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袁世凯致昌电》，宣统三年九月七日。
[5]同⑥。
[6]《汉口灾民致上海商会函》。
[7]《袁世凯致冯国璋电》，宣统三年九月。
[8]《时报》，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十二日。（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２日）
[9]同③，页４０。
[10]同③，页５８。
攫取民国总统职位的阴谋活动
袁世凯在北京稳住阵脚，便回过头来全力对付革命党人。凭着多年反革命的政治经验，他深知此次革命决非偶然，更不是单靠武力所能扑灭的。所以，他出山时就表示要以所谓“文明”手段“对待民党”。他的所谓“文明”手段，就是通过谈判，“招抚民党”。①
“欲取先予”，这是一切政治阴谋家的惯伎，袁世凯也颇精此术。他在彰德向清廷提出的六项条件中有“宽容武昌事变诸人”和“解除党禁”二条，就是专为向革命党人买好的。过了几天，他又指示幕僚刘承恩致书黎元洪，②转达他“早息兵争，以安百姓”的一片心意。为了迎合革命党人“反满”的愿望，他把自己装扮成汉族利益的维护者，在信中说：“况兵者汉人，蹂躏者亦汉人，我汉人胡为自相屠戮”；“阁下及诸英雄……或则有要求，即转达项城，筹策维护。诸公大才，不独不咎既往，且可重用共襄国事也。”③当北洋军攻占汉口以后，他于１１月４日亲到滠口，“与萨镇冰、冯国璋及统将详细筹商”，“一面出示晓谕招抚”④，一面叫刘承恩再次致书黎元洪，提出实行君主立完，早日和平了结。１１月８日，黎元洪回信，拒绝君主立宪，但明确表示如他赞助共和，当推为“第一任之中华共和总统”。
袁世凯觉得诱和有了希望，为进一步摸清革命党人的底细，于１１月１１日派刘承恩、蔡廷斡为代表到武昌，直接与黎元洪谈判。在全国革命高涨形势下，黎坚持建立共和国的立场，并希望刘、蔡二人劝袁掉转枪头，推倒清朝。刘、蔡枉然而返。
袁世凯仍不死心，北上组阁后，再次派刘承恩和张春霆到汉口，于１１月２０日与黎元洪的代表孙发绪和曾广为会谈。谈判地点在俄国领事馆，俄国领事敖康夫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充当谈判的“中间人”。刘承恩说：“宫保（袁）之意以为鄂军此举系改良政治起见，现今政府所有皇族执政之员均已更换，将来政治改良进步必易，定可为君主立宪之国。至于前次所云必须另建民主一节，终非完美办法。已闻某国已准备十万精兵，借口保护东亚邻邦，并有向某亲王云及包为平治地方并保皇室平安等语。倘故为激烈之要求，恐惹起惨烈之干涉或许保护之事，则中国前途大有可危。是以命我前来向诸公恺切劝谕，不必为过激之举，早日和平了结为是。”孙当即反驳说：“清政府已失全国之信任，袁宫保向来明达，如此大事已定之时，必欲推戴满清为君主，不独鄂省一方面不表同情，恐各省国民及热心志士亦将不能俯就。好在我等虽不认满清为君主，必仍保其安富尊荣。至于外人干涉等语，此系恐吓小孩子之话，况国际公法载有明文，岂堂堂袁项城素称大人物而不明此理！”⑤
双方从下午６点辩论到晚上１１点，毫无结果，会谈只好暂告结束。刘承恩立刻将谈判经过禀报袁世凯。
“不学多术”的袁世凯，一手牵着多条议和的线。在刘承恩以君主立宪为条件同黎元洪谈判的时候，他利用杨度等人向革命党人展开更为狡猾的政治攻势。当时，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民主共和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阶级力量对比对革命愈来愈有利。然而，就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革命党的领导人却害怕起群众来，不敢率领群众无情地扫荡封建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反而被袁世凯散布的和平烟幕遮住了眼晴。错误地把他视为可以争取的第三种势力，甘愿推举他为共和国总统，以换取革命早日“胜利”。这一切自然使这个一贯抱实用主义的野心家大为动心，认为有机可乘。他立即改变策略，迎合革命党人的幼稚想法，攫取共和国总统。由于当时他所处的地位，还不便公开打出旗号，“心然之，特口不能言耳”。只好“于各方面密遣心腹，竭力运动，己则扬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宜于中国，实则一俟运动成熟，遂尔实行”。⑥
由梁士诒和杨度介绍，袁世凯到北京不久，即接见了新从刑部狱中释放出来的同盟会员汪精卫，对汪一再表示自己早已同情革命。以后又指令袁克定和汪结拜为兄弟，借以笼络汪为自己效力。据当时呈报袁世凯的一份说帖记载，袁克定曾向汪提出解决时局的三个条件：“举伊父为临时总统”，“南北统一”，伊父对蒙藏用“皇帝名义”，并要求汪质商于南方革命党人。
接着，秉承袁世凯的意旨，杨度串通江精卫于１１月１５口宣布成立“国事共济会”，上书资政院，要求“具奏请旨，声明实行停战”。“并请旨召集临时国民议会，议决君主民主问题，以期和平了结”。⑦在此以前，唐绍仪也“曾拟一折，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⑧由此可见“国民会议”是袁党一系的主张，而所谓“国民会议”，就是企图制造一个机构，推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使袁既能取得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又不致蒙篡权的恶名。正如唐绍仪在稍后南下议和时所说：“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⑨
１１月下旬，资政院三次集会，讨论杨度的陈情书。除范源濂、刘泽熙等少数人赞成杨度的主张外，多数人则不同意讨论这一重大问题，有的人认为应先请袁世凯到院说明“到底主剿主抚”。双方辩论十分激烈，“秩序大乱”，“几致用武”，“于是议员纷纷散去”。⑩其后，资政院因不足法定开会人数，再未集会。同时，“国民会议”的主张也遭到南方革命党人的谴责。汪精卫致电上海和武昌军政府，请求承认其主张。武昌无回电。上海《民立报》发表社论直斥为“无聊之共济会”，说当今革命将告成功之际，“中国为君主为民主，尚欲开会解决耶？”并严正声明：“共济会之说，非吾全国共和党人之同意也。”[1]袁世凯的计谋不能得逞，“共济会”只得宣布解散。
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和平”攻势，接连遭到挫折，便认为必须在军事上给武昌以打击，挫伤革命军领导人的锐气，诱和政策方能收效。于是，他一面攀请朱尔典出面促成媾和谈判，一面则密令冯国璋攻击汉阳。１１月２１、２２日，北洋军第十一协和第八协由蔡甸、驼罗口两处渡过汉水，经过六天激战，于２７日攻陷汉阳。次日，袁世凯电令冯国璋停止攻击，仅隔江炮击武昌，进行精神战。同时，朱尔典立即指示汉口英国领事戈飞出面调停，把严酷的现实和空幻的和解建议同时摔在革命党人面前。软弱的革命党人终于同意实现武汉的局部停战。
袁世凯在汉阳的胜利，并不能挽救反革命阵营的瓦解之势。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仍然飞速发展。从１１月初，南方各省接连发动起义，并且全部获得胜利。１１月３日上海起义成功，杭州、苏州相继光复，随即组成沪苏浙联军和起义的新军第九镇一起，向南京进攻。１３日，海军舰队十三艘于九江起义，加入革命。同时，福建、安徽、广东、广西、贵州和四川先后宣布独立，脱离了清朝的统治。据守南京的张勋也在１２月２日溃败，向北逃窜。津浦铁路宿县以南全被革命军占领。当时的形势正如孙中山所说：“民国已有十五省，而山东、河南民党亦蜂起，直隶则军队且内应，稍迟数月，当可全国一律光复，断无疑义也。”[2]由此可见，袁世凯虽然能在北洋军集中的武汉地区采取攻势，但从全国形势看，他却陷于被包围的地位，处于守势。当时袁克定致冯国璋函中曾供认，北洋军“四面受敌”。[3]而且，北洋军进攻汉阳时，损伤惨重。第十一协“官兵伤亡五百零七员”。[4]第八协“前线目兵仅余一千零九十三名”。袁世凯派出的前政侦探委员向他报告说：“驼罗口一战第八协已伤亡百多名，其他协标亦有伤亡，是每战一次即损伤，兵士有减无增，尤为可虑。”[5]所以，袁世凯于攻下汉阳之后，不敢作进一步的军事冒险，转而急于施展“和平”手腕。
当时，直接指挥北洋军的冯国璋，倾向于继续和革命军作战，而段祺瑞则主张和谈。袁世凯利用二人表示不同主张，以淆惑视听，使清廷和革命党人都不疑其操纵。他在冯国璋攻陷汉阳的第二天，派段祺瑞南下署理湖广总督。１２月９日，又调冯国璋入京，任禁卫军总统，而让段祺瑞接统第—军和前敌各军。段祺瑞深知袁世凯换将的意图，到汉口后，立即停止炮轰武昌，“一反国璋所为，与鄂军府时通款曲，信使往返不绝于道”，[6]多次向革命军表示，只要能举袁世凯为总统，“则共和可望”。１２月中旬，他一边派第二军总参议官靳云鹏北上，向北洋军各将领游说，使他们明了袁世凯的旨意；一边则密派廖宇春（保定陆军小学堂总办）为北方军队代表潜往上海，与黄兴所派代表顾忠琛（江浙联军参谋长）秘密谈判，２０日达成协议五条：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
与此同时，杨度和汪精卫于解散共济会后，也暗中加紧活动。他们与上海同盟会领导人函电往返，极为频繁。１２月９日，黄兴电复汪精卫转告杨度：“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举项城无疑。”[7]杨度将此电转呈袁世凯。袁说：“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8]袁世凯的口头谦让，不过是他的欺世之词。
除以上秘密活动外，公开的全面的和谈也开始进行。１２月７日，袁世凯奏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议和。唐绍仪于１１日抵汉口，次日会晤黎元洪，双方商定在上海举行谈判。１７日，唐绍仪到上海。次日，即与革命军代表伍廷芳进行会谈。不久，汪精卫、杨度也南下，暗中协助唐绍仪。表面上，唐绍仪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实际上他携带着“国民会议”的方案而来，其秘密使命是要取得革命党人推袁世凯为总统的确实保证。所以他下车伊始，“口风已露出：若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9]在２０日举行的第二次议和会议上。他又说：成立共和国，“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10]这些话完全道出了袁世凯议和的真实目的。
