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拔群，拔哥，是广西广大农民群众的骄傲和英雄。他在右江地区创下的武装力量和建立的深厚的群众基础，为今后红军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共产党支持下，俞作柏、李明瑞支持农民武装，给了东兰农民武装革命军以“右江护商大队”的正式名义，并发拨几百支枪以示支持。
除了兵运工作以外，父亲和广西特委，针对原广西*地方组织非常零乱的状况，抓紧恢复和发展各地方组织，使广西地方党的组织逐级建立了联系，同时还举办党员学习班，出版了党内刊物。
南宁变了！广西变了！一个新的革命热潮在南宁，在广西，迅速发展了起来。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在反动派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唯独广西，出现了革命新高潮。
但是，当时在广西，人们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多年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父亲到了广西后，并未公开露面，只在极小的范围内活动，只和极少数的人进行接触和联系。除了党内很小的范围以外，父亲只和俞作柏见过几次面，对俞加强工作。父亲在积极开展广西的工作的同时，和党中央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便及时请示和汇报工作。
广西局势的发展，早已引起了各色人物的注视。曾经支持俞李倒桂的蒋介石，就更加关切广西局势的发展了。说来也凑巧，势态的发展，很快便为蒋介石提供了一个除掉俞、李的良机。这就是俞、李追随汪精卫改组派通电反蒋。
1929年10月1日，俞作柏和李明瑞在南宁举行了反蒋誓师大会，发出通电，宣布俞作柏为讨蒋南路总司令，李明瑞为副司令。随后，俞、李立即对其所辖各部队作了战斗部署，李明瑞还亲赴前线，指挥军队向广东进攻。
蒋介石分析了广西的形势，决定以收买方式瓦解俞、李部队。很快，吕焕炎、杨腾辉和黄权等实权将领相继被收买，俞、李这次反蒋，不到十天就告失败。
在俞作柏、李明瑞决定参加通电反蒋时，我党即客观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李明瑞只有三个师的兵力，内部又不一致，来广西时间且短，立足未稳，政治、经济基础都很薄弱，因此此次反蒋定会失败。
俞、李不听我党劝告通电反蒋后，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以防不测，父亲决定把我党已经控制的第四、第五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留下，担任保护后方的任务。经父亲等人一再说服和坚持，俞、李终于同意了这一方案。
俞、李率大队出发后，父亲与张云逸等立即着手准备应变。他们派四、五大队各一个营去左、右江地区，先行准备工作。在南宁，利用张云逸兼任南宁警备司令的职权，接管了省军械库等机关，控制了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和堆集如山的弹药。同时，将汽船备好停在江边待用，作好一切应变准备。
幸亏有父亲等共产党人的远识和未雨绸缪，否则，俞作柏、李明瑞这次倒蒋将会遭到全军覆没，不但不会东山再起，就连一块容身之地，恐怕亦难找到了。
俞作柏、李明瑞仓皇逃回南宁后，立即准备再向左江逃去。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商议后，当机立断，决定即刻举行兵变，把部队拉出南宁，向左、右江地区转移，并以百色、龙州作为重点，重新开创局面。
这一决定经秘密电台上报了上海的*中央，并得到了批准。时间紧迫，刻不容缓。
10月中旬的一天，入夜时分，南宁市区内枪声四起。兵变部队突然行动，打开了军械库，搬取了所有的枪械和弹药。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在宣布行动后迅速撤离南宁。
邓小平 第二部分 17、在广西的政治舞台上(3)
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的一小部分，由张云逸率领沿右江逆流撤向西北方向的百色地区。第五大队，由李明瑞、俞作豫率领沿左江撤向西南方向的龙州地区。
而父亲，则率领着党委和地方做秘密工作的同志，指挥着装满军械的船队和警卫部队，沿水路溯右江，向百色地区进发。当时在教导总队任政治教官的袁任远回忆：“小平同志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从水路向右江进发。很巧，我和佘惠是和小平同船而行。过去我们只知道小平是我们的领导，但从未见过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小平。他当时化名叫邓斌，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小平遇事冷静沉着，机智果断。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很健谈，有时也很诙谐。”父亲率领着他们的船队，在滔滔江水中逆流而上。江水在船舷边翻起浪花，南方十月的风吹拂着每一位革命战士的脸庞，他们的心，犹如阳光般的明亮，他们的激情，犹如这江水翻滚激荡。
船队一路顺风，不久即到达右江地区。
对于中央代表*，张云逸早已久闻其大名，只是由于秘密工作的原因而从未谋面。部队到了田东后，他才第一次见到了*。张云逸在回忆中写道：“我们到达不久，军械船也到了。过不一会，忽然见叶季壮陪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大队部走来。那位同志中等身材，20多岁年纪，神采奕奕，举止安详。我们连忙迎上前去，叶季壮就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哦！你就是*！’我不禁欢呼起来。三四个月来，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也很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同志的温暖感情充满心间，使我们一时忘记了说话。坐下来后，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位同志也来了，大家互相介绍，兴奋地谈笑。这时*说我们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军械都带去，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则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里保存起来。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便马上行动起来，继续走了两天，到达百色。从此，*就和我住在一起。”
就这样，在作为中央代表的*和其他共产党人的精心安排和组织下，广西的党组织有效地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把部队转移到百色和龙州地区，为在不久的将来，打起红旗，成立红军和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基本条件。
邓小平 第二部分 18、举行百色、龙州起义(1)
广西的形状就像一片扁平而宽阔的大桑叶。
首府南宁，在广西的西南部。北部，有通往湘黔的重镇柳州。东部，有通往广东的门户梧州。而左右江地区，则在其西部。
从南宁往西，一条邕江一下子分为南北两江，西北方向通向百色的叫右江，西南方向通向龙州的叫左江。左右两江之间的三角地带，称为左右江地区。
百色，距南宁约210多公里，这里已非广西腹地，周围没有大镇，西边就是云南。
龙州，距南宁约150公里，这里紧临我西南要塞镇南关（今凭祥市），对面跨过十多公里就是越南。
右江地区地处桂、滇、黔三省交界之地，是一个聚居着壮、汉、瑶等民族的多民族地区。大革命时期，韦拔群即在该地区的东兰、凤山两县建立了农民革命武装。在这里，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也从未停息过。韦拔群和他的战友们在右江地区打下的深厚的群众基础，为迎接*、张云逸率领的革命武装部队的到来，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父亲曾回忆：“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
