了理性哲学殿堂的优势、自身的基础和干劲，去打开局面，站稳脚跟，一个一个足印地向前推进之外，我别无选择！
我一到武汉大学哲学系，就匆匆走上讲台，开始了教学生涯中主讲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一课，也开始了学术生涯中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事业，与此同时还要着手进行贺麟先生交给的翻译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工作。教学、科研、翻译，三者互相结合，彼此促进，我终于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日益深入到德国古典哲学巍峨大厦的学术道路。
起初，为了解救燃眉之急，我只得以当时被公认为权威著作的苏联科学院出版、敦尼克主编的《哲学史》中的“德国古典哲学”部分为教材进行讲授。但是，在编写教学提纲的过程中，恩格斯关于“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论断深深地吸引着我，在我心里迸发了解开这种发展的连贯性、逻辑性和必然性之谜的强烈冲动；而列宁关于近代哲学认识的圆圈运动（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设想，像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在我眼前显示出了解谜的前景。这就使我清楚地看到了敦尼克主编的《哲学史》中的“德国古典哲学”部分、以及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编写的这一部分的讲义所共同存在的一个根本性缺陷，就是没有表现出恩格斯所指出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这个特点和列宁所说的“圆圈运动”的轨迹。恩格斯的这个论断人们是知道的，甚至在自己的作品中引用和写上了这个论断，然后用几个众所周知的黑格尔战胜康德的例子就敷衍过去了，而不了解这个论断的真实意义所在。在我看来，恩格斯的论断只是一个坐标、指南和号令，它告诉我们，德国古典哲学不是通常所说的那样一个体系推翻和代替一个体系的进程，而是一个严整的具有连贯性、逻辑性和必然性的发展过程；不过这种连贯性、逻辑性和必然性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而是有待人们通过辛勤的探求和艰苦的思维去开发、提炼和铸造出来。基于这样的见解，我坚信，只有抓住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连贯性、逻辑性和必然性这个主题和关键，才能把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和陈述从苏联和国内学术界所止步的地方向前推进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说真的，我为自己能获得这样的学术洞见感到极大的喜悦，就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激动地勉励自己：用你的坚强的意志与信心、智慧与汗水去浇灌这片处女地吧，它一定会以丰收的硕果回报你的，我像着了迷似的这样不断地自己对自己说。
于是，我就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弄清楚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连贯性、逻辑性和必然性的具体表现及其内在机制和根源，以及具有这些特性的发展过程和内在规律，实际上也就是把揭示和描述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逻辑进程作为自己长期研究的中心课题提了出来。经过反复的探索和推敲，能够把这个任务或课题明白地提出和确定下来，这是我在独立治学道路上的一大进展。但是，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我要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解决或实现这样的任务呢？这里说的方法不是指具体的方法，如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等，而是指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过程中起着指导作用和主导作用的研究原则，或者说方法论原则。那么，我要在那里才能发现和找到这样的方法论原则呢？这可以说是我初到珞珈山所面临的、必须奋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建国后的中国思想界，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独尊的地位，德国古典哲学由于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对它以及西方古典哲学的研究也受到了重视与扶持，而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则被打入冷宫而实际上遭到禁止。这种情况也使我在遇到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时，就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倾向，要向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请教。那时，为了找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论原则，除了对黑格尔著作进行广泛深入的学习与研究外，还特别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相关哲学著作进行了一番认真地深入地的研读 。回顾起来，这可以说是我第三次这样地学习马列著作了。第一次是在北平和平解放期间，与在贺麟先生课堂上认真研读黑格尔哲学的同时，我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大量阅读一切能够到手的马列著作。这次学习的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在我思想里形成了没有黑格尔就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不能洞见黑格尔真谛的坚定信念。这一信念支配了我毕生的学术追求。第二次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我在北大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和协助苏联专家指导研究生班的数年间，我对马列著作的学习和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以前。可是，对马克思哲学了解的越多，我在思想上对作为其理论来源的黑格尔哲学的依恋就越深，常常难以自拔。以至最后，经我一再坚决要求，在时任系主任的金岳霖先生和各位师长的大力支持下，我终于回到了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这第三次广泛而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著作则是我初到珞珈山，初次登上西方哲学史的讲坛，为了适应新的教学工作需要而奋发而为的。这就是要找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论原则，也就是我如何真正深入到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中去，有根有据地去挖掘、思考和阐明德国古典哲学的真谛。随着学习马列著作的步步深入，我对自己确立的研究目标越来越充满信心这一段步步深入学习马列著作的情况，使我对自己确立的研究目标越来越充满信心，工作和生活是那样的充实，把不得已来武汉大学的被动情绪一扫而光。那时中外哲学史同属一个教研室，时任教研室主任的萧捷父先生对我认真学习马列著作的情况是很了解的。在那个教条主义大批判、左的意识形态挂帅的年代，他曾向教研室的一些同志打招呼，说杨祖陶同志关于业务讨论的发言、他的讲授、讲义内容都是有根据的，他讲的话有时甚至就是马、恩、列的原话，只是没有点出名字而已；你们在对他的发言和观点提意见时可要小心，不要批到马、恩、列头上去了。也正是基于对我这方面情况的熟悉与了解，虽然我丝毫不懂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他还是亲自上山到一区我的住处，把他为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撰写的论文“王夫之哲学思想初探”的油印稿交给我，诚恳地要我仔细阅读，提出意见。我想他这么做的用意，也许是希望我能在文章的观点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这点上替他“把把关”吧。
通过对黑格尔、马克思哲学反复刻苦的学习和研究，我终于在60年代初发现、得到和系统形成了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些互相关联的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这是我至今仍感到心中格外充实和自我肯定的地方。这些原则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通过政治、法、道德等等一系列的中间环节而受到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的，弄清楚两者之间的内在的、平行的关系，是对一个时代的哲学作深入研究的基础。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是黑格尔的下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一个时代的哲学是关于贯彻和体现在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技术、道德、宗教、哲学等等方面并将它们结合为一个有机全体的时代精神的知识，因此哲学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从总的结果看必然是平行的。按照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弄清楚一个时代的哲学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或世界历史发展之间的平行关系，是对一个时代的哲学进行研究的基础，抽掉这个基础，一个时代的哲学的产生及其特有的内容就不可能得到科学的说明。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对18世纪末到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社会状况进行了详细地研究，写成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阶级基础》的论文（江汉学报 1962年第2期），以阐明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直到费尔巴哈的发展与同时期的德国社会经济及阶级关系发展之间的内在的、平行的关系，并将此作为我往后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奠定这样的基础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它决不是偶然的心得和一蹴即就的产物。但我不能停留在这个基础上流连忘返，因为这还没有真正深入到德国古典哲学本身的研究哩。
第二，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社会分工的特定的领域，也和其他社会分工领域，如贸易、金融、国家权力、法、宗教等等一样，有它自己固有的本性和为此本性所决定的特殊规律以及循此规律独立运行的特殊阶段。哲学的这种相对独立的运动和发展表现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都必须以其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思想资料为前提和它对这些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而这些思想资料本身又是在那以前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并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独立发展起来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德国虽然各方面都很落后，但德国古典哲学家却可以继承英法先进哲学的思想资料，经过艰苦卓绝的思维，把哲学继续向前推进。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落后的德国却能在哲学上演奏第一提琴的千古奇观。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就是要以德国古典哲学从时间上在先的哲学体系向时间上在后的哲学体系进展的内在规律和特殊阶段的这种相对独立的运动或历史发展为对象。
第三，在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发展时，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历史的方式或逻辑的方式。用历史的方式，即按照历史的顺序来进行研究，似乎是很自然的，但我们却不能以这种方式进行，因为这样地追随历史，工作就会漫无止境，而不会有积极的结果。因此，就必须以逻辑的方式，按照逻辑的顺序来进行研究。这就是说，必须首先以历史的客观事实为根据构建起与历史的起点相符合、能够作为逻辑推演出发点的简单概念。从这个概念可以逻辑地推演出下一个概念，换句话说，就是后一个概念的产生及其特性、情况等等都是以一种意识到的必然性从前一个概念中引申出来的。而概念由此及彼的逻辑进展与哲学体系前后相继的历史进展是一致的。因为一方面概念的逻辑推演是以哲学体系的历史进展为参照的原本、校正的准绳和正确与否的依据；另一方面，它又是哲学的历史进展的抽象的、经过理论上修正过的、前后一贯的反映。因此，哲学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环节、要素、阶段等等就都可以在其完全成熟和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周密的考察。这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所制定和运用的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和方法。
第四，在进行逻辑推演时，不仅要以历史进程的客观事实为依据，而且必须以思维的规律为依据。这里所说的思维规律不是形式逻辑的规律，而是辩证逻辑的规律。这就是说，概念由此及彼的运行是遵循它自身的辩证法法则，沿着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圆圈运动和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道路前进的。因此，在运用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研究德国古典哲学时，“关键中的关键”就在于要抓住所建构起来的的概念的内在矛盾性，要对概念由内在矛盾推动的前进发展过程进行分析与综合，并从而揭示和展现出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发展的同样的前进发展过程。
我就是根据上述四条我所发现和找到的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论原则来揭示和陈述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逻辑进程的。为此，我从上世纪60年代初期就进行了大量的、艰辛的、创造性的工作。我在广泛搜集和研究浩繁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教学促进研究，在那特殊困难的年月，高度集中，超常发挥，夜以继日，以边讲授、边编写、边印刷、边发给同学的方式，完成了一部以探索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逻辑为目标和特色的教材——40万字的铅印本《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又在此基础上，经过再抽象、再提炼为湖北省第一届哲学年会赶写了一篇长达5万字的主题论文，系统而深刻的探索了德国古典哲学由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这一内在矛盾推动的螺旋式进展的内在逻辑规律和逻辑进程，冲破了流行和通用的对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框架与桎梏，这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大胆和另类的，这也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一场相当尖锐的学术争论。有意思的是，46年之后，即2009年，当这篇长文以“论法国唯物主义向德国唯心主义的过渡”和“论德国唯心主义对法国唯物主义的胜利复辟”两篇相对独立的论文的形式重现在国内最有影响的天益学术网上时，受到头条推荐，其阅读率创排行榜学术文章之首，这的确大大出乎我自己的意外！拿现代的语言来说，文章虽老，还是有一些“亮点”。这使我体验到我以探索哲学发展基本规律为目标的研究风格和方法是有生命力的。从北大到武大，是我教学与研究生涯的转折，幸而遇上了贯彻高教60条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尊重学术的系主任余志宏先生的支持，使我迸发出空前的学术追求的热忱，那种不顾一切的一往无前的精神，现在想起来有时也有不可思议的感慨！可是，谁会料到接踵而来的却是一浪高一浪的阶级斗争，四清与十年浩劫打破了我的一切学术的迷梦，我的研究工作中断达10余年之久。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才有可能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而我的年龄、身体、心态与初到珞珈山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但值得回忆的是，文化革命后期，由时任系主任孟宪鸿先生支持的由湖北省保康县小小印刷厂排印的的铅印《欧洲哲学史》上、下册讲义（我曾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蹲在厂里协助排字和校对，这一份情感是抹不去的），于198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一套由山沟里飞出的讲义的正式书名为《欧洲哲学史稿》，是我与陈修斋先生合著的最具影响的高校哲学教材，在相关的“德国古典哲学” 部分我又下大力气尽可能使之更多地体现我关于这一哲学运动的内在逻辑线索的观点。1992年，我终于将早已发黄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铅印讲义加以整理、修订、补充作为专著《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正式出版。我说不清的是为什么我不早一点整理此讲义以求教于学术界？这也许是由于我而整个80年代都忙于本科生、研究生的系统教学工程，又一头栽进开设新的选修课《纯粹理性批判》、《小逻辑》的探求之中，并仍然是以教学促研究，写出了一些被学术界视为有份量的新的专论，如“康德范畴先验演释构成初探”、“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等，就把这个已经完成的工作先放着吧。但更仔细地想起来，更好象是由于我完全沉浸在默默地在内心感悟艰辛的付出与探根求源得到真知灼见时的喜悦之中，而把公开出版之事抛在脑后了。这部迟到的著作依然保持了我当年经过艰苦的探索和思考所得到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做法，即以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矛盾为纲，展开这个基本矛盾在从康德开始经过黑格尔到费尔巴哈止的德国古典哲学中自身必然的辩证运动进程及其向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我认为这不仅符合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实际，而且也是鉴于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对立统一在我国的实际生活或理论生活中，都依然是一个所谓“关键中的关键”、“问题中的问题”。归根到底，我之所以能够独立地、从理论上论证地做出这样的工作，都是由于我所发现和找到的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论原则。正因为如此，我在运用这些方法论原则的过程中，也十分注意对它们本身的检验与审视，力图对其精神实质进行再把握、再概括和再提高。这样一个为学的过程给自己带来了不可遏止的精神追求和精神满足，有时全身心投入会达到对自己的亲人“不近人情”的地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肖静宁在北京读研究生三年半中，只有寒暑假才回到家中，可是当我的思路到来时，我自己也无法阻挡，我急于完成正在写的部分，竟然如往常一样的开夜车，直到凌晨两点，后来我听到有动静，才知道肖静宁生气了，她竟在三更半夜的冬天用凉水洗她的又长又粗的双辫子……。
《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一书问世后，学术界有人称之为“哲学史方法论典范”。我在该书的“结束语”中，对我在书中所运用的方法论原则作出了这样的几点结论：
“（1）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不是一个随意的、偶然的过程，不是个别天才人物头脑中的一闪念的产物，而是基于人类思想文化和哲学的已有成果之上的一个有规律的过程。个别天才可以使某一历史阶段的哲学思想带上某种独特的形式，使之更明确、更准确、更系统、更有震撼力，但却不能脱离历史和时代而提出任何有价值的哲学思想。
（2）不过，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并不是明摆着的，而是内在的、隐藏的，它被包裹在无数偶然性之中，在暗中支配着哲学家的思想动向。必须首先“筛选”掉某些不重要的、表面的素材，用那些带有本质意义的材料去突出和强调思想内在的逻辑线索；然后反过来在这一线索指导下，将那些曾被筛选掉的素材重新把握在一个被理解了的系统中。
（3）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必须有一个高出于他所考察的对象之上的视角和立足点。“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马克思语），每一个后来的哲学思想体系都是理解前一个思想体系的钥匙，每一种哲学的内在意义和思想价值，都只有在后来的哲学中才能得到深入的阐明和显示。对于我们的论题来说，这就要求真正地理解和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及其总体的精神实质和善于把它们所同研究的对象结合起来的思维艺术，否则是不可能深入掌握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规律的。
（4）除了哲学思想本身的逻辑进程之外，一个时代的哲学与该时代的整个社会状况，如经济的、道德的、宗教的、艺术的状况，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并且，归根到底，哲学思想是通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受到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的制约的。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比较专门的方面，即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方面的探讨，虽然不可能在分析那些高度思辨的哲学思维的概念、范畴及其内部复杂的逻辑关系时，时时处处都经过各种中间环节去联系当时的经济关系进行说明，但这种探讨必须是在弄清楚同一时期社会经济及其所制约的政治、文化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并表明哲学思想逻辑进程的轴线跟社会经济发展的轴线是平行而进的。” （“论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哲学研究》1992年第10期，第42-49页）
2000年，在为《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一书所写的一篇“后记”稿中，我将自己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简要地概括为“发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我当时是这样写的：“在揭示和阐明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全过程的规律性方面发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始终是我注意的中心”；事实上，我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也是遵循同一个原则，即严肃地对待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力图根据批判地审查过的材料，从事实本身的内在联系来阐明所研究的现象或问题。在这里，“发挥唯物主义观点”，就是要根据大量批判审查过的历史材料来把握事实本身；而所谓“发挥辩证法的观点”，就是要根据事实本身的“内在联系”来阐明事实本身；此外，别无他意。到此，这样地来概括我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论原则，虽然很简要，但却未能把它们的精神实质全面地、精确地表达出来。
