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侯德榜等人的努力，制碱失败的原因被找出，1926年 6月，永利厂重新开工，每日生产优质纯碱达三十吨以上。8月，“红三角”牌纯碱参加在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一举获得金质奖。卜内门公司不甘心它在中国被永利取代，又使出了降价抛售的手法，范旭东利用中日两国市场的轻重缓急得失，成功击败了卜内门公司独霸中国市场的企图。后来人把范旭东这种“调虎离山”或“围魏救赵”之策，当做商战成功的典范。
永利办起来之后，范旭东又开始着手创办制酸工业。1929年1月，范旭东向国民政府的实业部提交报告，计划发展纯碱、硫酸、合成氨、硝酸等工业。1933年 11月，范旭东正式呈文政府备案承办硫酸铔厂。1937年 2月，一座远东第一流的大型硫酸厂，在南京大厂镇顺利落成。日产硫酸铔二百五十吨，硝酸四十吨。范旭东把酸碱称作化工的两大翅膀，他为此说：“中国基本化工的另一只翅膀生长出来，从此海阔天空，听凭中国化工翱翔！”
第76节：贤人第十八范旭东(4)
但国际国内环境并不容许范旭东的民族工业发展战略。“七?七”事变后，当时在整个亚洲都首屈一指的“盐碱大王”范旭东和他的化工厂，因能生产化工产品和军需物资，让日本人心生觊觎。塘沽沦陷后，日军把“久大”、“永利”两厂包围，派出代表，要求合作，遭到严词拒绝，结果被强行接管。范说：“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为了不重蹈覆辙，范旭东决定南京硫酸厂搬迁，凡是可以搬动的机器材料、图样、模型都抢运西移，笨重无法移动的设备，则将仪表拆走，其余拆下投入长江。在西迁的路上，他鼓励员工说：“这不是逃难，是创业。”
从 1914年到 1937年，范旭东以个人的努力，打造出中国的现代基本化工业。在国难家仇面前，他重新创业，决心为中国再创一个化工中心。从头再来虽然“豪迈”，却是辛酸的。当时国民政府虽然答应给予贷款两千万元，但直到 1939年底才定下合同。范旭东从美国购买的机器设备，由于日军的封锁，运往四川异常困难。1940年，驻越南的法军投降，范旭东途经越南的机器五百吨被日军拦截。其他器材不得不改由路程更长、路线更崎岖的滇缅线内运。为此，范旭东亲赴美国，购置载重汽车二百辆，又转赴仰光进行运输准备。虽然历经千辛万苦，范旭东购买的设备还是未能运抵四川。
范旭东选定的碱厂厂址设在四川省犍为县岷江畔五通桥的老龙坝，为纪念塘沽的事业，他将老龙坝改名为“新塘沽”。五通桥的盐源比不上塘沽，井盐跟海盐差别很大，塘沽的制碱方法必须改进。为了提高食盐的利用率和减少污染，1938年 8月，范旭东派侯德榜等人到欧美考察，侯德榜不负厚望，经过五百次试验，新法制碱终于宣告成功。1941年 3月，范旭东集会宣布将新的制碱方法命名为“侯氏制碱法”。侯德榜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侯宝林在相声里就说过侯德榜，“他做的碱疙瘩好吃。”
事业也给范旭东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声望。1938年起，范旭东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连任四届，得以再次接近政府高层。其间政府高官企图控制永利，以谋私利，都被范旭东拒绝。范旭东坚持了企业的独立性，却深受官僚资本的重压，因此他的企业一直惨淡经营。受设备、资金短缺的影响，在大后方的“永利”一直处在惨淡经营的状况，特别是在抗战形势最艰难的 1941—1943年，永利厂几乎被压垮，每人每月只发给白米三斗，每三口人才发一块银元的零花钱。但范旭东毫不气馁，而是眼光长远，拟定了战后的事业发展。1944年 11月，范旭东赴美出席在东美太平洋城举行的战后工商国际开发会议，第二年初，范旭东与美国华盛顿进出口银行商约借款，美方破例以优惠的条件借款一千六百万美元，只要中国政府担保，即可履行放款手续。但由于政府官员和部门的相互推诿，范旭东的借款建设计划“未予批准”。同年，范旭东以参政员的身份向政府建议设置经济参谋部，制定战后建设计划纲领，同样无人问津。
第77节：贤人第十八范旭东(5)
这个雄才大略的社会企业家不幸于 1945年 10月 4日辞世。据说，他的事业伙伴侯德榜当时的反应是“悲恸三日，足不出户”。当时国共两党领袖及社会各界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蒋介石称其“力行致用”；毛泽东送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业内同仁更是赞其“私德可与事业媲美”。才子文豪郭沫若则写下了精当的挽联：天不能死，地不能埋，“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世不能语。”
