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增补本） 遥看“五四一代”远去的身影
作 者： 智效民
“我的朋友胡适之”曾经是许多人的口头禅，他的人缘之好、人格魅力可见一斑，然而，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胡适身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被人遗忘了。他们的政治选择、学术思想、精神追求与人格风范，竟成了绝唱。蒋梦麟、傅斯年、罗家伦是谁？张慰慈又是谁？还有丁文江、段锡鹏、王芸生、赵元任、吴健雄、饶毓泰……本书着眼于与胡适有过较亲密交往的人群（包括蒋介石），用故事的方式告诉大家一些误传和真相。
目录
第1部分教育篇
蒋梦麟字兆贤，号孟邻，1886年1月20日生于浙江余姚蒋村。出生时他父亲梦见一只熊来到他家，便给他起名梦熊。后来他在浙江高等学堂闹学潮，被列入黑名单，才改名梦麟。
1.北大功臣蒋梦麟（1） 2.北大功臣蒋梦麟（2） 3.北大功臣蒋梦麟（3） 4.北大功臣蒋梦麟（4） 5.北大功臣蒋梦麟（5） 6.北大功臣蒋梦麟（6） 7.北大功臣蒋梦麟（7） 8.北大功臣蒋梦麟（8） 9.北大功臣蒋梦麟（9） 10.罗家伦的校长生涯（1） 11.罗家伦的校长生涯（2） 12.罗家伦的校长生涯（3） 13.罗家伦的校长生涯（4） 14.罗家伦的校长生涯（5） 15.罗家伦的校长生涯（6） 16.罗家伦的校长生涯（7） 17.罗家伦的校长生涯（8） 18.罗家伦的校长生涯（9） 19.罗家伦的校长生涯（10） 20.罗家伦的校长生涯（11） 21.罗家伦的校长生涯（12） 22.潘光旦与自由主义教育（1） 23.潘光旦与自由主义教育（2） 24.潘光旦与自由主义教育（3） 25.潘光旦与自由主义教育（4） 26.潘光旦与自由主义教育（5） 27.潘光旦与自由主义教育（6） 28.潘光旦与自由主义教育（7） 29.潘光旦与自由主义教育（8） 30.潘光旦与自由主义教育（9） 31.潘光旦与自由主义教育（10） 32.潘光旦与自由主义教育（11） 33.潘光旦与自由主义教育（12）
第2部分科学篇
任鸿隽（１８８６--１９６１）是我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发起人，也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领导人。
1.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1） 2.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2） 3.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3） 4.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4） 5.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5） 6.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6） 7.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7） 8.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8） 9.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9） 10.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10） 11.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11） 12.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12） 13.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13） 14.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14） 15.“三反”运动中的竺可桢（1） 16.“三反”运动中的竺可桢（2） 17.“三反”运动中的竺可桢（3） 18.“三反”运动中的竺可桢（4）
第3部分文化篇
胡适上任后，马上进行整顿，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学生也由３００余人猛增至１３００人左右，而吴晗、罗尔纲、吴健雄等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胡适与物理学家的师生之谊… 2.胡适与物理学家的师生之谊… 3.赵元任与杨步伟（1） 4.赵元任与杨步伟（2） 5.王芸生的悲剧（1） 6.王芸生的悲剧（2） 7.王芸生的悲剧（3） 8.王芸生的悲剧（4） 9.王芸生的悲剧（5） 10.王芸生的悲剧（6） 11.王芸生的悲剧（7） 12.段锡朋：亦儒亦墨亦真诚 13.乐于游人夹道看（1） 14.乐于游人夹道看（2）
北大功臣蒋梦麟
北大功臣蒋梦麟
在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中，蒋梦麟是在职时间较长的一个。关于他的贡献，傅斯年曾有这样的评断：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高明。对于傅斯年的看法，蒋先生是认可的，但同时他又开玩笑地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现代世界中的中国》第192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蒋梦麟为什么会成为他所谓北大“功狗”、其实也是北大功臣呢？这与他的早年经历、教育思想和在北大的所作所为有关。
一、早年经历
1、兴趣与理想
蒋梦麟字兆贤，号孟邻，1886年1月20日生于浙江余姚蒋村。出生时他父亲梦见一只熊来到他家，便给他起名梦熊。后来他在浙江高等学堂闹学潮，被列入黑名单，才改名梦麟。
蒋梦麟的祖父在上海开过钱庄，是个比较成功的商人。他的父亲是当地绅士，喜欢发明创造，曾经仿照西洋模式盖过一座洋楼，还造过一艘轮船。楼是盖成了，但轮船却因知识浅薄而失败。因此，他“一心一意要让他的儿子受现代教育，希望他们将来能有一天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西潮·新潮》第40页，岳麓书社2000年版）
蒋梦麟5岁多就进了私塾，由于痛恨那种死板的读书生活，曾经逃学回家，并发誓要杀了先生，烧毁私塾。对于小孩子的这种恶作剧，他的继母和先生都没有当真。这也可以看出当年的人们在教育孩子时，心态非常从容。
尽管没有挨打，但蒋梦麟还是回到私塾，继续那苦不堪言的读书生活。他说：“在最初几年，家塾生活对我而言简直像监狱，唯一的区别是：真正监狱里的犯人没有希望，而家塾的学生们都有着前程无限的憧憬。所有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不是都经过寒窗苦读的煎熬吗？”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忍受监狱似的煎熬。他还说，如果没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名言警句的激励，他早就跑到上海经商去了。因此他认为：“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同上，第31页）
平心而论，蒋梦麟最初的理想还是属于传统社会的一种个人奋斗，但是这种个人奋斗是与国家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在《任鸿隽与四川大学》一文中，曾经引述陈衡哲对女儿任以都说过的一段话，也谈到这个问题。她说：“我们那一代人出去留学，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学成归国，要为国家、人民尽点心力、做点事。你们这一代却根本对公众的事，没有什么理想，只愿念个学位，找份好差事，这算什么？”当年任以都因为思想激进，一再痛骂士大夫祸国殃民。但陈衡哲对她说：“你知不知道士大夫阶级为国家人民做过多少事？真正的士大夫，处处为国家、人民着想，从不考虑个人利害，这样过一辈子才算是有意义的。”直到晚年，任以都对母亲的这番话还记忆犹新。她说：“他们那一代，不但开辟了很多新路径、新园地，为日后中国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也满怀崇高的理想与抱负，一心要为国家人民贡献心力。”（《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第120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八十二年出版）蒋梦麟比任鸿隽夫妇略大几岁，士大夫气质在他身上也有明显的表现。
2、思考与研究
据蒋梦麟说，他的童年教育有三个来源：一是念古书，二是听故事，三是观察大自然。这些经历养成了他的观察力、好奇心和理解力，再加上他喜欢思考、讨厌死记硬背，才有后来的成就。12岁以后，蒋梦麟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浙江高等学堂求学，并于18岁考中秀才。在绍兴中西学堂时，蔡元培正好是那里的“监督”（相当于校长）。没想到十几年以后，他居然会协助蔡元培主持北大。
南洋公学对蒋梦麟的影响也很大。该校是交通大学的前身，开办时采纳了美国传教士福开森的意见，一方面实行斯宾塞倡导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原则，一方面开设中学、西学课程。中学课程以四书和宋明理学为主，西学则包括西方的历史文化和新兴科学知识。蒋梦麟在这所学校不仅认识到研究学问必须有强健的体魄，还开始对中外道德进行比较研究。他说：“每当发现对某些问题的中西见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时，我总有难以形容的喜悦。如果中西贤哲都持同一见解，那末照着做自然就不会错。当发现歧见时，就加以研究，设法找出其中的原因。这样就不知不觉地做了一项东西道德行为标准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工作最重要的结果是……对于如何立身处世开始有了比较肯定、比较确切、也比较自信的见解，因为道德观念是指导行为的准绳。”他还说，通过比较研究，他开始学会思考，学会用自己的理智来判断是非，这样一来，传统信仰就再也不能左右他的思想行为了。他说这是自己“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像是脱下一身紧绷绷的衫裤那样舒服而自由。”从此，蒋梦麟开始认识到要救国，必须先救自己。于是他“决心努力读书，努力思考，努力锻炼身体，努力敦品励行。”（《西潮·新潮》，第67页）他觉得这才是儒家所谓修身的正确途径。
从蒋梦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发现思考是研究的起点，研究是思考的继续。好的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的思考和研究兴趣，但应试教育却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现成的知识，根本不需要他们怀疑、思考和研究。这其实是在扼杀学生的天赋与智慧。另外，许多人把研究看得过于神秘，以为那是学者专家的事，也是认识上的一大误区。记得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时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如果说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话，那么中学和小学研究点低级粗浅的学问总可以吧。有了这种认识，才能改变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模式。
3、育物与育人
蒋梦麟22岁时曾经去日本参观，深感日本教育的普及是跻身于世界强国的主要原因。第二年他赴美国留学，在“以农立国”思想的指导下选择了农学。一位朋友对他说：农学固然重要，但还有别的学科对中国更重要。换言之，“除非我们能参酌西方国家的近代发展来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否则农业问题也就无法解决。”这种见解对于解决现在的“三农”问题是个很好的参照。这位朋友还说：如果不改学社会科学，你的“眼光可能就局限于实用科学的小圈子，无法了解农业以外的重大问题。”（《西潮·新潮》第77页）蒋梦麟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大自然有浓厚的兴趣。但是听了这些话以后，他开始动摇了。正在这时，他下乡实习，看到一群活泼的孩子去上学。这情景也许触动了他的童年记忆，让他突然觉得与其研究如何培育植物，不如研究怎样培养人才。于是他决定放弃农学，改学教育。这样一来，他的兴趣也更加广泛，选读的书籍扩大到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许多方面。这种因为理想、兴趣而导致的专业改变，与鲁迅、胡适的情况颇为相似。
在美国，他的兴趣仍然集中在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上。研究过程中，他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欧美的东西，这使他发现希腊文化及其自由教育在西方现代文明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认为这种方法其实就是利用旧知识来获得新知识的过程。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举例说：如果一个孩子从来没有见过飞机，我们可以对他说飞机就像一只鸟，或者像一只长着翅膀的船。假如这个孩子连鸟和船也没见过，要让他了解飞机就困难了。同样的道理，要想让中国学生了解西方文明，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中国文化进行比较。因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根据这种推理，我觉得自己在国内求学时，常常为读经史子集而深夜不眠，这种苦功总算没有白费，我现在之所以能够吸收、消化西思想，完全是这些苦功的结果。”（同上，第81页）这也提醒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出国的留学生，之所以对西方文化缺乏了解，也无法与20世纪初的欧美留学生相比，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十年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应有的了解之故。
说到这里，蒋梦麟想起小时候读过的《幼学琼林》。他说这是一本启蒙读物，它不仅押韵，内容也非常广泛，从天文、地理、草木虫鱼，到商业、农业、科学发明，甚至政治哲学，几乎无所不包。记得胡适在《四十自述》中也提到这本书，说这本书很有意思。最近我在旧书市上也看到这本书，版本很多，可见它是一百年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影响很大的一本书。
二、教育思想
1、体育与美育
蒋梦麟初到美国，就读于位于卜技利（伯克利）的加利弗尼亚大学。该校环境非常幽美，课余生活也很丰富。“离剧场不远是运动场，校际比赛和田径赛就在那里举行。青年运动员都竭其全力为他们母校争取荣誉。……'健全的心寓于健全的身'--这就是古希腊格言的实现。”另外，校园的一个大门上有许多栩栩如生的男性祼体雕像，图书馆阅览室里也有希腊女神的裸体塑像。蒋梦麟初次看到这些雕塑，心里非常疑惑，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当局竟把这些'猥亵'的东西摆在智慧的源泉”。后来他听到一位伦理学教授说，“让女学生们多看一些男人的裸体像，可以纠正他们忸怩作态的习惯”，才明白“完美的思想寓于完美的身体”（同上，第82页）。
在美国，他还逐渐认识到“美是希腊做人的中心点”，正因为这样，才产生了美学和许多伟大的美术作品，从而使希腊文明成为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础。因此，把体育和美育结合起来，让它们齐头并进，使受教育者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才是教育的真谛。从这个角度来看，把体育和美育当作一种“素质教育”，仍然带有功利主义的印记。这也是蔡元培主张用美育代替宗教的主要原因。
在加州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教授。关于实用主义，他记得老师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一件事若过于注重实用，就反为不切实用”（同上，第92页）了。哥伦比亚大学位于纽约市中心，因此他经常到乡下度假。他发现在乡下住久了，回到城市就有一种愉快；在城市住久后，到了乡下也会感到清新可爱。这是因为环境改变会引起心理变化，用现在的话说，大概就是所谓“审美疲劳”吧。
1917年蒋梦麟学成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担任《教育杂志》编辑和《新教育》杂志主编。在此期间，他发表过大量文章，集中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天赋与秉性之中，教育的目的就是尊重这种价值，让每个人的特性发展到极致。智育、体育和美育的作用，就是要使“我能思，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思力至其极。我身体能发育，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体力至其极。我能好美术，则极我之能而培养我之美感至其极。我能爱人，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爱情至其极。”他还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社会才有自由、平等、民权、共和、选举权、代议制和言论自由等制度设计。否则，统治者就会“视万民若群羊，用牧民政策足矣。何所用其'言论自由'？何所用其'选举权'乎？”（《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6-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
蒋梦麟认为，蔡元培之所以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是因为“蔡先生的思想中融合着中国学者对自然的传统爱好和希腊人对美的敏感，结果产生对西洋雕塑和中国雕刻的爱好；他喜爱中国的山水画，也喜爱西洋油画；对中西建筑和中西音乐都一样喜欢。他对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中国人传统见解；认为宗教不过是道德的一部分。他希望以爱美的习惯来提高青年的道德观念。这也就是古语所谓'移风易俗莫大于乐'的传统信念。高尚的道德基于七情调和，要做到七情调和则必须透过艺术和音乐或与音乐有密切关系的诗歌。”（《西潮·新潮》第119-120页）
2、教育与和平
蒋梦麟留美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此他对战争与和平有过深入的思考和体会。1919年他学成回国后，曾撰写《和平与教育》，其中涉及到教育的本质等问题，可以视为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
文章开门见山说，所谓和平，是正义的同义词。有正义就有和平，倘若正义扫地，虽然没有战争，也不是和平，而是一种苟且偷安。从这个角度来看，统治者标榜的我国人民素以爱好和平著称，其实是为“所谓牧民政治”开脱。因为在专制制度下，老百姓仅仅是一群羊：羊肥了，牧人就会杀而食之，于是就出现暴政；暴政日久，必然会导致羊瘦，于是牧人就继续放牧，推行仁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根本原因。
蒋梦麟认为，要改变这种“羊肥而食”、“羊瘠而牧”的循环，就必须推行民主政治。他指出，牧民政治的反面是平民主义政治或曰民权主义政治。这种政治的目的是要增进平民的能力和知识，使每一个人都养成健全的人格。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和平才有真正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和俄国，是因为中俄两国没有平民主义的民主政治。德国向世界宣战，最终归于失败，也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没有美国和其他协约国优越。因此他认为：“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所谓教育，就是为了“达此和平目的之方法也。”（《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9-10页）
紧接着他指出：中国的教育，是牧民政治的教育；要改为平民主义教育，必须从三个方面去努力：第一，要“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改变过去那种萎靡不振、依赖成性的恶习。第二，要“养成健全之人格”，改变以往“好学者读书，读书愈多，而身体愈弱”的传统。第三，要“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改变平时“凡遇一事，或出于武断，或奴于成见，或出于感情”的毛病和喜欢用“差不多”来判断事物的习惯。（同上，第11-13页）
在这篇文章中，蒋梦麟还分析了中国社会进步应该采取的三项措施：一要改良起居，二要修筑道路，振兴实业，三要奖励并推进学术。他认为前两项属于物质方面的改良，比如生活在臭水沟和猪圈的孩子，只能是“皮黄骨瘦，精神疲倦，作事萎靡”；后一项则属于精神领域的进步。他说：“学术者，一国精神之所寄。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故学术者，社会进化之基础也。”（同上，第15-16页）但是，由于我国在学术方面历来有漫无系统、重视应用、专重古文等三大弊病，致使学术研究不是出于兴趣，而是为了应用。这种主次颠倒、源流混淆的做法，遏制了学术的创新能力。
为了进一步说明如何才能推动学术进步，他还用经商和做人作比：“夫对于金钱不忠实，不可以为商。对于行为不忠实，不可以为人。对于知识不忠实，其可以言学术乎？”（同上，第17页）因此，“欲求学术之发达，必先养成知识的忠实。”养成对知识的忠实，是做学问的最基本的要求。胡适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也是这个意思。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蒋梦麟总结道：“……以正义为先导，以养成健全之个人进化的社会为后盾，张旗鸣鼓动，勇猛前进，此即所谓为和平而战也。战而胜，则平民主义由是而生存，真正和平由是而永保。和平与教育之关系，如是如是。”（同上，第17-18页）
3、职业与文化
蒋梦麟留学归来，遇到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倡导职业教育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社会时潮之一，面对这一思潮，蒋梦麟非常冷静。他认为职业教育固然需要，但如果以为除了职业教育之外就没有其他教育，或者说所谓教育就是职业教育，那就大错特错了。
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认识，他写了《教育与职业》、《职业教育与自动主义》等文章。他指出：教育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国家有问题，故有国家教育。社会有问题，故有社会教育。个人有问题，故有个人教育。职业有问题，故有职业教育。”如果有关问题不能解决，那就是教育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职业教育，不过是教人“操一技之长而藉以求适当之生活也”。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在职业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问题，它最终还需要通过文化教育来解决，这就是普通学校应该承担的功能。因此职业教育并不是教育的全部，而是其中一部分。所以他认为，“学校非专为职业而设，举学校而尽讲职业教育，则偏矣。”（同上，第22-23页）