父亲和他的同志一到百色，就积极进行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立即筹划武装起义。据袁任远、韦国清等回忆：“*同志召开了党委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六大’主张；改造和扩大部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通过地方组织，武装农民，开展打土豪劣绅的斗争。右江地区的革命活动日益发展。至11月初，党中央批准了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颁发了红七军、红八军的番号，任命了领导干部。*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立即在百色和龙州筹划一切，具体部署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袁任远回忆：到百色后，根据小平的指示和部署，积极开展工作。首先，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第二，把政权掌握过来，在我们力量所及的地方，撤换一些反动的县长，换上我们自己的人；第三，整顿军队，扩大武装。我们的部队是从李明瑞的旧部队拉过来的，成份复杂。为了把这支旧部队改造成革命的军队，我们首先清洗了一些反动的军官，对他们不抓、不杀，发给路费，‘礼送出境’，然后在部队中实行*革命，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在政治上、生活上一律平等，禁止打骂，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第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第五，消灭地主武装和土匪，巩固根据地；第六，培训干部，小平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他亲自给我们讲课。我记得党的“六大”决议、“十大纲领”、苏维埃政权等问题，就是他亲自给我们讲的。他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理论联系实际，很受欢迎。
就在这时，回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的龚饮冰秘密回到百色，向父亲他们传达中央的指示。中央批准了父亲他们的建议，要他们在广西左、右江地区创建根据地，创建红军，颁给的番号是红七军，委任张云逸为军长，*为政委。左江地区的部队编为红八军。
听到中央的决定，父亲他们一定十分振奋。当即，他们又派龚饮冰回上海，把部队撤到右江地区的情况再向中央汇报，并表示：“我们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大概需要四十天的准备，就可以就绪，那时就立即宣布起义。”“*当即召开了党委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决定加紧准备，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二周年纪念那天，宣布起义，成立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
公元1929年12月11日，百色城头高高升起了武装起义的红旗，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诞生。
按照党中央的任命，张云逸为军长，邓斌（小平）为政委。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第二纵队司令胡斌，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第三纵队司令韦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朴；军部经理处长叶季壮。
第二天，在平马召开了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任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为委员。红七军成立后，建立了前敌委员会，中央代表邓斌为书记，张云逸、陈豪人、雷经天、李谦、何世昌等为委员，统一领导部队和地方的工作。
在百色起义的前夕，也就是在11月的下旬，父亲突然接到上海党中央发来的电报，要他去上海报告工作。于是父亲便同张云逸等作了工作布置，于百色起义的前几天，也就是12月初，由百色动身，由一个向导带路，化装成商人，准备首先到龙州布置检查工作，为龙州起义和成立红八军作准备，然后再由龙州经越南海防乘船到香港，再乘船去上海。
父亲带领袁任远和佘惠由百色出发，先到田东住了一宿，第二天，他们在路上，正巧遇见李明瑞。
原来，李明瑞、俞作豫到了龙州后，一方面筹集军饷，一方面整理部队。而俞作柏此时已离开广西去了香港。11月末，李明瑞欲乘粤桂两军对峙、广西政局混乱、南宁空虚之际，发动攻势反攻南宁。他已命令俞作豫率领左江部队开进崇善待命，并亲自过右江与右江的部队商议联合攻取南宁。正在他去右江的途中，遇到了*。
邓小平 第二部分 18、举行百色、龙州起义(2)
*和李明瑞，都已相互闻名已久，而这次路遇，却是他们第一次的相见。从这一次相识开始，父亲便和李明瑞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并开始了一段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战斗历程。
这次相遇后，据袁任远回忆：小平和李明瑞谈了一会，便决定一块返回百色。
这是因为，父亲和李明瑞接触后，发现李明瑞和俞作豫对于是否打红旗，还持犹豫态度，但又感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据何家荣回忆：“当李明瑞到百色时，路遇*同志，*同志和李明瑞又转回百色，做李明瑞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革命道理，指出军阀混战的危害，说明党的计划是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准备百色、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红八军，至时请他任红七、八军总指挥，希望他跟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李明瑞同志欣然接受*同志的劝告，毅然走革命的道路。”
决心下定之后，李明瑞立即返回龙州。*也再度踏上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路程。
李明瑞回到龙州时，发现当俞作豫率部队向崇善前进时，大队副蒙志仁竟在龙州叛变。李明瑞和俞作豫会合后，当即决定夺回龙州。经过对龙州的封锁和围攻，蒙志仁战败逃窜，五大队于12月3日光复龙州。
1929年12月11日，我父亲、张云逸、韦拔群在广西领导和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油画）
1930年2月1日，广西左江人民革命起义，在龙州爆发了。在古龙州城上，竖起了铁锤镰刀的红旗。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正式成立。
军长：俞作豫。
政治委员：邓斌（*）。
政治部主任：何世昌。
下辖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何自坚（何家荣）。第二纵队司令宛旦平。
左江革命军事委员会，肃反委员会，工人、农民、妇女等各委员会也相继建立。
龙州起义后，红八军派部队开展打土豪和剿匪斗争，除掉了罪大恶极、民忿极大的恶霸，相继在八个县建立了工农*政权。“在数天内的政权，他已作了国民党军阀政府数十年所不能做所不敢做的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之反帝国主义政纲，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这是当时的*中央负责人李立三对龙州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高度评价。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使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的南疆大地上豪迈地高高举起一面呼啦啦飘扬的赤色旗帜，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极大地震动了反动势力，鼓舞了革命者的战斗士气。
