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为什么国人总是以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来看待科学呢？他分析说：“吾人学以明道，而西方学以求真”（第８５页），由于“道”与功利是对立的，所以国人面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巨大成就时，总以为人家把功利放在第一位。孰不知科学也是“明道之学”，是一种只求真理不问利害的学问，所以切不可像洋务派那样，用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来对待科学。
在此基础上，任鸿隽还总结出人类“智识不进”的四个特征：一是尊崇古代，二是依赖陈言，三是固执成见，四是观念混淆。这也是我国没有科学的主要原因。他认为欧洲文艺复兴是这种状况的“一个大反动；……他们的主张，是把事实放在思想构造的第一位，那些主义和理论，只放在第二位，或竟不管他。”（第３３８页）他说，这是人类社会由迷信时代进入科学时代的主要标志。
四、成立学会，共图科学发达
在《科学概论》中，任鸿隽还对科学与常识作了辨析。他借用赫胥黎的话告诉人们，科学并没有什么神秘，“科学是有组织的常识，科学家也不过是有常识训练的普通人”。因此他认为：“科学精神就是常识训练，……这种精神不但是一切科学所应有，即是平常处事，……也应该如是”（第３５２至３５３页）。也就是说，不仅是科学研究，即便是个人思想行为、社会团体组织，也应该受科学精神支配。
关于科学精神，任鸿隽总结了五个特征：一是崇实，二是贵确，三是察微，四是慎断，五是存疑。他还说，如果再加上不怕困难、不为利诱等品德，就更完备了。相比之下，中国学界却有四大弊病：一是材料偏而不全，二是研究虚而不实，三是方法疏而不精，四是结论“乱而不秩”。面对如此巨大的反差，他告诉大家：西方在中世纪时比中国更黑暗。只是在文艺复兴以后，科学家才把发现真理当作自己的天职，“他们与宗教战，与天然界的困难战，牺牲社会上的荣乐，牺牲性命，去钻研讲求，才有现在的结果。我们若不从根本上着眼，只是枝枝节节而为之，恐怕还是脱不了从前那种'西学'的见解罢。”（第２４３页）
竺可桢曾经说过，古代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科学，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阴阳五行迷信深入人心，二是数字与度量不被重视，三是士大夫不肯动手，缺乏实验。所以要向中国“移植科学之花”，既要有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不蛮横、不苟且、不无病呻吟的科学态度，更要有“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竺可桢文录》第３３至４１页，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看来，任鸿隽对科学和科学精神的看法，也是那一代科学家的共识。
《科学》筹备期间，任鸿隽等人曾拟定《科学社招股章程》，决定每股五元（一说十元），共发行股票４０份，作为办刊资本。《科学》问世后，大家感到要谋中国科学的发达，单单发行一种杂志是不够的，因此有改组学会的建议。于是他们重新起草章程，选举任鸿隽为社长，并规定每年１０月２５日为中国科学社成立纪念日。
按照章程规定，中国科学社要办的事情很多：发行杂志，著译科学书籍，编订科学名词，设立图书馆、研究所、博物馆，举行学术讲演，组织科学旅行团，接受公私机关委托研究解决科学上的一切问题。据任鸿隽说，尽管他们对著名的私人学术团体--英国皇家学会并不了解，但是中国科学社从一开始就与它非常相似。英国皇家学会以拥有牛顿、达尔文等科学大师为荣，在科学发展史上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不难看出，当年这批留学生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三年后，因主要成员先后回国，中国科学社也迁回国内。
五、涉足实业，却是无功而返
１９１６年秋，任鸿隽从康乃耳大学毕业，先后进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在此期间，他参与胡适挑起的白话诗之争，这一争论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不久，他因为主编《留美学生季刊》结识了一代才女陈衡哲。陈女士本来是独身主义者，后来被任鸿隽“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所感动，二人才结为夫妇（《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四册，第１２５２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民国七十三年版）。他曾经对陈衡哲说：“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与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第７４８页）这话让人特别感动。他对妻子好，对朋友更好。据杨步伟说，１９３３年她和赵元任从美国回来，准备去南京中央研究院赴任，梅贻琦、胡适、任鸿隽都争着邀请他们。任鸿隽说：“我太太很少留人住的，对你们两位特别，非住我们家不可。”（《杂记赵家》第２７６页，中国文联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另外，胡适与任氏夫妇号称“我们三个朋友”，也是学界佳话。
任鸿隽是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学成回国的。在此之前，胡适邀他到北京大学任教，他却有感于许多留学生回国后“以饭碗问题为第一要务”，还是决定先做些调查准备工作，然后再投身于教育或实业，“办出一件新事业”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１６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１９８３年版）
第二年，他回到阔别１２年的家乡，正值当年的革命同志、时任四川督军的熊克武要办炼钢厂，便委托他筹办此事。尽管他认为倡导科学比创办工业更重要，并告诫国人不要因为崇拜实业就把科学忘在脑后，但考虑到此事办成，可以让“已造就的人才有相当的位置”（同上），他还是答应了这一要求。不久，任鸿隽再度赴美，经考察他决定采用电炉炼钢法，并订购发电机、电炉等设备。遗憾的是，第二年他回国后，熊克武已经离任，使这一计划被迫停顿。所幸他买回来的设备到“九一八”事变后终于派上用场，与他一同前往美国的周仁后来在冶金方面颇有建树，也得益于这次考察。
大约就在这次考察结束前后，他在《科学与实业之关系》一文中说：在我国，妨碍实业发展的心理原因有三：一是求利太奢，以为“办实业就如开金矿一样，一锄头就要挖一个金娃娃”；二是求效太速，今天拿出资本，明天就想见效；三是不能持久，一有失败，便心灰意懒，不复前进。他还说，所谓追求利益，不是把别人口袋中的钱抢过来使自己发财，而是要把无用的东西变为有用。（第２２２至２２３页）
六、大学内外，致力于科学教育
１９２０年考察结束后，任鸿隽夫妇受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从这时起到抗日战争前夕，他还担任过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等职。尽管上述任期都比较短暂，但是他却为科学教育付出很大努力。
早在２０年代担任教育部司长的时候，任鸿隽就注意到科学教材的最大缺点，是只讲述已经发明的事实，却没有指出尚待研究的问题，这就很难使学生对科学产生兴趣。他认为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强迫他学习不感兴趣的专业，从事不感兴趣的工作。他非常赞成长期在中国工作的科学家葛利普先生的观点：一个人选择某个专业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因为他喜欢这种工作。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必须热爱他所从事的专业。他还指出，中国的“学术死亡率”高达９９％以上，是因为许多人在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研究工作，这是一种很大的浪费。
任鸿隽认为，一个人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并不算真有学问；只有经过十年二十年艰苦努力，才能跻身于学者行列。他强调：人不能单靠面包而生活，大学教师的职责不是贩卖知识，而是要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让他们明白科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满足。这是一种高尚的刺激和智识的愉快，大学生只有懂得这个道理，养成研究习惯，才能对人类有所贡献（第３８８页）。为此，大学教师必须在独立研究中，才能对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具有深切的了解和体会，才能在思想和人格上对学生产生好的影响。他还说，真正的科学是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主义的，把科学和物质文明等同起来，或者“骂科学是帝国主义的”，都是不明白科学的真谛。
１９３２年胡适创办《独立评论》，任鸿隽夫妇参与其事，并写了不少文章。其中任鸿隽那两篇批评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文章值得注意。文章发表后，虽然有人说“你真大胆，这样的问题岂是可以随便讨论的？”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它体现了一个“科学家爱真理的精神”。（《独立评论》，第八号第１０页）
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只能摘录其中一段，看看其中的道理。文章说：“一个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须对事理有正确圆满的了解，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要养成这样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智识上的好奇心。有了智识上的好奇心，方能对于各种的问题或事务，加以独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结果，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这种教育的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经确定了的；他们的问题，是怎么的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智识上的好奇心。这个情形，恰恰与十七世纪初年，欧洲宗教的专制思想相类。”因此他认为：“有了'党化'，必定是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党化'”（同上，第三号第１３至１４页）。
任鸿隽是１９３５年９月担任四川大学校长的。为了把川大办成一所现代化国立大学，他从外地请来不少著名学者，并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然而由于地方上落后势力太大，他又不屑于官场应酬，加再上陈衡哲因为发表批评四川的文章遭到地方势力围攻，因此他上任不到两年，就挂冠而去。
七、主持中基会，资助科学研究
１９２５年中基会成立后，任鸿隽担任该会专门秘书、执行秘书、副干事长、干事长等职，是中基会日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中基会是为了管理美国退还的第二笔庚款而成立的机构，它的全称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任鸿隽说，这个名称有两层含义：第一，它不冠以“中美”而冠以“中华”，表示了“美国人对于我方的尊重”；第二，该会每年有上百万元款项可供使用，但由于“教育文化”过于宽泛，所以中基会把这一概念的涵义限定在科学事业、主要是自然科学方面（第５１９至５２０页）。
任鸿隽认为，在科学事业中，科学研究比科学应用更重要。为了贯彻“为而不有”的原则，以有限的财力谋求最大最好的效果，中基会一开始把这笔难得的经费用在资助科学人才和添置科学设备方面。据他介绍，从民国十七年到二十三年，享受中基会科研补助金的学者高达２８３人，这些人分布在天文、气象、地质、地理、物理、化学、数学、生物、考古等各个领域，其中包括著名学者翁文灏、李济、秉志、庄长恭、陈焕镛、丁文江、严济慈、刘树杞、侯德榜等人，他们都是我国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基会既资助国内学者，也资助在国外从事研究的人。任鸿隽认为，这样可以得到世界上所有大科学家和著名研究室的帮助，其“收效之速，成材之众，恐怕不是自来所有留学办法所能比拟的。”（第５２２页）另外从民国十五年到二十三年，中基会向近百所学校和一百多个学术文化教育单位支付设备补助费５７４万余元，美金４.４５万元。这大概还不包括当年为挽救“山穷水尽”的北京大学而支付的１００万元。（《丁文江的传记》第１２５至１２７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１９８６年版）
除此之外，中基会向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生物调查所和社会调查拨出专款，成立了编译委员会翻译科学和历史文化书籍，并向许多中学减价提供仪器和标本。有人认为，从１９２５年进入中基会到１９３５年暂时离任，“是任氏一生中最有光彩的时期”。在这十年中，“任鸿隽及其合作者们，为三十年代中国科学事业的繁荣，为施泽于其后几十年科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７６１页）
八、战争年代，反思科学得失
１９３７年６月抗战爆发前夕，任鸿隽离开四川大学回到北平，随即出国进行考察。考察回国后，他应蔡元培邀请出任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并担任该院总干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又重新担任中基会干事长。
在战争年代，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中研院、中基会和中国科学社的工作仍然照常进行。浏览当年的《竺可桢日记》，有关学术活动的记录比比皆是，难怪费正清看到中国知识界战时生活状况后曾颇为感慨地说：“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２６９页，上海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在此期间，任鸿隽经常强调科学人才的培养和基础科学的重要。关于前者，他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中华民族好像一条大船，抗日战争好像一场暴风雨，科技人才好比船上的机务人员。没有机务人员，船到紧要关头就会束手无策。（第５５２页）。至于后者，也是他忧心忡忡的一个问题。抗日战争中后期，他看到许多学生把经济学、商学和应用科学当作热门专业，而纯粹的基础科学却几乎无人问津，便感到我国科学面临着重大危机。他告诫大家：如果在物质生活之外不能发现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他还指出，纯理论研究最需要保持心灵的自由，它不应该受到干涉，而应该享受特别保护。
抗战结束前，任鸿隽对甲午战争以来的科学事业作了回顾和总结。他说，中国科学从一无所有到应有尽有，表面看用了５０年，实际上“多者不过三十年，（如地质学），少者不过十年（如天文学）”，如果再去掉抗战八年，那简直就是一个奇迹。（第５８７页）
九、尾声：难圆的梦
抗战结束后，任鸿隽和全国人民一样，梦想和平的到来，好为中国科学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他甚至在１９４６年所写的《关于发展科学计划的我见》中，提出把发展科学作为“今后十年二十年国家的首要政策”，作为“吾国之生命线”（第６０５页），没想到内战的爆发无情地粉碎了这一美梦。有人曾讥笑他喜欢“痴人说梦”，他说“梦固是梦，但我相信它表示的是一种超然的见解与健全的希望”（第５３５页）。面对连绵不断的国内外战争，他清醒地告诉人们：只有经过科学的洗礼，有了求真的精神，才能防止独裁，制止战争。
内战的发展使年过花甲的任鸿隽做好了出国准备。１９４９年５月１日，刚到上海的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至高安路十四号晤叔永夫妇，知叔永在设法乘轮赴港转往美国，因其子女三人多、苏、安均在美国也。据衡哲云，陶孟和颇赞成共产，近来大发议论，于首都陷落前三日赴京云。……”（《竺可桢日记》第二册，第１２４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这里的“多、苏、安”，是指任氏女儿以都、以书和儿子以安。陶孟和因为经费问题与任鸿隽有过矛盾，看陈衡哲的口吻，显然对陶的选择不以为然。５月４日，竺氏日记中又有“下午任叔永来谈片刻，知中央银行所存美金非有去外国之护照不能取出”（同上，第１２４７页）的记录。
此后，任鸿隽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不知为什么，他后来又返回内地。从《竺可桢日记》看，大约在９月１１日，竺已得知任鸿隽回来，并将这一消息告诉严济慈。第二天，竺听说生物学家胡先骕（字步曾）专程去天津看望任鸿隽，便在日记中写道：“……余认步曾此行为不智，使叔永一到京便被人疑为别有作用也。……”（同上，第１２８６页）。这说明，任鸿隽去而复返已经引起当局怀疑，并受到严格监视。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引文的删节为《竺可桢日记》的编者所为，这就使读者无法看到当时的真实情况，也大大降低了这套书的价值。
随后，任鸿隽到达北平，住在永利公司，并拜访了吴玉章、韦悫等人。韦早年是同盟会会员，曾留学欧美，抗战时曾到新四军控制区工作，任鸿隽找他是为了谈中国科学社的前途。看来任鸿隽不顾个人安危再度回来，可能是放不下这件事情。据竺可桢说，从韦处出来，他们二人曾到中山公园今雨来轩饮茶，当时“在此饮茶者惟余二人，可见北京已不见所谓有闲阶级。”晚饭后竺去隆福寺访书，痛心地看到线装书已无人过问，旧书都论斤卖了。此情此景在宋云彬的日记中也有记载。与此同时，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也表示：“大学教授所费于开会之时间太多，……以为从此中国科学将永无发展之余地”（同上，第１２９４页）。后来，竺可桢、陶孟和、李四光等人被安排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但无论是能力还是成就都并不亚于他们的任鸿隽，却长期没有一个实质性职务。看来，任鸿隽想要继续他的科学救国梦，恐怕是难了。
从此以后，中国科学社的命运也被饶毓泰不幸言中：
１９５１年，创办３５年之久的《科学》月刊被迫停刊，后来虽然以《科学》季刊的形式出现，却没有维持几年；
１９５３年，由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画报》（创刊于１９３５年，是当年影响最大的科普读物）移交给上海市科普协会；
１９５４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所有标本和仪器被中国科学院几个研究所接管；
１９５６年春，中国科学社将明复图书馆（全国最大的科技图书馆）捐献给国家，这就是后来的上海泸湾区图书馆；同年秋，中国科学社所属印刷厂（在印刷科学书刊方面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移交给中国科学院；
１９６０年，中国科学社以捐献的名义，将所有财产，包括房屋、图书、设备和８万多元余款上交国家，并停止了一切活动。这让人想起任鸿隽在１９４８年说过的一句话：“私人学术团体及研究机关，有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可以保存一点自由空气”，可以保护学术天才。（第６１９页）
据说任鸿隽当时曾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希望《科学》季刊不要中断。但“结果是财产交了，《科学》断了”（第７６６页）。
１９６１年，就在办理中国科学社财产移交手续之后不久，任鸿隽溘然长逝，享年７５岁。
２００２、１０、
附一：任鸿隽与四川大学
前几年，我在《南方周末》发表《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当时因资料不足，篇幅有限，对任鸿隽的教育思想以及他在四川大学担任校长的经历言之不详，留下遗憾。如今我在1985年出版的《四川大学史稿》和《任以都先生访问记录》中又看到一些任鸿隽的材料，再结合任鸿隽有关著述，觉得任鸿隽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对于当前的教育改革也有很大启示。需要说明的是，《任以都先生访问记录》是该书的“记录”、台湾学者潘光哲先生所赠，在这里顺致谢忱。
