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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转型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中国男
第1节：“中国男”的群像
“中国男”的群像 朱大可 余世存的近作《中国男》，为读者编订了一本用话语涂绘的人物肖像画册。这些正在被人逐渐遗忘的面孔，重新浮出时间的水面，成为世人缅怀或反省的对象。
这种类似《史记?列传》的司马迁笔法，并非由余世存发明，但是他所选择的，却是不同寻常、富于争议、被误读、矮化或忽略的人物。毫无疑问，“平反”成为本书的一个显著的内在动机。它揭示了作者矫正历史的深刻意图。
全书包含着皇帝（光绪）、政客（曾国藩和吴稚晖）、军阀（吴佩孚）、官吏（蒋百里、王云五和戴笠）、文人（严复、蒋光赤和熊十力）、科学家（丁文江）、商人（张謇）、革命党人（宋教仁、林觉民和瞿秋白）、僧侣（弘一法师）、刺客（王亚樵）、流氓（杜月笙）和乞丐（武训）等等。这个庞大的四十一人的阵营，几乎就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写本。
耐人寻味的是，本书选用了一种古怪的“人类学”分类标准——“非常人”，在剔除了那些“正常人”之后，纳入了衰人、过人、士人、圣人、强人、译人、才人、牛人、悲人、寡人、军人、畸人、奇人、怪人、觉人、神人、志人、贤人、德人、痴人、侠人、智人、达人、书人、狂人、完人、史人、毒人、学人、真人、诗人、顽人、义人、赤人、述人、高人、天人、逆人、仁人、隐人和哲人，由此编织出独特的人物谱系。
书中被用以界定人物的旧式语词，源自文言话语体系，跟传统价值观密切相关，令整部人物志弥漫着民国时代耿介学人的气息，但它又似乎只是一种话语寻租关系。在这样的语词格局里，作者植入了更为复杂多元的价值判断。这些判断有时是彼此矛盾、精神分裂的，却形成鲜明的个性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余世存本人就是这复杂人格体系的当代镜像。在全书的开卷处，龚自珍傲然独立，俨然是作者的自画像，也是通向本书各条路径的守门人。
余世存就此对人物展开价值背书。他首先利用标题对每个肖像进行分类，并以自己的独立判断为镜，勾勒晚清、民国乃至当今人物的复杂面容，进而进行价值估量，判定他们在历史空间里的非凡意义，甚至高声喊出自己的激越声音。这种民间的、个体的、夹叙夹议、散漫而自由的评述，加上孤独和激愤的气质，令本书的所有人物，都张贴着色调鲜明的余氏水印。虽然，表现主义的个人叙事，可能会造成人物肖像的变形，但余世存一意孤行。他要在话语领域里扮演历史审判者的角色。
在中国语境下治史的学人，都会面对一种奇怪的“老花效应”（Presbyopia Effect）——距离今天越近，历史被模糊、歪曲和谎化的程度就越高。基于这种原因，近代史和民国史，始终是民族记忆的难点，因为它被大量的政治谎语所包围。有良知的当代学人，近年来共同发起民族记忆修复运动，旨在重新展开历史叙事，以逼近真相。假如以叙事方式作为标准，这场运动大体可分为“纠史”和“释义”两个支系，前者注重新史料的发掘和旧史料的勘误，而后者则试图在既有史料基础上进行意义的重新阐释。这两种方式恰好构成互补的格局。
余世存的《非常道》大致属于前者，而《中国男》则应属于后者。他独自囊括了两种文体，俨然是一个古罗马的骑士，站立在两匹马的战车上奔驰，检阅着现代史的人物阵列。《中国男》并未进行史实考据，也不关注史料来源和出处，却强烈地关注着那些史料背后的价值，试图发现它们的意义所在，籍此对人物进行话语审判，而这些经过选择和勘误的人物，则有望成为当代中国民众的人格镜子。
世存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和志愿者，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他却长期保持言说的独立性。职业和生活的剧烈变动，并不能改变他的这一信念。这是大多数当代学人所望尘莫及的。知识分子被视为世界真理和历史真相的代言人，但有一些人背叛了这种社会属性，沦为世俗势力的奴隶，心安理得地书写着公共谎语；而把历史叙事的通俗化当做摇钱树，则引发了另一场叙事灾难。这两种阴郁的势力夹击着独立史学，令其难以获得呼吸的空间。这部人物志是一种犀利的尝试，它不但试图喊出历史人物的真相，而且要为那些真相下定义，从中找出符合人本主义精神的造像。在转型中的中国阅读这样的好书，犹如寒夜里面对浓酽的好酒。
2010年 1月 6日，严冬之夜记于莘庄
第2节：衰人第一 龚自珍(1)
衰人第一 龚自珍
衰世中的男人 龚自珍（1792~1841）清末思想家、文学家。一名巩祚，字璱人，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进士。官礼部主事。学务博览，为嘉道间提倡“通经致用”的今文经学派重要人物。主张道、学、治三者不可分割，开知识界“慷慨论天下事”之风。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时，建议加强战备，不与英国妥协。哲学观点上持“性无善无不善”说，反对孟子“性善”和荀子“性恶”说。主张“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强调改革的必然性。代表作有《尊隐》、《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今辑为《龚自珍全集》。
◎这个天才既无能贡献于国是，又无能跟他身处的文明决裂。只能把精力发泄到别处，所有传统文明最好的或最猎奇的心态世态他都经历过了。
◎看上去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被剥夺殆尽，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只剩下按本能行事，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
对文明衰败的感受是近六七百年以来中国天才们共同的感受，除了明清华夏变夷之际带来的挑战而出现了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这些个人的匆促应对外，中国一流男人最好的人生状态就是生活在梦中，汤显祖临川四梦，曹雪芹红楼大梦，容若公子的浮生一梦，等等。这些天才们在文明的铁屋子里无可展示才华，苦闷无已，只好在梦中成全自己。不能做梦的人只有痛苦、变态、偏执。朝政、士林、世风、文明方式的衰败导致了一流的天才们转移、升华、自杀。西方“黄金时代”后期的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最为人惊异的就是可以移用东土来解释我们文明中的男人。历史的诡异还有，最早叩开国门的不是道德文章，而是礼仪信仰，是食货贸易，是文明模式的对话可能性以及背后的硬实力 ——炮舰。文明的对话，在相当的意义上，相当于网络时代的流行语 ——“见光死”，那些把存天理灭人欲追求到极致的文明只能在黑暗中生存，一旦见到文明的人性之光即会死去。
第3节：衰人第一 龚自珍(2)
幸运的是，在这种文明衰败并且要见光死之际，汤显祖的梦已经做完了，李贽自杀了，徐文长疯了，顾、王、黄们的眼泪也哭干了，容若公子夭折了，曹雪芹的红楼不了也了了。他们都没来得及更痛切地感受做一个华夏文明人的耻辱和败落。第一个感受这种耻辱和败落的天才男儿是龚自珍。
龚自珍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他的祖父龚敬身官至云南楚雄府知府，他的父亲龚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可以说祖、父皆为显宦。他的外公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这个天才一开始就不为当时的学问所束缚。文明方生方死之际，最好的人才都只是忙于考据、训诂、皓首穷经。龚自珍的耻辱感是强烈的。1812年，他二十一岁，新婚蜜月，曾和妻子泛舟西湖，并作词一阕《湘月?天风吹我》，其中有“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等句子，既有满腹的抱负，也流露出文人伤感的气质。
康乾盛世之后的国家臣民心态封闭得可以，盛世中的文字狱使得一般读书人都不敢谈论经世之学，而只得埋头于古籍中去搞考据训诂，致使学术界、思想界死气沉沉。而欧洲正在发生民族国家的争霸。1815年，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缔结“神圣同盟”，拿破仑颁布了他一生自豪的法典《法国自由宪法》，虽然同一年他被迫下野并遭流放。1815年的龚自珍仅二十三岁，就完成了《明良论》四篇，其二开篇即是“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他描述的士林状况：“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段玉裁在看到《明良论》后，欣慰道：“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髦（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段器重这个外孙，称许少年自珍的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诗文则为“银碗盛雪，明月藏鹭，中有异境”。
他对时代社会与个人的看法有天才的直觉。在令人窒息的文明及其时代面前，他承认个人命运的脆弱。“君子所大者生也，所大乎其生者时也”。那么，他生逢何时呢？“日有三时”，“早时”是王朝初兴之时，因此“天下法宗礼，族归心”，“百宝万货，人功精英”，“府于京师”。“午时”是王朝大势尚在，虽有“窒士”（被压制的人才），然“天命不犹，与草木死”，尚不足为虑。可是到了“昏时”，这是龚自珍着意刻画的，也是他生而所逢之时，这时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功精英、百工魁杰所成，如京师，京师弗受也，非但弗受，又裂而磔之”，即人才被诛杀。相反，那些“丑类窳砦（苟且懒惰），诈譌不材（庸才之人）”却得到重用。因此，民怨物怒，“京师之气泄”。具体说来，则是“京师贫”而“四山实”；“京师贱”而“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京师轻”而“山中之势重”；“京师如鼠壤”而“山中之壁垒坚”。其结果是“京师之日（苦）短”而“山中之日长矣”。龚自珍预言，在这种“朝士寡助失亲”的情况下，人们都将寄希望于“山中之民”。一旦“山中之民”起而反对“京师”，那将“一啸百吟”，“有大高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第4节：衰人第一 龚自珍(3)
