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邓小平>
邓小平 第一部分 8、从俭学到勤工之路(1)
马赛，是法国南部的重要港口和工商业城市，地处罗讷河口和地中海之滨。
1920年10月19日，“鸯特莱蓬”号邮船驶入马赛港。船上的中国学生历经39天的时间，行程3万余里，终于到达欧罗巴的西部，踏上了他们向往已久的法兰西的土地。
法国中部的克鲁梭钢铁厂。我父亲、赵世炎、李立三等曾先后在这家工厂做工。
华法教育会已派人专程从巴黎前往马赛迎接这批新到的学生。《小马赛人报》10月20日报道：100名中国青年人到达马赛，他们的年龄在15到25岁之间，穿着西式和美式服装，戴着宽边帽，身着尖皮鞋，显得彬彬有礼和温文尔雅。华法教育会学生处的处长刘先生给他们致了欢迎词。这些年青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欧洲，特别是来到法国，心情是非常高兴的，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据冯学宗同学的记述，这批学生打点行李下船之后，当天即离开马赛，乘汽车直赴巴黎。
经过16个小时的行程，他们到达巴黎。据*回忆：“第二天我们来到巴黎，受到了许多勤工俭学学生的欢迎，其中就有在一年前就到法国的聂荣臻同志。我们在异国相逢，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和亲切之感。”聂荣臻由于先到法国，自然是学长。从法国时期开始，父亲便和他结下了战斗友情。解放后，从1952年到1957年，我们家和聂家曾比邻而居，我们孩子们常常穿过院墙的小门到聂伯伯家玩。聂伯伯也常常请我们全家去他家吃四川风味——豆花。1992年聂伯伯去世前，父亲已很少出去串门，但有时还是去聂伯伯家走一走。每次见到聂伯伯，父亲总是亲切地叫他“老兄”。他们自这次见面结下的友谊，历经72个春秋，历尽风风雨雨，深沉、深刻而又感人至深。
1921年，父亲与他同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远房叔父邓绍圣合影
在巴黎呆了不久，父亲和他的同学们由华法教育会安排，分别到蒙达尼、枫丹白露、圣得田、佛勒尔等地中学去学习或补习法文。邓希贤和邓绍圣被分到诺曼底的巴耶男子中学，他们的同乡胡伦被分到巩比耶公学。
1920年10月21日，父亲和他的族叔邓绍圣，还有20名中国学生，开始了在巴耶（Bayeux）中学的学习生活。巴耶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大区，离巴黎约有200多公里。《巴耶日报》于10月22日发表了一条消息，题为《中国学生到巴耶》，消息说：“二十多名中国学生在二名法文讲得非常流利的同乡带领下，于昨天晚上到达巴耶市，这些年轻人是由他们的政府派往法国的，并在巴耶中学学习他们感兴趣的课程，以便使他们了解法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他们是寄宿制学生。”在这所中学里，中国学生专门单独开班，主要是提高法语水平，过的是正规的中学学生生活。有一次父亲告诉我们，学校待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每天很早就要上床睡觉。他还说，那是一家私人开的学校，才上了几个月，没学什么东西，吃得却很坏。
留法勤工俭学时的父亲
现在在法国的国家档案中，保留了一份巴耶中国学生的开支细账。这份账目中说明，1921年3月，邓希贤（TenSiHien）在当月共用了244法郎65生丁的食宿费。其中200法郎生活费，7法郎的洗衣费，7法郎的卧具租金，12法郎的校方收费和18法郎65生丁的杂支费。一个月200多法郎的开支，对于自费学生来说实在不是一笔小的数目。父亲离家时，家境已十分困难，为了支持他赴法留学，家中还卖了些谷子田地，因此到了法国后，他知道需节俭过日。根据这份账目，其他中国同学的杂支费在15至50法郎之间，平均25法郎左右，父亲则是18法郎，可见其用度实属节省。
尽管父亲尽量节俭用度，但是不久带来的钱就用完了，于是，他不得不离开巴耶学校。他当时绝对没有想到，这次离开学校后，他便再也没有迈进过法国学校的大门。从1920年10月底到1921年3月，不过五个月的时间，父亲就结束了他在法国的学习生涯。
俭学不成，只好走勤工的道路。父亲曾回忆道：“一到法国，听先到法国的勤工俭学生的介绍，知道那时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所需劳动力已不似大战期间（即创办勤工俭学期间）那样紧迫，找工作已不大容易，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随着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也证明了确是这样，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中国学生来到法国，不懂技术，又没有知识，许多同学要想勤工，只能作一般的散工，也就是杂工。散工这个词的法文音为“马篓五”，同学们就戏谑地称为“马老五”。散工无固定的工作，视各工段的需要而流动工作。苟有延误，还要受工头责骂。
当时正值法国经济不景气，工厂紧缩或关门，要想找到工作，实在并非易事。华法教育会终于在克鲁梭的施奈德钢铁联合工厂找到大量散工工作，于是介绍了一百几十人前去工作，其中四川学生几乎占了半数。
1921年4月2日，父亲、邓绍圣和另外几名四川学生，经介绍也来到了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做工。从此他便开始了作为一个劳动者，一个外籍工人的长达四年多的“勤工”生活。
克鲁梭（Creusot），法国南部的重工业城市，是法国最大的军火工厂—施奈德钢铁总厂所在地。这个工厂当时是欧洲仅次于德国克虏伯工厂的第二大军火工厂。这个工厂有铁道、机械、造炮、冶铁、建筑、翻砂、电气等部门，除了造炮、建筑和冶铁三个部门外，其余部门都有中国学生。
邓小平 第一部分 8、从俭学到勤工之路(2)
直到现在，施奈德工厂的档案中还保留了父亲等人的有关档案。在工厂人事处的招工登记卡上，清清楚楚地写明，邓希贤，16岁，工人编号为07396，进厂注册日期是1921年4月2日，由哥隆勃（Colmbes）中法工人委员会送派，来自巴耶中学。
邓希贤和邓绍圣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当轧钢工。
大姐和我出席法籍华人捐赠的父亲铜像揭幕仪式
轧钢车间的工作就是把高炉里熔融的钢水先铸成钢锭，再轧成钢板。这项工作不需要专业技术培训，但劳动强度极大，而且常有危险。钢材（钢条或钢板）的重量通常是几十上百公斤，在高达40度以上的高温车间内，在被钢水映红了的热蒸气中，工人们要用长把铁钳挟着火红、炽热的钢材拖着跑，如不小心摔在热轧的钢材上，全身定被烫伤。有时轧机发生事故，钢条从轧机向外射出，乱穿乱刺，也会发生伤亡事故。工人们每周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50多个小时，有时还要加夜班。
我们从小就听父亲讲过，他在法国干过杂工，拉过钢条。可以想像，一个16岁的学徒工，尚未成年，身材矮小，要作如此繁重的苦工，一定不堪重负。
在这个工厂里，中国学生的工资十分微薄，固定工资每天只有12至14个法郎。父亲当时只有16岁，按法国的规定，不满18岁的只能当学徒工，而学徒工的工资则更为低廉，每天只有10个法郎。
勤工俭学的学生，住在离工厂20里地的盖沙南宿舍，二十几个人住一间大屋。宿舍设有食堂，可吃早晚二餐，中餐则只带面包在工厂吃，渴时就饮点自来水，肉菜皆无。食堂的饭菜虽比外面便宜，但一客也要40至70生丁。学生们还要买工作服穿去上班，每套价目也要20到30法郎。
