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证人保护制度真实存在，这个制度始于1960年的打击有组织犯罪中的证人保护行动，由当时在联邦司法局有组织犯罪与诈骗分局工作的吉劳德?苏尔（GeraldShur）创建。1970年的《有组织犯罪控制法》使它作为法律制度正式生效，由于执行办公室叫做马歇尔办公室，因此人称“马歇尔项目”。他们的职责，和电影里看到的基本一致。
从前对好莱坞电影里的证人保护计划并无感触，也没打算了解。直到2001年7月。有天晚上，从单位加班出来，遇到抢劫，所幸的是，相距不到二十米的露天啤酒摊子上，有一群退伍老兵在聚会，他们立刻奔过来，和我一起打车狂追，把五个嫌犯一起捉住。但惊悚的一幕出现在派出所里，我被要求在一间房子里，在相隔不过五十厘米的情况下，挨个指认这五个人。他们凶狠的眼神使我幼小的心灵饱受冲击，笔录做好后，就随便地放在桌子上，进进出出的人都可以翻看。我就是在那份笔录上，看到了作证的出租车司机的姓名电话和详细住址，第二天向他致谢。
但我同时也想到，既然我可以这么轻易地看到这些资料，嫌犯和他们的家属想看大概也不难。我心有余悸地向我的朋友请教他的父亲在本地司法系统担任高层，得到的回答是：“那几个人的家里人马上就会出来捞人，你根本没机会上庭，以后要小心点。”他还告诉我，有的受害者当天晚上就会接到嫌犯家属的电话，有的是威胁，有的是“孩子还小放条生路”之类。果然给他不幸言中，我此后再没接到与案件有关的任何讯息，估计他们早给捞出去了。我赶紧换了电话号码，改变上下班的路线，并神经兮兮地给朋友看我的脸：“他们当时看到的我是鼻青脸肿的，和现在差别大不？换你你能认出我不？”
成为证人，并得到施瓦辛格的保护，在证人保护计划的荫蔽下，被送到异地乃至国外，换新身份，甚至得到整容作为福利，想都不要想。但不要故意泄露，把文件收藏得稳妥点，在细节上稍加注意，还是可以做到的吧。但这还是很难，甚至，连保护意识，都还在逐步建立之中。因此，“全国发生的证人举报人遭报复致残致死案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的每年1200多件。”得不到保护的证人，犹如裸露在了狼群之中。所幸已有深圳重庆等地开了证人保护的先河，但距离“马歇尔项目”的标准，还有很远。
还看证人保护计划之类的电影吗？还看。只是，希望别人的现实题材，有天不再是我们的科幻片。
茫茫群山
曾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李杨电影《盲山》，经过修改后，前年在国内上映。看着白雪梅被拐卖后的遭遇，一个问题再度浮现心头：这类拐卖案件，往往囊括了强奸贩卖人口非法拘禁妨碍公务等等罪行，但那些旁观者，却只当它是“人家的家事”。一旦案件本身如家务事一般暧昧了起来，加害者也往往得不到惩处，能将被拐的人救出，已是万幸。
类似的暧昧态度经常可以见到。在报上看过一则新闻，一位外出打工者，在长途汽车站遭遇拉客，拉客人员在拉扯过程中，发现他身上带有大量现金，于是将他劫掠一空，并将他弃之荒野。这一事件已经具备抢劫的定罪标准，但因为事情发生在车站，发生在拉客过程中，不是在月黑风高的晚上，不是在僻街陋巷，事先也没经过预谋，于是，它被蒙上一层暧昧不清的色彩。报纸把它当做一件小纠纷，作为车站管理不善秩序混乱的一个事例，发表在市民新闻里，事后也没见到司法介入。
还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在酒店包厢里。酒醉的食客对女服务员动手动脚，最后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但因为酒店声誉不佳，食客也是熟客，和女服务员也打过几次交道，终于不了了之。还有婚礼上对伴娘的性骚扰，亲戚朋友间的金钱欺诈等等，都被蒙上暧昧的色彩，渐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不是有法律么？作为普通人，我们对法律的认识和对外科手术器具重点实验室的认识是一样的，我们相信它锃亮干净标准鲜明毋庸置疑，拿起法律武器来，往什么地方一套，立刻都黑白分明，妖魔鬼怪无以遁形。但很多时候，事情并非我们想的那样。因为，世界上的事，不都是那么锃亮干净的，有时暧昧，有时模糊不清，就连我们是不是准备拿法律去套去规范那些人和事，也都是有选择的。
