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安会的猖狂活动，引起人们普遍的不安和愤慨。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人们自发地组织团体，针对筹安会“六君子”的谬论进行了猛烈抨击。有人上书政府，要求取缔筹安会，严拿杨度等人，“明正典刑，以正国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肃政厅也呈请袁世凯将筹安会“迅予取消，以靖人心”。两年前，曾有湖北省的几个“商民”呈请袁氏改行帝制。但是，那时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在国内还有相当大的力量，袁氏觉得“商民”这么一说，无异泄露“天机”，可能给民主派以口实，所以立时下令严拿商民，“按律惩办”，还故作激切之词说：“不意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等鬼蜮行为，若非丧心病狂，竟存尝试，即是受人指令，志在煽惑，如务为宽大，置不深究，恐邪说流传，混淆视听，极其流毒，足以破坏共和，谋叛民国。何以对起义之诸人，死事之先烈？何以告退位之清室，赞成之友邦？”⑩而今他的态度却大变，在回答人们要求取缔筹安会时说：“近数年来，此项言论耳闻已熟，久不措意，自因欧战及墨西哥屡次政变，遂激触中外注意新造民国利害。予所居地位，只知民主政体之组织，不应别有主张，且帝王总统均非所愿恋，汶上秋水，无时去怀！无论研究者作何主张，于个人固无嫌疑可虑。余及国人均有身家产业子孙亲族，人情切己，自当研究所以主保安全之法，余既受国民付托，何敢以非所恋非所愿二者之嫌疑，而强加干涉？”又说：“此日如不令学者舆论自由研究此项问题，则有一部分人主张颇力，恐以武力摇撼国体，不如以此缓和其空气。”当各省来电询问政府对筹安会的态度时，他又答复说：“筹安会乃积学之士所组织，所研究君主制与民主制之优劣，不涉政治，苟不扰乱国家治安，则政府未便干涉。”[1]
政府岂止不干涉，而且尽心保护，派出军警到筹安会和杨度等人的私宅，荷枪实弹，守门站岗，盘查出入。而对那些为反对筹安会而成立的群众团体，如国体研究会、治安会等，则百般刁难，不准立案。与此同时，袁世凯的机要英文秘书蔡廷斡（１８６１—１９３５），于８月１７日把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秘密地寄给政治顾问莫理逊，并说：关于国体问题，“政府愿意听取你的意见，希望你抛弃个人考虑，从理论上阐述何种政治体制最适于确保中国局势的稳定”。最后，又邀莫理逊“下午四点在总统的办公室见面”。[2]当天，莫理逊准时赴约，而且见到了袁世凯。袁正患哮喘病，他向莫理逊诉说“很感痛苦”，还说“目前他的权力远不及他做总督年代的权力大”。[3]——言外之意，对眼下兴起的帝制运动没有制止的能力。这一来，中外都知道筹安会的政治背景了。一些没有参预帝制机密的官僚也看出“此事肇议之初，虽由于下面之鼓动，亦实因上峰已暗示主张，故一经发布即有沛然莫御之势”。[4]对袁抱有幻想的人，至此幻想完全破灭。
筹安会成立后，立即剥去了“学术讨论”的外衣，派出专员到全国各大城市进行活动，并通电全国，要各地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各省文武官吏函电交驰，无不阿从附和。没过几天，筹安会就通电全国说：各省机关及各团体代表投票议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并杂凑成“各省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要求改变国体。而所谓“各省公民请愿团”的领衔人都是袁的党羽：直隶为曹锟、刘若曾，奉天为张作霖、冯德麟，江苏为沈云霈、徐邦杰，河南为赵倜、唐天喜，安徽为段芝贵、姜桂题，等等。
在筹安会正式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即８月２４日下午，由段芝贵、袁乃宽发起在石驸马大街袁宅“特开军警大会”，也“讨论”所谓“筹安事宜”。这是一次不对外公开的会议，参加者都是北洋军警要人：有雷震春、江朝宗、吴炳湘、马龙标、张怀芝、卢永祥、李长泰、蒋雁行、唐在礼、张敬尧等四十四人，还有“临时加入”的阮忠枢、夏寿田等五人。段芝贵在会上发表演说，先介绍了古德诺和“筹安会各大学问家”的主张，然后他说：“至考历史，国人有数千年之习惯，若君主至少亦可延三四百年，多则七八百年，有前例也。即按一君亦可数十年，则于此年限之内可免许多扰攘。”“对外亦非君主实无实力之政府可期。目下处外人侵迫已极，必先保国为第一要义，浮文小节何能周计，况军警有保卫国家生命财产之责，不能不略为预备，今将大概利害通电各省，吾辈即以存国为重，如无异词请即署名签押。至于外界少数人之清议，匪人之挑拨，为置之不理。尤要者，各自开导部下，勿为所惑。至要，至要！”段讲完后，“众无异词”。当时，会场上备有签名簿两本：一为“赞成君主”，一为“赞成民主”。段首先在“赞成君主簿”上签名，到会者“依次轮书”，此外，北京警察厅内外城二十区区长，各军队旅长以上，拱卫军团长以上都有人代签名，一致赞同君主。临散会时，段又补充说：“俟各省复电，再视外交团动静，即可从速发表。”[5]
与此同时，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一批京官，“唯恐失此攀附之良机，背拂新皇之圣意”，也顺风使舵，极力拥护帝制。尤其是梁士诒，当时其手下干将叶恭绰（交通部次长）、赵庆华（津浦铁路局长）和关赓麟（京汉铁路局长）等都因“舞弊营私”被“停职查办”，交通系岌岌可危。一日袁世凯召见梁上诒说：“参案本有君在内，我令去之。”梁心有灵犀，拍马有术，把帝制运动视为重新邀宠和保住交通系势力的大好时机，遂筹集巨款，收买各方，策动成立请愿团，与筹安会和“各省公民请愿团”争功夺宠。刹那间，北京出现了各种“请愿团”，什么“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孔社请愿团”，还有由流氓操纵的“乞丐请愿团”和由妓院老板组织的“妓女请愿团”，等等。袁世凯就是依靠这些乌七八糟的丑类，来表示“人们”对帝制的“狂热”。
９月１日，参政院开会讨论请愿团的要求。许多参政本来就是请愿团的策动者发起人，如杨度、孙毓筠、梁士诒、沈云霈、施愚等。他们准备一举手通过帝制，就让袁世凯黄袍加身。可是，当６日开会之际，袁突然派杨士琦代表他到院宣布：“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宜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障碍，本大总统有保全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但是，接着又说：“至国民请愿，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法。”乍一看这个宣言，好像是袁不赞成改行帝制。细细推敲，“词意赞成改革，实已昭然若揭”。[6]只是袁不愿以自己指定的一帮参政议决帝制，而要另造一个征求“民意”的机构，给窃国称帝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以此麻痹人民，争取人心。
梁士诒等趋承袁世凯的旨意，收买各请愿团发起人，很快拼凑起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以沈云霈（杨士琦的亲信）为会长，张锦芳（张镇芳之弟）和那彦图（蒙古亲王）为副会长，于９月１６日向参政院呈上第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次日，参政院即议决并咨请袁于年内召开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袁遂于２５日一本正经地下令：１１月２０日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国体。
袁世凯之所以故作姿态，一定要逼出“民意”来，才肯称帝，除了欺骗和压抑国内人民的一层用心外，更为重要的是向帝国主义各国显示自己得民心，统治稳固，以便取得各国对袁氏王朝的承认。稍后，他的党徒们给各省将军的密电中将这个意图透露出来，该电说：“此次国民代表大会之设，对外之意实较对内之意为重，本局曾经迭电，特别声明。”又说：“自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以后，各国驻使以我国采用文明制度，颇示赞成之意，如果各地方监督均能依法运用，以济事实之穷，是对内多一分斡旋，即对外少一层棘手……前日大总统交令谆谆，以法律举办为言，其中具有深意。”[7]
原来，袁世凯一边处心积虑地制造民意，一边已秘密地乞求帝国主义各国承认即将出现的新王朝。帝国主义的态度如何，这是他最关心的。因此，他一直亲自掌管外交大权。当时，同盟国德奥一方已表示愿意给予承认，特别是德皇威廉二世，为了争取袁氏倾向同盟国集团，不仅多次表示支持帝制，而且还答应“财政器械给予大力援助”。袁的外交活动，主要是乞求协约国日本、英国的承认。
日本政府的野心极大，并不认为修正后的二十一条是一份厚礼，还要以承认帝制为要挟，索取更多的报酬。所以，日本政府在原则上尽管不时怂恿改行帝制，而始终不肯作出承认的具体许诺。为了获得承认的担保，袁指示曹汝霖和陆宗舆同日本秘密接触，并派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前往东京对日本政府要人说明改行帝制的必要性和探听他们的态度。有贺于１９１５年９月返回北京，转达了日本首相大隈的意见说：“如果中国人觉悟了，他们恢复君主制是很自然的。”“只要恢复帝制，当然期望袁大总统当皇帝。”[8]稍后，陆宗舆从东京也送来重要“情报”：９月２３日（阴历中秋节）晚，大隈以赏月为名，邀陆宗舆至其官邸，正式告以可就承认问题举行会谈。次日，陆急忙电告曹说：“昨晚大隈总理晚宴，舆与并坐密谈，多方颂仰此老，并告以大总统实欲极诚联日。渠甚欣悦，并谓大总统如果诚意联日，日本国自努力为援助，可除一切故障。如有密谈，可由高田达我。”[9]高田是大隈的亲信，新出任当时内阁文部大臣。这个电报无异在袁的皇帝欲火上浇油。袁得到电报，就急不可耐地要以庆贺大正天皇加冕为名，派特使赴日，与大隈直接密谈。后来又怕“就之太骤”，使大隈索价过高，即指令陆宗舆“将改制意见先与大隈商得近情后”，再派大员前往“正式商办”。[10]
对日交涉已有眉目，袁世凯便决定再征求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同意。前此，袁曾派政事堂参议伍朝枢探询过朱尔典的意见。朱尔典担心恢复帝制会引起中国政局动荡，影响英国在华的权益，曾表示“甚不赞成”。后来，又直率地告诉梁士诒说：“外国人完全知道整个（帝制）运动是由北京暗中操纵的。”莫理逊也认为改行帝制是“一个扰乱人心的运动”。[11]所以，当筹安会开始出现时，英国人办的《京津泰晤士报》和上海《字林西报》都公开唱反调，担心袁的行动太冒险。《字林西报》８月２９日的北京通讯写道：“袁氏之得以巩固其地位者，多赖外人精神上、财政上之助力，外人于此又乌可无言耶？……今若以帝制而改良时局，则非此间多数欧人所敢信者也。不独信其不能改良时局，且恐时局反因此而愈恶！”但是，当朱尔典得悉袁已取得大隈的支持时，为与日本竞争，遂改变了态度，急忙告诉袁说：英国“亦赞成帝制”。１０月２日，袁约见朱尔典，由蔡廷斡做翻译，两人在居仁堂促膝密谈。袁世凯煞有介事的说：“近二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暨文武行政各官，或面陈，或电陈，皆言非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维持大局。近数月以来，各省商会、民团亦频频来电，主张其事，甚至少年军官、革命伟人提倡以强力解决，而所谓老成之政治家，因墨国乱事，亦以为强行共和非永久之计。所以至于今日全国赞成君主立宪，且主急速进行。余费尽心力，对付各方，令其不必多事，然后人主意甚坚。倘以力制之，或有别出情形，则又不得不将此问题取决于民意，乃得正当办法。”接着又说：“大隈伯对我驻日公使言，关于君主立宪事，请总统放心去做，日本甚愿帮助一切。由此观之，即于表面上日本似不再行渔人政策。”朱尔典当即表示：“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又进一步鼓动说：“共和政体，华人未尝研究，君主政体或稍知之。当辛亥革命之日，华民醉心共和，以此口号推翻满清。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尔典与美使嘉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即前驻京美公使柔克义亦屡言之。”[12]
