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书店和三联书店的老人仲秋元对记者回忆：“我们在学校里就熟悉‘生活’，觉得韬奋很了不起，非常敬仰他，但是并不知道徐伯昕。”
仲秋元说，当时口试自己的正是总经理徐伯昕，不过自己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后来进了生活书店，才知道了这位总经理。1938年、1939年那会儿，生活书店在全国就有56家分店，56家啊！连穷乡僻壤都到了。这就是伯昕领导的，真的不容易。”
1940年，生活书店在重庆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第六届领导机构，对徐伯昕是这样介绍的：“徐先生是本店事业的舵手，10余年来引导全体同仁经过了不知多少惊涛巨浪，才把本店的事业缔造成目前的规模。我们的事业之船在商业竞争的海洋中行进，每个同仁都热烈拥戴这位熟练无比的舵手，是毫无疑义的。”
从1926年起，徐伯昕协助邹韬奋办《生活》周刊。邹韬奋曾写道：“幸亏有了多才多艺的伯昕先生，简直‘出将入相’，出门可以到处奔走拉广告，入门可以坐下来制图绘画，替各种各类的商家货物写有声有色的说明。”
徐伯昕颇具艺术才华。《生活》周刊的“生活”二字，是黄炎培为周刊创刊时题写的。1932年生活书店成立，需要拟订招牌标准字体，于是请黄炎培再题写“书店”二字，却怎么样也写不出与“生活”一致的字体来。最后，是由徐伯昕仿照“生活”字体，写成了“书店”二字，成为此后长期沿用的招牌。
当时，徐伯昕每天夹着一个黑皮包，里面总是装着很多宣传用的印刷品。邹韬奋说他“东奔西跑，到各处去用着‘苏张之舌’，尽游说怂恿的能事，广告居然一天多一天”。而他的广告业务，被誉为替《生活》周刊“广结善缘，创造了无量的同情和友谊”。
生活书店的老人曾评价徐伯昕“善于经营，长于谋划，但又坚持原则，不发不义之财”。他对所刊广告的限制极严，“略有迹近妨碍道德的广告不登，略有迹近招摇的广告不登，花柳病药的广告不登，迹近滑头医生的广告不登，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货广告不登”。
徐伯昕与邹韬奋的合作，称得上相得益彰。茅盾曾说：“韬奋在政治上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在生活上却是个书呆子，更不善交际。”而徐伯昕长期担任经理，人称“徐老板”，恰恰弥补了邹韬奋的弱项。
邹韬奋避难香港时，曾打算办一份类似《生活》周刊的刊物。香港政府规定，必须有一位“港绅”做发行人，才允许登记，这可难坏了他。据茅盾回忆：“幸而徐伯昕来香港，很快经第三人介绍，结识了曹克安先生。徐伯昕与曹先生一谈就成功了。”
1944年邹韬奋病重期间，徐伯昕亲笔记录了他的遗嘱。60年后，徐伯昕的后人在整理其遗物时，发现了一本《邹韬奋遗言记要》，与当年公开发表在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的《邹韬奋先生遗嘱》颇不相同。
邹韬奋的女儿邹嘉骊认定，这是邹韬奋遗嘱的原始版本。并且，她还专门著文分析了两个版本之所以不同的来龙去脉。
《遗言记要》有言：“首先恢复书店，继则图书馆与日报。……对政治主张，始终不变，完全以一纯粹爱国者之立场，拥护政府，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能真正实行民主政治。”今天的人们要感谢徐伯昕，是他在病榻前为我们记录了一个更加真实的出版家、爱国者邹韬奋。
“生活书店，邹韬奋如果没有徐伯昕，搞不成这么一个规模。”仲秋元使劲地摇着头，“不可能，没办法的。”
“我们的老师，政治上的引路人，韬奋；怎么办书店，”他拍了拍手边的《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一书，很笃定地说，“伯昕！”
五、真名士自风流
王瑶：魏晋风度
王瑶（1914－1989）字昭琛，山西平遥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在中古文学和现代文学领域皆开学界之风气。
12月23日，“纪念王瑶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会上先放了一段当年王瑶在香港接受后学访谈的录音。录音效果不好，加之王瑶浓重的山西口音，使与会者们
，或拿着事先整理出来的文稿仔细对照，或半扬着头仔细倾听，不时若有所思地微微点头。几位老先生，还偶尔侧身交流数语，相对会心一笑。
“领导文艺的人看问题，他可以允许有一道缝，有道缝，作家就给他搞个洞，就是这样的。搞得洞大了他就不干了……说我们的方针政策是一贯的，但是一贯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像我们收听那个很远的地方的收音机一样，短波，是有个一贯的东西的，但是一会儿呢，听不见了，一会儿‘哦’―――声音大了，突然叫喊一声，声音高得不得了……一个时候强调创作自由，一个时候强调……”
王瑶的嗓音本就有些尖利，说到“哦”时，他似乎又很兴奋地故意模仿了收音机变调的声音，极富感染力。全场都微笑了起来。
“这都是我私人聊天，我在班上不这样讲的，我在国内不这样，国外也不这样，我并不需要创造什么事情。”这样说时，王瑶的语气有些感慨。
在后来的追忆发言中，有王瑶的学生说，先生有他自己的世界，他的知识世界和情感世界都是完满的。在他的世界里，他有他的音容笑貌，所以能感染别人―――尽管他的山西口音不好懂，有时甚至不知所云。
当年他的同窗学友回忆，王瑶兄一直是快步走路，急口说话。他走起路来，口得口得作响。他讲起话来，山西乡音很重，内容像连珠炮般喷出，语音越说越高亢。当他快要发脾气的时候，同时却又流露出一股孩童般的真纯。“这个境界很美丽，很高乘。他后来博得若干学生的崇拜，我想这是原因之一。当时我曾对另外的同学说，假如我是个女同学，我一定爱上这个人。”
