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大公报》，１９０７年１０月３日。
[4]《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页２５０。
[5]《申报》，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八日。
[6]杨度：《布告宪政公会文》，１９０８年，见《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２。
维护帝国主义的侵略权益
袁世凯为取得帝国主义的信赖和支持，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以讨好帝国主义。
１９００年，沙俄趁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时机，出兵强占中国东北三省，一直拒绝撤兵，至１９０３年又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妄图鲸吞东北。为抗议沙俄侵略，全国人民掀起了拒俄运动。留日学生在东京组成“拒俄义勇队”，派代表回国向袁世凯请愿，要求出兵抗俄，义勇队愿作前锋。袁氏拒不接见代表，徒托空言，搪塞天下。他说目前军力“不足以一战”，“须俟三年之后军力完备乃与俄战”，“处今日之势，除缓拒一法，别无好策也”。他还支持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勒令义勇队解散。翌年，日俄两国为争夺东北三省，在中国领土上火拼。袁先是呈递密折，后又跑到北京面奏，极力主张“中立”。清政府宣称“中立”后，派他负负“办理中立各项事宜”，划出东北广大地区作为战场，供两个强盗任意蹂躏。在日俄战争前后的一段时间，袁世凯与日本的关系比较密切。１９０４年，他根据１９０２年日本参谋次长田村怡与造的“建议”，与其练兵顾问立花小一郎和日本公使馆武官川重太郎等秘密谈判，决定中日谍报人员合组侦探队，由驻烟台日军守田利远大尉指挥，共同监视和侦察俄国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中国方面由段芝贵负责。吴佩孚是侦探队的重要成员之一。１９０５年，沙俄战败，与日本签订和约，公然将其在东北南部的特权，包括旅顺、大连租借地，南满铁路及其一切支线并附属财产和煤矿等，私自让予日本。袁世凯和奕匡力等代表清政府与日本谈判。为换取日本从东北撤兵，竟然承认了沙俄让给日本的各项侵略权益。事后，袁还吹嘘说，这是对外交涉的重大胜利。
１９０５年夏，因美国政府排斥华工，中国各城市商民广泛展开抵制美货运动。袁世凯害怕酿成交涉，屡次指示巡警总办“压抑风潮”，６月２１日，他传谕天津商会，大意说，“此等事尽可禀请政府向美力争，何必私自为此举动”。《大公报》刊载抵制美货事，袁竟下令禁止发行。此后，应美国公使要求，他于６月２７日上奏清政府，请饬各省严禁抵制美货。
１９０７年秋，他担任外务部尚书后，独揽外交大权。在出卖利权时，鉴于他的前任由于“因循延宕，积为外人所厌”，他“乃以爽快出之，故使馆人大感佩”。①１９０８年，在全国收回路权运动的热潮中，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支持出卖沪杭甬铁路。
先是，盛宣怀与英国银公司于１８９８年签订了苏杭甬铁路借款草约。银公司（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为汇丰银行和怡和洋行合资成立的机构，专揽中国铁路利权。义和团运动后，江浙人民坚决要求收回苏杭甬路自办。在人民要求的压力下，盛宣怀于１９０３年５月致银公司代表壁利南函，指出英商办路已逾期多年，再“予限六个月，不办不复，草约一概作废”。银公司“收函以后，既不答复，亦不即办，按之公理，彼已默许”。②１９０５年，江、浙绅商分别组成铁路公司，集款数千万，着手筑路。不久，银公司见英德津镇铁路借款取得厚利，突然又催定正约，借款“夺路”。英国公使朱尔典支持银公司，多次到外务部恫吓要挟，强行“逼借”，甚至无理指责中国拒借款是“排外仇洋”。③外务部惧于全国反借款斗争的浩大声势，不敢贸然允诺，而采取延宕手法，拖延二年之久，不得解决。袁世凯接任尚书后，公然支持银公司的路权要求。他上奏说：“当时既欲议废，自应索取凭函，方能作准……欲指为默认，勾销前案，直自欺耳，何能强人必从？”又说：“中国势处孤危，即能谨守约章，讲信修睦，犹恐不足以自保，矧敢轻弃成议，自启纷扰，庚子之乱，中为殷鉴。”④在义和团运动后，西太后已成惊弓之鸟，见到袁的奏折，立即表示同意，并命令他迅速了结此案。袁表示“无论各省官绅如何抵抗，宁用十分压力，决不为众议所夺。庶打破此关，则异日借款办他省路矿，自无人敢再出头梗阻”。⑤他一边要求清廷发上谕，严禁人民反对借款，解散各地拒款会。一边以“剿办江浙土匪”为名，奏派夏辛酉率领北洋巡防营二十营南下，驻扎浦口。夏辛酉死后，由程允和统率，程死后，又由张勋接管，此即民国以后“定武军”辫子兵。
同时，袁世凯指示外务部侍郎汪大燮，又提出“部借部还”（即由邮传部借还）和借款、造路分为两事办理（即“借英款，自己造路”）的方案，以欺骗人民。并把江浙代表许鼎霖、张元济等人邀至北京，软硬兼施，企图迫其同意。但代表们坚持“不借外债，仍归商办”的原则。袁世凯便不顾全国舆论的反对，于１９０８年３月奏请把苏杭甬路改为沪杭路，并悍然与银公司签订《沪杭甬铁路五厘利息借款合同》，总数为一百五十万英镑，还特别规定“由公司代购外洋材料机器”，“选用英人作总工程师”。⑥实际上完全满足了英国的路权要求。
日俄战争后，美国和日本、俄国争夺我国东北的斗争日益尖锐。鉴于此种形势，袁世凯仍然采用李鸿章的老办法——“以夷治夷”。所不同的，一个是联俄制日，一个是联美德制日。当时，美国极力拉拢清政府，修改了排斥华工的法律，并退还庚子赔款，作为中国留美学生的费用。还特别笼络袁世凯，企望袁氏作为其“门户开放”政策的执行人。袁心领神会，竭力主张把在东北境内修筑铁路、开发资源的种种利权许给美国。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０８年，在他的支持下，奉天巡抚唐绍仪和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Ｗ．Ｓｔｒａｉｇｈｔ）谈判，由美国投资修筑新法（新民至法库门）铁路、锦瑷铁路，及东三省银行借款等问题。⑦由于日、俄视东北为他们的势力范围，极力阻挠，使袁世凯借美国以“牵制”日、俄的计划终于落空。与此同时，在德皇威廉二世的怂恿下，袁世凯又进行所谓“中美德缔结联盟”的秘密外交活动。原来，威廉二世为与日本、英、法、俄等国在中国竞争，于１９０６年曾通过中国驻德公使昌向清政府建议“缔结一个德美中条约，担保中国本土的完整”。⑧袁明知威廉二世的建议是为了扩大其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可是这个建议符合他的“以夷治夷”的政策，于是便直接向西太后密陈。在取得西太后的支持以后，他于１９０８年夏奏派唐绍仪为专使，以“赴美致谢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为名，暗中接洽“缔结中美德三国同盟”。同时，唐还负有探讨把中美两国公使互提为大使以及向美国借款的秘密使命。
袁世凯的上述活动，赢得了美国和德国的欢心，却引起日本对他的强烈不满。日本千方百计地破坏他的联美活动，当唐绍仪赴美经过日本时，日本政府一面设计拖住唐绍仪，使不能如期抵美；一面则派其驻美大使高平为特使与美国国务卿罗脱直接秘密谈判。⑨及至唐绍仪于当年１１月底抵美时，日美勾结完成了罗脱—高平换文，双方在侵略中国这一点上暂时妥协。唐绍仪被冷落了，酝酿中的“中美德同盟”也完全成了泡影。⑩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候，袁世凯一边主张联络欧美国家牵制日本，一边却畏日如虎，极力压制和破坏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对日本交涉时，他一贯采取退让的方针。如１９０８年２月，私运军火的日本船“二辰丸”在广东沿海被中国炮舰扣留。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竟向中国外务部“抗议”，提出五项无理要求。当时，广州，上海等地群众纷纷集会，相约抵制日货，抗议日本政府的蛮横无理。袁明知“外商私运军火，接济海盗，虽非正当”，但仍认为中国炮舰竟敢落下日旗，实属“操切从事，无不谬误”。他先要求由英国“公断”，日本拒绝；后见中国人民反日情绪迅速上升，唯恐引起日本不满，急忙于３月１５日宣布接受日本要求，将所有军火照价收买，不使日商受损失，外务部向日本驻华公使赔礼，于释放“二辰丸”时，鸣炮道款，并惩办办理此事“失职”各员，使日本政府“深喜”。[1]此后，袁氏还无耻地自我夸耀说，这是他办外交的成绩，因为没有引起“重大交涉”。
由以上几例可见，敢于悍然与人民为敌，以维护帝国主义的侵略权益，“宁令国人死，毋触外人怒”。[2]这就是袁世凯卖国外交的准则。难怪帝国主义各国大都对他另眼看待，视为至宝。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眼里，他的形象是“气派大，爽快，可以信赖”。１９０８年６月１日，德国驻北京公使雷克司给德国首相的公文中满意地说：“凡与袁世凯在大的问题上有公事往来的人都能给他这个赞美，即他总是维持他的诺言”。[3]
注释：
①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１，页４０。
②《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２册，页８７０、８７２。
③《大公报》，１９０７年１２月３０日。
④同②，页８６１、８６２。
⑤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版，杂录页３。
⑥同②，页８６３。
⑦克罗莱（Ｈ．Ｃｒｏｌｙ）：《司戴德传》（ＷｉｌｌａｒｄＳｔｒａｉｇｈｔ），纽约麦克米伦公司１９２５年版，页２２６。
⑧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卷３，页３７。
⑨李约翰（Ｊ．Ｇ．Ｒｅｉｄ）：《清室逊位与列强》（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ｕＡｂ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ｓ），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１９３５年版，页１０７。
⑩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５册，页２８６—２８７。《日本外交文书》第４１卷，第１册，页８２。
[1]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４，页２２。