最后，2002年，在《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一书的“再版前言”中，我又将所运用的“方法的核心”做了一个我认为至为精当的概括：“这就是要把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学之统一的唯物辩证逻辑应用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历史进程的研究”，而“所谓应用唯物辩证逻辑，就是以它作为研究的指南，去发现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固有的内在规律和逻辑进程，实质上也就是要在这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出与之相应的唯物辩证逻辑的观点。”这就是说，要揭示和阐明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发展，是一个受其固有的辩证法则支配的、由自身的内在矛盾推动的、螺旋式上升的、必然的辩证逻辑进程。
当然，发展出与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全过程相应的辩证逻辑观点，这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一蹴即就的事情。正如恩格斯告诫的：“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令我心安的是，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我就下定决心，不赶浪潮，不趋时髦，而是咬住青山不放松，一头栽下去，长期沉下去，默默奉献，辛勤耕耘，运用我所发现和得到的方法论原则，去揭示和陈述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去原原本本地研究和探讨康德黑格尔哲学中一个一个关键性的、有重大理论意义的难题。这在我，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爱好与执着，而且自觉是一种时代赋予的使命与职责。而立之年，我就踏上了这样一条“务求其新、必得其真”的学术不归路，我不禁暗自庆幸自己！
2009．国庆
求学为学之二：引领我进入理性哲学殿堂的恩师们
我在石室中学高中就读时就确定了学哲学的志向，1945年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入当时教授阵营最为强大的西南联大哲学系。在联大的第一学年中，虽然金岳霖先生讲授的《逻辑》课使我在理性思维的训练上深受教益，受用终身，但是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仍然在我心目中占有至高无上的位置。随着求学的进程，我在贺麟、郑昕、汤用彤诸先生的课堂上如饥似渴地汲取他们传授的知识，并深受他们为人为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先生们的引领、启发与教诲，我的哲学志趣逐渐发生了转向，在我眼前展现出了哲学的理性之光，吸引我一步步进入了理性哲学的巍峨殿堂，从而彻底改变了我原先哲学追求的目标。对理性哲学的深入探索与思考日后成为我毕生坚持的事业，从不动摇，从未放弃。
1946年4月，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复员迁回平津原址。在读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复员的学校，我申请进入北大哲学系学习，获得了批准。本来学生复员是整个学校复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由学校统一办理。可是校方为了减少负担和麻烦，在我们问及时总是推脱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搬迁，并劝学生最好自己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直拖到6月都还没有消息，我和一些川籍同学相约一起先行回川。当时的交通工具只有运货的敞篷卡车，放上行李，人就坐在上面。当车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中盘旋前进经过有名的天险吊死崖和七十二拐时，真是无比惊险，令人吊胆提心，当到了最后一拐时，大家正准备松一口气，可是车一下子就突然翻倒在路上！还算幸运，没有翻下悬崖峭壁和万丈深渊。
当时，我一下子还缓不过劲来，我被压在行李下面了，当同学们扒开被卷、箱子我想站起来时却疼痛难当，后来才知道我的左侧胸部有三根肋骨骨折了。同学们帮助司机把车翻过来，把我和其他受伤的同学扶上车，然后继续行驶送到离此最近的桐梓县旅店暂时安顿下来。所幸的是，恰好这时西南联大教授、中国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的小车从这里经过。同学们只好招手拦住车，请冯先生向教育部交涉，速派车把受伤的同学送到重庆的医院救治。万分感谢冯先生对学生的关爱，由于冯先生出面，教育部很快就来车了。我和另一位伤势严重、申请进入清华大学的同学一起，被送往重庆李子坝一家设备良好的医院。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大致痊愈后，我们俩也不知道怎样与教育部联系办理出院手续，就偷偷地带上自己的东西溜出了医院。我先是回大竹老家继续疗养将息了几个月，这样我就不能及时到校而不得不休学一年。后又从大竹到成都大伯父家，他见我成天看书也不是个事，就把我安排到少城公园文化馆去做一名“干事”，具体工作就是办一个供游人观看的“黑板报”，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干了大约三个月，我就启程到重庆准备北上复学，住在四姐杨仲郁家里，姐夫万程之时任重庆棉纺厂工程师兼厂长，他们出于尽量保证旅途安全的考虑，想方设法给我买了一张从重庆飞往北平的机票。这样，我在1947年7月就顺利地到达北京大学复学了。在那个年代20岁的我就能坐上飞机是何等稀罕的事，遨游蓝天，遥望祖国大好河山，心境顿时开阔，忘掉倒霉的翻车劫难，对重返校园学习充满了渴望。
北京大学校址在离故宫后宫门和景山不远的沙滩。校舍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五层楼高的红砖大楼——“红楼”。红楼的北面是一个很大的操场，这里是北大大学生乃至北平各大学学生经常举行各种集会和活动的著名的“民主广场”，广场西边一带的砖墙是学生们张贴各种声明和大字报的著名的“民主墙”。广场北端是一座造型精巧类似一艘舰艇的灰色建筑——女生宿舍所在的“灰楼”。“灰楼”的西边是一座三层楼的白色建筑——文科各系的办公室和主要教室所在的“白楼”，它底层的那间大教室是北大学生经常举办各种报告会、讨论会或辩论会的场所。“白楼”的南面靠东是学校行政机构所在的一些中国式建筑。正南是一座“T”字形的两层楼建筑，这就是著名的北大图书馆，前排有四间大阅览室和一些专供教授使用的研究室，后面是书库。出了靠近图书馆的学校东门，街对面是地质地理系所在的地质楼。顺着地质楼前面的街道西行就到了北大理学院。这里全是古典式的中国建筑群，朱梁画栋，富丽堂皇，令人想到前清的王府。第一座建筑是一个上各种公共课和举行大型报告会和演讲的大教室。记得北平刚解放时我曾在这里听过著名进步作家丁玲的精彩演讲。大门内东侧有一间琴房，从那里经常传出悠扬悦耳的钢琴声。从理学院再往西，就是一排排平房组成的男生宿舍——西斋。不过，我的宿舍不在这里，而是在红楼东南方向、北河沿边的北大“三院”。
当我到达三院时，令我喜出望外的是，首先见到的就是西南联大时的好友罗荣渠。我和荣渠都是四川人，在联大就同住在由大礼堂临时改成的宿舍里，自己用绳索挂上床单隔开的小单元就是我们的寝室。我们朝夕相处，一起去教室，上图书馆，到食堂，以及学生俱乐部，有时晚自习后还一道去校外城门口吃香喷喷的“拐骨”。现在我休学回来又和荣渠住在同一间寝室里，只不过不是干打垒的大统仓，而是一座颇为洋气的西式小楼。寝室相当大，大约可住10人，但经常没有住满，有人来了可以随时入住。三院离东安市场只有刻把钟的路程，我和荣渠最爱到那里鳞次栉比的旧书店、旧书摊去东翻西找，上搜下索，寻找自己需要的书，常常带来意外的收获。有一次，荣渠在那里不仅找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希腊罗马艺术集》，而且还为我发现了冯至先生推荐我们购置的莱比锡版的“Der Sprach: Brockhaus”的图解字典。我不仅买到一套《诸子集成》，而且还有德文原版的四卷本《歌德著作选集》。我们也常在一起切磋讨论一些思想、学习上的问题。记得一次我们在谈及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长青的”时，他突然问我为什么学哲学。我不经意地回答说，灰色是底色嘛，无往而不在。我又反过来问他为什么学史学。他似乎不假思索地说，哲学太高深太抽象，经济学这类热门又太平凡太实际，史学似乎是介于过虚的哲学和过实的经济学之间，可以把“灰色的理论”与“常青的生活”这两极协调起来。对于他这番富有哲理和深意的谈话，我从内心极感钦佩。士隔三日，刮目相看。这一年来荣渠在为学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了，现在我也应当在这条道路上步其后尘奋起直追才是。
我回到北大复学，只能就读大学二年级，而荣渠已是大三了。在这个学年度里，贺麟先生讲授的“西洋哲学史”是必修课程。这也是哲学系学生得以真正进入哲学之门的重点课程。虽然早在中学时代我就非常景仰先生，但从未闪过那时就能亲见先生的念头。到了联大，先生在渝讲学，又无缘拜见。现在，我终于能目睹先生风采，亲聆先生教诲，直接受业于先生了，兴奋之情可以想见。抱着这样的心情，我走进了先生的课堂。我原以为上课的只有哲学系为数不多的学生，那知选课的竟有文科各系的学生，教室里黑压压的一片，来迟了想找一个座位都很困难。
这是我第一次听先生的课。先生讲课，总是以生动的语言，浅近的比喻，旁征博引，汇合古今中外，穿插哲学家的一些轶闻趣事，深入浅出地讲解深奥难懂的哲学学说。因此课堂气氛活跃，听众真有如坐春风之感。例如，在讲苏格拉底时，先生就以下面这则轶事来说明苏格拉底的幽默、智慧和诲人不倦的品格：一天苏格拉底正和他的弟子聚集在他房子的外墙旁边，他的妻子在楼上窗口大声叫骂要他停止没完没了的谈话，她见苏格拉底没有动静，就从窗口把一盆水猛地泼到他身上；苏格拉底一面用手抹去脸上的水，一面若无其事而又正经八摆地向弟子们说：“雷鸣之后，必有大雨”。又如，在讲黑格尔时，先生引用了少年黑格尔日记中的话来表明黑格尔倾向于辩证思考的天赋：“年少时想吃没钱买，年老时有钱买又不想吃”。通过先生讲授的“西洋哲学史”，我第一次知道了哲学自古希腊直到近现代的发展和沿革，看到了哲学长河中五光十色、异彩纷呈、甚至彼此矛盾的哲学学说，其中最博大精深、令我神往的就是黑格尔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通过先生这门课程，我认为对我产生的最大最直接的影响和效果，就是黑格尔的理性哲学代替叔本华尼采的意志哲学在我心中占据了最崇高的位置。课程结束后，我提交的课程作业是关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先生阅后在上面写了一个较高的评语，对此我并未特别在意，因为我心里明白，这是先生对学生的鼓励。可是当我到先生家时，正在上小学的小师妹贺美英（后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看见我，就天真地学着先生捧着作业来回踱步，自言自语：“真是篇好文章，好文章”的样子。眼前的意外情景，使我感到吃惊，给我信心，也正是此时此刻，我暗下决心，今后要好好追随先生学习黑格尔哲学，一辈子致力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
在下一个学年度（1948-1949）里，我积极地选修了贺麟先生开设的“形而上学研究”课程，学习兴趣与日俱增，扩大和加深了我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谢林、黑格尔的哲学发展进程的理解。接着，在北大学习的最后的一个学年度（1949-1950）我有幸第三次进入贺麟先生的课堂，迫切地选修了先生开设的“黑格尔哲学研究”课程。这门课实际上是先生主持的一个研讨班，上学期学习黑格尔的《小逻辑》；下学期学习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先生要求我们以《小逻辑》的德文原本或英译本为教材来进行学习和讨论，同时把他新近完成的《小逻辑》的译稿发给我们，希望大家对译文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样，我就在先生的指导下，随着课堂的进展，根据德文原本开始了系统地阅读和钻研黑格尔《小逻辑》的难忘历程，为以后漫长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课程临近结束前一个多月，先生的译著被列为“世界哲学名著译丛”的《黑格尔的小逻辑》刚好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给班上每个同学都赠送了一本。从此时起，我就是用这个译本对照着德文原本来反复深入学习《小逻辑》了。这个直排、繁体字的译本现在看起来是何等的不合时宜、不方便，但我一直珍藏着。它的每一页上留下的密密麻麻的字迹和标记，从一个侧面纪录了我对照德文原本刻苦攻读《小逻辑》的乐此不疲的艰辛历程。与此同时，跟北平和平解放期间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我又以空前的政治热情，如饥似渴地学习一切能够到手的马列著作，主要是当时苏联出版的中文本《马恩文选》（两卷集）、《列宁文选》（两卷集）、《斯大林选集》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等。这种情况自然而然地使得黑格尔和马克思在我心中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以至终于形成了没有黑格尔就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不能洞见黑格尔真谛的信念。我很庆幸，能在沙滩北大原址完成了我的大学学业。1950年，我毕业留系工作后不久，学校就从城内沙滩迁到西郊原燕京大学所在的燕园。我也被安排去从事马列主义基础的教学工作和协助苏联专家主持研究生班。这样，我就有机会更广泛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恩、列、斯的著作，特别是哲学方面的著作，可是，对马克思哲学了解得越多，我就越发觉得不了解黑格尔哲学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我对黑格尔哲学的依恋就越深。这时的我，就像“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羽，虽然在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进行教学，但教学之余的全部时间里，仍然是先在贺麟先生指导下继续完成他交给我的《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中有关部分的翻译工作，后又在洪谦先生指导下翻译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序言。经我多次争取，1956年底我终于回到了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从而有条件全力从事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和翻译了。1957年9月《光明日报》的哲学副刊发表了我研读黑格尔的第一篇论文“黑格尔的哲学史观”。
关于康德哲学在西方近代哲学上的重要意义和重要地位，我从贺麟先生的“西洋哲学史”课程中已大致有所了解。因此在选修贺先生开设的“形而上学研究”的同时，我也高度自觉地选修了郑昕先生讲授的有关“康德知识论研究”课程。郑昕先生是我国第一个对康德作精深的研究，而能原原本本地、系统地、融会贯通地介绍康德哲学的康德专家。1933年他从德国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后来国内各大学从事康德哲学的教学与研究的学者都出自他的门下。因此，正如他的首届弟子、著名康德哲学专家齐良骥先生所言：“我们想起郑昕先生，必定想到康德；说到康德，必然想起郑昕先生。在我们的思想里，他们是联在一起的。”（《康德学述》重印感言）郑昕先生在课堂上，极少注意堂下的学生，而是近乎虔诚地沉浸在他了如指掌的康德哲学精髓里。讲到重要处他总是提高声音，睁开眼睛，直视听众，仿佛在问“你们知道吗”，接下来似乎又闭上眼睛在那里喃喃自语。学生听课很难抓住要领，而是茫然地记笔记，回去再对照先生的论著整理笔记。通过听先生的课，我进一步知道了《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在康德哲学中的重要意义和重要地位，对其中的一些重要术语、概念和命题，如物如（物自体）、现象、自我意识、先验统觉，特别是先天综合判断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记得班上的同窗好友、学“西洋哲学史”课程时得了一个绰号“红格尔”的陈世夫，在大家意见分歧时，总爱学着先生的口气和样子，比划着向我们大吼一声：现在我要来一个“先天综合判断”啦！可是我们一打开《纯粹理性批判》原版书时，依然是如坠五里雾中，难以卒读。这时我们就向先生诉苦，他总是习惯地微微裂一下嘴角后说：去看看我的《康德学述》吧！的确，正是《康德学述》这部“堪称我国认真介绍康德哲学的第一部著作”（齐良骥先生语）使我在那时终于得以望见康德哲学的门槛，对康德哲学有了一些粗浅的领悟，日后我对康德哲学的研究探索不得不说正是得益于郑昕先生的引领才起步的。我毕业留校时，郑昕先生是哲学系主任，我是系里唯一的助教，协助先生处理系里日常事务，先生说我还有一点作秘书的才能呢。院系调整后先生被安排为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而我也在这个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得以经常在先生左右，只是当时的任务决定了没有进一步求教康德哲学方面的问题。后来先生仍被安排回哲学系任副主任，金岳霖先生调中国社科院后，先生继任哲学系主任。1956年底我终于回到了哲学系，和先生一起同在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这时先生有意我和他一起翻译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我译先生校，但由于我正在译洪谦先生交给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当时就没有应诺下来，谁知后来再也没有机会了（反右斗争、后又一锅端下放、直到我被调到武汉大学，先生在文革后期又谢世了）。现在回想起来，感到无比的遗憾和内疚。令我感动的是，先生看到我是根据格罗克纳本译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的，就主动把他当年留学德国期间攻读的拉松本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借给我作为参照。这本书，先生用铅笔在一页一页的字里行间划下了线条，在许多页边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随记，虽然纸已发黄变脆，但我仍是一直小心地珍藏着，作为先生对我栽培扶植的最最宝贵的纪念。突如其来的调动——调我到武汉大学的消息传来时，我不知所措，自己的困难实在太大了，不仅是家庭的困难，我回到哲学系还一堂外国哲学史的课也没上过呢！何谈去支援武汉大学？我曾找到先生诉说实际情况，他听了好久都没有说话，最后只好这么说了一句：“你要是共产党员怎么办？”我三十有二到武汉大学，在三年困难时期的特殊条件下，咬紧牙关，奋力拼搏，超常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光明日报》对我从事德国古典哲学教学与研究的状况进行了长篇报导。我是收到青岛家兄来信才知道的，没想到极难提笔的郑昕先生破天荒地给我来信，对我提出的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路、方法与设想表示赞许与欣慰。我感到自己仍在先生身边，先生的手书给他这个初到珞珈山，不畏险阻，勇挑重担，孤军奋战的学子送去了无比的温暧、鼓舞和力量。
在北大学习的最后一个学年度里，我还十分有幸地选修了汤用彤先生开设的“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两门课程。汤先生学识渊博，学贯中西印，与吴宓、陈寅恪先生一起有“哈佛三杰”之称。先生讲课有其独特的风格。上先生的课是很紧张的。因为先生上课从不带讲稿或卡片，绝少板书，也不看学生，而是径直走到讲台边一站，就如黄河长江一泻千里似地讲下去，没有任何重复，语调也没有什么变化，在讲到哲学家的著作、术语和命题时经常是用英语，就这样一直到响铃下课。听讲者如稍一走神，听漏了一句半句，就休想补上，因此就只能埋头赶紧记笔记，于是在课堂上，除去先生的讲课声外，就是学生记笔记的沙沙声。先生讲授内容方面最主要的特点是，他绝不按照他人的转述（即所谓“二手材料”）来讲，而是严格根据哲学家本人的原著，讲解中都要指出某书、某章、某节或某命题，讲授内容可以视为哲学家原著的导读。先生对原著绝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经过严密的分析，引导学生通观原著的本质内容和逻辑线索，以明了其“大体”。他也从不对所讲的哲学学说作主观的判决或宣称它们有什么“用”。
他只是客观地分析讲解它们本身，以一种客观质疑的方法去客观地分析其困难，引导学生把它们作为客观的对象和学问去看待。正是在先生这种把西方哲学作为客观对象而对其作客观研究的思想的指导和培育下，在他的弟子中才出现了陈康先生这样敢于在西方哲学研究上向西方学者叫板、具有使西方学者为了研究西方哲学而以不通中文为恨、甚至因此而欲学习中文的勇气和信心的古希腊哲学专家。用彤先生讲授这两门课程，最后总是归结到讨论如何由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对立而达到康德批判哲学的问题。先生认为，《纯粹理性批判》通过对人类知识能力的批判，既对在理性主义中得到极端发展的“先天知识”问题进行了周密的探讨，也对经验主义的发展所必然导致的休谟“怀疑论”问题作出了有根有椐的回答，从而结束了片面的理性主义哲学和片面的经验主义哲学在欧洲的统治，开辟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相综合的哲学新纪元。先生的精辟讲解大大地增进了我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历史基础、理论来源和开创意义的理解。但是，我当时对先生多次轮翻讲授的这两门课的重要的历史意义还没有什么认识。直到1983年，为了纪念先生90周年诞辰，我根据汤一介提供的汪子嵩、张岂之和他本人的听课笔记，将英国经验主义课程的“绪论”部分整理出来，以“关于英国经验主义”为题作为先生的遗作予以发表（外国哲学 第4辑，商务印书馆）。我在“整理者按”中是这样写的：“汤用彤先生是我国少有的学贯中西印的著名哲学史家。他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的长期教学活动中，曾多次讲授过`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印度哲学史`、`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等课程，系统地阐发了这些领域中的主要问题和他自己的研究心得。汤先生的这些课程演讲，为我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是他遗留给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哲学史界的宝贵财富。这了纪念汤先生诞生九十周年，我们特根据1949年秋季（那时北京刚刚解放）“英国经验主义”课程的听课笔记，将其绪论部分整理成文，予以发表，供研究西方哲学史问题的同志们参考。文章的标题是整理者加的，听课笔记由汤一介、汪子嵩等同志提供。杨祖陶 1982年5月”。通过这一有意义的整理工作，这时，我才对先生这两门课程讲授之对于我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直到1997年底—1998年初，汤一介和河北人民出版社委托我审阅和校订《汤用彤全集》第5卷中“西方哲学”部分约25万多字的文稿时，我又根据上述几种笔记和先生用英文写的笛卡儿哲学的讲授提纲残页，结合我自己当年聆听先生授课的体会记忆，对“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听课笔记整理的初稿进行了认真的细致的系统的校订和补遗。这一责任重大的工作，既是我重新学习钻研先生渊博的西学思想的过程 ；也是我缅怀先生、景仰先生的具体表达。这时，我才对其历史意义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我在校订工作完毕后致河北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的信中说：“先生的这些课堂讲演及其笔记整理稿是西方哲学东渐史的重要文献。它们至今仍保持着其固有的价值，对于今人传授和研究西方哲学依然大有裨益。”