当时，在国内的君主立宪派大都投机革命，并取得各省政府要职，如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浙江汤寿潜，四川蒲殿俊，江苏张謇，等等。他们之间仍保持一定的联系，政治上几乎都拥护袁世凯，隐然成为同盟会革命党人以外的一大政治势力，而张謇则是这一派别的代言人。袁世凯多次致电张謇，表示自已诚心诚意“和平了结”。唐绍仪南下时，他又面嘱唐转告张謇，“我必尊重他的意见而行事”。[11]因此，在伍廷芳和唐绍仪公开谈判“停战”和召开“国民会议”问题的时候，由张謇作掮客，唐绍仪和黄兴等在老官僚赵凤昌家中举行多次密谈。最后，双方约定，只要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推举他为共和国大总统。密谈成交以后，张謇立即密电袁世凯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勘定大局”。同时，唐绍仪和伍廷劳的公开谈判也立即达成“开国民会议决定国体”的协议。正如伍廷芳所说：“盖当时彼此明知全国人心已趋于共和，特以是为表示之作用耳。”[12]
１２月２７日，唐绍仪将召开国民会议的协议电告袁世凯。当天，袁世凯据唐电要求清廷召集宗室王公会议，以决大计。袁奏称：“唐绍仪计无所出，苦心焦思，以为祗有速开国民大会，征集各省代表，将君主民主问题付之公决之一法。其最近两项来电，略谓：‘彼党坚持共和，不认则罢议。罢议则决裂，决裂则大局必糜烂。试思战祸再起，度支如何？军械如何？岂能必操胜算。万一挫衄，敌临城下，君位贵族岂能保全？外人生命财产岂能保护？不幸分崩离析，全国沦胥，上何以对君父，下何以对国民。如召集国会，采取舆论，果能议决仍用君主国体，岂非至幸之事。就令议决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中国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孰得孰失，情事较然。若再延缓，祸害立至’等话。又称：‘现计停战之期仅余三日，若不得切实允开阔会之谕旨，再无展限停战之望，势必决裂。惟有即日辞去代表名目，以自引罪’等语。臣等接阅之下，忧心如焚，内察民情，外观大势，实逼处此，无可转圜……惟有吁恳召集宗支王公，速行会议，请旨裁夺，以定大计。”[13]由于袁、唐上下勾通，对清廷进行恫吓，清廷被迫赞成召开国民大会。袁世凯立即复电唐绍仪，与伍廷芳切实讨论选举办法。
袁世凯一手向南方革命党人大摇其“和平”的橄榄枝，骗取总统职位；另一只手却紧握屠刀，肆意杀戮北方各省革命党人，以巩固自己的地盘。他想万一和议不成，亦可据北方数省，与革命军对抗。关于这一点，阮忠枢奉命转告各地爪牙的密信说得最清楚。他说：“蒿目四顾，棘手尚多……目前要义，当在保持地方秩序，固结军人团体，联合各界感情，增长北方实力，最为当务之急。”[14]袁世凯利用双方“全面停战”的时机，“将北方诸省爱国志士，悉加以土匪之名”，[15]进行血腥镇压。１２月中下旬，曹锟、卢永祥率第三镇进攻山西，占娘子关，陷太原，又分兵掠晋南雁北，张锡銮出任山西巡抚。同时，齐耀琳接替宝为河南巡抚，下令搜捕革命党，于开封捕杀同盟会员张锺瑞等十一人。前此，山东巡抚孙宝琦由于受同盟会员和谘议局绅商的压力，被迫宣布“独立”。袁世凯组阁后，派张广建、吴炳湘至山东，煽动第五镇标统吴鼎元、张树元等反对独立。孙宝琦于１１月２４日取消假“独立”后，立即派第五镇至各州县，镇压革命人民。“全省官吏，日以捕杀民党为事。诸城、即墨各地之残杀，动逾千万。”[16]倪嗣冲率所部攻陷皖北太和、颖州。赵倜、周符麟带领毅军一部由豫西攻潼关，妄图消灭陕西革命军。袁世凯又奏派张镇芳署理直隶总督，严密控制直隶地盘。接着，王怀庆等于次年１月初镇压了直隶革命党人策动的滦州起义。稍后，袁世凯密派段芝贵、张锡銮前往奉天，说服赵尔巽和张作霖赞同清帝退位，而拥护袁。段芝贵代表袁，以奖励张作霖“治军精勤”为名，赏赐军刀一把及其他珍贵物品，价值一万元。从此，张作霖积极拥护袁，无情地镇压奉天境内的革命势力。
正当袁世凯竭力推行反革命两面派政策之时，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由国外回到上海。孙中山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到来大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反对议和的呼声顿时高涨起来。《民立报》以“和乎？战乎？”为题发表社论，反对以“口舌之力结此大革命潮流”。北方革命协会各团体在天津集会，一致议决吁请孙巾山“制止各省代表与袁世凯中途议和”，“以贯彻全国彻底革命初旨”。[17]革命党人不顾袁世凯和立宪派的破坏，于１２月２７日在南京举行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１９１２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表宣言，誓要“尽扫专制制度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完国民之志愿”。[18]同时宣布改用公历纪年，以１９１２年为民国元年。１月３日，各省代表又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月底，临时参议院也宣告成立。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符合人民利益的法令，如废止刑讯，禁止买卖人口和缠足，通令剪辫等等。３月１１日又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通信的自由，有请愿、选举和被举的权利。并确定国家机构采取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实行责任内阁制，等等。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约法，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要求，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19]它给长期生活在封建专制淫威下的中国人民传来了新气息，带来了新希望。使人们透过封建专制主义的黑暗长空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从此，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清朝灭亡的厄运已定。称王称帝在人民心目中成为非法，“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
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为顾全黄兴等与袁世凯达成的默契，曾于１２月２９日电告袁说：“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表示清帝退位后，大总统位置一定让予袁。
袁世凯对孙中山的诺言不肯相信，深恐自己取得大总统的希望落空，再加上当时唐绍仪与伍廷芳议定国民代表会议选举法，以省为单位推派代表，南方独立各省代表多，恐不能操纵自如。所以，他得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消息后，十分恼怒。直到１月１日他约见朱尔典密谋对策时，仍“显得很不痛快，而且极为丧气”。[20]次日，他一面复电孙中山说：“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一面则悍然宣布唐绍仪签订的关于国民会议各项办法逾越权限，他概不承认，并谕令唐辞职，声明以后和谈事项由他自己和伍廷芳直接电商。[21]同时，又唆令姜桂题、冯国璋、张勋等北洋将领十五人联名至电内阁极力主张维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并“向清廷王公贵族呼吁，要他们拿出钱来，以便继续作战”。[22]于是，奕匡力认筹十万，其他亲贵则三五万不等，隆裕太后下令发内帑黄金八万两，充作军费。袁世凯向亲贵勒索了一笔钱以后，表面上又发布了一道“全军整备再战”的命令。实际上，他并非真想作战，面是虚声恫吓革命党入，用以取得对自己更有利的条件。
１月５日，他致电伍廷芳，气势汹汹地提出质问说：“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并孙文受任总统之日，宣誓驱逐满清政府，是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特诘问贵代表，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23]伍廷芳当即国电解释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与国民会议解决国体绝不相妨。现在民军光复十八省，不能无统一之机关，此为内部组织之事，为政治上之通例。若以此相诘，请还问清政府于国民会议未解决以前，何以不即行消灭？”[24]袁世凯又回电无理纠缠。围绕着停战撤兵、国民会议和临时政府三个问题，伍廷芳和袁世凯展开报战，你来我往，争辩十分激烈。“人谓为滑稽议和”。[25]
