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仍有杨皙子 杨度（1875~1931）湖南湘潭人，字皙子，号虎公。王闿运门生。1902年留学日本，被选为留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与杨笃生等人创刊《游学译编》。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1914年任袁世凯政府参政院参政。1922年起投向孙中山。1927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后，曾多方营救。1930年参加鲁迅等组织的自由大同盟及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团体。今辑有《杨度集》。
◎杨度的一生是丰富的，但这种投机式的丰富是一种人格不成熟的表现，是启蒙思想家们判断的无特操的表现。
◎这样的中国人是很多的。他们聪明绝顶，任何主义、理论，他们都知之甚详，谈论起来头头是道，但他们很少立足于社会的某种实际，他们过于相信术，过于相信势力。
表字皙子的杨度是近代史上一个极为特别的人物。今天的人们从当代史的眼光看，很难理解他，以为他是一个怪人。但这个人实在是很多中国人的一个缩影，今天的很多中国人在心智上跟杨度没有太大的差别。
杨度的人生多非正经通途，他幼小失怙，过继给大伯才有了读书的机会。他聪明好学，不循规矩，使老师王闿运对他优待有加，可以玩笑相处，甚至称他为杨贤子。他跟王闿运学帝王之学，后又醉心于新学。1903年，清政府新开“经济特科”进士考试，杨度是第一批考生，中了一等第二名，不幸到手的功名转瞬即失，他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他开始联络结交各类人士。如托人认识了孙中山，他不赞成革命，主张“君主立宪”，但他跟孙先生相约，“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
1905年，清政府准备立宪，五大臣出洋考察，他们到欧美日等地走了趟，为交差，请杨度捉刀代笔，写考察报告。杨度除了日本，也没去过他国，但他却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从此，杨暴得大名，中国政界的高层都知道中国还有一个“懂法”的杨度。
1907年，袁世凯、张之洞向清廷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这样仅有举人功名的杨度就平步青云，进入了政府高层视野。清政府的许多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政府要搞法治，依法治国，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为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并开设宪法讲座。如此一来，他跟许多满洲亲贵拉上了关系。
袁世凯被罢免，一时大家都以为袁的政治前途结束了，袁的很多朋友不敢与袁来往，杨度却为袁世凯通消息，成为袁的重要谋士。这种“烧冷灶”的行为也有意思，有人说他带有明显的中国传统纵横家的作风，有人说他深谋远虑。但跟他的老师王闿运相比，他的投机色彩明显重于王闿运，王内心自视极高，虽谋帝王术却要跟帝王平起平坐，至少人格上不输于帝王。在此种心态下，王闿运的投机就总是要打些折扣，章太炎称他“狡猾”而非投机。但杨度明显用力过猛，当他在袁世凯那里活动空间有限时，他就又把希望寄托到袁的儿子身上，为的是要做成“洪宪第一功臣”。他的这种帮忙不帮闲的自许自然落空，他不得不到处帮闲。
第52节：畸人第十二杨度(2)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杨度作为第一要犯被通缉。他因此年纪轻轻就声称“好佛”，似乎有信仰，有出世之情，但他其实仍在各种民国要人猛人之间活动。比如他能说动张宗昌不要枪毙大记者林白水，虽然林仍不免一死。
杨度的一生都显得与正轨格格不入。他在晚年除想加入孙中山的国民党外，还做了两件惊世骇俗的事。一是到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的门下做清客，这在当时即为人侧目；另一件事是，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事直到周恩来临去世前才透露。
杨度的一生是丰富的，但这种投机式的丰富是一种人格不成熟的表现，是启蒙思想家们判断的无特操的表现。也因此，杨度参与了中国近代的历史，甚至参与了不少看似“进步”的力量，但他并没有贡献出真正的东西。以立宪为例，他起草了那么多文件，但并没有像梁启超、章太炎们论战那样立足于国情的论争，更不用说像美国的《联邦党人文集》那样留下泽被后世的思想文献。
这样的中国人是很多的。他们聪明绝顶，任何主义、理论，他们都知之甚详，谈论起来头头是道，但他们很少立足于社会的某种实际，他们过于相信术，过于相信势力。他们因此难以真正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他们必得借助于猛人或历史大潮的飞托之势。他们的声名可能流传千秋万载，但跟国事、国民无关。
第53节：奇人第十三张静江(1)
奇人第十三张静江
人杰开辟新世纪 张静江（1876~1950）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原名增澄，又名人杰。出身巨商。早年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周报，鼓吹无政府主义。1907年加入同盟会。1925年起任广东国民政府常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理主席、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主席、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浙江省政府主席。1930年被迫辞职，寓居上海，经办实业。抗日战争爆发后赴瑞士、美国。后病故于法国巴黎。
◎必须有一批个体成员超越现成的社会结构，努力把自己发展成为跟国家社会同等高度的精神人格，以参与国家制度的安排建设，民族国家才会摆脱传统社会的超稳定局面，而获得长足的进展。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革命的世纪。革命的队伍里诚然有投机者、起哄者、小贩、幻想症患者，但开辟新世纪的革命家们多有理想，有仗义疏财、毁家纾难的精神和实践。他们视金钱如粪土，而视道义、友谊、文明等等为生命的最高价值，人生的飞扬展开在他们是自然之事，又是他们不得不如此的本质。在后革命、或祛魅社会的人们看来，革命家们那种集理性、欲望和精神气魄于一身的人生行状已经是不可理喻的张狂之举，是不可企及的德性高标。
张静江就属于这样的革命家。
张静江本是商人的后代，他自己在商场也长袖善舞。他跟晚清名臣孙宝琦出使巴黎，在父亲的鼓励下，发展海外贸易，获得成功。但他并没有为此满足于做社会分工中的商人角色，或做政府的小公务员，而是因缘际会，进入了国家制度的参与建设层面，介入了时政。
在巴黎，对清政府腐败无能反感的张静江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为一名激进的反清革命的倡导者。1905年，张静江与吴稚晖、李石曾三人成为莫逆之交，联合陈璧君、蔡元培等人在巴黎成立世界社，刊行《新世纪》周报、《新世纪丛书》和美术画报《世界》，开中国人宣传无政府主义之先河。他经常在旅欧华人中发表反清言论。由于他的清使馆随员的特殊身份，听众怀疑他别有用心，不敢与他交往。尽管如此，以“宣讲师”自居的张静江依然故我，逢人即倡言革命、寻找知音。一次，他陪同孙宝琦到比利时参观，见人大谈革命道理，结果被当地留学生中的革命党人误认为奸细，几乎遭到殴打，幸亏他一阵疾走才逃脱。这种狂热而孤独地宣扬革命的经历，几乎是任何时代渴望变革又找不到具体道路的众多仁人志士的共性。这些人也容易颓废成为大变革时代的“多余人”、“畸零人”。
但张静江却没有怀才不遇的伤感，也没有犬儒颓丧的消沉。为寻求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之路，他主动结识同路人。1905年，二十八岁的张静江坐船办事，得知孙中山也在同一船上时，就去结交孙中山：“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国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张静江给孙中山留下地址，相约通电暗号，电文以 ABCDE代表不同的数码：A为一万元，B为二万元，Ｃ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E为五万元。两年后，东京同盟会本部经费枯竭，筹款无着。孙中山万般无奈之际想起与张静江邂逅之事，便对黄兴谈起，想往巴黎发一封电报试一试。他们就给这个清政府使馆官员发电文，写了一个“C”字。很多人大惑不解，有人说孙幼稚可笑，有人说孙滑稽荒唐，还有人跟孙中山打赌：“仅凭一个 C字，能讨来三万法郎，岂非太阳从西边出？”（据说当时孙中山的生活费一天仅为一角五分。）但数日后果真有三万法郎从巴黎汇到，革命者们大为惊喜，视若“天佑”。
后来孙中山为筹集广东及云南革命起义所需款项，又先后以A字和 E字致电张静江，张两次都如约汇到一万和五万法郎。为此，孙中山让胡汉民代笔函谢张静江，并详述军事行动及款项开支情况。张静江复信说：“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以后孙中山有急事需求援，张静江总是想办法如期按数汇款。孙中山曾说：“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古人有为国毁家纾难之说，张静江的行为正是这样。孙中山与张静江初识时即称他为“奇人”，后称他为“民国奇人”，以后称“革命圣人”，并题“丹心侠骨”相赠。