这个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了实实在在贡献的中国人很少想到个人私利。他曾经说过自己不愿涉足冲突，而只愿开新局，他说过自己不是一个商人，“新旧冲突，在我个人极不愿意有，情肯为打开新局面拼命，懒得和腐旧的撕缠。久大当日兴办，大家都没有什么深意，说起惹人发笑。在我看，‘书生之见’比‘发财之念’浓厚得多，就是现在也不两样，要有冲突，应当从思想方面惹出来，决不料会在买卖上纠缠不已。”他自律甚严，即使在生意顺利的天津时期，家中生活还是比较拘谨。日常食用的大米都是从老家湖南乡下运来，因为这样比在北京、天津购粮要便宜多了。两个女儿出生以后，范旭东的收入不够养家，就靠妻子的一些陪嫁首饰帮补家计。他全部的心思都投入到公司的经营上，所得的酬劳几乎绝大部分用于事业了；至于家庭，则完全由妻子一手打理。范旭东去世后，家中生计更为艰难，直到 1948年，永利公司董事会决定，将永利公司的所有资产平均分作十一份，其中一份的五分之一赠送给范氏遗孀作为抚恤金，这些股息才保障了范氏后人生活无忧。
范旭东的企业是成功的。据说，在永利碱厂工作过的老人，回忆起过去的岁月，仍充满着对他的怀念。老人们说：“永利碱厂工人们最得意的有两件事，一是凭着永利碱厂的厂徽可以在南京的商店里赊账，因为商家知道永利碱厂的工人有钱，不会赖账。厂徽的背后有编号，也不怕找不到人。二是厂里发给每家一台华生牌电扇。”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能用上电扇，比中国普及电扇的时间整整早了三十年。1949年后，公司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演变成国营，工人们有了新旧对比，不少人私下抱怨，在国营企业还比不上在范老板手下做事所得到的待遇。
跟商人参照，他是社会企业家；跟社会企业家参照，他是社会战略家。他提倡科学救国，对科研工作极其重视。1922年 8月，他创办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这是中国“私人企业中设立的第一个化工研究机关”。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是中国第一个民营化工研究机构。建在久大精盐厂附近，耗资十万余银元，是一座能够供给一百位化学师研究之用的新型化工研究室。研究社包括有定量分析室、定性分析室、化学实验室、动力室等，并附有图书馆，购到各国有关化工等方面的书籍五千余种，专门杂志十余种。“要维持‘黄海’，又多一份开支，人皆笑范有些傻气。”由于当时资金困难，范旭东拿出董事会给他的久大和永利创办人酬劳金，用来创办黄海。他不仅用高薪聘请技术专家，还培养自己的人才团队。据说，凡是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毕业生前三名的，他都想办法聘用，以至于在黄海研究社成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范旭东聚集和培养了三百多名化工技术人才，这些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建设化学工业的技术骨干。研究社后来并入了中国科学院。1949年，周恩来看望侯德榜时，称赞范旭东培养人才的业绩，说“永利”集团是“人才篓子”。
这个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己任的爱国者还有着当时中国人罕有的人类情怀。在他进军制碱工业时，当时最新的“苏尔维法”制碱方法虽然问世已经有五十年，却一直被西方少数几个国家所垄断，严格保密。范旭东从家中实验起，历尽艰辛，到侯德榜制碱成功后，他鼓励侯德榜写一本制碱的学术著作，以揭开制碱工业的神秘面纱。1933年，侯德榜用英文写成的《纯碱制造》一书，在美国纽约正式出版。七十多年后，我们仍可以从书的朴素前言中感受中国人的胸怀：“本著作可说是对存心严加保密长达世纪之久的氨碱工艺的一个突破。在以英文撰写的此类专著中或许是第一部。书中叙述了氨碱制造工艺方法，对其细节尽可能叙述详尽，并以做到切实可行为本书的特点。书中内容是作者在厂十多年从直接参加操作中所获的经验、记录以及观察、心得等自然发展而形成的。作者认为这一生产工艺的许多方面还需要做研究改进的工作；还认为在物理化学的这一领域中处理大量气体与液体的经验及数据应当公之于世界为其他化学工业所利用。这是出版此书的基本动机。”
第78节：德人第十九熊十力(1)
德人第十九熊十力