[2]《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日。
[3]同⑧，页４８。
北洋集团的经济基础及其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接收了李鸿章淮系军阀的班底以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内结亲贵，外树党援”，迅速地建立了一个对国内人民穷凶极恶，对国外敌人俯首帖耳的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这个集团是在北方地主买办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它更多地代表北方各省大地主大买办的利益，其经济来源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封建性质的苛捐杂税。封建苛捐杂税是北洋军队和官僚机构的主要经济源泉。北洋集团的“强有力”和繁重的赋税可以说差不多是同一概念。袁世凯推行新政，除练兵费绝大部分由户部和练兵处供给外，其余都是由他自筹。对人民进行封建性质的搜刮，是他筹款的最重要的手段。在天津，他专门设立“筹款局”，以张镇芳为总办。张镇芳（１８６３—１９３３），字馨庵，河南项城人，是袁世凯的二哥袁世敦的妻弟。他于１８９２年中进士，为户部主事。１９０３年由京至津，投靠世袁世凯，以贪诈著名。①袁氏依靠张镇芳等一帮聚敛能臣，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在原有的田赋徭差、苛捐杂税以外，给人民又加上一大笔新的负担，如：
（１）恣意加重旧捐税。自１９０３年加抽烟酒税，烟酒一斤收税十六文（至１９０７年又改收银一分四厘）。每年刮得银八十万两。长芦盐每引加价四文，实交银一两二钱，每年刮得银七十万两。又以“整理永平七属盐务”为名，巧立名目，“化私为公”，每年刮得五十万。到１９０９年长盐课每年总计刮得五百十七万两，约占直隶省岁入的三分之一。
（２）滥增新捐新税。１９０３年奏定“开办印花税试办章程办法”八条，禁例十条，规定民间买卖契约等都要贴印花税，有应贴不贴或所贴不足者，一经查出，照偷漏数目罚款二十倍。从当年４月试办，原计划每年刮得一百二十万两，但由于遭到人民的反对，未能全面推行。１９０４年设立“督硝公司”，开始向硝户征税。次年又成立“渔业公司”，征收鱼船捐和鱼税。渔船按大小纳捐分为六级，由银二两至十二两不等。“鱼税值百抽三”，“一买一卖共得六分”，“贫苦之民手提网罟打鱼只得三四斤者”，“必勒令完税”。②此外，还有国民捐、巡警捐、自治捐、房捐、妓捐，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无不是直接间接搜刮民脂民膏。正如杨士骧于１９０９年所供认的：“近则新政迭兴，用款日巨，如学堂巡警等费，亦无不取给于民，大县岁需六七万串，小县亦需二三万串……而民间担负之重，输纳之艰，日以加甚”。③
（３）加征田赋附加和徭差银。清代“赋有常经，差无定额”。袁世凯不能直接增加田赋，便多次提高田赋附加，变相增加田赋。如定县每亩附加税增长指数，１８９９年为１００，１９０３年增至１３７．７８，１９０７年达３５５．５９。④各县田赋附加额的增长情况虽不完全一样，但由此可以想见一般。至１９０９年直隶田赋实征达三百十六万两。在徭差上袁也打主意，直隶为为近畿省分，本来徭差“繁剧”，他又命令各州县加征，使民间岁出徭差一项，大大超过额征粮银之数。而且由于“劣绅痞棍包揽把持，从而分噬，公家有一分之差，民间有倍蓰之费”。⑤
（４）强夺“中饱”。１９０２年９月，袁以“整顿吏治”为名，奏请从１９０３年起将各府优缺优差“陋规浮费”（即非法定的额外勒索）一律酌改“公费”，收归“公有”，称为“提中饱”。从此每年刮得银约三十万两。此后他还上奏西太后，宣传“提中饱”是广辟财路的妙法。西太后怦然动心，立即命令各省仿照办理。这种“提中饱”的办法，表面上取之于官，有人谑称为“抽官捐”，实际上仍是刮之于民。当时《中外日报》就指出：“为官者亦知朝廷既分其肥，则此事不足复虑，朝廷取其一，而彼且征其百，自此以往朝廷再无可以约束官吏之权，小民亦再无可控告之法，吏治不修，民生穷蹙将十倍于今日。”⑥
（５）摊派公债。１９０５年１月，袁世凯奏请以银一百二十万两作抵，发行公债四百八十万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省举办的公债。其中一部分硬行摊派天津、保定绅商购买，大部分则由外国银行或洋行贷借。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举借外债。
其次，袁世凯还大力经营路矿企业。北方各省的路矿企业大都是李鸿章创办的，大买办盛宣怀（１８４４—１９１６）是全权经纪人。李死后，盛想继续把持，而不愿拱手交给袁世凯。袁恃强巧取豪夺，全部接收过来，并加以扩充。同时，在此基础上他还主持创办了一批新的工矿企业。
（１）夺取经营铁路的权利。自１８９６年清政府设立铁路总公司起，盛宣怀一直担任督办大臣，他通过出卖利权，举借外债，大发横财。袁世凯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利薮，况且铁路又被视为“新政之主脑”，自在必争之列。１９０２年１月他被派为接收关内外铁路督办，８月又担任了督办津镇铁路大臣。经他荐举，１９０５年１２月唐绍仪兼督办京汉、沪宁铁路大臣，使盛宣怀的铁路总公司无事可作，终在１９０６年２月被裁撤。１１月，清政府改定官制，新设邮传部，总管铁路航运等。唐绍仪、胡为左右侍郎。当时掌握“部中枢要”的就是梁士诒。梁士诒（１８６９—１９３３），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１８９４年中进士。１９０３年考经济特科，名列一等。当年由唐绍仪荐引入袁幕，前后担任唐绍仪的铁路总文案，京汉、沪宁、正太、汴洛、道清五路提调，铁路总局局长等要职。他总办交通“借款各事宜”，为历任尚书所信赖。１９０７年，他又经手创办交通银行，把轮、路、电、邮四政从金融上控制起来。其属下有叶恭绰（誉虎）、赵燧山（庆华）、龙建章等一帮广东籍官吏。民国以后，在北洋军阀中他能自成一交通系，操纵左右时局，实发轫于此。
自经营铁路的权力转入袁党手中后，铁路借款和收入便成为北洋集团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如关内外铁路营利，规定存入英国汇丰银行，作为借款担保，不能提用。袁接办后，经汇丰允许，每年从营利中提二成拨归北洋，为办铁路巡警等费用。其余存款只要经汇丰同意，也可“任便挪用”。１９０４年营利银一百八十余万两，其中有一百三十万两为袁挪用为练兵费，“以济眉急”。⑦
（２）夺取轮、电两局。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也是盛宣怀久久经营的企业。为了尽快控制这两个企业，袁世凯于１９０２年底趁回项城埋葬其生母刘氏的机会，取道信阳，专程到南方走了一趟。他先到武汉会晤鄂督端方，参观汉冶萍铁厂和兵工厂，又乘船到南京，与署两江总督张之洞晤商，旋赴上海会晤盛宣怀等，商谈招商局、电报局事。袁世凯借口两局附属北洋，于１９０２年先夺取了招商局，次年１月又以“电务督办大臣”的名义，把电报局接管，派杨士琦到上海为帮办电政大臣兼轮船招商局总办。两局每年向北洋报效官款。以后，袁氏还企图把两局“改官办而不还商本”，实际上就是打算吞没盛的股本。盛施展买办手腕，鼓动一些股东“以股票让外人”，然后又故意出面调停，这才打消了袁的主意。
（３）开平煤矿为李鸿章所创办，“虽有商股，实同官产”。１９０１年该矿督办张翼以“加招洋股”为名，将矿出卖给英商。次年，袁世凯奏劾张翼擅卖疆土，革职查办，并企图乘机将该矿夺到自己手中。由于英商反对，终未能实现。日俄战争后，中国各地开展收回矿权运动。长芦盐运使周学熙因建议袁氏速办开平附近矿区，以与英人竞争。袁对此深表赞许，乃派周学熙创办滦州煤矿公司。周学熙（１８６５—１９４７），字缉之，安徽至德人，为周馥第四子。１９０１年在山东投靠袁氏，曾创办山东大学堂。次年，随袁至天津，首创工艺局，开办官银号、北洋造纸厂、劝业铁工厂及高等工业学校等，一跃而成为北洋集团实业界头号人物。时人有“北周南张（謇）”之称。滦州煤矿公司于１９０７年５月正式成立，为官督商办，共集资本约三百万两。⑧除由袁世凯一次拨给官股五十万两外，另加学款三十万。其余“商股”大多是北洋文武官吏。袁氏以北洋大臣的政治力量，多方扶植，与开平矿作业务上竞争。至１９１２年６月，由朱尔典撮合，开平、滦州两公司合并，组成开滦矿务总局，袁克定任董事长。在筹办滦州煤矿公司的同时，袁世凯还以收回矿权为名，将原来临城矿务局总办钮秉臣、会办龚照屿和比利时商人、芦汉铁路总公司代表沙多（Ｍ．Ｊａｄｏｔ）订立的办矿合同作废，并惩办钮、龚二人，而另派津海关道唐绍仪与比商谈判。唐去职后，由继任津海关道梁敦彦接商，于１９０５年签订合办合同。⑨袁世凯又派梁敦彦与德人汉纳根（ＶｏｎＨａｎｎｅ－ｋｅｎ）谈判，中德合办井陉煤矿。梁氏离职后，由梁如浩继续接商。后来，杨士骧继任直隶总督，委派津海关道蔡绍基为井陉煤矿督办，道员李顺德为总办，并于１９０８年４月与汉纳根签订合办井陉煤矿合同。⑩另外，原由李鸿章控制的山东峄县中兴煤矿也转入袁世凯的北洋官僚之手，由张莲芬主持，辛亥革命后，徐世昌、黎元洪、朱启钤等都是该矿的大股东。
以上这些煤矿都要从营业额中抽百分之五，报效北洋。同时，在运费和杂税等方面都享有很多特权，因而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如依据商部所颁矿务暂行章程，每矿矿区不得过三十平方里，而滦州矿经袁世凯奏准面积则广达三百三十平方里，将矿脉相连的公私土地一概予以租购。税厘也依开平的先例，每吨煤只缴纳税银一钱，钱八十四文。
（４）１９０２年底，管理户部大臣荣禄和户部尚书鹿传霖商请袁世凯在天津代设户部银行，负责铸币和发行钞票。袁奏调毛庆蕃为总办，于１９０４年正式开业。这是当时中国人自办的一家最大的银行并代理国库。名为官商合办，其实所谓“商股”也大都是北洋军阀官僚。该行１９０８年改名大清银行，１９１１年又改称中国银行。此外，袁世凯还派周学熙、王锡彤、吴鼎昌及孙多森（孙家鼐的本家）等创办了银元局（官办）、铜元局（官办）、天津银行（官商合办）、北京自来水公司以及著名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等。启新洋灰公司为官商合办，资本最为雄厚，其大股东有袁世凯、周学熙、张镇芳、李士伟、李士铭、王锡彤、孙多森、卢木斋。以上这些企业无论是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大都依靠北洋官府的封建特权，垄断原料和销售市场，取得高额利润。如周学熙创办的银元局，用一万两纯银，加铜后铸成价值一万四千两银元，利润高达百分之四十。