第54节：奇人第十三张静江(2)
把家产捐给革命，张静江对国民革命的贡献可见一斑。有人曾说，没有张静江就没有辛亥革命的早日成功。实际上，张静江的侠义不仅表现在对革命事业上，在生活中，他也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有勇气有毅力的人物。他本名增澄，字静江。年少即好交友，喜欢李清照“生当为人杰”之语，而改名人杰。他小时即富有远见，在他的建议下，家里购置灭火器材，时人称为“洋龙”，以取代我国传统的老式的救火工具。他虽是富家子弟，却跟工人们一起救火。因救火落下残疾，但他有毅力让自己成为骑马和骑自行车的高手。十八岁时，张静江乘轮船去上海，轮船被撞下沉，张静江得船主之助脱险后，马上想办法救其他人，他请众人帮忙：“谁能救出一人，愿赏大洋一百元。”船上人都知道张家公子说话算数，纷纷下水救人，他当场写了十四张纸条给救人的乡民。当他后来回家查账时，发现凭条领取谢银的只有八张，还有六人没有来拿钱，就让账房去查明姓名，马上送银上门。此事一传开，南浔镇上一片赞誉，张静江急公好义、慷慨豪侠的美名一时传遍。
可以说，张静江当得人杰之名。从他少时的作为中不难理解，这个有见识也有担当的人迟早会进入时代的中心地带，而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这也符合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规律，即必须有一批个体成员超越现成的社会结构，而努力把自己发展成为跟国家社会同等高度的精神人格，以参与国家制度的安排建设，民族国家才会摆脱传统社会的超稳定局面，而获得长足的进展。张静江虽然是商人之后，却在这种大变革的年代里弄潮，以政闻名，以至于有人称他是“现代吕不韦”。他在二十世纪初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是二十世纪初江浙财团的四大亨之一，是国民党的四大元老之一。孙中山称他为中华第一奇人，毛泽东认为他是有“经济眼光的人”，陈果夫则称他为“党国理财”第一人，蒋介石更称他为“革命导师”。孙中山去世后，正是张静江的远见和鼎力相助，他的盟弟蒋介石才得以在巨头林立、一盘散沙的国民党内脱颖而出，入主国民政府。
南京政府成立后，张静江呼吁全国转入建设，他对人说：“总理（孙中山）提过的，革命就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败。因此，我党政军都可不管，惟有建设，我是一定要干的。”他的呼吁得到了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的支持。1928年 2月，国民党中央作出了决议，成立建设委员会，直属国民政府，由张静江任主席。1929年，张静江就组织举办了杭州西湖国际博览会，开我国商贸博览历史之先。他还从发展基本建设入手，确立铁路、电气、通讯、水利为国家第一先上项目。亲自选人才、定计划、设结构、筹经费，强调勤俭快捷的办事作风。先办电厂，又筹建全国无线电台，创办淮南煤矿，开办江南汽车公司、淮南铁路公司。建设委员会从成立之日起至 1938年的十年间，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不拿政府薪水的张静江仅领公款十余万元，而为国家创造财产达五千余万元，为后来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55节：奇人第十三张静江(3)
顾准曾说，“革命者在革命胜利后应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张静江可以说是最早的实践者之一。但并不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如此，相当多的革命者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旗帜下走向自己的反面，以革命的名义腐败，享受、独占权力。张静江在革命的异化年代不可避免地被排挤出权力的核心，他以盟兄之患难帮助蒋介石执掌最高权力，但他并没有分享什么权力，反而跟盟弟逐渐疏远。当宋子文的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后，他就成了有职无权的摆设。最后，花甲之年的张静江在空门中找到了归宿。
张静江的晚年备受冷落，只到死时才又极一时哀荣。1950年9月 3日，七十四岁的张静江病逝于纽约。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等都纷纷电唁，并给遗属汇寄治丧费。9月 16日，台湾“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中央党部”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亲自为他主持追悼会，亲书“痛失导师”的挽词。六年后，在张静江八十岁诞辰纪念会上，蒋介石又为其题词：“毁家纾难，以从事革命，踔厉无前，以致力建设，侠骨亲情，高风亮节，一代典型，邦人永式。”
一代人杰，如此人生，不算悲剧，更不妄虚度。
张静江故居在湖州古镇南浔，是典型的江南豪宅。大厅内有清末状元张謇所题的匾额“尊德堂”，中堂系谢公展的画作，两侧是孙中山题写的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抱柱联则为翁同龢所题“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我国革命家的风范令人感慨。
一代人杰，如此人生，已泽亲朋，更惠及后世。
第56节：怪人第十四李宗吾(1)
怪人第十四李宗吾
厚黑教主的野狐禅 李宗吾（1879~1943）福建汀州府上杭县人。字宗儒，意在宗法儒教，尊奉孔夫子。二十五岁思想大变，认为与其宗法孔孟之道不如宗法自己，因而改名为宗吾。早年参加同盟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历任富顺中学校长、省议员、省长署教育厅副厅长及督学等职。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几十年目睹人间冷暖，看透宦海浮沉，愤世写出《厚黑学》一书，从此开创“厚黑学派”的一家之言，后被誉为“影响中国文化的二十大奇才怪杰”之一。
◎他对国人的开智启蒙之功远大于胡适、鲁迅这样的文化圣人，也大于张恨水、金庸这样的小说家。
◎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民族该独立，思想更该独立。
如果要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推选一个文化人，既在精英上层知名，又对社会和民间文化有着持久的影响，这个人选可能非李宗吾莫属。李宗吾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发明或说发现了“厚黑学”，揭穿了中国社会成功人士的秘密，无非是脸厚心黑。这层帷幕一经撕破即大得人心，与人心有戚戚焉。
当然，在正经的知识人或正人君子们看来，李宗吾的思想完全是野狐禅，是臆想，是把老百姓的话略为加工罢了。何况，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界一直笼罩在西学的阴影下，师承流派、知识谱系、逻辑理性、学术架构，等等，成为人们审视文化人是否合法正当的要素。李宗吾的知识不具有这些正当性，但他是有效的。他对国人的开智启蒙之功远大于胡适、鲁迅这样的文化圣人，也大于张恨水、金庸这样的小说家。
李宗吾说：“我的思想，分破坏与建设两部分，《我对圣人之怀疑》及《厚黑学》，是属于破坏的，《厚黑学》，破坏一部二十四史，《我对圣人之怀疑》，破坏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所著《中国学术之趋势》、《考勤试制之商榷》、《社会问题之商榷》及《制宪与抗日》等书，计包括经济、政治、外交、教育、学术等五项，各书皆以《心理与力学》一书为基础，这是属于建设的。破坏部分的思想，渊源于我父，建设部分的思想，也渊源于我父。”他的父亲一辈子只读三本书，其议论也多超出读书人常轨。李宗吾读书多了一些，但大抵上也是重在思考，重在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阅读也是“六经注我”式的。他知道时代变了，蔡元培、梁启超们在领时代风气，他也努力想赶上时代。学了科学，他就用王阳明格物致知的办法去研究科学，王是格竹子，李宗吾是要格出科学来；最终获得了自知之明，这辈子休想在科学上有所建树了。至于学术，蔡元培、梁启超们的学问虽然为他所不及，但他从另外一个方面颠覆了他们，他认为他们做的是小道。只有从教主的意义做学问才是大道，而在现代中国，只有他堪称教主。
这种知识在现代中国当然为体制化的知识所笑，但西化知识等体制化的知识至今不能清除李宗吾们的影响，说明西学、官学等体制化知识远不能满足国人对知识的渴慕。事实上，厚黑教主虽然没有孔子那样有三千弟子，但他的实践弟子何止千千万万，他的精神从属也代不乏人，如当代的柏杨、吴思等多多少少有他的影子。
甚至从个人成就的角度而言，李宗吾也比胡适鲁迅这样的正经文化人更符合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胡适鲁迅等人因应了时代，成就了一种与时代齐平的人格，他们也因此不得不终生端着生活，一辈子没有摆脱跟时代社会的紧张关系，没有摆脱一种用世的焦灼心理。李宗吾虽然晚年落寞，但大抵上是个人的、任性自由的。有人就说过：如果我们不仅仅把“厚黑学”看成庸俗社会学意义的事实性批评，而是更进一步，把它视作对汉民族腐朽文化和堕落人性的考古报告，我们就可以发现，“厚黑学”的立意向度是怀疑，它的思想向度是逆向的，它的文体向度是高度个人化的“臆说”，它的价值立场是在对历史与现实进行祛魅以后，使事物的真相得以重新彰显。