会见朱尔典以后，袁世凯以为帝制可取得英日两强国的承认，外交上“自有把握”，便将与朱尔典的谈话记录整理油印，作为“严密”文件，发给高级文官武将传阅，借以证明外交问题已经解决，促使爪牙放手大干，加速实行帝制的步骤。
于是，由梁士诒、杨度等人指挥，“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第三次请愿书，说原来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过涉繁琐”，“而大势所趋又难久待”，要求参政院本“立法贵简，需时贵短”的精神，“另设机关，征求民意”，“以定国体，而固邦基”。[13]参政院便以“尊重民意”为名，于１０月６日开会，决定不再召开国民会议，而“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组成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袁世凯接到参政院咨文，于１０月８日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次日又命令各地文官武将“保全地方治安”，“静候国体之最后解决”。
袁世凯所谓的“保全地方治安”，就是无情地镇压反对帝制的活动。关于这一点，在他１０月３日致各省的密电里说得最为露骨，他说要“清除乱党，严防煽动”。各地文官武将心领神会，连忙回电，表示效忠：奉天段芝贵保证境内治安，“可负完全责任”。上海镇守使郑妆成说：“汝成之力足以担任维持”，望“俯顺舆情，速定大计”。张勋复电说：“勋军驻扎地点均已布置严密，务使跳梁之辈无隙可乘。”四川陈宦要求“采兆民之公论，当机立断，速定大位”，等等。
同时，袁世凯在北京为各省作出了“保全治安”的榜样。筹安会事发生时，北京报纸如《国民公报》、《新中国报》、《天民报》等，都抱反对态度。袁指使爪牙多方对付，软硬兼施，或用金钱收买，或以暴力查封，将反对帝制的舆论摧残殆尽。据上海《申报》报导：“京中报纸所载，大都请愿代表等等千篇一律之文字，其有载反对言论者仅一二家，然亦时受对方攻击。”[14]最后，除外国人办的报纸外，都噤若寒蝉，不敢再言反对。
军政执法处和警察厅的警探，遍布北京城厢内外，滥施淫威。凡有出语反对帝制者，即被扣上“乱党”的帽子，逮捕治罪，搜查家宅，连坐亲属。茶馆、饭店、旅社等公共场所大都粘贴“勿谈政事，致干严究”纸条，一时竟使“共和国体之下人民，罔敢拥护共和国体”。人人“心实非之，而口又不敢不是，心口相背，率天下人以假”。[15]
有一名叫崔启勋的警官，心怀愤懑。某日提笔信手在纸条上写道：“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纸条为另一警官捡得，乃投书告密。军政执法处立即将崔某捕去。不几天，经袁世凯批准处决。当囚车抵刑场时，观者如堵，崔某大声疾呼：“奉劝诸位同胞，当今之世有子弟者，千万莫教他读书，千万莫教他写字。我这是读书写字的结果！”其言词悲惨，观者多为落泪。时人称为“洪宪文字狱”。[16]
就是在这种恐怖的气氛里，袁记国民代表大会吹吹打打，拉开了帷幕。
注释：
①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页１１０。又见天忏生、冬山：《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谈》，１９１６年版。
②张国淦：《洪宪遗闻》。
③黄恩施（Ｐ．Ｓ．Ｒｅｉｎｓｃｈ）：《一个在华美国外交官》（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ｎＣｈｉｎａ），纽约１９２２年版，页１７２。
④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见《君宪纪实》，全国请愿联合会１９１５年９月编印。
⑤《严几道与熊纯节札节钞》，见《学衡》第１０期。
⑥崔唳生编：《最近国体问题风云录》，１９１５年９月版，页２。
⑦杨度：《君宪救国论》，见同④。
⑧《上海共和保持会宣言》。
⑨同⑧。
⑩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１９３６年版，页１５４。
[1]《申报》，１９１５年８月１７日、２７日。
[2]《蔡廷斡致莫理逊函》，１９１５年８月１７日。见《莫理逊通信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Ｇ．Ｅ．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第２册，剑桥大学１９７８年版，页４５３。
[3]《莫理逊致朱尔典函》，１９１５年８月２０日。见同紒紝矠，页４５４。
[4]《恽宝惠致冯国璋函》，１９１５年９月７日，见《大树堂来鸿集》（未刊）。
[5]《王廷桢致冯国璋函》，１９１５年８月２４日，见同紒紟矠。
[6]同[4]。
[7]《国民议会事务局致各省将军密电》，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１４日、２４日。
[8]《朱尔典致兰利函》，１９１５年９月２３日，转引自陈志让（ＪｅｒｏｍｅＣｈ＇ｅｎ）：《袁世凯》（ＹｕａｎＳｈｉｈ－Ｋ＇ａｉ），伦敦１９６１年版，页２１５。
[9]《驻日本陆公使致外交部电》，１９１５年９月２４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
[10]同[9]，１９１５年９月２６日。
[11]同[3]。
[12]《袁世凯与朱尔典谈记录》，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日，原件系油印本。上海图书馆和日本国会图书馆静嘉堂文库各藏一件。《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所收录为删节本。
[13]黄毅：《袁氏盗国记》，上篇，页６０、６１。
[14]同[1]，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１３日。
[15]同[1]，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１１日。
[16]王建中：《洪宪惨史》，１９２５年版，页２５。
国民代表大会的骗局与洪宪皇帝
恢复帝制的丑剧，完全是在袁世凯及其爪牙的导演下进行的。１０月２５日，在全国开始选举国民代表。三天后，各省陆续举行国体投票，投票地点规定在将军或巡按使公署内，将军和巡按使是法定的投票监督人。其票面只印“君主立宪”四字，令投票人写上“赞成”或“反对”字样。至１１月２０日，北京及各省投票一律告竣，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
１２月１１日上午９时，参政院开会，以总代表的名义汇查票数。各省国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一千九百九十三张，没有一票反对，也没有一张废票。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参政杨度和孙毓筠立刻提议说：“本院前由各省委托为总代表，尤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秘书长林长民立即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推戴书当众朗读，全体起立，一致通过。１１点半，在一片欢呼声中散会。当天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发回，并申令尊重民意说：“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他明明是“同意”推翻民国了。但接着他又谦辞道：“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天生民而立之君，大命不易，惟有丰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迭经事变……辛亥之冬曾居要政，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生民，追怀故君已多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①
袁世凯的推托是假，要党徒为他背信弃义进行洗刷是真。按照预谋，同一天下午５点，参政院再次开会，通过早已准备好的第二次推戴书，当晚进呈袁。在这个推戴书里，称颂袁有经武（练新军）、匡国（屠杀义和团）、开化（办新政）、靖难（绞杀辛亥革命）、定乱（镇压“二次革命”）、交邻（承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等六大“功烈”。不仅“功烈”“迈越百王”，而且“德行”也“夐绝古初”，其理由是：“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霜四易”，“兴废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至于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今日者……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②
袁世凯自以为有了这一纸无耻的诡辩，便可掩尽天下人耳目，把自己背叛民国的罪恶一笔勾销。因此，第二天（１２日）一早，就发下一道冠冕堂皇的告示，引述了推戴书全文后，大言不惭地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以爱国，讵在人后？”“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③
袁世凯在耍尽花招以后才肯称帝，无非是要说明他当皇帝既是天命所归，又是人心所向。可是，没过多久，他导演这出丑剧的密电就被披露出来，彻底暴露出所谓天命人心，不过是他一人的心愿罢了。这类密电共有五十余件，有用政事堂名义发出的，有用“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名义发出的，有由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阮忠枢、唐在礼、袁乃宽、张士钰、雷震春、吴炳湘等联合署名的，有由孙毓筠、顾、段芝贵、陆建章、朱启钤个人署名的。现择录其中数件，以便具体地了解这个骗局的内幕：
关于袁世凯直接操纵：
政事堂于１０月１２日发密电：“各电均转呈，奉大总统谕：国体不宜，彰明较著，智愚共见，中外同声，倘有墨葡之变，必为韩越之续，慕虚名而假实祸，稍有常识者皆能言之，中国介处列强，危机四伏，国基未固，人心不安，盖时局之危无过于今日者矣。”“国体不宜，危险在后，此数年中言之者众矣。予亦非有意因循，置根本大计于不顾，但欲归复故主，则中外大半反对，事有难言，欲别求贤能而理，顾海内又乏统治全局之才，熟思审处，不敢置议。”“现经代行立法院决定议案，以国体问题决诸国民代表大会，系属法律上正当之办法，各国亦多赞服，京外文武各官务各保守治安，维持秩序。”
国民会议事务局于１０月１７日发密电：“迭奉主座面谕，饬本局将各地方办理情形，随时详报。”“望贵监督将办理情形随时电知，以便遵办。”
关于选举国民代表：