我毕业留校后，汤用彤先生有段时间似乎打算研究一下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派我到离沙滩不远的龙虎寺街上专售线装书藉的书店采购一些有关人物的著作。院系调整后先生被任命为北大副校长。由于我和汤一介、乐黛云伉俪的至交友谊，我到先生家的机会自然地多起来了。特别是1954年底，当我在那里初次见到乐黛云在北大医院住院时的病友、正在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就读的肖静宁后，就越来越频繁地到先生家去了。汤师母十分慈祥而善良，对年轻人的胡闹非常宽容，管吃管喝，还都是最好的。在1957年反右风暴之前，我们度过了多少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乐黛云的弟弟乐光启考上清华来到北京，还有汤一介的弟弟汤一玄，我们经常是六个人在汤家相聚，在未名湖滑冰，到谭柘寺远足，去市区展览馆参观。听汤一介十分幽默的活龙活现地模仿解放前他搞进步活动时经历的一次与伪“警备司令部”打交道的一个小官的讲话，令人捧腹不已！先生住在燕南园58号，环境优美。最令人瞩目的是住宅的诺大客厅由一排几乎高及天花板的书架隔开为餐厅和客厅两部分，书架上整齐地排放着先生珍藏的中外图书。我每次去都要在书架前伫立浏览。在先生大量的英文书中，我发现了一本德文著作：1891年柏林 Mayer ＆ Müller 出版社出版的德国著名康德专家Erich AdicKs 校注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我每去一次就要把这本书取出来观看一次。先生看见我对这书“爱不释手”的样子，就写了一张条子夹在书内，然后把书交到我手里，我打开书一看，条子上写的是“此书借给杨祖陶”。先生的这个举动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使我感到阵阵惊愕，但又是那么切中我的心意。想不到先生竟然把自己珍藏的、扉页打上“YUNG-TUNG TANG”钢印的珍本书如此慷慨地借给了我。我当时竟然一句话也没有说，但先生把书交给我时慈祥和蔼的面容和对后学寄予殷切希望和鼓励的眼神，至今仍然那么鲜明生动地印在我的心底。可以告慰先生的是，我没有辜负先生借书时的期望，几十年后，这本书在我钻研、开设《纯粹理性批判》课程，主导撰写《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和主导翻译《纯粹理性批判》的过程中，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本珍贵的书连同夹在里面的那张先生手书的宝贵纸条我都珍藏着，作为先生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爱和尽心竭力的栽培的永远的见证和纪念。
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到北平沙滩红楼，再到美丽的燕园、未名湖，我始终沐浴在一代宗师的学术、智慧的和煦春风和冬日暖阳里，就是炎炎夏日也因为年轻资历浅而享受着“大树底下好乘凉”。我与敬爱的恩师们的关系早已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师生关系，这是我平生最大的幸运与幸福。所以，1959年当不顾我种种实际困难、“一纸调令如山倒”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是多么的无奈与无助啊，对固有的一切依恋不舍，对未来的一切茫然……。我别无选择，1959年国庆节后，我扶着老母，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扔下刚考上生理学研究生的肖静宁，告别了我的母校，告别了敬爱的师长和亲密的友人，随着火车的鸣叫，奔向我从来未想过会去的陌生的武昌珞珈山。
如今，我来武汉大学已经是整整半个世纪了。值得告慰我的恩师们的是，我的为学的道路与求学的道路是一脉相承的。不论风云变幻，不管险阻艰难，我始终不渝地以恩师们的风范为精神力量，几十年如一日地走在探索、耕耘西方理性哲学的道路上，特行独立，但求心安。
求学为学之一：从石室中学到西南联大
我写“译事回眸”是以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作为自己求学的起点的。其实中学阶段也是我人生中喜爱思考与读书、汲取知识最强的年龄；严格而良好的教育对自己今后确立人生坐标与追求、完善品性都是不可或缺的。如同进入西南联大是我平生幸事一样，我有幸在石室中学度过了高中。打开尘封的记忆，我好像回到了久远的过去……。
我10岁时，也就是1937年，父亲把我从四川大竹县老家送到成都大伯父家求学。大伯杨伯钦是著名教育家，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他1914年留学日本，巧的是与郭沫若、还有一位吴姓同学三个异国同乡同居一室，彼此关怀备至。郭沫若在经过艰苦的努力考上至关重要的官费时，伯父热烈为之祝贺，认为不到半年能取得官费入学资格，真是史无前例。伯父留学归国后任四川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继任职省教育厅，主管全省中小学教育，并创办了对全省很有影响的平民教育促进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那时处于大后方的成都一切都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伯父把我和他自己的儿子、比我只大一岁的三哥一起送到成都市最好的小学——成都市立第一小学读高小。这所小学座落在市中心最大的少城公园里，校舍是一座新建的三层楼房，教师都是很优秀的，对学生的教育十分严格。小学毕业时武汉失守，成都经常受到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市内学校纷纷疏散到郊区。伯父就把我兄弟俩送到成都东郊锦江之滨的私立成城初级中学读书。这所学校是伯父早年几位有志于教育事业的学生集资兴办的，新建了一座“U”字形大楼，所有教室和学生寝室均容纳于内。校区南端是一些供教职工住的平房。伯父把我们送到这里上学，也是由于学校给他准备了两间平房，作为有空袭警报时疏散之用。学校新办，要闯出个样子来。聘请的都是很有水平和经验的教师，管理极其严格，几乎可以说是军事化的。我们的训育主任样子很凶，又来自四川边远的古蔺县，大家暗地叫他为“杨蛮子”。学校规定熄灯后是不许讲话的，训育主任每晚都要巡查，如发现讲话者，不仅大声喝斥，还用鞭子往被子上一抽。学校的对岸是成都著名的风景名胜区望江楼公园。望江楼建在锦江由东向南的转折地段上。登楼远眺，江天一色，十分壮丽。楼内经常有一位老者神情专注、旁若无人地在那里弹弄古筝，更加增添了这儿的诗情画意。离楼不远的绿荫下有一口周边砌得很精致的井，名叫“薛涛井”。据传唐代名妓薛涛在恶势力淫威下宁死不屈自尽其中。在那里还可以品尝到余味无穷的“薛涛干”。我们这些初中生常在课余闲暇时摆渡到望江楼欣赏古筝弹出的“平沙落雁”、“十面埋伏”等动人古曲，或到薛涛井边驻足恁吊。望江楼的美景是那么迷人难舍，记得当时我和一位余姓同学，常在一起绞尽脑汁，遣词调句，总想构思写出一篇描绘记述它的文言文章来，只不过始终未能如愿。
1942年秋，我从成城中学初中毕业考入了成都石室中学读高中。石室中学是成都地区一所著名的中学，历史悠久，达两千多年。汉景帝时，蜀郡守文翁在毗邻供奉孔子的文庙的空地上，筑石室，办起了当时全国第一所官办地方学校，从此，薪火相传，弦歌不绝，直到近代转型为新制中学。最初这所学校由成都市所属十六个县联合出资兴办，校名为“成属联中”，是当时成都著名的四所中学（成属联中，成都县中，华阳中学和私立树德中学）之一。后改为省立学校，这才更名为石室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免遭日寇空袭，石室中学“疏散”到邻近的新繁县郊区的清凉寺，我就是在这里入校就读的。从成都到新繁有汽车往返，而从新繁到清凉寺就只有步行了，如有行李，那就只能坐单人推的独轮车，老百姓称之为“鸡公车”。清凉寺是一座早已荒废的寺院，寺内新盖的一排排以茅草为顶、泥糊篱笆为墙的平房就是石室中学的校舍。国难当头的日子里，这就很不错了，来到这里的师生，非但没有条件差、难以适应的感觉，反倒是觉得这儿的环境是那么的平和、自然、温馨和亲切。入校后，在和同学们的交往中，特别是高年级的同学总是以一种自豪自信的口气向我们赞美夸耀石室中学，说它是所名师荟萃、人才辈出的学校。成都地区的有名气的中学教师，什么不带教具能徒手在黑板上画出各种包括圆在内的几何图形的“高几何”呀，什么从不带教科书和讲稿，一堂课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地道出写出各种化学元素及其分子式的“张化学”呀，……。他们还颇为得意地说，著名的进步诗人何其芳还曾在石室中学教过“国文”呢。石室的高中毕业生很多都考入了当时大后方各名牌大学，如昆明的西南联大，重庆的中央大学，乐山的武汉大学等等，在这些大学里都有“石室校友会”。他们骄傲地告诉我，鼎鼎大名的哲学家贺麟先生就是从石室中学（当时的成属联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然后赴美深造，游学德国的。这番话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原来我景仰的贺麟先生也是石室校友啊！我到北京大学后，凡有石室校友的活动，我都禀告并陪同先生去参加。记得大约是1950年，北大的石室校友在北海公园欢迎新来北大就读的同学，我就陪同先生一道去参加了。当年被北大地质地理系录取的新生，现定居加拿大回国探亲的陶世龙校友，通过网络看到有关我的一篇文章而联系上了，他不无感慨地提到这段难忘的往事，真是风雨故人来！
高年级同学还向我盛赞石室中学的同学大都热爱体育运动，特别擅长排球。石室中学的排球队在成都地区各校的联赛中总是连连夺冠。石室的排球高手后来也都是他们所就读的大学里的排球中坚，甚至如在西联大由石室校友组成的排球队还很拔尖呢。
然而，石室中学最突出最根本的特点还是在于它独树一帜的学习风气。我入学不久就发现，这里的同学对正在学习的各门文理功课虽然都比较重视，但不是平均用力，死劲地门门追求满分、高分；而是有的科目成绩平平应付过去了事。反之，他们对于自己喜爱的科目却肯下功夫，不限于只读规定的教本，而是博览有关的课外读物。不仅如此，他们往往随兴所之，读的看的也许是与正在学习的科目毫无关系的书籍。同时也爱就所爱所得相互交流切磋，有的甚至高谈阔论，争得耳赤面红。太累了，就停下来一起到操场上玩玩球，到附近的田梗上散散步，甚至到远一点的河里去游泳。在他们当中绝看不到“读死书、死读书”的影子。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石室中学这所有着浓厚而自由的学习空气的学校里，耳濡目染，我也深受薰陶，万般热爱读书。几年来逐渐接触和读了一些倾向各异的书藉。主要有王阳明的《近思录》，惠能的《六祖坛经》，林同济先生创办的“战国策”杂志上关于叔本华、尼采哲学的文章和陈铨先生的书《从叔本华到尼采》，还有尼采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所有这些都与我在国难深重而又逼近胜利的日子里对社会对人生有时兴奋、有时消沉、时而浪漫幻想、时而趋向现实的幼稚思考有着不同程度的天然联系。尤其是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主义把世事万物都看作唯一意志的体现和由此而来的对世事和人生或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的推论，更是使我激动，令我陶醉，发我深思。我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种研究“一切是一，一是一切”的学问，那就是哲学。慢慢地我放弃了一直怀抱的步两位胞兄后尘学习当时最为热门的经济学的念头，而立志要学习哲学。
当我在清凉寺上完高一后，石室中学就迁回成都了。不过不是回到城内原址。因为抗日战争尚未结束，城内学校仍须“疏散”到郊区或乡下。石室中学就迁到成都南郊武侯祠对面名叫萧家河的地方，新盖的校舍仍然是和在清凉寺内一样的简陋平房。四周田野无际，阡陌纵横，清清流淌过的小河，宜人的景色，与清凉寺别无二致。我高中二年级就是在这里渡过的。小河岸边是我经常去的地方，在那里望着逝去的流水阵阵出神。人生不就像这流水一样在不停地逝去吗？想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写了一篇近似散文诗的短文，抒发这时的感受，以“中冷”的笔名，寄给了报社，不料几天之后竟在报纸上刊登了出来 。我喜出望外地再与报社联系，可“泥牛入海”，再无消息，我不免大失所望。这件小小往事却沉淀在我心底，成为我回味高二学习生活的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按学校的安排，高三的教室在武侯祠内以篾席为外墙的宽阔走廊里。武侯祠始建于东晋，最近一次重修在清康熙年间。祠内古柏参天，芳草如茵，殿宇雄伟，亭阁秀丽，复有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宰相裴度撰、大书法家柳公权书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面对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武侯高大塑像，心中默诵着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篇——“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涙满襟。”前段时间在萧家河的那份伤感顿时洗涤殆尽，而代之以做一个诸葛武侯那样为自己的事业心力交瘁的人的情怀。可是，正在这时，我不得不因奔父丧而休学返回千里之外的大竹县老家。等我回到成都复学已不能在原来所在的班级——1945年夏季毕业的高十六班就读，而只能上晚一个学期毕业的高十七班，从而就会错过1945年度大学招生的机会。当时我只好去找原班主任诉说我内心极度的不安，他开导、鼓励我说，你完全可以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大学嘛。这样，我就鼓起勇气报考了华西大学哲学系和我梦寐以求的西南联大哲学系。我从内心感激爱护关怀我的班主任，是他使我有幸抓住了西南联大最后一次招生的机会，因为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南联大就将撤销，临时联合办校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将迁回平津三校各自的原址。此刻我也感谢那时灵活的高考制度。
在西南联大发榜之前，我已进入了较早录取和开学的华西大学哲学系。它是美国各教会联合创办的一所高等学校，所以它的全名是“华西协和大学”。华西大学与国立四川大学同为中国西部地区的两座最高学府。它的医学院，特别是口腔医学在全国一直拥有很高的声誉。华西大学的校舍独具风格，是一座座灰色的宫殿式的建筑，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广阔美丽的校园里，特别是毗邻牧场的钟楼一带，是大花园中又富有田园风光的地方，景色更是幽美，令人流连忘返。我的大伯父在卸去省教育厅职务后，立即被华西大学聘为校中文秘书长。他对我能就近在华西大学上学十分满意。但是，当西南联大录取的消息传来后，他见我欣喜若狂、执意要去的样子，虽然有些舍不得和不太放心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但作为开明的家长和高瞻远瞩的教育家，还是赞同和勉励我到西南联大去求学。于是，我就只身负笈，告别了我生活和学习达八年之久的锦官城，告别了美丽如画的华西大学，告别了养我教我的伯父母和在一起嬉戏学习成长的兄弟姐妹们，踏上征程，直指南疆，奔向祖国的春城昆明去了。此时，中国人民的八年浴血奋战已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新的前景在召唤着青年一代。
当我跋山涉水、历经旅途磨难，到达西南联大时，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派完全异于华西大学的景象。学校座落在昆明市的近郊，由一条东西向的马路隔开为北区和南区。校舍是一排排由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设计的干打垒平房，校园内树木稀少，既无芳草如茵的绿地，更无争奇斗艳的花圃。北区是学校的主干区，大部分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大礼堂、行政机构、学生宿舍和食堂等等都在北区。南区的范围小多了，只有少许的教室，此外就是医务室，最主要的是有学生俱乐部，免费提供茶水，成为同学们三三两两放言高论，或低声议政，或休闲打桥牌的场所。
来到西南联大简朴、平实的校园，我没有任何陌生的感觉，反倒是感到倍加亲切。这里的景象与我高中时期在清凉寺和萧家河经历的何其相似乃尔。这也许是我在这里比在华西大学觉得更为自在、自然的原因吧。但是，对于我来说，最为根本的是，西南联大是学者云集、大师荟萃的最高学府。我以能赶上末班车来到这里，师从全国著名的哲学大师，目睹他们的风采，亲聆他们的教诲而无比庆幸和自豪。
我一个18岁的大学生，一到学校，就鼓起勇气去觐见我敬仰的学贯中西印的汤用彤先生。先生热心扶持后学，竟然应允了我的请求，把他的藏书、线装本的《高僧传》借给了我这个刚来校报到的新生，内心的感动和感激无法言表。可惜的是，贺麟先生正在重庆中央大学讲学，无缘及时拜见。与此同时，我又到处搜寻名教授们的著作，如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金岳霖先生的《论道》，贺麟先生的《近代唯心论浅释》，郑昕先生的《康德学述》，洪谦先生的《维也纳学派哲学》等等。那时，我作为大一学生还只是上一些基础课程，如政治课（三民主义）、大一国文、大一英文、普通生物学（也可选数学、物理、化学，只限一门）等等。唯一与哲学有关的就是金岳霖先生给文科学生开设的、可以说是哲学启蒙课程的“逻辑”（形式逻辑）。
金岳霖先生是把现代逻辑系统介绍到中国来的先驱，是上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进行逻辑分析的最大代表，是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的。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联大撤销，金先生复原到清华大学，我就没有机会聆听先生讲授《知识论》等经典课程了。1945年第一次听金先生讲逻辑课的情景至今不忘。金先生身材高大，面庞清瘦，经常带着一付墨镜和用深绿色透光胶片制的太阳罩，很有绅士风度。他习惯于坐着讲课，当他要学生回答问题时，总是照着名册，用温和而有力的声音叫“mister某”或“miss某”，让人亲切地感到先生对待学生的平等态度。先生讲课的语气一般比较缓慢，但讲到重要之处也会急促有力，先生在讲授中并不刻意追求趣味，但下面听课的学生总是聚精会神，兴味盎然。我与先生在课下有一段难忘的巧遇。联大北区西北角上有为师生服务的洗衣房，一次我送衣服去洗时恰遇先生取衣，他见我来了，把叠好的衣服随手放在长条凳上，然后就坐在上面兴高采烈地同我谈起话来。可当他要走时，却突然有点惊慌地叫起来，“我的衣服呢，我的衣服呢？”并四处张望搜寻。我忍不住笑起来说，“不就在您下面坐着的吗？”金先生起身一看，不禁哑然失笑。
七年之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金岳霖先生从清华到北京大学任哲学系系主任，而我当时正调入新成立的马列主义教研室。有一次他看见我时亲切地表示，希望我回到哲学系在他身边工作。但是当我多方争取1956年底真的回到哲学系时，先生又将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国社科院任哲学研究所所长了。先生一直单身，生活由一位能做一手中西好菜的厨师照顾．先生喜欢和中青年教师（多半是他过去的学生）交往，如汪子嵩、周礼全、吴允曾、朱伯崑等，有时邀请我们去他家饱餐一顿美味的“烧烤鸡”。1957年初我和肖静宁的婚礼在北大中关园工会俱乐部举行，由亲密无间的好友乐黛云、汤一介操办。参加婚礼的有肖静宁班上的同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和哲学系所有的教授讲师。金岳霖先生也来了，临行时他悄悄地塞给我一个红包，在我耳边轻言细语地说：“恭喜你们，我不会买东西，你俩挑着买点喜欢的东西吧！”当时我的心中感到无比的温暖。1959年，当我即将转赴武汉大学任教时，到东单绒线胡同中国社科院宿舍楼向先生辞行，他还是拉着我的手，由衷地叮嘱我“要珍爱自己的感情，不断加深自己的感情啰！”先生的话一直牢记在我的心底。先生用最高的理智驾驶自己的情感的故事我略有所知，那是一曲感人肺腑的具有传奇色彩的千古绝唱。这一别又是十多个年头过去了，1974年我有机会到北京，曾到先生住处拜望。一进门就看见年近八旬的先生孤独一人坐在诺大的客厅的一张长沙发上沉思。他见我到来很是高兴，想用力站起来与我握手，我赶快上前挡住。这时我不免有些伤感，但我立即想到，这不就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探微穷理的哲人常有的孤寂的命运吗。在我眼前呈现的，不就是以其深邃思想影响了人类哲学发展进程的康德那样的哲人吗？正是康德，单身一人，惟老仆相伴，思索探究，直至80高龄。想到这里，伤感之情，一扫无余，而是更加肃然起敬，为先生的健康高寿深深祝福！
在西南联大，通过学习金岳霖先生讲授的“逻辑学”，我虽然懂得了正确思维所必须遵守的规律和形式，但我却没有因此改变自己在中学时代就树立的对非理性哲学的信仰。在我的心目中，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仍然是我追求的最高的哲学。这种情况在以后的学习与思考中才发生根本的转折。
译事回眸之一：在冯至先生课堂上学德语
岁月如梭，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如若给自己的往昔生涯定个位，似乎是属于“一生只挖一口井”的自知自制而又心无旁骛的人。人人都崇敬那些在科学、艺术等领域“一生只挖一口井”的大师泰斗们，他们挖井不止，直至清泉涌出，源源不断，给人类文明以杰出的贡献，更突显一种令人格外怀念和赞叹的纯粹。我一生只挖一口井，却少有清清泉水涌出，但在漫长的生命历程和学术生涯中，那些启蒙我、鼓励我、鞭策我、为我提供动力、工具与条件的先辈恩师与友人却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
60余年前，我一个来自四川小县城的高中生能进入令人响往的著名学府西南联大哲学系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复原后我又随之到了北京大学，实在是平生最大幸事。往事历历在目。在北大求学期间，贺麟先生讲授的“西洋哲学史”深深地吸引了我。贺先生在课上课下总是教导我们，搞西方哲学必须把教学、研究和翻译有机地结合起来，自那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始终牢记着先生的话，坚定不移地走在这样一条“三结合”的道路上。翻译工作也就成了我学术生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翻译工作的进展和对翻译认识的深化，我逐渐明确地树立起了这样一个理念和信念——翻译必须力求忠实于原著的原旨原意。而回顾既往，我的全部译事实际上也正是在这个逐渐明晰起来的理念之光的照耀下进展的。
说到翻译工作，我不由自主地首先想起我跟冯至先生学习德语的情景。鉴于我对德国哲学的浓厚兴趣，除公共英语外，我一直盼望着能够学习德语。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1947-1948年度，冯至先生开设了一门德语专业班的德语课程，上下两学期，每周12学时。冯至先生是年轻学子仰慕的联大外文系的德语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22岁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的才华横溢的诗人。能在冯先生的课堂上学习德语真是有幸之至。冯先生课堂约有30余人，先生教学极其认真，对学生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我记得，我们上第一堂课，他就是用德语讲授，营造一种语言环境。依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他用德语提问，也要求学生用德语回答。冯先生这种教学方式激起了我们这些初学者的极大兴趣与热情，但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对我们施加了一种学习压力。为了能听懂先生的讲课、特别是提问时不致落伍和尴尬，我们都要紧张地抓紧时间进行预习与复习，不敢稍有懈怠。德语的变格、主动被动态、以及代词、冠词的应用都很严格，与英语不同，开始很不习惯。冯先生从不孤立地生硬地讲语法，而是通过课本的小故事生动地讲授各种语法现象，培养初学者的德语思维习惯，同学们都感到受益匪浅。
冯先生在课堂上虽然很严格，一丝不苟，不讲情面，但在课堂外却很是平易近人，对学生十分亲切，诲人不倦，丝毫没有“大教授”、“大诗人”的架子。喜爱诗歌的同学总是团团围绕着先生七嘴八舌地问起歌德和杜甫的诗篇，而他也总是和蔼可亲地与之交谈，绝无居高临下、强加于人的迹象。我也就鼓起勇气到冯先生家里去请教，他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哲学系的初学者，耐心地回答我提出的各种问题，当我问到是否可以读点课外读物时，他随即转身从书柜里取出一本赫尔曼?黑塞的散文小册子递给我，向我简略地介绍了这位德语文学中的散文大师的成就和作品特色，并嘱我读完后再来换一本。这里顺便提一句，冯师母姚可昆也是留学德国的大教授，非常和蔼可亲。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冯至先生这位戴着金丝眼镜的著名的德语教授，似乎从来不着西装，总是穿着长衫。为提高学习兴趣，他还在课堂上教我们如何朗诵德文诗歌，他饱含激情，其神态举止，其地道的德式抑扬顿挫征服了大家，会使人忘记这是一位着长衫的中国教授。我不妨将至今不忘的、冯先生当年绘声绘色地在课堂上朗诵的歌德的著名小诗，附在这里，以表对冯先生的追思之情。
WANDRERS NACHTLIED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über allen Gipfeln
Ist Ruh,
In allen Wipfeln
Spürest du
Kaum einen Hauch;
Die V?gelein schweigen im Walde.
Warte nur, balde
Ruhest du auch.
群峰之巅
是静谧，
树梢之间
你难觅
一丝微风；
小鸟深宿林丛，
不消多等，
你也归来其中。
（游子夜歌，欧凡 译）