第57节：怪人第十四李宗吾(2)
从这个角度讲，李宗吾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写《异行传》的张默生为李写了传记，但张默生显然没有意识到，李宗吾的人生其实属于现代国家公民的典范。李宗吾的很多文章跟当代自由独立的网络写作没有任何分别，甚至可以说，李宗吾已经预言了网络写作的到来：“政治界一切现象，与学术界完全相同。这种现象，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大皇帝大圣人专权时期，这是过去的事；第二个时期，是小皇帝小圣人专权时期，这是现在的事；将来到了第三个时期，才是普通人民和普通学者，自由发表意见的时期。我常说，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民族该独立，思想更该独立。”
这样的人似乎也不会入当代成功人士的眼。因为李宗吾像一切自由独立、真正有个性的人一样，总会让厚黑之人不自在，或让正经之人笑倒。举例言之，他不修边幅，也不拘小节，到晚年亦然。他穿的长布衫多日不洗，脏了以后也不知道换下，得由老妻提醒；他有时一边啃苞谷，一边抠脚丫，还要一边看书。他好酒，成天就坐在堂屋的楠竹马夹椅上，旁边放着花生、胡豆、香肠一类的下酒菜，且饮且思，不时又起身到桌子边，挥毫写下自己的腹稿。临终前倒在地上时，老妻抱怨说：“你就是酒喝太多了！”李宗吾竟拼其余力回答：“我就是酒喝少了！”
李宗吾的可爱处还有不少。比如他常常躺在椅上用手前后比划，这就是在练自创的“无极拳”。他早年曾向富台山庙内的和尚学过功夫，后又学练派别甚多的四川静功，对同善社、刘门、关龙派、吴礁子派等，他都拜门称弟子。但他本人对练功缺乏恒心，练时从未坐上三十分钟之久。结果哪一派的方法，他都实验过；哪一派的方法，他都实验无效。于是他又想练拳术，先学权术家的气功，继而又学太极拳。而他认为前者无非装模作样，违反自然规律；后者虽似相宜，但要受一种约束，他自然不耐烦。最后，李宗吾自己发明了一种拳术，名曰“无极拳”。这种拳据他自己说，无非是恍兮忽兮，玄而又玄而已。他晚年就练此拳，直至去世从未间断过。他还劝痴迷于学仙学道的南怀瑾学武功。
这样的一个人在生活中似乎处处可见，这些人都被我们的正统知识斥为野狐禅。只可惜大多数人不曾像李宗吾那样认真对待自己，也就成就不了真正独立的自己，更成就不了一种开宗立派的教主式人格。
第58节：觉人第十五弘一法师(1)
觉人第十五弘一法师
性命呈万有 弘一法师（1880~1942），中国戏剧家、艺术教育家、文学家、书画家。名文涛，字息霜，以号行，浙江平湖人，生于天津。出身于清进士、盐商家庭。擅长书画篆刻，工诗词。1905-1910年间在日本东京学西洋绘画和音乐，曾同曾孝谷等人创立“春柳社”，参加《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的演出。作有歌曲《春游》、《早秋》等，并采用外国歌曲配制新词作为学堂乐歌教材，如《送别》、《西湖》等。1918年于西湖虎跑寺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后专研戒律。有《弘一法师文钞》、《前尘影事集》、《李庐诗录》、《弘一大师歌曲集》等。
◎死，芥末事耳。可是，了生死，却是大事。
◎他把万有集于近道，弥留之际，写下了“悲欣交集”四字。有人说，这一句话有着说不尽的“香光庄严”。
歌德说过，所有成熟的东西都想死。“视死如归如寄，老成谋身谋国”似乎也是我们中国人向往的人生状态。但真正在精神心智上成熟起来的人少之又少。民国以来不断有“四公子”、“京城四少”之说，那些人物因为家世、际遇而较早地展露其才华，但他们多终于公子状态、止于少年才气。他们逞才使气，很少“想死”。
少年李叔同就是这样一个公子哥儿。他的父亲曾经在吏部做官，后在天津改营盐业，家境富有。小李叔同天生聪慧，七岁攻读《文选》，即能“琅琅成诵”，八岁从其乳母背诵《名贤集》格言：“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不但能背诵如流，而且能通晓其义。他攻读过《四书》、《孝经》、《毛诗》、《左传》、《尔雅》、《文选》等，对书法、金石尤为爱好。十三四岁时，篆字已经写得很好，十六七岁时曾从天津名士学填词、学书法。他还曾进过天津县学，受过八股文（当时称为时文）的严格训练。
这个小康之家的宁馨儿，当他的身心达到一定的阶段，他已经积蓄着足够读书人“玩票”的经史子集、金石书画、诗词歌赋、吹拉弹唱的博杂知识；他的聪明才情在十八九岁时，就已经发展到巅峰了。他的头脑不用则已，用则上乘；每一个动作，都有分寸，有风格出处。他的字摹过前人百家书法，但没有前人的痕迹，形成他自己的一格：一种柔软的、藏神无骨的点与线的结合，像蠕动的蚕一样。还有诗词、金石，只要他心智上历练过的，那必定是他的！
年轻的李叔同跟“民国四公子”们的生活还没有什么两样。他在天津求学，到上海参加“城南文社”，考入南洋公学等事件，跟当时人没有什么区别。这是他比较系统接受儒学经典，吸纳“新学”，全方位开发智慧的时期。年轻气盛的时期。用丰子恺的话说，就是“他充分享受物质生活的时期”。
但跟公子哥儿们不同的是，李叔同不仅得了中国文化的形，还得了中国文化的神。即一个真正健康的中国人，即使生活在小康状态，他也必须有社会关怀，这种关怀是以忧伤为底色的，忧时伤世。李叔同在优哉游哉之际写下了大量忧国忧民，充满入世精神，甚至带有愤世嫉俗激进色彩的诗文。康梁变法失败后，李叔同到上海刻印明志：“南海康梁是吾师”！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他谱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环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第59节：觉人第十五弘一法师(2)
年轻而博杂的心性使他难以切近地参与社会，这种痛苦是难言的，李叔同的一首词如此说：“雏凤声清清几许，销尽填胸荡气，笑我亦布衣而已。奔走天涯无一事，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这种博爱的心性可谓少年老成，但无能用世，也不可能落于当世。如同蜻蜓点水或作壁上观者，他又不在这个世界。“将军已老圆圆死，都在书生倦眼中。”二十出头时，李叔同已经用过很多名字了。二十一岁时，他有了第一个孩子，取名号瘦桐的李叔同填了一曲《老少年》：“梧桐树，西风黄叶飘，夕日疏林杪；花事匆匆，零落凭谁吊。朱颜镜里凋，白发愁边绕 ……”一个活灵活现的老夫子，一个二十一岁的老夫子！“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的孩子都出世了，我还有什么可为的？老了！老了！”他被一种痛苦煎熬着。“我二十岁出头时，已经老了！现在，光阴正与人类赛跑！”
这个天才的少年老成绝非避世，用他自己的话说：“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哪惜心肝剖？”他在寻找一种自己的出世形式，在寻找的过程中，他已经在各种层面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用他的弟子丰子恺的话说：“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他的作品同时又是动人心的，跟一般的公子遗少不同。他有着接通人性的精神，用王国维说李后主的话，“他有宇宙人生之悲及其承担。”
1905年，李叔同的生母在上海病逝。他是庶子，母亲年轻守寡，这种形势也许加速了李叔同精神的早熟。他先后改名李哀、李岸，二十五岁的李叔同在国内无所事事，于是东渡日本留学。首先在学校补习日文，同时独力编辑《音乐小杂志》，在日本印刷后，寄回国内发行，力促祖国新音乐的发展。又编有《国学唱歌集》一册，在国内发行，这些在中国新音乐史上都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在日本，他跟汉诗界的名人们来往，很得赏识。除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外，他还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和作曲理论；同时又师从日本戏剧家研究新剧的演技，与同学曾延年等组织了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1907年春节期间，为了赈济淮北的水灾，“春柳社”首次在赈灾游艺会公演法国小仲马的名剧《巴黎茶花女遗事》，李叔同（艺名息霜）饰演茶花女，引起许多人的兴趣，这是中国人演话剧最初的一次。欧阳予倩受了这次公演的刺激，也托人介绍加入了“春柳社”。
第60节：觉人第十五弘一法师(3)
1910年他毕业回国，应老友天津高等工业学堂校长周啸麟之聘，在该校担任图案教员。1913年春，上海《太平洋报》创刊，李叔同被聘为编辑，主编副刊画报。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就是在他主编的《太平洋画报》发表的。《太平洋报》停办后，应老友经亨颐之聘，李叔同到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图画和音乐教员，改名李息，号息翁。1915年，应南京高等师范校长江谦之聘，兼任该校图画音乐教员。
这是他人生中极辉煌的时期，也是他艺术创造的巅峰时期。他的许多艺术作品，无论诗歌、音乐、美术、书法，还是金石等大都创作于此时。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初任教时写过《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西洋乐器种类概况》、《石膏模型用法》，介绍西洋文学艺术各方面的知识。他教的图画，采用过石膏像和人体写生，在国内艺术教育上是一个创举。音乐方面，他利用西洋名曲作了许多名歌，同时又自己作歌作曲，对学生灌输了新音乐的思想。后来成名的丰子恺的漫画、刘质平的音乐，就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在日本留学时，他接受了西方写实主义绘画教育，在审美思维和人生追求上渐趋务实，一扫过去以“修身、齐家”为目标的“以学致仕”的儒学体系，逐渐确立了“以美淑世”、“经世致用”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取向。