北洋军阀官僚除投资于工矿企业外，还大量购买土地。所以至清末民初，他们大都变成身兼大地主大买办的巨富。袁世凯人在彰德、汲县和辉县三处就占有田地四万亩左右，在开滦煤矿和唐山启新洋灰公司还有大量投资，据估计至清末他的财产“逾二千万”。[1]徐世昌在辉县占地五千多亩，县城有大公馆，城西三里水竹村有别墅。天津、青岛租界内有大片房地产，仅青岛一处房产即值银四十万两。另外在天津边业银行还有投资。刘永庆原本“家道中落”，清末民初竟成为拥有“膏腴四千多亩”，“周滨市广厦云连”的大地主。[2]王士珍仅在正定原籍就有地九百多亩。陈壁在南苑一处占地二万七千多亩。
袁世凯的北洋集团，除具有地主买办阶级集团的一般共性外，另有两个显著的政治特点：
一、它是地主买办阶级中一个新形成的派系，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为了欺骗人民，排除异己，这个集团处处标榜一个“新”字，事事都贴上新的标签。实际上，他们是一伙政治奸商，盗用资本主义的牌子，推销封建主义的货色。有时，袁世凯也激昂慷慨地指责亲贵无能和吏治腐败，好像他是一个“激进的改革者”、“爱国者”，然而他暗中所追求的则是为了满足自己更为卑鄙无耻的个人权力欲，借“改革”以沽名钓誉、结党营私。他用这个鱼目混珠的办法，一时骗了不少人，以致当时有人以为他是进步力量，赞扬他为“开明之巨手”。[3]留欧学生中的革命党人甚至还有人劝他实行革命。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时，他之所以能骗取革命党人的“信赖”，与他十年来一直披着“新”的外衣有很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新军、巡警、学堂、立宪等等，确实是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表面看去，这些东西好像都是新事物，但是，它们由袁世凯倡办，其阶级本质都是极端反动的、腐朽的。因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展开，只有代表新兴的阶级利益的事物，才称得上是新生事物。而袁世凯集团所创办的这些东西，虽然具有近代资产阶级的形式，但始终掌握在已经没落的地主买办阶级手里，反映他们的意志。所谓新政，不是以否定旧阶级的存在为前提，而是为要巩固旧阶级的统治。正如当时有人所说：“行新政为改革旧政之弊也，不谋于受弊之有众，乃假手于守弊之旧人。政之名虽新，政之弊转烈。”[4]
“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5]袁世凯之所以要附丽于资产阶级的新形式，说穿了，不过是为了阻挡和破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保存和发展以他为代表的腐恶势力而已。但是，客观结果和袁世凯的主观意愿相反，他改革的程度越大，封建制度的危机就越深刻。
二、北洋集团是以小站练兵起家的封建军阀为核心，结合一大批办“新政”发迹的官僚组成的。他们是一群政治上的暴发户和饕餮之徒，对于扩张权势，掠夺财富，具有急不可待、不择手段的特点。
为贿买朝廷亲贵老朽，袁世凯最舍得下本钱。西太后生日，他一次就贡上寿银四十万两。１９０３年初，荣禄病死，他探得庆王奕匡力有入军机的消息，立即派杨士琦携带十万两一张的银号票子送去。庆王一见，初疑是眼花，仔细一看，果然是十万两！就对杨说：“慰亭太费事了，我怎能收他的。”杨说：“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6]奕匡力听了，不再客气。此后，袁世凯“完全仿照外省的首府、首县伺候督抚的办法”，对奕匡力“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7]贡纳不懈。他还和奕匡力的儿子载振换帖结为兄弟。后来，遇有重要事件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奕匡力必先和他商量，表面说北洋为“储材之区，人文荟萃”，实际上就是银子在那里起作用。
袁世凯处处展施阴谋手段，党同伐异，不遗余力地扩张权势。１９０６年底，西太后决定将东北改行省制，派载振和徐世昌出关考察。载、徐路过天津，在北洋督署暂驻。当时，段芝贵以候补道任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随进出入督署，管理庶务，对于载振的供张伺候极为周到。一日，袁世凯在督署演戏，款待载振一行，载见女伶杨翠喜，惊为天人，赞赏不绝。及载振由东北回京过津，段芝贵即购买杨翠喜献给他。载振大喜。同时，袁也将东三省督抚及其他要职拟定，开一清单，交载振转致奕匡力。不久东三省督抚发表表，总督徐世昌，奉、吉、黑三省巡抚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全是袁党。尤其是段芝贵，以一候补道超级拔耀，而杨翠喜事又为人所知，一时官场哗然。军机大臣瞿鸿礻几乘机唆使御史赵启霖奏劾段。[8]西太后派载沣、孙家鼐查办。此即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
为掩护同党，袁世凯先请载振密送杨回津，由张镇芳托盐商王益孙出面领去。及载沣、孙家鼐派员至津查访，而一切布置己定。王益孙自己承认参劾案前已购杨为使女，人证物证俱在。载沣怕得罪奕匡力，也不敢深究，虽然提王、杨至京面讯，也是官样文章，即据以复奏。结果赵启霖以“任意污蔑”亲贵重臣名节褫职。但西太后对袁党也不无怀疑，于结案前宣布撤销段芝贵布政使衔署黑龙江巡抚职，改命程德全署理。载振也被迫自请开去农工商部尚书及一切差使。
袁世凯、奕不甘罢休，立即还手反击，大张挞伐。首先于１９０７年５月借口两广发生军事，排挤瞿的同党岑春煊（邮传部尚书）出任两广总督。[9]继而于６月由杨士琦拟稿，以白银二万两买得御史恽毓鼎具名，弹劾瞿鸿礻几“交通报馆”，泄漏机密。终于使其失宠，被逐回原籍。岑春煊“知朝局大变”，即逗留上海称病“乞假”。袁世凯深知必牵引康有为和梁启超，方能耸动西太后，使之震怒，把岑推倒。于是，指挥亲信诬奏岑在沪“暗通康、梁”，“谋为不轨”，并伪造岑与梁启超合影照片，密呈西太后，以为佐证。终于使岑开缺。[10]
自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北洋军第三镇和由其他镇抽编的两混成协开入东北，东北三省便成了北洋的外府。袁世凯的势力不仅笼罩了华北和东北，而且“各省文武要职，无不遍布私人为之羽翼”。[11]就是朝廷要政，也“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才能作出决定。[12]因此，当时梁启超称天津督署为“中国第二政府”。
注释：
①袁克文：《辛丙秘闻》。
②《大公报》，１９０６年３月２１日。
③杨士骧：《杨文敬公奏议》，卷９，页１１。
④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３０１、３０９、３５８。
⑤同③。
⑥《中外日报》，１９０３年１月１７日。
⑦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４，页１３。
⑧卡尔森（Ｅ．Ｃ．Ｃａｒｌｓｏｎ）：《开平煤矿》（ＴｈｅＫａｉｐｉｎｇＭｉｎｅｓ），哈佛大学１９５７年版，页９３。
⑨《郎中钮秉臣禀与沙多前订草合同作废文并批》，《北洋公牍类纂》卷１９。
⑩《蔡道绍基李首顺德详与汉纳根订定合办井陉矿务合同，应否奏明立案文并批》，见同⑨。
[1]沃丘仲子：《徐世昌》，上海崇文书局１９１８年版，页３２。
[2]张瑞桢、张镇芳撰：《修竹斋诗文集》，１９１２年版。
[3]《大公报》，１９０９年１月１６日。
[4]见《北洋公牍类纂》。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４，页３９４。
[6]刘厚生：《张謇传》，上海龙门书局１９５８年版，页１２８。
[7]同紒紣矠。
[8]瞿鸿礻几（１８５０—１９１８），字子玖，湖南善化人。１８７１年中进士，授编修。１８９５年迁礼部待郎，后出督江苏学政。１９０１年至西安扈驾，因“承旨拟谕，语中窍要”，得西太后欢心，超擢为军机大臣兼充政务大臣。瞿办事认真，多次在西太后面前弹劾奕和袁世凯。
[9]岑春煊（１８６１—１９３３），字云阶，广西西林人，为云贵总督岑毓英第三子。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岑为甘肃布政使，以迎銮护驾有功，为西太后所宠信。历任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以敢于“参劾官吏”著名。１９０７年春由瞿鸿礻几举荐，授邮传部尚书。未到任，即奏罢待郎朱宝奎（朱为奕、袁世凯提拔之人）。又于西太后召对时，面劾奕贪黩误国，请予罢斥。
[10]《光绪朝东华录》，第５册，页５７１３。
[11]岑春煊：《乐斋漫笔》，见《中和月刊》，第４卷第５期，１９４３年５月。
[12]张一：《心太平室集》，１９４７年版，卷８，页３６。
北洋集团和满族亲贵
北洋集团和满族亲贵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及袁世凯被罢官
以汉族军阀官僚为核心的袁世凯集团，打着推行新政的旗号，以北洋控制朝廷，挟朝廷号令全国，对掌握中央政权二百多年的满族亲贵集团的政治垄断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从而使封建统治阶级中由来已久的满汉矛盾进一步激化。于是，一帮野心勃勃的少壮贵胄，如载沣、铁良、良弼、善耆等，千方百计地企图夺回对新政的领导权，以巩固他们的世袭地位。这种狗咬狗的斗争，从１９０６年９月由暗中勾心斗角，发展到公开倾轧。
１９０６年９月，袁世凯进京参加讨论改革官制，他指挥编纂官制局提调孙宝琦、杨士琦等，提出取消军机处，设责任内阁。铁良等则坚决反对，而另提出设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军权“集于中央”，以及限制官吏兼差等主张，企图借以削弱袁的权力。一边以预备立宪为名，行扩张权力之实；一边则假中央集权之名，行夺权之实。双方“舌剑唇枪，互不相下”，气氛十分紧张，以致当时有人“恐酿大政变”，①其严重程度可想而知。１１月６日，西太后拍板定案，公布政府各部新官制，②否决了责任内阁主张，仍设军机处，形式上宣布各部尚书“满汉平等”，实际上如当时一个汉族官僚所说，亲贵“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③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掌握中央军权。
权欲熏心的袁世凯，本来是冒进不已，现在要他交出权力，自然是一万个不行。但皇权煊赫，不能公开违抗，只得暗中抵制。他回天津不久，即于１１月１８日连上两个奏折：一、自请开去兼差；二、表面主动交出北洋军，实际要求保留部分军权。