一、任鸿隽的科学思想与教育主张
任鸿隽字叔永，原籍浙江归安（今吴兴），出生于四川垫江（今属重庆）。他从小勤奋好学，曾在1904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考取秀才。废除科举后，他顺江而下去了上海，进入中国公学深造。中国公学是由当年被迫回国的留日学生创办的，其中有不少革命党人。任鸿隽入校后与该校学生胡适、朱经农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东渡日本求学，加入同盟会并担任四川分会会长。求学期间，他除了旁听章太炎先生的国学讲座外，还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应用化学。
辛亥革命爆发后，任鸿隽立刻回国，担任了总统府秘书处秘书，为孙中山起草文稿并协助处理政务。袁世凯上台后，他去北京政府当过秘书，但由于厌恶官场生活，再加上学业未竟，又以“稽勋生”（对革命有功的学生）的身份赴美国留学。初到美国，他进入康乃耳大学文理学院，在感受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同时，也认识到科学的真谛。
任鸿隽对科学的理解和阐释与教育密切相关，其中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是科学的起源。许多人认为，学习科学知识就是为了报效祖国、振兴中华，但是任鸿隽却不以为然。他说：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固然是因为没有科学，但是却不能把科学与这类功利性目的联系在一起。因为真正的科学家，比如阿基米德、伽利略、哥白尼等人，就不是为名利驱使，而是为好奇心引诱。这也是科学首先出现在西方的主要原因。相反，如果仅仅是为了外在的功利目的而不是为了内心求知的需要，科学是不会产生、也不会健康发展的。这些论述提醒我们：如果只想把科学当作一种富国强兵的手段，或者是改善生活的工具；如果只想从物质文明方面追赶西方，却又不晓得科学的起源和科学的真谛，其结果只能是像洋务派一样，陷入舍本逐末的老路。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当年自己为了革命、为了制造炸弹而选择化学专业也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教育不注意培养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他们长大后就不会有研究科学的内在动力，也不会把科学引向健康之路。
第二是科学精神。任鸿隽说，所谓科学精神，完全是为了追求真理而已，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他希望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要“把事实放在思想构造的第一位，（至于）那些主义和理论，只放在第二位，或竟不管他。”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也把科学精神概括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他说，要想在科学上有所成就，就必须有“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不蛮横、不苟且、不无病呻吟的科学态度”。这正是我们的教育最需要、也是当今社会最缺乏的东西。
第三是科学的功用。长期以来，许多人都把学科学、学技术当作捞取功名利禄的一块敲门砖，至于个人的兴趣、爱好，特别是那可贵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则根本不顾。任鸿隽说他们是“为利而学”，而不是“为学而学”。这种状况是中国科学事业举步艰难、发展缓慢的原因所在。另外，任鸿隽还反对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他指出，人类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技术的进步，不是科学家的最初动机，而是科学研究的必然结果。如果只重技术而不重科学，就会重复洋务运动的老路。后来，任鸿隽看到许多学生把经济学、商学和应用科学当作热门专业，而纯粹的基础科学却几乎无人问津，便感到我国科学面临着重大危机。他告诫大家：人不能单靠面包而生活，如果在物质生活之外不能发现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他还指出，纯理论研究最需要保持心灵的自由，它不应该受到干涉，应该享受特别保护。
第四是科学与教育。任鸿隽对教育问题特别关注。他认为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强迫他学习不感兴趣的专业，从事不感兴趣的工作。他非常赞成长期在中国工作的外籍科学家葛利普先生的观点：一个人选择某个专业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因为他喜欢这种工作。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必须热爱他所从事的专业。他还指出，中国的“学术死亡率”高达９９％以上，是因为许多人在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研究工作，这是一种很大的浪费。任鸿隽指出，一个人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并不算真有学问；只有经过十年二十年艰苦努力，才能跻身于学者行列。他强调：大学教师的职责不是贩卖知识，而是要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要让他们明白科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满足。这是一种高尚的刺激和智识的愉快，大学生只有懂得这个道理，养成研究习惯，才能对人类有所贡献。为此，大学教师必须在独立研究中，对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具有深切的了解和体会，才能在思想和人格上对学生产生好影响。他还说，真正的科学是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主义的，把科学和物质文明等同起来，或者“骂科学是帝国主义的”，都是不明白科学的真谛。
第五是教育与独立。１９３２年胡适创办《独立评论》，任鸿隽夫妇参与其事，并写了不少文章。其中任鸿隽那两篇批评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文章值得注意。文章说：“一个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须对事理有正确圆满的了解，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要养成这样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智识上的好奇心。有了智识上的好奇心，方能对于各种的问题或事务，加以独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结果，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这种教育的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经确定了的；他们的问题，是怎么的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智识上的好奇心。这个情形，恰恰与十七世纪初年，欧洲宗教的专制思想相类。”因此他认为：“有了'党化'，必定是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党化'”（《独立评论》，第三号第１３至１４页）。
二、国立四川大学的艰难诞生
任鸿隽1918年回国后，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商务印书馆编辑、东南大学副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等职务。直到1935年他担任四川大学校长后，才有机会为家乡服务。
四川古称巴蜀，其教育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汉景帝时代。当时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办学育人，使“文翁之教”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四川成立锦江书院，为当地最高学府。同治年间，张之洞主持四川学政，认为该书院以八股文为敲门砖，不符合时代要求，又创办尊经书院，鼓励学生专攻经史，从学问的根本入手，培养良好学风。此外，该书院还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计划开设天文、地理、算学、格致等课程。但由于风气未开，条件有限，未能实现。
1901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并于第二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当时的四川总督奎俊将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合并，按照京师大学堂模式成立四川通省大学堂，成为四川近代第一所综合性高等学校。不久，清政府规定“大学堂”是全国最高学府，其他学堂不能使用这个名称，该校又改名四川省城高等学堂，这就是四川大学的前身。
新政期间，新式学堂纷纷成立，迫切需要大量师资，四川通省师范学堂于1905年成立。随后，废科举重实学的潮流席卷全国，四川又成立了法政学堂、藏文学堂、通省农政学堂、工业学堂和存古学堂。这“五大学堂”后来演变成公立四川大学的法政学院、外国文学院、农科学院、工科学院和中国文学院，最后都成为国立四川大学的一部分。
辛亥革命后，中央临时教育会议于1912的召开。为了纠正大学过滥的状况，会上决定全国只设立三所大学，其他高等学堂必须取消。于是四川高等学校（原四川高等学堂）在1916年送走最后一批学生后被迫停办。该校停办后，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接收它的许多教师，也扩大了招生人数。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成都高师搬入新校址，成为四川全省规模最大的高等学校。与此同时，五大专门学堂也有长足发展，有的学校还培养出一些人材，比如巴金就是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学生。
在此期间，四川各界要求办大学的呼声很高。1919年任鸿隽留学归来后，曾向省长杨庶堪建议，应该仿效美国州立大学模式，办一所四川大学。杨省长采纳这个建议，向省议会提出咨文，省议会讨论通过。但由于政局动荡，军阀们不愿意出钱，该议案未能实现。1922年，全川教育教育在成都召开，任鸿隽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要求在全省教育专款的肉税项目中，每年拨出四五十万元作为筹办四川大学的经费。这个意见经大会表决通过，送省长刘成勋执行。但是全省肉税被各防区军阀分割，筹办四川大学的还是被搁浅。就在这一年，后来成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担任成都高师校长。“他办成都高师，首先是为了培养革命人才，'推进新思潮的扩展'，以启发学生'走俄国人的路'，力图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师生。”（《四川大学史稿》第9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因此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应该说与此有关。
1924年春，杨森打败熊克武，独揽四川军政大权。曾经留学美国的傅振烈接替吴玉章担任成都高师校长后，重提在四川办大学的旧案。他认为只有像南京、沈阳、武昌、广东等地那样，把高等师范学校升格为大学，这件事才有进展，办学经费才有着落。傅振烈计划受到杨森的大力支持，并以成都高师名义向教育部呈报改办大学和招收预科生的章程。这一年暑假，成都高师招收第一批大学预科学生143人。第二年，成都大学正式挂牌成立。这本来是件好事，却遭到一些高师师生的反对，他们主张要改大学也只能改师范大学，意思是他们也要享受大学的名分。由于傅振坚持要办综合大学，并受到第一届预科生和全社会的支持，这所新生的大学才没有垮掉。正在这时，支持傅振烈的杨森因战败下台，由刘湘接替他的职务。有幸的是刘也一直希望四川能办一所国立大学，于是他改聘张澜为成都大学校长，并在四川善后会议上使用被称为“盐余”的税款解决了该校的经费问题。至此，四川才有了第一所综合大学。
成都大学虽然成立了，但因为与成都高师共处一校，引发不少纠纷，学生之间也冲突不断。1926年，参加四川中学校长会议的众多校长联名致函省长公署，要求将高师改为师大，没有成功。第二年高师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刚刚诞生的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成立。正在这时，全国范围内有一股成立单科大学之风，五大专门学校也趁机合并，成立了公立四川大学。公立四川大学成立后，还与成都大学发生了争夺原四川高等学校校址的纠纷，经省长公署仲裁，成都大学于1929年迁入原四川高等学校旧址，才解决了这些矛盾。
如此一来，四川高等教育呈三足鼎立之势。其中成都大学经费充足，教师阵容强大，在三所大学中最具实力。相比之下，成都师范大学因为成都大学的分离而元气大伤，再加上经费和师资等问题，到1930年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公立四川大学成立后，五大专门学校不仅没有融为一体，而且人均经费仅仅是成都大学的七分之一左右（1930年《全国高等学校统计》，转引自《四川大学史稿》第140页）。在这种情况下，该校人事变动频繁、专任教师太少、图书设备缺乏等问题，就很难解决。
1931年5月，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在训令中指出：三所大学自“成立以来，数载于兹，别户分门，叠床架屋”，应该予以整顿。10月，刘文辉召集会议，宣布由他担任委员长的四川省政府整理大学委员会成立，并提出合并三所大学的具体安排。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各方面矛盾得以化解，直到1931年11月9日，三所大学完成交接任务，包括四院11系的国立四川大学才正式成立。
三、任鸿隽的改革措施及其成效
四川大学成立后，校务由省政府整理大学委员会代行。1932年2月，经张澜推荐，国民政府任命王兆荣为该校首任校长。王上任后，为提高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做了不懈努力，但因经费等问题不易解决，使他心力交瘁，最终于1935年8月辞职。随后，国民政府任命任鸿隽为四川大学校长，并要求他尽快到校处理校务。9月初，任鸿隽飞抵成都正式上任。同年12月，他把家搬到成都，只把上中学的大女儿任以都留在北平。
早在1928年国民政府就任命任鸿隽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他没有就任。1931年，他回四川考察成都大学，希望四川的文化能与世界潮流并驾齐驱。这次出任四川大学校长，用他的话来说，是因为国难当头，“乃不得不奉命驰驱”（《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687页）。当时的四川在蒋介石的策划和刘湘的经营下，为了阻止红军西进或北上，取消了原来的防区制，并决定军费由中央直接划拨，从而使学校经费有了保证。因此任鸿隽在1935年5月向记者说：“'国立四川大学在西南方面极为重要，彻底整顿，数年来即有此计划，亦实有此必要。惟以往四川政局不定，整顿计划殊难实现。'现在，防区制打破，整顿川大计划乃趋于实现。”对于任鸿隽的到来，当地舆论也好评如潮，认为任鸿隽是我国学术界少有的人才，他入主川大，是四川教育界的福音，也会给四川文化带来转机。
上任后他明确提出四川大学的两大目标和三大使命。两大目标是实现“现代化”和“国立化”，三大使命是输入世界知识、建设西南文化中心、担负民族复兴责任。这一切，都是为了“把川大办成一座规模宏大、师资设备齐全、有国内第一流学术水平的综合大学。”与此同时，他还把学费从20元降到12元，以减轻学生负担。因此当报纸认为，新校长“是深得从前蔡孑民先生办北大时的遗风”。（《四川大学史稿》第178-180页）
与梅贻琦等人一样，任鸿隽也认为大学的好坏不在于有没有大楼，而在于有没有大师。因此他一上任就把聘请著名学者当作头等大事。他认为原来的教师队伍有两个问题：一是川籍教授太多，有近亲繁殖的危害；二是有些教授思想陈旧，方法不当。因此他宣布重新发放聘书，没有得到聘书的可以另谋出路。与此同时，他四处聘请著名学者前来任教。
1936年9月，任鸿隽在开学典礼上说，经过一年努力，学校在以下三个方面发生变化：
第一是学生人数大大增加，学生人数由原来的四百多人已经增加到六百多。新生中外省人比例很大，这种作法与国外大学招收外籍学生一样，有利于大家开阔视野，交流思想，增进友谊，也与“国立化”目标完全一致。
第二是新聘一批教授，其中有担任过厦门大学副校长和北京大学教授的著名哲学家张颐，有研究西南民族语言的闻宥，有分别在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戴家祥和萧涤非，有刚从英国归来的外文系教授钟作猷，史学教授范祖淹、教育学家张敷荣和刚从美国归来的心理学家刘绍禹，有在中央研究院担任过化学研究所所长的王季梁，有在北大任教多年的光学专家张宗蠡，有在比利时研究法学的刘雅声，有在浙江大学森林系任教的程复新，还有曾在清华大学任教、最近刚从美国归来的体育系教授黄中孚……。前后来川大的还有曾经担任中央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桂质柏，曾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刘大杰，著名生物学家钱崇澍等数十人，这些人均为一时之选。据当年曾在这里就读的著名学者王利器回忆：“那时的四川大学很注意教师阵容，尽力网落有真才实学的名家学者来校执教，学校办得很有生气，一时蔚为蜀学中心。”（同上，第183页）
第三是校舍和教学方面有所变化。在校舍方面，任鸿隽经过调查草拟了一个三年计划，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拨出30万元，先建一座大型图书馆，再将原校址皇城改建成一个大学城。在这个开学典礼上，任校长说虽然经费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商讨，但校舍改建的筹备工作已经就绪，马上就可以动工。1937年4月，任鸿隽再三权衡，最后决定将校址定在望江楼附近。不久，新校舍破土动工，后人称这一决策很有远见（《四川大学史稿》第199页）。在教学方面，任鸿隽认为课程标准必须注意两个原则：一要注意打好基础，“即在第一二年级，必须将中国文、外国文，及普通科学修读完毕，到三四年级时然后学习专门功课，免致好高骛远，一无所成。”二要注重培养学生自学研究的能力。他提出“本学期为免除教学上灌注式的弊病起见，除少数特别情形外，所有讲义决定完全废除。要大学多读书，多动手笔记，以养成自动的探讨研求的精神。”（《科学救国之梦》第545页）
任鸿隽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说：“学政法的，我们可以使他们去研究地方政治，或县政实施，学经济的，可以叫他们去调查商业状况和农村经济，学农的可以叫他们去改良农作种籽，学物理化学的，可以叫他们调查及改良土壤”（《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4卷第2期，转引自《四川大学史稿》第187页）。在他的主持下，四川大学在这方面进步很大。以农学院为例，该院师生深入田间地头，在开展双季稻栽培试验、引进优良品种、调查柑橘生产和其他农业资源、改进植棉技术和植树造林等方面，都做出许多显著成绩。更重要的是，这些活动激发了学生的研究兴趣，他们主动成立各种研究会探讨学问，从而大大增强了学术空气，丰富了校园生活。据说“从1935年到1936年下（半）年，除王兆荣时期已成立的研究会外，新成立的研究会有英文研究会、史学研究会、戏剧研究会、音乐研究会、演说辩论会（分国语和英语）、奖励论文会、法律学会、体育研究会、经济研究会、国学研究会、经济地理研究会、政治学会、数学研究会、物理学会、化学研究会、生物学会、农学研究会、园艺学会、植物病虫害学会、蚕桑学会、农业经济学会、农业教育学会、社会问题研究会、青年问题研究会、妇女问题研究会、青年写作协会川大分会、新闻学会、歌咏戏剧社、绘画研究会等。许多学会的学术活动搞得十分出色，成绩卓著。”（同上，第191页）这就是任鸿隽“现代化”目标的具体内容。可见他不是把理论联系实际当作一个为我所用的口号，更没有把它可以当作一种整人手段。
