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 Bary）即曾和我当面说起他和蒋介石畅谈理学心学的经过。（肃按：使劲吹吧！）
可是蒋介石的哲学思想受王阳明的影响极深，陈荣捷是当代研究王阳明的威权，他的书中即说及王学知行合一，长于行事的果断，缺乏逻辑上之绵密。我们看来也与孔子所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与孙文所说：“不知而能行”极为接近，严格言之，这种种东方哲学，都缺乏科学精神。从蒋介石的事业谈起，也只有这种不愿程序的干劲，才能完成抗战大业。中国受日本欺负，逼得暴虎冯河，铤而走险，也顾不得科学非科学，逻辑不逻辑。如果严格按照《孙子兵法》里面的“庙算”仔细琢磨，早已用不着抗战，还不如和汪精卫一起去投降。（肃按：扯淡！）他蒋介石先接受千钧重荷，退而分配斤两，他自己承担的责任既已超过他本身足能支付的能力，那也就顾不得驭下时的合理守法了。只是这种以直觉（intu-ition）作主，蛮干的办法更倚之为行事的方针，是不能为一般美国人所能容的，史迪威觉得蒋无教育，大致由于这思想上的根本差异之所致（倒是日本人反能欣赏这作风）（肃按：逻辑混乱！）。《史迪威文件》又有一则提及：“中国人先造屋顶，只要最低度的支撑物和根基。谁也看不出地底下是什么；何苦去考究它？只有我们才受罪的去对付低层基构，使这建筑物站得住脚。”他的发牢骚同一源于两方心理上和思想上之南辕北辙。
蒋介石能极端的容忍，可是有时他也在激忿情形下也仍暴露他的弱点。在重庆时侍从室入员生活艰苦，要是改行经商，倒有不少发财的机会。蒋之副官处长陈希曾即此请离职，蒋一怒之下，将面前桌案整个的推倒在地。因为他视陈为家乡子弟，现为近侍而不能与他共体时艰，情不可恕。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六中全会在重庆开会时，有一位王姓委员循着西方代议政治的办法对当前军事提出质问，也蒙着总裁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的雷霆与咆哮。在他看来前方将士救死扶伤之不暇，后方受他们保护的党员不思量国军缺兵欠饷，以烂部队抵档敌方的貔貅，还要在此时效法西方之时尚，作个人出门面的凭借，也是无可宽贷。如此事迹，应当据实提出，尤其应当把周围的条件，一并加入，使读者同时看出蒋介石之长处和短处，即这两件事也可看出中国传统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精义之由来。
即是西方对蒋之批判，也仍着重于“他想做道德上的威权”着手，最近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所著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即提出上海英租界有蒋在巡捕局的档案，原文末叙系刑事侦缉或因政治关系而得，总之则无可隐讳。我希望有熟悉此间情节的人士，据文件将详情提出。从现有的资料看来，蒋介石壮年与中年的行径不同。他在上海的一段生涯，似有做游侠浪人的趋向。如果确实，则他在两段生活之间必有一重发愤立志的转变。据实直书不足以为他盛德之累，倒反增加他传说里的多重色彩与人情味（我个人即不相信世间有十全十美的啄木鸟，而羡慕血气旺盛的志士）。（肃按：跟着陈其美谋杀个把异己，就叫侠客？）
田汉是中国现代的戏剧家，也是“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词者。不料最近读到他在一九三O年写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内中竟有以下一段。文中所划x未经改动，但是“校长”具有括号，亦如原排，则为蒋介石。
……所以我以为我们是应该先完成北伐，何况由广州而武汉而上海随着“校长”而来的友人x x
x君替我们谈起国民党分裂之如何可叹，“校长”如何以国民党的文天祥陆秀夫自任，这样一来自能引起我一种时于历史悲剧似的痛叹与对他们“校长”那种英雄的（heroic）的心事底同情，于是我虽不曾想过直捣所谓“赤都武汉”却愿意随他们“校长”渡河杀贼，遂所谓“直捣黄龙”之愿。
所以当日局势动荡，很多人都无法保持一贯的方针。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直接间接与蒋介石有关的资料还待发掘，也可能车载而斗量，我们无法即说至矣罄矣。
第二，写他传记的资料固然还待发现与整理，然则蒋介石在历史上的地位却相当的巩固。这样的说法，好像也是本末颠倒。然则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对日抗战的意义不可磨灭。蒋介石采取行动时，站在历史之前端，很多未来情事，尚不可捉摸。我们今日则站在史实之后，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当中的因果关系以及时间上之凑合（timing）已有相当可靠之根据，而以我们只注重当中粗枝大叶的情态时为犹然。
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在历史已经产生了九个大朝代和十多个小朝代，可是我们以财政税收作根据划分时，则又可以将这些朝代并合而为三个大帝国，秦汉自成一系统，隋唐宋又成一系统，明清又成一系统。明清的“第三帝国”的财政赋税带收敛性，这比隋唐宋的“第二帝国”之带扩张性的截然不同。在辛亥革命时，明清帝国的制度已经经历了五百四十三年的长时期，本来就“气刻将尽”，以现实的情形来说，即是起初创建时心理过于内向，法律过于单简，税收过于短少，政府平日对内不设防，无操纵经济的能力，纯靠社会力量，以“尊卑，男女，长幼”和均一雷同的方式统率全国。（肃按：什么叫对内不设防，这话读不懂。）这些条件本来就已不合时宜，何况一九0五年废除科举，更先使上下脱节。民国肇造之后，所接收过来的财政机构无库存，无充实的税收来源，军队也当然不应命，所谓总统内阁，其本身即是社会上的一种游体，所颁布的法律与社会实际情形风牛马不相及。是以军阀割据为必然现象。因为过渡期间只有私人军事的力量，才能够在三两个省的地区内有效。
我们提到军阀混战，蒋介石北伐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不能凭己意以为此人无识见，那人道德亏损作为一切问题的解释。自一九一一年至今，不仅是换朝代，而且包含着再造帝国式的险阻艰辛。其内外煎逼工程浩大的情形，至少也要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过程中相比。也要和忽必烈以元朝入主，左右都找不到出路，迄至朱元璋削平群雄颁布大诰的阶段相比。
而且尚不止如此，今日世界上落后的国家，无不企图“现代化”，当中途倪纷纭，既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轩轾，也有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我也花了上十年的时间，不顾意识形态，单从技术角度钻研究先进国家完成现代化的程序，则发现其重点无非从以农业作基础的管制方式进而采取以商业为主体的管制方式。其先决条件在对外能自主，对内铲除社会上各种障碍，使全部经济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然后这样一个国家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在数目字上管理即全民概归金融及财政操纵。政府在编制预算，管理货币，厘定税则，领发津贴，保障私人财产权利时即已普遍的执行其任务，而用不着张三挨打，李四坐牢，用“清官万能”为宗旨，去零星杂碎的去权衡各人的道德，再厘定其与社会“风化”的影响。只是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商业社会里凡事都属多元。去旧迎新，有等于脱胎换骨，改变体制时通常发生流血惨剧。大凡近世纪的革命运动与独立运动都和这体制上的改变有关，其详情已列入我所作《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大概最近即可出版。（肃按：黄的数目字管理就是现代财政预算决算。）