像父亲这样每日只有10个法郎的学徒工，生活用度是十分拮据的。本来，中国学生到工厂做工，是想以勤工而达到俭学的目的。可是，繁重的苦工压榨得他们精疲力竭，低廉的工资更使他们连日常生活都不能支持。父亲曾说过，他在克鲁梭拉红铁，作了一个月的苦工，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还倒赔了一百多法郎。在克鲁梭的工厂里，学生们中间有一首极为流行的顺口溜，叫“散工曲”：“做工苦，做工苦，最苦莫过‘马老五’。舍夫（法文chef，工头）光喊‘郎德舅’（法文nondedieu，非上帝的善类），加涅（法文gagner，赚得）不过‘德桑苏’（法文deux-centssous，200个小钱，即10个法郎）。”
1921年4月23日，父亲辞去了施奈德工厂的工作，离开了克鲁梭。这近一个月的法国工厂的勤工实践，使父亲初次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亲身体验了劳工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地位。资本家的压榨，工头的辱骂，生活的痛苦，使他本来十分单纯的心里，受到了不小的震撼。但是，那时的他毕竟年轻，毕竟对人生充满着美好的追求，他后来在莫斯科时回忆道：“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虽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这时的他，虽然离开了克鲁梭，但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工作，积攒些钱，以完成重新进行学习的夙愿。
邓小平 第一部分 9、在哈金森工厂(1)
1921年4月23日，父亲离开了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来到了巴黎。
父亲这时已经失学，又已失工，家中带来的钱已经用光，工作一时又找不到，于是，他只好一边向华法教育会领取救济金，一边等待继续做工的机会。
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就读过的蒙塔尔纪男子公学
根据法国国家档案记载，父亲从5月到10月的五个月中间，一直领取每天五个法郎的救济金。他领救济金时所用的登记号是236号。
9月，法国政府决定停止发放给予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维持费。10月，父亲和其他学生一样，已经毫无生活来源，面临生活绝境。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在巴黎第十区的运河边上，有一家专门制作扇子和纸花的香布朗工厂（Chambrelent），正要招收一批工人。于是，父亲、他的叔叔邓绍圣和其他学生，共105名，于1921年10月22日进入这家小小的工厂，父亲的编号是二三八。两个星期后，也就是11月4日，工厂的一批定货做完了，父亲和他的同学们便遭解雇。他们又失业了。
父亲曾经说过，他在法国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而且都是杂工。他这次失业以后，一定是四处努力寻找工作，也可能间或干过一些临时性的杂工。这种没有着落的不稳定的状况持续了三个多月，直到1922年2月，他重新找到一份工作，就是在蒙达尼附近的哈金森橡胶工厂。
蒙达尼（Montargis），在巴黎以南，是卢瓦雷省的一个小城镇。这座城镇中世纪时是法国王室的一个居住地，到了19世纪已有13000多人口，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和文化教育都很发达。在蒙达尼的旁边有一个名叫夏莱特（Chalette）的小市镇，只有3000居民，但这里有一家老字号的哈金森工厂（Hutchinson），专门生产各类橡胶产品。
父亲在哈金森橡胶工厂的档案卡，上面有人事部的附注：辞职不干，不再雇用。
1922年2月13日，邓希贤在夏莱特市政府的外国人登记簿中进行了登记，他写明了父母名氏和出生年月，注明来这里以前的地址是“拉加雷纳科隆市（LaCarenne-Colombe），德拉普安特街39号”（39，rueDelaPointe），身份卡上的编号是1250394。
2月14日，父亲进入哈金森工厂，工号为5370。
在这里，父亲度过了一段较为稳定的做工生活，并在这里，开始了他生命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父亲在哈金森工厂被分配到制鞋车间工作，制作防雨用的套鞋。他们每日工作10小时，星期六作半天，即每周工作54小时。新工人实行计时工资，每小时工资学徒期为一法郎，以后逐步增加，熟练后就实行计件工资。这种工作属于轻体力劳动，但要节奏快，适合心灵手巧的人干。郑超麟也曾在这家工厂做工。我去采访他时，他对我讲，他一天只能做十双鞋，而我的父亲则可以做二十多双。像父亲这样工作，一天大约可以挣得十五六个法郎。
1988年我去法国进行一个项目考察时，曾到蒙达尼去了一下，在工厂人员的陪同下，我参观了哈金森工厂。这个工厂今天仍旧是橡胶制品企业，拥有9000多名职工，在宽敞的庭院右边，父亲当年做工的厂房仍然完好无缺。现在这里楼上作为仓库，楼下也堆满了什物，已不再作为车间使用。这个厂房高大明亮，可想而知比克鲁梭的施奈德钢厂的工作条件要好得多。工厂的陪同人员告诉我，这个工厂一百年前曾经失火，后来由法国著名的建筑设计家古斯塔夫·埃菲尔设计了这个厂房。就像埃菲尔设计的举世闻名的巴黎铁塔一样，这个厂房也是由钢铁结构建造而成，据说在当时是世界上第一个金属结构的厂房。回国后我问过父亲，你当年做工的厂房是埃菲尔设计的，你知道吗？父亲还真的不曾知晓。
据和父亲当时在一起做工的郑超麟回忆，在离工厂五分钟路程的一个小树林中，工厂拨出一个木棚，内有四十多个铺位，专门为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居住。我去法国的时候，工厂的人告诉我，这个木棚早已拆掉了，但我可以想像得出它当年那种简陋的样子。当时住在这里的学生们搭伙做饭，推举两个人作厨师，大家照工厂计时制给他们支付工资，伙食账目公开，每人每日伙食费约三个法郎。早晨咖啡面包，午、晚两餐都有肉吃。房子不需付租金，因而算起来，像郑超麟这样的计时工，每月可剩余一百多法郎。而像父亲他们那样的计件工，便可以剩余大约二百多个法郎。
当时在木棚中一同居住的，有郑超麟、汪泽楷、李慰农、尹宽等人，最多的是安徽人。1922年6月9日以后，王若飞和他的舅父黄齐生老先生也来到蒙达尼的哈金森工厂做工，也住到了这个木棚里，他和父亲从此相识。此后，他和父亲相交甚深，战争年代还曾互赠照片，作为留念。他送父亲的照片，一直存放在我们的家庭影集之中，“*”中被抄家没收后遗失。
父亲在哈金森工厂做工时，于８月度过了他的18岁生日。那时的他生活已有着落，工作也不像在克鲁梭时那样沉重，因此大概生活得比较轻松。郑超麟和他同住一个木棚，他回忆道：“晚饭后至睡觉时间有二小时至三小时可以利用。此时木棚里很热闹，看书的人很少，甚至没有，大家闲谈、开玩笑、相骂，幸而没有相打的。有个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只有18岁，每日这个时候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找人开玩笑。”
邓小平 第一部分 9、在哈金森工厂(2)
可见，父亲年轻时的性格相当活泼开朗。这种于困难艰苦之中尚能保持乐观的精神状态，他保持了终生。
1922年10月17日，父亲和邓绍圣辞去了哈金森工厂的工作。他们于11月3日离开了夏莱特，填写的去向是塞纳－夏狄戎中学（CollegedeChatillon-sur-Seine）。但父亲并没有在塞纳中学上成学，原因当然是钱不够。两个月后，也就是1923年2月1日，他又从塞纳－夏狄戎（Chatillon-sur-Seine）回到了夏莱特。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有13人，代表着全国各地50多名党员。图为*一大会址。
