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好几次兴致勃勃地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却终于在那种过分健康正常阳光明媚的气氛里，在那些高呼着“爱”“梦想”的桥段前败下阵来。听说后面还有到场人员上台表演和谈感受的项目，我和一同去的朋友因为被分在不同的小组里，说不上话，不得不在角落里互发着短信：“快走！再不走，就要‘骑单车’了！”我们也知道这不礼貌，还是低着头从后门跑出去外面商场在打折火锅店需要抢座位。
凡事一旦“刻意”起来，立刻落入窠臼，“非要这样”和“非不这样”走的都是同一条路，迟早会碰在一起。两种方式所付出的代价也完全一致，就是丧失真实感受。我从不敢反对健康明亮的生活，但若这种生活要以高度控制自己的身心感受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为代价，那还不如不要。现代管理学倡导“情绪管理”，而那些励志书刊励志社团的通病，就是竭力主张对人生进行情绪管理，把所有的情绪感受都纳入同一轨道，最终消灭真实感受。
所以我喜欢《六尺风云》里的费雪一家，喜欢到心有戚戚的地步。因为，普通人所有的一切缺陷，克莱尔和她的妈妈费雪夫人都有，包括一点点颓废，一点点懒惰。面对人生，她们有时候会迷茫，有时候会绝望，家庭成员之间偶然的交流不畅，她们都有，所有这些缺陷，我们也都有。但唯有这样的人生，才有真实的质感，那点质感，是我们贪恋人生的全部因由。
刹时光芒
电影电视里的一种场面特别容易打动我，那就是主人公抱着吉他唱歌的时候。《太阳照常升起》里就有这样一幕，黄秋生拨着吉他，唱着《梭罗河》，也不知是唱给谁。那边有五个揉面的姑娘，吃吃地笑着，光洁的腿绞来绞去。
拍电影的人大概也发现了这个秘诀：抱着乐器唱歌的人格外动人，弹琴唱歌的刹那特别令人难忘，要塑造内心丰富的正面人物，没有比弹着琴唱歌更好的方法了。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里，游击队员一直在弹着吉他唱歌，《蒂凡尼的早餐》里，奥黛丽?赫本弹着吉他，坐在消防梯上唱了那首《月亮河》。我们中国内地自己的电影电视也不缺弹琴唱歌的场面，《路边吉他队》《吉他歌手》《吉他回旋曲》，还有《铁道游击队》和《冰山上的来客》尽管他们弹的不是吉他，但一样动人。还有《欢颜》，还有琼瑶电影和众多的七十年代爱情文艺片。要想让一个人笼罩上细细的光辉，没有比弹琴唱歌更好的办法。
现实生活中，有才艺的人格外容易打动人，然而，大部分才艺都没有弹吉他唱歌的效果来得直接。大学里有个同学，顽劣无比，和同宿舍的人总也相处不好，然而他懂得弹吉他，偶然弹着吉他，低低地唱一曲，听的人立刻原谅了他所有的作为，跟他说话也和颜悦色起来，而且这效果至少能够持续半个月。一个人不可能时时刻刻触动人心，但至少要有一个触动人心的刹那吧。弹琴唱歌的刹那，是竭尽全力强行让自己美好起来的刹那，仅仅是这种努力，也让人感动。
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吉他时刻”，例如我们单位年年都要组织的文艺会演。参加演出的都是同事，十几二十年在一层办公楼上办公，互相帮助互相温暖也互相使坏排挤打小报告。即便没有这些龃龉，就是天天四目相对地看下来也看烦了，何况跳的都是艳俗的舞，唱的都是烂大街的歌。在上台前，大家还为谁抢先穿走了较为合身的裙子而嘀咕着。然而，只要上了台，被灯光打着，裹着貌似华丽的衣服，被几百几千双眼睛盯着，任是最彪悍的人，也要心无旁骛地沉浸其中吧，要抬头挺胸地做英雄儿女状，要努力体会音乐的气氛，工作中的对头被托举到了三米高处，仍要聚精会神地把他接住。舞台是最能激发人光明面的地方，所有人在那时那刻，必须强行使自己美好起来。所以我一边觉得这种会演劳民伤财，在那种时刻却也感动了。
而这点美好，这点感动，这点努力，足够人和人和谐相处上三五个月。一个人身上刹时的光芒，那点细细的光辉，也足够润泽人性粗糙的表面，哪怕只有三天，甚至更短的时间。
逼良为优
香港电影《戏王之王》里有句著名的台词：“人过了三十，或多或少要有一些演技傍身才可以的。”
这话有来历。电影里的警局派警察充当卧底，却被识破，连命都丢了，还得到了黑帮头子“演技太差”的评语。于是警察中的文艺骨干分子陈文龙（詹瑞文扮演）被选拔出来，去演艺学校学习演技。进了演艺学校的陈文龙，对演技重要性的认识不够，演技始终停留在警察局春节联欢晚会上说学逗唱的阶段，将“浮夸肤浅分神表面造作生硬虚假卖弄夸张”等等表演的毛病犯了个遍，更何况，新的任务让他徘徊在“自我”和“身份”消失的危机感中，他的内心还在不断追问“演还是不演”？终于怀揣着半生不熟的演技接受了新任务，果然被识破，差点儿丧命。终于他明白了，不演，就要死。
生活里到处都需要演技，有的时候，确实严重到“不演就死”的地步。朋友小胡所在的银行营业部，有人携款逃跑，小胡奉命协助警方追逃，深入“三不管”地区，与群匪斗酒。他必须摘掉眼镜，换了衣装，让他们相信自己在这一行“奋斗”多年，一夜之间，生死相逼下，演技获得突破性进展，最终大获全胜。犹如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在生死决斗前的夜晚，用一个时辰悟出了武功秘籍中最核心的秘密。
多数时候虽没有这样严重，但演技仍是生活必需的，而且不必等到三十岁后才学习和施展。从小学课堂上楚楚可怜的“忘记带作业本”到进入公司后的“路上堵车”，一次一次，我们都在磨炼自己的演技，最终总能找到用武之地。大姐黄鹤去谈第一笔生意时不过二十出头，还在大学就读，她换上一身旗袍戴上黑框眼镜，与对方谈论育儿心得，最后出现在招标现场时，手臂上扎着吊针，旁边有个神情冷漠的护士持着吊瓶，这样嚣张怪异震人的气场下……她胜了；老兄宋毅为去夜总会解决自己弟弟惹下的麻烦，戴上了粉红色的眼镜，穿上闪亮的衣服，雇了体育系半个班的男生跟在身后，心头不断闪现吴镇宇和尼古拉斯?凯奇的经典角色……他也胜了。生活不一定逼良为娼，生活逼良为优。
要做到这一切，必须要放下“自我”与“身份”，并且放弃追问，就像叶弥成名作《成长如蜕》中的那个弟弟，一旦他放下心中青春的结和原来的执著，也成了商场上左右逢源的好手。因为他终于知道：“人生有些事是不得不做的，于不得不做中勉强去做，是毁灭；于不得不做中做得很好，是勇敢。”
不过，勇敢地展现了演技，却被识破，真是天大的耻辱。朋友H的生意和生活都出了大问题，他却牢牢记着刚进入商场时前辈的训导：“出现问题不要紧，要紧的是被人看出来，因此更加得不到帮助。”每天歌照唱舞照跳车照跑，却有朋友看了出来，主动提供安慰，他非常生气，半是恼怒半是自嘲地道：“可以侮辱我，但不应当侮辱我的演技！”
要怪就怪这是圆舞
有一种电影，被我称作“圆舞电影”，就是专事表现小圈子里错综复杂暗流涌动的人际关系的电影，例如澳大利亚电影《马缨丹》。
影片中的主要人物来自四个家庭和两对情侣，所有人之间都有点或明或暗的联系。A和B有婚外情，A的夫人C在D那里接受心理治疗，D搭上了E的车，E又是B的邻居，B怀疑E杀了D，向警方举报，来破案的是A。他们就像在跳一支圆舞，看似眼花缭乱，更换频繁，却不过就是在有限的几个人中间兜兜转转。世界在这里缩小到只有四个家庭和两对情侣那么大，所有的人物都憋着一股劲，怀着一点暧昧的野心，要把欲望的触须伸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却总是徒劳，总是不得不和近旁的人发生一点关系。大家你挨我，我挤你，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脚尖碰着别人的脚后跟，舞伴换来换去，却还不过是和命运较劲。
有一种关系，被我称作“圆舞关系”，就是那种身处庞大的世界，却只在有限人物间排列组合的关系。且不说陈冠希和他所牵涉到的明星，钻石大王和他身后的女明星们，即便我们心目中白衣飘飘的梁朝伟张曼玉，一样是这个圆舞链条上的一个环节。A在无线电视台演员培训班是和B在一起，C参选亚姐是D在幕后支持，D还支持过E，E曾经是A的爱人，结果又被F把A夺走，F后来也没和A在一起，F现在的伴侣G曾经和E的前男友H是情敌，一起争过C的芳心。不是逻辑最清楚的人，绝对会被这个蜘蛛网搞混了。
其实每个人都身处这样一个有限的“圆舞关系”网络中，人的精力时间总是有限，把交际圈的半径延伸再延伸，恐怕还是大不到哪里去。何况还有口味脾性在做指引，你交往到的人，永远只是你想要交往的人，你所以为的浩瀚宇宙，不过是属性相近的星星不自觉凑成的一个最小星系。
所以，我随机打开一个博客，链接里至少会出现一个我的朋友。我在豆瓣上随机点开一个成员，他的友邻列表中总有我的熟人，我在MSN上聊到的一个远在巴黎的女孩子，有天忽然告诉我，她的室友，是我最好朋友的干爹的女儿。“六人法则”已然失效，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距离，现在是三个人。