李叔同在杭州期间，跟夏丏尊、马一孚、林同庄、周佚生等人来往较密切。马一孚早已研究佛学，是一位有名的居士，对他的影响特别大。夏丏尊则直接影响了他的生活。有一次，夏丏尊看到一本日文杂志上有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牟尼、耶稣，都曾断过食。说断食能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列举实行的方法。李叔同听后决心实践一下，便利用 1916年寒假，到西湖虎跑定慧寺去实行。经过十七天的断食体验，感觉良好。过了新年，他就时常到虎跑定慧寺习静听法。这年旧历正月初八日，马一孚的朋友彭逊之忽然发心在虎跑寺出家，恰好李叔同也在那里，他目击当时的一切，大受感动，也就皈依三宝，拜了悟老和尚为皈依师。
1918年旧历 7月 13日，李叔同结束了学校的教务，决心至虎跑定慧寺从皈依师了悟老和尚剃度出家，正式名为演音，号弘一。出家后，他的别署名字仍多，常见的有一音、弘裔、昙肪、论月、月臂、僧胤、慧幢、亡言、善梦等，晚年自号晚晴老人、二一老人等。他出家以前，将生平所作油画，赠与北京美专学校，书画临摹法书赠与夏丏尊，衣服书籍等赠与丰子恺、刘质平等，玩好小品赠给了陈师曾，当时陈还为他这次割爱画了一张画。
第61节：觉人第十五弘一法师(4)
有人以为李叔同成为弘一法师是为了避世，或是为了过闲云野鹤的生活，这是误解了一种成熟的灵魂。丰子恺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学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弘一法师一生做人认真而严肃。学一样就是一样，做什么就是什么。古人说：“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将相之所能为。”他既出家做了和尚，就要像个和尚。他出家后，身体力行，严守戒律，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他云游四方，外出必随身携带佛教经典，特别是律学典籍。但常用行李却非常简单，平常总是赤脚穿草鞋走路。一领衲衣，穿了二十余年，青灰相间，褴褛不堪，尚不肯更换。一顶蚊帐，破得到处洞，有的用布补，有的用纸糊。一张破席，破碎得几乎不能用了。一个木质面盆，丹漆已剥落，一条洗脸毛巾，也已破旧不堪。他出家二十余年，所穿僧服，仅有寥寥数套而已。他坚持佛教戒律中“过午不食”的原则，每天只吃早、午二餐。有人请他吃饭，必在午睡前进行，平时素食，如有香菇，必却之不食，用豆腐，亦不吃。唯食清煮白菜，而且用盐不用油，长年累月如此。
法师曾沉痛地说过：“我们生此末法时代，‘沙弥戒’与‘比丘戒’皆是不能得的；原因甚多甚多！今且举一种来说，就是没有能授沙弥戒、比丘戒的人；若授沙弥戒，须二位比丘授；比丘戒’至少要‘五比丘’授；倘若找不到比丘的话，不单比丘戒受不成，沙弥戒也受不成。我有一句很伤心的话要对诸位讲：‘从南宋迄今六七百年来，或可说僧种断绝了！’”为此，法师严格守戒。在佛教许多宗派中，律宗是最重修持的一宗，所谓三千威仪，八万细行，法师不但深入研究，而且实践躬行。马一孚有诗挽他说：“苦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
修行中的法师仍经受着生、老、病、死之苦，尤其是病苦。世人总是以为信仰、修行等大愿会解脱身体的诸种烦恼，其实误解了人生或人性的本质。如果说约伯旷野里的呼告源于上帝的考验，那么人类身体的病痛更是人生的常态，是自然的一部分。弘一法师是苦行的，他做和尚远不及前半生优游，他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念佛、诵经、说法、写佛。抗战时期，他最重要的口号是“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
第62节：觉人第十五弘一法师(5)
但法师的病痛时常侵袭，他的肺病始终没有治愈。在惠安乡间弘法时，他患了“风湿性溃疡”，手足肿烂，发高烧。当广洽法师到草庵去探视他时，弘一仍整天地焚香、写字，换佛前净水，洗自己的内衣……广洽法师问：“您的病，好些吗？”弘一的回答是：“你问我这些，是没有用的。你该问我念佛没有？病中有没有忘了念佛？这是念佛人最重要的一着，其他都是空谈。在病中忘了佛号，在何时何地不会忘却佛号吧？生死之事，蝉翼之隔；南山律师告人病中勿忘念佛，这并非怕死。死，芥末事耳。可是，了生死，却是大事 ……”
弘一法师以为自己将死，强忍奇痛，写了一段临终的话给传贯法师：“我命终前，请你在布帐外，助念佛号，但也不必常常念。命终后，不要翻动身体，把门锁上八小时。八小时后，万不可擦身、洗面。当时以随身所穿的衣服，外裹夹被，卷好，送到寺后山谷。三天后，有野兽来吃便好，否则，就地焚化。化后，再通知师友，但千万不可提早通知。我命终前后，诸事很简单，必须依言执行 ……”
所有成熟的东西都想解脱。但弘一的解脱还早，这次强烈的溃疡延到一个半月之后，高烧退了，两臂肌肉大部落脱，腐烂的白骨，赫然出现，奇臭，目不忍睹。在 1936年的春天来临之时，半烂的骨上，又生了些肉芽。他仍然正定、正信、正精进。为了责备自己，他在佛教刊物上声明，取消“法师、律师、大师”的称号。他给青年僧侣们说法：“惜福、习劳、持戒、自尊”。他脚上穿的一双黄鞋，是民国九年在杭州打佛七时，一位出家人送给他的。一双鞋子的寿命，在他脚上度过十六年。他床上的棉被面子，是出家前杭州教书时的东西，那就有二十年了。他用的伞，则是二十五年前买自天津。他的草鞋、罗汉衣、小衫裤，缀缀补补，总共伴他六七年。因此，他穿的、用的，多是十年以上的旧东西，平时靠修补缝衲，延续寿命。至于别人送他好的东西、礼物，在非收不可的情况下，他收下来再转送别人。
1942年 10月 31日，给弘一法师护法一生的夏丏尊收到他的信：“丏尊居士：朽人已于九月初四迁化（迁化便是圆寂），现在附上偈言一首，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弘一大师圆寂后七天，依照大师遗言，遗体以旧短裤遮覆，在泉州承天寺化身窑荼毗。执行遗嘱的妙莲法师与温陵养老院的叶青眼居士，都有相同的记述，写下火化时的情景：9月 11日下午 7时，参加举火大众，开始讽诵《普贤行愿品》，后起《赞佛偈》念佛。到八时举火，火化约一小时，众人恭候围绕。此时悠然异彩如虹，从窑门中射而出，火焰猛烈而逼人。大众被震惊，厉声念佛。待异彩倾射完了，大师色身便快捷地化尽。以后，由妙莲法师在骨灰中陆续捡出七彩舍利子：银色的、白色的、乳白色的、黄色的、浅红的、淡绿的 ……
为法师做传的陈慧剑说：“弘一大师，累成我心灵上的接天高峰，是由于下列三点。一、他性格的坚强、突出，但没有凡俗之见。二、他淡泊名利，但不愤世嫉俗，心情坦荡。三、他不顾生命，出家前献身于教育，出家后献身于佛道，胸中从无一个‘我’字。在我三十多年的生命过程中，从未见过这样充满性灵光辉的人。弘一大师的住世，毋宁是人类神性的反射！”赵朴初则说他“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照天心。”
作为“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天才，前半生做李叔同，他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金石等多种天赋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文艺先河。他是首创裸体写生的教师，是中国话剧的鼻祖，是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他创作的《送别歌》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斛浊酒尽馀欢，今宵别梦寒。”后半生做弘一，他的意志坚定如一，为正法久驻世间发愿： “南山律学，已八百年湮没无传，何幸遗编犹存东土；晋水僧园，有十余众承习不绝，能令正法再住世间。”他把万有集于近道，弥留之际，写下了“悲欣交集”四字。有人说，这一句话有着说不尽的“香光庄严”。
第63节：神人第十六蒋百里(1)
神人第十六蒋百里
形势与人 蒋百里（1882~1938），浙江海宁人，名方震，以字行。1903年在东京主编《浙江潮》，鼓吹革命。1905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6年回国。后赴德国习军事。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保定军校校长。1918年赴欧洲考察，1920年回国。后从事文化活动，与胡适等人组织新月社。1925年复入军界，任吴佩孚军总参谋长。1935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抗日战争爆发后，赴德、意，试探调解中日关系之可能。后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对抗日战略多有建议。有《蒋百里全集》。
◎在军阀、枭雄争胜的时代，英雄无用武之地，几乎注定了蒋百里的个人悲剧。
◎他先知般的能力可能得益于他治学治事的纯粹，更得益于他不依附于任何集团或体制的超然、独立人格。
◎他一生无用武之地的悲剧因此在绝对全面的意义上是时代社会的悲剧。
我国文明在数千年的演进里形成了自己的发展轨迹，它的形与势常给人巨大的希望和绝望。这一独特的国情已经使无数英雄折腰，无数国人不得不屈从于国是、国势，先人那种“人定胜天”的豪情，那种以一人或二三子就能扭转乾坤的可能性再也出现不了了。宋明大儒们所梦想的“尊天理”，在现实中完全无用，反而拖延我国文明数百年的进程。直到西人叩门，我们才在应激里发现了“革命党”、“先锋队”等现代政党的雏形。这种“现代政治”的成败虽然多跟“先知先觉”的领袖能力有关，但个体更加无能为力了。