十力功德 熊十力（1884~1968）中国学者。原名升恒，字子真，湖北黄冈人。参加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后，入南京支那内学院研习佛学。曾在北京大学任教，抗战期间讲学于四川复性书院。新中国成立后，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特邀代表及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融汇儒释思想，发挥《周易》、宋明理学和佛教法相唯识之学，提出“新唯识论”。认为宇宙万物是本体（本心）流行的迹相。主要著作有《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十力论学语要》、《佛家名相通释》、《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原儒》等。
◎他的行迹不同于陈寅恪那样的“自由民”学者，他更像一字不识的六祖慧能，又像乱世之际的孔子，自成教化，从风从雨，以弘大道。
汉语和汉语人有一种致命的倾向，就是让所谈论的对象失真失重。说得好听一些，我们都有将人物进行拔高、神话、传奇化的意愿和能力；说得不好听一些，就是对人物进行妖魔化、歪曲、栽陷。我们很少从生活或历史的现场去理解人物对象，很少意识到我们自己活在他们中间。这可以反证周作人的感叹，他感叹说，“像耶稣、孔子、释迦牟尼这样的人，像是在他们的民族里不曾有过，像是他们从不曾在我们中间生活过。”对熊十力的态度，似乎也是如此。人们给予熊先生的评价，“特立独行”、“牛人”、“真人”、“不近人情的怪人”、“现代中国最具原创力的哲人”、“跟外王们如蒋介石等能心照而通道术的内圣”，等等，虽然不中亦不远，但都有意无意拉开了我们众人跟熊先生的距离。照人们的意思，我们中间不可能出现那种牛人了，不可能出现那种真人，不可能出现那种原创力了，这其实是不理解我们跟熊先生没有什么两样。
第79节：德人第十九熊十力(2)
熊先生的行迹今天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漆园、逸翁。出生湖北黄冈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为人牧牛。父母相继病亡后，他读了半年乡塾而游学乡间。后受到维新派影响，读孟子、王船山、顾亭林书，萌发革命之志，欲物色四方豪杰，共图天下事。为“运动军队”，熊投武昌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为宣传革命，1905年，熊考入军校即湖北新军特别小学堂。次年春，熊加入日知会，并发起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主持该社的革命活动。由于熊氏在军学界图谋举事，奔走甚力，军队首领张彪不得不管，下令通缉，熊不得不逃走。有人说他是因为性急用力过猛，“如果忍隐几日，肯定是武昌首义的功臣。”
武昌起义后，熊氏曾任湖北都督府参谋。民国元年，参与编辑日知会志。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曾去江西耕读、教书。他的革命活动在蒋介石篡夺革命果实之际划上休止符，他不像革命的跟班、信徒、党员，后者往往自称革命家，但熊先生倒是跟孙中山等人一样是天然的革命家，是不需任何修饰、不需自我标榜的革命家。熊的起点虽低，没受过什么教育，却是局面恢宏、心胸开阔、百折不挠。蒋介石取得国民党军政大权后，熊先生人到中年，时移世易，他作为革命的参与者，内心的痛苦和绝望是一般党员难以理解的：他大骂蒋介石，并把有蒋介石的报纸撕下来，塞到裤裆里。他的天才或智识直觉明了，当是时也，他已经无回天之力；但他有足够的力量打出另一片天地。目睹世风日下，“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军阀官僚贪鄙、淫侈、残忍、猜妒、诈骗、卑屈、苟且、伪善，党祸至烈，士习偷靡，民生凋敝，人道灭绝，他发现“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功夫者”，“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他“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跟鲁迅一样，熊深感“革政不如革心”。
这一大转折正是中年改行学艺，熊自谓：“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他说：“余伤清季革命失败，自度非事功才，誓研究中国哲学思想，欲明了过去群俗，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故余研古学，用心深细，不敢苟且。少提时读六经，詈孔子为宗法思想、封建思想。便舍之弗顾。后来专心佛学多年，又不敢苟同，而自有所悟，回忆大易一经，早已开我先路，于是又回到孔子六经。”
