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正在热映的好莱坞史诗巨片《特洛伊》，突然激起公众对古希腊的某种热情，但人们不会想到，特洛伊、海伦、阿喀琉斯，这一个个美妙的名字，全都出自罗念生上世纪50年代制定的《古希腊语专用名词译音表》。
老人一生中的最后岁月，完全沉浸在“原汁原味”的特洛伊战争中。他首次尝试用汉语新诗体，翻译古希腊原文《伊利亚特》。
罗念生的一生，只有一个单纯的主题：古希腊。他的成就让雅典科学院折服。他们将“最高文学艺术奖”的殊荣，授予这位中国老人（迄今为止，全球只有4人获得过）。在答谢辞中罗念生说：“每天早上，我展开希腊文学书卷，别的事全部置诸脑后，我感到这是我生平的最大幸福。”
出川赴京，就读于清华学校的那个弱冠少年，第一次念的英文课本就是“阿喀琉斯”大战“赫克托耳”―――这是英译本的《伊利亚特》；留学美国，在俄亥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他攻读的是古希腊文学和英美文学，并开始尝试从古希腊原文翻译悲剧作品；作为第一个留学希腊的中国人，他在雅典学院选修了古希腊戏剧、建筑、雕刻和雅典城志。
回国后，罗念生将翻译和研究古希腊经典著作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抗战期间，颠沛流离，在避乱的平房里、昏暗的油灯下、躲警报的间隙中，翻译仍是他每天固定的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这个“反动学术权威”仍抱定一条宗旨：红卫兵、造反派来找他，他就跟着他们出去“运动”；来抄家，他也“配合”他们的工作；但只要他们不来，他就一头扎进他心爱的古希腊翻译。
罗念生几乎翻译了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全部传世作品，而在他自己的“戏剧”里，最重要的“道具”就是那张伏案翻译的书桌。那是一张小桌子绑了几块床板做成的加宽书桌，上面摆满了他的书和稿纸。
每晚，桌前的身影映在窗户上，引起院子里孩子们的好奇。有一次，他们联合起来，向里面大声齐呼“书呆子，书呆子”，于是老人离开书桌，凑到窗户跟前，笑着向孩子们招手。老人耳背，怕有人敲门自己听不见，于是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有事请敲窗户”。
他一生充盈着古希腊，用古希腊著作的精神来面对世界。儿子小时候接受的故事全是古希腊的；和友人聚会，他讲的笑话全部不出古希腊；好友失恋要自杀，他劝好友：“去看看《俄底浦斯王》吧，你会明白人的意志多么宝贵。”
罗先生是个安静的人，但他曾有两次不顾一切地大喊。有一次，当大家讨论怎样把莎士比亚戏剧搬上舞台时，他当众喊道：“你们为什么不重视一下希腊戏剧呢？”还有一次，他重访希腊，朋友请他到海边游玩。他突然离座，撇下手杖，颤巍巍地小跑到浅滩上，把手浸进海水里，突然高举着湿漉漉的双手朝这边高声喊道：“我沾到爱琴海的海水了！我沾到爱琴海的海水了！”
罗念生的长子罗锦鳞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曾导演过多部古希腊悲剧。但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他更像是一个演员。他说起当年自己劝说父亲不妨去争取一些头衔和荣誉，他父亲凑近他，说：“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此时，罗锦鳞似乎完全沉浸在回忆中，他凑近了我，带着一种混合着顽皮、满足和欣喜的神态―――我相信，这就是当年他父亲对着他时的神态―――向我模仿道：“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
18世纪，德国艺术史大师温克尔曼称，古希腊艺术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6月19日，在“罗念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暨《罗念生全集》首发式”上，后辈学人说，这其实也正是罗先生一生的写照。
周太玄：科学家的人文情怀
周太玄（1895－1968）四川成都人，本名焯，后改名无，号太玄。“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和重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生物学家。
毫无疑问，周太玄是一位科学家。他填补了中国水母研究的空白，被称为“我国腔肠动物研究的鼻祖”。在巴黎大学研究院学习期间，他以细胞研究中染色问题上的重要突破和在腔肠动物、
尤其是水母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于1930年被授予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这个学位的要求近乎严苛，淘汰率常常在80％以上。
不过，似乎是人生的一种隐喻。周太玄解决细胞染色问题的灵感，来自他所熟悉和热爱的中国文人笔墨。他利用一种墨性染料对细胞进行染色，成功地将细胞内部结构呈现在人们眼前。
8月19日，在周太玄的儿子周仲璧家中，记者看到了80多年前太玄先生年轻时的手迹。以小楷写在笺纸上的诗词，集成一册，取名《桂影疑月词》。纸微微发黄，但仍挺括，墨迹如新，书法极为漂亮。其中有“别浦香沉家梦远，秋坟月小孤雁返”，“南山笑我，犹解生死离别。五夜梦里，三生石上，那有情怀堪说？只匆匆春荣，秋谢金风弄晚节”等句。
据周仲璧介绍，这些婉约诗词当年都未发表，父亲生前甚至没有和他们提起过，这本小册子还是子女整理遗物时才发现的。
周太玄写有为数不多的新诗，不仅发表过，而且还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他的名作，写于1919年赴法途中的《过印度洋》，被胡适在新文学里程碑式的论文《谈新诗》中加以引证。1922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曲，在当时广为传唱：“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也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
他还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巨著《死水微澜》的第一个读者。中学时的同窗好友李吉力人写完这部小说，首先就把手稿拿给他看，希望听听他的意见。