《百色起义》（油画）文启泰作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后，左右江区域20个县，100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
根据*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任命，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邓斌（小平）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兼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其时，李明瑞33岁，*25岁。
邓小平 第二部分 19、国事家事伤心事(1)
1930年1月的一天，父亲受中央汇报工作之命，回到了上海。他首先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了广西的工作。
中央档案馆现存的《军事通讯》第二期，也就是1930年3月15日那一期中，有一篇名为“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据考证，这次讨论会时间应为1930年1月。文中所载人物用的都是化名，我认为，其中的报告人应为*，参加讨论的人可确定都应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负责人。
《军事通讯》为发表这份“讨论”加了一个编者按，内容如下：“我们本来不准备再把讨论记录的全部发表，只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目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把这个记录全面发表了。”
报告人（应为*—作者注）在报告中，详细汇报了广西前一阶段的工作，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设想。
为抚养革命者、烈士、蒙难者的子女，1930年3月，中国革命互济会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441号开办了大同幼稚园，次年春迁至陶尔斐斯路341号（今南昌路48号）。图为幼稚园部分保育员和幼儿合影
关于前委今后的工作，报告中提到，要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直接由群众选举的苏维埃革命政权，建立由贫农组织的农会，防止无目的的烧杀主义，一切工作向着群众，要扩大宣传，发展工人组织，对小商人实行保护，对大商人加重捐务，废除苛捐杂税，健全地方党的工作等等。
关于军队，要加紧军队的战斗力，建立游击战争的战术，改善待遇，作到官兵一律平等，在成份上改造红军，开展军事训练，加强军中政治工作，注意维护军纪党纪。军事发展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推向湘粤边界发展，以造成与朱（德）毛（泽东）会合的前途。
另外，红七军中军事人材够用，但缺乏党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材。地方党的组织，以前等于没有，目前党的组织干部甚为缺乏。当地农民生活很苦，土地大部分集中在中小地主手中，自耕农多，但大都很穷，豪绅对农民压迫很厉害，因此农民对土地革命的积极性很高。广西的商品交换以鸦片为中心，现在一是扣留一部分鸦片，一是加重鸦片交易的税收。
以上是报告人报告内容的大意。
在讨论中，发言人对广西的工作提了很多意见和建议，其中一些意见一看即知带有浓厚的“左”倾味道。特别是几位发言人（广东老、奥洋）都提到对李明瑞绝对不要存“丝毫的幻想”，并要加紧与之斗争，否则将为其出卖。表现了对李明瑞极大的不信任和排斥。
众人发言后，报告人（应为*）根据讨论者的意见作了补充说明，重申了一些工作重点，就一些人的意见和误解进行了说明和解释。
对于李明瑞，父亲和他一起组织领导了百色、龙州起义。父亲认为他最了解李明瑞，也最信任李明瑞。面对中央和中央军委一些领导的不同意见，他十分诚恳地解释道：“对李明瑞，我们当然不好怎样还存幻想，但是现在，在左江我们主观的力量还不够赶走他，而以为暂时利用他的线索去发动其下层群众工作也不是不可以的。当然，主要的要发动下层群众工作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建立工作的上层线索忽视掉！”父亲后来对我说过：“中央派我去广西，就是去做*工作！”看到这里，我可以更加确定这位未署名的报告人一定就是父亲，就是那个亲手创建红七、红八军的政委*。因为，这种面对谬误敢于坚持真理，面对持有错误意见的上级敢于大胆陈述意见的作风，正是符合父亲一贯的为人与风格。
讨论会的最后，一位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浩）作了结论。他认为，广西是适合于革命的发展，也适合于反革命势力的生存，因此要了解到，“这一时期还不能怎样乐观。”政治方面，要为武装保卫苏联和反军阀战争这两大党的任务服务，同时要加紧对红军政治纲领的宣传，建立经工农兵群众大会选举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会农会。在军事上明确前委是军中党内的最高机关，要开展士兵运动和扩大红军，红七军兵力应相对集中，龙州亦应与百色兵力会合，以与广东、福建*红军相呼应而达到会合的前途。
这个结论性的发言，虽然未能脱离中央当时“左”的大框框，但总的来说，比较客观和求实地分析了广西的形势，指示了广西红军今后的工作。
在这个结论性的发言中，没有提及李明瑞的问题，但据父亲说，他向中央建议批准发展李明瑞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父亲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完不久，即在3月2日，上海党中央给*广东省委转红七军前委发了一份指示，上面写道：“小平同志来，对于过去广西军中工作及转变情形有详细的报告，除与小平同志详细讨论许多具体问题由他面达外，更有下面的指示。”指示说：红七军是在全国客观条件下产生出来的，是在广西群众斗争的影响之下产生出来的，他虽出现在偏僻的广西，但并不能减低他伟大的作用与意义。
指示总结了红七军前一阶段的工作中的优缺点，指明今后工作的主要路线是：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扩大游击战争，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建立在广大群众信任之上的苏维埃政权，红七军发展的前途，“是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推进与*红军以及北江地方暴动取得联络，以争取广东一省或数省先胜利的前途。”
邓小平 第二部分 19、国事家事伤心事(2)
指示批准七军前委名单，指定*、陈豪人、张云逸、李谦、韦拔群、雷经天、何世昌七人组成前委，*为书记。张云逸为第七军军长，*为政委。
父亲在上海忙完公务后，便又急忙去忙他的家事。因为，在上海的时候，父亲的个人生活遇到了一件不幸的事。
父亲汇报完工作，赶忙去看他的妻子。此时，张锡瑗正住在上海宝隆医院里，准备生孩子。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本是天大的喜事，但是，谁也没想到，偏偏孩子难产。好不容易，孩子总算生下来了，可是张锡瑗却因此得了产褥热。那时候虽是住在医院，但医疗条件很差。父亲在医院以极其焦虑的心情日夜陪伴着妻子。不幸的是，几天以后，张锡瑗去世了。
孩子，生下来后便放在徐冰和张晓梅家里，可能因难产的关系，没有几天，孩子也死了。
这是一个女孩儿。
听邓妈妈讲过，张锡瑗的死，令父亲十分悲痛。但是，再不幸也是个人的不幸，再悲痛也只能把它深深地埋在心底里。
因为，前方，形势逼人，军情如火。大约在1月底，他连妻子也未来得及掩埋，便又急匆匆地赶去广西了。中央已批准他们的计划，广西的部队和同志们正等着他去布置指挥呢?