国民会议事务局于１０月１０日所发密电称：“此次国体请愿，其请愿书不下百起，请愿人遍于全国，已足征国民心理之所同。故此次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将来投票决定必须使各地代表共同一致主张改为君宪国体，而非以共和君主责任两种主义听国民选择自由，故于选举投票之前，应由贵监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庶将来决定投票不致参差。”同日又电：“应请贵监督迅即密饬所属各初选监督，对于该县之初选当选人应负完全责任。尽可能于举行初选当选之前，先将被选资格之人详加考察，择其性情纯和，宗旨一贯，能就范围者，预拟为初选当选人，再将选举人设法指挥，妥为支配，果有窒碍难通，亦不妨碍加以无形之强制。”
１０月１１日，朱启钤等十人发密电：“每县初选当选人来省报到，必须设招待员接洽，疏通意见，再用监督官以谈话饮为名，召之至署，将君宪要旨及中国大势，并拟定充选之人名示之，须用种种方法，总以必达目的为止。”
关于推戴：
朱启钤等十人于１０月２３日发密电：“国民推戴书文内必须照叙字样曰：国民代表等‘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此四十五字万勿丝毫更改为要。”２６日又电：“国体投票开票后，当即行推戴，无须再用投票手续：即由公等演说应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如赞成，应起立。表决后，即将拟定之国民推戴书交请各代表署名。事毕再由公等演说推戴及催促大皇帝即位之事，可用国民代表名义委托代行立法院为总代表，即将预拟之国民代表致代行立法院电稿，交请各代表赞成。”１１月７日又电：“某国近藉口中国人心不一，恐有变乱，强拉英俄随同劝告，此事万无缓办之理，各省票数全体推戴齐至时，政府自当稍取委蛇逊让态度，以表示重视邦交之意，而在国民一方面，则宜表示决心，有进无退，使外人见我万众一心，则日之劝告自归无效而消灭矣，此事务须万分秘密。”
关于收买代表用款：
国民会议事务局１０月２９日发密电：“前次电达以后，尊处用款有无窒碍情形，统希随时密示，本局谨当竭诚相助，以便尊处放手办事。”
关于销毁密电：
国民会议事务局１０月１１日发密电：“京外官署往来密商之件，实为治乱安危所系，设或稍有泄漏，转蹈事机不密之嫌，而事关国本，密件若传于道路，尤恐贻政治历史之污点，此节对内对外，动关国家威信，务望特派亲信人员，严密保管。”１２月２１日又电：“此项电文无论如何慎密，终贻痕迹，倘为外人侦悉，不免妄肆品评，更或史乘流传，遂留开国缺点，中央再四思维，以为不如一律查明烧毁。”“为此，电请贵监督凡关于此次国体问题一应文件，除法律规定应行存案者外，无论中外各地方所来公私文电信函一律查明，由贵监督眼同烧毁……并于烧毁后将烧毁件数电知本局，以便查核”。“万望赶速慎密办理”。④
袁世凯张口讲道德，闭口谈民意。这些密电的公开，使人们认清了他所谓的“道德”、“民意”究竟是什么货色。正如当时梁启超所指出的：“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举凡国内国外明眼人，其谁不知者。”“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者复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七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⑤这是对袁世凯窃国称帝最生动的写照。
１２月１３日，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他身穿金光耀眼的大元帅服，面南立于龙案左上方。中下等身材，团肩巨腹，眼里闪露出不平常的诡怪的凶光。百官面北而立，战战兢兢地向他行三鞠躬礼，高呼“万岁”。礼毕，他颁发了一道禁止反对皇帝的严令，文中模仿帝王的口气说：“近以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举国一心，势不可遏……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往藉所垂，于顺天逆天之故，致戒甚严。天不可见，见于民心，断非藐藐之躬所能强抑。”袁世凯把自己说成是无可逃避的天运民心所选定的人物，然而他内心却十分空虚，对革命民主派于１２月５日在上海所发动的武装起义（详见本章第四节）犹有余悸，所以在这个申令里，又凶相毕露地威胁人民说：“因思宵小佥壬，何以蔑有？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甘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唯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最后还严令“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⑥这就是说，谁要反对他当皇帝，谁就是“公敌”、“莠民”、“逆贼”、“败子”，他就要把谁无情地推进血泊里。
袁世凯一边恫吓人民，一边滥授爵位，广布恩德，以拉拢庞大的军阀官僚阶层，扩大新王朝的统治基础。１５日，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表示不接受。２０日，以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各颁嵩山照片一桢，均许不称臣。袁世凯对于自己的文官武将一向是很慷慨的，２１日和２３日，两次特封公、侯、伯、子、男共一百二十八人。受封者大都是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及师旅长等握军政实权者；一等公有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还有被他毒死的赵秉钧也被追封为一等忠襄公。二等公有刘冠雄。一等侯有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宦、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一等伯有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雷震春。一等子有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陈光远、米振标、张文生、马继曾、张敬尧。二等子有倪毓、张作霖、萧良臣。一等男有许世英、张怀芝、何宗芝、潘矩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江朝宗、徐邦杰等三十七人。二等男有王祖同、王怀庆、刘存厚、周骏等十九人。三等男有何丰林、臧致平、马福祥、李长泰、杨以德等三十人。还有一、二等轻骑都尉世职七十人。此外又封孔丘七十六代孙孔令贻仍袭衍圣公，并加郡王称号。
为了取得满族王公亲贵的支持，袁世凯申令原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将来写入宪法；又派皇室溥伦为参政院院长，代替久已不到院的黎元洪；甚至试图和清皇室联姻，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废帝溥仪。清皇室满心嫉妒、怨恨，但敢怒而不敢言，被迫发表声明，拥护他当皇帝，还准备让出皇宫，迁往颐和园。
１２月１９日，袁世凯下令设立登极大典筹备处。事实上，登极的准备工作早在１０月下旬就开始了。政事堂礼制馆早已将皇帝登极、臣下朝贺、祭天祀孔、临朝仪仗等礼制拟好。在仪礼方面，袁竭力表示自己是一个开明君主，申令臣下谒见时免除跪拜礼，后宫选拔女官服役，禁用太监。对于筹备工作，他指示各部院说：“务以简略撙节为主”，“用副归真返璞，轸念民生之至意”。⑦然而，据当时报纸所载：登极大典预算竟达五百九十余万元，仅购制龙袍、龙袜、宝座、玉玺等御用品就花费了二百多万元。这就是他“轸念民生”的最好注脚。
１２月３１日，他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又发行了一种纪念金币和银币：一面以他身着海陆军大元帅服的头像作为图案，一面以象征封建帝王的“龙”作图案，并有“中华帝国”“洪宪纪元”八个大字。此外，册封皇后和嫔妃、立皇储以及选拔女官等项皇家事务也着忙进行，计日程功，只待择吉日嘉冕登极了。
洪宪帝制是袁世凯反动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但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却和他的主观愿望相反，当他倒行逆施达到顶点之日，也正是反帝制的战火燃遍全国之时。
注释：
①《政府公报》，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２日。
②同①，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３日。
③同②。
④黄毅：《袁氏盗国记》上篇，页９０至１１９。
⑤梁启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９册，页９９、１００、１０３、１０４。
⑥同①，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４日。
⑦同①，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５日。
反帝制怒潮高涨及护国战争爆发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民主主义的思潮不断高涨，逐渐地成为历史潮流，任何人也无法改变这个潮流的总趋势。以袁世凯为头子的一小撮封建专制主义者，打着“救国救民”的幌子，推行帝制，表面看去声势颇为煊赫，实际上，他们是非常孤立、非常虚弱、非常不得人心的。
对于广大人民来说，洪宪帝制是一场深重的灾难：不仅政治权利被剥夺得干干净净，经济上也受到一次洗劫。据当时人们统计，帝制运动共挥霍六千余万元，约相当于１９１４年全国田赋的总收入。①实际上，大大超过这个数字，据１９１６年９月１６日《申报》载：财政部调查帝制耗款，达六万万元有奇。如此一笔巨款，都是从全国各阶层人民身上榨取来的。
如中国历史上暴戾贪狠的专制帝王一样，袁世凯毫不关心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却挖空心思地横征暴敛。在他的统治下，除照收前清的苛捐杂税外，又接连发布各项新税则，如印花税法、验契条例、贩卖烟酒特许牌照条例、所得税条例等。１９１４年春，他公布“规复旧税文”，命令“将旧税速速恢复，新税一一进行”；还告诫各省官吏，务必“实力奉行”，“不可沽名钓誉，亦不可畏难苟安”。②当年开办验契税，规定“无论卖契典契，每张缴纳查验费一元，注册费一角”。③并预计一年之内搜刮二千万元。１９１４年底，又下令清丈全国地亩，扩大田赋收入，打算从１９１５年，每年田赋增收三千万元。同时，在广东等地实行鸦片专卖，刮得二千多万元。此外又通过加征货税、发行公债和强取“爱国储金”等，无情地刮取民脂民膏。“浩劫空前，人心思乱”。广大人民不能再沉默了，于是纷纷奋起捍卫自己的利益。所以，袁世凯在其筹备帝制之时，已经播下了他失败的种子。
从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１６年夏，全国各地抗捐抗税的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自验契税公布后，各地人民多拒绝呈验，到１９１４年７月规定截止之期，“各省报解者尚属寥寥”。袁世凯不得不一再批准延期，并多次严令各地县知事加紧征收，他说：“各省验契为目前筹款大宗，并为人民确定之权利……征收不力，殊属有亏职务。”④而且处分了一批征收不力的县知事。在他的督催下，各地县知事便“大张旗鼓，派差勒收”，以致逼死人命，激起人民猛烈的抵抗。在山东乐安和栖霞、直隶临榆、山西盂县、甘肃庆阳和宁县、河南洛宁等县先后都发生农民聚众抗验契的斗争，甚至焚毁县衙，杀死知县。
各地反对清丈地亩的斗争，比抗验契税更为激烈。东北三省几乎“无县无之”，⑤奉天省海龙、东丰和西安等县规模最大。海龙县农民数千人入城，包围县署，迫使县知事停止清丈。山东肥城数千农民进城，“将县署及四乡清丈局四处焚毁”。⑥这些反抗斗争尽管是自发的、分散的，但却是有力的，而且也是有成效的。如直隶易县农民结成“山北社”，捣毁“清丈事务所”，涞水、涿县、房山、固安等县农民群起响应。袁氏闻讯，急忙于１９１６年５月２４日下令“将近畿清丈和清查田亩各事宜，暂行停止”，各省也“一律从缓办理”。⑦