对于类似偏颇，蔡元培也多有提醒。比如1920年10月，蔡先生应《法政学报》的邀请，为该学报创刊一周年致词说：“从前法政大学，大抵都是用一种官僚教育、职业教育。他们的旨趣，就是要学生不请假、把讲义背得熟，分数考得好，毕业后可以谋生便罢了”。这种“职业学校，是专为毕业以后得饭碗的，确无研究学理之必要。”如今你们办《法政学报》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可以提高学生研究学理的兴趣；第二，可以引发学生求新的思想；第三，可以使学生养成“非自利的公德心”。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摆脱“职业教育的恶习”（《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462-463页）。随后，他赴欧洲考察，途经新加坡参观一所中学时，又做了题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讲演。他说，职业教育好比房屋，普通教育好比地基，倘若等到高屋建成，才发现地基不稳，就来不及了。他认为，普通教育的宗旨，并不仅仅是让学生变得“有用”，而是要让他们“（一）养成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的精神”（同上，第474页）。由此可见，蒋梦麟和蔡元培对教育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蒋梦麟还把职业界分为“自动的”和“机械的”两种人才。前者具有远大的目光，进取的精神和“事事图改良，著著求进步”的作风；后者则是只“具一艺之长，精一部分之事。人先提倡，我能随之”的人（《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25页）。他提出高等专门学校要培养自动人才，使之成为工业社会的领袖，中等职业学校则应该培养机械人才，为工业社会培养优秀工人。
4、个人与社会
蒋梦麟认为：共和国的作用，就是尊重并保护个人价值；教育的目的，则是为了发展个性，培养特长，进一步增加个人价值。为此，就必须对教育学有所研究。他指出，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育学分为“个人”与“社会”两大部分：就个人而言，为了满足“发展个性”的需要，它要涉及生理学、遗传学、卫生学、心理学、论理（逻辑）学、美学等诸多学科；从社会来看，为了满足“发展人群”的需要，它又涉及人种学、历史学、地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群学等许多领域；此外，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离不开自然界，因此教育学还涉及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和物理化学等其他科学。因此他说：“有真学术，而后始有真教育，有真学问家，而后始有真教育家。……无大教育家出，而欲解决中国教育之根本问题，是亦终不可能也。”这里所谓大教育家，显然是通晓各门学科的通博之士，“不通博乎此，则不可以研究教育。”（同上，第32页）。
蒋梦麟晚年在回忆北大的学术自由以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兄弟以后，曾谦虚地说：“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西潮·新潮》第344页）其实，像蒋梦麟这样“一无所长”却“什么都知道一点”的人，才可能是真正的大教育家。相反，让那些“学有所长”的专家当校长，恐怕未必合适。
蒋梦麟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人“享受人生所赐予之完满幸福”，要享受这种幸福，还需要社会的开明和进步。因此他说：一方面个人生活的丰富程度与社会的开明进步成正比，“社会愈开明，则个人之生活愈丰富”；另一方面，健全的社会又需要健全的个人来组成。他主张社会进步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社会的文明能天天增加；二是社会的“肚量”能包容新学说新思想；三是大多数人民，能具有享受文化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又来自教育的普及。与此同时，他认为社会的进步与每一个人密切相关。个人要推动社会进步，首先要有负责任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基础有二：“一曰能行，二曰能思。所谓能思者，养成清楚之头脑，并有肝胆说出其思想。所谓能行者，做事担得起责任，把肩膀直起来，万斤肩（担？）子我来当。夫如是，始能增加文化，生出新思想。致使大多数人民能享文化之权利”。（《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28页）记得傅斯年在回忆蔡元培的时候，曾披露过一个细节。当年他曾写过一份匿名揭贴（小字报）挖苦一位同学，蔡先生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胡适一直主张用真名发表文章，也是为了表示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可见能不能负责任，是检验人的与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
三、主持北大
1、学潮与学风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蒋梦麟还在上海，陪同他的老师杜威进行访问。五四之后，蔡元培因发生如此大事，悄然离开北大，委托蒋梦麟主持北大校务。当时蔡先生对他说：大学生是有自治能力的，你可以代表我到学校执行校务。我把一切权力交给你，但是责任由我来负。蔡元培还嘱咐说：“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同上，第145页）
与此同时，蔡元培对于学生在运动以后的状态忧心忡忡。蒋梦麟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写道：“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西潮·新潮》第125-126页）
蒋梦麟接受蔡元培委托后，北大学生会负责人段锡朋、张国焘等人曾拜访过他。据张国焘回忆：“我到达上海后，……和段锡朋等到江苏教育会去访问住在那里的蒋梦麟先生，向他表示我们代表北大同学欢迎他去北大代理校长的职务。于是蒋先生也即到达北大，代理校长，肩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我的回忆》第一册，第65页，东方出版社1980年版）不久，蒋梦麟与张国焘等人一同乘火车到达北京。顺便说一句，张国焘离开北大后所选择的道路，也证明蔡元培的判断无误。
蒋梦麟抵京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蒋梦麟代办北大校务启事》：“元培因各方面督促，不能不回校任事。惟胃病未瘳，一时不能到京。今请蒋梦麟教授代表，已以公事图章交与蒋教授。嗣后一切公牍，均由蒋教授代为签行。校中事务，请诸君均与蒋教授接洽办理。”（《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11页）
初到北大时，蒋梦麟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评价这场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学生运动。
7月22日，北大学生集会欢迎蒋梦麟。因为蒋梦麟深知蔡元培“'为学问而学问'的信仰，植根于对古希腊文化的透彻了解，这种信仰与中国'学以致用'的思想适成强烈的对照”（《西潮·新潮》，第119页），因此他在即席讲中介绍了蔡元培的近况后又说：蔡先生的美德和他集中西文化于一身精神是“怎么得来的呢？是从学问中得来的。故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蒋梦麟还说，西方先进国家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多少年来文化积累的结果。“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讲话结束时，他告诫大家：“如果是今天反对这个，明天反对那个，……终不是根本办法。吾人若真要救国，先要谋文化之增进。”（《蒋梦麟文化学术随笔》第145-146页）
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蒋梦麟与胡适共同发表《我们对学生的希望》。我注意到，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就对学生运动有看法。在这篇由他起草的文章中，进一步表达了他们对学生运动的意见。
该文首先肯定了学生运动的贡献有五个方面：一是“引起学生的自动精神”，二是“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三是“引出学生的作文演说的能力、组织的能力、办事的能力”，四是“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五是“引起许多学生求知识的欲望”。
紧接着，文章分析了学生运动的起源。作者认为，学生运动起源于变态社会，因为常态社会的政治比较清明，许多社会问题有成年人处理，学生可以安心求学，用不着在其他方面操心。但是在变态社会中，“许多事被一班成年人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种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简单一句话：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汉末的太学生，宋代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俄国从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运动，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都是同一个道理”。所以他们认为：“荒唐的中老年人闹下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至于动不动就使用罢课手段，则“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同上，第166-168页）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不仅是因为“罢课与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还因为它容易让学生养成依赖群众的心理，同时养成逃学和盲目从众等习惯。在这方面上，文章的论述非常精彩，不妨摘录其中一段：“现在的学生很像忘了个人自己有许多事情可做，他们很像以为不全体罢课便无事可做。个人自己不肯牺牲，不敢做事，却要全体罢了课来呐喊助威，自己却躲在大众群里跟着呐喊，这种依赖群众的心理是懦夫的心理！”（同上，第168页）时至今日，能够对学生运动做这种分析者，并不多见。
在指出学生运动弊病的同时，蒋梦麟和胡适还向大家指出：今后要注重真正的学生活动，这种学生活动包括学问生活、团体生活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在学问生活上，一要学好外文，二要注重观察与调查，三要促进学校的改良，四要注重自修。在团体生活上，除了要开展学术活动、体育活动、游艺活动、社交活动外，还要弥补各种组织活动中不完善的地方，其中包括开会的法定人数、提案手续、发言顺序、表决方法、复决程序、讨论时间等内容，以及容纳反对党的意见和人人要负责任的精神。在社会服务上，要注意普及科学常识和公民常识，开展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活动。这一切，都是民主社会不可缺少的内容。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尽管这篇文章说理透辟，但是在那变态社会向常态社会转轨的时代，大大小小的学潮还是此起彼伏，一个接着一个。有一次，学校为要收讲义费，学生马上举行集会表示反对。当时蔡元培已经回校，他赶到现场，气愤地卷起袖子喊道：“你们这班懦夫！……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那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西潮·新潮》，第132页）后来蒋梦麟也经历了多次围攻，甚至在办公室里被关了几个小时。
为什么“学生势力这样强大而且这样嚣张跋扈”呢？蒋梦麟认为这与他们的出身有关。他说：“这些学生多半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子女。学生的反抗运动，也可以说等于子女对父母的反抗。”另外，“学生运动在校内享有教师的同情，在校外又有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支持，因此势力更见强大。”（《西潮·新潮》，第136页）蒋梦麟还说：许多事例“足以说明学生运动中包含各式各样的分子。那些能对奋斗的目标深信不疑，不论这些目标事实上是否正确，而且愿意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人，结果总证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却多半成了社会的不良分子。”（同上，第133页）
尽管如此，蒋梦麟对于当时的学生爱国运动还是给予热情支持。比如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蒋梦麟多次出席“北京国立九校校务讨论会”，处理善后问题，并严厉谴责政府屠杀学生的暴行。
2、自治与“治自”
蒋梦麟的一生，始终把教育与改变人生态度、培养合格公民联系在一起。他虽然对学潮多有批评，但还是把五四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希望以此为起点，“把中国萎靡不振的社会，糊糊涂涂的思想，畏畏缩缩的感情，都一一扫除”，使每一个都成为一个活泼泼的公民（《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48-49页）。1919年北大发生林德扬自杀事件，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罗家伦认为这是恶劣的社会造成的悲剧。蒋梦麟认为，除了社会之外，这也是中国人心气薄弱的表现。为此他撰文说：“中国之社会，一罪过之社会也。中国之家庭，一罪过之家庭也。以罪过之社会，建神圣之国家，犹设天堂于地狱”，因此“泛言改革政治，其效必浅。泛言改革社会，其祸必巨。欲图积极之进行，必须有一入手之的实办法。此法为何，曰建设新国家于学校之中。”（同上，第112页）
蒋梦麟第一次代理北大校务只有两个月左右。1919年9月蔡元培返回北大，聘他为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他说：蔡先生回来后，“北大再度改组，基础益臻健全。新设总务处，由总务长处理校中庶务。原有处室也有所调整，使成为一个系统化的有机体，教务长负责教务。校中最高立法机构是评议会，会员由教授互选；教务长、总务长，以及各院院长为当然会员。评议会有权制订各项规程，授予学位，并维持学生风纪。各行政委员会则负责行政工作。北大于是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学生自治会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西潮·新潮》，第127页）可见要“建设新国家于学校之中”，除了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要素之外，学生自治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关于学生自治，蒋梦麟的两个演讲谈得非常透彻。第一次是1919年10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庆纪念会上。五四运动以后，学生自治会即学生会纷纷成立，因此蒋梦麟首先指出：我们讲学生自治，要研究三个要点。第一是学生自治的精神，第二是学生自治的责任，第三是学生自治带来的问题。所谓精神，是一种公共意志。一个团体有了公共意志，大家就会不知不觉地受其感染，否则这个团体就无法存在。所以学生社团结合的要素，不是在章程，而是在养成一个公共的意志。换一句话说，就是养成一种精神。他还说，学生自治不是一种时髦，也不是要反对教师，而是一种移风易俗的爱国运动。因此大家应该有一颗移风易俗的爱国心，来培养这种自治精神。关于学生自治的责任，蒋梦麟认为应该表现在四个方面：一要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二要建立公共服务的观点，三要生产更多的文化，四要为改良社会做出榜样。至于学生自治可能带来的问题，比如学生个人的行为该不该管，学生团体与教师以及教师团体产生矛盾怎么办，蒋梦麟也做了很好的解答。
第二次是1920年9月在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如果说蒋梦麟在北高师的演讲偏重于学理的话，那么这次讲话则比较侧重于现实。他说：“我近来学生认识得不少，据各方面的闻见，觉得最可惜的就是学生会总没有好好的组织；开会时秩序亦不甚整齐。我们时常说国会省会如何捣乱，其实像这样子，叫学生去办国会省会，又何尝不会捣乱呢！所以开会时必须注重议会法才好。学生会章程，上半年已经订好，采取委员制，现在已经付印。希望新旧同学平心静气地讨论确定以后就大家遵守。本校的特色，即在人人都抱个性主义。我尝说，东西文明的不同，即在个性主义。比如希腊的文化，即以个性为基础，再加以社会的发达，方能造成今日的西方文明。”在演讲结束时，蒋梦麟殷切地说：“北大这么大的一个学校，研究学问，注重品行的件件都有，就是缺少团体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一方各谋个人的发达，一方也须兼谋团体的发达。从前严厉办学的时代，是'治而不自'，现在又成杜威先生所说的'自而不治'，这都不好。我们要'治'同'自'双方并重才好。因为办学校用法律，决计不行的，只可以用感情化导，使得大家互以良好的情感相联络。这就是我最后的希望。”（（《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148-149页）
让学生自治而不是“治自”，学校要依靠感情化导而不是严格的法纪，这就是蒋梦麟的办学理念。
3、学术与政治
1920年10月，蔡元培出国考察，蒋梦麟再次代理北大校务。1923年，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蹂躏人权而羞与为伍、愤然辞职，蒋梦麟第三次担任代理校长职务，直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后，蒋梦麟被北洋军阀列入黑名单，他只好离开北大逃到东交民巷。当年秋天，他脱离魔掌抵达上海，结束了将近七年的北大生涯。
作为蔡元培的继承人，蒋梦麟认为北大精神既是一种公共意志，又是一种学风。但是如何建立良好的学风，让北大精神发扬光大，却不是容易的事情。1922年，他在《学风与提高学术》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苦闷。该文开门见山说：“我们办教育的人，近来真觉得日暮途穷了。从前我们以为政治不良，要从教育上用功夫，养成人材，去改良政治。近年以来，政治愈趋纷乱，教育界经济上和心理上，都因此受莫大打击，不但经济破产，精神上破产的征象，也渐渐暴露了。于是数年前”只讲教育，不谈政治“的迷信，渐渐儿打破。”（《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77页）
他还说：由于政治腐败，大家不能不谈政治。但是要谈政治，又会受到腐败政治的仇视、摧残或利用，无奈之下只好不谈政治。但是面对一个缺乏公平和正义的社会，大家又到哪里去讨个公道呢？想来想去，他认为“现在我们所能勉强提出的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学术'。”但由于人才不足，经费不能保证，因此要通过“'提高学术'来唤起精神，养成一个学术化的学风，谈何容易。”（同上，第78页）
1924年11月，蒋梦麟在《晨报》发表《知识阶级的责任问题》，进一步讨论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文章首先指出：知识界是否能成为一个阶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社会上要有相当势力，二是本身要有一个团结的组织。然而现在的中国知识界，人数既少，组织也流于形式，根本无法形成一个阶级。
蒋梦麟分析说，全社会对知识界的期望是解决目前的政治问题，以减少贪官污吏给他们造成的“切肤之痛”。但是知识界却认为，要改良政治，就要先改良社会；要改良社会，就要先从学术、思想、文化上下功夫，否则就会陷入治标不治本的误区。对于知识界的这种看法，蒋梦麟觉得就好比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一样，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答案。因此“我们只好说，鸡是蛋所生的，蛋亦是鸡所生的。有了好鸡，自然能生好蛋；有了好蛋，自然能生好鸡。”基于同一道理，他认为“社会能影响到政治，政治也能影响到社会；社会能影响到学术，学术也能影响到社会。无论哪一方面做起，都是有效的。”（同上，第67-68页）
他还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看见实际问题解决的困难，知道唱几句社会和学术的高调，最容易缴卷，就把学术和社会的研究，作为避世的桃源。或者钻进学术和社会的研究里面，忘了应世的目的。”结果，不是“养成万恶的政治”，就是产生“一班不切世务的迂儒”（同上，第69页）。这对学术和社会，都有害无益。
此外，蒋梦麟提出知识界参与政治的界限和条件下。所谓界限，主要是不可忘记的本职工作，否则就会失去自身的价值，也不可能改良政治。所谓条件，则是不参与维持现状的政治，也不能因为参与政治而妨害学术研究。蒋梦麟80多年前发表的这些意见，至今仍然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4、孔子与“鬼子”
蒋梦麟在北大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初期）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又恰好七年左右。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是常有的事，但是蒋梦麟说，在第一个“七年中，虽然政治上狂风暴雨迭起，北大却在有勇气、有远见的人士主持下，引满帆篷，安稳前进。图书馆的藏书大量增加，实验设备也大见改善。国际知名学者如杜威和罗素，相继应邀担任客座教授。”（《西潮·新潮》，第127页）可见他当时多不容易。
蒋梦麟离开后，北大进入一个相对黑暗的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梦麟曾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第三中山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等职。1930年底，国民政府为了振兴北大，任命蒋梦麟为北京大学校长，但是他却回了杭州。
这是为什么呢？据胡适说：“他不肯回北大，是因为那个时候北平的高等教育已差不多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回去也无法整顿大学。北京大学本来在北伐刚完成的时期已被贬作为'北平大学'的一个部门，到最近才恢复独立，校长是陈百年先生（大齐）。那时候，北京改成了北平，已不是向来人才集中的文化中心了，各方面的学人都纷纷南下了。一个大学教授的最高俸给还是每月三百元，还比不上政府各部的一个科长。北平的国立各校无法向外延揽人才，只好请那一班留在北平的教员尽量的兼课。几位最好的教员兼课也最多。例如温源宁先生当时就'有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流言。结果是这班教员到处兼课，往往有一个人每星期兼课到四十小时的！也有排定时间表，有计划的在各校轮流辍课的！这班教员不但'生意兴隆'，并且'饭碗稳固'。不但外面人才不肯来同他们抢饭碗，他们还立了种种法制，保障他们自己的饭碗。例如北京大学的评议会就曾通过一个议决案，规定'辞退教授须经评议会通过'。在这种情形之下，孟邻迟疑不肯北来做北大校长，是我们一班朋友都能谅解的。”（《胡适全集》第19卷，第500页）
在这里，所谓教师兼课的问题需要澄清一下。记得潘光旦在《教授待遇与今日流行之兼任讲师制》中说：为什么大学需要专职教授呢？这是因为大学教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还应该在日常接触用自己的人格来影响学生。因此，过去的大学是不主张教授兼课的。如果你为了多挣钱非要兼课，那就只能担任讲师。我想当年的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时，同时兼任大学课程，大概就是这样。基于此，潘光旦认为大学教授一方面要享有较高的待遇，另一方面也必须拥有精神上的宁静。精神不宁静，其人格魅力就会大打折扣。
胡适还说：“那时有两个朋友最热心于北大的革新。一个是傅孟真，一个是美国人顾临（RogerS.Greene）。顾临是协和医学院的院长，也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董事。他们找我商量，如何可以帮助孟邻先生改革北大，如何可以从北大的改革影响到整个北平高等教育的革新。最主要的问题是：从那儿捐一笔钱做改革北大的经费？”（同上）