在要求开去兼差的奏折里，他悻悻地说：“臣自先世受国厚恩”，自己又得“朝廷特达之知，非常之遇”，“常以有生之日无非图报之年”，“即使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亦不足以为万一之酬”，“毁誉亦均非所敢计”。可是，“若重寄常加于臣身，则疑谤将腾于众口，使臣因此获贪权之名，臣心何以自明”，“幸圣明在上”，“无庸过虑及此”，所最担心的是，“使旁观因此启猜疑之渐，政界亦云非幸，昔曾国藩尝奏称：‘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等语。’臣区区之愚，窃亦虑此”。“为大局计”，“臣兼差八项拟请旨一并开去”。“吁恳天恩，俯允臣请，不胜感激恐惧屏息待命之至”。④
奏折虽然露出怨气，但表面看去还是“磊落光明”，出之以“公”，然若联系改官制后的形势，不难看出这是他舍虚就实、沽名钓誉的一种手段。因为经过改官制，他的各项兼差已有名无实。如督办政务处改为会议政务处，规定各部尚书为会议政务处大臣，与各国的国务大臣相似。袁为地方官，不可能参加会议，参与政务大臣一差等于自然取消。练兵处既已并入陆军部，会办练兵大臣及办理京旗练兵大臣各差也就名存实亡。新设邮传部既已管理全国邮电路政，他的督办电政、山海关内外铁路、津镇铁路各差亦等于撤销。此外，会议商约大臣一差，由于与英、美、日各国商约已经议定，早就无事可作了。
袁世凯最害怕的是夺他的军权。清廷命令陆军部接管全国陆军，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近畿北洋六镇。当时，一镇已调京北仰山洼，在铁良掌握之中。三镇也决定全都开往奉天驻扎。五镇在山东。六镇驻北京南苑、海淀，守卫宫门，在亲贵们身边。袁看出以上各镇非交不可。只有二、四两镇，一在永平，一在小站，都在直隶地面，可以借故留在自己手中。因此，在第二个奏折中，他以“直境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为借口，要求将二、四两镇仍旧由他“统辖督练”，只把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⑤他这种以退为进的诡计，一眼就被亲贵们看破，即使一向袒护他的西太后也看透了他的用心。然而，为了平息他的不满，清廷还是暂时答应了他的要求。２０日，在他的奏折上批：“现在各军均应归陆军部统辖。所有第二第四两镇著暂由该督调遣训练。”袁世凯本来要求“统辖督练”二、四两镇之权，而清廷对他重申了充辖全国的军队的规定，仅批准给他暂时“调遣训练”之权。与此同时，他奏辞兼差也没有得到清廷一句慰留的话，而是冷冰冰的“著照所请”。这一切使他非常气愤，以致上谕下达的那天，他取消了原来准备出席的海河大桥落成典礼，停止了一切的约会，而托辞害病，整天留在家里。唯一的例外是，在他的卧室外面的小客厅里会见了莫理逊。据莫理逊说，“他真的感冒了”。⑥
袁世凯被迫交出部分军政权力，并没有能缓和他和少壮亲贵集团的矛盾。由于亲贵们暗中煽动，御史交章弹劾袁世凯，仅１９０７年就有五起：或说他“贪私误国”，或说他“权重势高”，甚至预言他不免要步曹操、刘裕之后尘。⑦在这样的空气中，再加上少壮贵胄日夜鼓噪，西太后虽然将这些奏折皆留在宫中不发出来，甚至传旨申饬弹劾袁的人“不谅任事之艰苦”，⑧但日久天长，心中不免渐渐起了疑虑。恰好这时，奕匡力又极力保荐袁世凯入军机，于是她便趁瞿鸿礻几被赶回原籍的时机，以预备立宪“枢府旧人不足应付危局”为理由，于１９０７年８月２４日发出上谕，命袁世凯进京陛见。袁于３１日进京，９月３日被召见，次日授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同时，在长江流域最有势力的汉族军阀张之洞也被调京，担任军机大臣。很明显，西太后的用意是使张和袁互相牵制。袁世凯调京，表面上是提升他，给以主持全局的重任，实际上是让他离开直隶地盘，失去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权。为安抚袁的不安，西太后提拔杨士骧继任直隶总督，作为对他的补偿。杨士骧受任后，“一蹑故迹，不少变，内外晏然，不知帅之易者”。⑨
袁世凯的兵权虽然被夺去了，但是北方陆军各镇协的统制和协统都是他的旧人，他的亲信王士珍担任陆军部右侍郎。这些人仍和他保持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奕兼外务部管部大臣，又极力维护他。西太后每有谘询，总是单独召见他。而他所提出的建议，又能适合西太后的心意。所以，他在政府还有相当大的势力。
１９０８年，西太后和光绪帝同在１１月中旬死亡。西太后于１５日病死于仪銮殿。关于光绪帝暴卒的确实日子和原因，众说纷纭。清廷官方宣布宣布１１月１４日光绪“崩于瀛台之涵元殿”。此外另有几种说法：一说袁世凯见西太后后病危，怕她死后光绪修戊戌旧怨，特贿通李莲英先一日把光绪毒死；一说西太后自知不起，逼光绪服毒而死；一说西太后先死，秘不发丧，由袁世凯、奕、李莲英合谋，把光绪害死之后，颠倒帝后死亡日期而发表的，等等。鉴于袁世凯后来暗杀吴禄贞、宋教仁，以及毒死赵秉钧等人的情况，光绪死在他的手里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无确凿的证据。不过袁曾参与皇位继承的密谋则是真实可靠的。
西太后于垂危之际安排由三岁的溥仪（１９０６—１９６７）继承皇位，年号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掌握军政大权。西太后曾秘密征询袁世凯的意见。袁“一力赞成”，⑩并立即派袁克定（时为农工商部右参义署左丞）将此事密告英国驻京公使朱尔典。朱尔典表示：“目前似无较此为佳的安排”。后来，袁又把朱尔典的话转告载沣，一来企图依靠帝国主义增强自己的地位，二来希望载沣念其拥戴之功，忘掉夙怨。
载沣（１８８２—１９５７），是光绪的弟弟，当时年仅二十七岁，属于志大才疏的纨贵少之流。对于袁世凯势力的膨胀，他愤嫉已久。为把军政大权迅速集中在自己手里，他拟杀掉袁。善耆、载泽也在背后怂恿。可是他生性怯懦，惧于袁的内外奥援，不敢贸然下手。为了取得元老重臣的支持，他便以袁瞒着他与美国谈判互派大使为口实，与奕、张之洞商讨杀袁。奕一听，立即表示反对，张之洞也“反复开陈”，说“此端一开，为患不细，吾非为袁也，为朝局计也”。[1]载沣无奈，但又绝不愿袁再留在朝廷里。于是，在１９０９年１月２日发下上谕，硬说他“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勒令“开缺回籍养疴”。其实他根本没有什么病。
西太后一死，袁世凯本已“不安于位”，大大提高了警惕性。[2]当时，康有为在国外通电说“两宫祸变”，袁为罪魁，要求摄政王诛袁，以“伸公愤”。各地也盛传载沣为其兄报戊戌年之仇，处决了袁世凯。袁氏消息灵通，对清廷的动静了如指掌。免官的当天早晨，他已备悉罢斥经过，异常惊惶，深恐尚有后命。当时传说有御史弹劾其北洋官费私消事。他深恐上谕发下后被辱，即由张怀芝保驾，微服逃往天津依杨士骧。后来，奕匡力、世续等力保无其事，乃于当晚又回北京锡拉胡同寓所。奉诏时，他强作狞笑云：“天恩诚厚”。次日，晋见摄政王“谢恩”辞行。１月６日仓皇出京，没有隆重的送行，也同有尊荣的护送，只有杨度和学部侍郎严修等数人送至车站而已。袁大有世态炎凉之感，他说：“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严说：“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3]
对于袁世凯下台，北洋将领虽然普遍不满，但毫无公开表示。只有严修曾抗疏请收回成命，但无结果。帝国主义列强的反映也不完全一致。由于袁在主持外务部期间有明显地亲英美倾向，日本人认为袁罪有应得，而英国则表示同情袁，并对清廷强烈不满。１月４日，英国《泰晤士报》发了一个很长的社论，赞扬袁的不寻常的才能、进步的观点以及对朝行之有效的忠诚。最后，愤愤不平地说：“就是这样一个官吏，居然被满洲政府用侮蔑的方式放逐了。”[4]
袁世凯不愿回交通闭塞的项城，先在河南卫辉住了几个月，６月间就迁到彰德北门外洹上村。这里原有天津盐商何炳莹的一座别墅，“前临洹水，右拥太行”，袁“爱其朗敞宏静”，即购此别墅，加以改建扩允，题名“养寿园”。园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山石叠翠，池水碧绿。袁曾弄舟池上，持篙立船尾，其兄袁世廉则披蓑垂纶而坐，并召见天津某照像馆为他摄此景像，美其名曰：“蓑笠垂钓图”，送上海《东方杂志》登载，以表示自己寄情山水，鱼樵足乐，不再闻问政治。实际上，这是他的韬晦术。他暗中一刻也没有停止政治活动。园内设“电报房”，与各地心腹爪牙常通消息，时刻预备东山再起。他曾写道：“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5]这首以咏山水为名的歪诗，把他不甘寂寞、妄图窃国弄权的狼子野心和盘托出。
载沣放逐袁世凯后，立即另编了两协（一万二千人）禁卫军，派良弼为训练大臣兼第一协协统。又派其弟载涛为军谘府大臣，掌握陆军；载洵为海军大臣，管理海军；而自为各军统率，紧紧地抓住中央军权。同时，又进一步剪除袁党，以巩固自己对军政的控制。１９０９年２月，邮传部尚书陈壁革职，永不叙用。不久，严修乞休。接着，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由锡良继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到任，立即抓住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贪污案，“即行革职，并勒追赃款”。[6]３月２３日民政部侍郎赵秉钧休致，北京的警权转到亲贵手中。６月２８日，杨士骧病死，端方继任直隶总督。次年１月唐绍仪被迫乞休。２月，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被撤职。不久，江北提督王士珍以病自请开缺照准，等等。尽管载沣扫荡政敌不遗馀力，但袁世凯的势力毕竟是太雄厚了，“尚侍督抚，均属其私”，决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特别是北洋各镇，上下各层军官都是袁一手培植起来的，自成体系，亲贵们根本无法插足。载沣等曾引用非北洋系的日本留学生替换北洋高级军官。这种尝试，也未能打乱北洋系统，而终归失败。如１９１０年１２月，调段祺瑞担任江北提督，以湖北留日陆军学生吴禄贞（１８８０—１９１１）年接任第六镇统制。但吴禄贞不能控制协统以下各级军官，于１９１１年终被袁派人刺杀（见第八章第二节）。所以，帝国主义者一直把袁视为“有实力的人物”。英国《泰晤士报》仍把他排在“世界伟大的政治家”之列。[7]当载涛、载洵赴欧洲考察军事时，帝国主义分子“群口相谓，中国至今日奈何尚不用袁世凯”。[8]国内立宪派也认为袁“仍有猛虎在山之势”。[9]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与满族亲贵集团之间的生死搏斗，是封建统治阶级上层政治危机的反映，袁被罢官并没有使危机得到缓和；相反，由于政治重心的迅速变动，上层的危机更趋严重。袁被赶下台不到三年，伟大的辛革命就爆发了，清王朝从此灭亡，这都不是偶然的。历史的规律客观地向前发展着，把反动派一个一个地送进坟墓。