这样一来有似于更换朝代改造帝国的艰难不计，中国近世纪的奋斗，更添上了一段维新与现代化的要求，于是万绪千头，问题更复杂了，现在看来蒋介石的一生事业乃是在此多种需要之下替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只是在台湾则因一九五三年耕者有其田法案及其他措施，已能使农业上的财富与商业上的财富交流，较大陆上进入数目字管理的境界已先进一步）。他虽非完全赤手空拳，但是当初以私人身分借债支持黄埔军校（肃按：是罗刹援钱援枪。），次打败军阀再邀请他们合作，终以零拼杂配的门面完成抗战（肃按：北边也一样。），如此固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至少也是无中生有，总之则在千方百计的觅法创造，怪不得过分批评他的人说来好像他蒋介石继承了一笔大家私，只因他挥霍而荡然无存时，跟随他到底的人也索性不服输，偏不承认他有任何差迟与过失，硬要把一代伟人说成一个天人神人。
陈志让的英文《毛泽东传》里提及蒋待人经常有三个方法：一是感情上的激劝，一是以金钱策动，还有一个则是用武力制压。其实说来说去，所谓三个方法仍为一个，此即不循组织条例，注重人事关系。再考究之则仍为农业社会里的习惯，因为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蒋介石召见团长县长级人员，亲自派遣出国人选，侍从室里保存着各人的自传，他也自己道出：“……即如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我并没有旁的什么多大本事，不过我每到一个机关或部队，就是注重考察那个机关或部队里面的人，并从人事的改进以求那个机关组织的健全。”（肃按：构建秩序之时都是这样，与农业社会无关。）
蒋虽企图改造中国，他所创造的高层机构下面却仍是成干上万的农村（肃按：黄无全无视当日城市产业），要不是他的激劝策动和制压，抗战的力量即团结不起来（肃按：扯淡！）。即时至今日，中国尚未完全转变为一个多元的商业社会，做到凡事都可以由数目字管理的程度，我们再看抗战期间死难的高级将领如佟麟阁、赵登禹、王铭章、张自忠最初都出于杂牌部队，亦即是军阀部队收编过来之后身。（肃按：这是什么意思？）
第三，撰修历史却与写作传记不同。我们处在一个大时代里，群众运动的进出经常超过人身经验。因之历史与传记，并不是始终天衣无缝的密节，写历史的务必注重每一事物的长期之合理性，写传记的则不能在这种大前提之下一味隐恶扬善，或隐善扬恶。蒋介石一怒之下将胡汉民拘禁于汤山。他看到抽调的壮丁用绳索牵引而来，即枪毙兵役署长程泽润。尤特里女士（Freda
Utley）可算对蒋最为友善的外国作家之一，在她著的《中国最后的机会》（Last Chance in
China）对于蒋在清党期间残杀共产党员一节则毫不假借。她写出：“在那暴怒、复仇、虐刑与死亡的日子，因之丧失生命，成为囚徒，变为玩世不恭，或从兹不与闻政治的青年，都是全国的精英。”我们知道蒋介石对亲属半公半私的经商曾极度震怒，可是他却始终无法洗刷这贪污的恶名。我们写历史的人，不能在这些题目上过量的做文章，因为最基本的历史轮廓还没有划画都清楚，将“负”因素高度渲染，即妨碍“正”因素之展开。（肃按：扯淡，有功说功，有过说过。）
在这情形之下，我只好引用孔子（好在他也是历史家）评管仲的一段作结论。孔子曾斥管仲不检而不知礼，可是子路和子贡都抨击管仲时，他却出面支持他。
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肃按：好家伙，人还没写呢，结论早出来了。）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黄仁宇）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黄仁宇）
以现下的眼光看来，所谓资本主义不外一种商业性质之组织与结构，注重资金之流通，人力广泛之雇用和技术上支持因素（如交通通信等）的全般支配。用西方术语说来，即是包括fi-nance,
employment, and
service也是现代经济组织的共同因素，其所以称为资本主义者，乃是此种组织与运动初产生时完全以私人资本为主宰，不仅司法与立法由资本家主持，而且像英国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尚由政府授与最高主权，能在外建立炮台、组织军队、武装运货、签订条约。此外资本家在内虐待劳工，钳制言论，对外营私贩毒，买卖人口也是司空见惯。马克思所嫉视的就是那样的一种体制。他尚不称之为资本主义，只泛称之为“资本家时代”。其为一种体制也好，其为一段时代也好，总之即与现下之资本主义产生了一日千里的距离。
社会主义既在十九世纪与资本主义对立，它不可能放弃以上三个技术上组织之原则。不过在“资本家时代”的环境与作风之下，凡是赚钱之事就可以做，无法赚钱或利润不丰的事即无人做。社会主义纠正了这样的缺点，既与国家社会有益，即不妨以国家资本投入经营。如果与社会有害，也可以立法禁断。此外筹谋社会福利，提高社会风气，都属社会主义份内之事。严格说来迄今“纯粹的”和“绝对的”资本主义已在世界上绝迹，任何资本主义的国家，都多少沽染着社会主义之风格。台湾可谓已进入资本主义的体制，可是政府动手主办交通事业拥有银行，也仍带着社会主义之成分，更用不着说一九五三年的“耕者有其田”之法案了。孙中山先生即自称民生主义也是社会主义。
然则我们把共产主义放在什么地方？
说来也难以相信，共产主义这一观念创立远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前。柏拉图Plato在公元前四世纪作《理想国》The
Re-public即带着强烈的共产主义色彩。十七世纪英国之发掘者Dig-gers也被称共产主义者。他们擅自开拓公地，声称以耕作物接济贫民，准备从英国之此一端做到另一端，必致耕地无法私有，又发行小册子，内称“不应当有人为领主或地主，站在旁人头上，世间应为全人类之男儿女儿而存在，使他们自由而生存。”法国大革命时有波巴夫（Francois
Noel
Babeuf）其人也在提倡共产主义。大概在社会剧变与激荡之余，总有共产思潮的抬头，中外一律。可是所称共产主义，多憧憬于一种的理想的初民社会，提不出具体组织之方案，有时几近无政府主义。
马克思之共产主义，有别于以上虚构性格。第一，他预计共产社会踏上了人类进化的最高阶梯。亦即共产社会产生于资本家社会发展已到尽端时，已经有了高度集中之工商业的基础。第二，他和古典派的经济学家一样，以“劳力价值论”（labor
theoryof value）作他理论之根据。所以他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宣言》里不主张没收农民和小本经营者以血汗挣节之资本。
只是纵然如此，马克思的观点，仍是十九世纪的看法。
他的理论已经西方学者批判。当中最大缝隙，出于《资本论》之前后矛盾。此书卷一说及资本家必能保持他们的利润。卷三却说起资本累积得多，利润必下跌。这已等于承认剥削之程度降低，工人受惠，一般生活程度提高，社会进化。果真如此又何必由他倡导共产革命？即此一点今日马克思主义者已难自圆其说了。
而且又尚不止此也。现存于二十世纪之共产主义，由信徒自称得自马氏真谛，实际更与马氏理论背离。第一，共产主义出现于苏联、中国大陆、古巴与越南，全部都是生产落后之国家，并无资本主义创下雄厚之根柢。第二，这样型的共产主义并不尊重工人之劳动力是他们自己的人身财产。从历史家的眼光看来，迄下存在的共产主义统属“战时共产主义”（Wartime
Communism），都不应当在平时状态里永久存在。
俄国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时“自制造火车头至开公共浴室”，无不由政府筹办。内战期间年产皮鞋七百万双，以五百万配给红军，所有平民只配得其余的二百万双。以后经过新经济政策而一度放松，至斯大林执权而再度加紧。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如已有人口十亿则他们以十亿蓝棉袄的姿态出现，也可见得其管制之彻底了。
原来在实行资本主义的开头，要做到投资、雇佣和筹备服务事业之前，社会里底层机构里所有妨碍自由交换之事物必须一扫而光，然后农业才能与工商业交流，所有剩余才能此来彼往，全国才可以用数目字管理。苏联与中共都已初步做到这样的程度。不过不如资本主义社会之听任各人自行交换，各人自识指归，战时共产主义统由政府支配。简单说来，一端是过度的抽税，另一端对新兴事业尤其是军需工业拼命的津贴。苏联在希特勒入侵期间军民死二千万，略等于全人口十分之一，以后尚能转败为胜，斯大林期间之建设功未可没。只是他所创造之体制大体仍因东西冷战而继续存在。
我也有机会看到北京国务院一个研究单位的研究通讯。内称中共执政之前三十年，其经理纯用“剪刀差型式”。此即向农民低价购取粮食，也向城市人口低价的配给，以压低后者之工资，有了两头的克扣，才能不借外援，存积了一部资本。同报告指出这三十年内农民对国家之贡献总值六千亿元，我称之为战时共产主义毫不为过。即中共自己也承认过去军事方略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这方略迟至一九八五年才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宣布放弃。