不是法制不完善，也不是法律条文不够精细和无懈可击，而是因为，法律和信仰一样，或许都只是我们锃亮干净标准鲜明的一个寄托，只要相信它们在那里，就够了。也只有相信它们在那里，我们才能比较安心地继续生活下去。我们相信防火墙确实能够阻挡病毒，所以才敢用电脑上网；我们相信凶徒会有所忌惮，所以才敢走夜路；相信善恶有别各有报，才愿意抑恶扬善。必须得信，不相信也不行，不信，便没法继续生活。但它到底有没有那么锃亮和毋庸置疑呢？衙门旁边揽生意的讼棍，大话连篇的神棍，才是真正了解这点的人。他们根本不信，他们做的，就是寄托遭受重创的人的生意。相信的人，要向不相信的人求助。
就像《盲山》，在茫茫群山的注视下，任何铿锵的是与非，也不得不在那混沌而强大的力量下有所妥协。清晰的，也要变为含混，持有相信的人，最终也要容忍自己的相信变得暧昧。
公主胖了
胖也会传染，从现实里一直传染到银幕上，连一向有着约定俗成形象的公主最后也不能幸免。
《怪物史莱克》里的费奥娜公主和她的爱人变胖了，从第一集目不斜视地胖到第三集；《悬崖上的金鱼公主》中的公主殿下也胖了，充满宫崎骏作品女主人公身上少有的喜感。
不但胖被正视，胖人在银幕中的境遇也得到极大改善。《怪物史莱克》中两位主人公不但胖，而且拒不奉行加诸于胖人的价值观，没有一点反思懊悔和不自在，既不呼天抢地，也不求医问药。金鱼公主的父亲尽管是魔法师，却从没打算把她变苗条一点胖人已经从被改造对象的名单里剔除了。《胖女孩》《丑女贝蒂》里主人公的胖，不但丝毫没有影响到她们的生活，或许还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她们的所向披靡，令她们爱情事业双丰收。而《发胶》在2007年获得翻拍，大概不只因为前作精彩，更因为主人公是做着星梦的胖女孩，正适合这个胖人当道的时代。
已经胖了，恐怕还要胖下去。《机器人瓦力》预言我们的未来，七百年后的地球人，全部是胖人，尽管那时的科技已经可以让地球人在巨大的空间站生活下去，却解决不了肥胖的问题。所有人都胖得无法行动，一旦从运输器上跌下来，连翻身都困难。
所依据的现实，当然是日益增长的肥胖率。不说欧美，单看我们，北京人胖了，上海人胖了，连孩子也越来越胖了。2008年5月底，中国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公布了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的结果：“7至22岁城市男生，2005年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分别为13.25和11.39，比2000年上升了1.4和2.7个百分点；7至22岁城市女生超重和肥胖检出率也分别上升了0.7和0.9个百分点，达到8.72和5.01。最严重的肥胖流行状况出现在北京，北京城区男女生的超重和肥胖率已经达到27和15.9，比多数西欧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还严重。”
肥胖既然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胖人越来越多，银幕就必须给胖人留有一席之地。于是，公主胖了。或者，胖人也可以成为公主了。
也有人负隅顽抗，迪斯尼和皮克斯正在拍摄的《长发姑娘》里的世界，是一个有着邪恶女巫英勇的白马王子的传统童话世界，女主人公照旧有一头长长的金发和秀美的脸庞，身材也照旧苗条。皮克斯一向是有几分邪劲的，竟然愿意抛弃他们对时代风尚的敏感度，制作这样一部复古的动画片，实在有点奇怪。所以我疑心，这次是迪斯尼倔脾气发作，硬要做主。