由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由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任鸿隽、赵元任和顾临、孟禄等人组成，因此胡适和傅斯年最于拟出一个具体方案，提请中基会讨论通过。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中基会与北大每年各提出二十万元，以五年为期，双方共提出二百万元，作为合作特别款项，专作设立研究讲座及专任教授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胡适解释说：“这个合作办法的一个主要项目是设立'研究教授'若干名，其人选'以对于所治学术有所贡献，见于著述，为标准'，其年俸'自四千八百元至九千元不等，此外每一教授应有一千五百元以内之设备费'。研究教授每周至少授课六小时，并担任学术研究及指导学生之研究工作。研究教授不得兼任校外教务或事务。”（同上，第501页）
据胡适日记记载，经过半年左右的反复商讨，最后决定聘请十五人为研究教授。他们是：汪敬熙（心理学）、王守竞（物理学）、曾昭抡（化学）、刘树杞（化学）、冯祖荀（数学）、许骧（生物学）、丁文江（地质学）、李四光（地质学）、刘志扬（法学）、赵乃抟（经济学）、周作人（文学）、刘复（文学）、陈受颐（史学）、徐志摩（文学）、汤用彤（哲学）。
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时，胡适对蒋梦麟有过这样的评价：“话说民国二十年一月，蒋梦麟先生受了政府的新任命，回到北大来做校长。他有中兴北大的决心，又得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合作费国币一百万元的援助，所以他能放手做去。向全国去挑选教授与研究人才。他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胡适全集》第20卷第271页）
辞退旧人是得罪人的事情。蒋梦麟勇于承担此事，除了职责之外，还与他的人格追求有关。蒋复璁说：蒋梦麟是“以儒立身，以道处世，以墨治学，以西办事。”（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二期第46页）。专门收集学者趣闻轶事的《学林散叶》有类似记录：“抗战中蒋梦麟当北大校长，曾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作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精神办事。”（《学林散叶》第36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这里除了“抗战中”三字尚可存疑外，其他内容无大出入。另外陈雪屏也说，“他尊重个人自由：凡个人行为之不涉及公众权益者，他绝不过问或批评；凡他的同事在分层负责的范围内所决定的事项，他从不挑剔或干预。他信服老庄的道理，对于屑细的是非之争与成亏之辨看得很淡。因此他能够超脱于复杂的人事纠纷之上。”（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一期第11页）难怪胡适要说，蒋梦麟是一个“有魄力、有担当”的理想的校长。
5、大学与抗战
不幸的是，就在蒋梦麟组建的“新北大”刚刚开学之际，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侵略者又攻占山海关和承德等地，平津一带炮声隆隆，战云密布。为了救护受伤的抗日将士，北大师生成立了一所伤兵医院，蒋梦麟夫人亲自担任院长，组织教职员夫人和女学生充当看护。通过抢救伤兵，蒋梦麟进一步看到中国军队虽然缺乏现代武器，却勇于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抗外来侵略。他认为：“国军以血肉筑成长城抗御敌人的弹雨火海，主要的凭藉就是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中国在漫长痛苦的八年之中愈战愈勇，虽然千千万万的人受伤死亡，中国却能始终连哼都不哼一声。我们虽然节节失利，却终于赢得战争。”（《西潮·新潮》第201页）
除了愈战愈勇的中国军队之外，中国的大学堪称抗战胜利的精神堡垒，大学校长则是大家的精神领袖。在这方面，蒋梦麟的表现可圈可点，令人钦佩。比如1935年11月，蒋梦麟与北平各大学校长教授联名发表宣言，斥责冀东伪政府，反对华北“自治运动”。为此日本宪兵找上门来，“请”蒋梦麟去位于东交民巷的日本兵营进行解释。蒋梦麟毫无畏惧地深入虎穴之后，一个日军大佐居然想把他挟持到大连。面对这种危险局面，蒋梦麟冷静地说：“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同上，第203页）
在这位大义凛然的北大校长面前，无计可施的敌人只好把他放了。事后，宋哲元将军因无法保护他而劝他离开北平，蒋介石也派陈诚前来表示慰问，但他还是留了下来。他说：“从民国十九年到二十六年的七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文江）、和傅孟真（斯年）、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他还说：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水准提高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在认真进行。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同上，第199-200页）
另外，曾经在北大法学院任教的陶希圣回忆说，当时北大“师生们的口号是'在北平一天，当作二十年来做'。”（台湾《传记文学》第5卷第1期第10页）北平在上世纪30年代的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就是这样换来的。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大、清华与南开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三校校长同时担任常务委员，共同领导学校。为此，蒋梦麟一方面组织广大师生南下，一方面嘱托不便南下的周作人、孟森、冯祖荀、马裕藻留下来照料北大，这四人被称为“留平四教授”。谙熟中国历史的周作人曾托人给蒋梦麟带话：“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蒋梦麟年表》，《蒋梦麟教育思想研究》第29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汉奸罪入狱，曾希望蒋梦麟出庭作证。蒋也有此打算，但是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蒋梦麟的纯正厚道是大家公认的。叶公超说：“我的朋友中，脾气好的人也不少，但对于仆役等最客气，而且从来不发脾气的，我想只有梦邻一个人。记得我们初到长沙去组织临时大学的时候，我们合用一个宝庆的老兵，因为语言关系，往往词不达意，我是一个性急的人，孟邻先生看见那位宝庆的同胞做错了事，或者是所做的刚好与我们的意愿相反的时候，他的反应总是发笑，我却在着急。纯厚，同情，宽容是他的本性。”
不过，在大是大非上，蒋梦麟却是另外一种模样。叶公超还说，他们到长沙后，南开的张伯苓和清华的梅贻琦还没有到。有人怕三所大学在一起会产生同床异梦的矛盾；有人甚至说：“假使张、梅两位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听到这话，蒋梦麟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台湾《传记文学》第5卷第2期第39页）
不久，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日战争中，三所大学长期合作，为中华民族保存了文化学术的火种，谱写了弦歌不绝的佳话。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有言：“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总览卷，第284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这一切，如果没有蒋梦麟的努力和坚持，是不可能的。这也正如叶公超所说：“整个抗战期间，大后方的高等教育没有间断，而能继续为政府培植人才，孟邻先生个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不畏艰苦的精神令人感动。费正清在战前就是与蒋廷黻和梁思成夫妇结下深厚的友谊，战争中他再度来华，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极其恶劣，便想通过官方渠道请求美国政府援助。于是，一个叫做“中国救济联合会”的组织于1943年秋开始实行一项计划，其中包括以500-1000美元的现款帮助一部分有前途和有声望的学者去美国访问。“然而蒋介石获悉这一计划后，大概是以中国学者不应接受美国施舍为由，实际上予以否决了。”（《费正清看中国》第87页，1995年版）
费正清认为，这是“蒋介石开始丧失民心”的一个原因，也导致“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灰意懒，一部分人将会死去，其余的人将会变成革命分子。”（《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95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对于这种状况，蒋梦麟非常担忧。费正清说，有一天“蒋梦麟于午饭前到我这儿来，我告诉他联合援华会遭受惨败之事。从外表看，他颇象梅贻琦--个子很高，身材消瘦，举止优雅，不过，他是个理智胜过情感的人。他们作为昆明高校的两位领袖，都是以其苦行僧形象著称的，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蒋梦麟近来没有为北大做什么。他已困难到山穷水尽，唯靠典卖仅剩的衣物书籍而维持生活，他的夫人现在正在设法寻找工作而他自己则回到昆明去担任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跟梅贻琦相比，蒋梦麟的经济境况还稍胜一筹。梅夫人化名找到一个工作，结果被发觉，只得中辍。”
他还说：“当蒋梦麟博士向联大教授们宣布美国联合援华会支援中国高校教授生活费用计划不能实施时，遭到了听众们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鉴于'租借法案'和他们自己的极端贫困，接受美国援助根本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他煞费苦心，竭尽全力阻止教授们发表抗议文字。蒋梦麟说，真正的核心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骨干力量究竟能不能为了将来而被保存下来，中国究竟会不会在战争时期失去培育英才的教师队伍，从而陷于更大的混乱。他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所受到的损害已经极其严重了。”（同上，第271页）
这些话既表现出蒋梦麟睿智，同时也透露了他的无奈。也许正因为这种无奈，他才不得不把部分精力放在学校之外。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从此离开了他服务多年的北大。
罗家伦的校长生涯
罗家伦的校长生涯
上篇清华大学
一、年轻的校长
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之后，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当时他只有31岁。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西进贤。他早年在上海中国公学就读，后来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他和傅斯年等人发起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五四运动中，他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并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据说这份宣言是当时唯一的印刷品，而“五四运动”这个概念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
1920年，罗家伦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正值上海实业家穆藕初斥资5万元设立奖学金，资助“有能力、有学识、有领导才干”的北大学生赴欧美留学，罗家伦、周炳琳、段锡朋、康白情、汪敬熙等求五人被选中。这件事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清朝末年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人们说这是北大的“五大臣出洋”。
出国后，罗家伦就读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后来他又去欧洲，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访学。留学期间，他就撰写《科学与玄学》一书，翻译了剑桥大学史学教授柏雷的《思想自由史》，还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有研究者认为：“从他留学期间的言论和活动，可以看到他是位有思想和能力的爱国青年才俊。”（《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27-28页，苏云峰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刊印）
冯友兰与罗家伦是北大校友，他是用河南官费出国留学的。他回忆到当年的情况时有这样一段叙述：“在中国留学生中，大部分还是好好学习的，但是对学位的态度很有不同。有些人不要学位，随便选课。有些人认为，只要有个硕士学位就够了。因为要想得到博士学位，就要选一些学校要求选而实际上没有多大用处的功课。”罗家伦和陈寅恪大概属于那种只要学问不要学位者，而冯友兰则是“想要得个博士”的人（《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5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注意这一情况，对于了解他们的思想、个性和成就，很有帮助。
1926年罗家伦年回国后，担任了东南大学史学教授。第二年，商务出版社出版《思想自由史》，他在译者序言中说：“能为纯粹的知识的主张而殉道，是人类最光荣、最高尚不过的事；能自己为思想言论自由作自觉的牺牲，以唤起他人对于此事的觉醒，是对于社会最有实利的贡献。”（转引自《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28页）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的理想和抱负。
然而就在这一年，即1927年，本来是准备为纯粹知识而殉道的罗家伦，却被卷入国民革命的风暴中。当时他不仅加入国民党，还担任了蒋介石的秘书。1928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上，日本政府为了阻挡北伐，出兵侵占济南，与我军发生巷战，酿成济南惨案。在这次事件中，担任外交事务的国民政府战地政务委员委员蔡公时被日军挖眼割耳，残酷杀害。当时罗家伦也是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他与熊式辉到日军司令部谈判，面对气焰嚣张的日军司令，罗家伦临危不惧，表现出大无畏的气概。尽管这次谈判没有成功，但是罗家伦的表现却影响很大，令人称道。
随后，罗家伦随军进入北京。战地动员委员会是一个接收单位，罗家伦是文化教育方面的负责人，因此在1928年8月29日，他被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正式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4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在中外教育史上，三十出头就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似不多见。
二、上任前的是是非非
清华大学的校长为什么要由外交部长任命呢？这与它的历史有关。
清华大学原来是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其目的是培训可以直接插入美国大学二、三年级的学生。由于款项来自美国，整个交涉由外交部门经手，因此在1908年拟定的“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案”中规定：“赴美留学生将由美国退还赔款支付费用。……外务部负责创办培训学校并任命留学生监督。”（《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第11页，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这里所谓外务部，就是后来的外交部；所谓留学生监督，相当于后来的校长。该培训学校一开始叫游美肄业馆，后改为清华学堂、清华学校。一直归外交部门管辖。
为了改变这种依赖外国培养高级人才的状况，该校从1916年起提出要逐步改为大学，经过十年努力，到1925年才成立了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这样一来，清华就有三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留美预备部不再招生，直到1929年在校学生全部毕业为止；大学部招收高中毕业生，接受四年专业教育，毕业后不再享受出国留学待遇；国学院招收大学毕业或同等学力的学生，研究以经史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化，培养国学教师以及终身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才。在这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全校师生从人员结构、教学内容到未来出路，都面临着一系列变化和考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清华的归属问题也提上议事日程。当时国民政府想让清华大学隶属于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但是外交部却以历史关系为由不愿放手。这一点，从该校《南下代表报告书》中可以看出。该报告书说：“自大学院所召集之全国教育会议通过全国教育学术机关应归大学院管辖后，大学院即根据此项原则，提议清华大学应直辖于大学院。经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议决通过。故清华大学应归大学院管辖，在法律上已不成问题。惟外交部始终声称与清华历史上有特殊关系，不允完全放手。而大学院蔡院长，又素持礼让态度，不愿力争。一则恐伤外交部与大学院之感情，再则恐酿成僵局影响学生之学业。结果遂由大学院暂时会同外交部管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册上，第50-51页）
这份报告书是1928年9月中旬写的。在此之前，清华大学刚刚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安的夏季，许多人由于时局混乱、政权更迭，对清华大学的命运非常担心。据《吴宓日记》记载，早在6月初，清华园就因为“交通已断，邮信不至”而人心惶惶。有消息说：“海甸一带之共产党将有所动作，先毁燕京、清华二校”，“校内之共党将于今夜放火，焚烧校舍”。紧接着，“本校国民党学生已于大礼堂前悬红底之青天白日旗。又于校中到处，满贴颜色纸条之标语。如铲除土豪劣绅，以党为国，党化教育之类。”（《吴宓日记》第四册，第70-72页，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到6月中旬，校园里又有当局要解散清华的传闻。陈寅恪劝吴宓：“清华解散后，仍图居北京，则于学业进步较多。”吴宓说：“清华如解散，而京中又为北大派所垄断，不能见容，则或者于辅仁大学等处谋一教职。薪金虽微，不计。到时再进行，今暂不须虑及也。”与此同时，吴宓还在日记中把“胡适、罗家伦之流”，视为“排除异己，以邪说曲学召世惑众者”（同上，第77页），也反映了他内心的想法和偏见。
7月15日，陈寅恪借赵元任住宅设订婚筵，吴宓与罗家伦都参加了。那天吴不仅写了贺诗，还喝了很多酒。18日，他听说外交部已经为清华大学物色了三位校长人选，这三个人是凌冰、张歆海、罗家伦，“而以罗为最有希望云”（同上，第91页）。
7月19日，吴宓再次去赵元任家吃饭，在坐的还有钱端升、张奚若夫妇、金岳霖及其美国女友莉莲。吴说这次饭局是AA制，他怀疑这个饭局由赵夫人杨步伟发起，“似纠众拥戴赵元任为校长，而由罗家伦暗中主持一切。”但是吃饭时大家并没有提及此事，而是由“钱、张二君述南京大学院、外交部对于清华之态度而已。”（同上，第92页）钱、张二人都是学者，当时又在大学院供职，他们的话自然非常重要。另外，杨步伟在回忆录中也间接提到此事。她说：“……北伐以后，大学院又下了几次的命令要元任做校长，元任屡辞不就并荐贤自代未准，但不久就派了罗志希来长校，好些事就一变当日的清华校风了。”（《杂记赵家》第256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出版）杨步伟争强好胜，赵元任却不爱管事。这些材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他们的个性和对清华命运的关心。
这一年暑假，吴宓南下探亲，回来后罗家伦已经上任。罗出身北大，与清华没有渊源，再加上他是国民党党员，因此能否获得清华师生支持，他自己并无把握。8月中旬，罗家伦派自己的学生郭廷以到清华了解情况。随后郭廷以在一封长信中说，除了在京毕业生声称“罗某长校，誓死反对”外，学生会和大多数在校学生都对罗表示欢迎。另外，郭廷以还特意指出，“我师一再致意于吴宓，不知吴早已宣言不与我师合作”了（同上，第30页）。
对于吴宓的表现，罗家伦似乎并不介意。9月4日，吴宓与杨振声会面，杨代表罗家伦再次向他致意，希望他能留下来继续合作。杨振声与罗家伦是北大同学，共同参加了五四运动，其小说《玉君》是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罗家伦上任时，特意把他和冯友兰从北大请来，分别担任教务长和秘书长。杨还说：“罗君不以个人意见为好恶，且平昔待朋友亦甚好”。直到这时，吴宓还是心存芥蒂，难释疑虑（《吴宓日记》第四册，第123页）。二人见面之前，清华学生召开大会，驱逐了部分教工。吴宓怀疑罗家伦在暗中指使，因此他在9月7日的日记中说：“闻罗氏将以杨振声为本校教务长。罗之与学生勾结，为之扫除障碍，似属事实。如是办法，岂可云正当？清华前途，益将陷于悲境矣。”（同上，第125页）
三、学术独立与“四化”政策
罗家伦是9月18日宣誓就职的。由于罗家伦的上任代表了国民政府的权力已经到达北方教育界，因此各方面对此都非常重视。清华董事会、北平政治分会、平津卫戍总司令、北平特别市党部、市政府、外交部、美国公使馆、燕京大学都派代表参加了这一就职典礼，新闻界也争相报道此事。
宣誓仪式由国府委员周震麟监誓。宣誓之后，罗家伦发表长篇就职演说。吴宓在日记说：“……赴大会堂罗校长宣誓就职典礼。一切如党国新仪，演说甚多。罗氏以（一）廉洁化。（二）学术化。（三）平民化。（四）纪律化。四者为标帜。又谓兼容并包，惟贤是用云云。”（同上，第130页）
罗家伦演说的标题是《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他说，在外交部任命他的“训令”中，并没有“国立”二字。这说明要他担任的是清华大学校长，而不是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为什么有人要回避“国立”二字呢？他听说这“是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主张，说是恐怕美国朋友看了不高兴！”罗家伦接到任命后，蔡元培让他拟定组织规程，他便与当时在大学院任职的张奚若、钱端升二人一同拟定了清华大学组织规程。他说他凭借“有一点革命的劲儿”，便在清华大学前面加了“国立”二字（《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16页，台北华国出版社1952年出版）。他们拟定的文件经蔡元培核准，提交国务会议通过，才在清华大学前面增加“国立”二字。
在罗家伦看来，增加“国立”二字，是中国学术不再依附于外国势力并获得独立的重要标志。因此他在就职演说中说：“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在国际间求独立自由平等。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把美国庚款兴办的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正有这个深意。我今天在就职宣誓的誓词中，特别提出'学术独立'四个字，也正是认清这个深意。”（同上，第107页）
这种见解代表了当时许多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如果不能让清华改变留美预备学校的性质，那就是中国的耻辱。因此他们有一种急切地把清华改为大学的愿望。罗家伦入主清华之前，蔡元培已经把清华纳入国立大学体制。罗家伦在演说中宣布：“我今天在这庄严的礼堂里，正式代表政府宣布国立清华大学在这明丽的清华园中成立。从今天起，清华已往留美预备学校的生命，转变而为国家完整大学的生命。”（同上）许多人把国立清华大学的成立，视为学术独立的标志。