一个政策和一个体制既在两个世界大国行有几十年，且有实效，即不能由我们因为旨趣不合，称之为文不对题，否定其历史价值。只是今逢一九九O年代，原核之制止力量（nuceear
deter-rent）产生实效之际，以上之体制，已做到山穷水尽之地步，改革已不可待。
前面说过在资本主义的国家，交换由各人自主。行之几十年或几百年，已成为社会上一种机能，各人不知而能行。中苏的战时共产体制，由官僚干部作主，物价薪给片面决定，组织上不可能有自由经济之细致绵密，只能在大单位间交换时不仔细计较成本利润行之有效。有如苏联之集体农场大至十万英亩，又有庞大的拖机厂水力发电站，于是钢铁厂一意增加其吨位，能源又用以寻觅新能源，最后制造成大批战车火箭，反而连最基本物资之分配及于糖及盐且成问题，因为背景如是，其政权只能向外表现浸略性格，对内独裁武断。刻下克里姆林宫之最大难关乃是武器无用，军事预算却仍过高，政府已将人民存积于银行之款项挪借填补赤字，又因煤矿工人罢工，今冬燃料堪虞。
因为戈巴契夫采取不干涉政策，东欧共产主义的国家实际也是苏俄在二次大战征服之地区也纷纷脱离内部共产党之掌握。这也就是迟至四十五年之后才在不意之中获得独立自主之机缘。
如此看来岂不甚好？共产主义的国家不战自溃，天意人心都趋民主，又有何危机之可言？只是事实并不是如此之简单。
共产主义国家之改革常有周期循环性，苏联过去之行政经济政策及赫兽雪夫的改革均是半途而废，固然意识形态不肯让步有之，而事实上也确有技术之困难。如果我们将中共最近的经验提出印证，此中关系更是一目了然。
简概说来中共在一九七九年以来之体制可以“吃大锅饭”四个字概括之，即算有少数高级干部私下生活奢靡也仍不过浑水摸鱼，并没有影响到组织与制度，可是经济改革之后，一切问题反而丛生了，以前剪刀差型式下全民勤途建国，大家都穿蓝布棉袄尚且可以设计制造氢弹。现在既有自由市场而“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又不能放弃，于是一吨钢可售七百元，也可以售二百元。而更有“个体户”，他们的收入与尚在政府机构有人员一比，发生了“弹钢琴的不如搬钢琴的”和“开头颅的不如剃脑袋的”现象。一般公务人员也开始顾虑到房租水电。我们务必体会到当中干条百缕的权利义务不是全无着落，就是和另一方面对不了头。加以发展过快，两种经济互相竞争，之下已将能源与交通工具用尽。摆在眼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放胆继续改革，将一部公营事业发卖，以优厚的条件举债，承担风险，不顾意识形态。一是紧缩政策，重新加强政府对各方面的控制，取缔私营事业，经过今年五月内部的斗争目前好像是保守派得势，后面这一方案抬头，可是纵然如是，执行起来也仍不能彻底。因为这些举措既在否定过去十年的改革成就，眼看也没有前途，则各地方的干部有他们本身及地方的利益也不见得会奉行到底。
中国的情形如是，苏联的困难可知，其中也是干条百缕，也不能令造战车的工厂立即去制糖，可是我们又不能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则可以幸灾乐祸的指望他们自招贻戚。因为问题之重心不在俄共或中共，而是苏联人民与大陆同胞，他们的出处仍影响到我们的前途。
让我们再退一步讲：大凡人类领导大众的办法，基本上只有三个：一是精神上之激劝，以神父牧师政治指导员主持之一。二是以武力强之就范，以军队与警察作执行的工具。三是策动各个人私利观使公私利害凝合为一，各人在自行其是的途径下无形之中有助于社会秩序稳定，较开明之资本主义（也有人提议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sociaist
capitalism）最符合这样的做法。只是每个国家适应这第三条件之程度不同，而且也除非其改革已树立规模，造成结构，前述两个办法仍不能弃。刚才提到风险，万一改革不慎，人心解体，征粮抽税的官僚放弃他们的岗位，担任运输的工人罢工，城市内千万大众挨饿，社会秩序紊乱，则只有鼓励强人与独裁者出面，到那时候也只有武力可以挽回局面了。因为有了这些考虑，最近有不少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虽经历天安门惨案之余痛，仍在揭橥以“理智，和平与非暴力”的步骤达到他们的期望。
预测未来情事，不是历史家的本分。我们也看到不少人所发预言，到头无从兑现。主要的原因乃是今日世事牵连内外左右无数因素，它们在时间上的汇集（timing），虽明眼人及大政治家无从掌握。反面言之我们的责任是阐释现已发生的事情在历史上之真意义。从这角度看来，针对中共的改革、苏联的改革与反改革，意识形态已不重要。十九世纪的观念早已过去。这些充满着感情成分之“主义”名目，在二十世纪初期尚有动员之用。今日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真正的一次再复员，技术上之考虑超过一切。
我们当然希望中国的改革成功，对我个人讲这也和我几十年来所学的结论衔接，况且今日出现于苏联及东欧各种运动，半由中国首先提出裁兵和改革刺激之所致。中共与苏联是否能完成其改革，从此确实进入以商业条例管理之境界，并且加入国际经济间的分工合作，因之打开中国人所谓“区宇一家，天下混同”的局面？抑戴如有些美国人之恐俱，二者之间尤其是苏联只在争取时间充实实力，一旦羽翼完满，只有更加强国际间的斗争？我们虽无法保证最乐观的看法，却也没有预为悲观失望的理由。只好说这是一段“危机”，虽有各种潜伏之危险，却也是绝好的机会。总之今日的发展空前，我们不能不提高警觉，可是也仍须将眼光放高放远，放宽放大，去适应今日之特殊环境。
赫逊河畔纵谈主义（黄仁宇）
赫逊河畔纵谈主义（黄仁宇）
问：你替我们写一篇约五千字的文章，叙述“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异同，好吗？
答：那会是一桩费力而不讨好的工作。
问：为什么呢？
答：因为我自己不相信那一套。
问：你连社会主义也不相信？
答：不是那样的。我当然知道社会主义的存在。我在美国退休之后即依靠“社会安全”（Social
security）基金所发支票作生活费的一部分。还有些老年人则全靠这种收入生活。基金所发支票每年占美国预算内支出部分的一个很大的百分率，这已是社会主义之性格。又如美国村镇划分为无数“学校区”（school
district）。所有经费，大部由当地地产抽税而来，也有一部由联邦政府津贴，而联邦政府的收入，不是税收所入则是发行公债而来，而且各学校区也多发行公债，作为他们兴建校舍之用，债务也全由纳税人承担。在这供应学校经费的时候所抽税及摊付债务全不顾及付税人家里有孩子上学与否。比如说刻下我们家里已无孩子受义务教育，我们也还有赖以栖身的小房子一所，每年付出“学捐”School
tax）约一千元。如此截长补短，即最贫寒家庭里的子女也可以与富家子女同样上学，也不管你家里有一个孩子或十个孩子，全有巴士接送，也都有学校里贷与的教科书，还有带津贴性质的午餐，这更是浓厚的社会主义性格。
可是你和有些美国人提到社会主义，他们可以把它骂作毒蛇猛兽。我所谓不相信，乃是不相信完全以意识形态作主，让理论超过事实，对左派右派正面反面如是。
问：你用不着如此担心。我的问题针对最近东欧局势的展开而提及。为什么有些人说共产主义已死路一条，又有些人仍在高唱社会主义优胜于资本主义？更还有些人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名词认为可以互相交换。它们到底是二而一，还是只有在某些方面局部的重叠？
答：哈，你提到左派意见问题更复杂了。
问：你是一个学历史的人，倒真可以用如此闲情逸致去分析解剖。但是一般人怎么办？
答：先替自己造成一种判断的标准，基本上并不甚难。
问：那也就是我劈头要你写文章的宗旨，你却预先推却费力不讨好。
答：你问的是旁人的立场，现在我提及的乃是你自己应先预有标准，此中当然有一段区别。
问：好，就算我自己的标准，如何下手？
答：首先认识“共产主义”在历史上演进之由来。其实英文communism由“公社”（commune）及“主义”（ism）的接头语和接尾语拼合而成，原来应为“公社主义”。既然如此，则只要有成员自动组织公社，不一定必要国家在后支持，也不必强迫个人加入。
在马克思以前的共产主义全属这种性格，要不是原始社会里私人财产尚未成为一种制度时的状态，则是有心人凭自己的理想组成公社，各人放弃私人财产，集体劳动，全面分配的情况。前者为“原始共产主义”（primitive
communism）后者为“乌托邦共产主义”（utopian communism）。
前者大概都不能在现代社会里立足，只有印度乡村里所谓“渣基曼尼系统”（jajmani
system）到二十世纪还保持着一部原始共产主义的痕迹（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一再现及）。后者也此起彼伏，经过若干人的提倡，曾在苏格兰、爱尔兰和美国的印第安那州试验多次，最后都全部倒闭。