四、任鸿隽的辞职与晚年遭遇
任鸿隽锐意革新，有目共睹，成就很大，因此获得教育部传令嘉奖。正当四川大学步入正轨，并进入欣欣向荣的发展阶段时，突然传来正在南京的任鸿隽向教育部提出辞职的消息。川大师生闻讯后，文学院院长张颐与76名教授职员联名致电教育部和任鸿隽，进行挽留。全体学生也召开大会，并致电任校长，要求他继续主持校务。电报说：“本校自先生长校以来，校务蒸蒸日上，全校师生额手称庆。近闻先生忽将引退，群情惑然，现值本校正谋发展之际，尚非贤者高蹈之时，万恳早日回校主持校务，不独本校，亦国家民族之幸也。”（《国立四川大学一览》，转引自《四川大学史稿》第209页）但由于任鸿隽去意已决，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于1937年6月签署了同意他辞职的训令。
任鸿隽的辞职原因很多，细说来主要有两个。一是他的改革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比如他要广纳名师，并反对把四川大学办成一个闭关自守、近亲繁殖的地方性学校，就必然辞退一些思想陈旧、教学方法落后的四川籍教师，这就引来不少人的反对。据说他上任时，曾宣布前任校长聘定的教授不算数，要另送聘书，无聘书者可以自谋出路。这一措施在教授中引起轩然大波，许多教授公开表示反对。这次反对虽然无效，但也为后来埋下隐患。
二是其夫人陈衡哲的有关文章引来恶意攻击，终于导致他们愤然离去。陈衡哲是江南大家闺秀，她从小接受新式教育，是中国第一位庚款女留学生，第一位北大女教授，第一位用成功地用白话文写小说的女作家，第一位参加太平洋科学会议的女学者。1936年2月，入川不久的陈衡哲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川行琐记--一封给朋友信的公信》，披露她一路上的经历和到达四川后的见闻感想。这是一组分四次写成散文，分别刊登在《独立评论》第190号、195号、207和216号。陈衡哲是文章高手，这组散文至今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从第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她对这次远行极不适应。比如在重庆吃饭，就辣得难以下咽；从重庆到成都，因为天气不好，被折腾得够呛；到了成都以后，正值冬天，因为行李未到，房子走风漏气，又买不到火炉，让她大病一场。这一切，都让她对四川产生不良印象。几个月后，她发现这里大多是阴天，太阳难得一见，因此不仅对“蜀犬吠日”有了深切体会，而且还对云南有了真正的理解。她说，由于四川总是阴云密布，因此所谓“云南”，就是“云天云地之南”了。她还幽默地说：“'四川'的名字不很恰当，因为一省之中，川流何止千万，那能以'四'为限？倒不如把牠改为'二云省'”（《独立评论》第195号第16页）更恰当。为什么要改为二云省呢？她解释说，因为除了天气多云以外，当地人还喜欢吞云吐雾（吸鸦片）。
如果说自然环境和生活习惯还是个适应问题的话，那么文化落后和政治腐败则让她不能接受。在《川行琐记（二）》中，陈衡哲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四川的落后。一是小孩子到处拉屎、砸汽车玻璃，没有教养；二是女学生“宁为将军妾，不作平人妻”；三是许多人吞云吐雾，不把吸鸦片当作可耻的事。她认为四川的落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军阀，二是鸦片。只有彻底销毁鸦片，人民有了奋发向上的精神，才能对军阀统治来个釜底抽薪。《独立评论》发表这篇文章时，胡适在《编辑后记》中说：“这一期里有两篇文字都是写四川的现状的。衡哲女士的'四川的二云'写的是四川在那双层密云笼罩之下的黑暗。'寿生'先生的'二十三年代'里面写的那个黑暗惨酷的'桐尖市'，他用的地名虽然是捏造的，读者当然认得出那是什么地方。”（同上，第21页）
陈衡哲的文章发表后，社会上反响很大。赞成者说：“您太客气了，若由我来写，哼，我不能仅仅说那么一点。”有人甚至说：“这位陈女士真不知道黑暗哩。她那（哪）知道比她所说还要丑恶，还要壁垒森严的四川内地的情形，她说得真太少了。”还有的说：“您是外省人，您可以说真话，我们可不敢说。我们一开口，人家就骂，'为什么你不投胎到外省父母的肚子里去呀！'”但是陈衡哲在《川行琐记（三）》中说：“这位朋友不知道，外省人说真话，也一样要挨骂的”（《独立评论》第207号，第18页）当地的几家报纸甚至把这件事当作重要问题，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文章，并假造学生来信，说陈文是颠倒黑白，污蔑四川人的人格。对于这种状况，任鸿隽不得不在《独立评论》第215号发表《关于〈川行琐记〉的几句话》，说明言者无罪的道理以及陈衡哲的幽默和良苦用心。
平心而论，陈衡哲以她敏锐的感觉和独特的视角，反映了四川的真实情况。有人以为她是因为物质生活不好而发牢骚，她辩解说：“我们这一群人在此的最大困难却也并不尽在物质和环境上，虽然我们对于有些情形，有时也感到难受；但一想到现在正在被人吃，或吃他人之肉的四川灾民，想到了四川内地人民的流离困苦，我们也就怀著一颗惭愧的心，自动的去和环境妥协了。”她还说，在四川大学的教职员中，有一群非常努力的人。她觉得：“在一个受过军阀蹂躏的社会环境中，竟能找到这样一群手持火把接前导后的朋友们，真不能不使人感到格外的钦敬。”（《独立评论》第207号，第19-20页）这些话都是非常真诚的。
大约在1937年年初，陈衡哲离开四川，先行回到北平。她的离开，可以用她自己在《川行琐记（四）》中的话来形容：“一个受过教育者的最重要的品性，第一是自尊。他不能让一个在泥里打滚的人，把他也拉到泥里去。”（《独立评论》第216号，第8页）在这篇文章里，她还讲了两个爱管闲事的故事，大意是管闲事本事是为了对方好，但是却受到对方的责难。这明显地表达了她在四川的处境。不过，她认为即便如此，也就能撒手不管。因为好人不管闲事，会让罪恶增加。因此她的大女儿说：“我想家父离开四川多少是有点遗憾，虽然他从来没有对我们表示过，但我设身处地来假想，倘若我抱著一腔热切的期望，想要建设一番事情，结果却不欢而散，自然也会感到很失望。但他始终不谈这件事，只是淡淡地说，事情既然到这个地步，我们所能作的就这么多，以后就让他们接著办罢！”
任以都还说：“那时的四川，落后闭塞得不得了。他们刚到成都，便有许多不认识的人一窝蜂跑到他们住的地方来，说要来看博士，问他们看什么博士呀？他们就回答说来看女博士。家母看到这个场面，觉得啼笑皆非，因为她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就算拿到了，女博士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诸如此类的事情，让她深深感到四川的文化实在太落后了，加上家母又是心直口快的人，言语间常常透露出对四川的不满，可以说她是不太喜欢四川的。没想到后来抗战期间，又到四川住了好些年。”（《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第89-90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八十二年出版）另外，从陈衡哲去四川没有退掉北平的房子来看，她本来就没有做长期打算，因此他们的离去，也是意料中的事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任鸿隽夫妇去香港将子女送往美国并交代了中基会的财产后，又返回大陆。随后他们定居上海，担任过一些名誉职务。任鸿隽回来的一个最大愿望，就是维持中国科学社及其事业，但是从1950年1960年，中国科学社及其所属《科学》杂志、图书馆、研究所和所有房产资金，一个也没有保住。到了1961年11月9日，75岁的任鸿隽与世长辞，可以想象他走的时候心情多么沉痛。任鸿隽去世后，他在美国的儿女连回国奔丧的念头都不敢有。据说任家在上海有一座别墅式小洋房，人们称之为“任家花园”。但是1974年任以都第一次回国时，她看到母亲的“生活环境很差，住的地方几乎比抗战时期还不如。”（同上，第116页）
1962年，长期被眼病折磨的陈衡哲应子女要求，写了《任叔永先生不朽》。其中谈到多年前任鸿隽曾经对她说：“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同上，第194页）这一细节也许有助于解读他们夫妇离开四川的原因。在此之前，她还写过许多诗词，其中有一首《浪淘沙》是这样的：
何事最难忘，知己无双：“人生事事足参商，愿作屏山将尔护，恣尔翱翔”。
山倒觉风强，柔刺刚伤；回黄转绿孰承当？猛忆深衷将护意，热泪盈眶。（同上，第196页）
1976年1月7日，陈衡哲没有等到文革结束，在上海去世，享年86岁。任以都记得母亲曾经对她说过这样的话：“我们那一代人出去留学，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学成归国，要为国家、人民尽点心力、做点事。你们这一代却根本对公众的事，没有什么理想，只愿念个学位，找份好差事，这算什么？”（同上，第120页）
如果说任以都那一代已经是“没有什么理想，只想念个学位，找份好差事”的话，那么如今的人就更严重了。我想，这就是我们与五四先哲的巨大差距，也是大家怀念他们的主要原因。
附二：陈衡哲二题
一、现代女性的双重角色
回顾过去的一年，职业妇女的双重角色及其困惑，成了公众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匆匆浏览一下这方面的议论，特别是《中国妇女报》的专题讨论和《东方》杂志有关妇女问题的几篇力作，给人启迪良多；然而不知是我孤陋寡闻，还是人们确有疏露，在众多的文章中，我竟没有看到一点儿有关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者──陈衡哲的文字。
陈衡哲被人遗忘，其实并非始于今日。不过，只要看看她所拥有的一系列第一：庚子赔款的第一批女留学生，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女作家，北京大学的第一个女教授，出席国际太平洋学术会议（连续四次）的第一位中国女学者……，你就不能不承认她的确是五四以来中国妇女界的一大骄傲。尤其令人羡慕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在事业上成绩斐然的知识女性，在家里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贤妻良母。
陈衡哲认为，妇女解放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她们自身，而且还应该影响到丈夫、家庭和子女。据说她在家里比较“独裁、专断”，因而使自己的丈夫、著名学者任鸿隽博得一个怕老婆的“美名”。他们有一儿两女，任先生对家务和子女的学习从不过问，但三个孩子在夫人的教养下，却不仅从小学习刻苦，长大也都事业有成。３０年代初，陈衡哲写过一本关于妇女解放的小册子。她在这本书中曾经颇为感慨地说，倘若连孩子洗澡，都要让爸爸放下手中的书，跑去哄劝，那么做父亲的也就太累了。知情人说，这话是针对胡适家庭而言的。前不久我在一份海外报纸上看到，她的女儿任以都只身留学美国，经过艰苦奋斗，终于成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教授。任小姐所作所为，颇有其母遗风。相比之下，胡适的家庭教育却令人失望。抗日战争时期，胡适在美国担任大使，夫人留在国内无所事事，整天沉溺于打牌。结果他们的二儿子屡屡逃学，混迹于上海滩的娱乐场所。无奈之下，胡适将他接到美国，但他却把学费拿到跑马场去赌博。由此可见，母教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多么重要。
１９９５．１２．２０．
二、游览“三多堂”的感受
山西太谷县的三多堂民俗博物馆(又称曹家大院)，是晋商的一所遗宅，其形制规模，可与乔家大院媲美，只要看过《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人，就不难想到它的模样。几年前我曾经到此一游，才知道所谓“三多”，是“多福、多寿、多男子”的意思。同行的一位作家开玩笑地说：“这与有钱、有酒、有美人倒是一付妙对。”
我总觉得，乞盼福寿、追求享乐是一种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但是近年来这种思想却又沉渣泛起，大行其道。最常见的例子，就是逢年过节，人们往往要倒贴一个“福”字，据说是为了讨个吉利。流风所及，即使是知识界也不能免俗。前两年，我还看到一付对联：“四海黄金皆入户，五洲白玉尽临门”，那气势，好像要将天下财富一口吞下去似的。人的私欲膨胀到这种地步，并且赤裸裸地展现出来，是很可怕的。
三多堂的主人乞求三多，结果并不美妙。早在七十多年前，著名作家陈衡哲曾经参观过这里。她说：曹家的人虽然很有礼貌，但男子中“却有三分之二是曲背耸肩，苍颜削颊的。”究其原因，与这个封建家庭的结构、体制有关。有人问陈衡哲，假如让你生活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将会如何？她回答道：“我若打不出一条活路，便只有三件事可做，其一是自杀，其二是发狂，其三是吸鸦片烟！”难怪导游小姐向我们介绍说，到后来，这个家族也有“三多”：赌博的多，抽大烟的多，精神失常的多。三多堂的悲剧正好印证了清人梁章钜的说法。梁在《浪迹续谈》中说：第一，世人往往以“三多”为颂祷之词，其根据是《庄子·天地》篇的“华封三祝”，然而在“华封三祝”中除了“多男子”外，并没有另外“两多”；第二，我国早有“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的说法，因此所谓三多不仅“实无所出”，而且“并非佳语”。
梁章钜还说，在他看来，“三多”一词应该是出自《玉海》，“乃看读多，持论多，著述多也”。这与《辞源》对“三多”的解释大同小异。《辞源》“三多”条有两个义项：“①多福、多寿、多男子。旧时流行的祝颂词。……但《庄子》只说寿、富、多男子，并非吉语。……②宋陈师道《后山居士诗话》：'永叔（欧阳修）谓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梁氏生活在清朝中后期，担任过封疆大吏，他的见识应该让官场上那些不学无术的后来人感到惭愧。
有趣的是，关于“三多”的说法还有很多。近人蔡云万在《蛰存斋笔记》中说，上海某银行经理出国考察，归来后谈到国外见闻时总结了三多：乞丐多、妓女多、飞机大炮多。受其启发，蔡也总结了国内的三多：过去在南京是驴子多、大脚仙多、红顶花翎道台多；如今在上海是富户多、绑匪多、摩登女子多，或曰离婚多、暗杀多、律师多。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特征，比如五六十年代是会议多、“运动”多、冤案多，到了九十年代则是公款吃喝多、三陪小姐多、下岗工人多……。所以只要我们注意观察思考，就可以举出一个又一个“三多”。
１９９６、６、
张慰慈及其《市政制度》
一、胡适的至交
在胡适的书信和日记中，经常会看到张慰慈的名字。这些材料告诉我们，在众多的朋友中，张慰慈几乎是胡适认识最早、关系最好、交往最多的一个。传统史学很注意研究人物的“交游”。如今胡适研究很“热”，但是对其“交游”却关注不够，其中张慰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张慰慈字祖训，江苏吴江人，是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然而在大陆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和台湾出版的《中华百科全书》中，却没有他的名字。关于他的出生年代，《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和《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都说是1890年或1892年生人。最近，他的孙女、旅居澳大利亚的张旦悦女士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爷爷张慰慈，生于……1893年1月22日(其实应该是1991年)”（引者按，括号为张女士所加）。看来，仅仅是一个出生年代，就众说纷纭，尚须考证。
大约十三四岁的时候，张慰慈和胡适就是上海澄衷学堂的同学。胡适考取庚款留学生去了美国之后，张给他寄过一部《马氏文通》。该书让胡适大叹作者“用功之勤”。从这件小事中，也可以看出送书人的良苦用心。两年后，张慰慈也到美国留学，入埃阿瓦大学，五年后获博士学位。1917年，二人结伴回国，并一同进入北京大学任教。回国后，张慰慈与胡适一道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有：《美国城市自治的约章制度》、《美国委员式的和经理式的城市政府》、《美国劳动运动及组织》、《俄罗斯苏维埃政府》（译文）、《最近德国政治变迁》等。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有：《俄国的土地法》、《俄国的婚姻制度》、《俄国遗产制度之废止》、《女子解放与家庭改组》等。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张慰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城市制度、国际政治和妇女问题。其中译自美国学者的那篇《俄罗斯苏维埃政府》，曾引起广泛关注。
1922年胡适创办《努力》周报，张慰慈是努力社的主要成员之一。该报维持了一年半左右，张慰慈在上面发表的文章有：《制宪问题》、《市政问题》（连载）、《多元的主权论》、《从英国最近的政党状况上说明这次内阁改组的原因》、《什么叫近东问题》、《德国的经济议会》（连载）、《欧洲的新国家》（连载）、《普鲁士的新宪法》、《德国的赔款账》、《罗尔问题》、《新旧国家立法部与行政部关系的比较》、《政治改革的目标》、《革命和政治改革》（连载）、《城市在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连载）等。从文章中不难看出，张慰慈对欧洲历史和城市问题的研究，已经达到很高水准，许多观点至今仍有借鉴作用。
二、研究市政制度
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以《市政问题》为例。张慰慈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两个观点：一是城市与中央的关系，二是城市政府的组织结构。关于前者，他说现代城市与中央政府应该是一种自治的关系。所谓自治，并不是要脱离中央政府的管辖去搞独立，而是在中央政府规定的范围内，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事务。至于后者，他认为市政府是具体管理本市市政的，中央政府是制定政策协调各地均衡发展的，二者在功能和职责上有很大不同，因此城市政府不应该照搬中央政府的模式。也就是说，千万不要以为中央政府有什么机构，市政府就应该有什么机构。他还以美国历史为例，提出城市政府的三个重要原则：“职权必须集中，责任必须确定，民选的官吏万不可过多。”（《努力周报》第12期）张慰慈的这些观点，对于开拓我们的改革思路，很有帮助。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张慰慈的《市政制度》一书于1925年9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这本书共18章，其中包括城市的发达、城市的特点、城市在历史上的地位，城市和国家的关系、欧美各国的市公约、城市的选举、市民的直接立法权、城市的政党、市议会、市长、委员会式的城市政府和经理式的城市政府等内容。
在这本书的绪论里，张慰慈开宗明义指出：“凡大群人民，聚居在小小一块地方，统称之为城或城市。”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定义。于是他对城市的要素做了如下分析：第一，从地理的角度看，城市“有一块确定的地方，其中大部分的空地已造满房屋。”第二，从社会的角度看，城市里“有大群的人民，很稠密的居住在这块范围很小的地方上。”第三，从政治的角度看，城市“有一个地方政治机关，管理该地方上的公共事务。”基于以上三点，他给出如下定义：“城市是一个人民众多的社会，占据一块确定的，房屋稠密的地方，并有一个有组织的政治机关。”（《市政制度》，第1-4页，亚东图书馆1925年出版）
通读全书，可以看出张慰慈的文字生动典雅，精美传神，雅俗共赏。他是一位善于从普通常识入手，以司空见惯的现象为基础，结合历史发展脉络，通过周密论证，总结出普遍性规律的高手。因此。胡适为该作序时特别欣赏张慰慈的两个观点：
凡一种民族没有建设城市的能力，其文化必不能十分发达。
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步是从乡村的生活变化到城市的生活。
在张慰慈启发下，胡适不无忧虑地说：现在中国正在进入城市化过程中，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实在很少组织大城市的能力。远的我们且不说，就拿北京作个例罢。北京的市政全在官厅的手里。有能力的官僚，如朱启钤之流，确然也曾留下一点很好的成绩。但官僚的市政没有相当的监督是容易腐败的。”他还说：“我们大城市的市政的失败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虽住在城市里，至今还不曾脱离农村生活的习惯。”因此，他“希望慰慈这部书能引起一部分国民的注意，能打破他们的乡间生活的习惯，能使他们根本了解现代的城市生活的意义与性质。”而现代城市生活的意义与性质，就是必须具备自治的能力。
三、徐志摩的挚友