老友曾对王瑶下过一断语：有名士气。在西南联大当学生时，上陈梦家先生开的《尚书》课，一次陈先生给王瑶写了一个便条，称他“王瑶贤弟”，他回信时也就当之无愧地称起了“梦家兄”，还振振有词地告诉同学：如果我是他的“贤弟”，他自然就是我的“仁兄”了。
王瑶的弟子们众口一词，爱用“魏晋风度”来形容先生。他本人烟斗不离手，做派潇洒自如。得意门生不会喝白酒，他直摇头：“搞文学而不会喝酒，可惜，可惜！”他早年有一篇名文《文人与酒》，其中引杜甫诗“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认定“酒中趣正是任真地酣畅所得的‘真’的境界，所得的欢乐”。
王瑶自己引鲁迅所言“清峻和通脱”来说明“魏晋风度”。在弟子们眼中，他机智的谈锋、诙谐的语言、豁达的气度，以及极有特色的“王瑶之笑”，都可谓之“通脱”。然而，他的聊天又无所不谈，无所顾忌，对于鄙夷的人和文，丝毫不淡化自己的鄙夷，径直施以“青白眼”，此之谓“清峻”。
王瑶曾为《清华纪念刊》写过一篇“自我介绍”，在朋友、弟子圈中传诵一时：“……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有人说，这段话的幽默与通达中暗含辛酸与倔强，只有联系着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艰辛曲折的历史道路，才能多少领悟这“三言两语”背后复杂的内涵。“此言此语，当今学者中非王瑶莫为，却很容易使我们想起鲁迅。”
王瑶的学生曾提及先生照片上的头像轮廓，像50年代大家熟悉的苏联诗人，不过他的眼神是严厉深邃的，这让学生觉得奇怪。王瑶弥留之际，不能说话，曾写过一段话给女儿：“我苦于太清醒，分析了许多问题，自以为很深刻，但不必说，不如痴呆好！”
这位学生怀疑，“不必说”其实是“不能说”，而他也终于明白了，先生照片上的眼神，是冷冷的、清醒的、专注的眼神，是在向内收敛自己的所见所思。
金岳霖：断裂的逻辑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湖南长沙人,哲学家、逻辑学家。
徐志摩这样描述他那个研究逻辑的朋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金岳霖主讲逻辑学，有学生感到这门学问十分枯燥，便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我觉得它很好玩。”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听这门课如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个人。其中一个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颇能懂得个中奥妙。金岳霖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道：“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接下来的这堂课便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王浩后来赴美留学，成为国际一流的逻辑学家。作为金岳霖最得意的学生，他感叹，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3本专著都完成于1948年年底以前。
王浩写过一篇《金岳霖先生的道路》，他认为：“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这两种理想在今天都值得推荐，值得追求。但我不以为一个人可以同时追求这样一对难于兼得的理想。
“1949年以后的理想，可以说是以哲学作为一项思想上的武器，为当前国家的需要直接服务。1949年以前的理想则是以哲学作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来研究，逐渐扩展后来者的眼界，改进他们的精神生活。
“为接近这两个理想所需要的能力和准备都很不一样，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
1958年，金岳霖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访英。王浩当时正任教于牛津大学，便安排老师在牛津哲学教师会作了一个不长的报告。金岳霖谈到，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了以前所研究的学院哲学，转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据王浩回忆，当时听讲的大部分教师觉得像这样的论证太简单了一些，“可是因为金先生的英式英语特别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师大多数对他很尊敬”。
1922年，还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他第一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独立过自己的生活”。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他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后来，这个“哲学动物”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自己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