龚自珍认为“世有三等”，即所谓“治世”、“乱世”、“衰世”，而“三等之世皆观其才”。“衰世”时从外表上看“类治世”，而从实质上看，则“左无才相，右无才吏；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 ……”。并且更严重的是，即使有“才士与才民”，也将被那些不才之人“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这种杀戮，并不是用刀锯消灭肉体，而是“戮其心”，即“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如果从将相以至士民工商都没有这些忧心、愤心、思虑心、作为心、廉耻心，则“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龚自珍批判了他生活的体制、士绅精英集团，那个集团流行的潜规则是等级、资历。“其资浅者曰：我积俸以俟时，安静以守格，虽有迟疾，苟过中寿，亦冀终得尚书、侍郎。奈何资格未至，哓哓然以自丧其官为？其资深者曰：我既积俸以俟之，安静以守之，久久而危致乎是。奈何忘其积累之苦，而哓哓然以自负其岁月为？”那些资格浅的人是这样想的：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早晚总能熬到个尚书、侍郎。何必多嘴多舌（哓哓然），把前程断送了呢？而那些资格深的人又是那样想的：我好不容易历尽艰险，好容易混到了这个地位，难道能忘掉这些艰苦，而去多嘴多舌，丢掉这个地位吗？龚说：“一限以资格，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 ”“至于建大猷（指治国的方针、原则等），白大事，则宜乎更绝无人也。”流行潜规则的官场因此死气沉沉。
龚自珍说，官吏、士大夫的这种“无耻”，其结果则是“辱国”、“辱社稷”，以至于亡国。官吏、士大夫的这种“无耻”，不应当只责怪他们，其根源在于君主的极端专制。他认为，天子率领百官共治天下，应当是“但责之以治天下之效，不必问其若之何而以为治”。龚自珍说：“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意思是说，一个朝代的弊政总要被下一个朝代革掉；现在当朝的，有了弊政，与其让后来的去革，还不如自己革掉的好。
但龚自珍在科举仕途上并不顺利。他在十九岁时首次应乡试，只中了个副榜贡生，直到二十七岁时，他第四次应乡试，才中了个举人。以后，他多次考进士，连连落第，直至道光九年，三十八岁时，他才勉强考了个三甲第十九名进士，离落第差不太远。虽然中了进士，一笔字却写得很难看，所以点不了翰林，做不了大官。自己因楷法不如式屡不及格，“乃退自讼，著书自纠”。好像自我谴责似的，就像当代人常写的“认罪书”或“检讨”一样，读来有如英国狂生斯威夫特的杂文。他在《跋某帖后》说道，“余不好学书，不得志于今之宦海，蹉跎一生。”他的字不中程式，不合馆阁体的规格，因之流传极少，也格外受人爱重。
第5节：衰人第一 龚自珍(4)
因此，龚自珍始终只做了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这样一些闲散的小官职，而且还不断受到主流士绅们的嘲笑、打击。他在当时士大夫中被视为“言多奇僻”的“狂士”，甚至称他为“龚呆子”。他那些猛烈抨击制度弊端的言论，就连他的一些知交都为他担心。如魏源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就说：“吾与足下相爱不啻骨肉，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 ……若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义恐有悖。”他的外祖父段玉裁虽然十分欣赏他的才华，然而也写信给他，希望他“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
但这个天才命中注定做不了力挽狂澜的名儒名臣。虽然他关心国家大事，做好了做名儒名臣的准备。他提倡经世致用，精研西北历史地理。在诗中自道“九边烂熟等雕虫”。九边，原指从辽东到甘肃的九个边防重镇。九边烂熟，就是深谙边情之意。又有诗道：“掌故罗胸是国恩，小胥脱腕万言存。”他和当时一批有志之士如魏源、林则徐过从甚密，林则徐曾对他禁烟和杜绝白银外流的建议做了回复，信中说“责难陈义之高，博识宏远者不能言，非关切深注者不肯言。”他自觉地使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社会联系，使学术研究不流于空谈，而能实际有用，研究的课题也更多更广，所谓“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因而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舶议》，这一建议对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后来的李鸿章对龚自珍也推许说，“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于今日。”
这个天才几乎是徒托空言地自我设计。在防止外国势力侵入方面，龚自珍提出了严禁鸦片、限定通商口岸和商品种类、巩固边防等等主张。而在内政方面，他早年曾提出了“平均”的主张。他认为，要达到社会的“平均”，主要要整顿“人心世俗”，使人人都有“平均”的思想。“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运之本也。”而要使“人心”平，则首先要“王心”平。只要“王心”平，那就会物产丰盛，百僚受福，人民安乐。在《农宗》篇中，他还主张按宗法制度立大宗、小宗、群宗和闲民四类。大宗（有继承权的长子）继承父田一百亩，小宗（次子）和群宗（三子、四子）分田二十五亩，闲民（兄弟中最末者）则为佃户。他想得太细了，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所有这些改革主张都是在所谓“古方”名义下提出来的药方。他有一首诗说：“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其次，对于改革，他也只期望于逐步的改良，说什么“可以虑，可以更，不可以骤。”他知道英国，却不了解当时的天下文明之外的欧洲文明发生过的革命。
第6节：衰人第一 龚自珍(5)
龚自珍只能取用既有的文明思想资源，他运用《春秋》公羊学派的“三世说”，对比统治者即“京师”和“山中之民”势力的消长变化，承认“山中之民”兴起的必然性，肯定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后来在学术思想上他又坚决地抛弃考据之学，进一步接受当代《春秋》公羊学派庄存与、刘逢禄的影响，所谓“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当主流社会一片“天下升平，超唐迈汉”喧闹之时，他已洞察幽微，看到了潜伏中的时代危机，预言衰世将至。在他的诗中，常常以黄昏和秋气来隐喻王朝的悲凉没落：“夕阳忽下中原去”、“忽忽中原暮霭生”、“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迁恋路旁鸦”。岁之将暮，日之将暮，堂内的燕子路边的乌鸦还做着春梦。龚自珍认为，知识分子在腐败的社会中是难以独善其身的，如同他诗中所写的，“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 ……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看花忆黄河，对月思西秦。贵官勿三思，以我为杞人。”
但这个天才怀才不遇，他也特立独行。据说他长相奇特，言行奇特。“有异表，顶棱起，而四分，如有文曰十。额凹下而颏上。目炯炯如岩下电，眇小精悍，作止无常。”跟人谈话时爱说笑话段子，谈诗论文时蓬头垢面，不屑于也没有时间洗漱。有一次他住在别人家，来客人时跟人聊天，聊得兴起，他居然跳到桌子舞蹈之。送客时，他也不知去向。在京师日，他曾拉不相识人同饮（龚诗有“朝从屠沽游，夕拉驺卒饮”句）。在杭州时，常嘱家人备盛馔，却不召一客，至期对空空客座举箸呼名劝酒。于是朋友都称之为“龚呆子”。
但当时的官绅大老阮元，晚年退居乡间，为避免“俗客”，伪称耳聋，对求助者也较冷漠，只有对龚自珍例外，并极为大方。只要龚自珍来拜访他，“则深谈整日夕，并不时周之”。当时人编顺口溜说:“阮公耳聋，逢龚则聪；阮公俭啬，交龚必阔。 ”
这个天才既无能贡献于国是，又无能跟他身处的文明决裂。因此他只能把精力发泄到别处，所有传统文明最好的或最猎奇的心态世态他都经历过了。他同情民众的苦难，“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他是接近现代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他有边塞阳刚诗意：“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勋。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他更有为东土万有生民的祈祷：“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第7节：衰人第一 龚自珍(6)
他“宥情”、“尊情”，因为他尊重个性。他反对对个性的强制束缚，认为这样会压抑人才的成长。为此他写过《病梅馆记》无情地嘲笑士林的乡愿、犬儒和堕落。在庸俗的官僚士绅社会的包围中，他成为众矢之的、“狂不可近”的人物。清醒的、有志气的人被排斥着，被嘲笑着，而天下是死寂的。“秋气不移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天下虽然面临着“秋气”的侵袭，夕阳西下，暮霭沉沉的情景，而主流社会还是醉生梦死，安然自若。他们不知道“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天问有灵难置对，阴符无效勿虚陈”，问天无用，一切筹划都是白费。甚至作诗也是徒然，“姑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他只能抱着深沉的忧郁和孤独以及特有的清醒和自信而无可奈何。
