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华尔街头的暂学家
金钱，对于索罗斯来说，其吸引力曾一度极为有限。
他并没有期望自己成为世界级的投资者，去赚大把大把的钞票。相反，他渴望自己成为一个哲人：并且时常感到在知识的王国中倘祥比做金融更惬意。
然而，他发现自己深具赚钱的天赋一一一并且是赚大钱。这一切似乎来得很容易。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感到被金钱所污染的原因。他不仅仅想积累财富，他想用自己的生命做更多的事情。
这并非指索罗斯认为做金融投机生意不光彩，或是把它仅仅看成是赌博，他并没有力自己所从事的事情找借口，他只是没有从中获得乐趣。他渴望能力他人作点贡献一～能被人们牢记不忘的贡献。
他认为自己是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金融家。他喜欢称自己为一个失败的皙学家，这是他早年曾想要实现，现在却已放弃的梦想。
他最大的梦想是给世界增添知识一一一即世界以某种方式运转，以及人类在世界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从学生时代起，他就在一直寻找这种知识。这种探索带他步人了哲学天地。曾几何时，他希望成为一名哲学教授。他研究经济，但对于那个世界来说，他总好像是一个匆匆看客而不是永久居民。
索罗斯感到自己被所学的经济方法所愚弄，认为经济学家对世界运转的方式缺少切合实际的理解。他们做白日梦，谈论的只是理想状态，错误地认为世界是一个理智、有序的地方。甚至还在青年时代，索罗斯就清楚地知道，世界远比经济学家让人们所相信的更混乱。
当索罗斯开始形成自己理论之时——有关知识的理论，历史的理论，包括将来的金融理论——他就深信这样的基本理论依据：世界深不可测，完全无理性、元秩序。简而言之，世界难以把握。
他想以出书的形式将其理论提出来，但发现使这样的书通俗易懂具可读性却很难做到。甚至有时他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也深感费解。他深感知识的领域很难征服，他决定去寻找自己能够征服的领地。
这个决定，在某种意义上说，很容易做。况且，他也不得不为生计考虑。为什么不通过尽可能多地赚到钱的方式来证明他比其他的经济学家更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呢？索罗斯认为，金钱能力他提供一个舞台，使他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赚钱，简单他说，依然可以帮助他成为一位哲学家。
他所进入的世界，是高级金融世界，有极高的回报。然而，风险也高得令人畏惧。这不是心理承受力低的人能驰骋的天地。
可能胆量小的人能够风光几年。但最终，巨大的压力会降临到他们头上，这是一种对别人的钞票负有责任的压力。投入其中的代价是昂贵的：牺牲睡眠、放弃休闲、失去朋友与温馨的家庭生活，因为在金融市场中形势极其凶险。迟早，这些心理承受力低的人要另寻他路。
相反，索罗斯，心理承受力极强。他看起来极其沉稳，喜怒不形于色。投资成功，他会偶露满意之容；投资失意，他不会像有些人那样冲到最近处的房顶或是摩天高楼之上寻其末路。他心平气和，沉着冷静，很少会歇斯底里地狂笑，亦或是抑郁寡欢。
他，正如自己所评论的，是一个评论家，的确，他曾开玩笑说他是“世界上拿薪水最多的评论家”。这表明他有点像是个局外人，能置身于战场之外。“我是就过程进行评论，而不是缔造企业的企业家。我是判断企业状况优劣的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中，我的作用是品评，并通过决定买卖来表现我的判断。”
尽管从1956年起，他先在伦敦，然后在纽约投资商业，但他事业真正起步是在1969年，那时，他建立了自己的投资基金会，取名量子基金会。除80年代初的几年以外，在其后的25年中，他一直积极地经营着这个基金会。在80年代未，他采取低调态度，把大部分精力花在慈善活动上。然而，他经常同管理基金会的人保持联系。
此公司是第一批被允许非美国国籍的投资者可以自由投资的海外公司。大多数海外公司受美国法律限制，不得超过一位投资者，并且通常规定最小投资额为10亿美元。同时，它没有防备损失的政策，是那些愿意拿钱冒惊人风险以获重利的富人们的的超级投资伙伴。索罗斯公司出售的是短小、过时的复杂的金融设备，而借人的却是大量的资金。
公司经营初期，一些小的经营者采取混合股票获利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保证经营者能将其有价证券分为长期与短期两种，长期的指当市场上扬时可以获利的股票，短期的指市场下跌时可以获利的股票。
索罗斯与其他一些公司的巨头抛弃了这种策略，超出了美国的股票市场的范围，在全球范围内对金融市场的股票、利率和货币等方面进行全面把握。平均每个交易日，索罗斯公司就能买入或卖出价值7．5亿美元的股票。
他的业绩元一例外，均令人震惊。如果1969年索罗斯创建公司伊始，有人投资10万美元并且追加全部股息，到1994年春季他就会拥有1亿美元——联合增长率为35%。对于一个规模相对小的公司来说，这种回报已异乎寻常，同时这种作法震惊了华尔街。
1969年，索罗斯公司的股票每股价格为41．25美元，到1993年初，每股价值2．154355万美元，到1994年6月，每股价值2．26万美元。要成为公司的会员，其最小投资额为100万美元。根据大多数报道，索罗斯拥用113的公司股份。