所以迪斯尼落伍了，但终归有一天，情势所迫下，他们也得学着识时务，标志之一，就是让银幕上的公主胖起来。胖白雪公主，胖灰姑娘，胖美人鱼，以免让胖起来的全人类忆起前尘，倍感心烦。
简?爱一定会美
某位女明星张扬她筹到资金拍《潘玉良》的事，得意之间，也不忘记表现她有多么为难。她的为难之处在于，潘玉良的“身世和美丑存在很大争议”。当然，身世也就罢了，扑朔迷离，反倒增加传奇性，重点是历史上的潘玉良非但不美，而且很丑。由巩俐和李嘉欣饰演，固然已经骇人听闻，即便由略具姿色的她来演，似乎也是对史实的极大不敬。
潘玉良相貌究竟如何？曾与潘玉良有过交往的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指出，真实的潘玉良“狮子鼻厚嘴唇”“真的很丑，她走在香榭丽舍大街是有回头率的，不是因为漂亮，而是因为长得实在不怎么样。”
但不论潘玉良是美是丑，最后呈现于银幕的，铁定是个美女。这不只是电影作为商品的必须，更是男权社会的必须。男名人入了传记片，不需要更美，不论是巴顿将军卡波特雷?查尔斯魏尔伦，还是甘地或者王尔德，只要是有照片可查的人物，登得银幕，形似是第一要务。所以菲利普?塞默?霍夫曼戴上大黑框眼镜，细心地抿着头发，复活卡波特的猥琐；所以本?金斯利为扮演圣雄甘地，努力挨饿。各种传记片的幕后花絮里，津津乐道的都是男演员们怎样扮丑，怎样为了再现主人公的肚腩而暴饮暴食，甚至三个月没有去健身房。而拉塞尔?克劳演了纳什，张震演了吴清源，就引起了非议。影评人嫌拉塞尔?克劳紧身白T恤下的胸肌和肱二头肌过于发达，又嫌张震太俊美，背后的潜台词是，男人不需要美。美是取悦，是对性别权力的背叛，成功男人男性名人，就更不需要美，不论美丑，他们天然就该被接受。
女名人出现在传记片中，却务必要美。不管你是伊迪斯?皮雅芙简?奥斯汀西尔维娅?普拉斯，抑或慈禧太后女革命家潘玉良，抑或无盐氏，一旦出现在银幕上，都由一等一的美女担纲，女性向来担负着照亮银幕的天大责任。即便妮可?基德曼装上假鼻子在《时时刻刻》中扮演弗吉尼亚?伍尔芙，或者查理兹?塞隆丑化全身在《女魔头》中扮演沃诺斯，背后也有心理支撑她们本来是美女。还有《简?爱》，尽管不是真人传记，可简?爱的形象这样深入人心，也等于是传记了。但原作中的简是个其貌不扬的女子，电影中的历任简?爱却都是端庄大方的美女。当1996年版的《简?爱》当真选了相貌平平的甘斯布出演简?爱时，却激起了公愤，人们认为，甘斯布是历任简?爱中最丑的一个。女人在电影里，务必要美。电影呈现了一种性别剥削，这种剥削以美的形式实现。
所以我们对影像中的女人怀有一种信任：她们必须并且必然是美的。所以，女性名人只管负责出名，只管邋里邋遢，只管在画室里蓬头垢面，在实验室里为提炼镭元素口吐白沫，自有传记片会负责把你拍得美美的。
花将焉附？
一部电影若以1950年到2000年间中国工厂的女性为主人公，以她们的生涯折射大时代的生涯，哪些场景必不可少？
一个画面立刻浮现在我脑海：女工们挽着脸盆（搪瓷的，或者塑料的），从工厂的公共澡堂走出，头发湿漉漉地披在脑后。小碎花的衬衣紧紧贴在身上，她们互相打趣，说些玩笑话，甚或你推我一把，我搡你一下。她们中间的主角照例是最美丽的一个，就在这些话语和动作间凸显出来，镜头总是眷顾她，她较她们显得沉静，她也不任由湿头发散着，而是用一方小花手绢松松地扎住它。她们在她身上的动作，也总是收敛许多人，稍微美丽一点，就会平添许多震慑力。那些细碎的洗浴用具，静静地盛在她的脸盆里。
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成为入围第61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唯一一部华语电影，就是不知道，在翟永明和他合作的剧本里，有没有这样的场景？在这样一部以三代厂花为主角的电影里，有没有吕丽萍陈冲赵涛三位女星扮演的厂花，湿漉漉地垂着头发，从工厂澡堂中走出的场景？甚至三个段落的交替，也可以在澡堂门前完成：上一代厂花带着女儿进了澡堂，下一个镜头，成年后的下一代厂花从澡堂里走出来，已经成为女伴中的焦点。