注释：
①张一：《心太平室集》，卷８，页３８。
②清政府新官制是：内阁、军机处、外务部、吏部、学部如旧。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并入。太常、学禄、鸿胪三寺并入礼部。兵部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并入，应行设立的海军部及军谘府，未设以前，均归陆军部办理。刑部改为法部。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工部并入商部，改名农工商部。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增设邮传部。各部均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不分满汉。
③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④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４２，页１。
⑤袁世凯：《陆各镇请归部留直统辖督练片》，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三日，故宫军务档。
⑥《莫理逊致奇罗尔》１９０６年１２年９日，见《莫理逊通信集》（Ｔ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ｋｆＧ．Ｅ．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第１册，剑桥大学１９７６版，页３９７至３９８。
⑦１９０５年河间秋操，有人密折附片，奏劾袁世凯阅操用龙旗。１９０６年９月２７日，给事中陈田劾庆王收受山东巡抚杨士骧贿银十万两，由袁世凯过付，词连徐世昌，折留中。１９０７年５月，御史赵启霖奏劾段芝贵缘无耻，以歌妓献载振。７月１２日御史赵炳麟奏劾袁世凯权重势高，并引年羹尧为比。１６日，陈田奏劾袁世揽权营私。８月，御史成昌参劾杨士琦，词连袁世凯。１０月２６日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奏劾袁世凯贪私误国，徐世昌、杨士骧、陈夔龙等因缘比附。
⑧《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５３０，页５０。
⑨《杨士骧行状》，《北江先生集》，卷３，页２２。
⑩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４，页２８。
[1]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１０，页２２８。
[2]同①。
[3]陈一：《新语林》，卷１，页１１。
[4]《泰晤士报》，１９０９年１月４日，转引自陈志让（ＪｅｒｏｍｅＣｈ＇ｅｎ）：《袁世凯》（ＹｕａｎＳｈｉｈＫａｉ），伦敦１９６１年版，页９９。
[5]袁克文：《圭塘歌合集》。
[6]《锡良遗稿》，奏稿第２册，页９４３、１０、３０。
[7]《莫理逊致蔡廷斡函》，１９１１年４月５日。同⑥，页５９２。
[8]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１，页４０。
[9]刘厚生：《张謇传》，上海龙门书局１９５８年版页１８１。
民主革命运动的勃兴及袁世凯的反革命活动
孙中山（１８６６一１９２５），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清末，他的哥哥到檀香山当工人，后来，开垦荒地，经营畜牧业，渐渐发展成一个华侨资本家。青年时代的孙中山在檀香山、香港等地读书，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由于他看清了中国社会的黑暗，便经常和爱国青年一起，抨击腐败的清政府，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民族危机加深，孙中山开始认识到改良主义不能救中国，毅然走上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革命道路。１８９４年秋，他在檀香山华侨中组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兴中会不仅要求“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而且要“创立合众政府”，以民主共和制代替封建君主制。不久，孙中山回国宣传革命，联络会党，扩大组织，积极筹划武装起义。
义和团运动后，全国人民进一步觉醒，民主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１９０４年２月，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会员有黄兴（１８７４—１９１６）、谭人凤、陈天华、宋教仁等，共推黄兴为会长。同年冬，光复会在上海组成，负责人有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秋瑾等。这两个革命团体的领导人在发动武装起义失败后，大都逃往日本东京避难。当时，在日本有中国留学生八千多人，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不少人也产生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孙中山考察了欧美各国的历史和现状后，于１９０５年７月到达日本，在各革命团体积革命分子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倡议统一组织，统一行动，受到热烈欢迎。同年８月２０日，“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为庶务（相当于协理），并组成了总部机关。
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以后，孙中山又把这个宗旨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即所谓“三民主义”。在同盟会的宣言中大胆地设计了未来民主共和国的蓝图，庄严宣告：为肃清中国千年专制之流毒，“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①同盟会的纲领尽管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它是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②这个纲领对殷切希望从封建专制牢笼中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来说，对迫切要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和幸福生活的广大群众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它对民主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盟会成立后，在国内外发行多种报刊，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和革命历史，热情地讴歌人民起义的英雄事迹，猛烈地抨击封建制度的腐败，无情地揭露清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丑行和所谓“新政”及“预备立宪”的骗局，指出袁世凯、张之洞等大官僚都是清廷的“豪奴”，并广泛地动员群众起来推翻清政府。当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已经堕落为保皇党。他们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鼓吹保皇，诋毁革命，为清政府“预备立宪”帮腔。同盟会以其机关刊物《民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对保皇党进行反击；围绕着要不要革命，耍不要实行民主，要不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等问题与康、梁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剥掉了康、梁身上披着的迷人的外衣，使许多受改良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站到革命的旗帜下来，“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③
孙中山不仅直接领导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同时也积极地组织国内武装起义。
１９０６年１２月，在同盟会员刘道一等领导下，江西省萍乡、湖南省浏阳和醴陵爆发了会党矿工起义。他们发布中华民国军起义檄文，提出“破除千年之专制政权”，“建立共和民国”。各路起义军三万余人，在几天内占领了许多重要村镇，屡败清军，形成很大声势。清政府从长沙、武汉、南昌调集军队，进行血腥镇压。起义军因力量分散，寡不敢众，终归失败。但这次起义扩大了同盟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使封建统治阶级大为震谅。
袁世凯对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一贯采取仇视态度。在他被摄政王载沣赶下台以前，除极力推行“新政”，强化统治工具外，还想方设法直接镇压革命。早在１９０４年，他就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安插了自己的坐探。同盟会一成立，他立即密奏西太后。西太后密谕各省督抚“严防乱党”。按照西太后的旨意，袁于１９０６年把天津侦探队改组为探访局，扩大特务机构，到处布满“包探”，缉捕革命党人，并规定“拿获革命党首领赏银千两，一般党徒五百两”。④尽管作了周密的布置，他还是放心不下，“夙夜焦思”。清政府镇压萍、浏、醴起义不久，即１９０７年２月８日，他给西太后上密折说：民主革命的学说“中于人心”，海外留学生“靡然从之”，开演说会、纪念会，“听者数千人”’“履霜坚冰，渐难收拾”。并建议采取以下“拔本塞源”四策：
一、勾结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查禁革命党。他说：“革命排满之说，以孙中山为罪魁”’“应责成驻日使臣随时查访逆情，向日政府按公法理论”，“凡华人在彼国购办军械有谋为不轨实迹者，固然须切实查拿惩力、”’“即倡言排满革命，煽惑人心，妨我治安者，亦应一律严禁”，“使逆酋无托足之区”。
