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央的精神”，宝安县的“5年实现合作化”一改而变为：“一年内全县实现合作化” !
速度从天而降，“堰苗助长”当然就出现了：入不入社，被说成了“是跟国民党还是跟共产党”的问题。不肯入社的农民被五花大绑上台批斗，以杀鸡儆猴！
成效当然也很快出现，资料显示：到1956年初，宝安全县就从仅新桥l个试验合作社猛地增加到86个合作社。到1956年5月，更是建立了265个农业合作社。
仅仅5个月功夫，宝安县那些刚刚有了土地的农民，又把土地交了出去，变成了“社员”，转眼就两手空空！
当年把土地交到农民手上，农民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现在又把到手的土地交回到“集体”去。他们一边敲锣打鼓，给老牛披红戴花，朝“合作社”招牌的大屋走，一边却在眷念着刚刚睡暖的炕头、刚刚垫足了青草的牛栏……
该种对“私有”生活的追求，深留在中国农民心中，哪是一年半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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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的？当然一有机会，又要表现出来。
1957年，当城里发动“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右派分子纷纷“向党进攻”的时候。宝安县农村“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也抬头了，其表现就是：农民普遍要求“退社”。
宝安县的历史档案显示，在这场“退社风”中：
以龙华乡为例，全乡九个合作社社，就有五个散了；
南头乡的十一个合作社，有三个散了，有五个正在动摇，真正还顶着坚持要办的，仅有三个社。
布吉区山厦乡的社员黄锦平说：“我怨恨入了社，你叫毛主席来也搞不通我的思想！”
新围农业社的干部坚持着不让农民退社，谁要退，不给退犁耙。这让一部分农民愤怒了。有人一声呼喊便组织了一个“退社团”，团结了几十个要退社的群众，围住了合作社干部吵。
“退社团”提出的条件有：把田地全部重新再分，包产到户，谁都有份（包括地主富农）。要让老农当家。要恢复油粮自榨自食，不要再搞统购农民的油粮……
如果不同意“退社”，不让他们牵老牛回家，就要搬干部家的桌椅床铺，有人干脆坐在干部家吃饭不走。
“退社风”越刮越凶，变成了找共产党的“算账风”!
档案记载，龙华乡的地主黄xx要讨回土改时分的房子，说：“你们住了我的房子是白住吗？”强要合作社交纳340元房租。
黄田社的地主林达明在赶墟时遇到分了他田土的贫农林占礼，扯着林的衣服问，你耕了我的土地到要可什么时候才还？老实的林占礼说不是我分的，是共产党要我分的。林达明不让走，让林占礼答应归还解放前借的旧账港币8元才算罢休。
这分明是一股“反共”风！
农村嚷“退社”，城里右派嚷“共产党下台”，对于这一切，能够任其下去吗？必须打退城乡阶级敌人的反扑！
1957年的春天，毛泽东发表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击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
一般人都熟悉共产党在城市发动的“反右运动”，而对于农村进行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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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社风”却知之不多。
我们来看看，宝安县农村是怎么“反退社”的。
宝安县的农村“整社”，即反击“退社风”运动，是在1957年8月后进入高潮的。
“整社”方法同“反右”类似，先让农民提意见，搞“大辩论”。让各种意见都发表出来。再根据“辩论”划分阶级队伍。组织群众，对暴露的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反击。
据称，最初在宝安县农村搞的“反退社”比在城市搞“整风反右”还难。雪片似的向县委飞回来的报告都称：“大辩论搞不起来。”
农民开会不积极，喊了半天开会，稀稀拉拉就来十几个人。拿张凳子坐在大屋中，只抽烟，听干部讲，就是不吭声。
开了一晚的会，煤油都烧过半盏灯了，还没有人肯说共产党一个不字。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此时的农民已有了“参照物”。
我查了一下宝安县开展农村反“退社风”的时间，其时为1957年的9月到10月。此时，城市的“反右”斗争已经先开展起来，凡是向共产党提了意见的右派分子，正被揪了出来批判斗争。
城市的右派分子“多嘴”已经尝尽了苦头，宝安县的农民有“前车之鉴”，不肯讲话了，是情理中事。
工作组十分着急。群众不说共产党的不好，就找不到“靶子”，找不到靶子，怎么好开展“斗争”呢？不“斗争”一些人，合作化怎么能继续走下去呢？
于是做细致的工作：农民不开口不能“吊捆打”，得要有一套叫他们开口的办法——在这点上，城市的“整风反右”为农村的“反退社”积累了经验。
一位老工作队队员回忆说：“经验就是启发式运动，就是由贫下中农、干部带头揭问题，把反动的话引出来。”
有关这类的资料，留下来是不多的。我有幸找到了记录宝安县农村“大鸣大放”历史的，1957年惠阳地委（当时宝安县属于惠阳地区）农村工作部所编的《东江在前进》一书．书中有一篇《和平社大鸣大放斗争的经验》的文章。其中介绍了宝安县和平农业社“大鸣大放”是怎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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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和平社大鸣大放大争搞了15天，有273人鸣放了729条意见。”