他因此也是个大玩世者，是一个不肯调和的间世者。据说他爱吹牛，爱赌博，是真名士自风流，所有传统文明的风流人生他都经历了。他爱赏花，有“青门何有？几堆竹素，二顷梅花”吟咏。喜交友，豪称“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喜游山，观黄山云海，他发出“千诗难穷，百记徒作”的浩叹。喜收藏，文博藏品之富，其儿媳妇之弟陈元禄称之为“不可胜记”。他得到一方古玉印时，称“入手销魂极”、“引我飘摇思”，又称“自夸奇福至，端不换公卿”。他高看宋拓洛神赋十三行，称之为“最所珍秘”，为其藏帖“二千种之冠”，特邀林则徐、魏源、何绍基等好友同赏。龚自珍赏王时敏《九友图》时，发出“相见便情长”的感叹，声称犹如“身到亭亭九友旁”。其得王应绶所绘精品成扇，常“袖里珍擎怀里握”。研究藏品所作《说宗彝》、《说刻石》、《说碑》、《说印》、《商周彝器文录序》、《秦汉石刻文录序》、《镜录序》、《瓦录序》等专论文章，字里行间，时出新解，被金石学家吴昌绶誉为“精博绝特”。
一个中国一流的男人在衰世里不得用世报国，只能将一生的光阴耗费在这些雕虫小技之中。他只能在诗中表达自己的情怀。那些具有复杂的思想内容的抒情诗，给人一种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在许多抒情诗中，他既歌颂少年朝气，侠客和义士，理想或豪杰人物；同时又羡慕“老辈”、隐士和“读书官”，留恋母爱和童年，企求纯洁的爱情，美貌天真而有才艺的少女，向往湖山胜境，乃至梦境、仙境和佛教的清净世界。“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等等。
第8节：衰人第一 龚自珍(7)
这个亦剑亦箫的狂生因此睥睨万古。“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六艺但许庄骚邻，芳香恻悱怀义仁”。《庄子》、《离骚》对他有很大影响，是他的浪漫主义的主要源头。他的《最录李白集》认为“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李白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他的奇妙的想象，奔放豪迈、冲破约束的精神以及瑰丽的文辞，显然可以看出和庄子、屈原、李白有直接的批判地继承的关系。但他在前贤面前仍然放狂言，如李白诗，他就认为“十之五六伪也”。他评白居易为“真千古恶诗之祖”，理由是《长恨歌》中“回眸一笑百媚生”乃形容勾栏妓女之词，岂贵妃风度耶！
这个不幸的人却是清末有名的“丁香花案”的参与者。晚清名词人顾太清，也风韵超群。这位守寡的王妃跟龚自珍家“两家交好”。大历史学家孟森考证说：“太清与当时朝士眷属，多有往还，与杭州人尤密。尝为许滇生尚书母夫人之义女 ……定公亦杭人，内眷往来，事无足怪。一骑传笺，公然投赠，无可嫌疑”。龚自珍投赠的诗即是：“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但名士才女发生此事，却引起人们无限的想象，小人从中作祟，清宗室家族将其视为奇耻大辱因此不问可知。本来人们对龚就看不顺眼，这下更有理由了，龚自珍被迫离开京师，1839年辞官回乡。而贝勒一死，家人也立即将太清赶出王府府邸。孟先生称之为“家难”，其实与太清、定庵的交际密切不无关涉。
在回乡途中，龚自珍写下了三百一十五首《杂诗》，这就是著名的《己亥杂诗》，这是他回忆和记叙他一生经历、交游的叙事诗，在最后一首诗中，他十分伤感地写道：“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阁（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他苦闷过、彷徨过、伤感过，但他没有陷入病态，没有成为大多数中国男人那样太监般的阴冷、卑琐和扭曲，他依然自信而充实。他骄傲地说：“河汾房杜有人疑，名处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齮?#91;，但开风气不为师。”
他的生存示范因此在当时和后来获得了长久的回应。他的诗名极盛。《己亥杂诗》“赖是摇鞭吟好句，。有句云，流传乡里只诗名”自注云，“到家之日，早有传诵予出都留别诗者。时有诗先人到之谣”。其实，他留给诗坛的影响又何止百年。黄裳先生认为，在严复、梁启超出现以前，龚自珍是独领风骚数十年的人物，他的诗文风靡了一世。只看他的遗集翻刻之多就可知道，虽然都刻得那么草率。黄裳更认为，龚自珍影响了后来的鲁迅和陈寅恪。至于梁启超，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承认：“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受到龚自珍的影响。
第9节：衰人第一 龚自珍(8)
更不幸的是，离京两年之后，龚自珍即卒于丹阳县署，年仅五十。“暴卒捐馆”，死得不明不白。有人说他是被情敌鸩死。此时鸦片战争发生已经一年。龚自珍无愧于自己的一生，尽管他那半伦不伦的儿子在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时，匪夷所思地跟英军同往，取金玉重器归，发了国难财，但衰世文明的耻辱已非一人所能承担。龚自珍感受到的文明耻辱得由文明的全体成员都来承担了。
这种屈辱感今天仍在进行时中。学者傅国涌强调了龚自珍的“衰世”说，举世都是平庸窝囊之辈，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玩乐，不过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表面上看起来典章制度俨然，等级秩序严密，礼仪规范分明，一切都像模像样，十字街头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官方的统计数字处处让人感到繁荣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看上去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被剥夺殆尽，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只剩下按本能行事，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不要说朝廷没有像样的宰相，军队没有像样的将军，学校没有像样的读书人，田野没有像样的种田人，工场没有像样的工匠，街市没有像样的商人，就连像样的小偷、强盗也都没有。不要说找不到真君子，连真小人也变得稀罕。
林贤治更早地注意到这个“山之民”跟大海的无缘命运。“他刚刚出生就被扔进山谷里。整个中国都被扔进山谷里。幽深了两千年的山谷。开始便是结局。他无路可走。少年时击剑吹箫，英迈又温柔，想见石破天惊的刹那，所有峭厉的峰峦都化作浑圆的波涛，舞涌于眼底。然而，大小鬼蜮，早已占据了可供攀越的去处。大海不可即。大海只是一种怆痛无已的情怀。”
更多的中国人同样理解这个转型文明中最纯粹的大诗人。因为毛泽东的宣传，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他的名字，有人回忆自己的青春少年：“少年时便晓得有个诗人叫龚自珍，不是因为渊博，而是在当时人手一册的《毛泽东选集》中读到了他的名字，还有一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首诗打动了不少那时暂居山乡的少年，他们学识浅薄却自命不凡，身处卑贱而心雄万夫。及至年长，有机会细读了定庵的诗文，才发现他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纯粹是个诗人，他有经学的渊博，小学的严谨，杂学的恣肆，释道的瑰丽神奇 …… 他是富于激情的文学家，更是一个勇敢敏锐的思想家，风流儒雅中荡漾着一股勃然不磨的英气。”如果我们借用恩格斯的语言，可以这样说，“龚自珍是传统文明最后的一位诗人，又是近现代文明最初的一位诗人。”
第10节：过人第二徐继畲(1)
过人第二徐继畲
把名字刻在华盛顿纪念碑上 徐继畲（1795~1873）清末山西五台人，字健男，号松龛。道光进士，授编修。历任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1846年迁广西巡抚，次年调福建巡抚，一度兼署闽浙总督。1851年授太仆寺少卿。1863年受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1866年授太仆寺卿、京师同文馆大臣。编著《瀛寰志略》，为中国较早论述世界地理和历史的重要著作。另有《退密斋诗文集》、《松龛先生全集》。
◎一般以为文明间的交往，大致会有几个阶段：最初是无功利性的欣赏阶段，其次是功利性的抵拒阶段，最后是化合为我所用阶段。
◎《瀛寰志略》问世后，虽然在国内被禁，却在日本被一再翻刻，普及至一般读书人之中，于其明治维新，大有助焉。
不同文明之间的最初交往如何发生，如何可能？似乎永远是一个谜。人们的交往沟通如何确立“主体间性”，至今仍是从哲学家到平民大众的难题。一般以为文明间的交往，大致会有几个阶段：最初是无功利性的欣赏阶段，其次是功利性的抵拒阶段，最后是化合为我所用阶段。我国文明跟佛教文明的交往就是如此，先是王朝的上层社会对佛教的欣赏，以为西方圣人释迦牟尼所说，跟我们的圣人孔老所说相似；然后就进入冲突，“沙门不拜王者”，朝廷和儒生先后灭佛辟佛；最后到宋朝，宋人援佛入儒，创理学，为我所用。我国文明跟基督教文明的碰撞，似乎也有这样的阶段，不过，由于基督教文明进入我国方式的特别及其至今的强势，使得我们对基督教文明的态度，欣赏和敌拒混杂在一起，已经一百多年，仍未能进入融合的阶段。而最初抱着欣赏态度的国人，其人生命运之复杂也就不言而喻了。
一百多年前，徐继畲因为做福建巡抚而有了了解西方的机会。他的欣赏了解西方是办洋务，跟洋人打交道时，不耻下问问出来的。他著书《瀛寰志略》。后人称说，清朝以后国人的思想，较之明朝徐光启、李之藻的世界眼光后退多多，又退回到了《中国论》和《华夷图》时代，从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到魏源的《海国图志》，都没有走出天下观和《华夷图》的视野，只是到了徐继畬，才开始走向世界，从天下观走到了地缘政治，从朝贡国家体系走进了民族国家体系。