这其实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谓学术，是一种超越国界超越政治的追求真理的活动。因此教育独立和学术独立的含义，就不仅仅是摆脱对外国人的依赖，还包括不受政治等因素的干扰。罗家伦只强调前者，不强调后者，体现了他作为党务工作者的局限性。对于这个问题，胡适、任鸿隽等老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得比较清楚。比如任鸿隽曾在《独立评论》上撰文抨击国民党党化教育，许多学者坚持政党势力不能进入学校，就是基于这一理念。此外，把大学变为国立，完全由国家的力量来办，也未必是好事。这是因为：第一，国家的力量应该是有限的，如果什么事情都让国家包下来，很可能把好事变成坏事；第二，民间蕴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办学智慧，私立学校是挖掘这些资源、发挥这些智慧的最好形式，所谓“学在民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三，从人类历史上看，凡是对学术文化教育管制得比较松，就是一个开明的时代，相反则是专制黑暗的时代。罗家伦的演说虽然也谈到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却没有强调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真谛，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国民党党务工作者的局限性。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不知从哪里学了许多不好的东西。比如喜欢用标语口号式的名词术语，喜欢用军训的方式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这些东西从在短期内十分见效，但是其副作用却危害极大，也很难消除。
先说标语口号的危害。就在罗家伦上任之前，胡适在《新月》杂志发表一篇题为《名教》的文章。胡适说，中国自古有一种名词崇拜，他把这种名词崇拜称之为“名教”。他发现，“现在我们中国已成了口号标语的世界”，而这种标语口号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因此他提出要“打倒名教”。罗家伦在就职演说中提出“四化”，并且给吴宓那么深刻的印象，显然有名教之嫌，这恐怕也与他加入国民党有关。
在罗家伦的“四化”中，纪律化最引人注目。为了实现纪律化的目标，他一上任就把学生分为四队，开始实行军训。他强调，实行军训既是全国教育会议的决议和贯彻教育方针和需要，“同时又是清华学生的要求和家伦个人的主张”。军训中，他要求学生一律穿制服，按时作息，早晚点名，早操无故缺席就要记小过一次。为了以身作则，罗家伦和杨振声也身穿军服，脚穿马靴，与学生一齐出操。按规定，记三次小过合一次大过，记三次大过就要开除学籍。著名逻辑学家沈有鼎当时还是学生，他一向自由散漫，经常不上早操，被记小过八次，眼看就要被开除了，正好冬天来临，在大家的抵制下，早操被取消，他才得以幸免。另外，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已经考入清华，因为受不了早操制约，又转到师大。
短期军训既有新鲜感，又可强化纪律性，这些在当时都有明显反映。但学校毕竟不是兵营，二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崇尚自由，后者强调服从。罗家伦出身北大，又在欧美留学多年，对这个问题本来应该有明确的认识。但是作为国民党要员，再加上挟北伐战争之余威，就让年轻的罗家伦头脑有些发热。好在他不是一意孤行的人，当军训遭到大家抵制时，他便知难而退了。尽管如此，“此事有损他的威信，学生对他的期待和好奇心也开始下降”（《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34页），却已经是无法避免了。冯友兰也说：“在罗家伦所提的四化之中，学术化的成功最为显著，军事化的失败最为彻底”。（《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20页）
四、确立教师的主导地位
除了军训之外，罗家伦还是治校有方的。他知道，要完成学术独立的使命，就要改善教师待遇，提高教师地位，努力维护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
罗家伦在就职典礼上说过：“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顾虑，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201页）上任以后，他经过一番考察，发现八大清华存在八大问题：一、机关太多，冗员充斥；二、职员薪金过高，权力太大；三、浪费惊人；四、图书太少，设备不足；五、在教师待遇上，重资历不重学识；六、学生重考试不重学问，教师重教书不重研究；七、学生人数太少，教育成本过高；八、学科配置不合理，有名无实学系太多。基于这些认识，他开始对清华大学进行整顿。其中成效最明显的就是淘汰机关冗员，提高教师待遇。
罗家伦认为，过去清华的工资并不高，只是不拖欠而已。国民革命成功以后，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和武汉大学教授待遇都已超过清华，再加上首都南移，恐怕很难聘到优秀的教授。至于机构臃肿的问题，冯友兰曾有这样的介绍：罗家伦在“教职员的待遇上，也有办法。发出了一个通知，教员发新聘书，职员发新委任状，突出聘书和委任状的分别。在新聘书中，教员增加工资，在新委任状中，减低职员的工资，特别减少大职员的工资。小职员的工资则未减少。这就提高了教员的地位。”这个办法，教员固然拥护，职员不反对，也有表示情愿自动减薪，只求能加委的。这些都是校长职权范围内所能办的事情。“（《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13页）
这件事影响很大，并改变了吴宓等人的看法。吴在日记中说：“……访王文显，悉罗校长力图改良校务，并增善教授待遇，所认为庸劣及为学生攻击之教授，固在所必去；而优良之教授则反加增其薪金。西洋文学系尤为满意。宓之月薪，已内定增为＄340元。宓向不持与人比较或虚空立论之态度，自家能增四十元，亦佳事也。”（《吴宓日记》第四册，第134页）当时吴宓正暗恋着毛彦文。为了经常在一起，他向冯友兰推荐毛担任女生管理员。后来被冯对吴说：“彦事已与罗校长谈过，罗似不以彦为然。”（同上，第140页）
经过整顿，清华职员由上一年的90多人减为70余人。过去的常设机构招考处、职业指导部被撤消，舍务室、技术部被合并到其他科室，注册部、图书馆等部门也精简了人员。仅仅是裁减科室，就节约开支两万余元。与此同时，新聘教授却增加了很多。当时受聘来清华的著名教授除了杨振声、冯友兰外，还有钱玄同、沈兼士、朱希祖、张星烺、翁文灏、葛利普、吴之椿、浦薛凤、克尔文、陈锦涛、邓以蛰、孙鎕、吴正之、萨本栋、谢惠、陈桢、孙瑞林等“国内外学问能力颇为著称之教授”（《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11页）。据统计，罗家伦在任时“解聘不力教员三十余人，延揽优良教授多达四十余人，并发送待遇与其他福利，使之安心教学和研究。”（《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51页）
这样一来，教师的地位大大提高。提高教师地位，不是要与职员一争高下，而是为了维护学术的独立和尊严，避免把清华大学办成衙门。冯友兰说：“当时有一种议论，说清华有三种人物，：神仙、老虎、狗。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这话虽然有污蔑之意，也说明一部分的情况。”（《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14页）
作为国民党要员，罗家伦肩负推行“党化教育”的责任。但是“党化教育”的宗旨与清华自由主义的传统格格不入。所幸罗家伦毕竟是蔡元培得意门生，又在欧美接受多年自由主义的熏陶，因此他能够比较妥善地处理这种矛盾。
罗家伦上任后，先后制定《国立清华大学条例》和《国立清华大学规程》，由主管部门颁布。这是确立清华管理体制的两个纲领性文件。这两个文件都对教授会和评议会的职能有明确规定。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还有许多具体事宜需要酌情处理。比如在后一个文件中规定，各院院长由“校长就教授中聘任之”（《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143页）。但是，由于院长是评议会当然成员，而学校的许多重要措施都要由评议会审议才能执行，因此教授们与罗家伦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他们坚持院长应该由教授会选举产生。最后罗家伦作了妥协，决定院长人选先由教授会提出两人，再由校长从中选定一人。这不仅化解了校长与教授之间的矛盾，也维护了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冯友兰说，这种体制“一直存在到1952年院系调整时期为止。”（《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18页）这些话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的，鉴于当时的形势，有些话不好明说，但他的意思还是非常明显的。
五、保护清华基金的辞职风波
罗家伦上任两个月之后，向清华董事会提交一份《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其中除了汇报到校经过、考察所得、整顿情况外，还提出一个“将来计划”。其中比较敏感的有两个问题：一是运用清华基金，增添教学设备；二是改革清华基金的管理使用模式。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说学校现有设备，都是留美预备学校时代留下来的，与一所大学极不相称。于是他提出要搞六大项目：1、建筑男女学生宿舍，2、建筑自然历史馆，3、建筑化学实验室，4、扩充图书馆，5、建筑办公处，6、扩充图书仪器。这六大项目需要资金85万元，因此他提出应该动用清华基金，否则无法进行。
这样就自然引出第二个问题。罗家伦指出：“大家都知道清华有八百余万的基金，算一算表面价值，似乎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如果合一合实价，就不免使人气短。大家或者也知道清华基金已有亏折，但是为什么亏折，尚实存若干，所存放的银行是否可靠，均很难明确的解答。”他认为“清华的基金向来是一个哑谜，很少有人能够明白其实情。”因此他提出要彻底清查基金，严肃追究责任。
关于清华基金的管理和黑幕，罗家伦是偶然发现的。1928年初夏他还担任战地政务委员的时候，在北京看到汤姆生会计师事务所做的关于清华基金账目报告。这份报告说，清华基金管理非常混乱，有人动用基金随便买股票、买公债，还有的前一天把基金存入银行，第二天银行就倒闭了。另外，管事者还利用换汇等手段，堂而皇之地贪污公款。因此罗家伦说：清华“基金的保管，……以前在北洋军阀政府时代，有一个清华基金保管委员会，是由三个人组织的，一个是外交总长，一个是次长，一个是美国公使。自然外交部占了多数了。横直赔款是退还给中国的，随便你怎么办，一个外国公债也不会因此来得罪中国外交部。于是外交部里的人，就把这几百万基金，随意胡来，把他来做公债生意、来投机、来挥霍。总之谁管基金谁发财。”（《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16页）可见罗家伦的指责是有根据的。
当时清华董事会刚刚改组，对于罗家伦所提问题，董事会大多认可，但是却不同意他动用85万元清华基金的方案。无奈之下，他只好以辞职相抗争。罗家伦说：“我的辞职不是对于黑暗的屈服。我是要以我的辞职，换取清华基金的安全与独立，和清华隶属系统的正轨化。”（同上）于是，在提出辞呈的前两天，他草拟一份上万字的长篇谈话，以“所争在议决案及制度问题”和公布“本校一切经济之实况”（《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68页）为主题，寄给上海各家报社。在这份谈话中，他不仅把汤姆生会计事务所的报告和清华基金的黑幕披露出来，还公布了前任校长滥用公款的问题。这个谈话在叶楚伧主持的《民国日报》公布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笔者按：台湾学者苏云峰在《抗战前的清华大学》中说，罗家伦曾“在上海举行记者会，公布辞职理由”似有误。参见该书第42-43页）。
随后，罗家伦一不做二不休，先后拜访了美国公使马慕瑞、国府委员戴季陶、陈果夫以及孙科等人，并提出“改隶废董”的议案。所谓“改隶”，就是改变清华大学原来两部共管的状况，由教育部单独管理；所谓“废董”，则是废除清华董事会，并将清华基金转交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保管。经过一番努力，教育部重新颁布《国立清华大学规程》，取代了上一年颁布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从而使罗家伦的目的得以实现。
在“改隶废董”过程中，罗家伦采取了许多非正常举措。他说：“我承认我所取的办法，有点非常，或者可以说带点霸气。但是向黑暗势力斗争，不能不如此。要求一件事的彻底解决，不能不如此。老于人情世故的人，开始就决不这样做。但是我不知道什么顾忌。人家对我的仇恨我不管，我为的是清华的前途，学术的前途！”（《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19页）另外，冯友兰也举过一个具体的事例。他说，当年清华想招收女生，但“这个问题如果要跟有关部门商量，那就可能无休无止地讨论下去”。于是，罗家伦就在招生简单上加了男女兼收四个字，问题就解决了（《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13页）。从这个事例中也可以看出罗家伦的办事风格。
六、从图书馆看罗家伦的贡献
“改隶废董”以后，清华基金于当年8月正式移交中基会。罗家伦争取的六大项目得到资金保证。从1930年到1932年，生物馆、学生宿舍、图书馆、气象台先后落成。其中最漂亮而且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数图书馆了。
凡是去过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人，都对它那富丽堂皇的建筑和高雅肃穆环境赞叹不已。杨绛在《我爱清华图书馆》中谈到，1932年她去清华大学借读时，中学时代的好友蒋恩钿就对她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一连串的感叹号，表达了这位清华女生的激动和自豪。进了图书馆，杨绛看到那无须油漆的软木地板，便情不自禁地想摸一摸它有多软，是不是可以掐得动。到了书库，她都不敢落脚，生怕把玻璃地板踩碎。（《不尽书缘--忆清华大学图书馆》第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资中筠在《清华园里曾读书》中也说：“一进入那殿堂就有一种肃穆、宁静，甚至神圣之感，自然而然谁也不会大声说话，连咳嗽也不敢放肆。……在那灯火通明的大阅览室，浸润在知识的海洋里，有一种无限满足的心灵净化的感觉。”她还说：“第一次爬上窄窄的楼梯进得书库望着那一排排谈绿色磨玻璃的书架，真有说不出的幸福感，外加优越感”（同上，第130-131页），这就是她非要考清华大学不可的原因。
清华图书馆不仅装修考究，馆藏丰富，使用方便，而且还有非常幽雅的外部环境。曹禺说，当年他在那里写《雷雨》，无论是“想到头痛欲裂”还是“写得太舒畅”，都要走出图书馆，才会在春风、杨柳、蓝天、白云、浅溪、绿草和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鸭中，感到韶华青春和自由气息。（同上，第46页）
毫无疑问，大家都承认清华图书馆在“中国大学中绝对是一流”（季羡林语）的；但是，他们在赞美清华图书馆的时候，都只字不提罗家伦的贡献。
罗家伦对图书馆有他自己的看法。早在就职时他就批评说：“清华现在的弱点是房子太华丽，设备太稀少。设备最重要的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仪器；一方面是图书。我以后的政策是极力减少行政的费用，每年在大学总预算里规定一个比例数，我想至少百分之二十为购置图书仪器之用。”他还说：“图书馆不厌舒适，不厌便利，不厌书籍丰富，才可以维系读者。我希望图书馆和实验室成为教员学生的家庭。我希望学生不在运动场就在实验室和图书馆，我只希望学生除晚上睡觉外不在宿舍！”（《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202-203页）
1930年初，罗家伦公开招标扩建图书馆。后来他在开工典礼上表示：“我对大学建筑计划的基本观念是：图书馆实验室一定要造向坚固，造得讲究，使人进去工作时觉得舒服。体育馆一定也要设备完好，……体育场一定要宽大，要多分几处。至于宿舍，则一定要朴素，乃至于不甚舒适。必须如此，学生才不愿意老躲在宿舍里'高卧隆中'，而乐意上图书馆、实验室、体育馆和操场，发扬青年们蓬蓬勃勃，努力上进的精神。这才是我心目中大学应有的气象。”（《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14页）
除了讲究、舒适以外，罗家伦还有两个原则：一是要为将来发展留下余地，二是要有一个“伟大的阅览室”。关于第一点，他说我们要接受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教训，该图书馆建成后，没几年就面临书库爆满的困扰，以至不得不另谋出路。为此，他不同意当初要在原图书馆背后加盖一个建筑物，使之形成工字形结构的方案，而是主张把书库建在北面，“使他有很大的地面可以不断的推进。”几十年后，清华图书馆在原来基础上再次扩建，应该感谢罗家伦的远见。至于第二点，罗家伦富于激情地说：“大阅览室是最可以使人兴奋，最能刺激人好学兴趣的场所。所以这次在西面所建的大阅览室中，预计可设一千个座位，而且每一个或两个座位上都安置台灯。诸位想想，将来有人一踏进这个阅览室，看见一千个青年学子各个都在座位上，面对着绿色的台灯，静静地埋头用功研究--这是何等可以使人感动的气象！”（同上，第113页）此外，罗家伦还在扩建后的图书馆一层增添许多研究室，供教授使用，这也是他的高明之处。
清华大学图书馆为中国养育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和文化名人，在这方面罗家伦功不可没。
七、贡献卓著，黯然离去
谈到罗家伦对清华大学的贡献，专门研究清华校史的台湾学者苏云峰总结了八个方面：1、提前二年实现了前任校长曹去祥建立“完备之分科大学”的计划；2、废除董事会，使清华改归教育部，不再受外交部牵制；3、健全了基金管理，稳定了经济基础；4、增加建筑，添置设备，大大改善了读书环境；5、重建教师队伍，改善教师待遇，使之安心教学和研究；6、整理原有学系，强化理学院增加研究院所，延揽世界著名学者前来讲学，提高了清华的学术水准；7、扩大招生名额，设立奖学金助学金，以培养更多人才；8招收女生，使女子教育机会平等。除此之外，他还认为：“罗家伦的成就，上承旧清华传统，同昱开启了日后的新发展。人皆以为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实为梅氏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同时他也指出：罗家伦“年轻气盛，好展才能，思想激进，好批评现状不讲情面，在当时社会文化条件下，必然会得罪他人。此外，罗家伦的国民党背景对于”主张学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清华人而言，是难以容忍的。“这些都构成了他过早离开清华的因素。（《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51-52页）
罗家伦是1930年辞职的。辞职的外部原因是1930年中原大战，阎锡山控制了华北；内部原因是在学生会大会上，反对罗家伦的学生要求他辞职。据说这个议案一开始没有通过，但是罗家伦不能装聋作哑，便找冯友兰等人商量。包括冯友兰在内的一部分认为，这是对校长的侮辱和挑战，因此应该提出辞职，以示反击。罗家伦采纳这个意见，便飘然而去。苏云峰说，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文化、学术环境中，再加上各种利害冲突，只要有类似背景的人都会有同样的下场，只是罗家伦的表现更有格调罢了（同上，第53页）。
需要注意的是，从上任到辞职，罗家伦在清华大学只有两年的时间，但是他却是清华历史上影响深远、贡献很大的人物。
下篇：中央大学
一、受命于动乱之际
罗家伦提出辞职后，并没有得到教育部批准。但是他去意已决，便独自到武汉大学当了一名历史学教授。不料蒋介石到武汉后，先是让他回清华，后来又让他到南京担任中国政治学校教育长，并主持校务。中央政治学校的校长是蒋介石，其前身是中央党务学校，罗家伦曾参与该校筹备，因此他对这个学校非常熟悉。
罗家伦对于政治有自己的认识。他说：“不要仅存批评现状的态度，要存如果自己接上来干，如何可以干得好的心理。我们痛骂贪官污吏是不中用的，我们要自己平时有很好的修养，将来不会做贪官污吏。”他认为，从事政治的人不仅要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还要有健全的人格。否则就只能是“有一技之长的书吏”或者“只会活动的政客”。（《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24-125页）
1932年9月，罗家伦被任命为中央大学校长。中央大学的前身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所谓三江，是指江苏、安徽、江西，后因三省之间的纠纷，遂改名为两江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两江师范学堂改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师。1921年，南高师又改为东南大学，成为东南地区的最高学府。在此期间，校长郭秉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25年，东南大学爆发更换校长的“易长风潮”。这一风潮的起因和经过非常复杂，《南京大学史》说这次风潮“源于国内的政争”是有道理的。不过，该书以及其他研究者似乎没有广泛涉猎当年关学术界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比如在《现代评论》上就有著名学者王世杰、陶孟和、张奚若写的文章。这些人在学术思想界享有盛誉，他们的话对于了解这一风潮有所帮助。
有人说，撤消郭秉文校长职务，是政治干涉教育的表现。为此王世杰在《东大风潮与教育独立》中说：东南大学自郭秉文被免职以后，形成两派。“拥郭诸人的表示，是要拥护教育独立。教育独立确是应该拥护的；但是拥护教育独立，决不就是拥护郭秉文。郭氏趋附军阀是无可讳饰的事实；他对外并没有给东南大学保全一个教育独立的颜面。郭氏的东南大学是一个校长独裁制的大学；所以他对内也不曾给东南大学立下了一个教育独立的基础。”（《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四期）
郭秉文被段祺瑞政府免职后，接替他的是著名学者胡敦复。当胡敦复于1925年3月9日上任时，“拥郭派”学生在教授陆志韦、徐则陵带领下，对胡敦复等人大打出手，酿成著名的“三·九”事件。陶孟和在《东大暴动》中一方面表示不敢相信，一方面尖锐指出：这次暴动既反映了东南大学教育的失败，也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大污点。”（同上，第16期）
另外，有人指责郭秉文被撤换，是汪精卫、吴稚辉等人参与操纵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推行“党化教育”。对此，张奚若在《党化教育与东南大学》中说：“据我看来，郭氏免职与一般人所谓'党化'是毫无关系的。因为这件事是由东南大学内部发动的，不是由外面干涉的。内部发动的重要理由，是因郭氏有推翻评议会，取消工科，擅改校章，和其他种种不正大不规则的行为。”他还指出，新校长胡敦复被“拥郭派”教师雇佣流氓殴打凌辱，是无赖的“朋党”行为。（同上，第17期）
当然，曾经在东大担任教授并与郭秉文有矛盾的杨杏佛，在这次风潮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1927年国民党定都南京后，将东南大学与江苏境内的其他8所专科以上学校合并，改名为第四中山大学，简称第四中大。这种贪大求全和将所有大学都以“中山”二字命名的作法，自然不会长久。于是在1928年初，国民政府又下令将第四中大改为江苏大学，但遭到师生反对，最后才做出改名为中央大学的决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因本校师生怒打外交部长、打砸《中央日报》社，酿成“珍珠桥事件”而辞职。几经周折，教育部任命段锡朋前来接任。段锡朋是江西永新人，早年考入北大，五四运动时担任北京中等以为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五四那天，他还是天安门大会的主席。为了对抗段棋瑞政府，同学们称他为“我们的段总理”。因此他与罗家伦成为北大“五大臣出洋”的最佳人选。留学归来后，他先在武昌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北伐时在陈果夫手下供职。朱家骅辞职后担任教育部长，他是教育部政务次长。