说来，我对冯至先生的敬慕不仅来自学习德语的课堂，还来自先生在北大沙滩白楼大教室里座无虚席的演讲。那次讲的是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存在主义奠基人基尔凯郭尔的哲学思想，使我更多地看到冯至先生的渊博学识和在哲学上的深精造诣，仰慕之情与日俱增。演讲使我大开眼界，了解到，在当时的欧洲除了理性主义思潮之外，还有与之对立的基尔凯郭尔存在主义思潮。正是这位哲学家在19世纪上半叶，首当其冲地粉碎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思潮的枷锁，大力肯定了个人主观性的独立性和真理性，探讨了当时哲学家们所漠视的恐怖、战栗、绝望、危机、理性的崩溃等人类经验。在二次大战后，他的思想就从默默无闻中爆发流行起来了，成为存在主义的直接先驱。先生的精彩演讲可以说是首次在国内评介基尔凯郭尔的哲学，这对于有志于研究西方哲学的年轻学子其吸引力与启迪就不言而喻了。
还有一件印象较深的事，当时北大学生社团活动非常活跃，“新诗社”经常举办诗歌朗诵、新诗研讨和请著名诗人演讲等等活动。一次，冯至先生应邀在沙滩白楼大教室作关于德国极负盛名的诗人歌德、诺瓦里斯、里尔克的抒情诗篇的演讲。会场人山人海，险些把诺大的教室挤破。冯先生报告完后同学们自由发言提问，其中一位女同学的精彩发言引起大家的注意，我旁边的一位同班同学告诉我，这就是中文系有名的才女“黛子”（乐黛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日后的漫长岁月中，她与我的同窗汤一介成为了我们家庭的最亲密和信赖的朋友。
继冯至先生之后，我还在田德望教授（后来翻译但丁《神曲》的著名大学问家）、德国教授弗朗克的课堂上继续学习过德语，德语的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而今，我虽然年已八旬，在这些大师先生面前我永远是学生，师恩难忘。冯至先生是把我引进德语之门的第一位恩师，正是由于冯先生这样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德语，我才有可能后来在贺麟先生的课堂上，如贺先生所期望的那样，对照黑格尔《小逻辑》的德文原本来读先生此书的译稿，并尽可能地提出一些翻译方面的问题、意见和建议。贺先生的这种可以说是“不耻下问”的做法不仅表现出了一个“大学问家”、“大翻译家”的胸怀若谷的谦逊；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学者为使自己的译文更加贴近原文的真实而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精神和反复校正的应有的负责态度。正是从先生课堂的薰陶里，我才慢慢地对先生所说“翻译是件难事”这句话有了较深一点的体会。
总之，在大学求学时期里，冯至先生教会了我受用终生的德语；贺麟先生使我耳闻目染到翻译之不易，使我初步懂得了应当以怎样的态度和精神来对待德文古典哲学原著的翻译，这些已在我的脑海里打下深深的、不可消除的烙印。
《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修订版前言
本书初版于十年前。出版后不久台湾志一出版社就出了本书的繁体字版，后又获国家教委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由于本书问世于学术著作出版最艰难的时期，印数不多，很快就脱销了。多年来本书都被列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招收德国近现代哲学方向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目，但早就是只有书目而找不到书了。许多研究生和外地素不相识的人都来打听哪儿能买到此书，有的人为了得到此书，甚至从别人那里将它复印下来，可见希望此书再版之心切。现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决定再版此书，以满足各方需要，这是令人感到欣慰和庆幸的。对于出版社的这一远见卓识的决定，我要表示特别的谢意。
下面我想就本书的研究对象、课题和方法说几句话。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即在这一时期德国哲学革命中相继产生和形成的各种哲学学说或哲学体系。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在我国曾经是一个热点，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它就逐渐地受到漠视。这种现象的出现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历史原因，但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不理解或不甚理解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即其理论的和现实的意义。我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一文中曾经指出：虽然我国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从德国古典哲学的无比丰富的内容和极其深刻的意蕴，从它作为一个整体的无数构成环节，从它作为人类哲学史上一场持续时间最长、展示出一幕幕宏伟场景的哲学革命所隐含的支配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等等来看，我们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和对整个西方哲学的研究一样，不能不说都还处在起始的或初级的阶段”[①]。然而，就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需要大力引进、研究、借鉴和吸收西方哲学来看，时代要求于我们的却是必须把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在学术化的道路上推向更高的阶段和更高的层次。这是因为不深刻理解作为以往西方哲学发展最高阶段的德国古典哲学，就缺少一把理解它以前的西方哲学发展诸阶段的钥匙；不深入理解作为现代西方哲学产生和发展的源头、土壤和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就难以深入理解现代西方哲学及其发展；不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前提和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本质和特征。
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不仅具有这样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培育和铸造我们国家新的、社会主义的、现代的民族精神具有值得注意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现代价值集中地表现在它把西方哲学传统所特有的两种精神发展到了典型的高度，这两种精神恰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而又为中国现实所必需的。这就是“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前一种精神理应是西方的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得以生成和发展到今天这样的高度的精神前提，后一种精神则可以说是西方发达社会从封建的自然经济进到市场经济再进到全球经济从而客观上为通向更高社会形态开辟道路的精神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地继承和发展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两种精神。针对“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恩格斯宣称“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②]。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同样继承、改造、发展和提高了“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这集中地表现在他们把建立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③]宣告为共产党为之奋斗不已的最后目标。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继德国古典哲学之后所进一步向前推进了的这样两种精神应当成为正在形成中的现代中国的民族精神的核心。
本书的课题是探索和阐明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这无疑是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中最核心、最本质的一个问题。
所谓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要把这个历史时期中相继出现的各种哲学学说或体系作为人类哲学思维自身具有逻辑必然性的矛盾进程来研究，并使它们作为人类哲学思维由于内在矛盾而向前推进的、必然的、活生生的自己运动的过程呈现出来。因此，正如我在别的地方指出来的那样，“所谓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实际上也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的历史进程，只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外在性和偶然性，它是现实的历史进程按照其自身的规律修正过的和在纯粹的、典型的、逻辑上前后一贯形式上的反映，简言之，它是现实的历史进程之辩证逻辑的再现”[④]。
关于解决这样一个课题的方法，我在本书的“结束语”中作了一个简明而颇为全面的总结性的说明。现在需要指出的是，就这方法的核心而言，它其实已经包含在对这课题的理解中了。这就是要把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学之统一的唯物辩证逻辑应用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历史进程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必须从充分占有的、经过批判审查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材料出发，寻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首先是内在的矛盾的联系，根据它们的内在联系把历史中不同的哲学学说或体系理解为由其内在矛盾的展开所构成的哲学发展的不同形态或阶段，并循着内在矛盾运动的轨迹而寻找出这些发展形态或发展阶段的内在联系，根据这样的内在联系而把所有这些按一定顺序联结起来的形态和体系理解为人类哲学思维的有内在必然规律的进程。正是依据于这样的方法的运用，本书把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理解和展示为围绕“主体能动性和客体制约性”这对矛盾所展开的从一种哲学形态到另一种哲学形态的螺旋式上升运动，阐明了人类哲学思维在这个思维时期内从一个思维层次到另一个思维层次的提高，并由此必然发展到它的逻辑结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
在这里还必须说明的是，所谓应用唯物辩证逻辑，就是以它作为研究的指南，去发现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固有的内在规律和逻辑进程，实质上也就是要在这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出与之相应的唯物辩证逻辑的观点。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⑤]。本书只是以唯物辩证逻辑为指南来探索和阐述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的一个初步的尝试，缺点、不足和错误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对于这样的尝试来说，只要能引起不同的意见和讨论，就是它的成功或意义所在。因为只有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规律和逻辑进程的认识才能一次一次地更加接近真实，但决不会达到什么“绝对完善”、“不容再议”的最后解决。所以本书对于一切指正和批评都是敞开或开放的。
本书这次再版，我作了以下几点修订工作：
1．对正文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对有的表述方式进行了调整。
2．第一章有关康德三大批判著作的引文尽可能都根据最新出版的康德译著引用，如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判断力批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一书的引文则尽可能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苗力田译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引用。这样便于读者查阅。
3．删去了初版的附录(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而代之以作者的另一论文《德国近代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关系问题》[⑥]，作为再版的附录。这是考虑到前文与本书本质上只是一种历史的联系，后文则是本书在内容上的一种进展，讨论了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中应当注意的一个新的视角和方面，对于读者和研究者来说也许会更有意义。
4．为了满足读者和研究者的需要，新版还附有作者特意编制的：(1)汉德人名对照表；(2)汉德书名对照表；(3)汉德术语对照表。
本书再版虽然作了这些修订，不完善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杨祖陶
2002年12月
于珞珈山麓
注释：
[①] 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见(哲学研究)2001年第4期，第27页。
[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④] 杨祖陶：论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见《哲学研究》1992年第10期，第42页。
[⑤]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⑥] 杨祖陶：(德国近代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关系问题)，见(哲学研究)1998年第3期。
原载 杨祖陶著：《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武汉大学学术丛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修订版；（名家学术）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修订本第2次印刷
《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后记
本书是在旧稿《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整理、修订和补充而成的。
当我画下书稿的最后一个句号时，思绪便不由自主地飞回到了30余年前。1959年秋，我受命从北京大学调至武汉大学哲学系，很快就开始了我教学生涯中主讲德国古典哲学的工作。在编写教学提纲的过程中，思格斯关于“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论断深深地吸引着我，在我心里产生了解开这种发展的连贯性、逻辑性和必然性之谜的强烈冲动；而列宁关于近代哲学认识的圆圈运动(“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设想，像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在我眼里显示出了解谜的前景。这就促使我把揭示和描述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作为自己长期研究的中心课题。我坦白地承认，正是解决这个课题的兴趣和需要，成了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原理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论述进行一番广泛深入的研究的真正动力，也成了我思考和探究有关德国古典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各种问题的特殊视角。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自信已经依照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及其方法论原理，大致弄清楚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阶级即经济—政治基础、实践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思想基础即近代哲学及其向德国古典哲学提出的问题和任务之后，就向自己提出了着手编写一部以探索和揭示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逻辑为目标和特色的教材的任务。我的想法得到了系和教研室方面的支持。那是一个物质条件特别困难的时代，连一张普通的稿纸也难见到，这就逼使我不得不以一种现在也难以想象的竞技状态来完成这项自选动作。由于时间紧迫，这项工作只好马不停蹄地以边讲授、边编写、边由印刷厂印发给学生的方式进行。就是这样，到课程结束时，将所发散页集中起来装订成册，同学们居然有了一部40万字的铅印本《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与此同时，湖北省社联哲学学会即将召开第一届年会，我又在新编教材的基础上为年会赶写了一篇5万字的学术论文《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系统地、具体地分析和描述了列宁所说的“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这个哲学圆圈运动。这篇论文所体现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即认为哲学史研究的最本质的任务应是在唯物辩证法指引下探索哲学认识由内在矛盾推动的螺旋式进展的内在逻辑规律，在年会上引起了不同观点之间一场相当激烈的争论和深入的讨论，使我获益匪浅。正当我已有可能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这个课题时，“四清”运动和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却无情地中断了我预定的研究进程达15年之久，直到70年代末，才又有可能重新着手思考这个问题。1983年出版了我和陈修斋教授合著的《欧洲哲学史稿》，我力图使我执笔的“德国古典哲学”尽可能多地体现出我心目中关于这一哲学运动的内在逻辑线索的观点。1984年，我的长篇论文《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被收入《哲学史方法论研究》(陈修斋、萧疌父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得以全文问世。在此期间，我曾多次就此文的基本观点和内容在西安、广州、武汉等地作学术讲演，引起了听众和读者的极大兴趣，有的人甚至说，像这样辩证逻辑地再现哲学史，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热望读到这方面更有分量、更系统、更详尽的专门论著。这使我深感有将《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加以整理、修订、补充作为专著发表的必要。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件事总是一拖再拖而未动手。后来，这项工作列入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学科点专项基金七五项目，也就非干不可了。
在着手这项工作时，我仍然力求保持旧稿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做法，即以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矛盾为纲，展开这个基本矛盾及其制约的各个矛盾在从康德开始到费尔巴哈止的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自身必然的辩证运动进程。因为我认为这不仅符合于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实际，而且还在于：30年来我国哲学领域的一些重大争论，特别是近10年来围绕着主体性问题进行的长久而激烈的争论都一再表明，深入、全面、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对立统一关系仍然是一个所谓“关键中的关键”、“问题中的问题”。为了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熟悉和了解哲学史上对于这个问题曾经进行过一些什么样的研究和争论，在这样的过程中又出现过一些什么样的理论和学说，它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必然联系，它们各自存在着什么样的是非得失，它们在总体上又体现着什么样的规律性的经验教训等等，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我看来，提供富有这样内容的作品应是哲学史研究者不容忽视的职责。正是从这点出发，我在修订过程中也同时力求站在时代的高度，重新审视旧稿的全部内容和观点，突出那些与时代脉搏息息相关的问题，删减那些与时代主题疏远的材料，补充一些必要的内容。在这当中，课题组成员邓晓芒副教授在协助我完成对40万字旧稿的整理、修订和补充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和智慧。他与我多年来一起从事教学、研究和指导德国古典哲学方向的研究生，对我的思想有比较透彻的了解，且善于给以准确恰当的表达，这次他除在旧稿内容上作了一些必要的取舍，在行文和表达上进行了加工和润色外，还补写了有关康德美学思想和自然目的论思想的部分。这全部过程的最后成果就是这部《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书稿。
在本书脱稿之际，追忆它萌芽、成长和最终成形的足迹，对来自不同时期不同方面的支持、关怀和协助的感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对于邓晓芒同志，我要特别致以诚挚的谢意。我还要向关怀和支持本书出版的领导和同志，对为本书的编发付出辛勤劳动的责任编辑戴老红同志，表示衷心的谢忱。
杨祖陶
1992年2月
于珞珈山麓
原载 杨祖陶著：《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武汉大学学术丛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第1 版、2003年11月修订版；（名家学术）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修订本第2次印刷
《陈修斋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序
陈修斋先生《哲学和哲学史论文集》已由他的亲炙弟子段德智君整理编辑就绪了。面对凝结着这位著名学者的智慧、卓识和宏论的书稿，不禁思绪万千，悲从中来。修斋是我一生中难得的、长期生活工作在一起的、可敬可亲的良师益友，此时此刻，他的形象，从我们最初相识直到最后诀别，终于由远及近，一一地呈现在我的心底。
一
初次见到修斋，是1948年我在北京大学哲学心理学系读书的时候。那时，总有几位年纪较长、谈吐高雅的人士同我们一起听汤用彤、贺麟和郑昕诸先生的课，其中两位的名字和样子至今还保存在我的记忆里，其一就是修斋，另一位是他的挚友孙霄舫先生。后来才知道，孙先生是研究生，修斋是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编译委员会的成员。对他们我作为后生虽有敬意，但却从没有同他们攀谈过。到了1949年春季学期，他们俩都从课堂里消失了，听人说孙先生留学去美国，修斋则由洪谦先生聘请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去了。
1952年院系调整，我在北大哲学系担任接待工作，在一群外地来京的先生们中我又见到了修斋。可是不久我就被借调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研室去了，极少在哲学系活动，因而同修斋也就没有过个人之间的接触。我只知道，修斋和其他几位先生一起，在洪谦先生主持下编译了《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做了不少重要的译校工作；在任华先生主持下编写了解放后北大哲学系第一部西方哲学史讲义，还编写和出版了当时很有影响的《哲学史简编》；此外，他还主讲了一个年级的西方哲学史课程；而更令人注目的是，他在1957年1月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居然不畏棍子和围攻，拍案而起，为自己的老师贺麟先生关于必须对唯心主义哲学进行正确评价的观点作辩护。所有这些使我对于修斋的学识、才能和理论勇气有了深刻的印象，并由衷地感到钦佩。1957年下半年我回到哲学系，不久就下放清水劳动锻炼，又失去了同修斋交往的机会。后来，在清水，听说他已接受李达先生的聘请回武汉大学重新创办起来的哲学系执教去了!