这种场面着实滥俗，贾樟柯导演大概不屑于使用这样笨拙的桥段，但在当年的工厂里，澡票和饭票，每月一次，或者半月一次，由工会干事发放到工人手中，工资条上，还有“洗理费”和“报刊费”这样的项目。人，生在工厂，工厂就是他的一辈子，每个工人身后，都有一个工人之家，一代一代，格式不变，脉络清晰。就像《二十四城记》里的厂花一样，第一代来自东北或者上海，第二代就生在工厂里，念个技校或者中专，再回到工厂里工作。第三代或许就有了机会念大学，她们会设法走出去，再也不回来。实际上，1998年以后，她们也没有地方可以回去了。在这样生生不息的转换中，女工走出澡堂的场面，每日可见，落日的余晖照在她们身上，工厂的广播里放着轻松的乐曲。那是一天当中最愉悦的时刻，也是工厂少年眼中，最初所体会到的至今仍感念的，女性最美好的时刻。
厂之不存，花将焉附？一个时代既已进入电影，这个时代就已终结。厂花们在贾樟柯的电影里一经定格，厂花们的时代也就可以画上句号了。而这个句号，往往不是一声喟叹，而是定向爆破的声音。
所以，我怎能不热爱贾樟柯？他记录着我们这个时代最普遍的声音。多年后你若问我，这个时代是啥样？我会回答你：“轰隆隆。”什么是“轰隆隆”？这是我们的密语。
王彩玲们的使命
《立春》给女主人公王彩玲的身份设定是师范学校的音乐老师，给胡金泉的身份设定，是文化馆的舞蹈老师。这身份十分贴切，二十年前，文化馆和艺校的老师们，通常是一个小城里最先文艺起来的那部分人。
就像我们那个小城文化馆的“孟老师”，从前是个美女，但被家人弹压着，嫁给一个憨厚老实不甚殷实的工人。因为那年月，工人吃香；而且，厚道而又穷一点的男人，也比较能包容这多少有点神经质的女人。我们看见她的时候，她已经老了，却目光灼灼地不服老。刚流行健美裤，她第一个挣扎着把自己套进去；刚流行在街心公园里放录音机跳集体舞，她是召集人，她热心地给厂矿企业排节目，并笼络了一大批热爱文艺的少男少女。她也十分热爱军人（因为他们生气勃勃，并且代表了小城以外的世界），所以促成了许多次军地联谊联姻。最后，她的女儿一经长成并且在小城众人期待中长成了一个高挑的美女，也由她安排，嫁给了军官。
她和《立春》里的王彩玲《孔雀》里的姐姐一样，不是为享受春天而来的，而是敏锐地感觉到春之将至并全力推动的，是春江水暖时那只载欣载奔地冲向江边的鸭。她们所肩负的使命，不是成为女明星女高音歌唱家，而是成为女明星女高音歌唱家的消费者，或者明星和歌唱家的母亲甚或祖母。
她们是基石，是细胞，是文艺潮流的真正缔造者。这是一切目光灼灼或内心灼灼的女性的使命。小说初兴，就是因为经济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可以待在家里需要小说打发时间的女性，而最畅销的小说，正是她们所喜欢的主题和体裁，书信体日记体哀情殉情，而此后的每一次文艺高峰到来之前，都必然伴随着女性的地位和经济条件的改善。专栏作家的大行其道，连载小说成为潮流，甚至台湾爱情文艺片风行二十年之前，都是如此。不是工厂培育了一批可以支配自己收入的女工，就是小康之家产生了一批有足够零花钱的少女。
而且，即便她们像王彩玲们一样，终于黯然地放下了自己的梦想，为人妻为人母，却还在影响着她们的丈夫和孩子。她们成为D.H.劳伦斯的母亲艾伦?金斯堡的母亲以及《跳出我天地》中比利的芭蕾老师，把自己脆弱敏感的气息传给他们。她们不一定是贵族，却哺育了第二代第三代精神贵族。所以你看，缪斯是个女神，而不是一条大汉，缪斯如果需要确切的形象，就应当是一个目光灼灼的母亲，像杜拉斯的妈妈，或是《蓝天》里，在枯燥乏味的空军基地生活中，把自己打扮成玛丽莲?梦露的杰西卡?兰格。
有了她们，金字塔尖上，才有了大作家大哲学家大艺术家。所以，请不要像田纳西?威廉姆斯和李樯嫌恶自己的女主人公一样，去嫌恶身边的王彩玲们。推动了时代前进的，永远是那些不安分不知足的人们。
庞然大物