这次求学不成，使父亲想要继续读书的梦想最终破灭。除了以后曾在苏联进过“中山大学”以外，他再也没有进过任何正规学校读过书。他曾经开玩笑地跟我们说，他只有中学文化水平。父亲的知识，都是他在以后的岁月中日积月累地自学而来。他的智慧，也都是在革命斗争中和切身实践中锻炼而来。
1923年2月2日，父亲重新回到哈金森工厂。在制鞋车间做了一个多月的工后，他又于3月7日离开了哈金森工厂。他的工卡上注明他离开的原因是“拒绝工作”。
父亲离开哈金森工厂，并不是因为他不需要做工了，而是因为在1922年，发生了一件决定他终生命运的大事1922年6月，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中的优秀分子，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夏秋之际，父亲参加了这个组织，成为一名青年团员，成为一名*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者。
父亲离开哈金森工厂，从此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如果说当1922年年初他进入哈金森工厂时，还仅仅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青年的话，那么，在1923年3月他离开哈金森工厂时，便已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觉悟和选择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青年。
邓小平 第一部分 10、革命历程的起点(1)
父亲曾回忆道：“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四年左右（其余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我的入团介绍人是萧朴生、汪泽楷两人。”
《新青年》
从1922年2月开始，父亲一直在蒙达尼附近夏莱特市的哈金森工厂做工。蒙达尼是先进学生云集之地，是旅欧中国学生*产主义组织的发源地之一，而在哈金森工厂里，也聚集了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勤工俭学生。父亲虽未参加其活动，但耳濡目染地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并开始阅读《新青年》、社会主义讨论集等书报。他在苏联学习时对自己总结道：“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的或间接的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最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其后，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智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于是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总上所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这是父亲在1926年时对他在法国加入共产主义革命行列的一个小结，是一个22岁的青年对其为什么在18岁时就选择了共产主义理想，走上了革命道路的一个如实的自我剖析。
父亲说，他是在蒙达尼入的团，和“蔡妈妈”，即蔡畅等一起到巴黎进行的入团宣誓。在入团宣誓会上，他们每个人都进行了自我宣誓，心情相当激动。几十年后，他们在一起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还记忆犹深。由于蔡畅年长四岁，父亲一直亲切地称她为“大姐”。蔡畅与李富春在法国相爱并结为终生伴侣，父亲和他们相当亲近，他称李富春为“大哥”，称蔡畅为“大姐”，而李、蔡夫妇则亲热地称他为“小弟弟”。父亲和他们的友谊维持了几十个春秋。这种长达几十年的友谊，是革命的友谊，它亲如手足之情，甚于手足之情。我们后辈人，亲眼目睹，既觉感动，更受教育。
1923年初开始，周恩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领导者，李富春、蔡畅等人也已成为活跃的革命工作者，而父亲，才仅仅是一个刚刚跨进共产主义事业殿堂的、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年革命者。但他那时年轻、热情、活跃、向上，毫不迟疑地、坚定地迈开了革命的步伐，在周恩来等领导者的带领和培养下，开始了他作为一个职业革命者的终生事业。
《新青年》
1923年6月11日，父亲离开了蒙达尼附近的夏莱特市，填写的前往地址是：拉加雷纳－科隆市（LaGarenneColombe）德拉普安特街39号（39，ruedelaPointe）。这时他根据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部的工作需要，一边做一些临时性的杂工，一边开始在巴黎专职从事青年团旅欧支部的工作。
父亲加入团组织后，不仅思想有了提高，精神面貌也为之焕然一新。他在1922年初刚到哈金森工厂时，还是一个活泼甚至有点调皮的大孩子，而入团以后，顿觉成熟了许多。当年的一个留法勤工俭学生吴琪回忆道：“我所接触的同学中，年纪最轻的要算*同志。1922年下半年，我在巴黎郊区皮浪哥饭店见到他的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他年龄虽轻，却很老练，才气横溢，身体强壮，精神饱满，说话爽直，声音宏亮，铿锵有力。时过半个多世纪，但这一切仍印在我的脑海中。”由此可见，一个人在有了理想，有了追求，有了明确的信念和奋斗目标之后，确实等于获得了一次新的生命。
1922年，中国国内的革命局势发展迅速，孙中山几经波折和失败后，终于选择了一条新的革命道路，从1922年夏季开始，进行了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并邀请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参与指导改组工作，其后，又坚决地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年6月，也就是旅欧少共成立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要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等革命*派共同建立一个*主义的联合战线。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阶级的统一战线。这时，孙中山派王京歧到法国筹建国民党支部。
王京歧到法后，立即与周恩来等取得联系。同年6月16日，周恩来等与王京歧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1月，国民党旅欧支部在里昂成立，选举王京歧为执行部长，周恩来为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聂荣臻为巴黎通讯处长。和其他青年团员一道，父亲在1923年也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父亲加入共青团后，很快成长起来。他曾回忆，此时，他在巴耶（Bayeux）支部担任了两届宣传干事，同时受支部的命令与傅烈共同为华工办理工人旬报。到1923年夏季，他已开始参加支部的工作。目前的资料尚不清楚父亲那时担任什么样的工作，但我分析，他只是在支部负责同志的领导下，作一些具体工作，还不能算作支部的领导。因为他对我们说过，参加了青年团的领导，就算自动转入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而他1923年还只是一名青年团员，直到1924年才正式转党。