问：这在什么时候发生？
答：你问得对。我说的既为历史事物，则必牵涉到时间之层次。以上发生于一八二0至一八四0年间，也就是拿破仑战争之后，国际保守力量抬头，产业革命进入高潮，劳动阶级确实被剥削得厉害的时候，你一看那时西方各国初期存积资本的纪录也确实令人胆战心惊。例如六岁的孩子每天赶工到吃饭的时候，食物在口昏然入睡以致父母哭泣。十多岁的女孩子一丝不挂用轭套在劲上到煤矿里去运煤……
问：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才有共产主义出现？
答：不。迄至一八四0年间，上述共产主义者并没有认为他们是共产党，而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他们也仍以为工业社会的变态可以和平的方式纠正。有如罗拔·欧文（Robert
Owen），他对组织公社曾产生了领导的力量，除此之外他也发动组织工会和消费合作社，凡此都有与当日之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对立的趋向，他就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而法文（社会主义者）（socialiste）一名词据称最早曾出现于一八三二年，又经过《新百科全书》（Encyclopedie
nouvelle）的提倡，这名词才流传遐迩，所以至今社会主义这一名词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涵义。广泛的含义包括共产主义在内，只要与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对立，都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即有些共产党员也自称社会主义者。而且苏联正式国名也还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另一方面这一名词也可能有一种狭义的解释，即可能与共产主义相对的存在。
在造成后者的解释，以马克思的影响最大。
问：马克思如何能够一手独揽乾坤？
答：他和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正值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传遍欧洲大陆（英国则已经在社会上采取了某些改革没有被波及）。这小册子才指斥以上以公社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为乌托邦。他们又标榜他们自己所提倡的共产主义为“科学性”的共产主义。《宣言》里面说：“共产党员的理论可以一言以蔽之，即是要废除私人财产。”这样一来，已不是以公社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也非志愿组成。Communism不复与commune发生直接关系，倒与中译“共产主义”非常接近了。这小册子里面虽然包括不少积极性的建议也带着挑战性的情调。这些文句要参对当日法德意奥的工人与学生，在一打以上的城市与政府军巷战的情形，和前述劳动阶级的悲惨境界对照，才能了解得真切。阶级斗争已非抽象的观念，而系真人实事。
他们的结论如是之武断，如是之不妥协，也就与前述一八四0年间前的社会主义互相排斥，而实在的《共产党宣言》里面有好几段几节指斥“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派及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些立场都有将作者们所标榜的共产主义驾临于当日社会主义以上的情势。
马克思也说过：“从每一个人根据他的工作到每一个人根据他的需要”，他已经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分野解释得更明白，也就标示着共产主义的精髓已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最后阶段了。
问：你这一解释我就只越听越糊涂了。你前面说及马克思毫不妥协，要将现存社会全部推翻，现在又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缓冲阶段，到底何去何从？
答：尚不止此，《共产党宣言》也提及办义务教育和抽累进的所得税。税收既为累进，则可见得收入之高低幅度仍大，亦即现存社会条件尚未全部推翻。总而言之，《共产党宣言》里始终有一种双重着眼，一是最后之目标，一是刻下之步骤，当中没有确切的时间表。也难怪今日之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自称信奉共产主义而目前不过执行社会主义之准备工作罢了。
问：你对今日苏联中共及东欧的看法也是如此这般？
答：你这一问题要我将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史和世界史作三两句话说清，事实上有所不能。俄国因第一次大战不得下台而革命，列宁认为革命者应由少数菁英组成，行动起来必带阴谋性质。又认为马克思所谓历史行进可能缩短，几百年的程序可在八个月完成，斯大林谓社会主义可在一国之内遂行，毛泽东以农民代表城市中之无产阶级，又制造了一段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史料，东欧之执行共产主义由于外界的军事力量压迫。这些都是马克思做梦也想不到的情节。我虽有些愚见，只能留待旁处发表。
怎样读历史（黄仁宇）
怎样读历史（黄仁宇）
中国在二十世纪有很多地方适应于孟子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说法。首先对日抗战动员了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兵力，与强敌作生死战八年，战线连亘五千里，已是洪荒之未有。而接着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其范围之大程度之深也超过隋唐之均田。今日重创法制性的联系，以便从过去农业式的管制方式进展到以商业为准则的管制方式（称之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尚不过是当中的枝节问题）也势必工程浩大，牵扯极多。不少写历史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通常不能甩脱个人的观感，而且感情用事，容易小心眼，用寻常人的眼光去议论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也就是容易忽略后面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
读史要认清时代
孟子还有一句话，“尽信书不如无书”。中国人在二十世纪不仅推翻了超过两千年的专制皇权，停止了科举取士的制度和与之共存亡的传统教育方式，也在社会组织、婚姻关系、宗教思想、对人态度甚至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改变。如果这种社会革命没有更换我们所用的语言，至少它也增订了我们常用的词汇。可是传统古籍仍是以旧时代的眼光写成，连《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在内。这教我们如何是好？将所有古籍全部放弃？或是待全部历史重新编订功成之前，叫一般人暂时不读历史？
我们不敢赞成这样的削足就履的办法（在过去朝代国家内曾如果是通行，即“文化大革命”也步其后尘），可是不得不提醒读史人，务必放宽胸襟，增广视野。读史的人也要和创造历史的人物一样，认清自己在时代内的使命。尤其今日之年轻人既已崇慕自由，则更要孕育各个人对公众事务判别之能力，而读史是增进这种能力的最有效之捷径。
对中文已有相当根柢的年轻人讲，我主张在研究现代史之前，先对“传统中国”的这一段有基本的认识。中国历史的特色，即是长期的以文化上的力量和社会价值作行政的工具，数量重于质量，纪律重于法律。虽说经过一百多年来的长期革命，这些因素已在逐渐消磨，可是却并未全部被摒斥于我们的生活圈外。纵使过激之人士，企图将它们整个剔除（有如兽迅，他称之为“吃人的礼教”，而且要让“孩子们”再不被其污染），至少也要知道它们的内容和活动的范围，才能掌握着我们身历其境的长期革命之背景和沿革。
道德立场是史书通病