第64节：神人第十六蒋百里(2)
蒋百里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但大多数人满足于自己所知范围内的称雄，而不能参与一个陌生的更大边界的文明建设。他们虽然在自己的势力内作威作福，但对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聪明的蒋百里在这样的时代，没有去做“乱世英雄起四方”的事业，他的一生也就注定旁观。
蒋百里聪明绝顶。清末中举，1901年留学日本，1906年毕业的时候，日本天皇赐刀给最重要的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结果蒋百里夺了这个第一，跟蔡锷、张孝淮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他很早就得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赏识，赵专折奏保蒋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奉清廷上谕：“举人蒋方震交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任用。”袁世凯当国时，对蒋百里也亦加延揽，任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时蒋年仅三十一岁。他到校给学生训话说，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不久，蒋百里为改进校务到北京陆军部有所请求，被拒绝，愤而回校，召集全体学生讲明经过，说我做这样的校长对不起学生，竟开枪自戕，幸而受伤未死。此事震动全国，袁世凯延请一位日本医官为其治疗，医官留一日本女看护护理服侍，而此举终成就蒋的美满婚姻。
蒋百里的军事才能为各界承认，从袁世凯到蒋介石等，都以为他懂兵。他的爱好本来很多，对我国文明史、中西艺术史多有见地，但他在社会眼里只能成为一个纯粹的军人。梁漱溟回忆说，冯玉祥对蒋百里相当崇敬。“大约在民国十一二年间，冯任陆军检阅使、军长兼师长，所属五个旅驻南苑。这一年旧历正月，冯请我去给他的干部讲话，在南苑住了三天，讲了五次话。”梁漱溟亲见冯编印分发给所部将领每人一本小本子，辑录古今名将治军格言，内有“岳飞曰”、“曾国藩曰”、“胡林翼曰”等语录，而“蒋方震曰”亦赫然并列其中。
蒋介石主政国民政府时期，曾派蒋百里考察南北防务，从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到湖南、湖北、广东，以应对可能的国家战争。蒋介石还委托蒋百里到庐山，为暑期训练班的各省高级将领授课。1936年底，蒋百里从欧洲考察军事回国，飞赴西安向蒋介石汇报，他对蒋说：“我刚从国外考察回来，消息比较灵通。目前日本海军和陆军为侵华而互相争功，日本天皇已秘密接见过陆军大臣，看来明年（1937年）一定会大举入侵我国！”
蒋百里的识见、预言几乎是惊人的准确。1923年，蒋百里与龚浩回北京。途经徐州，蒋忽然若有所感：“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对日作战，津浦、京汉两路必被日军占领。我们国防应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龚听了这个神话般的怪论，觉得蒋太敏感，自忖“将来中日两国开战，无论怎样，我们的半壁江山不会沦于敌手”。
第65节：神人第十六蒋百里(3)
很早的时候，蒋百里就对梁漱溟说：“吾知中日之战，势不能免，胜败之分，一在械，一在人；论械则我不如敌，论人则我多于敌七八倍。然今日军事在民众总动员，而将士不过十之三。我国系农业社会，凡农民欲以民族主义动之不易明了，惟欲破坏其所据乡村，则彼以生命相搏，故欲君于教育中注重乡村 ……”1937年，他跟梁漱溟谈起中日战争时说，中国军民应“控制山东高地与山西高地”、“坚守一些山区不放”。因为单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无法抗得住强敌，大半国土皆要沦陷而不能守，那是没有问题的，抗且抗不了，要战胜它就更有待国际大势的变化不可了，所以需要西撤，待机反攻，合盟国之力以求收复失地。但单是靠他人，而没有“求诸己”的一面，那怎么能行？须知反攻战胜敌人的主要条件仍然在中国人自己。他似乎看到了持久战、敌后游击队。
曹聚仁则提到一件事：“有一天，那是‘一?二八’战后的第三天，2月 1日。他和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喝茶，翻开那天上海版的《每日新闻》，头条新闻是日本陆相觐见天皇的电讯。他沉吟了一下，对我们说：‘2月 5日早晨，会有日军一师团到达上海参加作战了。’他何以这么说呢？他说日陆相觐见天皇的意义是报告日军正式出战。依日本当前的运输能力，三天之间，可运输一个师团的兵力 ——四万战斗兵及其装备到上海，所以他估计这一师团，5日可以投入战斗。（后来，他把这一估计，告诉了蔡廷锴将军。）果然，‘一?二八’战役，日军的第一场反攻是从 2月 5日开始的，他估计得非常准确。”
但这样的天才却只能做了一个大时代的旁观者。蒋介石虽然器重蒋百里，但从不授予他兵权。1938年秋，蒋介石任命蒋百里为中国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代理校长，仍由自己兼校长。在军阀、枭雄争胜的时代，英雄无用武之地，几乎注定了蒋百里的个人悲剧。他赶上了西安事变，跟蒋介石一起做了张杨的阶下囚。张学良想派个人去南京接洽停战，又怕南京不接受，问计于蒋百里。蒋问：“这里的人你最讨厌谁？”张学良回答：“蒋鼎文。”蒋百里说：“那就让他去。”南京很快停火。牛刀小试只是做了一次参谋顾问的角色。
在那样的时代，蒋百里只是一个象征、点缀，更多的时候只能做一个宣传员，但这一工作他也做得极为出色。比如他从民族特性上劝导国人乐观，他说，中国民族夙非以武力见长，民族历史不以武功著称；但每从自卫上发出力量来，亦能战胜强敌，也就是说中国不能打侵略战争，而长于自卫。抗战初期，国民军队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蒋百里在 1937年秋冬撰写了《日本人— —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断言日本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他说：“日本在极小一块空地中，常能布置出十全的庭园山石，这个想象力很大的日本民族，悲剧性地自造了一个国难，以为悲壮的享乐本来是一个理想的阴影，现在竟变成了事实的魔鬼。日本的厄运，实在是爱国志士造成的啊！”文章结语写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文章轰动一时，激励了无数人的抗日斗志。
第66节：神人第十六蒋百里(4)
“七?七”事变后，蒋百里常说：“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他妥协，最后胜利定规是我们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睁眼看着；我们都会看得见的，除非你是一个短命鬼。”蒋的话几乎是传诵一时，只可惜他成了“短命鬼”。1938年 11月蒋百里病逝于广西宜山，年仅五十七岁。噩耗传来，举国震悼，陪都重庆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临主祭。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蒋百里为陆军上将。
考察蒋百里一生，最令人心醉的是他料事如神的本事。他先知般的能力可能得益于他治学治事的纯粹，更得益于他不依附于任何集团或体制的超然、独立人格。他一生无用武之地的悲剧因此在绝对全面的意义上是时代社会的悲剧，在那样的社会里生活，像蒋百里那样的人注定冒犯了社会，他们直面而非依附于社会文化制度而生活。他们多是清醒的，又是痛苦的。春秋战国时代，以晏子那样名满天下的宰相，面对齐国的形势已经无可奈何了。当叔向问他齐国的前途如何，他只能回答说：“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他预言了田陈篡齐。这样精准的预言者在古代中国代代都有，不曾先知，但有人文感受的心灵更是大量地存在，如明朝的汤显祖、清朝的曹雪芹、龚自珍面对时代社会的衰败，无可奈何之际，只能做做文人或庄生蝴蝶式的梦。
面对这种社会变迁的复杂性，“人定胜天”似乎早已只是一个梦。但人们的应对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宿命，形势比人强，君子取势不取形，做了与时俱进者；有的人力图要求全民团结如一人，以一人的生理心理来理解国家社会的运转，仍梦想以个体力量来扭转乾坤；有的人则把国家社会放在多元动态复杂的巨系统中观察，即把社会的复杂性还给社会本身，做了一个现代社会负责任的个体公民。不同的态度，当然有不同的效果，不同的个人造化，也决定了不同的社会性质。
第67节：志人第十七宋教仁(1)
志人第十七宋教仁
三十仍狂谁家子 宋教仁（1882~1913）中国民主革命家。字遯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904年在长沙与黄兴、刘揆一等创立华兴会，策动起义未成，流亡日本。1905年参加发起同盟会，任《民报》撰述。1911年初回上海，任《民立报》主笔。旋与谭人凤等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决定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发动革命。武昌起义后积极促成上海、江苏、浙江等地起义和筹建临时政府。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参与南北议和，临时政府北迁，任农林总长。8月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极力鼓吹成立政党内阁，以制约袁世凯。1913年 3月，在上海车站被刺死。今有《宋教仁集》。