“鸣放”热情分明很高。
那么，和平社又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片先是召开党支部会议，解除顾虑。其次是队、组长、贫农要带头鸣放。不管（群众）提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对的意见要沉住气听下去，不要立即反驳。
估计到反动力量主要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向党“进攻”：一是攻击合作化后生活今不如昔、粮食不够吃。二是工农悬殊大。三是物价太高。四是集体不如单干。所以，要在这几个方面充分作好“应战”准备。
应战的准备是这样做的：
“以队组织为核心，每队准备一个（人），驳斥（一个）谬论。事先收集材料，（如由）四队收集合作化后生活大大改善的材料：黄耀中全家5人，每人每月吃了34斤米；黄伯如说，全队现有54支水笔（钢笔）, 20把电筒，解放前只有伪军官才有一支水笔。”
当“反击”的材料准备充分后，“大鸣大放”会就可以召开了。
开会前要反复讲清不打击报复，解除顾虑。号召群众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引导”是循序渐进的：第一晚“一般都是由干部、贫农先带头发言。都集中在领导方法、生产安排（这些不很要害的间题）上。社委队长当场要表示接受批评……”
通过第一晚的“放松’后，第二晚．一些心怀不满的人便会蠢蠢欲动了。
“第二晚主要是引导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合作化优越不优越？统购统销好不好等方面。”
真正的交锋这才开始。
政府征购是否太重？档案记载，富裕中农黄观生、黄和兴说：“全社全年人口增加了43人，增加口粮2万斤。”但上交的任务不减，粮食当然不够吃。除非“减少公余粮才满足口粮需要”。
早准备好的人们是如何“驳斥”的呢？
贫农童田生起来发言说，不能因为我们困难就要求国家减少征粮：“一个社减少2万斤，全省全国那么多社，不知要减多少多少。这样军队、工人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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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唯一的办法还是靠我们自己增加生产。”
第二个问题，农民生活是不是“苦”了？
黄观生说：农民“年年口粮220斤，生活没改善”。“同志（工人）自雪雪，农民乌黑黑。”
“贫农黄秤生拿出一包黄金龙香烟说，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农民都能抽香烟了)？谁说生活没改善？”
农民黄亚居说：“过去100斤谷子换100斤盐，现在200多斤才换100斤盐，是政府剥削了农民。”
“贫农黄秤生说，政府只向农民收点公粮，不从盐、烟、酒多收点税，哪里有钱建设社会主义？大家可以去惠州看看建设糖厂要多少钱？”
那时，邻近的惠州要建一个大糖厂，看了回来的农民无不赞叹祖国的大建设好。“叫苦派”没说的了。
第三个问题，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
说单干好的人说：“入了社．我比以前干的还多了，收入还没增。”
“今日是有得做冇得食。还不如以前给地主打工好，三餐饱饭热烘烘。”
说集体好的人反驳说，旧社会我一家流浪讨饭，进了合作社我才有吃有穿。谁说合作社不好啊？
“社主任廖伟荣说，大陂头的水利，过去（单于力量单薄——作者）打架也搞不成（为争水利村与村械斗——作者）。只有转了高级社，才修得成。2000多亩旱田变成了水田。”“增产了8万多斤，这不是集体的优越性吗？”
“你们说合作社这不好那不好，难道国民党还好些吗？”
反驳者的最后一句发言很有杀伤力，否定合作社的一方马上不再说什么了。
没发言的富裕中农一看不行了，便纷纷附和着说社会主义的好话。
南头社的富裕中农求饶说：“大家不要计较过去的意见啦，都系撮（坐）一条船啦，我们以后积极生产就是。”
“我歹（们）再不敢哇（说）退社啦！行不行？”那些发了言的社员感到后悔了。
贫下中农说，哼，你们放了这么多天的毒，就这样罢休了吗？不行！没那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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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提了意见的富裕中农，尤其是地主、富农，后来被一个个揪出来，在武装民兵的押解下，戴上“攻击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的高帽子再一次“斗地主”，游村、游田垌……
最热闹的算是南头的一次反击“退社风”大游行了。被牵出来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像一长串蚂蚌，绕着南头乡的田桐转，排了一里多路长。“队伍到天黑还没绕南头城一个圈”。
与此同时，宝安城镇的“整风反右”也在密锣紧鼓地进行。
共有852名教师被集中到深圳镇学习在积极分子的“带头”下，很快出现了“鸣放”的高潮。文教卫系统’‘头5天就有863人鸣放了4485条意见，贴出了180658张大字报。运动结束后统计，平均每人写大字报258张。”我不知道这个统计数字是否有水分，如是这样，写大字之多堪称惊人！