１９１３年前后，袁世凯曾把民生凋敝归咎于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捣乱”“破坏”，并向城市资产阶级许愿发展工商业。资产阶级一般群众一时也把袁政府视为自己的保护者。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正常地经营工商业，所需要对付的敌人已经不是袁所说的“乱党”，而是耀武扬威的北洋军阀、敲骨吸髓的税吏和作恶多端的密探警察，他们“以新税之复杂繁苛，奔走诉其哀怨”。⑧对帝制更公开表示不满。袁世凯虽然能用力压迫各地商会上书劝进，然而，除天津、北京与北洋财团有密切关系的少数大资本家（像以经营瑞蚨祥和织造洪宪龙袍而著名的山东孟家财团等）以外，他并未能得到资产阶级的真心支持，尤其是江浙和广东的资产阶级以及绝大多数海外侨商，几乎都抱反对态度。据《申报》载：“沪上各报，对于此次改革国体”，大都“热骂冷讥”。⑨广肇公所（上海粤商组织）和安徽商会公开拒绝上书劝进。
１９１６年初，当袁政府把各地商民存入交通银行的“爱国储金”挪作帝制经费时，“商民群起反对，咸主解散机关，退还储款”。同时，上海、苏州、镇江等地商会纷纷通电，反对江苏货税加征二成。１９１６年１月４日上海和苏州商会致政事堂的电报抗议说：“旧税未除，新税叠增，苛捐巧取，层出不穷，脂膏已竭，何堪再剥！况入秋以来，谣诼繁兴，危象叠见……已有文官加秩，武官加爵，商民加税之谣。”⑩同年３月，袁世凯政府财政陷入崩溃的边缘，遂发行洪宪六厘公债二千万元，因商民拒绝认购，仅得七百万元；而在１９１４年８月发行公债二千四百万元时，认购很快超过原额一百四十余万元。由此可见袁政府推行帝制的，失去了商民的信任。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反帝制的先锋，是当时人民的代言人。他们最先揭露袁氏称帝的野心。“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人没有向腐恶的封建势力屈服，始终坚持建立民国的政治信念，并决心以从前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精神，反对袁的独裁统治。为了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孙中山于１９１４年７月在日本组成中华革命党。以黄兴为首的一部分人，不同意党章中的若干细节规定，拒绝加入，而以“欧事研究会”的名义进行活动，形成国民党的另一派别。孙中山与黄兴的意见分歧，削弱了反袁力量，使袁认为有机可乘。１９１５年１０月驻日本横滨的一个坐探密报梁士诒说：“帝制可进行，孙、黄分家。”[1]梁转呈袁世凯，袁大为高兴，遂加快了称帝的步伐。实际上，革命民主派内部虽有意见分歧，但反对帝制的态度却是一致的，而且他们都重视武装讨袁。
孙中山于１９１５年夏就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并不断派遣党员潜往上海、江苏、广东、浙江、湖北、湖南、辽宁、陕西等地，联络军队，先后举行过多次武装起义。由于孙中山没能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没有提出符合农民切身利益的口号，更没能在行动上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建立真正的联系，所以武装起义的规模很小，都没有能取得胜利。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次是在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５日发动的上海肇和军舰起义。当时，袁氏正得意地制造民意，革命党人在上海策动肇和军舰起义，炮轰制造局，并分兵进攻警察署和电话局，计划占领上海。在北洋军的围攻下，起义很快遭到失败。然而，这次起义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制的决心，对袁氏制造民意的阴谋活动是一次有力的揭露和冲击。
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反抗运动，是决定袁世凯败亡的最根本的力量。正是这种不断高涨的反抗怒潮，迅速地影响到统治阶级内部，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认识到恢复帝制是徒劳的，从而分化出反对派来。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大都对袁世凯推行帝制感到焦虑不安。早在１９１４年底梁启超就已辞掉币制局总裁，不欲再“然尸高位而无所事事”。次年初更进一步发牢骚说：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怀想遽一空无复余”。“举国沉沉，悉含鬼气也”。[2]４月末，他见“国体问题已类骑虎”，遂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劝袁氏悬崖勒马。他说：“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旧奸雄之结局。”还说：“立国于今世，自有今世所以生存之道，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并恳切要求袁“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3]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梁终于对袁氏完全失望了，并预见到他必然垮台。为了掌握袁垮台以后的局面，他毅然决定反袁，而且决心争取反袁斗争的领导权。他在给同党的信中说：“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4]
筹安会出笼后仅一星期，梁启超就撰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批驳杨度的《君宪救国论》，蹈瑕抵隙，不遗余力，并提了自己的答案。他列举国内外的具体事实，说明袁世凯称帝一定会垮台，落得身败名裂。袁世凯探得消息，曾派人贿赂他二十万元，说是送给他父亲的寿礼，并示意其文不可发表。他婉言谢绝，并把文章录寄袁氏。不久，袁又派人来威胁说：“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他断然回答道：“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5]他的文章道出了官场上人们朦胧感到还不能说透或不敢说的话，因此发表后风传一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在北京做官的一些进步党人，除被袁世凯收买的参政院秘书长林长民等外，[6]大都借故挂冠而去。农商总长张謇请假回原籍南通，抵家乡后立即递上辞呈。教育部长汤化龙辞职躲到上海。熊希龄以省亲为由，离京回湖南原籍。参政院院长黎元洪托词有病，坚决辞副总统，拒不出席参政院会议。虽然袁世凯极力挽留他们，终不能使他们回心转意。
进步党人所察觉到的危机，北洋军阀段祺瑞、冯国璋和徐世昌等人也同样有所觉察。并且，他们还怀着一种说不出口的忧愤，即认为北洋的天下是他们帮袁世凯打下来的，只有他们才有权继袁秉政，而实行帝制以后，则只能匍伏称臣，不仅向袁称臣，还要向其子孙称臣，这是他们所最不甘心的。袁早已看破了他们的内心，表面上虽说称帝是为了使国家长治久安，防止“乱党”争总统；骨子里却是为预防这些以“功臣自居”的上将篡权夺位。因为从１９１３年镇压了“二次革命”以后，袁就认为对他的权力构成直接威胁的已不是逃亡国外的“乱党”，而是握有兵权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等人，并且认为只有有了君臣的身份才能抑制自己部下的野心。所以，他不仅不把做皇帝的心事向他们透露，而且尽打官腔，耍手段，甚至派侦探监视他们的行动。北洋军阀集团内部本来就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矛盾重重；袁推行帝制大大加剧了这种矛盾，以致再也无法掩盖了。
１９１５年５月，段祺瑞称病退居西山，冷眼旁观，拒不劝进。袁世凯一气之下，于８月２９日下令免去他的陆军总长，而让王士珍正式接任，还虚情假意地说：为的是让他安心疗养，“以节勤劳”。[7]冯国璋于６月间特地赶到北京探听帝制消息，没有得到袁一句真话，深知自己不被信任，便对帝制敷衍搪塞，不肯出力。因此引起袁世凯和政府“要津诸人，甚为虑”，不断派人前往南京“探视”。后来，为了缓和矛盾，冯不得不一面派亲信入京“切为解说”。一面发表通电“辟谣”，声明他对袁以公谊论之，“心悦诚服”，论私情则“受恩深重”，“分虽僚属，谊犹家人”。尽管如此，袁仍放心不下，于１２月１８日下令调冯进京担任参谋总长，企图使其脱离江苏地盘。但是，冯以“害病”为借口，拒不进京，并鼓动江苏军民电请“挽留”。袁只得让冯在南京“遥领”，说“不必急行到任”。[8]当帝制开始发动之时，徐世昌态度暖昧，“模棱两可”。袁乃宽曾要求这位“相国”领衔上书劝进，“相国尤不以为然”。[9]之后，他对袁克定表示：“我不阻止，亦不赞成，听诸君好为之。”[10]但是，当他见帝制遭到各方面反对而断定会失败时，便坚决辞去了国务卿。开始，袁不批准。后来他恳切地向袁说：“举大事者不可不稍留回旋余地，若使亲贵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为谋转圜。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11]袁终于被说动，于１０月２６日派陆征祥接任国务卿。徐世昌悄悄地离开了北京。张一婉言谏阻帝制，袁乃将他调离机要局，而改任为教育总长，“阳为显擢，意实疏外”。[12]
北洋集团上层的动荡，进一步削弱了袁世凯统治的社会基础。表面看去，由于闹帝制，袁氏的威望似乎大大提高，实际上已陡然跌落。辛亥革命时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北洋集团和立宪派大都把他看作救世主，而今却把他视为将给他们带来巨大不幸的混世魔王，就连一些追随他的人也心怀疑惧，暗中担忧，认为他不仅“已自踞于火炉之上”，更将他们也“一一牵入猛火地狱中”。[13]袁世凯的周围只剩下一小撮舐痈吮痔之徒，他已经变成真正的孤家寡人，仿佛坐在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顶上。
在这个危机的关头，袁世凯不仅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决心蛮干到底，主观地认为社会动荡“无关大局”。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日，他还得意地对朱尔典说：“内乱不可决其无，至于放炸弹谋暗杀等事于共和时代既无时无之，则君主立宪想亦势所不免，然无关大局。各省将军巡按使已早来电，不论局面如何，皆可担保治安之责任，故于对内对外可以放心。”[14]
袁世凯之所以感到有恃无恐，正如他对朱尔典所说，主要是由于各省将军和师旅长对他表示效忠。而且对北洋军尚未到达的云贵各省，在推行帝制前他已作了周密的布置：如派何国华为云南宣慰特使；派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后来又让他会办广西军务；派龙建章为贵州巡按使。这三个北洋官僚都是高级特务，负有监视所在省将军的秘密使命。四川的战略地位对于控制西南各省极为重要。１９１５年２月，他不顾四川人民的反对，派参谋次长陈宦为会办四川军务，率领北洋军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三个旅入川。陈宦（１８７０—１９３９），字二庵，湖北安陆人，清末曾在四川等地练新军，并非北洋嫡系。但他在担任参谋次长期间，对于消灭同盟会的武力和瓦解黎元洪的势力出了死力，取得袁的宠信。他抵成都后，袁立即又升授他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兼四川巡按使，把一省军政大权都交给他。[15]同时，又派曹锟率领北洋军精锐第三师驻扎湖南岳阳，王占元的第二师集中武昌，以两个师的兵力作为入川北洋军的后援。另外，袁以“换防”为名，调卢永祥的第十师和杨善德的第四师进驻上海附近，又派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加上早已驻扎南昌的第六师，这样在长江以南形成一支震慑力量。这就是袁自信国内不会发生大规模武力反抗的主要依据。