◎历史当然不容暴力政治的逻辑骤然转换成政党政治，它需要时间和生命的献祭牺牲。一如谭嗣同为变法流血，宋教仁命定为宪法流血。
◎他自负“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忘了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空间或社会公共领域是极为虚幻的，更不用说，他的同志都不一定信赖他。
我们中国的现代转型是一件空前复杂的大事，历史人物、英雄与时势、社会基础之间的关系也异常复杂。归根到底，英雄们可以打造时势，可以指示历史的道路，却不能创造历史，他们创造的只是自己的历史。历史是合力的结果。固然“人亡政息”的事实历历在目，但我们不能庆幸说，袁世凯死了，皇帝制度寿终正寝了，因为如此我们就太小看了当时的其他人，小看了我们自己的历史性。可惜的是，我们中国人经常会持有如此的“英雄史观”。尤其是，这种英雄史观用在负面的历史人物身上时显得牵强、滑稽，为人们弃而不用，但人们却多用来看待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或悲剧人物。宋教仁就是后者的典型。因为他的死，人们感叹说，中国的宪政梦想破灭了。
宋教仁字得尊，号敦初，或钝初、遁初；因为桃源渔父所救，后来别号渔父，笔名犟斋。1882年 4月 5日生于湖南省桃源县上坊村湘冲（今八字路乡渔父村）。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自幼以文名于乡里。十岁时，其父宋宗泮不幸病逝，赖母亲万氏抚孤苦读，而眼光落实于历史国是。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败绩，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到湘冲，宋教仁写下“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入汉关”的诗句。
在漳江书院，少年宋教仁研读明末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著述，并开始接触《原富》、《法意》以及《天演论》等书。眼界大开的宋教仁在自己的书房内挂出“办天下事，自欧亚始；读古今书，在秦汉前”的自勉条幅。有一次，宋教仁意气风发地对朋友说：“中国苦满政已久矣。自英雄出，雄居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巴蜀，南则取粮于湘，系鄂都之头于时，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
出生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宋教仁，因此在新世纪之初就已经崭露头角。1903年 11月 4日，黄兴在长沙筹备成立华兴会，二十一岁的宋教仁应邀参加，是筹备会十二名成员之一。第二年2月 15日，宋教仁又参加了华兴会正式成立大会，他和刘揆一均被推举为华兴会副会长。宋教仁、胡瑛还奉命去湖北，在武昌成立华兴会湖北支部。随后又前往东京，与孙中山结识，参与同盟会的组建工作，担任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他与陈天华、程家柽创办《二十一世纪之支那》，宣传革命思想。后来这份报纸改名《民报》，也就是同盟会的机关报。
第68节：志人第十七宋教仁(2)
1906年 2月 1日，二十四岁的宋教仁入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在此期间，他翻译了《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德国官制》、《美国制度概要》、《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警察制度》、《国际私法讲义》等十多部有关国家制度和法律的著作，著译增进了他对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宪法的了解，使他成为中国人中研究近代政治制度方面屈指可数的理论家，被视为宪法的化身。
这个年轻的理论家开拓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园地，但他在革命实践领域同样当仁不让。当孙中山、黄兴策动东南沿海会党起义的时候，宋教仁则看到东北地区的“马侠”也可加利用。1907年 3月，他把同盟会代理庶务之职移交给刘揆一，随后回国到辽宁安东（今丹东）县，与大孤山“马侠”首领李逢春等人取得联系，并联络在东北的革命党人建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作为领导东北地区活动的领导核心。
在此期间，中日之间为“间岛”发生争议。“间岛”是图们江口与朝鲜接壤的中国领土，后日本于该地驻兵，交涉初起，清廷与民间苦于无法击破日本的阴谋。对历史地理学烂熟于心的宋教仁先后到汉城图书馆和日本帝国大学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于1908年写成长达六万多字的《间岛问题》一书，综合各种资料证明“间岛”乃中国领土，论据坚强不可破。书中引用日、韩方面的资料尤其丰富。书稿为日本人所知，重金购买不得；宋教仁将书稿交由清驻日公使誊正转交清外务部，在中日交涉中起了重要作用。袁世凯电令驻日公使，特致意宋教仁来京予以擢用，宋教仁说：“我是通缉有案的人，怎能归国？”袁世凯得公使馆报告后复电，允请西太后取消通缉，并赏四品京堂官衔，遭到宋的拒绝。袁世凯通知驻日公使馈赠酬金两千元，宋教仁不接受，驻日公使坚持要给，宋教仁就把这些钱散发给留学生中的困乏者。后来，当俄国企图派兵驻守撒拉时美时，宋教仁旁征博引，作《承化寺说》，以翔实的史料考证撒拉时美即中国古代之承化寺，各国舆论为之折服。连素以高傲古怪著称的章太炎也对他敬服不已，称“遁初有总理之才”。
革命党人在东南沿海起义的多次失败，使身在日本的宋教仁、谭人凤等人深感忧虑，他们征得赵声的同意，数次召集在东京的部分革命党人开会，讨论革命进行方略。宋教仁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即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开始时，大家以为“下策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应以中策为宜，后来与会同志“咸主激进”，最后通过了由谭人凤提出的“事权统一，责任分担，不限时期为原则”的修正方案。
第69节：志人第十七宋教仁(3)
这一时期，东京同盟会本部经济异常拮据，宋教仁负债累累，一筹莫展。他于 1910年 12月 31日离开东京，启程回沪。适值于右任正在上海办报，便请宋教仁担任《民立报》主笔。他以“渔父”的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内外政策，宣传“三民主义”等民主革命思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1911年 4月，黄花岗起义以失败告终，革命的精英损失惨重，同盟会的军心受到极大动摇。宋教仁对军事行动进行反思，与陈其美等人再推他的革命三策：效仿法国大革命，直接占领北京，号令全国，实行中央革命，此为上策；在长江流域，各树潜力，同时并举，创立政府，然后北伐，此为中策；在边陲各省起义，此为下策。经过分析，大家一致认为中策可行。7月 31日，宋教仁和谭人凤、陈其美等各省代表二十九人，齐集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校，召开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简称中部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作为领导中部起义的指挥中心。中部同盟会根据宋教仁谋“长江革命”的方略，决定首先在武昌发难，并在湖北、湖南、安徽、四川等省设立分会，以便届时组织响应。三个月后武昌起义的胜利，证明了这个战略决策的成功，尽管武昌起义的胜利也极为偶然。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因病未能及时赶到武汉，革命领导权落到了旧官僚黎元洪等人手中。10月 28日，宋教仁与黄兴赶到武汉。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宋则负责外交工作，他以自己的政治技巧和对世界公法的熟悉，成功地斡旋了与各国的关系，保证了列强在武汉严守中立。此外，他还主持了鄂军都督府的所有公文的制定颁布。其中《鄂州约法》堪称中国第一部共和法典，后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即以此为蓝本。为了同盟会的利益，宋教仁力推黄兴出任湖南湖北大都督，但遭到立宪派反对而没有成功。12月 2日，南京光复，宋离鄂赴宁，调解各派矛盾，推举程德全任都督，自己则担任政务总长，为革命党在南京的发展打开了局面。