《市政制度》出版之后不久，即1925年10月，《晨报副刊》因改版而邀请徐志摩担任主笔。为此，张慰慈翻译了叔本华的《妇女论》在《晨报副刊》发表。叔本华的文章犀利幽默，嬉笑怒骂，痛陈时弊。为了不至于引起误会，徐志摩还写了一篇介绍性的文字。他说：叔本华对女性的观察，虽然并不完全正确，但他骂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妇女。当时欧洲妇女在男性社会的压迫下，往往是“不负责任，没有公德心，孩子气，欺骗，作伪，见识浅薄，奢华，琐碎，虚荣心，嫉妒”的。随着社会进步，欧洲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这就使她们能够抛弃各种陋习，拥有人格尊严，并在学识和事业上做出自己的贡献。他还说：《妇女论》见报前，张慰慈就表示“缺少幽默的读者”可能会生气；《妇女论》见报后，他也“盼望我们的男女读者们都有某种程度的幽默”，最好将北京妇女与叔本华骂过的欧洲妇女比较一下，看看她们的过去是不是我们的现在，她们已经抛弃的缺陷是不是还被我们摹仿，她们已经获得的权力、成绩和报酬，在我们这里是不是还很遥远的事。
尽管张、徐二人用心良苦，但《妇女论》发表后还是受到许多人的攻击。为此，张慰慈根据蔼理斯的观点又写了《论妇女的智力》，并在该文附记中再次作了解释。他说：我翻译《妇女论》，原来是想让太太们看看叔本华骂得痛快不痛快，但是她们却不仅大骂叔本华，而且连我也骂了。他还说：“可惜他们骂我的话都是口头的，并没有写出来给大家看，这倒是一种遗憾。”（《晨报副刊》第一四0三号，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张慰慈的“遗憾”很快就“兑现”了。1926年初，鲁迅在《猛进》周刊发表文章，含沙射影地把张慰慈“骂”了一顿。他说：“叔本华先生以厌世名一时，近来中国的绅士们却独独赏识了他的《妇女论》。的确，他的骂女人虽然还合绅士们的脾胃，但别的话却实在很有些和我们不相宜的。”（《华盖集·碎话》，见《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对于鲁迅的这种说法，张慰慈并没有回应。
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时，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组织“仇俄友俄”大讨论。参加这次讨论的大多是学界名流，前后发表文章数十篇。这次大讨论是“问题与主义”和“科学与玄学”之争以后，中国思想界又一次重要的思想交锋。由于这次讨论是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所以它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苏俄对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总结中国历史的教训，具有重要作用。
在这次讨论中，对阵的主将是左派学者陈启修和自由派学者张奚若。张慰慈只写了两篇文章。在第一篇文章《阿玛那--一个试验共产制度的社会》中，张慰慈介绍了几年前他在美国中部参观的一个共产公社。该公社名叫阿玛那，是意大利后裔办的。张慰慈发现，那里的人不愿意和外界接触，也不愿意让世人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他们只晓得过他们孤独的共产生活，他们决不肯像俄国共产党那样去宣传他们的政策和制度。”（《晨报副刊》第一二九八号，民国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由此可见，空想社会主义是当事人“孤独”的选择，而苏维埃社会主义则要通过“宣传”让大家接受，这恐怕就是二者的真正区别。
在第二篇文章《我也来谈谈苏俄》中，张慰慈坦率地表达了对苏俄的看法。他说：苏俄对中国的影响可以分为外交和内政两个方面。在外交方面，尽管苏俄外长于民国九年（1920）照会中国政府，表示要退还庚子赔款，取消俄国商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放弃沙俄在中国的一切权利，并声明在中国人民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愿意提供武力援助。但是这一切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事实上，中国的广东“已经在苏俄的势力之下，差不多可以算是赤化了”；如果北方也被控制，中国就会被它同化。遗憾的是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并不在意，现在虽然注意了，但大家在讨论“仇俄友俄”的时候，还是表现出重理想不重事实、重外交不重内政等毛病。所以他认为，苏俄的存在不是一个“仇和友”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学理问题，而是一个事实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张慰慈还用大量篇幅谈了苏俄为什么要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及这种政策的实质是什么。现在读这篇文章，处处可以看到作者的真知灼见。对于这次争论，胡适最初是不以为然的。第二年他路过苏联去英国开会，曾多次给张慰慈写信表达自己的意见。可见二人的关系超过了他们共同的好友--徐志摩和张奚若。
除了这两篇文章以外，张慰慈还翻译了开痕司（凯恩斯）的《论苏俄》。这是一篇分三期连载的文章。文章对列宁主义既是一种宗教信仰又是一种经济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这对于人们认识苏俄的本质也有很大帮助。此外，张慰慈还在《现代评论》发表过许多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在济南遇难后，张慰慈立刻奔赴现场处理后事。随后，他又护送徐志摩灵柩回乡安葬。这在徐志摩的朋友中，似不多见。
四、弃学从政之后
1928年，胡适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之后，提议杨亮功担任副校长，并聘请张慰慈、叶公超、杨鸿烈、梁实秋、陆侃如、冯沅君、沈从文等人担任教授。（《杨亮功先生年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初版，第149页）1930年，杨亮功担任安徽大学校长，聘请张慰慈为法学院院长（同上，第170页）。
由于受时局的影响，当时北京大学因许多知名教授的离开，早已失去五四时期的风采。这种情况到1931年开始有所转变。这一年，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胡适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为了挽救北大，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联合召开“研究特款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北京大学增设“研究教授”，月薪400元，由北大和中基会共同支付。据胡适日记记载，会议决定聘请汪敬熙等15人为研究教授，陶孟和竭力“主张加张慰慈，但慰慈自己愿意本年不受，故梦麟未提出。”（《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页）
随后，张慰慈离开学界进入铁道部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日伪统治区有一个名叫中华法令编印馆的机构，曾经编过一本《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其中有“张慰慈”的词条。该词条说，张除了在大学执教外，还担任过财政部秘书、沪宁、沪杭甬铁路管理局运输课副课长、北宁铁路管理局总务处长、铁道部参事和南京中国政治学会干事等职务。
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出版的《国民政府职官年表》，张慰慈是在1933年12月2日担任铁道部参事的。估计上述“财政部秘书、沪宁沪杭甬铁路管理局运输课副课长、北宁铁路管理局总务处长”，都是在此之前的职务。另外，在1933年3月底，汪精卫曾托张慰慈给胡适带信、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长（《胡适来信书信选》中册，第208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版）。当时汪以行政院长身份兼任铁道部长，并住在铁道部宿舍。根据这些情况推测，当时张慰慈已经在铁道部做事了。
抗日战争开始后，铁道部于1938年1月1日裁撤，张慰慈离开那里，出任资源委员会购置室主任。资源委员会是国民政府专门负责重工业建设的垄断机构。它规模庞大，下辖121个总公司，近1000个生产单位，拥有管理人员3万多人，技术工人22万人以上。张慰慈上任后，对该委员会实际负责人钱昌照等人夸夸其谈的作风很不满意，便萌生退意。1938年底，张慰慈在信中向胡适倾吐心中的苦恼。他说：“在所谓抗战时期，决不是我们讲建设的时候，因为所谓厂矿决非立时立刻可以办得起来，等到办了一半停止，不是前功尽弃，白费金钱？但乙藜（按：钱昌照字乙藜）先生一类人物只晓得海阔天空，乱吹乱唱，今天办这样，明天办那样，至于怎样去办，办了以后又有怎样影响，他们毫不计及，到了今年秋天，湖南湖北江西等处的厂矿就拆的拆，搬的搬，毁的毁，不晓得白费了多少金钱。可是经过了这样的教训以后，他们还是不能觉悟，照样的要买这样，买那样，还是大刀阔斧的去干。但我却不愿意把有用的金钱由我的手里白花出去，所以借了另外一个题目，打了几个电报向资源委员会辞职。”（同上，第392页）
资源委员会属经济部管辖。经济部部长翁文灏知道资源委员会留不住张慰慈，便想让他“回部工作”。在张慰慈眼里，翁文灏虽然“是一个极好的好人，但胆子太小，气量不大，很不容易有作为”。再加上回了经济部以后，他看到“大部分人到了现在还是'做官'不是'做事'”（同上，第389页），便以父丧为名，请假回了上海。
回到上海以后，张慰慈本想闭门读书，却又感到无聊。后来他翁文灏叫他回去，他想与其“跟了他们乱吹乱叫”，还不如“在家坐到没有饭吃的时候再说。”（同上，第397页）从这种堵气的话里，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很坏。他给担任驻美大使的老朋友胡适去信，试探有没有可能到美国工作。胡适劝他还是回重庆去，但他坚决表示：“实在不愿意再去鬼混”（同上，第419页）
正如张慰慈所说，翁文灏的确“是一个极好的好人”。为了挽留张慰慈，他费尽心机想了许多办法。有关资料显示，张慰慈于1943年3月至1944年5月，担任国民政府经济部参事（参见台湾版《国民政府职官年表》），1945年6月27日到1946年，担任战时生产局参事（《民国职官年表》666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基本上没有脱离经济部的管辖领域。
五、晚年景况
据胡适日记记载，胡适离开大陆之前，曾与张慰慈在上海见过面。后来他们之间断了音讯，张慰慈在胡适的日记和书信中也就消失了。由于找不到张慰慈的相关资料，因此我在拙作《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张慰慈》中说：从此以后，张慰慈“'去'向何处，则不得而知。”该文在台湾《传记文学》发表后，杨杏佛的儿子杨小佛先生因为与张慰慈的孙女张旦悦相识，便告诉了她。于是我与张女士建立联系。她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她的爷爷在1949年以后一直是上海文史馆馆员。文史馆是专门安排文化名人的一个统战机构。她的奶奶孙令澜，又名孙孟碌，1899年7月12日出生于江苏吴江石溏湾。由于出生名门，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再加上她留学美国专攻美术，因此和张大千、刘海粟、颜文墚、徐志摩、陆小曼等人交往密切。前几年我通过长途电话向上海文史馆了解情况，被一位工作人员以保密为由婉拒，实在有点遗憾。
张慰慈的儿子名叫张泽群，1968年因煤气中毒不幸去世。媳妇瞿鸿琮，也是名门闺秀。张慰慈的老伴孙令澜是1961年在上海病故的。文革中，张慰慈写过许多交代材料，似乎没有受到太大冲击。1976年3月26日他在睡梦中去世，如果按1891年计算，享年85岁。
“三反”运动中的竺可桢
“三反”运动中的竺可桢
竺可桢是著名科学家、教育家。1936年至1948年，由于蒋介石信任，他当了浙江大学校长；1949年以后，由于毛泽东赏识，他当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直到1974年去世。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大约1000万字日记。这套日记不仅记录了他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也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命运与巨大变化。其中，他在“三反”运动中的遭遇，就颇具代表性。
一、“三反”运动的背景
所谓“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现在看来，“三反”运动的出现有些出人意料。
1950年6月，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经济非常困难，因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并在会上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讲话的中心意思是不可树敌太多，并要在各方面有所让步。]
毛泽东话音刚落，就爆发朝鲜战争，中国政府决定派志愿军入朝参战。对外战争的爆发使当局对国内形势的判断有所改变，于是在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下达参战命令的第三天，即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要坚决纠正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倾向。这样一来，不可树敌太多的思想路线立刻演变成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与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合称为“三大运动”。
三大运动结束后，由于经济建设欠账太多，毛泽东于1951年10月又号召开展爱国增产运动。与此同时，为了加强思想统治，防止知识分子对当局的作法产生怀疑，毛泽东还要求在知识分子中同时开展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思想运动，简称思想改造运动。
竺可桢是全国政协委员，当他在政协大会上听了毛泽东对两个运动的解释以后，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体会：“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今天的中心任务。”（《竺可桢全集》第12卷，第458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版。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码）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中央发现全国各地的贪污浪费现象非常严重。于是中共中央在12月1日作出向全党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建立了以薄一波为主任的中央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并在党政军三个系统成立了各级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12月7日，竺可桢在政务院第114次会议上听取薄一波的报告。薄首先介绍了政务院关于调整机构紧缩编制方案，接着讲到贪污浪费情况。他说：“在财政部、贸易部、人民银行三机关内共有326000人服务，而贪污者占九万人，占28%，其中应受严重处分者占千分之一二，已枪毙者150，其中60人在四川一省。税务人员五千人贪污，占全体40%，共贪污五十三亿，平均每人106万元。贪污人员，外勤多于内勤，新干多于老干，直接掌握财权多于间接。论其性质，可分为：1）出卖情报，2）盗卖国家资产，3）假造单据，4）接受贿赂，5）贱买贵卖，6）取公款盗卖金银，7）伪造证据，8）监守自盗，9）集体贪污，10）假公济私。”薄一波的报告代表了中央对国内形势的基本估计，因此周恩来在随后的讲话中说：虽然有抗美援朝运动，但“反贪污、反浪费的运动必须展开”；浪费的原因，“大概是官僚主义”（第484至485页）。
第二天，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这反映了中央反对贪污浪费的决心。但是，由于爱国增产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并没有宣布结束，再加上只有大张旗鼓的指示，而没有具体实施的办法，因此如何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上述决定和指示，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于1952年元旦在中南海设晚宴招待各界人士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1952年已经开始，本年将继续抗美援朝工作为重心，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本年新增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第531页）。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于1952年1月4日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这样一来，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检查、揭发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高潮。从后，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二、中科院为“三反”运动而停止办公
在此之前，《光明日报》于12月1日报道了中国科学院办公室营造科科长黄山立贪污案。据说黄在修建物理楼的过程中，利用职权贪污受贿6059万元。为此竺可桢在日记中说：“……黄立山之贪污，院中三不管之状态有以养成之。……我们大家统对于国家负此损失负点责任。”（第482页）
12月12日，中国科学院成立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由院长郭沫若担任主任委员，副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担任副主任委员。12月25日上午，中科院召开动员大会，郭沫若在大会上说：“官僚主义为贪污与浪费的根源，要肃清贪污与浪费，必须清除官僚主义。为此须发动群众，要大家把公物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这要改造思想，所以……思想改造和三反运动要双管齐下”。这就是说，无论你有没有贪污浪费行为，有没有官僚主义作风，都要从思想改造的角度，积极投入这场政治运动。
会后，竺可桢担任中科院三反运动的领导机构“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当天下午，竺召开节约检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头十天阅读文件，发动群众检举，以后俟进程如何再定办法，预期十至十二星期可以结束（同上，第495页）。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他人的罪行，必然会造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除此之外，让知识分子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也是发动政治运动的一个杀手锏。12月27日，中科院学习委员会召开会议。按照事先安排，由竺可桢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体会。他讲了三个问题：一、自我批评与古代自省有何不同，二、批评与西方代议制有何不同，三、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不是剥夺了个人自由。由于准备不足，或者说尚未想明白，竺可桢认为自己”讲[得]一塌糊涂“（第496页）。这显然与竺可桢从未接触过这类”游戏规则“有关。作为运动领导的竺可桢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1952年元旦，竺可桢与陶孟和、吴有训、钱三强应邀出席了毛泽东在中南海设的晚宴，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关于三反运动的讲话。第二天上午，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根据形势的要求召开临时会议，决定”即日发动'三反'运动，……希望十天以内有结果。“郭院长还要求从当天下午起，中科院停止办公，全力以赴投入运动。郭沫若是通天人物，他的这些作法显然与中共中央随后发出的《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有关。