人际关系圈子，不过是一支圆舞圈，虽在不断更换舞伴，但跳舞的人，就那么几个。愿意被圈进来的，也就那么些人，换来换去，换不出什么新意。我卷走了你的舞伴，踩脏了你的舞鞋，或者把你的钟表提前拨到了十二点，都不要怪我。要怪，就怪这是一支圆舞。
一件坏事等于十件坏事
我总结了这么一条经验：一个谎言，常常等于十个谎言；一件坏事，等于十件坏事。
悉德尼?鲁迈特导演的电影《在魔鬼知道你死前》中，财务出现危机的兄弟俩，打算抢劫父母的珠宝店。他们的计划如下：弟弟出面去雇个人来，在周末的下午，趁着珠宝店的店员独自在店里时，抢了营业款就走，保险公司自会负责赔偿父母的损失。但结果却没这么简单，那天，珠宝店的店员请假，他们的母亲亲自去看店，雇来的劫匪不认识她，开枪把她打伤，自己也被打死。兄弟俩开始善后，却发现泥团越搅越大，被雇佣者的女友，伙同她的哥哥敲诈他们，为筹得钱款，他们又得去抢劫墨西哥毒贩，父亲却已经发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
彼得?伯格导演的电影《宝贝好坏》里，男主人公在婚礼前，与四个死党去拉斯维加斯狂欢，并召了脱衣舞娘来房间跳舞，结果失手将舞娘推倒，致她死亡。正巧安检人员接到对他们房间音量的投诉前来检查，发现了尸体，他们又合力杀了安检人员，终于把两具尸体全都处理完，五个人之间却起了冲突，一个接一个被干掉，而婚礼却要如期举行……
科恩兄弟导演的《老无所依》中，牛仔在毒贩的火拼现场，捡到了两百万美金，本可安全脱身，他却多此一举，在夜间重返现场，结果与毒贩遭遇，现在他要做的事情变多了：逃跑，把两百万美金藏好，把妻子和神经质的岳母转移，躲过警察的质询……
都是貌似简单的事，却因为一个小意外开始渐渐失控，但若没有这个意外呢？也未必能让事主全身而退，谎言和坏事都是精密的系统工程，导致它麻烦起来的，不是它本身计划的简单或复杂，而是因为，它的不合理不合法它的冒险性它对别人的伤害，使得它天然地比别的事物多几道工序。一个谎，要用十个谎来圆。一个谎成立的基础，是后续的十个谎都成立，一个谎不是单纯的一个谎，它赖以生存的土壤，是十个无懈可击的谎。要编造谎言A，其程序应该是由A1……A10到A，而不是由A到A1……A10。坏事也一样，一件坏事，等于十件坏事，一件坏事不至暴露的前提，是十件坏事都不会暴露。
所以连岳劝说一位想在十年间完成“1.钓到冤大头；2.让冤大头出钱供她去法国读书；3.再找到下一个冤大头；4.使财富增值；5.擦掉一路走来的痕迹；6.继续往上走。”等步骤的女孩子：“我们在揣摩自己的未来时，要首先记住这个常识，它适用于任何职业：无论是坐台还是坐班，不要尝试实现太过繁杂精密的计划，那样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一只蝴蝶扇动翅膀等于一场风暴，一步棋等于十步棋，一个谎等于十个谎加上天意。在做坏事的可能性之前，使我们悚然止步的，通常都不是道德法律，而是后续的那十件坏事。而不畏这十件坏事，毅然做下去的，不是蠢材，就是强人。
愈救赎愈作恶
我常常给人留下阅历丰富的虚假印象，因此免不了被人请教该如何为人处世。前几天，有行将离开校园的小朋友诚恳地问我：“将来，最该提防的是哪种人？”我认真地想，艰难地措辞，然后告诉他：“得提防那种找到了持续的赎罪途径以及建立起了良好的自我宽恕机制的人。”
比如《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众人，他们都是在清醒的状态下作恶，却也清醒地为自己找到了赎罪的途径，因此可以持续地坏下去。女骗子金永花的方法，是不断告诉自己和周围的人，自己是为生活所迫，一念至此，她顿时原谅了自己，下次照旧哼着小曲去碰瓷。老骗子潘知常的方法则是做痛苦的负荆请罪状，骗光了姨妈的钱，却还要以无辜的面貌找上门去，陪了发烧的她一个晚上，顿时就浑身轻松了。崔卫平先生谈起这个电影，认为这里面众多小人物的道德逻辑是“作恶偿还再作恶再偿还”：“当一个人作恶时，他知道自己是有后路的，是能够提供偿还的；而当他偿还时，他放松了对于进一步作恶的戒心，甚至同时正在准备着下一次作恶，如此往返，乃至无穷。”
再比如《沉默的羔羊》里，剥人皮的连环杀手，最怜惜小动物；《无路可退》里邪恶的法官，一边收黑钱草菅人命，一边却在电影院里为伤感电影泪流满面；在路上大声斥责殴打妻子的男人，还助养了若干孤儿，时不时带着鲜花和糖果去看望他们，连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这些手段，是他的偿还，是他为自己的道德焦虑找到的释放之地，是他为自己捐的门槛，是他为自己购买的虚拟道德货币。
中国历史上的例子，也多得很。越是刮地三尺的贪官，越是要写异常恬静的田园诗；越是穷凶极恶的刽子手，越要画毫无烟火气的山水画。一边作恶，一边抒怀，一边为非作歹，一边寻找救赎，一边做bitch，一边香烟缭绕地祭着一个人工处女膜。因为有了寄托，因为有了救赎的手段，因为在另一个地方完成了自己的人格镜像的塑造，作恶更加没有后顾之忧。
近一点的例子……勉强可以算上倪震，他在信箱专栏里警告少女远离四十岁的已婚男人，离开烂泥扶不上墙的阿斗男友，但他所奉行的，绝不是他在专栏里所称道的人生观。文章是文章，人是人，他分得清清楚楚，他是兰桂坊常客，最喜与少女兜搭，他的经典承诺是，如果女孩子有事找他，“十五分钟即到”。他对自己内心世界的设定，是林青霞；实际的形象，是芙蓉姐姐。
这样的人身边也有。家财来路可疑的A，每每在饭桌上抨击丑恶现象及社会不公；行事乖张的小人B，天天挂在嘴边的是“明镜菩提”。他们，我从来只敢远远地鉴赏，可惹不得人家是最没有后顾之忧的。
愈扭曲愈快乐
演过《天使爱美丽》的奥黛丽?塔图还演过一部让人难忘的电影《天使爱过界》。
故事里的天使是美术系女大学生，偶遇住在她家附近的医生路易克，从此开始了疯狂的暗恋。暗恋改变了她的世界观和她所观看到的世界。她觉得，他笑，一定是为了她；他在某处停留，肯定也是为了她；连他的存在，可能都是为了她。于是她陷入痴狂状态，对着任何模特儿，画出的都是他的肖像；出门去旅行，她觉得是得到了他的邀约；她甚至为他谋杀控告他的女病人，为他开煤气自杀。但直到最后我们才知道，他根本不曾和她有过接触；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一切，都出于她单方面的狂想，这是一种名为“被爱妄想症”的精神疾病。
但看电影的人，恐怕都会有相同的疑问：她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他，不设法与他接触，而宁肯意淫之偷窥之假想之？以她的年轻貌美，即便冒失地找上门去，也应该会被他接受；如果她设计个小场景与他搭讪，效果可能更佳；即便他有妻子，恐怕也不要紧，中年男人个个都有危机感，天上掉下一个年轻女孩子来证明他还有魅力，简直是种知遇之恩。她为什么不？
因为，她与我们有异。她与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所认定的只有这一种扭曲的方式，她爱上的就是这种扭曲的过程。虽然这导致了扭曲的结果，但这扭曲的方式，这过程，另有一种价值，一种趣味。吞吞吐吐，自我设障，歇斯底里，在旁人看来令人抓狂，甚至被归为精神疾患，但当事人未必是没有快感的。
就像张曼玉有次接受法国的《Elle》杂志采访，“不但大大方方谈论前夫，也不避忌提起现任男友。”林迈克称：“这篇访问，香港传媒看见要尖叫的……以窥秘为己任的传媒代表，绝对没有胆识一本正经地问：‘影片里你的角色是双性恋者，你本人可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也不会得到磊落的‘性行为上没有，但感情上我大概爱过我一些同性朋友’这样的答复。”坦荡提问，可能也能得到坦荡的结果，但这样一来，就失去了趣味性。媒体更习惯跟踪之偷拍之假想之找线人，在卧室对面山头架设高科技偷拍设备，过程愈扭曲方式愈曲折快感愈强烈，所得到的结果，似乎也愈有价值。
对这种扭曲方式的热爱，大概是普遍地存在着的吧，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多多少少都有点精神病。我参加的豆瓣小组里，组长披星戴月地删掉了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朋友的所有发言，终于酿成风波。有人呼吁：“不如坐下来吃个饭好好谈谈？”但，那又有什么趣味，那实在太不扭曲了。
蛇蝎美女
上世纪四十年代发端的黑色电影里，常常有一个标志性的角色，叫做“蛇蝎美女”。她们金发妖艳毒辣，诡计多端，坏男人都未必狠得下心的那些时刻，她们却扑了上去。