和谈表面上陷于停顿，实际上暗中接洽反而加速。唐绍仪卸去清政府议和专使，转而成为袁世凯个人密使，与革命党人频繁接触，议题集中于让总统位置给袁世凯一事。１月１４日梁士诒致唐绍仪密电：“清廷正商筹退处之方，此后如何推举，苟不得人，则祸变益巨。前云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乞速详示。”[26]唐绍仪将此电交伍廷芳转达孙中山，要求孙中山明确表示态度。这时，帝国主义也全力支持袁世凯，它们相约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诬蔑革命党人“非常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声称必由袁世凯来“统一”南北，才能得到各国承认。[27]还不断地威胁说：如果中国“内乱”不止，就要实行武装干涉。南京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也乘时而起，桴鼓相应，肆意渲染帝国主义干涉的恐怖气氛，逼迫孙中山让步。同盟会中的妥协分子和立宪派沆瀣一气，朝夕鼓噪，埋怨孙中山理想太高。变节分子汪精卫甚至对孙中山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孙中山本有“天下为公”的民主革命思想，视总统为国民公仆，他之所以对和议持审慎态度，完全是出于对野心家袁世凯不信任，既见内外交迫，便决定让步，于１６日致电伍廷芳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28]
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明确保证以后，立即加紧逼迫清帝退位，并酝酿新的政治阴谋。
注释：
①王锡彤：《抑斋文集》，卷４，页１６。
②刘承恩，湖北谷城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在小站担任新建陆军右翼步队第二营帮统。１９００年由张之洞调到湖北管带武建左旗第一营。后回北洋，由袁世凯历保至道员。湖北新军高级军官多与其相识。袁世凯于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９日电招他至彰德，派其“办理招抚事宜”。
③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８册，页５４１。
④《袁世凯电》，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又《清帝谕旨》，宣统三年九月十六日。均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清政府陆军部档案。
⑤《刘承思呈袁世凯禀》（原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⑥同③，页５４６。又《袁世凯之隐衷》，见《时报》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
⑦杨度：《上资政院陈情书》（原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⑧同⑤，页７９。
⑨同③，页７９。
⑩《正宗爱国报》，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４日、２７日。
[1]《民立报》，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２日。
[2]《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页１５２。
[3]《袁克定致冯国璋手札》，见《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一册。
[4]《李纯致袁世凯书》，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
[5]《前敌侦探委员赵连元探报》，宣统三年十月七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6]《黎副总统历史》，见《宪法新闻》第１０期，１９１３年北京刊行。
[7]《申报》，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４日。
[8]同⑧，页７７。
[9]刘厚生：《张謇传》，上海龙门联合书店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９４页。
[10]同③，页７７、７８。
[11]《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册，页２６１。
[12]《伍廷芳报告议和始末情形电》，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６日。
[13]同③，页２５５、２５６。
[14]《阮忠枢致张镇芳函》，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15]《伍廷芳致袁世凯电》，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３日。
[16]《山东同盟会徐镜心、谢鸿焘、丁惟汾等致袁世凯等电》，见《临时政府公报》，第４８号。
[17]《民立报》，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７日。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４８年版，页１０４。
[18]同③，页１６。
[1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１２６。
[20]《朱尔典呈葛雷电》，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见《英国蓝皮书》１９１２年，第６号，页１６。
[21]《各省代表议合全案》，卷上，页４２。
[22]同純紛矠。
[23]伍廷芳：《共和关键录》，页６０。
[24]杨玉茹：《辛亥革命先著记》，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页２６２。
[25]同③，页５４８。
[26]同[23]，页７１。
[27]《北华捷报》（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Ｈｅｒａｌｄ），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３日。
[28]同[23]，页７１。
策动“请愿共和”，逼迫清帝退位
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清廷本已奄奄一息。它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完全是由于袁世凯别有用心地维持。因此，关于清帝退位问题，袁世凯早已胸有成竹，而且在派唐绍仪南下议和之前已密令梁士诒等“预为布置”。①ｌ１月２７日、１２月３日，顺直谘议局和直隶保安会两次致电摄政王，要求清廷“早行揖让”“宣布共和”“示大公于天下”。②在京畿出现这类激烈言论，袁世凯竟不过问，显然是与他的意旨相吻合的。稍后（１月３日），驻俄国公使陆征祥联合驻外使臣电请清帝逊位，以及其他类似的通电，则都是梁士诒在幕后策动的结果。对清廷，袁世凯不采取断然措施，而宁愿使用“第三者”倡议的迂回战术，甚至蓄意制造事端，借故拖延，除怕落得“逼宫”的臭名之外，最主要的是因为他需要挟清廷以逼迫革命党人交出政权。
当时，一些革命党人已识破了袁世凯的诡计，特别是身处其残暴统治下的北方“共和会”员，感受尤为痛切。他们自发地组成“暗杀团”，决心刺袁，为革命除害。１月１６日，袁入清宫议事后，乘马车出东华门，大队骑兵前呼后拥，警备森严。当他定到王府井丁字街时，革命党人从三义茶叶店楼上扔下炸弹，轰隆一声，人仰马翻，卫队长袁金镖等十余人当场毙命，袁世凯由覆车中爬出，乘马仓皇逃脱。革命党人杨禹昌、张光培、黄之萌等不幸被捕，惨遭杀害。三烈士从容就义。于临刑时，黄之萌正气凛然，慷慨陈词，当众揭破了袁的窃国阴谋。
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但是，当天他接到了南京临时政府保证推举他为总统的电报，汪精卫又来电慰问，并解释说，暗杀活动与革命党无关，请严厉镇压。袁世凯深知“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对丁字街事件没有多作纠缠，转而加快了逼迫清帝退位的步骤。
袁世凯先秘密地把退位优待条件告诉奕匡力，并说用兵实在无把握，为清室及满人安全计，自以退位为上策。取得奕匡力的赞同以后，他就戴上一付“为民请命”的假面具，率领全体阁员上奏隆裕太后说：“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政府“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常此迁延，必有内溃之一日，倘大局至此，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臣会同国务大臣，筹维再四，于国体改革，关系至重，不敢滥逞兵威，贻害生灵；又不敢妄事变更，以伤国体”，只得要求“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速定方针”。③
隆裕太后接到奏折，即于１月１７日、１８日接连召开皇族御前会议，讨论退位问题。除奕匡力、溥伦等少数人主张接受共和外，良弼、铁良、载沣、载涛、载泽、溥伟、善耆等一帮少壮亲贵都极力反对。双方争执不下，没有结果。所谓“项城必欲出诸众之口，而众人皆不肯开口”，即指此局面而言。④