研究者称，金岳霖的转变，乃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
王浩不曾面临这样的选择。在他的记忆中，1939年到1946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他享受到生活贫苦而精神食粮丰盛的乐趣，因为与金先生有着“共同的兴趣”和“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他觉得心情愉快。
当年的经历，使王浩衷心希望：愈来愈多的中国青年可以有机会享受这样一种清淡的幸福！
叶公超：还是文人最自由
叶公超（1904－1981）名崇智，字公超，从政后以字行，广东番禺人。早年留学美国和英国，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后入政坛，曾在台湾任“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等职。
叶教授隔壁是一户美国人家。其家顽童时常翻墙过来骚扰，叶不胜其烦，出面制止。顽童不听，反以恶言相向，于是双方大声对骂，秽语尽出。美童家长闻声出视，堂堂教授正厉声大喝：“I’ll crown you with a pot of shit！（我要把一桶粪浇在你的头上！）”
那位家长慢步走了过来，并无怒容，问道：“你这一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有好久没听见过这样的话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乡。”
结局皆大欢喜，一句粪便浇头的脏话使得叶公超和邻居从此成了朋友。
梁实秋为我们记录了这桩轶事。老友此举，他毫不惊讶，因为“公超是在美国读完中学才进大学的，所以美国孩子们骂人的话他都学会了。他说，学一种语言，一定要把整套的骂人话学会，才算彻底。”
待到粉墨登场，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叶公超出使美国，应邀发表演讲，“不看讲稿，出口成章，手挥目送，亦庄亦谐。有时声若洪钟，排山倒海；忽然把声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窃窃私语，全场听众屏息静听”。演讲完毕，三四百位听众起立鼓掌，历数分钟不息。在场的多位名教授都赞许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相媲美。
作为学者从政的典型，后人评价叶公超：在他从政后的举止言行里仍然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一个读书人、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一生中都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
1961年，因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叶公超被蒋介石电召返台，随即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记者问其感想，他愤然曰：“叶公超死了，以后别来找他！”一代外交家的谢幕辞，却丝毫无关外交辞令，纯然一派文人气。
赋闲之后的叶公超曾到台大和台师大兼任教授，开的课还是老本行“现代英美诗”。台下听者如云，他于是感慨：还是文人最自由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人问：“假如生命可以重新来过，你打算如何？”叶公超不假思索答：“我再也不做同样的事！”
外交家叶公超总是西装笔挺，风度翩翩，这是他“玩熟了”的一套规则。然而平日生活中，他给人的印象却是“处处藐视外国规矩”。他讽刺西装，说西装袖子上的纽扣现在用来装饰，其起源却是防止大家吃喝之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妙不可言”，是为了便于让人牵着脖子走，且面对牵着他的人，表示由衷的臣服。
这是骨子里的文人气。他的同时代人不用“gentleman”来描述他，虽然他在“绅士”的故乡剑桥大学拿过学位，又长期悠游于最重礼仪的外交界。更贴切的形容是“名士”———雅到与王室、首相相提并论者，乃名士；俗到与顽童骂架者，亦名士。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当“驻美大使”，他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与肯尼迪（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开而已。”
从前的学生祝贺他荣膺“驻美大使”，他一笑，俯耳低声说：“别提了，是赔本儿生意！”
朱自清日记里提到叶公超，形容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
在上世纪30年代那段文人自由的岁月里，朋友们总是习惯“深埋进叶教授家舒适的沙发（清华最舒适的沙发），呷着叶教授家著名的普洱茶，听任叶教授把他有趣的谈话不受节制地一直讲下去”，他的谈话“涉及太阳底下的一切，外加太阳之上的一些———百科全书的全部范围”。
然而也有朋友尝过辣椒的滋味。一次叶公超与友人谈起某某英国诗人，叶取出其人诗集，翻出几首代表作，要友人读，说读过之后再讨论。友人倦极，抛卷而眠。叶公超竟大怒，顺手捡起一本大书投掷过去。友人虽未头破血出，却也大惊失色。
叶公超晚年幽居台湾，以书画排遣寂寞，“怒写竹，喜写兰”，只是，写竹多于写兰。
陈贻焮：教授的性情