「盖自俅稳〉老愀凼保ü业车笔痹谙愀鄣牡叵陆煌ǎ伊艘幌抡谙愀劢⒚孛艿缣ǖ睦钋浚蚶钋垦实焦阄骱笕绾斡肷虾Ｓ梦尴叩缌绲挠泄厥乱恕＠钋扛嫠吡怂泄氐暮艉诺仁孪睢?
李强回忆说，那时“也谈到他的夫人托我埋葬的事情。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小平同志。”李强是特科的工作人员，当时党内有些同志死后，都是由他负责去埋葬的。1930年春天，李强回到上海后，承中央军委之命，负责安葬张锡瑗。父亲自被派到广西工作后，就离开了中央机关，改为由中央军委领导。当时的*中央军委书记是周恩来。李强叔叔告诉我：“我们把张锡瑗埋葬在上海江湾的公墓。墓碑上写的名字是张周氏，但在公墓进行登记时用的是原名张锡瑗。当时埋葬这些同志们多用假名，罗亦农用的是毕觉，苏兆征用的是姚维常。给张锡瑗送葬的，有邓颖超同志和她的妈妈，还有一位姑娘，我们安葬好了以后按当时的规矩祭奠了一下。后来我才知道，同我们一起去的那个姑娘就是张锡瑗的妹妹张晓梅。”
我的二叔邓垦说，他1931年去上海念书，5月份找到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兄长。父亲带二叔到江湾公墓去看了张锡瑗的墓。二叔记得，那个墓碑上立碑人用的不是父亲的真名，而是随便起的一个名字。这些都是地下工作的需要。
1949年，上海解放后，父亲一进城，就去查找张锡瑗的墓。因为战乱，日本人又在公墓那里动土修机场，许多烈士的墓地都找不到了，罗亦农的墓地也不知下落了。还是李强的记忆力好，在他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地。当父亲和母亲两个人一起前去查看时，发现那里都被水淹了。于是父亲叫人把张锡瑗的遗骨取出来，放在一个小棺木中，和当时找到的苏兆征的遗骨一起，两个小棺木，都放在父亲他们在上海住的房子楼下，也就是当年国民党励志社的那个房子。不久，父亲就又离开上海，率军挥戈南下、西进，进军大西南，直到把蒋介石的最后残余赶出中华大陆。
张锡瑗和苏兆征的棺木，一直放在上海励志社的旧址里，直到“*”爆发，就根本无法顾及了。
事情也是很怪，苏兆征、张锡瑗等革命烈士的遗骨，于1969年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
当时正是“*”最汹涌澎湃的时期，父亲被当作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已经打倒。我想，当时建立上海烈士陵园的人，一定不知道张锡瑗是谁，看到她和苏兆征的棺木放在一起，就一起安葬了。如果他们知道这个张锡瑗是*的妻子，那非但不会将她安葬，而且还不知要怀着多大的阶级仇恨来处置张锡瑗的遗骸以示对*的彻底批判呢。
也可能，在冥冥之中，真有什么力量，在那一片疯狂与混乱之中，就这么把张锡瑗保护了下来。
现在，上海烈士陵园已改名为龙华革命公墓。张锡瑗那块朴素简单的墓碑上镌刻着“张锡瑗烈士之墓”，她那张在莫斯科时的照片镶嵌在石碑之上。她和苏兆征、杨贤江、顾正红等革命烈士一起，安详地静卧在青松翠柏之中。
当我们去她的墓地瞻仰时，献上了许多鲜花，让这些美丽绚烂的花朵，伴随她宁静地安息于此。
邓小平 第二部分 20、红七军、红八军的兴衰(1)
1930年2月7日，父亲再次经香港取道越南，回到了广西龙州。
当他还未走出越南的地界，远远望去，就看到镇南关上高高飘扬着红旗。他知道，龙州起义一定举行了，红八军也一定已经成立了。
他一到龙州，才发现红八军已分头到各县去剿匪反霸，只有第二纵队司令员宛旦平在红八军司令部。宛旦平向*详细汇报了红八军工作情况和龙州的形势。
随即，父亲召集了一个广西军委和地方党委的干部会议，根据他在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精神，作了几次详细的报告，指出左江各方面的工作尚未抓住中心工作。经过几次会议的讨论，决定了职工运动、农村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反帝斗争、土地革命、扩大和发展红军等问题的方针政策。会议同时决定，八军暂时组成一个前委，总的方向是与七军会合，集中力量向湘、粤边进展，以期与朱、毛红四军会合。
不久，父亲他们得知七军在右江的隆安战斗失利，主力已退出右江，不知何往。此时，重掌广西军政大权的桂系军阀，以四个团的兵力进犯龙州。八军此时已认识到龙州是绝对不能守的，因此为了保住与右江七军的联系，决定打下左、右江之间的重要通道靖西。
红八军第一纵队于3月11日包围了靖西的敌人。据第一纵队司令何家荣回忆：“邓政委亲临前线和我同在南门外阵地（即现在的靖西大桥附近）指挥作战。在围攻了四天尚未能攻下之际，邓政委因不能在靖西耽延太久，我便派谭晋连长率领第八连护送他过右江。握别时他指示第一纵队领导一定要把靖西攻下，扫除左、右江联系的障碍，并随时注意龙州方面的情况。邓政委由第八连战士护送，经过代垌、把荷、东江、巴麻、思林、武篆，安全到达韦拔群同志处。”
父亲离开红八军后，第一纵队久攻靖西不下，撤回龙州。这时，敌人已调重兵袭击龙州，红八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进行了英勇抵抗，最后放弃龙州，由俞作豫军长率领退至凭祥。敌人尾随追击，第二纵队司令宛旦平、营长雷献廷等牺牲，俞军长所率部队仅剩七百余人。龙州被敌人占领，红八军和龙州革命政权至此失败。
红八军军长、共产党员俞作豫为了找党组织而去香港，不幸为叛徒出卖被捕押送广州。1930年8月18日，俞作豫军长及廖光华、王敬轩三同志被陈济棠杀害于广州黄花岗。俞作豫年仅30岁。在慷慨就义之前，俞作豫无比悲壮地写下了“十载英名宜*，一腔热血岂徒流”的绝笔诗句。
红八军失败后，其攻击靖西的第一纵队，在司令何家荣和参谋长、共产党员袁振武的带领下，几次企图与红七军取得联系，均因敌人强大围攻而不得，乃退至贵州边界，但仍坚持战斗。最后，这支红军队伍，历尽千辛万苦，转战滇桂、黔桂边境数月，历经半年的时间，剩下300多名战士，在参谋长袁振武的率领下，终于于同年9月间在广西河池地区与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会合。当袁振武紧紧握住李明瑞总指挥的手时，两军的战士们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
红八军第一纵队余部，从此并入红七军建制，一起参加了平马整编。
1930年3月，父亲和红八军第一纵队的一个连，从靖西一带冲到右江。这时，右江沿岸已完全为敌人占领，红七军已退入东兰一带。4月，父亲终于在重敌重围之中，迂回到了东兰县武篆区。
到武篆后，父亲一面设法同已向北行动的七军主力取得联系，一面与韦拔群一起进行土地革命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父亲曾说过，他在右江地区开展土地革命的一些作法，是他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从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的报告和红四军到上海的同志向中央进行的口头报告中学习的经验。
父亲在武篆的魁星楼住了两个月左右。到了5月底，他们估计红七军主力可能向河池方向移动，父亲便决定去河池一带寻找红七军。第六天，父亲赶到河池，终于与李明瑞、张云逸会合。