然而，一向对政治十分敏感的梁启超不仅仅看到了武力的对比，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人心的向背。同时，他又受到北洋集团上层动荡的鼓舞，遂决心用武力推翻袁的统治。他和他的学生蔡锷秘密策划在云南省发动反袁。
蔡锷（１８８２—１９１６），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清末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当时梁启超在该堂担任总教习。他是梁的得意门生。后来，应梁函约赴日本留学。１９０３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在广西创练新军。嗣后，经云贵总督李经羲调至云南担任新军第三十七协协统。辛亥领导云南起义，被推举为都督。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以后，便调他到北京担任统率办事处办事员兼经界局督办，而提拔他的部下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当酝酿帝制“讨论国体”时，蔡锷表面上曾上书劝进，暗中却与梁启超策划反袁。他的秘密活动很快被袁察觉，从此受到警探的严密监视，其住宅也被搜查。１１月初，他以治病为名去天津。在天津与梁启超秘密策划后，设计摆脱了警探的跟踪，绕道日本，于１２月２１日偕同戴戡等人到达昆明。
云南地方军政要人多是蔡锷的老部下。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大都参加过辛亥革命，民主思想比较浓厚。自筹安会成立后，中级军官如邓泰中、杨蓁、董鸿勋等“愤慨异常，屡进言于蓂督（唐继尧）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16]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也看中云南是理想的讨袁基地，派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潜抵云南，在军队中鼓动。所以云南的反袁局面早已有一触即发之势。蔡锷到达后，又带来了各地都准备响应的消息，人心更为振奋。各派力量迅速联合起来，形成反袁的统一战线，于１２月２３日用云南将军唐继尧和巡按使任可澄的名义向袁发出通牒式的电报，要求取消帝制，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并限令二十四小时之内答复。
起义者自然意料到袁世凯不会给予满意的回答，便于２５日通电各省，庄严宣布云南省独立讨袁。按照辛亥革命的先例，成立云南军政府，唐继尧为都督，并次第建立护国军三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这是护国军的主力，共三千余人。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计划经广西，攻击湘赣。第三军为预备队，唐继尧兼任总司令。１９１６年元旦，护国军在昆明校场誓师，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氏“背食誓言”，“叛国称帝”等十九大罪状。这一天昆明各界人民结队游行高呼“打倒卖国贼袁世凯”！“拥护民主共和”！群众踊跃捐款支援护国军，报名参军者络绎不绝，几天内就达五六千人。护国战争的领导权虽然在进步党人手中，但是，这个战争客观上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是正义的，因而得到人民广泛的支持。
注释：
①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页３３２。
②徐有朋：《袁大总统书牍汇编》，１９２６年第１５版，卷２，页８５。
③《北洋政府法令全书》第十类。
④《爱国白话报》，１９１４年１０月２５日。
⑤《盛京时报》，１９１６年４月１６日。
⑥《东方杂志》，卷１３，第５号。
⑦同⑥，第７号。
⑧《张謇致梁士诒函》（原件），１９１６年４月２０日，上海图书馆藏。
⑨《申报》，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２日。
⑩《上海总商会致政事堂、财政部、农商部电》（原件），１９１６年１月４日。见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1]《横滨中所领事江洪杰呈梁士诒密报》，见《梁士诒友朋书札》（原件）。
[2]梁启超：《大中华杂志》发刊词，１９１５年１月。
[3]《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页４５３、４５４。
[4]《梁启超致籍亮侪、陈幼苏、熊铁崖、刘希陶书》，见《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１９３２年版，专集第９册，页２８。
[5]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见同紒紟矠，页１４３。
[6]当帝制发动之初，林长民为参政院秘书长，其父侨居上海患病，林至总统府请假，袁世凯“极致殷勤，命车送人参鹿茸皮货诸珍之属约值二三千金，俾为老人颐养。林至沪不二旬，乃翁病殁，循例发讣，并撰哀启，以告于袁，袁赙赠银三千元。长民治丧毕，入都销假，至新华宫稽颡致谢。袁氏扶起慰藉，背诵林氏哀启，自始至末，随诵随流涕，一语不遗。长民惶悚，伏地叩颡不已。袁氏复拭泪扶而送之。长民自此于参政院惟袁氏之颐指是使矣。林氏尝密语人曰：以日理万机者而于极不相涉之哀启，强记而面诵之，其责望于我已达严重之极点，不从之，即取我命矣！”（见《人文》月刊第８卷，第１期，《袁世凯与林长民》）
[7]《政府公报》，１９１５年８月３０日。
[8]《蒋雁行致冯国璋函》，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２１日，见《大树堂来鸿集》（未刊）。
[9]《恽宝惠致冯国璋函》，１９１５年９月７日，见同紒紥矠。
[10]沃丘仲子：《徐世昌》，１９１８年版，页２７。
[11]徐一士：《谈笔世昌》，《越风》第４期，１９３６年１月。
[12]张一：《心太平室集》，附录，页７。
[13]同①，页２９５。
[14]《袁世凯与朱尔典密谈记录》，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日。（参见本章第二节注释紓紝矠）
[15]季自求：《入蜀日记》。
[16]《蔡锷致梁启超函》，１９１６年１月５日，见《松坡军中遗墨》。
皇帝梦的破灭
袁世凯在准备登极的日子里，已经知道自己面临着一种新的危险：从云南、广东及其他省份不断传来人们反对帝制的消息。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８日，他接到蔡锷、李烈钧等抵达云南及“滇军异动”的密报。为了分化云南内部，他立即电令唐继尧逮捕进入云南的“乱党”，并授予他就地处决的全权。正当他惶惑不安地期待着云南的消息时，平地一声惊雷，２３日传来了护国军起义的电报，这使他一时慌乱无计，以致在２５日召开的国务会议上竟然抱怨说：“余本不主张（帝制），尔等逼余为之。”①然而，他很快就克制住自己的惊谎情绪。辛亥革命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使他自信北洋军能够扑灭起义。于是，他毫不迟疑地部署了对云南的军事征讨。２６日，他密令驻扎岳阳的第三师师长曹锟备战，稍后又密令第七师师长张敬尧（驻南苑）和第八师师长李长泰（驻保定）准备统兵南下。
与此同时，他一面找到蔡锷的老上司李经羲和进步党人熊希龄，妄图通过他们进行调解；一面请求朱尔典致电英国驻昆明领事，拉拢唐继尧。②
在这些阴谋诡计一一失败后，袁世凯乃于１２月２９日公开以“民意”的名义讨伐起义者。他说：“主张君宪正为我国民真正心理之表示，各省投票之时，概听人民自由，并无丝毫强制……君主立宪既经国民公决，铁案如山，无可移易，举国上下皆无反对之余地！若以一二人之私意，遂可任意违反，推翻不认，此后国家将凭何者以为是非取舍之标准？无可为准，任听人人各逞其私，更复何能成国？……夫共和元首，国民已有相当之敬礼，何况今日名分已定，天泽懔然，正宜严君臣上下之分，生乱臣贼子之惧，去共和之余毒，复古国之精神，使此后海宇晏安，定于一统。”同时，他宣布蔡锷、唐继尧等有“构中外之恶感”、“背国民公意”和“诬蔑元首”三大“罪状”，褫夺其官职爵位，勒令“听候查办”。③同一天，令滇军第一师师长张子贞加将军衔，暂代督理云南军务。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代理巡按使，叫他们逮捕蔡、唐，押解北京治罪。张、刘都是唐继尧的部下，这种不高明的离间手法，被人们一眼看破，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军事准备工作就绪以后，袁世凯于１月５日发布明令，派曹锟督率各军进攻云南，并令“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同时在新华宫丰泽园设立临时军务处，一切用兵计划都由他直接掌握。
进攻云南的军队分为三路：第一路由第六师师长马继增统率。２月２６日马暴卒后，由该师第十一旅旅长周文炳继任。这一路计有第六师、第八师一旅和唐天喜的第七混成旅等，共约二万人。该路从湖南常德、芷江一带西进，经贵州攻云南。袁又命令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率领黔军配合北洋军行动，并发给军饷三十万元。另一路张敬尧担任司令，由湖北乘船溯长江入四川，计有第三师、第七师和第八师一旅，加上原在四川的北洋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和第四混成旅（旅长伍祥桢）及川军周骏、刘存厚两师，总计三万余人。这一路是北洋军的主力。后来，又派广惠镇守使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率粤军假道广西攻云南，作为北洋军的别动队，是为第三路。由于前线告急，此后又陆续抽调倪毓所率领的安武军十五营和范国璋的第二十师进入湖南增援。北洋军饷足械精，久经战阵，在袁看来，云南“兵仅万余，饷难月给”，只要大军压境，不难一鼓荡平。
但是，事实完全出乎袁世凯的意料，北洋军士气低落，行动缓慢，而护国军斗志昂扬，进展迅速，战火很快扩大。在戴戡率领下，护国军一部进入贵州，黔军团长王文华响应护国军，刘显世赶走了袁派来监视他的巡按使龙建章，于１月２７日宣布贵州独立。王文华率领黔军攻入湘西，占领了晃县、洪江、麻阳、芷江等县，与北洋军相持于辰州、宝庆一线。１月２１日，入川护国军占领叙府，３１日刘存厚率领川军第二师一旅在纳溪倒戈反袁，自称护国川军总司令，配合蔡锷围攻泸州。四川将军陈宦、湖南将军汤芗铭向袁告急，所发之电，都有“万急”、“万万急”字样。
在此时期，日本政府对袁世凯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日本见中国人民反帝制运动不断高涨，即训令其驻北京代理公使以帝制运动影响了列强在华的利益为借口，联合英、俄、法、美等国拟向袁政府提出警告。美国说它“不干涉别国内政”，对此表示不感兴趣。英、俄、法因欧战正激烈进行，无力兼顾远东，不得不附合它们的盟国日本。于是，日、英、俄三国公使，于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８日联合警告袁，要他“展缓改变国体”，“以防不幸乱祸之发作”。袁自恃有大隈和朱尔典的秘密支持，而把警告视为表面文章，当即让陆征祥答复说：“国体问题，完全顺从民意”，“至本国少数好乱之徒……无论共和君主，无论已往将来，纯抱破坏之暴性，无日不谋酿祸之行为，然只能造谣鼓煽，毫无何等实力。数年以来，时有小乱发现，均立时扑灭，于大局上未生影响，现在各省均加意防范，凡中国法权不到之处，尚望各友邦始终协力取缔，即该乱人等亦必无发生乱事之余地矣！”④