袁世凯并不以攘夺南京临时政府总统为满足，而企图于清帝退位后，不经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选举，自己在天津成立一个由他一手包办的政府。１８日，他亲自把这个想法告诉朱尔典，征得同意后，于次日派赵秉钩、梁士诒、胡惟德为代表列席第三次御前会议，提出所谓“内阁所拟解决时局方案”；主张北京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在天津另立“临时统一政府”，主持召开国民大会，议定国体。同时，他将此方案电告伍廷芳，要求于清帝退位后二日，南京临时破府即行解散。本来他一厢情愿地想：这是一石两鸟，既可打掉革命政府，又能消灭清廷。没想到事与愿违，这个方案一出笼，王公亲贵几乎一致反对，说另设政府即是变君主为共和，绝对不行。尽管梁士诒威胁说：财政危机，仅有不足一个月的军费。胡惟德说：列强将乘机干涉。亲贵仍然不肯改口。赵秉钩不耐烦地说：这是内阁于万难中想出来的办法，若不见采纳，则只有全体辞职。说完即扬长而去，会议毫无结果，不欢而散。
良弼等一小撮少壮亲贵，见袁世凯公然不忠于清廷，都愤愤不平。以前酝酿组织的宗社党，于是活动起来。他们用“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激烈宣言，攻击袁世凯。同时到处散发《北京旗汉军民公启》，说袁“蔑视纲常，损辱国体”，“其居心更不可问”。并要求清廷“齐同振作，与‘革匪’决战”，以巩固“圣清万万年邦基”。⑤
与此同时，南京临时政府也识破了袁世凯“非徒欲去满清政府，且欲取消民国政府”的险恶居心。⑥伍廷芳立即回电责问他。２２日，孙中山又发表声明说：“文前此所云于清帝退位时，即辞临时大总统之职者，以袁世凯断绝清政府一切关系，而为中华民国之国民，斯时乃可举袁为总统也。……袁若能与清政府断绝关系，为民国之国民，文当履行前言。”接着，又提五项具体办法：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请转电民国政府；二、袁世凯须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主义；三、孙中山接到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五、袁世凯须宣誓遵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受事权。⑦孙中山将上述声明公开发表在报纸上，使人们了解议和的真象，以迫使袁不能再借故拖延。
袁世凯攫取共和国总统，过去一直是半公开的秘密。孙中山的声明发表后，由秘密默契，变为公开讨论，袁世凯再无法故弄玄虚了。他既不敢与革命党人翻脸，也不愿在清廷面前公开承认，陷入十分尴尬的窘境。宗社党人因袁用清朝皇位去换自己的总统，而对他越加仇恨。有人盗用“直豫鲁晋奉吉黑七省文武官员绅商兵民”的名义指责他“欺负孤寡，卖国求荣”，“甘为曹、莽之后裔”。有人写信给他说：“欲将我朝天下断送汉人，我辈决不容忍，愿与阁下同归澌灭。”⑧
袁世凯见少壮亲贵情绪激愤，单凭口舌难以令其就范，于是以“维持北京治安”为幌子，调曹锡率领的北洋军第三镇一部分进京，驻扎在东城及天坛一带，用以威慑亲贵。同时，为了麻痹政敌，他又厚着脸皮一本正经地对中外记者宣布：“现在外间多疑本大臣有谋充共和总统之志愿，揣测之词，殊属可笑。虽北方人民及各军队不免有此思想，而孙逸仙及一般民党亦屡次以皇上逊位即以大总统推戴为言，然本大臣断不肯担此责任：（一）若任总统，似目下之请皇上逊位，纯为自私自利起见，天下后世将视我为何如人；（二）第一任总统经营创造，甚属不易……我年近六十，病体支离，数月以来，国事操劳，益觉颓唐，自问实无此才力。我此次之力疾拜命，实恐北方糜烂……但使大局敉平，可以始终保全北方之秩序，则我之责任已尽，即我之志愿已达，其他实非我所愿闻。”⑨
袁世凯公然否认与革命党达成的口头协议。孙中山闻讯十分气愤，再次通电说：“此次议和，屡次展期，愿欲以和平之手段达到共和之目的，不意袁世凯始则取消唐绍仪之全权代表，继又不承认唐绍仪于正式会议时所签允之选举国民会议以议决国体之法，复于清帝退位问题，业经彼此往返电商多日，忽然电称并未与伍代表商及等语。似此种种失信，为全国军民所共愤……则袁世凯不特为国民之蠹，且实为清帝之仇。此次停战之期届满，民国万不克再行展期，若因而再起兵衅，全唯袁世凯是咎！举国军民，均欲灭袁氏而后朝食。”⑩孙中山宣布了袁世凯的罪状，揭穿了他的诡计，使他无法躲闪。
袁世凯遂以在丁字街被刺为借口，称病不朝，“所有面奏及请旨事件”，都托赵秉钩、梁士诒、胡惟德传述。又扬言即将辞职，北京恐有动乱，劝外国人迁入东交民巷，以防意外。从表面看，他好像心灰意懒，将要退出政治舞台，其实这是他采取新攻势之前故意放出来的烟幕，暗中他正和心腹爪牙联络布置，推行“共和不独立之计划”，掀起“请愿共和”的风潮。[1]
袁世凯的喉舌杨度，首先出来鸣锣开道。１月２５日，杨度在北京组成“共和促进会”，发表宣言，先对阻挠共和的“亲贵王公及顽旧之徒”猛烈抨击一通，然后说：“使君主立宪尚可救今日之危亡，则度素持此义，岂至今日而反昧然，特以时势所迫，断不能以党见之私，招瓜分之祸。且度等前此主张君主立宪乃以救国为前提，而非仅以保存君位为目的；乃以促政治之进行，而绝不愿以杀人流血勉图君位之保存”’“今者事机急矣，危亡在即，别无他计，唯于促进共和，求南北之统一，以此保全国家，即以此保全皇室；否则南北并败，满汉俱亡……虽食反对者之肉奚有补于亡国之痛哉！”[2]杨度为自己和袁世凯的两面派嘴脸涂脂抹粉，为北洋集团“请愿共和”定下了基调。次日，段祺瑞率领前线北洋将领四十六人联名电奏清廷，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担任条约国债及交涉未完备事项”。这就是说要清廷把政权交给他们的党魁袁世凯。２月８日，段祺瑞又发来第二个奏电，历数“皇族之败坏大局”罪状。接着说：“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许”，“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挥泪登车，昧死上达”。[3]言外之意，再不退位，北洋军就要攻打北京了。接着，由署直隶总督张镇芳领衔，署两江总督张勋、署湖广总督段祺瑞、安徽巡抚张怀芝、山西巡抚张锡銮、河南巡抚齐耀琳、吉林巡抚陈昭常、署山东巡抚张广建等袁党联名电奏，一致要求“速降明谕，宣布共和”。[4]与此同时，北方各省谘议局，驻国外各公使及地方官吏，或先承意旨，或揣摩迎合，纷纷请求共和，奏电如雪片一般飞到北京。
袁世凯如此大力鼓动党羽，倾巢出动，一哄而上，“请愿共和”，并非像杨度宣言所说是出于什么“救国”，抛弃了“党见之私”，他这样搞的目的，除了要逼迫清帝退位外，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企图，即制造由北洋集团一手造成共和局面的假象，贪革命之功为已有，以便攘夺革命果实。
在“请愿共和”的喧闹声中，１月２６日最顽固的宗社党头子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宗社党群龙无首，满朝亲贵心惊胆战。他们又读到北洋文官武将的奏电，知大事已去，便纷纷逃出北京，投向天津租界及大连、青岛等地，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隆裕太后为了笼络袁世凯，下诏封他为一等侯爵；但袁此时志已不在位极人臣，而要南面而坐，自然一口拒绝了荣典，梁士诒、赵秉钩、胡惟德秉承袁的旨意，不时入宫恐吓隆裕，动以利害。隆裕无可奈何，只得于２月３日授袁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磋商退位条件。多日称病不朝的袁世凯，立时抖擞精神入朝，提出优待皇室条件。２月１２日，清廷接受优待条件，下诏退位。至此，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宣告垮台。
清帝退位诏书是由张謇起草的，参议院通过后，交唐绍仪电达袁世凯转清廷颁布。袁世凯故弄狡狯，在诏书中添入“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句，以表示其权力乃得自清廷，而不必受革命政府约束，而且由此制造了一种“北洋正统”的观念。因此，清帝一退位，他就认为隆裕太后把天下交给他了，立刻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首领的名义，布告文武官衙和军警“照旧供职”。[5]另成立“临时政府筹备处”，设法制、外交、内政、财政、军事、边事等六股。他一边暗中唆使北洋军队和蒙古代表通电推戴他作总统，一边谋求列强驻北京公使的支持。孙中山得悉上述情况，立即给袁发来电报，严正指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节。”而袁回电则把添入退位诏书中的一句，诿之清廷，还说什么“该诏书为遗言性质，无再起死回生使其更正之理”；并咄咄逼人地宣称：共和政府固然不能由清帝委任，“现在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一层无足再论。然未遽组织者，特虑南北意见因此而生，统一愈难，实非国家之福”。[6]
袁世凯看出革命党领导人害怕决裂，只求迅速结束革命的心理弱点，故意作出组织临时政府的姿态，而又不肯马上成立，意在逼迫革命党人尽快交出政权，由他来“统一”。所以，在进行威胁的同时，他于１３日致南京临时政府的电报中又按孙中山提出的条件娓娓动听地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7]
清帝退位和袁世凯赞成共和的消息传到南方，立宪派及一些右倾的革命党人都兴高采烈，认为大功告成。只有少数人对袁世凯疑窦满怀，对革命前途忧心忡忡。孙中山为实践让位诺言，于１３日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继任临时大总统。１５日，参议院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十七省议员，每省一票，全体一致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并于是日发电给袁，称誉他为“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次日，袁回电，欣然接受说：“凯之私愿，始终以国利民福为目的。当兹危急存亡之际，国民既伸公义相责难，凯敢不勉尽公仆义务”，“以一己之意见辜全国之厚期”。[8]同时，他立即把自己的发辫剪去，并通令自２月１８日（阴历正月初一日）所有军官、官吏一律剪发，表示“咸与维新”，喜庆共和。