父亲在河池召集了一个党员大会，决定回师右江，在右江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改造红军，总的方向还是迅速向外发展。并决定乘红七军从贵州回来一路上取得的胜利成果，一鼓作气，挥师百色，收复百色。
父亲回到广西后，还办了一件事，就是按照中央的批准，根据李明瑞的要求，接受李明瑞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决定，当父亲一到龙州后便宣布了。从此，李明瑞，由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旧的军事将领，成长为一名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战士。1930年6月初，红七军在李明瑞总指挥、*总政委和张云逸军长的带领下，向百色进发。6月8日，红七军一、二纵队向百色发起进攻。由于敌人工事坚固，两天仍未拿下。李明瑞、张云逸亲到前线指挥，令二纵二营营长、共产党员冯达飞用山炮轰击。在红军猛烈攻击之下，胜利收复百色。
收复百色后，前委决定继续扩大战果，红七军乘胜战斗，又收复了奉议、恩隆、思林、果德等右江沿岸各县县城，全部恢复了右江苏区。在红七军于军事上取得一系列的胜利的同时，右江地区继续开展土地革命，扩大群众基础，巩固红色根据地的建设，整个右江地区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邓小平 第二部分 20、红七军、红八军的兴衰(2)
右江红色烈焰的熊熊燃烧，早已引起了蒋介石的忐忑不安。7月初，蒋介石命云南滇军龙云，取道龙州、百色，沿左右两江进攻南宁。但在平马附近的果化一带，冒进的滇军一部遭到早已埋伏在那里的红七军的伏击，恶战一场，滇军死伤五六百之多。经过这一战斗，气势汹汹的滇军真好像当头挨了一棒，以后再未敢与红*域为难。
与滇军一战之后，红七军也伤亡200多人，因此部队便开到平马，进行整训。
红七军在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就注意到部队的改造和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同时在部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废除军阀作风。七军的各连队，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都建立了党支部，在战斗中发挥了党组织在军队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七军前委之下各纵队设立队委，各营设营委，各连设连支部，从上到下形成了完整的党的领导系统。在建立党组织的同时，前委还十分重视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提高理论水平。
在平马，为了提高军队政治素质，红七军军部举办了一期为时三个月的教导队，以培养连排基层干部。邓斌政委亲自主持开学典礼，亲自作了形势报告，还亲自给学员讲课。红七军在对部队进一步进行政治思想、组织和军事整训的同时，在地方党委的配合下，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颁发了《土地革命宣传大纲》及《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等指导性文件。
由于进行了土地革命，广大贫苦农民欢欣鼓舞，热情高涨，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农民踊跃参军。由于贫苦青年农民的参军，红七军的部队成份大大地得到了改变，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为了保卫土地革命成果，保护秋收，红七军决定在整训之后于10月初出发向河池地区行动。
红七军老战士莫文骅回忆：“整训结束，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基本胜利完成。广大贫苦农民不仅在政治上当家作主了，而且在经济上也得到了翻身，因而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许多翻身农民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和赤卫队。有几千农民报名参加了红军，这就使红军队伍由三个纵队扩大为四个纵队，全军发展到八千人。这时红军兵强马壮，跃跃欲试，为迎接新的战斗，开辟新的局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按父亲的说法，此时，“是红七军的极盛时期”。1930年9月间，红八军余部到达河池，与红七军胜利会师。从此，红七军、红八军，汇成广西革命的一支英勇的武装力量，开始了新的征程。
自1930年2月间父亲向上海党中央汇报广西工作离沪回桂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央失去了与广西的联络。4月，中央给七军前委一封信，称“自小平同志去后，中央没有得到你们的报告，仅从反动的报纸得到你们一些消息。”6月16日，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转七军前委发了一封指示信，上面称：“关于七军问题，自小平同志回七军后，中央即未曾得到报告，自退出龙州百色后除龙州部分失败情形有同志到沪报告外，关于从百色退出的大部分的行踪，中央都不甚明了，近日上海有西文报纸载说已到柳州附近，但详情亦不知道。”
一省或数省先胜，进而建立革命政权，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这就是“立三路线”的战略布局。在这封信中，党中央重申了立三路线的观点，认为“世界革命有首先在中国爆发的极大可能”，要求“革命首先在一省或重要几省之内胜利”，在南中国要争取广东的胜利，“坚决的进攻敌人的柳州桂林向着广东的西北江发展”。同时批评七军前委对于李明瑞、俞作豫的态度是“非常错误而且危险的问题”，是“没有遵照中央正确指示做法，故结果遭受机会主义的失败！”可以看出，上海立三中央因对七军前委一些作法不满，又联络不上，情绪十分焦急。
因此，党中央为了在广西更有保证地贯彻“左”倾方针，特派邓岗（又名邓拔奇），前往广西指导工作。
9月31日，*南方局代表邓岗（拔奇）来到红七军。10月2日，红七军前委在平马召开前委会。会上，邓岗传达了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红七军前委决定，七军由四个纵队改编为三个师，十九、二十两个师北上向河池方向行动，在河池集中全军举行全国苏维埃代表的阅兵典礼，以鼓舞士气，并召开全体党员大会。韦拔群率领第二十一师留在右江地区坚持右江根据地的斗争。
10月4日，红七军主力七千余人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地整装北上，向桂黔边界的河池地区进发。
这支红军队伍，正是朝气蓬勃、士气旺盛之时，他们怎么会想到，他们的总政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心里，却是思绪万千，很不平静?