12月 2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国到达上海，次日晚，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开会，讨论成立临时政府问题，大家一致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孙主张总统制，效仿美国；但宋则认为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地方对中央的约束大，而中国是中央集权，又有两千年的专制传统，故应实行内阁制。“盖内阁不善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欲变易之，必支援国本，此吾国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后经黄兴调解，“询众议，多数赞成总统制”，宋教仁的主张被否决。
第70节：志人第十七宋教仁(4)
12月 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有人认为宋教仁权利欲重，对他意见很大，甚至多把他看作一个威胁。孙中山提名宋教仁为国务院九部之一的内务总长的建议也没有通过，只给了他一个“法制院总裁”的头衔。宋并不介意，积极投入到临时约法的制订工作中，并以充任民主政权的叔孙通自勉。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坦然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一个总长不做也罢。”
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为限制袁世凯专权，在南京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据此，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第一任总理，宋教仁为农林总长。但强势人物非一内阁所能制约，袁世凯根本不愿受《临时约法》的约束，不到三个月，唐绍仪内阁即宣告垮台。面对袁世凯的坐大，同盟会已无力量抗衡，同盟会内部人心涣散，章太炎甚至宣扬：“革命功成，革命党消。”孙中山也有心转向建设铁路一类的实务。为保卫革命果实，宋教仁大力倡导“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与政治专制倾向进行斗争。
1912年 8月 25日，他征得孙中山、黄兴同意，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合并，正式成立国民党，取服务国民之意，孙中山任理事长，宋教仁当选为理事，嗣又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湖北国民党支部欢迎会上所作的演讲中指出：“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我们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我们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的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 ……我们要在国会里，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如不能达成政党内阁，宁甘退让，如可改组政党内阁，虽他党出任总理，亦赞助之。”
这个年仅三十岁的革命者在关键时刻将革命党向执政党、议会党的功能大大推进了一步。由于他的努力，总统专裁的政治格局再次变为龙虎风云际会的政坛热闹。合并后的国民党在国会占了优势，宋教仁以为，只要控制了议会，就可以成立政党内阁和制定民主宪法。不仅他这样看，就是爱看戏的中国人也如此看待当时的政治。从 1913年元月开始，宋教仁在长沙、武汉、黄冈、九江、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发表竞选演说，作政治鼓动，批评袁世凯政府一年来的政策，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历史学家唐德刚如此写道：“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个倔强的个性和毫无顾忌的大嘴巴。做起演说来，听众掌声如潮，欢声雷动，使政敌听来，就真以为他是拔毛成兵的齐天大圣了。其实宋教仁不是袁世凯、蒋介石那一流的人物。在聚义堂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更不是力能打虎的武松，而是能调和一百单八条好汉的‘及时雨’宋江。虽然宋教仁也曾被他的政敌叫成梁山盗魁，但是渔父（宋的别号）是个直来直去的革命者，毕竟不是宋江。”
第71节：志人第十七宋教仁(5)
这个张狂的年轻人被人讥为“议会迷”，他三十立于中国，已经超前多多却狂性不改。在宋教仁看来，发表政见，评论政府失政，正是现代政治的当然现象，是自己爱国的表现。然而，这却引起旧官僚和袁世凯的仇视。袁认为这是“非难政府”，故意“捣乱”。当时，宋教仁及其他国民党人在各地的演说词，都登载于报纸。宋教仁在湖北黄州的演说词“甚激烈”，袁阅后，极为不满地说：“其口锋何必如此尖刻！”
1913年 2月 4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召开，参、众两院复选，国民党获三百九十二席，而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仅得二百二十三席，国民党取得了占绝对多数的胜利。宋教仁的政党政治和民主宪政主张，使其对手章太炎、梁启超都十分佩服。宋为此说：“大局已定，政党责任内阁一定可以成功”，并对外表示将绕道沪宁返京，准备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宋还联合章太炎等人，准备在 1913年的正式大总统选举中，与他党提携，通过民主的手段，选举“最为愚呆脆弱的黎元洪”为总统，以便控制，抛开专横跋扈的袁世凯，使国家大权牢牢掌握在革命派手中。
他的张狂是真实的，他的天真也是真实的。旧官僚们都看到了中国政治的秘密，只有他和章太炎那样的狂生充满了书本和理论上现代政治的梦想。在武汉，谭人凤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谭人凤还将听到“将有意外之事发生”的消息告诉他，劝其“稍加戒备”，但宋认为是“杯弓蛇影之事”。
在上海，陈其美也要宋教仁提防暗杀，宋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3月 20日，宋教仁动身北上那天，跟《民立报》的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请他慎重防备，他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同日晚，宋教仁与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取道沪宁津浦路北上，拟赴北京。10时 45分，当进入上海车站站台时，被预伏在那里的杀手武士英持枪击中腰部，于右任等人立即将他送往车站附近的铁路医院抢救。终因伤势过重辞世，年仅三十一岁。
宋教仁的死，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哀思。4月 13日，国民党人在上海举行追悼大会，参加者二万余人。各界人士慷慨陈词，赞扬宋的革命斗争精神，要求政府追缉凶犯。4月 25日，谭人凤等人致电政府：“为宋教仁铸像，开设公园。”1914年 6月，宋教仁墓园落成。宋教仁遗体迁入墓地当天，送葬者达数万人。墓地近似正方形，墓寝坐北朝南，为圆柱体半拱顶状，墓前立墓碑，“宋教仁先生之墓”系集孙中山墨迹而成。墓顶塑有雄鹰斗蛇的青铜雕塑。墓区正中石柱顶端耸立宋氏全身西服坐像，用大理石雕刻而成，坐像底座正面刻“渔父”两字，系章太炎篆文手迹。于右任所书的铭文是：“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 !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第72节：志人第十七宋教仁(6)
宋教仁的死使政党政治没及开卷即收回，中国社会仍回到革命政治和暴力政治中去。甚至可以说，中国社会本来还停留在暴力政治和革命政治阶段。宋不过象征了政党政治的可能，不过寄托了中国人的宪政梦想。故这个年轻人的死去，使得当时和后来的人都痛悼天不怜惜中国。汤化龙当时的挽联是：“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林长民的挽联中也有“政举人存，人亡政熄”的句子，对宋教仁推崇备至。
但这种评价只是历史的假设而已，汤化龙和林长民的盖棺定论，有着中国人传统的溢美的成分。死者为大，死者意志为英魂为毅魄。传统文化的人物品评并非英雄史观，而更近于英雄死观。至于同时代人的比附，如章太炎对宋教仁以“江左夷吾”目之，张謇则称宋为来君叔，认定宋死以后，再求一个调停南北的鲁仲连已不可得，更是传统的人物观念。
对宋教仁的评价，倒是梁启超、谭人凤、孙中山等人的看法庶几接近本来。梁启超称宋教仁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谭人凤称宋教仁为“破坏建设一身肩，有思想，有学问，有才能”的一大政治家，孙中山的总结是：“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这些评价比较到位。因为宋确实是我们中国近代以来最有现代气质的政治家，他的组织能力是一流的，他的合作能力也是空前绝后的。