注释：
①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页１００。
②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８册，页１４３、１４４。
③杨玉茹：《辛亥革命先著记》，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页２７０。
④《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页３６５。
⑤《北京旗汉军民公启》（原件），见《大树堂来鸿集》第一册。
⑥黄季陆编：《总理全集》，“文电”，页８。
⑦同⑥。
⑧《直豫鲁晋奉吉黑七省文武官员绅商兵民上袁总理书》（原件），见同⑤。又同③，页２７３。
⑨《各省代表议和全案》，卷下，页３１。
⑩同②，页１３５。
[1]王锡彤：《抑斋文集》卷４，页１７、１８。卷５，页２９、３０。
[2]杨度：《共和促进会宣言书》。见《帝国日报》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６日。
[3]同②，页１７３、１７９。
[4]同②，页１８１。
[5]同②，页１８７、１８８。
[6]同⑨，页４８。
[7]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辛亥革命资料》，页ｌ１７。
[8]同[7]，页１６２。又同⑨，卷下，页５１。
鼓动兵变，就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把总统位置让给袁世凯，并不是真正相信他；为了将他置于革命党人的监督之下，孙中山辞职时附有三项条件，交参议院通过：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不能更改；二、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三、新总统必须遵守参议院所制定的临时约法及一切法制章程。袁世凯当选后，孙中山接连打电报请他南下就职，并说：“如虑一时北方无人维持秩序，当可由执事举人电知临时政府，畀以镇守北方全权。”①北方各省是袁世凯多年经营的地盘，一旦离开，便失去凭依，在他发表政见时已强调“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吐露出不想南下的意思。接到催促他南下的电报后，他一边密电张謇向革命党人“疏通”；一边则密派代表请求帝国主义各国驻北京公使出面干涉。各国公使依据《辛丑条约》取得了在京津一带驻军的特权，如果中国政府南迁，他们便不能利用这种特权对中国政府实行军事控制。因此，他们一致表示支持袁世凯。英国驻南京总领事威勤逊公然向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表示，迁都南京是一种“过分的要求”。②
有帝国主义者撑腰，袁世凯的态度便凶横起来。他于２月１６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说：“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逮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接着又威胁说：“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当未接收以前，仍当竭智尽愚，暂维秩序。”③
孙中山把袁世凯南下就职视为防备他背叛民国的一道重要防线，不肯轻意放弃，乃决定派欢迎专使北上，坐促南下。
２月２７日上午，欢迎专使蔡元培及欢迎员魏宸雄、刘冠雄、钮永建、王正廷、黄恺元、宋教仁、汪精卫、曾昭文等抵达北京。唐绍仪已先一日到达。袁世凯对专使毫无表示拒绝之意，可且特令内外城各商铺悬挂五色旗，在车站支搭松彩牌楼，开正阳门欢迎。④又指示赵秉钧组织警卫队六百人，专任“保护”。派赵秉钧、胡惟德、周自齐、王树堂、颜惠庆、范源廉、蹇念益、汪荣宝等十三人为招待欢迎专使人员，殷勤备至。当天下午，蔡元培等由唐绍仪陪同谒袁，呈递参议院通告文及孙中山手书，袁谦让后表示，一候北方各处情形稍为平定，即往南京一行。次日，又邀请蔡元培等开“茶话会”。蔡元培说：“大总统必须南行，以联络南北感情，藉巡视军民近状，以资融洽。”袁表示，“极愿南行，一俟拟定留守人选，即可就道”。还说：“余非特至宁，并须赴鄂，与黎副总统晤商一切。”⑤会后，袁又与陆军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协商留守之人，甚至讨论南下路线。不明真相的人都以为他已被专使说动，改变了主意，其实这个好玩弄政治骗局的阴谋家正在安排新的诡计。
自蔡元培等到达北京后，北京、天津各团体代表纷纷往见，或面谈，或投以函札，都以在北京建都及袁氏不能南下就职为言。面对此种情势，蔡元培表示，此次奉命北来，唯一目的是欢迎袁氏赴南京就职。国都问题，南北均无成见，俟议院成立，即将国都问题交院公决，以昭公允。至于袁离京问题，应静候袁氏布置。而且表示这个问题以职务所在，无稍事通融之理。同时，在２７日以后北洋军的部分营房里就盛传“都将南迁，尽散北军”的流言。⑥２９日傍晚，驻扎在朝阳门外东岳庙的陆军第三镇第九标炮营突然抢掠附近果摊、食铺，入夜即涌入朝阳门。驻禄米仓的辎重营，及帅府园、煤渣胡同和东城土地庙所驻各队群起响应。变兵“自约束不得犯租界”，“不许伤及外人”，⑦而分路恣意剽掠中国人的财产。煤渣胡同法政学堂专使招待所首当其冲，变兵持枪破门面入，将“行李文件等物，掳掠一空”，⑧蔡元培等急忙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东城及前门外一带“大火彻夜不绝，枪声隆隆不断”，变兵焚掠达旦，“凡金店、银钱店、蜡铺、首饰楼、钟表铺、饭馆、洋广货铺以及各行商铺，十去八九。”⑨次日，又波及西城。北京商民损失总计“有数千万”，“内城被劫者四千余家，外城六百余家”。⑩
３月１日，天津驻军中张怀芝所统率的巡防营、督署卫队和北段巡警，也一哄而起，大肆烧抢。而且和北京一样，不扰租界，不伤外国人。与此同时，驻保定的第二镇一部纷纷效尤，相继变乱。天津城内仅烧毁的店铺就有三百多家，保定“四街各处繁盛皆成焦土”，“痕痍满目，瓦砾如山，啼饥号寒之声比户皆是”。
变乱的队伍都是袁世凯的嫡系，并且以所谓“官兵素守纪律”的第三镇为主力。事变初起时，变兵“不过千余”。紒紝矠当时即有人指出：“其他驻扎北京之军队尚夥也，使于事起时有一千动员，即足以枪毙抢劫之兵士而有余。”紒紞矠以“有应变才能”著称的袁世凯舍此不为，反而认为，“此事愈激愈烈，不可以剿”，“传令仅准追赶，不准延战”。因此，“巡警闻风逃遁，各军队亦仅资弹压，虚声追赶，无与变兵相接战者”。紒紟矠次日，袁召集陆军各头目开会，对第三镇统制曹银及肇事各营军官不言惩办，只议善后。而且，变兵只要回营，“无论有无军械，概不追究”。紒紡矠对于敢于违抗军令的士兵，袁氏从来采取高压手段，施以酷刑峻法。平时常告诫士兵说：“用命者，乃手足；违令者，即寇仇。”紒紣矠这次却一反常态，纵兵抢掠一昼夜，延至第二日下午才对再行抢劫者发出“格杀勿论”的警告，原因何在呢？
原来，兵变是由袁世凯一手导演的活剧，他想借此来证明自己的确不能离开北京。据唐绍仪后来说：“当时兵变发生，南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面坐，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紒紤矠
袁世凯不惜以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代价，来达到自己夺取权力的罪恶目的，这充分暴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军阀政治的残酷、虚伪和黑暗。
袁世凯的兵变方策，果奏奇效。京、津、保各商务总会、议事会及顺直谘议局等，齐声叫喊起来；或指责南京临时政府“争执都会地点”，“酿此大变”；或上书袁世凯，要求“声明决不南行”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等北洋将领联名通电，主张“临时政府设在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成”。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借口“保卫”使馆，纷纷增调军队入京。３月３日，英军一千，美、法、德、日军各二百到北京。４日，各入京外兵在北京示威。５日，日、俄兵各千人，德兵百人，分自旅顺、哈尔滨、青岛等地开往天津。紒紥矠一时北方形势显得十分紧张，好像“内忧外患”就要接踵而至了。袁以“调度军队”，“应付外交”为口实，表示“赴任之举，暂难办到”，而提出请副总统黎元洪到南京代他就职。黎元洪断然拒绝，立即回电说：“元洪不能东下，犹公之不能南行。”
在南方，那些一心要对袁世凯妥协的人本来就反对定都南京，现在又沉渣泛起，无理指责孙中山“一念虚”“置国家安危于不顾”。黎元洪也通电说：“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紒紦矠南北两方，一唱一和，遥相呼应，反对南京临时政府之声甚嚣尘上。在这样的空气中，蔡元培急忙打电报给南京临时政府，要求迁就袁氏，迅速建立统一政府，并说否则“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孙中山不得不再次让步，于３月６日提请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允许袁以电报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