二、派人到国外华侨中作欺骗宣传，使其拥护清政府。他说：“应饬外务部招选明白事理、长于口辩之员，优给费用，派赴各国使馆，酌改装束，作游历绅商，分赴著名巨埠，招集华侨演说国家变法自强之理，与国民同舟共济之义，以解散逆党、抵为浮言，并联络各报馆，使海外商民回面向内。”
三、限制出国留学生，于留学生中“安插眼线”。他说：“应请饬下各行省转行海关，严查出国学生，不论前往何国，如无咨送文凭，概不准听其自往，并请旨施下驻日使臣兼留学生监督。重赏购钱，密查学生之附合该党者，分咨各该省原籍，责成该生家属招回管束”，“苟逆党孤立无助，其势自衰”。
四、取缔革命书报。他说：“近来逆书逆报甚多，其尤者如《民报》，如《回天手段》……”“内地总行严禁”’“若按户严搜，必多骚扰；听其滋漫，则隐患无涯”。“应请旨饬下学部编定教科书，将忠君爱国之义，进化合群之理，反复申明，俾家经而户诵之，庶淫辞邪说不得行其蛊惑之方”。⑤
西太后对四策全部采纳，当天批令“外务部学部认真办理”。⑥
经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要求，日本政府令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于１９０７年２月１７日开除与同盟会有关系的的中国留学生３９人。３月４日又迫令孙中山离境。８月２１日，清政府派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前往东南亚各国，名为“考察商务，奖励华侨”，实则作欺骗宣传，妄图断绝广大华侨和革命党人的联系。⑦２３日，清政府又密令各省督抚查拿革命党。
清政府用残暴的屠杀政策并没有把革命党人吓倒，加上上述各种鬼蜮手段也无济于事。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
孙中山离开日本之后，移居越南河内，设立革命机关，继续积极领导国内革命运动，连续发动多次武装起义。１９０７年，先后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廉州、防城起义，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以及光复会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１９０８年有钦州起义、河口起义和熊成基发动的安庆起义。１９１０年２月和１９１１年４月又有两次广州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无数革命志士，满怀爱国激情和民主理想，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给清王朝一次又一次打击，使“革命党”的名声威震全国，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同时也震惊了封建统治者，使他们闻风丧胆，谈虎色变，大大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过程。如１９０７年安庆起义，“京中王公大臣接警电”后，吓得“心惊肉跳”，各省督抚也“有戒心”“乘舆所至，护卫者数百人，执戈荷枪，如防大敌”。就是一向被人称赞为“有胆”的袁世凯，也吓得忙“将署内人员拍照小影”，出入检查；又把“署前后左右原有小摊以及星卜算命之流，肩挑小贩之属”’“全行驱逐”，深恐革命党人“混入，以行不轨”。⑧
同盟会在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还陆续派遣会员到各省新军、会党及学堂中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建立各种形式的革命团体，积蓄革命力量，为大规模的起义作准备。在湖北新军中，先后建立了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１９１１年初，振武学社改组扩大为文学社，蒋翊武任社长，秘密联络各营中的士兵，不及半年，便发展社员三千多人。与文学社齐名的共进会，在湖南、湖北的会党和新军中也吸收了许多会员，影响很大。在长江下游各省，除光复会外，还有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组织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他们的活动，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就在袁世凯控制最严密的直隶省，也出现了同盟会员组织的共和会、铁血会和急进会等革命团体，会员分布于保定、天津、北京各地。１９１０年初，共和会会员“仅以保定一隅而言，已逾三千余人”，⑨其中包括北洋第六镇官兵和陆军务学堂学生一百多人。１９１１年春，各团体合并组成“革命联合会”’声势更加壮大。
此外，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山东、河南、辽宁、山西等省的同盟会员，也都做了许多发展革命势力的工作，积极筹划起义。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也波涛相逐，一浪高过一浪。长江中下游各省，由于人祸天灾，连年发生严重饥荒，大批饥民流入城镇。１９１０年春，“武汉地方聚集饥民十余万人”。⑩饥民求生不得，除去反抗，再无出路。从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１０年，长江下游和两湖一带不断发生大规模的抢米事件。１９１０年４月，长沙城乡饥民二万多人聚集在巡抚衙门门前，要求减价平粜米谷救命，湖南巡抚岑春竟下令开枪，当场死伤数十人。饥民愤不欲生，与清军展开激烈搏斗，进而捣毁抚署，砸抢米店，焚烧教堂和洋行，把长沙城里闹得天翻地覆。清政府一面调集军队镇压，一面将岑春撤职，允许开仓平粜，以平息饥民的怒火。同年５月，为反抗政府滥增捐税，山东莱阳农民揭竿而起，数千人冲进县城，包围县署，焚毁巡警局董房屋。至６月，万余农民再次涌进城内。山东巡抚孙宝琦急忙调派北洋军第五镇步兵二营及巡防军二营前往镇压，焚烧民房千余问，屠杀数百人。
清政府的屠杀政策，使人民大众和封建朝廷的矛盾进一步激化。１９１０年前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全国呈观出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景象。
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内部分化更为激烈。载沣罢免袁世凯以后，加紧搞假立宪。１９０９至１９１０年，各省谘议局先后成立，资产阶级立宪派占了多数席位。他们利用自己在谘议局里的优势，于１９１０年２月至１０月连续举行三次大请愿，乞求开国会、制宪法、成立责任内阁。载沣本想借宪政之名，行集权之实。他过去既不肯把权力分给“有功”的袁世凯，现在自然更不愿白白送给立宪派。当年１０月，具有国会性质的资政院在北京开幕，议员共二百人，其中“钦选指定”者竟占一半。１９１１年５月８日，清廷又宣布撤销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奕匡力为总理。阎员十三人，满族占八人，而皇亲贵胄又占其中五人。这个“皇族内阁”一出笼，立宪派及一些汉族大官僚大失所望，整个统治阶层陷入空前严重的政治危机。这是继袁世凯下台之后，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又一次大动荡、大分裂。所谓清政府已孤立得只剩下一小撮愚蠢的、傲慢的末世贵族了。
失去了权力和地位的袁世凯，幸灾乐祸地看着载沣陷入绝境。１９１１年３月，他的一个老部下到彰德去看他时说：“今朝政日非，大乱将至，前论平乱人才，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诸公相继逝世，只存宫保一人，倘再不出山，危机迫于眉睫矣。”袁说：“如大局不糜烂，起用决不及予，果糜烂矣，即出恐亦不易收拾也。”[1]立宪派张謇于６月入京路过彰德，特地去拜访他。他有意拉拢张，以进一步孤立自己的政敌。他对张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尊从民意而行……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张辞别他后，十分欣悦地对同行刘厚生说，“慰亭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2]此后，袁、张之间顿互通情报，实际上订立了政治同盟。
清政府愈孤立，就愈依赖帝国主义。皇族内阁成立的次日，就颁布了所谓“铁路干线国有”命令，下令将各省商民集股修建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所谓国有，实际就是夺取中国人民办铁路的权力，转送外人，而不还商民的股本。５月２０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川汉和粤汉铁路借款合同，首先拍卖了这两大干线。清政府的卖国勾当，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义愤，各地立宪派乘机鼓请愿，保路会风起云涌，很快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防保路运动，川汉和粤汉两路所经过的四川、湖南、湖北和广东，便成为风暴的中心，而以四川最为激烈。
８月２４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数万人在成都举行大会，号召罢市、罢课，停纳捐税，不认外债。接着，重庆、嘉定、荣县等数十州县的保路分会相继响应，声势十分浩大。在清政府不断催促下，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了保路同志会负责人蒲殿俊、罗伦等。群众赴督署要求释放，赵尔丰悍然下令向和平请愿者开枪，三十二人被打死，数百人受伤。反动派的枪声，成了全川暴动的信号。同盟会员在各州县联络哥老会，组织保路同志军。“各处皆数千人，或万余人”，[3]从四面八方进围成都。成都紧闭城门，“十余日文报不通”。[4]四川的斗争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清政府十分惊恐。端方等奏请起用袁世凯代替赵尔丰，以便迅速扑灭保路运动，但是，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考虑端方的建议，革命党人已乘机在武昌发动武装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注释：