但这样的政治家自有其历史和个人的局限。历史当然不容暴力政治的逻辑骤然转换成政党政治，它需要时间和生命的献祭牺牲。一如谭嗣同为变法流血，宋教仁命定为宪法流血。而就宋教仁的个性而言，他的革命年代太自信也太顺利了，二十而不狂非吾子也，他顺应革命，而以天下为己任，并在理性、战略和才识上均秀出众人，这是即使今天百年后的新一代人，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人类们所需要参照的人物。但三十以后，他仍那样勇往直前、孤军深入地用革命手段来实践自己的宪政梦想，实在是完全走到社会的对立面，或说跟社会脱节。他自负“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忘了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空间或社会公共领域是极为虚幻的，更不用说，他的同志都不一定信赖他。
宋教仁的政治锋芒太露是明显的，他在孙中山、黄兴、章太炎都开始游离于政治时，提出了“责任内阁”、“政党政治”，并把同盟会改造成国民党，确实为中国政治的现代化找到了新路，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里程碑之一。但他不仅在党内党外树敌太多，招忌太甚，就是一般国人、党人，对他也不太理解，对比国人的政治觉悟，宋教仁超前而不为超前做人才储备，因此孤绝，虽然理性而不够务实，虽有战略而无战术权宜。他提倡内阁制，但当实力派同意内阁制时，他又加码要求责任内阁或政党内阁，这就强人所难，甚至强一国之难了。袁世凯曾有意召宋教仁为总理，另组“混合内阁”（只重人才不分党派），宋教仁不能也不会入阁，原因是，他虽然是最有合作精神的政治家，但为推销自己的政治观念而在各党派中树敌太多，不易领导混合内阁；其次他坚持政党内阁（清一色由国民党成员组阁）。袁世凯当然不同意宋教仁的想法，袁的借口是当时任何一党都没有足够的人才，这显然是事实。
后来人不理解历史的复杂性，一味抽取简单的轮廓，为历史的假设而寄托自己的白日梦，持论说“年轻的宋教仁发出了响亮的民主宣言”，“他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春天”“1913年，那是迄今为止中国人离民主自由最近的时候”，“宋教仁的死打破了民初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等等，实在是对我们中国的历史谬托知己了。这些前现代国民的依附心理也许是“我之不出若天下苍生何”的社会基础，但历史人物可谓多矣，又若中国苍生何？
这个三十已过的政治家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梦幻中了，他是全新的，以至于显得不属于中国，而跟中国暴力逻辑支配的政客、群众、党徒们格格不入。他临终前还致电袁世凯，本已决意倒袁却又对袁寄予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蔡东藩评论说：“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跟宋教仁一样明白政党政治意义的左舜生却没有宋的好运，左生不逢时，他在蒋介石的党国专制里，根本无能施展，因此更有实践经验来评点宋的宪政好梦：“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借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
第73节：贤人第十八范旭东(1)
贤人第十八范旭东 企业家的现代含义 范旭东（1883~1945），中国实业家。原名源让，字明俊，又名锐，湖南湘阴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1914 年起先后开办久大盐业公司、永利制碱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曾任中国化学会会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范旭东的企业是成功的。据说，在永利碱厂工作过的老人，回忆起过去的岁月，仍充满着对他的怀念。老人们说：“永利碱厂工人们最得意的有两件事，一是凭着永利碱厂的厂徽可以在南京的商店里赊账，因为商家知道永利碱厂的工人有钱，不会赖账。厂徽的背后有编号，也不怕找不到人。二是厂里发给每家一台华生牌电扇。”
无论是当时人感受、观察，还是后来人分析、认知，我国现代史都是一部动荡不宁的历史。在这种动荡的时代要想做企业，几乎千难万难。当代企业家动辄说，他们的生存离不开好的政策环境，离不开党的领导。那么在清末民初、军阀混乱、抗战时期等乱世中活动的企业家们又能如何呢？如果还原当时企业家们的生存环境，可以说那是如今矫情或幸福着的当代企业家们的神经心智不堪承受的。但我国现代最初的企业精英们不仅经受了最险恶的新生之旅，而且给历史提交了一份后人至今无法企及的答卷。
第74节：贤人第十八范旭东(2)
当范旭东留学日本回国的时候，贫穷的身世和较好的人脉资源似乎注定他要及时兑现人生成功，就像今人在形格势禁的市场体制生存中勇攀成功生活之路一样。范旭东出生于湖南湘阴东乡的一个书香门第。六岁时其父去世，家境贫寒，全靠母亲做针线活维持。九岁时，其长兄源濂任私塾教师，他得以继续求学。后来考取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在大学期间跟兄长的老师梁启超接触，回国后恰逢辛亥革命后的政局动荡。梁启超和范源濂等人都在民国政府里担任要职，范旭东由梁启超推荐到天津制币厂任总稽核，1912年 7月，范旭东在北京政府农商部任职，1913年，由于兄长的帮助，三十岁的范旭东被北京政府派往欧洲考察盐务。
这几乎是事务官、政务官的必然道路。这样的官宦生涯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在欧洲近一年间，他参观了欧洲大陆各国矿盐产地和沿海盐场，次年，回国后向当局提出了改革盐政的建议，主张取消专商、废除引岸、改良盐产、统一税率。但他的建议被束之高阁，对官场黑暗厌恶不已的范旭东很快做出了选择，辞去公职，放弃优裕的生活，离开政治中心北京，从头开始创业。
当时的西方发达国家明确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 85％的盐不许用来喂养牲畜；可中国许多地方仍用氯化钠含量不足 50％的盐供人食用，中国人因此被称为“食土民族”！中国人的民间传说、乡野童话中也称某种黑泥巴是能治病的又咸又香的仙丹妙药。1914年冬天，范旭东一个人来到天津塘沽。这个曾受到八国联军洗劫的海边地带仍是一片凄凉，不过，盐碱遍地，无边无际，如冰似雪，一片晶莹。范旭东后来曾对陈调甫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不能树立发展祖国化学工业的雄心，那就太没有志气了！”他在附近荒凉的渔村中，开始了研制精盐的试验，终于将粗黑的海盐变成了雪白的精盐，氯化钠的含量达到了90％以上。1915年 6月，范旭东集资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从厂房设计、资金预算、设备选择直到机械安装，他事事到场。8月正式投产，产品商标定为“海王”。1916年，第一批国产精盐运往天津销售，揭开了中国盐业史和重化工业史上新的一页。
从 1914年到 1945年，范旭东在我国近现代重化工业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第一个用几口铁锅建造了精盐厂，第一个办起制碱厂、烧碱厂，第一个创建了硫酸铵厂，第一个建立全国精盐协会，第一个在川西南开辟出新的战时化工基地。毛泽东曾说中国近代工业，有四个人不能被忘记，范旭东正是其中之一。称范是中国工业的先驱者之一，实非过誉。有学者谈论范旭东的筚路蓝缕创业历程：“诸如筹资融资之艰难、技术基础之薄弱、专业人才之匮乏，以及股东目光之短浅、外商挤压之蛮横、市场发育之病态，等等，实令后人难以想象。其间，范旭东曾因盐场建设进度延迟而被董事唾骂，因有了‘名气’而遭军阀绑架勒索，因产品畅销而面对卜内门公司（曾为英国最大化工企业、世界最大的化学公司之一）的不正当竞争，直至逝世前呕心沥血搞出的宏伟计划，在宋子文、孔祥熙的钩心斗角中不了了之 ……”
第75节：贤人第十八范旭东(3)
范旭东是在传统中国盐业的势力范围内争取一个人创业的自由，那里面有盐警、盐商、盐官等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以及官府的盐业管制体制，比如引岸制，即官府把食盐的运销特权转让给大盐商，盐商们便以包买包销的手段控制了盐业生产和销售市场。盐商们持有官府发给的引票，在指定地区卖盐。范旭东能从中为新生的现代盐业搏击出一条道路，从没有政策环境中顽强地生长出来，几乎有“凿空”之功。
这个从传统体制中挤出来的企业家，在一穷二白的现代国民生活面前，几乎是一个战略家。他生产出了现代国民可食之精盐，但面对外人所说的“中国人只知道盐是吃的，不知道盐还能干别的用”，范旭东又向其他盐制品进军，如酱油业，最重要的，范自承：“我去欧洲考察以后，越发感到一个国家若无制碱工业，便谈不到化学工业的发展。我之所以先创办久大精盐厂，正是为下一步变盐为碱，然后再发展中国的制酸工业，孕育强壮的中国化学工业之母。”
1918年 11月，永利制碱公司在天津召开成立大会，招募银元四十万。范旭东被董事会推选为总经理。但制碱比制盐更为艰难。外国人封锁关键技术，改进生产设备又缺乏资金，股东纷纷退出，永利几乎面临破产。1921年，为了摆脱困境，范旭东派陈调甫赴美考察，并委托他在美国物色人才，以高薪先后聘请了留美化工专家侯德榜和美国工程师李佐华，在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技术难题后，永利于 1924年 8月开工生产。但六年的设计安装耗资 160万元，出产的碱完全不合格，碱厂被迫停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垄断中国碱业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见永利公司受挫，趁机要求收购。1925年，各路军阀先后多次勒索已经“成名”的范旭东，在一次被绑票事件中，军阀讹诈久大十三万元之多。范旭东被救出后失声痛哭，感叹在中国办工业之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