索罗斯赚钱并没有采用老旧的方法。19世纪的美国工业巨子，像洛克菲勒和卡耐基，是通过建筑工业、石油和钢铁积聚财富。而乔治·索罗斯既没有自己的公司，又没有任何工业基地。他的独到之处是运用大笔的资金，在金融市场中机动灵活地运作。
第五节 全融终结着
尽管身材矮小，索罗斯看上去体魄强壮，像名运动员。他的头发很短，略带波浪，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有人说他看上去像位经济学教授，或是滑雪教员。他英语说得十分地道，尽管略带一丝匈牙利口音。一位作者曾如此描述他：“双眉微蹩，下额瘦削，嘴唇很薄，身材魁梧，极富热情。头发很短，声音平板而略显沙哑……”
于是，人们以为他是个粗俗的人，而且惊奇地发现他与别人毫无二致。《监护人》上曾写道：“他看上去并不凶，样子平和，略带匈牙利口音，一派欧洲显贵的气度。前额上的皱纹，是在商场上冥思苦想留下的岁月印痕，亦显露出他极为推崇的学者风范。”
《观察家》的一位作者认为索罗斯极具欧洲人的气质。“他体魄强壮，气度优雅，带着抹不掉的贵族气息和不温不火的奥地利及匈牙利中层社会的态度。早期，人们很容易地把他想象成这样：坐在维也纳一个古老的咖啡厅中，一边吸着摩卡咖啡，一边与托洛茨基下棋。”
英国报纸《独立者》给予索罗斯如下评论：“他不是80年代上演的有关华尔街影片中那个完美无暇的戈登·格科。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可能是由于他坚持不懈地打网球，并对纽约所提供给极其富有的人们的那种奢华的生活方式缺少好感。他既不吸烟，也不饮酒，对食物的口胃也是中等。他看上去更像一位治学严谨、不修边幅的中欧国家的教授。”
到了70年代未80年代初，索罗斯深深感到投资带来的痛苦。这种源于投资增长的方式远远超出他想象的控制范围。
然而，他是一个能逢凶化吉的幸运者。他继承了父亲的这种技能，并在二战中于1944年在布达佩所为了躲避纳粹使用过这种技能。在金融市场中，求生有时意味着能迅速撤退。在80年代初期，索罗斯就是这样做的，他采取低调态度，他让别人管理基金会。
然后，他做最终的决定。他希望从生活中获得更多的东西，不仅仅只是投资上的成功。他不是享乐主义者，所以金钱能带给他的东西是有限的。他想把钱用在有益的事情上。因为他无需征得家人或董事会的同意，因此一旦他决定如何用钱，他就可以径直地去做，把钱投出去。
这种自由与权利，使他能够充分细致地考虑自己的决定。最后，他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首先在东欧，然后在前苏联投资，以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索罗斯离开匈牙利己有数十年之久，因为他不愿遵循统治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这种思绪壮大于东欧与苏联的“闭塞”国家冒犯了他的原则，因为他深深笃信美国与西欧的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
通常一些西方政府，有时是一些私人基金会，妄图在这些国家造成凹痕。然而，西方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引起如此深远的变化。
索罗斯认为自己能够接受这个挑战。正如他教自己在投资上所作的一样，他将缓慢起步，认真监察整个过程，谨慎地运用资金。他希望——这是个长远的希望——能开启这些闭塞国家的大门。
他想利用自己的金融资产，在东欧及苏联的民众中制造影响，要产生影响且不引起怀疑很难做到，要赢得政治权威人士同意他的作法也许并非不可能。然而，他想试一试。
事实上，1979年在南非他就开始了援助行动，只是最终功亏一赘。然后他转向东欧，于1984年在匈牙利建立了一个根据地。后来，他分别在东欧的其他地方和苏联也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刚刚在这些国家的一些地方站住脚，有点成绩，这些国家政府的怀疑与敌意便纷至沓来，尽管后来索罗斯的基金会非常火爆。到叨年代中期，他为这些基金会捐赠了几亿美元。在1992年和1993年，索罗斯捐购了5亿美元，并承诺再捐赠5亿美元。1993年，他给俄罗斯的捐款比许多西方政府还多，虽然他曾声称那里的形势是“灾难性”的。
乔治·索罗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投资者，已经变成了乔治·索罗斯一一一世界最大的慈善家。
从多瑙河到乌拉尔，他成了西方最重要的私人捐赠者。许多人赞誉他是圣人，债世疾俗者骂他是入侵者。最终，索罗斯找到了一个方法以示区别，既赢得了尊敬，又在华尔街与伦敦之外成绩斐然。
旨在打开阔塞国家的慈善行为带给他的满足感，远远超出了积蓄财富本身。同样也带给他更多抛头露面的机会。他喜欢出风头——确实，他渴望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他有兴趣让全世界知道，他不仅仅只是一位罕见的巨宫。
然而，索罗斯并没有完全满足，因为他知道公众希望他透露投资过程中的秘密。他想出风头，但只想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他想尽可能保持住他的个人隐私，但他的形象太高大了，他的业绩太丰厚，他涉及的范围太广阔。