《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诸书仍为今日治史者的原始资料，即教科书和新著作不能脱离这些原始资料之窠臼。诸书既已标准化，又在后期经过各朝代审订，当然不如理想。其中最大的通病，是其以道德的立场讲解历史。我们今日检讨传统中国之成败，亟要知道各时期土地政策、军备情形、社会状态等。道德不仅是一种抽象笼统的观念，也是一种无可妥协不能分割的因素。如果它一提出，则泾渭分明，好人与坏人盖棺论定，故事就此结束，如此最容易阻塞技术上之检讨。好在各书以道德饶舍的地方既明显又重复，读者只要稍具用心，不难一眼看出。
“食货志”的启示
原始资料之过于庞博，可能使学者望而生畏。我的办法是将每一主要朝代的兴起、最后的覆亡，和当中重要的转变，分作三五个大题目，而用原始资料充实之。因为我注重从技术角度检讨历史，所以曾花了相当的时间披阅《二十四史》的《食货志》。此中食为食物，推广之则为农业。货为货币，推广之则为商业。只是《二十四史》里有《食货志》共十二篇，而且繁简不一。如《宋史》之一篇，则共十四章，本身就像一部专书。《辽史》的《食货志》只寥寥数页。而且因为古今眼光之不同，我们很难在一章一节内找到有价值的资料下结论。所以只能利用它作开路的引导，而向其他方面推广搜索，再以各文之互相引证前后连贯作复审的根据。例如我在《辽史》《食货志》里看到《禁朔州路马羊入宋》。后来细看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则当日之开封，连大车都用黄牛与水牛并拉，也可见得其禁令之彻底。回头再读拉体摩（Owen
Lattimore）的专书，更相信马匹因耕作地区之差异在中国地缘政治（geopolitics）中极重要。我自己读《食货志》的一种心得则是整个传统中国的历史自先秦至明清，可以连贯的用财政税收解释。
以十七世纪的英国为出发点
中国的现代史也可以概略的看做传统中国与外界接触和冲突，又经过大规模的调整后更生再造的一种纪录。因此对中国青年讲，又不能不对外界的历史有最低度的了解。因为牵涉过广，又面临着今日之特殊情形，我建议先以十七世纪的英国作出发点。这建议包括着重点主义之立场，也借之了解两种文化汇合之源远流长。英国在十七世纪人口才由四百万，增加到六百万但是经过三世纪的流血动乱，才将一个农业基础坚固的国家，改造而为一个以商业法制管理的国家。迄至世纪之末，全国已如一个城市国家，全可以用金融操纵，银行业与保险也开始露面。这不仅可以用资比较，还可以从这原始形态（Proto-
type）里看出各国需要现代化的这个问题之由来。
从根本的政治哲学着手
在政治哲学方面，我也主张从根本的方面着手。今日之读史者纵未翻阅过柏拉图之原书，或未参加过基督教堂的礼拜，也应当获悉他们思想体系之轮廓和“原罪”的意义。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家如马基维立（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为古典派经济学家之先驱，也透过后者而影响马克思。如果读者全不明悉这思想线索之由来，则很可能对今日之西方生误解。以上的作家从自存（self-
preservation）解释到人性为恶，最容易断起中国读者的反感。可是这已经无数的学者解释：现实的承认人性为恶，并非提倡人类应当为恶。如果我们呼叮今后不用暴力，这还讲得通，要是历史家否定过去暴力之存在，又不承认其在历史上之作为，就不合实际，其所写历史也与实情不合了。
综合以上所述，这“长宽深远”的设计，无非针对着目前地覆天翻的局面，其用意也仍是注重“时间上之汇集”（timing），亦即不离孟子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着眼。又因为最后需要读者作主而自存信心，所以又必加上一个“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附带条件。
为什么威尼斯？（黄仁宇）
为什么威尼斯？（黄仁宇）
每年四月半是美国报所得税截止的日期。去年我去看公众会计师的时候，他看到我的账内列有欧洲旅行的开支，他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研究中国历史要涉及威尼斯？”
预计到联邦国内税务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也会提出同一的问题，所以我就把自己曾在英文刊物发表的一篇文章解释两者中的关系带去作见证。写中国历史，不一定要覆履中国，写欧洲历史也不一定要自己游历欧洲。不过在可能情形之下，还是亲身切眼看过自己笔下的题材较为稳妥。世界上常有出人意外的情事。我们都知道英国的国都在伦敦。可是实际上今人所游历的伦敦，包括海德公园（Hyde
Park）、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英国议会等等地方都在威士敏斯特（Westminster）而不在历史上的伦敦。今日之旅游者可以遍游不列颠岛经过英格兰、苏格兰而未曾涉足于伦敦。可是英国历史上的银行街却又在伦敦城内。这些事情不一定会包括在书本知识之中，通常情况下我们也用不着咬文嚼字的必须追究得一个水落石出，可是写入历史论文里面去，其中的细目却可能在某种关系之下发生很大的差异，偶一不慎，可能铸成天大的笑话。
法国的鲍德尔教授（Fernand
Braudel）是我至为敬仰的一位历史家。我所羡慕的是他的眼光，而不是他说人叙事时一笔一句的真确。他曾把湖南写成一个滨海的省份，中国的明朝则于一六四四至一六八O年间（时为顺治康熙年间）被蒙古人所征服，虽说这是着笔时查考书籍之一时疏忽，究竟也是闭户造车，没有实地经验之故，只因为鲍教授在国际学术上之声望，虽犯了这样的错误还能依旧的立足，旁的人恐怕就难如此的浇幸了。
威尼斯在海岛之上，去大陆有两个半里。这海沼之中过去一般水浅可以徒涉，其中却又有一些深水道曾在历史上防御战时发生过作用。今日则水涨地低，全城有淹没的危险，国际间营救古迹的组织，正设法以泥浆注入建筑物基地之中，使其抬高。过去我也曾听说这城市的咸水不便于制造，可是又有些书上说到十六世纪中期年产羊毛呢绒一万六千匹，使人怀疑。到过该地之后才知道中世纪的手工业都在大陆之上海沼边缘的村落中发展。这些地方也属威尼斯，还有不少的犹太人聚居在这地方，威尼斯人却不许他们过海到岛上去。所说咸水不便于制造乃是专指丽都（Rialto）及圣马克（San
Marco）诸岛而言。
至于我和内子的喜欢旅行则已成癖性。最近十年之内我们常常弄得无余粮，所有的积蓄不够短期间的开销，可是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又是向航空公司和旅行社打听消息，找价廉物美的票位。在我说来这种“滚石头不聚青苔”（rolling
stone gathers nomoss）的作风不仅与我的写作有关，而且已经积有半个世纪以上的经历。
现在让我先说五十多年前的一段人身经验：
一九三七年对日抗战开始，各地动员。在我家乡长沙的火车站，也常有一列列的兵车运部队到前线。有一天我在车站看到这样一段列车开动，那时候我还只十九岁。一时情绪激动，不自觉的脱帽，向上前线的官兵大扬其手，预料开赴前线准备和敌人拚命的将士发觉后方群众如此热烈欢送，势必挥手回礼，岂知大谬不然，站在月台上如此兴奋的“群众”，只有我一人。不仅踞着站着兵车上的官兵对我漠然视之，即前后左右月台上的人也觉得我举动失常，好像是神经病发作。那时候我羞愤交并，如此这般才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中国的社会和西方的现代社会当中有一段莫大的鸿沟。从背景上的不同影响到心理，也表现到语言和行动。
几个月后，我在《抗战日报》工作。有一天日本重轰炸机十八架来临，在湖南大学附近投了很多炸弹，据说当日我方军事最高领袖在湖大图书馆召开会议，是否如此不得而知。只是我去现场报道时眼见炸弹全未投中建筑物，只在四周炸开了不少的深坑，身在其处遭殃的平民，头颅身躯四肢莫辨，只是一团血肉模糊，也有家人子女抢天叫地的号啕痛哭，可是旁边的人毫无关心。还有若干男女正在抢炸下的树枝，这方叫“我的”，那方拖着不放也叫“我的”。树枝可作柴烧，多谢日本飞行员，对没有受害的人讲，这也算是一种份外礼物。此时距日军在南京“屠城”不久，而且七泽三湘还是素称爱国心长，一向士气激昂的地方。当夜我写了一篇文章，不知用了多少口诛笔伐的字眼责骂抢树枝的人冷血，倒忘记了对我后方不设防城市滥行轰炸的日本空军，那篇文字当然不能刊载。
当日主持《抗战日报》编辑廖沫沙后为中共高干，也在文革期间受过一段折磨，我称之为沫沙兄，仅仅知道他思想左倾。在他看来，我写那篇文章却是表现我的思想不成熟。也还是不加思索先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随意批评指摘的表现。今日想来，我当日对阶级观念之不够认识，事诚有之，可是并不是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矛盾。而是知识分子与未受教育的群众之间的距离。在中国社会里讲，知识分子也是一种阶级，即传统士大夫阶级的延长。