早在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读书时，周太玄就已负才子之名。比他高一班的郭沫若后来回忆：“他是翩翩出世的一位佳公子……多才多艺。据我所知，他会作诗，会填词，会弹七弦琴，会画画，笔下也很能写一手的好字。”
另一位同学、后来曾任四川大学理学院院长的魏时珍，甚至将周太玄与古代著名的美男子潘安相提并论。潘安路过街市，女子竞相围观。而魏时珍记得，一次周太玄在学校空地上踢毽子，四个班级的同学蜂拥而出，不仅争观他高超的技艺和优美的姿势，更想一睹他俊美的仪容。
几年后，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时，同学冯友兰和许德珩还专门买了昂贵的七弦琴，请周太玄教他们弹奏。
在北京，周太玄结识了被他称为“知心的老大哥和道德的典范”的李大钊。后来，他和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了“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社团之一“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中包括毛泽东。
多年后，国共两党领袖都还记得“少年中国学会”。上世纪30年代中期，蒋介石两次到成都均问起学会会员中在四川的还有哪些人。第二次甚至专门约见了周太玄和魏时珍，并告诉他们可以直接写信给他。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宴请民主人士，周太玄三次受邀。毛泽东当面询问，“少年中国学会”能否恢复，周太玄告之，学会内部分歧实在太大，已难重整。
不过，据周仲璧分析，父亲“一生脾气温和，不太露锋芒，甚至有点儿退让”。所以，面对毛泽东的询问时，他很可能是不太愿意“撑这个头”。
作为文人，周太玄和新闻界也渊源颇深。早年他曾在上海和北京担任过报纸编辑，上世纪40年代又为《大公报》写过不少文章。他一生新闻事业的亮点，是1919年在巴黎和会期间创办的“巴黎通讯社”。
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却遭受屈辱，而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巴黎通讯社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夜组织电讯稿，迅速将事实真相传回国内，由各报披露出来。旋即，五四运动爆发。
也许还是周太玄的朋友李璜了解他。李璜曾评周太玄：“他本是一感情深厚与文笔优美之词人，而乃一意要学科学。”
袁翰青：化学家的别样气质
袁翰青（1905－1994）江苏南通人，化学家、化学史家、科技文献学家。
袁翰青与化学结缘颇有戏剧性。十几岁就读于南通师范学校时，在当时还很罕见的中学实验室里，一堂化学实验课，要求在一块玻璃上面涂蜡，蜡上刻字，再在玻璃反面放个盘子，装进硫酸加少许荧石，于是产生氟化氢，蜡被融化，玻璃上面就印
上了字。
那一次，他印在玻璃上的是“努力”二字。
努力的袁翰青，后来考入清华学校化学系，留学美国伊利诺大学，回国先后担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然而1949年后，他逐渐淡出了自己的有机化学专业领域，被委以众多行政管理工作。他的小女儿袁其采曾问过他：“你要是当初不回国，一直搞你的专业呢？”
袁其采并不讳言，自己内心里替父亲感到几许遗憾。“我总觉得，搞科学的人不能搞这么多的社会事务”。
当时，面对女儿的问题，袁翰青只是笑笑，并没说什么。袁其采猜测：“可能觉得我幼稚吧，理解不了他们那辈人的想法。”
现在回望，袁其采承认，从1949年到1957年，父亲虽然离开了专业，但干的都是开创性的工作，“他自己可能不会感到遗憾”。
袁翰青先是出任中央科普局首任局长，商务印书馆由沪迁京，他又担任总编辑。1955年，他奉命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在科学院领导与他谈话确定工作的第二天，他就出发赴任。1956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把建立科技情报研究机构作为发展科技事业的一项重点工程，袁翰青被委派负责筹建中科院科学情报研究所，并担任代理所长。
当选学部委员时，撰写个人情况，袁翰青写道：“无论哪一次工作调动，我都高高兴兴地接受，努力去做好……”熟悉他的人都说，努力，是他身上最本质的东西。
与之相伴的是好强，这使他乐于接受白手起家的开创性工作，生活中也同样如此。家住北京东四，到灯市口买了床板，60多岁的人，偏不要车，自己扛回家。晚年身体有病，行动不便，一日到图书馆领图书证，回家特别兴奋，带点儿孩子气地向女儿炫耀：“我今天去图书馆，你猜，我领了个第一号！”
在女儿眼中，袁翰青身上有种文人气质，感触颇多，读诗词、看小说和电视时，也容易感伤。“但又不是带着颓废那种，他的内心是很坚强的。”袁其采说。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袁翰青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他又顶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轮番批斗、隔离审查，直至送到河南劳动改造。根据他在干校的简单日记，3年中他放牛、喂猪、挖塘泥、修田埂、插秧、挠秧、参加一天18个小时的割麦大会战，同时还要写交代材料，接受批判。
他本喜欢苏东坡的一句诗“事如春梦了无痕”，后来曾改易二字为“事非春梦岂无痕”。二字之易，给袁其采留下很深的印象。她觉得，父亲所指，倒不是事业上的变动，对那些，他不应遗憾，“使他这样感触的，主要还是政治风云的变幻”。
然而即使是在困境中，他身上的那种气质，也能为生活点亮某些奇妙的情趣。袁其采还记得，自己结婚时，父亲从干校请假回家，俨然一副老乡模样，肩上挑着条扁担，除物什外，还特地从河南挑回了烟花鞭炮。“其实他在干校很苦的，年过花甲的人了，要换成我，肯定情绪低落。但是他回来，把欢乐带给我们，也把对生活的热爱显示给我们”。
一次放牛时，袁翰青差点儿被牛顶死。回北京探亲，他专门跑去买了一个小雕塑作为纪念。塑的是，牧童坐在牛背上，闲适地吹着竹笛。
忆及此事，袁其采的目光投向远处，柔声说：“这东西现在在我一个姐姐那儿……爸爸，在屈辱的情况下还有对生活的那种……”
丁西林：奇妙的混合体
丁西林（1893～1974）江苏泰兴人，出色的物理学家和卓有成就的戏剧家。
一伙年轻的戏剧爱好者去赴名震剧坛的丁西林先生的茶会。他们一路上直担心，不知道丁先生的客室有多大，方容得下这十来位喜欢演剧的好动的客人。谁知道按着门牌找去，却在“陈列的尽是仪器的大实验室”中见到了这位戏剧前辈。