第三章 我是上帝
“我懂得的一点就是为了钱而去赚钱就如同炊烟上天一般，财富于人也许是极为沉重的负担。”
第一节 蓝色狂想曲
一位精神病专家，如果被要求的话，经常能猜测出这些梦想背后的原因：这个孩子太爱他（她）的母亲，或是根本不爱。这个孩太崇拜他（她）的父母，或是情况恰好相反。
然而，是什么原因使一个孩子认为自己是上帝呢？
乔治·索罗斯成长于20世纪30年代布达佩斯中上等级的环境中。与同龄的其他孩子一样，他有许多朋友，爱好运动。行为举止与其他孩子别元二致。那么，对他的梦想该作何种解释呢？
把乔治·索罗斯这个小孩的与众不同的想法解释成稍纵即逝的白日梦或许会简单些。一个成年人已有迹象表明，他已长大，脱离了那些救世的想法。
然而、作为一个成年人，他没有出示任何标志。退却的姿势或是注脚，说明他不再坚持这样狂放的想法，只是建议别人相信他是一个神人，这一点很难做到。
“事实上，他在一本书中写道，“从孩提时代起，我就拥有相当强烈的救世梦想，但我不得不控制，否则，它们会给我带来麻烦。”
他控制这些梦想的方法之一，就是尽可能不去提它们。一次极为罕见的机会，他曾提到过这些梦想。那是1993年6月3日，他告诉《独立者》这家英国报纸：“当你把自己当作什么神时——世界的造物主一一一那就成了一种病，但现在我对此感到很舒服，因为我开始不带这些梦想去生活。”
索罗斯在1987年出版的《金融指南》一书中，对他的这些梦想作了详细论述。他披露道，对于他来说，青年时拥有这样的信念是很痛苦的。这种他不愿意别人知道的秘密成了一种负担。
“当我承认我经常对自己个人的重要性有夸大的想法时，相信读者不会惊讶。、坦率他说，我曾梦想自己成为一种神，或是像凯恩斯一样，甚至比他更好的经济改革家，或是成为像爱因斯但那样的数学家。强烈的现实感使我意识到这些想法不出格，于是我把它们做为负罪的秘密藏了起来。在我成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是使我相当不快洁的一个原因。当我步人社会，现实离我的梦想如此之近，让我能够承认我的秘密，至少可以对我自己承认。勿庸说。结果我感到更快乐。”
多么令人吃惊的想法一一一现实离他梦想成为上帝的心愿更近了。
难道乔治·索罗斯真的是说，他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一个成功的金融家，一个慈善家的生活，与孩提时代梦想自己成为上帝的心愿在某种程度上，是近似的？
显然，他的意思正是如此。
索罗斯没有详细他说明，为什么他认为自己是上帝，做这种声明有什么意图。或许，如果要求解释的话，他会劝导人们相信他只是在开玩笑，他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上帝。他甚至在到处拿自己孩提时代的感情开玩笑。一位记者曾对索罗斯建议，说他应该被任命为教皇。
“为什么？”他问道。“我现在是教皇的老板。”
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即使已经成年，仍相信他拥有独一元二的天赋。
乔治·索罗斯像上帝。
即使这听起来不那么真实，至少可以帮助解释他儿时曾拥有并将之带人成年的这种巨大的自信心。
因为乔治把自己几时的梦想作为一个秘密藏匿起来，所以他早时的故友不记得他曾坚持说自己是神圣的。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他们确实回忆起，他喜欢凌驾于其他孩子之上。大多数他的成人朋友认为，当他认为自己是上帝时，他是在故意夸张一种宣称自己比别人优越的方法。好像他们在为索罗斯的夸张说法道歉，并为他的梦想寻找辩护，说索罗斯的话并非有那种意见。
有人说，索罗斯这番话的意思不是说自己是上帝，而是他认为自己可以同上帝谈话。又有人认为，索罗斯只是表达自己无所不能：这话不必认真，他还可能如别人一样，把自己比成拿破仑。
在很短的时间内，索罗斯肆元忌惮的胡言乱语给他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他没有赢得新的尊重。他被视为极端傲慢自大，并遭到舆论谴责。
现在，索罗斯已年届肠岁，他坚定不移地宣称自己首先是个慈善家，他的投资生涯仍很顺利。考虑到他的投资，他将继续尽可能地保持低调态度。然而，1992年他对抗英镑的事件，使他成为倍受关注的明星。而且他个人本身似乎也招致了相当程度上公众的关注。他愿意向世人透露其全部慈善活动。但也将继续保护其投资方面的秘密，尽管世人渴求发现他是如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者的。
下面的故事旨在揭示乔治·索罗斯这个杰出人物的个人生活及工作生涯，使读者对其公众形象与个人生活有所了解。
小孩子们都拥有自己的梦想。他们或是相与众不同；或是声称要成为上等人；或是希望吸引众人的关注。
这是一个性格温顺、身体瘦弱的孩子，羞怯地梦想着——打了一个响指一一一他会成为山姆逊、史泰龙，或是——没有了浓重的口音一施瓦辛格。这个孩子几乎役离开过家，没有机会出远门旅行一番，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飞行员或宇航员。