邓小平 第一部分 10、革命历程的起点(2)
1922年6月少共成立后不久，于8月1日创办了一份机关刊物《少年》，编辑部与少共机关一起设在戈德鲁瓦街17号一个小房间里。它的任务是“传播共产主义学理”。上面刊登过*和列宁著作的译文，登过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的文件和消息，赵世炎、周恩来、张申府都曾在上面发表文章，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解释*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以及与无政府主义分子进行论战。共出版十三期。蔡畅回忆：“《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李大章同志刻蜡板，李富春同志发行。后来该刊物改名为《赤光》。有时是三日刊、二日刊、月刊，时间不定。《少年》社址在巴黎意大利广场，Ｓ街５号，一个咖啡馆的楼上，我在1948年还去看过一次。*、李富春同志是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而周恩来同志则全部脱产。”
1927年8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的机关刊物《少年》
从1923年开始，父亲已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他从此便正式地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职业革命家。
1924年2月1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少年》改名为《赤光》，正式出版。如果说《少年》是一个较为偏重理论的刊物的话，那么《赤光》就更具战斗性。《赤光》的第一期发表的宣言即指出，“我们不但要评论中国时事，且更愿为大家指出他的乱源所在和他的解脱之方，我们现愿诚恳而忠实的给大家指示出救国的唯一道路和其他转弯抹角迂拘而不可能的途径。总此，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反映了旅欧党团工作更趋与实践斗争直接相连，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使然。《赤光》是半月刊，十六开本，每期十来页。它出版灵活而迅速，印数比《少年》多，发行范围也更为广泛。由于它办得生动活泼，形式多样，文章短小精悍，切中时弊，对于勤工俭学生及华工、华人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因此深受他们欢迎。旅欧华人盛赞《赤光》为“我们奋斗的先锋”和“旅法华人的明星”。
《赤光》封面
到1925年止，《赤光》一共出版三十三期，由于它是*旅欧支部和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因此又成为旅欧*党团支部、小组学习理论和进行讨论的资料。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和主要撰稿人的重任，李富春、邓希贤、傅钟、李大章等人曾先后参与这一工作。父亲是负责刻蜡板和油印的。翻开《赤光》，你就会看到他当年那隽秀的字迹和从中反映出的认真态度。因为字迹清晰，装订简雅，大家曾赞扬他为“油印博士”。
父亲说过，他以希贤的本名和一些化名也写过一些文章。这些文章言辞泼辣，战斗性强，但都属于揭露性质的，尚未上升到理论和政论的水平，这与时年只有20岁的，刚刚加入革命队伍的一个青年所具有的水平是相当的。他自己评论自己时曾说过：“我在《赤光》上写了不少文章，用好几个名字发表。那些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就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琦、李璜他们斗争。”
《赤光》的封面，是一个正欲跃起的少年，他赤身*，无牵无挂；他手持号角，高擎旗帜；他背靠光芒四射的赤光，脚踩无边无际的山川。这个封面不知是由谁人设计的，但我认为它极好地表现出了旅法*党员和青年团员们的风貌和气质。这群在法兰西的土地上加入共产主义战士行列的青年，正处在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意气风发之时，在他们的行列中，许许多多优秀分子经过锤炼，脱颖而出，成为改变中国面貌和人民命运的革命斗争的中流砥柱。
邓小平 第一部分 11、党的锤炼(1)
1924年7月13日至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7月17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通告”第56号中这样记载着：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新的执行委员会：
秘书：周唯真
委员：余增生、邓希贤。
（三人组织书记局）
训练部主任：李俊杰
宣传部主任：徐树屏
1923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代表在巴黎合影。（前排左起：2为赵世炎，6为陈乔年，8为陈延年，11为王若飞；中排左起：3为刘伯坚，5为李慰农；后排左起：5为傅钟，10为周恩来）
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父亲已进入执行委员会的书记局。根据党的规定，当时担任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支部）的领导，就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党员。因此，1924年7月，父亲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迈进了第二个阶段，担任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20岁差1个月。
当时的*旅法支部和共青团中，领导人经常更换，父亲告诉我，这是因为党团组织着眼于培养人材，不搞终身制，最多只当一年。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战场是在国内，*中央经常选调旅欧*党员和团员去苏联学习再回国工作，或直接回国参加斗争。据傅钟回忆：“第一届书记是赵世炎同志，第二届书记是周恩来同志，第三届书记是刘伯坚同志，第四届书记是李富春同志，第五届书记是傅钟同志，傅钟走了后交给胡达智负责。”傅钟的回忆中没有周唯真，也没有任卓宣，可能是遗漏了。
五卅运动中的宣传画
1924年７月下旬，奉中央指示，周恩来等同志从法国直接坐船回国。大家对此既感振奋，又依依不舍，他们围聚在周恩来的身边，和他留影以兹送行纪念。照片中有聂荣臻，有李富春。站在最后一排的就是新当选的执委会书记局委员邓希贤。他身着西装，头戴帽子，圆圆的脸庞上尚未稚气全脱，但已开始显露出信心与刚毅。
我问过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父亲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去了。在他之前，一批又一批的旅欧党团员也离开了法国，他们之中有赵世炎、李维汉、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袁庆云、熊雄、刘伯坚、张申府等人。父亲说，他并不认识张申府，但1923年他参加了欢送张申府的聚会。