那是1940年的一天，丁西林的正式身份是：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他的工作，就是在那样的实验室中；而戏剧，十几年来只是他的“业余爱好”。
然而仅凭这个业余爱好，丁西林就成了“独幕剧圣手”、“中国现代第一位喜剧大师”。现代文学研究者钱理群称：“丁西林在20年代，以至整个中国话剧史上，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中国现代话剧是以悲剧为主体的，他是为数不多的喜剧作家之一；中国现代话剧的主要代表作大多是多幕剧，而他却执著于独幕剧创作的艺术实验……他出现在中国现代话剧的初期，可是从起笔就达到了高水准，表现出一种艺术上的成熟。”
丁西林早年留学英国，在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和数学，同时对萧伯纳等人的戏剧非常着迷。1920年回国后，他被聘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后来担任北大物理系主任。1927年，他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赴上海筹建物理研究所，并出任所长，直至1948年，其间曾三次代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这一统筹全国学术研究的重要职位。
1923年，物理学家的处女作独幕剧《一只马蜂》问世。剧本机智的对话、幽默的风格一时脍炙人口，广泛上演。时人评论：“在‘五四’以后不久，看到好几种初期的通俗剧和闹剧，浅显易晓，忽然看到丁西林的《一只马蜂》，便觉得突出同侪，耳目为之一新。”甚至有人拿其中的主人公吉先生，同“鲁迅氏所描写的阿Q”相提并论，认为“艺术手段是同样的高妙”。
来拜访的那伙年轻人，从发表的那些喜剧作品里去设想和寻觅这位作者时，也许会把丁先生猜成是修长的身躯，活泼的行动，幽默的语言，时而会爆发出一两句轻松的使你发笑，时而又会溜送出一两句隽永的使你回味，总之，该是位非常风趣的人。孰料，恰巧相反，我们的丁西林先生是矮矮胖胖的身材，一派严肃的神态，俨然一位老成长者的风范，实实在在是位冷静的学者。
年轻人和丁西林聊起来，于是顺理成章，正像是物理学似的，丁先生所要求于演员之演技的是清淡、平易，循着生活的自然法则进行。近8年来，这位著名的戏剧家只看过5场戏，结果就给年轻的演员们下了一个总结―――过火。
丁西林认为喜剧是一种理性的感受，必须经过思考，必须有味。他不喜欢夸张，因为喜剧的笑不同于闹剧的哄堂、捧腹，而应是“会心的微笑”。所以他一贯地走着那条清淡的路子，他的喜剧全都选取最朴素、最微妙的一点，来揭示人生的真谛。“喜剧而不夸张，这不仅是技术的炉火纯青，且是作者生活态度与世事观照的深静”。
他的《北京的空气》，不曾渲染北京的富丽相，也不曾涉露北京的暗涩面，可是却生动地把活在那氛围里的人们圆滑的心态完全表达了。写得那样清淡，只觉得就像北京的空气，原本就是那么无所谓地摸不着边际。人们不由得感叹：“据说陈年的花雕，其醇是甚至于没有酒味的。”
评论者提醒我们，丁西林剧中没有我们熟悉的阶级矛盾的双方、水火不容的敌我，别指望从他那里得到欣赏悲剧、闹剧时冰火相激、响鼓重锤似的痛快淋漓，只有心理与价值观念的磕磕碰碰―――像是被马蜂蛰了一下的感觉，有点儿麻，有点儿痒。
丁西林是个妙人。他的短剧《酒后》是在两个朋友的极力怂恿下，根据另一个朋友的小说写出来的。于是他昭告读者：你们若是喜欢这剧，应该将赞许都送给小说的著者；若是不满意，那―――那只好归咎于我的那两位朋友―――因为是他们要我写的。
像是文人在游戏文字。然而看看他的名剧《妙峰山》题辞：“献给国立北京大学，并纪念蔡孑民先生。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我替国家社会服务近二十年，从未厌倦。”
好一派严肃与庄重，毕竟是研究员、所长、总干事、物理学家。
施蛰存：逝去的风度
施蛰存（1905～2003）浙江杭州人，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
2003年11月25日，巴金老人百岁诞辰，文坛学界隆重纪念，盛誉曰“见证文学史的世纪老人”。此前6天，11月19日，小巴金一岁、同在上海华东医院的施蛰存寂寞辞世，中国现代文学史鲜为人知的“另一面”随之凋零。
当时有人写下“巴金的热闹与施蛰存的孤寂”之语，伴以长长一声叹息。
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拜访施蛰存，问他喜欢看美国什么杂志，他出口说道：“Vanity Fair（名利场）”，于是李欧梵返美后寄了几本给他。问他看了没有，施蛰存摇摇头，淡淡地说：“看了，大不如前了！”李欧梵恍然，当年―――上世纪30年代―――施先生爱看的这本文化杂志，品位比现在“高出许多”。
后来又见施蛰存，李欧梵又问他喜欢看美国什么杂志，他说：“寄几份看过的《纽约时报》书评和星期日特刊吧。”这次，李欧梵迟迟没有寄出，“原因无他，怕施先生较前次更失望”。
上世纪30年代，施蛰存主编《现代》杂志，法文译名意为“当代人”，指能够和世界文艺潮流同步的人。李欧梵称：“现在再翻开这个杂志的内容，特别是内中介绍的西方文学，仍然令我咋舌，惊异不止，在当时的环境下，竟然如此‘识货’，几乎所有的西方重要现代作家都介绍了。”
在《现代》上亮相的，包括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还有当时只是美国“文坛新秀”的海明威、福克纳等人。文学史家评论：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时期”，中国当代作家才通过汉语译本“重新发现”了这批作家，并从中找到灵感和自己的文学偶像。“当人们在80年代手捧艾略特的《荒原》为其深刻地反映这个时代的本质而感慨万千时，殊不知，早在50年前，《现代》杂志早已介绍过这位诗人的这部作品，只不过，以自己长着一个希腊式的鼻子而自傲的邵洵美把这部大著的名字译成了貌不惊人的《荒土》而已。”
施蛰存早年就读于教会大学，故英语、法语皆佳，加上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开放的文化风气，使他能轻易快捷地看到各国最新出版的文艺杂志和书籍，从中建立自己的文学创作、批评以及编辑的标准，“实际上，他所建立的标准，正与当时世界文学潮流的标准相接轨”。
他的小说，《将军的头》、《石秀》、《梅雨之夕》、《魔道》、《夜叉》……几乎每一篇都是实验性极强的作品。与李欧梵谈论西方现代文学，他对任何“冷门”问题，都如数家珍，对答如流，以至于李欧梵自愧：“我多年身在美国，购书和借书都甚方便，为什么施先生说的书名和作者大多对我仍然陌生？”李曾对自己的学生说，“我们这一大堆学者，集全部精力研究西方现代文学，恐怕还比不上30年代的一个年轻人―――施蛰存先生。”