本来“知识”早就应当全民化，虽说当中也有粗细深浅之不同，却不能为一群所谓“分子”者所独占。知识分子，英文为intelligentsia，据我所知道的今日还只能适用于苏联及中国。既有知识分子，也必有无知细民。这也是此世界上两个泱泱大国至今落后而不能民主化的症结之所在。这两个国家企图民主化，其方针不在加强知识分子的地位。因为民主即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不能如传统社会之天下兴亡，全由士大夫阶级包办。俄国的intelligentsia在十九世纪即有此种警觉。所谓“民粹运动”（populist
movement）者，即由知识分子发起。他们男女都有，放弃了养尊处优的生活，自动下放到乡下当小学教员或是客栈杂货店的经理。可是没有结构的改革（unstructured
reform）到底不能成器。乡民无知，不识好歹，反对这群热心人怀疑，或者驱之出境或向沙皇的特务人员密报，此运动也天折。
以上所说我自己两段人身经历已是五十年前事。当时我也不知道英文中的intelligentsia和俄国的populists。也仍不顾左翼右倾，只是凭着个人英雄主义盲人瞎马的乱闯。一九四一年我在成都军校毕业后，于国军十四师当少尉排长，足穿草鞋，一个月后已是满身虱蚤，也经常被行伍出身的同事逼着吃狗肉。至此才发觉我们士兵之中有极少数是抗战以前募兵时代的“遗老”。他们希望靠行伍出身升官，和我军官学校出身的利害冲空，也经常想方法和我作对。一般征兵所得则半属白痴，否则亦是□癃残疾，不堪教练。我可以想像他日我们冲锋时一拥上前，只好不较分寸，死伤狼藉：退却时即作鸟兽散，各自逃命。我和他们勾心斗角后，再度忖量之余，发觉他们入厕时以竹片瓦块当手纸，又不免良久恻然，而深叹人间何世。这时候后方城市如昆明重庆除了少数“发国难财”的外也算是一片赤贫。可是和我们部队的生活一比，又已经是两个世界。至此已才领悟到中国是一个“未经整体化”（not
integrated）的社会。兵士被征入伍，主要的是没有社会地位。若为知识分子，则有各种免役避役代役的机缘。因之“壮丁”被□入伍，用绳子牵套着送来，逃亡时即不需讯问，可以就地枪决。镇些事实，成万上千，也不容我们右倾保守即可以在历史上掩饰。而且也因为我们组织上有此弱点，才引起强邻入侵杀进堂奥。
两年之后，我在驻印军当上尉参谋。这时候兵员已经通过一段选择，装备也由美国供给，可是这未经整体化的情形依旧存在。我也知道自己偶一出入于阵地最前方，已经获得各方赞扬。可是有不少的战士，已经两次受伤三次受伤依然派往作尖兵斥候，成日整夜与死为邻。我曾亲眼看到有些士兵一足穿网球鞋，一足登不合尺寸的像皮靴，在泥泞之中蹒跚。在森林之中的黑夜里我曾亲耳的听到他们谈天，提及“恐怕要到密支那才有大休息哦？”至此引起无限之同情，驻印军无掩埋队，有些在公路线外人迹罕至的地方战死的士兵，只就地掩埋，情况紧急时几锹黄土也可以算数，也可以想见以缅北之倾盆大雨不几小时就骸骨暴露。也可想像他们也是人子人夫。他们在国内的家属还不知道彼此已是阴阳异途，恩断义绝，却还仍是生死莫卜，将信将疑。偶一开追悼会时，我们听到读祭文中有“呜呼，草长莺飞，故国之春已暮，剪纸招魂，他乡之鬼尤新”的辞句，深觉此情此景屡现眼前，而不能责备军中文职人员舞弄笔墨了。
这和我所说的旅行有何相干？又与此文劈头提出的威尼斯何涉？
因为五十年来的胡闯瞎闯，我获得了一段将世事纵横曲折前后左右上下观察的机会。我既非忠贞谋国之士，也并非投机分子。只因介入两者之间，才能保持著作史的主观箱客观。一个国家与社会与时代完全脱节，并非任何人之过失。只是这种情形必招致革命。许倬云教授曾大书：“革命不仁，以万民为当狗。”曾在法国以“老虎总理”著称的克里曼俊（clemenceau）也曾说过，“革命总是一个大整体，一个大方块。”既然如此，则只有带集体性，而无从在每一个人之间保持着人身经验之合理合法，也谈不上公平与不公平了。
又经过几十年的教学历史，我已发觉到近代国家的革命，统有共同的程序，即上面要重创高层机构，下面要翻转低层机构，从中还要新订上下之间法制性的联系。这样的改造少则三、五十年，多则近百年或超过一个世纪。即是改革轻易的国家，通常将其问题之一部外界化（externalize
the
problem），引起兵连浩劫的国际战争，最后玉石俱焚，也并未占到便宜。我初作此说时，还害怕自己过于偏激，所说或有未当。经过最近十年来在各处著书讲学的经验，则更只觉得唯有此说才能贯穿中外的历史，而且才能将书本上的知识和个人人身经验穿插成为一气。
今日还有不少年轻的朋友羡慕日本。恰巧我在抗战胜利之后曾随军赴东北。也发觉到当地好几十万的日本军民，包括不少铁道线上的员工，已被苏联作战俘一并携去到西伯利亚做工。对他们的家属说也是生死莫卜，音讯杳然。有些技术人员的家属为生计所迫，以浴室作为澡堂备热水供我们洗澡。我们看到他们太太们也如此下场，觉得过意不去，慷慨的多给几文钱，已经引起她们伏地磕头致谢。后来残余的日本人撤退回国时，也不管他们是掠夺致富或是勤奋起家，每人除随身行李之外只准带约值美金二十元的现钞。一九四六年的春天东北各城市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老幼的日本人推挽着大车，上置被袱，飘扬着白旗悄然回国。后来又有在秦皇岛和葫芦岛的同事告诉我，每次遣返日侨船未开行时，总有好几个日本人跳水自杀。他们一生经营至此尽成流水，东望祖国又是B29轰炸后的废墟。从渤海湾面对太平洋已和项羽的不愿再见江东父老一样的无地自容，只好与波臣为伍。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何在？难道以“时也，命也，运也”劝告读者自认指归，各安本分？说来也难能相信：如果我们纯粹以个人主义解释一切，则只能得到如此的一段结论。天地既不因尧舜而存，也不因果封而亡，那么谁又在革命期间担保你的人身安全和各个人的因果报应？在长沙遭敌机轰炸后枪树枝的人们，早已采取这种看法。如果要知道各种情事在大时代的意义，则只将眼光放宽放大，相信历史上的长期之合理性（long
term rational-ty of history）。
今日看来世界各国已有“天下混同区宇一家”的趋势，马克思主义者惯以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解释。这种说法以西欧作基点也必牵扯上一段阶级斗争。如果因此从意识形态坚持下去，很难避免原核战涡。我提倡的世界史观则注重从以农业习惯作社会骨干代之而以商业精神为主宰之一大转变。威尼斯实写这个世纪牵涉全球一个大运动的出发点。因为圣马克和丽都诸岛无土可耕，无木材足以架屋、无纤维可供织纺、甚至无淡水可饮，于是全体人士才锐意经商。（肃按：此处叙述疏漏）起先在波河沿岸兼鱼盐之利，后来增进造船技术加强商业组织及商业法律，具有资本主义之初貌。中国不仅以农立国，而且两干多年来上自专制皇权下至宗法社会暨当中的“五服”“十恶”和科举取士的制度无不融合著以小自耕农为国家主体的大前提，此中大小新旧不论，总之就是和威尼斯之精神全部相反，三四百年前要说中国终要受威尼斯传统之影响，可能谁也不能相信。这也是我要瞻望威尼斯的一个原因。来此并非崇圣。可是看到所谓巴士即为大船，出租汽车即为小船；红绿的交通灯挂在便河之上，也是书本知识之所未有。
这样一来，我们也可以想见中国要改造时的荆棘重重。我在美国教书时首即提醒学生：如果中国过去一百五十年的改革加在她们头上，则上自发髻，下至鞋带，当中的服饰、脑袋中的思想，嘴中的语言，人与人的关系有关宗教婚姻教育与契约无不需要改变。我自己就是一个D.P.（亦即displaced
person）。早三年前我在一个国际汉学会议提起：即因内战而使大陆两百万以上的人口迁移台湾也为中国历史亘古之所未有，因之随便批评，以先进国家平日的标准，检讨一个待开发的国家尚在挣扎的状态，必会冒上一个以静衡动的嫌疑。如果说得更过火则是以小权大，坐井观天。
个人的踯躅与蹁跹，托之命运，前已言之。可是其所代表的是一种群众运动，带有历史性格，又当别论。我已在各处写出，包括大陆的书刊在内，中国的改造途中，国民党及将介石所作贡献，为创造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国想要动员全国，纠结着三百万到五百万的兵力，和强敌作八年苦战，也是破天荒之壮举。当时一切无不因陋就简，所有军令军训军政军需，要不是全无着落，即是仓皇支吾应命。其中贪污不法无能的事项必有无疑。最近陈秘各军的遗稿问世，他就提及一九四三年在滇西滇南视察时，发现“若干部队对于走私运烟聚赌盗卖军械等破坏纪律行为，亦较其他驻地之部队为多。”（《传记文学》二三O期，五一页）为什么以陈辞修将军的高风亮节还只能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最高统帅部不能解决下属的供应问题就无从认真计较了。退一步解释，即是整个组织与时代脱节，罄全国之所有和立即需支付兑现的条件当中有几百年的距离。要不是行苦肉计及空城计坚持到底，听候同盟国解我倒悬，则只有任日本军阀宰割。