比如雷蒙?钱德勒编剧比利?怀尔德导演的那部《双重保险》，其中那位金发女郎，即是典型的“蛇蝎美女”。为了得到丈夫的人身伤害保险赔偿，她色诱保险业务员，设下毒计将丈夫在火车上谋害，那位保险业务员虽为她驱使，却也渐渐发现，她丈夫的前妻，也是她杀的。她还将继女的小男友勾搭上手，并行将一同远走高飞，可怜的保险男准备除掉她，她却先开了枪。
阴郁的四十年代过去了，“蛇蝎美女”这形象却留了下来，经过无数导演的发扬光大，至今还活跃在银幕上。但创造一个“蛇蝎美女”，最重要的前提是，必须要让观众对她所知不多，她必须来历不明，生平欠奉，只负责美丽投毒勾引，款款地从楼梯上走下，停在第四阶楼梯上。
一旦对她知道太多，她就会变得立体，甚至获得同情，“蛇蝎美女”这一称号就难得成立。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中，米雪演的那个红姨，其所作所为，就符合“蛇蝎美女”的特征。只是作为电视剧，它的篇幅，它的叙述方式，都不得不给她太多描述，我们于是看到了她的遇人不淑，她的深爱女儿，她的坏事做绝，却也难得快乐。我们原谅了她。
总是这样。那个背景复杂的公司力推的女明星，我们都讨厌她，可一旦知道了她有个不负责任的父亲，抛妻弃女与年轻女人同居，开下等酒吧，用女儿的照片招揽顾客，我们顿时就理解了她。那个陷入不名誉纠纷的男明星，我们都嘲笑他，可一旦知道了他的身世，看到他博客上对家乡的热爱，我们顿时就明白了他。当一个人不属于彻底的黑，也不见容于自命的白，而是存身于一个灰色地带时，他是被同情，还是被鄙视，关键在于我们对他知道多少。
知道了一个人童年的稚态，看过他咿呀学语时候的笨拙，旁观了他投身世道的艰难，参与了他不为人知的血与泪，似乎也就介入了他的生活。于是他的一切作为都易于理解，易于被原谅。不相干的人的疾病是污秽，亲人熟悉的人的疾病却永远不在传染期；远处的错失永远骇人听闻，身边人的恶行却值得惋惜，而这一切，都源于我们的“知道”。知道就是原谅，知情即是牵连。
我们也都在努力地让这个世界知道自己，似乎这个世界知道了我们，就不可能做到全然无视，似乎知道就是救赎，知道就是祈求大爱。犹如迷路的羔羊发出鸣叫，让牧人找到自己，或者一片水让另一片水知道自己，用汇合来免于干涸。
人海孤鸿
科内尔?怀尔德(CornelWilde)在1966年拍过一出电影，讲述一个落单的美国人在非洲的遭遇，电影名叫《裸杀万里追》。
故事主人公和来自大都市的同伴一起在非洲狩猎，众人聚在一起，尽情吹嘘着自己的勇猛，但就在此时，他们遭遇了土著居民。因为沟通不畅，土著居民将他们抓了起来，挨个处死，有的砍头，有的糊上泥巴放在火上烧烤，主人公则在猎杀游戏中侥幸逃生，在茫茫非洲草原上展开逃亡，身后是一群始终不肯放弃追杀的土著们。
尽管它的主旨，仍是展示主人公的勇敢和多谋，比如他的野外求生技能，他的无畏精神，基调仍是对美国精神的颂扬，但当主人公赤身裸体在荒原上奔逃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无比恐慌。那一刻的无援无助是真实的，那一刻的恐惧也是真实的。在那样一个时间地点，只要落了单，只要沟通失效，只要他原本的社会身份被剥离，每个看似无懈可击的人，都会被谪返荒原，成了人海孤鸿，甚至成为被猎杀的对象。
这世界庞大复杂，人的分量却始终如一地轻如鸿毛，所以每个人都需要被打上种种烙印，才能够被辨识归类放置，才能有重量。我们并不是我们，而是一堆号码证件档案的附庸，被它们锚在某个位置上。我们的属性不是天然就拥有的，而是被外界赋予的，一旦离开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些身份烙印的环境，一旦落了单，我们立刻成了荒原上的裸人。
如果华尔街的金融决策人漂流到食人部落出没的荒岛上，他不过是人家的一顿晚餐，掌握再多的金融战术也于事无补。如果我那颐指气使的上司在去欧洲旅游的时候脱离了团队丢失了护照，他不过是一名语言不通的黑人，在乡下的餐馆剥蒜在餐馆后堂洗上很久的碗碟。如果我在某个火车站遭遇小偷，丢失了所有的证件和钱物，在亲戚朋友赶来救助之前，我不过是“火车站广场上那个捡汽水瓶子的小伙子”。
这种打击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到来，“身份”所能提供的保护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缝隙：被送进医院，成为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在街上被车撞倒，无人施以救援的刹那，那荒原立刻出现在了身边。而当某位明星在风光无限的舞台上突然遭遇暴力的时候，一篇最切中要害的评论中说：“她也是一个人海孤鸿。”
所以每个人都要伸出自己比章鱼还多的触须，努力和这个世界产生尽可能多的联系，让“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每个人都要牢牢抓住可以抓住的一切，作为自己的坐标支点标记，谨防丢失。
《裸杀万里追》的最后，主人公又回到了美国人筑起的小城堡，追在他身后的土著们，看着他被救走，露出了悻悻的表情。但即便他回到他的世界，他仍有可能，在某个时间，成为人海孤鸿。
脱节不是一种罪过
倪萍说，她之所以从主持人的岗位上退下来，是因为自觉与时代脱节了。
她曾是最紧跟时代的典范。电影的黄金时代，她演电影。她浓眉大眼，有种粗粝但异常清新结实的美，几乎是应着那时候的审美标准而生。《山菊花》《祁连山的回声》里，她能文能武，妩媚也有，刚毅也有；电视综艺节目刚刚兴盛起来，她成为最具亲和力与知名度的主持人，进入几代人的影像记忆；刚流行明星出书，她就写了《日子》，连当年我们那毫无文艺风气的单位都人手一册。图书室里进了一本，半个月就被翻看得稀烂，不得不再去补一本。熬过了女演员最尴尬的年龄，可以去演母亲或者嫂子了，她又及时地回到电影和电视世界里。但现在她说，她觉得她和时代脱节了。
这就对了。每个时代捧在手上的都是青年人，兢兢业业奉行的，是青年人的价值观。一个人，如果一直跟得上，一直在潮头，一直兴致勃勃，像打了鸡血，几十年如一日，倒有点不寻常，有点妖异。
几十年，绝不如一日，这中间，有无数变化反复波动，即便在同一天里，内心也云蒸霞蔚瞬息万变。“几十年如一日”即便作为修辞，也还是不够恳切。这是个圈套。就算当事人愿意静止不动，还有时代在一边催逼。所以人最渴念的幻境，也是漫画和美剧必备的，就是一个时间静止拥有无数平行空间的幻境。豆豆一直六岁，丁丁永远年轻，白雪永远不会成为一只流哈喇子的老狗，《欲望都市》中的几个女人，永远光鲜美丽，《六人行》里的六个朋友，永远欢聚一堂，分享青春的甜糖。那些显示了时间流逝，人生进展的情节，例如结婚生孩子，除非收视率下降，或者负责扮演他们的演员在现实中的真身再也无法承载这个幻象，否则绝不会出现在剧情里。
但在美剧以外的世界里，在不是作为漫画人物存在的我们这里，盛年过去，与时代脱节是迟早的事。适当地脱离时代，适当地老去，适当地显露真身，都是迟早的事。只看当事人是不是愿意接受。
所以，看到一个人这样自然地承认自己与时代脱节，坦然地接受自己的盛年已去，而且这个人还是倪萍，让许多人附加在脱节感上的犯罪感减轻了一点。
我也要勇敢地承认，iPod上很久没有加新歌了（音乐追求的停止是最能显示脱节度的金指标）；《风云决》上映，在电影院里，周围的年轻人放声大笑，而我茫然四望，不知道笑点在哪里。
那也就不必强笑，就不如带着还剩3.5G空间的iPod，静静沉入时代的最深处。
倾国倾城的只是机遇
我常想，多年前的某一天，如果李康生常去的那家电玩店停电，现在的他，会是什么样？
他可能结婚生孩子，在某个公司谋得一个职位，安安静静地上班。或者自己开起一家店铺，唯一没有变化的，是他现在照旧四十一岁。但现实的情况是，1991年，导演蔡明亮在西门町的那个电玩店里发现了他。
他祖籍湖南，生于台北，高中毕业后，参加大学联考落榜，从此开始打工。他做过保险，当过服务生，平时经常去电玩店，就在那里，在人声鼎沸的电玩店里，蔡明亮看见了他。以他内向的性格，被陌生人反复打量，可能会感到十分不自在，他可能别过头去，也可能横了蔡明亮一眼这照旧是我的猜想。
遇到蔡明亮之后，他成为蔡明亮的安托万不，比安托万更完整地将人生交付给了电影，他主演了蔡明亮的全部电影，《青少年哪吒》《爱情万岁》《河流》《洞》《你那边几点》《天桥不见了》《不散》《天边一朵云》，以及最新的《脸》，并在1994年凭《爱情万岁》获法国南特影展最佳男演员大奖。他也出现在其他导演的电影里，王童的《无言的山丘》林正盛的《春花梦露》许鞍华的《千言万语》。他甚至有了自己的导演作品，2003年导演的《不见》和2004年导演的《帮帮我》，都曾在电影节上获奖。
而与他同时被发现的，还有陈昭荣，他那时正在餐厅勤工俭学，遇到蔡明亮后，与李康生一起主演了《青少年哪吒》。他现在是台湾电视界的“本土一哥”。