施蛰存去世后，有杂志刊文：拥有“中国现代派鼻祖”和“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称誉的施蛰存，以冷眼笑看着发生在21世纪新新人类身上的一切，“今天的一些女作家，爱用‘身体’写作，施老说，这些不新鲜，30年代的左翼都玩过……”
早年专注于现代主义文学的探索，后来长期担任大学教授，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金石碑帖，施蛰存堪称传奇的经历表现在个人魅力上，形成一种奇妙的混合体，被赞叹为“包含着中国古典温雅气息与西方文化绅士情调”。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作家李劼 回忆起与施先生的交往：“我后悔当初没有早点登门拜访你。我一直误以为，你像其他前辈一样，被几十年的思想改造弄得面目全非。再说，我所在的那个中文系，你是被人谈论得最少、少到了几乎要被人遗忘的老前辈。”
后来，李劼人无意中听到在系资料室做了几十年的老资料员偶尔说起施先生：当年挨批斗时被打翻在地，镇定自若站起来，理理衣衫，拾起被打飞的帽子，掸去尘土，戴在头上，重新站直了继续听凭折腾。老资料员感慨：“施先生当时的风度好极了。”
于是，李劼人立即前去拜望，因为那种“清清淡淡的悠远，不是皎皎者易污，也非峣峣者易折”。
六、背影渐远，犹低徊
司徒雷登：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1876－1962）美国人，基督教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官。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及校务长、美国驻华大使。
这是一个奇怪的洋人：他在中国大大地有名，在自己的祖国却默默无闻。自从伟大领袖“钦点”之后，他的名字就成了声名狼藉的代称。
“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毛泽东一语断定。
1949年8月2日，这位73岁的瘦高个老人，黯然离开中国。8月18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的著名檄文《别了，司徒雷登》，该文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从此，“司徒雷登”成为一个失败的符号，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嘲讽的对象。
然而，历史学者林孟熹告诉我们：“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从血统上讲，他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父亲是美国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母亲也是美国人。但他出生在杭州，从小说的是杭州话，11岁时回到美国的弗吉尼亚州上学，邻里小孩嘲笑他是个不会说英语的“土八怪”。1904年，年轻的司徒雷登像当年他的父亲一样，带着新婚妻子回到杭州，开始从事传教事业。
“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突然接到燕大请他火速返校的急电：原来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大学生宣布罢课。学校里的多数外籍教授反对学生罢课，而未南下的学生与中国教授们坚决不许开课，双方严重对立。司徒雷登匆匆赶回后，立即召开全校大会。一些人以为，作为校务长，他是绝不会支持罢课的，不料司徒雷登却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是否也来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的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京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抗战期间，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曾被囚禁近4年之久。
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当时曾有人这样评价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曾为燕大学生、时任燕大教员的冰心这样赞扬自己的校长：“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据近年披露的史料，司徒雷登在离开中国前夕，曾与中共高层秘密接触，甚至计划好了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事宜，但最终被召回，未能成行。
不论司徒雷登当时的政治倾向如何，但他在那个历史转折关头，力图避免使中国与美国乃至西方完全隔绝所作的努力，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更加理性的选择。
毛泽东讽刺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知是不是“一语成谶”：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晚年寂寞而悲凉，被国务院下“禁言令”，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终因患脑血栓，终成半身不遂与失语症。
他的遗愿之一是将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但这一心愿未能实现。
2005年1月3日下午，记者在未名湖畔看见，一只寒鸦掠过临湖轩。那是当年司徒校长为年轻教员冰心和吴文藻主持婚礼的地方。
杨晦：沉默的五四英雄
杨晦（1899－1983）原名兴栋，字慧修，后因痛感社会黑暗，改名为晦。辽宁辽阳人。现代作家、文艺理论家。
杨晦被认定为一个英雄。成就英雄的舞台背景是五四运动。“大师传略”中关于杨晦一条这样写的：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为火烧赵家楼领导者之一。