每次看崔永元担任制片的《电影传奇》，心都是悬着的。
《女特务》那一集，荟萃了国产电影中的经典女特务形象，王晓棠演的阿兰梁明演的梅姨狄梵演的八姑凌元演的于黄氏……《春去春又回》那集，讲的是1951年拍摄的电影《姐姐妹妹站起来》。这部由陈西禾导演的电影事关解放初的妓女改造，其中有个演员，是导演看了改造班学员的汇报演出后，从学员中选出来的。她演的是老鸨胭脂虎，并且把胭脂虎的穷形恶相演得淋漓尽致。在片场，她每每被眼前场景触及心事，一次次痛哭失声。
但，后来呢？她们出演了这样的角色，还这样投入，这样生动，在后来的非常年代，有没有落难？尤其是叶琳琅演的女特务，竟然那样朴素和迹近常人，既没描眉画目也没把一支香烟送进嘴边她认为特务也不过是一种职业，过分触目反而不利于隐藏。这种认识和这种表演，有没有成为一项罪名？节目里没有提及，只看到老去的王晓棠叶琳琅爽朗地讲述当初的创作过程，而我却被一个已知的悬念折磨着，像是隔着一道时间的玻璃幕墙，看着泰坦尼克号的登船现场。
也有几集，给出了演员的下落。《祖国的花朵》那集，特意提到扮演小胖的李锡祥后来的故事，他在那些年里被下放到西北当煤矿工人，终生未婚，后来英年早逝。节目里配合着《放牛班的春天》主题曲，一次次回放电影里小胖回过头来深深凝视镜头的那一幕；《小九儿》那集，讲的是演过《五朵金花》和《阿诗玛》的杨丽坤的生平，她在1970年被送进精神病院，在混沌状态中度过余生。
中国人生活中有几个庞然大物，绕也绕不过去，即便有一出现代童话照例在王子和公主结婚时戛然而止，我们也很知道他们后来怎样了。那些穿白衬衣登上火车向着同志们挥手的青年，那甩着大辫子跑过油菜花地的柳堡少女，不论他们现实中的真身，还是他们的扮演者，我都知道他们怎样了他们铁定与那些庞然大物遭逢。
所以我们绝少言情小说言情电影，绝少一切需要浪漫元素的文艺作品，因为言情文艺需要自信尊严神秘感，需要用三十年以上的安稳来培育这种自信尊严和神秘感，但我们没有时间。我们绝难写出一个发生在1965年的浪漫故事，心理上也绝难接受这样的故事第二年就得安排男主人公接受批斗。
现代文明的成果之一，就是社会越来越理性和自制。社会越来越少制造这样的庞然大物，或者竭力拉长这种庞然大物出现的时间间隔，就是分明有核按钮在手，也绝不轻易使用，分明能让群众再度组成浪潮，也绝不轻易发动。
我们已经在变革之中，还有变革要来，但我的期望只是，不再出现这种绕不过去的庞然大物。哪怕只为，三十年后的观众，可以轻松看完一期《电影传奇》，或者让言情小说家，可以写出一部跨越五十年时间的浪漫爱情史诗。
太阳底下皆山寨
在参加湖南卫视《零点峰云》某期与“山寨”话题有关的节目时，洪晃说起她对“山寨”的最初理解：“‘山寨’就是模仿抄袭嘛！”
和别人对山寨的理解“山寨就是DIY”“山寨就是对庙堂的反叛”相比，洪晃的理解倒更直接坦白。不过照这个标准衡量，人类的文艺史，其实就是一部山寨史。成为大卫?林奇的死忠拥趸之后，不幸又看到伯格曼，简直恍然大悟，那种颜色那种精神那种气味，原来早有先例；看过《午夜凶铃》之后，不幸又看到了斯蒂芬?金的《嘉丽》，才惊觉，那令人魂飞天外的白衣山村贞子，不过是特异功能女鼻祖嘉丽的后半生，更别提黑泽明和众多中式大片的暧昧关系，那遍布全球的生死恋故事，还有那数不尽的复仇电影。有时候，“山寨”更有个更悦耳的名字：致敬。《重庆森林》里林青霞的金发扮相，原来是向《女煞葛洛莉亚》致敬，而萨布的《盗信情缘》，又要向金发的林青霞致敬。如此生生不息，代代无穷尽。而与银幕有关的人生，也时有“山寨”，李康生，不过就是蔡明亮的山寨安托万。
不只电影，在别的领域，山寨精神也熠熠生辉。画家建立流派树立画风发布团体宣言，为的也不过是让模仿更理直气壮。最近正在读的黄禄善先生的《美国通俗小说史》，发现这几乎就是一部“山寨”史。几百年间的美国通俗小说，从引诱小说言情小说西部小说哥特小说到社会暴露小说恐怖小说，都各有各的路数，情节框架现成，人物形象约定俗成。每个故事，都和上一个故事并无两样，作者需要做的，只是变换地理环境风俗细节人物心理活动，六十年里写了九十部言情小说的作家，来来去去，写的都是灰姑娘与富少爷的故事，并且始终畅销。有人写了几部畅销书，就开始妄自尊大，试图有所逾越，将类型小说的特征模糊，套路改造，立刻遭遇市场的当头棒喝，不得不乖乖地回来，继续写那些再也错不了的故事。