各国公使对陆征祥的答复颇不满意。１１月３日法国公使也追随日本提出警告。袁世凯害怕“惹起意外重大之变故”，乃指示陆于１１月１１日邀请日、英、俄、法四国公使至外交部“恳谈”。次日意大利也加入。陆要求各公使体谅袁政府的“苦衷”，他说“政府对于变更国体问题，绝无欲速或急就之意思”。“就各省已定之选举票数而观，赞成者业逾全体之半，是国体变更早决于多数国民之志愿，即此可为明证”。但政府认为“应行筹备之事，既多且杂，非宽假时日，恐仪节难臻完美”，“是以延期之举揆诸民意虽非其所乐闻，而在政府实有不能不缓之理由”。最后，他又保证：“意外之乱果或猝起”，“政府自信无论何时均有完全对付之力”。⑤
袁世凯于１２月１２日宣布实行帝制后，同盟国德、奥驻京公使首先到外交部祝贺，并要求晋见袁氏。袁唯恐亲近德、奥，而得罪英、日等协约国，借故拒绝。当时，俄国公使曾建议协约国家承认帝制，以免同盟国先承认，使它们处于不利地位。英、法也表示同情。但是，日本情报灵通，已获悉云南起义迫在眉睫，所以坚持不予承认，并于１２月１５日联合英、俄、法、意各国再次向袁政府提出警告，说“以后对于中国决定执监视之态度”。⑥这时，袁世凯才明白大隈对他的许诺是靠不住的，朱尔典把英、日同盟的关系看得非常重要，没有制止日本干涉的能力。于是，袁便不敢再忽视日本的警告，立即决定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赴日特使，以祝贺日皇加冕和赠送日皇大勋章为名，企图直接与大隈密谈，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的支持。开始，日本政府表示欢迎周自齐，还说准备以亲王礼接待他。不料周的秘密使命败露，不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也招来英、俄对日本的嫉妒，日本不得不改变对周的态度。在周临行的前一天，即１９１６年１月２６日，日本政府忽然通知袁政府说：“不便接待中国特使，请延期启行。”
消息传开，袁世凯懊丧已极，立即陷于想当儿皇帝而不可得的悲哀之中。负责对日本交涉的曹汝霖赶忙用日文写了一篇题为《日本与中国》的文章，刊登于《东华评论周刊》，先是抱怨“日本对华政策变幻莫测，难知其真正目的所在”。接着就要求日本继续信任袁世凯政府，他说：“中国与日本有如少年之情人，在最初时期则互相恋爱，继则龃龉，至成为夫妇之时，则所有误会之点皆扫除净尽，而得愉快和平之家庭焉。现两国已经过第一时期，若以相当之方法消除双方之误会，则两国将来必能开诚布公，融合意见，互相提携联络，故吾人宜竭力谋增进两国和好关系，庶远东之和平可永建于不朽之基础焉。”
曹汝霖妄想用这种无耻献媚来重新邀得日本垂青；然而，日本见袁世凯搞得怨声载道，丧尽人心，便决定抛弃他，另寻一个工具。日本政府派遣特务与冯国璋联络。同时，一边暗中插手护国军和中华革命党人领导的反袁运动，一边在东北和内蒙等地支持满蒙亲贵宗社党暴乱，企图在中国制造混乱，乘机扩大侵略权益。还不断公开地指责袁氏称帝“妨碍了东亚和平”，扬言派兵进入中国内地“自由行动”。又联合各国拒绝接受有“洪宪”年号的外交文书。袁无可奈何，只得下令对外称中华民国，对内则强令用“洪宪”纪年，形成民国与帝国，总统与皇帝同时并存的局面。有一个党羽认为对内对外不一律，有伤国体尊严，袁说：“横竖外交上之文件百姓也看不见，而且我是做中国的皇帝，不是做外国的君主，外人不承认洪宪国号，惟有变通办法罢了。”由此人们谑称袁为“总统皇帝”，“中西合璧之元首”。
这种内外交困局面的出现，使袁世凯惶恐不安，深感前途暗淡。他原来准备在元旦或２月３日（阴历正月初一）登极，随后不得不一再延缓下来。可是，由于他的欺骗和胁迫，在一些官僚当中产生的对帝制的畸形狂热，一时却冷不下来，从元旦到２月中，各省将军巡按使和“商民”吁请“早正大位”的文电，不断飞到新华宫。这些千篇一律的电文再也不能引起袁的乐趣，因为他已深深地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既不敢悍然登极，又不愿承认帝制失败。吁请登极的文电，徒然增加他的烦恼而已。
袁世凯为摆脱被动局面，争取帝国主义各国的同情，他于２月２３日下令延缓登极，禁止再递呈吁请登极的文电。他说：“现值滇、黔倡乱，惊扰闾阎，湘西、川南一带，因寇至而荡析离居者，耳不忍闻。痛念吾民，难安寝馈。加以奸人造言，无奇不有，以予救民救国之初心，转资争利争权之藉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⑦
２８日这一天，袁世凯接连颁发申令、告令各一道，把久已忘却的立法院又提了出来，命令以去年国民会议议员选举复选当选人作为立法院议员，提前于５月１日召集立法院。在告令中，他大讲立法机构的重要性，说什么当此“厉行宪政”的时刻，“尤贵有集民意之立法机关，以宏久安长治之远谋”。然而，直至袁死，立法院并没有召集，他之所以在这时侈谈“实行法制，尊重民意”，只是在他遭受挫折后收买人心的一种欺骗手段而已。
袁世凯一向迷信武力，把扭转不利局面的希望寄托在北洋军身上。为了鼓舞士气，他给前线北洋军运去大批“慰问品”。２月中下旬，北洋军源源不断涌入四川和湖南，与护国军兵力对比上占了绝对优势。袁严令全线反攻。３月３日冯玉祥旅攻占叙州，袁破格封他为三等男爵。７日，张敬尧等攻占纳溪和江安等地，袁申令张晋授勋三位，加陆军上将衔，旅长熊祥生、吴佩孚和吴新田均升授陆军中将。特别使袁喜出望外的是：陈宦于３月１０日电奏到京，报告川军统领杨起元率领一支奇兵，由会理南下，夜袭摩鱼，由姜驿渡过金沙江，进抵芝麻口，攻入滇北。袁立即申令授杨起元勋五位，称赞他“出奇制胜”，“骁勇绝伦”。⑧
在入川北洋军捷报频传的时候，龙觐光军攻占滇桂边剥隘和第六师攻占湖南麻阳的电报也传到北京。袁世凯被这些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云贵“不难指日荡平”，特派熊希龄为湘西宣慰使，曾鉴为川南宣慰使，各携带财政部拨款五万元和他个人捐款一万元，分别前往川、湘抚恤，“处理善后”。３月１０日发行洪宪六厘公债二千万元，强令商民认购助战。次日又公布《颂爵条例》，规定“有大功绩者”可特封为亲王（年俸两万元）、郡王（年俸一万元）和公侯伯子男等世袭爵位。⑨
可是，袁世凯高兴的时间十分短暂。尽管他不断封爵赏禄以鼓舞士气，北洋军的攻势也未能持久。入川北洋军占领纳溪后，已成强弩之末，无力再发动进攻，只得与护国军对峙于纳溪和大洲驿之间。正在这时，却突然发生了广西陆荣廷宣布独立反袁的大事件。
原来，云南起义后，袁世凯曾要陆荣廷率领桂军进攻云南。陆以饷械不足为理由，一再推拖，引起袁对他的怀疑。贵州宣布独立后，陆主动向袁要求带兵征贵州，请求拨饷械。袁对他不放心，以“桂疆重要，未许其行”，而命令他协助龙觐光攻云南。他马上照办，派他的儿子陆裕光带领桂军五营随龙军出发。袁封陆裕光为三等男爵，以笼络陆氏父子。然而这时陆荣廷见全国反帝制运动高涨，已暗中决定反袁，并和进步党人梁启超等建立了联系，而表面上对袁极力表示恭顺。袁派去监视他的巡按使王祖同对他的秘密活动毫无觉察，直到３月初还密报袁说他可靠。袁信以为真，为了进一步笼络他，批准拨给他军饷一百万元和枪五千枝，于３月７日任命他为贵州宣抚使，率桂军进攻贵州。袁本想在云贵开辟一个新战场，一举消灭护国军，没想到陆于领到饷械之后，忽然于１５日在柳州宣布广西独立讨袁。与此同时，陆裕光于百色也将龙觐光的司令部包围，迫使龙缴械投降，接受改编。当袁因龙觐光攻占剥隘，而发表他为督理云南军务兼署云南巡按使时，他已在百色作了阶下囚。
广西独立和龙军覆灭以后，云南、贵州和广西连成一片，直接威胁广东、四川和湖南。这时，四川前线的护国军又乘机反攻，从３月１７日起，仅仅几天时间就夺回了纳溪、江安等县。张敬尧负伤，仓皇逃到沪州，急电北洋政府求援，“日索饷械”。袁世凯的军事围攻政策完全破产。此时，他又得到表明“形势日益严重”的许多情报，如日本准备承认南方独立各省为“交战国”，“广东独立迫在眼前”，“湖南、江西及南方各省都出现不稳迹象”，“长江下游亦正观变而动”，等等。
正当袁世凯被一片告警、求援、索饷的呼声弄得焦头烂额、坐卧不安时，他又收到了冯国璋请求“取消帝制，以安人心”的密电。在这个密电上列名的还有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和长江巡阅使张勋。⑩这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军阀第一次公开向他的权力挑战，而且五个将军都是地方实力派，事情就显得更为严重。这时，徐世昌来信劝他说：“及今尚可转圜，失此将无余地。”莫理逊也给他送来一个便笺，说“除非立刻取消帝制，否则危险将不可避免”。[1]这一切使他深感北洋集团有从内部崩溃的危险。形势逼人，朝不保夕。他见机行事，遂决定取消帝制，妄图摆脱危机。
袁世凯先分别召见了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和梁士诒等人，一一说明他的决定。以后又召见张一，指令他起草取消帝制令，说：“予昏愦不能听汝之言，以至于此。今日之令非汝作不可。”又拿出王式通起草的一份稿子交张一参考，并说：“吾意宜径令取消，并将推戴书焚毁。”张说：“此事为小人蒙蔽。”袁道：“此是余自己不好，不能咎人。”袁氏２１日在新华宫召集会议，参加的人有杨士琦、张镇芳、朱启钤、梁士诒、倪嗣冲等。徐世昌和段祺瑞也出席。袁氏无可奈何地提出取消帝制。到会者大都唯唯诺诺，表示除此以外别无更好办法。只有倪嗣冲作出一付金刚怒目的样子叫道：“君主政体中国行之数千年，何物小丑，敢以取消为要挟，臣誓死扫荡而后己。”[3]袁连忙劝止。当天开去陆征祥国务卿，而以徐世昌接任，“即日视事”。[4]
２２日，袁世凯申令撤销承认帝制案，由徐世昌副署发表，又恢复黎元洪的副总统职务。翌日，告令“所有洪宪年号应即废止，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5]此后又公布焚毁帝制文电八百余件，用以表示不再称帝的决心。
从袁世凯称帝那一天（１２月１２日）起，至取消帝制之日（１９１６年３月２２日）止，总共只有一百另二天；如果从洪宪改元（１９１６年元旦）算起，至颁令废止洪宪年号之日（３月２３日）止，则只有八十三天。洪宪王朝的短命，是袁倒行逆施的必然结果。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原来的愿望相反。不管袁的权势是多么显赫，口号是多么响亮，也不论他的手段是多么毒辣，只要他逆历史潮流而动，干违反人民愿望的勾当，那就必然要失败，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
注释：
①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１９３６年人文月刊社版，页３０２，张一眉批。
②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新云南丛书社１９４６年版，页３２。
③《政府公报》，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３０日。
④黄毅：《袁氏盗国记》，上篇，页１２７。
⑤同④，页１２８。
⑥同④，页１２９。
⑦同③，１９１６年２月２４日。
⑧同③，１９１６年３月１２日。
⑨同③，１９１６年３月１２日。
⑩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篇，页３２０。一说五将军密电列名者无张勋，而有湖南将军汤芗铭。
[1]《莫理逊致袁世凯便笺》，１９１６年３月２１日，见《莫理逊通信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Ｇ．Ｅ．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第２册，剑桥大学１９７６年版，页４９６。
[2]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页４８。