但他始终沉默着。
杨晦的老友臧克家曾回忆说：“我读到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别的老同志所写的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回忆录。文章说，当年冲在前头，越墙而过的有七八个英雄人物，杨晦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我与杨先生相识这么多年，未曾从他口中听到这消息。”
他的学生吴泰昌说：“杨晦老师不愿谈起自己。我是从一位北大老校工那里知道他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勇士之一的。”
他的另一个学生黄修己说：“只凭他是‘五四’运动中带头跳进赵家楼的健将，而又绝口不提当年勇，就够我们佩服一辈子了。”
“我父亲是从小地方出来的，家里很穷，他的性格里其实有一种保留了一辈子的农民的影响。”2004年5月19日，杨晦的小儿子杨铸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父亲。
在杨铸眼里，父亲话不多，也不太爱交际，在当时的北大，绝对算不上是一个出风头的人。“不过，我感觉那个时期北大的风气始终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参加‘五四’是很自然的事。”杨铸强调。“后来就传得比较神了，好像说他是第一个跳墙进入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学生。我父亲曾经偶尔提到过，他肯定是比较早进去的，至于是不是第一个，他的原话是‘不一定’。他从来不认为他当时是领导者，而只说是一个参加者。”
与杨晦相交60年的冯至，说起他这位挚友称，“他在一般人面前沉默寡言”。
杨晦50岁生日那天，他在北大哲学系的同班同学朱自清发来贺信，信中写到：“我直到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您的脸，您的小坎肩儿，和您的沉默！”
曾师从杨晦念研究生的郁源回忆说：“既是北大的一级教授，又是北大的系主任，多么了不起！所以在我见到他之前，我想像中的杨晦先生应该是高大轩昂且有些脱俗的、傲气的。结果，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身穿旧拉呱几中山装、面容消瘦、身材矮小、年近60的土老头儿，这大出我的意料。”
郁源还提到，“文革”期间，在一次批判杨晦先生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会上，杨晦先生仍然说一些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话。当学生们叫了一通“打倒杨晦”的口号后，要把他轰出去，可是他竟舍不得离开，一边被拖着，一边口里叫着：“年轻人，我是爱你们的呀！”
从1950年直到“文革”，作为北大中文系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系主任，杨晦留给中文系的不仅有这些故事，还有一句流传广泛，并深刻影响了中文系学风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直到今天，这句名言仍然不时被提及，或褒或贬，或仅为谈资。只不过，很多学生已不知道这句话原本出自他们的老系主任杨晦之口。
杨晦打消了学生们的“作家梦”，但他并不是反对作家。事实上，他自己的“头衔”之一便是作家。在他看来，作家不是靠大学里的学科教育和学术训练就能培养得出来的，中文系应该培养并且能够培养的是，文学和语言的研究者和工作者。
因此，他要求中文系的学生接受全面的训练，尤其是要上好语言课，“因为文学和语言关系密切，有着有机联系”。于是，“作家梦”破灭的学生们就画了一幅漫画，贴在北大文史楼中文系办公室的走廊上。画上是两摞并列的资料，一摞写着“文学”，另一摞写着“语言”；一只大公鸡一脚踩在“文学”上，一脚踩在“语言”上，题为“有鸡联系”。
没有人知道杨晦看见这幅漫画后的反应，但学生们猜测，“以杨先生的大度，对学生的调侃当然不会介意，所以也就不可能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
张申府（上）：记忆的证明
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以字行，河北献县人。哲学家，积极的政治活动家。
张申府起身，离席，走出激烈争论的会场。周恩来在过道拦住他，劝他不可一时冲动。
“但我终于离开。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张申府说罢，仰天大笑。他为想到这四个可以表达他性格的字而高兴。他把这四个字写
在纸上递给舒衡哲，然后，又满意地低低一笑，“是，我时常都是这样：1925年、1948年、1957年。”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与李大钊、陈独秀联系密切、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筹备活动的张申府，在讨论党的纲领时因意见分歧而负气离席并提出退党。尽管李大钊、赵世炎等人反复劝说挽留，但他仍执意持“在党外来帮助党工作”的立场。
1935年，他参加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任游行总指挥，并因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国共内战爆发后，他在1948年发表《呼吁和平》一文，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严厉批判，并被民盟开除盟籍。
面对前来访谈的美国女历史学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张申府讲起，自己经常与同代人发生冲突：1921年在欧洲时与中国驻法教育长官摩擦，1957年“反右”时顶风支持章伯钧（结果连带自己也遭批判）……说完这些故事后，他仰头向天，又是一轮大笑：“我想，我是太不世故了。任何时候，我和大部分人意见不合时，我就走我的道路，我退出。我不通，所以我不干。”
忆起历史，张申府经常仰天大笑，声震屋瓦，笑声发自他的喉咙深处―――这与舒衡哲熟悉的那些历尽劫难的知识分子的拘束、紧张的笑声不同。