陈贻焮（1924－2000）字一新，湖南新宁人。北京大学教授，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亦工诗。
作为陈贻焮的弟子，北京大学教授钱志熙永远记得先生的落寞与洒脱。
他曾与先生在北大校园散步，陈先生说起刚才在路上碰到中文系的一位老师，问自己要不要到国外去讲学一段时间，“好赚点养老的汤水费”，陈先生说他很感谢那位老师的好意，可人老了，哪里都不想去，只想呆在这校园里。钱志熙静静地听他说这些话，觉得带着几分落寞。
说话之际，两人已登上操场看台。这天刮着一点风，微微扬起沙尘，操场上没什么人，远处跑道边一排高大的白杨树簌簌作响。陈贻焮的情绪像是突然被激发起来，开始用他的湖南腔高声朗诵李白的诗：“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连夕起秋声……”钱志熙直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先生的神情是何等豪迈与潇洒。他以为先生吟诗后还会感叹几句，谁知先生吟完，倏地站起身来，只大声地说了一个字：“走！”
钱志熙说，先生豁达而洒脱，丝毫不像一般书生那么拘谨。
找学生有事，陈贻焮一般不上楼，而是习惯在楼下高声喊他们的名字。“他这种落落大方的气派，我们是学不来的。你要让我去楼下喊学生的名字，我就喊不出来。”钱志熙笑着告诉记者。
称陈贻焮为“大师兄”的北大教授谢冕也回忆起这样的情形：这位大师兄总是骑着自行车来找他，一般也不进屋，只在院子外面喊他的名字，每当这时，他就知道必定是大师兄又作了一首自己满意的诗，或是写了一幅自己得意的字，要来和他分享这分喜悦。
有时大师兄会进屋，两人一道喝茶品诗赏字，直到灯火阑珊；也有时他并不进屋，留下要谢冕看的东西，就匆匆骑车走了。谢冕说，大师兄的行止常使他想起《世说新语》中的“王子猷居山阴”，颇有“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神韵。
陈贻焮喜好吟诗，且是以湖南乡音按古调吟诵，这在北大中文系是有名的，不少学子甚至将亲耳聆听陈先生吟诗视为入中文系的一大幸事。
陈贻焮的名片上，只印“北京大学教授”一个本职，其他头衔通通省略，却印了籍贯，“湖南新宁人”。在钱志熙看来，先生是颇有古风的，讲究籍贯自然在情理之中。
如此一教授，该是何种风采呢？当年钱志熙到北大考陈先生的博士生，在他原本的想像中，先生该是很潇洒的，顾盼生姿的那样一种名教授的风度，有些才子气。见面后，他发现先生的风采不全是他想像的那一种，高大、淳朴如父老的印象，甚至出于他意想之外。
钱志熙记得，多少次先生送登门拜访的他出来，一直送过半个未名湖，在博雅塔下才挥手告别。先生一边与他说话，一边跟碰到的熟人打招呼，“他认识的人真多，老幼中青都有，招呼也打得极其热情，完全是乡村的老人在他的村落中行走的那种光景，让人觉得极其有人情味”。
“文革”中北大教师下放江西“五七”干校。一个雨天，教改小分队的师生几十人，乘汽车从围湖造田的农场到南昌去教学实习，明知堤上非常危险，却谁也不敢冒“活命哲学”的罪名，建议把队伍带回去。结果一辆汽车翻到了大堤下。车子掀起来时，发现有一位老师和一位同学遇难。
亲历其事的教师后来回忆，陈贻焮本人也是被扣在车底下的，当他爬出来时，看见同伴遇难的景象，竟面对着茫茫鄱阳湖，放声痛哭起来。“没有顾忌，没有节制，那情景，真像是一个失去亲人的孩子。他哭得那么动情，那么真挚，那么富于感染力，直到如今，那哭声犹萦绕耳际”。
到了晚年，陈贻焮的诗词集出版，嘱其弟子葛晓音作序。葛晓音没有直接评论先生的创作艺术，而是把自己所了解的先生的人品和性情作为序文的重点，她认为自己是懂得先生心事的。当她把序文念给陈贻焮听时，让她难忘的是，先生竟像孩子一样哭出声来。葛晓音于是明白了，“先生心里的积郁，其实很深”。
曾昭抡：不修边幅的名教授
曾昭抡（1899－1967）湖南湘乡人，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和领导者之一。1926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教授。
曾昭抡的学生、北京大学已经退休的苏勉曾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开门见山强调：“曾先生始终是一个学者，他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他始终相信科学救国这一点。”
政治家之说，也许源自解放后曾昭抡曾担任过教育部副部长、高教部副部长等重要职位。而更早些时候，他的学者地位已无可撼动：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55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学部委员。
这位名教授从来不修边幅。据苏勉曾回忆，从他1943年进入西南联大化学系的第一天起，他所见到的曾先生，始终是一身斜襟的蓝布长衫，穿双布鞋，“脱下来，袜子底永远破个洞”。
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有关曾先生的怪癖传闻很多。他曾经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在家里吃晚饭，他心不在焉，居然拿着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他夫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渣；他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里，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他到了晚上还不走，觉得奇怪极了。“而他所穿的鞋，在联大学生中几乎都知道，是前后见天的。”