在同样大前提之下，我对于中共及毛泽东行土地革命翻转乡村中的低层机构，也是同样尊重其在历史上的长期之合理性，即对我在军校中因内战而损命的同学之遗孤，惶恐不能应命，也只好说今昔历史眼光不同，只要他们父兄保国卫民的宗旨为对方中共承认，已是英灵不朽。有了以上两个条件，那么今日之中国只能继续经济之开发。惟其如此才能在重订私人财产权利时，固定上下之间法制性之联系。也惟其如此，才能扫清文育，普及教育，使知识不永久的被若干分子所独占。如此之民法，才有真实的意义。下一代聪明睿智之士，或为农为工为商，或做律师及政治家，或作艺术家为写小说著历史，也用不着把天下兴亡的责任全由一已担当。
也有人说，经济改革前途必有风险，万一不慎，或是通货膨胀不可抑止，戴是大批人口失业，必致社会动乱。可是我说虽然计划改革时不能明知故犯自招贻戚；可是冒必要之险，仍是无可规避。所有现代经济本身即带着一种冒险性格，在今日也是众望之所归。如果踌躇不前，则是冒更大之险。
也有人说，今日地球已经海陆空一片污染，森林砍光、臭气层开天窗、地温升高，中国经济继续发展，势必增加以上破坏的程度。可是我说虽如此也不能让中国停滞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局面里。而且从如此仍不能将全球的问题全由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中国担当。这些大问题之获得解决，先必有极大之压力，然后由先进国家作领导分工合作寻觅途径才能在经济上有效，有如能源用尽，势必寻觅新能源。于今原油价格低廉，则虽有心人无法做蚀本生意的去收集太阳光内的功能。而且世界上贫富悬殊，各国所受经济压力相差过远，亦非富有国家之福。
假使世界上的事情能全球化，我们是不容悲观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科技知识，尚可能不及宇宙间奥妙千万分之一。宇宙间事物之大，大而不知其极，其小处也小而不知其极。这当中必有很多尚待发现的神秘足供人类在技术上引用足以解决实切的问题。
这样一来已越说越远了。让我再问一次。为什么威尼斯？提及威尼斯则是表现我从技术角度看历史，不从道德观念检讨历史。我希望以后写作，集中于前者，而逐渐离开后者，如是才轻松有趣。可是一牵扯上中国历史，又不能将道德这一观念完全放弃，也只好主张在将历史的观点放长放远时，也将道德观念放宽放大。又让我再说一次：我对前途仍是乐观的。一九八七年我和内子去法国里昂（Lyon）。此地在大革命时为反革命中心之一。山岳党人（Montagnards）削平叛乱之日主张将全城焚毁，使地图上不复有里昂的名字。被拘捕的反对派则摆在预掘之壕沟间，二百人一批，予之以炮轰，再不死则枪杀刀刺，也真是人间地狱。可是今日之里昂则为法国工商业重镇表现着一片升平气象，罗昂（Rhone）及萨恩（Saone）二河在此交流，水色深碧。大革命时因为天主教的僧侣不肯宣誓，则由革命政府索性废除天主教，不承认耶稣基督。今日里昂最高点富微亚（Fourviere）山顶上的教堂仍供着圣像。我和内子推门入内时劈头就看到信男信女供奉的明烛，金焰闪烁，也无虑数十百支。我们虽不属任何宗派，看来总有一种心情温暖的感觉，而更体会历史上的长期之合理性，并非托于空言。
英伦鸿爪（黄仁宇）
英伦鸿爪（黄仁宇）
纽约出租汽车的驾驶人常常是外国人，有些尚不说英语。大概曼哈顿（纽约市所在的岛屿）的街道竖的是大道，横的是街，各以数目字定名，没有十分的高深奥妙。伦敦可不然了。其街头既不平行对称，也不辐射，而系处在二者之间。通常我们要去的地位又常在步行范围之内。可是转错了一个弯，则可以谬以千里，而且更难找回原来的地方。我和内子犯了好几次错误之后，发现了一个补救的办法，则是全面撤退到Picadilly
Circle。那枢纽的东北角Boots药店的后方，有一家叫Regent
Palace的旅馆，内中有问事处，又和旅馆的问事处隔离，也不管问事者系旅店顾客与否，一般应答殷勤周到，通常又赠伦敦市中心地图一纸，还在问事者要去的地点画一个叉，然后解释走去的途径，使你万无一失。在今日的社会里如此周到的服务还能维持多久，甚成疑问。总而言之，我们就不可想像纽约的闹市有同样的款待了。
不少情形之下，我们必须借重于计程车。伦敦的计程车仍然保持着它的特色，不是一般的汽车充数，而系特制，车厢成方匣形，容积庞大。三、四个乘客带着行李绰有裕如。而且车身高，乘客只要稍一弯腰，而用不着匍匐进出。计程车价也不特别昂贵。如果三、四个人坐计程车，通常较地下铁（英国人称为tube）便宜合算。谈到熟练门道，这才是伦敦计程车的驾驶人之所长，原来伦敦的大街小巷，纵是纵横曲折，实际无不互相贯通。计程车总是经行不意的地方，最后才脱颖而出。有些小巷看来绌蹙不堪行车，他们也能纵横来去。
我所担心服务性质的事业不能继续，一方面根据个人经验，一方面也是猜想经济条件高度活跃的情形下之必然。伦敦市中心去希则罗（Heathrow）飞机场约十五里。一九七三年我岳父母来英伦访问我们后回美，因为他有心脏毛病，我就替他包了一部计程车，预定天明扣门来接，车价只十二镑。一九八七，即三年前，我们飞机在加特威（Gatwick）机场下落，本来那边也有地铁直达维多利亚火车站，只因为我们一夜未眠、疲惫不堪，我们拖着行李，看地图加特威也并不见得较希则罗相去要远得多。于是与内子商量后决乘计程车去伦敦，岂知车费镑数川流不息的在计程表上跳出，彼伏此升，其快无比，加以那天M-23公路又在修路，到旅馆车费已一百十镑。那天我们下榻的地方乃是柏克（Buck）旅舍。这也是我自称伦敦里手而吃亏的地方。一九七O年间，我们来此多次，柏克可算当日眼下价廉物美的地方，住宿仍照英国“床与早餐”（Bed
and
Breakfast）的办法计算，成人八镑一天，小童减半。这旅馆地位适宜，靠百货公司哈罗（Har-rods）及维多利亚博物馆都近在咫尺，既方便又安静。也不知我们来去不在之间，这旅社也已易手，改称波芙花园（BeaufortGarden）一等到我们把计程车打发去后，开始填住客单时，才发现旧日之客栈，一经粉刷重新装备，已成今日之时髦旅馆。“床与早餐”成为往迹，现在的价格，双人房每天一百镑。所以我们才履足于英伦两小时，已花费去了预定三星期旅费中相当数目之一部分。后来回美偶阅旅行杂志，才知道波芙花园现为伦敦优秀的小旅馆之一。老板和经常顾客同为演出界闻名人物，只是不知其最近房价几何。
有了以上的经验，这次我们小心从事，希则罗去伦敦中心偏北的旅馆区有公共汽车，称为“空运巴士”（Airbus），红色二层楼，每隔半小时一班，行李栏也宽敞，任客自行取放。单程票五镑，来回票八镑。可是我们去时可以坐四、五十人的巴士只有乘客四人。回时巴士经过所有指定旅馆附近，也只接得来客五人。看来巴士公司有维持路线的义务。我们则仍希望乘客增多，公司财源茂盛。因为老是赔本生意迟早要关门，则我们可以引用的服务事业也必又少一筹也。
如此这般的情形，刚一履足于英伦，第一印象即为经济状况与物价。本来英国的通货膨胀，已相当的可怕。回顾一九七二年第一趟来英时，英镑还是一个很扎实的单位。如果银行支取二百镑，出纳员必道歉，要到内面验证存数，“因为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我也曾亲眼看到有Sir和Lady贵族衔的顾客（甚可能因学术上的成就封爵），和一般人站队去支取三、五十镑。今日则很少的人还认为两百镑是大数目了，也没有再到银行里兑取零用钱。以金融卡支钱的机器装置于墙壁之内，到处都有。十年之前英镑已不如前，可是仍为一个基本单位。这次我们来英，带有以前留存的一镑纸币，至此才知道业已作废，即银行的兑换也已过时。新镑为铜币，面积小而肉厚，以便和以前所发的货币面积大而值价低的有分别，也只当作零钱使用。我们以美金作本位的游客，更有一项苦处，一九七0年间美金值高而英镑低，又一路从每镑二元四角的兑换率跌入二元大关，一度与美金的价值接近，而物价还没有赶上，所以我们占便宜。内子也说：“We
savea dime here，a nickel
there.”（我们此处省下一毛，那里挣着五分。）今日则他们以英镑作单位的物价和美国以美金为单位的物价在数目字上已有扯平的趋势，而英镑在最近又回涨接近美金二元。这也就是说以前物价廉，我们钱多，他们钱少。今日这三个条件全与以前相反，好像逼着我们将以前所占便宜退还回去。通货膨胀的情形也可以在报纸上“求才”的广告看出，内中所提及的薪水数，以前英国常只有美国同样工作者六成左右，今日至少业已扯平。
通货膨胀使个人感到踟蹰，可是在全国经济的发展，并不可少。因为这是重新分配财富最简捷的办法（所述与恶性通货膨胀，即政府无法筹谋支出，全赖印钞塞责，以致整个经济崩溃的不同。）通货多物价必涨。然则物价高工资也高。短时间内后者可能赶不上前者，而以某种社会阶层中尤甚。可是长时间内则一般生活程度为之提高。现代经济之发展有赖于生产者也为消费省，于是市场扩大，大规模之生产与分配才能引用科技，将成本降低，使昨日之奢侈品成为今日之必需品，在过程中不得不多发筹码。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Joan