一旦索罗斯发现想要逃避公众搜索的目光是不可能的，他就寻求拓展其声誉的新办法。他从前一直转移话题，避而不谈其投资秘诀。突然间，他变得谈锋甚健，向公众宣布他喜欢金融市场的哪些部分。他对国际事务向来不感兴趣。然而，又是他在公开场合就广泛的对外政策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到波斯尼亚问题，以期引起世界各国首脑的关注。特别是，他想引起美国政治家们的注意。
那些熟知乔治·索罗斯的人好像要把他摔到地上来，这当然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对于那些人而言，他们好像不愿确实相信自己就是上帝的朋友或大学同学，所有有这些思想的人都在他们的排除之列。他们不可能与索罗斯共事，因为索罗斯确实是使他们感到畏俱。
第二节 父母的熏陶
年纪轻轻的乔治哪来的这种思想呢？是谁给他灌输了这些思想呢？
或许是他的父母亲吧，乔治的父母亲确实曾给他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父亲狄华达，和他母亲伊丽莎白也曾给他们的其他子女以此种影响，然而其余的子女却绝无这种狂做天下的豪气——以为我即是上帝。他出生在匈牙利，他的匈牙利名叫迪斯德兹·索亚，后来他终于把名字英文化成乔治·索罗斯。尽管在匈牙利语中他的名字发音为索罗斯兹，但乔治还是适应他的英美朋友称自己为索罗斯。
他唯一的同胞即兄长鲍尔，大其两岁。
无论有何过错，狄华达都给他的小孩子树立了有重大作用的榜样。当乔治出生之时，他父亲已经历了一段极为可怕而又渐趋成熟的时期，作为一名一战中的匈牙利战犯，狄华达在俄国度过了三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从1917年革命开始直到1920年的国内战争，在内战期间他在西怕利亚东奔西跑以求生存活命。只要能够生存，万千不愉快的令人痛苦之事他都尝试过。
在日后回忆此段充满危险的生活的时候，狄华达告诉他的孩子们，在革命年代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几乎全元生存的希望。每个人都是九死一生，这些在孩子们的心中留下了很沉重的感觉，渐渐地，乔治了解到他父亲是一个聪明的，毋宁说是精明的人，他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已经超过了许多人。年轻的乔治视其父为天神。
斐热格·耐格比乔治小一岁，仍住在布达佩斯，他是一个化学工程师，当时正为匈牙利著名的灯泡制造商托格姆工作。他第一次遇见乔治是1926年在洛拔岛。他们的房屋在布达佩斯北部的多淄河畔。当情形恶化时，耐格回忆说，狄华达总想办法对付。“他从未被彻底击败过。”耐格说这些话时显露出坚定的表情。父亲永不被击倒的精神对乔治而言是一笔遗产，这是很有用的。乔治完全了解到，“父亲可能会在革命的哪一方呢？啊，当然，两边都在，他不得不如此，否则就无法活命。“对乔治而言，最为重要的是父亲具有求生的特质。
父亲的观点成为乔治生活中无比珍贵的价值观。狄华达的性格特点在战争年代显得特别令人羡慕，在和平时期反倒黯然失色。在20世纪30年代，对洛拔岛的居民而言，狄华达再也显示不出丝毫英雄本色。他人长得帅，体格健壮，爱好运动。狄华达那双飘忽迷离的眼睛，挥金如上的豪侠之气，特别是对艰苦劳作的极大热情，这些都是远近有名的了，“我父亲并不工作，他只想赚钱”，小乔治这样认为。
斐热格·耐格对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夏天，狄华达准备去工作的情形描述得绘声绘色，淋漓尽致。
狄华达每天早上7点坐船从洛拔岛去布达佩斯，他的办公室就在那里。
“当他听到船快来时，”耐格回忆道，“狄华达一边穿裤子一边开始洗脸刮须。他手里拿着刮刀跑向开来的船，一路上继续刮脸，在航行途中也忙个不停，所有这些都只是为了多睡一分钟，这对一个律师而言是十分罕见的了。他人总是万分机灵，有点狡诈。”
狡诈自然意味着不循规蹈矩，不羁于俗套。
尽管外人视狄华达是臭名昭著之徒，据人们回忆，他工作拈轻怕重，不好脚踏实地地干，但乔治对他父亲的生活方式却报以无限的同情感。事实上，乔治·索罗斯后来承认自一战归来后他父亲几乎就不劳作了。这样其实亦不完全是件坏事。他由此可获得一个好机会，即可与他父亲交谈并从中学到许多东西。如果别人认为狄华达的花销习惯没有一点点改变，乔治倒也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对乔治而言，这不过是他父亲的财运如同海潮一般来来去去，时而铺天盖地而来，时而席卷而去，如此周而复始。然而，狄华达似乎是有意地给他儿子一个信息：在他今后的日子里，他要与他的儿子呆在一起：“我懂得的一点就是为了钱而去赚钱就如同炊烟上天一般，财富于人也许是极为沉重的负担。”
在狄华达看来，对一个把逃生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而言，金钱大多本身就是缺点。财富是露人的，有多少双手伸得十万八千里长去捞取财富。而财富大多却使人软弱，使生存更难。狄华达把这些切身之感告诉他的孩子们，他的孩子信之如铁律，在以后的生活中，对于财富，索罗斯超出大多数人狂野的梦幻之外，他对积累万贯家产并无大多兴趣。
然而，狄华达给他小孩的最大的礼物是倾注了大量的注意和关心。他常常与孩子交谈，讲一些人生的秘密，他让小孩子们领悟这其中的重要意义。与那种把小孩子固定在自己的价值观中的做法不同，狄华达支持孩子们的自信，使孩子们确信，要同他父亲一般，男儿应当知道往后要克服巨大的困难，如何驾驭动荡不安复杂多变的形势。因此，乔洽总是明白要寻找非同寻常的办法去解决问题。