袁世凯遵照参议院所定办法，于８日打电报给参议院，宣誓效忠共和国，信誓旦旦地说：“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紓紛矠次日，参议院复电承认，并为此通电布告全国。１０日，袁氏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的公署内宣誓就职。蔡元培代表参议院接受誓文并代表孙中山致祝词。袁世凯答词说：“世凯衰朽，不能胜总统之任，猥承孙大总统推荐，五大族推戴，重以参议院公举，固辞不获，勉承斯乏。愿竭心力，为五大民族造幸福，使中华民国成强大之国家。”紓紜矠参加就职典礼的人大都是北洋军阀和官僚。“朱尔典亦亲至观礼”。紓紝矠据当时在场的记者报导：“光景甚为寂寥”。礼毕，袁世凯对他的一个亲信得意地说：“吾生五十三年，今日为妄举。”说罢情不自禁地狂笑不已。就这样，袁世凯终于攫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达到了他日夜企盼的“和局”。
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政府采用责任内阁制。袁世凯深知革命党因人立法以防他独裁的用意，从策略上考虑，他对约法没有公开提出异议，而决心控制内阁，以增加自己的权力。他推荐自己的心腹唐绍仪为总理，孙中山则主张由同盟会员担任这个重要职务，双方一度相持不下。最后，经立宪派官僚赵凤昌等“调解”，采取了一个所谓“双方兼顾”的办法：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同时加入同盟会。
２３日，经参院通过，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唐于２５日到南京组阁，３０日正式发表内阁人选：外交陆征祥，内务赵秉钧，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财政熊希龄，司法王宠惠，教育蔡元培，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交通由唐绍仪兼任。革命党人本来要黄兴担任陆军总长，袁世凯坚决拒绝。他答应成立南京留守处，任命黄兴为留守，统率南方各省陆军；并答应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作为革命党人放弃陆军总长一席的交换条件。在十个阁员中，加上刚刚加入同盟会的唐绍仪，同盟会员占半数，当时被人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但是，袁把外交、陆军、内务、海军四个重要的部都交给自己的爪牙掌握。财政部也在拥护他的立宪派手中。因此，唐内阁实陆上是袁世凯集团占上风。
４月１日，孙中山宣布解除自己临时大总统职务。５日，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北迁。孙中山试图派王芝祥率领革命军一万人护送议员北上，并留驻北京支持议员行使民主权力。袁世凯识破了孙中山的意图，立刻暗中鼓动北洋军和北京商会通电反对，而公开则对革命党人说：“王之为人，吾极赏识”，“使之督直甚好，唯恐其带兵北来，则颇多危险”。紓紟矠终于迫使孙中山打消了派兵北上的计划。
在“南北统一”的欢庆声中，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中国社会没有发生任何根本变化，广大人民仍旧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北洋军阀集团的黑暗统治。
注释：
①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辛亥革命资料》，页１４４
②《英国蓝皮书》，１９１２年，中国第３号，页２０５。
③《各省代表议和全案》，卷下，页４９。
④按清朝例，非皇帝出入，不得开正阳门。袁世凯以这种办法招待欢迎专使。特示隆礼，但专使等以此为虚文，绕道未走，径入东门。
⑤《正宗爱国报》，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４日，同①，页２５８。
⑥袁克文：《辛丙秘苑》。
⑦国事新闻社编：《北京兵变始末记》，北京国事新闻社１９１２年５月版，页１７、６５。
⑧同⑤，１９１２年３月３日。
⑨同⑦，页１０。
⑩同⑦，页２７、２８。
同⑦，页５３。
《贺良朴致蔡元培书》，见同⑦。
同⑦，页１４９、１５０。
同⑦，页５５。
《陆军执法处招抚变兵告示》。
陈一：《新语林》，卷２，页１。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页１７１—１７２。
《中华民国史事记要》，页３０９—３１０。
《黎副总统书牍汇编》，卷１，页８。
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上海广益书局１９２６年４月第１５版，卷首，页１。
《民立报》，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２日。
同⑤，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１日。
刘厚生：《张謇传》，上海龙门联合书局１９５８年版，页１９６。
同⑤，１９１２年４月１１日。
责任内阁名存实亡
袁世凯虽然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他从来也没有相信过在中国能实行民主共和。对他来说，在革命高潮的时和同盟会妥协以及承认共和制度。只不过是为了达到扑灭革命烈火而施展一种策略手腕。因此，他一上台就不择手段地扩大个人的权力，追求专制独裁的统一，并且把企图监督他的同盟会视为最大障碍，非加以彻底清除不可。他把这种反革命策略思想悄悄地灌注给北洋派。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内阁总理唐绍仪不完全同意他的想法。
唐绍仪认为袁氏对同盟会的看法有些过时，要巩固北洋集团的统治地位，非诚心与同盟会合作不可，而不必把他们看作严重的危险。他试图在袁世凯和同盟会之间扮演调和者的角色。为此，他迎合同盟会的主张，在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内特设国务会议，有意实行责任内阁。规定每周会议三次，每星期一、三、五会议，二、四、六各国务员谒见袁。在推行袁所制定的政策时，他总是考虑同盟会的向背，凡以为不可实行的，必至总统府要求缓办或改变，并多次向袁保证同盟会“诸君皆以诚意相待”，“决无他意”。①
责任内阁制系以内阁代元首对国会负责，总统必乐居虚尊之位。但袁世凯手握兵权，一贯专横独断，绝对不肯甘居虚位。其视内阁为幕府班子，视总理为幕僚长。在他看来，像唐绍仪这样的人，经他一手提拔，飞黄腾达，只能俯首听命，而不该自做主张。而今唐却不时和他争得面红耳赤，这自然引起了他的猜忌，“疑唐挟同盟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②一天，唐又和他争论起来，在气愤之下，他脱口而出：“我老了，少川（唐绍仪字）你当总统吧！”这使唐大吃一惊。
为了打击唐绍仪，袁世凯唆使内务总长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对他进行抵制。赵、段等人在国务会义上反对划清总统府及国务院权限，主张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反对国务院为有机之组织，主张国务员单独行动。１９１２年４月，南京临时政府迁到北京不久，关于内务部司员人选，唐绍仪主张安排几名同盟会员，以表示新旧合作无间。赵秉钧则坚持要害部门，必须全用北洋旧人。两人争持不下，赵秉钧便以“素无共和政治知识”为词，扬言要率领内务部全体司员辞职，终于迫使唐绍仪让步。赵秉钧仍不罢休，从此常常不出席国会议，有关内务部公事，他直接向袁世凯报告，以表示他对唐的不满。袁世凯还直接向一些部推荐人选，下达指示，而故意不经过唐绍仪。
不久，在向帝国主义六国银行团借款的问题上，唐绍仪和袁世凯也发生了严重分歧。自清末以来，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后来日、俄加入，即六国银行团），企图共同行动垄断中国借款，以控制中国政府。唐绍仪组阁之初，财政困难竭蹶之状，已达极点。唐奉袁世凯的命令，以筹备善后为名，向六国银行团商洽借款。银行团提出以监督中国财政为借款的必要条件，其办法约分两途：一为监督用款，一为监督遣散军队。唐绍仪以此项条件苛，遂严辞拒绝。同时，同盟会也坚决反对在苛刻的条件下借款。唐绍仪为了冲破银行团的藩篱，乃于３月１６日转向比利时华比银行借款一百万磅（七百万元）。此事触怒银行团。银行团为了保持其对华借款的垄断权，公然以停止贷款相要挟，驻北京外交团也提出抗议。袁世凯命令唐绍仪向银行团道歉。银行团进一步提出取消华比银行借款合同，并且毫不放宽他们贷款的政治条件。这时，同盟会领导人反对向银行团屈服。黄兴在南京发起募集“国民捐”，以解决财政困难。唐绍仪考虑到同盟会的态度，于５月３日断然拒绝了银团的无理要求，因此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恼怒。它们别有用心地说唐绍仪“不愿借款告成”，“以致中国各界误各国政见，竟有排外举动”。③袁世凯认为唐绍仪严重地损害了他和列强之间的“友谊”，一面改派财政总长熊希龄和银行团交涉，一面布置逼唐下台。
正在这时发生了王芝祥事件。本来王芝祥任直隶总督是唐绍仪组阁时与同盟会达成的口头协议，并且得到袁世凯的同意。谁知袁的许诺，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骗取同盟会答应让唐绍仪组阁。袁视直隶为自己的发迹之地，绝对不肯让给和自己素无关系的人，何况王芝祥是靠近同盟会的人。因此，当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为都督呈请袁世凯任命时，直隶五路军队突然通电反对王芝祥。袁即以军队反对为借口，改派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唐绍仪表示不同意，他说政府不应该以军队反对的缘故失信于民。段祺瑞立刻反驳道：若军队暴动，谁负责？袁说除令王芝祥督直外，诸事皆可听总理之命。并把未经唐绍仪签名副署的委任状交王芝祥，派赴南京办理遣散军队，而任命冯国璋为直隶总督。