这样的革命家搞起学问来，一般学者儒生自然难以望其项背。命运注定他当不了政治革命家，但却给他的学术思想革命留下了余地。这是他的幸运，却是文明演进中的悲剧。他没有像胡适那样的思想革命家一样，为当时的政治革命作补注；他是近似鲁迅那样的思想革命家，为个体的权力和心灵张目，在全民或个体没有立起来之前，他不给个体进行任何规范、标准、所谓建设性的口含天宪。不能因为一个政权建立起来了，不能因为某个政治家喊过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思想革命家就只能变身变声，充当过河卒子、埋头于改良、整理国故、宣传好人主义。在熊十力那样的人眼里，我国革命既是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个人就没有任何需要膜拜的规矩、礼仪、禁区。
第80节：德人第十九熊十力(3)
所以这个革命家改号十力。十力本是佛家术语，专指佛祖如来的十种智力，熊先生取来加诸自身。他到南京的支那内学院学佛，问佛法于当时著名大师欧阳竟无先生，一年后就写《新唯识论》，挑玄奘大师的毛病。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欧阳大师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再著《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应战，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孚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蔡元培称熊氏乃两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马一孚先生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类、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可谓推崇至极！后来，《新唯识论》出版的时候，署名竟是“黄冈熊十力造”，跟佛经的署名，某某菩萨造一样。据说，有时，熊干脆自称熊十力菩萨，一任佛教徒外加研习佛学的学者们怒目而视。
熊十力的生命健旺及其自觉意识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常人只是没有他那样一以贯之的精气神，没有他那孤往到底的劲头而已。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北平居住时，曾自题堂联：“道之将废矣，文不在兹乎？”他像真正的大革命家如孔子们那样，有着天不丧斯文的信念，而自觉是神州文化托命之人。他认为孔子之《周易》是呼号革命的著作，“易经是思想革命之宝典”。他说：“孔子至于五十。则圣人内圣外王一贯之大道已造乎其极。得之于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之实悟。得之于周游列国，目击上层残毒，下民困苦于水深火热之实感。于是不得不呼号革命。于是不得不作六经。”在熊十力的笔下，孔子不再是梦里思念周公的保守主义者，而成了典型的革命家，《周易》不仅是最古老的哲学典籍，而且还是最古老的革命宝典。这种既保守又革命的现象，只有从历史的长时段、文明的真精神或人性的纯粹方面才可以理解。
因此，在熊十力那里，没有疆界的言行其实是他拓展人性自由的关键，是他人情旅行的表现。而这种“没规矩”的言行在儒生或自以为“新”的人类眼里，都显得怪诞、书呆子、不懂人情世故；好听一点儿的，也就是天性旷达，不喜雕饰。人们难以理解的是，他是在以自己和周围之间的交往而建设一种活泼的而非僵化的人情，他要激活人情而非世故地禁锢人情。初入北大，他即把通行的课堂教学改为旧式师生交流。每讲到精彩处，他常意兴陡发，情不自禁地随手在听者头上或肩上重重一拍，然后哈哈大笑。因为拍得太重，久之，学生听熊先生讲课，都要找个远离他的座位。在北大时，熊十力常与废名探讨佛经，每每意见不合，争得面红耳赤，声音越辩越高。一日，两人身着单衣，正辩到紧张时刻，忽然陷入寂静，全无声响。众人忙去探看，发现二人扭打在一起，互相卡住脖子，难发一言。熊十力因学问与梁漱溟发生争论，争论结束时，熊十力不甚解气，趁梁漱溟转身，跑上去打他三拳头，口骂“笨蛋”方休。一次，王元化来访，他恰在沐浴，于是招呼王进门，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而他的信札、著作，常写在已用过的纸背上，字迹潦草不堪。
第81节：德人第十九熊十力(4)
熊十力的故事太多了。一般人的故事少，不是因为他们正常，而是因为他们在不正常的社会里无能自由地表达，因为他们虽懂人情世故却不能仁守人情世理，熊先生却智及而仁守了。所以他的故事多。他爱吃肉，吃素的梁漱溟先生无可奈何地说：“熊先生一顿能吃一只鸡！”朋友弟子来看他，一般要给他买鸡买肉才好。徐复观做蒋介石侍从室官员，给他一百万元支票，被他大吼大叫地骂走；郭沫若看望他时，给他带一只老母鸡，一起痛骂蒋介石，让他快活异常。牟宗三首次见到他的恩师是 1932年冬，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风瑟肃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言谈中，他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