这些骨干虽然离开了法国，但旅法、旅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的工作和斗争并未沉寂下来。新的支部继续建设组织，组织党团员学习，深入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宣传马列主义，介绍国际国内革命形势，并继续和国民党右派以及“青年党”作坚决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4年12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决议支部下设监察处，以李俊杰、邓希贤等七八人组成，李俊杰为主任。工会运动委员会以加入过工会或熟悉工会运动的徐树屏、阚时杰、萧朴生、李大章、任卓宣、李富春、郭隆真、余增生、周唯真、邓希贤、林蔚等同志组织之，余增生为主任。
父亲在雷诺厂的档案卡。离职原因：回国。
“六大”以后，旅欧团支部又作出了扩大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支部下属宣传部设副主任六人，任卓宣、余增生司理民党运动事宜；费子衡、邓希贤、熊季光司理工人运动事宜；萧朴生司理《赤光》事宜。
1925年春天，父亲在担任了一届青年团支部委员之后，作为*旅欧支部的特派员，被派到里昂地区工作，任宣传部副主任，青年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并兼任党的里昂小组组书记，在那里作为党团地方组织的领导人。
“五卅”事件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立即行动起来，与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联合通告，于６月７日在巴黎中心地区的布朗基96号举行旅法华人反帝大会，会后举行*示威。
6月14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执行委员会发出“告示威华人”书。这张传单一看即知是由邓希贤用那隽秀的字体刻写的，上面写道：“一个沉重而光荣的表示在欧洲反动势力的中心——巴黎发动了，我们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第一次向帝国主义的政府作直接的示威运动！参加示威运动的华人啊！你们的精神应该为我们所敬重，不论你们是相信什么主义的，只要你们在言论上、行动上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只要你们从今日起能与帝国主义从事不妥协的斗争，我们都向你们致敬了。我们相信一切推翻帝国主义的工作，比什么都神圣。被压迫民族解放的起点，全人类解放的起点关键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反对屠杀上海人民的法兰西帝国主义！反对屠杀上海人民的一切帝国主义！”
6月21日，*旅法支部和共青团支部联合国民党左派，发动了一次向*驻法公使馆示威的行动，参加者200余人，他们迫令公使陈致电全国人民支持反帝运动；通牒法国政府从华撤军。还迫让陈捐款五千法郎，汇交上海援助*工人。上述所有文件全部分送了有关机关和报社。
旅法华人声援国内“五卅”反帝运动的行动，震动了整个欧洲，同时也大大地吓坏了法国政府。法国当局随即展开搜捕行动，将47名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驱逐出境。当时，父亲还在里昂，他曾记述道：“因在巴黎的负责同志为反帝国主义运动而被驱逐，党的书记萧朴生同志曾来急信通告，并指定我为里昂-克鲁梭一带的特别委员，负责指导里昂-克鲁梭一带的一切工作。当时，我们与巴黎的消息异常隔绝，只知道团体已无中央组织了，进行必甚困难。同时，又因其他同志的催促，我便决然辞工到巴黎为团体努力工作了。到巴黎后，朴生同志尚未被逐，于是商议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不久便又改为非常执行委员会，我均被任为委员。”在组织被破坏的情况下，邓希贤和他在外地的战友傅钟、李卓然等，回到巴黎，自动接替了党团组织的领导。1925年6月3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宣告成立：
邓小平 第一部分 11、党的锤炼(2)
秘书：傅钟（由萧朴生代）
委员：邓希贤、毛遇顺
临时执委会规定，以上三人组成书记局，但只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费。
8月17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执委会，分工如下：
秘书：傅钟
委员：邓希贤、施去?
∫陨先俗槌墒榧蔷帧?
傅钟、邓希贤、邓绍圣等人还在党团刊物上担任投稿人。
父亲自己记述过，在这一时期，组织决定他同时担任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监察委员会书记，负责国民党的一切工作。
在法国政府和军警的*下，旅欧*和青年团组织不但没有后退，反而迅速地恢复了组织，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进行顽强不屈的斗争。
1925年9月12日，离法国军警大搜捕才两个多月，*旅欧支部即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再次举行一次规模较大的旅法华人反帝大会，并决定大会以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的名义召集。9月15日中午，反帝大会在巴黎中心地区塞纳河旁一个会议厅内举行。*党员、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副主席施益生、法国共产党代表道里欧、法国国会议员马尔驰、越南共产党代表、非洲黑人代表相继踊跃发言。最后由共产党代表傅钟和萧朴生发言，他们指出，“五卅”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团结一致，同帝国主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会场上群情激昂，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华民族解放运动胜利万岁！”
这次反帝大会的召开，使广大旅法华人更加紧密团结在*旅欧支部周围，壮大了革命的声势。同时，这次大会，又一次震惊了法国政府。法国政府马上决定：逮捕这次大会的主持者和组织者。由于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告密，法国警方逮捕了施益生，并将他驱逐出境。
父亲虽在这次会议上没有发言，但他作为支部领导成员，参与领导和组织了这次会议。
到了此时，年仅21岁的邓希贤，已由一名普通的青年团员转为*正式党员，进而被选为旅欧党团组织的负责人。他已经成长为一个信念更加坚定，行为更加成熟，具有一定的斗争经验和领导能力的共产主义者。他在法国共担任了一届半的支部领导，他的活动，已引起了法国警方的特别注意。法警开始秘密监视他，跟踪他的行踪。
1925年7月30日，父亲在巴黎附近的比扬古尔市所属布洛涅警察局花名册上进行了居住登记，号码是1250394。
1925年11月6日，父亲进入雷诺汽车厂做工。他被分配在钳工车间。在工卡上，父亲登记道：邓希贤（TengHeiHien），中国人，1904年7月12日（阴历）生于四川，住比扬古尔市（Billancourt）特拉维西尔街27号（27，rueTr*ersiere）。熟练工种工人，分配在76号车间，磨件单位工价一法郎五生丁。卡片的左下角，有一张父亲的一寸小照，上面印着82409Ａ的编号。