如果说狄华达教给他的孩子们求生的技巧，伊丽莎自却给他们以艺术和文化的陶冶。乔治深深地依恋爱慕他的母亲、绘画、雕刻，音乐和文学是伊丽莎自主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她力图把这种爱好灌输给她可爱的儿子。乔治喜欢涂涂抹抹，而对音乐却不大感兴趣。他后来对哲学的兴趣看来是源于伊丽莎白·索罗斯本人对此学科的爱好。尽管一家都说匈牙利语，乔治终于学会了德语、英语和法语。
叶胡迪·赛牡是乔治孩提时的朋友，眼下也住在布达佩斯。她记得乔治是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她在洛拔岛时就了解乔治和他父母亲了。
伊丽莎白的生活之路是“不容易的”，她口忆道。狄华达择金如上，漠视任何工作，导致家庭关系紧张。伊丽莎白尽了最大努力，还是无法阻止斗嘴吵架的发生。伊丽莎白身材瘦小，容颜憔悻，头发花白，她是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照看她的两个儿子，操持大小家务，这些都使她更像匈牙利人而不象犹大人。因为和许多中上阶层的匈牙利犹太人不一样，狄华达和伊丽莎白对其宗教根源特别感到不舒服。索罗斯在以后的生活中对他的朋友们讲，“我生长在一个犹大教家庭里”，由于他是蓝眼睛、棕色头发，更像他母亲而不像他那有“黑色”特征的父亲，乔治并不像犹太人。“你不像犹大人。每当其他孩子们这样对他说时，乔治都高兴不已，对他而言没有比这更令他深感欣慰的了。
由于犹太教受到极大排斥，狄华达不得不花很长时间去当一个基督教教士。例如，在二战期间，他要乔治向士兵们乞购香烟。然后把这些香烟转手卖给犹太人的商店。对狄华达而言，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尽量使自己显得亲切、和善、坚定，这样才易于过关，自保。
第三节 顽废的学童
尽管他尽力显出自己与众不同，乔治·索罗斯同时代的朋友都认为他在孩童时代并不十分突出。他可能自视为神，但没有一个朋友认为他具有丝毫特质，即使是非神性的方面。根据所有的记录，他没有天才，但他勤奋而具有创造性。斐热格·耐格记得乔治对大人有点攻击性。“当他相信某事时，他十分顽强地捍卫它，他性格坚强、突出。”
这个年轻人在体育运动方面出类拨萃，尤其是游泳、航海和网球。在洛拔这个地方有40户人家，有两个网球场，这已是奢侈品了。他并不喜欢英式足球，认为这并非中上等的运动，各式各样的运动激起他的无数的好奇心，他特别喜欢与人谈《资本论》。从7岁开始，他常与其他孩子玩耍，在这群孩子中最坏的是乔治和李提文，这就难怪后来乔治成为高级金融家，而季提文则成为历史学家。
在各式游戏中所向无敌使年轻的乔治厌烦了，为使游戏更有活力，他采用了新规则。其中之一是加上股票交换而使游戏更加复杂化。60年代当索罗斯在回到匈牙利时，他找到了童年时的朋友斐热格·耐格，耐格问他何以谋生。“你还记得我们儿时玩的资本游戏吗？”索罗斯笑着问道，“啊，今天我就做和那一样的事。”
在布达佩斯，孩子们到14岁时就要去上学，对于贫困家庭来说，超过这个年龄再送孩子上学就实在困难了。
迈克斯·哈姆是布达佩斯的一个经济学教师，与乔治同读小学。194O年两人第一次见面时都是十来岁的人。次年他们转到一个中等阶层的州立学校。哈姆此后六年一直是乔治的同学。
在初级学校，乔治是出类拔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迈克斯·哈姆与乔治并不友好的原因，“乔治非常勇敢，超群出众，而我却比较呆板，好静，他喜好与其他男孩子打架。事实上，乔治学会了拳击以自卫。”
在乔治求学的年代，所有年级都分成两类班，犹太人在一班，非犹太人在另一班里。乔治与迈克斯·哈姆在犹太人班级里。哈姆对犹太人有着美好的记忆。非犹大的年轻人分成许多块，尽管这种反犹太憎绪非自然的产物，哈姆回忆说。男同学之间的武斗并非总由于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对立。哈姆观察到，“你可感到一种潜在的反犹太主义，这种打斗也具有政治意味。”
尽管年轻的乔治亦涉及打斗之中，但他所在学校的冲突并非响应反犹太主义。事实上乔治很谨慎地表明他和哪一方都不过从甚密，而与犹太人或非犹大人都保持着良好关系。
尽管乔治成人后喜欢标榜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他的同学并不认为他是一个突出的学生，他们也想不起乔治特别喜欢哪一门课程。根据迈克斯·哈姆回忆：“乔治并非一个特别出色的学生，他就是个中等的样子，但他是那种很健谈的人。“
柏尔·梯里尼也是那时上的学，跟迈克斯·哈姆一样，也记得乔治·索罗斯不过就是一般的学生。有一件事在柏尔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事发生在1942年，其时他和乔治均为12岁。
乔治和柏尔都参加了一个童子军集会。在该会上世界语组织宣告成立，热心参加该组织的人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纸条上。这些纸条放在一些长凳上。像作恶作剧似的，乔治抓住纸条，不让梯里尼在上面签名。“乔治是相当刻薄的，酸味十足的。柏尔记很清楚，“我担心他会拿我开玩笑，我想予以反击，我们就打了起来。”当他们俩忘我地“战斗”时，突然都尴尬地发现老师怒容满面地站在他们身边。因为打架，他们都受到书面警告。当二战在1939年9月爆发时，乔治部仅9岁。但他的生活几乎没有变化，纳粹当时对匈牙利并未构成威胁。事实上布达佩斯居民生活一如既往，当苏联军队入侵芬兰不久，乔治从当地报纸上读到请求援助芬兰的呼吁后，冲向报社办公室，响应这一呼吁。这给编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认为一个年仅9岁的孩子冒险给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们提供援助，这非同寻常。编辑们就此专门写了一篇报导。