关于张申府不甚多的描述中，他显得异常奇特：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黄埔军校的筹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动，但又长期被政治所冷落；是他介绍周恩来、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自己不久便又退出。
章乃器之子章立凡这样概括这位“先父的老友”：他半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本可以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可以成为政治领袖，但最终两者都没有结果。他有心提携了一位伟人（周恩来），也无心忽视了一位伟人（毛泽东），栽了花也栽了刺。他参与筹建了一个政党，中途退出后仍与之合作；但当这个政党即将在内战中获胜时，他却又呼吁和平。为此，他在共和国成立后坐了20年冷板凳，晚年才成为“出土文物”。
1986年6月，张申府去世。7月，《人民日报》刊发讣告，给予他最后的评价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香港出版的报纸似乎补充了《人民日报》只重视其政治活动的不足，张申府以政治以外的面貌出现，“学界耆宿，文章楷模”。然而这让舒衡哲感到疑惑：张申府，一个学者模范？“像张申府被塑造成一个爱国同志一样，这个称谓对在王府仓胡同他的家中和他长谈了5年的我来说，显得有些平淡。我觉得张申府太奇特，不能归入模范学人一类”。
舒衡哲第一次与张申府会面是1979年11月，在张1949年起一直供职的北京图书馆。这个86岁的老人给她的第一印象是十分虚弱，然而谈起话来却是精力充沛，谈笑风生。“张申府的记性，好的令人惊奇。”当时，外国人还不能随便探访中国人的家，舒衡哲却提出希望到他府上拜访，进一步交谈。张申府望着坐在对面的图书馆党委书记，回答说：“我也希望这样，很希望这样。我们一定要坦率地谈，说出真相的时间不多了。”
后来，“说出真相的时间不多了”成为舒衡哲所著《张申府访谈录》的标题。
1980年3月的一次访谈前，张申府不舒服，“眼神模糊，在陈旧的帽子下游移不定”。可是经过一下午的谈话，当舒衡哲离开时，他已经变得“双目炯炯有神，精神亢奋”。舒衡哲不由感叹：“记忆能治病，我今天算是领教到了。”
5年的访谈，舒衡哲感觉自己“进入了张的生命”，这生命“挑战和克服了要它遗忘历史的政治压力”。
然而时间真的不多了。张申府的记性迅速衰退，这让尝试为他记录回忆录的章立凡受困于零散的记忆片断，最终作罢。章立凡因此有些伤感：“老人曾被历史遗忘，待到历史想起他的时候，他却记不起历史了”。
张申府（下）：真相的颜色
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以字行，河北献县人。哲学家，积极的政治活动家。
直到晚年，张申府仍然记得狱警凶神恶煞地喊叫着他的名字：“张崧年！张崧年！”从1936年的那段日子起，他开始憎恶自己的名字，出狱后便不再用了，而只用自己的字：申府。
于是很少有人把他同中国哲学界一个显赫的名字联系起来：张岱年。后者在文章中写道：“吾兄申府，原名崧年。……因参加‘一二？九’运动任游行总指挥而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后由冯玉祥将军保释出狱。”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相当光荣的履历。1980年5月25日，张申府向来访的美国女历史学家舒衡哲（VeraSchwarcz）回忆起他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的角色。他仰起头，迎着透过窗帘照射进来的阳光，描述了自己怎样“不经意”地参加了这个“自发事件”。
12月9日，学生游行当天，张申府与清华学生姚克广（姚依林）、女一中校长孙荪荃、学生郭明秋，四人同到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喝茶，算是组成了一个临时指挥部。他只是静静地与三个年轻人坐在楼上，看着游行队伍平静地走过，慢慢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在舒衡哲看来，张申府记忆的这个片断是“黑白色”的，与另一种“带有火红颜色”的回忆十分不同。
1983年5月26日，舒衡哲在人民大会堂一个巨大的会议厅里访问一位参与“一二？九”运动的当事人，他准备向她回忆自己在运动中的角色。一些报社记者也来了，围着这位老人拍照。“大概注意到了有记者在场以及他的话对日后可能产生的影响，”舒衡哲写道，“他作了一个英雄式的描述，整个画面充满了共产主义的英雄色彩：我们组织了这个运动，我和妻子负责领导。我妻子来自湖南，是毛主席新民学会的早期会员。12月9日，我们带领示威群众开始大游行，警察拿着水炮在后面追赶我们。但我们胜利了……”
舒衡哲听着这位当事人讲他的故事，摄像机的灯光照得她精神不能集中。她知道，这位当事人已经无数次写过他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回忆闪烁着许多被官方认可的英雄色彩，这些英雄色彩在张申府的叙述中是没有的。与他不同，张申府只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旁观者，他只是不自觉地被一起自发的学生游行事件拖了进去。“他不认为需要加进警察啊、水炮啊等等惊险的情节”。
关注清华大学校史的清华退休教师虞昊告诉记者，他查阅了1935年12月23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707号，上面刊登了北大、清华等6所大学校长联名告同学书。“经过几天的实地调查”，校长们告诉学生，“9日北平学生游行，并无女生受伤致命之事。至于城内各校所传清华有学生伤亡之谣言，查明亦非事实”。
结合他看到多种清华老校友的回忆文章，虞昊开始质疑长期以来人们所接受的“一二？九”叙述。在他看来，个别学生领袖以大无畏气概“英雄造时势”的说法，也许不那么准确。
对于革命，张申府曾说过这样的话：“革命被人误解了。革命是一桩人为的自然的事。革命是不得已的。然而人乃以为名贵。然而人乃以为名高。”
在见惯了太多出于种种原因而被扭曲的历史叙述后，张申府被视为一位真正意义上有价值的“幸存者”。他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幸存者之一，是“一二？九”运动的幸存者之一，也是中国思想界曾经有过的那个多元格局的幸存者之一。所以有人感叹：“这位杰出的人物竟然在现代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上被忽略了，简直不可思议！”