如果电玩店那天停电，如果那个餐厅那天没有营业，这一切恐怕都不会发生。但我感兴趣的不是命运的偶然性，而是，当机遇送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也顺利地接了过来，并且胜任了它。当时如果不是他们，也有可能是别人，接过机遇，改写人生。我不否认他们的资质，但有这个资质的大有人在，就是说，其实谁都可以，只要相貌智力在水准之上，只要得到某个机遇，即便那个机遇与自己一向的理想经验离题万里。
我们的想象还可以继续蔓延下去，如果十五岁的流浪儿特吕弗没能结识安德烈?巴赞，他能否成为后来的特吕弗呢？当然我们知道，在那之前，特吕弗就对电影满怀热爱，并试图创办电影俱乐部，但如果他没得到这个机遇呢？如果林青霞在她十八岁的某天没去西门町大街上逛街呢？我们都知道，她就是在那里被星探发现的；如果张家口市赤城县宁堡乡东栅子村的女孩魏敏芝在张艺谋为《一个都不能少》挑选演员的那天，没去上课，或者没有因为大声说话而引起注意呢？我们也知道，她后来出国去夏威夷杨百翰大学读书，曾以流利的英语主持这个学校的合唱团音乐会。
我们不知道如果电玩店那天停电西门町那天下雨，他们现在会怎样。但却知道，换个人，一样胜任他们所得到的机遇。从没有倾国倾城的人，倾国倾城的只是机遇。
琼瑶未必当真
有朋友打算做服装生意，熟人在背后嘲笑她：“她从来不是穿衣服，她是被衣服穿了，怎么还做服装生意？”
当真有本事的人，都是不会被自己所做的事情拿住的人上山打老虎而不会被老虎吃掉，演疯子而没有当真成了疯子，把别人拉去传销而自己只是做做讲师。例如琼瑶。前两年《又见一帘幽梦》热播，并且创下1.99的收视率，“位列同时段全国市场第一。”关于她的那些评论又来了，简直听得人耳朵起茧子，人们说她矫情肉麻自恋不现实热爱幻想，她让紫菱仅仅凭着漂亮得到一切，几乎算是不人道。
可是女人，女人都有一点不现实，一点热爱幻想一点自恋一点肉麻一点矫情吧。恋爱中的女人，尤其如此，恋爱中的一切人，也都是如此。琼瑶完全掌握了女人的心理，做的就是女人生意，你希望女主人公漂亮？好，我就把她写漂亮。希望她瘦？她就纤腰盈握。希望她是来历不明气息纯洁的神仙姐姐？那我就让她是孤儿，绝对没有家庭关系拖泥带水。希望成为男人生活的重心？那我就安排两个男人同时喜欢她。还不满意？三个也没问题。总之，她像一间服装店，可以胖显瘦，矮显修长，进门的时候给你打绿光，出门的时候打橘红的光，让你容光焕发。她自己就是女人，她知道女人要什么。
至于她自己？她从不是她笔下楚楚可怜做着绿窗幽梦的女主人公。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从作家到电影监制到电视剧制片人，她始终是先锋。她清醒地知道人们要什么，自己能给什么。她的婚姻就不说了，堪称史上最经典个案之一，至于事业她把手下的明星认做干儿干女，她是台湾电视界少数几个新剧出笼可以不用上通告的制片人，她是她世界里的慈禧太后。对于她大力宣扬的那些事物，爱与梦，她是很相信但又不大相信，既沉浸其中，又成功地抽身而去。她是把爱情当衣服穿，而没有被爱情穿了。
有本事的人，都是很相信又不大相信的人，绝不会人戏不分。就像琼瑶电视剧里最受欢迎的女明星刘雪华，在戏里，眼睛动辄就雾蒙蒙了，私下里却是麻将好手；就像曾经为琼瑶电视剧唱过主题歌的孟庭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背景音乐几乎都是她那些忧郁的歌，私下里，她活泼得很。
只有没本事的人，才动不动当真，从戏里哭到戏外；自己卖花，头上就戴朵大红花；看上几本音乐家传记，就当真以为吸毒可以带来灵感；以为挥刀自宫，就能练就葵花神功。
第二章熊不是泰迪熊
熊不是泰迪熊
赫尔佐格的纪录片《灰熊人》，讲述了野生动物保护者蒂莫西?崔德威尔（TimothyTreadwell）最后五年的故事。
自1989年在阿拉斯加见到灰熊后，蒂莫西?崔德威尔就致力于灰熊保护的行动。他不设防地生活在动物保护区里，写书拍照拍摄纪录片，成立“熊人协会”。2003年10月，他和女友的遗体在保护区附近的宿营地被人发现现场迹象表明，他们遭到了灰熊的攻击，这也是发生在该地的第一桩灰熊吃人事件。
《灰熊人》里，甚至有他被熊吃掉时的声音片段。而在片尾，赫尔佐格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在崔德威尔拍过的每头熊的脸上，我没看到任何对亲密关系的认同，没看到任何理解，没看到任何怜悯。我只看到了自然界中压倒一切的冷酷。那里没有一个所谓的灰熊的神秘世界。这些空洞的凝视仅仅代表了它对猎物的兴趣。但是对于崔德威尔来说，这些熊就是朋友，是救星。”
他了解熊么？不了解。他至多了解泰迪熊。这个长期被酗酒和抑郁症困扰的人，只是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美好想象赋予那个灰熊世界。对他来说，那是一个善意的温和的生气勃勃的世界。人和动物在长期的相处中，建立了某种跨越物种的亲密关系。他在城市里在人和人的关系中得不到的一切，似乎在那里都能得到补偿与救赎。但事实并非如此：自然界压倒一切的照旧是冷酷，熊，并不是泰迪熊。
熊不是泰迪熊，狼也不是大灰狼，星座也不过源自我们在星球之间强行拉上的连线。几年前的一系列灾难，也让我们若有所悟：山不是我们的壮丽山川，雪也不是我们加上了美好后缀的雪花，一切含情脉脉的修饰，都属于人类的强加。人对自然，一面冷酷无情，一面又有“钟情妄想症”。患有这种精神病的人常常以为，某个人是为他笑的，是为他回首的，是为他写博客的；而我们也常常以为，鸟是在歌唱，海豚是在舞蹈，狼是一个孤独的王子，加上了拟人的手法，一切都显得柔和和易于理解了。直到撞上南墙。
我们既不了解熊，也不了解自然，更不了解头顶的星球。甚至，也不了解让我们泪水涟涟的那个人那个偶像那个体制那种所谓信仰。我们只是将熊拟人化为泰迪熊，再去理解，给体制赋予善良的光环，硬去设身处地，我们只是一厢情愿地，被自己的感动所感动。我们习惯了向自己并不了解的一切人和事示好，全然不顾那些“压倒一切的冷酷”。
而真实的世界，就此被掩盖在这种感伤主义的帘幕之后。
你竟惋惜一篮樱桃
前几年上映的《007：量子危机》中，有这样一组镜头。
詹姆斯?邦德追着一位特工，进了一幢古老的大楼，在旋转楼梯上，撞到了一位正用吊篮运送樱桃的老太太。老太太因此失手，樱桃砰然坠地，并且摔得稀烂。这戴着大眼镜，看起来有点像老巫婆的老太太，又无奈又痛惜地说：“又掉下去了！”显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影院里于是稀稀拉拉地起了笑声。我几乎可以断定，编导安排这一幕，就是为搞笑的，就是为显示他的张弛有度的。是啊，和身手矫健健壮性感的詹姆斯?邦德相比，她是多么可笑啊。不论她的相貌，还是她的装束，或者她所面临的窘境和她的这种惋惜，都是多么可笑啊。邦德是去拯救世界的，是去解决阴险的大财阀制造的水源危机的，与之相比，那一篮子樱桃真是不足惜，那老太太的惋惜真是滑稽。
想起许多类似的场景。成龙扮演的大英雄，往往要驾驶汽车冲进蔬菜市场，水果摊子被撞得稀巴烂，鸡蛋扣在了小贩们的头上，全身披满了彩条的小人物，望着远去的汽车，气得跳脚大骂。每有这种场景出现，影院里铁定会泛起笑声。最近的《保持通话》里也有，为了追踪坏人，古天乐两次开走了一个小职员的车，而被开走车的小职员，站在马路中间，真是又滑稽又可笑，不仅因为他古怪的装束相貌和夸张的表情声调，更因为我们是站在古天乐这边的。要知道，古天乐可正在去救人和破坏黑帮阴谋的路上啊！和这样的动机相比，什么样的损失都显得微不足道，什么人的计较都显得滑稽好笑，即便那个小职员是由金城武扮演，也不能改变这种滑稽。
摩根?弗里曼说：“没有伟大的人，只有伟大的动机。”伟大的动机，是PS是刷新是电是光是唯一的神话，有了伟大的动机罩着，最丑陋的人和事也显得伟岸和美丽了，一切都得为这种伟岸和美丽让步。在伟大动机促成的行为对照下，任何人对自己得失的计较留恋观照徘徊犹豫惋惜，都显得滑稽可笑，都显得不识时务。即便那是金城武，或者林青霞，当他们气急败坏地望着自己的车被大英雄开走的时候，他们的美丽也会荡然无存。只要不是轮到自己头上，我们很愿意顺理成章地站到拥有伟大动机的那一边，去嘲笑别人的惋惜和计较。
所以，人总得设法赋予自己的行为一个动机，光明的嘹亮的伟大的，充当第三者的男人女人，往往悲壮地告诉自己和旁边的观众：“我是为了真感情。”毁灭别人的家园和生活的人，往往会慈祥地绘制一张美丽的蓝图即便根子上为的还是私利。有神圣真感情和未来蓝图罩着，再猥琐的侵害顿时也有了雅典娜圣战的光芒；再脑满肠肥的地头蛇也能变身为英俊的圣斗士星矢。在它们的映照下，所有的惋惜都不值一提，连嘲笑都显得过于慎重。
而我，到底还是惋惜那篮子樱桃那辆车，比起伟大的人和伟大的动机，樱桃的滋味风从车窗外吹进来时的感受，似乎还更真实。