由于大字报写得太多，令当时深圳镇上所有的文具店里的白纸都一售而空，文教局只好派汽车到惠州拉纸。
我们看看，深圳镇上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人，究竟都写了些什么话呢？
县食品公司有人贴了一张“猪肉倒海”的漫画，说1956年公司猪肉管理不善，落盐过少，霉烂了1500多斤。全部倒进了海里，是浪费。
县医院有人贴大字报，说1953年医院买了一套价值9500元的人工呼吸器，谁也不会使，结果积压四年多，浪费了人民财产。
此两个写大字报的人后均被划作右派。
大鹏小学教师何志超被划为右派的“罪行”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理由是：“因为那段时间经常买不到猪肉，（他）对一个叫胡瑜的同事发牢骚：‘每天有四两酒，四两肉，谁做皇帝都一样。’胡瑜发火柴点烟，划了几根都划不着，何志超又说牢骚话：‘屌！亡国火柴。’”
何志超因此被划为“极右”，送劳动教养。1979年3月7日，宝安县委为他平反时，他已在多年前病死在劳改场中。
南头中学教师黄锦瑞被划为右派的罪行是“辱骂毛主席”。
怎么辱骂的呢？
“大鸣大放”期间，黄锦端说：“（共产党干部）拿橡皮包钢丝做的鞭子，抽人伤骨不伤皮。北京这么远，你能向毛主席诉苦吗？”黄锦瑞参加过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三青团”，他的话很快被积极分子汇报。专案组定性他为“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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蔑伟大领袖拿鞭子抽人”。
黄锦瑞在被划为右派后送罗田水库劳动改造。他不能忍受这种“欲加之罪”，于1959年上吊自杀，用死亡了表示了最后的反抗。
1957年宝安县的反击“退社”和“整风”的运动，是在枪声中画上句号的。
1957年8月4日，闹“退社”最厉害的库坑乡举行大会，斗争地主分子叶孝忠。罪名是串连农民“退社”，妄想“挖空社会主义墙脚”。叶孝忠是国民党时期的土豪劣绅，本来民愤就很大。一时会场上群情激愤，口号声震天，到会农民一致同意“枪毙”。
叶孝忠被五花大绑，还想辩什么，早被人按着头，押上了一辆牛车，跳上三个背着长枪的民兵，两个公安。老牛一开步，会场上立刻有人带头喊口号。
“坚决镇压地主分子叶孝忠！”
“谁反对合作化就叫他灭亡！”
“合作化就是好，就是好！”
口号声落的时候，远处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声——后来有人形容：“就像炒豆子的声音’”。
全场猛地死一般沉寂。
中国的农民明白了，顺着共产党说话比说真话好。他们开始学会了用两副面孔做人。
新的政权与人民之间出现了裂痕，这可以从偷渡逃港群众的成分中看出。
1956年前，逃港者主要为新政权的“敌对者”，地、富、反、坏，蒋介石遗留在大陆的国民党余部。而1956年后，逃港者中第一次出现了新政权的“受益者”：贫农、下中农、共产党员、农村干部……这显然同城市的反右，农村的强拉入社以及反“退社风”有关。
但是，这些“光明下的阴影”，是很难呈送到高层的办公台上被“看到”和被“知觉”的。
“退社风”被打退了，上报的材料写着：“宝安县上下出现了一片人人走社会主义路，个个爱社如家的喜人景象”
1957年末，宝安县委的一份总结材料更不无得意地称：“人民群众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团结、坚定、意气风发。真是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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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最后欢呼说：“全县人民正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信心百倍地奔向1958——”
而事实，是这样的吗？
中国，在离真理越来越远……
“1958”就在前面、“大跃进”正在前面、“大炼钢铁”熊熊的炉火正在前面。
一段更为危险更为狂热的历史，就这样等候在前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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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五七”大逃港◆
◇第一节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
对当政者来说，政策的变化，可以在一分钟之间。而对于那些颤栗在狂风暴雨中的普通百姓来说，简单的一分钟也许就决定了他们的一生。
芸芸众生，何能把握自己？
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多少小人物身上血与泪的悲剧，就在这一“放”一“收”的历史中产生……
有人对１９５７年宝安县的反“退社风”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牛不想喝水，按了牛头也不会喝。”
宝安县那些被强迫入社的农民，还有那些被镇压、被批斗的人们以及他们的亲属，在无法改变的现实面前，比起内地的农民来，多了一条出路，那就是：逃港。