二
也许是命运注定了我和修斋有不解之缘吧，1959年初夏刚从清水回校不久就得到了要调我去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消息。据说修斋因为“大鸣大放”的问题被停止讲课，是武大来人要求北大去人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去武大，岂不是乘人之危，我又怎样和修斋相处呢?更何况我还面临许多困难：女儿还不满周岁，妻子即将从北京医学院毕业而又无法去武汉(因武汉地区没有分配指标)，母亲年老多病，而更其重要的是我还从未上过一堂西方哲学史的课。对于我的这些困难，当时的领导可以说是方针既定，不予考虑。我的老师贺麟、洪谦两位先生虽然同情我，但也无能为力。他们只能十分真诚地安慰我：修斋为人正派、生性耿直，有话总要说出来，不是那种心里一套、嘴里一套的人，是很好相处的。当时的副系主任邓艾民先生针对我教学准备不足的顾虑不无好意地说：到了那里，还是可以多多依靠陈修斋嘛。先生们的这些语重心长的叮嘱给了我信心，成了我一直牢记在心的座右铭。国庆节后，我拖着老母怀抱婴儿到了武汉，一下火车，在迎接的人群中我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修斋。随后，我到修斋的寓所看望他，刚一坐下，他劈头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听说是你来，我的心就放下来了。”他说得很诚恳，很直爽，很痛快，似乎是在向一个多年不见的友人披露心曲，表达出一种只有对于一个有生死之交、历经考验的老朋友才可能抱有的信赖。这句无法估量其分量的话，像一股暖流在我的全身心里激荡，我的疑虑完全冰释了，使我又是感动，又是感激。我也坦诚地淋漓尽致地讲了我得知调武大以来的种种心情和顾虑，表达了在业务上向他学习、得到他的指教和共同肩负起教学重担的愿望。修斋也披肝沥胆地谈了他在北大的种种遭遇和情况。这是我认识修斋十多年来的第一次交谈，我们往后30多年莫逆之交的历程就这样地开始了。
几乎是到武大的第二天，我就走上讲台讲授西方哲学史课程的德国古典哲学部分，而这以前的全部内容都是修斋在1958年讲授的。同学们反映，修斋讲课的特点是：以明白易懂的语言，将哲学史上极为困难复杂的哲学体系，经过精缕细分，有条理、有重点地传授给听众，因而深受学生欢迎。在安排下一个年度的教学计划时，我强调自己准备不及，建议仍由修斋主讲古希腊罗马哲学和中世纪哲学，至于德国古典哲学以外的部分则由其他青年教师担任。一年后，我又从有利青年教师的培养和保证教学质量出发，建议由修斋主讲德国古典哲学以前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说，一年的课，他讲上学期，我讲下学期。修斋虽然在政治上蒙受怨屈，刚受到取消年终多发一个月工资的不公待遇，还随时遭到不点名的批判，但他对这一切都处之泰然，毫不计较，仍是认真负责地担当起了讲课和指导青年教师的重任。从这以后，直到1980年，西方哲学史这门课程基本上就是按照这种格局进行的。在接踵而来的教学革命、“四清”、“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格局一再被上纲为“专家路线”，对此我和修斋总是本着对学生和青年教师真正负责的精神而一笑置之。在长期的教学合作中，我们互相尊重，互相支持，配合默契，久而久之，在校内外传为佳话，以致好些人在谈到我们时都形象地称我们为一对“老搭档”。
三
“文化大革命”中，我和修斋都下放到了襄阳武大分校，他在隆中种菜，我在广德寺养猪，两地相距不远，却一直没有见面交谈的机会和可能。直到1971年，工农兵学员要“学点哲学史”了，我们才得以重返教学岗位。这时，哲学史教研室里搞西方哲学史的教师，有的另有安排，有的调走与家人团聚，有的不愿再搞而转到别的教研室去了，结果就只剩下我和修斋两人。起初，我们同住在庙中一间极为狭小的厢房里，白天伏案编写讲义，晚来挑灯夜读，切磋琢磨，常不知东方之欲晓。为了搞生活；有时我驾辕在前，他推车于后，一起到五里外的泥咀镇采购。我们就这样一起度过了多少个难以忘怀的朝夕相处、相濡以沫的日日夜夜啊!当时进行西方哲学史的教学，真是步履维艰，提心吊胆，不知下一天、甚至下一小时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果然，古希腊罗马哲学刚一出台，课堂外墙上就针对教学内容没有奴隶哲学的情况贴出了“奴隶有哲学”的大字报。系、分校、总校的领导因势利导发动和组织起了一场规模越来越大、几乎可以说是旷日持久的大辩论。在这气势汹汹、咄咄逼人的态势面前，修斋冷静沉着，无所畏惧，始终实事求是地认定历史上没有奴隶哲学。他的这种唯真理是从的学者态度给我增添了无比的勇气，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使我在从襄阳隆中山到武昌珞珈山、乃至推向全国的大辩论风浪中，感到自己并不是在孤军奋战，而是有这样一位对古希腊哲学有真正精湛研究(罗斑的《希腊思想和科学的起源》就是修斋的第一部译著)的知名学者在与我并肩行进。
1972年的一天，我们出乎意料地收到了人民出版社寄赠的《欧洲哲学史简编》，它是在1957年修斋作为作者之一的《哲学史简编》中的欧洲哲学史部分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书的封面上自然也就无从署上修斋的名字了。乍一看见这种情景，心里不知怎么总有一点儿不是滋味。可是修斋却十分坦然，毫不介意，他翻弄着书说想不到过去参加编写的东西现在还能在普及哲学史知识中重新发挥作用，脸上露出了深感欣慰的神色。从这里我再一次目睹到了他的宽广胸怀和高尚情操。1974年我到北京才知道，人们实在不知他是否已经“解放”，书稿又要得急，也就来不及征求意见、邀他参加改写了。当商务印书馆哲学组主编高松先生了解到修斋目前的处境时，托我转告修斋，希望得到原先约过的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的译稿。修斋得知后，为有机会奉献自己的学术专长而欣喜莫名，他本着毕生抱负的学术信念，立即动手，改变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在极其艰苦简陋的条件下，快马加鞭，奋力译完了这部古典哲学巨著，而这恰好是“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被宣布告终的钟声响彻神州大地的时候。在结束译事后，修斋又再接再厉与我协力编写了《欧洲哲学史》(试用讲义)，为我们日后出版的合著《欧洲哲学史稿》准备了初稿。然而，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他那即将在地平线上升起的全面提重新焕发的学术青春的曙光而已。
四
1978年，武大襄阳分校终于撤销，人员逐步迁回到了武汉珞珈山。是年10月，我和修斋联袂东下，参加了在芜湖召开的全国西方哲学会议，一起聆听了我们的老师贺麟先生在会议上做的学术报告。这次有近百人参加的全国性会议可以说是我国西方哲学学术力量的动员大会，标志着我国西方哲学学术研究事业重新繁荣的开端。面对这样一种形势，我们会余在芜湖公园品茗时，不禁漫谈和遐想起武汉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如何发展的前景来了。修斋在西方哲学学科方面早在建树，已是国内负有盛名的西方哲学史专家，他涉及面广，几乎遍及西方哲学史的所有领域，对于古希腊哲学、近代早期西欧各国哲学、18世纪法国哲学以及现代西方哲学，他都有译著或专论问世。他是公认的武大哲学系开展西方哲学史科学研究的当然学术带头人和台柱。在这一点上，我从到武大之日起就是以他为师，一贯执弟子礼的。虽然60年代初湖北省哲学学会的哲学史分会曾提出和讨论过德国古典哲学问题，但我们还是考虑过武大哲学系的西方哲学史要以修斋所长的莱布尼茨哲学或18世纪法国哲学作为研究的长期方向或重点。在漫谈中，我渐渐地形成了把我们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建设成为国内研究西欧近代哲学史上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的阵地或中心的想法，因为依据我的了解，修斋在这方面已有较深入的研究，我们在教学中很重视这方面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联系问题，而在这次会议上江天骥先生的发言又使我们想到这方面同他所论及的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唯理论和经验论的联系问题，再说武汉大学自30年代王星拱先生任校长以来一贯重视西方实证主义的研究，因而图书馆拥有较丰富的这方面的图书资料，同时，以唯理论和经验论为研究的方向、重点和特色，也就自然而然地同当时国内一些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德国古典哲学为重点的情况区别开来了。在肯定了这一设想之后，我们还商定了一些着手实现设想的具体措施：争取领导理解和认可这个设想，连续几届专招攻读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积极筹备召开全国性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的学术讨论会，立即到大图书馆“文化大革命”以来乱堆乱放等待处理的图书堆里清理出这方面的藏书，等等。为了使这个极具魅力的蓝图得以实现，修斋付出了巨大的辛劳。他全力以赴，卓有成效地一一落实了预定的各项措施，并且全神贯注，殚思竭虑地进行着紧张、持续的哲学研究，结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硕果。虽然我们始终没有正式挂出“中心”的招牌，但全国哲学界，特别是西方哲学史界，鉴于修斋在这个时期发表的大量有关学术论文(计22篇之多)，主持召开的“全国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讨论会”，主编的专著《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出版的以《人类理智新论》为代表的经典译著，和培养的一批在唯理论和经验论研究中崭露头角的硕士、博士……可以说都一致公认，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实际上已经存在着这样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成就显著的研究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的中心。应当说，这是修斋以其后半生的全部心血和智慧为我国学术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它把我国近百年来对于西方哲学史上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的研究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但是，修斋本人对于这样的成就并不满足，他珍爱的一句口头禅是：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可能做出的成绩应当比已做出的大得多。直到他逝世的前几天，他在医院的病床上吃力地、停停顿顿地对我说，境外同行对他的莱布尼茨研究评价很好，认为达到了国外同类研究所未能达到的水平。说到这里他苍白的面容虽然挂上了一丝微笑，但立即深感失望和遗憾地继续说，他这样儿恐怕是不能亲自完成《莱布尼茨研究》的写作了，他已经把完成这部著作的任务托付给了他的门生段德智了。值得告慰的是，段德智君没有辜负老师的嘱托，修斋念念不忘的这部专著已经在台湾正式出版了。
我的西方哲学史教学和研究生涯，是从到武大后才起始的。30多年来，修斋的那种明辨是非、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畏人言的哲人风范无形地感染着我，引导着我；他的抛开个人荣辱得失，乐于奉献和助人的高尚精神，对我的为学和工作给予了无法估量的支持。没有他这样一位值得我永远学习、感激和记忆的良师益友，我怎么能够从30多年来崎岖曲折的道路上这样地走过来呢?抚今思昔，能不泪下!