徐继畲的书比较系统、详细地介绍了世界近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变迁和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等，特别是对于中国人很少了解的南美洲、大洋洲及非洲都有所记叙，而对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介绍尤为详细，每个欧洲国家的面积、人口、财政收入和陆、海军规模都有具体数字介绍。徐称赞欧洲诸国“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火器创自中国，彼土仿而为之，益加精妙。铸造之工，施政之敏，殆所独擅。造舟尤极奥妙。蓬索器具，无一不精。测量海道，处处志其浅深，不失尺寸。越七万里而至于中土，非偶然也。”在书中，徐继畲还介绍了英、美、法、俄、瑞士等国的选举制、议会制和立宪制，对于议会的组成、职权范围等，都作了较详细的叙述。他指出，实行议会制是欧洲各国的共同体制，“不独英吉利也”。徐对欧洲国家的先进文明多有赞扬，如称赞瑞士“国无苛政，风俗简朴淳良，数百年不见兵革”，是“西土之桃花源”。
第11节：过人第二徐继畲(2)
尽管徐为了“中国国情”，在书中做了不少妥协，包括在引言中写道：“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但徐书在当时人眼里，仍不被理解。这书一问世，就招来了一片非议，他的好朋友也批评他失了“夷夏之大防”，混淆了内外有别的“春秋大义”。他的政敌，包括林则徐一派，则断章取义，以他书中论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之语，而欲将其置于死地。就连曾国藩，也说他的书“颇张大英夷”，而不以为然。徐“遂而负谤至今”。他的命运可想而知，“称颂夷人，献媚夷酋”，丢官不说，书也被毁，不让出版。
《瀛寰志略》问世后，虽然在国内被禁，却在日本被一再翻刻，普及至一般读书人之中，于其明治维新，大有助焉。二十年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瀛寰志略》在国内的地位开始提升，总理衙门重印《瀛寰志略》，“中外（指京师与地方）奉为指南”。他的老朋友郭嵩焘，初读《瀛寰志略》，也觉得徐继畬赞美西方言过其实，刻意夸大其词，后来他出使欧洲，方知其言非虚，遂叹曰：“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乎？”康有为、梁启超、丁日昌、薛福成等主要维新人物，都从《瀛寰志略》中接受了新的世界观。可以说，十九世纪我国后半世纪的思想家们都从中受益。作为变革维新的微妙宣言，它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奠定了根本的思想基础。
徐继畲对西方文明的欣赏是显而易见的，如前所说，他的欣赏仍得以我们文明中的理想状态相参照。在书中，徐继畲告诉国人，地球的另一边，有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以赞美的笔触写道：“乾隆四十七年，华盛顿立国，谢兵柄，欲归田，众不肯舍，坚推立国主；但华盛顿却认为‘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当择有德者为之。 ’”“其总统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耳”，徐告诉国人，只需有“德”，美国的任何一位平民皆可能被推选为“国主”。而中国世代“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徐继畲认为，美国国家政治的民主共和制虽属原创，却与中国“三代”政治中的“禅让”“天、下为公”等古道不谋而合，西方民主制度之内涵“符合孔子遗意”。徐还预言说，美国所实行之“世法”，“必传于世无疑”，因其所代表的是世界发展的必然大趋势。曾国藩后来深受徐继畬的影响，他在南京专门修建了三间大房子，摆设地球的巨大模型，他通过《瀛寰志略》了解美国。据说，徐继畬对美国的评价感动了他，将美国理想与三代之治联系起来，曾国藩认为这样的评价很真诚。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政府决定建造华盛顿纪念碑，并向全世界广征纪念物。当美国政府向中国征集相关的纪念物时，由于我国的封闭和国中人士视野之狭窄，竟无相关可用之物，美国政府颇为失望。当是时，丁韪良在与徐继畲的朋友张斯桂交往中，得知徐对华盛顿不仅非常了解，且发表过相关评论。于是，他购得上等石料制碑，并通过张斯桂得到原文，汉字碑乃成。1853年，此碑漂洋过海到达美国，赠予美国华盛顿纪念馆。碑文文字：“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駸駸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第12节：过人第二徐继畲(3)
1862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将碑文译成英文后发表，使徐继畲的言论事迹在美国传开。1867年 10月 21日，美国第十七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和国务卿西沃德，特请著名画家普拉特摹制斯图尔特所画华盛顿肖像一幅，由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美国政府赠送徐继畬，并举行了隆重的赠予仪式。蒲安臣公使致辞说：“华盛顿与中国人民一样，坚信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呼吸自由的空气；与中国人民一样，坚持孔子在二千三百年前就提出的一个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二十年前，你出版了一部关于各国历史地理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倾注了你大量的劳动，正确的判断，以及你们国家的了不起的学问。你考察了各个国家的伟大人物，却把华盛顿置于一切伟人之首。你对华盛顿的评价，已经被充满感激之情的美国人民们所翻译和引用。为了表达谢忱，总统特地让国务卿请一位卓越的艺术家，制作了这幅画像。今天，我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带着一切美好的祝愿，赠送这幅画像。”蒲安臣还说道：“盖为我国之民所敬仰而深慕者，独有兄台一人而已！”
徐继畲的答辞是，“覆迳启者：昨读琅函，猥承奖誉，并以贵国开国之华盛顿绘像见赠，展观具见雅仪，欣羡之余，弥殷钦佩。因思贵国中华盛顿首建奇勋，创为世法，以成继往开来之功，其必传于世无疑也。专覆并谢，即颂吉祉。”从英文回译的大意是：“您对我的高度赞扬，使我深深感到自己其实难副。当我一遍又一遍地端详着这件精美的赠品的时候，华盛顿，仿佛就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的喜悦和感激之情，竟一时难以言表。在奠定贵国的基础方面，华盛顿显示出惊人的能力。 他已成为全人类的典范和导师。他的贤德，已经成为连接古代圣贤和他以后各代伟人的一条纽带，因此，他必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1868年 3月 29日，《纽约时报》刊登重要评论，论述徐继畲因研究科学被撤职，并遭到皇帝放逐，长达十八年。其科研成果是一部世界地志专著，名《瀛寰志略》，从此“中国历史悠久的地志体系，被这位东方伽利略改革了 ……对中国人来说，研究夷人历史，肯定险象环生，而这位地理学家，正直勇敢，不怕重蹈伽利略的覆辙”。
1998年 6月 25日至 7月 3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问我国。6月 29日，他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在谈到中美关系时，克林顿提到了一个插曲。他说：“从我在华盛顿特区住所的白宫往窗外眺望，我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高耸入云，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这个大碑上有一个小石碑，上面刻着赞颂美利坚的话语：美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话并非出自美国人之口，而是由中国福建巡抚徐继畲所写。1853年中国政府将它作为礼物赠送给我国，我十分感谢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克林顿还表示，这块汉字碑是“一百五十年前美中两国关系沟通交往的见证”。
第13节：士人第三曾国藩(1)
士人第三曾国藩
圣王们的游戏 曾国藩（1811~1872）清末洋务派和湘军首领。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人。道光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1853年为对抗太平天国，以在籍侍郎身份在湖南操办团练，旋扩编为湘军。次年发布《讨粤匪檄》，攻击太平天国。1860年升两江总督，授钦差大臣。与李鸿章创办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等近代军事工业，奏请派遣幼童留学美国。1870年查办天津教案，惩办民众，对外妥协，受到舆论谴责，回任两江总督。有《曾文正公全集》，今辑有《曾国藩全集》。
◎中国自古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说，有内圣外王的儒家标杆，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晨星，曾国藩算是其中之一。
◎他是一种文化的综合，是超凡入圣、太上忘情的产物。