元月3日上午，竺可桢召开”节约检查委员会“会议，”讨论如何响应毛主席号召，发动大众热情来做'三反'运动。“正在这时，中科院党组成员兼该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曹日昌的母亲去世，要回老家奔丧，竺可桢劝他不要回去。可见当时的气氛紧张到什么程度。当天晚上十点半，竺可桢收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来信，要他在第二天八点半之前汇报运动情况，同时提交书面报告。竺可桢立刻通知曹日昌，让他连夜准备书面报告（第532页）。第二天一早，竺可桢与曹日昌前往文委会进行汇报。曹日昌准备的书面报告分五个部分：（1）是否已经自上而下检讨工作，（2）自下而上的发动工作怎样，（3）”三反“运动的重点何在，（4）检查组织状况如何，（5）存在何种基本问题。运动刚刚开始，曹日昌就能写出如此报告，真不容易！
有意思的是，就在大家积极响应毛泽东号召，大张旗鼓地投入”三反“运动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龚育之的文章：《纠正科学刊物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评〈科学通报〉第二卷》。文章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实践论》之后，中科院主办的《科学通报》没有转载，对《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也不注意。另外，该刊只介绍资产阶级国家的科学状况，没有把国内科技成果放在突出位置。这都是”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忽视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表现。看到这篇文章以后，竺可桢马上与郭沫若商量，”决计从第三卷一期起改变方针，将已付印之稿收回，但损失将数千万元（按，旧币，下同）。“（第539页）可见在”三反“运动中，并不反对所有浪费。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浪费再大也无所谓。
三、竺可桢”无法应付“
1952年1月6日下午，中科院召开大会，副院长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分别作了检查。竺可桢在检查中说，除了官僚主义外，他还有”本位主义和敌我不分两个缺点“。与会者对他提出以下意见：一是有作客思想，二是没有接触实际，三是利用公家运器材的机会搬过家具。此外，大家对他们动用巨额公款修建院长宿舍也有很大意见（第534至535页）。
一个月以后，由于文教委员会要求限期完成思想改造任务，竺可桢去找另一位副院长李四光商量。他说：“余辈均五十岁以上人，讲思想改造不及年青人之速。而且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实在使人焦急。”另外，他还听钱三强说：现在“近代物理所年青人亦莫知所从，正如一群鸡鸭，但闻四处呼声，遂致彷徨歧途。”为此，他希望当时兼任副院长的陈伯达能够“到院多主持思想改造或至少能一星期来一次。”（第555页）
这时，三反运动已经变成人人过关了，因此不要说普通知识分子，就连竺可桢也觉得“莫知所从”。为了表示积极，他请沈自敏对自己进行帮助。沈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浙江大学学生会会长，当时在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面对自己老校长，沈毫不客气地指出：你属于“买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态度，所以最能压制学生”。此外他还批评竺可桢的文章“没有阶级争斗性”。
2月28日下午，竺可桢在会上再作检查。检查之后，沈自敏说竺可桢“在浙大培植了强固的反动集团”，曹日昌认为他“对教授治校没有批判”。此外，还有人说他是御用学者，与蒋介石见面不用通报（第569页）。对于沈自敏的说法，竺可桢虽然不能接受，但也不敢反驳，只是在日记中流露了一点不满情绪。
3月15日，竺可桢继续在小组会上做检查。这次检查的问题包括“向上爬、宗派主义、崇美思想及国民党时代学生运动”，其中重点是学生运动。检查之后，许多人提了意见。小组会结束时，院党组成员、历史学家刘大年要求他进一步检查自己的问题。
无奈之下，竺可桢只好再次请沈自敏来家吃饭，帮助自己分析错误。4月14日，刘大年找他谈话。指出他属于统治阶级，有崇美思想，作客思想，在浙大时敌我不分，还为殖民主义辩护；但由于“没有政治野心，没有欲望，问心无愧……，生活严谨，没有贪污”，因此需要从行动上站在人民一边（第599页）。4月23日，竺可桢将自己的检讨装订起来，寄给刘大年和沈自敏。随后，他还与沈自敏谈过自传写作和个人检查等问题。从二人的接触情况来看，沈显然是党内负责“帮助”竺可桢的特殊人物。
经过半年的精神折磨，竺可桢已经难以忍受。他在5月12日的日记中用“年衰力薄”、“真同走尸”、“动辄得咎”、“坐领干薪”等词语来表达自己的痛苦心境。
尽管如此，原来“预期十至十二星期可以结束”的运动仍然是遥遥无期。两个月后，刘大年又来拜访竺可桢，说院里的思想改造运动从下星期开始，要他和陶孟和、吴有训再作检查。几天后，中科院再次召开思想改造动员大会，一向很少露面的陈伯达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竺可桢说：“自院成立以来，陈院长来院作大报告是第一次。”第二天，苏联科学院地理所副所长贾伊且各夫突然来访。正在这时，竺可桢患了感冒，他既要接待外宾，又要准备检查，因此他在日记中说：这种局面“使我无法应付”（第661页），可见他有多么难受。
7月28日，竺可桢写了五千多字的检查稿之后，又一次请沈自敏对他进行帮助。沈认为他在稿子中分析事实太多，分析思想太少，而思想转变的关键是要学习毛主席著作。7月30日，竺可桢在大会上作检查。会议由陶孟和主持，华罗庚、罗常培、范文澜、钱雨农等人出席。8月24日，中科院公布了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没有过关者的名单，其中没有竺可桢的名字。至此，竺可桢总算得以解脱。
四、其他专家学者的遭遇
相比之下，竺可桢周围的专家学者就没有这么幸运。
著名科学家严济慈刚刚被任命为中科院东北分院院长，就遇上了三反运动。于是他首先检讨了自己的官僚作风和作客思想，然后才赴沈阳上任。一个多月后，有人揭发他在解放前拿了美军的3000美元、60两黄金和卡车一辆。于是竺可桢写信让他坦白交待。随后，竺向钱三强询问此事。钱三强说，1945年前后，严济慈为美军创造的价值合十万美元，应该获利一万。但实际上他只得到“黄金一百五十两之谱，即合美金七千五百元之数。”（第558页）1946年，严济慈回到北平后，拿这笔钱买了房子，因此被视为贪污。
2月13日，竺可桢与李四光、陶孟和、吴有训等人商量此事，认为既然有人揭发，就该让严济慈早点坦白交待。于是，他们联名致函严济慈表达这个意见。所幸严济慈的坦白还算彻底，并主动将这套房子充公，才免于处分（第592页）。严济慈的命运显然与他的价值有关。这种事换上其他人，恐怕会是另一番景象。
比如图书馆职工毛宗荫曾经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多年，是中科院图书馆少有的专业人员。因为他经手购买了许多书籍，并负责装订图书馆的报纸，因此有人怀疑他贪污。面对声色俱厉的呵斥，老实巴交的毛宗荫在斗争会上承认自己贪污160万元。但群众并不满足，他只好跳楼自杀，寻了短见。面对这种情况，一向同情毛宗荫的竺可桢居然会觉得“这是右倾思想，……要肃清贪污数千年来的遗毒，牺牲是免不掉的。”（第586页）又如应用物理所一位研究人员因为被人发现私自出售无线电振荡片三片，也在宿舍“畏罪自尽”（第590页）。
除此之外，自杀未遂者不知有多少，其中包括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4月10日中午，竺可桢看望吴有训，得知吴先生因为在运动中难以过关，已经买了一条绳子，几次要悬梁自尽。后来他把内心痛苦向太太和盘托出，才避免悲剧发生。这一切都反映了当时的恐怖气氛。
除了中科院的事情外，竺可桢在日记中还记录了学术界朋友们的一些遭遇。4月25日晚，竺可桢与北京大学教授饶毓泰（字树人）见面，谈到周枚荪（字炳琳）在北大三次检讨未能通过。周的儿子也检举揭发他，但还是儿子的口气。相比之下，陆志韦的女儿在会上检举自己的父亲时，开口就是“你陆志韦”如何如何（第607页），则让他们感到难以接受。饶毓泰是中国物理学界的泰斗，也是吴大猷、杨振宁、李振道等人的老师；周枚荪是北京大学法学教授，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陆志韦是著名心理学家，当时是燕京大学校长。从这些片言只语中，可以看出他们在运动中的处境
与周、陆二人相比，饶毓泰遭受的内心折磨也许更大。三反运动开始后，竺可桢曾多次拜访饶毓泰，2月28日，他听说饶在家中晕倒，便前去看望。3月6日，竺可桢又收到北京大学教授杨振声来信，“知树人神经失常。”他与吴有训匆匆到了饶毓泰家之后，只见饶躺在床上，“眼睛直视无睹，不能认人，但云'为什么缘故'。”
竺可桢在日记中说：饶毓泰得病，是因为他最得意的学生在会上批判了他。批判的理由是他不仅只会“教人做研究”，还说什么清华应该“赶上世界学术水平”。批判者认为这“全是自私自利”。饶毓泰不能接受这种批判，北大副校长汤用彤批评他思想有问题。因此有人说他病情加重，与汤先生的批评有关。饶毓泰也认为，北大自“马寅初、汤用彤起，直到学生，无一寄与同情”，相比之下，“倒是科学院友人还有同情”，因此他想离开北大（第574页）。
随后，竺可桢得知“燕京（大学）'三反'极热烈”，该校的“陆志韦、赵紫宸和张东荪，成为北京各大学'三反'中心人物”（第583页）。浙江大学在运动中“自杀者五人，……许多人自己承认没有根据的贪污事件。”（第711页）这说明，中科院的“三反”运动，似乎没有北大、燕大、浙大等高校那么“热烈”。
一场由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的经济领域的斗争，居然与思想改造运动结合起来，变成了人人过关的政治运动，从而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看来也许有些不可思议，但它确实是老一代人的亲身经历。更重要的是，经过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就会遭到严重打击，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胡适与物理学家的师生之谊
胡适与物理学家的师生之谊
吴健雄的幸福人生
著名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然而她最崇敬的恩师，却是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胡适。如今文理两科壁垒森严，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其实是大陆学者至今不能问津诺贝尔奖的重要原因。
胡、吴的师生关系，是在上海中国公学时建立的。２０年代末，在上海的中国公学因学潮难以为继，无奈之下聘请胡适回母校担任校长。胡适上任后，马上进行整顿，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学生也由３００余人猛增至１３００人左右，而吴晗、罗尔纲、吴健雄等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如果说学文科的吴晗、罗尔纲出自胡适门下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作为数理学系的一名普通学生，吴健雄与名震遐迩的胡校长又能有多少瓜葛呢？原来，理科学生兼学文科，是胡适的一贯主张；抽出一定的时间为学生上课，也是他身体力行的一个原则。因此，吴健雄便有幸成为胡适班上的一名学生。吴聪颖好学，成绩超群。她虽然学的是理科，却舍得花大量时间去读文科书籍。有一次，胡适因为吴健雄成绩优异，破天荒地给了她１００分。这件事成了胡适后半生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大约两年之后，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吴健雄也考入中央大学物理系深造，然而胡适的风范却给吴留下难以磨灭的影响。众所周知，杨振宁、李政道因提出并论证了“宇称不守恒定律”而荣获１９５７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但这一定律的实验证明却是吴健雄设计完成的。当人们为实验物理学界出现了这样一位杰出的华裔女性而感到意外时，吴终于道出了个中奥秘：“要有勇气去怀疑已成立的学说，进而去求证。就是胡院长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两句话。”
抗日战争时期，胡临危受命，担任驻美大使，而吴健雄也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使他们通信和见面的机会稍为多了一些。每逢胡适从华盛顿来到美国西部，他总要看看这位得意的女弟子；吴健雄也借暑假东游之机，去探望自己的老师。从《胡适来往书信选》所收的几封信中人们不难看到，身为师长，胡对吴的生活学习非常关心；作为学生，吴对胡也极为崇敬。然而，这种纯洁的师生情谊也很容易引起误会。为此，吴十分苦恼。有一次，她写信给胡适，在述及她听到当年北大一位女教师爱慕胡适的闲话后，深为感慨地说：“为什么又有许多人最爱飞短流长？念到您现在所肩负的责任的重大，我便连孺慕之思都不敢道及，希望您能原谅我，只要您知道我是真心敬慕您，我便够快活的了。”
１９４２夏，吴健雄正准备与袁家骝结婚，恰逢当地报纸说胡适要来这里访问。吴健雄原以为恩师能顺便参加他们的婚礼，却没想到这是误传。袁世凯的孙子袁家骝也是一位优秀的青年物理学家。简朴的婚礼之后，为了使丈夫进入ＲＣＡ（美国无线电公司）继续从事尖端技术研究，吴“硬着心肠离开这风和日暖”的加利福尼亚。她在信中对胡适说：“我觉得ＲＣＡ规模大，设备好，中国将来正需要这样大规模的工业组织，他应该前去得些经验。”１９４６年，一位美国教授在退休前希望将自己的藏书捐赠给中国的一所大学，在吴健雄的努力下，才将这批图书送给了胡适领导的北京大学。吴女士的爱国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１９６２年２月，胡适大病初愈，吴健雄偕同丈夫由美国赴台湾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他们一下飞机，便去看望胡适。吴健雄见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也在座，便风趣地说：“你是饶毓泰先生的学生，饶毓泰和我都是胡先生的学生，从辈份上来说，你应该喊我'师叔'的。”两天后，胡适在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也饶有兴致地提起这件事。他说：“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起行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平生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不难看出，这话虽有玩笑成分，却也掩饰不往胡适发自内心的喜悦，因为他毕竟是这些驰名世界的物理学家的老师。遗憾的是，在这次酒会上，胡适也许是因为太兴奋了，便不顾医嘱，多讲了几句话，致使心脏病突然发作而倒地身亡。吴健雄万万没有想到，她与恩师的这次见面，竟会成为永诀。
饶毓泰的悲剧命运
前不久，网上评出“美国顶级名校知名华人”，饶毓泰、曾子墨、张朝阳、李政道、钱学森、宋庆龄等人并列其中。由于饶毓泰的“知名度”远不如并列于榜上的其他人，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
饶毓泰字树人，1891年生于江西临川。他早年在上海求学时，与胡适是中国公学的同学，但因为胡兼任该校英语教师，他又是胡的学生。胡适说：“论学问，我那时怎配教英文？但……我教的两班后来居然出了几个有名的人物：饶毓泰（树人）、杨铨（杏佛）、严庄（敬斋），都做过我的英文学生。”
辛亥革命后，饶毓泰赴美国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他看到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谈到“中国无科学之原因，在于狭义的功利主义深入了中国人脑髓”，因此缺乏西方人“舍身求真”的精神时，深以为然。他在信中对胡适说，这实在是我多年来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
1922年饶毓泰学成回国，在南开大学担任教授并创办物理系，20年代未曾赴欧洲从事研究，回国后于1933年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物理系主任。他的学生吴大猷说：“我国物理学研究的开始，不过是1931年前后的事。”那时的北大物理系主任王守竞虽然在量子力学方面成绩卓著，但他后来投身于飞机制造业，没有把研究继续下去。1933年饶毓泰接任后，不仅聚集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还邀请国际著名科学家前来访问。这种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的局面，使当时的研究工作非常活跃。
抗日战争期间，清华、北大、南开共同组成西南联大，因此物理系阵容非常强大。其中不仅有清华的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霍秉权，北大的饶毓泰、朱物华、吴大猷、郑华炽、马仕骏，南开的张文裕以及许贞阳等人，还培养出杨振宁、黄昆、李政道、胡宁、林家翘、张守廉、黄授书、李荫远等一批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遇见这样的'群英会'，是使教师最快乐的事”。
抗战胜利后，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饶毓泰认为这是开辟“吾国教育……新纪元”的大事，也是“延揽人才”、“复兴北大”的好机会。为此，他把钱学森写的《工程科学系之目的及组织大纲（草案）》寄给胡适，并提出“可否由北大聘钱学森先生为工学院长”的建议。但是不知什么原因，钱学森没有及时回国服务。
饶毓泰虽然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但是他命运却极为不幸。他的第一任妻子朱毅农出身于海上名门。其姑姑朱其慧是民国初年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夫人，哥哥朱经农担任过光华大学校长和教育部次长等职务。由于朱经农也是中国公学学生，与胡适、饶毓泰关系很好，因此这门婚事可谓门当户对。饶毓泰留学回国后，曾多次写信与胡适谈及感情问题。从信中可以看出，当时朱女士“骨瘦如柴”，“身体欠佳”，饶对她“虽极有同情，但……踌躇不决”。有人说，朱女士害的是相思病，相思的对象是胡适，不知有何根据。此外，还有一位姓郭的女士与饶毓泰也有感情纠葛，这可能是促使饶下决心与朱结合的一个原因。
据吴大猷说，饶结婚后，因朱女士“有精神病，饶家庭生活不大愉快”，因此二人在1929年离异。几年后，饶毓泰再次结婚，但不久即爆发抗日战争，饶夫人避居上海娘家后不幸逝世。于是，饶毓泰“只有借埋首物理典籍以度过身心皆痛苦的抗战数年生命。”
1948年年底，饶毓泰本来在国民政府抢救学者的名单中，但是他没有乘飞机离开北平。据说，当年国民政府计划抢救的学者共60人，但实际上除了胡适、梅贻琦、毛子水等人外，大多数人没有从命。有人做过统计，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有60人留了下来，中国科学社27位理事除一人去了海外，全部留在大陆。
为什么在最关键的历史时刻，大多数学者都选择留下呢？这恐怕与他们心地善良、思想单纯有关。当时冯友兰就对他的弟弟冯景兰说：“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他还说：“作为一个学者，对于自己所钟爱的学术事业，不能轻易放弃；对于政治，应当保持一定的距离；自己希望国家强盛，但对于哪一个党派掌权，则不想干预，也无力干预，谁能够把中国治理好，自己就拥护谁。”这显然是当时大多数学者的真实心态。