Robinson）不久之前去世。她在著书立说时不否定马克思所谓资本家对工人之“剥削”（ex-ploitaion）。但是她指出在经济已展开的社会，虽剥削而不以为苦。悲惨世界全在未开发国家之内。当中生活程度之不同超过阶级斗争之意识形态也。
我一生引为自豪的经历，乃是旅行中外从接近最高层的旅社和舟船舱房以及最低级之舱房全部尝试过。今日受人服侍，可是年轻时也曾服侍于人。现在看来，对经济之发展，不能以个人人身经验论断。比如说：二十五年前喷射机之航空旅行仍是中等以上阶级之特权，今日则日益普通。羡富嫌贫乃人之常情。有时看到待开发国家群众携老扶幼提箱带筐而来，声音嘈杂了无秩序，不免厌恶。即此忘记了今日受有别人的印象，亦即是前日自己给别人高层阶级的印象。总而言之，刻下世界经济之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潮流，超越国界，不仅在每一个国家内刺激其社会阶层之流动性（social
mobility），也引起全球人口作大规模的移动。保守界之人士虽欲抑止，已不可得。
今日英伦与二十年前之英伦产生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区别，则是以前英属殖民地人民，成数的移民过来。他们与她们也参入了劳工队伍。有一天我们去超级食品商场（supermarket）看到收账员十余人，尽属有色人种，也代表着亚洲、非洲不同的国家。在剑桥则发现昔日贩普及食品之“油榨鱼块及番薯”（fish
andchips）之小店，已归华人接收，改着以中式饭菜外销为业。看样子如是的情形不止一家。只是尚没有如美国之所在华人餐馆篇称湖南风味及四川风味之普通。我们以前所租平房在“桑树别境”（Mulberry
Close）。当时尚属新建，房主自住者有之，短期租赁与人者有之。大概都属于大学教职员及自由职业者，今日之住客则多属工人阶级，内中也有亚洲人，可是门首所停汽车则反较昔日为多，而附近昔日之一所平房的出处，今日已改建为摩登大厦，似乎比柏克旅社之成为波芙花园又胜一筹。
我们一提到英国就牵连不断的触及“阶级”这一观念，此乃历史使然。大家都知道克伦威尔是英国提倡民权的健将。可是他也说过：“这里必须有一个贵族（mobleman），一个地方绅士（gentleman），一个小地主（yeoman），和一个庄稼人（husbandman）。这是理之当然”而且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期大英帝国之称霸于世界，也靠社会上阶级森严纪律整肃为骨干。我们曾看到一营英军能由一个军士长（sergeant
major）口令之下指挥操作，了无差错，叹为观止。其后面侧面社会组织及社会纪律使然也。即在十八年前我们初履足英伦时，旧日风尚仍不断表出现于眼前。任服务性质工作者绝对循规有礼。接受服务者也必抑制盛气凌人之气概。虽不满意，亦只稍示颜色，而不能见诸言表。（不然何以被称为gentleman？）今日如此之礼尚已有显然之衰退。
举一个例，剑桥各学院之门房称porter,掌管进出，有管家（butler）之身分。一般衣服精致整齐，较大学教授及各学者有过之无不及。他们严格的督视内外，对后者却又站在从属地位。这一次我看到如此之间门房，与一位访问学者口角。听口音，后者也是英国人。所争执的来由为学者所预定购买之《伦敦泰晤士报》因门房及值班交代贻误而未在报贩来时留下。这位学者不断的指责。门房即说：“我已经说sorry（对不起），但是我们不是职业的新闻纸发送者。”说时声色俱厉，毫无sorry态度。对方也更加追究，在指责之后又质问：“难道你们有错而不能改？”
此系小事，在其他各处恐怕是司空见惯。但是发生于有秩序及条理之英国，又出现于剑桥，就值得思量了。
社会上的变迁也影响到环境。伦敦最引人入胜的地方乃是很多幽静的住宅区。这样的住宅区分布于各处，各以其mews为基点发展。Mews译为马厩，可能过去为马厩，或预为指定作马厩之空地，所以地区宽旷。通常住宅不逾三层楼，环绕这空地建造，当中栽植树木，所以景色优美，气氛芳馥。加以各种店铺甚至邮政局都近在咫尺，有大城市各种方便而无其弊，多数美国电影明旱退休后在此置宅，前述计程车穿梭而过的也多经由如是之住宅区。可是也因经济发达之故，近日人烟鼎盛，开临街餐馆的也愈多，质量上也有大不如前的观感。
是否各色情形都是今不如昔，都在每下愈况？这是一个牵涉到多方面的问题，不容片面的答复。首先我们必须认清：今日旅游者所见到的伦敦虽说内中有不少的古迹，但是其中各种建筑，而尤以各种纪念碑像大部系前世纪及本世纪初年新添。有如跨伏尔加方场（Trafalgar
spuare）之高柱系纪念纳尔生，彼乃摧毁拿破仑海军之英雄。场中二人铜像纪念第一次大战时日德蓝（Jut-land）战役之海军将领Jellicoe，
Beatty.，又二人铜像纪念征服印度之陆军将领Napier，Havelocko威士敏斯特（West-
minster）之寺院虽创于十三世纪，其旁哥特式之英国议会则建于十九世纪中期，前后经营三十余年。其钟塔称为“大朋”（Big
Ben）者则造于一八五八年。大英博物馆建于一八四七年，伦敦塔桥建于一八九四年。这大都会里的重要界标既如是，很多住宅区的设计兴建也大概同时。可是十九世纪是大英帝国扬威世界之日，在对外关系近乎完全采取主动，当日米字国旗之下国富也空前膨胀，这种情形，可一而不可再。迄今也没有另外一个国家能够如是之行动自由。
即是前述社会组织与社会纪律也包含着一个时间因素，其侧面后面也带着若干不公平的成分。十九世纪的英国法令森严，尚有妇女儿童偶犯偷窃小事被处吊刑的情节，至今读之不觉毛骨悚然。即迟至一九七三年我们寄寓于剑桥之日，当地有人被告引用业已用过的巴士车票，所规避的车费不过两毛左右，被判徒刑一年，以至舆论亦指责处罚过重。（欧洲很多国家内公共交通工具让乘客自动买票，自动在机器上截洞作废，查票员只不时抽查，惟近时如伦敦地铁已用电子机在出站收票时审查。）至于社会阶层则学校制度分为两途，儿童在十二岁即区分为白领（white
col-lar）及蓝领（blue
collar）。所以其秩序与条理并非平白产生，这些因素也都前后连贯。我们也可以想像大英帝国驰誉海外之日，其军民不是没有付出相当代价。
我们通常忽略一段事实：英国在二次大战之后经过一段剧烈的调整。因为既大规模的放弃海外属地，大部海外投资亦已化为流水，战时经济又待复员，曾在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间几度徘徊，但始终未酿成政变，尤无武装冲突情事，也可见得其法治基础之巩固，英国经济也会一度甚为瞠乎很多欧美国家之后，近二十年来开发北海油田，加入欧洲市场，才产生今日繁荣现象。可是刻下又感受日本之经济压力。这次在英伦所见，日制汽车仍极稀少，只是丰田及SONY之广告触目可见，最大之电子制造者ICL则即将被富士通财团收购，刻下大英博物馆之陈列亦由富士通津贴，所以瞻望情势，只能将大量之消费转为投资。保守党所主持之新税，实为人头税（poll
tax）。骤看起来，即是劫贫济富，也受各界指责，我们在剑桥即看到人行道上粉笔大书DON’TPAY TOLL
TAX字样。技术上新税也确与以上通货膨胀之作用相反，亦即要束紧腰带必须将全民一体投入。
综合各种情形看来，今日英伦仍在一个长时间大规模的调整过程中，威士敏斯特要从一个独霸全球之大帝国的首都变为一个真实而带国际性的商业场所、文化重心，旅游要地，不要能追恋往日，即接受社会之流动性及世界人口之移动亦无从永恒不变。是否今不如昔？这就很难说了。从人身经验论，我们自己即难摆脱人类惰性，总之即羡慕下野之电影明星的生活易，权衡下层民众之向背与同情于提箱带箧之国际难民难。在这情形下，我想最好旅游者也去参观英国山地区之夏特乌兹（Chat-
sworth）及西南之朗里特（Longleat）两处大厦。则可能对“今不如昔”之一观念增加一层纵深。两处同为英国个人农业财富发展最高潮时之里程碑，现今已不能由私人家庭维持，只好捐作公众博物馆。我仰也可以瞻慕这财富结晶的倾间，想见当时人对工业革命遍地造成贫民窟（slum）以及煤烟污染浓雾“刀也切不开”之伦敦也必有今不如昔的观感，这也就是说：我们如要悲观，可不胜其悲观。十七世纪末季英国人口由初年之四百万增殖至六百万，时人即作已超过饱和点的结论。反面言之，如果我们接受“约翰蛮牛”（John
Bull）之英国精神以及他们过去对世界文学和商业技术的贡献，又相信移民之下一代必有聪明优秀的男女对给予款待的国家作更实质的贡献，则十七世纪大火烧不尽的伦敦和第二次大战时德国轰炸机和飞弹毁灭不了的伦敦，仍可能在下一世纪创造更新的形貌。人类的历史有时也像伦敦的街道，必在其纵横曲折之中摸索一阵，才能突然发现柳暗花明之处。倘非如此，则我这篇文字实无付梓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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