逃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被定为“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并且认定造成逃港的原因不是大陆政府在政策上有什么过失，而是外部台湾、香港的美蒋特务煽动的结果，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结果。逃港者，就是“叛国”者。
●第二章“五七”大逃港●
从某种意义上说，３０年逃港的潮起潮落，可说是中国政治稳定与否的晴雨表。
我在笔记上，用红色的波纹线详细标明着30年来深圳河上偷渡的情况。
波纹线在1952年到１９５６年的一段，变化是平缓的。波纹线没有大的起落。在每天的记录上，甚至出现过“0”的记录。
很明显，国民党在大陆的势力基本被消灭、一部分持不同政见的人已被放出去香港。国内政治清明，人民群众满意。政局稳定。
这个态势在1956年下半年后出现了明显的改变：红色波纹线在1957年后更突然急剧动荡，随之上升。毋庸置疑，这表明国内政治斗争开始激烈，一部分群众对政治、经济的状况不满而开始“背叛”。
红色波纹线节节上升，开始是每月偷渡几十人，接着是每月出现数百人，到了1957年的６月以后，猛然上升到每月近千人，最高上升到7月的几千人。
这就有点反常了。
如果仅仅是因为不满“入社”而引起逃港，它应该是断断续续的，不应该形成集中的大规模的偷渡潮。
陡然上升的“水银柱”仿佛在提醒我，这后面有个什么事情在推动着“逃港”。
难道在1957年的六七月份，宝安县发生了什么事？
我在堆积如山的有关宝安县的历史资料中寻找着。企图找到打开疑问的钥匙。我坚信，造成一个月几千人规模的大逃港，不会没有原因。
一份由中国共产党宝安县委员会所发的《边防字21号》文件，引起我的注意。
这是1957年6月8日，由王志任县委书记的中共宝安县委，向中共广东省委和惠阳地委呈递的一份报告，报告题为《关于对人民群众“放宽”来往香港问题的意见》。
我仔细地翻看了这份文件：果然不错，看来，１９５７年六七月群众逃港高潮的形成，与这份文件有着某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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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宝安县要求“开放河口”的报告（左）和广东省委同意“开放河口”的批复
这份文件主要谈的是深圳河上的偷渡的事，内容分为：偷渡情况的分析、矛盾的性质和意见和我们采取的措施三部分。
在谈到群众偷渡的原因时，报告中的认识同习惯的把“逃港”看成“叛国”的看法是不同的，而有其“新观点”。
报告称：
由于英方的坚持，1956年3月以来，中英双方实行了“出入平衡”政策。即香港每天过来多少人，深圳这边每天就只能放多少人过去。由于要求去香港的人数大大多于香港来大陆的人数，宝安、东莞、惠州一带成千上万要求去香港的群众，探亲的要求不能得到批准，造成了不少群众选择“偷渡”这条路。
报告说：“对于人民群众去香港的问题，采取放宽还是继续从严呢？我们认为放宽较好些。”
报告大胆提出了设想：“目前国内尚不能完全消灭灾荒和失业，我们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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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包起来，去香港打工这条路就不应该堵死。”
在这里，作者把“逃港”改用了一个好听的名词，叫做“出港打工”。十分聪明。报告还认为，与其造成群众与政府的对立，不如把“出港打工”的这道门打开得更大一点，更“放宽”一点。
“这样，就可将矛盾转向英帝国主义”对群众、对政府，都是好事。
表面看，这份报告没什么，而细看则柔中有刚，内含着要求“对港政策”改变的潜台词。
那么，广东省委是怎么样对待这份报告的呢？
广东省委很快就批准了这一报告，同意“放宽”。
广东省委为什么会同意“放宽”？
进一步说，宝安县委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然向上面提出要“放宽”呢？
这是个什么样的时候？
看来是农村政策出现了问题。农民对强迫入社不满，整风整社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造成偷渡逃港。宝安县委难以控制局势，只好请求上级“放宽”让一部分群众去港。
这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解释。
但同时另一个反过来的解释是：群众逃港越多，应该只会促使宝安县把边防卡得越严，为什么反倒“松”了？
放宽政策是为什么出台的？
是不是有一件“突发”的事情，让宝安县委无法“卡”下去，从而“有理由”要求上级把政策“放宽”？
终于找到了。
也许６５岁以上的广东的老百姓会记得，1957年的三四月，对于依靠田里的收成来填饱肚子的广东农民来说，是一个难熬的春天。一方面是政治运动，整风整社，开会斗争；一方面是青黄不接，粮食紧张，群众没饭吃。粤北地区更有甚之。
１９５７年春，粤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大的水灾，致使数以万计的农民失去了家园，大批农民自北往南避荒。
当时，广东的南部，宝安、惠阳一带没有受灾。于是，流浪到广州一带的成千上万的灾民，又像潮水一样流向广东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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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群众流落边防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