费孝通曾这样评论曾昭抡的种种“怪癖”：“在他的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他并不一定清楚这个学科追求的是什么，不一定会觉得这个学科比自己穿的鞋还重要。”
早年，他联合同行发起组织中国化学会，自己出钱创办了《中国化学会会志》，亲自担任总编辑前后达20年之久。这笔庞大的开支他从来没有向别人提起过。他一生没有子女，但他的同行、朋友和学生都知道，他为了这本刊物、为了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开创和成长，为此而花钱，就像父母为孩子交学费那样心甘情愿。
后世的人评价：“中国大学里做实验、搞研究的风气，至少在化学这门学科里，可以说是从曾公开始的。”不错，曾昭抡在担任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期间，就力主建立实验室，并要求学生做毕业论文。
“反右”期间，由于他与钱伟长、华罗庚等著名学者一起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被说成是“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之一，遭到公开批判，曾昭抡因此被划为右派，撤销了高教部副部长等职务。
这个“大右派”面对个人处境的一夜逆转，始终泰然处之。1958年，曾昭抡应邀到武汉大学执教，回到熟悉的讲台，他不但丝毫没有心存贬谪之苦，反而由衷感到兴奋和鼓舞。他的干劲又上来了。正是在这里，他开创性地进行了元素有机化学这一新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编写了200多万字的讲义。
上面这幅照片照得并不好，曾先生的头和眼睛都低着，但这却是他真实的神态。据说，曾先生平日里就是这个样子。早在西南联大时期，曾昭抡在路上见了熟人不搭理就是出了名的，因为他总是在想化学上的事情。
苏勉曾说，曾先生平日里走路总是低着头，不是真不理人，而是根本就看不见。他在60年代曾经去过一次武大，在那儿他最后一次见到了曾先生。当时，曾先生依然低着头走路，没有搭理他。
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民国大学者。
近来红学界颇不安宁，于是遥想当年，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这样讲《红楼梦》：
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
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教室内，刘文典时有妙语。他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诸生不明所指，他解释说：“观”乃多多观察生活，“世”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乃讲究音韵，“菩萨”，则是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诸生恍然大悟。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认为，不论是在抗战前的北大和清华，还是在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校园里，刘文典都是最有学术威望、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由于他性格耿率，形象生动，学生们易于和他接近，有时还敢跟他开点儿善意的玩笑，因而留下了许多逸闻或趣话。尽管学生们大多是道听途说而无法举出实证，但这些“段子”却令人信服地广泛流传着。
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氏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
狂则狂矣，当下不少见，但其背后那股子傲骨嶙峋的气度，却是今人学不来的。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之前刘氏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后人赞曰：“好个刘文典，名士风流，还是狷介狂人？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黄侃：“斯文”的传说与真实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湖北蕲春人，精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一个真正当得起“国学大师”称号的人。
“黄侃？这样的老派学者，关于他本人的资料不会太多吧。”记者向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位博士生提起黄侃，他如此作答。
季刚先生精研小学、经学，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重镇。也许他的学问太过精深，人们似乎往往更乐于传播他性格中狂放的一面，于是便有了各种稗官野史中无法证实却也难以证伪的传说。
“黄侃在学术史上自有他的地位，但在更广义的文化史上，他像是一个符号。”北大博士生说，“承载了人们关于旧派文人狂狷性格的追慕与想像。文人的风雅，其实也是‘斯文’的一种。今天——唉，不提也罢——早就斯文扫地了。那些传说中的逸事，当真很妙啊。”
他引用明朝人张岱的话：“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言谈间，其神情，俨然写着一份“追慕与想像”。