舒衡哲写出以“说出真相的时间不多了”为题的《张申府访谈录》后，曾谈及指导她完成这一访谈的历史哲学，她引述了这样一种呼吁―――历史学家应当停止说教式的编史工作而去倾听幸存者的声音：“历史学家是回忆的医生，医治创伤、医治真正的创伤是他的光荣。作为医生，他必须不顾医学理论而采取行动，因为病人患了病。所以，历史学家应该在道德压力之下行动起来，去恢复一个民族的记忆。”
曹聚仁：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曹聚仁（1900～1972）浙江金华人，作家、记者、学者，一个传奇人物。
曹聚仁踏上罗湖桥，一步一回头。前面是香港，后面是大陆，他“如屈原一样眷怀反顾，依依不忍去”。
1950年，到香港第四天，曹聚仁在《星岛日报》的专栏“南来篇”上发表第一篇文章。第一句就是“我从光明中来！”他赞扬“中
共治天下非常成功”，但又以不偏不倚的“中立派”自居，对肃反、土改工作中的一些做法提出异议。
这样一个备受各方瞩目的人物，发出这样的声音，顿时引来舆论大哗。反对共产党新政权的人，指责他“对于中共大力而深心地似帮闲而帮忙，实际上帮凶，做中共文特文工所不能做的工作”，称“《南来篇》是矫情之作……称大陆是光明的地方，但自身却又舍光明而远徙”。
另一方面，左派文人却视曹聚仁为“反动文人”，认为他在文章中“一连串散布着毒素，我们不能再缄默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抨击这些毒素的充分权利，指出这些毒素，提高读者警惕，作为一个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我们更有这些充分的权利”。
这场“围剿”整整持续了20个月，批曹的文章，经人剪存，竟达800余篇。
事实上，曹聚仁在恪守中立、独立原则下，确实潜藏着内心的矛盾。1950年6月，他赴港之前一个月，艾思奇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说中谈道：“一块砖砌到墙头里去，那就推不动了，落在墙边，不砌进去的话，那就被一脚踢开了！”曹聚仁读后感触很深，他写道：“……像我这样离开了齿轮的地位，到自由主义的圈子中来，对于我以后的命运，关系是很大的。我也如屈原一样眷怀反顾，依依不忍去，然而我终于成行了，这也是我心理上的矛盾。”
有研究者对曹聚仁的定位是“自由报人”，并且指出，他的“自由”并非源自现代西方自由主义，而更像是讲究自由自在的中国文人传统，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这个人，从来不领导别人，也不让别人来领导我。”
因为1950年这个“自由”的选择，曹聚仁在大陆和台湾几乎被湮没。虽然，他22岁时就笔录了国学大师章太炎奇崛深奥的讲演录，并以此出版了《国学概论》，被视为章太炎的关门弟子；虽然，他仅毕业于一个5年制师范学校，但却昂然走上复旦、暨南等大学的讲坛，当了20多年的教授。
抗战期间，他投笔从戎，深入前线，是最先报道台儿庄大捷和首先向海外披露“皖南事变”真相的著名记者。
台湾作家回忆，当年岛内视曹为毒蛇猛兽，他的著作被列为禁书，胆敢偷偷带进台湾，“一旦被发觉，坐牢，绿岛管训，都很难说。”
大陆一方，也是直到1980年代之后才出版了少量的曹著。直至今日，提及曹聚仁，最好的定语不是其他任何身份，而是“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曹景行的父亲”―――知道“名嘴”儿子的多，而知道“名家”父亲的少。
曹景行说：“来香港后，曾看到好几篇文章，作者都讲到早年如何受益于我爸爸之教，对于我来说，这却是一种奢望，难以企及。其实，我连父亲的书都没看过，因为内地不出版。他的著作，我是在香港期间才看到的。”
1969年底，曹聚仁曾给在上海的女儿曹雷写过一封信，信中如此倾诉道：“19年来，我的孤独寂寞生活，只有窗外月知道，我要是不会写文章的话，我早变成疯子了。”
所幸，曹聚仁会写作。他一生写了4000多万字，单把这些文章的题目凑起来就有三四万字。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笔写，也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纸上写，他“好像随时都可以写”，甚至可以在陪人吃饭时突然掏出纸笔，在饭桌上写起文章来。他不爱带帽，因为这样会“影响写文章的思路”。
曹聚仁曾在重病住院期间写成《浮过了生命海》一书，谈病中所悟：“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里面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吕彦直：中山陵的记忆
吕彦直（1894－1929）字仲宜，山东东平人，融汇中西的杰出建筑师。
3月30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率代表团拜谒南京中山陵。此前一天，代表团在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举行祭奠仪式。虽然没有前往拜谒，但江丙坤应该知道，广州市内还有著名的中山纪念堂和越秀山巅的中山纪念碑。
在孙中山逝世80周年之际，又逢1949年之后国民党代表团首次归省大陆，这三处以中山先生命名的建筑显得尤其受人关注。除去政治历史意义，若以建筑史观之，这三处建筑其实还有另一种命名方式，它们属于一个流星般炫目而短暂的名字―――吕彦直。
吕彦直幼年随其姐侨居巴黎，后进北京五城学堂，曾受教于翻译名家林纾。后世评论者认为，这对他立志发扬民族文化，融汇东西方艺术，不无影响。
1911年，吕彦直考入清华学堂留美预备部，1913年毕业，以庚款公费派赴美国留学，入康奈尔大学，先攻读电气专业，后改学建筑。毕业前后，他曾作为美国著名建筑师亨利？墨菲的助手，参与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燕园）校舍的规划和设计。回国后，他在上海开设了自己的彦记建筑事务所。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在临终前一天明确表示：“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人意识到，这座陵墓“不特为民族史上之伟大永久纪念，即在中国之文化与美术上亦有其不朽之价值”，因而有必要“合海内外美术专家之心思才力以计划此空前之建筑”。于是，葬事筹备处向海内外公开悬奖征求陵墓设计图案。
当时年仅31岁、尚名不见经传的吕彦直，在报名应征后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皇陵和欧洲帝王陵墓，参照紫金山地形，用两个多月绘制出设计图案，被评判顾问评为首奖，轰动一时。