安息吧，修斋!你的《哲学和哲学史论文集》已编好待印了，在它和你的其他著作的启发、熏陶和指导下，一定会出现更多的研究人才，继承你的遗志，将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的研究一代一代地深入进行下去，使之发扬光大，结出越来越多的硕果。
杨祖陶
1994年11月于珞珈山麓
原载 段德智选编：《陈修斋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漫漫求索之路——罗荣渠《北大岁月》读后记
《北大岁月》是一本特殊体裁的书，由荣渠在北大长达50年间的不同发展时期的日记、书信和诗词构成。它生动真切地记录了荣渠在北大度过的伴随时代风云变幻的求学治学的难忘岁月，展现了他由一名热血大学生成为一名学养深厚、声望卓著的学者的为真理上下求索的心路历程。我作为他的同窗至友为有这样的好书问世倍感欣喜与庆幸。它深深地吸引了我，久久不忍放下，久久不能平静。我认为，本书珍贵之处正在于，它实际上是荣渠生前所未想要写、人们意外获得的他的一本“自传”，这无疑对于研究荣渠的学术和生平都是无价之宝。
近来，对于名人自传、回忆录中涉及本人或他人的荣辱得失的记述的真实性或真实程度的疑虑常见于报端。这是因为它们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按照一定的规划和设计、根据事后的“回忆”写出来供他人看的。《北大岁月》则不同，它是作者对自己当前遇到的事物、经历所激发的思想、认识、情绪、情感的直接记述，或者是对至亲好友敞开心扉的真情倾述，它无意于发表。由于这样，《北大岁月》就包含有大量难于得到、至今未为人知的宝贵而有特殊价值的材料，它们对于了解荣渠和他生活的时代与环境至关重要。对于荣渠，原先我认为是最熟悉不过的。读了《北大岁月》我才深深地觉察到，我对他的认识与了解是很不深刻的，他的好些方面我甚至是不知或知之不深的，特别是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远流长的不解之缘方面。我怀着愧对老友的心情，感慨万千地一页一页地深入到厚重的《北大岁月》中去。通过读完全书，我重新认识和了解了荣渠，尤其是他一路走来最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及其中国学派的创立者和奠基人的艰辛与彷徨、奋发与收获的心路历程。
一
读《北大岁月》，一开始就把我带到60年前的1945年，那年我们同时考入西南联大，他在历史系，我在哲学系，彼此交往切磋很为密切。在轰轰烈烈的“一二﹒一”运动中，他遭到特务殴打，接受了一次“血与火”的洗礼。与此同时，他还接受了一次“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洗礼，这是我原先所不知道的。罢课结束后，荣渠本着一个大学生应当求知识、学理论的强烈愿望与使命感，在教室外的墙脚下旁听张奚若教授的课，主要是讲马克思的思想，他还记了笔记，并借《共产党宣言》来读。他说，“张奚若的讲课使我受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启蒙教育”，“引起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注意”（《北大岁月》第27页，以下只注页码）。我认为，这次“启蒙”洗礼对荣渠一生的学术事业的影响至为深远，从此马列著作开始进入了他理论思维的视野。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荣渠“复员”到了北大，我因车祸休学晚到了一年，我看到荣渠还和在联大时一样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此外，多才多艺的他还活跃在社会工作与文艺社团中，以高昂的政治热情迎接解放。与此同时，令我惊讶的是，荣渠在为学道路上突飞猛进，初步显露出了学者的气度。从这个阶段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荣渠在课余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乃至心理学家的著作，不放弃任何机会去聆听大师们的学术演讲。不仅如此，他还勤于思考、善于分析，反复质疑，并根据充分的理由对所读所听的重要内容，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与观点，所有这些在他简要的日记中是随处可见的。他正是在这种求学的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自己为学的风格。从高中时期起荣渠就立志于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大学阶段他总是围绕着这一问题来审视、检验各家各派的著述与言论，以决定对它们的取舍。一方面他反对企图从中外已故哲人思想中引伸中国应有出路的所谓“文化论派”（如梁漱溟、张东荪、吴恩裕等），认为这是“纸上谈兵，何曾摸得边际”（第257-258页）；也反对雷海宗“战国派”主张的“文化形态史观”，认为“死的‘形态’”根本说明不了“活的历史”（第105页）。另一方面，他也拒绝某些教授的建议，即不要管什么理论或史观，只须专注于历史的某一部分或阶段的问题的研究就行了。在不断的探索中荣渠形成了这样的信念：只有在理论指导下，从宏观去把握历史的发展，活的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北大岁月》中的日记显示出荣渠对问题的思考与论证极其细密与深刻，表现出了非凡的理论思维能力。例如，刚刚二十岁的他，在听了哲学大家张东荪关于“西方理性主义和中国理学”的演讲后，写下长篇日记（第221-225页）对其结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反驳，对理性、非理性、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本性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极有见地的、很有启发性的探讨。在今天读来，我仍禁不住说这是一篇十分难得的哲学论文。
荣渠的读书功夫非同一般，最令我惊奇和倍感意外的是，他在为学的过程中读了好些恩格斯的著作，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等等；此外还读了列宁的《卡尔?马克思》，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作品。这在当时的大学生中很为罕见，这些书我自己是在解放后才读的。荣渠读这些书完全是出于治学和研究的需要。他当时虽然还只是把马克思的学说作为百家中的一家来看待，但他在阅读过程中禁不住称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伟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天才“孕育着”另一个天才（第337页）；他读《反杜林论》时叮嘱自己“嚼烂点，受益也多些”（第451页），他情不自禁地写道：“恩格斯对真理的看法令人非常同意，一乐也”（第475页）；他在日记中抄录了一大段恩格斯根据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批评，如获至宝，原来恩格斯比他自己更早就痛斥了他所想要痛斥的“文化论派”的观点（第285页）；他虽然肯定和赞同唯物史观，但却反对教条式的照本宣科，主张要有所创新，如他肯定李鼎声著《中国近代史》的序言是“代表新兴的唯物史观”，但又认为是“老一套，没有什么新的发明”（第50页）。
我认为，荣渠在北大求学的青年时代，早已显示出了他与众不同的素质与才能，又格外勤学好思，既不盲从权威，也不徒托空言，而是要求在可靠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的基础上立论。他正是在这种治学和研究的实践中接近、乃至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他的这种精神和态度为他后来的学术事业的建树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
1959年我受命调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从此就和重返北大历史系任教的荣渠分开了。文革前，他先后从事世界史和拉丁美洲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成为我国拉丁美洲史学科的开拓者与创始人。
十年浩劫一开始，大祸来临。荣渠的父亲本是起义投诚的前国民党人员，是一个有才华的文化人，1951年以“作恶多端、残害人民，是罪有应得的大特务、大恶霸”的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死刑（第691-696页），直到1985年才得到平反（第697-698页）；母亲也被带上“地主分子”的帽子，30多年后才平反。这双重冤案使荣渠受到了令人难以想像的冲击和迫害……。但当他从下放劳动中抽调出来搞中共党史教材编写时，他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和学有专长的教师，又意气风发地投入了这项工作。从他给弟弟罗荣泉的书信中，可以清楚看到他是如何费尽心机认真搜集有关原始资料的情景。当“复课闹革命”、“工农兵上大学”时，他又是何等兢兢业业地担当起教学工作。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更大的厄运在等待着他。
从1968年起武汉大学哲学系就下放到农村办学了，1974年我还在襄阳分校，肖静宁带着两个孩子在武汉医学院，考虑到16岁的女儿杨熔明年就要作为知青到“广阔天地”去了，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我就利用到武汉探亲的机会，决定一家四口到北京看看天安门。起初我们住在老朋友乐黛云代借的铁道部她妹妹的宿舍里，后来主人回来了，最后几天就转到荣渠家挤一挤，这样我们就有了深入交谈的机会。那时才知道，他在1973年的所谓“反右倾回潮”的运动中，竟然又受到了更为严重的迫害，几致陷入绝境。他在给其弟的信中说，他思想斗争很激烈，“几次都处在生死搏斗的边缘，差点就同你们诀别了”（第549页）。他在身处绝境的极端痛苦中是怎么样挺过来的，读了《北大岁月》我才有了明确的了解。
荣渠是一位追求真理、为民族复兴而甘于奉献的爱国知识分子。他虽身处逆境仍“不甘沉沦”，不愿“苟且偷生，潦倒度日”，“不想把读的书将来又全部带进棺材中去”，而是要从积极方面来摆脱，放下一切“名缰利锁”，勇于面对，做一个真正有益于人民的人。他“决心在今后的二十年里，一定要选定自己的目标，不计成败、不计世俗的毁誉，坚决脚踏实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第553页）。他设想过各式各样的工作，如编写世界史年表、中外历史通俗读物等。后来由于参加编写社会发展史的工作，他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前提出的建立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科学的任务迄今为止尚未完成的情况，以及在现实生活中极左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和庸俗化带来的种种恶果，他向自己提出了今后要“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方面进行一些新的探索”（第575页）的设想。这时的荣渠可以说已经完全站立起来了，所谓的“反右倾回潮”并没有压垮他，他不无感慨地说，他要“感谢”那次“批判”，因为它“使他冷静下来，认真思索了一些问题，重新考虑自己的道路，结论是——走自己的路”（第591页）。
“四人帮”倒台后，“反右倾回潮”对他的错误批判终于在1978年得到平反。这使从困境中走出来的荣渠精神焕发，他结合备课和当时国内理论界的形势，认真钻研了马恩的许多著作，他作为一个爱国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加强烈地迸发出来。他痛感“现在马列主义的理论已变成了只能背诵的教条，实际上根本没有人进行认真的研究，也不需要进行研究，这是极大的危险”（第602页）。他明白地意识到，在长期被极左思潮搞乱了的学术界和理论界，要想正本清源，立足于总结马克思逝世以后历史科学的新成就来研究历史，要从世界历史的全局来观察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把理论、历史、现状三者这样结合起来研究，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荣渠不无感慨地说，“要真正学到一点马列主义，不但要下很大的功夫，而且要有很大的勇气，而后者犹为难能也”（第617页）。但是，这时的荣渠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精神境界，他已具有这样的大勇气了。就在他50岁生日之际，他立下了一个在我看来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宏愿：“要通观世界历史的全局，继承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开创的事业，这个工作在马恩逝世以来，大概已经成了‘绝学’，或者是接近于成为‘绝学’……我既经看出它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绝学’，就要努力以赴，不计成败，不计得失，去为之开辟道路”（第625-626页）。他把这个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发展观的理论工作称之为“继绝学”。他明白地告诉他的弟弟：“30年前，我们谈到过的‘为往圣继绝学，’是继中国传统文化的绝学。今天我所说的绝学，是马克思主义之绝学”（第626页）。他认为，很久以来，“在所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基本的革命理论的研究工作表面上虽然在进行，实际上却处于惊人的停滞之中”（第627页）。是的，众所周知，说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毫无疑问地那只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事，一般学者或理论工作者只能对已有的现成东西进行论证、解释和宣传的义务。时至今日，仍然有些“理论家”还在公开规劝人们不要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有什么创新。在今天看来，荣渠立下的这种继马克思主义绝学的宏愿不仅对这些人是一种挑战，而且对一般同辈学者而言可能也是从未想过、也不敢这么想的。其实，惟有这样的宏愿才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实质，也才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应当具有的良知。荣渠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1979年12月他在“武汉世界史学术讨论会”上作了关于“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性和如何正确估计近代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地位”的学术报告，据此而撰写和发表了两篇论文——《浅谈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略论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与终极原因的内在联系》，就是他为实现自己的宏愿所迈出的最初步伐。
三
上世纪80年代初，荣渠非常幸运地有了赴美作访问学者的机会。他认为跨出国门睁眼看世界，“求知识于世界”（日本明治维新的口号），是继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学习之后“今天还要向西方学习”的大好机会。他到美国名义上是研究美国史和中美关系，而实际上是想对美国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一番亲自的、宏观的考察。他不把钻图书馆、查资料、听课、写论文当作主要的，而是把多了解、认识美国当作头等大事。他给自己提出了一条准则：“不能埋头在论文之中，应该去了解世界，用中国的尺度去评量一下世界，也用世界的尺度去评量一下中国”（第667页）。为此，他在不到一年半的时期内，不辞劳苦、单枪匹马地走访了美国17个大城市，参观了7所著名的大学，参与各种学术活动，并特别注意研究与现代资本主义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努力探寻美国兴盛发达的历史活力的根源。他得到的总的印象是：美国人在短短两百年中在荒原野地上建立起了一个“富饶美丽的国家”，高度现代化虽然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但与中国比较起来，美国是处于“更高级的经济发展阶段”。荣渠认为，这次美国之行，加上后来的英国之行等等，对于他的“世界意识的形成和新的历史发展观的形成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第3页）。
荣渠作为一名学者，对美国的学术环境极为注意。他发现美国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大优点”，就是可以自由阅读任何出版物，自由研究、探讨任何问题和发表自己的任何见解；他认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可能获得创造性的发展，特别是社会科学”（第668、671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荣渠在日后的学术生涯中就更加坚定地以“独立的真刀真枪的研究”要求自己。
另外一件影响荣渠至深的事，是他接触和了解到美国学者对现代化的研究。他读了一些有关的书籍，还与这方面的著名学者布莱克教授有过比较密切的交往，曾应邀在美国的“东亚研究中心”做有关“中国现代化历史回顾”的报告。荣渠对现代化研究这门新学问兴味盎然，因为它的特点是对世界历史加以综合比较研究；而它的综合了社会科学各部门的知识的“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正是他所欣赏的。他认为这门新学问应当在中国加以介绍和推广。
回国后，他最初的打算是写一部《美国的历史与文明》，在他看来，中国人对美国谈的最多而又最不了解，他把使中国人更加认识和了解美国作为自己的职责。可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潮却使他改变了主意。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的梦想，也是当前关系到国家盛衰存亡的大事。他深刻地意识到，中国虽然搞了百余年的现代化运动，但由于没有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就不得不“备尝‘摸着石头过河’的艰辛”（第3页）。时代在呼唤着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理论。作为一个有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的学养极为深厚的学者，荣渠走出国门看世界，真是如虎添翼，他认为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只有从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的比较研究着手，对中国现代化历程进行探索，才能产生出来 。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历史学家必须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于是他毅然中断了《美国的历史与文明》的写作，迫不及待地转入现代化研究领域。他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上下求索书屋”，准备对中外古今的人类文明和现代化进程进行一番认真的彻底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他关于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的规划于1982年被确定为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后来北大又成立了以他为首的世界现代化研究中心。
荣渠以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勇敢地挑起了这个难度和风险都极大的课题。这个课题也许正是他多年来追寻而终于找到了的把理论、历史、现状有机统一起来的最佳结合点。这将是他得以尽情地施展其才华、发挥其才智学识和实现其伟大抱负的新天地。他精神振奋、坚忍不拔地又一次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钻研那些不熟悉的社会科学新课程，为一场独立自主的、真刀真枪的科学研究聚集了充足的弹药与粮草。
在历史研究中，他一贯重视理论的指引。这次他也是从基本理论的研究入手，这与他十余年前立下的继马克思主义绝学的宏愿一脉相承——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1989年，他根据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以来世界发展进程的丰富经验，按照马克思本来的构思，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提出了一个以生产力为中轴，在同一生产力水平下存在着不同社会形态和发展模式的著名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他的学术论文《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大胆创新之作，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也“初步形成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学派的基本架构”（第4页）。荣渠曾把这篇文章寄给我，并告诉我有人认为它是“非”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在复信中为他的创见和理论勇气表示了真切的敬意与支持，对那些无知无稽之说表示了应有的愤慨与蔑视。出乎那些人的意外，这篇论文随即获得了“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的优秀论文奖。荣渠在致其弟的信中十分感慨的说：“这说明时代潮流不可阻挡，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才能生存”（第706页）。
接着，他就全力以赴进行现代化世界进程、特别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写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真知灼见的论文。“六四风波”后，面对学术界万马齐喑的“收”的局面，荣渠不能不有所考虑，但他仍坚定不移地遵守自订的“历史学总要关心民族与人类命运”的信条。他决不愿做“缩头乌”，而是义无反顾，激流勇进，为捍卫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而超负荷工作。他在书信中引用了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第703页）来表明自己的心声。正是在这样的气候、气节下的笔耕不止，他于1993年推出了他的传世之作《现代化新论》。全书依次论述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和现代化的中国进程（1949年以前）。这本书，诚如荣渠所说，是中国人探索现代世界发展进程形成的现代化观点，不是西方人的观点，是中国人自己努力探索的成果。正因为如此，他就有条件正式提出“建立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宏伟任务，而《新论》也就理所当然地是这个学派的开山巨著了。这本书实在是来之不易！荣渠在给我和肖静宁的信中说：《新论》“之完成是在风口浪尖之作，盛世之危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第746页）。
《现代化新论》的问世，标志着中国人有“自己的”现代化理论了。这部著作千真万确地是中国人的“一家之言”，它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荣渠作为一个胸怀大志、目光深邃的严肃认真的学者却清醒地意识到他已做的工作只是为中国现代化研究开了个头，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做深入具体的研究和细致艰苦的工作。他在年近古稀、冠心病已多次敲响警钟的情况下，越来越不顾一切地超负荷运转，“在生命的末班车上努力工作”，抓紧研究，“忙的愉快”，但心中却为《新论》能否有续篇而忧心忡忡，他为“续篇”的早日完成呕心沥血。可是正当我翘首急盼续篇问世之际，荣渠却因操劳过度猝发大面积心肌梗塞谢世了。荣渠的过早离去，使我失去了有五十年深交的老同学和挚友，带给我内心的悲痛是永不消逝的。
令人欣喜的是，在荣渠逝世一年多以后，他的弟子林被甸、董正华等，就根据他为续篇而已发表的文章和书案上、电脑中所存遗稿，编辑出版了《现代化新论续篇》。这部遗著着重探索了中国1949年以后的现代化道路问题。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续篇》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1949-1989）”一章也许就是《北大岁月》所刊荣渠致其弟书信中所说的：“敢冒任何风险”，以“一种献身精神”和“捍卫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的决心“写好后一直未发表”、后来才在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的那篇“立论尖锐”的文章（第764页）。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刻地、大胆地、具有远见卓识地、系统地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将是持久的艰苦奋斗的过程”，“中国要开创自己的非传统的现代化模式，它的核心思想是采取低度消耗资源和能源、适度消费的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应建立在人口、耕地、资源、生态、环境、智力开发、社会相对平等七项基本因素的综合配合之上”，“应比任何国家都更加珍视知识、科学、教育”，“还必须建立改革时代的新价值观和社会道德规范”；与此同时，“要坚决改变大折腾式的经济运行模式和不断反‘左’右倾的政治斗争方式”，“全力避免每次社会性倾斜都冲击科学与教育的局面”，并要“坚决抵制商品大潮下的拜金主义”（《续篇》第134-135页）。我认为他在十余年前总结的历史经验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是荣渠这位中国现代化理论体系创建者留给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宝贵财富，他的名字、精神和事业都将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中永存。