后来，有人在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档案中发现，胡适飞到南京后，曾老泪纵横地对司徒雷登说：抗战胜利后，他只知道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学术，放松了思想战场上的努力。正因为如此，胡适在1949年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作序，揭露了极权政治的本质；1950年又写下《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探讨了“中国崩溃”的教训。
1949年以后，饶毓泰继续担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后，饶毓泰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在大会上指责他主张要“赶上世界学术水平”，是自私自利的思想在作怪。饶不能接受，北大一位副校长说他思想有问题。3月初，饶在家中晕倒，随后又精神失常。当竺可桢看望他时，只见他“眼睛直视无睹，不能认人，但云'为什么缘故'。”“三反运动”以后，饶毓泰就基本上“靠边站”了。文革开始时，他倍受凌辱，于1968年上吊自杀。中国物理学奠基人的最后20年，居然会是这样。
对于饶毓泰，胡适总是念念不忘的。1962年，中央研究院在台湾举行院士会议，院长胡适在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遗憾的是，话音刚落不久，胡适因心脏病突发，倒地身亡。这一过程上文已经涉及，在此不赘。
赵元任与杨步伟
赵元任与杨步伟
胡适和赵元任夫妇是最要好的朋友。我早就想写一篇关于赵元任先生的文章，却一直找不到感觉。写不了先生，就写写夫人吧。最近，我读了杨步伟的《杂记赵家》，难免想到“杨家有女”的典故。“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是《长恨歌》中的名句。如果说白居易在诗中为世人讲述了一个缠绵悱恻、哀婉动人的爱情悲剧的话，那么杨步伟在书里则为我们展现出一个现代女性的幸福人生。
杨出生于一个世家大族，她的曾祖父与曹国藩是同科进士；她的祖父早年当过驻欧使馆参赞，晚年潜心佛学研究，是一个既有民主思想又有宗教情怀的老人。她的父亲（其实是叔父）在戊戌维新时曾与熊希龄、梁启超创办湖南时务学堂，后来从事实业活动，也是开一代新风人物。由于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她从小就像男孩子似的，有一种既淘气活泼又争强好胜的个性。
杨步伟初露锋芒是在辛亥革命之后。那时她才二十出头，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安徽督军柏文蔚请她去当校长。在此之前，她既没有任何学历，也没有工作经验。奇怪的是她居然把一个５００多人的实业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二次革命后，她东渡扶桑，去日本学医。五四期间，国人正在讨论娜拉走出去怎么办的时候，她已经学成回国，与两位女友开办了一家私立医院。
出人意料的是，当世人公认这是一个“大有探春之风”女性时，她却因为谈婚论嫁而放弃了行医生涯。一个留学生，居然在事业的颠峰时期回到家中，心甘情愿地作起家庭妇女来，这好象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看着杨的一生，我觉得所谓家庭妇女也不可一概而论。记得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她曾经问过祖父和父亲，中国人为什么总是说“我们家”要娶某某人，而不说“谁”要娶某某人？可见她对家族主义的传统婚姻十分厌恶。
作为女人，她从小就没有把自己作为家族的附庸。杨家有女是由父母指腹为婚的，但是等到她初长成的时候，却主动为自己退了婚。与赵元任结婚时，他们的婚礼简单朴素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为此，《晨报》还以《新人物的新式结婚》为题作了报道。结婚以后，她也并没有沉溺于家务劳动，而是有干不完的事情。一开始，她为了发挥自己的医学专长，曾经开过一个诊所，专门搞节制生育工作，所以她是中国节育的先驱。赵先生在清华执教时，为了方便师生，她与几位教授夫人开了个小饭馆，曾赢得“小桥流水三间屋，食社春风满座人”的声誉。也许是因为“生意茂盛，本钱干尽”吧，大家送给她们一个“三太公司”的谑称。此外，她还积极参与开办小学、募捐赈灾和慰劳军队等各种各样的活动。
杨步伟是个闲不住的人。虽然她一生所做的事情无法备述，但我以为她的最大贡献还是在文字方面。她的处女作是一本食谱。她当小姐时本来是下不了厨房的，后来因为在清华园办那个小桥食社，才学会做菜。二战时她客居美国，看到市场上供应十分紧张，但美国人却要丢弃许多可以食用的东西，便想写一本食谱。在胡适、林语堂和赛珍珠夫妇的支持下，这本书刚一问世便好评好潮，风行名地，以至于出到十二版还供不应求。杨女士不仅能写食谱，还写过一部中国妇女史的专著。据说这本书写好后，“要出版的地方也很多”，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无缘拜读。至于手头的这本《杂记赵家》，当年在台湾面世时就引起广泛关注，它不仅为世人讲述了-个现代女性的故事，还是一种社会史实的真实记录（赵元任语）。
朱德熙先生在《赵家杂记》的新版序言说：作者之所以有一种积极进取、乐观向上和助人为乐的精神，是因为她抛弃了所谓“过日子”的传统观念，采取了西方人所谓“享受生活”的人生态度。所以我认为杨女士的婚姻取向是个人主义的，这与家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婚姻观截然不同。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国人对于五四先哲们所崇尚的这种价值观念还有许多曲解，以至于一提起妇女解放，就必须走出家庭，投身于革命，一提起家庭妇女，就必然是依赖于丈夫，一事无成。
当然，杨女士也有自己的遗憾。女儿赵如兰说，１９３８年他们全家去美国时，大家都很高兴，但“母亲却非常伤心地痛哭了一场”。原因是她知道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机会了。尽管这是一种缺憾，但是谁能说断臂维纳斯就不美呢？在这个世界上，所谓完美无缺只能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之中。正因为如此，他们夫妇在金婚纪念时才会有如下感叹：
吵吵争争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姻缘。元任欠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杨步伟）
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赵元任）
１９９９．６．２９．
附：杨仁山与金陵刻经处
杨步伟在《杂记赵家》中说：“我们家的地一共有十七亩，在南京的城中心，……将来各位到南京还可以去看看呢。现在算是金陵刻经处了。”日前我去南京开会，顺便去那里看了看。抚今追昔，不禁有些凄然。
金陵刻经处为杨的祖父仁山先生所创办。杨仁山名文会（仁山是其字），安徽石棣人。他的父亲与曾国藩是同年进士。１１岁时他随父亲拜访曾国藩，曾见他应对快捷，有问必答，便对其父说：“此子天资聪明，可及早安排他去应试。”没想到他却说：“我何必在异族人手上去取功名。”这话让他的父亲大惊失色，但是曾国藩却从中看出，“此子将来必有大用”。在大清王朝已经建立二百多年之后，杨仁山竟有如此傲骨，真让人钦佩。如今学风日益败坏，学术界能够有点骨气，不向当道争名利，不与宵小争职称者，恐怕已没有几人。这状况如果套用刘禹锡诗句的话，真可谓“金陵骨气黯然收”了。
太平天国起义时，杨仁山为曾国藩办理军务；起义失败后，又协助李鸿章重建南京，金陵刻经处就是在那时候创办的。据说，杨仁山创办金陵刻经处与他的感情经历有关。他本人相貌堂堂，聪明能干，可妻子却是一脸麻子，悍若河东狮吼。起初他认为，如果在容貌上过于计较，那就不是娶妻，而是玩弄女姓；后来他在杭州遇上一个名叫巧姐的红颜知己，才陷入情网。按照当时民俗，他本来是可以娶她为“并妻”的，只因夫人生了儿子，母亲又出面干涉，才使这对有情人未成眷属。于是，包括杨步伟和《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的作者、台湾学者于凌波都认为，这是促成杨仁山献身佛学并创办金陵刻经处的唯一因素。不过，从他的思想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我以为除了感情受挫以外，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
中国佛教从宋代开始衰落，至太平天国已经到了命若游丝的地步，其最显著的表现，一是文物典籍惨遭破坏，二是佛门弟子素质低下。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普通的善男信女，就连寺庙里的僧众，除了念几句南无阿弥托佛外，对佛学的真谛也并不了解。杨仁山曾说：“佛法传至今时，衰之甚矣！必有人焉以振兴之。”看来，以振兴佛法为己任，以改变佛教界所谓“自误误人、真伪杂出”的状况为目的，也是杨仁山学佛的初衷之一。
另外，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前清佛学极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于思想界无关系”；但是后来却出现了龚自珍、魏源和扬文会等一代宗师。所以他认为佛学是晚清思想界的一条“伏流”。梁之所以把杨仁山与龚自珍、魏源相提并论，是基于以下的判断：杨“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渐敬信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除了杨的早期弟子谭嗣同之外，主要有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人，”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从这些评价中不仅可以看出杨氏在晚清思想史上的地位，也可以看出梁启超所谓”佛教本非厌世，本非消极，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杨仁山也可以算是一个。
说到谭嗣同，我想起那天到了金陵刻经处门前，还看到门上述挂着一块牌子，上书”谭嗣同著书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甲午战争后，谭嗣同从长沙到上海、北京等地拜访康有为而不得，遂遵从父命，在南京捐了个候补知府。这时，”金陵有居士杨文会者，博览教乘，熟于佛故，以流通经典为己任。君（谭嗣同）时时与之游。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学术宗旨，大端见于《仁学》一书“。梁还说：谭”需次金陵一年，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又时时至上海与同志商量学术，讨论天下事，未尝与俗吏一相接。“难怪谭嗣同也有”作吏一年，无异于入山“的感慨。从这些叙述中不难看出杨仁山对谭嗣同的影响至关重要。
金陵刻经处创办后，杨仁山又以参赞名义，先后随曾纪泽、刘芝田出使英法等国，据说是因为生计方面的原因。在国外，他结识了日本僧人南条大雄，后来南条在日本搜购唐代以来散逸的佛经注疏近三百种寄来，为金陵刻经处提供了可贵的底本。在国外，杨仁山注意到西方资本主义肇始于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因此他认为，要启蒙救亡，变法图存，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只有振兴佛教才是唯一出路。
辛亥革命前夕，为了进一步培养人才，弘扬佛法，杨在刻印经书、整理佛典的基础上又创办祗洹精舍，以新式教育培养出释太虚、欧阳竟无、桂伯华、李证刚、蒯若木、梅光羲、黎端甫等一大批佛学人才。此外，蔡元培、沈曾植、陈三立、郑孝胥以及梁漱溟和熊十力等人也直接间接地受到他的影响。所以他被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位学者誉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
地处南京市中心的金陵刻经处原本是杨家宅第。杨仁山临终时立下遗嘱，将这幢大宅院捐献出去，永远作为刻经之所。如今，这里几经战乱，依然保留着经版楼、祗洹精舍、深柳堂和杨仁山居士墓塔等遗迹。大概是叶落归根吧，杨步伟女士的部分骨灰也安葬在这里。参观中我还得知，在经版楼中，珍藏着佛像版１８种，各类经版１３万片以及杨文会收集整理的各种佛教典籍，可见这里实在是我国佛教文化的一大宝库。另外，金陵刻经处还完整地保存了雕版水印和线装函套等传统工艺，是世界上唯一的汉文木刻版佛经出版中心。遗憾的是，当我从香火旺盛的鸡鸣寺前往那里时，出租车司机竟不知道它在何处；及至金陵刻经处，其门庭冷落之状，与如今的僧俗世界形成鲜明对照。这一切，都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于是，我不能不在杨仁山墓塔前静默片刻，表达由衷的敬意。
１９９９．７．１６．
王芸生的悲剧
王芸生的悲剧
一个没出息的乡下人
把王芸生先生说成是”乡下人“，还冠之以”没出息“三个字，并不是我的杜撰，而是他自己的发明。１９３７年７月，王先生应《宇宙风》编辑之约，写过一篇回忆性的文章，题目是《一个挨打受罚的幼稚生》。在这篇文章中，许多人只看到作者求学时挨打受罚的一幕，却不大注意他剖明心迹的那段：
我是一个大城市边上的乡下人，近二十年来虽常生活在城市里，但总是脱不掉这份乡下人的气质，因此在这个社会里便不免如上海人所说有些”吃不开“。人既然没有出息，又不肯跟在有出息的人后面走，说话既不考虑人家爱不爱听，做事又常带着那份乡下人呆头呆脑的神气，你说这样的人如何得开？
王芸生原名王德鹏，河北静海人，１９０１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贫民家庭。他虽然只读了八年私塾，却凭借一手漂亮的文章跻身于报界，也算是比较幸运了。何况，他还因为撰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而名声大噪，不仅被蒋介石请到庐山去讲学，而且担任了《大公报》编辑部主任……。既然如此，那些”没出息“、”吃不开“的话又从何说起呢？
其实，从王氏大半生的经历来看，所谓”乡下人“云云，不过是表明他不会、也不屑于干那种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的勾当罢了；而这种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的人格品质，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拼死力争的东西。但现实又往往如陈先生所言，”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奸者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陈寅恪的最后２０年》第１０７页）因此，在王先生”乡下人“的自况中，饱含着他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
在这篇文章中他还说：“我现在已比十年前没出息，假使十年之后人比现在更没出息，到那时或许万念皆灰，我愿意写一篇十万言的自传，献给读者，现在则只能透漏一点消息借以还债而已。”王的愿望终于在二十多年之后，以回忆录的形式实现了。这就是他与曹谷冰先生合作、在《文史资料选辑》中连载的那篇长文－－《１９２６至１９４９的旧大公报》。我不知道王先生是否还记得当年说过的话，但是作为读者，我却从该文对《大公报》的评价、对同人的指责（诸如刘吴鼎昌先生是“搔首弄姿，插标卖身”）以及对自己的糟蹋中，看到他分明是“有出息”了。当然，如果仅仅是以此为“文本”，来评论作者的话，恐怕也会失之于皮相。因为在那特殊的年代，人们说的、写的和心里想的很可能大不一样。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这篇为知情人所诟病“文史资料”时，除了简单的同情之外，也不妨想一想：这位说话不考虑人家爱不爱听，做事又呆头呆脑的“乡下人”，何以会变成这样？
其实，王芸生曾经是一个很有出息的青年。他不仅自学成才，还以国共两党党员的身份，投入了大革命的洪流。这正如他在《〈芸生文存〉自序》（１９３７年４月２３日）中所说：我是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残破局面中出生的，“我的小辫子是给辛亥革命剃掉的，壬子兵变时的火光与枪声，曾照耀过我的眼睛，震动过我的心；五四运动给我打下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我认识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热血曾鼓舞着我的青年的心，使我走上民国十五六年的革命战场”。然而就在这时，他的思想认识和人生追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明显地感到，尽管“革命的火焰曾使我的生命发光，而革命阵营中的腐败现象也确曾伤过我的心。我从那时起开始有了一种觉悟，觉悟自己不是一个一手回天的英雄”。于是，他在《大公报》上刊登启事：“鄙人因感触时变，早已与一切政团不发生关系，谢绝政治活动，惟从事著述，谋以糊口，恐各方师友不察，有所误会，特此声明。”（周雨：《王芸生》第９页，人民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这种行为在“文革”中至少是要被打成叛徒的；但平心而论，当时的王芸生不过是想安下心来，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罢了。所以他自谦地说：我这个“人是从那时起变得没出息了，也从那时起变得老实些了”（《〈芸生文存〉自序）。拥有类似遭遇的，其实远远不止他一个人。比如施蛰存先生在谈到大革命的经历时，也坦率地说：“'四一二事变'国共分裂后，我才晓得我们这些小共产党员只有死的分，没有活的机会。”（《沙上的脚迹》第１７１页，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在我看来，这些话与其说是牢骚太盛，不如说是对于以暴易暴者的批判与控诉。
在大革命中急流勇退后，王芸生便全力以赴地投身于新闻事业了。他之所以作出如此选择，显然与他对这一行当的理解有关。他说：
新闻记者对这种职业，就现在的情形看来，似乎人人都可以干，但要干得尽职却不是一件容易事。一个能克尽厥职的新闻记者，他须具备几种异乎常人的条件：他须有坚贞的人格，强劲的毅力，丰富的学识；对于人类，对于国家，对于自己的职业，要有热情，要有热爱，然后以明敏的头脑，热烈的心肠，冰霜的操守，发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勇士精神，兢兢业业地为人类为国家，尽职服务……
八年前，我曾亲耳听见一个黄包车夫骂“干报馆的没有好人”。从那时候起，我便立志要新闻记者努力做一个社会上的好人，把新闻事业做成一种好人的事业。这样我们对国家社会纵使无益也还不至有害。（《招魂》，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１日）
此外，他还告诫人们：要“努力做一个有灵魂的新闻记者”，这样才无愧于“无冕之王”的称号；否则的话，你就可能是一个“无魂之鬼”！这些话即使在今天也具有震聋发聩的作用。
抗战中的一桩公案
尽管王芸生在说话和做事方面都有一种“乡下人”的脾气，但是张季鸾先生却偏偏喜欢这种个性。张是在一次笔仗中认识王芸生的。后来，当他得知天津《商报》的主编王芸生因为与老板意见不合愤然辞职时，便亲自登门拜访，邀请王加盟《大公报》。从此，王芸生的命运就和这份报纸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众所周知，《大公报》自从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办之后，便成为华北乃至全国舆论界的一大重镇。作为一家民间报纸，该报之所以很快就在强手如林的同行中脱颖而出，其最大的秘诀就是“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宗旨以及“文人论政”的基本特色。正因为如此，它才没有像前前后后的许多报纸那样，不是办成令人厌恶的政治传单，就是沦为不堪入目的地摊小报。
王芸生是１９２９年８月２２日正式声明加入《大公报》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了使国人“仰汉唐之盛，悲今日之衰，亦以证明中日文化渊源之厚，而责日本凌压中国之残暴”（张季鸾语），王氏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每天为报社撰写一篇文章，最终形成一部长达数百万言的巨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使他成了国内屈指可数的日本问题专家。在此期间，他还把“为国人代言，为民众请命”奉为座右铭，写了许多斥责奸邪、弘扬正义的政论。
淞沪战役之后，他与留在上海的《大公报》同人坚持“不受辱不投降的报格”，拒绝日本侵略者的新闻检查，由上海迁往汉口乃至重庆。在此期间，陈诚邀请他主持或兼顾军委政治部的宣传工作，但是他却以司马迁“戴盆何以望天”一语回绝陈的邀请，保持了新闻工作者与实际政治之间应有的距离。