一级一级走进有光的所在
那项已经被人遗忘的脑白质切除术，在某段时间里，几乎是老幼皆知的，《E.T》中，七八岁的小朋友害怕在他家避难的外星人被逮去做实验时，就担心地问：“他们会不会给他做脑白质切除术？”
是早期精神外科手术的一种，于1935年由葡萄牙精神病学家Moniz和神经外科医师Lima合作发明，全称是“双侧前额叶脑白质切除手术”。这项手术开创了精神外科学，并被命名为MonizLima手术。它能让病人减少冲动性攻击行为，变得温顺，但患者从此就成了另一个人，不但记忆力智能下降，而且会出现人格缺陷。Moniz在1949年因此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但几年后，这项手术即被废止。
但肖恩?康纳利主演的电影《脂粉金刚》（AFineMadness）中的主人公就恰好落在这段时间里，没能躲过。作为一个癫狂的诗人，他被施行了这项手术算作治疗。由美国作家肯?克西小说改编的电影《飞越疯人院》中的主人公迈克?墨菲也没躲过，他为躲避苦工，伪装精神失常进入精神病院。最后，与周遭一切格格不入的他，被切除脑白质，成了行尸走肉。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明星弗兰西斯?法默，也没有躲过这项手术，传记片《弗兰西斯》的悲剧性高潮，就是弗兰西斯?法默被强行切除脑白质。而在此之前，这个天才女子，因一篇获奖作文成为小名人，并在1936年到了好莱坞，成了明星。她在六年时间里演了十四部电影，但她性格暴躁，热衷于用激进的方式反抗周围浮华的环境，与同事反目，在片场冲着老板大吼大叫，终于被她的母亲送进精神病院，并被切除脑白质。多年后她重返社会，已是一个目光涣散神情呆滞的中年妇女。
即便是“贵族”患者们，也不能幸免。艾里克斯?宾恩的《雅致的精神病院美国一流精神病院里的死与生》一书中，那家贵族精神病院的治疗方法里，电疗水疗休克放血额叶切除赫然并列。
终于废止了，终于因为患者接受手术后出现的严重并发症，这项手术不再被当做是施加给混沌世界里的患者的天大好事。人对世界的认识，有时候是错的，有时候走弯路，总还是前进着。真理永远只是当时当地人们所认为的真理，等待着在将来被修正。所以《昆虫记》的作者法布尔说：“不管我们的照明灯烛把光线投射多远，照明圈外依然死死围挡着黑暗。我们的四周都是未知事物的深渊黑洞……”“我们都是求索之人，求知欲牵着我们的神魂。就让我们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移动我们的提灯吧。随着一小片一小片的面目被认识清楚，人们最终也许能将整个画面的某个局部拼制出来……”
稍微有点后怕我曾为自己的遭遇咆哮过呢，幸亏，是在这手术被废止的年月。人类的时代，像是爱因斯坦捏的橡皮泥小板凳，总有更丑更恶的时候。好在总能一点一点前进，一点一点，扩大光明的范围，一级一级，向着明亮那方，走进有光的所在。
等待链霉素
在与肖邦有关的两部电影《一曲难忘》和《爱的渴望》里，我都没看到我想要看见的东西。
除了几声较为激烈的咳嗽，我没看到那个占据他生命最重要位置的幽灵肺结核的存在。我只看到他如何心系祖国，如何与乔治?桑纠葛。但对于一个慢性病患者来说，真正与他灵肉合一的，不是理想与爱情，而是疾病。
他所生存的十九世纪，是文学和艺术的黄金年代，也是欧洲第一次肺结核发病高峰期。1827年，肖邦十七岁，他最小的妹妹爱米莉亚死于肺结核。1839年2月，他被确诊患有肺结核。1849年10月17日凌晨两点，他因肺结核去世。他早料到了这结果：“我离棺材比婚床要近，我的灵魂是平静的，既然如此，我只有顺从。”他没等到他的祖国波兰的强盛，更没有等到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链霉素。
而在那之前和那之后，没有等到链霉素甚至在最热切的狂想中也没奢望过链霉素的艺术家，还有很多。作曲家乔万尼?巴蒂斯塔?佩戈莱西卢吉?波凯利尼卡尔?马里亚?封?韦伯帕格尼尼格里格，还有斯特拉文斯基，都死于肺结核。如果把这张名单再扩大到文学和美术的领域里，还得加上雪莱拜伦济慈契诃夫史蒂文森勃朗特姐妹卡夫卡蒙克。因为他们，肺结核一度被认为是艺术家的职业病，因为他们，人类在还不知道它是传染病的时候，认为它和感情纤弱有关，并“使结核病一度被与年轻纯洁热情忧伤和才华联系起来”。后代的科学家也因此认为：“肺结核与天才和创造性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1943年，在青霉素发现十五年后，塞尔曼?亚伯拉罕?瓦克斯曼在土壤中发现了链霉素。从那天起，肺结核的治疗有了特效药。从那天起，文学艺术方面的天才们不再和结核苍白的面容早夭捆绑在一起了。但是，肖邦没有等到这一天，他没有等到链霉素，属于他的那条翠堤上，春天晚来了一百年。
链霉素出现了，异烟肼（1952年）出现了，利福平（1963年）出现了，但有些人没有等到。那些等待中的个体的感受，已经无从想象。我们已经无法知道，“黑死病”蔓延的时代，窗外不断有人拖着尸体经过的时候，一颗敏感的心如何自处；也无法知道，肖邦在知道自己命不长久的时候，如何兼顾创作以及与乔治?桑的感情纠葛；更不会知道，萧红在《小城三月》中为什么会写下这样的段落：“假若春天稍稍在什么地方流连了一下，就会误了不少的生命。”而她，也是在乱世中，在乱世的香港，死于呼吸道疾病，她也没能等到春天。
而我们还在继续等下去，等待春天，等待战争平息，等待属于嗜肝病毒艾滋病的“链霉素”。在这全人类与生俱来的等待消耗中，我们小小的痛楚，又何足言说？
完美世界
完美世界是什么样的？有许多电影，以它们的方式给出了答案，近期看见的，有这么三部。
一个是被粉丝声泪俱下地推上史上最佳电影宝座的《机器人瓦力》。七百年后，人类因为地球环境被污染资源枯竭，索性生活到太空船上去。在那里，大家饱食终日不事劳作，因为太胖，无法行动，不得不被小型运输器运送到各处。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购物和在游泳池边晒太阳，电视屏幕上发布了新款时装，按一下身边的按钮，哗，衣服就出现在了身上。
另一个是挪威导演杨斯?连恩的《超完美地狱》，主人公安德里亚斯生活在一个灰白色的完美城市里，什么都很好，只是，饭菜不那么香，厕所没有臭味，同事们都彬彬有礼，酒永远喝不醉人，裁纸机切掉了他的一只手指，在去医院的路上，手指又长了出来。他到处找一段可以听的音乐，找一点绿色，找一些可以触动他的气味，找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并搜寻对这个世界有怨言的人去交朋友，却屡次失望。他跳进地铁自杀，也死不了，他终于钻出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洞，却被完美世界的管理者逮了起来，并遭到流放。
弗兰克?奥兹翻拍的电影《超完美娇妻》里，也有这样一个完美世界。绿树成荫，鲜花怒放，整洁的客厅里，女主人穿着最好看的裙子，笑容可掬，永远以最好的状态迎人，永远也不会露出一丝不耐，一丝瑕疵。却原来，来到这个社区的所有女人，都被改成了机器人，而生性不羁的女主人公，已是下一个被改造对象。
完美世界，原来就是这样造就的，消灭所有爱恨喜乐，根除所有怨恨怀疑，甚至剔除掉所有好奇心以及过分激烈的喘息，只留下最平缓的情感和最稳妥的思想。所有人都愿望一致，齐心协力，步调一致，不做他想，就可以缔造出一个完美世界。如果有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想法，给这个完美世界带来波动，他就成了全世界的敌人，会被驱逐和流放。
当然，《机器人瓦力》较为乐观，未来的人类社会，虽然变成了反乌托邦寓言里的完美世界，但一个小小的机器人，就足以令一切反转。他和他的女朋友到处跑了跑，漠然地生活了七百年的人类的生活冲动就被激发，沉睡的感情就被唤醒，大家饱含热泪地回到地球，开始开荒种地，站在绿苗中间，露出了发自肺腑的微笑。
所以，《机器人瓦力》依然是一部“好莱坞式结局”的电影，永远在最后一分钟拯救了地球。不过这一次，拯救的是地球人对生活的热爱好日子过得太久的人，很愿意假想一下穷厄的日子，再意淫一下自我拯救，就等于反省过了，于是又可以安然地惬意地活下去。当真要做点实际的让步，谁都不愿意。
俗套的重要性
前几年最火的几部戏，不论《木乃伊3：龙帝之墓》，还是《命中注定我爱你》《十全九美》，全都由大俗套累积而成。
《木乃伊3》开始十分钟之后，我已经猜到了后面的故事。我猜想杨紫琼扮演的紫媛肯定会死，李连杰扮演的龙帝肯定获得了邪恶的力量，却最终被打倒，插科打诨的配角一定活到最后，甚至成为替故事画上句号的人。而《命中注定我爱你》，只要知道是一出台湾电视剧，就可以想象到人物设置，灰姑娘式的女主角，除了温婉可人，似乎没有别的优点，英俊多金但却花心的男主人公，照例被她驯服，其间还有一个浑身上下无不完美的千金小姐，以刁蛮的性格给两人添堵，为剧情添上一点波折。至于《十全九美》，我甚至能想到它会有一首怎样的主题曲，在何时出现。