在雷诺汽车厂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可父亲却心灵手巧地学习了一些钳工技术。这项手工技术，到70年代的“*”中他在江西的一个工厂被监视劳动时，可发挥了大作用。当然，这是后话了。
父亲到了雷诺汽车厂后，法国警方仍然密切地监视着他。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法国警方这么注意你？”父亲说：“因为我比较活跃。我们的行动法国警察都是清清楚楚的！”
1926年1月8日，法国警方突然对比扬古尔的三家旅馆进行了搜查。警方在秘密报告上写道：“在卡斯德亚街3号旅馆的5号房间里，发现了大量的法文和中文的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中国工人》、《孙中山遗嘱》、《共产主义Ａ．Ｂ．Ｃ．》等），中文报纸，特别是莫斯科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报纸《进步报》，以及两件油印机的必需品并带有印刷金属板、滚筒和好几包印刷纸。”“名叫邓希贤、傅钟和PingSuenyang的三个人在这个房间里一直住到本月７日。他们昨天突然离去，而住在朱勒费里街８号的名叫MonFiFian和TchenKouy的人，也同时匆匆离去。这些中国人看来是活跃的共产主义分子。”“看来这些人由于发现自己受到怀疑，因此就急忙销声匿迹了。他们的同胞采取了预防措施，丢弃了一切会引起麻烦的文件。”
是的，在卡斯德亚街3号旅馆5号房间居住的房客，法国警方要逮捕的*旅欧支部负责人，邓希贤、傅钟等人，早已听到风声，机警地远走高飞了。
他们远走高飞了，飞向哪里，走向何方？当时的革命圣地——苏联。
邓小平 第一部分 12、告别法兰西
早在1925年5月，*旅欧支部即已拟定一批人到莫斯科学习，其中就有邓希贤。
同年11月18日，已在莫斯科的袁庆云给傅钟等人的信中提到：“准备在最近的期间，候我们有信到，叫你们动身，便马上动身。”12月9日，莫斯科又给傅钟等人来信：“11月18日寄你们的信想已收到。关于邓希贤、刘明俨、傅钟、宗锡钧、徐树屏五人接到此信后尽可能的速度动身前来。如宗锡钧不能来，即以李俊杰（即李卓然——作者注）补充之。必须来此的理由前函已说明，站在Ｃ．Ｐ．及革命的利益上必须即刻来此学习。”
由此可见，父亲等人已接到莫斯科的*旅莫支部的指示，正在着手准备赶赴莫斯科。他们一边进行革命工作，一边做工，一边已作好离开法国的准备。所以当法国警方前来搜查之时，他们说走就走，没有半点拖拉，使法国警方扑了个空。
1月7日，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坐上北去的列车，奔赴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
上车之时，他们接到了法国警方颁发的驱逐令。这份驱逐令实际上是要令他们永远不要再踏上法兰西的土地。当时气势汹汹的法国警察当局，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们于20年代驱逐的人，50年后竟然以国宾的身份访问了法国，而且受到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民热情而又隆重的欢迎和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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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0年10月19日到1926年1月7日，父亲在法兰西的土地上生活了5年2个月又19天。来到法国时，他是一个16岁的单纯的青年，经过求学、做工、参加党团组织、参加革命斗争的不平凡的经历，在他22岁离开法国时，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斗争经验的职业革命家。
父亲在法国只留下四张照片。一张是他刚到法国不久，于1921年3月照的，是一张头戴便帽身着西装的单人全身像，他于1925年6月送与同学柳溥庆，幸蒙柳老保存下来，差不多于四十年后还赠于父亲。这张照片也是我们所有的他最早的一张照片，时年16岁。
第二张是父亲和他的叔叔邓绍圣一起合照的，年龄比第一张略大一点。
第三张是1924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与众代表的合影，也就是为周恩来送行的那一张，他站在最后一排的右边。
第四张便是雷诺汽车厂的工卡上的那张一寸小照。
只有这四张。有些文章和报道把一些别人的照片指认为他，那都是误认。
父亲在西方共生活过六年多的时间（包括在苏联一年），他的确习惯了一些外国的生活习惯，例如爱吃土豆，爱喝法国葡萄酒，爱吃奶酪、爱吃面包、爱喝咖啡等等。与他一起留法的一些老同志们也多有此好。
父亲在法国时还染上一个嗜好，而且终身兴趣盎然，就是看足球。在法国，他没有钱，有一次为了看一场国际足球比赛，花了五个法郎买了一张最便宜的门票。至今他回忆起来还说，五个法郎，是一天的饭钱，在那时候对他来说可不容易呀！而且看球时坐的位置又最高，连球都看不清楚。他还记得，那次世界比赛的冠军是乌拉圭。解放后，他一直是足球的热情观众，有球必看，连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娃娃队的比赛，他也去看。不但他自己去看，还带着我们去看，看不懂也要去。我们小时候就大半坐在休息室中喝汽水，慢慢地大了，也都成了看足球的“瘾君子”了。有一次看球令我特别感动。那是“*”还未结束，1973年的时候，父亲刚刚被解除软禁，还未出来工作，适值一个外国球队来比赛，父亲带着我们去看，本想悄悄坐在主席台末排，不想他一进场，便被旁边看台的观众发现了，于是全场一万多观众全体起立，热烈鼓掌。父亲只好走到主席台的前排，连连向观众们鼓掌致意。当时的那种场面的确激动人心，令我多年不能忘怀。他和足球在法国时期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未能尽兴，而今天条件就好多了，不出家门就可以看到。平时一遇世界大赛，凡有转播，他必定要看，一时没有时间，也要录下来慢慢欣赏。199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时，他正好已经退休，这下有时间了，连实况带录相，一共转播了52场，他看了总共50场球，可算是过了瘾了。
至于西方古典音乐，父亲不大喜欢，也不大懂。他喜欢听的是京戏，还相当内行。在这方面他可是个“国粹派”，一点儿洋味儿也没有。至于桥牌，他则是进军西南后在重庆才学会的，解放前的战争年代根本不可能有此“典型造型”。
邓小平 第一部分 13、在十月革命的故乡(1)
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于1917年在俄罗斯诞生后，列宁所领导的共产国际便开始履行其国际主义义务，帮助东方民族、*革命高涨的国家和地区培训干部。
1921年，在苏联首都创办了一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既为苏联东部地区民族训练干部，也为东方国家培训干部。国共合作以后，中国国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形势迅速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国共双方深感革命干部力量不足，要求增加在苏培训人数。
在这种要求下，苏联于1925年建立了“中山劳动大学”，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其目的在于，用*主义“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