≡矗醒肽戏骄执淼烁诘嚼春螅锪说持醒胝尉只嵋榫瘢衔碌母锩叱币丫嚼矗〉靡皇』蚣甘∠仁だ⑷锩āＣ詈炱呔チ荨⒐鹆郑詈蠖崛」阒荩耘浜虾烊哦崛∥浜海蟆盎崾ξ浜海沓そ薄?除了军事部署以外，邓岗还传达了中央对广西右江根据地土地政策的批判，说右江特委所执行的土地政策是右倾富农路线。
党中央的新的战略部署和对右江土改工作的批评，引起了父亲的沉思和忧虑。
对于革命形势和现阶段革命任务的不同看法，对于红七军这支七千多人的红色革命武装力量的前途命运的担忧，不容他不深刻的思考，不容他不心存忧虑。
邓小平 第二部分 20、红七军、红八军的兴衰(3)
1930年秋，红七军到达广西北部黔桂边境的河池地区。
10月10日，红七军前委在河池召开了全军党员代表大会。在会上，邓岗坚持遵照立三中央的指示，让红七军首先攻打柳州。红七军的参谋长龚楚（鹤村）和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也积极支持这一主张。
而父亲，则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父亲说过，他这时的心理是，听到中央代表传达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中央精神，的确很兴奋，但他冷静地考虑到，当时的广西，已被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重新恢复了统治，红七军虽在右江地区开辟了根据地、壮大了队伍，但军力只有几千人，当时打百色都已十分艰难，要想打下桂林、柳州甚至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是没有把握的。
但是，打柳州是中央的命令，又必须坚决执行。怎么办呢？父亲曾和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发现大家的思想很不统一，有的认为不行，有的不表示意见。最后，在会上，父亲提出，由河池到东南的柳州，隔着一条大江，不好打，可以先打东北面的桂林，然后再打柳州。这一意见取得了多数代表的同意。
尽管父亲和其他的同志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但是由邓岗把持的河池会议，完全接受了立三路线，确定了红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以完成南方革命。会议上还批评了七军前委过去的“错误”，组织了一个由陈豪人为书记的“兵委”，并错误地免除了广西党的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主席雷经天的职务，以后又开除了他的党籍。
11月9日，红七军整装出发，向东开进。
当这支革命队伍满怀豪情壮志奔赴战场，去执行党中央“左”倾决议之时，他们并不知道，就在他们出发的两个月前，党中央已经于９月底在上海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批评和纠正了李立三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由于山高路远，消息隔绝，地处西南边陲地区的红七军，对于这么重要的一次党的会议和党中央方针政策的重要转变却毫不知晓，乃至在中央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两个月后，他们仍然按照原“左”倾中央的指示方针，出发了。
到达三防后，邓岗和龚楚、陈豪人等指责*违反中央命令，坚持要先打柳州的方案。于是在三防召集营以上干部会加以讨论，会上争论激烈，最后，大家表示服从*南方局代表的指示。*深感在会上的孤立，便提出辞去前敌委员会书记一职，建议由中央代表或他人来担任这一职务的请求，而邓岗和龚楚、陈豪人又不同意，结果，*只能服从了大家的决定。
在这个漫长而又艰苦的军旅途中，红七军前委内部，从未停止过争论，从未消除过分歧。按父亲的话说，就是一路上天天吵，吵了一路?
∪阑嵋橐院螅炱呔聪蚨戏较蚨拢急腹ゴ蛄荨Ｐ兄林型荆搅巳诮话兜某ぐ玻⑾值腥艘延辛礁鍪Φ闹乇し馈?2月15日，红七军以主力攻打长安镇，但激战五日，终未能攻克，而自身也已伤亡数百人。在这种情况下，红七军决定撤出战斗。
从长安撤出后，红七军终于为现实所迫放弃了攻打柳州的计划。但是，以邓岗为首的人，既未放弃立三路线，也未放弃攻打桂林的方针，只是因为当时敌人已有布防，所以红七军只好北上，想从湘南迂回广西继续攻打桂林。但经武冈一役，红七军连遭重创，伤亡二百余人，十九师五十五团团长何莽壮烈牺牲。部队的士气大受挫折，在撤退的途中部队又跑散不少。红七军收集了部队，决定立即继续向东南方向转移。最后，红七军总算安全地回到了广西，到达湘桂边境城镇全州。
到了全州后，红七军的领导干部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红七军的前途。
自从10月初红七军从河池出发以来，经过四次与敌遭遇，长安攻城失利，武冈作战失败，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部队已由七千多人锐减到三四千人。此时，部队中士兵的失败情绪很深，逃兵也很多，虽然时入冬季，部队尚且衣食无着。而且，北有湘军虎视眈眈，南有桂军严阵以待，在这种困境下，再要打柳州、桂林，进而“饮马长江”，真是谈何容易！至此，红七军在严酷的现实和教训下，终于彻底放弃了“立三”冒险主义，再也不提攻打柳州、桂林的计划。
会后，邓岗要求回上海党中央汇报工作，离开了红七军。而支持他的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也随后离开了红七军。父亲说，陈豪人是在一次战斗后自己悄悄走了的，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
他们走后，“立三”路线对红七军的指挥也从此丧失。红七军的指挥权，又重新回到了*、李明瑞和张云逸手中。
在全州稍作休整后，红七军转战于湘、粤、桂三省的边界地区，1931年１月，到达湘南乳源县梅花村一带。在梅花，部队刚住下，*湖南省乐昌县委派宣传部长谷子元前来和红七军联系。谷子元带来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紧急通告等文件。看到这些文件，父亲和红七军前委才知道，原来，早在去年的９月，也就是他们在河池之时，党中央便已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结束了立三路线?