故事会不会已经讲完了？所有的创作者，会不会只是在一个无形的纸枷锁里挣扎，却以为自己还能求新求变？莎士比亚时代，就已经有人有过这种担忧了。但人类还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又设法把故事讲了数百年。
不只作品，创作者们的行事为人，也都在互相“山寨”。约翰?马克思韦尔?汉密尔顿在《卡萨瓦诺是个书痴》里讽刺作家们的在某段时期的着装：“多年来，不列颠风格控制着时尚。高等教育的规范机构都应该有牛津那样爬满常春藤的高墙，作家的标准形象都应该看起来像在泥泞的地上走路的样子，他们要穿斜纹的软呢子外套，如果是男人，还得叼个烟斗。”看到这段文字，有助于我们理解导演们为什么总会在片场暴跳如雷，并总要和御用女演员产生暧昧关系，还有摇滚青年为什么一定要留长发。
《圣经》中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如果把这话包装得富有时代精神些，大可以说：“太阳底下皆山寨。”
安倍晴明的庭院
自从看过日本电影《阴阳师》后，每逢季节变换，我总会想起电影里阴阳师安倍晴明的那个庭院。
安倍晴明的院子里，总有花草景象，而且会随四时变换。后来找到梦枕貘的原著来看，发现小说的每一章都是以安倍晴明位于土御门小路的庭院小景开始的。春夏时节，“樱树叶梅树叶，还有猫眼草及多罗树枫树的新绿，被雨水濡湿后发出黯淡的光亮。龙牙草五凤草酸浆草银钱花这些花草此一丛彼一簇，芊蔚繁茂，长满庭院。”深秋时候，“红叶纷纷飘落在满地行将枯萎的花草上。到凌晨时，庭院里大概会降下白霜，形成宛似积了一层薄雪的院景。”
《阴阳师》延续的是日本人的传统（不只是日本电影和文学的传统），这传统里，最精微的一项，就是季节感。春天要去看樱花，秋天要去采红叶，对着月光和夜露应当哀叹人生的无常，对着春天原野里的碧草和远烟，即便是《好色一代女》里急着出门去做生意的妓女，也不免要留恋地张望。看着看着，心里就觉得安静了。
对于日本人来说，季节感是评判一个人出身和气质高贵与否的试纸，因为，只有良好的教育安稳的环境，才能培育出足够锐利的对季节的感受和表达。《源氏物语》《枕草子》里那种优越感，就不只是建立在作者的出身上，而是来自他们对于季节感的敏锐度。到什么季节，就做什么，还要预备好相应的感触，开始或许是假的，是程式化的，但久而久之，也就成了真的。
季节感也曾是我们丰盈四溢的感受中的一项，《诗经》“乐府”唐诗宋词，千言万语，万叶千声，也都“仿佛为季节讴歌”。春天开花的田野，要配上一点歌声才好；秋天的晚上，看得见月亮的高楼上要有人吹笛子，而且是别家遥遥地传来的才有味道。绿树上开白花才好看，走在水边的青草丛中送别，要穿白衣服，这样，乘在舟上远去的人，才可以远远地看见。
所谓传统，就是那些与生俱来的东西的叠加和扩大吧，这项传统在我们这里，却正在消失之中。烽火连天的时代，描绘四季风物，成为最奢侈的行为，此后多少年，红日青山向日葵，成为一统天下的季节意象，随后又猝不及防地遇到农业社会转型，环境恶化，季节感渐渐被消灭了。文学杂志上的小说，从此都是没有季节感的，或者是单位屋子里的斗争，或者是李老汉和桂花嫂的偷情，它们是粗鄙的“故事会体”，没有润泽度，是不耐烦有，也是没能耐有。在接受了时代的化疗，将有关传统的细胞统统杀死之后，我们的对季节的感受力消失了，以至于谢有顺先生要写下《警惕抛弃故乡式写作》来大声呼吁文学作品中的景色描写。
而我们像《移魂都市》中被绝灭了过去并被禁锢在没有季节的都市中的人，还恍惚地记着大海蓝天清风明月，并苦苦追思，却屡寻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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