他说得对，因为他是以生命灌注诸子，而其他人虽然“学问正确”或“政治正确”，却把诸子当做对象，一种学术项目或学术课题的研究对象。对如此研究如此读书者，他是相当不客气的。1943年，徐复观初次拜见熊十力，请教应读何书。熊教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不高兴地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不久后，徐再见熊十力，说已经读完。熊问有什么心得？徐便接二连三地说出许多不太满意处。熊十力未听完便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 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经此一骂，徐复观在读书上有了“起死回生”之感。
因此之故，那些学问正确的知书识礼者面对政治几乎只有顺势思维时，熊十力不然。中共建政初期，统战工作者问道于熊，熊说：“存在的问题就是学习苏联，事苏联如祖，事斯大林如父，而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避而不提，真是数典忘祖！”他坚持不肯“改造”自己，数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允许旧学传播。他近乎不识时务地要求毛泽东，毛泽东却不会理睬他的要求。据说毛泽东也懂得他，不仅因为林伯渠、董必武、陈毅、郭沫若这些政学大员知道他，而且是因为每一个君师合一的霸王之才都明白，他的子民逸民中，会有个别人的生命能量大出了个体的范畴，这种能量可以暂时被压制，却一直存在，哪怕如花果飘零，终有一天仍会充沛而出。
第82节：德人第十九熊十力(5)
熊十力在毛泽东巨人身影里并没有受多少冲击，但即使如此，“文革”却让熊十力痛惜文化和人性的沦亡。“文革”开始，熊十力不挂领袖像，只设孔子、王阳明、王船山座位，朝夕膜拜。但此时，他目光不再炯炯有神，谈吐不再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热烈激昂，而是“常独坐桌边，面前放一叠白纸，手中握枝秃笔，良久呆坐”。一段时间里，他的精神都错乱了。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他给朋友写道：“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
熊十力完全明白这种局面的产生根源，其中之一是逐臭之夫们的大量存在：“中国学人有一至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途，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二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 ……逐臭者，趋时尚，苟图媚世，何堪恬淡。随众势流转，侥幸时名，何堪寂寞。逐臭之心，飘如飞逢，何能专一。自无抉择之习，唯与俗推移。无所自持，何能恒久。故一国之学子，逐臭习深者，其国无学，其民族衰亡征象已著也。而中国人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实事求是，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分途并进，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人弃我取，此甚可忧。 ”“惊于其声誉、震于其权威、炫于社会上千百无知之徒之展转传说，遂从而醉心焉，此愚贱汗鄙之尤。少年志学，宁当尔哉。天下唯浮慕之人，最无力量，决不肯求真知。吾不愿汝为此也。汝好名好胜，贪高骛远，不务按部就班工夫。一日不再晨，一生不再少，行将以浮慕而毕其浮生，可哀也哉。”有人说，这种逐臭之夫们制造的喧闹，有时就像“一场嘈杂的鸡尾酒会”：会中人各持酒杯、自成圈子，你肯不肯向隅而坐？
在这样无限寂寥的暮年，熊十力感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问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使如此，这位现代中国新儒家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托宏愿于未来：“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至治恶可得乎？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惟自救而已哉？”