[3]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１９３１年５月版，页３５６。
[4]同③，１９１６年３月２３日。
[5]同③，１９１６年３月２４日。
袁世凯之死
袁世凯做不成皇帝，回过头来想再做总统，继续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关于这一点，他在撤销承认帝制的申令中已公开说出来。
在这个精心炮制的申令里，虽然他不得不轻描淡写地写上“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这句封建帝王“罪已诏”中常用的话，借以平息全国各阶层对他的愤慨，但是，在谈到洪宪帝制这场大变乱的具体责任时，他却推卸得一干二净。他说：“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
，躬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已至无可逶避，始以筹备为词，藉塞众望，并未实行。”袁世凯公然抹煞事实，说什么帝制“并未实行”，这不过是为了证明他仍有继续做总统的资格。所以，接着他便以调解者的口吻说：“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申令结尾特别强调：“今承认之案业已撤消，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①
自闹皇帝以来，袁世凯颁发的命令都自称予，和清朝皇帝自称朕是一样的。“本大总统”字样已久不见了，现在又重新出现在申令里。这几个字是袁氏看到张一起草的原稿后，亲自提笔添上去的。这是他由皇帝变总统的点睛传神之笔。据张一回忆：由袁的幕僚起草的长篇文字，经袁删改者，“如神龙点睛，起稿者自愧弗如，固由更事之多，抑其天禀有大过人者。”②这个由“予”改为“本大总统”的办法，正是袁在穷途末路时“天禀过人”的表现。
袁世凯深知自为总统，不容易取得独立各省的承认。因此，他不得不借重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的名声，来推动议和，而自己在幕后又包揽把持一切。３月２５日，他用黎、徐、段三人的名义致电独立各省说：“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同时，指令陈宦与蔡锷商议停战。他又拟定了议和六项条件，于４月１日仍以黎、徐、段三人名义向独立各省提出：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二、三省治安由各该省军民长官维持；三、三省添募新兵一律解散；四、三省战地所有兵退回原驻地点；五、三省兵自即日始不准与官兵交战；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
袁世凯妄想重演辛亥革命时“南北议和”的旧戏法，来结束独立各省的反抗。然而，这时的政治形势与四年前大不相同。那时袁氏戴着“赞成共和”的假面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而今人们已看清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共和国英雄”，原来却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寡廉鲜耻的卖国贼。血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要实行民主共和，必须铲除他。
阶级的共同利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利益造成的。但是，共同利益一旦形成，它又区别于个人的利益。袁世凯建立家天下的私欲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以致进步党人和那些对家天下心怀疑忌的北洋军阀们都觉察到不抛弃袁氏，就无法保住他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因此，原来积极拥护袁的人，也变成了积极或消极的反对者。
当时，全国反袁的舆论中心在上海。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联络各方面人士，坚决主张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他发表《讨袁宣言》，愤怒地指出袁世凯是帝制的罪魁，无情地揭露了袁所谓“停战议和”的险恶用心，号召各地反袁力量“猛向前进”，“决不使危害民国如袁氏者生息于国内”。③另外，唐绍仪、谭廷、汤化龙、吴景濂、彭程万、胡景伊、张继、孙洪伊、张耀曾、井勿幕及一大批国会议员和社会名流，以各省“旅沪公民”或各界人士名义纷纷通电，或指出袁“盗国奴民”，“久已丧失总统资格”；或揭露袁“帝梦不成，皇冠强卸，又复退攫总统”，“无非忍辱一时，思为卷土重来”；或表示“吾四万万国民绝非无血气者，安能一再受其愚弄”，“戴兹罪魁”；或要求“扑杀此獠，以绝乱种”。全国各阶层纷纷声讨，对袁世凯展开了强大的舆论攻势。④
３月底，在川南和湘西，北洋军和护国军虽然达成暂时停战协议，但是，全国的反袁武装斗争方兴未艾，日益高涨，而以广东、浙江、山东、湖南、陕西最为猛烈。广东人民对帝制和龙济光的野蛮统治异常不满，武装起义遍及全省：广州及其附近各县有朱执信领导的中华革命军和徐勤率领的护国军，惠州、增城一带有陈炯明、邓铿组织的武装力量。潮州、汕头、钦州、廉州的驻军也相继宣布独立讨袁，广州大为震动。龙济光面临灭顶之灾，急电袁世凯求援。４月初，袁决定抽调驻上海的第十师一部乘军舰到广州，但当北洋军将要开拔时，龙在民军的压迫下于４月６日宣布“独立”。袁世凯可无奈何，只得放弃派兵入粤的计划，而企图派遣北洋军入浙江。因此，又立即激起浙江人民和地方军队反对北洋军入浙的风潮。在中华革命党人的策动和影响下，宁波、嘉兴先后宣布独立，一批浙军军官趁势把兴武将军朱瑞赶走，于１２日宣布浙江独立，推巡按使屈映光为都督。不久，因屈暗通袁世凯，又被赶下台，改推举嘉湖镇守使吕公望继任。
广东和浙江独立后，反袁怒潮进一步高涨，南方独立各省即筹划成立政府。原来，梁启超于３月下旬已经到达广西，经陆荣廷和梁启超等策划，独立各省于５月８日在肇庆（今高要）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务院”，遥戴黎元洪为大总统，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蔡锷、陆荣廷、刘显世、龙济光、李烈钧等为抚军，又推举唐绍仪为驻沪外交专使。军务院表面上统一了南方独立各省的军事和外交，与袁政府形成对峙的局面。独立各省断然拒绝了袁世凯提出的议和条件，一致表示非袁退位，无协商善后之余地。稍后，
又提出将袁世凯“驱逐至国外”和“抄没袁世凯及附逆十三人家产”等作为南北议和的条件。
与此同时，袁世凯企图取得帝国主义列强援助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自取消帝制后，袁政府即通过各种渠道向帝国主义国家的财团乞求贷款。经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介绍，袁政府财政部与美商李·希金逊公司（Ｌｅｅ Ｈｉｇｇｉ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Ｃｏ．）于４月７日签订了五百万美元的借款合同。但是，此项借款人联名致电中国驻美公使和美国国务卿，声明拒绝承认。美商见势不妙，只交付了一百万元，就停止交付。⑤４月１１日，驻日公使陆宗舆奉命向日本政府递交照会，要求“给予友谊的扶助”，并表示今后一定加强“两国亲善提携”。日本政府不予理睬。因为日本早已秘密决定“支持”护国军方面压迫袁氏退位，以便乘机“确定在华优势地位”。日本通过半官方的商人，贷款给岑春煊一百万日元，使肇庆军务院得以迅速组成。又贷款给孙中山，“支持”上海和山东中华革命军起义反袁。当时英国在欧战中正处于被动地位，自顾不暇。袁世凯的“老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表示爱莫能助，不胜遗憾，于四月中旬就忧伤地预感到袁氏“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时刻已迫近了”。⑥
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袁世凯深知南北议和不能实现，自己若不退位，最后非以武力解决不可。遂决定调整和巩固北洋集团内部力量。他自以为北洋军中最有影响的段祺瑞和冯国璋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大将，与他休戚相关，取消帝制已满足了他们的希望，当不致反对他做总统。这时，徐世昌也认为“能战始能言和”，并极力举荐“善于兵事”的段祺瑞代替自己的职务。于是，袁世凯便决定派段接任国务卿。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段对他包揽把持深为不满，公开表示不恢复责任内阁他很难效力。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袁只得于４月２１日公布新政府组织法，声称以国务卿总理国务，组织政府，“树责任内阁之先声”。⑦次日，袁下令准徐世昌辞职，任命段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成立了新内阁。５月８日，又公布修正政府组织法，撤销政事堂，恢复国务院和总理名称。
袁世凯采取这一系列让步措施的目的，是要借助段祺瑞未附和帝制的名声，以便团结北洋势力，组成“战时内阁”，像镇压“二次革命”时那样，以武力打开新局面。而段于就职后又进一步要求他交出军权，组织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袁世凯发现段企图乘机取而代之，心中不免恼火，但此时正是危急存亡的关头，不敢使出昔日的威风，只得口头应允，实际采取拖延战术，对统率办事处、拱卫军、模范团等重要军事机构始终不肯放手。
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之后，阮忠枢就携带一篇拥护袁氏留任总统的电稿到南京，请冯国璋出面联合未独立各省将军照发。冯不愿再受袁的摆布，说此刻联名通电不利于和平解决，婉言加以拒绝。不久，袁又派蒋雁行南下，说政府直接讲和，甚为困难，希望冯从中调解，条件是袁留任总统。蒋和冯是同乡，关系密切，一向以叔侄相称。经蒋劝说，冯于４月１８日提出和平解决八条，其第一条即为承认袁“仍居民国大总统地位”。这种条件理所当然地遭到护国军方面的严词拒绝。嗣后，在独立各省一致要求袁氏退位的压力之下，冯致电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说“南军希望甚奢，仅仅取消帝制，实不足以服其心”。还公开要求他们劝告袁氏“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袁本来对冯已不信任，接阅电报，十分惊谎，立即又派蒋雁行南下“疏通”。冯眼见袁的大势已去，便采取两面派手段：一面应付袁世凯，一面与反袁派信使往还，与在上海的唐绍仪、汤化龙等关系尤为密切。⑧同时，他又极力主张未独立各省将军“结成团体”，贯通一气，以实力调解“南方四省和中央”的冲突。他企图趁反袁怒潮高涨的时机，造成一种举足轻重的中间势力，以左右时局。在和蒋雁行磋商之后，他将４月１８日所得和平八条加以修改，其中心意思是暂时承认袁氏为总统，俟国会召集，由袁提出辞职，再选继任总统。而且一边呈报袁，一边于５月１日通电全国，并提出召开未独立各省代表会议的建议。袁世凯对冯的作法虽然深为不满，但无可奈何，便转而企图利用未独立各省会议保自己留任总统。蒋雁行于５月４日致冯密信透露了这一点：他说：“八条上呈主座，业于冬江两电详陈，并奉复电矣。现在大总统及北方同仁均深信我叔决无他项意见，并相望甚殷。侄看上边意思颇欲我叔说强硬之话，力为维持，以救大局。”⑨