据罗家伦说，段锡朋虽然久居官场，却没有沾染一点腐败习气。抗日战争期间，他主持的中央训练委员会本来是１２０人编制，却只有６０多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觉得“老百姓太苦”的缘故。至于个人前程，他也有独到的见解。比如当局想让他出任某部部长，他坚辞不就。罗家伦问他为什么要拒绝，他说“干政治就得要有主张，有抱负，不然，我何必去站班。”罗家伦认为，段锡朋身上既有儒家气象，又有墨家传统。由于他在生活上律己太严，近于苦行主义，终于积劳成疾，住进医院。在病中，为了节省开支，他只肯住三等病房。作为老同学、老朋友，罗送去一点钱让他买营养品，他说什么也不收。病危期间，医生用氧气对他进行抢救。他知道氧气需要进口，便一再请求：“外汇，少用一点”，令在场的人无不感动。因此罗家伦有“亦儒亦墨亦真诚”的诗句来歌颂他的品行。
按理说，派段锡朋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本来是很合适的，但由于中共地下组织在中央大学十分活跃，他们在“珍珠桥事件”中甚至“带赤色臂章，打出共产党旗帜”（《南京大学史》第15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因此段锡朋上任时，许多学生高呼反对口号涌向校长办公室，“部分学生扭打段锡朋，砸毁了段的小汽车。段锡朋极为狼狈，仓惶离校。蒋介石闻讯，后极为震怒，即刻下令解散中大。”（同上，第118页）这是1932年7月初的事
中央大学解散后，行政院派蔡元培、李四光、罗家伦等十人为中大整理委员会委员，对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可见所谓“解散”，其实是利用暑假进行整顿。整顿之后，罗家伦于当年8月26日被任命为中央大学校长。因此有人说他是“受任于动乱之际”。
二、校长的理想与大学的使命
罗家伦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1932年10月中旬，中央大学重新开学，罗家伦为了陈述他的抱负和治校方略，在全校大会上作了《中央大学之使命》的就职演说。
罗家伦指出，在此国难当头的时候，中央大学要承担起“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使命。他认为一个校长首先应该与大家共同认清大学的使命，这样才能“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现在，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作为首都的国立大学，我们对国家民族负有特殊的责任和使命，否则办这个大学就没有意义。他认为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民族团结的基础，一个民族要自立图存，就不仅要在文化上有所创造，还必须使民族文化有所寄托，而国立大学就是民族文化的寄托之处。如果大学不能承担这样的使命，就不能塑造民族文化精神，领导民族文化活动。
为此，他提出要树立“诚朴雄伟”的新学风。所谓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而不是把学问当作获得文凭以及升官发财的途径。他说，如果学者对学问都缺乏诚意，文化怎能不堕落，事业怎能不败坏？所谓朴，就是以质朴的不计功利的态度埋头学问，而不是把它拿来做门面、当摆设。所谓雄和伟，则是要改变中华民族柔弱的体质，萎靡不振的精神状况，创造一种伟大的文化。他认为树立并养成理想的学风，对于担负起上述使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演讲中，他还以柏林大学为例，说明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努力创造新的民族文化，比政治改革和军事改革还重要。基于这一认识，他指出“有机体民族文化”包括两种含义：第一，大家要具有死里逃生，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第二，有了这种共同意识，才能“精神一贯，步骤整齐，向着建立民族文化的共同目标迈进。”因此他要求“无论学文的，学理的，学工的，学农的，学法的，学教育的，都应当配合得当”（《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42页），向这个方向努力。
这个演讲表达了罗家伦的崇高理想和牺牲精神。他说：“我们主持教育行政的人，乃是牺牲了自己做学问的机会，来为大家准备下一个环境做学问的。这是大学校长的定义，这也可以说是大学校长的悲哀！”（同上，第243页）与此同时，他想把教育纳入“精神一贯，步骤整齐”的“有机”框架中，却又带着明显的政党意识和时代印记，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自由主义教育理念。
鉴于中央大学面临的问题及其特殊情况，罗家伦曾说：“欲谋中央大学之重造，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罗家伦：《中央大学之最近四年》第1页，无版权页，系非正式出版物）他计划各用三年时间来达到上述目标。他强调，安定中就要充实，充实时也要发展，因此这只是大致的划分。遗憾的是抗日战争的爆发影响了他的计划，使他的理想未能实现，使命也没有完成。
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罗家伦主持中央大学十年，大至院系整顿、课程设置、添置图书仪器以及发展建设、选择新校址，小到关系到师生生活的柴米油盐，都要过问。有人说他是好大喜功，他却说他是要把中央大学办成美国的哈佛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为此，他在精简行政机构、节约开支的同时，却非常重视增添图书仪器和教学设备。罗家伦上任前，有一年图书仪器方面的开支是36582元；上任后四年内，图书仪器经费达到1207042元，每年平均301760元，是过去开支的8倍以上。罗家伦说：在“新增图书，中文及日文书籍共四万八千二百六十五册，西文书一万九千五百七十册，中文杂志二百六十六种，西文杂志一百八十六种，卷册均不及计。中文书中善本极多。西文书中亦多较珍贵者，……西文杂志种数甚夥，其中……最可乐道者，则在此短期内，购齐西文全部杂志计三十余种”，即使价格昂贵，也要“不惜巨资以购得之”（同上，第15-18页）。这些数字，与他在离任前所谓“我在中大十周年纪念册上，发表一些统计数字，计约略四年多的时间共旨在图书仪器及教学设备等项，为二百二十三万元。为数过于预算的四分之一。西文专门杂志定到七百余种；重要的全套杂志自出版以至当时的增购计六十种”（《文化教育与青年》第243页）云云，有不小出入。这可能是统计内容不同所致，也不排除罗家伦有夸大之嫌。尽管如此，罗家伦舍得在图书仪器和教学设备方面花钱，却有口皆碑的。
罗家伦说：我在中央大学，“充实的不仅是图书仪器，而且还有教学人才。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中央大学因为地处首都，许多人都想把亲朋好友安插在中央大学，但都被罗家伦拒绝。因此他在离任时能够说这样的话：“我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同上）据说蒋介石曾问教育部长王世杰：“罗志希很好，为什么有许多人批评他、攻击他，这是什么原因？”王回答说：“政府中和党中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够，他不管是什么人，都不接受，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南京大学史》第123页）
1934年，罗家伦感到中央大学地处南京市中心，四周车马喧嚣，市气逼人，既不是研讨学问的环境，又没有发展的余地。他决定在郊区另觅新址，建造一所能容纳五千至一万人的首都大学。罗家伦的想法得到教育部长王世杰的有力支持。王世杰曾经是武汉大学校长，他在珈珞山主持建造的武汉大学校园，在30年代初被胡适视为“中国进步”的标志。（《走近武大》第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这时，正值国家急需航空人才，上面把这一任务交给中央大学。罗家伦利用这一机会，征得蒋介石同意和国民党中央全会批准，先获得240万元建筑费，新校园建设开始起步。
为了选择合适地址，罗家伦在南京郊区四处寻觅，终于选定中华门外石子岗一带为新校址。他认为，那里山林起伏，气象宏大，“不但环境优美，格局轩昂，而且其间有安置一切近代式的实习工厂和农场之余地。再加上还有一条秦淮河的支流通过，更能增添校园景致。
罗家伦说，他这样做是参考了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经验，吸取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的教训才决定的。因此，他在诗中把新校址视为”理想的学术都城“，在回忆中把这一计划当作”玫瑰色的甜梦“（《文化教育与青年》第245-246页）。经过紧张的准备，新校址于1937年1月凿井，5月正式动工，预计在1938年秋季便可落成。
这时的中央大学，除了文、理、法、教、工、农、医七个学院及其所属三十多个系科外，还有一个附属牙医专科学校，一个实验学校，一个畜牧兽医专修科，一个航空机械特别研究班，两个研究所，一所实行义务教育的小学、22个实验农场（同上，第187页），其规模已经蔚为大观。
四、抗日战争中的大搬迁
正当罗家伦雄心勃勃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突然爆发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打破了罗家伦”玫瑰色的甜梦“。
罗家伦说：“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战争以后，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大学，毫不挫气，而且加倍迈进。从一二八到七七这一优期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进步最迅速而最沉着的时候。中央大学也是和他的学术伴侣，在这迈进轨道上奔着前程的一分子。可是主持大学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处境却是困难极了。因为我是略略知道国防政策的一个人，知道中枢是积极的准备抗日；同时又是天天和热血青年接近的一个人，他们天天在要求抗日。我在这方面知道的不能和那方面说，精神上的痛苦，可想而知了！”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罗家伦正在庐山，他听到这一消息后，知道一场大战已经不可避免，他和最高当局不需要再忍辱负重了，于是他一扫以往的抑郁，感到非常兴奋。几天后，他为学校招生出题的事飞回南京，同时开始布置迁校事宜。在这方面，他显然要比北方的著名大学占有地理上的优势。不过，罗家伦的未雨绸缪也不容忽视。早在一年前冀东事变时，他就让总务处准备了一批里面钉了铅皮的大木箱。庐山谈话会结束后，他先拿出550只木箱，用来装重要的图书仪器。可以设想，如果事先没有准备，事到临头，肯定是来不及的。
由于是突然事件，中央大学根本不知道该向何处搬迁。罗家伦派几位教授分别去两湖、四川寻觅校址。在这危急关头，教授们不但顾不了家庭，还要承担意想不到的风险。据说心理学教授王书林在湖南醴陵时，居然被当地县长当作汉奸捉了起来，最后还是由朱经农出面才释放。
经过详细考查和慎重考虑，罗家伦决定除医学院到成都外，其他各院系都迁往重庆。当时战局还不明朗，有人主张在城外挖防空壕上课，有人主张迁往上海，有人主张安徽，有人主张迁往庐山，还有人主张迁往武汉、沙市、宜昌，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此，罗家伦拜见蒋介石，陈述他的理由，得到蒋的同意，才下了最后的决心。
他的理由是：“第一，我断定这次抗战是长期的，文化机关与军事机关不同，不便一搬再搬。第二，所迁地点，以水道能直达者为宜，搬过小家的应该知道搬这样一个大家的困难。第三，重庆不但军事上为险要，而且山陵起伏，宜于防空。（同上，第224页）从这三条理由看，罗家伦的确是少有的堪负重任的人才。
不久，敌人开始空袭南京，中央大学也被轰炸，破坏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罗家伦指挥若定，他刚让男女生从危险的宿舍搬出，那里就遭到轰炸。他说这样做这不是什么灵感和直觉，而是因为有一颗负责任的心。
随后，他率领教职员工，在战火中井然有序地进行搬迁。经过两个月多月努力，到10月下旬，中央大学不仅全部迁往重庆，还在嘉陵江畔的沙坪坝盖起可以容纳上千人的校舍。11月初，中央大学在重庆正式上课，”这个速度，不能不算是一个纪录！“（同上，第228页）
罗家伦是个诗人，即使谈如此艰难困苦的经历，也是颇有趣味，颇有感情。他说：“我们这次搬家，或者可以算是较有计划有组织的；几千个人，几千大箱东西，浩浩荡荡的西上，于不知不觉中，竟做了国府为主持长期抗战而奠定陪都的前驱。这次搬来的东西，有极笨重的，有很精致的；还有拆卸的飞机三架（航空工程教学之用），泡制好的死尸二十四具（医学院解剖之用），两翼四足之流，亦复不少。若是不说到牧场牲畜的迁移，似乎觉得这个西迁的故事不甚完备。中大牧场中有许多国内外很好的牲畜品种，应当保留。我们最初和民生公司商量，改造了轮船的一层，将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成了基督教旧约中的罗哀宝筏（Noah'sArc），随着别的东西西上。这真是实现唐人'鸡犬图书共一船'的诗句了。可是还有余下来在南京的呢？我以为管不得了。所以我临离开的时候，告诉一位留下管理牧场的同人说，万一敌人逼迫首都，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则放弃了，我们也不能怪你。可是他决不放弃。敌人是十一月十三日攻陷首都的，他于九日见军事情形不佳，就把这些牲畜用木船过江。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到宜昌再用水运。这一段游牧的生活，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猪和用笼子骑在他们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可怜也受日寇的压迫，和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踏上了他们几千里长征的路线，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居然于第二年的十一月中到了重庆。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牠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领导这个牲畜长征的，是一位管牧场的王酉亭先生；他平时的月薪不过八十元！”（同上，第228-229页）这其实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个缩影。罗家伦和竺可桢等人都说过类似的话，如果在学生时代就想占公家的一点小便宜，将来到社会上就可能是贪官污吏。
对于这件事，当年还是学生的王作荣说：“在所有内迁的学校中，中大是唯一事先有准备，临危又不乱，将全部图书仪器迁至后方，立即安定下来，维持弦歌不绝的一个学校。虽然其他中大老师对迁样之功甚大，但究竟不能缺少当家者的气魄与眼光。中大不仅图书仪器全部内迁，连农学院的外国种牛猪鸡等都经过一年多迢迢万里的跋涉，而到达重庆。在化龙桥附近与罗校长的座车相遇，连天烽火，几番生死，老友异地重逢，罗校长的诗人气质又来了，单向热泪盈眶，下车与那些畜牧拥抱亲吻了一番。中大附近的居民常羡慕中大的校工厨司的谈吐举止，都有大学生之风，其实，中大的牲畜都有中大之风--朴实而有光辉。默默的走遍长江黄河，秦岭蜀山来参加抗战行列，多么朴实，多么光辉。”写完这段轶闻后，他真诚地表示：“罗校长迁校成功应得到一个勋章”。（《走近南大》第54-55页）
五、重视人格教育，强调特立独行
中央大学在重庆的校址选择在沙坪坝的松林坡。这里景色是非常美丽，一边是碧绿的田野，一边是清彻的嘉陵江。鳞次栉比的教室和宿舍以图书馆为中心，散布在小山坡上，再中上松涛汹涌，花香袭人，尽管校舍简陋，却是个很好的读书环境。入川经二年，由于流亡青年的涌入，中央大学学生增加到两千多，于是罗家伦又在嘉陵江对岸的柏溪建立分校。柏溪是嘉陵江支流，这里山峦起伏，恬静幽雅，风景极佳。罗家伦以松林坡建校经验，历时两个月，又盖起数十栋校舍。据王作荣说，这里“桃李满园，……蔓草丛生，蛙鸣阵阵，虫声唧唧”，倒像一个世外桃源。（同上，第44页）
罗家伦说，由于手里有那笔建校款，因此他在南京没有实现的理想，却在兵荒马乱中到重庆实现了。所以他感叹造化的安排使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于是，中央大学学生人数由南京的一千多人增加到三千多，教师、学系也大有增加。当时日寇对重庆狂轰滥炸，中央大学也不能幸免。王作荣亲眼看到，“一天下午敌机来袭，紧急警报已发出，大群的同学们仍在人行道上游来游去。罗校长身著夏布长衫，两臂伸张，不顾自身的危险，跟在同学们的后面追赶大家进入防空洞，像个牧羊人要保护他的羊群不受伤害一样，那景象感动人极了。”（同上，第55页）这一幕让他终身不忘。
罗家伦对学生的爱护，还体现在人格的熏陶方面。早在抗日战争前，他就指出：“近年来高等教育今生知识的灌输，而缺少精神人格的训练”（《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58页）。抗日战争中，有人提出要用战时教育取代常态教育。不少学生受其影响，也要求改变课程设置，接受速成教育。针对这种情况，罗家伦恳切地指出：有人“以为知识里有一种'万应丸'，一吞下去就有用，对于按部就班的学问，不耐烦学。在这抗战的年头，不耐烦是普遍的心理，也无怪乎学生。但是知识里的'万灵丸'是没有的，世界上也决无速成的事。从前中国就害在日本的'速成法政''速成师范'这些学校或班次上面，造成了一班'速成大家'回到中国来，什么东西都是一知半解，做文章瞎吵却是第一。你看民国元二年国会里的人物，大部分都是日本速成的反映。'一点知识是最危险的事'，这是西方一句颠扑不破的格言。”（同上，第203页）
1941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四周年纪念日，罗家伦在这一天主持了他上任以来第十个毕业典礼。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他谆谆告诫自己：“我首先要说的就是青年到社会上去要有伟大而坚定的抱负。抱负是由理想而生的，所以不能不先有理想。我们不要专看见物质的现实，人事的现实，而把自己埋葬进去了。”
接下来他要求大家走出校门后无论如何忙碌，都不要放弃学问。因为“理想是人生事业的蓓蕾，学问就是滋养这蓓蕾的雨露。”另外，他还劝大家在工作读书之余，要留出闲暇来思考问题。在思考问题的同时，不但要读专业方面听书，还要读常识和修养方面的书。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是因为他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往往容易造成狭隘的专家，不容易造成豁达的通才”。他还指出：如果没有坚实的学问做基础，单纯凭借学生时代的激昂慷慨或断指血书来呼号爱国，这种人是靠不住的。（同上，第237页）
由于他担心青年学生会误入歧途，他告诫学生对黑暗势力既不要偏激反抗，又不要同流合污。偏激反抗是拿千百万人的生命作实验，将国家民族的存亡当儿戏；同流合污则是非常可耻的人格崩溃。因此他希望大家要有特立独行的精神，做转移风气的工作。走向社会之后，千万不要只认校友，安插亲信，因为“胸襟狭，格局小，藩篱隘，成见深的人，就无从讲风度。”只有坚持“泱泱大风”海纳百川的气度，才是中央大学的作风。
六、重视基础科学，倡导通才教育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学，遇到的问题与八九十年代有点类似。当时社会上也有一股尊重科学、发展经济的潮流，于是许多年轻人在报考大学时，首先选择原是经济类和应用科学方面的专业。对于这种情况，罗家伦在题为《一个天文学家的长叹》的文章中有所反映。这篇文章有点像独幕剧，其中除“我”和天文学教授外，还有哲学教授、物理学教授、工程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和一位投考大学青年。因此罗家伦在文章前面特意加按语说：“请求读者不要把这篇柏拉图式的对话认作独幕剧。”
故事在寒酸的哲学教授的客厅里发生。面对当时的经济热，许多青年都一窝蜂地报考经济系。于是，大家从各自的角度对此发表了看法--
哲学教授说：“……在提倡科学的时代，大家倒把纯粹科学置之脑后。不知纯粹科学是应用科学之基础。”结果是“经济！经济！青年岂不是在发经济狂吗？”
物理学教授是个明白人，他说：“我想每个时代思想的变动，总是发动在文哲方面。你们才是精神方面的领导者，是社会思想的前驱；现在许多青年看不到这点，真是可惜。”
对于哲学教授感叹的经济过热现象，经济学教授的分析很有道理。他说：“经济系教的并不以银行为主体，但是想来学的人，往往以进银行为目的。”由于银行的工作其他专业人才也可以做，未必非要经济系学生才能胜任，这样就形成一种奇怪的现象：“国家一方面培养人才而且需要人才，一方面又如此糟蹋人才，真是不经济极了。”
面对教授们的感慨，投考青年申辩说：同学中“投考经济系的，……都是受了家庭的命令”；而不报考理工的，“乃是因为中学的数理化教育愈来愈坏的缘故。”
故事的最后，一直没有发言的天文学家仰天长叹，发出一句出人意料的哀怨：“天呵！你也得救救青年！”（《文化教育与青年》第256-260页）
这时的罗家伦，已经卸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他写这篇东西，既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也暴露了他的无奈。但是他在校长任上，还是做了许多工作和抗争的。1942年他离开中央大学时，他一方面回顾总结了自己的工作，一方面指出时代青年和大学教育存在的四大问题：
第一，“现在的青年对于'现实'太看重了，尤其是对于物质的现实。我们不能不认识现实。但我们决不能陷死在现实的泥淖之中；若是陷落下去，必至志气销沉，正义感与是非心一道埋灭。我们应当作什么一种人，将来为国家民族做什么一些事，这主意在大学求学时代，就应该打定的。打定之后，在这时代的立身处事，为学为人，就应该立刻开始按照这标准做起。正当生活习惯的养成，是实现这高尚理想的阶梯。我们唱高调责备流俗，是没有用的。若是我们没有抱负而只以个人的实利主义为前提，则我们于未问世之前，已经坠入流俗的溷瀦之中而不自觉。在这彷徨的人生幽径里面，只有坚定而高尚的理想，是我们前途的明灯。”
第二，“现在的大学教育的缺陷，就是太注重学生的专门知识，而太忽视其整个人生的修养。所以大学往往只能造就专才而不能造就通才。往往只能造就一技之长的有用人才，而不能造就通达事理，气度雍容的领袖人才。我不是说专门人才不要紧，我只是说一个专门人才能通达事理，气度雍容，蔚为全部或局部的领袖人才，则其将来对于国家民族的用处更大。文学哲学和艺术的修养是很重要的。这种修养，可以为你开拓意境，变化气质，调剂性灵，使你人生更加丰富，更感觉得有意义。'质胜''文胜'之说，中国古来教育家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今日仍不可忽视。人生是要经过千磨万折的；若是平素没有修养，一经磨折，便要流入偏激、烦闷、横溃、或是悲观的路上去。我们要知道中国俗语所谓'老和尚成佛要经过千修百炼'这句话，何况我们还不到老和尚的增地呢？
第三，”现在大学的教育，往往把一个青年知识造好了，身体却弄坏了。现在的大学课程，加在不用功的学生身上固无所谓，加在真用功的学生身上，却是忙不过来。“
第四，”现在的青年，为时尚所趋，多倾向于应用科学，而忽视基本的理论科学。这也是不对的。在大学里基本的理论科学，尤当注重。须知应用科学是从基本的科学原理中产生出来的。应用科学将来的发展，还要靠新的原理的产生，前途才有希望。
第五，“现在的大学太重物的组织和科学，而不曾注重人的组织的科学。”
第六，“现在中国社会上喜欢牵强附会的人太多。牵强附会是由于一知半解来的。于是科学的精神，就在这种浑沌的空气之中牺牲了。……所以我们青年对于非科学反科学的现象，必须尽力排除。”（同上，第248-251页）
此外，他还提出大学应该承担起为国家民族培养人才、为人类增加知识总量以及把握时代的精神需要等任务。
从此，罗家伦就再也不没有回到教育界。因此，这些话可以视为罗家伦对大家的临别赠言。
罗家伦一生经历非常丰富。他曾经两次担任大学的校长：一次是在北平的清华大学，为期两年（1928-1930）；一次是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将近10年（1932-1941）。这两所大学在中国具有重要地位，但由于罗家伦涉足政治较深，长期以来对他的评价不是比较肤浅，就是失之公正。因此，探讨一下他在校长任期内的是非与得失、贡献与教训，是很有意思的事。
潘光旦与自由主义教育
潘光旦与自由主义教育
潘光旦，字仲昂，1899年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庄镇一个世代乡绅之家。他的父亲是清末进士，因无意于仕途，便在家乡办起新式学堂。1913年，潘光旦考入清华学校。在校期间，他因跳高受伤，截掉一条腿。但是他不仅没有气馁，反而更加努力，终于在1922年实现赴美国留学的愿望。留美期间，他主修生物学、遗传学和优生学，先后获达茂大学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他先在上海多所大学任教，并与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建立良好关系。1934年以后，他应清华大学邀请，担任社会学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至云南，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他担任该校教授兼教务长。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回到北平，他担任社会学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任教期间，他主要从事优生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人才学、性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1952年院系调整时，由于受苏联影响，优生学成为研究禁区，他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研究方向也转移到民族学领域。1957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潘光旦被红卫兵抄家批斗，身体遭到严重摧残。1967年，他因病住院，却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最终被迫出院，惨死家中，终年68岁。