到了重庆之后，张季鸾先生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王芸生开始主持《大公报》笔政。前不久，我从唐德刚先生的一篇文章中，看到王先生的幽默和他对抗必胜所抱的信念。唐说：“记得抗战中期，我们在沙坪坝听过一次《大公报》主笔王芸生的讲演。王说，抗战是一场赌博。赌场上的规矩是'不下桌子不算输'。日本之不幸是它碰上了一位无赖大赌客蒋委员长。蒋公如今把裤子都输掉了，但是还赖在桌子上不下去。王作结论时，强调：'不下桌子不算输，只要我们不下桌子，坚持下去，必有翻本之一日－－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唐还说：“其实，那时输掉裤子的赌徒，也非蒋公一人。站在他背后的全国老幼，都准备把裤子脱下，交给他继续赌下去。”（台湾《传记文学》总号第三九三期，第１９页）也许是基于这种“不下桌子不算输”的“赌博”心理吧，王芸生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中条山战役的社评，谁料这篇文章却被视为“反共言论”，至今蒙受不白之冤。
中条山战役又称晋南会战，是中国军队在华北正面战场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抵抗。当时，中条山一带号称“中国的马其诺防线”，蒋介石在这里部署了二十多万重兵，却被数万日军打得一败涂地，从而成为“自淞沪战役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杨圣清：《中条山战役研究述论》，《中国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３期）。这一战役从１９４１年５月初开始，打了一个多月。而王芸生却在５月中旬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为晋南战役作一种呼吁》。有关这一战役中的具体问题，由于资料所限，笔者不想妄加评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澄清一个疑问，那就是王芸生到底在文章里说了些什么。
幸亏周雨先生的《王芸生》一书收录了这篇文章。为说明事实真象，我只好继续充当文抄公了。王文说：
晋南的事，迄目前止，是敌人占了些便宜，于是它便作种种的夸大宣传，不是说我军死伤重大，就是说某某军官被俘，这已经我军事发言予以驳斥。尤其离奇的，是它对于第十八集团军的种种说法：（一）敌方广播：“以中条山为中心盘据于山西省东南部之第十八集团军主力，于我军攻击重庆时，不但始终持对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赫重庆军侧面，并乘机解除败残军之武装。”（二）上海十六日合众电，敌陆军发言人秋山盛夸日军在晋南之战绩，并称：“日军与共产军素不彼此攻击”。（三）华盛顿十八日同盟电，华盛顿明星报发表社评称：“中国共产党可以背弃蒋委员长，转而帮助汪精卫。”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分出自敌人的捏造，惟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象，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军民各界所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第十八集团军要反证这些说法，最有力的方法，就是会同中央各友军一致对敌人作战，共同保卫我们的中条山，粉碎敌人的“扫荡”！
文章还说：“山西是十八集团军参加抗战以来的光辉战场，由平型关之役以来，始终为敌人所头痛，现在到了敌人用最后之力来与我们争山西时，十八集团军更应贯彻一贯的精神，协同友军，建立抗敌御侮的功勋。”
抄到这里，一个充满爱国热忱的报人形象早已跃然于纸上，这使我难免感到纳闷：这样一篇维护国家利益、弘扬民族大义、鼓吹团结抗日的文章，怎么能成为作者的一个罪状呢？也许有人要说，文章中有一些不利于十八集团军的内容，如“对岸观火”之类，但作者明明指出那是敌人的捏造，援引它的目的，不过是想得到有力的反证，使那些说法不攻自破罢了。假如不是心里有鬼的话，这算什么罪过呢？走笔至此，我不免顿生疑窦：莫非那些欲加之罪者，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敌人的“捏造”？
文章发表后，周恩来当即给《大公报》写信，除反驳外电报道，要求“贤者当能谅我等处境之苦”而外，也承认“贵报此文是善意的督责”，并赞扬王文“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为此，《大公报》在全文发表这封信的同时，还配以张季鸾的一篇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张在文章中充满善意而又不无忧虑地指出：目前国人的最大担心，就在于“苏日中立条约成立了，中共向来最信仰苏联，所以人们要知道中共今后政策是否受苏日妥协何等影响。这种推论本来很浅薄，然一般同胞在这紧要关头，当然要证明中共今后是否仍在民族自卫的阵线”。这种不偏不倚不夷不惠的态度，充分体现了《大公报》“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值得注意的是，此事刚过三四个月，张先生便溘然长逝。周恩来与董必武、邓颖超在唁电中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所以我认为，这其实是上述笔墨官司的“盖棺”之论。
著名报人俞颂华曾经说，王芸生的文章之所以为世人所传诵，是因为他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国家利益为前提，说一般人民想要说的话。正因为如此，当王芸生发现有人在抗战中不是全力以赴而是另有所谋，或者是以权谋私、大发国难财的时候，总是要仗义执言拍案而起。比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孔祥熙的二小姐以抢运难民的飞机运送她的爱犬、外交部长郭泰祺花费巨额款项购买公馆时，他立即在报上予以揭露。因为这篇文章，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大还爆发了大规模学潮，郭泰祺也被解除外交部长职务。此外，他还写了一系列声张正义、痛斥贪官污吏的檄文，其中许多话至今仍有警世作用。比如：“政府法律失灵，贪官污吏如百鬼昼行”（《从林世良案说起》），“安得监狱千万间，尽囚黑市违法人”（《看重庆，念中原！》），官僚们“只要有钱可劳，什么坏事都敢做”。（《为国家求饶！》）如此嫉恶如仇的个性，如此犀利泼辣的文字，正是王芸生令人尊敬、令人怀念之处。
呼吁和平民主
抗日战争胜利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王芸生也同大家一样，难以抑制那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内乱的危机早已露出端倪，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民主宪政是一条坦途”。为此，他在日本刚一投降就提醒人们：“国民党既决心还政于民，国民政府也准备结束训政，民主宪政的实现，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了。”（《日本投降了》，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６日）十几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当他看到毛泽东在机场的书面谈话中表示，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时，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写下《毛泽东先生来了！》一文。他预言：经过长期内争和八年抗战，毛、蒋“一旦重新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的结局。可见他多么希望通过民主宪政来实现国内和平！
重庆谈判时期，《大公报》以民间大报的身份曾与中共代表团有过多次接触。据说在代表团造访报社的时候，王芸生天真地对毛泽东说：“希望国共继续合作，不要另起炉灶。”毛含笑答道：“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是人家的锅里不许我们造饭呀！”（王之芙《忆父亲王芸生》，《大公报人忆旧》第２９８页，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王氏“呆头呆脑”之状，由此可见一斑。
说到王与毛的交往，有两条资料值得注意。一是王芸生于当年１２月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的一篇长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出于对内战的忧虑，他在回顾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史之后，深有感慨地说：“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据皇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为进一步标明自己的写作旨趣，王又在文章见报时所加的“补识”中说：“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
二是在此之前，王芸生给傅斯年写的一封短信，可与上述文章相互印证。王与傅志趣相投，私交很好。早在抗日战争前夕，王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我说，这道理真讲得痛快淋漓。这段官僚论，的确支配了中国历史上部分的人事关系。”（《我的人生观》，１９３７年１月）可见他们是能讲知心话的。这封信只有几十个字，不妨照录如下：
孟真先生：
日前之晤，承问笑话，忘记谈一事，即毛泽东近作之沁园春也。特另纸录陈，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
这封信被收入台湾出版的《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２１６页，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印行）中，因此当它公诸于世的时候，王某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就暴露无疑了。好在当事人全都作古，以腹诽偶语治罪的时代也已过去，所以用平常心来看待这些史料，才是尊重事实、尊重历史的正确态度。
抗战结束后，《大公报》在王芸生的领导下，为言论自由和新闻独立进行了可圈可点、可歌可泣的努力。为什么言论要自由，新闻要独立呢？这本来是非常简单的问题，但有人却偏要在不成问题的问题上强词夺理，胡搅蛮缠，才使事情复杂起来。在这方面，当年的中共地下党员、《大公报》的社评委员李纯青先生曾有过许多精彩的议论。比如他在一篇《防民之口难》的文章中说：犹如“小鸟在枝头啁噍，羊儿在旷野咩叫”一样，人类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感情的欲望也是一种本能，一种基本的生存权利。所以，倘若你还不至于愚蠢到禁止蛙鸣鸟叫，禁止“蚊嗡嗡，狗狺狺”的话，那也就不应该对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横加干涉！（《笔耕五十年》第４０１页，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版）
尽管王与李的政治理念未必相同，但是他们在这方面却有着广泛的共识。比如抗战一胜利王芸生就表示：“我们建议政府要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政府可以先做一件事》，１９４６年９月１日）后来，当《大公报》记者因采访学潮而被逮捕时，他义正词严地抨击了当局的暴行，并尖锐地指出：新闻检查不仅有“掩饰罪恶，包庇顽邪”的作用，而且还会“使政府与人民都受了蒙蔽，……使报纸丧失了信用”；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撒谎欺罔的责任”，就只能“由执行新闻检查的政府一肩承担”了。（《逮捕记者与新闻检查》，１９４７年６月５日）
南京《新民报》因违犯所谓《出版法》而被迫停刊时，王芸生又在《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1948年7月10日）中重申：“言论与发表的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宪法例有保障的规定。出版法的立意，乃在限制言论与发表的自由，这与保障民权的精神是不合的。”他还说，在“现代民主宪政国家，人民可以公开抨击政府施政，在野党的宪政轨道中尤其以推翻政府为其能事，那非但不犯法，且是一种特权。”令人无奈的是，对那些“权”迷心窍者们讲这些很普通的道理，恐怕是无异于对牛弹琴。
1948年底，针对当局再度颁布的新闻检查制度，王又进一步指出：“所谓言论自由，所谓新闻自由，在中国原来是极可怜的东西，也是极宝贵的东西。它可怜，因为它太少了；它宝贵，因为它从来未曾真正有过……。新闻检查这东西，是与言论出版自由不两立的，有新闻检查，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要出版言论自由，就不能要新闻检查。”他还恳切地说，只要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就可以发现，新闻检查的“后果是：领袖神圣化，只闻谀词，身入云端；政府一切好，绝对无错，在政府的文告里，永远责备人民，而不自检，于是久而久之陷于腐化无能而不自知；至于否定自由，远离民主，”就更不必说了。（《王芸生》第66至67页）可悲的是，在那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谁还能听进去这些发自肺腑的药石之言呢？
痛苦的抉择最后的归宿
由于《大公报》与当局的矛盾日益尖锐，更由于战争的局面日趋明朗，王芸生陷入了苦闷的彷徨之中。正在这时，该报驻美国特派记者杨刚突然回到上海，帮助他做出了最后的选择。
杨刚是中共地下党员，她虽然也王芸生交往不多，却一回来就住进了王公馆，这也说明她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与此同时，李纯青也反复做过王的工作，据李说：
1948年仲冬，我好几度登王公馆之辩证，跟他深入谈心，劝他去找共产党，却被他以“共产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为理由而拒绝。
不久，我又去拜望王芸生，极其郑重地向他提出：“王先生，有人要我正式通知你，邀请你参加新政协会议。”
他惊愕地直视着我，一种绝处逢生的狂喜从心头冲到颜面，露出抑制不住的笑容。不一会又镇静下来，轻轻地问：“你说，是谁邀请我的？”
“毛泽东主席”。我不犹豫地直说。
他沉默良久，虽然不相信我的话。以后我知道，他另外曾向某民主人士打听，证实吾言不虚。然后王芸生向我表示：“甘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本人和我所能代表的大公报。”（《大公报人忆旧》第319页）
于是，王芸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以休假为名，经台湾去了香港，然后又由香港到达北平。在此期间，王芸生最关心的莫过于《大公报》那薄薄的一纸命运了。据李纯青回忆：“1949年2月我离开香港。行前，获悉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王芸生闻讯懊丧，要我到北平力争存名。王芸生到北平后，一度去过天津。他告诉我：'我们就是把大公报献给国家，献给人民。我想通了，不要大公报这个名称了。我到解放区，是投诚来的'。”（同上，第320页）
然而，王芸生真是想通了吗？只要看一看李纯青下面这段话，就不言而喻了。
上海解放前夕，我从天津到北平遇见王芸生，他精神抖擞，把我拉到一边，说：“周公（恩来）告诉我：《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帮助的。”（笔耕五十年第535页，三联书店1994年版）
诚如“周公”所言，当王芸生兴致勃勃返回上海时，他确实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困难”。在这些困难中，如果说让他做出深刻检查，承认《大公报》在每个历史阶段“基本上都站在反动方面”（《大公报新生宣言》，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７日），并要他完全采用一套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表达体系，他还可以勉强接受的活；那么面对来自经营方面的打击，则使他束手无策了。因为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２年，《大公报》的发行量从１６万份急剧下降到６万多份，广告收入减少了６０％，账面亏损达到４０多亿元（旧币），就连职工的工资也发不出去了。这与该报多年来蒸蒸日上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于是，王芸生不得不致信毛泽东，请示“帮助”。不久，王应召晋京谒见毛泽东，毛指示上海《大公报》迁往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改为重点报道财经新闻的全国性报纸，于是，王芸生也似乎摆脱了困境。这时，距英敛之创办《大公报》正好是整整５０个年头．也就是说。《大公报》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后，又回到了原地。当然，这时候《大公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谓此“大公”非彼“大公”也，实为不刊之论。
与此同时，工芸生也变了。在那些特殊的岁月，他以阶级斗争的理论为武器，不断地反省、检讨、自责、自污。并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学习以及各种社会活动。即便如此，那沉重的历史包袱仍然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似的，使他如临如履，战战兢兢。例如５０年代初期，梁漱溟在国务会议上与毛泽东发生顶撞，毛在盛怒之余，还敲山震虎地指出：当年有人说不要我们另起炉灶……。吓得王芸生赶快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胆战心惊地当众承认：“这话是我说的。”（《王芸生》第７２页，）
写到这里，我在为他捏一把汗的同时，又有些庆幸：亏得毛不知道他给傅斯年写的那封信，否则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另据王先生的女儿王之芙回忆，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期间，她亲眼目睹了父亲被点名批判的残酷场面。尽管后来被毛泽东保了下来，没有划成右派，但是王女士却说：“这场斗争对父亲身心的损害是很大的。他为自己在检查中不得不涉及到老朋友而深感内疚，长时间闷闷不乐而得了糖尿病。”从此以后，王芸生就再也没有过问《大公报》的事情。（《大公报人忆旧》第３０１至３０２页）
据说，王先生进入晚年之后，曾经在读马列学毛著方面很下功夫，与别人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时，“他可以顺口指出这问题在哪本书的哪章哪页上有记载，甚至对重要语录能够背诵原文。”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及至病危，他还“几次嘱家人邀请医院中左邻右舍病友开学习会”，家人无奈，“只好邀几位医护人员到他的病榻前听他发言。”（《王芸生》第７９至８０页）
这难道是一幕荒诞不经的讽刺剧？
一位以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人格力量博得世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一个曾经为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而奋斗了几十年的老报人，到了晚年（１９８０年），在“经常处于昏迷状态，而且连说话也上气不接下气”（同上）的情况下，还要召开那种因为徒具形式和言不由衷，早已被人们唾弃的学习会……
１９９７，１１．
附一：王芸生弥留之际
因为在改版后的《黄河》上写了一篇《王芸生的悲剧》，我收到其哲嗣王芝琛先生的来信。信中说：“在您的大作中，有两点小小的失误。王出生于１９０１年，而不是１９０２年……。另一处是最后一段，这也许是您看周雨所著小册子《王芸生》而来的。不错，王在临终前，潜心攻读马列，然而他在'脑软化'之后，所谓召开学习会，是宣布'他多年学习马列主义结论的'……”。
拜读这封来信，我才明白周雨写那本小册子的时候，还有许多顾忌，只好用“学习会”等曲笔来表述王先生的觉悟。这样一来，就给我一种错觉，以为三十年的精神炼狱，已经使王芸生完全丧失了自我，以至成了一个唯命是从的工具。孰不知他的所作所为与我的解读正好相反，这是我想说明的第一个问题。