◎曾的面孔永远是模糊的，连他的朋友、亲人都难以猜透。这正是儒家文化到了极致处的表现，所谓高深莫测谓之神圣，他们永远不以最真实最本来的一面示人，永远需要人来猜测他们的情感、意志和认知。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一个过渡转型的时代是幸运的。尽管集体的心态表示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但确实，在混乱的自由中，人性的诸多可能性得以实现。平时卑微、平庸、犬马一样的生活在此自由和风险中，激发出人性的光芒，命运也回报人生壮丽优美的风景。一句话，平时不起眼的奴隶奴才一旦有了施展的平台，都表现出了不起的才能和德性。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回避乱世，而是个人尤其乌合之众的集体都应该学会如何适应乱世。现代社会被称为选举社会，选举其实是乱世的一种方式，资源的打乱重组、制度的保证和检验，风俗的转移，人的充分社会化，都在乱世里得以完成，并进入下一个其实也是短暂的选举前的平静期。这种良性循环的乱世乱局，西人将其定义为创造性断裂或持续不断地跃迁。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中国迄今为止的乱世几乎都可说是恶性循环。在那些乱世中，唯一可以称道的是出了一些历史人物，他们的作用无非是补天、糊弄（李鸿章语）、维持、拷贝，很少进行制度创新、提供思想资源，很少开拓出另一种天地。在这些乱世中，最可惜或最可笑的就是曾国藩们的成就了。
曾国藩是我们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头上的光环无数。他是我国近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了我国第一艘轮船、第一所兵工学堂，他还组织人翻译印刷西方书籍，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曾国藩也是思想政治工作或意识形态灌输的先行者，他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蒋介石也曾将他的《爱民歌》印发黄埔学生。曾国藩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他在“讨贼檄文”中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句话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这在当时赢得了士绅阶层的支持，使得跟太平军的无义之战多少有了合法外衣，也因此注定了太平天国的失败结局。
第14节：士人第三曾国藩(2)
我们中国自古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说，有内圣外王的儒家标杆，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晨星，曾国藩算是其中之一。“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即官至二品；做官有道，政声卓著，治民有言；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以汉人身份平定太平天国，“打下金陵者可封郡王”，虽然清朝廷失言，但他的事功当时已经王霸天下，动静间可以兴邦丧邦。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人才库，几乎聚集了当时社会的人才精华。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四十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政要高官，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曾国藩克己唯严，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了人们的拥戴；不仅如此，还是齐家的成功典范，他的孝悌有目共睹，他的《家书》是传统家教的样板。官宦之家，大多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延绵至今的社会精英。
曾国藩在时人当中资质并不高，“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正所谓勤能补拙。从少年时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几乎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甚至受到对手们的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厉，所谓屡败屡战。曾国藩的学问文章以经世致用为主，故“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语），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语）。《清史稿 ——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 ”有人说他是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了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因此，可以说，曾国藩实现了儒生们梦想不得的大业，被人称为“完人”，算是我国儒家文化最后结出的一枚硕果，也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赞誉，以及一切亲近传统的文士们的注目。儒家文化的用世之心历经千年，快到终结时，有了曾国藩这样一个完美的榜样。
也因此，无论我们后来的内圣、现代儒者或新型知识分子，如章太炎、鲁迅、胡适、熊十力、梁漱溟，以及当代的儒者茅于轼、当代的知识分子李慎之、当代的儒家信徒蒋庆，他们都很少关注曾国藩。曾就像是在我国历史上划上了休止符，或如人言，是“儒脉斜阳”。自他消逝于历史的天空后，人们承接的就是现代的光芒。
第15节：士人第三曾国藩(3)
这也正是曾国藩作圣作王跟现代扞格之处。从现代角度看，曾的圣王威仪无论如何巍巍，他的面孔是太模糊了。人们可以欣赏左宗棠的张狂，可以感慨李鸿章的商痞，可以厌恶曾国荃的杀伐残暴，但曾国藩的完美太遥远了。哪怕素描曾国藩的人生行状，人们仍不理解他的内心，他是一种文化的综合，是超凡入圣、太上忘情的产物。
不能说他没有情感，只是他的情感深藏不露。他一旦学了理学家或道学家记日记，那么他所做的就是掩饰个性、灭掉人欲，成为“无我”。他在弱冠之年，给自己改号“涤生”，以求改过自新。十年后，他反躬自省，以为过失涤除未尽，且越来越多，是故举意勇猛改过。贪睡恋床，不能黎明即起，他骂自己“一无所为，可耻”；喜吟诗作赋，寻章摘句，未将精力用于经史等有用之学，他以为病症在好名，“可耻”；给地方官吏写信，亲切一些，则是“意欲饵他馈问”，“鄙极丑极”，应重写一函，“作疏阔语”；喜清谈，争口头便宜，那是妄语，若再犯，“明神殛之”；跟人说性事，“闻色而心艳羡”，是“真禽兽”。到朋友家看到有女子在座，不免激动，说了几句笑话，回家自责：“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陪着夫人在家闷了，也立马警觉：“余今闷损至此，盖周身皆私意私欲缠扰矣，尚何以自拔哉！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炉也，痛与血战一番。而半月以来，暴弃一至此，何以为人！”于此“日三省吾身”，十年终于有成，据说他在四十岁前后灭掉了人欲。但关于他的人生之谜中有一则是，在他五十一岁，咸丰帝大丧期间，秘娶小妾，“违制失德”，故有人斥其为“伪君子”。至于他仍改不了讲笑话（今天叫讲段子）、爱论人是非的毛病，大概是灭人欲后的圣人仍需要转移升华的缘故。这样的圣人只能以变态来解释了。
但这个资质中等的人用传统中修身齐家的办法获得了治国平天下的平台，在这平台上他也确实获得了圣王的眼光，非凡的战略感、大局观和见识，正是这种眼光使他平定了太平天国，为清朝补天成功。这种眼光还使他看到了社会上层的真相，他更知道上层能生人死人的权贵们有什么样的德性和才能。他从理学起步，但他却知道理学家们不成器，“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 (仁)，然才薄识短。”他也知道传统是不行了：随着时代的变化，“艮相 (即倭仁 )老成宿望，近年势颇孤立。”他跟两宫太后有几次谈话，印象中非常一般，认为慈安和慈禧的才地都很平常，跟他这样的国之栋梁难得见一面，却无话可说，只是应酬。掌握时局的军机大臣有亲王奕?、文祥、宝均，但奕太聪明，想法多变，是小聪明，文为人正派，却气量狭隘，不会用人，宝更提不起来。因此，可以说，当时国中，曾一人而已。“朝廷乏人，如李鸿章评价的：取之公旁……知人之鉴，并世无伦。”
第16节：士人第三曾国藩(4)
也因此，当时人都看出了他问鼎的能力，汉族士绅们尤其寄予了某些猜想，帝王学的大家王闿运甚至奔走其间。据说，左宗棠曾题神鼎山一联：“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左将此联派专人送胡林翼转曾氏，请共同删改，试探胡曾二人意向。胡拆看后，一字不动，加封转曾，曾将“似”改为“未”，原封退胡，胡拆阅，在笺尾加了两句：“一似一未，我何词费。”曾以一字之改表明未有问鼎之意，这个儒生不愿捅破天空，一味自保。
有论者说，曾在打败洪秀全后如一鼓作气再夺天下，其一生恐怕也将困于战事不可能再于洋务上有所成就；但是，曾的事功，包括推介西学洋务的成就主要集中在战时，战后他反而处处受制，什么事也没有干成。而当时最了解西方的悲剧人物容闳曾在回忆录里对他寄予了大希望：“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因此，我们大概可以说，谋中国进化，对曾来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他谦抑太过，过犹不及，他成全的只是他自己。