潘光旦崇尚自由主义，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写了许多有关自由主义教育的文章，后来还翻译出版了《赫胥黎自由教育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可惜他的声音已经消失，他的主张也被湮没。我把它们翻检出来，无非想寻找一面镜子，看看当代教育究竟是什么模样。
一、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前两年，《南方周末》刊登一篇记者对清华大学老教授孙复初的采访，题目是《标准化考试可以休矣》。采访中，孙教授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对教育提出四条意见：第一，在应试教育的控制下，考试成了衡量教育的唯一标准，致使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因此我们的学校已经“成了炼丹炉”；第二，备受推崇而且大行其道的标准化考试，是从国外引进的一种极不科学的落后方法，它只能窒息学生的天赋和才能；第三，过去中国人学英语并不困难，只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以后，才开始变了样；第四，只有破除“|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考试”等“计划教育”的紧箍咒，这些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其实，无论是早年学习苏联模式，还是后来引进标准化考试，都反映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重大失误。早年的事情暂且不论，就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旗号下，人们把教育视为培养人才的一种手段，把上大学当作改变个人命运最好途径。于是，能不能顺应“计划教育”的模式，能不能通过标准化考试进入一所大学，就成了学生、老师、家长最大的思想负担。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便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翻版，一年一度的高考也成了科举制度的重现。
这难道就是我们需要的教育模式，并且是青少年改变命运的唯一道路吗？
为了弄清楚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不妨看看以下这些论述。
孔子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蔡元培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鲁迅说：“教育是要立人。”
卢梭说：教育是培养“既能行动又有思想的人”。
爱因斯坦说：“什么是教育？当你把受过的教育都忘记了，剩下的就是教育。”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的堆积。”
这说明，把教育简单地理解成知识的灌输，是当今教育的问题所在。
那么，把教育的目的简化成单纯的知识灌输，会有什么危害呢？
早在1932年，潘光旦就在《教育与成见破除》一文中指出：“教育有两大目的，一是教人认识自己，尤其是认识自己在能力上的限制，二是教人破除成见，少受些成见的蒙蔽。”他认为，由于我们总是把精力放在学制调整、课程设置方面，不重视认识自己、破除成见的问题，因此培养出一大批毫无判断力的青年。这些人在学校学会了道听途说、鹦鹉学舌的本领，出了学校以后，就只能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了。更可怕的是，近年来办教育的人虽然也承认应该破除成见，但是却只知道破除别人的成见，不知道破除自己的成见。这样一来，别人的主张是成见，而自己的主张却成了主义和学说。这种将某种主张定于一尊的作法，不但让青少年无法认识自己，也容易让他们遭受蒙蔽。
为了让学生认识自己，少受蒙蔽，他在《完人教育新说》中指出，学校应该提倡“价值意识”的教育。这种值意识的培养，可以让人识别真伪，区分善恶，分辨利害。这就是说，如果只有大量知识而没有价值意识，就不会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就会被各种各样的成见所蒙蔽。
到了抗战时期，潘光旦仍然坚持这一观点。他在《自由之路》一书中，把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当作争取自由的两个先决条件。他认为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自由就会不期而至，任何人剥夺不了。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即使调子再高，也是空谈。
由此可见，仅仅掌握大量的知识，非但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还会陷入被蒙蔽的境地。
二、为什么教授会成为“学问之大敌”？
现代社会，已经是一个分工越来越细、专门知识越来越深奥的社会。正因为如此，大家都对专家教授充满敬意。于是，所谓“遇事找专家”、“没有专门知识就没有发言权”，就成了一种时尚。
但是，早在1930年，潘光旦就在一篇文章中说：做学问的目的，本来是让人们越来越多了解它，从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如今的教授却恰恰相反。由于他们总是把学问变得越来越专门，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复杂，因此使懂得它的人越来越少，批评它的人更是罕见。此外，学术界派系林立、勾心斗角、相互对立的状况也很普遍，因此西方学术界的有识之士早就指出，所谓专家教授，其实是学问之大敌！
潘光旦认为，如果说西方教授已经是学问之大敌的话，那么中国的教授恐怕连这个资格也没有！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西方教授还能制造许多术语来唬人，但是中国大多数教授连本专业的术语也记不清楚。
第二，西方教授还有本领加入某一派系，中国教授“除了介绍西方几本教科书以外”，根本不做真正的研究。
第三，西方教授不“经过十年或数十年的磨难和谨严的学者生活”，是不会得到的这个头衔的。但由于中国的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因此中国的教授就多如牛毛，而所谓教授，也“完全成了一种糊口的职业”。
当时，潘光旦还在上海教书。对于上海这个地方，周作人早年曾经有所评论。1927年，他在《语丝》发表文章说：“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厌的上海气的东西，文章也是其一。”看来，这种“上海气”影响到教育界，就会冒出许多“野鸡大学”、“野鸡教授”。与上海相比，北京一直是一座文化古城，这恐怕是潘光旦与许多江浙知识分子愿意去北京而不愿意留在上海的主要原因。
拿潘光旦的三个标准，衡量一下如今的教授及其管理体制，会发现很多问题。有些问题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这是因为，如果说当年的中国还有京派、海派之区别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在商业化的冲击下，已经到处是那种“可厌的上海气”了。
三、教师为什么需要宁静？
自从上世纪末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发展经济本来无可非议，但是如果把它当作衡量一切的标准，那就会遗患无穷。
记得在上世纪末，为了支持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改革方案，国家财政拿出18亿元用来改善校园环境与教职工待遇。这本来是好事，但是有报道说，北大教师是不是“物有所值”，既是“一些政府部门的主要官员……批评”的话题，也成了相关领导的心病。这就有点不对味了。难道广大教师与相关领导之间，是一种“拿多少银子，就必须干多少活儿”的关系吗？
当时北大的一位著名经济学教授正在担任校长助理，他拟定了一套严格的“末位淘汰”的教师考核制度，从而引起轰动。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给教师一点宁静》。文章说：“既要提高大学教师的待遇，又怕他们不称职，不好好干，是许多政府官员和学校领导的普遍心态。……因此，他们便制定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来约束教师，而不是想方设法为教师排忧解难，提供服务。其实，中国知识分子是最容易'管理'的一个群体，只要你诚心实意地对待他们，他们就克尽职守，全力以赴。何况，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仅把做学问视为谋生的手段，还把它当作安身立命之所在，即便是清贫之至，他们也无怨无悔，任劳任怨。这一点，早在抗日战争和”三年困难“等非常时期就已经得到验证。对于这样一个群体，最好的办法不是用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来制约他们，而是要给予充分的信任。否则，即使冯谖再世，也无法避免'末位淘汰'的厄运。”
我注意到，也是在1930年，潘光旦在《教授待遇与今日今日流行之兼任讲师制》一文中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大学聘请教授，有一个很普通的原则，便是一个'专'字。凡是在某行学问上有专长的，便有被聘请当教授的资格。这个原则是不错的。但是在大学方面，待遇起教授来，也应当有一个简单的原则，也便是一个'专'字。凡是能专诚待遇教授的大学，他一定可以得到教授们的信任和努力。”可见，用“学有专长”的原则聘请教授，以“专诚”的态度对待教授，是大学管理者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
在这篇文章中，潘光旦还谈到大学管理的另一个原则，那就是要“使教授们得到精神上的谧静。”为什么要使教授得到精神上的宁静呢？因为“教授的任务，一半在教导学生，一半也在他的专门学问上继续用功夫，更求造诣的精到，而研究功夫的第一条件便是生活宁静。”这个意见不仅适于年长的教授，也适于年轻的教师。因为做学问和其他事情不同，它需要静下心来，排除杂念，钻研多年，才能有所收获。但是官场的通则却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把这八个字用于学界，则是拿代课的时数、论文的篇数、得奖的次数等一系列数字来考核教师。各级教师整天被各种各样的表格和考核所困扰，自然不会有精神上的宁静。人不能被逼得太急，逼急了往往会出事。如今教师队伍里剽窃造假的丑闻不少，除了当事人本身的原因外，从客观上看，在很大程度上与那些脱离实际的考核制度有关。
潘光旦说：对于教授来说，“所谓教导学生，并不专指在课堂上若干小时的知识传授；小之如教授自己做学问的方法，大之如持躬处世的日常生活，都有重大的教育价值；质言之，学校应当使学生和教授的人格有极密切的接触。要有这种接触，第一条件也便是要使教授获得精神上的宁静，因为不宁静，人格便不能充分表现。”这说明能不能让教授过一种宁静的生活，至少是关系到下一代能否健康成长的大事。
四、教授为什么不能像明星一样？
在这个商业化时代，“一切向钱看”几乎成了时代的最强音。有感于前些年“脑体倒挂”、“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等不正常现象，许多人认为应该让教授也富起来。大约在2000年前后，由于政府没钱，但又想鼓励学者教授，于是就有香港富豪重奖“长江学者”的评选活动。后来许多沿海地区也模仿这种形式，纷纷以江河为名奖励本地学界精英，从而造就了最先富起来的一批学者教授。不知是名实不符，还是在开玩笑，近年来“注水教授”的说法在坊间广为流传。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政府的收入大大增加，教授的待遇也提高很快，不仅与下岗工人拉开很大差距，而且还出现迅速成名、一夜暴富的现象。比如最近在网上流传一份“名家演讲费一览表”，说在过去一年中，于丹的演讲费翻了7倍，两小时高达6万元，成为“目前身份最高的学者演讲人”。这种日进斗金的情况，与歌星影星没有两样，在几年前根本不敢想象。
对于这种情况，潘光旦早有批评。1930年，他在《教授待遇与今日流行之兼任讲师制》一文中说，著名教授之所以不能和明星相提并论，是因为除了追星族之外，许多人对于明星“不过是短期的欣赏”。但是教授之于学生，却不能是短期欣赏，而需要言传身教。他认为这种“师生关系，是应该没世不忘的。”如果教授“当作暂时的欣赏物”，那就会背离教育的宗旨，降低教授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当年的讲师并不是一种称职，而是指大学里那些专门为挣钱而代课的人。比如鲁迅，他本来在教育部供职，却要在许多大学讲课。因此只能叫讲师，不能称教授。也就是说，如果仅仅从学问上看，当时的讲师与教授应该不相上下。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是专职还是兼职。
潘光旦认为弄清楚教授与讲师的区别特别重要。所谓教授，除了给学生上课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人格来影响学生。也就是说，真正的教授是不能屈从于世俗社会，每天为应酬而吃吃喝喝、为挣钱而跑来跑去的。正因为如此，潘光旦在这篇文章中说：“学校应当使学生和教授的人格有密切的接触。要有这种接触，第一条件也便是要使教授获得精神上的宁静，因为不宁静，人格便不能充分表现。”他还说，由于名牌教授有限，许多大学争相邀请，这就使他们每天疲于奔命，根本没有时间去做学问。至于学生，也只能在课堂上见上一面，下课后根本没有接触机会。因此他认为，这种“东也讲一次，西讲也一次，讲一次算几块钱，讲完了就走”的教授，完全是赚钱机器，在教学效果上，与留声机类似；在人格取向上，与走江湖的艺人没什么两样。
写到这里，我还想就《于丹论语心得》多说几句。这本书的开头，于丹就引用“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名言，表示她与宋朝宰相赵普一样，颇有辅佐帝王之意。但这话又不能直说，因此她聪明地用现代话语进行了包装。于是书中就出现这样的话：“《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说白了，《论语》就是要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人生坐标。”
但是在通读该书之后，我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现代社会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研究传统文化，并把高高在上的圣贤还原为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于丹在“天地人之道”中却像历代帝王一样，依然把孔子奉为“圣人”。
--现代社会的国家机器需要民众监督，但是于丹却把“民无信不立”中的“民信”二字，解释为老百姓对国家的信仰。她甚至说：“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到今谁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这话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以及“为了打世界大战，可以死一半中国人”等说法有什么两样？
--现代社会主张个人奋斗，鼓励人们不要屈从于命运；但是于丹在“心灵之道”中却说：生死富贵是“天命所归，个人无法决定，也无法左右”。最好的办法，是要学会承认和顺应人生的缺憾和苦难。
--现代社会倡导怀疑精神，但是于丹却奉劝大家不要追问造成苦难的原因，否则就会成为心胸狭窄的“鄙夫”，既会增加自己的痛苦，又会失去众多的朋友。
--现代社会追求公平、公正和公开，但是于丹在“处世之道”中却告诉人们：对于“社会不公，……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这才是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紧接着，她在“君子之道”中又进一步强调，千万不要怨天尤人，否则就是有失做人的“厚道”。
当代中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头。面对政治体制改革和各种各样社会问题，我们最需要学习引进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但是于丹的走红却对这一价值取向起到消解或抵制的作用，所以我想讲一件早已被大家遗忘的往事。1934年，国民党中央为了提倡尊孔读经，决定每年8月28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并要求中小学开设读经课程。为此，汪精卫和戴季陶、禇民谊等政要都粉墨登场，或发表演说，或参加祭典，搞得乌烟瘴气。针对这一状况，蔡元培、胡适、鲁迅、傅斯年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都坚决反对。胡适说：自古以来，“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但所谓“洙水桥前，大成殿上，多士济济，肃穆趋跄”的盛况，又“何曾补于当时惨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鲁迅也说：“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基于同样的看法，蔡元培则明确表示：“我认为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这也印证了傅斯年的一个观点：由于儒家经典“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因此那些主张读经的人，不过是用经学来傅会自己的主张罢了。
于丹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典型。透过现象看本质，我发现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教授变明星，富了自己，害了学生。
五、如今的孩子为什么让人放心不下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接送孩子上学，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不仅小学生每天必须有人接送，就连考上大学也要家长护送。前两年有媒体报导说，有些家长因为经济困难，住不起旅馆，只好在学校操场上露宿，而他们的子女却在宿舍里高枕无忧。此情此景，让人感到心寒心痛。除此之外，无论家长还是社会，总是对孩子们放心不下。一会儿怕他们受黄色书刊影响，一会儿怕他们沉迷于网络。但是这个时代的孩子为什么总是让人如此担心，却很少有人追究。
1930年，潘光旦写了一篇《普及识字？》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答案。潘先生在文章中首先指出，文字是一种工具，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仅仅教会孩子识字，而没有把判断价值的原则和选择好坏的标准传授给他们，就只能误人子弟。用这个道理反思当代教育，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最大弊病就是在过度强调知识教育的同时，忽视了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这不仅使青少年缺乏应付环境的能力，还容易走上邪路。
潘光旦认为，这种情况，还与社会制度有关：“在政治比较清明民生比较充裕的社会里，又例如今日的美国，无聊的读物虽多，影响虽大，但决不至于牵动社会的治安。但在政治混沌民生凋敝的社会里，各种不健全的'信仰''学说'或主义可以乘虚而入；不逞之徒把他们传授给许多只识字而不识利害的人们，例如今日各种主义之于一般工人农民，其影响的恶劣，（就）不言而喻了。”
1940年，潘光旦在《再论宣传不是教育》中又谈到这个问题。他在引用美国生物学业家的一句名言：“你能教人怎样去读书，你却不能教他们读什么书”以后，进一步指出：“迷信识字或误信识字就是教育的人，一度有机会到国外去观光，归国之后，动不动对于外国文盲之少，报纸之多，报纸的观众之广，总要称赞几句。不错的，一个人识字总比不识字好，一国之中，文盲少总比文盲多好。但若这种观光的人有功夫作进一步的观察，他们很容易证实上文那位生物学家所说的话是一点不错的。这些识字读书的大众十有八九是但知阅读，而未知选择读物，因为不知选择，无形有形之中就变做所谓'黄色新闻'的最大顾客。他们虽不知选择，却别有人替他们选择，也正唯他们不知选择，专替他们选择的人便应运而生。这种人就是各式各样的广告家和宣传家了。”
正因为如此，他在《普及识字？》结束时写道：如果不把价值选择和是非判断教给学生，那就只能“替目下流行的种种小报，种种甚嚣尘上的'性'的读物，多培植几个主顾；多替野心家扩大一些宣传蛊惑的领域罢了。”这也是对当今教育最好的忠告。
六、学校为什么要放假？
学校为什么放假？这本来不是什么问题，因此大家都相信这样的话：学校放假是为了让师生们避开严寒酷暑，是因为教学活动的劳动强度太大。尽管这些解释有点勉强，但好像没有更好的答案。后来看到潘光旦1930年写的一篇文章，才使我茅塞顿开，并发现包括教育工作者在内的大多数人，其实并不了解学校为什么要放假。
潘文的题目是《假期与知识生活的解放》。文章一开头就说：“学问没有止境，也就不宜有长时期的间断。学校的暑假寒假，少则一月，多则三月，难道办教育和创制假期的人的本意，真要教人在这一个月或三个月之内完全停止学问工作么？我恐未必。”可见在潘先生看来，学校放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学问。
接下来潘先生又毫不客气地指出：学校的最大缺点，就是过于重视教材。“一种课本，少则读半年，多则读一年”，使学生“无一刻不在字里行间寻生活”，从而失去了自动研究的机会。他认为这种“专读一书”的单调和痛苦，比八股文还要严重。他说，心理学家认为“钩心半角”的八股文还有一种“磨炼智力的功用”，而那种在“专读一书”的教学模式，却不会给学生带来任何乐趣。
正因为如此，潘先生认为假期是每一个学生“解除痛苦回复自由的上好机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对大家提出两个要求：首先要树立“在假期里，我便是我，而不是教员的学生”的信念，其次要选择一两个比较高明的求知方法。这就是说，同学们在假期一定要摆脱教师的阴影，去过一种独立自主的学习生活。他举例说，在自然知识方面，可以做一次有目的的远足，从事地质的观察和生物标本的采集；在社会知识方面，可以找一个小题目，然后利用图书馆的资料进行研究。类似的选择可能有很多很多。
潘先生的话让我想起胡适在美国留学的情况。据《胡适留学日记》记载，胡适到达美国后的第一个暑假是从1911年6月11日开始的，他在前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大考已毕，一无所事矣。第一学年毕矣！”我当时读到这里的时候曾有点奇怪，心想美国人的暑假开始早，大概结束也早吧。没想到一直翻到9月28日的日记，才有“今日为上课之第一日”的记录。也就是说，美国大学的暑假居然有三个半月之久，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既然如此，胡适在这漫长的假期中干了些什么呢？纵观这三个多月的日记，我发现他的暑假生活真是丰富多彩，令人羡慕。其中有旅游、开会、交友、阅读、写作、打球、玩牌、逛公园、学拉丁文、演讲辩论、上暑期学校（包括学化学、演习题、做实验）等等。这与潘光旦的主张完全一致。可见在美国大学里，虽然未必有“专读一书”的单调和痛苦，但放假的目的，却是为了“知识生活的解放”，为了给学生多留一点自由自在地学习研究的机会。
这样又出现一个问题：潘光旦先生为什么要把学校教育说得那么可怕呢？我想这与学校本身的缺陷有关。据说近代教育制度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所以有人把学校比作工厂，把教室比作车间，把老师比作工人，把学生比作原料。这种“规模化生产”虽然有利于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却又出现了另外一些问题，其中主要是它不但不能照顾到每一个个体的身心发展、兴趣特长和特殊爱好，还可能把他们变成千人一面的工具。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创立现代教育制度的人们才在两个学期之间安排一个比较长的假期，目的是为了给学生更多的自由，让他们的个性和才华有一个成长发育的时间和天地。