荣渠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如果他再多一个十年、两个十年，他的成就和贡献将是何等的丰硕与辉煌！读完《北大岁月》，我深深地感到，他追求真理的抱负，为国为民的胸怀，上下求索的精神，不断创新的努力，远见卓识的才华，影响深远的成就……总之，他的一切，都比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高出许多 ，而又都沉浸在他留下的真实而质朴的字里行间，栩栩如生，读起来发人深思，催人泪下，又促人奋进。
最后，我要对为编纂这部有特殊价值的书，付出了不寻常的艰辛与智慧的林被甸先生、周颖如女士、罗荣泉先生致以真诚的敬意与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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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祖陶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06-12-06最后定稿
罗荣渠著：《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月第1版
《博览群书》2007年2月7日曾刊载本文部分内容
西哲东渐的宗师——汤用彤先生追忆
在汤用彤先生谢世近40年之后，《汤用彤全集》终于在世纪交替之际问世了，这是我国学术界的盛事。我作为用彤先生的一名后学，现已年逾古稀，面对这浩瀚的七卷本全集，百感交集，缅怀与崇敬难以言表。
我们常用“学贯中西”来称道一些著名学者的博学多识，但对于用彤先生来说，“学贯中西”就显得狭隘而不够用了。因为先生是我国十分罕见的学贯中、西、印的大师，他在中、西、印文化与哲学思想研究上，都有独到的造诣和重大的贡献，在这三大文化领域内都立下了一座座丰碑。先生并不是将中、西、印哲学与文化孤立起来进行研究，而是着眼于三者的相互关系。他广搜精考事实，系统地研究了中印文化交流和融汇的历史，总结出其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依据历史的经验和规律，对出现在国人面前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调和的状况及趋势进行了高瞻远瞩而又切中时弊的考察，提出了许多至今仍在熠熠生辉、吸引我们去发扬光大的真知灼见。先生在这一领域中的建树和观点，构成了我国学术思想发展中的一座里程碑。《汤用彤全集》是用彤先生在上述四大研究领域(中、西、印和它们的相互关系)中的光辉成果和丰功伟绩的总?巳系统地展示了用彤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道路和学术成就。这就为今日的学术文化研究者在先生的著作里寻求指导和教益、汲取启迪和力量，提供了极为宝贵和极为难得的有利条件，也为对先生这样一位学术大师的思想及其发展进行科学研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先生谢世后不久，正逢十年浩劫，先生这些大宗珍贵的书稿与手稿竟得以保存，不由得使我对其保护者致以特殊的敬佩与感激之情。
先生生前在中、印文化与哲学等方面，已有为数众多的论著问世，其中如《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在出版几十年后仍是公认的权威性著作。他在西方哲学方面，生前则只发表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与《希腊之宗教》两篇译文和一篇论《叔本华之天才主义》的论文。先生对于西方哲学思想的研究、建树和贡献，主要体现在大学执教数十年内关于“哲学概论”、“西洋哲学史”特别是“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课堂讲演中。除“哲学概论”方面有北京大学出版社刊印出来供学生使用的先生编写的“讲授大纲”一册外，其余全部内容都深藏在先生那容纳百川的脑海里，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有零星几页先生用英文写就的讲课提纲。现在，《汤用彤全集》第5卷的“西方哲学”部分，除去已发表过的几篇论著之外，还收入了“哲学概论”讲授大纲，而特别有重要意义的，是刊出了“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听课笔记)和“英国经验主义”(听课笔记)。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可以借此窥见用彤先生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中所构建起来的大厦之一隅了。
我对于用彤先生在西方哲学研究上的贡献及其深远意义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颇为长久的过程的。
1948—1949年，我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选修了用彤先生的“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两门课程，同时听课的还有汪子嵩、张岂之、汤一介等。上先生的课是很紧张的，因为先生上课从不带讲稿，绝少板书，也不看学生，而是径直走到讲台边一站，就如黄河长江一泻千里式地讲下去，没有任何重复，语调也没什么变化，在讲到哲学家的著作、术语和命题时，经常是用英语；就这样一直到响铃下课。听讲者如稍一走神，听漏了一语半句，就休想补上，因此就只能埋头赶紧记笔记，生怕漏记一字一句。于是在课堂上，除去先生的讲课声外，就是学生记笔记的沙沙声了。先生这种独特的讲授风格虽然对我很有吸引力，但那时我对于先生讲授的内容并无真切的理解，对其分量更是无知，只是笼统地认为博大精深而已。
1982年，为了纪念用彤先生诞生90周年，我受汤一介之托，根据他和汪子嵩的听课笔记，将“英国经验主义”一课的绪论部分整理出来予以发表。那时我已从事西方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多年，编著过有关的教材，因而在整理笔记的过程中，对于先生当年教学的认识和体会也随之加深了。我在“整理者按”中指出：“汤用彤先生的这些课程和讲演，为我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是他留给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哲学史界的宝贵财富。” 今天看来，这样的认识仍然很不够，还是比较抽象和一般。
岁月飞逝，转眼到了1997年底至1998年初，汤一介与河北人民出版社委托我审阅和校订《汤用彤全集》中西方哲学部分全部文稿，使我有机会重新学习、认真思考先生关于西方哲学的深刻见解与巨大建树。我又根据汤一介、汪子嵩的听课笔记和用彤先生用英文写的笛卡尔哲学的讲授提纲的残页，以及张岂之的听课笔记，对“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听课笔记整理稿进行了校订与补遗。通过这次全面的校订工作，我对用彤先生对于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贡献及其重要地位，才有了比较合乎实际的、因而也是真切的认识。我在完成全部校订工作后致河北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的信中说：“先生的论文、译文、讲授提纲和课堂演讲稿表明了先生在西方哲学上的精深造诣，有力地证实了先生不愧为一位学贯中、西、印的学者。它们是西方哲学东渐史中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至今仍保持着其固有的价值，对于今人传授和研究西方哲学依然大有裨益。”
现在，用彤先生的七卷本全集已立于案头，我不仅得以更广泛地阅读先生的各种论著，特别是先生关于文化问题和中印文化融合问题的宏文专论，而且回顾与反思当年先生讲课的内容，对于先生在研究和传授西方哲学上的独特高超的品位顿觉有了一些更新的认识。
首先，先生对他所讲述的理性派与经验派诸家的哲学思想都要求有事实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哲学家们的原著。—般说来，先生决不按照他人的转述——哪怕是西方的著名专家的著作来安排教学内容，而是严格地按照所讲哲学家本人的主要著作(一种或两种，视具体情况而定)，以致先生的讲课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可以看作是哲学家原著的导读。同时，在讲到哲学家某个观点或问题时，先生都要指明见其某本著作的某章某节或某命题(如对斯宾诺莎)。先生的讲授显示了其讲课有根有据、客观真实、可靠可信的鲜明风格，同时先生也仿佛是在要求听众亲自去看看原著，并这样地亲自检验一下、判定一下他所讲的是否正确，是否真实可信。
其次，先生的讲授虽然是严格按照原著，但绝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在通盘把握哲学家的思想和各方面(如有关时代思潮、科学发展、同时的和先后的哲学家的思想等等)的关系的基础上，以西方哲学传统所固有的通过分析和推论以求知求真的精神和方法，再现原著的本质内容和逻辑线索。换言之，先生要求他所讲授的内容应有客观的真实性，不是那种表面的、细枝末节的或形式主义的真，而是运用科学方法所达到的本质的、整体意义上的客观真实性。在先生看来，中国学术传统不重分析、也不从事分析，与此相反，重分析、重逻辑、重方法则是西方哲学传统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灵魂。所以先生对哲学家关于方法的观点和所使用的方法特别重视” ；在讲到任何一个哲学家时，不管他是理性派还是经验派，开章明义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方法”。先生本人非常重视分析，也长于分析，在这一点上可谓得了西方哲学的真髓，正是这种“分析的头脑”，使他区别于和优越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学者。如先生在进入笛卡尔哲学之前，就以题名为“心理学的分析”的一章，对笛卡尔所使用的思想、感性、想像等心理学的名称进行分析，以一方面辨明它们在笛卡尔哲学中与现代的不同的意义，另一方面揭示它们在其哲学中的多种用法和含义。而在讲了笛卡尔关于心灵和物质的观点之后，在进入其心物关系学说之前，先生来了一个总结，指出笛卡尔哲学整个为二元论所笼罩，并从其心物二元的总根子里分析出了心物关系上的六种二元对立(外物与心理，观念与心理，感性、想像与观念，灵魂与生命，意志与纯粹思维，物质与运动等)。
再次，先生在讲授中对哲学家的某种根本的观点或原则，总要作一种客观的质疑，其形式或者是摆出哲学史上对其提出的批评或反对意见，或是通过先生自己的分析指出其理论上的困难。一般说来，他只是客观地陈述其疑点或问题，而不对其是非作主观的判决。先生的这种态度也许是来自他对西方哲学史发展的规律性的理解，因为没有一种哲学的原则或根本观点能免于批评和反对，但同时这种规律性本身，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又是驳不倒的、永恒的，并活生生地保持在现代的哲学里。同时，先生的这种态度也给学生留下了发展理论思维兴趣的空间。在《哲学概论》讲授大纲中，先生的这种客观质疑方法表现得尤为突出和频繁。如“真误”这一章列举出了西方哲学史中关于真理标准的四种学说——相对说(即符合说)、自明说、实用说和贯通说。他对每一种学说都提出了质疑，而没有对其是非做出主观的最终判决。但是，这绝不是说先生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表示自己的主张或观点。如在讲到“休谟哲学的两个解释”时，先生针对康蒲·斯密(KempSm“h)把休谟哲学解释为从洛克而来的一种信仰一情感决定论的观点，列出事实进行了反驳，最后得出结论说：“我们赞同kemp对信仰的重视，但不同意他关于休谟把哲学放在新的情感的基础上的观点。”
最后，先生讲授理性派和经验派哲学时，只是对这些学说本身进行理论的分析与阐述，而不言其“用”，无论是“今用”还是“中用”。其故安在?当时是不明白的。现在学习了先生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从先生对“中国轻视应用，故无科学”的观点的驳斥中，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先生说：“西欧科学远出希腊，其动机实在理论之兴趣。亚里士多德集一时科学之大成，顾其立言之旨，悉为哲理之讨论。……希腊哲学发达而科学亦兴，我国几无哲学(指知识论、本质论言。人生哲学本诸实用兴趣，故中国有之)，故亦无科学。” 理论的兴趣推动古希腊哲学的发展，而“哲理之讨沦”本身即体现着—种最纯粹的理论兴趣。也许在先生看来，培养和发展这种理论兴趣，就是哲学本身固有的“用”，舍此而求其他的用，就只能是本末倒置，画蛇添足，埋没真理了。
总起来说，先生之研究和传授西方哲学的特点在于：把它作为—一种客观的对象，即作为一门客观的学问而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探讨。这不仅是由于国人对西方哲学知之不多、知之不深，而且是由于“我国几无哲学”，因而就更应采取虚心的客观态度，将其作为客观对象而认识之、研究之。在当时“西化”成为时髦、“中国文化本位”呼声四起的情况下，先生对西方哲学的这种态度真可谓特立独行、独树一帜，在这面旗帜上写下了“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这样一句掷地有声、颠扑不破、气势磅礴、意蕴精深的至理名言。先生抨击当时学术研究之弊病说：“时学之弊，日浅，曰隘。浅隘到是非颠倒，真理埋没；浅则论不探源；隘则敷陈多误”，就如“现在时髦之西方文化，均取其一偏，失其大体”。既然如此，又还能谈什么东西文化之同或异呢?先生不禁慨然叹曰：“时学浅隘，故求同则牵强附会之事多，明异则入主出奴之风盛。”先生对症下药，认为就西方哲学方面而言，补救之道惟在于将它作为一门至深至精的学问而“深造”之，也就是要在广搜精求有关材料的基础上，理解和把握其“大体”。这些见解发表在上世纪的20—40年代，先生就是本着这样的见解和精神，在这一个时期里从事西方哲学的研究和传授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先生留下的有关西方哲学的讲授大纲、课堂演讲录等等，体现出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对于国人应如何对待、研究和传授西方哲学的真知灼见，理所当然地在西方哲学东渐史中占有其不可忽视的特殊的地位。
用彤先生在讲坛上的音容风采依然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的眼前，但岁月已经流逝了半个多世纪。50余年来，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虽历经风雨沧桑，但还是向前发展了，在某些方面甚至取得了颇大的成绩。尽管如此，在我看来，我们对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西方哲学的认识，还是没有超出用彤先生对当时的西方哲学研究所作的评估，依然处在“初来”、“表面”而“不深入”的状态或阶段。为了超出肤浅与表面，达到对西方哲学的“大体”即其本质、全体和真相的理解与把握，我们实在有必要向用彤先生学习，认真思考他在西方哲学东渐中所倡导的“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的真谛，像他所志所行的那样，广搜材料，精考事实，探本寻源，求实求真，平情立言，使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真正走上学术化的道路。
(作者：杨祖陶，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责任编辑：苇一)
原载：《学术月刊》2001年 4月号，总第383期，第86-89页。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西方哲学中人学思想研究》序
我的老师贺麟先生历来主张大学的教师应把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使之相互促进；而如若是讲授西方哲学的，则需要把研究和翻译结合起来，把研究建立在对西方哲学原著的原汁原味的理解基础上，也使翻译立足于深入研究原著的基础上。贺麟先生对自己的主张身体力行，几十年如一日。先生在教学、研究和翻译上的光辉业绩，证明他的这一主张是完全正确、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出优秀的西方哲学教师、研究人才和学术成果的必由之路。
我在武汉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教学上的“老搭档”、师兼友陈修斋先生早年受业于贺麟先生，后又在贺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编译委员会”工作，在从事教学工作以来，也是在贺先生指出的道路上，对西方哲学教学、研究和翻译的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他也以贺师的教导来指导和要求青年教师，走把教学、研究和翻译三者结合起来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
本书的作者雷红霞学友是我和陈先生当年几经挑选、试讲满意后，才建议领导留下来的青年教师。那时整个西方哲学史教学小组只剩下我们这一对“老搭档’’了，陈先生五十有六，而我也已知天命，真是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我们留下雷红霞后，首先是想尽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帮助她早日独立地走上讲台，逐步做到主讲西方哲学史这门课程。在她确定以“西欧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为研究方向后，陈先生就指导她撰写这方面的论文，期望她逐步取得独立研究的能力。随后，又让她翻译“西欧中世纪哲学原著选辑”中的“犹太哲学”部分，以培养她独立翻译的能力。她的译稿经陈先生亲自校改后送交出版社，可惜这本“选辑”因故一直没有出版。当雷红霞稳步走向教学、科研和翻译三结合的道路后，1993年陈修斋先生不幸就谢世了。自那以后的十余年里，雷红霞在教学和科研上都不断地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使我想起陈先生生前和我的一次谈话，说到雷红霞时，他高兴地说：“我们当时没有看错人，把她留下来是留对了!”的确是这样，雷红霞学友的这部以“西方哲学中人学思想研究”命名的论著就是明证。
作者的这部论著展示了她围绕“西方哲学中的人学思想”这个中心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人学问题是贯穿在西方哲学全部发展过程中的根本问题之一，但国内哲学界一般对此却鲜有明确的认识和认真的研究。作者紧紧地抓住这个根本问题，对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基督教、西方近代早期哲学、西方现当代哲学等发展阶段上的人学思想的实质内容、基本特征、与其他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宗教，特别是和科学等等)的关系，以及各个阶段人学思想彼此的联系和发展规律进行了认真的、颇为系统的和有益的探索与梳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注意分析这些人学思想对于正确理解人的本质和建立马克思主义人学体系的关系和意义。作者在这些方面的论述包含有好些发人深思的观点。特别是她不畏艰苦、克服困难、奋力撰写的《西方现当代人学思想研究》，更是富有新意。又如《西方哲学中知识与信念关系探析》对知识与信念的关系在西方哲学中的发展的分析也是很有见地的。此外，这部论著还包含有作者对其长期从事西方哲学史教学的宝贵经验的理论性总结，同时还提供了一直被埋没而未能公开发表的有关“犹太哲学”的译作。看到这样一部凝聚着作者的心血与智慧、具有“教学、研究、翻译”三结合性质的论著问世，我感到由衷的喜悦。祝愿作者进一步把“教学、研究、翻译”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再接再厉，锲而不舍，在她始终不渝钟爱的西方哲学殿堂里，在探索西方哲学中人学思想的征程中取得新的成就。
杨祖陶
2005年盛夏于珞珈山
原载 雷红霞著：《西方哲学中人学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第1版。
《进化认识论》中译本序
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认识论专家格哈特·福尔迈(Gehard Vollmer)博士、教授的《进化认识论》一书(1973年初版)的问世，标志着在现代西方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的进化认识论思潮的诞生。这样一部开山之作，现在由舒远招博士翻译正式出版了。这是我国哲学、特别是认识论研究中一件值得重视和欢迎的事。
福尔迈这部著作的名称“进化认识论”本身就表明了它的主旨是把人类认识能力放在生物进化论的框架，更具体点说，就是放在人类种系进化的框架内来研究、理解和说明。这部著作的副标题“在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与科学理论框架中探究人的天赋认识结构”，一方面表明了它的中心课题是探究人的认识结构的进化的起源及其适应客观现实的可能性的进化的机制；另方面表明它的这种探究决不是限于任何一门个别科学的单一研究，而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换句话说，进化认识论实质上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
《进化认识论》的内容十分广泛，它涉及到了逻辑学、先验哲学、行为研究、生物进化论、神经生理学、语言科学与语言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科学理论等等方面。这些方面既可以看作是由各门具体的学科进入进化认识论的通道，又可以看作是进化认识论在各个专门知识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从而《进化认识论》一书就不仅可以看作是对于现代自然科学中有价值的成分的系统的结合，而且可以看作是运用进化认识论对于各个知识领域中长期悬而未决或始终没有得到恰当说明的问题的系统的回答。这部著作在力图克服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分裂和把认识的主体性方面的研究纳入到进化的和客观化的轨道上来做出了极其可贵的创造性的尝试。它的主题的重大，见解的新颖和内容的丰富，读者自有体会并会作出自己的评价。关于这些就不用我来罗唆了。在这里，我只想就进化认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关系和意义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在说到生物进化论时，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它对于辩证唯物论哲学的重大意义或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众所周知，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论哲学世界观早在1847年(通过《共产党宣言》)就已公诸于世了，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却明确地把1859年(通过《物种起源》)才面世的达尔文进化论规定为辩证唯物论哲学、特别是其辩证自然观产生和形成的自然科学前提之一。后来，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从稍微不同的角度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普遍运动和变化的思想(“逻辑学”1813年)还未被应用于生活和社会以前，就被猜测到了。这一思想先公诸社会(1847年)，而后被应用于人类(1859年)。”①列宁在这里指出了近代辩证法发展途程中的三座里程碑：1812—1813年发表的黑格尔的《逻辑学》、1847年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59年发表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从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论断里我们可以看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哲学(在这里我们暂时撇开列宁提到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哲学不谈)的意义在于二点：一方面它是后者的自然科学前提之一，另一方面它又是后者在人类起源问题上的一种具体运用和光辉证实。
从进化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和意义，我们可以类推到进化认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关系和意义。
我们知道，在近代哲学史上，康德第一次提出和论证了人的认识结构在建构科学知识及其对象中的主导的决定的作用，从而实现了哲学和认识论领域中从“知识依照对象”到“对象依照知识”的哥白尼式的变革。但是，康德在进行这种研究时，只满足于“独断地”宣称这些认识结构是“先天的”，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先天结构”就完了，而没有、甚至极力回避提出这些认识结构的起源、即究竟是从何而来的问题和它们为什么对一切认识主体都同样有效的问题，正是这种情况使康德的认识论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主观唯心论和怀疑论或不可知论。