随着战争的发展，德军人侵匈牙利的危险愈来愈大。索罗斯与其余的匈牙利犹太团体不可能逃避战争。事实上，在随后几年里，战争直逼其家园，斯情难忘。
第四章 布达佩斯的地窖
“我在这里，已举步维艰。那不是一种奇妙的感受吗？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第一节 噩梦成真
对于布达佩斯的居民来讲，1943年的生活安静得神秘而又可怕。这时盟军已在意大利南部站稳了脚跟，他们的战机岂飞临布达佩斯。在这座城市仿佛遭受攻击的威胁时，在欧洲的另一些地方激战升级了，危险即将降临匈牙利：煤炭短缺，学校也因怕遭空袭而关闭。
至1944年春天，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口体几乎都遭纳粹扫荡。人们担心匈牙利的l00万犹太人一一一东欧最大的犹太人团体，将是纳粹的下一个目标。奥斯威辛的大规模屠杀事件正在到处传开。俄国人正在西征，但他们能及时地打破纳粹的壁垒挽救犹太人吗？
对布达佩斯的犹太人来说，恶梦似乎来临了。
1944年3月19日是个星期天，因此索罗斯一家在洛拔岛。他们远在他乡，没有耳闻目睹布达佩斯南面近处发生的骇人事件：德国坦克正沿着多瑶河的布达佩斯两岸行进。纳粹的侵略正在扩展。这是一场“和平的”侵略：没有枪声，只有坦克车链和马达的轰呜。大街上一夜之间空无一人，每个人都藏到家里的隐蔽处，直到确信已经安然无恙，他们主要的下意识动作是抓起电话。
同布达佩斯的大多数人一样，乔治认为纳粹对他的祖国的侵略是短暂的，很可能不会超过六周：它似乎在寻找感觉。在别的一些地方，纳粹在退却。战争似乎马上会过去。
六周，并不漫长。
但谁也说不准。唯一能做的是往好处想并销声匿迹，在大街上逗留，可能就是死亡。
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团体分成了乐观派和现实派。乐观派死抱住他们的幻觉，直到3月19日希特勒的军队开进的最后一刻。甚至纳粹的坦克已驰过大街，他们还认为犹太人的命运不会太坏，欧洲别处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报道不可能真实，战争，无论如何会迅速结束。
现实派也认为战争会马上结束，但他们相信奥斯辛威大屠杀，另外，他们怀疑战争会马上结束，犹大人会得到挽救。
狄华达·索罗斯相信了战争的喧嚣，他在纳粹上台十年以来。就一直关注这个党。他看到了纳粹的恶性膨胀，毫无理智的暴力已侵入世界大战。他早已担心暴力迟早会延伸到匈牙利，延伸到布达佩斯，延伸到他的家庭。
经过了第一次大战的暴虐，狄华达发誓将帮助他的家庭度过另一个难关。他没有经济上的担忧，因为他在战争早期就卖掉了一些不动产。他有着高度的自信，他的冷静安慰了乔治、保罗和伊利莎白。斐热格·耐格，当时是一个13岁的男孩，回想起他的父亲那年春天做的充满伤心和恐惧的猜谜游戏：预言他的家庭和朋友中有多少人将要消失。至少有半数被他父亲不幸言中。他的父亲缓了口气，胸有成竹他说：“不会是索罗斯一家，不会。”
狄华达是个幸存者，他将照看他的家庭。
在后来的12个月里，有狈万布达佩斯犹太人被杀，鬼使神差般地证实了斐热格·耐格的父亲的预言。幸存者，包括乔治·索罗斯和他的家庭，经历了可怕的日日夜夜。
纳粹当局给布达佩斯犹太人委员会以这样的重任：在犹太人社区传播、张贴驱逐犹太人出国的告示。委员会却把这个可怕的任务推给了幼稚孩童。
乔治就是其中之一。
在委员会办公室，人们给他一些暑了名字的小纸片，每张纸上都命令某人次日早九点向犹太教学校报道，并带上一张毯子和二十四小时的食物。
乔治向父亲请教，向他展示了名单。他看到了父亲脸上扭曲的表情——纳粹正在搜捕匈牙利的犹太人律师。
“传递好告示，”他教导他的儿子，“但要告诉每一个人，这些是驱逐告示。”
乔治照做了，但他发现一些他已告知的犹太人不准备躲开纳粹，即使这意味着被驱逐。要是纳粹宣布犹太人律师将被驱逐，那就是法律，应当遵守它。
“告诉你父亲”，一个人说，“我是一个守法公民，我过去一直如此，现在也不会去违法乱纪。”
第二节 父子大逃亡
在这可怕的时期，狄华达·索罗斯是个应付自如的父亲。布达佩斯犹太人的头上悬着绞刑架——死者可能是乔治，如果纳粹发现他是犹太人。去集中营的旅行恶梦突然变成了可怖的现实。
“这是一个无秩序的占领，”狄华达告诉儿子，“正常的法律不适用了。你得忘掉你在正常社会里的行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环境。”
狄华达教导乔治如何在这“不正常”的情景下行动。为确保他的儿子不被纳粹当局带走，狄华达贿赂了一个匈牙利官员，允许他的儿子作为一个非犹太人官员的儿子在农业部出没。狄华达还为儿子买到了假身份证，它成为儿子生存的关键。
在战争期间，乔治·索罗斯变成了西诺斯·克以斯。
狄华达也向那官员的犹太人妻子提供经济上的援助，使她能躲过纳粹。后来的几年，乔治·索罗斯委婉地称他父亲的行为是纯粹的“商业交易”。