另外，我从玉芝琛先生馈赠的资料中，还看到其妹王芝瑜写的《忆父亲临终前二三事》，也谈到王芸生的一些情况。王女士说，父亲病重后，程思远先生曾经对她说：“王芸生抗日时期在重庆可是个风云人物，……国共上层人物的史实，他知道的最多，最详细，最真实。不让他把这些留下来真可惜呀！看看你们可不可以帮他写回忆录或者是自传呐？”
对于这个建议，王家兄妹是认真的。在病人精神好的时候，王芝瑜把程先生的话告诉父亲，然而王芸生却说：“我的回忆录，我的自传，我看是没必要写了，我那４０年的日记，一天也不差的日记都已经烧了。在烧的时候我就决定不写了”。
王芝瑜说，她从小就知道父亲有记日记的习惯，不论多忙、多累，也不论是生病，还是有什么不幸，他都能坚持每天必记。王女士还说，父亲的日记对个人生活琐事往往是一笔带过，而对于“何时何地因何事会见何人，经过如何，谈话内容”怎样，都有翔实的记录。此外，由于“工作关系，从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宋美龄等等当时各政要名人到各种政治大事件，没有不出现在他日记中的，尤其在国共重庆谈判时期，更为精确。”可见这部日记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正因为如此，主人对它特别珍爱。据王芝瑜回忆，她母亲曾叹息地说：“跟上你父亲的这几十年，走南闯北不知扔了多少个'家'。每次刚把家安顿好，你父亲一声说'走'就全扔了，没扔的就那几本日记了，越搬越多。最后只好给他一个专用樟木箱放这些日记本了。”然而，就是如此重要的“传家宝”，却在文革中被主人付之-炬。烧日记的时候，王芝瑜也在场。烧着烧着，她“发现未烧着的日记纸上被-滴滴鲜红的血映湿了……”。原来这是王芸生流鼻血的老毛病又犯了。读到这里，我以为这哪里是流鼻血？分明是他的心在流血嘛！难怪王芸老在神志不清的时候还忘不了“我，我那４０年的大事记呢？”王芸生之所以对自己的日记情有独钟，除了个人感情外，还有一个对历史负责的问题。为此，我在回信中说，第一点是我的笔误（如今已经纠正），第二点则澄清了我对王芸生的一个误读。
１９９９．５．４．
附二：王芸生的几个轶闻
今年9月26日，是王芸生先生诞辰100周年。为怀念这位报界前辈，我翻阅周雨先生所写的《王芸生》一书，看到几件耐人寻味的轶闻。
那是1929年夏天，上海新闻界的一个考察团到天津访问，天津同行在大华饭店设宴欢迎，王芸生有幸躬逢其盛。宴会结束后，他走出饭店，在门口听到车夫们议论：“今天到这里来吃饭的都是干报馆的，他们大半都不是好人。”这一年夏天，正好是王芸生辞去天津《商报》总编辑，转而加盟《大公报》的时候，这句话对他刺激很大，并成为不断鞭策他的一种力量。
王芸生1901年9月出生于天津。因家境贫寒，他仅仅读了八年私塾。辍学后开始学徒，因为喜欢读书看报，初次投稿便被采用，为此他辞去工作，企图以稿费谋生。没想到从此屡投不中，他只好又去学徒。大革命时，王芸生先后加入国共两党，并南下上海，与博古合编过几种党内报刊。“四·一二”政变后，面对社会黑暗和政治纷争，他发现虽然厕身于报界，却不是一个独立的敢说真话的报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在《大公报》发表声明，谢绝一切政治活动，专心从事新闻工作。
进入《大公报》以后，该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宗旨，以及“报纸最高目标是能代表国民说话”的理念，为他提供了用武之地。没有几年，他就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系列文章而名声鹊起。1936年5月，他在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演讲时，又重提旧事，谈到车夫们的那句话。他说：“我当时听了这话很生气，但一转念，则觉得这未始不是一般社会对于新闻界的一种批评。”为此，他提出新闻记者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第一要以“不矜奇，不立异，老老实实，平平常常”的态度来培养健康的舆论环境；第二，要以做好人的勇气来洗刷新闻界的耻辱，改变老百姓的看法；第三，要以国家的利益为重，用“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做好本职工作。
抗日战争前夕，王芸生听说有一批新闻记者将在日本人的资助下赴日考察，又写下《招魂》一文。文章说，自从那次挨骂之后，他就立志把新闻工作当成一种好人的事业。这样做纵然对国家社会无益，也不至于有害。文章还说，新闻记者很容易受人恭维，被人诱惑，因此新闻记者一定要有坚贞的人格操守，要有为国家为人类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否则，他就不配做无冕之王，而只是一个无魂之鬼。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外交形势吧，他没有使用激烈的言辞。不过仅仅是“招魂”二字，就足以表达他的思想感情。
1944年，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再次请王芸生前去讲演。这时候他已担任《大公报》主编，进一步认识到新闻记者最需要仗义执言，敢说真话；最忌讳趋炎附势，阿谀逢迎。他告诫大家：如果你因为讲真话而获罪，被“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子，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这幽默风趣、掷地有声的话，给在场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就在这一年冬天，国民党中宣部因为放弃长沙举行记者招待会，主持人在回答问题时以军事机密为由，唯唯诺诺，吞吞吐吐，引来记者们的一片嘘声。在座的财政部长俞鸿均出面解围，王芸生看不下去，便拍案而起大声喝道：“究竟机什么密啊！……真是岂有此理！”抗战胜利后，为了揭露官场腐败，反对当局镇压学生运动，他还多次与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据理力争，以至于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作为王芸生的良师益友，张季鸾曾经说过：《大公报》人是“但本良知发言，不计利害毁誉”。拿这句话来衡量王芸生的记者生涯，可谓恰如其分。
２００１、９、
段锡朋：亦儒亦墨亦真诚
段锡朋：亦儒亦墨亦真诚
据《中国青年报》披露，某调查公司曾以五四运动为主题，对北京、上海、广州的九百多位居民进行入户访问。调查中，许多人竟把林道静、江姐等文学形象都当作五四人物，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与此同时，人们对当年学生运动的真正领导人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却知之甚少，甚至闻所未闻。
这也难怪，当所谓政治标准成了评判是非的唯一尺度时，连井冈山会师都能篡改，现代史上的那些更复杂人和事又怎能逃脱被歪曲、被遗忘的厄运？这时候，“读史使人明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等格言，便特别耐人寻味。好在国人追求真理、了解事真象的愿望总是那么强烈，这也是学术界近年来对傅斯年、罗家伦兴趣颇浓的一大诱因；相比之下，可能是由于著述不多吧，人们对段锡朋还很少论及。为了解这个人，我翻遍有限的藏书，找到几则有关他的资料。
第一是罗家伦的一篇回忆文章，题为《书诒天下才，我为苍生哭》。段锡朋字书诒（亦作书贻），江西永新人。五四时期，他在北京大学法科就读，曾担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和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后来我才知道，五四那天他是天安门大会的主席。为了对抗段棋瑞政府，同学们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段总理”。这位“段总理”很推崇古代士人陈蕃、李膺等人的风骨，这也是他投身于五四运动的主要原因。罗家伦说，段曾参加《国民》杂志的工作，后来赴欧美留学时也能在读书研究时自成系统；他虽然“不写文章，可是我们把写作给他看，他常有深刻的批评，为我们所佩服。”
第二是段氏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他虽然也是北大学生，却好象与胡适交往不多，这与既关心政治、又热心于学术的傅斯年有些不同。信很短，仅一百多字，收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这封信写于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３日，是替陈独秀向胡适致谢的。陈于１０月中旬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后，被移交南京当局。１０月下旬，蒋介石致电翁文灏并转胡适等人，说即将对陈独秀进行公开审判，可见人们对这件事非常关注。当时，傅斯年还在《独立评论》发表文章，要求政府依据法律对陈独秀予以特赦，胡适也准备为陈聘请律师。由于陈独秀决定请章士钊为他出庭辩护，便委托当年的学生段锡朋写此短简。后来，陈还在信中对胡适说，段经常去监狱里探望他，并负责转达书信。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段已经是政府要员，能如此，诚属不易。
第三是金毓黻的《静晤室日记》。金先生学识渊博，功力深厚，著述宏富，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１９３６年，他几经周折，从东北逃到上海，经黄炎培介绍找到蔡元培。蔡让他去南京去找博斯年，遂与罗家伦、段锡朋、翁文灏相见。当时罗是中央大学校长，段是教育部政务次长，翁是行政院秘书长，于是他被聘请为中央大学教授、教育部特约编辑、行政院参议。在金看来，“诸公所以如此优礼者，以余千辛万苦由伪（满洲）国逃出，藉此微职以为安慰也。”然而在段锡朋眼里，金实在是“东北读书种子”，所以他嘱咐罗家伦一定要“善视之”。１９４５年，金毓黻在一首诗中写道：
同室何分越与秦，感君高谊独沾巾。
读书种子原非我，钜眼英雄大有人。
论事快如瓶泻水，举头亲见海扬尘。
明朝握手沧江上，应许衔杯慰苦辛。
以此来表达对段锡朋、傅斯年的感激之倩。
段锡朋虽然久居官场，却没有沾染一点腐败习气。抗日战争期间，他主持的中央训练委员会本来是１２０人编制，却只有６０多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觉得“老百姓太苦”的缘故。至于个人前程，他也有独到的见解。比如当局想让他出任某部部长，他坚辞不就。罗家伦问他为什么要拒绝，他说“干政治就得要有主张，有抱负，不然，我何必去站班。”
罗家伦认为，段锡朋身上既有儒家气象，又有墨家传统。由于他在生活上律己太严，近于苦行主义，终于积劳成疾，住进医院。在病中，为了节省开支，他只肯住三等病房。作为老同学、老朋友，罗送去一点钱让他买营养品，他说什么也不收。病危期间，医生用氧气对他进行抢救。他知道氧气需要进口，便一再请求：“外汇，少用一点”，令在场的人无不感动。１９４８年，罗在国外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曾以七绝一首寄托自己的哀思：
亦儒亦墨亦真诚，
远识高标两绝伦；
忧患不容余涕泪，
我今痛哭为苍生。
在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时候，像段锡朋这样的人居然被国人遗忘！说轻点，是患了历史健忘症；说重了，是对五四运动的背叛。
１９９９．５．２１
乐于游人夹道看
乐于游人夹道看
--叶公超与陈香梅逸事
１９８１年月１１月２０日，叶公超在台北逝世后，陈香梅在短短几天内写了一篇悼文两首挽诗。诗中说：“奉献给你红色的玫瑰，那是我从童年、青年到中年对你的半点关怀与爱意”。这在叶氏亲友中是罕见的。叶公超素有“文学的天才，外交的奇才”之美誉，陈香梅则有“全美１２位杰出女性”的殊荣，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超乎寻常的友谊呢？这话还要从头说起。
叶、陈两家本是世交。陈香梅的外祖父廖凤舒与廖仲凯是同胞兄弟。廖凤舒早年随李鸿章出使欧美，北洋时期还担任过驻外公使。陈香梅说：“外祖父在外交界露头角时，许多现在外交界的佼佼者常常到外祖父东总布胡同的住宅串门子。”在这些佼佼者中，就有叶公超的叔父叶恭绰。
叶公超早年丧父，在叔父的监护下长大。五四运动时，他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是“南开救国十人团”的核心人物。五四过后，家人怕他耽误学业，于第二年将他送往美国。在美国读完高中、大学后，他转入英国剑桥大学玛地兰学院深造，于１９２６年获硕士学位（《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为１９２４年，可能有误）。由于酷爱诗歌，他在英国认识了著名诗人艾略特，并深受其影响，这使他成为第一个向国内介绍艾略特的人。
离开英国，叶公超曾在巴黎大学作短期研究，并于当年秋天返回北京。一开始他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兼任北京英文日报和远东英文时报编辑。由于陈香梅的父亲陈嗣云既是北师大教授，又是英文日报主笔，所以叶公超也成了陈家的常客。叶公超英文名为乔治，陈香梅从小就叫他乔治叔叔。
由于时局动荡，叶公超于１９２７年春天南下上海，担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外文系主任，第二年又应胡适聘请，兼任中国公学西洋文学系教授。《新月》杂志创刊后，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他除了单独撰稿外，还主持编写《海外出版界》专栏，目的是“以简略的文字介绍海外新出的名著，和从出版界到著作家的重要消息，……使读者随时知道一点世界文坛的现状。”《新月》的问世，让他的研究创作进入黄金时代，许多文章就是这时候写的。两年后，叶公超又返回北平，担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在《新月》遇到困难无人负责时，他临危受命，多次出任编辑（其实是主编），竭尽全力维护自由知识分子的这个文化阵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公超经长沙抵达昆明，担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不久，他为了保护叔父收藏的国宝毛公鼎，只身返回上海，结果被人向日本宪兵队告密而入狱。保释出狱后，他逃离上海到了重庆，旋以书生报国之志弃学从政，从此开始其外交生涯。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公超与陈香梅在上海相逢。这时，陈已经是中央社的记者了，于是叶对陈说：“你如今是大人了，不要再喊我做叶叔叔，就喊我做George吧。不然的话反而把我喊老了。”１９４７年圣诞节前夕，陈香梅与陈纳德在上海虹桥路美华村寓所结婚。对于这桩相差三十多岁的跨国婚姻，女方亲属竭力反对，社会各界也议论纷纷。为此，身为外交部次长的叶公超特意从南京赶到上海，充当他们的证婚人。
１９５８年陈纳德身患癌症，曾在台北治疗，叶公超在公务之余，经常看望病人。陈香梅说，他来的目的，“一半是陪外子，一半是陪我。外子累了，上楼休息，常对叶……说：'你陪安娜谈谈，她终日陪着我这个病人太苦了。'”于是二人在客厅里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直到陈氏在楼上咳嗽起来，叶才起身告辞。陈纳德去世后，叶公超亲致悼辞，认为死者对中国的友情，会永远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坎上；“他那坚定不移的意志，倔强的自信心，在逆境中挣扎苦斗的毅力，将永为后世所景仰。”不久，叶公超出使美国，与孀居的陈香梅在华盛顿再度相逢。陈说：“他单身匹马上任。既有才华，又有傲骨，再加上他那目空一切而又热情洒脱的仪态，马上成为华府的热门人物。”
１９８１年叶公超去世时，陈香梅正在汉城，准备采访韩国总统全斗焕。噩耗传来，她强忍悲痛完成任务，在旅馆大哭一场，特地赶到台北致祭。在台北，她看到报章上那些充满感情的悼念文章，都是叶氏早年知交和弟子门生写的，不禁感慨万端。她说：“叶公超一生中有不少红颜，但在他最寂寞、最需要爱心之时却在孤寂中与世长辞，这真是人生一大憾事。老天对他太不公平了！”她知道谈这种事情很难为世人接受，所以她解释道：“英豪有女人的赏识并非不道德之事，而是可以自豪的，大音乐家萧邦有鼓励他爱护他的女文豪乔治桑，拿破仑有约瑟芬，没有女人的男人才该自愧呢。”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她多少有点打抱不平地发问：“当年添香伴读的女人都到那儿去了？……你们也该为他悲叹一两行吧。”
陈香梅的诗文在台湾引起很大反响。几天后，《联合报》刊登一篇署名杨子的文章，题目为《红粉知己》。该文作者是《中国论坛》半月刊负责人，与叶公超多有交往，因此他对叶的评价是：既有器识过人、恃才傲物的名士风度，又是一个才华横溢而终为俗吏所谗的悲剧英雄。这篇文章主要是谈红颜知己的，因此作者在征引陈香梅的诗句--“多少双纤手为你磨墨、添香，多少颗心曾为你似醉非醉”--之后，又赞叹道：叶氏如果真是如此，则“享寿七十八而终，又有何憾！”与此同时，作者还匠心独具地在“三不朽”之上提出第四个“不朽”。他说：“人生以立言、立功、立德为荣，其实，立情才是生命最高意境；能爱与被爱，生命就如花朵之开放，灿烂繁华，固不免终于凋谢褪消，也是不枉不朽了。”
杨子还说，有些人死了之后，往往会突然冒出几个“未亡人”来。未亡人的出现，大多是为了遗产而不是为了感情；相反，真正的红粉知己则会在纪念逝者的时候“一述其'情'”。当然，他也知道面对世俗社会，恐怕无人能有这种勇气；但是他认为，倘若有人使用笔名直抒胸臆，也会“为这个严肃的礼教社会，添些人性气息。”按照这个标准，陈香梅也算得上叶氏红颜知己中的一位勇士了。
这些说法自然会遭到反对。过了两个月左右，叶公超早年的同窗好友张兹闿说话了。他在《怀公超》一文中说，叶虽然是十五岁就出国留学，但他“出身书香世家，故对于中国传统观念，孕育甚深。……尤其对于伦理观念，则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传统。”在文章中，张先生也承认叶公超颇具绅士风度，说他在社交场合“必到女士群中周旋一番，且谈笑风生”；但他还是强调叶氏“夫妻相爱极深，对于子女亦极钟爱”，认为尽管社会上风传其红粉知己不计其数，但是叶“始终维持其家庭，毫无变故”的事实，则不可否认。
看到张老先生的文章，陈晓筠认为对红粉知己“不可想入非非”，而应作广义解释。他批评道：“张兹闿先生有一些卫道的思想，认为名士有粉红知己是罪恶。其实公超先生作画时，有红粉佳人为其磨墨，岁暮冬寒，有红袖添香，是何等高雅之事。这些正是叶先生的精神生活之较高境界。虽汉唐之世，亦不排斥。”接下来，他以知情人的身份披露叶氏的一件绯闻之后，又辩护说：“叶先生的罗曼蒂克，正足以显示公超先生之伟大与超人之处，而兹闿先生，竟要叶先生作圣人，说他'家庭美满'，结果反把公超先生变成'凡夫俗子'。足见兹闿先生之冬烘。自己冬烘不要紧，也要朋友作冬烘，是贬损叶先生之高格调矣。”此外，他还指责张先生是有意作伪，昧心为文。
在此之前，台湾《联合报》和《民生报》还刊登著名记者于衡的几篇纪念文章，其中提到叶公超在官场失意时，“要我替他找个高级妓女，到新店碧潭去泛舟”一事，从而引来更为严厉的批评。有人指责他破坏了叶公形象，有人说他不是为了悼念死者，而是想博取读者浅薄的笑声。
写到这里，不能不提一下叶夫人袁永熹。袁女士当年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和校花，她专攻物理，不擅应酬。据说他们的结合被视为佳偶天成，神仙伴侣。叶先生投身政界后，长年在海外奔波，生活飘泊不定，袁女士便定居于美国，一边教书，一边抚育儿女。两人分居多年，往往是通过电话互相关心，互致问候。
叶公超晚年醉心于诗词和书画艺术，且有许多独到见解。他去世后，有人用“学术擅中西，零落山邱同一哭；达官兼名士，苍凉身世又谁知”的挽联来寄托自己的哀思；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则用快人快语、坦率真诚、多才多艺、清高绝俗、狷介耿直，傲骨嶙峋、睿智心细、学贯中外等赞语来表达个人的崇敬。
叶公超逝世整整２０年了，从当年的讨论看，在涉及男女关系的问题上，究竟是为尊者讳，为死者讳，还是去伪存真，实话实说，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难分轩轾的敏感话题。至于如何对这类事情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则更难达成共识。尽管如此，这次讨论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２０年前台湾地区的思想观念、社会时尚和风土人情。
１９６２年叶公超在一首诗中写道：“青山翠竹凌霄节，乐于游人夹道看。”我以为，用这两句诗来概括其人品，形容其交游，还比较贴切。
２００１、１１、
主要参考资料：
《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出版
《新月》（全七册），上海书店１９８５年影印
《新月怀旧》，学术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
《一个女人：陈香梅》（陈香梅散文精品），北岳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