为了摆脱康德认识论的困境，康德哲学的后继者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就不能不正面地提出和回答人的认识结构的起源问题和它们对于一切认识主体的同等有效性的根据或机制的问题。黑格尔作为这一哲学运动的集大成者，他明确地认识到了，认识论如不摆脱旧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限制而成为辩证的，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如果认识论和辩证法不就是同一个东西，那就无法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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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 版，第147-148页。
答上面提出的问题。在黑格尔看来，人的认识结构(作为“纯粹理念”)本身就是一个从潜在到现实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体现为从自然的最低的阶段(无机物)到最高阶段(从植物、动物到人)，再依次经过人类意识、人类社会历史、人类精神生活等领域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直到人类哲学这个最高、最后的阶段，正是在这里作为“纯粹理念”的认识结构对自己的起源、发展和本质达到了完全的“自我认识”。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黑格尔关于这个宏伟发展过程的论述包含着进化论的思想，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和极不相同的领域中“证明了”思维过程同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是类似的，我们也可说，表明了认识的结构同自然事物的结构和社会历史事物的结构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思维与存在的一致采取了唯心主义的颠倒的形式，他的整个论述中又包含着无数的唯心主义的虚构和臆造，从而也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对黑格尔哲学的科学分析出发，把他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唯物主义地颠倒过来，使之站立在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这个新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并且摆脱了各式各样的虚构和臆造，从而创立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辩证法和认识论在马克思这里也和在黑格尔那里一样是同一个东西)。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对于人的认识结构的起源和它们对一切认识主体的同等有效性问题的回答依然需要从各个实证科学中获得进一步的充实和确证。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为恩格斯首先注意到了，这表现在他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已经确立的条件下，又明确地提出了要运用作为现代自然科学的进化论的原理，从认识的种系进化的角度出发，对认识结构的各种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回答。他说：现代自然科学，“由于它承认了获得性的遗传，它便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每一个体都必须亲自去经验，这不再是必要的了；它的个体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它的历代祖先的经验的结果来代替。”例如，那些似乎不言而喻、无需用经验来证明的“数学公理”(我们也可以说，那些对一切认识主体都同样有效的“先天认识结构”)“只是‘积累起来的遗传’的结果。”①
不仅如此，列宁也不依赖于思格斯而注意到了问题的这一方面。同恩格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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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71年第1版，第244页。
于数学公理的上述论断相类似，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论点：“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① 但是，列宁也同样不满足于这个正确论断的抽象性，因而又提出了一种从经验上、从实证科学中来研究和回答辩证法和认识论(辩证法和认识论在列宁这里，当然也和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一样，是同一个东西)的诸如此类的根本问题的设想。他在《哲学笔记》中列举了“认识论和辩证法应当从中而形成的那些认识领域”：哲学史、各门科学的历史、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语言的历史以及心理学、感觉器官的生理学等等，同时还注明，这些领域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史”，甚至应该是“全部知识领域”。②从这些文字，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列宁这时的确设想过：应当有一门关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以认识的种系进化为纲的、综合性的科学。
现在，如果把恩格斯和列宁的上述那些思想同福尔迈博士关于其“进化认识论”的框架、主题和跨学科的综合性质的规定作一比较，我们就不禁要说，不管福尔迈和进化认识论思潮的其他代表人物是否意识到了，他们实际上是在实现或完成着恩格斯和列宁早巳提出来的认识论研究的设想或任务。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恩格斯和列宁所表述的无非是他们所觉察到的认识论发展的客观需要，而这种客观需要也当然是可以通过别的途径而为这个领域的专门家所觉察到并通过他们的科学研究而得到某种满足的。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不能忽视生物进化论一样，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不应当忽视作为一门新兴综合性学科的进化认识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家们应当象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待生物进化论那样来对待进化认识论：一方面把它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自然科学的前提之一，看作是它的普遍性原理之在某一或某些知识领域中的具体应用和证实，从中汲取一切有益的科学的东西，以确认、修正、充实、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认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看出它作为一种自然科学的、生物学
的进化认识论本身所应有的界限，和由于对自身界限的不自觉而必然带来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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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3页。
②《列宁全集》第38郑，第399页。
局限或缺陷，如偏重于认识的生物学方面因而忽视了认识的社会属性，过分强调了认识能力的遗传性而忽视了遗传的可变性等等，并且善于探索出纠正、克服和避免这些局限和缺陷的途径和方法。
由于对进化认识论的这种认识，因此，当舒远招在攻博期间向我提出翻译福尔迈的《进化认识论》一书的打算时，我当即予以肯定和极力支持。接着，他又和福尔迈博士直接通信，得到了他的热情的赞许和惠赠的该书新版本(现已出到第5版!)。在翻译过程中，他的态度极其严肃认真，遇到的最大困难也许是书中所涉及的大量专门学科的内容和术语，为此他不断地向有关学科的专家和朋友们请教，仔细推敲，四处搜寻恰当的译法，还特别购置了一部难得的《德汉科技词汇大全》。我在校阅时因其译文的忠实可靠和流畅易读而深感欣慰。虽然译稿早已完成，可是迟至今日译者才积攒起足够的资金使之得以问世。我想，在认真研读了这本译著之后，人们定会由衷地认为，这部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是译者对于我国的学术事业，特别是对于哲学和认识论的研究和发展作出韵一项有价值的贡献。
原载 〔德〕福尔迈 著，舒远招 译 杨祖陶校：《进化认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4年12月第1版，第Ⅰ-Ⅵ页。
《生命价值的悲歌——叔本华哲学》序
叔本华哲学东渐华夏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间经历了几起几落的戏剧性变化。本世纪初，王国维第一次把叔本华哲学作为尾随当局政治需要的对立物，作为一种“纯粹哲学”推荐给国人，对于他心目中的这个“可爱而不可信”的唯意志论、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哲学，他迷恋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不仅将其用于文学的研究，而且身体力行，最后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到了40年代抗日战争正酣之际，陈铨及其《战国策》派为了鼓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主张，发表了大量介绍和宣扬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学说的著作和文章，这种做法，在当时理所当然地受到进步力量的批评与抵制，而且随着抗日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的胜利，他们所鼓噪的叔本华—尼采哲学也就在国人心中破产了。可是，像叔本华哲学或尼采哲学这样的哲学，它们本身不可能不包含着富于生命力的成份或真理性的因素，而这些成份或因素是需要得到真正的理解和挽救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到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进展，叔本华的一些主要著作被翻译出版，出现了一些研究性的文章，对叔本华哲学的兴趣似又再度兴起，叔本华哲学在知识界、至少在哲学圈子里也成了大家熟知的东西了。但是，正如黑格尔爱说的那样，熟知非真知。迄今为止围绕叔本华哲学所进行的全部工作，只是我国学术界走向对这个哲学的真正认识、理解和把握的必要的先行阶段或预备阶段而已。
对于一种哲学或哲学体系的真知必须以对它的系统研究为前提。我认为，这种系统研究包括三个方面：
一、对于这个哲学体系本身的“系统把握”。根据黑格尔列宁的观点，所谓哲学体系就是把人接近现实、把握现实的（其数目永远增加着的）成份中的一个成份绝对化，作为哲学的根本原则，用来说明、推演或构造整个现实世界或人生，将其发挥成为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这样的哲学体系充分地揭示和突现了这一成份的本质和作用，但它以一个成份去说明只有用无数成份的全体才能说明的现实整体所必然产生的矛盾和缺陷也注定了它必然被推翻和被取代的命运。所有这些就构成了对一个哲学体系本身的“系统把握”的根本内容。叔本华是以意志或生存意志这个成份作为根本原则来推演和说明整个现实世界和人生的方方面面的。为了达到系统把握叔本华哲学体系本身的目的。必须紧紧抓住这个体系中的四重关系：（1）表象作为现象与意志作为自在之物或本质的关系，（2）意志或生命冲动与理念或理性规范的关系，（3）对意志的直观或直接的知与对它的间接的知的关系，（4）意志作为人生的痛苦和悲观命运的根源与它作为人的自由、道德和解脱的根源的关系，弄清楚每重关系的性质和特点、地位和作用以及四者之间的相互内在联系。经过这样的分析与综合，就可以看到，这个哲学是怎样从形而上学的割裂关系的双方出发，而在必要时又折衷主义地容纳对方，从而在一系列的矛盾中纠缠和挣扎，最后必然陷入既肯定意志又否定意志的不可救药的矛盾的。
二、对于这个哲学体系与先行的哲学体系和后继的哲学体系之间的关系的系统把握。不这样，如此这般的一个哲学体系的产生和它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就会成为一种偶然现象而得不到说明。我们知道，休谟的怀疑论哲学是西欧近代哲学发展的转折点，他第一次明确地确定了怀疑论的界限，他声明：在哲学思辨中，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不能不是一个怀疑论者，但在生活与实践中，他和普通人一样，绝不是一个怀疑论者。他的这个声明启示了后继者，必须把生活和实践引入到哲学本身里来。因此，康德在强调和发展理性、自我意识的能动活动的基础上，严格区分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并确立了实践理性对思辨理性的优先地位。经过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对康德哲学以及前康德形而上学的批判改造和发展，社会生活及其历史，从生产活动起的整个实践活动领域都被逐步地纳入了实践理性或实践理念的内容，认识和实践的相互转化和辩证发展的过程和规律被逐步地揭示并建立为完整的理论。这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但是，与此同时，从康德那里还生长和发展出了另一种哲学思潮，这就是从叔本华到尼采的唯意志论再到后来的生命哲学等等。这一哲学思潮的开始阶段——叔本华哲学不仅是来自康德哲学，而且是同费希特哲学中的浪漫主义、非理性主义精神的影响不可分离的。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一书中甚至把叔本华哲学看作继谢林哲学而起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一个阶段。从内容上说，唯意志论也很注重生活、行动或实践在哲学中应有的地位，到了尼采甚至就明白地把生活和行动规定为哲学的本质和目的。不过它不像德国古典唯心主义那样在绝对化理性的前提下着眼于实践的宏观内容的综合和实践与认识的辩证法（这是因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标志着人类对理性的本质和作用的认识已经从分析阶段进到了综合阶段），而是把实践的一个最基本的成份——意志加以绝对化，这样地来展开对意志本身的本质和作用的哲学认识。这种认识也必然是一个从分析到综合的进程，从叔本华哲学开始的唯意志论思潮的历史进程就应当是这一认识进程的表现。因此，只有深入研究，一方面揭示了叔本华哲学和先行哲学之间的必然联系，一方面揭示了从叔本华哲学经过尼采哲学直到生命哲学及其往后发展的逻辑必然性和逻辑进程，才算达到了对叔本华哲学和其先后哲学之间的关系的系统把握的目的。
三、对一种哲学思潮的发展进程和现实历史的发展进程之间的平行或一致关系的系统把握。这是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也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要求。叔本华哲学经过尼采哲学直到生命哲学及其形形色色的延伸，是在德国资产阶级处于无权地位、德国资本主义从倒退中缓慢重新起步到西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直到所谓后现代或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发生发展的，而在这期间又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世界历史事变，对于这一哲学进程和历史进程的平行或一致关系，只有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指导下，经过多年冷静的艰苦研究才能系统地把握到。现有诸家的一些分析和看法，如卢卡拉奇在《理性的毁灭》中的相当系统的见解，虽具有某些不可否认的价值和意义，但真正说来，至多也只能是有待通过进一步研究来检验、校正、补充和发展的序幕而已。
对于一种哲学体系，只有经过以上三个方面统一起来的系统研究，才能从熟知进到深知。这样的系统研究的完成或基本完成，当然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代人的事，而是要经过众多的、几代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邓安庆博士的新著《生命价值的悲歌——叔本华哲学初探》，可以说是我国对叔本华哲学进行上面所说的那种系统研究的第一个可喜成果，标志着这样的系统研究的良好开端。我这样说，是基于本书如下的几个特色：
1．这部著作从现代文化批判的观点出发，不仅对叔本华哲学的诸方面，从世界观、美学、伦理学到人生哲学，作了系统的评述，而且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提出和探讨了涉及叔本华哲学一些重要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的问题。如“表象”作为“意志”之自我意识的问题和与此相联系的“表象”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在“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的讨论中所涉及到的叔本华哲学中直观和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意志自由和道德基础的的相互关系问题；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作者还颇有创意地提出和探讨了禁欲主义与享乐主义、功利主义之间的关系和禁欲主义在解决西方文化危机中有无价值或应有何种价值的问题等等。
2．本书对于叔本华哲学产生的文化渊源的探讨很值得注意。一般都根据叔本华的著作和自述，将康德哲学、柏拉图哲学和印度哲学（奥义书）作为其哲学的来源，这当然是不错的，但也不全面，因而还不足以充分说明叔本华哲学。作者在此之外，还专节讨论了叔本华哲学和当代德国以谢林为其哲学首脑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关系，以展示叔本华哲学中的浪漫主义基本精神。这一探讨直接间接涉及到了从康德哲学发展出来的唯意志论思潮和同样来自康德哲学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思潮之间在发生过程中既平行又交叉，在内容上既对立又有所重合的关系，从而把对叔本华哲学的形成和本质的认识推进了一步。
3．本书在探讨叔本华哲学和后继哲学的关系方面也有其特色。一般都认为
叔本华哲学是唯意志论思潮的先驱和和整个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源头，对后来的生命哲学、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甚至弗洛伊德主义等都有影响。作者在此基础上，对所搜集到的大量国内外材料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综合，他没有停留在学术界关于意志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叔本华—尼采哲学，狄尔泰、柏格森、奥伊肯等的生命哲学，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论这样三代哲学的观点上，而是企图进一步研究这样的三代哲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作者从形而上学的高度和文化批判的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独具特色的分析，从而在揭示唯意志论思潮发展的逻辑必然性和逻辑进程方面作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尝试。
总的说来，作者是把叔本华哲学放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中来把握，并立足于当代，力图从一种新的文化眼光来审视它。把这样一部著作视为我国系统研究叔本华哲学的一个开端看来也许是恰当的。当然，作为开端，或如作者自己所说，作为对叔本华哲学的“初论”，它必然是不完善的，还具有种种缺陷或不足，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所有这些都将在这个开端的向前进展中，在“再论”中予以修正、充实和发挥。对于像叔本华这样一个有极大争议的哲学家的各种观点的评论，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达到一致。问题在于，这些评论应该不是毫无根据的武断或任意抒发，而是经过认真的研究，因而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并足以抛砖引玉，引发出更深更新更恰当的见解来。这本书是否具有这样的价值或在何种程度上有这样的价值，读者和专家会自有公论的。
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作者选定这样一个研究主题并作出这样的研究成果，绝非偶然。1989年，我和陈修斋先生应聘到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参加和主持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第一次见到了邓安庆君。他的论文《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意义生成论》的水平和他在答辩中的表现，显示出他具有很好的哲学思维的素质，功底不错，又是学德语的，我就建议他报考武汉大学西方哲学史德国古典哲学方向的博士生，他颇有点腼腆地点了点头，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入学后，在确定具体的研究方向时，他表示要研究谢林哲学，这使我真有点吃惊。这是因为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谢林哲学在我国是研究得最少的，而谢林一生的哲学思想又多变，他的书神秘晦涩难懂，比起黑格尔来，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研究它实在太难了，何况邓安庆当时还没有入门呢。他虽然也意识到了困难，但他认为谢林既然被视为“隐姓埋名的现代人”，那他的哲学思想一定会隐藏着现代西方哲学的最初源头，为了深刻领会现代西方哲学，就必须对谢林哲学进行攻关，这仿佛是一个有志于哲学史探索的青年所应当承担的义务。他的这种使命感和职责感强烈地感染了我，以致不能不赞同和支持他作出的这一选择。当时武汉大学还没有谢林的原文著作，为此，特别为他申请了一笔经费到北京复印。为了深入、准确地理解和掌握谢林的哲学思想和专用的概念，他专程去北京登门向我国知名的德国古典哲学专家如张世英、梁志学、叶秀山等教授以及中青年学者如李秋零博士等请教。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论谢林思辨的浪漫哲学》经过指导小组的反复讨论，他又进行了三、四遍修改，才最后定稿。这篇论文得到了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张世英先生肯定它是一篇很有创见的、高水平的博士学位论文，它所提出的基本观点——谢林哲学和黑格尔哲学是两条线、谢林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先驱，是对于传统看法的一种突破，值得重视和进一步发挥。
为了做好论文，邓安庆不仅对德国古典哲学，而且对法、德浪漫主义思潮作了大量的研究。在确定了谢林作为现代哲学的先驱地位之后，他自然也就思考到了从谢林到现代哲学之间的诸多中间环节问题，并有心对此加以梳理和研究，正是从这时起，叔本华哲学就已成为他思考的对象，但这方面的研究与著书立说并没有及时提上日程，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他对谢林的研究引来了不断的约稿，他不得不首先完成台湾傅伟勋先生邀他为“世界哲学家丛书”撰写的《谢林》一书（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95年），接着又要完成香港中文大学刘小枫约请的译著：谢林的《论自由的本质》和《布鲁诺对话》两书。二是这期间，由于难以想像的原因，他历时一年在武汉和全国范围为解决自己的工作调动而陷入难以想像的困境，最后只是由于湖南师大张廷楚校长的远见卓识，大度惜才，他这位刚刚30岁的博士才在岳麓山下找到了一张安放书桌的地方。历经坎坷的邓安庆依然意气风发，初志不改。充分利用湖南师大给他提供的条件，抓紧时间在教学之余努力进行叔本华哲学的研究，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写作。邓安庆在攻硕、特别是在攻博期间对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刻苦钻研及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为他写出这样一部部关于叔本华哲学的系统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创造了难得的条件。
如前所述，邓安庆博士的这部研究叔本华哲学的著作，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与广度，具有显著的特色，是我国系统研究叔本华哲学的开创性之作，对此我感到由衷的喜悦与欣慰。更令我高兴的是，继叔本华哲学的研究之后，他又马不停蹄，正在酝酿和着手研究从谢林到现代西方哲学的另一个中间环节，一个与叔本华哲学并列的环节，这就是被认作现代解释学之父的施莱尔马赫的哲学。愿邓安庆博士这部新作早日问世，更加闪现智慧的光芒。
杨祖陶1997年6月于珞珈山麓
附注：这篇原为邓安庆《生命价值的悲歌——叔本华哲学初探》作的序，后因该书纳入台湾傅伟勋、韦政通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书名为《叔本华》）而未用。又，《施莱尔马赫》也纳入“世界哲学家丛书”而问世。
《解释学之维——问题与研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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