1925年底，在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国共双方共挑选了310名学生准备送往中山大学培训。第一批学生118人于1925年11月抵达莫斯科，其*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至少有103名，超过87％。1926年1月，又有10名在德国学习的国民党员进入中山大学。不久，*旅欧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派遣20名党团员从法国等地赴苏学习，其中有邓希贤、傅钟、李卓然等人。他们先进入东方大学，不久转入新办的中山大学。
我在1990年访苏时曾去中山大学的旧址参观。那是一座三层楼房，据说革命前是旧俄一个贵族的府邸，我去参观时是苏联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房屋里面的装设已是现代形式，但在一些大房间内还留有旧时的屋顶浮雕华美依然，室内的吊灯也精致堂皇。每间房屋都高大敞亮，还有一个大厅，已改为礼堂，可见当年这栋楼房之豪华气派。在楼内，有一个厅室，贵族时期是个舞厅，据说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和他妻子的婚礼舞会，就是在这个大厅举行的。现在在这栋楼内，大多数屋子已改为办公室和会议室，大礼堂和会议室内都陈设着列宁的半身像。
当时的苏联，内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创伤尚未完全恢复，但是，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对来俄的外国学生则尽全力给予了生活上和学习上的保障。苏联国内成立了中山劳动大学促进会，筹集办学经费。苏维埃政府尽一切可能保证学生生活，外国学生甚至享有优于俄国师生的生活待遇。学校给学生发送西服、大衣、皮鞋、雨衣、冬装及一切生活日用品，还设有门诊部为学生看病。学校组织学生观看芭蕾舞、歌剧等艺术演出，组织假期的疗养和夏令营，还组织参观莫斯科的名胜古迹和到列宁格勒参观旅行。父亲说过，他在1926年就曾随校去列宁格勒旅行。
当然，中国学生来到这里，主要的任务是学习。学生首先要学习俄语，第一学期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周六天，每天四小时。中山大学的必修课为：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语言学。具体的课程是：中国革命运动史、通史；社会形态发展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主）；经济地理；列宁主义。中山大学还有一门重要课程就是军事训练。
学习方法是教授先讲课（用俄语，但有中文翻译）；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再次由学生开讨论会，自由辩论；最后由教授作总结发言。
教学基本单位是小组。1926年初约有学生300余人，设有11个小组，每组30人到40人不等。到1927年初，学生已超过500人。
学校中有一个组，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被称为“理论家小组”的第七组。这个小组里云集了当时在校的国共两党的重要学员，*方面有邓希贤、傅钟、李卓然等，国民党方面则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还有汪精卫的侄儿和秘书、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等。按父亲的说法，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尖子人物都在一个班组，因此这个班很有名。
当时中山大学的*党支部书记是傅钟，父亲则是第七班的党组组长。
1926年6月16日，中山大学内*党支部的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中，记载了有关父亲当年的一些情况，也就是当时的*党组织对他的评价，现摘录下来，以供更好地了解那个时期的*。
“姓名：邓希贤。
“俄文名：多佐罗夫（Дозоров）
“学生证号码：233
“党的工作：本班党组组长。
“一切行动是否合于党员的身份：一切行动合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
“守纪律否：守纪律。
“对于党的实际问题及其他一般政治问题的了解和兴趣如何，在组会中是否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提议各种问题讨论，是否激动同志们讨论一切问题：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动同志讨论各种问题。
“出席党的大会和组会与否：从无缺席。
“党指定的工作是否执行：能切实执行。
“对同志们的关系如何：密切。
“对功课有无兴趣：很有兴趣。
“能否为别人的榜样：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
“党的进步方面：对党的认识很有进步，无非党的倾向。能在团员中树立党的影响。
邓小平 第一部分 13、在十月革命的故乡(2)
“在国民党中是否消灭党的面目：未。
“在国民党中是否能适合实行党的意见：能。
“做什么工作是最适合的：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这份党小组的鉴定，勾画出了一个22岁的年轻共产党员邓希贤的基本形象。
父亲在苏联的学习，最重要的是较全面、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其他知识。如果说他以前从未有机会进入高等学校就学的话，那么进入这所中山大学便可以算作他接受高等教育，特别是共产党的高级党校教育的一个良好的机会。同时，在这里，他和他的同志们与直接从国内来的国民党人士共同学习、生活，使他们对国民党各派有了更多更直接的了解，并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较量。这些，对于他回国以后进行革命活动和革命斗争，奠定了更加充实的理论基础和斗争基础。
解放后，父亲曾多次访问苏联。这是父亲和刘少奇、彭真在莫斯科红场向列宁墓献花圈。
在一份在莫斯科时撰写的自传中，父亲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我更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所以，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在这份弥足珍贵的自传中，这位20刚刚出头的年轻共产党人进一步写道：“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这是邓希贤，这个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战斗誓言。他用他今后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实现了他的誓言。
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制，但是父亲并未念完两年。不到一年，也就是1926年底，父亲便奉命回国，参加国内的革命斗争。
邓小平 第二部分 17、在广西的政治舞台上(1)
1929年7、8月间，*中央派*去广西工作，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和准备、组织武装起义。