唐绍仪追随袁世凯二十多年，熟悉他的毒辣手段，便于６月１５日留下辞呈文，不经告别，跑到天津去了。唐之辞职，因愤于袁破坏副署制度，但其辞职书，却以疾病为由，这仍是中国旧官场中以政治病辞职的作风。唐绍仪的出走，正中袁世凯下怀，他先后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陆军总长段祺瑞等人到天津去作了一番形式上的挽留以后，就转入另组内阁的活动。
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为最高机关，而国务院负实际责任，充所发布之法律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须国务院副署。总统虽有任免文武官吏之权，而行使此项权力必有国务院签名副署始能发生效力。参议院中的一部分同盟会议员认为袁世凯发出未经副署的任命状，是严重违法，曾提出质问。袁认为任命官吏是他的特权，不允许参议院干涉，他蛮横地答复说：“若参议院必欲迫令取消已发之命令，则请先取消本大总统之职任。”④而大多数同盟会议员和统一共和党议员等对袁之违宪，漠然视之。因此参议院没有提出对袁的弹劾案。同盟会遂避开违宪问题，想在下届内阁人选上得补救。６月２０日，派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四人为代表去见袁世凯，申述对新内阁意见说：鉴于混合内阁失败，应组织政党内阁或无党派超然内阁。如仍组混合内阁，同盟会决定不再参加。袁答语甚长，其主旨在反对政党内阁，坚持采取混合内阁，因混合内阁互相牵制，最便操纵。他说：“以余之意，现在吾国情形两种内阁均不适用”，因“人材缺乏，政党幼稚”，“如专取共和党或同盟会或超然无党派之人组织内阁，无论何方均不能得许多人才，故以余之见非联合数党及无党派之人共得组织，则断不能成一美满之内阁”。“余之主义在于得人，但问其才不才，无论其党不党”。“余之主旨在于建设民国，诸君如热心建设者，余皆引为同志，否则，余不能强人所难”。⑤
袁世凯的言行，激起了同盟会领导人及他们领下的南方各省人民的愤慨。上海都督陈其美公开发电质问袁世凯说：“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上海、南京、广州，南昌各城市的报纸普遍谴责袁破坏法制，甚至公开揭露他有效法拿破仑推翻共和国的野心。袁立即反攻，一面回电反责陈其美“误听浮言”，⑥一面动员御用报纸放出谣言，说唐绍仪“贪污华比借款，无法交待，避责潜逃”；说他私自“接济革命党军费”；甚至诬蔑孙中山于辞临时大总统职务时接受唐绍仪贿赂百万元，等等，妄图借以转移舆论视线。同时，为了麻痹人民，袁世凯于６月２４日发出致各省都督的公开电，声明对就职誓言，信守不渝。他说：
“世凯束发受书，即慕上古官天下之风，以为历代治道之隆污，罔不系乎公私之两念。洎乎中岁，略识外情，目者见法、美共和之良规，谓为深合天下为公之古训。客岁武昌起义，各省景从，遂使两千年专制之邦，一跃而为共和政体，世凯以衰朽之年，躬兹盛举，私愿从此退休田里，共享升平，乃荷国民委托之殷，膺兹重任。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接着他又以被人误会的口吻抱怨说：“乃近日以来，各小无识之徒捏造讹言，摇惑众听，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故事妄相猜惧，其用心如何，姑置不论，大抵出于误解者半，出于故意者半……当此艰难缔造之秋，岂容有彼此猜嫌之隐，用是重为宣布……解释嫌疑，知我罪我，付之公论”。⑦
这时，各帝国主义的在华报纸，如《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大陆报》等都纷纷发表社论，攻击唐绍仪，为袁世凯撑腰打气。《京津泰晤士报》社论说：“唐受职一无善政，即昔日信仰之人，今亦知唐不宜任也。此次私自出京固有损于新政府，而重任旧职尤为全国之不幸。今中国讧患相仍，亟宜任用不畏强暴、不避艰辛之人，或可挽狂澜于既倒”。⑧依照帝国主义的旨意，袁世凯于６月２７日断然下令免去唐绍仪的总理职务，两天之后正式任命陆征祥为总理，成立了所谓由“超然总理”领导的“混合内阁”。陆征祥（１８７１—１９４９）是一个职业外交官，清末长期驻在国外，先后担任过参赞、公使。辛亥革命时他正任驻俄国公使，由于受梁士诒的策动，他联合一些驻外使节，通电要求清帝退位。并以此“功”，得以担任唐绍仪内阁的外交总长。表面上他无党无派，实际上唯袁世凯之命是从。袁世凯认为他是一个才能平庸、能听凭摆布的工具。
为了表示对陆内阁抗议，同盟会阁员农林总长宋教仁、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工商总长陈其美（由王正廷代）联袂呈请辞职。同时，财政总长以熊希龄也因借款交涉没有进展而去职。交通总长施肇基因和唐绍仪关系密切，早已挂冠而去。内阁十名总长走了六名，只有袁党坐在那里不动。当时，袁氏感到自己没有控制南方各省的能力，完全撇开同盟会组织内阁还不到时候。７月２日，当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王正廷至总统府，向袁当面辞职时，袁为表明其挽留之意，非由个人感情，而实代表人民之公意，对蔡元培说：“我代表四万万人民挽留总长”。蔡元培马上答道：“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⑨为表示辞职决心，蔡、宋等人于１０日致函陆征祥，声明从即日起概不到院，从１４日起概不到部办事，请及早举人接任。
袁世凯无奈，只得于７月１４日批准蔡元培等四人辞职，转而收买两个变节的同盟会会员孙毓筠和沈秉，让他们分别担任教育总长和工商总长，以装饰门面。其余四名总长是“财政周自齐、司法章宗祥、交通胡惟德、农林王人文。同盟会原来开会议决，同意陆征祥组阁，惟禁止会员加入内阁，以贯彻政党内阁或超然内阁的主张。宋教仁对袁收买同盟会员入阁的做法甚为不满，气愤地说：这“系一种逼奸政策”。⑩
当时，在参议院里以清末立宪派为中坚组成的共和党，是仅次于同盟会的第二大党。共和党拥护袁世凯的政策，主张“以大总统信任之人组织内阁，各党不必干涉”。[1]袁自恃有共和党的支持，一意孤行，于７月１８日派陆征祥拿着他拟定的补充总长名单到参议院，要求通过。参议院同盟会议员本来对这个补充名单极为不满，加上陆征祥宣布布政见时“言词猥琐，绝无政策”，把提出阁员名单比作“开菜单，作生日”，因而议员大哗。袁世凯闻讯，知事不妙，急忙致函参议院，要求“展缓投票，再行协商”。次日，参议院宣布袁函不是正式咨文，无效。即日投票表决，将其所提总长六人一律否决。袁深知参议院行使否决权，主旨是要打击自己的威风，遂下决心施展手段对付参议院。
在袁世凯的主使下，首先由赵秉钧唆使北京军警联合会召开特别会议，通电痛骂议员只争党见，不顾国家危亡。甚至公然“主张用兵力解散参议院”。接着，恐吓信、匿名传单纷纷到参议院：或说再不放弃党争，将以炸弹；或悬赏购某某议员头，等等。北京的御用报纸也都随声附和，攻击参议院，为军警的行为喝采。参议院守卫队长称病请假，不任保护之责。而从前的某些革命党人也为军警助威。章太炎、孙毓筠等联名致电黎元洪，要求一致主张“请大总统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孙毓筠还写信给袁世凯，叫喊“与其无政府，不如无参议院”。[2]袁世凯一面批令将孙毓筠的信登报，扩大影响；一面又装出委曲求全的样子，表示自己不愿走极端，仍渴望妥协，并于２１日邀请各党派参议员六十多人至总统府开“茶会”，作出十分殷勤的姿态，劝说各议员化除成见，同心协力，挽救危亡，以免国家陷于不幸。次日，又将参议院否决阁员情况通电各省说：“世凯诚信未孚，以致动遭格”。鉴于“大局颠危之亟，但有转圜之余地，决不惜降心以相从”，“并于日内另选相当人员，再行提出，求其同意”。[3]２３日，袁果然送交参议院一个新的总长名单：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工商蒋作宾，征求参议院同意。参议院接到名单后尚未开会，２５日军警联合会又举行会议，会上有人叫嚷以武力解散参议院。同日下午，毅军总统姜桂题、拱卫军司令段芝贵、直隶提督马金叙和军政执法处总办陆建章等军警要人，以联络感情为名，招待参议员和新闻记者。到会七十多人。陆建章代表军警演说，极力否认军警有干涉议院之意，但又说：“不过军人等抱一种国家观念，以外患之迫，财政之危，劝告诸君舍内而对外，移缓以就急”。接着，北京《时报》经理起而痛骂参议院，最后威胁说，“明日再不将六国务员通过，当宣布议员死刑”。[4]一帮被收买的记者同声鼓噪，高呼“亡国！亡国！”之声不绝。会场秩序大乱。次日参议院开会，不得不通过了袁世凯提出的阁员名单。只是蒋作宾后来换为刘揆一。
袁世凯使军警威胁参议院的尝试得逞了，十分得意，以后便更加不把参议院放在眼里。然而，这件事却激起南方一些同盟会员的强烈不满。为了使议院摆脱北洋武力的胁迫，同盟会员何海鸣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欢迎国会团”，倡议第一届国会在上海召开预备会，自行决定开会地点，并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袁世凯深恐国会南迁，出现南北对峙。他对“欢迎国会团”的活动“极为注意”，先唆使冯国璋通电，指责“欢迎国会团”“破坏民国”，“动摇国本”。后又命令江苏都督程德全设法将它解散。程德全“遵令去函剀切劝导，并令即日解散“。该团回信说，不违反约法，“论令解散之处，未便遵行”。[5]袁世凯只得授意杨度和孙毓筠出面调解，提出只要“欢迎国会团”自行解散，他就下令禁军人干涉政治，停止“军警联合会”的活动。结果也没能达成协议。袁世凯对上海一带不肯妥协的革命党人极为憎恨，称他们是：“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在军警的压力下，参议院虽然勉强通过了陆征祥内阁总长的补充各单，却不肯服气，接着就提出弹劾陆征祥失职案。陆遂称病提出辞职，然袁世凯未即允许，至８月２０日，袁才任命赵秉钧代理总理。因为他自信这个警察头子够得上帝国主义主子们所要求的那种“不畏强暴，不避艰辛的人”。在赵秉钧代理总理期间，袁故意作出物色人选、改组内阁的种种虚伪姿态，来愚弄参议院和同盟会领导人。他时而表示要用赵秉钧组阁，时而又请刚刚来北京了的孙中山和黄兴推荐“人才”，然而他的本意却是想让赵秉钧转为正式总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同意赵秉钧填了一份加入同盟会的志愿书，挂名同盟会，又让赵秉钧负责招待孙中山和黄兴，以便取得这同盟会领袖的好感。