前几年看到《南方周末》有一篇题为《别了，高考！》的文章，在谈到国际文凭组织的课程设计时列举了“社区服务”等内容。这也应该是假期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看来，他所提出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有时候还可能更为严重。另外，该文虽然是针对大学生的，但由于大学生活乃是中小学的继续，所以大家面临的问题应该是大同小异。
七、为什么要提倡学生自治
现在的学生，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成立“学生会”是什么意图了。其实，学生会的全称是“学生自治会”。它原本是学生自由组合的自治团体，并不像现在这样，好像是学校的一个附属机构。
说起学生自治，我想起几年前去北京的几所高校，正好碰上新生报到。新生入学，是各大学最忙乱的时候，许多院校都动用了保安人员来维持秩序。我注意到：一方面，护送新生的家长熙熙攘攘，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另一方面，与忙忙碌碌的学校各职能部门相比，学生会显然要清闲得多。面对这种状况，我心中掠过一丝悲哀，我想，当年清华大学的新生入学时，是由老同学接待，并举行一种名为“拖尸”的有趣活动；为什么如今的学生就如此无能，如此被动呢？
后来看到陶行知在五四时期写的一篇文章，是谈学生自治的，才似乎找到问题答案。陶行知说：从国家来讲，公民自治是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共和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由自治的公民组成，后者由被治的顺民组成。就社会而言，顺民被治，尚可苟安；公民自治，则可太平。危险的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已经有不甘被治的要求，又没有实行自治的能力，那将是最可怕的一种局面。因此在学校中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是达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反之，如果我们的大学里不能用自治的方法培养公民，而是用管制的方法造就顺民，那么这个共和国就有名不符实的可能。
此外，陶先生还就学生自治的利弊、范围、以及它与学校的关系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学校中实行学生自治不是为了争权夺利，不是为了驾驭别人，更不是要与校方分庭抗礼。学生自治的目的，一是为了培养独立的人格，以改变专制时代大事小事都要由师长包办的习惯；二是为了让学生关心公众幸福、承担共同事务、明辩公共是非。他强调，凡是愿意做共和国公民的学生，只要大家不愿争权，而愿服务，不愿凌人，而愿治己，不愿对抗，而愿协助，不愿负气，而愿说理，就能把学生自治搞好。
抗日战争开始后，潘光旦随清华大学迁往长沙，然后又迁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西南联大。正因为如此，才使中国教育弦歌不绝，才使中国学术文化得以延续。不久，潘光旦在《学生自治与学生自治会》一文中指出：“在流徙中的许多大学，最近至少有一部分又逐渐能比较的安居乐业起来了。学生自治的呼声与自治会的组织就是比较能安居乐业后的一种表现。这是忧患之中可以欣喜的一件事。”
为此，潘光旦幽默而中肯地把学生自治会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在在学生个人与团体生活方面做些修齐功夫的；二是替学生大众办事或当差的；三是被校外势力所支配和驱策的。第一种是真正的学生自治会，第二种谈不到一个治字，不妨叫学生自活会，即生活的一部分，不由学校统制，也不由个人分别处理，而由少数不怕事的热心分子代办。第三种谈不到一个自字，应当叫做学生被治会。”
接下来他分析说，第一种学生自治会最难得。所谓修齐功夫，是指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在“理智生活方面是自知的，在情绪生活方面是自胜的。”古人所谓“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也是这个意思。因此，一个身心健全的青年，当他发育到一定程度以后，对自己的性格和客观环境，就应该有所了解。这有利于他的自我控制。这样的人，就自己而言，是一个生活有节制的人；对社会来说，是一个“不同而和的分子”。学生自治会的作用，一方面是为了鼓励大家的自知与自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起督促与警戒作用。
第二种学生会也还不错。它的好处在于“练习组织，守法，表达公意等等”。但是，“自治应当是每个青年对内心的一种工作，而这些所谓服务的活动，却是一种外骛，一种舍己耘人的勾当。”当然，潘光旦也承认，“这勾当并不是根本不应当做”。但由于“这种外骛的学生会”过于关心别人和身外之物，因此我们不妨把它叫做“学生治人会”。
第三种就更糟糕了，因为它把学生放在被治的地位。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呢？潘光旦分析说，这与“外来的有组织的势力”不断向学校时渗透有关。正因为如此，潘光旦在这篇文章结尾时说：“我一向主张学生不入党，……我如今借这个机会，一面奉劝大学的青年要明白自己的地位，要尊重一去不再来的青年时代，于理智方面力求自知，于情绪方面力求自胜，能自胜即能自治，能自治方能自强，一面更要替他们向外界的政治派别请命，让他们有一个真正能自治的机会。”
潘光旦为什么主张学生不要入党呢？这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有关。
大约是1940年，《今日评论》发表西南联大政治学教授钱端升讨论“党”的文章。有感于此，潘光旦在《学生参加政党的问题》的一开始就说：“党是多年来难得有人讨论的一个题目，不大有人讨论的缘故大抵不出三个：一是不敢，怕罹法网；二是不便，怕得罪在党里的朋友；三是不屑，一部分的人也许因为渴爱自由，也许因为潜心学术，觉得犯不着讨论。虽有此三不，事实上讨论的人还是不少，不过只在口头，不在笔头罢了。在笔头，党终究成为一个忌讳的题目。如今居然有人在笔头上讨论到它，并且讨论得很周到，我不能不为党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将来庆幸。”
接下来，潘对党的本义作了分析。他说，尽管民主政治的理论认为党是一个万不可少的现象，但是根据先哲的遗训和民族的经验，这并不是一个好字眼，也不是一种好现象。所谓“不偏不党皇道荡荡”、“君子群而不党”，以及历代的党祸、党争，都是最好的证明。我想，从字形上看，党（黨）字从尚从黑，就是基于这个道理。潘先生还说，这一理解并非中国所独有，比如在西方，“'党'与'偏袒'（party，partizanship）两个字还不是同一来源么？”正因为这样，他主张学生不要入党，理由是：第一，学生时代是一个人身心尚不健全，思想还在探索的阶段，所以学生入党无异于拔苗助长；何况党派内外的排挤、倾轧和争斗，对学生人格的健康发展有害无益。第二，从学校管理的角度来看，“学生入党也是一个极不相宜的举动”。因为学校有自己的行政系统，在此之外又出现一个党的系统，则会破坏学校管理的自主权和完整性。第三，党与主义是互相依存的，信奉一种主义，“足以锢蔽人心，桎梏思想”，所以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考虑，青年学生也不应该入党。
在文章最后，潘先生承认青年学生对三民主义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但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应该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历史学等方面打下一定基础。所谓“文法的学生应多习些自然科学，理工的学生应多习些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当然他也承认，在通才教育的基础上，学生毕业后是否可以入党，那“就让他……自由抉择好了。”
八、自由、民主与教育的关系
抗战时，潘光旦曾经分别谈论“自由与教育”、“民主与教育”为题，作过两次演讲。后来他把两次演讲的内容合在一起，纳入《自由之路》一书。这篇文章表达了作者对自由、民主和教育的基本看法，因此十分重要。
关于自由的问题，潘光旦提出三个观点：
第一，自由是生命的最大目的。无论个人还是社会，没有自由就不能保持活力，就可能“陷于死亡的绝境”。
第二，社会自由终究要建筑在个人的自由之上。一个建筑在奴隶经济上的社会，一个百分之一是独裁者，而百分之九十九是顺民所组成的国家，要维持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人的自由不是天赋的，是人为的，不是现成的，是争取的。要争取自由，就需要教育；但由于教育早已演变成一种受人摆布的“填鸭子”式的灌输，从而走上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因此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很难摆脱声色、货利、权势的诱惑。
紧接着，潘光旦对自由教育作了解释。他说：“自由的教育是与'填鸭子'的过程恰好相反的一种过程。自由的教育不是'受'的，也不应当有人'施'。自由的教育是'自求'的，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只应当有一个责任，就是在青年自求的过程中加以辅助，使自求于前，而自得于后。大抵真能自求者必能自得，而不能自求者终于不得。'自求多福'的话见于《诗》、《传》、《孟子》。孟子又一再说到'自得'的重要，政治之于民众如此，教育之于青年更得如此。孟子'勿揠苗助长'的政教学说也由此而来。先秦学人论教育，只言学，不大言教，更绝口不言训，也是这层道理。”
他还说，自由教育以自我为对象，以完成自我为目的。因此自由教育是“为己”的教育，而不是“为人”的教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他强调：这里所谓自我，“不是家族的、阶级的、国家的、种族的、宗教的、党派的、职业的……。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不要这许多方面的关系，不要多方面生活所由寄寓的事物，乃是说教育的主要目的在完成一个人，而不在造成家族的一员，如前代的中国；不在造成阶级的战士，如今日的俄国；不在造成一个宗教的信徒，或社会教条的拥护者，如中古的欧洲或当代的建筑在各种成套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组织；也不在造成一个但知爱国不知其他的公民，如当代极权主义的国家以至于国家主义过分发展的国家；也不在造成专才与技术家，如近代一部分的教育政策。”
由于时代的原因，需要对这段话解释一下。潘光旦的意思是说，自由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光宗耀祖，不是为了阶级斗争，不是为了国家社稷，不是为了“爱国主义”，也不是为了造成专家学者，而是为了让受教育者成为一个“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的真正的人。
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民主与教育的关系就容易理解了。潘光旦说：“无论我们对民主一词作何解释，它的最基本的假定是：每一个社会的分子，每一个人，必须有自主与自治的能力，如果还没有，至少要从事于这种能力的培养。……而所谓培养，岂不是就等于教育？”基于以上分析，潘光旦认为，从教育的立场看，只有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才能孕育自由通达的教育；从政治的立场看，只有自由通达的教育，才能造就民主宽容的政治制度。基于以上认识，他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政府应当尽量放松对教育的管制；第二，宣传与教育根本不是一回事，教育不要被宣传广告所蒙蔽；第三，学校要增加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第四，要修正单纯重视技术教育、缺乏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的倾向。
九、教育为什么不是训练？
抗日战争后期，潘光旦看到阿尔杜斯·赫胥黎的《目的与手段》一书，其中有一章专门谈论教育问题，便把它翻译出来。战争结束后，商务印书馆以《赫胥黎自由教育论》为名出版了这本小册子，并把它纳入“新中学生文库”。潘光旦在“译者弁言”中介绍说，这个赫胥黎并不是《天演论》的作者汤姆斯·赫胥黎，而是他的孙子。老赫胥黎除了《天演论》之外，还写过《自由教育》等论著，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起过重要作用。尽管我们对小赫胥黎不大熟悉，但是这本书对于反思当代教育，同样具有很好的启蒙作用。
比如究竟什么是教育，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大约自汉代以后，中国就有“上施下效”谓之教，“养子作善”谓之育（《说文解字》）的说法。直到最近，我们还把教育解释为“按一定的目的和要求，对受教育者的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施以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辞海》1980年缩印本）大家以为，教育是一种上对下、父对子施加积极影响的活动，因此受教育者必须服从，必须听话。但是在阿尔杜斯·赫胥黎看来，这并不是真正的教育，而是一种“严峻的、有系统的、毫不能宽假的……泰山压顶式的训练。”他指出：倘若教育蜕变为训练，就会使青少年“产生一副黩武主义的头脑”，形成一种“对上专会顺从，对下专事陵暴”的双重人格。这种对上毕恭毕敬、对下作威作福的人一旦成为大多数，就会让独裁者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强化其专制统治。因此他认为：“受此训练的无产大众从青年进而为成年之日，便是民主政治开始退步之时。”也就是说，把教育当作训练，是现代专制制度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实早在1941年，潘光旦就在一篇文章中也教育与训练作过辨析。他说：从字面上看，“训是有言之教，”，所以人们往往把“教”与“训”混为一谈；但是在“儒家讲教育的两大作品”《论语》和《学记》中，不但“根本找不到一个训字”，就“连教字也用得很省，……并且与狭义的教育没有多大关系”。相比之下，在“中国第一种的政治作品《尚书》里，……（却）有五十五个训字”。可见至少在先秦时代，教与训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他还说：由于儒家创始人认为学是主动的，教是被动的，主动地学比被动地教更有效，因此在《论语》中有56个“学”字，在《学记》中有48个“学”字，远远超过“教”字出现的频率。为了提倡主动学习，反对强加于人，孔子不仅有“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等感受，还有“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等教诲。这说明“真正的教育不应有，也不会有训的成分”；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教学相长”是什么意思了。
那么，中国教育为什么会由主动变成被动，由启发变成训练呢？潘光旦认为这种变化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古代教育“理学与科举的流弊”，二是近代教育对知识的偏重，三是当代教育政治化、主义化的倾向。
与潘光旦相比，赫胥黎则是从西方近代史上探讨了教育变为训练的原因和危害。他指出，由于受工业革命和大机器生产的影响，许多改革家认为一旦普及了初等教育，就可以让“这个世界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推动民主政治的进步。但事与愿违的是，普及教育不但没有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反而“替独裁政治和世界大战，做了一番清宫除道的工作。”这是为什么呢？赫胥黎认为这种状况的形成，与手段与目的背离有关。他说：如果你的目的是自由和民主，那么你就必须把获取自由的艺术以及自立自治的方法教给学生。如今你教他们的不是这些，而是一种非自由的训练，那么他们就只能学会媚上欺下的勾当。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通国的儿童都得接受一些纪律化的训练，都得受这种训练的折磨”，那就会使我们走进“水深火热的境界”。他举例说，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不约而同地反对蒙特梭利的启发式教育思想，就是要把教育变成训练。
看来，应试教育大行其道并成为社会的一大顽症，实在是一件祸国殃民的事情。
十、为什么宣传不是教育？
除了把教育当作训练之外，把宣传当作教育，也会造成很大危害。
赫胥黎说：“生活总须运用智慧，而智慧的运动必须自由”。但由于独裁政治需要绝对服从，因此“在独裁政府的眼光里，自由的智慧或智慧的自由是最大的敌人。”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独裁者“总是千方百计的把智慧压制到一个不能动弹的程度”，而宣传就是压制智慧的“不二法门”。他还说：“在独裁政治的国家里，一个人从孩提的年龄起，就成为宣传的对象，好比他成为军国民训练的对象一样。他的全部的教育过程事实上不是教育，而是宣传。及其一旦脱离学校，加入社会，他又进入了报纸、电影、读物、与广播电台所合组的一个天罗地网，而这些东西又无一不受政府的控制，无一不是上好的宣传工具。再过几年以后，我相信这工具的清单里，也就是独裁者的武库里，还须添上一项电传照相，以至于电传的印刷机，凡属机关、家庭、公共场所，概须置备一具，从此，政府要传达谕旨，宣扬德意，可以比置邮传命还来的快，来得普遍。”可以肯定，如果当时已经发明了电视，赫胥黎也会对它的宣传作用感到惊讶。
潘光旦是1943年才看到赫胥黎这本书的，但是早在1940年，他就在《宣传不是教育》一文中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文章说：真正的教育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内在的智慧，并且具有使用这种智慧应付环境、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迷信宣传的人却认为智慧是少数人的专利，只有他们才有“改造社会、拯救人群的理想”和才能，其余绝大多数人只能接受他们的领导，顺从他们的意志。正是基于这一假设，当宣传者把自认为重要的理论和见解编成一套简洁的说法以后，其他人就只能按部就班地学习和执行了。难怪赫胥黎要说，在独裁者眼里，那些“善于盘诘的自由的智慧”最不利于他们的统治，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宣传教育让人们不要思考，不要怀疑，不要盘问。
潘光旦的文章触动了当局敏感的神经，于是昆明版《中央日报》马上发表社论，强调宣传就是教育。为此，潘光旦发表《再论宣传不是教育》，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说，教育与宣传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启发，后者依靠灌输。但是当前从事教育的人却将二者混为一谈。于是所谓教育，就成了宣传；所谓教师，就成了宣传家，所谓学校，就成了“宣传家勾心斗角出奇制胜的场合”。至于教育界本来应有的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等品质，则无从谈起。
正因为如此，赫胥黎强调一定要让青少年具备一种抵御宣传的能力，否则他们就很容易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他还指出，学校以外的环境也有很大问题。比如那些无聊的刊物、无聊的广播和无聊的影片，不仅会对青少年产生不利影响，而且还会像鸦片一样让他们上瘾成癖。这样一来，青少年就可能成为“环境的寄生体、社会的可怜虫、文化的赘疣、民族的负担--这是多么一件惕目惊心的大事”！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告诫人们一定要让青少年“知道报纸、广播、影片所给我们的刺激，就其中一部分以至于大部分而言，是微笑里藏着的刀，蜜口中含着的剑，是饵底的鱼钩，是图穷的匕首，是广告家与宣传家的无上工具。”要想抵御这些外部刺激，除了相信自己的力量外，还要有解析的技术和质疑的能力。比如面对一个“春眠初醒”的妙龄女子为牙膏所作的广告，应该知道这个女子其实和牙膏的好坏没有任何关系；面对国家、民族等概念，要明白它的真实含义；面对宏伟的建筑、盛大的阅兵、冠冕的讲话、堂皇的文告以及严密的组织、高超的效率，也要看到它们与独裁政体没有必然联系。
这种解析的技术和质疑的能力，其实是一种智慧的防身术，赫胥黎希望学校能把这种智慧的防身术教给青少年一代。但是他也知道，当大部分学校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时候，这种希望很难实现。
十一、为什么听话不一定是好孩子
“听话才是好孩子”，几乎是每一个中国家长的口头禅，但是读了《赫胥黎自由教育论》之后，很可能会动摇这一观念。比如在该书第二小节“童年后期的教育”中，作者首先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婴儿对粪便的认识及其性格的形成有什么关系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介绍了近代心理学家奢蒂博士的研究成果。奢蒂博士在《爱憎的由来》一书中指出，在婴儿稍微懂事之后，成年人对其便溺行为最好不要“过分的申斥儆戒”。这种不知清洁的儿童虽然不大惹人喜欢，但是他们长大以后，性格却比较“温柔宽厚，遇有不如意事，也不会和别人多争闲气。”这一研究成果告诉人们，如果成年人对婴儿“清洁的训练，略微放松一些，或开始得比较晚一些，我们的情绪生活便会安闲镇静得多”。这样一来，大家就容易和谐相处。
这一发现与我们的教育观念正好相反。改革开放以来，在人才强国战略和望子成龙思想的影响下，加强儿童的早期教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这很可能是许多独生子女缺乏温柔宽厚的性格、不容易与别人和谐相处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许多中国家庭在儿童早期教育中已经陷入一种误区的话，那么由学校介入的“儿童后期教育”，又是什么状况呢？
自从恢复高考以后，由于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再加上“知识改变命运”的宣传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死灰复燃，使青少年一代陷入应试教育的恶性竞争之中。这种教育要求学生必须遵守学校纪律、服从组织管理，听从老师指挥，接受知识灌输，以便在高考中取胜。近年来大家对应试教育多有批评，并提出素质教育来弥补其缺陷。但由于素质教育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因此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现有局面。
这种局面与赫胥黎在书中批评的情况极其相似。为了让大家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他引用了著名哲学家罗素和教育家蒙特梭利的有关论述。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罗素就忧心忡忡地指出：“在实行军事独裁的国家，包括俄国在内，……教育是大大的退步了，这种退步包括四点：一是严格的纪律的恢复；二是绝对而不问事由的服从；三是对老师的唯命是听，已经到了一个可笑的程度；四是在知识方面消极的接受灌输，而不是积极的自求启发。”他认为这种教育只能培养出双重性格的人。所谓双重性格，是指“对在上的人要服从，要怯懦，对在下的人不妨擅作威福，而蛮不讲理”，对其他国家的人，当然也是这样。因此罗素认为：“童年的纪律训练和成年的战争爱好有前因后果的关系。”
相比之下，蒙特梭利则从人格培养的角度分析了强迫教育的危害。她说：“一个儿童，如果没有学会独自一个人行动，自主的控制他的作为，自动的管理他的意志，到了成人以后，他不但容易受到别人指挥，并且遇事非依赖别人不可。一个学校里的儿童，如果不断的受教师干涉，禁止，呵斥，以至于诟骂，结果会变成一种性格上很复杂的可怜虫。”之所以“可怜”，是因为他有一种“内疑外惧”的心理，这种心理使他在年轻时表现为“羞缩”，成年后又表现为颓丧、萎靡不振和逆来顺受，“而一遇危机，连最低限度的一些骨气，……都拿不出来。”因此她认为，强迫被动的教育对一个人来说，“第一步是养成一种永久的自卑与自馁的心理，而第二步，也是最后一步，是教他们……一种五体投地的精神。”
引文至此，赫胥黎又补充道：“我以为蒙特梭利博士还不妨添上一句，就是此种自馁的心理倒并不是完全消极的，而是有它的积极的补偿的，而其补偿的表现就是对于另一部分的人的作威作福”。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这种教育是独裁政治玩弄的新花样。