政治方面的作为已经不可假设。更重要的是，他这种谦退自律，使得他只是做了儒家的好学生，而没能突破传统文化的藩篱。也许是他的知识太旧了，即使他看了徐继畲、林则徐们拿来主义的工作，但他依然不愿思考一个中国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和作为。他不是一个有思辨能力和原创能力的人，他的思考停止在跟列强平等交往以及以诚待人的基点上，再也没有前进半步。他的起点和终点都在于是否“弘道”，或“遵礼”。章太炎谓曾国藩之起兵“平洪杨”并非“赞清”，而是为了扶持“名教”。在曾国藩看来，一切治国活动，上至天文、地理、军政、官制，下至河工、盐漕、赋税、国用以及“平洪杨”这类军事活动和“曲全邻好”的华洋交涉活动，均属“礼”，即道德实践活动的范围。
比较日本同时代的社会精英，如福泽谕吉们，致力于掉转船头，启蒙同胞，“脱亚入欧”，曾国藩们本是我国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中做启蒙的最佳人选。但曾却宁愿沉默以保守某种清白，在铁屋里享用圣王之威福，也不愿告诉国人真相，甚至不曾如老、孔、庄、韩那样思救周文之弊。而这种启蒙工作最终要人来做，曾不做，他的幕僚和朋友如郭嵩焘、冯桂芬、容闳们做得不如意，直到又一个世纪开始，到孙中山政治革命之后，陈独秀、胡适、鲁迅们才差强人意地从文化启蒙的角度完成了对现代转型的某种注解。这是历史的悲剧，当然也是一种衰败文化的宿命。
曾的面孔永远是模糊的，连他的朋友、亲人都难以猜透。这正是儒家文化到了极致处的表现，所谓高深莫测谓之神圣，他们永远不以最真实最本来的一面示人，永远需要人来猜测他们的情感、意志和认知。据说曾的子弟兵们有拥戴之意，他却写下一句“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来回应大家。
第17节：士人第三曾国藩(5)
这个圣王因此缺乏近代以来中国人最可宝贵的个体人格，缺乏“平易的物理和健康的人情”。他对平民大众的心思欲望视而不见，也缺乏同情之理解。他的残忍在中国的儒生中也是空前的。好些跟太平天国敌对的士绅也对曾国藩训练的军队之残暴留下了印象，如李圭说：“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掳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属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宁波被占领后，外国人感叹：“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除了许多河道里充斥尸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曾拥有五十万居民。”李鸿章等人攻占苏州，采用了骗降后杀降的手段，其欺瞒和屠杀之举，使英国人戈登“深感耻辱和极度伤心”，发誓要消灭李。后来李鸿章对他进行安抚，他仍然持保留意见，拒绝接收朝廷赏给他的一万两银子，他在朝廷的褒奖令背面写了一段话：“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天京沦陷时，城里的太平军只有一万多人，其中还有幼天王等一部分人突围出城。“两广老贼，纷纷搥城而出。”但是曾国藩上报说：曾国荃率所部在南京城内，“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就是说，三天屠杀了十余万南京居民。清人记载：“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所谓伏尸百万，除了战死者，就是曾国藩在城内外屠杀的平民。“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中记载破城后七天时他所目睹的情形：“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天京城攻陷后，城内大火燃烧一周左右，大部分民房被毁。如此惨状，以至于清朝廷认真讨论，是否要把两江总督、江苏布政司的驻地移到扬州。曾的幕僚还说：“自湘军平贼以来，南民如水日深，如火益热。”直到湘军攻破南京三十年后，城内仍然萧条，如谭嗣同所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
这就是曾国藩不得不为的霹雳手段，他扬言“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就是说，既然普天之下莫非暴民，那么他施于其上也就是率土之滨莫非暴行。他也因此得到了“曾剃头”的称号，一个圣人完人得到民间如此“赐福”，不知道他的圣德如何附丽，大概只及于以他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的小圈子内。这也是声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不肖儒生们的真实面目，他们安身立命完全跟民众无关，跟个体无关；即使有关，也只是吸民脂民膏以成全自家的神圣，故此我们的社会高深莫测谓之神圣，神圣也是以民众血肉筑养而成的。他的弟子兼接班人李鸿章后来访德，与俾斯麦闲谈时，曾夸讲自己打太平军的“功劳”。俾斯麦说：“欧洲人以杀异种为荣，若专杀同种，反属可耻。”
曾的成就确实大哉伟哉，可也确实跟他的个人情感爱憎无关。他跟清廷打哑谜也好，捉迷藏也好，跟左宗棠、李鸿章跳杂耍也好，都已经跟原儒情怀大相径庭了。曾国藩的儒家真诚有了一个游字作底色，游儒的真诚跟世道人心无关，只是跟他想象的世道人心有关。他是认真的，又是虚无的；他是严格的，又是赏玩的。这真是落日满山，是温情，更是阴冷；是圣之老者，是素王，更是雷霆雨露的翻覆游戏。
流沙河说过曾国藩“可怕”，的确，在曾的圣人温情后面，是刀锋的惨刻严苛。流沙河曾感慨：“这家伙，体孔孟思想，用禹墨精神，操儒学办实事，玩《庄子》以寄闲情，由封建文化培养见识，从传统道德汲取力量，也许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吧？”
这大概也是一个现代国民的感慨。
第18节：圣人第四武训(1)
圣人第四武训 我们特立独行的乞丐 武训（1838~2896）清末山东堂邑（今聊城西北）柳林镇武家庄人。原名武七，少孤贫。自恨不识字，提出“修个义学为贫寒”。以乞讨、放债等方式，买地设私塾。得到清政府嘉奖，被封为“义学正”，赏穿黄马褂，未接受。
◎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厉行的人格力量迟早要进入社会的核心层面。
◎在未来的时代，极少有人相信，这样一个血肉之躯曾在地球上匆匆走过。
一个山东堂邑县穷苦人家的孩子，姓武，无名，因排行而被人称为武七。武七羡慕富人家的孩子可以读书，去私塾偷听读书声时遭到塾师的呵斥。八岁时，父亲病死，姐姐给人家做了童养媳。九岁时，武七跟着母亲到处要饭。按梁启超先生的传记说法，“家贫，行乞度日，饮食必先奉母，人称孝乞 ……昼行乞，夜绩麻，得一钱，即储之，日惟以两钱市粗馒自养。”
武七十五岁时在姨夫家做童工，十七岁时给地主李廪生打长工，饱受人间白眼。他身材肥短，一说话嘴角即现白沫，大家给他取了个诨号“武豆沫”。尤其是因为不识字而多次被人毒打，被骗财，被讹掉工钱。他给李廪生做工三年，分文不得，反而被打得头破血流，赶出家门。无望之际，他在一破庙里昏睡三天。
三天之后，他起来了。他没有忧愤而死，而是如痴如癫，半呆半傻，既不回家，也不再给人家做长工，而是手舞足蹈地到处要饭，做零工。这个大字不识的文盲，经过三天的昏睡，一下子明心见性、才华横溢，而跟阿 Q 兄弟判然有别。武七在很多地方像阿Q，但阿 Q在庙里梦见的是人生享受，武七在庙里的三天却改变了一生。那一年，武七二十一岁。他依然穷苦，一顿饭吃好就得寻找下一顿，但却从此出口成章，念念有词，随时可以应对人们的询问、嘲弄、拳打脚踢。他立下的志愿乃是兴办义学：“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第19节：圣人第四武训(2)
武七到处吆喝着出卖苦力：“出粪，锄草，拉砘子来找，管黑不管了，不论钱多少。”为了多挣钱，他把自己的长辫子剃掉，净得京钱一吊，作为他兴办义学的基金。他没有工做的时候，就到各地去要饭。因为他总是唠唠叨叨的“义学长，义学短”，乡邻以为他害了什么“义学症”，就又把“义学症”作为他的第二个诨号，他无动于衷：“义学症，没火性，见了人，把礼敬，赏了钱，活了命，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他行乞时，把要来的钱都积存起来，要来的干粮，自己只吃碎烂的，好的完整的拿去卖了，变成现钱积存下来，作为义学的基金；甚至捡菜根、芋尾来吃，以节省他要来的菜和饭。他说：“吃得好，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食菜根，食菜根，我吃饱，不求人，省下饭，修个义学院。”“吃芋尾，吃芋尾，不用火，不用水，省下钱，修个义学不费难。”
为了积攒钱，武七在山东、江苏、河北、河南一带行乞，并做过各种各样的农活、杂耍、手艺：推磨、推碾、割麦、浇园、挑担、拉车、纺线、竖鼎、做马骑、吃蛇蝎、捻线头、轧棉花、做媒红、给农民小额贷款买地买牛 ……武七积来的钱又被姐夫骗去后，他就打听当地可以信任的士绅，跪求那些住在深宅大院里的举人、进士，求他们帮自己存款。他可以不顾家人亲友，但若乡亲真有困难，如三十八岁那年，鲁西北大旱，赤地千里，到处有人饿死，武七就买了四十担红高粱，托绅士替他办理赈济灾民的工作。又如农民张春和外出十年没有音讯，生死下落不明，家里婆媳二人的生活全靠媳妇张陈氏做针线活或要饭来维持，武七听说后，就送给她们十亩地。
就这样，经过了三十年的努力，在他五十岁的时候，武七觉得有力量办学的时候，他跪请进士杨树芳先生，一位急公好义的绅士来替他筹划兴办义学的事。杨非常惊喜同情，但以不孝有三来劝武七成家，武七说：“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 ”杨表示愿意出面帮忙，并向当地的绅耆募集不足资金。武七搬砖、买木料、亲自做工，在杨树芳等人的主持下，不到一年时间，崇贤义塾于 1888年春天开学。从二十一岁立志，到武七五十七岁时亲眼看见义学开学，过去了整整三十年。武七亲自劝说穷苦人家的孩子上学，七十几个学生分经学、蒙学两班。武七跪请杨树芳为学董，主持义塾一切。但他并不放松，跪请睡懒觉的教师，跪求学生不要调皮旷课。
最重要的是，武七仍自律苦行。义塾创办之初，他准备丰盛的筵席招待教师，请学董和热心赞助的绅士们作陪，他自己并不入席，而是站在客厅外面，向来客磕头致谢。他说：“我不敢同老师和诸位先生们坐在一起，我站在门外，觉得心安，觉得快乐。 ”他跟学生们一样分得一斤馍馍，一碗大锅菜，仍舍不得吃，跑到庄外的砖窑上换了几块新砖回来，自己仍吃些残菜剩饭。义塾成立后，虽然已经实现了他的心愿，但他依旧过着漂泊无定的流浪生活，到处去要饭，仍旧住破庙。学生们劝他别再要饭了。他说：“我办义学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生活享受，完全为了使我们这群穷孩子们有机会念书！我过的生活自己并不觉苦，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我比什么都快乐。”