传说黄侃年轻时，拜访大学者王闿运，王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不禁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盹犬啊。”黄侃听罢美言，狂性立刻发作，竟道：“你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你的儿子。”好在王闿运通脱，并未计较。
黄门弟子程千帆则为我们记载了一事。他流寓成都时，在一位学者家里读到老师黄侃答复这位学者的信，措辞极其谦和。这位学者去信赞赏黄侃所撰《音略》，黄侃回信说：“尝自笑非经略之略，乃疏略之略也，何意先生称道之乎？”
程千帆于是感慨，老师脾气坏，爱骂人，所以人们常忽略他性格中非常谨慎谦虚的一面。
黄侃素性狂傲，不惯趋炎附势。他早年参加同盟会，国民党在南京执政后，其同盟会故友多据要津，他耻与往来。居正当时被蒋介石软禁，无人顾惜，惟独黄侃念及旧情，常至囚地，与他聊天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官至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黄侃便不再出入其门。居正觉得奇怪，亲赴黄宅诘问，为何中断往来。黄侃正色答曰：“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1915年，他的老师章太炎因触怒袁世凯，被软禁在北京钱粮胡同一处宅院内，黄侃立刻晋京探望，以“研究学问”为名，住进宅院侍奉恩师。
这段史实，被演绎出一段真假难辨的传闻。黄侃爱好佳肴，是个美食家，川菜、粤菜、闽菜、湘菜、苏州船菜、东洋菜、法国菜、俄国菜……他都要一饱口福。这次，虽有陪同恩师共患难的义举，无奈章氏向来不重口腹之欲，饭菜很不讲究，厨子手艺差，菜式单调。黄侃对政治风险谈笑自若，对此般饭菜却是举箸难下。于是，他怂恿章太炎换了个四川厨子。
谁知如此一来却坏了事。黄侃无意间得罪了那位假扮厨子的警察（此公贪污伙食费，恨黄侃断其财路），没几天就被赶了出来，不准再入宅“研究学问”。
黄侃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周作人说，要讲北大名人的故事，黄侃是断不可缺的一个人，因为“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
传说他在课堂上，讲到紧要处，有时会突然停下来，对学生说，这段古书后面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对不起，仅靠北大这几百块钱薪水，我还不能讲，谁想知道，得另外请我吃馆子。
章太炎在《黄季刚墓志铭》中的记载则无疑是可信的。黄侃与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门教授，两人“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切磋学问，一言不合，竟闹得要决斗。不过，两位教授“后又善遇焉”。
时人作诗题咏北大校内名人，题黄侃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指他坚守典籍，尤重《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昭明文选》。
黄侃凡得书，必字字读之，未尝跳脱。他曾讥讽世上读书而不能终卷者为“杀书头”。传说他临终之际，所读《唐文粹续编》尚有一卷没有批点完，他吐着血，叹息道：“我平生骂人杀书头，毋令人骂我也。”
他的学生作《季刚师得病始末》，记载他临终情形：黄侃不断吐血，医生注射安眠止血药剂，“乃稍稍入睡，昏卧喃喃若梦呓，多涉学术语”。
蒙文通：儒者豪迈
蒙文通（1894－1968）四川盐亭人，近代“蜀学”传人，经史大师。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
蒙文通一生治经史之学，著作颇丰，但他曾告诉儿子蒙默，自己学问最深处，恰恰是不著一字的宋明理学。“理学不是拿来讲的，是拿来躬身实践的。”今天，当着记者，四川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蒙默，还能一字不差地回忆起父亲的原话。
蒙默说，父亲指导研究生，上来先是两句话。第一句引陆象山言：“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第二句是他自己的信条：“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蒙文通以教书为业，却曾两次遭遇未被大学续聘的尴尬。一次是上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他在历史系任教年余，却始终未去文学院院长胡适家拜访过一次，因而被同事钱穆称为“此亦稀有之事也”。据说此事弄得胡适难堪，以致置北大隋唐史无人授课一事于不顾，也不再续聘蒙文通。而蒙文通也处之泰然，仍我行我素，后转至天津一女师任教，与“领导”交往依然如故。
另一次是上世纪40年代在四川大学，由于学阀玩弄手腕，蒙文通未被文学院续聘。但一干学生倾倒于他的学识，请求他继续授课。他说：“我可以不拿钱，但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于是让愿意上课的学生到自己家里，继续传授。
蒙文通深得理学“活泼”之旨。他曾“摆龙门阵”，用自己的名字幽过一默。“我原来叫蒙‘文通’；解放以后就有点儿蒙‘欠通’，说我这里也不对头，那里也不对头；后来干脆就变成了蒙‘不通’；现在好像是蒙‘又通’了。”