①《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页６９。
②《列宁选集》，卷２，页４２４。
③同①，页１７６。
④《大公报》，１９０７年８月８日。
⑤袁世凯：《密陈大计以遏乱萌折》，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故宫档案。
⑥同⑤，批。
⑦《南洋商务大臣杨士琦来电》，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二日。故宫档案。
⑧《大公报》，１９０７年７月２６日。
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４８年版，页２８。
⑩《黎元洪呈陆军部报告》，宣统二年五月七日。故宫档案。
[1]曹倜：《古春草堂笔记》，页２２。
[2]《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页２６１。
[3]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页３６６。
[4]《赵尔丰致赵尔萃述四川情形电》，同紒紞矠，页３８８。
乘辛亥革命爆发之机东山再起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湖北新军和会党中积蓄了雄厚的革命力量。１９１１年９月，在四川全境烽火连天的时候，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组成联合司令部，预定于１０月１６日起义。但到９日，起义领导机关突然遭到破坏，军事参谋刘复基、交通杨宏胜、宪兵营革命党代表彭楚藩均被捕，惨遭杀害。革命军总司令蒋翊武、参谋长孙武等被迫逃走。湖广总督瑞下令关闭城门，禁纳新军各营往来，实行大搜捕。一时人心惶惶，流言四起，恐怖气氛笼罩了全城。新军里的革命党人受爱国激情的驱使，“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①１０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首先鸣枪举义，冲出营房，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各营士兵闻声响应，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三千多人，一举攻占了总督衙门，瑞仓皇逃上兵舰。当晚革命军占领武昌。次日，汉阳和汉口的新军也相继起义，占领城市。１２日清晨，武汉三镇全告光复。
起义的成功，把创建政权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来。在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革命党人从开始就表现得态度软弱。他们不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却企望得到新军协统黎元洪和湖北立宪派首领汤化龙的帮助。汤化龙（ｌ８７４—１９１８），当时，担任湖北省谘议局局长，对清廷假立宪心怀不满，立即和他的拥护者胡瑞霖等一起归附于革命阵营，进行政治投机。经立宪派提议，黎元洪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汤化龙自己担任了民政部长。黎元洪（１８６４—１９２８），是新军第２１混成协协统，在革命党人的威逼下，他被迫参加革命，开始他担心革命不能持久，顽固地拒绝上任，直到看见革命有成功的可能时，才然就职。在黎元洪就职前，孙武等革命党人为了领导军政府的实际工作，成立谋略处，议决一切重大的军政问题。根据同盟会的纲领，他们立即宣布中国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发布檄文，号召各省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又取消苛捐杂税，豁免本年和历年积欠的田赋，等等。这些措施有力地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工农群众和学生踊跃参加革命军，支持军政府。革命势力迅速扩展到湖北全省大部分地区。
武昌起义震动了全国，革命形势迅雷闪电般地展开。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发动起义响应，广大群众到处掀起自发的反抗斗争。各省谘议局的立宪派多见风使舵，转向革命，担任了各省军政府都督或民政部长。地方官吏也大都不敢与革命军公开抗衡。在大革命风暴的荡涤和冲击下，清王朝这条腐烂的破船迅速下沉。
革命党人占领武汉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惊恐万状。由于南方新军大都倒向革命，清廷把绞杀革命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北洋军身上。１２日，清廷命令陆军大臣昌统率第一军火速南下。第一军由第四镇（统制吴凤岭，代理统制王遇甲兼第八协协统，第七协协统陈光远），第三混成协（协统王占元）、第十一混成协（协统李纯）组成。又命令萨镇冰（１８５９—１９６０）率领海军舰队溯长江而上，由水路进攻。同时，又指派军谘使冯国璋将第五镇和第五、第三十九混成协编为第二军，“迅速筹备，听候调遣”。昌是袁世凯的老朋友，曾任北洋武备学堂总办，与北洋派有密切联系，但他没有带兵打过仗，又是满人，北洋将领们对他不信任，不愿听他指挥，心中只想着袁世凯。所以，尽管清廷不断叫喊“火速”、“火速”，而北洋军的动作却非常缓慢。奕匡力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深感局势严重，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借以促使北洋军为清廷卖命。
起用袁世凯不仅是一部分亲贵的主张，也是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的“建议”。当武昌起义爆发时，帝国主义者的惶恐不安，不下于清政府。英公使朱尔典向其外交大臣接连不断地发出电报，报告各处起义的情况，电文的语气显得十分张皇。帝国主义者看出充当他们统治中国驯服工具的清政府，已失去了镇压革命的能力。俄国公使哀叹清政府“极端无能，软弱和不得人心”。②英国驻华武官在他的报信中说：“从战略观点来看，清政府现在似已没有希望。”③由于国际形势处于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前夜，列强之间矛盾尖锐，不能协调一致重演八国联军丑剧，便相继宣布“中立”。为了保护在华的侵略权益，它们迫切需要物色一个能有效地绞杀革命的人物，以取代清政府。十年前替它们维持半殖民地秩序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都相继死去，袁世凯就成为这一角色的唯一人选。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就扬言，“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④朱尔典多次拜访奕匡力，美国驻京公使嘉乐恒也会见摄政王载沣，均表示愿意看到清政府起用袁世凯。
载沣见中外一致认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只得于１４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并督办剿抚事宜”。但他对袁世凯疑忌重重，当天又下了一道上谕，规定袁世凯“节制调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而对“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即北洋军及海军，只能“会同调遣”。⑤这就是说在指挥北洋军的问题上，袁世凯只能充当昌的副手。
自保路运动爆发后，袁世凯一直密切注视着国内的政治形势。他布置在各地的坐探，不断向他报告消息。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即１０月ｌ１日（夏历八月二十日），适逢他的五十二岁寿辰。由于政局动荡，不少人估计他可能再起，所以前来祝寿的心腹亲信比往年更多：赵秉钧、张锡銮、倪嗣冲、袁乃宽、王锡彤等，“咸集洹上”。这天，正当养寿园内大摆酒宴、演戏祝寿时，武昌起义的消息突然传来，“客座相顾失色”。袁世凯对近在身边的革命战火，颇感慌恐不安，立刻下令停止祝寿活动，“剧宴皆止”。⑥同时，他马上意识到，期待已久的出山时机已经到来。他说“此乱非洪杨可比”，不可等闲视之。言谈之间颇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之概。他决心乘机东山再起，可是在什么时候和以什么名义出来最稳妥、最有利呢？这是他反复考虑的问题。
袁世凯对掌握政府大权的载沣仍愤愤不已，自然不肯去支持他。起初，他曾有称王称帝自开局面的设想。倪嗣冲等也极力向他劝进说：天下大乱，民无所归，捷足者先得。袁世凯反复考虑以后，认为这种做法风险太大。因为：“一、世受清室恩遇，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肯定要为后世所诟病。二、清廷旧臣尚多，如张人骏（两江总督）、赵尔巽（东三省总督）、李经羲（云贵总督）、升允（陕西巡抚）均具有相当势力。三、北洋旧部握军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种思想。四、北洋军力未达长江以南，即令称帝，亦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须用兵。五、南方民气发达程度，尚看不透。人心向背，尚未可知。”据徐世昌后来回忆说，由于上述五方面的考虑，袁世凯没有称帝，而倾向“表面维持清室”。⑦
１４日，阮忠枢持奕匡力亲笔函由北京前来，劝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同时，杨度也由北京抵达，劝他不要应命。袁克定、王锡彤“力袒杨”’“他人或袒阮，交进迭谏”。一天，王锡彤问袁世凯：“公之出山为救国也，清廷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即无鄂祸，国能救乎？”
袁：“不能，天之所废，谁能兴之！”
王：“然则公何以受命？”
袁：“托孤受命，鞠躬尽瘁。”
王：“专制之国不容有大臣功高震主，家族且不保，前朝例甚多。同是汉族已不能免，况非一族。”
袁勃然变色，大声说：“余不能作革命党，余且不愿子孙作革命党。”⑧