这种信仰情怀开出了伟大的生命能量。在他无限寂寥的时刻，他的弟子牟宗三在海外思考他“为人不易，为学实难”的话，祝愿喃喃：“夫子得无恙乎？”这位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影响力的哲学家已经足堪告慰。他已经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之基础，其大厦足堪抵御现代外王们灌输引进的一切意识形态。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他的全部工作，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发展。今天的台海两岸都有了文化身份感和自觉意识，无不与熊十力等人的努力相关。
谈论熊十力的一生，最令人惊讶的，莫过于他从并不坚实的幼教出发，中年才志于学，在霸力治世的二十世纪，自成天地，在政界学界纵横意气。他的行迹不同于陈寅恪那样的“自由民”学者，也不同于甘地那样的圣雄，他更像一字不识的六祖慧能，又像乱世之际的孔子，自成教化，从风从雨，以弘大道。但话语传达出来的神奇，并不能掩盖熊十力在生活当中的平凡，当时的他也只是一个寻常的中国人，他不过把普通中国人内心都能感受到的人性“仁守”了一生，并培养了极为优秀的弟子弘扬这种道德自我、个体本位和文化自觉。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大字不识的慧能做到了，幼学功夫不好的熊十力也做到了。
第83节：痴人第二十林觉民(1)
痴人第二十林觉民
革命者的侠骨柔情 林觉民（1887~1911）中国民主革命者。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十四岁进福建高等学堂，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得黄兴、赵声通知，回国约集福建同志参加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随黄兴打入总督衙门，受伤被捕，从容就义。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他的行动合于历史的目的性，历史之手假借他和他的战友们书写了某种文明。
◎当时的革命之难非今日所能想象，当时的革命事迹之儿戏亦非今人想象。
◎他的人生断后文字是如此深情、坚定，以至于他在人间只活了二十四年，却成了深情、坚定的人格形式，成了情种的象征。
林觉民是福建闽县（福州）人，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生于 1887年，死于 1911年。这个二十四岁即离开人世的青春少年因为革命而为革命世纪称颂，又因为一篇《与妻书》而为后人钦仰。
从照片上看，林觉民长相一般：长脸、粗眉、细眼，表情执拗。这样一个人跟革命似乎没有关系，比起燕赵的慷慨悲歌豪杰，福建人似乎是温和的、柔弱的，缺少血性的，是过日子的样板。觉民确实也生活在小康之家。嗣父林孝颖是一个廪生，怀才不遇，寄情于文人的修身养性。三进的房屋，足以安顿小康之趣了。连接第一进与第二进的长廊被翠竹簇拥，觉民后来写道：“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
第84节：痴人第二十林觉民(2)
当时的清政府在国门开放、洋务改革之后，虽然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戊戌变法”，但在时世推移中，仍“与时俱进”地接过了变法者的逻辑，甚至大张旗鼓地要进行“立宪”改革。当是时也，除了外侮过甚、地方权重、国力疲软外，整个帝国还是威仪威福，改革也带来了民间、社会和商贾们的活力，社会全局也仍稳定、和谐。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方式还停留在梁启超、杨度、孙中山等人的头脑里，跟无数同胞的日常生活相距十万八千里。
按照通常的活法儿，少年林觉民会是帝国稳定的“接班人”，福州男人本来温良平和、锋芒深藏，林觉民应该是“家国天下”的乖孩子、好孩子、听话出活的样板吧。但时移世易，生命的极致一旦与思想相渗透，其中爆发的能量是没有人可以预期的。觉民聪颖过人，读书过目不忘，但他却不愿学做八股文。十三岁那年，当他被迫应考童生时，在试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后，就第一个走出考场。用今天的话，在人们争相考“公务员”时，他从心里拒绝了。林父为此不安，安排他投考自己任教的全闽大学堂。林觉民有辩才，在大学堂里纵议时局，演说革命。林孝颖指望校方严加束缚。总教习却说：“是儿不凡，曷少宽假，以养其浩然之气。”一天晚上，还是中学生的林觉民在一条窄巷里跟人讲论“垂危之中国”，声泪俱下。学堂的一个学监恰好在场，事后他对人说：“亡大清者，必此辈也！”孩子模样的林觉民还在家中办了一所小型的女子学校，讲授国文课程，动员姑嫂们放了小脚。以至于周围的亲人开始习惯觉民离经叛道的言行，虽然他们从未想象，四五年后的觉民手执步枪、腰别炸弹地闯入总督衙门。