它们照例招来了批评，但，从来只见到人们骂俗套，却没见人论证过俗套的必要性。对于一切文艺作品，俗套是头等大事。俗套的重要性在于，它制造出了一个不易改变的世界，一切都在我们的预料和掌握之中。我们知道，剧中人听到噩耗，手里的碗一定会掉到地上；缝衣服一定会扎到手，被害人还没来得及交代凶手或者藏宝地点，就会死去；未婚的女孩子突然奔去呕吐，原因只有一个，她怀孕了；发誓再做一次就金盆洗手的善良盗贼，一定会死得很难看；得了绝症的男女，一定要设法把自己的爱人气跑。对这个世界，我们的有把握程度远远超过现实生活。我们在电影电视里，要的压根不是新鲜感惊奇意外，我们求的只是一个放心。
编剧的想象力，其实也是我们的想象力。我们集体培育出了这些情节，这些情节也反过来影响着我们的想象习惯，我们习惯了这些套路，并且热爱这些套路。好人跌下悬崖就死去，战火中分开的情侣终于没有重逢，未必能伤害到我们的感情，却损害了我们对那个世界的自信。
俗套，像走了十年，永远也不会走错的那条路，像是摸了二十年，也不会摸错的门后的电灯开关，像不用吃就知道是酸是甜的水果。然而，世事多变，一条路渐渐不可能让我们走十年了。门后的电灯开关不可能永远在那里连房子都在拆迁大潮中动荡，电影电视小说里的俗套因此尤为重要，因其虚拟，它们反而成为最少变动的最可以依傍的。什么都在变，但至少它所蕴含的价值观没变，或者变化极为细微。所以，那些漫长的电视剧，诸如《再见阿郎》《意难忘》《人鱼小姐》反而更受欢迎。因为它们总在那里。换一个电视剧去追看造成的心理动荡，不比换一个工作来得小。
我完全理解一个老太太或者主妇，或者一个中年人，面对时间流逝世事变迁时候的困惑。外面在拆迁，很可能明天就拆到楼下了，做了十年的公司，很可能明天就关门了，唯有电影电视里的套路不变。看着看着，终于安心地睡着了，屏幕上的画面变换着，给屋子染上忽明忽暗的光与色，有种小而温暖的圆满。
遭遇量身定做
科恩兄弟的新片《阅后即焚》的卖点之一，是所有角色都是为参演的巨星量身打造的。约翰?马尔科维奇演的CIA分析员，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演的健身房女员工等等。
但最出彩的，还得数布拉德?皮特演的健身教练。他好动，喜欢耍酷，头发总抹了过多的发胶。出去敲诈，也要在穿西装的同时，蹬上他最喜欢的那辆自行车。他恐怕也不读书看报，所以对国家敌人的想象，还停留在早期007电影所依附的冷战时代，于是兴冲冲地跑到俄国大使馆去卖藏着机密资料的光盘。还有他最经典的喝水动作朝天举着瓶子，用下嘴唇包住瓶子嘴，傻乎乎地咬着瓶子，眼睛瞪着别处，整个人简直像是一只吸在瓶子上的傻水蛭。我简直不能不有这样的疑心：科恩兄弟是不是觉得布拉德?皮特其实就是那样傻，才邀请他出演的？布拉德?皮特自己也觉得了：“在看完影片的剧本后，他们告诉我，这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傻瓜’角色。我一时难以确定，这究竟是奉承，还是嘲讽呢？”
对演员来说，量身定做角色是最高礼遇，如好莱坞为秀兰?邓波儿量身定做的一系列电影，拉斯?冯?特里尔为妮可?基德曼量身定做的《狗镇》，《似水年华》里为刘若英量身定做的那个“英”。有些角色未必是依据某个演员的特质创造出来，一旦贴合度太高，也形同量身定造，例如莫文蔚从《堕落天使》《走到底》，一直到《秘岸》中所扮演的那类女子。量身定做的角色，最能反映出别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你以为自己是姑射山神人，别人却定做了凤仙金花的角色给你，而且眼巴巴地等着你演，不做二人想，简直真诚得让人恼羞成怒。
传言和谣言是另一种量身定做。谎话能被编造出来，能够广泛流传，说明总有与社会人心契合的地方，有着广泛的现实心理基础。一个谣言一旦流传开来，基本就等于是真的了，那说明了群众是怎么看待自己的时代的。即便现在没有这样的事，不等于过去没有，也不等于将来不可能有。这样的传言，从古到今都不罕见，在时代巨变四面楚歌的前夜里，人们传说梦中有耳语，风中有消息，夜里有神兵天降。“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能够一呼百应，也说明那不过是群众期待的外化，迟早会变现。而对于那些美丽的但却早早夭亡的事物，人们更不吝惜他们的想象，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化成了蝴蝶，牛郎与织女变成了星星。传言和谣言未必是真的，却最接近真实的操行评定。
我们那个城市，有家著名的包子店，生意火暴到买一屉包子要排队两小时的地步。他们的竞争对手于是散布谣言说，他们是和火葬场联营的，并编造了一个《一双绣花鞋》那样的故事，包子店一夜之间生意一落千丈。当时我气恼群众竟这样愚蠢，这样的谣言都有人信！现在我明白了，对于我们的食物，任何离奇的谣言都不为过。当孙二娘的店遭遇吃出人指甲这样的谣言时，实在应当退而自省，而不是忙着呼吁“是梁山人就顶”。
成为神话
真没想到，海伦?米伦主演的《女王》，是一出可以为《乌合之众》《狂热分子》《群氓之族》做注脚的电影。
电影里伊丽莎白女王，生性低调矜持，不幸的是，她的儿媳是戴安娜，被群众和媒体塑造成神话人物的戴安娜。戴安娜死于车祸之后，伊丽莎白并不打算出席葬礼，也不打算有别的表示。她认为，这是她的家事，她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遵从自己的感情来低调处理。何况，戴安娜已经不是王室成员了，尽管她也知道，现在的人们，更喜欢看到那些“在电视上发表激情四射演讲”的人。结果，她遇到的是报纸连篇累牍的声讨以及支持率的下降，甚至有四分之一的群众意欲罢黜她。于是，伊丽莎白女王不得不出现在戴安娜的葬礼上，并且在电视上发表了讲话。
《女王》中的布莱尔首相，理解伊丽莎白女王的处境，他说：“他们以为，群众会看到他们所看到的。”但群众更需要传奇，需要神话，需求量大得惊人，大到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在这种需求的驱使下，他们只看到他们愿意看到的。他们只愿意供奉一则神话，谁也别想破坏，或者夺去。
神话就是这么造成的：时间，距离以及对神话的渴求。而渴求，是造就神话必不可缺的要素。
那些历史上的名人轶事，就是在这些要素的联合作用下，成为一则则神话的吧。那些如我们一般欲海沉浮的男女，大概也是这样被时间过滤和塑造成姑射山上的仙子的吧。他们只不过在侥幸留下的片言只语里，看到一些端倪，显出一点真身，例如周氏兄弟的纠葛，冰心和林徽因的口水战，徐志摩和陆小曼，徐悲鸿和蒋碧薇等。他们的故事，如果发生在我们周围，恐怕也就是办公室女同事之间的嫉妒与争斗，或者报纸上的“小裁缝偷情酿就血案”的花边新闻。我们甚至胆大包天，由他们映射开来，对别的神话有了怀疑，就好像有人猜疑，当初平先生不肯对琼瑶放手，大约也只因为她的书救活了他的出版社。
但不幸的是，艺术家的作品，就是艺术品，名人的轶事，多半都是神话。不是也是。我们需要神话。不是也是。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距离以及足够的渴求，什么人什么事都会被过滤和沉淀成为神话。
再前一点的那些神话，恐怕也是如此。清宫里的珍妃井，秦淮河上的桃花扇，长安城里的李太白，竹林里的七隐士，一举一动都是神话。尽管有人告诉我们，他们那些个时代，都没有手纸与洗发水，卫生状况十分可怕。但神话如同彪悍的人生，是不需要解释的。
而我们不幸生活在几千年的神话累积出来的世界里，神话如同尘土，厚厚地落在我们周围，使我们艰于呼吸。我们的爱情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都在有意无意间，参考着这些可疑的神话，全然不顾。同样的事情由我们做来，不过是本埠新闻里，最令人哑然失笑的那一条。
城市传说
我比较喜欢看以城市传说为背景的电影，比如《榆树街噩梦》《夺命狂呼》《我知道你去年夏天做了什么》《下一个就是你》《死神来了》《蜂蜜人》《裂口女》《鬼娃娃花子》。这些一部接一部拍下去的电影，最初的灵感触发点，恐怕也就是一段小小的传说吧。
对着镜子说五遍“candyman”，就会有古代被虐杀的黑奴破镜而出；整容失败的女人，总是穿着一件灰色的风衣在公园游荡，看见小孩子就凑上去，露出割裂的大嘴，把小孩吓晕了好拐带走；厕所里藏着幽怨的小女鬼，梦里有游荡的弗雷迪，躲过空难的青年，最后还是一个一个地死了……人称“都市传说先生”的美国民俗学家布鲁范德（J.H.Brunvand）兴致勃勃研究的就是这些吧。在他的书《消失的搭车客美国都市传说及其意义》里，多的是这些我们在电影电视里看见过的桥段。事实上，做这项工作的也不只他一个人，《蜂蜜人》中的大学有门课程，就叫“城市传说”。那课程由一个美丽的女教师穿着紧身毛衣讲授，专门研究城市里的灵异古怪的传说和各种流言，由此探究社会气氛和人们的心理变化。