袁世凯从来视革命党如洪水猛兽。反动阶级的本性使他不甘心让革命胜利，而决心以“托孤受命、鞠躬尽瘁”为幌子，趁机先取得清廷的军政大权，再来扑灭革命。他认定这样夺取权力，“顺理成章，千稳百当”。
清廷于１４日给他的权力，不能满足他的欲望。隔了一天，他就复奏说：“值此时艰孔亟，理应格遵谕旨，迅赴事机。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虽非旦夕所能就愈，而究系表症，施治较旧恙为易”。“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藉答高厚鸿慈于万一”。⑨他既不坚辞，也不请赏假，只是借故拖延。在此期间，他并没有消极等待，而是极力争取权力。他一再向清廷建议“必须筹备万全，厚集兵力，知己知彼，一鼓荡平”。他还致电湖北前线的昌说：“王师宜策万全。稍有失利，大局益危。”⑩对北洋将领更告诫道：“乱党颇有知识，与寻常土匪为乱情势迥有不同，且占据武汉负隅之势已成，诚有不可轻视者。”“脱令出师太骤，万一偶有失利之处，则关系大局实非浅甚少”。[1]同时他又奏请拨给军费四百万两，以便其能召募军队。又奏请起用已开缺的王士珍、张锡銮和已革职的倪嗣冲，并调段芝贵、陆锦、张士钰、哀乃宽等到彰德“委用差遣”。还要求饬令冯国璋“迅速来彰，筹商一切”。[2]等等。
袁世凯以“调治”疾病和“筹备布置”为借口，作出不能立即南下督师的姿态，北洋军各将领也就不好卖力作战，汉口革命军攻占重要战略据点刘家庙后，清军退至滠口。徐世昌奉奕匡力之命，自北京潜赴彰德，劝袁“力疾就道”。两人密谋以后，便以袁氏的名义向清廷提出明年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诸人、解除党禁、给予指挥军队全权、供给充足军费等六项条件，由徐世昌带回北京，转告载沣。这六条有两个意思，即收买人心，总揽军政大权。２３日，冯国璋奉命抵彰德，袁立即奏派他接替昌担任第一军总统，又对他说：“非筹备局妥，计出万全，断难督师进攻。”并授意他到前线后应“暂作守势，使将士精锐之气蓄而待发”。[3]
这时，湖南、陕西、江西等省相继宣告起义，革命形势不断发展。清廷处在四面楚歌的形势之下，不得不答应袁世凯的条件。２７日这一天，接连发下四道上谕：一、调昌“回京供职”；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并保证“此次湖北军务，军谘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三、拨出内帑银一百万两为湖北军费；四、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第二军由段祺瑞接任总统。这样湖北前线的军权便完全转到袁党手里。
袁世凯夺取军权的计谋得逞，非常惬意，次日（２８日）便决定于３０日南下，并当即电告清廷和昌。[4]同时，他以钦差大臣、湖广总督的名义调兵遣将，发号施令。先奏派王士珍襄办湖北军务，令他添募新兵一万二千五百名，编为湖北巡防营驻守京汉铁路沿线，以巩固北洋军的后路。继奏派倪嗣冲为河南布政使，令其在豫东一带召募数营，进占皖北颍州，保证北洋军侧翼的安全。倪嗣冲所募各营的军官，大都是由毅军抽调来的。后来他就以这支军队为基础，扩编为“安武军”，成为盘踞安徽的地方军阀。同时，袁世凯命令冯国璋指挥第一军迅速向汉口反攻。
正当北洋军的运兵车沿京汉铁路隆隆南下时，１０月２９日山西太原爆发了革命。同一天，驻扎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联名发出通电，强硬要求改组皇族内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同时，驻扎在石家庄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革命党人）也正秘密策划联合山西和滦州军队直捣北京。当时，北京传说纷纭，一片恐慌，官吏眷属纷纷迁避天津，隆裕太后也预备携带小皇帝溥仪逃往承德避难。这一切变化出乎袁世凯的意料使他感到震惊，他不愿清廷垮台过快，失去手中的工具。同时盛传吴禄贞将“夺彰德，断后路”，[5]北洋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为了摆脱危机，他迅速采取了下列措施：
一、他一边致电奕匡力，谏阻帝后出京；一边派赵秉钧入京勾通奕匡力，调姜桂题所部毅军进驻北京城内，把守九门要冲。赵秉钧代满人桂春署民政大臣，他借助毅军的势力，重新控制了北京巡警，并强令商户开业，戏院开演，减免捐税，以安定人心。
二、派周符麟潜赴石家庄刺杀吴禄贞。周符麟原是新建陆军的正兵，由袁多次提拔，官至第六镇第十二协协统。１９１０年，被吴禄贞撤职，因此对吴怀恨在心。他以二万元收买吴的卫队长马步周（字蕙田，北洋速成学堂毕业生），于１１月７日在石家庄车站将吴刺死。同时扑灭了驻保定第六镇入伍生队军官和学生策划的一次起义。周符麟得以官复原职。李纯接任第六镇统制，第六镇又完全置于袁的控制之下。
三、通过徐世昌授意潘矩楹逼迫张绍曾离开第二十镇。潘矩楹原是新建陆军随营学堂的学生，１９０２年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回国后，经袁和徐世昌提拔，官至第二十镇第四十协协统。张绍曾在滦州通电时，潘原本列名，及接列徐世昌的指示立即改变态度。张绍曾闻吴禄贞被刺，已十分恐惧，再加上潘的威胁，即匿居天津租界不出。袁怂恿清廷派张绍曾为宣抚大臣，使赴长江一带宣抚清廷“德意”，而荐举潘矩楹代理第二十镇统制。潘秉承袁的意旨，把二十镇调开，分扎于新民、昌黎、永平、山海关各地，从而瓦解了“滦州兵谏”。
四、袁世凯自己则于１０月３０日自彰德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促北洋军猛攻汉口，ｌ１月１日攻入汉口，焚烧三昼夜，肆行抢劫、屠杀。“自桥口至蔡家巷，统计不下数万家。该处为汉口最繁盛之区，其间财产都系二十一省客民居多，乃均一焚无遗。且伤者伤，死者死，凡老幼妇女被枪毙焚烧者，殆不可数计”。[6]北洋军的暴行，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极大的愤怒。声讨北洋军的函电如雪片飞来，以致袁世凯不得不假惺惺地指示冯国璋“通饬各营，整顿纪律”。[7]
袁世凯攻占汉口，又以血腥手段扑灭了北方军队的一次起义，使清廷摆脱了一次大危机。同时，他乘机把近畿的兵权抓到自己手中，这就迫使清廷非请他组织责任内阁不可了。
“滦州兵谏”的次日，清廷为了缓和内部矛盾，欺骗人民，下诏“罪己”，特赦国事犯，解除党禁。在北洋军攻入汉口的当天，又宣告解散“皇族内阁”，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１１月８日，资政院依据新颁布的宪法信条十九条，再推举袁世凯为总理。次日，清廷“依法”重行任命。当时，袁世凯在孝感军次，接到任命上谕，仍故作姿态，电辞不就，经清廷再三电促，始率卫队（队长唐天喜）北上。１３日，他到达北京，住锡拉胡同私寓（后移至外务部大楼）。次日入朝，谒见隆裕太后，誓言效忠清室。以后，又到东交民巷拜访帝国主义列强驻京公使，并发表政见说：“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险。”[8]与此同时，前被清政府免职的梁士诒、唐绍仪等人也先后抵京，协助袁世凯组阁。１６日，袁氏公布了内阁名单，阁员大都是他的党羽或者朋友，如外务大臣梁敦彦，副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度支大臣严修，海军大臣萨镇冰，司法大臣沈家本，学部副大臣杨度，邮传大臣唐绍仪（先后由杨士琦、梁士诒署理）。同时，他又请立宪派首领张謇担任工商大臣，梁启超担任司法副大臣，以表示愿意与立宪派合作。虽然，张、梁都认为还不到携手的时候，婉言谢绝，但他这个“友好”姿态，对已卷入革命阵营的各省立宪派和仍在日本鼓吹君主立宪的梁启超，却有巨大的影响。
为了掌握中央军权，他组阁后，首先罢军谘府大臣（相当于参谋总长）载涛和毓朗，而让昌和徐世昌接替。摄政王载沣虽然丧失权力，仅存虚位，但名义上仍代行大元帅职权，并且，控制着禁卫军一万多人。袁世凯对此仍不放心，在朱尔典的帮助下，他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迫使载沣交出“监国摄攻王”的大印，退回藩邸。又由隆裕太后申明“家法”，亲贵不得预闻政事。于是，“百僚震恐，无敢异言”。袁世凯乘机调冯国障入京，接任禁卫军总统，并将禁卫军炮队全部调援山西。不久，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而派段芝贵另编拱卫军，驻扎城里。经过如此一番布置，他就接收了清廷统治下的全部权力，隆裕太后和溥仪小皇帝成了他手中可供随意摆布的傀儡。
帝国主义者对袁世凯掌权几乎一致拍手叫好。在他组阁的前一天，朱尔典兴奋地向英外交部拍发了一个急电，要求为“新政府”捧场。１５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复电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这样的政府将获得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9]驻北京的公使团不仅积极活动给袁世凯以财政援助，并且在１１月２３日作出“保障袁世凯的地位并给以便宜行事机会”的决议，千方百计地帮助他巩固地位。与此同时，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异常迅速，使帝国主义认识到“一切用武力挽救这个国家（清王朝）的企图失去了可能性”，[10]它们便勾结袁世凯，加紧策划政治阴谋，以便扑灭革命烈火。
注释：
①《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页１８２。
②张蓉初译：《红档杂志中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页３３５。
③《英国蓝皮书》，１９１１年，中国第一号，页５５。
④克罗莱（ＩＩ．Ｃｒｏｌｙ）：《司戴德》（Ｓｔｒａｉｇｈｔ），纽约麦克米伦公司１９２５年版，页４１８。
⑤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８册，页２９４。
⑥袁克文：《辛丙秘苑》。
⑦张国淦：《洪宪遗闻》。
⑧王锡彤：《抑斋文集》，卷４，页１６、１７。
⑨同⑤，页３０７。
⑩《袁世凯致昌电》，宣统三年九月五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函电均同此）
[1]《冯国璋致寿勋函》，宣统三年九月四日。见同⑩。
[2]《袁世凯致内阁请代奏电》，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3]同紒紜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