1907年，林觉民赴日本留学。他在日本四年，攻读哲学，还学日语、英语、德语。檄文《驳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小说《莫那国之犯人》、译作《六国宪法论》就是此时完成的。这个瘦削的中国男人在东洋留学，入眼的不是樱花的璀璨，也不是大和美人的如花笑脸，而是祖国的现状和前途。用今天的话，在中国繁荣论和中国崩溃论中，没有人能够看清历史、平视历史，因为中国之大，日月递邅之丰富足以让人眼花缭乱，一世一纪甚至一生乐在其中享用。但林觉民却把中国当做解答的对象，他以为：“中国危在旦夕，大丈夫当以死报国，哭泣有什么用？我们既然以革命者自许，就应当仗剑而起，同心协力解决问题，这样，危如累卵的局面或许还可以挽救。凡是有血气的人，谁能忍受亡国的惨痛！”这样的认知未必正确，但我们今天看到了，他的行动合于历史的目的性。历史之手假借他和他的战友们来书写了某种文明。
第85节：痴人第二十林觉民(3)
少年觉民完全是意气。如果这就是革命的话，我们也只能说，革命象征或包容了意气。当时的革命之难非今日所能想象，当时的革命事迹之儿戏亦非今人想象。1911年春，黄兴等人从香港来信说：“广州起义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于是林觉民回到福州，他的任务是发动当地革命组织响应，并选拔福建志士前往广州去壮大队伍。农历 3月 19日，他带着一批志士二十余人从马尾登船，驰往香港。当然，在短暂的几天里，他回到家中跟家人团聚过了。林觉民们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国人都在沉睡、在被侮辱和被损害里苟且，他和战友们的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但林觉民的正信正念在于，他坚信那是“历史的力量”，他正信自己的审判：“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因此，他也有着对自己行为的强大自信：“此举如果失败，死人必然很多，定能感动同胞 ——嗟乎，使吾同胞一旦尽奋而起，克复神州，重兴祖国，则吾辈虽死而犹生也，有何遗憾！”
一群玩命的人到了广州寻死，觉民就是其中之一。即使今天我们对革命尚不了解，公正地说，黄兴们策划的广州起义如儿戏、如行为艺术，他们只是临时凑起来的乌合之众，人数不过几百，却企图攻占总督衙门（今天的广东省委省府）。这连大规模群众性聚会骚乱都谈不上，这群玩命的书生所能凭借的只是理论、骚乱、口号，还有报纸、杂志和传单，以此与一个庞大的帝国对抗，他们却坚信不疑。
林觉民与同盟会员攻入督署时，那里已经人去楼空。他们点了一把火，就身扑向军械局。当大家涌到东辕门，一队清军横斜里截过来。据说，林文企图策反，他手执号筒，向对方高喊“共除异族，恢复汉疆”，应声而至的是一颗子弹。子弹正中脑门，脑浆如注，立刻毙命。慷慨悲壮的林文为自己镌刻的印章是“进为诸葛退渊明”。成长于军人世家的冯超骧，“水师兵团围数重，身被十余创，犹左弹右枪，力战而死”；体格魁梧、善拳术的刘元栋，“吼怒猛扑，所向摧破，敌惊为军神，望而却走，鏖战方酣适弹中额遽仆，血流满面，移时而绝。”还有方声洞，也是福州闽侯人，同盟会的福建部长，曾经习医数载，坚决不愿意留守日本东京同盟会：“义师起，军医必不可缺，则吾于此亦有微长，且吾愿为国捐躯久矣”，他在双底门枪战之中击毙清军哨官，随后孤身被围，“数枪环攻而死”。擅长少林武术、素有“猛张飞”之称的林尹民、能诗词、工草书、好击剑、精马术的陈更新，陈与燊，陈可钧，还有连江县籍的几个拳师，他们或者尸横疆场，或者被捕之后引颈就刃。这些人今天都已经为历史遗忘了。
第86节：痴人第二十林觉民(4)
当时一发子弹打中了林觉民的腰部，林扑倒在地，随后又扶墙挣扎起来，举枪还击。枪战持续了一阵，林觉民力竭不支，慢慢瘫在墙根。清军一拥而上，把他抓住。
林觉民在受审时打动了清军水师提督李准和两广总督张鸣歧。一介武夫的李准为少年觉民折服，他招来衙役，解除镣铐，摆上座位，笔墨侍候。林觉民写满一张纸，李准即趋前取走，捧给张鸣歧阅读。据说，林觉民一时悲愤难遏，一把扯开了衣襟，挥拳将胸部擂得嘭嘭地响。一口痰涌了上来，林觉民大咳一声含在口中而不肯唾到地上。李准起身端来一个痰盂，亲自侍奉林觉民将痰吐出。张鸣歧则对旁边的一个幕僚小声说：“惜哉！此人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如雪，真奇男子也。”幕僚哈腰低语：“确是国家的精华。大帅是否要成全他？”张鸣歧立即板起脸正襟危坐：“这种人留给革命党，岂不是为虎添翼？杀！”