这段话说在上世纪60年代初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之后，蒙文通一度以为自己“又通”了。但他最后毕竟还是“不通”，在接下来的“文革”中被批斗，关进牛棚，受折磨后旋即病卒。
曾经有川大学生回忆蒙先生：“先生身材不高，体态丰盈，美髯垂胸，两眼炯炯有神，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满面笑容，从容潇洒地走上讲台，大有学者、长者、尊者之风。”
他讲课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不带讲稿，有时仅携一纸数十字的提要放在讲台上，但从来不看，遇风吹走了也不管；第二是不理会下课钟，听而不闻，照讲不误，每每等到下堂课的教师到了教室门口，才哈哈大笑而去。
他的考试也颇有趣味，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由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学生的题目出得好，蒙先生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详加评论。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掏钱招待吃茶。
蒙文通曾对蒙默讲，自己对问学者知无不言，就像钟，“大叩之则大鸣，小叩之则小鸣”。他的学生常晚上登门问学，他总是热情接待，有问必答，侃侃而谈。夜深，学生告辞，他常不准走，令再谈一阵，等他燃过两根抽水烟的纸捻后才放行。
若白天登门问学，他多半邀对方去家隔壁的茶馆，一边吃茶，一边讲学，一边操着带些盐亭土腔的四川话得意地说：“你在茶馆里头听到我讲的，在课堂上不一定听得到喔。”
他的学生吴天墀说：“先生豁达大度，不拘小节，行乎自然，喜交朋友，社会上三教九流，一视同仁，所以有不少和尚、道士跟他有交情。喜欢上街坐茶馆，和人作海阔天空的闲谈，也爱邀熟人上餐馆小吃一顿。”
另一位学生隗瀛涛回忆说，一次，遇见蒙先生坐三轮车去学校。蒙先生一眼看见他后高声喊道：“隗先生（对他的戏称），我家有四川近代史资料，你快来看了写文章。我的文章发表了可以上耀华餐厅（成都著名的西餐厅），你的发表了也可以吃一顿回锅肉嘛！”
蒙文通爱听川戏，戏园子里好多人都认识这位“蒙先生”。他又好酒，据蒙默说，父亲喝黄酒至少有一两斤的量。
许多学者都曾慕名到成都拜访蒙文通，交往过后，他们往往发出这样的感叹：“读先生的书，以为只是一个恂恂儒者，没想到先生还这么豪迈。”
缪钺：清淡文人
缪钺（1904－1995）字彦威，原籍江苏溧阳，生于河北迁安。历史学家、文学史家，诗词、书法亦堪称大家。
若喜欢中国古典诗词，缪钺的书，大概是不能不看的。
上世纪40年代，开明书店出版了缪钺的《诗词散论》。曹聚仁评价，文艺批评家之中，周作人、朱自清、王力为前辈权威，而“后起的钱钟书、缪钺，他们的见解以及贯通古今中外的融通之处，每每超越了王国维、鲁迅和周作人。”
久居海外，于上世纪80年代回国的诗词名家叶嘉莹曾回忆说：“我对缪先生之钦仰，盖始于30余年前初读其著作《诗词散论》之时。我当时所最为赏爱的评赏诗词的著作有两种，一种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另一种即是先生的《诗词散论》。我以为这两本书颇有一些共同的特色，那就是他们均不只是诉之于人之头脑，而且也是诉之于人之心灵的作品。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是既充满了熟读深思的体会，也充满了灵心锐感的兴发。”
从那时始，缪钺和叶嘉莹合著了《灵谿词说》。这是又一部于词学研究和鉴赏领域，不可不读的书。
缪钺的儿子缪征明回忆父亲：他常在屋里走来走去，背诵古人的诗词，或者自己作诗填词。“他的声音有高有低、有长有短，像唱歌一样。可能那种时候，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享受吧。”
缪征明是四川教育学院的退休教授。在他记忆中，从没见过父亲暴怒，也没见过父亲欣喜若狂。“大概只有在逗小孩的时候，他会哈哈大笑。”
缪征明说，父亲这辈子最高兴的时候是听到抗战胜利。“当时他就在屋里走来走去，欣然四顾，嘴里不停念叨着‘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而父亲这辈子最烦闷的时候，是在抗战中，当时他为了国事、为了学校欠薪，经常在屋里踱步。“他也只是叹气，就这样，‘唉……唉……’的。”
缪钺生性清淡。文人的习惯中，他于酒没什么兴趣；喜欢喝茶，而且非常讲究。秋天，他喜欢吃螃蟹。虽然在四川大学任教授几十年，但螃蟹是不会做成麻辣味的，而是最简单的清蒸。
在缪征明家中，两面墙上分别挂着父亲的两幅字，临王羲之“兰亭序”和“尺椟”。有研究者认为，缪钺的书法“颇得学养之助”，“缪先生当千余年后，其诗文书法皆能得魏晋之髓，若非其学养至深厚，是难以达到这一境界的”。
缪钺为人也颇具魏晋风度。红学家周汝昌上世纪50年代初任教于四川大学，出版了他的名作《红楼梦新证》，于是送一本至缪钺处。不久，时值大年初二，他要进城，在汽车站遇见缪钺。缪钺老远就打招呼，过年过节的话一概不及说，开口便是：“你的书，我接到后很‘贪’地一下子读完了，甚至耽误了吃饭和入睡。我已作了两首七律咏它。”说着，就将诗逐句地高声念给周汝昌听。
当时，在站台候车的人们都惊讶地望着这个“怪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周汝昌回忆：“先生当时的那种兴奋的神情，旁若无人的风度，至今历历如在目前。”
缪钺不是一个幽默的人，但偶尔也会有一两句妙语。抗战期间，他任教于内迁遵义的浙江大学，和数学家苏步青是同事。苏步青喜好诗词，常来缪家谈论。缪钺会指着他告诉儿子：“苏伯伯是大数学家，他‘数不清’还当数学家！”