这类传说，我们也不缺。“一双绣花鞋”“朝内大街81号”，还有天涯论坛那个至今不沉的帖子“330路公交车灵异事件”。我们老家也有类似的传说，搭出租车的白衣女子，用来付车费的百元钞票是冥币，医院里频频发生尸体丢失的怪事，原来是被做了人肉包子和医院看守联合作案，把尸体运出去做包子馅。城市传说其实是一种变形了的焦虑和空间恐惧，只要城市在，传说就必然存在。就好像只要人类存在，关于魂魄和命运的传说就必然存在一样。不过这一次，它依附在城市的地铁公交车出租车老房子隧道厕所里，成为独特的一支。
但它欠缺所谓的正面意义，所以，蒙上头是好意，怕我们被吓着。这类传说统统在被剿灭和校正的范围里，但这种“剿灭”和“校正”行为也形成一种独特的美学趣味。有段时间我和朋友疯狂追看央视的唯物主义大作《走近科学》，为的就是这个调调，开始总是一个浑厚的男声阴森严肃地说道：“2003年8月，一个闷热的晚上”，经历好几集后谜底揭晓，不明飞行物是远处灯光投射，梦中飞行的人其实患有梦游症，一家人陆续患病是因为有人投毒，牲口棚里的怪叫是同村的坏人作祟……每每看到最后，看到我们的世界观这样轻易地被解救了，我们简直要破涕为笑。
后来我们都学会了，包括担任旁白的男声的发声方式。朋友的钱失而复得，我们学那男声进行解说：“2006年11月8日，包小强的一千元钱，突然！不见了！是外星人？是不明物种？原来……是抽屉后面有一道夹缝。”
到哪里找那么老的家？
电影《移魂都市》为人类展示未来的可怕前景，外星人占领了地球，让世界处在永久的昏暗之中。他们篡改人类的记忆，让人们的故园沉没在记忆的迷宫中，永远无法追寻。
其实不必外星人来动手，我们也没有故园可返了。我们过去的家已经在拆迁狂潮中荡然无存，我们新买到的房子，土地使用权通常在五十年到七十年之间，扣除土地转让后闲置以及开发所占用的时间，到我们手里也不剩几年了。我曾经买过一处房子，土地使用权是四十六年，这里面有种恶意的推测，那就是，人家预计你四十六年后已经不需要地面上的房子了。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感觉像被阎王写上了生死簿，如果儿女为我祝寿，祝我长命百岁，总是有点心虚。住到四十五个年头的时候，恐怕就会因为精神过度紧张而自寻了断了。当然，前提还得是，房屋质量够好，能够住上四十五年。
而电影里的人，似乎没这麻烦，老了的时候，伤感的时候，总能回到当初孩提时候住过的房子去，翻看老照片，回忆如烟往事。《天堂电影院》的故事是在大导演闻听母亲去世的消息，回到老宅子里开始；《放牛班的春天》是在大指挥家五十年后重返故里，当年男童院的同学找上门开始；《亚特兰蒂斯之心》也是如此，即便《情归新泽西》里的越南餐馆服务员，在最迷惘的时候，也有老家的房子可以回去住。更别提《金色池塘》里的老房子，是建在风景区，不知道是怎么拿到的手续，而且几十年后回来，那房子居然还在，没被人铲平也没被侵占，稍事打扫就能搬进去住。房子周围都是森林，可以采野花摘野果，晚上还有湖上野鸟的鸣叫声。
《洛城机密》里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一个老家，但警察前后两次问被救的弱女子“有没有地方可以去”时，两个女人，一个刚遭丈夫毒打，一个才结束了被黑帮大佬控制的生涯，却也敢于点点头，表示她有地方可以去或许就是乡路尽头，被春黄菊围绕的一个老老的家。即使是那样黑暗的一出电影，那个片刻也让人心旌动摇。
而我们没有一部电影敢于从回到老家开始，如果国产电影中居然有老家，一定会获得比国产武侠大片更多的笑声没有比这更超现实的了。现实中，到哪里找那么老的家，配得上我明明白白的人生？
所以，看到外国电影里的人失去老家，会让人好受一点。《尘雾家园》中的主人公输了官司丢了房子，我幸灾乐祸；《油煎青番茄》里的主人公，刚在医院里给凯西?贝茨讲完她激情燃烧岁月的故事，正令我们心潮起伏之际，回到家里，却发现她的百年老屋已经被人拆除了。替她难过了一刹那，我又开始幸灾乐祸。连电影里的人都嫉妒，真是没救了。
僵尸出现在一九六八年
有一部僵尸片，曾看得我哈哈大笑。这就是乔治?罗麦洛的《活死人之夜》，里面的僵尸，又笨拙又愚蠢，动作非常，和某位国内明星的机器人舞有一比。笑过之后，发现它和以往的僵尸片不大一样。从前的僵尸，是因为巫，是因为毒，是因为鬼怪上身，甚或雷轰电击而成，这次的僵尸，是因为某种射线。
大概因为，它出现在1968年。这年，四十六个国家的百位科学家组建“罗马俱乐部”，对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等进行研究，意在探讨人类活动对世界的影响。四年后的1972年，《增长的极限》（又称《“罗马俱乐部”报告》）发表，犹如当头一记棒喝，让人类看清了自己。而艺术家要比科学家敏感，在1968年，就拍出了两部重要的电影。一部是根据畅销书作家阿瑟?黑利小说《航空港》改编的同名电影，一部就是《活死人之夜》，各在不同领域，探讨人类制造的灾难。
此前的灾难片，不论是1913年丹麦导演奥古斯特?布洛姆拍摄的《大西洋号》，还是稍后的《冰海沉船》，电影中的灾难往往因火山地震洪水风暴火灾（1871年芝加哥大火）以及狂想中的猛兽（例如《金刚》）而起，和《新约全书》所记载的上古灾难并无两样，一切都被推给天与地。1968年之后，人类开始自行承担责任。当然，也是因为，人类的能耐终于够大，足以影响世界，也足以承担责任。
人总是这样，一旦有个新发现，一定要探究到底，一旦有件新玩具，就会玩到腻，电影刚变为有声，紧接着就是花枝招展的歌舞片时代。1968年的醒悟一旦到来，紧随其后的七十年代，几乎就是灾难片的年代。不错，此后的灾难片，不再把一切推给大自然，多半以内疚的态度，讨论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的关系，即使恐怖电影中的巨兽与丧尸，也与人类过度发展的科技有关。它们不是吞下核废料才变得无比巨大，就是曾经遭遇核辐射。总之，是人类自己讨打。这态度也不一定完全对，总好过逃避与推诿。
1968年，真是一道分界线，不只是灾难片的分界线，也是我们认识自己的分界线。1968年之后，如果还把灾难悉数推给自然，便多少有了点浑水摸鱼的意思。
而我们，似乎也总会在某一年，爆发性地长大，爆发性地觉悟，爆发性地知道某个真相，让原本没有什么意义的时间的刻度，成了一道分界线。
假扮女护士
即便是在最压抑的香港黑帮片里，也总有一幕令人忍俊不禁：污点证人住进医院，必有粗壮彪悍的男杀手假扮女护士，摇曳生姿地走到医院去，下毒拔呼吸器，或者开上一枪。
不是也有男护士的么？或者女杀手？为什么总要男人假扮女护士？我的理解是为搞笑，为勾引观众的护士幻想，为在严肃紧张中，点染一点黑色幽默。所以编导也安排群众演员频频回首，狐疑地注视着目不斜视行走在医院中的身型魁伟的假女护士，表示编导其实也是有意。只是难为了服装师，从哪里找的那么大码的高跟鞋？
但这未必是没有现实基础的，现实中的笨贼，也真是热衷于假扮女护士。福建有个窃贼，发现医院守卫松懈，便潜入医院女护士更衣室，换上全套护士服，步入门诊大厅，将放在墙角的电视拆线抱走。不料在街上遭遇巡逻队员，被发现脸上有胡子，最终束手就擒。但事后连办案警官都百思不得其解，大厅并没人值守，直接抱走电视也无人过问，却要大费周章假扮护士，而且是女护士，为什么？又有一个辽宁男人，为了谋杀情敌，先用铁锤将其打伤，待其住进医院，又假扮女护士混进病房，在被害人母亲的眼皮底下，把输液瓶换成了剧毒溶液，总算灭了心头大患。但事后连网友都万分困惑，为什么不扮男护士？为什么要多冒一层风险，假扮女护士？
大概是词语的力量当我们想起“护士”，首先想到的，总是“女护士”。即便男护士日渐增多，“护士”这个词仍被我们下意识地指向“女性角色”。习俗和习惯潜入到了词语里，成为词语的一部分，即便这个习俗已经发生了改变，它对词语的影响却还要过好一阵子才能消失。即便是在生死关头假扮护士，脑子里那个已经成为下意识的“女护士”，仍执拗地指挥着当事人，要费尽周折穿上女护士的服装，并且毫无变通回旋的余地。词语无处不在，永远在场，即便是在它所指涉的实物已经发生改变和偏移时，仍然以它的方式对我们的认知和行为实行监控。
我们知道“优质”的东西未必优质，“安全”的地方未必安全。网站上那些标为“正品”字样的东西都是什么来历，却仍然身不由己对被这些词语修饰的物品多加一点相信。我们也知道掺了东西的奶粉其实已经不是奶粉，但超市处理那些“9月14日前生产的乳制品”时，仍然有人成箱地抱回家去。在命名上，它仍是奶粉，区别只在“9月14日前”或“9月14日后”。我们也知道“假药”其实已经不是药了，“药”和“假”存在荒谬的相悖关系，但我们依旧得称呼它为“假药”，因它曾经自称是“药”。词语的魔力来自于它是命名，是一项承诺，但在命名被否决承诺被推翻之后，这魔力却依然久久保存。连这点相信都失去，就将沦入信无可信的空茫境地。