他的设计被称赞为“合于中国观念”且“融合中西文化”，“全体结构简朴浑厚”，“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不久，吕彦直受聘担任中山陵建筑师，监理陵墓工程。1926年工程启动后，他时常奔波于沪宁之间，终因辛劳过度，病倒在上海寓所。但他仍坚持技术环节必须由他亲自裁决，连选用的建筑材料，除必须遵照他指定的商标、产地之外，还要选送样品，经上海南洋大学试验并超过当时的美国标准，他才签字准用，否则定要返工。
他的一丝不苟，曾引来营造厂发出“吕建筑师欲成其千载一时艺术之名，处处以试验出之”一类的怨言。如此精美的设计和一丝不苟的监理，注定了中山陵成就“千载一时艺术之名”，然而此名却似乎并不属于吕彦直。他的名字当时虽蜚声海内外，今日却罕有人提及，甚至在中山陵的官方网页上，人们也难以找到这个名字。
中山陵尚在施工中，1927年，由吕彦直主持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和纪念碑，又在28份中外建筑师应征设计方案中夺魁。
1929年2月，中山陵墓室、祭堂基本完成，卧床不起的吕彦直写信给营造厂，要求全部工程必须在3月9日前完成，以便在定于3月12日的奉安大典（后推迟至6月1日）前验收交工。然而就在自己呕心沥血的工程即将全部竣工迎接他来验收之时，这位才华横溢的建筑师却在上海不幸逝世，年仅35岁，终生未婚。
以中山陵为起点，当时的首都南京和国内许多城市，都出现了一批中西合璧形式的建筑，形成中国近代建筑的独特风格。建筑大家梁思成评价中山陵：“虽西式成分较重，然实为近代国人设计以古代式样应用于新建筑之嚆矢，适足于象征我民族复兴之始也。”
1930年，中山陵管理委员会曾为吕彦直立纪念碑，石碑上半部为吕彦直半身像，由孙中山大理石卧像的作者、捷克著名雕刻家高祺制作，下半部为于任右手书碑文，文曰：“总理陵墓建筑师吕彦直，监理陵工，积劳病故。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于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议决立石纪念。”
此碑原安放于中山陵祭堂西南角的休息室内，抗战中不知去向，至今下落不明。而今，巍巍中山陵昭示，这位建筑师的名字，不应像他的纪念碑般缥缈。
吴兴华：天才的悲剧
吴兴华（1921－1966）原籍浙江杭州，诗人、学者、翻译家，一个天才，一个悲剧人物。
张芝联老人以手掩面，声音哽咽着。此刻，这位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名教授，沉浸在对亡友的怀念中：“兴华比我小3岁……如果他还活着，可以写出多少好东西……如果他还活着……这只是我们的幻想，谁知道这个翻译过但丁、莎士比亚的天才自己会怎么想？”
4月17日，“吴兴华诗歌朗诵会暨《吴兴华诗文集》首发式”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四季庭院”举行。在被湮没了数十年后，诗人的名字在朗诵声中熠熠生辉。当年曾受教于吴兴华的学生感慨：“今天，他的名字又在北大响亮起来！”
上世纪30年代，在今日北大所在之地的燕京大学校园内，吴兴华便享有“才子”之誉。他到图书馆借书，一次要借10本，管理员不准，按照规定，限借3本。他说我不带走，就坐在书库里面看。不到闭馆时间，10本书的主要内容都已纳入他的脑中，于是，他从容把书交还管理员，出馆找人打桥牌去了。
他打桥牌的做派更是朋友圈中的美谈，十足“谈笑风生，睥睨一切”：他一边出牌，一边讲笑话，手里还拿着一本清代文人的诗集，乘别人苦思对策的间隙，扭过头去看他的书。
吴兴华精通英、法、德文，熟悉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于中国传统典籍也浸润极深，被认为学养堪与陈寅恪、钱钟书相提并论。他的夫人谢蔚英回忆，他曾说过自己的治学计划是40岁之前苦读，奠定根基，40岁以后开始一一兑现自己的雄心壮志。
1948年，年仅27岁的吴兴华被聘为燕京大学副教授，踌躇满志。一年后，这个年轻的“旧知识分子”开始极力改造自己，力争尽快适应新社会。在他和弟弟吴言的通信中，谈的主要就是这个话题。吴言告诉记者：“当时《光明日报》上登知识分子的座谈，引用他很多话，可见他是极力想跟上这个形势的。”
1952年后，他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他因直言反对苏联专家的英语教学方法而被扣上右派帽子，剥夺了教学和写作的权利。1962年“摘帽”后，他开始着手自己的两项“雄心壮志”：一是根据意大利原文，严格按照但丁诗的音韵、节拍翻译《神曲》；二是创作历史小说《他死在柳州》，以柳宗元为主角，力图包容唐代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全貌。据谢蔚英回忆，他还打算翻译《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
这个阶段本该是令人向往的。吴兴华自己曾说过：“闭上眼睛，仿佛就到了唐朝，衣着打扮，人来人往，宛如自己置身其中。”然而命运总是嘲弄天才，随即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吴兴华感到深刻的恐惧。为了怕人说“含沙射影、恶毒攻击”，他亲手烧毁了书稿。
谢蔚英当年偷偷保留了一小章节吴兴华翻译的《神曲》，如今被收入诗文集。“白昼正渐渐消逝，昏暗的影子／解除了大地上面一切生物／辛劳的感觉；只有我一个人，独自／准备着应付双重战斗的任务／……我随着他走的方向／踏上一条艰涩荒凉的小道。”
“文革”初期的暴虐，张芝联称“以下的悲剧不忍着笔”，他宁愿借吴兴华翻译过的《神曲》，视之为“炼狱”和“解脱”。这是对亡友的凭吊，也是对自己的慰藉，而事实却惊心动魄。
1966年8月的一天，吴兴华和西语系其他被勒令“劳改”的教授一起清理校园里的杂草。劳动中他体力不支，又被红卫兵灌下从化工厂污水沟里排出的污水，当场昏迷。红卫兵说他是“装死”，仍对他又踢又打，不准送学校医务室。等到晚上，看他还不能起来，才送医院。次日凌晨，壮志未酬的天才离开人世，年仅45岁。
从此，吴兴华的名字不见于文学史、学术史、翻译史……在几乎整个当代史中，他被彻底地遗忘了。偶尔，只是很偶尔地，一些人会发现他的名字。参加朗诵会的一位英语系大三学生说，自己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在大二，从图书馆借的一本古旧的《古希腊修辞学》后面，借书卡上的最后一个名字，写着“吴兴华”。
马约翰：体育亦有名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