狄华达贿赂过的匈牙利当局负责没收那些已被送往奥斯威辛的犹太人的财产。
乔治陪伴他们走遍了这个国家。
这位少年的冒险不可尽数。“我要是被抓住，可就死定了。”乔治如斯说，其表情仿佛根本不知道他的处境有多危险。
躲藏很重要。一个藏身之地就是一个地窖，砌在石墙里。沿着上下起伏、狭窄局促的石阶可进到里面去。在地窖里的另一藏身之处，有更多的掩蔽物，在一道锁着的门的另一边。这个家庭藏在第二个地方，也就是里边的那个。
乔治和他的家庭共有十一处藏身之地。他们常常在朋友的阁楼或地下室呆上几个星期，但从不知他们会一下失去这些避风港。要是14岁的乔治在此期间经历了恐惧，日后他也决不会承认。
的确，对化来讲，那年月是一次冒险。
一次，狄华达和乔治都藏在一个地方，用的都是非犹大人身份证。他们相互问话，但不是以父子身份，以免暴露他们的真实身份。
另一次，当索罗斯窝居在一个地窖里时，乔治、保罗和狄华达做游戏以打发时光。他们赌一点糖果，当乔治或保罗赢后，他可吃赢的东西。狄华达可能回想起一战时的一个古老的生存游戏，他拒绝吃赢来的糖果。
乔治发现1944年战争中的经历非常刺激，他后来把那段时光描绘成他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他感觉自己仿佛是电影中的英雄英蒂拉·约尼斯，胆量超群，没有凡人的恐惧。有狄华达在，大不相同：乔治十分为他的父亲自豪，被他的自信激励，认为他是个真正的英雄。
说到明显的错误，倒是狄华达教会了乔治终生难忘的生存艺术。
一：冒险是正确的。
二战后期，整天用生命去冒险，狄华达才相信大多其他冒险是值得的。
二：当冒险时，不能孤注一掷。
决不要什么危险都去拼搏一番，那是元知的，不现实的，多余的。
为躲诱纳粹，乔治·索罗斯除冒险外别元选择。他接受那些假身份证时，他知道暴露就意味着死亡。
他无需生死决择。他可以冒险而不必担心失败会夺走他的一切。他甚至享受冒险，只要给自己留出口复的余地。
“我渴望生存，”在他成功的顶峰，1992年，他告诉一个电视记者，“不要冒毁灭性危险。”
战争还给了乔治以其他教训。
我们已提前得出了主题，这些感知不必与世界的真实状况相对应。乔治得到的教训是：“在现实与感知之间的突破。”
当他日后编织人生哲理与金融市场理论之网时，他始终探讨的正是这个“突破”。
第三节 独自飘零
1945年秋天，乔治·索罗斯回到了学校。战争结束了，犹太人和非犹大人不再分成两个班级。乔治15岁了，他喜欢别的经历了纳粹创伤的同学，他们早熟了。那个创伤在许多同学身上还很明显。坡·特泰尼回忆说：“班里的纪律令人恐怖。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小手枪，带着它上课，有支枪是好事，它使我们显得成熟。但这非常幼稚。”
洛拔岛的居民，包括乔治和他的家庭，于1945年春天来到了洛拔岛——战后的初次回访。他们互讲战时故事，重述他们如何努力生存，谈论近期的计划，而这些计划与他们所设想的战后匈牙利可能发生的事紧紧相连。
他们无不思索一个苦恼的问题：
一个人应离开祖国吗？
躲过了纳粹的屠刀，匈牙利人恶梦初醒。
然而，新政府是否仁慈尚不明了。
索罗斯一家的朋友充满希望，急于相信一切都会变好，另一些人则怀疑，冷嘲热讽。他们只要还能拿到护用，就随时准备卷起铺盖离开。
乔治·索罗斯属于后一类人。他感到，是离开匈牙利向西远征的时候了。
1947年秋天，还在索罗斯17岁时，他便只身离开了祖国。他的哥哥保罗因急于完成他的工程课程，在匈牙利多呆了一年。乔治的第一站是瑞士的怕尔尼，尔后马上去了伦敦，一个听起来对青少年颇富吸引力的地方。多亏他的父亲，乔治才有足够的钱旅行。但在那里当他的父亲给他的供应不济时，他得再次依靠自己的才智。他只能依靠婶婶，她已在佛罗里达安顿下来。尽管英国应该能力索罗斯安顿一个幸福的生活，但他的钱太拈据，伙伴太少，不能享用这个城市提供给他的东西。这是他的生活中最困难的小插曲之一。他孤独，实际上已心灰意冷。然而，他仍努力在黑暗中发现光明。坐在伦敦的一个咖啡馆里，他半带幽默地思量：
“我在这里，已举步维艰。那不是一种奇妙的感受吗？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当然，如履薄冰并不是什么奇妙的感受。一个18岁的男孩所能做的只是打零工，期待着他的好运降临。他在伦敦玫笺区的一个名叫夸哥林诺的饭店里当侍者。那是一个贵族和电影明星用餐、跳舞的地方。有时，当他的现钱用光后，就只能吃一些臭鱼烂虾了。数年后，他回想起当时他甚至羡慕一只猫，因为它有沙丁鱼吃，而他没有。
临时工作完了还是临时工作。
1948年夏天，他作为“互助项目”的一部分，转到了一家农场打工。他当时组织了一次罢工，使农场主按工付酬而不是以天计酬（而在1990年，他成了金融业的缩影）。由于索罗斯的努力，他和其他雇佣工人得到了较多的收入。在塞夫奥尔克，他收摘苹果。他也干过家庭漆匠，以后还常向朋友们吹嘘说，自己是一个不错的画家。
零工、贫穷、孤独，事实上无乐趣可言，后来的许多年里，乔治部不能抹去这些可怕的记忆。“我把这些·恐惧端出来一一：并不怎么好。害怕再次触及、掉人那样的谷底。有了一次，就再也不想有另一次了。”
第五章 莘莘学子
他及时地从抽象转向了实践；他提出了人们怎样和为什么要以某种方式思维的认识理论；并且，从这些理论中他编造出关于全融市场运作的新理论。
第一节 书山寻路