第20节：圣人第四武训(3)
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厉行的人格力量迟早要进入社会的核心层面。后来的张学良说他“行兼孔墨”，这样一个最底层的中国人三十年来做着孔子、墨子的事业，那种力行示范不仅得到了乡邻们的承认，也最终获得了社会上层人士的尊重同情。在这样的人物事迹面前，任何有心人都是富有成效的传媒，迅速地让他进入全社会的视野中去。杨树芳等人把他的事迹呈报给知县郭春煦，郭大为惊奇，到义学视察，对武七崇仰不已，不仅赠银十两，而且把他的事迹转陈山东省巡抚请予嘉奖。
山东省巡抚张曜知道后，邀见武七，见他疯疯癫癫的样子，以为他害过什么重病，他说：”
“我不疯，我不病，一心只害义学症。 一面跟巡抚谈话，一面还不断地捻着线头。张巡抚大为感动，助他二百两银子作为义学的基金，另外给他方便劝募的缘簿，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并给这个无名的同胞赐名训，从此，这个名叫武训的穷苦人教化、训导了几代中国人。
张曜奏请光绪皇帝颁以“乐善好施”的匾额。武训的绝世奇行轰动朝野。当时的清政府已是大厦将倾、摇摇欲坠，仍令国史馆为武训的事迹立传。《清史稿》宣统本纪记载：“己未，予积赀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事实宣付史馆。”朝廷还授以武训“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
武训甚至感动了佛门中人。在他五十三岁那年，馆陶县杨二庄的了证和尚，因为景慕武训的精神，而把自己的香火钱和部分庙产捐出来，想为穷孩子们办第二所义塾，武训听说后，主动找到了证，把自己的义学基金奉献出来，一起创办了馆陶杨二庄义塾。武训还感动了当时的教育部长。在他五十六岁那年，学部侍郎裕德到山东视察学务，武训拦轿向他募捐，裕德捐给他二百两银子。加上自己的旧存，武训在临清创办了第三所义学：临清御史巷义塾。
在第三所义学创立的那年，武训已经五十八岁了。他长年苦行，至此耗干了精神，当年五月，武训得了重病。他住在义塾里休养，躺在屋檐下边，不肯占用一间房子。最初几天他不吃饭也不吃药，每天只喝几口开水。据说，只要听见学生们琅琅的读书声，他那病弱的脸上就有着无限愉快的神情。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二十三日，武训病逝于御史巷义塾。根据《清史稿》的记载： “（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武训含笑离开了世界，享年五十九岁。出殡之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遵照武训遗嘱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一时师生哭声震天，乡民纷纷落泪。据说当时即有人相互低声议论：“谁说武训没有儿子？”
第21节：圣人第四武训(4)
在武训辞世的五十多年间，他的事迹感动了世界，首先感动了他的同胞们。
1903年山东巡抚衙门为武训修葺了陵墓、建造了武训祠，并立碑为纪。1921年，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赠给武训“热心公益”的匾额。曾任山东教育厅长的何思源拨款重建了武训祠，并在武训祠堂立了尊武训汉白玉雕像。1932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建造了“武公纪念堂”，并在纪念堂两侧建造了两个“武公纪念厅”。1934年，临清县武训小学发起了武训九十七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全国军政要员和文教界知名人士。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于右任、郁达夫、陈衡哲、何思源等人都对武训的办学精神给予了颂扬。1945年 12月，陶行知等人又在重庆兴起了纪念武训诞辰一百零七周年活动。郭沫若、邓初民、柳亚子等人参加了纪念会。陶行知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物价飞涨、教育经费紧张的时期，曾在全国提出“跟武训学”的口号，要求大家做“集体的武训”，艰苦办学。
武训感化了无数的中国人。段承泽本来是一个军人，曾在孙传芳手下当过师长、副军长等职。1927年，当他驻军泰安的时候，听到朋友们谈起武训的故事，深受震动，当时立定了“退赃赎罪”的志愿，决心将自己的财产捐献出来。1930年，河北、河南闹水灾，段将军把灾民迁移到包头，依照“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实行集体生活和集体生产，以期造成共同劳动平等享受的新社会。1933年，段将军又开办了武训小学，实施生活教育，以期创造新农村，建立新文化。段承泽去世后被人称为“荣军之父”。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武训的兴学事迹还被列入学校教科书中。全国共有七省三十多处学校以武训名字命名。特别是“大量办义学，急务此为最”的冯玉祥，在 1932年至 1935年间，在山东创办了十五所武训小学。全国甚至出现了武训出版社、武训街这样的名称。江苏南通的一所师范学校还将武训像与孔子像并列。山东民众甚至直呼武训为“武圣人”。在国外，武训被称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武训被埋进了历史。新天新地的国家不需要他，新天新地的人民也被迫把他遗忘。这个坚定地活在自己个体本位上的穷苦人，被丑化成一种乡愿阶层的可笑代表而被新社会抛弃。直到又一个三十年后，他才被人们小心翼翼地想起。胡乔木在 1985年如此说过：“解放初期，也就是 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 ……我可以负责地说，当时的这种批判是非常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认为基本正确。”
第22节：圣人第四武训(5)
但是，当今天的人们发现了武训时，也同时发现谈论武训的全部困难。我们当代的历史转型已经失去了武训所归属的传统中国厚重的文化土壤，武训的人生超出了我们今人贫乏可怜的想象。当今天的人们多在抱怨自己一年不吃不喝难以买到一平方米的房子时，武训却以三十年的努力创办了三所义学。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乞丐决非一个吃了上顿愁下顿、心为物役的小民，而是发下金刚心有着非凡智慧的行者、圣者、明哲。据说，他省吃俭用，三十多年间乞讨所得，经营所得，贡献给义学的，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八千分之一，相当于当今的八百万至一千万元。
在武训的人格力量面前，任何人都没有力量来为他加冕，任何机构都不配来给他盖棺定论。朝代不会比他更长久，因为只要中国人生活在这世界上，武训就活在这世界上。因为这样一个人在传统中国崩盘前夕活过了，他的全部努力在于救人救世，首先他救度了自己。他的努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于一个总以文明悠久灿烂自居的民族的绝大讽刺；这个民族上层成员的全部自得，在无数无明无知的同胞，首先是在无数文盲的同胞面前都得大打折扣，在武训和武训们的努力面前都黯然失色。他的努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在生活的诸种可能里，重建了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和意义，即使在高物质化的幸福指数面前，也坚不可摧。
谈论武训，最令人难解的是他那三天的昏睡，我们，甚至他自己也难以说清楚那昏睡的意义。也许那是天启，那是中外历史上无数圣哲、使徒们觉悟前的“高峰体验”。他像阿 Q兄弟一样在破庙里睡着了，但阿 Q梦见的是“同去同去”，武训找到的却是个人的人生道路。虽然人们多以为他是农民阶级的代表，他多次说过为穷苦孩子办学的话，他也说过不要忘记穷人的话，但是，在他的三十年行乞生涯中，最重要的不是血缘、阶层、阶级的意识，而是他要做事的意识。换句话说，他是立足于个人本位而非阶层本位做事。这种立足于个人本位就是一种可示范的镜子，照见自我的独立不依。“何期自性，本来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性。 ”因此，他的形象、生存状态所归属的底层并不真的懂得他，那个阶层的人们至多把他理解成好人、善人，反而上层士绅多从他那面镜子中读懂了人生的可能意义。蒋介石说他“独行空前”，汪精卫说他“廉顽立懦”，于右任说他“匹夫而为百世师”，蔡元培说“武训先生提醒我们我国有普及教育的必要”，段祺瑞说“丐金以兴学难于舍身以卫国是游侠传之，雄而非卑田院之客亿万斯年式以民德”，冯玉祥说“特立独行百世流芳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杨虎城说“风兴百代”。
这个文盲像历史上大字不识的六祖慧能一样，顿悟成佛，那一道强光如醍醐灌顶，更新成就了肉身，肩负起人间大道。慧能是要开宗立派，为无数同胞寻找救济解脱之道。武训却仍旧以身见证，他像大阿罗汉、使徒、圣愚、义人、侠客，自身清明，却回向尘世，为我们示范了一种可能的人生。他强大的精神力量重构了苦行的意义，苦行在他那里不再是悲惨生活的象征，而是一种心灵、人格和精神趋于完善的途径。
这个在人性上有着革命觉悟的圣者，拒绝了尘世和未来的一切物欲享受：“有你们人世的筳宴口腹之欲我不愿意去，有你们所谓的天堂我不愿意去，有你们所谓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这个圣徒的精神有如另外一个圣雄，将会让后人长久地惊奇，如爱因斯坦说：“在未来的时代，极少有人相信，这样一个血肉之躯曾在地球上匆匆走过。”
第23节：强人第五张謇(1)