?930年9月到1931年1月，这个时间上的差距，竟使红七军辗转作战数千里，不但丢失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兵力减少三分之二！这么大的责任，这么大的损失，这么大的差误，回想起来，怎么能不令人深感震撼！
邓小平 第二部分 20、红七军、红八军的兴衰(4)
逝者已逝，无可挽回，也没有时间去挽回。红七军刚在梅花住下几天，２月３日，他们即得情报，说粤军邓辉一团从星子方向追来，七军前委认为，只有一个团的敌军，正是一个歼灭敌人的大好机会，乃决定进行战斗的军事部署。
仗一打响，敌我双方一经接触，才发现，敌人的兵力绝非一个团，而是三团之众，其中两个团是由乐昌方向过来的。
错误的情报导致了错误的决定，错误的决定导致了失败。经过五个小时的激烈而又残酷的一场恶战，红七军歼敌一千多人，但本身伤亡亦很大，最后于黄昏时撤退下来。
对于梅花一仗，父亲记忆深刻。1992年他到广东时，还曾感慨地提起他在广东的这些战斗经历。他万分惋惜地说，在梅花一仗中，牺牲了许多重要的干部，比如二十师师长李谦。
1931年2月5日，梅花村战斗结束，在掩埋好牺牲的战友后，红七军退入山区。
红七军第三纵队司令员韦拔群
经梅花一战，七军损失严重，兵力疲惫，部队情绪不佳。红七军前委决定，放弃在粤北湘南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速出乐昌，向江西前进，到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在中央苏区休整部队，并任命张翼为五十五团团长，冯达飞为五十八团团长。
在安排好了二百多名伤员后，红七军在*、李明瑞、张云逸的带领下，向西开拔，强渡乐昌河（即武水）。
中午时分，*和李明瑞率五十五团先过乐昌河，不想此时敌人由乐昌、韶州两处用汽车运来部队，阻止我军过河，张云逸率领的五十八团仅过了一个连，便为敌人炮火截断而不能渡河。
经乐昌河一役，红七军又被割断为两部，五十五团由*、李明瑞率领向江西进发；五十八团则由张云逸率领继续在湘粤边界迂回，最终渡过乐昌河，向江西方向前进。在此期间，红七军的两部失去联系，全无音信，直到４月中旬，两部方才在江西永新会师。
红七军第五十五团，在*政委、李明瑞总指挥的带领下，突破了企图阻止红军过河、并将红七军全歼于此的敌人的围击，一千多人的队伍经过广东北部仁化地区，向北直入江西。２月８日左右到达内良，在这里，他们欣喜地遇到了中央湘赣边特委领导的崇南游击队。
红七军在游击队的安排下，安置了伤员，还听取了情况介绍。他们得知，这一带尚属游击区，群众基础还比较薄弱，六十里外的崇义县城还是敌占区，但敌人兵力较弱。
红七军乃决定，北进六十里，拿下崇义！红七军以较强的战斗力和兵力上的压倒优势，很快占领了崇义县城。
崇义，在江西西南部，此地地处湘鄂赣三省边界地区，离井冈山约一百公里，已是我红军湘赣根据地的外围地带。2月14日到达崇义后，即得知离城25里处有我红军三十五军的一个独立营，有苏维埃政府。三日后，红七军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并会见了*赣南行委的同志。
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红七军决定在崇义开展工作，以崇义为中心创建一个巩固的苏维埃政权，进行深入的土地革命，同时加紧创建党的工作及整顿发展红军，在粤赣大道上，实现扰敌后方的任务。
在崇义二十几日后，红七军迅速创造了几个区苏维埃政权，在全县形成了一片红*域，与此同时，开始提出分配土地的问题，工作开展比较顺利，部队也有了暂短的休息，战斗力已大大恢复。
在此期间，恰逢1931年的旧历新年。也就是在公历2月17日那一天，崇义家家户户辞旧迎新，过了一个平平安安的新年。红七军全体指战员，也在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与民共乐，享受了一个欢乐的节日。
过了年后，七军得知，敌军对崇义之红军已不能安枕，在讨论红七军的行动时，赣南行委书记等提出，崇义地区原本是游击区域，群众基础薄弱，如敌大军前来，恐不能立足。在崇义东南的信丰一带，我三十五军已经离开，红*域正逐渐失去，因此建议红七军开到信丰一带，以便巩固信丰的红色政权。红七军前委书记*和前委委员李明瑞、许卓商议决定，采纳行委的意见，将部队转移至信丰地区。
在崇义时，父亲他们从行委的同志那里得知，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占据了中央的领导地位。
这一消息，使父亲的心中有所震动。因为，对于王明此人，他向无好感。他想到，自从1930年从中央回广西后，一直没有和中央取得联系。现在，红七军终于到达江西，周围敌情并不严重，而且当地行委有可靠的交通线可达上海中央，因此父亲考虑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他和李明瑞、许卓召开了前委会，会上一致同意*去上海汇报和请示工作。*指定，他走了以后，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一再叮咛，红七军不能独立行动，必须在有群众基础的地区，与群众会合起来，才能站稳脚跟完成任务，在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方向靠拢。
交代完工作后，父亲告别了李明瑞，告别了这个与他共创红七军，共同开创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战友，离开了崇义。他当时绝对没有想到，他与李明瑞的这一别，竟然成为永别。
父亲离开红七军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以后，李明瑞、许卓便准备出发东去信丰，在信丰保卫根据地的建设。
邓小平 第二部分 20、红七军、红八军的兴衰(5)
正在此时，江西“剿匪”总司令何应钦调集兵力，想歼灭红七军于赣南。敌人的两个团及一些民团很快接近了崇义城。由于我方的情报侦察工作做得不好，因此等敌人到了城边，我军才得知敌人大军三面来袭。恰好天下浓雾，红七军巧布疑阵，迅速从城内撤出，北进到井冈山附近的遂川。
1931年3月，李明瑞再率红七军北上，到达永新。在永新，他们见到了由滕代远带领的红三军团的一部，这是红七军屡经征战以来，首次见到其他兄弟红军部队。由此，红七军便与江西红军会师。在永新，他们一边开展工作，一边继续打听张云逸军长和五十八团的消息。
4月，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一天，时间已是下午四时许，李明瑞和许卓带领一支队伍，打着红旗，正在过桥，突见前面一支部队迎面而来，原来就是红七军在乐昌河失散的五十八团。
李明瑞激动地握住张云逸的手，两个人都像孩子般地热泪长流。红七军的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终于在永新会合了。