1949年，乔治·索罗斯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名学生注册上学了。伦敦经济学院，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是英国最大的教育机构之一，不管你想从事什么社会职业，还是只想做一名学者，这里都是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学院吸引了大批国外学生；一般认为学院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因为社会主义理论家哈洛德·拉斯基就在这里任教。对于象乔治·索罗斯这样的学生，既想接受经济方面的实际训练，同时，又热切地想学习当前的国际政治趋向，因此，这里更是朝思暮想的天堂所在。
他参加了拉斯基的一些讲座，也选修了1997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米德的课程。“不过”，后来索罗斯表白说，“我没有从米德的课程中学到很多东西。”学院也是一些大行其道的政治保守者的乐园，其中一个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奇·伍恩·海克，一个是富有声望的哲学家卡尔·波普。这两个人使乔治·索罗斯走向了理性道路，在80年代和90年代，他以极大的热情寻求打开那些闭关自守的社会。
侮克在1944年出版的《走向农奴制之路》一书中，抨击了法西斯主义，因为它是破坏自由繁荣的制度的。
然而，卡尔·波普的影响更大。虽然波普以他的关于科学方法的理论而著称，但是，他于1951年写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却成了乔治·索罗斯理性生活的基础。
年轻的索罗斯已经成熟，他写了一本探索人类社会性质的书。他对独裁统治有深刻的体验，首先是与纳粹党人的接触，尔后是同共产党人的交往。现在，他在英国第一次尝到了民主的甜头。他急切地想把个人的体验放人一个理性的境地。波普的书为他提供了这种框架。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论证说，人类社会只有两种可能的命运。其一是成为“封闭”社会，所有的人只能有同一个信仰；其二是成为“开放”社会，在这里没有波普所讨厌的国家主义和民族战争。在“开放”社会，各种相互冲突的信仰可以互融，而不管有什么样的压力。波普论证说，不管怎样，开放社会是“不确定和不安定”的，它比“封闭”社会要先进。
虽然索罗斯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他的学士学位课程，但是，他还是决定，在伦敦经济学院再呆一年，直到1953年春他能够获得学位。熟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后，索罗斯寻找波普，想从这位专家这里学到更多东西。他向波普提交了几篇论文。师生性情相投，波普成了索罗斯的指导教师。
1994年春，卡尔·波普将近92岁，在和笔者的访谈中，他谈到了狈多年前年轻的索罗斯首次出现在他家门口的情形。“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说，‘我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我能跟您谈谈吗？’他是个聪慧机敏的学生。我写的那本关于开放社会的书，显然对他影响很大。他时常来与我谈他的看法。我不是他的正式导师。如果现在他把我叫做他的指导教师，他是很友好的。”
虽然索罗斯曾一度和波普相处融洽，但是这位年轻人并没有给这位教授留下持久的印象。波普回忆说：“我静听他的想法，但我不向他提任何问题。我没有听到多少关于他的事情。“
波普对索罗斯最大的影响，在于鼓励这位青年学生去思考世界的运行方式，尽可能地提出有助于解释世界运行方式的哲学图式。
波普这位著名的哲学家试图把他的智慧传给这位崭露头角的知识分子。他无意去帮助索罗斯应付现实世界。哲学，不论是波普还是其他人的思想，都不应是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发财之路的地图。
然而，在索罗斯看来，哲学的功能就在于此。他及时地从抽象转向了实践；他提出了人们怎样和为什么要以某种方式思维的认识理论：并且，从这些理论中他编造出关于金融市场运作的新的理论。
在后来的生活中，索罗斯不断引证波普教授的思想作为他在东欧和前苏联进行慈善活动，以加速开放社会的理论来源。他忽视了波普所作出的贡献，不管他怎样粗心大意，把这些理论翻新，或用于在华尔街地区积累财富。
第二节 世情冷暖
但是，在那时，他并没有财产。因为贫困，他窘迫，难堪。但是，乔治·索罗斯感觉到他别无选择。因为他的学业需要财政资助，他去了一趟犹太人救济委员会。但是，救济委员会将他拒之门外，并称救济金只向有报酬的雇佣工提供，不向学生发放。在索罗斯看来，这种差别毫无意义。
后来，在一个圣诞节假期，他去当了一种夜间换班的铁路搬运工，不小心折断了腿。他仍然需要钱。但这一次，他干的是铁路上的工作。现在，他有资格了。“我认为，这种情况下，可以从那些杂种那里要点钱了。”
重返犹太人救济委员会，他决定提供一些纯属虚构的情况。他说他已陷入绝境，折断了腿，但是，由于那是不合法工作，他还是得不到国家的资助。事实上，他仍是一名学生。救济委员会很不情愿地同意给他一点帮助。为了筹点钱，他不得不拄着拐杖，在三层楼的楼梯间爬上爬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