林觉民死后葬于广州的黄花岗荒丘，一共有七十二个起义的死难者埋在这里。这就是后来人们不断称扬的黄花岗烈士，这一“行为艺术”几乎使孙中山的闽粤骨干丧失大半。他们的意义当然由革命者来书写就会非同寻常。黄花岗烈士殉难一周年之后，孙中山写祭文说：“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时隔十年，孙中山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言之中写道：“……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之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大革命以成。”其实广州起义跟武昌起义没有必然的关系，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多是青春少年，他们过早地夭折使得他们注定被历史遗忘。
但林觉民却留给了后人永远的想象，也给了后人永远的挑战。起义前三天的夜晚，林觉民与同盟会会员投宿香港的滨江楼。当同屋的两个人酣然入睡后，林觉民独自在灯下给嗣父和妻子写诀别书。《秉父书》曰：“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
《与妻书》写在一方手帕上：“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在林觉民就义后不久，这方手帕被人送回福州，从林家门缝里偷偷塞了进去，到达觉民的妻子陈意映的手上。“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与妻书》一千三百来字，一气呵成。有夏完淳的柔情，有谭嗣同的侠骨。“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他全部的生命德性体现在《与妻书》中了。
第87节：痴人第二十林觉民(5)
他与陈意映确实是恩爱非常。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命运却让觉民遇到了情投意合的陈意映：“吾妻性癖、好尚与余绝同，天真浪漫女子也！”他曾逃家复归，意映泣告：“望今后有远行，必先告妾，妾愿随君行。”林觉民在书中说：“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他只能选择了独自离去。他有什么权利？他的权利写在《与妻书》中了。
一个月之后，陈意映早产；五个多月之后，武昌起义；又过了一个月，福州起义，闽浙总督吞金自杀，福建革命政府宣告成立。据说，福州的第一面十八星旗由陈意映与刘元栋夫人、冯超骧夫人起义前夕赶制出来。武昌起义成功之后的半年，孙中山返回广州时途经福州，特地排出时间会见黄花岗烈士家属，并且赠给陈更新夫人五百银元以示抚恤。林觉民们确实站在历史正义的一边，他的短暂一生当然不同于苟且或活在小康自得中的同胞。但是，革命成功了，陈意映却得独自承受丧夫之痛。两年之后，陈意映抑郁而亡，她只能活在林觉民的《与妻书》之中了。
有此一书，林觉民足以千古，虽然他从未想过要什么千古。他的人生断后文字是如此深情、坚定，以至于他在人间只活了二十四年，却成了深情、坚定的人格形式，成了情种的象征。这使得他从历史的无名悲剧里走出，成为我们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他对当代的挑战远未结束。入选了大陆中学课本的《与妻书》让千万人叹息，大陆人的长歌虽然无从听闻，港台人的歌声却一再流连于这千古的革命者的爱情。
有童安格的《诀别》： 夜冷清，独饮千言万语。难舍弃，思国心情。灯欲尽，独锁千愁万绪。言难尽，诀别吾妻。烽火泪，滴尽相思意。情缘魂梦相系，方寸心，只愿天下情侣，不再有泪如你 有李建复的《意映卿卿》： 意映卿卿，再一次呼唤你的名。今夜我的笔蘸满你的情，然而，我的肩却负担四万万个情。钟情如我，又怎能抵住此情，万万千千，意映卿卿。再一次呼唤你的名，曾经我的眼充满你的泪，然而，我的心已许下四万万个愿。率性如我，又怎能抛下此愿，青云贯天，梦里遥望，低低切切，千百年后的三月，我也无悔，我也无怨。
还有齐豫的《觉 ——遥寄林觉民》： 觉，当我回首我的梦，我不得不相信，刹那即永恒。再难的追寻和遗弃，有时候不得不弃。爱不再开始，却只能停在开始，把缱绻了一时，当做被爱了一世。你的不得不舍和遗弃，都是守真情的坚持，我留守着数不完的夜和载沉载浮的凌迟。谁给你选择的权利，让你就这样的离去，谁把我无止境的付出，都化成纸上的一个名字。如今，当我寂寞那么真，我还是得相信，刹那能永恒，再苦的甜蜜和道理，有时候不得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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