这次*中央派人去广西，是应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广西省绥靖司令李明瑞的要求而派遣的。为了对付和防备蒋介石，俞作柏、李明瑞便通过俞作豫找共产党，希望共产党派人，帮助他们撑持局面。
俞作豫是俞作柏的弟弟、李明瑞的表弟，曾在广州护法军燕塘讲武堂就读，大革命时期参加北伐战争，任李明瑞旅下辖第三团团长，也是一员勇猛战将，在汀泗桥、贺胜桥和江西德安等战役中建有战功。大革命失败后，俞作豫于1927年10月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参加了广州起义，后被派回广西从事革命活动，领导农*动，组织农民自卫队。1929年春奉命到桂军俞作柏、李明瑞部进行秘密工作。当俞作柏、李明瑞一经表示想邀请共产党共事商议之时，俞作豫义不容辞，立即与我党取得了联系。
由此，*中央决定派遣干部到广西工作，中央代表即为*。
此时的*，已不是从苏联刚刚学习回国的那个邓希贤了。在国内两年多的革命实践活动，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在艰难困苦和白色恐怖之中的革命活动，使他增加了不少的革命斗争经历。自从在“八七”会议之前到党中央机关工作以来，特别是在担任了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后，他有机会列席党中央的各种最高会议，有机会看到全国各地的工作报告，有机会参加党的一些重大决策活动的技术性工作，这使他具有了更高的政策水平和政治水平。
父亲乘船到香港后，立即与党的南方局取得联系。当时党中央的南方局设立在香港，负责广西、广东两省的工作。因为香港和上海一样，是租借地，因此便于我党的工作掩护。
南方局的书记是贺昌，聂荣臻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贺昌和夫人黄木兰（定慧）、聂荣臻与夫人张瑞华两对夫妇住在香港跑马地的凤凰台附近。父亲一到香港，便与他们取得了联系。据黄定慧回忆：“那时我们夫妇和荣臻、瑞华住在一起，小平同志到香港后住在一个旅馆，他到我们住的那里来过一次，主要是与贺昌同志和聂荣臻同志一起谈广西的工作。他还在我们那里吃了晚饭，菜是我和瑞华烧的。后来贺昌曾去了广西，参加了广西省委的会议，还和你爸爸两个人都讲了话。贺昌在广西几天就回来了。”为了保持和中央的联络，党中央还派了特科的龚饮冰与*一道前往广西，并带着电报密码，负责机要工作。
与此同时，我党还陆续派了几十名军政干部，利用各种渠道和关系，进入俞作柏的省政府和李明瑞的军队中去工作。他们或是由人介绍，或是改换姓名，都未公开使用共产党员的身份。他们之中有张云逸、陈豪人、龚鹤村（楚）、徐开先、李谦、冯达飞、叶季壮、李干辉、佘惠、李朴、沈静斋、许卓、许进、何世昌、宛旦平、袁任远、袁振武（也烈）、史遽然等。
大约在9月间，父亲和龚饮冰到达南宁。到达南宁后，父亲首先和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取得了联系。9月10日，中央代表*主持召开了*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南宁、梧州、左右江地区等3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父亲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会议作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等重要决议。还通过了有关农村工作、宣传鼓动工作、职工运动、妇女运动、共青团等问题的文件，确定了新形势下广西党组织的斗争任务和策略，并选举了以雷经天为书记的广西特委。
父亲回忆：“我们到南宁后，我同俞作柏见过几次面，根据中央指示的方针进行*工作，同时注意把中央派到俞处的干部分配到合适的地方。”父亲到广西后化名邓斌，公开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身份作为掩护，实际则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负责领导广西党的工作。
在广西，父亲迅速和俞作柏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我党的影响下，俞作柏、李明瑞首先释放了一批“*”。*南宁区负责人罗少彦、工人运动领导人何健南、共产党员谢鹤筹、吴西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从狱中释放出来。这些人，特别是一批党团员干部，后来都成为建立广西红军的骨干。
李明瑞在掌握广西军事大权以后，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非常需要扩建军队，以充实力量。于是广西警备大队应运建立，下辖新编第四、第五两个大队。
在这种形势下，父亲等人通过俞作豫，向李明瑞提出建议，建立教导总队，以培训初级军官。用这种方式，我们党把一百多名干部学员安排进教导总队，培训和教育了近千名李明瑞旧部队中的进步青年，并在学员中发展了一批新的党员。
在与共产党的协商下，一批共产党人被安排到新建立的警备大队中。四大队，共产党员张云逸为大队长，共产党员李谦任副大队长。五大队，共产党员俞作豫为大队长，共产党员史遽然为副大队长。按照中央代表*的指示，张云逸等在四大队中安排了100多名共产党员担任连排干部。他们还对士兵加强了革命思想教育，惩办了民愤极大的旧军官，吸收了大量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加部队，使部队的成份和思想面貌都得到了改造。
邓小平 第二部分 17、在广西的政治舞台上(2)
由于群众的踊跃参加，第四大队由1000人很快扩大到2000人。在第五大队，俞作豫也调来了一些农*动分子充实军队，人数也迅速上升为2000人。而教导总队，也由共产党员徐光英担任负责人。这次扩充的新军，便成为以后建立红七、红八军的基本武装基础。
在我党的影响下，俞作柏在广西开放了进步的群众运动，省农协得到了恢复，而且召开了代表大会。工会、妇女协会、学生会等进步组织相继恢复。俞作柏还任命了一批大革命时期涌现出来的农*动领袖担任各县县长，使左右江20多个县都由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所执掌。其中就有东兰县的韦拔群。右江东兰的农*动，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曾蜚声省内外，因为这里有一个卓越的广西农*动领导人，韦拔群。
《决策会议》（水粉画）文启泰作
韦拔群出身富裕之家，早年即有爱国之志，曾参加讨袁护国，1925年进入广州农*动讲习所，并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当大革命在全国迅速发展之时，广西右江地区由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凤山等地农*动发展得如火如荼，成为当时全国最发达的农*动地区之一。韦拔群不但建立了农民协会，而且建立和发展了农民自卫武装。他们反贪官、抗捐税、打土豪、毁契约，把农*动搞得一派热火朝天。1926年春，桂系军阀慌忙派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东兰惨案”。韦拔群乃是真正的革命英雄，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他率领农民军坚决打击敌人，占领了县城，迫使当时的桂系省政府承认了东兰农运的合法地位，取得了这次斗争的胜利。“四·一二”事变以后，广西革命斗争转入地下，而在这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独有东兰拔哥率领的这支农民队伍，始终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