冯国璋于５月５日赴蚌埠约同倪嗣冲，６日至徐州会晤张勋，三个地方实力派于１１日通电发起召开未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在会议开幕之前，袁世凯派阮忠枢到徐州煽动张勋说：总统的去留不是个人问题，关系到北洋集团的生死安危。袁又指令蒋雁行为中央代表，临会监视。５月１７日又亲自致电冯国璋、张勋和倪嗣冲说：“近日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等以退位为要求，陈宦亦相劝我休息，均实获我心。予德薄能鲜，自感困苦，亟盼遂我初服之愿，决无贪恋权位之意。然苟不妥筹善后，而撒手即去，听国危亡，固非我救国之
本愿，尤觉无以对国民。目下最要，在研考善后之道，一有妥善办法，立可解决。该上将军等现约同各省代表，就近齐集，讨论大计，无任欣慰。时局危迫，内外险恶，相逼而来。望将善后办法切实研求，速定方针，随时与政府会商，妥定各员责任，使国家得以安全，不致立见倾覆，幸盼曷极！”⑩
５月１８日南京会议一开场，就遇到袁世凯的退位问题。山东、湖南等省代表主张退位，张勋和倪嗣冲的代表则坚决反对，双方相持不下。袁世凯急忙密令倪嗣冲带兵到会，进行威胁。冯国璋提出承认袁为总统，召开新国会后，由袁提出辞职，再选新总统。这个方案也不能得到与会代表一致赞同。各省军阀勾心斗角，意见分歧，争执不下。会议开了五天，终无结果。
段内阁的成立和南京会议不仅都未能达到袁世凯预期的目的，而且他已清楚地意识到段祺瑞和冯国璋正袭用他于辛亥革命时逼迫清廷的一套办法来对付他，因而十分沮丧。同时，由于军费激增，政府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袁既不能从帝国主义国家取得贷款，只得依靠梁士诒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筹款。当时，这两个银行流行市面之钞票共达七千余万元，而库存现金仅剩约二千万元，除放出商款约二千万元外，被政府财政部支用累计达四千万元。广大人民对袁政府失去信赖，纷纷到中、交两行提存挤兑。段祺瑞组阁后，为摆脱银行倒闭的危机，便于５月１２日悍然下令中、交两行“一律不准兑现付现”。命令下达后，上海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首先于１４日通电，愤怒地指出：袁政府此举“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并宣布上海中国银行独立，“照旧兑钞付存”。各处中国银行纷纷效法，宣布不服从袁政府命令。江苏、山西、河南、湖北、安徽等省亦先后电请袁政府变通办法，“以维持金融”而且“均照常兑现”。袁世凯一筹莫展，陷于四面楚歌之中。
自云南起义后，袁世凯已“形神颇瘁”，有元旦入贺者见他“面目黧黑，且瘦削，至不可辨认”。[1]自取消帝制后，“夜间失眠”，“喜怒不定”，又患腰痛。[2]至此，病情逐日加重，“失其自信勇断之力，仅存一形骸矣”。据５月中旬谒见他的禁卫军团长说：“仰望神气，大失常态，面带愁容矣。”[3]在这种情况下，他口头上不得不一再表示“极愿早日退位”，实际仍借口须先“妥筹善后”，拖延时间，还是不肯放弃一点权力。多次传谕阮忠枢等人，所有紧要文件必须呈送亲阁。当他不能坐写字椅时，便在躺椅上躺着批阅公文。后来，“不能执笔，仍阅公事，口授阮忠枢、夏寿田二氏代行批答”，或由袁克定代阅，夏寿田代批。但这时他仍讳疾忌医，否认自己有病。周围的心腹爪牙对他的病也讳莫如深。某日，徐世昌推荐其弟徐世襄来给他治病，说“肝火太旺，神思太劳，宜休养”。他很不高兴，立即令徐退出。
全国人民反抗怒潮继续汹涌澎湃。山东、湖南、四川、江苏、陕西、安徽、江西等省接连爆发了由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领导的反袁起义，迫使袁世凯安插在各地方的爪牙或赶忙改变了对袁的顺从态度，或宣布“独立”以保住自己的权位。袁世凯完全失去了对各省的控制能力。４月底，山西北部反袁“风声逼紧”，黑龙江也有酝酿“独立之事”。[4]奉天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公然把袁派往东北的镇安上将军段芝贵赶回北京，还扬言要追究段“盗卖奉荒林及亏空若干”之事。袁得悉实情，“不免动怒”。[5]但又不敢开罪张，而急忙任命张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接着，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在蒲城于５月９日宣布“独立”。他率兵进据西安，驱逐了陕西将军陆建章，自称都督。陈树藩虽然是陕军，但属于北洋系统，又是段祺瑞的爪牙。袁世凯立即意识到这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军阀公开倒戈的信号。２２日，当南京会议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时，陈宦宣布四川“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的电报也到达了。袁世凯“愤急兼甚”，“半日未出一言”。[6]次日，他连发两道申令，痛斥陈宦反复无常，并令第十五师（川军第一师改编）师长周骏为重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率兵进攻成都。这时，湖南汤芗铭对袁垮台的形势看得愈来愈清楚，于２９日急忙宣布湖南“独立”讨袁。这个消息，使袁世凯一下子变得难于控制自己。他时而顿足怒骂近侍，“语多伧俗，不可入耳”；时而又呆若木鸡，陷入绝望的沉思。多年来，他视全国为北洋军的征服地，生杀予夺，恣意妄为，从来不把人民放在心上，而结果却落得举国反抗，人人喊打。多年来，他视北洋大小军阀为家奴鹰犬，颐指气使，无不从心，一下竟陷入众叛亲离，“心腹爪牙亦反颜攻之”的境地。多年来，他相信帝国主义是靠山，而帝国主义也迫于形势，不得不抛弃他，另寻觅新的代理人。几十年来他巧取豪夺来的权力都将化为乌有，这一切对他来说，确实是难以承受的致命打击。
末日的恐慌，激起袁世凯作最后的挣扎。湖南宣布独立的当天，他公布了所谓“帝制始末案”，把“撤消承认帝制申令”中的谎言又重复了一遍，并说：“即今日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之所能料及，此则不明不智无可讳饰者也。”[7]袁说这话的目的，一是给那些看风使舵的爪牙一点颜色看看，然而这恰恰暴露出他在众叛亲离之下一付黔驴技穷的蠢相；另外则是在人民面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不明不智”的受骗者，似乎他称帝是由于受人蒙蔽，以为这样足以博得舆论同情，然而人民没有再上当受骗，回答
他的是更为猛烈的进攻：讨袁的电报、斥令其退位的函札，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这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如“天神雷电，轰击妖怪”。他再也支撑不住了。
但是，他仍然没有下决心引退。他最担心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他的态度。６月１日晨，他在卧室里召见蔡廷斡说：“听说各国使馆认为我应该或将要辞职？”蔡回答道：“大家都认为您十分需要休养。政府财政前景非常暗淡，困难与日俱增。”[8]本来，袁每星期五接见北洋军官，次日，星期五，侍从武官推说“元首事忙”，“军官均未照例进谒”，“实则病重矣”。[9]从６月初，有法国医生卜西尔和中医萧龙友等负责给袁治疗，诊断为尿毒症，开始他们都认为没有危险，可是由于治疗不当，病情骤然恶化了。袁克定主张用西药，妻妾及袁克文等则坚持服中药，“家族三十余口，情急失措”，争吵不休，莫衷一是。６月５日深夜，袁气短神昏，濒于死亡。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等齐至居仁堂守候。延至６日上午１０点，这个窃国大盗怀着对人民革命运动的恐惧、对帝国主义遗弃的怨怼，对爪牙背叛的愤恨，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年五十七岁。
次日，遗体入殓，头带平天冠，身穿祭天大礼服，俨然如“大行皇帝”。北洋政府下半旗志哀，禁止人民娱乐活动一天，文武百官持服停止宴会二十七天。２８日出殡，灵柩由新华宫居仁堂移出，北洋文武官吏送葬执绋。在北洋军的礼炮轰鸣声中，送柩专车由前门火车站出发，次日抵达彰德，葬于洹上村东北的太平庄。[10]北洋军阀们大搞这一套丧礼，无非是想继袁氏之后，保持他们的反动统治。
袁世凯的败亡，成为全国人民为之欢呼庆幸的大喜事。护国军“三军雀跃，万众欢腾”。[11]南方独立各省城悬旗志庆，充满节日气氛，与北洋政府举行饰终典礼的痛悼场面形成鲜明的对比。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以国务总理的名义总揽了北洋政府大权。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自行宣告肇庆军务院结束，急忙投到段祺瑞的门下，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拥袁派和反袁派合流，中国仍是北洋军阀的黑暗天下。继袁氏而起的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以及张作霖等，都抄袭袁的老谱，实行没有袁但和袁一样的反动政治；并且为争夺北洋政权，各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靠山，展开了长期的混战。自袁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分崩离析，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了。
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利用在护国战争中形成的西南滇、桂军阀和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在广州组成护法军政府，继续反对北洋军阀。由于不依靠人民，而依靠军阀反军阀，孙中山始终陷于难有作为的困境之中。历史证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要前进必须另觅新路。历史期待着新的阶级、新的政党和新的革命道路。
经过袁世凯极其专横的五年统治，中国人民有了血和泪的经验教训，思想进一步醒悟，深感封建专制势力还相当强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远未实现；同时，也开始认识到袁世凯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制度的产物，不合理的经济、政治制度才是造成社会种种灾难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清除产生袁世凯这类人物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观念。１９１６年９月，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著文指出：“袁氏之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曰官僚，曰学究，曰方士……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12]同年１２月，急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在他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袁世凯复活》一文，指出“袁世凯之废共和复专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其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