所以，当梁文道先生所说的“言词与事实的隔离”已经普遍地发生的时候，当护士已经不一定非是女人不可的时候，我们仍下意识地要假扮女护士，仍然要对词语的承诺，寄予魂断蓝桥般的信任。
不伦之恋
报纸上每天都会报道命案，有些会被忘记，有些会被记住。几年前的秋天发生在贵阳的一件命案，我却还记着。四十五岁的女教师同时与两个十七八岁的男生来往，最后，其中一个用一把三十厘米的长刀杀死了另一个。
最令人不愉快的细节在这里，当两个男孩子知道了彼此的存在后，她为了均衡这种关系，就对甲说，她之所以还和乙保持来往，是因为乙占有欲很强，始终缠着她，不许她和别的男人来往，甚至用自杀威胁她，而她也以乙的存在为由，对甲忽冷忽热，吊足了甲的胃口。当甲想和乙谈话时，又被她坚决制止。而在乙那里，她又怎么解释和甲的来往呢？估计也是同一套手法，但这已经不得而知了乙已经被甲杀死了。现在可以知道的是，两个男生自与她交往后，都由开朗变为孤僻，一个变得“很瘦，眼睛里布满血丝，憔悴，皮肤黑了，眼神也变了”，另一个也变得“很恐怖，会砸桌子，踢凳子，冷笑，撕书，撕卷子”。总之，她始终在高处，控制一切。
日本电影《不要嘲笑我们的性》也讲述师生间的不伦之恋故事。三十九岁的大学女教师，有夫之妇，遇见了十九岁的男生，才见了他两次，就又自然又轻盈地拉过他的手来，闻闻他手背上的墨香，稍后就邀他去家里担任模特，还大方要求画他的裸体。他脱衣服的时候，她还佯装羞涩地转过身去。她实在太老练了，十九岁的男生若不心甘情愿地奉上身体和爱情，并被她摆弄得团团转，简直都对不起她吃过的盐。但对于十九岁少年来说，这段与有夫之妇的恋爱照样成为他一生最美的记忆，因为有阻碍，因为未完成，反而成了心中的古希腊，日越久天越长，越呈现出琥珀色青铜色的难忘。
又想起《洛丽塔》，中年男人对小姑娘的心理活动，简直洞若观火。她的幼稚愚蠢小小的贪婪，全被他看在眼里，并善加利用。还有塞林格对他的小姑娘情人们，也不过如此……原来，我们内心的许多美好记忆，不过是这么来的。我们当初的骚动急切痛楚，都有人像了如指掌的上帝一样俯视着调度着，所谓阳光灿烂的日子的B面，不过是一本勾引家日记的一个小小段落。
所以，现在我可以为“不伦之恋”重新进行定义，绝非她四十而他十四，也绝不是她是主妇而他是处子，或者他是怪叔叔而她是身轻体柔不谙世事的小萝莉。所谓不伦之恋的不伦之处在于，他（她）什么都懂，她（他）却什么都不知道；他（她）在调度，她（他）却以为是自己自发的侵袭；分明一切都出自他（她）的培育，看起来却像是她（他）的迫不及待。所以贵阳命案中的少年，杀了自己的同伴，却还以为是对自己的老情人实行了保护。所谓不伦，其实是识字的人拿出卖身契来让文盲画押，是古董鉴赏家佯装无事地用买狗食盆的价格买走了宋朝的瓷器，是资源信息和经历完全不对称下的人伦。所谓年龄阶层的差异，不过是这种不对称的外化。
不伦之恋事件和电影，就是这样，把我看待前半生的眼光都刷新了一遍。
不可饶恕
相信许多人都和我一样，曾经思考过一个问题：普通人是否有权绕过法律，去对恶行做出惩罚？甚至是过度的惩罚？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电影《不可饶恕》面沉如水地给出了答案。影片中，一个暴戾的牛仔，用刀将一个妓女毁容，使她几乎命悬一线，并且从此只能从事苦役，而牛仔却被治安官轻轻放过，他甚至懒得动手对他施以鞭刑，仅仅判他赔偿七匹马。于是，受害的女人和她的同伴，用辛苦赚来的皮肉钱，凑足一千美元，聘请杀手将牛仔杀掉。杀手最后不但杀死了牛仔，甚至买一送五，将治安官及其喽啰一并送上西天。
她们为什么宁肯倾家荡产，让整个小镇风起云涌，也要杀掉牛仔？因为法律惩治的是恶行，却惩治不了恶。而恶行往往只是持之以恒的恶的某一次结果。乱世洪荒中，甚至没有法律，全凭治安官信口开河做出裁决，而他所做出的裁决，与恶行的严重程度相比，是大打折扣的。并且，这惩罚最后还得不到执行，因为代表了权力机构的治安官已经从判决中得到了满足。甚至，他与牛仔可能一样有着恶的元素，所以不自觉地要去袒护恶，要大事化小，要草草了事。所以，女人们一定要启动私刑，一定要杀死牛仔。对她们来说，她们不是在惩罚某一次恶行，而是在惩罚恶。她们不肯宽恕的，不是这次恶行，而是滋生恶纵容恶的环境。所以，她们宁肯让这惩罚超出恶行所应承受的范围，也要将惩罚进行到底。
中庸主义只有在中庸的环境里才能存活，理性需要持续不断的理性进行浇灌，而在周围盛产奇迹一切人和事都突兀离奇的时候，当恶总是被庇护恶的方式成为通用方式，并且普遍得不到有效惩罚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倾向于走极端，以极端主义的方式去释放情绪及解决问题。一起恶行得到过度的惩罚，不一定是因为它所达到的恶的程度，而是因为它往往会唤起积蓄已久的极端情绪。
“打死小偷”就是这种极端情绪的典型表现，在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侵害中，小偷所能造成的结果，几乎是最轻的。小偷亦是最弱的，却很容易成为群众积蓄已久的愤怒的出火口，成为群众所不能惩治的所有罪行的替罪羊。所以，在百度搜索“打死小偷”，竟有1,960,000条结果，村民在打死小偷，反扒志愿者在打死小偷，大学生在打死小偷，保安在打死小偷，某市在去年前三个月，就打死了五个小偷。
而《不可饶恕》里的女人们，在一百多年前，大概也是在那样极端的生活里，悄然决定了，要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与周遭相处，不饶恕，不宽恕，因为，她们从没得到过宽恕与安抚。
看够了没有？
我所钟爱的导演迈克尔?哈内克（MichaelHaneke）在他的电影作品《趣味游戏》中，有好几处神来之笔。
哈内克最著名的作品是《钢琴教师》和《躲避》，但他电影中最精致利落毫无斧凿痕迹的，还要数《趣味游戏》。他第一次拍摄《趣味游戏》是1997年，还未因《钢琴教师》举世扬名。尽管《趣味游戏》也曾出现在当年的戛纳电影节上，但它那奥地利电影的身份，阻碍了它给更多人看到。所以事隔十年，他还是心有不甘，一个镜头也不改地将它翻拍，邀请娜奥米?沃茨蒂姆?罗斯出演，并由华纳发行，于2008年在北美上映。
不论在旧版还是在新版里，电影中作恶的青年，会忽然脱离电影情境，一次次望向镜头，似在炫耀战果，又似在征询观众反应。甚至有一次，在对剧中人施虐之后，他还面对镜头问出了声：“你觉得怎么样？”在女主人公开枪杀死其中一人后，恶青年还狂暴地找到遥控器，将剧情倒转（真是天才荡漾的一笔）。而在全剧的最后，两个青年还在向观众征询意见：“已经够了吗？你想要一个真正的结局和一个说得过去的进展，不是吗？”
看到这里，忽然明白了，迈克尔?哈内克当这是个游戏，而游戏里的世界，对我们而言是虚拟的，在游戏而言是真实的。在任何一个紧要关头，我们都可按下停止键，让这个世界的一切终止。我们的选择却是漠然地继续看下去，直达结尾。正是我们的关注观看，驱动了暴力，并使暴力得以继续，即便那只是电影中的暴力。
观看是否驱动了暴力？是否在客观上加大了暴力的影响力，并成为它们内在的燃料？也许是。“艳照门”的肇事者，正是意识到会有人观看，才将照片放上网络，我们的观看关注议论则促使他散布更多的照片。广东开平那群对少女施暴的流氓，也正是知道会有人观看，才将性虐少女的视频放上网络；那些以人肉引擎的方式侵犯别人隐私的网人，正是知道，即便是批评，也是一种变相的关注，更加扩大他们的震慑力和影响力，才目不斜视地将行动进行到底。现实中，在街头打老婆的男人，也正是因为人们的围观，才愈发得意，连殴打的动作和辱骂都有了表演性质。
这大概是我们和许多事物必然的关系形态：我们都是链条上的一环，既承受着不快，也施加自己的影响令别人不快；既是受害者，也是不动声色的加害者。
裸露在狼群
欧美电影里，有个非常熟悉的词：证人保护计划。
《蒸发密令》中的施瓦辛格，就是FBI证人保护中心的官员，他的职责是保护即将上法庭作证的女证人。加拿大电影《保护行动》则展示了庭审之后的保护步骤，证人将被转移到新的城市，拥有新的名字，甚至获得军事情报专家这样亮堂的新身份。“证人保护计划”实在深入人心，言情片里，男主人公决定吐露身世，吞吞吐吐地说“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时，女主人公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我知道，你是某个证人保护计划的保护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