不久，红七军接到中央红军毛泽东总政委、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成立河西总指挥部，李明瑞任总指挥，直接指挥红七军、红二十军、湘赣苏区红军独立第一师三支部队。
在永新休整数天之后，红七军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投入了粉碎蒋介石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的战斗。红七军活跃在赣西和湘东一带，先后参加了安福、茶陵、安仁、袁州（今宜春）、酃县、宁冈等多次战斗，配合中央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并扩大了湘赣革命根据地。
1931年6月中旬，红七军奉中央红军的命令，主力东渡赣江，开到兴国县，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1931年11月，在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召开了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红七军派出五名代表参加大会，其中张云逸、韦拔群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为了表彰红七军的革命精神和卓著功绩，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大会闭幕式上，亲手授予红七军锦旗一面，上面书写着“转战千里”四个大字。父亲说，到了70年代，毛泽东还几次对他说：“红七军能打啊！”
红七军的历史，是一部悲壮的历史，是一部轰轰烈烈的革命战斗史。红七、红八军从无到有，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从小到大，使中国工农红军的声威震撼广西，其赫赫声威和盖世英名，将和其他中国工农红军兄弟部队一起永载革命史册。
对于父亲本人来说，红七军、红八军的革命历程和战斗实践，的确给予了他更多的锤炼。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无论是胜仗还是败仗，都为他在今后更广阔的领域内进行革命斗争实践，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经验，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使得他愈益成熟。广西的山山水水，广西的斗争经历，红七、红八军的革命战友，父亲永远不会忘记，在广西首府南宁的南湖公园，建立了李明瑞和韦拔群烈士的纪念碑，父亲在碑上题写道：“纪念李明瑞、韦拔群等同志，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
邓小平 第三部分 38、全面内战的爆发(1)
1946年6月下旬，整个中华大地上赤日焰焰，酷暑难当。国民党蒋介石以大举围攻共产党的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中国的大规模内战，揭开了战幕。
在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同时，国民党军用58个旅的兵力，进攻共产党的华东解放区。
大战已经开始，形势十分严峻。晋冀鲁豫解放区，西起同蒲路，东抵津浦路，北至正太路和德石路，南跨黄河达陇海路，与我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华东各解放区都相毗连，并与中原解放区最相邻近。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我各解放区的枢纽，因此，亦成为国民党进攻的重点之一。
为了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为了配合华东的作战，刘邓报经中央同意，决定集中野战军主力，主动而又机动地歼灭敌人，并将全野战军分为两部，一部由刘邓亲自率领，四万余人，向豫东方向作战；一部由陈赓率领，二万余人，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向晋南方向作战。
1946年6月28日，太阳刚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出现。朝阳初照大地，原野一片辉煌。
在邯郸以南的马头车站，晋冀鲁豫野战军全副戎装，列队肃立。小火车的车皮搭成讲台，刘邓首长准备讲话。
这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誓师大会。
*政委站在讲台上，他说：“蒋介石不遵守政治协商会议和停战协定，并已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全面进攻了。”我们“要迅速作好一切准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他发动反人民内战，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他的军队士气不振，经济困难，是他无法克服的。我们虽无外援，但人心所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保障。我们一定能够打败蒋介石。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打好自卫反击这一仗！”
刘邓首先选择的就是陇海路。
8月1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陇海战役。刘邓将全野战军组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七纵司令员杨勇、政委张霖之统率；右路军由三纵司令员陈锡联、政委彭涛率领。
8月10日，各路部队急行军30公里进入纵深地区，在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150公里宽的正面上，突然向敌人发起进攻，至12日，便攻占河南的兰封和安徽的砀山等城镇、车站十余处，歼敌五千余人，控制铁路一百余公里。
砀山城是由勇将杨勇、张霖之指挥攻下的。正在部队庆祝胜利之时，邓政委趟着泥水来到前线。
打了胜仗，本该嘉奖，没想到，杨勇、张霖之却挨了邓政委的“大批评”。原来，杨勇的部队素以勇猛著称，稍未注意，在战斗中纪律不好，损坏了群众的家具锅碗等用具。
邓政委来了，纵队紧急通知团以上干部开会。人们静悄悄地坐在泥水地上铺着的秫秸上。
邓政委严肃地说：“陇海战役已经打了四天。第一阶段你们打得很好，解放了砀山，俘虏了几千人，缴获武器也不少。但必须指出，你们有人却违犯了群众纪律。你们打仗牺牲了那么多人，为了什么？为什么又这样损害群众的利益，你们要认真赔偿群众的损失。”讲话之际，敌人的飞机又飞到头顶上来了，人们担心邓的安全，杨勇亲自去高处观察飞机的动向。