８月底，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参见本章第四节）。黄兴极力劝袁世凯以国民党为奥援，建设“强有力之政府”。袁假惺惺地表示，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在取得黄兴等人的同意后，袁于９月２２日向参议院提出任命赵秉钧为总理，由于事先已疏通，得以顺利通过。赵秉钧兼内务总长，外交总长前已任命梁如浩，其余总长都留任不动。某日，在国务会议上提及国务员加入国民党的事，袁故作风趣地说：“此事不待大总统委任”。陈振先和梁浩先后加入。许世英本是国民共进会会员，该会既已并入国民党，他也就变为当然党员。刘揆一入阁前已宣布脱离同盟会，而今也说：如全体加入，他也愿意恢复党籍。段祺瑞和刘冠雄都借口自已是现役军人，不入党派。范源濂是共和党，他表示愿意脱党，但不肯加入国民党。只周学熙断然拒绝加入。这样，在国各员中除无党派者外，都算是国民党了。袁故意散播说：“国民党所主张的政党内阁已经实现了”。然而这个“现凑的政党，内阁，不驴不马，人多非笑之”，说“此非政党内阁，乃系内阁政党”。[6]
１０月３日，赵秉钧到参议院宣布政见，大意是说“以维持现状为主义”。[7]可是，不久他就挽国务会议移至总统府召开，形式上国务院仍有会议，实权却完全操于总统府，一切政务均秉承袁世凯的意旨行事，所谓“责任内阁”名存实亡。
注释：
①《阮忠枢致张镇芳函》（原件），１９１２年３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存。
②风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１９４６年版上册，页１２１。
③《京津泰晤士报》（Ｐｅｋｉｎｇ＆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ｉｍｅｓ），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９日。
④《爱国报》，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５日。
⑤同④，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０日。
⑥《袁世凯覆陈其美电》，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２日，见《大自由报》，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５日。
⑦同④，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６日。
⑧《论唐绍仪出京》，《京津泰晤士报》（Ｐｅｋｉｎｇ＆ＴｉｅｎｔｉｎＴｉｍｅｓ）社论，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９日。
⑨据蔡元培说：之所以如此回答袁氏，为的是“表明我等对于大总统而辞职，非诉于大总统个人，而实诉于国民全体之代表也。”他接着说“而外间乃传为我亦代表四万万人，我虽不通，亦不至离奇乃尔。”见《答客问》，载《民立报》１９１２年７月２７日。
⑩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２，页６６。
[1]同④，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５日。
[2]同⑩卷１，页７１。
[3]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上海广益书局１９１２年版，卷５，页１６。
[4]同⑩，卷２，页７８、７９。
[5]同④，１９１３年１月２５日。
[6]同⑩，卷２，页１５３。
[7]同④，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５日。
裁减革命军队和“军民分治”
袁世凯在加强对中央政府控制的同时，十分注意南方各省革命形势的民展。当时，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江苏、湖南等省都在同盟会的掌握之下。湖北、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等省虽非同盟会所掌握，但也不是北洋军势力所能达到的。而且，上述各省共有五十多万受过革命洗礼或影响的军队，其中约有一半在同盟会军人的手里。①袁世凯以封建帝王的观点来看待南方的局面，认为这就是汉代的封建和唐代的藩镇，是一种地方割据势力，对于他的“大一统”事业，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当时帝国主义的在华报纸，也不时煽动说，南方军队“乃一切革命暴动之种子，苟欲谋治安，非裁减军队不可”。②
１９１２年４月下旬，袁世凯亲主持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专门研究和制定了一个“消纳各省军队”的规划：计划第一步先把全国九十万军队裁减一半，缩为五十个师。当月２９日，袁世凯在参议院阐述施政纲领，讲话的中心内容就是向帝国主义借款和裁减军队。他说：“近日军队复杂，数逾常额几倍，消耗过巨，闾阎何以堪此？已饬财政陆军两部实行收束之方。”③袁嘴里讲关心人民疾苦，其实他心里想的是消灭革命军队。关于这一点，陆军总长段祺瑞说得最为露骨，他说：“武昌起义以来，各省相继召募，于是军队林立，较原有者增一倍不止，且率多仓猝成军，未受教育，既难保不为地方之祸，而值此国家经济万分困难之时，饷项亦必不能继。”因此，必须大力裁减“地方军队”，“以恢复地方秩序”。④而对那些“训练有素”的反革命北洋军，他不仅不裁减，反而用各种借口不断地扩充。如１９１２年４月段芝贵招募拱卫军十营三千人。稍后，雷震春在河南又召募豫军六营。奉天将旧巡防营改编为两个师，等等。
袁世凯深知裁减革命军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针对各省不同的情况，他采取了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策略，而集中全力瓦解同盟会的军事力量。
对于非同盟会系统的都督，袁世凯基本上允许保留原有的军队数额，以取他们的支持。如陆荣廷原有巡防营三十多营，本来人数约相当一个师一个旅，但他吸收了本省另外的一些军队扩编为两师一旅。云南蔡锷的军队一直保持民国元年两师一旅的名额，另有警卫队四十营。此外，民国元年２月采用近代师旅编制的军队贵州有一旅，浙江、山西各有两师，陕西有四师，到１９１３年３月都维持原来的名额。湖北军队的情况比较复杂，既有黎元洪的嫡系，又有同盟会军人直接统率的。袁世凯决定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他暗中支持黎元洪解散同盟会的军队，同盟会军人蒋诩武、张振武等则坚决抵制。张振武清末加入同盟会，为武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民国成立后，担任湖北军务司副司长，颇“得鄂军士心”。当黎下令解散张振武领导的将校团时，张振武“函阻将校团不得退伍”。（该团共六百多人，方维担任团长）。黎又企图遣散兵站总监兵六大队，张振武闻讯立即将它改编为护卫队；黎又下令解散护卫队；张振武“抗不遵命”。黎下决心要消灭同盟会的军队，鉴于张振武“留鄂鼓乱”，乃求助于袁世凯。袁诡称有重要军务商讨，电令张振武、方维入京。８月８日张、方抵京后，黎立刻密电袁，加张、方以“蛊惑军士”、“倡谋不轨”的罪名，要求施以军法，就地处决。这是黎借刀杀人的诡计。袁就将计就计，于１５日下令逮捕方、张当日加以杀害，造成了民国成立后杀害“革命元勋”的第一桩大血案。第二天北京城里军政两界迅速传遍了张、方不经审判被害的消息。同盟会领袖和湖北籍贯的共和党人孙武、刘成禺等都严词问袁世凯，参议院也要求公布张、方谋乱证据。袁有恃无恐，他把黎元洪给他的密电公布了出来，借以推卸自己的罪责，并咨文参议院说：“贵院要求证据，当令黎都督查明答复。”从这件谋杀案中，袁得到了双重的政治利益：既恫吓了同盟会，又离间了同盟会和黎元洪的关系，迫使黎在政治上进一步向他靠拢。血案发生后，湖北裁减革命军队的速度便加快了。由于武昌起义时广大群众踊跃参军，清末湖北新军一镇一混成协，民国元年扩编为八个师又两个混成旅，经黎大量遣散，至１９１３年３月已减为六个师，稍后双缩编为三个师一个旅。后来，段祺瑞奉命到湖北代替黎元洪，又迫令鄂军裁减，至１９１４年底仅剩下一个师和一个旅，而且师旅长都是由袁世凯指定的。
对于其他各省同盟会军人所掌握的军队，袁世凯则严令遣散或裁减。为了减少阻力，他极力利用同盟会军人来推动这件事。派李燮和为长江水师总稽查，“以求达到改编长江水警的目的”。⑤派原山东督胡瑛前往烟台，派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赴湖南，目的都是为了遣散革命军队。这些措施，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由于辛亥革命时攻克南京，在南京附近集中了近十万革命军队。临时政府北迁后，袁世凯同意设立南京留守处，以黄兴为留守，统率这些军队，并规定留守处由袁世凯直辖。表面上，袁总是说倚重黄兴，骨子里却是要利用黄兴来遣散军队。当时，黄兴等同盟会领导人，大都被袁的裁军宣传所迷惑，天真地以为“铁血精神”已经过去，“建设时期”已经到来，以为用约法、议会、内阁即足以约束袁世凯，没有必要再保留大量的革命武装力量。再加上袁氏停发原来由南京临时政府供饷的部队军饷，只发少量的遣散费，从经济方面紧紧逼迫，使一些部队的伙食都无法维持。所以黄兴不得不“日日以演说革命大义”来动员军队解散。即使如此，袁仍不放心。５中旬，他一面鼓动北京御用报纸攻击黄兴“拥兵自固”；⑥一面密令陆军部次长蒋作宾和江苏都督程德全前往南京监督，以压迫黄兴加快遣散军队的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