缪钺的孙子缪元朗从小和爷爷长大，他说：“爷爷从来喜欢安静。”一次，儿时的元朗在家中跑来跑去，踩得地板嘎吱作响。缪钺也不呵斥，而是把他叫进书房，抱起放在自己身旁的藤椅上，说：“咱们比赛闭上眼睛打坐好不好？”
缪元朗笑着回忆：“于是我就上当了，闭着眼睛一心要比过爷爷。坐了半天，睁开眼睛，发现他早在那儿写他的东西了。”
关于文史大家，总是会有很多记忆力超群的故事，比如陈寅恪。缪钺也不例外。上世纪70年代，他患严重的白内障，双眼一度完全失去视力，但仍坚持给研究生上课。当时，缪先生坐在讲桌前，全凭记忆引经据典，他的一位学生则站在他身后，在黑板上书写。
1989年，缪钺获得了一项很高的荣誉，国家教委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特等奖。
他去世以后，史学大家周一良曾撰一联：“文史回翔，绛帐春风三千弟子。诗词并美，灵谿妙谛一代宗师。”
很多人认为，这是对缪先生最精当的评价。
何鲁：真名士自风流
何鲁（1894－1973）字奎垣，四川广安人。数学家，最早将近代数学引入中国的先驱之一，在民国时期的科学界、教育界、文化界具有极高声望。
有许多关于何鲁的传奇。其中最“玄”的一则流传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因为何鲁智慧超群，美国人愿以50万美元在他死后买下他的头颅，以供研究。
记者向何鲁
的儿子何培炎求证。何培炎听后大笑，称自己很早就听说过这个传闻。“应该是没有这回事的。不过父亲一直负才子之名，所以也一直有很多夸张的传闻。”
何鲁早年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因外籍教师侮辱中国学生人格，仗义执言，率同学严辞批评教师，被校长认定为“闹学潮”。在开除他的全校大会上，矮个子何鲁面对校长侃侃而谈：“经此次学潮，清华能改革进步，何鲁一人纵牺牲学籍也无关系。若不改弦更张，而使最高学府萎靡腐败如故，就请我来读，我也不得来的。”说罢，在全场学生的掌声中，扬长而去。
作为最早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何鲁1912年入里昂大学，1919年获得数学硕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得科学硕士学位的中国人。
何鲁的学习能力曾倾倒了他的教授，以至于教授经常在课堂上赞扬这个来自中国的小个子：“你们猜，谁的作业做得最好？连法文也写得最好？还是那个中国娃娃！”
当后来大批中国学生赴法时，他们中许多人在下车伊始就听说，曾经有一个中国天才在这里学习过。据何培炎回忆，1949年后，一些曾经赴法勤工俭学的国家高层领导，见到何鲁时，还会双手抱拳，尊称一声“老前辈”。
从何鲁25岁归国担任教授起，不少著名学者都曾受业于他。如物理学家严济慈、钱三强、吴有训、赵忠尧，数学家吴文俊、余介石，化学家柳大纲等。
华罗庚是数学家熊庆来的学生，但他一直说，何先生虽然没教过我，但也是我的老师。华罗庚在西南联大时期完成数论经典著作《堆垒素数论》，送交中央研究院，竟无人能审。后送教育部，交由何鲁主审。
时值盛夏，何鲁在重庆一幢小楼上挥汗审阅，其间不时击案叫绝，一再对人说：“此天才也！”阅后，他不仅长篇作序，还利用自己是全国仅有的6位部聘教授之一的声誉，坚持给华罗庚授奖。1941年，华罗庚终于成为国民政府惟一一次数学奖的获得者。
在南京高师教授数学时，何鲁有时会趁着兴致高，开讲座讲古典诗词。据说，每逢此时，连窗台上都挤满了学生。在中央大学时，他更与国学大师章太炎门生黄侃等结为忘年交，意气相投，诗酒相和。代理安徽大学校长期间，他以数学家身份，却被学生视为与郁达夫等著名文人相比肩的“风流名士”，尊其为“酒仙”。
何鲁是现代著名书家。在重庆时，他与沈尹默谈论书法，慕名而来的听者如云。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极为推崇何鲁的书法，曾邀请他率中国书法代表团访日，终因何鲁不久即去世而未能成行。
许多人回忆，何鲁平易近人，对求字的人几乎有求必应。40年代在重庆大学时，他甚至经常在讲课之前，在休息室为学生们写条幅或对联。
上世纪50年代，何鲁调到北京。荣宝斋极为珍视他的书法作品，曾派人拿着他的字拜访他，问他如何标价。何鲁却扔下一句：“我的字，千金不卖；朋友要，分文不取！”
何鲁敢言，批评蒋介石犹烈。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曾在重庆著名的沙利文西餐厅“宴请”何鲁。康泽问他：“何先生是否有过对委员长不敬的言论？”何鲁一笑：“是啊，经常骂。不知你说的是哪一次？”
1949年春末，解放军渡江战役后，重庆局势恐慌，何鲁在暗杀黑名单上名列榜首。幸而重庆卫戍司令杨森与他有同乡之谊，见黑名单后说：“这是一个喜喝酒的读书人，不会造反的。”将其名字勾掉，何鲁这才幸免于难。名单上的其他人全部被枪杀。
后来，毛泽东接见全国政协委员，在与何鲁握手时，专门说：“你的胆子不小！”
自1919年回国后，何鲁西装一脱，一辈子穿长袍。何培炎给记者看了一张老照片，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合影。前排中间6人，毛泽东、周恩来、马叙伦、郭沫若、何鲁、钱俊瑞。
惟何鲁一人，一袭长袍。
罗念生：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
罗念生（1904年～1990年）四川威远人，具有世界声誉的古希腊经典著作翻译家、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他穷毕生之力完成了近千万字的翻译和文论。
几天前，筹备近10年的10卷本《罗念生全集》终于出版了。但百年诞辰的罗念生依旧寂寞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