看来，我们不仅要重新认识“听话的孩子”，更要反思他们所受的教育。
十二、为什么说中国文明处于停滞状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全世界普遍关心的大问题。
当时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英美学习，走西方人的路；一条是向苏联学习，走俄国人的路。对于这两种路径选择，潘光旦虽然主张不仅要学习英、美，学习苏联，而且还要向我们的敌人日本和德国学习。但是，从思想立场上看，他还是明显地倾向于英美两国。
1945年，《自由论坛》周刊先后组织两个特刊，介绍了英美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风土人情。为此，潘光旦撰文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在这篇文章中，作为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潘光旦在引用这两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之后明确表示：中国虽然有古老的文化传统，但是做为一个民族国家却十分幼稚。也就是说，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两千多年来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命似乎是一向停滞着，形成生物学家所称中止发育的状态。至晚近百年，西洋文化的输入，与输入后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冲突，突然又给了我们一些强烈的刺激，于是停滞着的发育机能又复苏醒而活动起来。”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只有学习其他民族的经验，才能“教我们推进到成年的境界”。
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为了阐明这一观点，他首先介绍说，沉着是英国人最大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从两件事上可以得到证明。一是1912年泰坦尼克号在大西洋沉没时，船上全部男子临危不惧的表现，令人非常钦佩。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30万英军在敦克尔克被德军包围。但是在民众的支援下，英军将士居然秩序井然地撤退回国，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潘光旦认为，就沉着而言，“个人不易，团体尤难；太平时节的团体不易，危险时期的群众尤难。而英国人竟能之，不但能，并且擅长，并且习惯成自然的已经变为民族性格的一部分，英国人所以伟大，其民族生活的所以始终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因素虽多，最基本的就是这个。”这显然是其成熟的一种表现。
这种个性特征，与他们的教育有关。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英国人是一个注重实际经验、忽视抽象思维的民族，这种倚轻倚重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比如一个英国人向你问路，你告诉他先向右拐，再向左拐，然后从左边第三个胡同口进去……，他肯定会越听越糊涂。最好的办法，是给他画一张草图，他才能按图索骥，找到自己的去处。再比如你要买５６．３４元的商品，用１００元付账，英国人的找钱方式也会让你忍俊不禁。他们往往是先拿出６分，与商品凑成５６．４元；再拿出６角，凑成５７元；再拿出３元，凑成６０元；再拿出４０元，凑成１００元；然后才会把商品和这４３．６６元一齐交给你。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怎么算是成熟，怎么会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化强国呢？这正是储安平撰写此书的目的。他在该书序言中说，我想探讨的问题是：“第一，中英两国人民的性格，他们做人做事的精神，究竟有无相同相似之处？第二，多年以来，英国为一强国而中国为一弱国，一强一弱的道理究竟何在？”
这本书共十章，前六章是写政治体制的，因此对国王、王后、国会、内阁、首相、贵族制度、自由宪章，以及外族入侵的影响，都有详细介绍；直到第七章，才谈到英国人的性格和风度。储安平于三十年代初赴英留学，他认为最能代表英国人性格特征的，就是费厄泼赖精神。书中说，费厄泼赖是一个只能意会不好翻译的词汇，因为在其他语种里，很难找到一个与之相应的概念。这个词来自运动场上，大致有以下两层含义：第一，任何运动都是一场游戏。在游戏规则的约束和裁判、观众的监督下，每个人都享有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条件和竞争环境。也就是说，游戏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参与者的水平和能力，与其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经济实力等因素毫无关系。第二，作为一个体育术语，“费厄泼赖”含有“个人之外还有全队，全队之外还有对手”的深义。它要求每一个运动员必须明白：没有队友的默契，就不能在游戏中取胜；没有对手的合作，游戏就无法进行下去。后一点特别重要。为此，大家都要有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的意识，并唾弃那种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投机取巧、暗箭伤人的行为。此外，在对手获胜后表示由衷的祝贺，也是费厄泼赖精神的具体体现。
费厄泼赖不仅为正义战胜邪恶、公道取代霸道提供了可能，也使英国人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据说海外有谚语云：“一个英国人是呆子，两个英国人是一场足球，三个英国人是一个不列颠帝国。”我也听朋友说：英国某大臣在一个国际性场合发言时，竟会出现“六八四十五”错误。有意思的是，当这句话引来哄堂大笑时，他还觉得莫名其妙。相比之下，我们虽然在小学一二年级就能把“六八四十八”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却要面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尴尬处境。
储安平认为，这种状况与教育有很大关系。他说，我们的教育总是以知识灌输为主，但英国人却遵循“运动第一，书本第二”的原则。在英国，学校运动队队长往往是学生中的英雄，他们具有正直、无私、勇敢、果断、有自持、能合作等品格，是费厄泼赖的典型。我想，英国足球比赛入场式常有孩子们参加，牛津、剑桥大学的划船比赛每年都在泰晤士河举行，大概也是为了普及费厄泼赖精神。正因为如此，英国小学生常能把“这不公平”挂在嘴边，而我们却缺少这方面的基本诉求。
顺便说一句，电影《泰坦尼克号》最让我感动的，不是主人翁的爱情故事，而是船长临危不惧的表现和乐队沉着奏乐的情景。《英国采风录》也提到这个历史细节，并“对英国人的沉毅和英勇”发出由衷的赞叹。总之，英国人之所以公正、诚实、含蓄、幽默、讲礼貌、守纪律、厌恶说谎、注重实干、不善交际、鄙视空谈；之所以除了认真做事之外，不屑于把精力放在阿谀奉承、走后门拉关系等方面，都与费厄泼赖精神有关。可见，在反思教育的今天，我们也不妨说：费厄泼赖应该实行！
另外，潘光旦认为，作为一个民族，美国人的最大特征是信仰的自由的信仰。这是美国强大和充满活力的原因所在。他还说，英国人的沉着来源于自由，他们对自由的运用已经非常成熟，甚至到了炉火纯青、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相比之下，美国人的自由是看得见的。他们活泼有余而沉着不够。尽管如此，他们迟早也会达到英国人的境界。
十三、学者为什么要关心政治
1945年五四运动26周年，潘光旦在《一种精神两般适用》中开门见山说：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表面上是两回事，是文明生活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就基本的精神说，实在是一回是，是一种精神适用到了两个生活的方面。”
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解释道：“所谓一种精神，最可以概括的是'客观'两个字。”把客观精神用于自然，就产生了自然科学，把客观精神用于社会，就产生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目的，是为了人与自然的“调适”；社会科学的目的，是为了社会文化的“调适”；人文科学的目的，是为了现实与历史的“调适”。但是一些浅薄的人却要“征服自然”，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妄自尊大！”可见，如果抛开政治方面的原因，潘光旦所谓“调适”，与现代流行语“和谐”基本上是一码事。
潘光旦还说，如果说科学家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的话，那么政治家研究的对象则是社会，是广大民众。为此，他们都需要用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去观察了解民众的各种要求，让“民众的智能、兴趣、欲望、意向、见解、理想成了一切政治活动与政治设施的最终的权威”，从而最大限度地达到人与人的和谐与调适。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是大家不关心政治、也没有把科学精神推广到政治领域。基于这一看法，潘光旦认为：许多人热衷于科学，有些人还做出很大成绩，但这些人“一出实验室，一离开书本，一放下数字，”便什么事也不想管，这其实是缺乏科学精神的一种表现。
潘光旦的这一认识，也许与当年的一件事有关。1944年7月，为了纪念抗日战争爆发7周年，昆明各大学举行“七七”纪念会，参加会议的3000多人把会场内外挤得水泄不通。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做学问的人应该关心政治。但是云南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熊庆来表示反对。他说：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学术不如人；要救国，就需要坚守学术岗位，不要关心什么政治。对于熊先生的上半句话，潘光旦完全赞成，但对于下半句却不能苟同。他说，学人论政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从春秋战国到明末清初，都代有相传。何况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首先应该是做人，做一个合格的国民，然后才能做好学问。如果没有这种意识，“无论他的专业如何精深，他终究是一个匠人”。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无论“学术家也罢，泥水匠也罢。没有政治意识的专门人才，可以加入伪北京大学，可以到沦陷区做顺民，”这种事例并不罕见。此外，潘光旦还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教训，语重心长地说：“单单注意技术的科学，以至于单单提倡精神上不能与政治发生联系的科学”，无论怎样标榜成功，也是无补于国家民族的。墨索里尼、日本军阀和希特勒及其爪牙，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这三个国家为虎作伥的科学家应该反思自己的过错。
近年来，类似熊庆来的观点在学术界非常流行。许多人以学术至上为由反对关心政治。这不是有意误导，就是一种逃避。看看潘光旦的观点，可以纠正这种错误。
十四、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1947年五四运动28周年的时候，潘光旦以《正视科学》为题发表纪念文章，进一步阐述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在这篇文章中，潘先生开门见山说：“我认为二十八年前的五四运动是失败了的”，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五四运动所追求的科学与民主两大目标，不但没有继续下去，而且还产生若干“看法上的错误”。
潘光旦认为，所谓科学至少包含三个内容：第一是科学精神的培养，目的在造成更良好的人生态度与风格。第二是科学研究的推进，这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研究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一方面也推动了人类对宇宙的了解和认识。第三是科学技术的应用，目的是为人类社会谋福利。
接下来他强调说，这三个内容固然各有其价值和需要，不过从人生意义的角度来看，显然是“科学精神的培养”最为重要。但是，多年来我们对科学的认识，却犯了舍本逐末的毛病。人们把主要精力放在科学技术的运用方面，不用说科学精神的培养，就是科学研究的推进也很少注意。于是科学便成了一种偶像，科学迷信以及一系列违背科学精神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正因为如此，潘光旦在文章中呼吁：只有把科学精神逐步传播开来，成为广泛的教育的一部分以后，世上所有的偶像才能不打而自倒。
有感于科学界的种种乱象，我在两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缺乏好奇心，科学没希望》。文章说：近年来，中国科技投入增长很快。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用于科技研究和开发的支出每年以10-15％的速度增加，远远超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其他成员国。到2002年，中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的经费超过一千亿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有人羡慕地说：“中国学术界真是富得流油。”与此同时，国家领导人对科技的改革和发展也非常重视。仅仅在2004年，胡锦涛就四次视察中国科学院，温家宝也三次去那里调研。该院院长路甬祥说，“这在科学院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但是，有了钱，有领导人重视，中国科学就有希望吗？我认为，如果没有竺可桢所谓“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中国的科学研究就不会走上正路。
这篇文章还谈到教育问题。我认为应试教育不但不可能传播科学精神，反而把学生塑造成死记硬背的工具，扼杀了他们对知识的兴趣和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使学习变得索然无味。许多孩子在入学前把学校视为天堂，但入学不久就产生厌学情绪，甚至把老师当作敌人，把学校教室视为地狱，这主要是应试教育所致。如今，尽管应试教育已经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但是由于大家对它的危害认识不够，再加上考试制度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驱动，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很不容易。在功利性思潮影响下，中国教育已经背离了教书育人的宗旨，教育产业化的提出也让它成为仅次于房地产的暴利行业。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成了许多家庭的沉重负担。许多人节衣缩食供孩子读书考大学，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与此同时，无论老师、家长还是整个社会，都把考试成绩当作评价学生和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所谓“知识改变命运”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现代版。它的代价是为了“实际生活的需要”，扼杀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不仅如此，这种把读书上大学与找工作混为一谈的观念，还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抢饭碗”（蔡元培语）的势利之徒，从而对社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危害。
学校、特别是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是通过求知、做学问来净化灵魂、塑造人格的殿堂。但是，在经济大潮汹涌澎湃、政治改革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学校这块崇尚科学精神、主张人格独立的文化圣地，也变成等级森严的官场和追逐名利市场。许多知识精英在权势面前丧失自我、丧失独立、丧失尊严，成为唯唯喏喏的小人或唯利是图的市侩。在他们身上，已经很难找到传统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人格品质。这对于下一代影响很大，许多青少年只知道金钱，不知道社会理想社会责任，成了不敢质疑权威的精神侏儒，显然与当代教育缺乏科学精神的培养有关。
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
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
任鸿隽（１８８６--１９６１）是我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发起人，也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领导人。作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领导的科学救国运动与胡适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被誉为五四以来两个重大的文化革新运动。纵观其一生，他始终为科学救国奔走呼号，热情地介绍科学起源、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了解一下他那鲜为人知的思想和经历，会给我们很多启示……
一、攻读化学，是为了制造炸弹
任鸿隽字叔永，原籍浙江归安（今吴兴），出生于四川垫江。当年他的祖父由浙入川，是为了躲避太平军战乱。少年时代的任鸿隽勤奋好学，颇受先生赏识，总是排名第一。１９０４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因当地人排外，他只好冒充巴县籍应试，获得第三，成为一名末代秀才。随后，他进入重庆府中学堂师范班就读，第二年毕业后当了一年教员，便带着１２０元积蓄，与两位同学顺江而下，去上海求学。
在上海，他进入成立不久的中国公学。这是由被迫回国的留日学生创办的一所学校，其中大多数是革命党人。任鸿隽入校后立刻剪发易服以示革命，并与该校学生胡适、朱经农等人建立友谊。后来他东渡日本求学，并加入同盟会担任四川分会会长。在日本，他除了旁听章太炎先生的国学讲座外，还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应用化学。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完全是为了革命。因为他看到革命者们为了推翻清朝政府，往往采取暗杀方式。暗杀需要炸弹，许多人便自己制造起来。由于他们不懂化学原理，不仅事倍功半，还经常出事。在目睹了好友喻培伦、黄复生因制造炸弹而受伤的惨状后，他才做出这一选择。
多年后他回忆往事时，曾对这种功利主义的专业选择做过深刻反省。他说：“吾此时之思想行事，一切为革命二字所支配，其入校而有所学习，不能谓其于学术者所企图，即谓其意在兴工业，图近利，仍无当也。”（《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６７９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下引该书只标页码）。
为什么这样说呢？显然与他后来的经历有关。
二、远渡重洋，探索中国落后原因
辛亥革命后，任鸿隽当即放弃学业回国。临时政府成立时，他与孙中山同乘一辆花车抵达南京，担任总统府秘书处秘书，为孙中山起草文稿并协助处理政务。袁世凯上台后，他去北京政府当过秘书，但由于厌恶官场，学业未竟，遂拒绝蔡元培、胡汉民等政要的挽留，以“稽勋生”（对革命有功的学生）身份赴美国留学。从此，他的生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第７１５页）。
初到美国，他进入康乃耳大学文理学院。在那里，他目睹美国人民的富裕生活，并感受到东西方社会的许多不同：“例如家庭组织，东主合居，西主分处；男女恋爱，东主防闲，西主放任；个人发展，东主裁制，西主自由。”然而他并不满足于这种感受。经过学习、观察、研究，他才对“西方学术之本源略有所见”，并认识到东西方的最大差别，是“西方有科学，东方无科学而已”。为了探索中国无科学的原因，任鸿隽并没有像如今的留学生那样，把学技术、拿学位看得太重。他说：“吾等当日向往西洋，千回百折，有不到黄河心不甘之概，固不在博士硕士头衔资格间也。”（第６８２页）
１９１４年初，任鸿隽担任《留美学生季报》主编后，在《建立学界论》中进一步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说：自清末以来，虽有“无数博士硕士翰林进士”，却不过是饰己炫人、挟术问世、“为利而学”而已，致使中国根本没有一个“为学而学”的学界，这是国家长期衰弱、国人“非愚则谀”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盛衰强弱，于学界之有无成正比。随后他又在《建立学界再论》中指出：要建立学界，增进知识，懂得科学，还必须从归纳法入手。
为此，任鸿隽曾在许多场合对归纳法作过介绍。他说，这是三百年前由培根创立的一种方法，它可以分为下列步骤：一、由事实的观察确定一个假说，二、假说演绎出一个结果，三、用实验来考查这一结果，四、把合乎事实的实验定为科学定律。简言之，就“是用事实作根据，推出一个通则，再用观察和试验证明那通则的不错，这就是科学方法的大概。”（第２７６页）。尽管胡适认为“科学的方法并不会靠归纳”（《独立评论》第八十六号《编辑后记》），但是任氏所言与他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不矛盾。相比之下，《独秀文存》对科学的理解就比较浮浅。
三、创办杂志，介绍科学真谛
１９１４年暑假，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任鸿隽和杨杏佛、胡明复、赵元任等人一起聊天，在谈到海外游子如何为国效力时，有人提出中国最缺乏科学，我们应该办一种科学杂志。这一提议获得大家同意，经过半年筹备，《科学》杂志于１９１５年１月问世。这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个综合性科学杂志，它的创刊具有划时代意义。另外，为了排版方便，该刊采用横排方式并使用西式标点，这在我国出版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从此以后，任鸿隽对《科学》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主持编务，还写了许多文章。为了让读者了解科学的意义，对科学产生兴趣，他的文章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后来他将这些文章搜集修改后，取名为《科学概论》，于１９２６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再版）。他在该书序言中说：科学是根据自然现象、依照逻辑方法发现其关系法则的有系统的智识。用这个定义来衡量，那些片段的发明（比如我国火药和指南针）、偶然的发现（比如人类的用火）和空虚的思想（比如玄学、哲学、经学），都不能算作科学。
他指出，要了解科学，首先要明白科学的两个起源：一是实际的需要，二是人类的好奇。由于前者是外在的压力，后者是内在的冲动，所以就科学发现和科学创新而言，好奇心比实际需要更重要。基于这一认识，他告诉人们：西方科学家研究科学，不是为名利所驱使，而是为好奇心所引诱。为了这种天生的好奇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需求，许多人（比如阿基米德、伽利略、哥白尼等）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因此他反复强调，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并不是科学家最初的动机，而是科学研究的必然结果。如果只想从物质文明方面来追赶西方，只想把科学当作一种富国强兵、改善生活的手段，却又不晓得科学的真谛，那就是一种得鱼忘筌、舍本逐末的作法，不仅不会成功，差距还可能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