强人第五张謇 跟实力站在一起的书生 张謇（1853~1926）中国实业家、教育家。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清光绪状元。早年入淮军将领吴长庆幕。1895年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后又举办通海垦牧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复新面粉公司、资生铁冶公司、淮海实业银行；投资苏省铁路公司、大生轮船公司等。又创办通州师范学校、南通博物苑、女红传习所等。参与发起立宪运动，1906年成立预备立宪公会。1913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1925年大生纱厂因亏损严重被接管。有《张季子九录》《啬翁自订年谱》、等。今有《张謇全集》。
◎实力在他那里多指一国的资源、教育、实业等等，他没有像康有为、孙中山那样的革命家去思索实力的精神、制度、体制含义。没有精神奠基的教育流于奴性的应试教育，没有制度保障的资源是无效和受尽污染的资源，没有政体支持的实业是沙滩聚塔。
◎幸运的是，张謇的事业在当时感动了国人，世所公认，他是中国近代实业史上的第一人。
我们中国的历史，在现代转型完成之前，多半属于帝王将相、圣贤才子、英雄豪杰的历史，这种历史使得名人可扬乡土，正所谓地以人传。它反证芸芸众生的卑微和地方生态的荒凉，必得一二人物出现后才能进入国家社会的“公共空间”。近代中国在现代转型之中，仍受制于这种史观或史实，而湖湘、江浙、广东等地人才辈出，几乎扮演了中国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但这些名人虽然使得家乡广为人知，其人生舞台多半跟家乡没有关系。翁同龢、李合肥、袁项城、康南海、梁新会，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成功名后并没有多少“回向”故乡的努力。但也有例外，大清的状元张謇不仅跟故乡南通的关系密切，而且在故乡成就了他一生的事业。
第24节：强人第五张謇(2)
说起张謇的科第之路，倒是坎坷可书。科举之途，从秀才、举人到进士，跟当代的高考有同有异。高考是国民学校教育的重要关口，科举则是子民学优而仕的敲门砖。因此，方法、手段相同，目标、路线不同。高考针对青少年，科举则不分童稚少年和苍髯白头。张謇在科举这条士大夫的必由之途上，也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 7月 1日），张謇出生于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常乐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故南通民间称他为“四先生”。张家世代务农，到张謇父亲时，已置田二十余亩，并兼营糖坊。张謇少时即表现出了读书人的天分，四岁即能背诵《千字文》，而且一字不差。入邻塾，至十岁时，已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论语》等蒙学的基本书籍。从对对子这一汉语教学中可以看出他的聪颖机敏和关怀宏远。他以“日悬天上”即刻对出老师所命的“月沉水底”。十一岁时，老师见一武官骑马从门前而过，即兴作上联“人骑白马门前去”，张謇下联随口而出“我踏金鳌海上来”，比较起来，他的三哥对的“儿牵青牛堤上行”就朴实、浅近了。老师对张謇寄予厚望，但也不溺爱。十三岁时，张謇转学到西亭宋琳处读书，他先后应如皋县试、通州州试。县试通过，而州试成绩欠佳，名列百名之外，受人讥笑。宋琳对张謇大加嘲讽：“如果有一千人应试，取九百九十九名，不取的那一名一定是你张謇 !”由此引起张謇发愤读书，在书房窗户和帐顶上写上“九百九十九”五个醒目大字，枕边置放两根短竹，睡时夹住自己的辫子，稍一转头或侧身就会被扯痛而醒，醒则起身读书，每夜读书“必尽油二盏”，看见“九百九十九”往往泪如雨下，为防夏夜蚊叮虫咬，他便在书桌下摆放两坛，将双脚置于坛中。而功夫也不负有心人，十六岁的张謇就考中了秀才。
因为祖上是三代没有功名的冷籍，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人安排，张謇冒用别人的名义报名注籍，这类似于高考生员假冒籍贯，虽然顺利过关，但张謇冒用的一家贪得无厌、索酬无已，后控诉于官府，借官勒索，于是“冒籍案”发。连年缠讼，使吃了官司的张謇吃足了苦头，家道也转入困顿。幸而通州知州孙云锦、江苏学政彭久余等人怜士惜才，费尽周折，才使张謇重归通州原籍。这样的经历，对张謇来说，可谓奇耻大辱，他后来总结自己的人生心路说：“自弱冠至今，三十余年中，受人轻侮之事，何止千百；未尝动声发色，以修报复；唯受人轻侮一次，则努力自克一次，以是至有今日。”又说：“进德之积分，则在不与世间腐败之人争闲气，而力求与古今上下圣贤豪杰争志气。”
第25节：强人第五张謇(3)
张謇的考试之路并不顺利。从十六岁录取生员起，中经十八岁、二十一岁、二十三岁、二十四岁、二十七岁前后五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俗称南闱）均未中试。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三十三岁，因孙云锦官江宁府尹，子弟依例回避，张謇转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取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他的名声才渐渐在士林传开，成为朝廷派系延揽的对象。清流派的翁同龢、潘祖荫等人对张謇有提携之意，“期许甚至”、“荐而不中”，几次误把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张謇三十四岁应礼部会试不中；三十七岁赴会试，试卷为无锡孙叔和所冒，孙中而张落；三十八岁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四十岁赴会试，试卷又被武进刘可毅所冒，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这情形颇类似高考或公务员考试，流水有心，落花无意。
从小考到大魁，先后二十六年。岁试、优行试、考到、录科等十次（各处书院考试还不在其内），加上乡试、会试、殿试共二十二次，先后在考场中渡过一百六十多天。此后，三十四岁、三十八岁、四十岁三次会试，也都没有考中。屡屡败北，使他一度灰心丧气：“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猿驹，久倦风尘之想”，但到头来他还得拼搏于考场。北洋大臣李鸿章、张树声和吴长庆等人曾推荐他到朝中任事，他觉得自己功名未成而坚辞不受。张树声做总督时再次延请张謇前去任事，他仍然婉言谢绝，这就是他“南不拜张北不投李”的由来。
考场不果，他的人生就全为此功名之心充满。四十一岁前他做了不少实事，跟朝中大臣、封疆大吏做事，但没有考取功名总让他觉得不能一展才华，“为国家伸眉，书生吐气”。好在张謇懂得上进，他在考场上的挫折，不妨碍他在学业的进步。光绪五年的三院会试之后，担任副主考的总督沈葆桢，在病榻上曾托人传话给他：“做文章不可只学《班书》，要着重看《史记》。”张謇因此下苦功钻研太史公的著作，还学习《管子》、《晏子》等历代著作，大量阅读明、清地方志书，日积月累，博闻强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多次落第，引起不少人的同情。工部尚书、光绪帝的师傅，跟他的南通只有长江相隔的常熟人翁同龢等人想让张謇管国子监南学，对他说：“南学的诸生愿为你捐纳学正官，留管学事。”那时他年已四十，考进士屡汰不中，以后有没有希望很难说，有此机会对别人可谓求之不得，但他仍“峻词以拒”。这种局面终因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有了改变，张謇多了一次机会，而翁同龢要让张謇过关的心思几乎“志在必得”。这跟当代的高考一样说明人才闯关的偶然和侥幸。
第26节：强人第五张謇(4)
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礼部恩科会试。他在二月的礼部会试中考中第六十名贡士，在三月的礼部复试时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师改第十”；在四月殿试时，张謇的“常熟师”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后，大加赞赏，提笔批了几个大字：“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翁还做了其他阅卷大臣的工作，众主考官经过争议，最后一致同意翁同龢的意见，将张謇列为第一名进士。在向光绪帝引见时，翁同龢特地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张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照清廷惯例，新科状元张謇被钦授为六品翰林院修撰。
但中年成功的张謇已经看淡功名。他登上了科举制度的金字塔顶，本可以攀爬官僚体系那座更高也更为显赫的山峰。翰林院地居清要，三年后经过考校评定等次，或以编修检讨留院，或以主事分各部尽先任职，或以知县由吏部以实缺选用，然后再一步一步攀高，直至封疆大吏或朝廷重臣。他夺魁之后，有同窗好友在南通建造一亭，取名“果然亭”，寓意功夫不负有心，功名果然到手。张謇亲自改为“适然亭”，并手书一副槛联：“世间科第与风汉，槛外云山是故人。”他仍然有风云之志，机敏之才。据说有一次他陪伴太后，雪霁天晴，后宫缸口有一圈残雪，慈禧出了一道上联“雪落缸口，天赐一条玉带”，张謇随即应对“虹出海外，地涌半副金环”，让慈禧大为高兴。但他的观念已经跟一般的学而优则仕的士绅意识大大不同了。有一次，张謇随同文武官员迎候慈禧太后回宫，当时狂风呼啸，大雨倾盆，许多白发苍苍的老臣跪迎道路两侧，积水盈膝，全身匍匐。长长的仪仗队吆五喝六地走过来，慈禧太后坐在后面的轿子里，连轿帘也没掀，不理会众臣，就晃晃悠悠地过去了。这跟当代的官僚体制异质同构，官大一级压死人，上级面前媚态尽，在饭桌上、会议室里，言行举止间总是合谋出一种为主子鞠躬尽瘁的氛围。据说这件事对张謇刺激很大：堂堂七尺男儿，连条虫都不如，有志气的人能做这种官吗？他因此产生了回乡之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